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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猾是一种冒险的游戏

思想着和阅读着是同样美好的时光。读而不必非是经典,想而不必执求深刻一一于是使在享受着了。此种享受的“高级”在于只需花很少的钱,甚或根本不花钱。那么,何不乐而为之呢?初恋所以令人难忘,盖因纯情耳!纯情原本与青春为伴。青春已逝,纯情也就不复存在了。如今人们都说我成熟了。自己也常这么觉得。近读青年评论家吴亮的《冥想与独自》,有一段话使我震慑——“大概我们已痛感成熟的衰老和污秽……事实上纯真早已不可复得,惟一可以自慰的是我们还未混灭向往纯真的天性。我们丢失的何止纯真一项?我们大大地亵渎了纯真,还感慨纯真的丧失,怕的是遭受天谴——我们想得如此周到,足见我们将永远地远离纯真了。”“嚎啕大哭吧,不再纯真又渴望纯真的人!”他正是写的我这类人。全因有了家,活着才是有些情趣的事。当然,这一点于小青年们也许恰恰相反。但于已届中年和中年以后的男人女人们,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动物受了伤,还要回到自己的洞穴卧下舔舔伤口呢。中年人是人生最常受伤也最需要一声不哼的毅忍精神的年龄阶段。倘没家,则连个足可以卧下舔伤口的所在都没有了。同样是一声不哼地舔伤口,比较起来,有个家和没有个家那情形是大不一样的……但这里说的其实是潘美辰歌中唱的那种家,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大不小的地方”。即使旧巢倾毁了,燕子也要在那地方盘旋几团才飞向别处——这是本能。即使家庭就要分化解体了,儿女也要回到家里看看,再考虑自己去向何方——这是人性。恰恰相反的是,动物和禽类几乎从不在毁坏了巢穴的地方又筑新窝,而人几乎一定要在那样的地方重建家院……如今之中国人,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是太多了。如今之中国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一种几乎终生的行业,必然铸成一个人明显的性格特点。建筑师们,是不会将他们设计的蓝图给予建筑工人——也即那些砖瓦灰泥匠们过目的。然而哪一座伟大的宏伟建筑,不是建筑工人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呢?正是那每一砖每一瓦,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十几年、几十年地,培养成了一种认认真真的责任感。一种对未来之大厦矗立的高度和坚固性的可敬的责任感。他们虽然明知,他们所参与的,不过一砖一瓦之劳,却甘愿通过他们的一砖一瓦之劳,促成别人的冠环之功。他们的认真乃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愉悦!愿我们的生活中,对他人之事尚能认真,并能从中油然引出自己之愉悦的品格,发扬光大起来吧!一个好人的去世,定给我们留下许多怀念。有如心灵的营养,滋润着我们的情感,使我们的情感更趋于良好与美好的挂牵。这实在是好人辞世前对我们的最后贻赠啊!即使你的思想真比他人深刻,也绝不应因这一点而忽略了他人的存在。这首先便是浅薄的。人对人的尊重,是世上首先的起码的文明。也是至高的人际原则……心灵,亦即我所言内心世界,是与人的身体健康同样重要的。故保健专家和学者们开口常言的一句话,不仅仅是“身体健康”,而是“身心健康”。世上,是真有一些人的人心,只能用地狱比喻的。否认这一点是虚伪。害怕这一点是懦弱。祈祷地狱般的心从善,是迂腐。好比一个人愚蠢到祈祷这世上不要有苍蝇、蚊子、跳蚤、蛆、毛毛虫、毒蛇和蝎子之类。世界之所以叫世界,正因为它绝不可能干净到如人所愿的地步。世界是处在干净与肮脏之间的永恒的现实。人心也可以这样大致去加以分析。若让小偷选总统的话,他们非常可能选扒手。并且,他们非常希望,每位受尊敬的人,其实都曾有过溜门撬锁的劣迹。更非常希望,能从人类知识中,寻找到偷窃行为属人类正当行为的根据。因而无数名人的偏激言论,被败类奉为座右铭,是丝毫也不奇怪的事。连真理有时也不能幸免遭到褒滨。地狱并不在别处,正在每一个人内心里。所谓“圣界”也不在别处,也正在每一个人内心里。我们常常被告诫,要防备坏人。面这个世界,即使糟糕到极点,令人沮丧到极点,也起码是一个好人和坏人一样多的世界。故“他人皆地狱”,起码在一半意义上不是真理。而是心理变态者的呓语。纵然这句话最先是尼采说的,也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人间自有温情在。人间永远自有温情在。人内心里如果没有的东西,走遍世界无法找到。善善恶恶,善恶迭现,世界从来就是这个样子。信奉“他人皆地狱”的人,是很可怜的人。因为他的心,像木碳。吸收一切世间美好的温馨的情感,却体会不到那一种温馨那一种美好,仍像木碳。这样的人,我认为,是不值得给予他们什么关怀和帮助的。即使他们在请求于你甚至乞求于你的时候,内心里也是阴暗的,也是对他人怀有敌意的。尤其是,对那些张口切口“他人皆地狱”的人,万勿引以为友。避开他们,要像避开毒虫一样。因为,真的可能对他人构成地狱之险恶的人,正是出在他们那些人里。女性自白我的原名叫夏娃,男人们也叫我女人。当他们爱我的时候,又把我比作星辰。这世界怂恿我的天真,还欣赏我的泪痕。男人们想方设法使我美丽,说我是他们的一部分。做错了什么?是我常对自己的审问。当男人厌倦了我的时候,我就被抛给了怨恨。那时我像扬帆的小船。在失落的浪涛中浮沉。有一天我忽然觉醒,开始做自己的守护神。当我在女人的宣言上接下手印,忽然明白了曾是弱者的原因。当我的爱也向自己内心里延伸,我终于成为了自己的星辰……男孩儿成长为一个男人的时候,或他们自以为成长为一个男人的时候,总想要离开家。女孩儿成长为一个女人的时候,或她们自以为成长为一个女人的时候,总想要建立一个家。就许多男人而言,他们的人生观的主体乃所谓他们的事业。就许多女人而言,她们的人生观的主体乃所谓她们的爱情。男人也重视爱情,但为爱情而牺牲事业之时,常犹豫不决甚至牢骚满腹。女人也重视事业,但为事业而牺牲爱情之时,常忧郁寡欢甚至痛不欲生。男人和女人共同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却自古以来就有着根本不同的文化背景。男人的文化广博而芜杂,其核心意义是——这世界是男人的,包括女人。男人一向拥抱的是世界最表浅的那一部分——权力和名望,然后拥抱女人。女人的文化局限而单纯。其核心意义是——这世界太超出她们需要,得到爱情足够了。女人一向拥抱的是世界最温馨的那一部分。她们首先渴望拥抱住一个男人,然后才觊觎事业。有时似乎把后者看得更重,其实仍是为了拥有优秀的前者才那样。在全部人类的文化史中,男人以他们的文化轻蔑和排斥女人的文化。在全部人类的文化史中,女人固守她们的文化如同战士固守最后的堡垒。却仅仅是固守而已。这种固守非常之顽强。但越顽强,越作茧自缚。古今中外,企图从女人文化中突围的女性,既遭到男人的歼灭,也遭到女人的围剿,这是女人的历史性悲哀。男人文化的统治,女人对女人文化的自我欣赏。漫长世纪以来,使她们处于男人的奴婢地位而不自觉。女人乃是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镜子。女人对男人的影响与男人对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同样巨大而且重要。女人从来不是残缺不全的男人。女人一旦觉悟到她们不是残缺不全的男人,则她们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可能比男人们表现得更为出色。本身残缺不全的男人,要比本身残缺不全的女人多得多。残缺不全的男人太多了,一个民族就不振,一个国家就衰败。中华民族之女性们的觉悟,预示着不管怎样我们民族明天的历史将比昨天和今天书写得更多彩。“服官政”其实是正当的“行业”。能当官也是“一技之长”。但中国的问题在于,“只能”当官的男人太多了。这是男人的退化。也是男人的悲哀。同时是中国女性面临的悲哀现实之一种。将专门的人才异变为庸官,是中国的弊端之一。即不但是某些男人的退化,其实也是时代的退化现象。即不但是某些男人的悲哀,其实也是国家的悲哀。或说爱是纯粹的“自我”感情的投人和证明,乍听似乎不无道理,咀而嚼之,便会觉得相当片面了。因任何所谓纯粹的“自我”,只不过是纯粹的本能。爱并不纯粹是“性”,故不纯粹是本能。“做爱”和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殊不知连蛔虫也“做爱”,否则小蛔虫从何自来?但外科医生倘从人腹剖出两条绞缠在一起的雌雄蛔虫,是不大会叹曰:“好一对恩爱夫妻”的……“自我”难以“纯粹”,逞论爱耶?好女人是这样的女人——当她们的丈夫因受着权力欲和名利欲的诱惑,开始朝恶劣方面变的时候,能够并且善于,更加起到一所特殊的学校的作用,能够并且善于,从品行、德性、节操、人格诸方面,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老师的责任,重识并且重塑她们的丈夫。努力使他们恢复当初她们所爱的“那一个”男人的本色。世人认为嫉妒是女人的本能。我认为多数的男人,甚至更多的男人,也都是非常有嫉妒之心的。都曾被嫉妒啮疼过灵魂。事实上,摆脱不了嫉妒心的男人,一点儿不比摆脱不了嫉妒心的女人少。男人之嫉妒,一点儿也不比女人之嫉妒微小。嫉妒在通常情况下,使大多数女人们自己备受心理折磨,而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使男人们比坏女人们更坏。嫉妒一旦在男人的心内萌芽,则往往迅速长成巨大的毒藤。女人的嫉妒通常情况下导致女人的自卑。男人嫉妒通常情况下导致男人的隐恨。如果绝对没有泄恨的契机,他们便会铤而走险,以报复现实来平衡倾斜的心理。如果说女人的嫉妒之陪衬物常常是眼泪,那么男人的嫉妒之陪衬物却极可能是鲜血。女人没有参与社会事务没有成为社会人以前的漫长世纪,她们的嫉妒通常不过表现在情感方面。而男人们却早就开始为权力、为荣誉,甚至仅仅为了争凶斗狠而互相残杀。女人不太会由于嫉妒男人的权力和荣誉而杀人。但男人却会。而且会因此产生杀女人的念头。这比因情感缘故而杀她们更为丑恶。现代社会使女人开始向一切原先仅只属于男人的事业进军。她们的成功系数一点几也不比男人少。实际上正在比男人多起来。男人们在她们尚未成功的时候,往往虚伪地鼓舞她们,怂恿她们,更乐于支持和协助她们。在她们成功之后,她们便注定成了男人嫉妒的对象。除非她们的成功也标志着某些男人们自己的成功。足以使他们心安理得地分享她们的喜悦、骄傲和荣誉。成功的女人不但处在女人们的嫉妒半径以内,往往也处在男人们嫉妒的阴霾之下。现代社会里,男人们开始认为女人对他们不无危险。而事实上,男人们对于女人们才更危险。他们可能由于她们的容貌而诱猎她们,也可能由于她们的成功而企图毁灭她们的事业,乃至她们的肉体。人类生活中最温馨最富有诗意的,能使人类情感得到净化、趋向美好的部分,源于女性。所以我说,男人创造世界,而女人创造了男人。由我的母亲,可以想到千千万万几乎一代人的母亲,尤其是那些平凡的甚至可以说是平庸的,在社会最底层喘息着苍老了生命的女人们,对于她的儿子,该都是些高贵的母亲吧?一个个说来,该都是充满了苦涩的温馨的坚忍精神的故事吧?女人都喜欢照镜子,自我感觉良好。而男人对着镜子,却如同凝视着一个陌生人,他往往需要通过女人来证实自己,因为女人比男人更希望男人是男人。女人和男人是不同的。男人属于物质世界,男人的人生寄托于建功立业。女人属于情感世界,没有含苞欲放,享受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就凋谢了,只能结出干涩的苦果。这对女人是十分残忍的。灵魂无处安置,男人女人都有这种感受。女人更甚,因为她们负担重。也因为她们刚刚被抛入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心理承受能力,多重角色的压力,顾此失彼的失落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说,女人的苦闷,实际上也是时代的苦闷,女人开始和时代共命运了。牧羊犬天天和羊在一起,对羊相当忠诚。倘若狼来了,它又最肯于奋勇向前,自我牺牲。但雄牧羊犬求欢于母羊,母羊调头默默离去,寻找公羊。并不计较和谁在一起更有“共同语言”,也不认为应对牧羊犬破碎了的心负什么道义的责任。爱情首先源于爱悦,其次才产生所谓“爱情”的“情”。中国人一向颠倒过来,以为其更合乎逻辑。然而在爱的情绪之中,逻辑学是最不起作用的。没有学问,没有技巧,没有现成的经验,没有规定程序,没有纪律,没有至高原则——便是爱之本质。亚当和夏娃之爱固然不受任何习俗所指使,那乃是因为他们赤身裸体。不知除了爱还需要什么,也不忌讳丢掉什么荣誉、权力、地位和财产。更重要的是,伊甸园里只有他们一男一女。后来上帝将他们逐出伊甸园,他们便都哭泣起来。显然因为付出了代价——这一点后来成了制约人类的理性力量。亚当和夏娃当时各自心中怎样?圣经上没讲,我们也就无以考证。谁知他们是否都有点后悔呢?如今,亚当和夏娃式的爱情是没有的。世界上有些事,确乎是互为悼论的。从这一端去思想,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那一端去思想,得出那样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有道理,那样的结论也不无根据。两方面的结论,好比人的左脸和右脸,组合在一起,就是世界的面孔了。世界的面孔是经不起细端详的。有时倒是不去也不必去认真思想的好。如果说生生死死是人类故事的基本情节之一,那么生产和消费也是人类故事的基本情节之一。男人女人,归根结底,都是夹在这两大周而复始的循环情节中存活着的,不同仅仅在于角色的区别。大角色小角色,都要由生到死,从本质而论,首先都是一个消费着的人,其次才是一个生产和创造着的人……断臂维纳斯的缺残,最使我们产生艺术的感动。她好像只能是那样的,只能是缺残的。因缺残而留下千古之谜,造成永恒的因不完美才具有的美轮美灸的魅力。“她”使我们对其想象无穷。生活本身也像那些雕塑品,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也都是缺残的。也都必然是缺残的——你不能希望好东西都属于你……一代人的真诚,若受时代之摆布,必归于时代的某种宗教情绪方面去。而宗教情绪的极至便是崇拜意识的狂热顶峰,接下来便会发展向崇拜的“反动”——被污染的真诚檀变为狼藉破碎的理想主义的残骸……一代人的坚毅,必是艰难的时代所铸造的。当时代从艰难中挣扎出来,它挣扎的痕迹便留在了一代人身上。每一个时代都付于那一时代的青年人以不同的徽章。我们这一代已不再是青年。我们的徽章已经褪新。戴着这样的徽章的一代中年人,对于个人命运、时代命运乃至人类命运的坎坷,无疑会表现出与别代人不同的反应——而我希望它体现出特有的镇定。痛苦,是各式各样的。是最自我的体会。倘议一代人之痛苦,很难一言以蔽之。我看我们这一代人,就大多数来说,是太定型的一代人了。我们改变自己的可能性已经很小。而时代维护自己原本形象的可能性也已经很小。时代的烙印像种在我们身上的牛痘。我们又似时代种在它自己身上的牛痘。时代剜剔不掉我们。我们挣脱不开时代。本质上难变的我们,与各方各面迅变着的时代之间,将弥漫开来互不信任互不适应互难调和的云翳。是追随这个过分任性的时代,往自己身上涂抹流行色?亦或像战士固守最后的堡垒一样,与这时代拉开更大的距离摆开对峙的姿态?哪一种选择都未必会是情愿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痛苦其实也不过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尴尬。这一种尴尬将伴随这一代人走完人生之途程。可能越在将来其尴尬越甚。我们这一代人习惯了在对与不对之间进行判断。并且直至目前仍习惯于此。我们的下一代人却总是在利于己或者不利于己之间进行判断。并且将这种判断过程越来越简化。当然,这是非常岁月两代人之间的区别,并且是总体上的区别。非常岁月却不仅两代人,几代人都有可能走在一起。非常岁月绝不是对一代,而是对具体的每一个人的检阅。非常岁月人人都有可能超越代沟,人人都“那一个”人或“某一个”人。所以非常岁月才作用于历史这一非常意义。我们这一代人总受一种塑造自己趋于完美的意识所纠缠!而完美不要说根本就不存在,连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概念,有时也混淆不清。我们的无限的尴尬正在于此。产生这尴尬的精神、心理、思想、观念之难言苦衷正在于此。我看我们这一代,太习惯于将我们的灵魂交付给谁或什么了。其实我们的灵魂首先应属于我们自己。它的主宰不应是别人而正是我们自己。没有比自己做自己灵魂的主宰最正当也最必须的了!我们是时代的活化石。我们是独特的一代。无论别人怎样评价我们,独特本身,便是不容被忽视也不容被轻视的。而首先是,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要轻视和嘲笑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代也不要欣赏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任何轻视和嘲笑自己的理由或根据。我们也没有任何欣赏我们自己的理由或根据。我们就独特地生活着存在着吧!不必和别人一样。也不必任性地和别人太不一样。在独特之中,我们这一代的每一个人,都有与别人同样的权力生活得更宽松些。万勿放弃这一权力——生命对人毕竟只有一次……女人们,如果——你们的丈夫已接近四十岁,或超过了四十岁,那么——我劝你们,重新认识他们。对于许多中国男人,“四十而不惑”,其实是四十而始“惑”——功名利禄,样样都要获得到,仿佛才不枉当一回男人。“不惑”是假,是口头掸,是让别人相信的。“惑”是真,是内心所想,梦寐以求的。是目标、是目的。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而志于学”过,那些被认为或自认为“学而优”的,那些因此被社会所垂青,分配到或自己钻营到了权力场名利场上的男人,他们在三十七八四十来岁“要啥没啥”的年龄,内心会发生大冲击,大动荡,大倾斜,大紊乱,甚至——大恶变。由于“要啥有啥”的现实生生动动富于诱惑富于刺激地摆在他们面前,于是他们有的人真正看透了,不屑于与那些坏思想坏作风同流合污,而另一些人却照样学样,毫不顾借自己的品行、德性、节操、人格,运用被正派人所不耻的手段——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曲意奉迎,馅权媚势,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拉大旗作虎皮,弃节图利等等,以求“面仕”、“而服官政”、由被指使而“指使”。女人们,重新认识你们的丈夫总之是必要的。即不但要考察他们在你们面前在家庭中的表现如何,也要考察他们在别人眼中在家庭以外究竟是怎样的,正在变成怎样的人。在他们学坏样还没到“舐糠及米”的程度时,也许还来得及扯他们一把,使他们不至于像熊舔掌似的,将自己作为男人的更为宝贵的东西都自行舔光了……低收入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尤其不要经不起高消费鼓噪的煽动。你经不起煽动,你明明达不到高消费的收入水平,却倔要挤进高消费者们的队伍,结果乃是你扩大了它,你中了牟取暴利的商业的诡计,它反过来有理由继续高抬一切商品的物价,并将这一灾难转嫁于老百姓,其中当然也包括你自己,你的家人……老百姓如果不为高消费的种种煽动所蛊,某些商品价格的不道德的拾高,则只能是牟取暴利的商业利润追求者们的巡地。商业也是有道德与不道德之分的。一种商品如果其利润高达几十倍、近百倍、乃至几百倍时,无疑是人类社会最不道德的丑陋现象之一。如果我们当代人,总是习惯了面对当代的当前社会的矛盾、问题和忧患,回过头去从沉重的文化包袱中抖落出现成的什么原则和经验,那么,许多人便保不定犯教条经验主义的错误,而许多人也便会随手就从那包袱中商兴扯出多少“名言”就扯出多少“名言”,运用得很机智,招架得很潇洒——但是我们也就不能留给后人什么有意义的经验了。如果以为一个社会跨人了“商业时代”,社会话题便只有“剩余价值”可盲了,那是非常浅薄的。也许恰恰相反,正是“社会再分配的时代”,人文环境之优劣,尤其能载舟,或者覆舟……正如人有左脸又有右脸,社会和时代也是这样。它的半边脸是经济,另半边脸是“人文”。人不能捂着半边肢体面地在社交场合周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这样子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充分的尊严……对“人文”环境的敏感忧患,可称之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有责任感的一切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的本能。具有这一种本能,既不该被社会认为是可笑的或可恶的,也不该被自己觉得是害羞的或幼稚的。恰恰相反——知识分子和以文化为职业的人士们,只有将这一种本能自觉地转化为责任和义务时,才不至于成为有知识有文化而又“多余的人”。当我们被认为或感觉到是“多余的人”时,仅仅向社会和时代提出“为什么”并不能获得答案的全部,也还确实有同时向自己提出“为什么”的必要性……我觉得,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人文环境的劣变,真善美从社会生活中的大面积流失、人道和人性的沦丧现象,真可谓咄咄逼人,我用我的《浮城》“报警”。它传递出的声音显然是刺耳的、尖厉的。而且是不样的。有时“深刻”针对麻木反而无可奈何,倒是扬颈一啸还起码能使人一体……我的一切充满理想主义和人性温留的小说,未免常使我自觉像“撒花仙子”……而我的《浮城》使我像猫头鹰、乌鸦,其它种叫声惊耸的粟鸟。像道出可怖危害的巫婆。倘我的叫声真的不无一点儿警诫的意义,我则欣然于我是枭鸟,欣然于我是巫婆……其实,细细想来,堂·吉诃德身上的可笑性,与他身上的可悲性相比照,要逊色得多……谁自诩是怎样的人,这是一回事;推实际上是怎样的人,这是另一回事。谁在别人看来是怎样的人,这是一回事;谁在自己看来是怎样的人,这也是另一回事。两回事相一致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接近于一个真实的人。两回事相反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远离了真实,而与虚伪接近……不难发现,我们最通常的人生心态,往往游移在真实和虚伪之间……归根结底,我们设法一生真实。有人对此深感沮丧又无可奈何;有人索性拥抱虚伪,逢场作戏,习以为常。于是社会的舞台上才有“情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我们的生命行将结束,曾为真实地活着而努力过的人,对其一生的遗憾,会比一生拥抱虚伪不放的人少一些……虚伪——表象上看是欺骗别人,本质上是欺骗自己;表象上看是对不起别人,本质上看是对不起自己。因为对于人自己的心灵而言,真实意昧着自由和自然,虚伪则意味着心灵对自由和自然的主动放弃……当我们以正在说真话的样子说假话的时候,当我们摆出似乎虔诚的嘴脸逢场作戏的时候,当我们以不屑的腔调谈论责任感实则是企图以优雅的姿态逃避现实的时候,当我们熟操小痞子的语言炮制散播游戏人生的灰色“哲学”的时候,当我们因某些小得意而得意,因某些小失意而失意的时候,当我们故作淡泊之状,谈佛、谈道、谈经、谈禅、谈老庄什么的时候——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时候,我们一个个真如我们的先人同行们笔下的“小市民”——所现“小市民心态”种种,真是丑陋得很呢……幽默并不就是调侃。幽默更是一种教养。而调佩只不过是促狭。幽默更是一种需要“节约”运用的语言智慧,它的魅力也往往正体现在这一点上。而调佩者一味儿调佩的时候,对语言是非常之铺张浪费的,所以人们往往反感地斥他们“耍贫嘴”。幽默一般不对他人具有伤害性。幽默往往更是一种柔性的“自卫”。幽默是化解人们之间心理冲撞的最好良方。而调佩之词若非针对自己,并且过分尖酸刻薄,其实就同攻汗与攻击没什么两样子。一句幽默之语,更往往体现为人际关系中的一种亲情,一种温馨,一种体恤了。真的。而幽默的至高原则,首先是平等。幽默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分什么高低尊卑——这乃是幽默的品格……穷人是贫困的最直接的受害者和牺牲品。贫困恰恰是剩余价值的产物,正如富有是剩余价值的产物一样。当剩余价值造就了第一个富人的时候,同时也便造就了第一个穷人。穷人永远是使富人不安的影子,进而使社会和时代不安……改革像一切事物一样也是自有其负面的。一个值得政治家们关注的事实是——最有能力和最善于避开改革负面压力的人,往往是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而最没有能力和最不善于避开改革负面压力的人,则往往是最直接承受贫困摆布的人。对中国而言,他们是比先富起来的人多得多的人。在国家不能替他们分招压力的那些地方和那些方面,将从他们中产生出对改革的怀疑、动摇,乃至积怨和愤愤不平。而他们恰恰又是曾对改革寄与最大希望的人。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之于文学,犹如人的左脸和右脸。理论上贬低其一或创作上割取其一,是半面脸的文学理论家或作家。文坛上一个时期内贬低文学的认识价值同时将文学的美学价值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予以鼓噪,证明着文坛的幼稚和浅薄。似乎曾有着一种清高的论调诉诸文坛——“超脱派”。如专指对名利及其它与名利相关的种种而言,则我以为应该。倘还包含着对一切世事都超然度外的意思,则我以为是虚伪之极的论调。鼓噪或推崇这种论调的,我以为本身必患着一种“软体文人”的不治之症。丧失了批判之勇气的中国当代作家,必辜负当代。所谓“超脱”也意味着对自己的可耻的怯懦的开脱。别无什么高明在这论调之中。我讨厌这种论调。不管这种论调出自谁人的或冠冕堂皇或闪烁其词的主张。并且我总怀疑他们是心领神会了什么人的暗示又来蛊惑更多的人,以完成着近于奴仆的使命!我不信那会成为有点出息的作家。莫“超世”之作,也未必竞真能流传百世……请理论家们和评论家们不要贬低作家们的忧患意识。尤其是今天,这种贬低恰恰证明理论和评论的轻挑。作家们更不要自己贬低自己的忧患意识,永远不要。这乃是作家们的极可贵的意识。不善于舞剑而只善于耍刀的人说——舞剑不过是花架子,耍刀才真本领。不善于耍刀而只善于舞剑的人说——耍刀算什么!舞剑才真本领。所以目前中国文坛喧喧嚷嚷的不过是剑客的理论和刀客的理论。说真话之难,难在你明明知道说假话是一大缺点,却因这一大缺点对你起到铠甲的作用,便常常宽怨自己了。只要你的假话不造成殃及别人的后果,说得又挺有分寸,人们非但不轻蔑你,反而会抱着充分理解充分体谅的态度对待你。因此你不但说了假话,连羞耻感也跟着丧失了。于是你很难改正说假话的缺点。甚至渐渐麻木了改正它的愿望。最终像某些人一样,渐渐习惯了说假话。你须不断告诫自己或被别人告诫的,倒是说假话的技巧如何?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选择倒变得毫无意义了似的。说假话的技巧一旦被某些人当成经验,真话的意义便死亡了。真话像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是需要适合的“生存环境”的。倘没有这一“生存环境”为前提,说真话的人则显得愚不可及,而说假话则必显得聪明可爱了。如此一来,即使社会的良知和文明一再呼吁、要求、鼓励说真话,真话也会像埋人深士不会发芽的种子一样沉默着,而假话却能处处招摇过市畅通无阻。这也真是一种可悲。我们已然有了三亿多儿童和少年,却还有那么多的男青年和女青年硬要往这三亿之众的一部分末成年的中国小人儿里边挤。甚至三十来岁了,仍嗲声嗲气对社会喋喋不休地宣称自己不过是“男孩儿”和“女孩儿”。那种故作儿童状的心态,证明他们和她们是多么乞求伶爱、溺爱、宠爱……这其中不乏当代之中国大学生。问题还不仅仅在于“男孩儿”、“女孩儿”这一种自幻心理是多么可笑的心理疾病,问题更在于——它还导致一种似乎可以命名为“男孩儿文化”和“女孩儿文化”的“文化疟疾”。这“文化疟疾”,首先在大众文化中蔓延,进而侵蚀一切文化领域。于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中国之当代文化,不经意间就变得这样了——娇滴滴,嗲兮兮,甜丝丝,轻飘飘,黏黏糊糊的一团。人对人的爱心应是高于一切的,是社会起码的也是必要的原则。当这一原则遭到歪曲时,人不应驯服为时代的奴隶。获得这一种很平凡的思想,我们当年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啊!……当时代发展的利益还不能平等地具体到一切人身上的时候,当时代发展的负面强烈地固扰某些人的时候,人便企图同时代保持某种距离。于是人与社会的中介关系便产生。中国式的“社团”是中国人和中国目前时代的“扬长避短”的选择。既是被动的,亦是主动的。普遍的中国人,希望通过它的产生,感受社会发展的利益,削弱社会发展的负面的固扰。并且,希望它是“小而全”的。希望三十六行七十二业都囊括其中。那么换煤气、孩子入托、转学、生病、住院、往火葬场送葬,似乎一切都有了受“关照”的可能了。我常想,一位主治医生,一位外科或内科以及其它医科的专家,在一切人际圈子中,其特殊地位大概不蕾是一位“教父”吧?贵族——我以为,更应作这样的解释——人类中心灵很高贵的那一部分人,或曰那一“族”人。他们和她们的心灵之光,普照着我们,使我们在自私、惟利是图,相互嫉妒、相互倾轧、相互坑骗、相互侵犯的时候,还能受着羞耻感的最后约制……几年来我自己的心灵受着种种的诱惑和侵蚀,它疤疤痢痢的,已越来越不堪自视了。亏我还没彻底泯灭了自省的本能,所以才从不屑于去冒充“贵族”。更不敢自溺是什么“精神贵族”……愿别的中国人比我幸运,不但皆渐渐的“贵族”起来,而且也还有那么一点儿精神可盲……人的生存,依赖于两大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人文环境是相当复杂的命题,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有着太密切的关系,并非每个人出于良好的愿望便能作积极有益的奉献。自然环境的问题,虽然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但相对于人文环境而言,毕竟单纯得多。爱护花草总比关心他人是更容易号召的事,愿意义务植树的人总比愿意义务输血的人多。美好的自然环境需要爱护。不美好的自然环境更需要治理,需要改造。自然环境其实也是宇宙生命总体的概念。当代人尊重生命美化生活的文明意识和文明愿望,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含意将会、也应该会更为宽泛……尤其令从事环境保护事业和环境文学研究的朋友们欣慰的,则肯定将是这样一个值得乐观的事实,那便是——自然环境的绿化和美化,无疑会促进人文环境的“绿化”和优化。这一点早巳被人类的科学态度和文明观念证明是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了。经过绿化和美化的自然环境,可以向人们提供享受一片劳菲幽静之地方,赏心悦目时,呼吸些新鲜空气,化解胸中块垒,重新鼓足热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热爱生活之情,促美化环境之事,为之,不亦悦乎?人人为之,人人悦乎矣!有一个真实承认起来未免使我们当代人又沮丧又无奈,而且难为情,那就是——当代的人类越来越儿童心理了。儿童心理趋向显然的当代人,需要嬉戏、需要游戏、需要玩耍什么。正如儿童在需要泡泡糖、雪糕、“娃哈哈”之外,还需要电子游戏机。历史学家认为人类还很年轻。其实人类已经老了。在文化艺术方面——娱乐的心理毫无疑问地是普遍压倒了欣赏的愿望。就具体说影视吧,全地球似乎只有美国生产电影就够了。因为美国的电影是最具娱乐性的。人类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将电影从“杂耍”上升为艺术,现在又开始将它从艺术回归到“杂耍”,只不过技术更高级了。柿树的叶子,那一抹金边儿,黄得更深,更烂漫了。实际上,每一片叶子,其主体基本已是金黄色了。仅剩与叶柄相近的那一部分还是墨绿的。倘形容一个月前的叶子,如碧玉,被精工巧匠镶了色彩对比赏心悦目的金黄,那么此时的叶子,仿佛每一片都是用金铂百砸千锤而成,并且嵌上了一颗墨绿的珠宝。这样的万千美丽的叶子,无风时刻,在晴朗天空的衬托下,在阳光的照耀下,如一幅足以使人凝佐目光的油画。一幅出自大师之手的点彩派油画。有风抚过,万千叶子抖瑟不止,金黄墨绿闪耀生辉,涌动成一片奇妙的半空彩波,令人产生诗的情思。而雨天里,乳雾笼罩之中,则更是另一番幽寂清郁了……真正的作家从来都是与人民的心相通的。真正的作家的灵魂之中永远保留着人民的位置。“人民”二字对真正的作家从来不是抽象的名词或概念。这一点事实不由他们的笔是否只写人民来判定,而由他们的情感幅度来证实。在这一前提之下,他们的笔为识字的人尤其为有阅读习惯的人们而创作,他们却用心去关注那些可能不识字的在贫穷的泥淖中匍匐的人们。也许有人轻蔑这一种情愫,说这不过是同情。但如果没有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同情,也便没有了一些人希望能为另一些人做些什么的冲动。那么世界上大概就只剩下了人为自己做什么的冲动。而世界真到了这种地步,是连仁慈的上帝也会产生厌恶的。我们已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人口处——它似乎将一切法则都归结到了金钱本身的法则上。于是它使一切人的头脑都变得极端简单化了。于是它使它本身的特点也变得极端简单化了。简单得直截了当而且粗鄙……近来我听到一种说法——传统在台湾,法制在香港,腐败在大陆。这当然是很偏激的说法。我相信台湾和香港也自有他们的腐败。并且进一步相信,腐败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但一个事实是——大陆,也就是我们共和国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的确是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它几乎使我们大多数国民,在每一个月里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侵蚀。正因为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老百姓才祈祷反腐败能够对我们共和国的肌体,从真正意义上起到一次清除作用。而另一个事实是——的确,腐败已然侵蚀到了公检法部门。即使不能说非常之严重,也可以说是相当之严重了。这就难免会使普遍的者百姓,对我们共和国的前景感到沮丧和悲观了。因为,普遍的老百姓,对于所谓权钱交易,耳濡目染的,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了。我也许会站在今天写明年和后年我预测可能发生的事,却绝不会,永远也不会,铺开稿纸,吸着姻,潜心地去编织一个很古久的故事。即使我下了天大的决心,写下第一行宇以后,我也肯定会跳将起来反问我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意义何在?虽然,我十分明白,写历史是多么稳妥的选择。因为那样,差不多只有那样,一个中国的当代作家,才能既当着作家,又不至于和当代,尤其是和当代的主宰者们,发生在所难免的矛盾,抵触和冲撞。并且,毫无疑问地,虽然民主程度已较宽松(我感觉是这样,实际上也是这样,但愿我的感觉是对的),但在冲撞之中,可想而知,下场大为不妙的也肯定是作家本人。“百姓”这个词,过去本是对皇帝、皇族、朝廷命官以及他们的阶层而言的。在京都,过去是对每天上金銮殿持侯朝的人、大商人、大员外之类以外的一切人的统称。在地方,比如在一个县,则便是对除了县官、县官周围的人,以及县内名流和富绅们以外的一切人的统称了。我曾从内心里惧怕那一种“汪洋大海”。因为,毕竟的,我是一个虞诚地拥护改革开放的人。而且,曾自认为是一个够乐观的改革开放信仰主义者。为“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我确曾尽我的全力呐喊过。但是,那也不行。一旦我被那一种“汪洋大海”所氛围,我这个改革开放信仰主义者便前仰后合起来。我感到,它——那“汪洋大海”,要同化我,要改变我自信的对中国现实的总体看法,要把我变成它的一小簇泡沫,竟是那么简单那么的轻而易举的事。问题还在于,这写出来都够令我自己对自己感到沮丧感到悲观的——它根本就不打算同化你。它根本就不屑于同化你。你是无可选择地,别无它法地,甚至是理所当然地就被同化了。我以为,在全中国,大概顶数北京人的道听途说最不容作轻挑的讽刺了。因为我所闻知的事情,十之六七后来成为事实。比如首钢那位因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被判了死刑的副局级干部的事,比如长城债券的事,比如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事……早在由新闻媒介向社会公布之前,民间传媒就已经将内幕“报道”得极尽其详了。就连中央政治局乃至政治局常委们的某一次人事变动,民间传媒也往往是拖在新闻报道之前的。其准确率绝不亚于什么所谓权威人士的预见。皇城根下的子民们几乎可以说差不多想要知道什么事就可以知道个大概。作为执政者们,应从此中惕引出一种警告,那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什么腐败是能够被任何一种铁幕所彻底遮掩永远遮掩的。除非你没有参与。除非你的三亲六故你的子女们也和你一样没有参与。只要你参与了,只要你的三亲六故你的子女们参与了,老百姓就会知道。首先是北京的老百姓们会知道。接着全国的老百姓就会知道。他们一旦看在眼里,也就同时记在心里了。你不能怪他们眼睛像长了钩子,专门盯在你身上。因为这在老百姓,叫作监督的本能。领袖和政治家这绝对是两个档次上的概念。你素质上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政治家,只能是一个政治家,你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命中注定地摆那儿了。不管有多少鼓吹者替你怎么鼓吹,你还是一个政治家。你必须得承认素质决定论。领袖则不同了。领袖这一词本身就带有伟大的人民性。领袖之对人民,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物。人民感觉到了人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是别的什么所不可取替的,人民就信赖于他了,就崇拜于他了。哪怕他犯了最严重的错误,人民都最大程度地原谅他。上帝也犯错误。《圣经》里记载着上帝犯的错误。可上帝拥有的信徒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多的。今天不会再有一个中国人坚持说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除非是疯子。如果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看,你难免会这么认为——比起毛泽东的武装夺取政权,甘地的和平争取独立,简直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可印度人民将他视为了领袖,靠了这种领袖的魅力,印度的和平争取独立成功了。说句老百姓的话吧——老百姓原谅领袖的错误,好比是原谅“自己人”的错误。谁真能使者百姓感到是“自己人”了,谁就可能由政治家上升到领袖的档次。否则,您就在政治家的档次那儿呆着吧!全世界政治家多了。一茬一茬的跟歌星似的。领袖可不是这么产生的。中国目前太需要领袖了啊!……首先足够伟大,有丰功伟业摆在历史之中,其次是绝对的平民形象,俭朴,拒斥奢华,永远倡导廉政,再加上最后的一点——闻知老百姓受苦受难了,就难过,真难过而不是假难过。就会落泪,真落泪而不是假落泪,这些方面加在一起,则就构成了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上帝。起码是仅次于上帝的人。起码在中国四十五岁以上的人们没有死绝之前会是这样——一颗领袖心一一老百姓要的是最朴素的东西,也是在这个充满了商业气息的时代里更难得可贵的东西啊!权威和威望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权威的基础乃是权。权可盖国,自然同时也便有了盖国之威。但那基础一朝坍塌,其威也就烟消云散了。比如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不可谓不威,死了,也不过就被定论为一个党魁。又比如勃列日涅夫,下场怎样?而奠定威望的乃是普遍的敬仰。它要比权威长久得多。“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说过一段话。她说——我们不否认社会主义也有一些阴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觉到了,那么你就去更自觉地更热忱地大写特写光明吧。按照这位“旗手”的逻辑,光明鼓舞了人们,人们也就不再会注意阴暗了,阴暗不是就等于不存在了吗?一个时期内,某些被赋予资格代表人民的人士,是心领神会地对腐败二字避而不谈的。仿佛一谈,就不是真诚的改革派了。其实是怕谈多了,有幸代表人民的资格被剥夺了。“文化大革命”越到后期也越是一场腐败。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一场腐败的集中表现。其特点是全党和全国人民说假话,用假话哄骗毛泽东一直到他老人家死。“文革”十年只有两次真话是值得史学家大书特书的。一次是几位老帅拍案而起说了真话,反了党内的政治腐败。结果被定为“二月逆流”。还有一次是由纪念周总理而引发的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被大棒打了下去,并被定了“反革命事件”……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人大”和“政协”对于国家现状和前途所发挥的积极的、重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吁惩办腐败的声音,应该承认首先是由新闻界中那些可敬人士们发出的。不管老百姓对新闻界亦同样存在着的种种弊端如何忧怨久矣。“权钱交易”这句话最先就是无可争议地来自民间。其后逐渐斥诸文章。于是今天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否则它也只不过永远是老百姓的愤言罢了……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是一位桥牌打的好,从国外打到中国,进而打进中南海的,据说挺有点儿魅力的女士写的。大至的内容是,批评我们国内的新闻媒介,揭露阴暗面儿太多了。照她看来,似乎也是煞风景的。并且她主张,应多登一些关于我们的一些有权威的老人们的日常生活写照的文章。让我们的人民了解他们实际上是一些多么可爱的人。我想这也不失为一个有意思的主张。报刊也需要这样一些健康的花边点缀。这总比登一些胡编乱造的耸人听闻的伪纪实的色情案件好些。但她对于我们国内新闻媒介揭露阴暗面太多了的批评,我却不敢苟同。尽管我完全相信她是出于良好的目的。首先我不敢断定她所言之“阴暗面”是否包括我们今天需要进一步揭露的腐败现象在内。我以为腐败是我们这个国家目前最凶险的阴暗面。如果也包括在该女士所言的“阴暗面”里,则我想说,幸而我们的某些还对这国家对老百姓责任感未泯的新闻工作者,并没有都放弃了揭露的勇气和良知。否则,一方面是蔓延的腐败,一方面是歌舞升平,岂不是等于在主张,连良知也腐败了算吗?据我所知,我国的综合发展水平居世界第七十几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九十几位,生活质量总指标在全世界排的也很靠后,且不说还有那么多文盲,还有那么多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温饱问题的人民。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生活水平高于普通老百姓是无可厚非的。这同样符合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不管哪一部分吧,反正都是十二亿五千多万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戴那么贵重的金链子,并不能显示国力的富强。只能使娶不上媳妇的老百姓子弟心理不平衡。而且使想为之解释的人无法解释。当然你也可以说老百姓子弟心理不平衡活该,那是他们嫉妒,是他们自己的心理承受问题。那么撇开这一层姑且不谈,仅就对我们中国人教育下一代的传统而论,也不会起什么良好的正面的引导作用吧?即使我们全中国十几岁的女孩儿脖子胸前上都能戴上金链子了,也还是需要有人的子女能作出拒奢华的表率吧?老百姓为什么如今非常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因为他们大多数具有拒奢华永不沾的品质。而且他们对子女的要求和教育也是如此。在他们写给子女们的信件和诗词中,几乎都留下了这种要求和教育的佐证。这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和生活水平很低的中国人民来说,当然是幸事。当然也是他们自身的美德。今天,这样的美德,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难道真的没有继续保留的必要了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家教传统来说,难道也是时过境迁之事,没有什么意义了吗?据我所知,即使世界上的一些王室家族,在其子女和后代还是孩子的年龄,也是很注重教导他们拒奢避华的。孩子就是孩子,戴金饰银不就没了孩子样儿吗?……分明的,北京人越来越和全国的人难以寻找到共同语言了。北京人轻蔑广州人,像西方那些老牌帝国轻蔑日本人是经济动物一样。北京人瞧不大起上海人,认为上海人太精明,太油滑,太利己,为人处事,太赌局心理。北京人跟天津人也不大能谈得拢,觉得天津人似乎天生的有股“中二”劲儿。北京人似乎独钟东北人。从北京人口中,常能听到夸奖东北人实在、义气鲍好话。可最近一二年,我却经常听到东北人对北京人的抱怨之词——说北京人也开始变奸了,变滑了,变得不那么够朋友了,变得凡事太利已了,变得令人从内心里讨厌地越来越痞了。从前东北人是很有些尊祟北京人的,感到他们普遍地有“政治觉悟”。后来感到他们的“政治觉悟”并不见得多高,但还是普遍地有“政治头脑”的。再后来感到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政治头脑”,只不过是“政治情结”或曰“政治嗅觉”。现在终于感到能从北京人那儿讨教的,只不过是零七八碎的“政治信息”。而且只剩下了极少数在商业时代里仍不得不继续吃“政治饭”的人才感兴趣。也就不那么像从前一样尊崇北京人了。北京人的头脑的“转型”,说明我们国家“转型”时期的过渡迅速。当政治更是政治家们之间的事,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则有望了。而问题在于——除了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先富起来了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如鱼得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活得很困惑,很迷悯。他们的确是需要一个近目标,需要一个紧跑几步伸长了胳膊也许就能一把够得着的近目标,需要有一个足以信赖之人很负责任地告诉他们—一明年会怎么样?后年会怎么样?三五年内会怎么样?还会有工厂继续倒闭吗?等待着他们的命运是开百分之七十六十五十的工资还是干脆失业?失业肯定会领取到社会保障金和医疗费吗?那会是多少呢?……却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们如此这般的十分具体的近半径生活内容里的问题,更没有人敢向他们保证什么和许诺什么。他们的命运仿佛是被掌握他们命运的人们决定着,可又仿佛没有一个人敢负责任地对他们说——相信我吧,我完全有这个能力。尤其令他们沮丧的是,他们自己分明的仍无法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我便想起了有位朋友对我衷告——大事上须糊涂些,小事上须清楚些。记得当时我说:“这话我并不陌生,是林彪说过的话,不过你说反了——他说大事上清楚,小事上湖涂。”朋友道:“我没说反,是林彪说反了。所以他自以为是个明白的人,其实并非是个明白人。”我问他此话怎讲?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地启发我——这世上的大事,原本是时过境迁,是非频变的。许多当年似乎绝对正确,绝对不会改变结论的事,不是一桩桩一件件随着时代的嬗变而被予以否定了吗?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横看成岭侧成峰。惟许多小原则,从古至今,仍被普遍的人们俗守着。比如你借了人家的钱,你总是该还的吧?你欠了人家的情,你也总是该铭记着的吧?你过马路,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吧?倘你违犯了交通规则,被汽车撞死了,责任首先在自己吧?……记得我第一次从报上读到关于某些大款华宴一席几千几万的文章,独自在家生气地走来走去,觉得中国人怎么如此的不可救药?一旦暴富了起来,就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知自己姓什么?少吃那么一顿,省下钱捐给穷苦地区的失学儿童,不是也多少地向社会施与了一份同胞间的温情,体现了一点儿先富起来了的中国人对仍在贫穷之中生活着的中国人的同情心吗?然而即使像我这种动辄感想万端的人,当你第十几次从报上读到这类文章时,你还会有初读时那些感想吗?你还会独自在家生气地走来走去吗?你还会唱叹什么吗?所以,以至我从报上读到南方的大款们吃掉了百万元一席的“黄金宴”时,甚至只觉得是有意思的事了,好玩的事了。我想,对于普遍之中国人,某些原本振聋发聩,具有社会警醒性的事,大概正是这么样,最终竟无奈地成了和报上花边内容一样供人看看知道而矣的闲适性文章了吧?倘说自己毫无感想,也不实事求是。感想终归还是有些的。比如对于某些大款和金钱的关系,据我思忖,很像性心理不正常的男人,和被其绝对占有的女人的关系。你不妨想象他巴望占有一个女人巴望了很久很久,那么他一旦占有了她,他蹂躏她,合理合法地强xx她,其快感与正常男人相比,肯定是巨大十倍以上的。某些暴富的大款们穷奢极欲挥霍金钱的心理,我敢肯定地说,绝非某些文章一言以蔽之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摆阔,为了显气派。而也是,甚至根本上就是——一种病态的性心理的症状。对于这些男人,金钱和女人是一样的东西。甚至是比女人更性感的东西。强xx女人法律难容。既或对于妻子,肆意蹂躏和性虐待之丑行,倘妻子不是同样病态的心甘情愿,难免也是要诉诸法律的。而强xx、蹂躏、虐待在他们看来即使不比女人更性感,也和女人一样性感的金钱,却绝对是不必有丝毫顾忌的。因为金钱是不会控告它的占有者的。与女人相比,金钱,只要一个人占有了它,它是绝对百依百顺的。而且,强xx金钱,对某些暴富的大款们来说,肯定有种仿佛对世上的全体女人都强xx了似的特殊的性体验。无疑的,在他们看来,金钱不但是和女人一样的东西,而且意昧着几乎是一切女人的主宰。他连一切女人的主宰都强xx了,世上还有哪一个女人是他不可以强xx的吗?这就好比旧中国某些有钱的嫖客,当他们嫖到后来,指一个嫖一个嫖得够了的时候,他们的性欲望居然会令人匪夷所恩地转念到老钨的肉体上去。对他们,那似乎意味着最后的一次性的统统强xx。往往的,在那之后,他们也就阳痿了。在商品时代,在一个正在走向极端商品化的时代,某些女人,尤其某些天生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无论情愿或者不情愿,或者内心里情愿表面装得扭捏,在某些暴富而质劣的男人眼里,皆难幸免地不过是不标价的商品。是消费品。他们中的一个忽然问我——“你对当代青少年中的‘追星族’怎么看?”我说:“那是群体化了的普遍的性心理现象。”我的话使人们面面相觑起来。那一时刻,我倒真的候忽间感到特别的不自在,特别的尴尬。我可能是一个显得太缺少“容纳”性的人吧?我的话是否太不客气太一针见血了呢?他们会不会认为我对当代青少年太尖刻了呢?“可当年你们也追过‘星’。毛主席也是‘星’,‘大救星’,这你又怎么解释?”我说:“那是全民化了的普遍的宗教心理现象。”“这么说你们当年是源于信仰,而今天的‘追星族’是性冲动使然?”我说:“我的话没有褒耶贬耶的含意。当年的一代,普遍营养不良,导致身体的生理发育成熟太晚。比今天的青少年普遍要晚二三年,甚至三四年。当年的一代,普遍的‘思想营养’过剩。‘思想营养’是提供给精神的热能。精神的热能只能推动精神的行为。它不同于从食物营养中吸收的物质性的雄性或雌性激素,所以当年的一代和现在的一代,在表面的同一现象上,有着性心理现象和宗教心理现象的本质区别。”“追星族”中为什么少女多于少男?又为什么很漂亮的少女多于不那么漂亮的少女?进而为什么二十二三岁了她便自动退出那一“族”了?为什么二十五六岁了你逼着她追她也不去追了?……原因是那么的简单——一个少年的最初的性心理的觉醒,肯定首先是由邻家的女孩儿或同班的某一个女同学所诱发的。结果是他要么压抑自己,要么手淫,要么干脆去取锐或骚扰她。在一位异性的“星”和一个邻家的女孩儿或同班的女同学之间,男人的似乎与生惧来的切乎现实的思维方法,必说服他何必舍近求远。尤其在性方面,男比女普遍具有侵略性。“侵略”一位女歌星,尤其一位远征港台的女歌星,即使一个少年的头脑也会告诉他,那等于异想天开。他可以梦幽她,但他醒来后,睁开眼睛还是要去盯着邻家的女孩儿或同班的女同学。他们也装出很“追星”的样子,表现出很“追星”的行为,实在是给那一族中的少女们看的。兴许他所暗恋的邻家的女孩儿或同班的女同学便在其中。少女们则不然。不那么漂亮的少女们当然不足以吸引同龄之少年们的目光。她们渴望的大抵不过就是一个吻,一个吻最能令她们自己将自己的渴望诗化。而她们大多数,宁肯在待化了的层面获得渴望的满足。并不做进一步的奢想。她们尤其害怕已视某种现象的赤裸裸的本质。特别是当她们自身构成了某种现象的时候。倘她们连一个吻的满足都获得不到,她们就会由渴望被吻而伺机去吻别人。这一心理嬗变过程,包含有潜意识的,对自己太被漠视这一现状的报复。当她们哭着,喊着,叫着,流着泪,守候在某大宾馆的外面似乎只求某某歌星赐见一面的时候,明明白白的一个事实是——那实在与常言的“崇拜”无甚关系,那实在是她们被自己的性渴望(与性饥渴还有些阶段上的区别)折磨得太可怜的惨状。而当她们中的勇敢又有幸者,疯猫似的冲上台去,搂抱住哪一位男歌星的头就亲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相当于少年们的一次泄精。不同在于更是心理方面的。而后,她们或许逢人便兴奋得脸上充血地讲——“我吻了某某”,或许将这句话写在日记里。而这句话原本的正确意思,其实更应被读解为“某某吻了我!”——于是她们的一次心理的性行为似乎得以实践,似乎得以满足了……至于那些漂亮的少女们,她们在现实中的存在态势,就可能是被“追”的态势。这已够她们满足的了。甚至够她们厌烦的了。虽然她们不是“星”。她们也参与“追星”之“族”,也许更是“赶时髦”,“追”虚荣。一吻对于她们是垂手可得,易如反掌的。只要她们乐于获得或给予。她们比任何别人都更加清楚自己具有这方面的实力,机会也是多面又多的。“时髦”和虚荣,会使她们的实力更强,在她们看来多多宜善。所以倒成了第一位的需求和渴望了……的的确确,若在中产阶级某人的无忧无虑,心旷神逸的“闹适活法”和一个平民中某人的不甘庸常,奋斗不止,一心攀升为中产阶级乃到资产者的“野心活法”之间,谁都很难分析出一个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孰好孰不好的区别。又比如在林语堂和鲁迅之间吧,同是文人,你似乎也很难说是林语堂的“士大夫”式的“活法”更符合中国之标准的文人的“活法”,还是鲁迅的“时代斗士”的“活法”更符合。只能因人面易。鲁迅曾斥“士大夫”式旧中国文人的“括法”,是一种“因有资格有资本有闭,而专以将闲话作成闹来无事之文章”的“活法”。林语堂,亦指名道姓地如此评说过鲁迅——“于其说是战士,莫如谓之斗士。斗士者,一旦失了所斗之目标,投石向犬,即中亦快。”成熟对浅薄媚俗,思考对时髦媚俗,文化品格对市侩哲学媚俗,文化的责任和使命对玩世不恭的街头痞子的“理论”媚俗,一言以蔽之,文化人的总体的文化心态,以令人害羞的媚俗之姿同是非不分善恶不分美丑不分的浑噩世相“倒挂”。并且就目前看来,似乎惟恐挂不上,似乎惟恐挂得不紧。于是,教人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变得圆通、变得圆滑,进而变得狡猾狡诈,变得“厚黑”起来的书成系列地堂而皇之地占领文化园林。有位青年评论家曾著文,专门研究和探讨一批男性知青作家笔底下的女性形象,发现他们倾注感情着力刻画的年轻女性,尽管千差万别,但大抵是温柔拥静的女性。我认为这是表现在一代人的情爱史上惨淡的文化现象和倾向。开朗活泼的性格,对于年轻的女性,当年太容易成为指责与批评的目标。在和时代的对抗中,最终妥协的大抵是她们自己。文章又进一步论证,纵观大多数男性作家笔下缱绻呼出的女性,似乎足以得出结论——在情爱方面,一代知青是失落了的。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大致正确的。我们似乎谁也不会主动接近谁。我的存在,不过是为她壮胆,好比一条警觉的野狗——仅仅是为她壮胆。仿佛有谁暗中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使我们不得接近,亦不敢贸然接近。但正是这种主要由我们双方拘谨心理营造成的并不自然的情况,反倒使我们彼此暗暗产生了最初的好感。因为那种拘谨心理,最是特定年代中一代人的特定心理。一种荒谬的道德原则规范了的行为。如果我对她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她则大有可能猜疑我“居心不良”。如果她对我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我则大有可能视她为一个轻浮的姑娘。其实我们都想接近、想交谈、想彼此了解。世上之事,常属是非。人心倾向,便有善恶。善恶既分,则心有爱憎。爱憎分明之于人而言,实乃第一坦荡,第一潇洒,第一自然之品格。爱憎分明实在不是我们人类行为和观念的高级标准。只不过是低级的最起码的标准。但一切高尚包括一切所谓正义,难道不是构建在我们人类德行和品格的这第一奠基石上吗?否则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将再无真诚可言。我们的词典中将无“敬”字。我们当代的有些人,似乎早把老祖宗“道不同,不相与谋”之“遗嘱”彻底忘记了。似乎早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凭以自爱的起码的也差不多是最后的品格界线擦掉了,仅只倍守起“中庸之道”来。并且浅薄地将“中庸之道”嬗变为一团和气。于是中庸之士渐多。并经由他们,将自己的中庸推行为一种时髦,仿佛倡导了什么新生活运动,开创了什么新文明似的。于是我们不难不看到这样的情形——原来应被“人以群分”的正常格局孤立起来的流氓、痞子、阴险小人、奸诈之徒以及一切行为不端品德不良居心匣测者,居然得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招摇而来招摇而去,败坏和毒害我们的生活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所到之处定有一群群的中庸之士与他乘兴周旋、逢场作戏、握手拍肩、一团和气。更可悲的是,爱憎分明的人一旦表现出分明的爱憎,中庸之士们便会摆出中庸的嘴脸进行调和。我们缺乏勇气光明磊落同时敢爱敢憎,却很善于在这种时候作乖学嗲。以敢憎而与可憎较量,以敢爱而捍卫可爱,以与可憎之较量而镇压可憎之现象,以爱可爱之勇气而捍卫着可爱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扬光大。让我们的生活中真善美多起来再多起来!让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范围内,作一块盾,抵挡假丑恶对我们自己以及对生活的侵袭。同时作一支矛。让我们共同体验爱憎分明之为人的第一坦荡、第一潇洒、第一自然吧!其后,才是我们能否更多地领略人心之种种崇高和美好的问题……难道我们不是常借着“今天”发誓吗?有时我们以誓言作为自己的明天和后天的严格的规范。有时我们公开对别人发誓并希望获得监督。许多事情正是这样做成功了的。许多心灵正是这样变美好了的。许多愿望正是这样实现了的。生活中的温馨已然流失,像自然界的水土流失一样令人忧虑。如果我们本身从来不曾向生活之中投入温馨,那我们有什么权力抱怨生活太冷漠了呢?窃其实就是偷的意思。老百姓说同一行径是偷,而文人雅士说成是窃。溜门撬锁谓之盗,探囊取物于他人的衣袋儿谓之扒,这些事在文人雅士们做了则谓之为窃。比如偷了别人的文章或构思,我们说是“剽窃”。比如偷情在文人雅士们的文章里又常被写成“窃玉”之类。我常想这乃是我们的小小的狡猾,为了被指斥的时候以一个“窃”字企图强调与偷的行为有所区别……赚别人的钱原来竟是如此愉悦的事,以欺骗的手段赚别人的钱,你甚至还会觉得对方是很值得你暗加嘲笑的。我想起我不久前就在这市场上买了三斤菱角粉,吃着感到那一种黏稠可疑,请朋友找了个单位一化验,不过是淀粉渗了骨胶粉而已。我想卖它的人的快感中不但有骗人成功的愉悦,也还有报复了谁的解恨的成分。活在好人边儿上的人,大抵内心会发生这种一时的小善良,并且总克制不了这一种自我表现的冲动。表现了,自信自己仍立足在好人边上,便获得一种自慰。和证明了什么的心里安泰感和满足感——我便是时有此类自我表现欲的人啊!人心的尊贵,一旦近乎本能,我们也就只有为之肃然了。我觉得我的雷同施舍的行径,于那老妪,实在是很猥琐的……文学是一条河流,从它存在那一天流到如今。一切产生过的文学现象都是必然的,一切湮没了的文学现象也都是必然的。不断地产生,不断地理没。而人类的文学之流却永不会干枯,它靠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养育它,它也反过来在精神方面养育着我们。如果说文学有什么恒久不变的定律,那么我以为,就是它始终与人类的精神宇宙联系着。也许这世界上根本没有谁能够对我们施与终生的影响,根本没有谁能够对我们负起长久的责任,连对我们最具责任感的父母都不能够。正如我们做了父母,对自己的儿女也不能够一样,倘说确曾存在过能够对我们的心灵品质和人格品质的形成施与终生影响负起长久责任的某先生和某女士,那么他或她绝不会是别人。肯定的,乃是我们自己。在我们是儿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教育自己了。只不过教义不同……我们每个人生来都被赋予了一根具有威严性的“教鞭”。它是我们人类天性之中的羞耻感。它使我们区别于一切兽类和禽类。我们惟有靠了它才能够有效地对自己实施心灵和人格方面的教育。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处院落。在未来的日子里,有许多人将会教给我们许多谋生的技艺和与人周旋的技巧。但为我们的心灵充当园丁的人,将很少很少。如果二战的胜负是反过来的,我以为日本将难以成为今天的经济强国。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殖民统治,反而会使日本精疲力竭,自顾不暇。最终黔驴技穷,殖民统治无招数,本土发展无作为,骑虎难下,自缚于双重矛盾的挤压之下穷途末路。同情如果在基本倾向性上搞错了,那就同虚伪和强词夺理一样令人讨厌了。日本这个民族,有许多长处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但是,历史就是历史,罪恶就是罪恶。当我们谈日本当年的侵华罪恶这个话题时,在我这方面,是将其视为人类侵略战争之罪恶的一部分来思想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日本有所反省,有所仟悔,乃是希望人类的一部分,对侵略战争绘人类的另一部分造成的苦难有起码的反省和起码的仟侮。一个没有自我反省的主动性和虞诚的仟侮意识的民族,将会被全世界各国所警惕。我希望日本在这一点上以实际行动打消世界各国对它的警惕。否则,它将很可能是一个在国际关系中没有真挚朋友的国家!人非鸟,没翅膀。在空中运行久了,心里总不那么踏实。哪怕是一片沙漠我也愿先降落一下,定定心。一个女人,如果能将自己“好不容易攒的六千元钱”,给予一个才认识了没几天,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了解的男人,那么他进而把她弄到床上去,也就是既顺理成章又顺便儿的事了。我以为,“中日关系”对许多中年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实际上是“中日经济关系”。进而是足以深刻影响日本在亚洲,乃至在世界的经济地位的一种“国际关系”。而“中美关系”对许多中年以上的美国人而言,则很可能更主要地是“中美的政治关系”了。进而是足以深刻影响美国在亚洲,乃至在全世界的政治地位的一种“国际关系”。美国佬是靠了在全世界的国际政治实力,而证明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它的国际政治的一翼和国家经济的一翼,都是羽毛丰满,齐飞共翔的。日本则是靠了在全世界的经济实力,而证明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它的国家经济的一翼,虽每可与美国匹比,但国际政治的一翼,却退化得极其短小。这只怪鸟是靠了单翼的不停的扇动,才得以腾旋在世界的天空之上的。日本是那么在乎它对中国这个巨大的潜力无穷的“市场”的占有率。而美国佬似乎相当不在乎,即使内心里挺看重,表面上也要装出不屑于的样子。美国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寻思——现在哪一个国家还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日本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考虑——现在哪一个国家还可开辟为日本的经济市场?建筑是一座城市的“固定艺术”;女人是它的“移动艺术”。巴黎之所以著名于世,也是由于它的女人们的风采。这地球上的每一座城市,无论其大其小,只要男人留心,总会发现几个漂亮的女人。到处的城市都是这样的,几个漂亮的女人,其实证明不了一座城市的品质如何如何。有意义的,倒是普遍的女人们的风景。那一种寻常自然的,与普遍公众的生活形态熨帖在一起的女人们的风景。恰如巴黎也并非真的满目佳丽,美女如云。最使我感到讶然的是,最年轻的日本女人脸上那一种“宁静”和“澄净”。那一种“宁静”,仿佛内心里毫无值得烦恼的心事,也没什么需要琢磨来琢磨去的心思;那一种“澄净”,仿佛欲念世界里“一片晴空”、“万里无云”似的。仿佛外界根本没有什么事会搅动她们的思想激起她们的不平似的。我问翻译,日本女人的脸,怎么会“修炼”出那么一种神态?翻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小伙子,已定居日本多年,受聘于某大公司,是临时翻译。我的问题使他一怔。沉吟良久,才顺水推舟地说:“日本女人是和我们大多数中国女人不一样,脸上没那么多生活污染,没那么多复杂。我刚到日本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日本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最典型的“男权中心”主宰国家之一。当然,迄今为止,地球上还没有一个什么“女权中心”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无一不是“男权中心”主宰国家。我说日本“最典型”乃是想指出,从传统上看,日本妇女在“男权中心”主宰的悠久历史阴影下,几乎处于一种类乎姆女的地位。从家庭到社会,从劳役义务到性义务,都类乎婶女。或者进一步地,更准确地说,在漫长的日本社会的历史过程中,日本男人渐渐将他们的女人“调教”得类乎他们的婶女了。而她们并不,也许从来不觉得,从家庭到社会对她们的要求和定位,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不好。甚至早已一代代地习惯了,反而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了。拜伦对于女人曾说过这样的“名言”——“晚她们进来!于是她们出现为我服务;让她们出去!于是她们悄悄从我面前消失……”我想,拜伦也许说了绝大多数男人想说而不好意思坦率说出口的话。绝大多数日本男人未见得知道拜伦曾说过那样的话。但他们是凭着男人潜意识里的本能,那样“调教”他们的女人。而且可以说达到了目的。日本的色情文化,日本的色情业,正在潜移默化地消弭着日本女人的羞耻感。正在使她们习惯于接受一种观念——性是微不足道的,性是有利可图的。对于一心想赚钱的男人们是这样的,对于一心想赚钱的女人们也是这样。女人消弭着性羞耻感,要么接近天使,要么,的确的接近“二百五”和“十三点”。女人接近天使,脸上必是“宁静”的和“澄净”的。接近“二百五”和“十三点”,也往往会是那样子。日本女人是日本的温而顺的婢女。如果说生育是女人的第一天职,那么害羞便是女人的第一本能。生活中不限量的东西,便不再是人们贪婪没够儿的东西了。我顿有所悟——为什么日本青年男女中“发烧友”多,“追星族”多。当色情文化裹携在大众文化之中,泛滥地包剿着他们和她们,而他们和她们又厌倦了,腻歪了,相比而言,做“发烧友”和“追星族”,倒意昧着是心理“卫生”、心理健康的选择了。否则,他们和她们又用什么去充填精神呢?希望他们和她们,大众文化的消费主体,都变成所谓“精英文化”和“学者文化”的追随者鉴赏家,不是有点儿过于浪漫了吗?我在国内时,曾听到有同胞说:“一个中国男人,最好是拥有美国的绿卡和房产,拥有日本的汽车和老婆。拿这个国家任何一国的工资,但是一定要在中国上班。”美国“绿卡”身价高,美国住房宽敞有花园,而且买房优惠条件多;日本汽车便宜实用,日本老婆温而顺对丈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往采取无为而治的夫人政策;美元和日元都是坚挺的硬通货;而在中国上班最可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吊儿郎当……“二战”的结束,对于意大利,有点儿“自己解放自己”的意味儿;对于德国,有点儿被从法西斯统治之下“解放”的意味儿;对于日本,却是彻底的无条件的投降。仅仅意昧着是投降,再什么都不意味。一方面,日本是“二战”的祸首国之一;另一方面,又是地球上惟一的原子弹受害国。二十余万日本人死于顷刻!侵略战争,使日本遭到的灾难,比它带给别国,首先是中国的灾难,似乎更具有恐怖性。而且,半个世纪以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找不出一条哪怕是相对成立的理由对日本表示较由衷的同情。日本只能长久以来暗暗怜悯自己。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很像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关系——剑侠或刀客,剪除了他的心恩人物,却同时扮演了对方儿子的“监护人”角色,类似“义父”式的“监护人”角色。他似乎忘了那小孩儿终究是要长大的,那小孩儿必然地也就长大了。轻功硬功内功外功都具备了,甚至足以和他“过招”了,眼见着一天天不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了,这时他的“监护人”角色便有些尴尬起来。日本人对美国的心理,必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视美国为“义父”。另一方面,他们又怎甘永远处于“义子”的地位?何尝不愿摆脱美国的“监护”?也许,中国,和我们自己,都在不知不觉之中开始习惯的太多了。也许,过不了多久,也就再没有什么事情和事件,值得我们稍微的震惊了。而居然仍保持着震惊本能的人,则理所当然地显得少见多怪,显得滑稽可笑,甚至愚不可及。这真是一种令人沮丧的现实——当代之中国女性,一旦知识化了,很多一部分,也便同时“准贵族化”了,变成了些个“包法利夫人”式的女人。“知识女性”和女“知识分子”,显然是极不相同的两个概念。每年都从全国的大学里派生出前者们,却只能从众多的前者们之中派生出极少的后者们。前者们往往更加对一切与女性的时髦相关的事物发生浓厚兴趣。因为她们往往自以为有了“知识”,便拥有了尤其要享受时髦的特权。看来仅仅“知识化”未必就会使女性在精神品格上自立自强;正如仅仅富起来未必就会使男人成为文明人。中国当代并不缺少男文化人和女文化人,并不缺少“知识女性”或“知识男性”,起码不像缺少起码的社会良知、社会道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那么紧迫地缺少。但却十分紧迫非常紧迫地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尤其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女“知识分子”。至于形形色色的所谓“知识女性”,从来都只不过是时代的闪烁发光的边角料,正如玻璃厂里的玻璃渣子也闪烁发光一样……刘晓庆是名气大大的女演员,但非是演技最高的女演员。名气高于演技,乃中外演艺界寻常现象,因素往往在“戏”外。爱是文学艺术中老得不能再老的主题。却永远的老而不死。真真是一个“老不死的东西。”我想这大撅由于读者们总是一代一代老得很快,总是一代一代相继死去的原因吧?大多数当代人既不愿执勤地生活在传统观念中,其实也不愿非常激进地生活在种种时代的“先锋”观念中。往往习惯于生活在传统与“先锋”之间的“过渡带”。当代人不但要读关于爱的故事,更要读当代人创作的,尤其要该当代人反映当代人的。老故事和畅销书之间的关系,其实正意昧着当代人和爱、和性、和家庭观念之间的尴尬——不求全新,亦不甘守旧。全新太耗精力,守旧太委屈自己。近年,情形似乎有了很大变化。物质生活水准提高了,五十多岁的男人不再各个都像小老头儿了。四十多岁的女人也普遍都非常在意地减肥、健美,想方设法使自己年轻化了。事实上,她们也真比五六十年代的女人们年轻得多。人既年轻,心也就俏少。半老不老的女人们的内心里,其实是和少女们一样喜欢读爱情小说的,只不过不喜欢读爱情一方主角是少女的小说罢了。半老不老的女人们和半老不老的男人们内心里所幻想的。直接的就是婚外恋。对于婚外浪漫恋情的幻想,一个只有小学三四年级文化程度的女人,绝不比一个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女人或女硕士女博士什么的稍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初级教育教给人幻想的能力,高等教育教给人思想的能力。婚外恋幻想是中产阶层妇女传统的意识游戏之一。《金瓶梅》,它在每段赤裸裸的情欲和性的描写之后,总是“有诗为证”。而那些“诗”,几乎全部的拙劣到了极点,后来就干脆不厌其烦地重复出现。同样的字、词、句,一而再,再丽三地使用,好比今天看电视连续剧,不时插入同一条广告。笑笑生毫无疑问是一个有间接淫癖的男人。他从他的写作中也获得着间接性心理的和性生理的快感。可以想象,那一种快感,于笑笑生显然的形同手淫。后人将“批判”和“谴责”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实在意昧着一种暖昧。性爱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几乎只剩下了官能的壳。这壳里也几乎只剩下了人欲的流动。没有温情的爱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没有氧的空气根本不是空气一样。爱着的男女之间的温情都是有几分“肉麻”的,只不过“肉麻”的程度不同罢了。这一点一切爱过的男女——痴爱也罢,逢场作戏也罢,都是心中有数的。而且都是有切身体会的。读过许多关于爱情的小说之后,我已经变得不大容易被爱情故事所感动了。最感动当代人的爱情故事,必是发生在当代的爱情故事。哪怕极平庸的当代爱情故事,也会至少吸引当代人中的一部分。这种感动就像嫉妒一样。当代人不会嫉妒古人,不会嫉妒神话中的人和传说中的人。但一定要深深地嫉妒他或她周围的人。一切的爱情小说,包括神话中的爱情故事和民间的爱情故事,都是有“性别”的。有的可归为“男性”类,有的可归为“女性”类,有的可归为“中性类”。《白蛇传》,则是“男性”类的爱情故事。这故事通过许仙这男人,去感受千年蛇精的自娘子。这故事明显不是为女人们讲述的,而是为男人们讲述的。尽管它赚取了女人们的眼泪,但是真正深入的是男人们的心。哪一个男人不曾幻想和一条白娘子那样的大蛇精发生一段恋情呢?可是许仙却不会进人多少女人们的梦里,由于他对真爱的不信任。白娘子却世世代代满足着一切中国男人们的爱情幻想。在西方人的爱情观念中,性则往往是摆在第一位的。性生活的美满,才是幸福夫妻关系的大前提。我们不知道安娜·卡列尼娜决心要与她的丈夫离婚而不惜做花花公子渥伦斯基的情妇,除了对方风流倜傥的外表,是否也有着她的丈夫性疲软的因素。饥渴之人,一旦有机会“暴食狂饮”,可算是一种上帝赐予的补偿。康司丹斯在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勇敢选择,具有女性个体的积极意义。弗朗西丝卡的选择,则顺应了社会的暗示。前者将被女人所叹服,后者将被社会所叹服。前者征服女人,后者征服男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乏深刻,但毫无感人之处。《廊桥遗梦》毫无深刻,但不乏感人之处。它感动我们的,不是十四年前的男女婚外恋,而是罗伯特的格守诺言。以及他对弗朗西丝卡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专情。这一种专情,确乎足以使当代男人们无地自容。也确乎足以令任何一个当代女人打算涌泉相报……我认为,《廊桥遗梦》好比是一个气象气球。它飘到中国上空,使我们经由它的出现,足以观测到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气象”。“气象”二宇所指,当然是爱情观念和家庭观念。如若劳伦斯依然活着,他将会震惊地看到,使他当年痛心疾首斥以厉言的那类青年,七十年后在中国竟比比皆是。如若罗伯特·沃勒到中国来与他们和她们坦率交谈,将会震惊地明白——他的《廊桥遗梦》却是在与他的愿望相反的方面感动中国的“新生代”,以及新生的中产阶层男亥们。中国人所面临的家庭和爱情的矛盾,将在下一个世纪像地球上的能源污染一般空前严重。对美的女性的裸体之欣赏,或对女性的裸体美的欣赏,应是人类最起码具有的、最由衷的、最自然的、最愉悦的欣赏意识。这一种欣赏意识,应与我们对大自然中的美景的欣赏互有最直接的共鸣。皆云“钱财乃身外之物”,怎么的一来,从哪一天开始,中国人仿佛都活到了另一种境界?一种“钱财之外本无物”的境界?我所由衷赞美的是进化之后的人体之美。是那些健康的、年轻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人体之美。我尤其毫不害羞地由衷地赞美这样一些女人的人体之美。这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任何事物,竟能与她们的人体之美相提并论。一只孔雀无疑也是美的,可是若将它们的漂亮焙目的羽毛技光了,它们顿时会变得多么丑陋啊!一匹骏马,一只豹,一头鹿或羚羊,无疑也是美的。可它们如果站立起来,那样子又将是多么可笑啊!面一个健康的,年轻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体态优美的女人,无论她穿上什么衣服,都是美的。衣服的款式与色彩不同,她身上焕发出的美感也便不同。而她什么都不穿的时候,赤裸地,安详地站着、坐着或卧着的时候,那么她的美更加无与伦比倘一群又一群裸体的男人进入我的视野,我也将确不知会对我的心理造成什么感受。因为据我想来、男人还是容衣服更体面一些。不穿衣服的男人连所谓气质都谈不大上了。以前我每星期都在公共浴室洗一次澡。我承认那种地方其实是我最讨厌去的地方之一。当我们谈论人体美的时候,其实主要是指女性人体而言。虽都是人,一裸,男人和女人的结果,则就不能用同一“语言体系”去说了。雕塑大师米开朗其罗的“大卫”,与断臂的维纳斯相比,简直就算不上是什么艺术品了。罗丹的“思想者”,据我看来,罩上一袭亚里士多德穿的那种长袍,同样是坐在那儿做冥思冕想之状,艺术效果反而要好得多。男人的肌肉感其实不具有怎么高的审美价值。有的生命形体需要皮和羽毛的“包装”,去掉这一种“包装”使不值得欣赏。有的生命形体“包装”与不“包装”都是美的。优美的女人形体就是这样。这是造物主决定的。一个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人体是最美的。人脸乃最美中之美。人眼乃最美中之至美精美的。我常觉人眼美得不可思议。大不抵一瓣桔,色不外蓝黑褐.不发声而善表达,不遣词而语汇丰富,乃至于连文字都甘拜下风。一睁则与灵性相通,一闭则与梦境同游。远眺则山川江河,尽收眼底。近观则纤尘之微,也看得个一清二楚。喜怒哀乐优,仁义礼志信,一双眼睛,统统的都包括了去。美目流盼中是美人眼。视死如归是志士眼。无所畏惧是猛士的眼。天真烂漫是儿童的眼。纯洁无理是少女的眼。睿智深邃是哲人的眼。谈然视之是隐士的眼。善良祥和是君子的眼。所以老百姓有一句话道是“画脸容易圆眼难”。文词中有一句话道是“画龙点睛”之笔。一张报的关键版块叫“报眼文章”。一首诗的藏妙处叫“诗眼”。政治家大商人的高明举措被形容为“独具慧眼”……我常常为许多小小年纪就戴上了近视眼镜的少男少女们的眼睛而难过。一上中学,分数这条疯狂的猎狗,就将他们和她们追逐得像些可怜的小野兔似的无处逃命。从初一到高三,从十二三岁到十七八岁,整整六年里,他们和她们成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心理最紧张的人。为了分数首先牺牲的是欢乐,接着的代价是眼睛。某重点中学的高二班中,三分之一学生是近视眼。另外三分之一视力明显下降。最后三分之一也都不同程度地感到视力不佳……我为许多年轻女郎们的眼睛而难过。她们本都有一双好看的眼睛,可是却步要用一些乱七八糟的所谓化妆品污染在自己的眼睛周围。使她们看去像熊猫,像火鸡。她们这样做往往是为了引起男人们的注意,吸引男人们的目光。可是却似乎不懂,男人们欣赏的,最是女人们未被污染过的眼睛。我也常为许多男人们的眼睛而难过。我发现许多男人们的眼睛,观看猥亵的、邪狞的、丑恶的、残忍的情形的欲望,是远远强大于观看美好的、优雅的、艺术化了的事物的。“赏心悦目”这个词的含意,对他们的眼睛而言,恰拾反了过来。看书一定要看“黄”的,看电影一定要看“黄”的,看录像更要看“黄”的。“色情”二字已不过瘾,要看床上的“一招一式”的真功夫的操练。当然,最好再佐以血腥的恐怖之刺激……男婚女嫁,关乎一辈子。质量的前提,首先该是“性”和“情”。好丈夫是各式各样的。除了吸烟我没有别的坏毛病。我非是“登徒子”式的男人。也从不“拈花惹草”、“招蜂惹蝶”。事实上。在男女情感关系中我很虚伪。如果我不想,既或与女性经年相处,同行十万八千里,她们也是难以判断我究竟喜爱不喜爱她们的。我自认为,我在这一方面常显得冷漠无情。并且,我不认为这多么好。虚伪怎么会反而好呢?其实我内心里对女性是充满温爱的。一个女性如果认为我的友爱对她在某一时期某种情况之下极为重要,我今后将不再虚伪。最重要的,我的妻子赞同我对友爱与情爱的理解。在这一前提中,我才能学作一个坦荡男人。我对妻子坦坦荡荡毫无隐私。我想这正是她爱我的主要之点。我对她的坦荡理应获得她对我的婚外情感的尊重。实际上她也做到了。她对我“无为而治”,而我从她的“家庭政策”中领悟到了一个已婚男人怎样自重和自爱……我给未婚男人们的忠告是——如果你选择妻子,最适合你的那一个,才是和你最有“缘”的那一个。好的并不都适合。适合的大抵便是对你最好的了……在吃这一方面,中国人的嘴其实是很丢中国人的脸的。中国人的嘴之第二个不争的方面,是说假话。遗憾的是,有些假话只许帮着去说,不许一语戳穿。有些假话,仍被铁幕罩着,暂且还分辨不出究竟是真是假。有些假话是人人都乐意说的。正应了林彪那句“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比如北京市那位畏罪自杀了的副市长王宝森,倘不是一朝马脚败露,被揭发了出来,恐怕至今仍是个言必爱党、爱国、爱民、爱社会主义的好干部呐!中国人的嘴之第三个不争的方面,用老百姓的话讲,甚至是“缺德”的方面,便是惯善贬低别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美化自己,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得意。中国人的嘴,又是这世界上最凶恶的嘴。我总在想,什么时候,中国人的嘴不那么喜宴贪吃,不那么一张嘴便一套套的假话,不总在打击和贬低别人,不总在抬高和美化自己,什么时候,中国人学得不将“口福”当成一种幸福去追求,学得少说多做.以说假话为大耻,以制造和参与流言蜚语为丑恶,什么时候——那时候,中国才真的有些什么希望可言!爱憎分明于一个人是多么重要的品质。与我的中学时代相比,现在的中学生,似乎太被学业所压迫了。我的中学时代,是苦于无书可读。买书是买不起的,尽管那时书价比现在便宜得多。几个同学凑了七八分钱,到小人书铺去看小人书,就是永远值得回忆的往事了。现在的中学生们,可看的太多了,却又陷入选择的迷惘,并且失去了本该拥有的时间。生活也真是太苛刻了。我挺怜悯现在的中学生的。我真同情我的中学生朋友们。贫困是人类最大的丑恶现象。如果我们已知人类有百种丑恶,那么三分之二盖源于贫困,三分之一盖源于贪婪……贫困是可以消灭的。穷人却是永远都存在的。“心理贫穷症”将是商品时代的一种“绝症”。

女性的直觉是令我惊异的。在一切形式的抢答或竞猜活动中,她们的成绩远优于男人。往往是,男人们刚开始想,她们却早巳冲口道出答案。而且,一半情况下是对的。男人是凭了学识才聪明起来的。女人却是凭本能显得格外聪明的……少女们从爱情小说中间接品咂爱情滋味儿。她们对浪漫爱情的幻想后边连着对美好婚姻的幻想。但是半老不老的女人们和半老不老的男人们内心里所幻想的,直接的就是婚外恋。因为她们和他们,大抵都是已婚者。尤其她们,恰似《廊桥遗梦》的女主角弗朗西丝卡是做了妻子的女人一样。这样的女人们的内心里,要么不再幻想爱情,要么幻想婚外恋。高等教育教给人思想的能力。而思想是幻想的“天敌”。正如瓢虫是蚜虫的天敌。爱、情欲和性,尤其在小说和电影中,越来越趋向于低俗、猥亵、丑陋、自然主义,越来越不圣洁了,甚至谈不上起码的庄重了。仿佛原先由于某种锦缎价格昂贵虽心向往之却根本不敢问津,甚至经过布店都绕道而行,忽一日暴发了,闯人大小布店成匹地买。既不但买了做衣服,还做裤权做背心,做鞋垫做袜子,做床单做台布。而新鲜了几天就索兴做抹布做扼布了。几乎凡叫小说的书里都有爱都有情欲都有性,就是缺少丁关于爱的思想关于情欲的待意关于性的美感。爱的主题并不一定只能或只许开出美的花朵,在现实中往往也能滋生出极丑和极恶。性爱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几乎只剩下了宫能的壳。这壳里已几乎毫无人欲的灵魂。我对“肉麻的温情”五个字相当困惑。反复咀嚼,几经思考之后,困惑依然存在,丝毫未减。由我想来,温情乃是爱的相当重要的“元素”。没有温情的爱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没有氧的空气根本不是空气一样。他是一个相当理性的,相当谨慎的,力求不使读者感到倔执,力求不使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因偏执而遭到读者排斥引起读者逆反的作家。读过许多关于爱情的小说之后,我已经变得不大容易被爱情故事所感动了。《廊桥遗梦》这个故事本身也没太感动我。它使我联想到我们中国的《白蛇传》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后者在张扬爱的浪漫和咏叹爱的执着方面,实在不是《廓桥遗梦》所能婉美的。谈到“伟大”,无论故事本身想象魅力的伟大,还是男女主人公身上所具有的感天地泣鬼神的爱力(用沃勒的话叫做“激情”)的伟大,都远远地超过《廊桥遗梦》。简直不能同日而语。相爱男女的灵魂化为彩蝶这一种浪漫想象,从小就使我折服之极。而《白蛇传》中的白娘子这一女性形象,我认为在人类艺术创造史上,更是前天古人,后无来者。蛇是多么可怕的东西!蛇而为精,一向意昧着邪恶与凶残。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中,蛇精蛇怪一再伴着毒辣之神出现。只有在我们中国的《白蛇传》中,成为爱、美、善、刚勇、柔情忠贞、视死如归的化身。白娘子那种对爱宁人负我,我绝不负人,那种为爱不借赴汤蹈火,不借以千年修炼之身相殉,那种虽被镇在塔下却爱心不悔的痴,真真是人间天上爱的绝唱!真真令世世代代的男人们永远的自愧弗如网!只不过《白蛇传》也罢,《梁山伯与祝英台》也罢,都因其神话性和传奇性,冲淡了当代性,不再能令我们当代人感动了。是的,最感动当代人的爱情故事,必是发生在当代的爱情故事。当代人看“三国”既不会掉眼泪也一点儿不替古人担忧。当代人看《秦香莲》也不再会一把鼻涕一把泪大动感情了。可是哪怕极平庸的当代爱情故事,也会至少吸引当代人中的一部分。我丝毫也不怀疑,将要拍成或已经拍成的电影《廊桥遗梦》,一旦在国内上映,将使我们的观众趋之劳驾。而翻译小说一旦印上“美国最畅销”一行字,在中国若不畅销便为咄咄怪事了。这一国与国的文学沟通现象,真是深含耐人寻味之处。婚外恋是一切中产阶级中年女人们最经常的幻想游戏。这几乎是她们世袭的意识特权。这一特权绝对地不属于处在社会物质生活底层的中年女人们。我有时讨厌一个中产阶层特征显明的女人,甚于讨厌柳絮。在春季里,在柳树生长出嫩绿的新时之前,柳絮飘飞漫舞,落在人的身上和头发上,是很不快的事。尤其落满人家的纱窗,那纱窗若不彻底刷洗,就透气不畅,起不到纱窗的作用了。中产阶层的显明的特征,再加上显明的“中国特色”,你如果稍有社会学常识,那么你想象一下昭,会使女人变得多么酸呢?中国的中产阶层女人们,头脑中的“新兴”阶层意识是相当强相当敏感的。正因为她们是“新兴”阶层的女人,她们随时随地都要刻意地显示这一点。这也是她们多少有点儿令人反感的地方。《廊桥遗梦》这一美国式的当代爱情故事,带有似乎那么纯朴的泥土气息,好比刚从地垅拔出来的萝卜。可是由弗朗西丝卡的中国姐妹们看来,却好比是一幅镶在金框子里的画。那无形的金框子是当代美国本身。她们是多么想纵身一跃,扑进那像框里,当一回弗朗西丝卡,足过一把婚外恋的瘾啊!但是这对于她们,是比获得一份美国绿卡还难上加难的……在这种阅读心理下,她们的被感动其实是大打折扣的。《廊桥遗梦》是我所读过的最纯粹的爱情小说。也是我所读过的最简单最肤浅的爱情小说。它在美国的畅销显然与它是最纯粹最简单最肤浅的爱情小说有关。在中国的畅销也显然是。最纯粹最简单最肤浅的东西,往往使很全面很复杂很深刻的东西处于尴尬之境。时代正在向使一切事物皆朝纯粹简单和肤浅的方面发展。正如电脑研制的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乃是为了使我们的头脑变得越来越粗陋越来越简单。在我读过的爱情小说听过的爱情故事看过的爱情影视中,十之八九都以情为爱的具有持久韧性的纽带和牢固基础。任何事情,无论它与我们的生活的关系多么密不可分,无论它在我们的生命意义中占有多么至关重要的位置,以及它对我们的人性需求给予多么美好的享乐,当它一旦被夸张到至高无上的程度,它的本质也就被扭曲了。那夸张了的它的“断想”,也就同时显得幼稚可笑了。在文学的老生常谈中,有时重复本身即意义。有时另一种“包装”即价值。这是一个文学躲闪不开的停论。康司丹斯当年反叛了她所属的那个阶级,和它的一切虚伪道德。弗朗西丝卡皈依了当代人对“家庭”的传统观念,使自己成了一个“好女人”的当代“样板”。这种颐依,也是极具挑战性的。在一个家似乎可以任意摧毁的当代,弗朗西丝卡似乎是一个独树一帜的女性。康司丹斯在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勇敢选择,具有女性个体的积极意义。弗朗西丝卡的选择,则顺应了社会的暗示。前者将被女人所叹服,后者将被社会所叹服。前者征服女人,后者征服男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不乏深刻,但毫无感人之处。《廊桥遗梦》中,毫无深刻,但不乏感人之处。在人类家庭和爱情的矛盾日益显现之际,在西方人力图从矛盾中寻找到可能缓解的药方的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家庭和爱情的矛盾,将在下一个世纪像地球上的能源污染一般空前严重。而且绝不是《廊桥遗梦》之类药方所能缓解的……“腐败”在中国已不止是一个政治词。它已开始蔓延到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今天是精神。明天是性和爱。《廊桥遗梦》,是在中国人之性和爱的准则大塌陷前,从美国飘来的一只好看的风筝。我们其实正站在即将出现的塌陷巨坑的边沿上,望着那风筝,头脑中祷告着腐败的逻辑和“真理”,期待着在堕落中获得“新生”……尽管我觉得自己正从高空向一片地球的“溃疡”降落,但我还是希望立刻就降落在那一片“溃疡”上。人非鸟,没翅膀,在空中运行久了,心里总不那么踏实。哪怕是一片沙漠我也愿先降落一下,定定心。何况我知道,真正迎接我的,将是一部分人类创造的大都市的繁华与文明……某些日本人,对于日本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关系,是比普遍的中国人更在乎的。某些日本人非常明白,日本若想在西方世界的国际关系中获得好感,树立优良的国家形象,目前仍是相当难的。日本若想在亚洲的国际关系中获得好感,那么首先必须获得中国的好感。而这又必须从日本人能获得中国人的好感开始。舍此,日本不能在亚洲树立起优良的国家形象。那么也就意味着它不能在全世界树立这一形象。中国历史中出现过许许多多抵抗型的女人。她们的抵抗有时顽强刚烈到誓死如归的地步。在男人强迫缠足的历史年代,不少女人仅仅为了抵抗这一强迫而不措生命。你从中国的文学和戏剧中,不难看到一个又一个对“男权中心”进行抵抗,奋起挑战,发动猛攻的中国女人的形象。日本式的颓废。它的特点不是刺激,而是甜腻腻。日本男人必须有日本女人那样的女人。日本女人必须有日本男人那样的男人。日本必须有日本男人那样的男人和必须有日本女人那样的女人。这乃是一个国的基因。性的自由和解放,使情反而在现实的“爱”中,成为至可宝贵的元素了;放他们和她们,对“情”,尤其对“纯情”,倒似乎更“情有独钟”了。你若内心向往堕落,日本可使你堕落诱你堕落的方面太多太多;你若渴求自强和成功,只要你比周围的人付出的大,日本也会提供给你相应的机会。物质相对丰富了,社会严密地秩序化了,社会矛盾大面积地消解了,性也最大限度地公开化了、自由化了,构成“人格”的含意大部分擅变了,人的精神冲动整体上减弱了……一些日本人在日本当年的侵略罪恶和后来的原子弹苦难之间,尴尬地陷入了半个多世纪的沉默。对前者他们欲说还休。对后者他们也只能欲说还休。他们的巡航,是人类最矛盾的尴尬之一种。他们的沉默,是人类最不心甘情愿的沉默之一种……我以为,他们是可以被理解的。我这个中国人能理解他们,也愿理解他们。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很像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关系——剑侠或刀客,剪除了他的心患人物,却同时扮演了对方的儿子的“监护人”角色,类乎“义父”的“监护人”角色。日本人对美国的心理,必是十分矛盾的。但是矛盾而不复杂,仅仅矛盾面已。一方面,他们视美国为“义父”。因为目前仍在受美国的军事保护和核菌庇,不得不依然的傍靠三分;另一方面,他们又怎甘永远处于“义子”的地位?何尝不愿摆脱美国的“监护”?何尝不想像美国佬似的,在世界舞台上过把颐指气使,动辄制裁这个制裁那个的“国际江湖”霸主的瘾?一方面,对美国几十年如一日的“监护”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对自己遭受过的原于灾难耿耿于怀。将一个国比一个人,那类乎杀父之仇类乎奸母之仇!日本有对美国进行报复的企图吗?有也没有。有也自有。根本实现不了。起码根本不可能在军事方面付诸实现。日本真的对美国汲有进行过报复吗?日本汽车冲击美国市场,日元升值美元贬值之际,日本人心中的快感是可以想象的。我是一个渺小的小说家,历来以职业的文学的眼光看社会和时代。我是中国人,又是作家,正处这一时代,观而思之,极想留下一点儿力所能及的记载,为后人研究这一时代,提供哪怕百分之几的参考。渐渐习惯了一只眼以小说家的文学的目光看世事,另一只眼寻觅点儿社会学心理学的感觉。我觉得许多世事,这样看,比以纯粹小说家的文学的目光看,视野更广些,视力更深远些,似乎也更明透些。作家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实在没必要理解为被要求,被强加,变为主观能动真的那么有害,那么不好吗?中国作家尤其在思想方面,受压抑的历史实在太久了,于是思想的能动性渐渐萎缩了,丧失了。我主张自己恢复这种能力。我自己不是很得意于这些“东西”。偏颇是相对于公允而盲的。但公允绝不等于中庸。我的偏颇,有时几乎是对中庸的故意的反动。但是也不可一味地对中庸反动。偏颇到离公允极远的地步,也是和圆滑的中庸一样可鄙的。过得去的物质生活,自由表达的独立意识。中国一切现今的所谓“富豪”,十几年前皆寻常人。机遇加精明,是他们成功的条件。我书中由他们的成功重复了这样一个普通的道理——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看我的书,谁也不会从中看出对他的攻击。只不过文字不那么崇拜。他得允许我不崇拜他。但是,在他那儿,看出了不以为然。(就算是不以为然,也得允许不以为然吧?)我是欢迎一切人对我本人的言行、创作及头脑进行批评的。有人对你的头脑予以特别的关注,那等于是抬举。批评只要稍有几分道理,我都是引以为省、引以为戒的。哪怕毫无道理,但只要影响不超出我自身创作和品性的是是非非,我一般也是不在意的。但若误导泛播,谬种流传,我也就不得不澄清之,驳斥之了。人既然生活在社会中,那么谁都是一个社会人。一个社会人,不可能不考虑自身利益。它包括——保障一种相对体面的物质生活的收人,选择能发挥自己某项专长或才智的职业的充分自由,参与公平竞争的激情和冲动,便于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环境……我,梁晓声,中国当代作家,现庄严声明——我就是要站在“特权”的对立面上,旗帜鲜明地、立场坚定地、毫不动摇地、义无反顾地反对“特权”现象!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我所见识过的体力劳动者,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自卑自强,怨天咒命的话常挂在嘴边上:“我们,臭苦力!”一类盲目自尊,祟尚力气,对凡是不靠力气吃饭的人,都一言以蔽之曰:“吃轻巧饭的!”隐含着一种藐视。人的回忆,是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焦距”的,好像照片随着时间改变颜色一样。父亲,不再是从前那个身强力壮的父亲了,也不再是那个退休之年仍目光炯炯、精神矍铄的父亲了。父亲老了,他是完完全全地老了。生活将他彻底变成了一个老头子。他那很硬的黑发已经快脱落光了,没脱落的也白了。胡子却长得挺够等级,银灰间黄,所谓“老黄忠式”,飘飘逸逸的,留过第二颗衣扣。只有这一大把胡子,还给他增添些许老人的威仪。而他那一脸饱经风霜的皱纹,凝聚着某种不遂的风愿的残影……生活,到底是很厉害的。动摇过的事物,要恢复其原先的稳固性,需要比原先更稳固的基础。信仰不像小孩子玩积木,推倒一百次,还可以重搭一百次。信仰的恢复需要比原先更深刻的思想观和认识观。这比绘钟表上弦的时间长得多。人可以欺骗别人,但无法欺骗自己。因为正是他们,这在历史进程中享受不到文化教育而在创造着文明的千千万万人,如同水成岩一样,一层一层地积压着、凝固着,坚实地奠定了我们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如今之中国人,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是太多了。如今之中国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有些事,在我,也渐渐地开始不很认真了。似乎认真首先是对自己很吃亏的事。一种几乎终生的行业,必然铸成一个人明显的性格特点。他们所参与的,不过一砖一瓦之劳,却甘愿通过他们的一砖一瓦之劳,促成别人的广厦之功。他们的认真乃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愉悦!愿我们的生活中,对他人之事的认真,并能从中油然引出自己之偷税的品格,发扬光大起来吧!就表演艺术而富,我崇敬性格演员。就现实中人而言,恰恰相反,我崇敬每一个“本色”的人,而十分警锡“性格演员”……我尊敬母亲及一切以坚忍捧抱住艰辛的生活,绝不因茹苦而撒手的女人……我们依赖于母亲而活着。像蒜苗之依赖于一棵蒜。当我们到了被别人估价的时候,母亲她已被我们吸收空了。没有财富和知识。母亲是位一无所有的母亲。联想到我们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一切曾在贫困之中和仍在贫困之中坚忍顽强地抚养子女的母亲们。她们一无所有。她们平凡、普通、默默无闻。最出色的品德可能乃是坚忍。除了她们自己的坚忍,她们无可傍靠。然而她们也许是最对得起她们儿女的母亲!因为她们奉献的是她们自己。想一想那种类乎本能的奉献真令我心酸。而在她们的生命之后不乏好男儿,这是人类最最持久的美好啊!倘我们富有,即使生活在腐朽的棺材里,也会有人高兴来做客,无论是节日抑或寻常的日子。别人对你满意,你自己也不吃亏。讨饭的人可怜,但不可耻。走投无路的时候,低三下四也没什么。若有人问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将我的老母亲老父亲接到我的身边来,让我为他们尽一点儿拳拳人子的孝心。然而我知道,这愿望几乎等于是一种幻想一个泡影。在我的老母亲和老父亲活着的时侯;大致是可以这样认为的。我的哈尔滨我的母亲城,身为一个作家,我却没有也不能够为你作些什么实际的贡献!这一内疚是为终生的疚惭。梁晓声他本非衔恩不报之人!对于那些读了我的小说《溃疡》给我写来由衷的倍,愿真诚地将他们的住房让出一间半间暂借我老母亲老父亲栖身的人们,我也永远地对你们怀着深深的感激。这类事情的重要的意义是,表明着我们的生活中毕竟还存在着善良。母亲啊,您要好好儿地活着呀!您可要等啊!您千万要等啊!求求您了,母亲!由我的老母亲很想到千千万万的几乎一代人的母亲中,那些乎见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平庸的在社会最底层喘息着苍老了生命的女人们,对于她们的儿子,该都是些高贵的母亲啊?我的思想是相当唯物的。但受情感的左右,难免也会变得有点儿唯心起来。某些外国的人名,一经中文化,便仿佛是他们的文字的肖像了。从他们的中文化的名字,简直能欣赏到他们的气质、品格,甚至能传达出他们的形象的特征和魅力似的……我想,人生也是可以比作一块画布的。有人的一生如巨幅的画布,其上历展现的情形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人的一生充满了泼墨式的、大写意式的浪漫,或充满了起伏跌窝的戏剧性。看他们的人生画布,好比看连环画。但大多数人的人生画布是小幅的。我的人生画布就属于大多数人中的一例。我曾与朋友仍戏称之为“手帕人生”。是的,我也就是在这么大的尺寸中,以写实的,有时甚至是以工笔的画法,相当认真地一层层涂抹我的寻常人生。童年是人生画布的底色。底色上即使勾勒出了影影绰绰的人形,却往往属于“点彩”源、“印象”源的那一种。远看或还辨得清轮廓,近看则就与底色摸溯成一片了。毕竟的,那轮廓的边缘,与底色融得太平贴,并不能从底色上凸现出来……我觉得,少年是人生画布上关于人的首次白描。此时画布上一个少年的眉目略清。他的表情已能默默无言地预示着他未来的性情和品格。甚至,已有几分先天性的因素含蓄在他的眼里,预示着他未来的命运了……生活在无优无虑环境之中的孩予是不会盼着自己快快长大的。他们本能地推迟对任何一种责任感的承担。而一个穷人家庭里的孩子,却会像盼着穿上一件衣服似的,盼着自己早一天长大。他们或她们,本能地企望能早一天为家庭承担起某种责任。穷孩子们的母亲,逢年过节时是尤其令人怜悯的。这时候,人与乌兽相比,便显出了人的无奈。鸟兽的生活是无年节之分的,故它们的母亲也就无须乎在某些日子将来临时,惶惶不安地日夜想着自己格外庞尽的什么义务。亲情自然是以血缘纽带关系为基础的。但我认为——超出血缘关系的那一部分亲情,也同样非常值得保持……我之所以频频回亿,实在是因为我内心里沥渐充满了感激。这感激是人间的温情从前摄在一个少年心田的种子。我由少年而青年面中年,那些种子就悄悄地如春草般在我心因上生长……男人对女人的终生的态度,据我想来,取决于他能不能有幸在少年时代就得到种种非血缘甚至也非亲缘的女人那一种长姐般的有益于感情质地形成的呵护和关爱。以及从她们那儿获得怎样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当人明白自己有一个在任何情况之下都绝不会出卖自己的朋友的时候,他便会觉得自己有了一份特殊的财富。我们天南地北走到一起,实在是一种人生的缘分。我们都要珍措这缘分。至于其他,那非我们自己探臀以求的,我们才不在乎!我回头向自己的人生望过去,不禁讶然,继而肃然,继而内心里充满一大片感动!怎么,原来在我的人生中,竞有那么多那么多善良的好人帮助过我,关怀过我,给予过我持久的或终生难忘的世间友爱和温情吗?心有感激,心有感动,多好!因为这样一来,人生中的另外一面,比如嫌恶、僧怨、敌意、细碎芥蒂,就显得非常小气、浅薄和庸人自扰了……活在好人边儿上的人,大抵内心会生发这种一时的小善良,并且总克制不了这一种自我表现的冲动。表现了,自信自己仍立足在好人边上,便获得一种自慰,和证明了什么的心量安泰感和满足感人心的尊贵,一旦近乎本能的,我们也就只有为之肃然了。我认为崇商是人性内容狠重要也很主要的组成部分。我确信崇高也是人性本能之一方面。若人性恶带有本性色彩,那么人性善也是带有中性色彩的。人性有企图堕落的不良倾向,堕落往往使人性快活。但人性也有渴望升华的高贵倾向,升华使人性放射魅力。长久处在堕落中的人其实并不会长久地感到快活。人性虽然天生地有渴望升华的商贵倾向,人类的社会卸不可能为满足人性这一种自然张力面设计情境。这使人性渴望升华的高贵倾向处于压抑。像许多人一样,亲情正从我心中一部分一部分地流失。我常对自己说,比之其他,亲情才是最可宝贵的。可当亲情妨碍其他之时,又往往无可救药地将其他看得比亲情重要。仿拂亲情是核桃,是可以长久地放置的东西。而其他是葡萄,摆在面前,必须及时吃光,否则隔夜便会烂了,而烂了又会使自己十分婉借。当代人的所重所要,往往是最实利的东西。军装剥夺了他们逃避凶险躲避祟高的权利。面那正是我们不是兵的人本能和自授的特权……倘若我们看生活的眼光是人徽的,我们当会发现,即或儿童和少年,也是每每难免要舒旧的呀!野狐死前的预感是很强的。它们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命限临终了,便尽可能地回到它们的第一处穴里。不要相信那些宣布自己绝不怀旧的人的话。他们这样宣布的时候,恰恰道出——过去之对于他们,必定是剪不断,理还乱。如果一个人真的根本不曾杯旧过——那么似乎足以证明,他或她的人性质量是相当可疑的。大多数入的生命特点基本上是这样的——幼年时朝前看,青年时看眼前,中年时边在人生路上身不由己地走着边回头,而老年时既不回头也不仰头了。老年人习惯于低头沉思。怀旧是老年人的情愫慰藉。他已无需太多的东西了,所以他不目咄咄地引颈寻觅。该记住的都印在他心灵里了,所以他也就不必再频频回头去找所谓人生——不过是一些怀旧的片断组成的记忆……“爱心”是高尚又伟大的心境。“爱心”在人类的心灵里常驻不衰,人类才不至于退化回动物世界。“爱心”产生于博爱之心。绝大多数的人心难以常达此境。我们只能在某一时某一地某一种情况下某一件具体的事上,半麻木不麻木的“爱心”才被唤醒一次。我们一旦能以“爱心”对人对事,我们又将会对自己多么的备感欣慰啊!善良是“爱心”的基础。“爱心”是具有自然而然的影响力的,除非人拒绝它的影响,排斥它的影响,抵触它的影响。我一向将我和他们之间的感情、友情,视为“不动产”,惟恐一运用,就贬值了。哈尔滨人有一种太不可取的“长”处,那就是几乎将开口求人根本不当成一回事儿。对方犯难自己也不在乎。遭到当面回绝还不在乎。总之伤佛是习惯,是传统。好比一边走路一边踢石头,碰巧踢着的不是石头,是一把打开什么钡的钥匙,则兴高采烈。一路踢不着一把钥匙,却也不懊恼,继续地一路走一路踢将下去。石头碰疼了脚,皱皱眉面已。今天你求我,明天我求你,非但不能活得轻松,我以为反面会活得很累。我主张首先设想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是没有任何人可求任何人也帮不上忙的,主张首先自己将自己置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丽这么一来,结果却很可能是——我们发现,某些困难,并非我估计的那么不可克服。某些办成什么事的目的,即使没有达到,也并非我们估计的那么损失严重。我们会发现,有些目的,放弃了也就放弃了。企望怎样而最终没有怎样,人不是照活吗?有些情况下,对于小百姓而盲,求人简直意味着是高息贷款。我此话不是指求人要绘人好处,而是指付出的利息往往是入的志气。汲了这志气,人活着的状态,往往便自行地瘫软了。温馨往往是属于一种小的生活情境。富人们其实并不能享受到多少温馨。他们因其富,注定要追求大追求奢追求华糜。而温馨甚至是可以在穷人的小破房里呈现着的生活情境。温馨乃是小百姓的体会和享受。在物质生活方面,我是一个绝对的胸无大志之人。不要说小百姓只配过小日子的沮丧话,而要换一种思想方法,多体会小百姓的小日子的某些温馨。并且要像编织鸟一样,织一个小小的温馨的家,将小百姓的每一个日子,从容不迫地细细地品咂着过。提前退体或干脆辞职,这就等于与自己所依赖做了的体制彻底解除“婚约”了。这需要很大的勇气,那体制不会像一个富有的丈夫似的,补偿你什么。欢娱有时是需要金钱来营遗的。如果没有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同情,也便没有了一些人希望能为另一些人做些什么的冲动。那么世界上大概就只剩下了人为自己傲什么的冲动。而世界真到了这种地步,是连仁慈的上帝也会产生厌恶的。革命在最穷困的地区发生这当然是革命的规律。可是为什么革命的老区,在解放四十中之后,往往仍是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最穷的地方呢?我们自身仅仅少了一点儿矫情是不够的。我们仅仅怀有某种感情也是不够的。我们究竟还能为那些咄咄逼人的穷困所纠缠的人们做些什么呢?只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中国历代儿女们的孝心,才不至于泡在那么长久的悲怆和那么哀痛的眼泪里。只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亲情才有大的前提是温馨的天伦之乐;儿女们才能更理念地面对父母的生老病死;“孝”字才不那般沉重,才会是拿得起也放得下之事啊家——最可靠的“合资单位”。人生好比一时舟。毕竟,家是最有停靠权的一处港湾了。人过中年,没有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离婚者们,说到底是为了再寻找一处港湾。没了这一希望的支撑,离婚就只是不幸了……稳定的家庭,像最可靠的“合资单位”。关系虚设的家庭,名存实亡的家庭关系,自然便像两个没有任何道义可讲的“合资”伙伴组成的“皮包公司”什么的了。一方有难,另一方不釜底抽薪才怪了呢!家庭的“合资”关系当然不仅仅是收入和支出的流水账簿子。双方的“投资”,还包括各自的情感,各自的责任感,各自那份儿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我庆幸自己在一个可靠的“合资单位”里任职——任着丈夫之职,父亲之职,兼任儿子之职,兄弟之职。较累。全力以赴地任着。但是并不曾产生过“跳糟”的念头。夫妻二人也都没有谁打算“炒”谁“扰鱼”的暗想……祈祝许许多多“家”这样的“合资单位”经济效益好,精神效益也好,更加“共产主义”化而不是更加“股份”化,“私有”化……经常希望在某一时间和某一空间内,变成一棵植物似的一个人——听到了,看见了,但是绝不走脑子,也不产生什么想法。只为自己有能听到和能看见的本能而愉说。好比一棵植物,在阳光下懒洋洋地垂卷它的叶子,而在雨季里舒展叶子的本能一样,倘叶子那一时也是愉快的。上帝即使真的存在,他漠视生命权利的做法也是该诅咒的明!人的出生本身即奇迹。我做了父亲以后,一直视父亲的责任为我人生最主要的责任之一。我曾以为自己是缺少父爱情感的男人。结婚后,我很怕过早负起父亲的责任。因为我太恋爱安静了。一想到我那十一平方米的家中,响起孩子的哭声,有个三四岁的男孩儿或女孩儿满地爬,我就觉得简直等于受折磨,有点儿毛骨慷然。我常常想,我们这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拉扯着我们父母的破衣襟,愿着共和国趟赵的步予走过来的。怎么,我们的下一代消费起任何东西时的那种似乎理所当然和毫不吝借助损弃之风,竟比西方富有之国富有之家的孩子们要甚得多呢?仿佛我们是他们的富有得不得了的爸爸妈妈似的。难道我们自己也荒诞到这么认为了吗?如果不,我们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一些他们应该知道的事呢?我的儿子当然可以用上等的复印纸习画,可以有许多彩色笔,可以不必背补过的书包,可以想吃“紫雪糕”时就咆一支……但他必须明白,这一切的确便是所谓“幸福”之一种了!我可不希望培养出一个从小似乎什么也不缺少,长大了却认为这世界什么什么都汲为他准备齐全,因而只会抱怨乃至僧恶的人。无忧无虑和基本上无所或缺,即可向将来的社会提供一个起码身心健康的人,也可“造就”成一批少爷小姐。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再也养不起那么多少爷小姐的。现有的已经够多的了!难道不是吗?少爷小姐型的一代,是对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报应。而对一个穷国一个正在觉醒的民族,则简直无异于是报复。谁不希望拥有一个小小花园?田怕是一丈之地呢!若有,当代人定会以木栅围起。那木栅,我想也定会以各人的条件和意愿,摆弄得尽可能的美观。然后在春季撤下花种,或者移栽花秩。于是,企盼着自己喜爱的花几,日田地生长、吐营,在夏季里散紫圈红开成一片。虽在秋季里凋零却并不忧伤。仔细收下了花籽儿,待来年再种,相信花儿能开得更美……真的,谁不曾怀有过这样的梦想呢?都市寸土千金,地价炒得越来越高。今后将更高。拥有一个小小花园的希望,对寻常之辈不啻是一种奢望,一种梦想。某些围部级以上的干部,而且是老资格的,才可能希望成现实。于是令寻常之人羡眼乜斜。我想,其实谁都有一个小小花园,谁都是有苗圃之地的,这便是我们的内心世界。人的智力需要开发,人的内心世界也是需要开发的。人和动物的区别,除了众所周知的诸多方面,恐怕还在于人有内心世界。心不过是人的一个重要脏器,而内心世界是一种景观,它是由外部世界不断地作用于内心渐渐形成的。每个人都无比关注自己及至亲至爱之人心脏的健损,以至于稍有檄疾便惶惶不可终日。但并非每个人都关注自己及至亲至爱之人的内心世界的阴晴。我系俗人,仅能以俗人的观念和方式教于。至于撵家乃至禅祖们的某些玄言,我一向是抱大不恭的轻馒态度的。认为除了诡辩技巧的机智,投什么真的“深奥”。现代人中,我不曾结识过一个内心安全“虚空”的。满口“虚空”,实际上内心物欲充盈、名利不忘的,倒是大有人在。何况我又不想让我的儿子将来出家,做什么云游高僧。故我对儿子首先的教诲是——人的内心世界,或盲人的心灵,大概是最容易招惹尘埃、沾染污垢的,“时时勤拂拭”也无济于事。心灵的清洁卫生只能是相对的,好比人的居处的清洁卫生只能是相对的。面根本不拂拭,甚至不高兴别人指出尘埃和污垢,则是大不可取的态度,好比病人讳疾忌医。嫉妒人是没有办法的事。从伟大的人到普通的人,都有嫉妒之心。投产生过嫉妒心的人是根本没有的。不可能一切所谓好事,好的机会,都会理所当然地降临在你自己头上。当降临在别人头上时,你应对自己说,我的机会和幸运可能在下一次。而且,有些事情并不重要。这一切和人的内心世界有关的现象,将来必也和一个人的幸福与否有关。我真从内心里替孩子们感到忧伤——缺乏友谊,缺少愉悦的时光,整天满脑子是分数、名次和来自于家长及学校双方的压力。这样的少年阶段,将来伯是连点儿值得回亿的内容都没了吧?有一个多少具有点儿精神叛逆色彩的儿子,也好。这样的一个儿子,时刻提醒我明白,我只不过是一个韧二男生的父亲。除此之外,也许再什么都不是。更没有任何可得意的资本。儿子在家里教我夹起尾巴做人。和你初二的儿子交朋友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有时他似乎将你当做朋友了,其实在他内心里,你仍然只不过是他的父亲。世界上的一切美,都首先是固女性的存在而被发现,面被创造,而被欣赏的。女性是美之树,不断地结出美的果实。毫无疑问,许多美的事物是男人发现、男人创造的。但倘若世界上没有女人,男人便不会产生发现美、创造美、向往美、欣赏美的冲动。于是便没有了一切艺术。而没有了艺术的人类,便只不过是特地球本身当成野生动物园的动物。而科技的想象也同样不会从男人的头脑中产生。女性对于世界对于人类,首先的功绩不在于繁衍后代,面在于繁衍美。进一步说,人类可以忍受从此没了下一代,但绝无法忍受从此没有女人。生为女性是值得自豪的。女性之美,是世界之美的质量前提。女人,为了世界更美好,使自己更美吧!世界将因女人更美的形象而更美;也将因女人更美的心灵与性情而更美……男人总希望娶漂亮的女人为妻。女人总希望嫁或有社会地位或有钱财咸有权力或英俊潇洒风流倔傥的男人。无论男人或女人,大多数都愿交“有用”的朋友。所以豪杰有言——“大丈夫处世,当交四诲英雄”。所以文人有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引以为荣。引以为傲。所以“公门暇日少,穷巷故人稀”。所以“人生当贵显,每谈布衣交。谁肯居台阁,犹能念草茅”——遂成人间感慨。但母亲,却最怜爱她那个最“没用”的儿女。于是我现在的妻子某一天走人了我的生活。她单纯得很有点儿发傻。二十六岁了决然地不请世故。说她是大姑娘未免“抬举”她,充其量只能说她是一个大女孩儿。也许与她在农村长到十四五岁不无关系……她是我们文学部当年的一位党支部副书记“推荐”给我的。我觉得我以前真傻。“恋爱”不一定非要结婚不可嘛!既然我的单身汉生活里需要一些柔情和女性带绘我的温馨,何必非拒绝“恋爱”的机会不可呢!……这一闪念其实很自私。甚至也可以说挺坏。我向她讲我小时候是一个怎样的穷孩子,如今仍是一个怎样的穷光蛋,以及身体多么不好,有胃病、肝病、早期心脏病等等。并且,我的家庭包袱实在是重哇!而以为这样的一个男人也是将就着可以做丈夫的,意昧着在犯一种多么糟糕多么严重的大错误啊。一个女孩子在这种事上是绝对将就不得、凑合不得、马虎不得的。但是嘛,如果做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好朋友,我还是很有情义的。当时的情形恰如一首歌里唱的——我向她讲起了我的童年/她瞪着大而黑的眼睛/痴痴地呆呆地望着我……我曾以这种颇虚伪也颇狡猾的方式成功地吓退过几个我认为与我没“缘”的姑娘。然而事与愿违。她被深深地感动了,哭了。仿佛一个善良的始娘被一个穷牧羊人的命运感动了——就像童话里所常常描写的那样……她说:“那你就更需要一个人爱护你了啊!……”于是我明白——她正是从那一时刻开始真正爱上了我。我一向期待的所谓“缘”,也正是从那一时刻显现了面目,促狭地向我眨眼的……我偏执地认为,一个男人为买一件自己穿的衣服面逛商场是荒诞不经的。他的老婆为他穿的衣服逛商场也是不可原谅的毛病。因为那时间从某种意义讲已不完全属于她,面属于他们。现代人的闲暇已极有限,为一件衣服值得吗!如今,将公公当自己的父亲一样孝顺的儿媳,尤其年轻的儿媳们,不是很多的……贫困在我身上留下的印痕太深,使我成为一个本能的毫无怨言的低消费者。好丈夫是各式各样的。我的妻子赞同我对友爱与情爱的理解。在这一前提下,我才能学傲一个坦荡男人。我不认为婚外恋是可耻之事,但我也不喜欢总在婚外恋情中游戏的一切男人和女人。我对妻子坦坦荡荡毫无隐私。我想这正是她爱我的主要之点。我对她的坦荡理应获得她对我的婚外情感的尊重。实际上她也傲到了。她对我“无为面治”,而我从她的“家庭政策”中领梧到了一个已婚男人怎样自重和自爱……好妻子也是各式各样的。如果你选择妻子,最适合你的那一个,才是和你最有“缘”的那一个。好的并不都适合。适合的大抵便是对你最好的了……女人是残缺不全的男人。两千多年前,有个男人这么说。他是伟大的男人。他的名字叫亚里士多德。所以他的话被许多男人所信奉。而且尽是些有文化教养的男人。没有文化教养的男人不把亚里士多德当一回事。也就根本谈不上信奉他的话。于是便有一个叫美狄亚的女人曾哀叹:“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当中,女人是最不幸的。”故女人在男人眼里,一直不过是他们的配偶。包括一切杰出的女人在内。但上帝毕竟是男的。他对女人札赞的时候,他的逻辑也不能超出女人是男人的“配偶”这一纯粹男人的观点。尽管上帝从来没这么说过——但有德性的女人一直在苦苦寻找有德性的男人们。找到了有穆性的男人们的女人们,远比找到了美貌的女人的男人们少。这应该是男人们的很大悲哀。上帝还说过——“让女人默默地,完全顾服地学习。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男人。只要她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然后才是夏娃。”有一个男人不赞同上帝的话。他说——“男人,有的平静,有的好斗,但是每个女人都是生活的女王。”他的名字叫蒲伯。现在对于女人公正评价的男人是越来越多了。因为现在只能做女人的配偶的男人是越来越多了。因为现在不甘于只能做男人的配偶的女人是越来越多了。在男人们普遍“疲软”——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这一个时代,如果女人们仍甘于只能做男人的配偶,那我们民族的男人和女人,恐怕也只有叹息。人类生活中最温馨最富有诗意的,能使人类情感得到净化、趋向美好的部分,源于女性。所以我说,男人创造世界,而女人创造了男人。女人创造男人,除了情感还指教化。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任教师就是他的母亲。当观察一个成熟的男人,无论优点缺点,几乎总能找到女人教化的痕迹。而这种教化,能影响一生。说我作品中有女性崇拜情绪。冷静思考之后,我承认这一点。我从母亲身上更真切地体会到一个女人,特别是普通女人在生活中所承受的苦难和重荷。因此,我的小说对亥性怀有一种经常的敬意。我的性格,待人处事,许多地方随母亲。比如宽容、委屈自己来求得人际关系的平衡等等,虽然我还拿不准这样做好还是不好,也许有人认为迂腐。女人相信镜子,男人相信女人的眼睛。男人追求成功,女人则比较现实。男人似乎总在寻找机会,就像寻找一辆车,急急开出,预先确认将来比现在好,因此男人常常困惑、焦虑,内心不平衡。女人就比较实际,就这个条件,这样的环境,着眼点是适应,适庞之下争取生活得更好。妇人的苦闷,实际上也是时代的苦闷。我常常想,我们这一代人是多灾多难的,十年动乱,我们失去了很多机会,而女性就更惨,她们几乎没有恋爱,就匆匆走进了家庭。为了生存田。若干年后,这一代女人可能产生优秀的作家、专家和杰出人物,但翻开她们的情感史,一页一页很可能是苍白和空洞的。她们得到了,也失去了。到那时,她们厮守着命运抛给她的男人,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女人属于情感世界,没有含苞欲放,享受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就凋谢了,只能结出于涩的苦果。这对女人是十分残忍的。我承认,很久以来,女人在婚前,无论如何,还有憧憬,还有哪怕是一线的希望。一旦结婚,就注定了不会再有自我。为什么这一代女性中事业型、强者型的人多?就商品时代本身而宫,它是不接受并且排斥传统女性的,只有反叛传统,接受挑战,才能顺应潮流。但是这种反叛注定了是无力的,商品时代最杰出的女性往往也是痛苦最多最深刻的女性,她们在发出短暂的欢呼之后,马上又会坠人一种内省的痛苦。假如不漂亮,谈吐气质也是一种魅力;假如生就贫寒,聪明才智也是可观的财富。总之一句话,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是一个好女人。我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当代女性,无论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其实仍比较在乎当代男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们的。的确,大多数当代女性,自我意识早巳不受男人们的好恶所主宰,但有时候却依然希望从男人们对女性的评说中获得某种好感觉。面这意味着,现代的其实并不像她们自我标榜的那么思想独立;传统的仍自首地习惯于传统。有意思的是,我觉得——当代中年女性,似乎很希望从当代男人口中听到比当代青年女性更商的评说。而当代青年女性也是。对于五十年代的妻子们,侍奉好丈夫们似乎是第一位的责任。而抚育儿女反是第二位的责任了。丈夫们上班后,家才是女人们的天下。她们的女主人的地位,才开始较充分地体现。丈夫们在家,就好比皇帝坐驾金蛮宝殿。哪怕他是“明主”,而她在他眼中的地位又颇高些,也不过就是近身待臣的角色罢了。一言一行,免不了总是要察颜观色的。更有卑顺者,椎夫之命是从。经济是基础,因她们的操劳并不直接体现于奠定家庭经济基础方面,故腰板怎么也挺不起来。实际家庭地位之低,虽解放以后,并无本质的改善。一半是妻,一半是仆妇。由于家庭文化背景的先天欠缺,以及夫妻二人文明意识的长期蒙昧,这一种情况,在平民之家和贫民之家,反而尤普通,尤甚。一位家庭妇女究竟是怎样的女人,别人一迈人她的家门心中便有数了。持家有方的女人,无论她家的屋于大小,家具齐全或简陋,都是一眼就看得出的,是清贫抵消不了的。丈夫、儿女、老人是她们的广告。五十年代,在中国,嫉妒之心最有限的,也许恰格是家庭妇女。更确切地说,恰恰是平民阶层的家庭妇女。这样说,并不意昧着宣扬她们似乎天生地最接近着女性的美德。面是强调——她们并不能直接参与到社会中去进行名利的竞争;同时值得女人嫉妒的现象又几乎皆存在于她们短窄的视野以外。无论男人或女人,根本不可能由自己不知晓的现象生发出嫉妒之心。置身于她们那么一种群体封闭的生活形态,决定了她们对别的女人实在没什么可嫉妒的。家庭妇女们最嫉妒、真嫉妒的是——谁家的丈夫对妻子比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好。少女们已不再跳格子跳皮筋。那被视为“小姑娘”玩的项目。她们尤其较少跳皮筋了。因为跳皮筋是夏季玩的项目。夏季她们多穿裙子。跳皮筋有时需撩起裙子。皮筋举多高,一条腿要踢到多高。她们已自觉不雅。而母亲们倘见她们仍玩着,就会训斥。自己的母亲不训斥,别人家的母亲也会议论:“那么大个姑娘了,还撩裙子高踢腿的,真没羞。也不知她妈管过没有!”我一直认为,跳皮筋对于少女们,是极有益于健康和健美的玩法。她们当年跳皮筋时灵敏的身姿,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里。她们母亲当年训斥她们的情形,也一直是我回忆中有趣的片断。归根结底,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不是由任何其他的条件和因素历决定的,首先是由工业的发展所决定的。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广泛的城市就业机会。广泛的就业机会增加了许多家庭的收入。收入提高了的家庭有能力承狙儿女们的学费。面较普遍的文化教育,使普遍的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受改变的过程和阶段是有区别的——它使男人开始关心自身以外的事情,它使女人开始思想与自身相联系的事情。好比展开一幅画在男人们眼前,使男人知道世界比自己所了解的广大得多;面展开一田画在女人们的头脑中,使女人知道女人的命运比自己所以为的丰富得多。那幅画原先就存在于女人的头脑中。只不过它卷着,还拥着,非靠时代的咒语而不能展开。只有极特殊的女性,能凭自己的觉醒先于时代的默许而展开它。她们在任何时代都是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我一直觉得——一位静静地看着书的女性,如果她本身是美的,毫无疑问,那样子的她,则就更美了。如果她本身是欠美的,毫无疑问,那样子会使她增添美感。我一直觉得有四类女性形象是动人的——托腮凝思着的少女;读着书的青年女性;哺育着的成熟女性;编织着的老妇人。人对于知识的追求,大致可归结为两类——一类由于兴趣;一类由于需要。当年的中国女性,几乎皆是由于需要而追求知识。更确切地说,是追求文凭。文凭可以助她们较为顺利地谋到符合自己理想的职业。知识和学历,成为时代抛给人的一种标志。这标志甚至影响着当年嫁龄女性的择偶观。“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昭,他可是位大学毕业生呢!”倘“他”其余条件不是很差,十之八九的嫁龄女性是乐于一见的。正如今天有人对她们说:“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款呢!”——面她们中许多人眼神会为之顿亮一样。大学毕业这三条,遂成为当年中国嫁龄女性最高择偶标准的项目之一。认为自身条件优越的她们,甚至公开声明非大学毕业生不嫁。当然,今天之中国的许多待嫁女性,择偶要求中往往也是列人这一项标准的。但在当年,那是最高的标准之一。在今天,却差不多是最起码的、最低的标准了。仅仅几年前,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年轻的男性的骗子,还一面再、再而三地冒充大学毕业生骗取青年女性的芳心——不成想才几年后,他们却开始冒充境外的富商子弟了。某些拥有了高等学历但天生不怎么好看的女性,内心里当然更是愤愤不平于此一种时代现象的不良。岂止不良,在她们想来,简直丑陋!简直可僧!当年我也是对此一种时代现象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中国男人之但是如今细细想来,此一种时代现象,实在是一种从古至今的极其正常的现象。无论男人女人,总是希望通过最容易的方式达到某种目的。女人要过上比别人好得多的生活,最容易的方式只有三种,而且是最古老最传统的一种——那就是通过嫁给一个能给予她们那一种生活的男人的方式。这方式虽古老,但绝对地并没有过时。目前仍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里被许多女性继续沿袭着。容貌即资本。青春即股票。它并且暗示她们——二者之和,远远大于一个女人头脑中所可能容纳的全部知识的价值。就像三角形的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一样。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女性,那时都渴望着同一种男人出现在她们的命运里——即能带她们离开中国大陆的男人。不管他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不管他是哪一国家的,有管他是年老的还是年轻人,不管要求烛以妻的身份妄的身份情人的身份女儿的身份或秘书或雇员的身份,包括女佣的身份——总之什么身份都不计较,只要能带她出去,她便如愿以偿。于是形形色色的境外男人,成了“超度”她们的命中贵人。有些女性甚至于今无国、无家、无夫、无予、无业、无产,除了跌价的容貌资本和贬值的青春股票,实际上几乎一无所获。证明她们当年的交易自身并不能算是成功之举。女人通过嫁绘某类男人的古老方式达到改变命运过另外一种生活之目的,虽比较符合女性的人性特点,虽不必加以苛求地批判,但也不值得格外地予以肯定。因为,那方式所符合的,乃是女性的人性中太古老的特点。无论以多么“现代”的盆子包装了,仍是古老的。它在女性的意识里越强烈,女住在现代中越现代不起来。有知识的凭学历去闯,有才能的凭才能去闻,有技长的凭技长去闯;无知识无才能无技长可育的,则就仅凭容貌和青春资本去闻;连容貌和青春两项也够不上资本的,凭一往无前的盲目的勇气。从普遍性的规律上讲,男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女性是影响男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第一位导师。那么,谁是影响女性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导师?是时代。九十年代的中老年女性,目光望向比自己们年轻得多的“新生代”女性,又是羡慕,又是佩服,又是隔阂种种,又是看不顾眼。林语堂曾这样解释他为什么最喜欢同女子讲话——“她们能看一切的矛盾、浅薄、浮华,我狠信赖她们的直觉和生存的本能——她们的所谓‘第六感’。在她们的重情感轻理智的表面之下,她们能攫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这个。她们懂得人生,而男人却只细理论。”我之所以引用林语堂这段话,乃因其中有几点对女性的肯定,借以评说九十年代的一些女性,尤其“新生代”女性,也是相当准确的。她们也自有另一套使她们变得仿佛依然可爱的方式方法——那就是引导男人们及时行乐。数年前,在她们中许多人看来,“傍大款”便是最容易的接近最理想人生的捷径。而懂得女人如何受权贵或富有男人长期宠爱的经验,也就算懂得人生了。但是后来她们梧到了,那不过是杨贵纪式的女人的人生。有武则天一比,杨贵把只不过是一个可悲可怜的女性罢了。她们倒宁肯从男人那儿少要点儿宠爱,多讨些实惠。尤其,当她们与男人的关系无望成为夫妻时,她们给予男人的每一份温柔,都要求男人们加倍地偿还以实惠。她们像一切时代的一切女性一样,有情感的需要,但是并不怎么在乎失去。渴望爱的抚慰,但是也颇善于玩昧无爱的寂寞。她们有寂寞之时但绝对的并不苦闷。她们有流泪之时但主要因为失意而很少由于内疚。她们为交际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往往多于恋爱。在她们那儿两者常常是这样掂量的——交际产生交情,而广泛的男女交情比专一的爱情更有助于自己事业的成功。所以使男人常常搞不大清他和她之间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交情。面她们越是变得极端地信赖手段追求目的不重情感,则越在一些琐碎的、鸡毛蒜皮的细节方面夸张地表演出注重情感的摸样。她们以上的种种行径又简直可以说都是身不由己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可信任度已大面积地从中国人九十年代的生活中流失了。行业虽然空前地多了,每个人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空间反而似乎越来越小越来越拥塞了。呈现在社会许多方面的竞争是那么的激烈,有时甚至是那么的世态炎凉冷酷无情,女性不得不施展最高的人生技巧才能做成她们想做的事情。九十年代的中国“新生代”女性,表面看来头脑似乎史无前例地简单了,而实际上史无前例地精明史无前例地富有心机了。毫无家族权力背景的女性徒手打天下并且获得某种成功而又居然不曾受过伤,在九十年代的中国,这样的事是不多的。女性一旦成熟为女人,独身肯定在实际上是不自然的,不美好的。独身只在一种情况下可称之为理智的选择,那就是相对于形式上的糟糕的婚姻。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些女大学生们,第一崇拜财富;第二崇拜权力;第三崇拜明星;第四崇拜女性的性魅力;第五,如果自己具有或自以为具有,极端地自我崇拜……因人而异,还可以列出另外的许多条。但前四条无疑已包含了她们最主要的崇拜内容,无非顺序的先后不尽相同。九十年代的卖淫话题显示出了本时代的大的尴尬性。这是“中国综合症”的临床特征。当然,许多国家都有妓女。妓女的存在,又似乎并不影响那些国家的强盛。但,许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承认——妓女现象乃社会的疮疤。中国曾一度没有。八十年代韧开始有了。至九十年代便多起来。我对九十年代的卖淫女的全都印象,其实是从初识的或稔熟的,天南地北的,各行各业的,形形色色的男人们口中获得的。这印象最初使我惊讶的是她们只存在于某些城市、某些地区。尤其惊讶的是,在一些偏远县镇也蔓延开来。惊讶几次之后,也就不惊讶了。后来惊讶于她们讨价的便宜。据说一二十元钱的“活儿”她们也接。再后来惊讶于她们年龄的渐小。据说在有的城市,有的地区,还不到十八岁便开始走上卖淫的歧途。再再后来,只剩下了一种惊讶。那就是——她们的卖淫,并非如我想象的那样多么多么的不情愿,多么多么的被逼无奈,因而多么多么的内心悲苦。据说她们中不少人似乎活得很快活。由于卖淫是“最轻松”的“职业”。由于这“职业”使她们的收人数倍甚至数十倍地高于一般女工们的月工资。由于这“职业”的“计件”性质,现钞交易性质,永远无欠发“工资”或“打白条”一说。更由于这“职业”的传统方式与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密不可分。我始终确信,任何一个年轻的女性或少女,当她第一次脱裸了身体卖淫于男人之际,无论他对于她是认识的或陌生的,她内心里肯定是感到羞耻的。起码有几分感到羞耻。因为以钱钞为前提所决定的两性关系的发生,在女性这一方面,根本是违背她们天生在陌生男人面前掩护自己肉体的本能的。但随着卖淫的次数增多,这一种本能最终会从她们内心里被扫荡得一干二净无影无踪。以后她在任何一个陌生男人面前脱裸了自己的时候,便仿佛在公共浴池的脱衣间一样无所谓了。于嫖客,分明像内急终于寻找到了茅厕。于卖淫女,大概等于接受一次妇科男医生的身体检查。中国存在着的嫖娼现象,真相大抵如此。

用一句话说出的思想也许接近着正确;用十句话说出则就意味着并不怎么自信了;反反复复说的话往往离正确甚远——这本书里充满了此类话。此类话提供给人们的惟一的意义是,惹起批判的冲动。谁心里起了这种冲动,证明谁已在思想着了——我以我的片面和偏激,促使读者享受自己思想着的愉快……发达而先进的生产力,决定着经济基础的雄厚盈实。雄厚盈实的经济基础,是以商业的空前繁荣为标志的。空前繁荣的商业是冲压机床。它反作用于生产力,是使生产力成为一柄梳齿排列紧密的梳子。甚至可以说,已不再是一柄梳子,而仿佛是一柄——蓖子。繁荣昌盛的经济时代,对人类社会而言,乃是效果最理想的“洗发剂”。阶级这一缕胶和在一起的头发,遇此而自然松散开来。经生产力这一柄蓖子反复梳理,板结消除,化粗为细。于是阶级被时代“梳”为阶层。于是原先较为共同的“阶级意识”,亦同时被时代“梳”为“阶层意识”。人类社会由阶级化而阶层化,意味着是由粗赂的格局化而细致的布局化了。格局是极易造成相互对立的存在态势。布局是有望促成相互依托的存在态势。而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一大幸事。一批贪官污吏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在经济领域内依仗父辈权势与奸商勾结牟取暴利的子女们的存在,的的确确证明着“官僚资产者阶层”和“官僚买办者阶层”日趋形成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夸大了予以评说会被斥为“左”,而轻描淡写地予以评说甚至态度暖昧地替之掩丑则等于遮掩了腐败现象。站在这个两难之点上的一切大小官员、一切知识分子,乃至一切中国人,除非矢口不谈腐败二字,若谈,自己们首先就都难免地尴尬了。且莫以为他们富起来了便都是些非常之幸福的中国人了。其实,除了在资产的占有方面和优越的物质生活的享受方面他们足以高枕无忧而外,他们内心深处依然是郁闷多多的。依然是些备感失落的中国人。老百姓的郁闷和烦恼是可以找个倾诉对象诉说的。老百姓是有权力通过发牢骚甚至诅咒骂娘对现实宣泄不满的,他们却丧失了这种宣泄的权力。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鸿沟,是再也没法儿填平了。起码在他们这一代是设法儿填乎了。面他们的上一代,亦即他们的父辈们,原本是些曾为拯救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出生人死,功勋卓著,因而曾深受中国老百姓爱戴的人物。这一种关系的失落,乃是他们于中国当代诸种失落之一种。最心有千千结之一种。最欲说还休之一种。最惴惴不安之一种。“文革”粉碎了他们的理想,嘲弄了他们的志向,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正如硬性地、完全不可抗拒地改变了正在成长着的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的人生轨迹一样。在文化、艺术、教育、科技、文学和学术等等领域,中国的高于子女是很难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他们从小就距这些领域甚远,而离中国政治太近。在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家族的观念中,从政才应该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高干之子们,以及他们的父母们的思想意识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几十年中,这一点几乎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他们最是中国一些处于“不可名状”之状态的人。他们总担心中国哪一天又发生“文革”般的动乱。而他们多年来苦心聚敛的家财私产顷刻化为乌有。不管谁向他们保证这一种情况是绝不会发生的,都不能彻底打消他们的忧虑。好比孔乙己数茴香豆,觉得实在是“多乎哉?不多也!”“他们”中的男人,是些缺少友情的男人。因为聚报于他们身穷的,十之七八是正图利用或攀附于他们的男女。他们必得提防那样一些男人的手趁他们不备伸人他们的衣袋。他们必得经常告诫自己,别一次又一次被亲爱于他们的女人颠覆了他们的夫妻关系。因为每一次夫妻关系的破裂,对别的男人们是多么心力交瘁苦不堪言的过程,对他们其实也同样是。有钱人之离婚,有由于有钱而造成的别种样的麻烦。文化层次较高的,人格独立精神较强的,不太容易为虚荣所惑的男人和女人,一般不会轻近他们的社交范围。他们也从内心里很轻蔑那样的男人和女人的高傲清贫。素质太差,文化层次太低的男人和女人,也根本没机会结识他们。追随于他们左右的,几乎永远是一些精明的、专善仰人鼻息的、推他们马首是瞻的、不耻于时时表达忠心的,介于有自尊和汲自尊,有身份和投身份,卑俗和斯文,优秀和平庸之间的男人,以及年轻的、漂亮的,介于单纯与不知廉耻,浪漫与放纵,多情与多智,现代与现实,天使与妖姬之间的女人。某类人们因具有太显明的被攀附的意义和被利用的价值,身旁也就大抵只能聚拢着些介于优秀和平庸之间的男人,以及作派现代目的现实的女人了。这符合人类社会的寄生规律。像他们利用他们父辈的权力能量和影响一样,他们自己的能量和影响往往也被直接或间接地借助与利用。他们有时会对那样一些男人或女人心生厌恶,弃之如弃旧履。但有时也会遭到那样一些男人或女人的背叛——当他们身价跌落在特权阶层渐渐失宠之时……其实他们内心都曾封闭着一般强烈的激情。那激情更适于通过慷慨激昂政治演说,运筹帷幄机智幽默的外交谈判,身临战争前沿麾下千军万马指挥若定来体现。然而在今天,这太是过去时的“童话英雄主义”式的向往了。他们也早巳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内心里的激情的火苗都渐渐熄灭了。他们的“不可名状”的状态,说到底是这么一种感觉——既不甘心一辈子像他们现在那么活,一辈子做他们现在所做之事,又前瞻后顾两茫茫,找不到另一种或比现在更好的活法,以及比现在所做之事更能体会到满足感的事。让我们来说说“他们”中的女人们。据我看来,作为女人,她们十之七八其实是不怎么幸福的。她们的身份与其说是妻子、是母亲,莫如说更像是同事、老板秘书、经纪人、股东、“大内总管”或后台老板。针对于她们,似乎反过来说更为恰当——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却都是相似的。是的,由于相似的背景,相似的原因,相似的情况,她们婚姻上的失败以及家庭生活的不幸福,也都自然而然地带有了相似性。她们是些当代中国的“安娜·卡列尼娜”。任何事物都是有生命的,从爱情到一种思想到一个政党。而举凡有生命的事物,皆都是有生命的周期现象的。十二三年是普遍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周期。两个周期交替之际,人的健康与病弱状态显明。思想的生命要比人的生命长久得多。它是精神生命界中的银杏树。尽管如此,既没有不死的银杏树,也便没有所谓不朽的思想。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想一想,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某些堪称伟大却很古老的思想,对于我们当代人的头脑来说,其光耀已如遥远的银河系尽头的一颗垦一样暗淡了。新的思想的芽,通常都是生长在古老思想的干上的。腐败的严重,显然与它的生命周期有着一种内在的可能是必然的关系。在成熟的商业时代,政治权力,尤其人亡而易的政治权力,根本不可能隔代产生将带来实际利益的神奇效应。只要别太过分,只要别太肆无忌惮,只要别太贪,适可而止,只要今后不再那样了,只要把经济真正搞上去了,能使咱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别弄得今天一批下岗的,明天一批失业的,人心惶惶,人人危机,对他们那点儿摆不上台面儿的破事儿,中国老百姓其实可以猫头鹰似的,睁只眼闭只眼,装成大傻帽,装成什么都没瞧在眼里的样子……中国的“富豪”们究竟有多少?排在前十位或二十位的又究竟该是谁们?一个中国人又究竟拥有多少家业才算得上“富豪”?这其实不但是一个中国谜,而且似乎也是一件莫衷一是之事。对于中国新生的资产者阶层,我这里也可介绍一种简单的分类法——夸富型的或隐富型的。当然,这种分类法,仅适用于他们中的某些人。对于这某些人,也不是非此即被。但是只要留意观察,却都不难从他们身上看出以上两类的特征。夸富型的——惟恐人们不承认他们是“富豪”。很在乎自己是第几“富豪”。被承认是,或不被承认是,又似乎意昧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全部尊严,得到或没得到普遍的公认。是第一或第二的区别,于他们,如同奥运会上的金牌或银牌或铜牌的区别。在常人们想来,已然是“富豪”了,干嘛还非要争个是第几呢?这在常人们实在是难以理解的。而在他们想来,已然是“富豪”了,于嘛不争做第一呢?好比参赛的运动员一般都想竞争到金牌一样。常人们觉得那是梦。他们觉得那不过是几级台阶罢了。即或常人们也认为那不过是几级台阶罢了,但同时又不禁的会想,那是几级多么难以跨上的台阶啊!而他们的想法却是——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何不能?如果他们感到他们的“富豪”地位还没被公认,或虽被公认了,却没被排在座在的榜上,他们的心理就会特别的不平衡。好比一位影视演员或歌手,自认为自己的名字当在“十大”或“二十大”之列,却名落孙山一样。这时他们就会通过媒介弄出一些响动,以期引起全社会的注意。哪怕实际上他们所获得的公认,并不像他们感到的那么有限,那么应该觉得委屈,他们也还是要煞费苦心地弄出些响动。他们从来不怕出名,弄出的响动越大越好,越引起社会注意越好,越出名越好。他们绝不是一些害怕为名所累的人。不认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是不良的感觉,更不会感到别扭。隐富型的——这些人惟恐自己被视为“富豪”,惟恐自己的名字列入了什么“富豪”排行榜。他们例不是怕受名所累,也不是承受不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那分儿别扭。他们的隐富心理,主要基于对自己的同胞的防范意识,基于对时代的不信任,基于对中国前景的变幻莫澜的谨慎的看法,基于一种由中国近当代政治所传授给的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的商业上的成功,也是一次次不显山不露水的暗中的成功。他们似乎没有成为中国的什么什么的雄心大志。但是他们的商业眼光比“夸富型”的人们更为准确,商业头脑的反应也更为缜密敏捷。后者们常处于什么都想做,但不知道先该做什么。看到别人成功自己晤然若失望洋兴叹后悔错过了机会。他们却非常清楚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而且果断地悄悄地去做。“信赖”是一个有永远的恒定数限的词。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针对于任何具体之人,其数限都永不可能小于一。它只能等于一或大于一。它绝不至于等于零。“信赖”乃是体现为人心的一种近乎本能的需要。好比一个人要活着,他的肠胃最起码需要一个面包或一个馒头,外加起码一碗水。一个真的连一个人都不信赖的人,便会连活着都觉得没多大意思了。一个连活着都觉得汲多大意思了的人,对金钱也就缺乏积累的意识了。而他们都是些觉得活着很有意思的人。甚至可以说都是些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对于他们,能在这世界上还信赖着一个不是妻子不是女儿更不是母亲的女人,也就足够维持他们的心灵的需要了。他们是中国当代最有活动能量,最策划组密,最胆大心细的一批“灰色收入”者。在当今世界上,以往十几年来,中国也许是为“灰色收入”者们留有最多隙机可起的国家之一。目前可能仍是这样的国家之一。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是有“灰色收入”的。这乃是中国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合理不合法的。有些是合法不合理的。有些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他们的存在,与腐败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腐败借助于他们的“有偿服务”更加腐败。而他们本身的存在即意味着是腐败的催发酵母。好比霉菌与脚气病的关系。因而他们又常感自己们才是本时代的孤儿。他们是一些不太需要教化也挺“爱国”的“爱国主义者”。金钱在他们身上发挥了“功德圆满”的影响。而这不能不说也算是金钱作用好的一面。那些非是凭着权势背景,非是凭着稍纵即逝的机遇,更非是凭着“灰色潜能”聚敛起了“灰色财富”——而是顾顾所所,筚路蓝缕,百折不挠,坚忍挺进地加入了中国资产者阶层的人们。我对他们一向是怀有大的敬意的。他们,只有他们才是,而且最应该是“改革开放”这巨大产床上接生下来的健美婴儿。他们中不少人,十余年间,已由婴儿成长为“英俊少年”了。在我们中国,对于凭着权势背景“先富起来”的些个人,我一向是持批判态度的。只不过这一种批判态度,目前已变得由尖锐而温和,由激烈而含蓄,由毫不动摇而左摆右晃了。因为正如我前边谈到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爷父为官,儿孙得利,这是中国古往今来的规律。这规律产生的基础乃是封建法权的系统构架及其残余支柱。民主政体不至,此规律难破。某些共产党人的自我约制,虽堪称典范堪成楷模,毕竟的只不过是个人助道德完成。并不能改变规律仍以规律的惯力导致现象的存在。因而存在的从规律性上去认识,几乎是合理的。人不可能要求物体在自然光下没有影子。不可能要求海鱼没有海腥味儿。他们最终成了中国资产者中的一员,大抵靠的是白手起家,渐渐从小本生意发展壮大的曲折过程。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原本不过是些普通的工人、农民、脱去军装复员的下级军人,甚至是一些失业者,某一个时期内几乎途穷末路的人。他们的成功非是“运交华盖”的结果,而是与命运抗争的结果。他们的产生和存在,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至于变得像是一部仅仅由《百万英镑》式的喜剧和《钦差大臣》式的讽刺剧“编辑”成的,充满了“拍案惊奇”情节的通俗又肤浅的畅销小说,而具有了一些应该具有的凝重感、庄重性,以及令人欣慰的乐观。否则,“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则便不过是对某些靠权势背景,靠“灰色潜能”,靠闪烁着戏剧色彩的“幸运的雨点儿”而发迹的人的陈旧故事的“内容提要”罢了。他们的产生带有空前活跃的原发性。他们的存在证明了时代即是他们的阳光,即是他们的水分,即是他们的土壤,只要归还这样的一个时代给他们,对于他们就足够了。他们并不需要比别人更多的、另外的,在他们看来是非分的东西。只要给了他们起码的条件,他们就能靠自己的奋斗获得成功。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许多乡镇,许多农村,他们发展个人财富的作为有声有色,方兴未艾。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缔造”了十个指头数两遍就数得过来的些个“富豪”,实在汲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时代在这一点上几乎都是相似的。一批穷人的命运的改变永远比几个富人的产生更值得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欣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私营企业家,他们不但壮大了中国资产者阶层的行列,而且使这一行列令人最初大不以为然的成分有所改观。渐渐削减了中国人对它的嫌恶心态,渐渐修正了中国人对它的不太正确的看法,渐渐使中国的其它阶层能够与之和平相处了。他们的资本,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几百万的,虽然也可放在中国资产者阶层的最低档次的一个群体加以评说,但我还是更愿将他们归人中国中产者阶层中去进行分析。因为资本的有限,分明的,使他们身上中产者阶层的特征更显著些。他使我联想到了爱迪生的一句名言——“如果富人们真的橡穷人们所经常以为的那么幸福,他们就果然算得上幸福了。”我也只能以我特有的方式从道义上谴责他们的不道德,却丝毫也妨碍不了他们以他们不道德的方式,通过对自己同胞的严重剥削,和近乎奴役般的雇佣聚敛金钱。在中国,在某些地方,我之所见,使我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产生了从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的相当大的飞跃。哪一个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买了那一种美丽的被子的外国人,又能想到在中国,它们生产于如此简陋的“厂”里?是由每月挣一百五十元人民币的些个中国小女子一针针一线线用颜色对比鲜艳的绸布角儿拼缝成的?当他们满意于那一种被子的美丽和便宜的时候,当他们掏出钱包悦然而购的时候,当他们对手工劳动的成果大加欣赏的时候,他们也肯定地想不到,某些中国乡下小女子们灵巧的双手,每天端碗拿筷子的时候,其实已是五指麻木的、僵硬的,手腕发抖的了。文人“幸会”富人,或曰遭遇“大款”,照例免不了请客吃饭一项基本内容。而且,照例是“大款”热情做东,文人吃白食。文人的朋友和“大款”的朋友们凑趣沾光。通常,文人和“大款”坐在一起了,总是双方朋友们撮合的结果。好比有意“对象”的男女坐在一起了,大抵是媒婆们的成就。这种情况下,“大款”格外科持,越发摆出有钱的样子。文人往往特别谦虚,畜不由衷地说几句“一等智商从商,末等智商从文”之类不三不四的话。按照道德规范的不成文法对世人的说教,传统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男人既不但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平常的男人,而且还很年轻,而他却甘愿成为一个老太婆的风烛残年的日子里的附庸,则我们世人即使不发问,内心里也一定会暗想——他所图者何?倘那老太婆恰恰很有钱,则我们世人就会不约而同地得出注定了一致的结论——他图的是钱。于是我们世人便会一致地不屑起来。认为在他和她之间,肯定达成了一种“不道德”的交易。于是我们看待他的思想目光,也无疑介入了近乎“审判”的成分。而他作为男人的“道德资格”,定然要被我们的观念的罚牌严重扣分。但是,如果她非是老太婆呢?如果她与他年龄般配呢?那么,毫无疑问地,我们世人的思想的目光,则将更多地包含有嫉妒的成分了。即使靠修养克服掉了嫉妒劣性的人,大概也会暗自承认那实在不失为一组“幸运结合”。再如果,她乃名门望族之后呢?于是“不道德”的“交易”,往往既不但会被公认为“幸运结合”,而且可能会被传为佳话。如果她不但有钱,不但出身于名门望族,而且是艺术家,或者虽非艺术家,但却是热爱艺术的女人——这时情况会怎样呢?几乎无一例外地,这时佳话会上升为逸事,会被记载于书,成为小说家或戏剧家的创作素材。在某些将对金钱的拥有作为人生至高追求的女人,以自己的青春美貌为赌码或为本钱,与有钱的男人或富商进行交易并且获利巨大的世相中,我们也是很难用非此即彼的对错人生观来加以区别的。这一种世相的越来越“普及”的存在,将使我们的评说越来越陷入迷悯和尴尬。我们世人克服和战胜羞耻感的最传统也是最明智的“战术”,便是将羞耻感彻底公开化。彻底公开了的羞耻不复再能作用于人。它先变得似乎合情合理,在人判断世相的低级观念中获得认可;后变得习以为常,在人评论世相的高级逻辑中达到近于天衣无缝的、普遍世人的心理接受起来不太别扭的完善。对于我们世人而言,那旬真理般的隽语也许大错特错了。它说人的“自我”和外界影响的关系是“我思故我在”。而实际情况却是“我欲故我在”。原来人类那最隐秘的隐私是——丧失掉我们本能的羞耻心这一种企图由来已久。它蛰伏在我们古老的意识里,始终打算在寻找到最“正当的理由”以后进行最彻底的伦理原则方面的反叛。我们的一部分同类,一向在伺机发动对我们自身意识的“最后一役”。丽缺少的又只不过是“正当的理由”。在这一种理由没被寻找到以前,我们的一部分同类百千年来“孜孜不倦”地创造着它。我们的一部分同类,似乎相信只有彻底弃拒了羞耻心,人类才能更现代、更进步、更文明。而我们的另一部分同类,却由衷地呵护着自己羞耻心的存在。认为只有与之共存,才能更现代、更进步、更文明。人类的伦理原则,夹在这两种相互对峙,分歧越来越巨大的意识营垒之间,日渐显出依从两难的巡航性和危机性。人类文化的艺术的成果,不像那位女士所轻蔑地谈论得那么没有价值。如果有一天我们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省下我们的一部分面包,捐出我们的一部分积蓄,要么我们将失去我们继承着、欣赏着,精神得以享受到过的一切艺术,不,何须一切,只需一类,或音乐,或美术,或文学——我想,从老者到儿童,不分国际的千千万万的地球人,都会甘愿地奉献出我们的一部分面包,以及慷慨解囊。股市上任何一种迅涨的股票,都不可能吸引比那更多的人。在中国新生的资产者阶层中,这样一些不可等闲视之的女人是的的确确存在着的。她们一旦成了有钱的“富婆”或“富姐”、“款妹”,便社会能量尤其非凡起来。她们的通讯录上,大抵都有几位在必要之时足以庇护她们的官员的红线电话号码。她们提起某些我们非常熟悉的官员们的秘书,口吻亲呢,像提起关系很“铁”的“哥们儿”。我之所以对她们格外地评说了一番,并不因她们实际占有金钱的数量,甚至也不是她们聚敛个人资本的独特的方式方法。而是她们竟那么自以为豪地宣布为荣耀的“理论”与逻辑。对于我,她们的存在本是不太值得关注、分析和评说的。但她们的“理论”与逻辑,对我们社会的伦理原则的冲击和颠覆,以及对我们普遍人的意识质量和价格观念的影响、轻蔑,才是引起我郑重对待的原因。当我们即将结束这第一章,亦即对中国资产者阶层的冗长的分析时,我们不应该忘记提及那样一些人——他们是:不但自己靠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和诚实可敬的脑体力劳动富起来了,而且带动一方人们脱贫的人。他们热心于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社会福利事业。并且,是怀着某种良知支持以上事业的。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是“中国特色”最值得称道的方面。他们使他们所筋身于的这一个中国的新生阶层,在质量上多多少少有了一些“仁”的意味。还有那些抓住了机遇,主要靠自己的知识成果或一技之长成为“老板”的知识分子。他们中不乏年轻有为者。他们不见得因自身是知识分子,便一定会从“仁”的方面“善”的方面提高中国新生资产者阶层的质量。而我们也根本不可以用那么高的质量标准对这一个阶层一概地强加要求与评说。但他们的后继,无疑会在“札”、“智”、“信”方面,大大提高这一个阶层的质量。使这一个阶层显而易见的劣点被抵消一些,并且也能渐渐向社会证明自身的优点。他们成功的意义还在于,对于普遍的中国知识分于是一种激励。目前的中国,依我看,知识分子与其继续一味地向政治去要求自身的种种社会待遇,还真莫如悟悟经商之道,靠自己的知识,在“商海”里扑腾扑腾。“商海”里其实“淹”不死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先天胆小。“淹”毙在“商海”里的都是胆大妄为,蛮干违法之徒。知识分子出身的“老板”们的出现,新生资本家们的出现,对自己的同类是一种有益的教育。中国新兴的资产者阶层,是一个良芜参杂的阶层。在这一个阶层中,又可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第一代是较幸运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原始积累”阶段大量的、眼花缭乱的机会。那是一种带有明显混乱性的机会。其混乱性放纵了他们以不择手段的甚至野蛮的方式去紧紧攫住它。这种机会在时代进程中往往是百年不遇的。而且一般只发生在转折时代。他们凭本能瞥感觉到这一点。他们的发迹在带有神话色彩的同时,也带有不同程度的卑污。他们仓促上阵,准备不足,素质不佳。第二代的素质要比他们高许多。准备要比他们充分许多。第二代从他们身上总结了不少经验,吸取了不少教训。但是第二代面对的机会却不那么多了。混乱已经过去。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个阶层的总体作为,也许只能施展在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富有程度的局限内。而除了这一点,它的存在,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作用和影响,将注定了是渺小的,徽不足道的。排除个别,就总体面言,这也将是一个自在的、无忧无虑的、置身于中国社会普遍的烦愁与苦恼之外的阶层。因而也几乎必定是一个最淡漠了社会问题参与意识,最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技起”,最善于明哲保身的阶层。中国的贫者之所以贫,其实主要并非是由于他们变富了。换言之,“下岗”工人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下岗”的。失业者也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失业的。即使他们目前都不是富人,下岗者照样下岗,失业者照样失业,贫者照样贫。这一切时代的不幸,主要乃是由体制的更型转态造成的。此种严峻情况之下,命运遭受沉重打击的几乎一向是平民百姓。从表面看,他们大多数人似乎并未参与“体制内”的“蛋糕”的分配。他们大抵是在一份份“体制内”的“蛋糕”在“体制外”流通的过程中富起来的。一份“蛋糕”在流通的过程中,尤其在从“体制内”流通于“体制外”的过程中,是会翻倍增值的。这是商业的法术。他们受益于此过程。国家主宰我们大多数人在“体制内”的分配。转折主宰他们少数人在“体制外”的分配。国家只能就“蛋糕”分“蛋糕”。转折却分配机会。在商业时代,一个机会比一份“蛋糕”宝贵得多。而特权也是可以流通的。它流通于“体制外”也变成机会。有了那样的机会傻瓜都能富起来。慈善源于仁爱之心。公益义务的热忱源于社会责任感。一个人在往钱柜里存放钱的同时,并不见得会将那两样可贵的东西也存放进去。富人的心,尤其中国的,较缺少宗教情感熏陶的富人的心,的确是和他们的钱柜的作用相似的。他们的钱柜里没有的,他们的心里也不大会有。有,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比他们成为富人的过程要长得多。也许我们期望的东西,将在他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身上才有所体现。如果我们还相信进化论,我们就应该坚定地相信,中国的富人在心性上也是终究会进化的。我们当然会因一位每月只领取少得可怜的退休金的老人面对慈善或社会公益义务的虞诚之举而万分感动;却大可不太因一个富人表现得无比冷漠一毛不拔就愤世嫉俗起来。因为——仁爱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恰恰存在于最广大的最普通的公众意识里。世界一向如此。中国的法律对于中国的富人们是不是像对中国的穷人们一样的严厉我不敢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我常见到在一些早市或晚市上,收税人对于摆摊的小贩们真是如狼似虎。我也知道中国的富人们,怎样与中国的某些税务官员、公检法官员们称兄道弟,关系一团火热。而另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中国的某些媒介投向富人们的目光,往往并不是监督式的,而是诌媚式的。甚至,有时可以说是“卖春”式的。富人一出钱,它们就欣喜若狂地、忙不选地为富人们大肆鼓噪。不借辟出版面宣传富人的名车和他们的宠物,甚至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的哈欠他们的喷嚏他们的伤风感冒……这个阶层一度是一个以高消费为自豪,并满足于此虚荣的阶层。他们的高消费狂热病,一度也确曾刺激某类商品跟着他们的感觉走,漫天涨价。广大的市民曾因此而身受其害。但现在,他们中某些人的狂热病已基本上发作过去了。那乃是暴富的阶层总是要染上的病症。他们有这个权力。商业现在也又明智地关照着广大市民的购买力了,而不一味地只跟着他们的感觉走了。他们的消费心理正常了,商业成熟了,中国的广大市民也不必仍记前嫌,耿耿于怀。我认为,“买办”原本不应是一个名声狼藉的词。它起码应是一个中性的词。一个商业词典中的词。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任何一种必然性的存在,都可能因条件的截然不同,丽表现出作用的不同。中国之从前的和现在的“买办”阶层的表现便是一例。在经济次发达国家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中,只要这一活动由官方垄断部分地转移向民间渠道了,“买办”者们不但必然产生,而且必然逐渐形成阶层。其实,在中国的古代,在沿海省份对外通商的繁荣时期,便有古代的中国“买办”者们存在着。只要国泰民安,他们并不危害民族利益。相反,他们却能发挥“买办”的积极的商业作用。进言之,即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中,只要那殖民统治是相对文明的,不是特别野蛮的,“买办”者们的作用,也仍需以两分法来客观分析。中国人对新事物的接受,其实比某些社会学家们分析和估计的要快得多。北京人对大小“买办”都缺乏由衷的敬意。既“外”又“大”,不但“全权”而且“总”代理,在某些中国人心目中,是足以傲视中国的厅局长,甚至可与市长省长平起平坐,一比身份之高低的人物。真是这样的人物,感觉自然非凡。不是只冒充一把,片刻内的心理也很优越。一向不怎么能优越起来的人,难免经常幻想这一种优越附身。一有时机,那幻想便瘾发,于头脑中生出并没有这一种幻想之人绝难理解的古怪荒唐之念。一方面,“买办”人物在中国的现实中似乎处处得宠。这是“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他们在现实中又似乎时时受到来自于同胞心理潜层的种种敌意的滋扰。这也是“中国特色”。普通的中国百姓,对“买办”式人物们,是不大能真地轻蔑得起来的。因为都清楚,“买办”式人物们在中国社会中的现实地位,乃是比自己高好几级一辈子也超越不了的等级的。何况也没什么机会表示轻蔑。尽管内心里都是非常的想要那样。而一旦真有机会面对一位名副其实的较大的“买办”人物,他们内心里原先想要表示轻蔑的念头,却又会如冰接近了火,顷刻溶化。代之而顿生的竞往往是一种相形见细似的自卑。由于这自卑的摆布,甚至进而会表现得仿佛三生有幸,攀附巴结,逢迎取悦椎恐不及。普遍的中国百姓,大抵只能对些小“买办”人物们投以轻蔑的目光。而小“买办”们又是最不在乎这一套的。他们显出见怪不怪,其怪必败的自信摸样,更加神气活现。使企图轻蔑他们一下以获快感的同胞,反倒自己被着实地轻蔑了似的。一种“中国特色”,如同印花,印在“买办”式人物们一边的脸颊上;另一种“中国特色”,亦如同印花,印在“买办”式人物们另一边的脸颊上。你从这一佣看“买办”式人物们的脸,会觉得那印花像是由“春风得意”四个中国字组成的;你从另一侧看“买办”式人物们的另一边脸,又会觉得那个印花像是由“冷暖自知”四个中国宇组成的。面你若从对面正视他们的脸,则会觉得他们的脸似乎是由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的两半边不太对称的脸拼成的——这一半边脸是专为他们的外国老板们而生的,表情也是专为他们的外国老板而现的。这一半边脸一般肌肉比较的灵活,表情也相应地比较的细致比较的丰富。这一半边脸往往是生动而又善解人意的脸,随时随地会作出诸如忠诚可靠、虚心谨慎、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计名利、无私奉献之类的容状貌态,如同是半边中国“劳模”的脸;另半边脸是专为自己的同胞们而生的,表情也是专为自己的同胞们而现的。另半边脸的肌肉不知缘何比较的僵死,表情也相应地比较呆板缺少变化。另一半脸在必要之时总是会呈现出一种暖昧的表情。那表情仿佛是一种无言的自白。那自白的逻辑意味儿又仿佛是这样的——“请尊重我。请勿冒犯我。尊重我也就是尊重……冒犯我也就是冒犯……”夹在祖国和外国之间,中国当代的“买办”人物们,虽然身份较优越,却往往不得不于现实中横身而立。这一种存在的姿态,其实也是较累的。做到不偏不倚需要高度的技巧和出色的斡旋成事的能力。当祖国的,或祖国的某一地方的经济利益和他们所效劳的外国老板们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双方互不相让,他们的角色就不免的有些耀地了。中国在经济发达国家,尤其难以物色到肯于长期为中国的经济利益甘心情愿鞍前马后大效其劳的“买办”人物。外国的资本家,大抵是与中国政府,而非是某一位中国大陆的资本家做买卖。在这一种买卖关系中,他们“代理”的首先是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大前提。他们在这个大前提上是绝不含糊的。没有他们自身的可观的经济利益可获,他们是不会“代理”的。其次是不损害他们本国的经济利益。这往往也是他们自觉俗守的一个原则。最后才是在合法的范围以内,也相应地“代理”中国的经济利益。因为法的周密,一切照章办事即可,故“代理”二字,又意昧着公事公办,与在中国的含意相去甚远。而中国的“买办”式人物们则往往不是这样。因为他们不是资本家,是纯粹的“买办”,故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仅能通过“代理”性服务而获取。所获多少,完全由替外国资本家所作的贡献大小而定。甚至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外国老板对他们的“代理”性服务满意不满意。若他们的外国老板不满意,则他们的“买办”身份将遭取缔。而那身份对他们意味着太多太多。并且,几乎是他们中大多数,在中国境内的最佳话法。所以,他们必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清楚这样一点——首先应该全力以赴做到的,是为自己的外国老板在中国谋取到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这样一点做到了,房子会有的,汽车会有的,高薪会有的。他们的外国老板在奖励他们的贡献时,往往是较慷慨大方的。如果他们确实卓有成绩,那奖励甚至可能是别墅和名车。受着这一种一般中国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利益的督促,他们的“代理”性服务往往自觉又积极,无须推动。有时,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择手段。他们中某些人,曾替他们的外国老板出谋划策,教他们的外国老板怎样在中国巧妙地避税,“合法”地逃税,以及如何贿赂中国的官员,如何收买和笼络中国的媒体替他们进行宣传。十几年后的今天,中国第一代“买办”者们“行头”仍在其身的,已寥无几人。有的激流勇退,安享“买办”成果,做阑适的富人去了。或在人生途中另辟溪径,摇身一变,成了小资本家小业主公司老板什么的。有的被时代淘汰。毕竟,比之十几年前,中国商业相当秩序化了。目前仍是老资格“买办”人物的,那就真是“大浪淘沙”之后,受过种种考验式“洗礼”的佼佼者了。从这一点评说,不能不承认,“买办”现象,不但改变了某些中国人的命运,而且提高了他们的素质。甚至也可以这样说,排除时代对人要求越来越多的“教诲”因素而外,外国老板比中国“领导”对他们的素质的“培养”和改造更其成功。因为雇佣关系对人的素质的考核标准是龙为严格尤为设情面可讲的。第二代“买办”人物们的素质远胜第一代。他们普遍的文化程度较高,拥有国内名牌大学的文凭。其中为数不少的人留过学,拥有国外学位。他们的英语口语水平和笔译水平都较好。他们皆能熟练地操纵电脑。他们对于现代商企策划、宣传、广告包装和营销谋略,都有一套中西合璧的新思路新观念新方式方法。中国人经常挂在口头上那句“洋为中用”的话,体现在他们身上恰是“中为洋用”。我在我的祖国,在祖国的首都北京,在以中国人为大多数的场合,受着某种“种族歧视”似的。而那又主要是来自于我的同胞们。尽管他们和她们,绝对不是有意识的。中国文学评论家们笔下口中最廉价的一个词儿是“深刻”。被认为优等的事物,必定会成为中心事物。人也是这样。“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的进步之一,便是促使人认识到了自己合理的功利主义的权力。在“硬”道理方面,个人抉择个人追求只要不违犯国法,不危害社会公利不损害他人私利;在“软”道理方面不沾污社会的普遍伦理原理,其实正应该是最大限度地自由的。一个他们中的男人和女人那种种个人得失方面的权衡,其实乃是几乎我们每个人日常所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着的。区别仅仅在于,我们扮演的不是他们或她们扮演的时代角色,我们不处在他们或她们的特殊境况中,我们不面临他们或她们所面临的矛盾,故我们从局外看,必然非常不宽大不容忍他们或她们权衡得未免过分矫情的功利主义。而在他们或她们,那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现实的。商和文学对时代的不可或缺意义乃是相同的。不,此话差矣!文学可缺,商不可缺。作家可缺,“买办”亦不可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商业,必然地也是合乎规律地产生“买办”式人物。中国当代的“买办”式人物们,好比是中国这只窝里的“买办蛋储”。他们在适合的条件和温度之下孵化出来了。促孵的先决条件是时代的条件。温度是跨国经济方兴未艾的作用。而带他们和她们练翅的,却主要是他们和她们的外国“洋教头”。他们和她们心理上常受“恋窝情结”的纠缠,但所学既是洋式的飞翔本事,便都不免的很想成为一只“洋鸟”。他们和她们对“洋教头”不无感激,所谓“师思难忘”。但又总不免的心怀叛念,因为不被视为一只彻底的“洋鸟”。他们和她们关注各自“代理国”的政治的、经济的晴雨表,比对中国的关注尤其密切。因为那是他们和她们经常动心移民去的理想国。他们和她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饮食文化、服装文化、民俗文化、戏剧文化乃至民间艺术等等,却比以前的兴趣大多了。他们和她们如是想:多了解一些总是有益的。说不定将来到了国外,能使自己更具有“中国特色”。既然没法儿彻底的西化,显著的“中国特色”也会帮自己在外国是一个“可爱的中国移民”啊!而这种想法,又恰恰证明了他们和她们心理上永远无法拼合的分裂。在当代中国,他们和她们,最是一些“身在中国,放眼世界”的中国男女。中国当代“买办”者们,乃是一个特定的时期内,一些人们的“走红”。现在,他们和她们的“星运”临终,今后不会再有什么大的作为了。好比某类“特殊津贴”,颁发过一次,却并不沿袭地一直颁发下去。受益的也就受益了,不受益的再无相同待遇的指望。即使对于受益的,那也不过是往事如烟了。中国当代“买办”者阶层,故而是一个小小的阶层。一个时代夹页间速成的阶层。一个曾野心勃勃但野心已被时代页码夹扁了的阶层。一个“壮志末酬”然而已注定了不可能产生什么大作为的阶层。一个后继乏人的阶层。在未来的时代,这个速成的小阶层只会萎缩,不会扩大。我在此,对中国当代之中产者阶层,也决定按照传统的阶层的分法来评说。亦即对私有财产的拥有现状为前提。倘连自己所居住的房产都是“公”有的,而言自己是中“产”者,似乎太有些牵强。全世界各国的中产者,所居起码都是自己的房产,而且起码都同时拥有私家汽车。这乃是一个最低的标准。这一个最低的标准在世界范围内仍不过时。当然,还要加上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但是中国的情况毕竟有些特殊。中国当代之中产者阶层,按其收入高低,主要由以下几类人顺序组合:一,二三流影视明星。影虽在前,视虽在后,但中国电影业低迷不振,崛起甚难。这势头不但使他们和她们免于“待业”甚至“失业”,而且成全他们和她们皆过上了富裕的中产者阶层的生活。北京这座首都却另有所好。它对影视佳丽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所谓硬派小生们面对它的需求表现往往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这使“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名句在今天有了新注。中国中产者阶层中实现“中产梦”最快的,个人经济特征最显明的一类人,乃是由中国当代电视连续剧生产流水线“制造”出来的。在电影业方面,毫无疑问,中国目前仍属“第三世界”。而论电视剧这一业,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超级大国”。这一业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不仅“制造”了中国中产者阶层中活得相当滋润相当有声有色的一批,也保证和提高了此业中其他从业人员的收入,激励着推动着他们加快向中产者阶层迈进的步伐。社会体制演进的一种代价将必然是——所谓思索性意识形态从大众文化载体中逐渐消解到最低程度,谁也不再企图通过它们告诉大众一些什么,甚至制作者们逐渐变得再也没什么思索可传达,而大众变得似乎再也不需要接受什么。这时大众文化便几乎只剩下了一种单纯的功能——娱乐大众的功能。区别仅仅在于,健康的,或不健康的,或低级趣味的。中国当代电视连续剧“生产”业,其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般的势头,既不但受经济利益一只大手的推动,也受业绩利益一只大手的推动。两只大手共同推动,中国当代电视剧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般的情形,仍显示着一种“东方不败”之势。那么,已经受益而为中产者及其家庭了的,可将其阶层之经济基础夯垫得更坚实。倘未中“产”起来的,可望紧紧抓住机遇,及早有“产”并且中“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虽然方兴未艾,却不定哪一天就变强弩之末。从此江河日下,不复再能为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的壮大作什么贡献。因从世界的范围看,在一个国家非是电子业电器业电机业轻工业重工业或其它某业先孕和壮大了中产者阶层,而居然是电视剧“生产”业,前景总归有些不那么靠得住……如果一个国家的歌星们的经济地位还达不到中产阶层的话,那么恐怕只能证明这个国家太令人沮丧了。故我对歌星们在中国当代率先成为中“产”者们,一向是不嫉妒不眼红的。而且替他们和她们感到高兴。他们和她们中“产”者起来也不过就意味着摆脱了半无产者甚至无产者的生活窘况。如果他们和她们在三十五岁,最晚在四十岁以前还不能摆脱,那么将也许终生难以摆脱了。因为他们和她们除了唱,再就几乎没有其它任何特长。故我们眼见歌星们中“产”起来而不嫉妒不眼红,至少体现着一种应该提倡的善良的情怀。但是,对他们和她们中某些动辄狮子张大口,很不得一口吞下一百万才满足的行径,我也的确是打心眼儿里鄙视和厌恶的。中国歌坛的第二代第三代通俗歌曲传人,无论从艺术方面还是从艺德方面而论,普遍比第一代的素质好得多。教养的水平和文化的水平也高得多。这一方面是由于游戏规则的逐年规范化在起影响和作用,一方面大概也与他们和她们涌现于中国歌星“走穴”大潮之后,所沾染俗习恶习较少。对于中国歌坛的“后来人”,单要靠唱歌资产者起来,怕真是“雾里看花水中捞月”,精神上的冰淇淋,想想罢了。他们和她们,也只能通过唱而中产者了。设赶上“时代大走穴”那一拨,无疑是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但投沾染上“走穴”的俗习恶习,却使他们和她们的名声都较清白,提名道姓时没成见,不至于让人皱眉头。通俗歌曲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和流行,乃是我们人类心灵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阶段。我们越现代,我们越想唱歌,或听别人们把我们的心绪唱给我们听。不是由于我们因现代而快乐成这样,是由于我们因现代而忧郁成这样,而无可奈何成这样。对于我们现代人的心,恰恰是通俗歌曲,而非别种风格的什么歌曲,具有着与在教堂里喃喃祈祷相类似的作用。演唱通俗歌曲的歌垦们,除了唱那些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歌时,通常情况下如同抚慰好我们心的《水晶乌》式的年轻神父,涅赫留道夫式的仟悔者,以及漂亮的善解人意的“修女妹妹”。他们和她们翻来覆去地、絮絮叨叨地唱出我们心里的一些小秘密、小感觉,和我们现代人情感世界里一些通俗的,介于有意思和没意思之间小故事。而我们在许多情况下许多种时候,原来竟是无比地需要这个。倘一味地抱怨通俗歌曲的歌词太直白太肤浅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和她们所唱,正是,基本上是我们现代人的心的真实状态。那里已只有一些琐碎的小秘密小感觉,以及介于有意思和没有意思之间的庸常的小故事。人类的心正史无前例地通俗着。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经济地位处于第三状况的,大约就该属一些名气半大不小的画家、书法家了。名气半大不小的画家、书法家们在经济方面属于中产者阶层。因为他们的收人的主要来源是画和字。国画的“普及”,与流行歌曲的流行,其诉诸人们的意识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后者越流行,作词、作曲和演唱人的知名度越高。前者越“普及”,越在大众中泛化,其艺术魅力越减。外交界有句名言是——“弱国无外交”。在战争年代,尤其如此。在商业时代,从那一句名言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艺术品即商品”。当然,前一句名言未免武断。后一种结论也未免偏颇。但基本如此。名气半大不大,似有若无的一批画家们,对重大艺术拍卖活动常常只能望洋兴叹。他们的向往之心,犹如小镇上的穷儿望着马戏棚,咬着指头巴望得到一张门票。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经济地位处于第四状况的,是些个体独资小公司的法人。在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是较为斑驳芜杂的一族。实在难以概说。就好比老太太收零集碎的柳条箱里的东西和当今孩子们最新颖的一雄玩具扣在了一起,既有招人喜欢之物也有使人看了反感的。世界车轮的转动,越来越依靠金钱“轴承”的耐损力。资产者阶层拥有其它一切阶层所不可与之抗衡的金钱实力。放他们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主角。中产者阶层不具备那样一种金钱实力,故只有在阶层意识方面非常执着地扮演较保守的角色,以这一种姿态证明并强调自己的社会存在。同时势持面又体面地维护自己的阶层尊严。中国的中产者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几乎就从未形成过什么不可忽视的阶层,更几乎无任何社会影响力。而在中国当代社会中,这阶层由于是新生的,则还根本没有什么阶层的意识传统可言。好比一个三岁儿童,饿了哭、饱了笑、尿了闹,被一只温柔的手抚摸感到舒服,拍几下就会乖乖地睡着过去。它的阶层意识的本能,充其量作出如此平庸的反应罢了。与中国当代资产者阶层相比,虽然都是新生的阶层,虽然后者的阶层规模比它要小许多,但意识发育却比它快得多。后者几乎是一个桀骜不驯而又狡黠的少年了。它常常摆出一副男子汉似的面孔。那面孔上有一种“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或那样”的神态。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心里想的并不说出来。成熟的商业时代的经济杠杆,其中心支点永远偏在资产者阶层这一边。成熟的商业社会恰恰不是怂恿人丧失掉理性,而是教诲人更加现实。中国的商业时代还没经历过足够长久的成熟阶段,所谓中国的青少年们对人生是很缺乏现实思想的。好处是——青少年时期思想不浪漫,以后便难有机会浪漫起来了。坏处是——比之于较现实的思想,浪漫主义拥抱久了是会捉弄人生的。我以手中一支廉价的笔为图钉,将自己按在稿纸上解脱了给以后这一本不伦不类的书的读者们看,心中当然并无半点儿中产阶层“末流族”一员的沾沾自喜。我只不过希望使人信服地明白这样一点——在“知青作家”中,即使勤奋似我者,其稿费总收入,也不过如我罢。对作家,清贫绝对地不是什么烷濯灵魂,永葆创作青春的应验良方,面是大敌人。这敌人,以后将没有什么优越性助作家以克之了,将全靠作家们自己去对付去打倒了。都道是曹雪芹漫漫十余载,啃着冻高梁米饭团写出传世之作的。所以《红楼梦》才不朽似的。所以曹氏才堪称伟大似的。这赞美至少故意避开了一点不谈——曹氏早逝于营养不良。说到底也是早逝于清贫。否则,我们当代人于今兴许还能看到另一部与《红楼梦》一样伟大的传世之作。后来人们很有准备,很有勇气,也很有经验。并不需要“传帮带”。论值低价之时,开口殊不含溯。倘不满足,可能甩出一句毫不客气的话是——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自己写的东西究竟值多少钱,我懂!中国作家有两大毛病。其一是由于历史积怨和政治摆布的原因,造成长期的山头对峙,党园伐异,团伙互攻。这一种精神的和精力的耗损,对中国作家们的危害相当之大。不但危害了创作,而且有时危害了身心。作家们的第二个毛病是,即使笔下写着淡薄职位,“无官一身轻”之类的鸟话,心里边还是总惦记着怎样才得以为官一把。吟着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眼角却总忍不住地一次次瞥向文坛,留意着是否腾出了一把交椅。在世界当代的文明的雇佣关系中,向老板负责即敬业。而敬业即使在异国的雇佣关系中,也不失为美德。传统的、守旧的,然而同时又可能是考虑全面的、正确的,甚至体现着人生的成熟和经验的观念,就是这样,时时处处,受到着新的,也许考虑得欠周全的,甚至根本就不屑于进行长远性考虑的,年轻一代的观念的挑战和冒犯。在如此这般的种种新旧冲撞之中,其实已经不存在孰是孰非,谁对谁错的裁决准则。面仅仅存在着一种现象,一种事实——中国建国以后的主体观念,正由年轻一代的活法选择,造成着一大面积一大面积的松动,和一处又一处的塌方。营造大众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人”们,本身大抵便是中产阶层的一员,他们眼中所能见到,心中所能想到,日常所能接触到的,大抵是各个“族类”的中产者罢了。于是中产阶层成了他们最为熟悉的“人民”。中产阶层的生活形态,是当代中国人民大众的一种憧憬,一个似乎距离他们最近,而其实一辈子都难以达到的目标。于是大众文化的人民性,被营造大众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人”,以中产阶层的生活形态“误会”地取代了。这在电视连续剧中表现得员为明显而且泛滥。其通病是全设了生活的负重感却多了因“牙疼脚痒”面授完没了的“连续”的哭哭闹闹。这一种煞有介事的哭哭闹闹使者百姓每每两眼干瞪着屏幕无动于衷。而电视中的许多专栏节目,采访者的话筒和摄像机镜头,似乎只在中产者阶层中变焦和移位,仿佛再也突破不了这个阶层的用粘糯而又甜滋滋的生活的丝结成的网,仿佛最广大的平民和贫民阶层早巳不存在了,从中国当代社会中消失了。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令人最为不安的一种负面社会影响,乃因障碍了某些政治家及某些官员的耳目,使他们对国情和民情的了解自置局限。营造中国当代大文化的“文化人”们,其实充当着不怎么光彩的角色。他们有时过分卖力地粉饰太平,装演盛世,将中国大感觉的种种优患滤去了,虚化了。更严肃地说,当优患成祸之时,这也是一种罪过。综上所述,我们纵观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成分构成,必会感到,这一阶层似乎缺少某种至关重要的成分。此困惑没错。它缺少的乃是知识分子这一成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阶层成分构成合理的国家,知识分子都是中产阶层的主要成分。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似乎缺少某种历史的背景,这使它的总体阶层形象未免显得过分单薄,是一种平面的“纸板形象”,而非是一种雕塑般的立体形象。中国当代中产阶层——好比大观园里的头等丫囊忙里偷闲为情人匆匆赶做的一只绣花枕头。中国之中产者阶层,如能加人“正宗”知识分子们这一种“茶叶后”就好了。“科研”和工业落后主要由于教育内容和制度的畸形。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有识之士都深批痛伐过的。“文人”当官,并不全为着“治国平天下”,也为着一生的荣华富贵。因为“书中自有颧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所以在他们想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力士拔靴、贵把研墨”之类,纯粹是“文人”们编出来的,是“文人”为“文人”镀金身。既满足着“文人”们一心想当官的精神寄托,又似乎雪洗了大多数“文人”们一向“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屈辱。几乎中国一切文人、一切知识分子,似乎皆不太情愿正视李白也是想当官的,当不成官了也是很失落很苦闷的这样一个事实。因为那么一来,偶像倾斜,自己们的形象也是会大受损害的。至今,几乎中国一切“文人”,乃至一切知识分子,总是齐心协力地、心照不宣地维护着李白不愿当官的高傲名声。而在这一点上真正高傲得起来的,却只见越少,不见增多。中国古代“文人”一旦当不成官,终生布衣,并且家无祖业的话,其生活境况,也着实的可怜。而在中国,国即党,党即国。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心理,既不但余悸难消,而且感激椎恐不诚。有些人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获得“解放”的亢奋并不掺假。有些不过是做戏,心中其实耿耿于怀。耿耿于怀固然有可以理解的一面,做戏给人的印象却无论如何也是不舒服的。我们这一个民族,即使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也是非常善于由衷地呵护这一“惯例”的。不懂这一点的人将被视为蠢蛋。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向往官职,热衷于追求官职的另一种心理逻辑倾向是——觉得是官了,才意味着获得了当局最大程度的器重,才意味着被信任到家了似的。而这是极典型的,中国古代“文人”钻文求官的心理特征。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皆大同小异地有些“文人”化了。而“文人”们却并没怎么知识分子化。因为在知识分子的意识中,据我想来,在价值取向方面,哪怕是在关于个人之功利的价值取向方面,似乎应是将自己对知识成就的追求放在第一位的,而不太至于将做官误认为是对自己人生的“终极关怀”。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人们不以移民国外为幸运和幸福,那么证明这个国家的确是富强了。对于知识分子,如果不以攀权做官为一等人生前途的选择,那么证明知识分子的确是开始凭着知识实力而自信而自立了。“知识就是力量”这句不朽的名言,在商业时代,似乎具有,而且应该具有另外的意昧。那就是——知识分子凭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实力,具体说是“科研”成果、文化成果、学术成果,概言之是一切“知识产权”——既不但对社会和时代作出应作出的贡献,亦应而且能够对提高自己家庭的生活水平负起责任。如果一个国家的学者、教授、专家们居然连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准都达不到,那么,如我前边在分析中产阶层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国家的中产阶层的质量可想面知。国家管理者们的责任乃在于,在挑战尚未成为咄咄逼人的事实的时候,预料到某一行业所定会受到的冲击,成功面又稳妥地疏导那一行业的从业者转向他业。好比在三映工程动工之前迁民,而不是在动工之后。之前和之后的差别就是“下岗”、“待业”和失业。但中国的转折太快。并且连力和连锁影响太巨大,使国家管理者们根本来不及调遣自如。又因中国人口太多,重工业队伍巨如蟒象。而方法又只不过是“曹聪称象”式的方法。除此古老的方法,中国人还没找到另外更好的方法。起码目前还没找到。于是重工业队伍中的一半以上人,从工人到科技知识分子,成了比重象体的一般“石头”。曹聪用一船石头称出了大象的体重以后,那船石头大约也就永远地留在河边了。知识结构退化了知识能量减弱了的知识分子,理应受到比目前更好一些的关怀。正如一句名言说的:“曾经宝贵过的东西,即使不再宝贵了,仍应认真加以保藏。否则,你的损失将是人性情慷方面的。”放眼世界,大概只有中国才“出产”这样的,每月仅拿几十美元至一百多美元的知识分子和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升华了“中国特色”这句话。中国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物,是国家领导也罢,是“大腕”明星也罢,是“走红”作家也罢,是春风得意的新兴资本家也罢,在他们面前,你其实都没有什么值得自视甚高的资格。除了中国的士兵,在“奉献”这面心镜前,没有其他的什么中国人,比这样一些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更无愧色!处在中国中产阶层和平民阶层生活水准之间的知识分子构成的群体,好比一只包含着众多小球的大球——它的外表是脆薄而透明的,小球之间并没有什么黏合剂黏合着。它主要是由传统心理和历史影响推向一起的。传统心理正在瓦解。历史影响正在消弭。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这外表薄脆而透明的大球,必在商业时代的剧烈外力作用下爆破崩散。小球们将随力滚向四面八方,被其它各个中国阶层分而纳之……我祈祝“它们”更多地“滚”向中国之中产者阶层,并掺人“养麦皮”中去,为中国之中产者阶层这只“枕头”起到“茶叶后”的良好作用。倘“它们”竟不幸统统“滚”向了中国平民阶层,那么既不会是平民阶层的荣耀,也不会是“它们”自身的情愿。而只意味着是中国的现代遗撼。因为,中国之平民阶层太庞大,知识分子难以靠自身的素质影响一个庞大无比的阶层。其结果将必然是——庞大无比的平民阶层“消化”掉了它所吸纳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最终变成为曾经知识化过的平民,甚至贫民。知识分子自身作为阶层的时代,在中国近当代历史上根本没有形成过。以后也难以再形成。中国工人自建国以后,社会地位,或曰“政治地位”一直被奉捧于几乎至高无尚的地位——“领导阶级”的地位。所谓“政治地位”一词,我认为,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是最该被夹人中国历史中不再重提的词。或者,将这一词抛还给政治家和政客仍罢。普遍的中国人,其实只要在公民权方面和法律方面与他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就足够了。而所谓“社会地位”,又当然是与经济地位发生密切联系的。财经济地位处于社会最低水准的一切人们来说,再高的所谓“政治地位”都意味着是幻田和幻得的荣耀。在二十一世纪,不管任何国家,对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而言,以上观点都应是一种“思想进步”的共识。反之便是反进步的。于民众方面是不可救药的愚民意识。于执政阶层则意味着是愚民统治。中国工人目前所面临的“下岗”问题失业问题,不但关乎他们本人之命运,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父母,亦即中国最早一代工人的晚景生活的起码质量,也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独生子女的身体和心理能否健康成长。经济基础充当媒婆,比任何戏剧和小说里的媒婆,甚至比《西厢记》里那位聪明绝顶又古道衷肠的小红娘更有成功的把握。平民的女儿们,几乎不可能有所谓爱情的自由。如果她们出落得美貌,则她们必意昧着是家庭惟一有希望中头彩的“黄金证券”。同时,有权势、有地位、经济基础较优越的男人们,也必跃跃逐色,从四面八方包围她们,取悦她们。十之八九的她们原本对爱的纯真,最终都将发生擅变,大量地掺人非爱的因素。中国古时有这样—句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员”。“三百六十”尽管是一种形容,但足见中国在商业发达的世纪,确曾有过百业兴旺的局面。建国以后,渐渐的,百业之中除了工业,就只剩“八大员”了。多也多不到十几“大员”去。百业萎缩若此,不能不说是一种经济倒退。按照当年中国领导人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模式,再给中国一百年的时间,也是难以建立起雄厚坚实的经济基础的。社会本身呈现出的逻辑几乎总是更富有人情味儿一些的——凡以平民阶层为主的地方,哪怕一个被打上了灰色政治印迹的中小知识分子,不久以后也会欣然自慰地发现,他们被政治所涂改所扭曲的命运,实际上受着大部分平民群众的同情。有时甚至受到暗中呵护。而凡有中小知识分子成分渗入的平民阶层,只要那一种中小知识分子的成分还能较正常地、多多少少地体现出其优点,那一部分平民群众的平民阶层的俗点甚至劣点,似乎便寻找到了克服的“样板”。中小知识分子与平民阶层的关系,就我看来,实在是一种几乎天然的,珠与蚌的关系。在目前地球上一切国家中,除了平民阶层,再无其它的任何阶层,更加适合中小知识分子能够充分自尊地生存着。中小知识分子若自成一个群体,更是较难以其乐融融地长久相处。猴子和猴子在一起,各自体现得最充分的是猴性。而且往往是猴性狡劣的一面。当海滩上只有海豹的时候,互斗就会在海豹群中展开。只有当露出海面的鲨鱼的鳍向它们冲过去的时候,集体的恐惧才代替了激烈的互斗。领导一批工人只要权威加义气就够了。领导一批农民只要权威加恩惠就够了。领导一批“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只要权威加一丁丁点儿敬意就够了。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无需权威只要权力就够了。在中国尤其如此。但若领导一批中小知识分子,则不但要有传统的权威和威力,不但要加上义气和恩惠,还要加上高明的艺术性。领导一批中小知识分子,好比凝聚一个江湖马戏班子。江湖马戏班主们,通常自己便是一流的杂耍艺人。他们驯兽和斡旋于人的才干往往都是出色的。中小知识分子的知识“等级”及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大抵具有较为敏感的自尊。他们接近着“无产”,自尊似乎便成了他们较为主要的一宗“不动产”。伤害了他们的自尊,等于将他们掠夺为赤贫者一样。谁若讥他们为“大知识分子”,是最严重的自尊方面的伤害。因为这就好比指着一名科长说:“看,一位大官来了1”此中所包含的尖酸刻薄,有时是会令科长们恼羞成怒的。当然也太超出中小知识分子的容忍程度。他们往往因一个“大”宇耿耿于怀相当长久的日子。但谁若辱骂他们“臭知识分子”,他们反面的比较能够忍受。因为“臭”乃是一种泛辱。在这种泛辱中,他们恰恰感到着与“高级”、“大”的知识分子同属一类的看待。而这不啻给予了他们一种“公认”。此种“公认”又是他们最想获得到的。玩世不恭乃是中国一切阶层的一切“新生代”的法宝——在今天。“新生代”们靠了此法宝与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相对抗。甚至,在相当多的一批仕途不畅的政府官员的内心深处,仿佛看破红尘的玩世不恭,往往也表现得琳漓尽致。当代中国女人中,也极少有真“浪漫”者。女人的浪漫与男人的浪漫,是相互氤氲的“场”。好比水汽与雾的关系。水汽枯竭,则无雾生。男人不再缠绵,女人又何必浪漫?当代中国女人连“作秀”也不屑于“作”浪漫之“秀”了。而争相的改“作”现代之“秀”了。这乃因为中国当代男人在情感方面不仅不再有缠绵真挚可言,简直普遍堕落到了统统善于逢场作戏的程度。男人太善于逢场作戏,女人便以“现代”的姿态和面目虚与委蛇地周旋。而“现代”是女人之浪漫的文化“基因”的“杀灭剂”。是的,除了她们,试问今天还有哪一些中国人能或多或少地保持住一些浪漫的气息?还有哪一些中国人仍具有感动之心?新兴的资产者阶层并不具有,这难道还有什么疑义吗?他们即使在慷慨捐赠慈善之事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替他们的姓名或他们的买卖做广告宣传,这一点难道不是我们早已看透了的吗?他们在支持某项艺术的时候实际上绝非出于对艺术的敬意;他们在买下一件贵的艺术品的时候,实际上认为自己买下的是有利可图的债券,这也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以上的行为,既与浪漫无关,也与感动之心无关。而仅仅的只与他们自己的名利相关。我们称赞他们以上的行为,实在只不过是因为那些行为不仅满足着他们的名利欲,同时毕竟也布施益处于社会。所以我们在用最热情的词句称赞他们的行为时,我们自己也是绝不感动的。试问,难道我们真的曾因一位大富豪捐蹭给穷孩子一所小学而感动过吗?但我们不是确曾因一名小学教师从他或她的几百元工资中抽出了二百元救助自己的穷学生而潸然泪下吗?感动之心只与事情的善力和道义的实质相关,其结果倒往往位居第二了。尽管大多数世人看重的更是事情的结果。新兴的中产者阶层也并不具有浪漫气息和感动之心。因为这个新兴的阶层和中国新兴的资产者阶层一样,没形成自己阶层的任何或可用良好二字评说的文化背景。它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急不可待地装扮成最“现代”的一部分中国人的企图,使我往往看在眼里厌恶在心。几乎一切知识分子一旦路身于这个阶层,知识分子的特征在最短的时间内便被彻底“腐蚀”掉了。这个阶层目前是一锅甜腻的粥。无论什么内容搅人此锅,都会变成粥的一种成分。都会使自己也甜腻起来。但粥仍只不过是粥。他们和她们有时也会装出感动于艺术的模样,但往往只感动于美化中产者阶层的艺术。而且,即使对这一种艺术的感动也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装得越“真”显得越矫情。这个阶层对于世事也无感动之心。他们和她们只感动于自己“中产”了以后的那一种精细又汲意思的小情调。同时希望别人们皆像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感动于你的感动”。若将这个阶层人格化了,那么它太像《红楼梦》中的袭人。袭人除了为自己的小情调所感动,另外还真的为大观园里别的任何人的命运感动过吗?即使她对宝玉的那一份儿情,若认为真,也终究还是真的由自身命运出发的。我对此阶层一向怀着谨慎保持距离。我认为那距离起码不应小于最后一排观众席和舞台之间的距离。我惟恐自己不慎栽人“锅”中,即使之后蹦出来了,浑身也接了一片淋漓的、甜腻而粘稠的、永远也刮不尽的粥浆。平民们,亲和中小知识分子吧!如果不亲和于他们和她们,在中国,在当代,还有谁们值得平民们亲和?政权的腐败并非是从商业时代开始的。“吏”们虽然生活在乎民阶层中,但在许多主要的特征方面,与平民们并不类同,而更有些像官僚阶层。因为,他们毕竟是官僚这株大树的小校小时。并且,内心里最不情愿生活在平民阶层中。有朝一日摇身一变而成为官,从此脱离平民阶层,乃是他们“永远的梦”。“吏”是官的“实习生”。好“吏”们学好官,坏“吏”们学坏官。官自“吏”出。所以,纠查“吏”风,其实也是整肃官纪。据我看来,中国之“吏”风,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平民阶层是中国当代的最基本公众。在中国诸阶层中,平民阶层具有最本能的、最积极主动的、最有韧性的生存自救能力。他们的“上帝”一向只产生于他们本阶层。“官本位”的通病现象若体现于官僚阶层本身,我所待的批判态度往往相当激烈,嫉恶如仇。但若延益于平民人家,只要不过分,则我往往不忍指斥。须知如今粗粮比细粮贵,平民吃不大起粗粮。官员有责任不使平民沦为乞丐,这乃是官员对国家的最主要的责任之一种。贫民多了,后果不言自明。无平民阶层的生活稳定,无国家之长治久安。无平民阶层的拥护,无政党的广泛权威。越是经济落后的国家的资产者们的实际生活,越是比经济发达国家的资产者们的实际生活阔绰和奢侈。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资产者们也不例外。在经济落后和次发达国家,阔绰和奢侈也是廉价的。资产者一旦成为资产者,就有经济实力超越于国家经济危机之外。这乃是全世界资产者最大的共同的自信。中国的平民阶层的生活,才刚刚由温饱型转为消费型。与此相比,中国当代的城市贫民,仍是一些温饱型的人家而已。贫民人数一旦形成了阶层化的比例,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堪忧的。贫民阶层化,便不可能像弃婴一样被扔掉。归根结底,还是将成为一个国家的负担。中国城市贫民和正在加速加数贫民化的一部分平民们的命运出路究竟在哪里?目前还没有谁敢大言不惭自以为是地声明,他已替他们指出了“方向”。这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最顽固难医的头疼症。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主要最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其主要性和重要性而言,不是之一,而是第一。私有意识拒绝恐惧。最智慧的哲学都不能改变它在大多数人头脑中的根深蒂固。连上帝拿它也无可奈何。上帝为了抑制人类私有意识的膨胀而在《圣经》中作出的最严厉的警告,其实并不曾真正地影响过人类。私有意识既不但强大于图腾崇拜意识,而且往往以其强大主宰着两性关系——当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发誓说“我爱你”这句话时,他的头脑中同时产生着一种明确的想法——那么你属于我。农民们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的愿望,是人类私有意识中最长久、最牢不可破,往往也最值得体恤,最令人同情并且最动人的一种意识。农民对土地怀有的私有意识,兼有着图腾崇拜和性化了的意识成分。将土地比作母亲的是诗人。真的将土地看成母亲的却是农民。在农民心目中,土地不惟是母亲,还是妻子、情人和与自己有血脉关系的神圣事物。“公社化”实际上使农民变成了农村的“无产者”。农民不可能在耕种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时获得什么真正的劳动的偷快。“公社化”以后农民们在田间相互比赛的劳动热忱,以及在地头休息时的愉快情形,其实都只不过是人为煽动的热忱和即兴一时的愉快。秋收以后,当大批的粮食被收缴,农民们仅仅剩下口粮时,他们的失落感是难以形容的。而中国需要的是靠务农富起来的典型,靠务农富起来的样板。起码,需要一大批这样的农村的实践进行无可辩驳的说明——靠务农也同样是能够富起来的。任何一种伤害性的“政府行为”,哪怕由最低一级的政府部门不负责任地干了,其对农民们的心理伤害和情绪伤害,都必将超出那一行为本身,降低中国农民对国家的信任程度。工业总产值将越来越超过农业总产值,农业人口却将几乎永远占全国总人口半数以上,而且几乎寻找不到使农业人口大批地“变”为非农业人口的途径,这在整个二十一世纪,都将成为前提注定了的“中国特色”。中国是目前世界上进行权钱交易的最大市场。也是最容易将这一种遭世人普遍唾弃并深恶痛绝的勾当“变通”为“合法”行业的国家。一个官员的腐败是腐败。一些官员的合伙腐败是“集体腐败”。如果共产党内的某些官员“资产阶级”化了,其实并不多么可怕。真的“资产阶级”化了,贪婪性反而小了。可怕的是,大多数官员,并不能因为是官员,便真的“资产阶级”化起来。不能不等于不想。想而企图实现,又畏于党纪国法,于是手段和方式,便转入暗中。既转入地下,便具有隐蔽性。隐蔽性蔓延,就结为权钱交易的种种关系网。在中国,在当代,你有时“一不小心”就会面对一个“黑社会”气味几十足的人物。他们的共性是——第一极其有钱;第二与许多官员包括地方乃至北京的高官保持密切关系,他们提起官们的子女,惯称小名,如叫自己的弟弟妹妹;第三他们与当地司法官员情同手足,他们的私车甚至配有警牌警灯;第四他们有官方封赐的种种荣誉;第五他们甚至还有地方政治身份;第六,倘他们夸夸其谈他们的“成功之路”时,稍有头脑的人必能听出种种可疑之点……世界正在越来越文明。越来越文明的世界认为——社会应该越来越透明,社会应该尽量公开化。社会对任何人,任何阶层来说,都应该是“这一个”。而且应该是惟一的“这一个”。因为一个政极不可以同时统治两种社会(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另当别论)。“这一个”社会若是平面的,则大家都应生存在乎面上;若是立体的,则大家都应生存在立体中。社会可以多元化,可以复杂化;但不可以明暗化,不可以表里不一。因为生存在明处的,不可能对暗处的勾当和关系形态永远一无所知;生存在表象中的,也不可能对生存在背面的,或曰表象之下的,亦即“第二社会”的内容永远不闻不见。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更像一节弹簧——一节被以不均匀的力拉松的弹簧。那不均匀的力,对于某一国家而言,有时是世界的大经济背景,有时是本国的政治风云,有时甚至纯粹是全球性的自然灾难。于是弧旋变形。拉力越大,旋角越小,弧度越陡。人类社会这一漫长“旋梯”,处处呈现此种变形现象。于是迈进越艰。有时人只靠双腿不行了,还须伸出双手攀抓。中国的“翅膀”虽然张开了,但实际上它并没有腾空而起追风逐云。它只不过刚刚冲飞到了比电视塔高不了多少的高度。这个高度只不过是鸟的高度,而不是飞机的起码高度。达到这个高度它用了十余年。它正扶摇着滑翔。它还难以昂起头来。双翼的每一次扇动都是吃力的……这便是我们的国家现在时的留影。将这实际情形描绘得过于绚丽,夸耀得过于美好,是一种“功绩想象症”。不符合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一再倡导过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当代女性,无论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其实仍比较在乎当代男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们的。的确,大多数当代女性,自我意识早已不受男人们的好恶所主宰,但有时候却依然希望从男人们对女性的评说中获得某种好感觉。而这意昧着,现代的其实并不像她们自我标榜的那么思想独立;传统的仍自甘地习惯于传统。家庭妇女的主要责任和使命当然是扮演好家务总管的角色,也是她们互比优劣的主要根据。五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尤其平民阶层以及底层人家的女性,在社会上完全无地位可言。其家庭地位如何,自然的、往往的,就成了暗比高低的惟一方面。这一种互比,又往往构成女性之间的伤害。但属于只要心理承受能力强些,完全可以不当一回事儿的小伤害。不涉及直接利益冲突,企图造成更大的伤害也投可能性。但也有一方心理承受能力薄弱,或另一方尖刻得放肆,于是引起争吵之事。争吵起来,也无非由是街道组长的女人出面两厢批评一通,各打五十大板了事。如果相互关系处得都很亲近,聊天是五十年代家庭妇女们最美好的时光。在那一种美好时光里,不仅愉快地完成了她们分内的事,而且增强了感情。家庭妇女们喜欢聊天和“串门儿”,实在是人渴望彼此交流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项。除了这一项传统的交流方式,她们当年再没有另外的什么交流方式。她们的真性情,通过此方式呈现和舒展。如果连这一种方式也遭硬性的禁止,她们作为女人的生气也就迅速萎靡了。因为所谓“公平”二宇,主要体现在分配方式中。而那差别非是由后来的分配造成的,所以她们那一种嫉妒之心,虽有,却并不强烈的。五十年代,又是关于“共产主义”的话题在中国最“热发烧”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被宣传搞得弱智,真的以为“共产主义”是明后天就会实现之事。家庭妇女们尤其深信不疑,这一种迷信,大面积地稀释了她们的羡慕。五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在人数上以中年亥性为最多。中年女性中又以家庭妇女为最多。家庭妇女中,又以平民阶层的她们为最多。我亲近她们甚于亲近以后任何时代的女性。因为她们皆是我的同代人的母亲。我一向对她们怀有深厚的敬意,因为她们那一代女性的含辛茹苦任劳任怨。我也非常地同情她们,因为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付出太多,享获太少——更因为她们没有生在今天女性也有机会大有作为大展鸿图的时代。知识女性,当年比知识男性们更善于摆正自己的角色位置,更善于无冲突相处,更善于维护三者之间的“生态平衡”。她们积极的有益的社会作用,是今天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不充分肯定的。她们在五十年代的女性中虽是少数,但毕竟最能代表五十年代中国女性的时代风采。她们的少女心怀,似乎很充实。那里边不曾为追星发烧过,也不曾为向往某种物质生活的强烈念头折磨过,更不曾为什么世事的平等与不平等冲击过。五十年代的少女的心怀,普遍如一盆清水般净静。说是一盆,而非一池,比喻的是她们心怀范围的有限。净静得当代人既不能说多么好也不能说多么不好。五十年代少女之间的此种友情,验证了一条人性的逻辑——对于心灵而言,有空旷,就有本能的添补。无非好坏之分。打扮一个五十年代的少女是极其简单的——一尺红或绿的毛线头绳儿;一件“布拉叽”——连衣裙;一双黑布鞋,足够了。只要“布拉叽”和黑布鞋是洗过了才穿上的,即使旧,也还是能使她们变得清清爽爽,灵灵秀秀的。有双白袜子穿更好,没有,也好。总之,当年那一种简朴到极点的少女的美,真是美极了美极了。五十年代的少女,与今天的少女们相比较最主要的差别是——那一种心灵的自在,那一种心理的自然,那一种心事的简单,以及那一种日常心情的澄明透彻……它们并不太受普遍之清贫的影响。好比农人漫不经心地撤在土质不良的土地上的种子,竟也一片片长出秧苗,但是株茎细瘦,大多数难结饱满的穗……于今我每一回忆,总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思想——一男一女在二十多岁时结为夫妻,与在三十来岁三十多岁时结为夫妻,恩爱和幸福的方式内容皆大为不同。今天的许多新婚夫妻,虽也常被称作“小两口”,其实从年龄上根本不能算为“小两口”,只不过是两夫妻而已。“小两口”之间的恩爱和幸福,绝非三十来岁三十多岁结为夫妻的男女们所能“温习”的。也是无法仿效的。非要仿效也变意昧儿。故我理性上虽不主张早婚,感性上却更愿对“小两口”之间的恩恩爱爱投以审美生活之目光。姻静使女性具有一种似乎古典的美的气质。所以,即使西方的封建贵族,在从小熏陶她们的公主们的文学修养、艺术修养的同时,也还要求她们用一定的时间实习“女红”。公主们一般不会自己做衣服织衣服穿,那纯粹是为了培养性情。五十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也都较腼腆。腼腆乃汉文字中独有的词。除了中国,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文字中都无此词。腼腆一词的词意是较模糊的,不甚确定的,能理解明白,但难以说得非常确切。腼腆包含有羞涩的意思在内,但又不仅是羞涩。羞涩形容的是内在的心态,顾腆形容的是外态。羞涩是一个发生性的、进行性的词。因为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羞涩起来。但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却往往会经常地,无缘无故地腼腆起来。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的腼腆,也许是因为那“大”字。这“大”字冠在“姑娘”二宇前边,富有了许多“姑娘”二字原本没有的意义和意味儿。或许那“大”字,使她们领会了太多有点儿担载不起又不能不撑住名分的尴尬。好比教授一旦被称为“大教授”,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也难免的找不准自我。“大姑娘”使姑娘们处在一种找不准自我的状态。于是她们被人以看待“大姑娘”的特殊的眼光看待时,她们便不禁地心生出说不清道不白的尴尬。而也许正是这一种自己说不清道不白的尴尬,使她们每每原发性地、无缘无故地腼腆吧?六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国城市里的绝大多数母亲们亦即中年母亲们,总体值得评说之处是母性的毅忍和毫不顾惜自身的家庭责任感。如果她们自己不吃饭也能将就着活,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根本一口饭都不吃;如果她们身上的肉割下一条来半个月就会长合,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每隔半月从身上割下一条肉来给全家人炖汤。六十年代初,城市里的人们开始无比崇尚起知识和学历来。既然人们的收入水平几乎是一样的,那么知识和学历成了惟一被看重的区别。正如今天大学生硕士生多如牛毛甚至显出社会无法消化的过剩现象,那么在青年人中知识和学历已不足为奇的情况下,收入成了惟一被看重的区别。这一崇尚知识和学历的社会“思潮”,尤其体现为六十年代初的女性“思潮”,饥饿的黑翼虽然笼罩中国大地,虽然饿瘦了她们的身体,却“饿”不死她们头脑中每天都会产生的种种新观念的细胞。“文革”将六十年代力劈为两截。一九六六年以前是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后是天田地理的另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前的中国人和中国女性是一种常态,一九六六年以后是不可同日面语的一反常态。因而,“文革”实际上也在中国改变了世界一贯通用的年代划分的常识。我们简直无法不承认,一九六六年虽是六十年代的中间一年,但同时又是另一个疯狂年代的开史元年。从一九六六年到“文革”结束的一九七六年十月——这由六十年代的后五年和七十年代的前五年半“剪辑”组合成的十一年,自成一个时代。正如我们所公认的——人的欲望层面是金字塔式的。而最低的一级,乃是物质追求的欲望,包括本能的欲望。当普遍人们的物质欲望相差无几时,或以为普遍相差无几时——建国后“文革”前十几年,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同龄人之间相差无几的收人,商品的极端团乏,决定了人们消费能力的接近一致。除了居住条件和由家庭人口中收人者的多少所显示的生活水平的高低,一部分中国人其它方面的物质占有率,其实较难奢侈地优越于另一部分中国人。那么,普遍人们的欲望,是否就会自然而然地停止在最低的一级,不再试图另有谋求了呢?建国后“文革”前十几年的一页历史,似乎回答我们正是这样的。但,我们今天认真分析,却会恍然大梧那结论的错误。发现那一页历史所记载的只不过是社会的表面假象。人的欲望原来是可以像寄居蟹一样缩在壳里的。它的钳在壳里悄悄生长着,坚硬着,储备着力量,伺机出壳一搏。欲望在此时是极其暖昧的,动机不明确的。它不知所要何物。这一点与寄居蟹又颇不同。寄居蟹一搏为食,或同类比自己高级的壳。人的蜷缩蛰伏的欲望,此时处于朦胧阶段。虽不知自己所要何物,但是自己能感受到它对自己造成的内部骚扰。像少男少女体内的性荷尔蒙多达一定程度,会遗精或思春一样,人的寻找不到满足方式的欲望,期待着允许公开手淫的机会。那样的少男少女表面反而拘谨易羞;那样的成年男女表面反而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温良恭俭让”。“文革”当年对中国人做了这样的宣告——政治是可以满足它所依靠和青睬的人的许多欲望的。于是在极短的日月里,千百万中国人都为政治而疯狂起来。学习非常优秀的女生和相貌极为乎庸的女生中,父母“靠边儿站”了的女生和父母正红得发紫的女生中,往往尤会爆发较恶的“革命”行为。好比一向的储蓄突然被宣布过期作废了,而自己竟一点儿也没来得及潇洒地消费过,内心里是非常恼火的。她们长期扭曲着的、不正常的、甚至病态的性心理,以“革命”的名义实习恶……凶狠地“革”别人的父母之“命”的方式,既证明了自己仍配是响当当的“造反源”,又表现了与自己家庭划清界线的姿态,一举两得。“文革”对中国青年实行了另一种教育。它成功地使青年从那时开始懂得——许多人生的好处,可以通过投机政治而获得。达到目的之方式简单易学,快速便捷。这一种不良影响,在今日之中国仍阴魂不散,“大有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政治几乎成了一切人追求人生变化的惟一途径,那么几乎一切男人女人最初都会从心理上应和这一种政治,投机这一种政治。也会从是中学生高中生的年龄起,向大人们学习种种取悦这一种政治的不良经验。甚至,肯定会污染孩子们纯洁的思想意识。“文革”中,孩子们之间,孩子们对大人们的“揭发”行径,“告密”行径,以及利用政治罪名进行伤害甚至陷害的行径,于今想来,真是令人觉得丑陋又可悲。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女性知识分子之间相互造成的伤害,其实并不比“工宣队”、“军宣队”、“红卫兵”当年对他们和她们造成的伤害轻。许多时候,许多情况之下,罪证是他们和她们所提供的,罪名是别人定的,苦难的根源既来自于当年的政治,也来自于同类的卑劣……画家们、雕塑家们,包括大师级的他们,目光一专注向女性的肉体,灵魂往往很容易地便被征服了。他们穷其技法和天才,仍惟恐不能栩栩如生地再现那一种线条的美那一种肌肤的美。至于她们那一时刻的心灵内容,往往受到轻视和忽略。所以献给我们欣赏和赞美的,也往往只是女性的肉体的美。像花朵一样单纯的美感。而实际上,女性的美要比花朵的美更美。一幅画上的女性,竟使你不禁地猜测她那一时刻的“心灵”状态,则画上的她,当然便似乎一呵既活了。你会感到将活起来的不单纯是那拥韧如生的肉体,还有一种灵魂。女性,尤其青年女性,与书一同入画、人摄影,“变为”雕塑——在我看来,其艺术的魅力,仿佛便具有了某种超凡脱俗的圣洁意味儿。书在那些绘画、摄影、雕塑中,并非阔适时光的衬托物,也并非女性娴静之态的衬托物——它完全不同于老妇人手中的编织。它是全中国人时代风愿的载体。也是当年很多很多中国女性共同凤愿的载体。那些绘画、摄影、雕塑,今天看来,也许全都称不上是杰作,也许根本不具有艺术的什么不朽性,但当年感动过激动过多少求知若渴的中国人啊!当年,女性要求和向往自身知识化的强烈冲动,远胜过今天时装、减肥、美容、出国旅游对她们的吸引。中国女性力图通过知识化完善自身的可贵意识开始觉醒。昨天的与钱无关也罢,今天的与钱密切相关也罢,只不过是时代特征下知识或学历价值的区别,只不过是这种区别体现在两个时代的女性身上所折射的不同意识内容,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可褒或贬之分。进言之,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特征显明的商业时代,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追求知识或学历以谋求高薪职业,既不但并不褒续知识或学历本身,而且完全附合着时代一贯的法则。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达到逆商业时代法则而进取的单纯知识追求的境界。这样的人不但历来极少,而且将越来越少,所以是不可以他们为榜样而刻评大多数人顺应时代法则的天经地义的现实态度的……“文革”时代对人说:你有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吗?那你用政治表现换取吧!对人说:你不甘比一切人都低一等吧?那你用政治表现来拯救自己吧!这正是为什么,许多毫无政治素质可言的中国人,“文革”时期狂热无比地投身于政治表现大旋涡的原因。从这一人性的原因上认识“文革”,据我看来,远比从单纯的政治的观点上去认识要更直接些。知识和学历相对于当年的中国男人,其优越感在金钱的耀眼光灿下一败涂地。相对于女性,在佳丽的美貌前黯然失色。男人对于女人,爱悦之,每“戏”之,乃是普遍的男人之人性。反之,女人对男人往往也这样。比如《天仙配》中,七仙女便“戏”过董水。少年“戏”少女,倘那少年非是恶少,其行程也不过就是纨终。倘那少女看着那少年顿生好感,心照不宣,“戏”又可视为两厢情愿,这不但是生活中的常态,有时还是生活中的妙态。通过《浮生六记》,我们比较地清楚明白了,中国传统文人们理想的自在无为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一位人生务实的父亲或祖父,先很不能免俗地替他挣下一份家产,可供他终生无忧无虑,丰衣足食;可资助他能够自在无为地游山玩水,享受大自然的拥抱,以及享受诸多他所喜欢的女性的姿色……中国传统文人理想的妻子应该是茎那样的女性——首先她须是丽人。其次她须有至少几分艺术的细胞。因为这是使她有风韵有情调的前提。她还须使他享受到姊姊或妹妹加情人加俊友加妻子的温柔细腻的性爱。她还须爱他所爱,比如与他谈诗论画陪他游山玩水并且爱他所爱的另外的女人半点儿妒意也没有地替他搭桥引线。最后,倘他们穷困了(这一般几乎总是要穷困下去的。连大观园都这么败落下去了,何况文人们的家!),她须倍加温柔倍加细腻倍加体贴地呵护他关怀他,与他相依为命,绝不弃他而去……具有了以上美点和美德的妻子,当然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妻子——但,在这一种中国传统文人型男人们关于女性的文化的熏陶,不,流毒的影响之下,中国女性倘温柔地一代代地接受着、实践着、完善着,以身作则着,除了是男人心目中的尤物,还可能是别种典型的女性吗?在贫富悬殊的剪刀差越来越大,作为社会现象越演越烈的时代,女性的心最容易被物质所诱惑。而物质对她们的诱惑力,远远强大于文化束缚对她们的影响。她们拥抱住物质而反叛文化时,她们以为她们是拥抱住了女人的幸福。今天,我们回顾八十年代,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从中期开始,它对折为两页。而你不能说它是两页,因为它并末从中线那儿被裁剪开;你也不能说它是一页,因为两个半页上所记载的内容竟是那么的不同。常规的历史进程中,一般不产生这样的时代现象。此时代现象说明,历史的进程一旦加快,几乎每五年便有大的区别。而普遍的人们,也仿佛每差五岁便如隔代了。所谓道既变,人亦既变。道变速,人变亦速。八十年代的前半页,某些中国女性求知若渴的自强不息使中国男人们为之肃然。八十年代的后半页,某些中国女性交易自身的迫不及待使中国男人们为之愕然。尽管,这两类中国女性加起来,在数量上也还是少数。但经由她们所体现的中国女性的时代意识的特征,毕竟使八十年代前后两页着上了极为浓重的色彩,以至于使其它的色彩显得淡化了,难以成为特征了。“洋插队”一词便是概括这一现象而产生的。“洋”字与“插队”二字相结合,包含了一切的苦辣酸麻。经济的泡沫现象,在短期内向有头脑的人提供的发达之机反而尤其的多。许多人其实只需抓住一次机遇便可永久地改变自身命运。不管那机会是否在泡沫里。泡沫经济的游戏之所以对一个国家有危害,甚至有危险,是针对大多数人的长久利益而言的。当泡沫灭落,大多数人不但往往只空抓了两手湿,而且极可能连曾经拥有过的利益也丧失了。但泡沫又可以掩盖起“游戏”的猪种规则,使之变得似有似无,时隐时现,于是无规则的机会随着泡沫上下翻涌眼花缔乱,似乎比比皆是。而有头脑的人适时抓到它比在“游戏”规则极为分明的情况下抓到它更容易。世界仍然是一个男权主宰的世界。中国也尤其是的。某些女人们尽管手眼触天能力广大神通非凡,但事业的成功,往往还是离不开某些权力背景更牢靠能力更广大神通更非凡的男人的呵护与关照。从普遍性的规律上讲,男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女性是影响男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第一位导师。时代不但是,而且是影响女性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最后一位负责“结业”的导师。在时代的教导之下,男性文化从前对女性的影响和要求,倘与时代冲突,那么大多数女性都会亲和向时代,并配合时代共同颠覆男性文化从前对女性之人性的强加。九十年代许多年轻女性的直觉,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女性们的直觉,所接受的是时代中枢神经区发射的讯号。是大直觉。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的女性,几乎一概地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传统理念从她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远比从男人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快得多。尽量表现她们的天真、纯情、柔弱,心无任何功利之念和头脑的极其简单。她们知道普遍的男人们喜欢她们这样。她们善于在某时暂且隐藏了目的投男人们之所好……这样的女人究竟是否真的便算接近人生懂得人生,大可商榷。而我们要指出的仅仅是,九十年代有许多女性持此种人生观。这毕竟比九十年代以前争先恐后自售其容其身要争气得多。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大城市里的“新生代”女性,尤其她们中特别年轻特别漂亮的,其实大抵是非常理智的女姓。人与人之间的可信任度已大面积大面积地从中国人九十年代的生活中流失了。行业虽然空前地多了,每个人证明自己存在价值助空间反而似乎越来越小越来越拥塞了。呈现在社会许多方面的竞争是那么的激烈,有时甚至是那么的世态炎凉冷酷无情,女性不得不施展最高的人生技巧才能做成她们想做的事情。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女性们,具有明显的反传统反礼教反淑女型典范的时代倾向。这意味着是她们以“代”的整体姿态对一向由男人们“安排”社会秩序“安排”女性命运的现实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初级阶段的,是无数个体成功欲望的本能汇聚在一起所呈现的,其个体“战术”也是初级阶段的、简单的、相似的,无非以男人之道还治男人之身,反过来利用男人与女人打交道时的天性弱点罢了。她们中许多人因而成功了一些事情。许多人也为成功付出了必然的代价。那代价使她们年纪轻轻的心中便充满了沧桑感。使她们表面看来正朝气蓬勃着精神抖擞着姿态生动着,而实际上已陷入疲惫已经从心理上过早地老了……说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文化酸味儿多了、嗲味儿多了、娇昧儿多了,未免太甜了太软了太媚了太性感了,那么也是她们苦心营造的结果。女性肉体的彻底的裸,要么美;要么妖;要么媚;要么邪;因为彻底,性的意昧公然了,一眼望去,想象天折于全部的展现之前,面对其“性”反而没了太多所“感”。男人可以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较少的女人,却实难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非常之透的女人。女人不是穿得少而是穿得透,据我看来,便等于放射着邪性了。不露,但是极“透”;不裸,但是意在性感的用心一目了然。对财富的崇拜,对权力的祟拜,对明星的崇拜,对文性之性魅力的崇拜,在九十年代的大文化中泛着一阵阵浮华迷醉的绚丽多彩的泡沫。至今仍在泛着,大有一举将中国文化基本的朴素品质淹没掉的趋势。名车美女、豪宅美女、华服美女、珠宝美女、珍馐美女、美酒美女,商业加性感,性感助商业,几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地侵略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根视听神经。而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之权利意识,则提高多了。普遍的她们,最初总想讨个公平的说法。她们开始懂得,即使和国家之间,也是可以大小猫三五只地算算究竟谁欠谁的。账是允许一笔勾销的,道理却非摆清楚不可。有人会反对我的观点,认为这恰恰证明着她们的觉悟太低。如果没有她们今天这种起码的权利意识的提高,国家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公仆”们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起码,公民们权利意识的提高,对于国家及其“公仆”责任意识的加强,是有促进作用的。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不但权利意识提高了,体谅国家难境的理性程度,也普遍地大大地提高了。九十年代“下岗”女工们的觉悟,不是太低,而是很高。高得很可贵,亦很可爱。尤其她们中许多人“下岗”后另谋职业埋头苦干之精神,实在值得全社会钦佩和尊敬。她们以她们的可贵和可爱,保障了社会的安定。在时代的发展中,往往付出许多方面的重大的牺牲。有时那牺牲意味着直接是数以千万计的人的起码社会保障。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既能意识到时代这一规律的无奈性,又能顽强地与时代这一冷酷的规律做竭尽全力的较量。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房里的花,你可以指着一一细说端详。因为指得过来。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园里的花,你可以登坡一望而将绿肥红瘦梅傲菊灼尽收眼底。因为你的视野即使不够宽阔,她们的烂漫也闹不到国人的目光以外去。所谓“浓绿万校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抛开那些消极面来看则便如野生植物自然生长区内的花木了。其千姿百态的劳菲,其散紫翻红之娇媚,其深开浅放之错落,其着意四季之孤格异彩,简直不复再是国人所能指能望得过来的,更不消说置喙妄论了。所谓“春风不解禁扬花,蒙蒙乱扑行人面”。而这正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一个时代的进步,首先从男人们都开始做什么显示着,其次从女人都打算怎么活显示着。时代的进步常常带着野性。这野性体现在男人们头脑中每每是思想的冲撞;体现在女人们头脑中每每是观念的自由。女性对婚姻质量的要求普遍提高了,不再甘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男人在家庭生活中是女人的“天”的历史地位,应该承认基本上被女人们颠覆塌了,并且绝对地不可能再重建起来了。对于九十年代的女性,我有两点大的困惑:其一,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所谓知识女性,以及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非常优越起来了的女性,对于大多数同性姐妹们的困境命运,几乎可以说是漠不关心的;其二,某些穷困山区的姐妹,为了与“买卖婚姻”抗争甚至能豁出性命,而在大都市里,一些知识化了的、经济绝对独立了的她们,却往往直销自己于男人不遗余力。我凝视商业时代,常感到中国和它的关系,正如同一个“再婚”的男人和自己已娶进了家门,已由自己替“她”掀去了红盖头,看着又爱又心存种种疑虑,又陌生又受到着诱惑,又抱有莫大的希望又没法儿完全依赖的妇人的关系一样。当时之中国内乱方息,百废待兴,不但需要做,而且的确需要刻不容缓“只争朝夕”地“赶快做”!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的希望其实只不过是——在他们的不遗余力的击鼓呐喊声中,由某一位或某几位自己最依赖的,对中国之命运最具主宰能力和权威的人物,高明地将保留在自己头脑中的那一段美好的回忆,直接剪辑在八十年代韧的“改革开放”的后面,从而那么着组成一部历史和现实巧妙连接天衣无缝的“中国故事”。这个期望值似乎一点儿也不高,但是历史将注定了会重演一遍。人类历史所记载的一切最重大的事件,尤其那些最惊心动魄的事件,比如改朝换代,比如战争,其实都只不过是人类史中最微少的章节罢了。相比于漫长的人类历史,正如同“地球村”和整个宇宙的关系。好比一个人所能记住的,往往是他或她生命历程中极特殊的日子和极特殊的事件。就时间概念而言,对于具体的某个人,那些日子和那些事件,可能意昧着便是他或她生命历程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内容。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里,人类历史的真相其实是,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件。不是情节跌宕的章回小说,而是从容不迫地进行着的极为寻常的状态。正是这一点,既被一切形成文字了的历史所摈除和排斥,又最接近着人类的真的历史的真相。人类几乎变成了地球上最凶猛的腔肠怪物,不停地耗费资源,不停地创造商品,不停地消费商品。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里,人类生生死死,代代繁衍,事农,事工,操百业,行为最终都纳在“商”的“调控”之下。“商”若非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活动,起码也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以人类商业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梳理人类历史,阐述人类历史的沧桑进退,与以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宗教的观点,以文化的观点,和以改朝换代的大事件演绎历史的方法相比,倒可能是更符合规律的。当和平持久,商业时代自然孕成。当一个商业时代已经孕成,大多数世人的状态,除了按照商业时代的价值观念去生活,去作为,还能够按照另外的什么状态去生活去作为呢?亚里士多德在他所处的那个商品货币时代已相当发达的古希腊现实中,对于贫富悬殊现象的深深的忧虑,对于贵族和富人们豪奢极欲的生活的尖锐无情的批判,今天看来对于中国依然具有警醒的意义。他说:“这就是富人——过度浪费,庸俗无节制,为了一件小小的事件而耗资巨大,安排阔绰乏味的场面。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熔耀他的富有,认为会被人羡慕……”他说:“富人目空一切,拥有财富使他丧失了理智,似乎人间一切快乐都属于他所有,财富和金钱成了他衡量一切事物的惟一价值标准。而且还幻想金钱可以买到一切。总之,由富有而导致的典型特征是——富有的白痴。”今天,在与商业时代拥抱亲吻的中国,我们不是也几乎随时随处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辛辣讽刺的富人吗?商业这个资本主义文明的“配偶”,如今又的的确确在许多方面改邪归正,由当初那妖冶放荡,虚荣贪婪的“新娘”,修炼成了一个善于抚养资本主义文明,有不可轻视和低估的能力呵护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贤妻良母”。正是“她”的这一种嬗变,使二十世纪的世界,开始以乐于接受的态度对待之了。商业将更加紧密地贯穿于世界文明记录的未来……科举制使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心理上重文轻理轻商轻百业。又由于他们的传统志向是“服官政”,所以中国历代君王的治国思想,也不同程度地受他们的种种“高见”的影响,不能向发展科学繁荣商业的“立体国策”方面去拓展。当然,科学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前提是国家大局的安定。中国是一个内战不息的国家,农业生产倘还能进行着,君王们也就很是高枕无忧了。商正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只要自己头顶的天还没塌,只要自己脚下的地还没陷,只要抓紧时间还来得及,两个商人一定会为了各自的金钱利益争取做成最后一笔交易,而绝不让时机白自从身边错过。一个国内无商,国际经济关系中只有“援外”几乎没有“外贸”可言的国家,物资不匮乏倒反而是奇怪的了。然而商却还是顽强地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共和国的治理稍一松懈,就不甘寂寞地表现着自己。商在中国,如同人行道上水泥方砖的缝隙间往外钻着长拱着长非长出来不可的小草。利润的驱动力真真是世上很难消弭掉的啊!在南中国,商始终悄悄地休养生息。它的根子在人们的内心、在人们的头脑里,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始终和人们对生活的寄托与企盼编织在一起。而这是共和国的“铁帚”实难真正扫到的,是共和国鞭长莫及根本没法儿彻底铲除的。商的行为和利润之目的,也就是和赚钱之目的,也仿佛壁虎的性相吸现象一样。在这种关系中,商的行为一向总是体现着雄性行为特征的。即使某一商的行为,是由女人采取的,仍明显地体现着雄性的行为特征。它一受到利润的触摸,甚至一嗅到利润的气味儿,它的“根”就会立刻坚挺地勃起。它冲动难抑,欲望强烈,永远无法满足。为了达到目的,它往往迫不及待,行为有时很俗劣、很粗鄙,甚至很粗暴、很卑鄙。没有法规约制的商几乎都这样。而利润一向总是体现着雌性的特征的。它自身所扮演的,不可能不是“诱惑者”或直白曰“勾引者”的角色。它在商场上到处散发雌性荷尔蒙的气味儿。就像动物在自己的地盘内撒尿。它使商的行为不断地受到它的气味儿的刺激。它四处卖俏,永无休息地进行挑逗,因而商场上永无休止地演绎着扩展“地盘”,占领“地盘”的鏖战。你就是将商业行为和利润目的碾成更细更细的粉末儿,烘干了再封存上一百年,卷入了它们的骨灰燃成的火苗,也还是要亲密相吸的。商几乎是一种超肉体却能够达到“交媾”并能够达到快感高xdx潮达到不宫而孕的“性行为”。商的机会是分阶段的。在它无序的阶段,机会最多。最富有戏剧色彩。最乐于慷慨地将机会抛给某些智商并不怎么高的头脑。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某些出身于社会最低层,而又精于算计的人,才有暴发的可能性。这个阶段有时较长,有时很短。一旦结束,一旦作为一页翻过去了,那便永远翻过去了。从此它就只对很聪明而且立志投其门庭的极少数人微笑了。即使对很聪明的人,它往往也表现得相当吝啬了。有序的成熟的商业时代恰恰非是慷慨大方的。而是惜金如命,极端小气的。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大中型国营企业的状况更加令人堪忧,许许多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准每况愈下,共和国面临的使命更加艰巨。但客观公正的中国人,似乎也不难达到这样的一个共识——此非“改革开放”的结果。而是共和国积重难返的长期隐患全面“发作”的结果。商业这只玫瑰的刺,有时确实是含有毒索的。它蜇人之后,人的痛疼后果,比被马蜂蜜了一下严重得多。它的气味儿充满社会,社会仿佛就变成一个大批发市场或交易所了。而许许多多的人,其实并不甘愿生活在一个类似大批发市场或交易所的社会里。这的确也是商业时代令人厌恶的一面。人为谋生而勇,只要不犯法,不害人,其实是可敬的。商业的利己原则往往是与社会和人心的情理原则背道而驰的。它有时伤害社会和人心的情理原则,确实像流氓强xx少女一样。在全世界,卖淫、走私、贩毒、色情业的方兴未艾,文化的色情化,贿路的丑闻,无不与商业瓜葛甚密。十之八九,是在合法经商的招牌之下进行的。商业这支“玫瑰”,对于与之久违了的中国人预言,却未免太是光怪陆离、杂乱无章、浮华丽又浮躁了。它使人欲膨胀,人心贪婪。它使腐败现象如同倒片机将蝴蝶变成毛毛虫的令人厌恶的过程放映给人看。它使一小部分人那么不可思议地暴发。使他们中某些人暴发之后为富不仁……谁若问普遍的中国人——我们是否应该将商业时代这看起来总有点儿离经叛道的“新娘子”再一次逐出国门?普遍的中国人寻思一下,大约会宽容地这样回答:让“她”留下吧!世上哪有没毛病的“媳妇”,我们日后慢慢调教“她”吧。这么想和这么说,都无疑意昧着一个民族的成熟。而这一种成熟,又完全可以认为,是对商业时代改变了太理想主义的期望。中国是一个动辄容易陷人理想主义思维怪圈的民族。而西方人却早就对商业时代的本质有所洞察了。一切有关商业的法规、法令,都是为了更好地驾驭它,使它更大限度地造福于社会的“鞍蹬”和“缰辔”。同时也是不断激励它按照社会福利的总目标奋进的“马刺”。优秀的骑手和坐骑之间,常常达到一种“合二为一”似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国家和商业时代之间的最佳境界。健康的、成熟的商业时代的基本特征应该是——普遍的人们为了挣到使自己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的钱其实并不太难;某些人企图挣比这更多的钱其实很不容易。商业时代的一切负面弊端,只有通过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才能疗治。这一点是定过来了的国家向我们证实了的。好比一个在冰天雪地中决定何去何从的人,思考必须变得极为简单——哪里升起着炊烟哪里就是继续前行的方向。而商业的炊烟,一向袅袅升起在时代的前面。商业不在其后插路标。它不但一向一往无前,而且总是随身带走火种。你需要火,那么就只有跟随它。商业其实从来不仅是人类的表象活动,也不仅是由它影响着人类的意识形态。它本身便是一种最悠久的最实际的意识形态的变种。它使政治像经济。它使外交像外贸。它使经济学像发财经。它使我们几乎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有一半儿像商人。它使商人像马克·吐温说的那一种人——“如果金钱在向我招手,那么无论是《圣经》、地狱,还是我母亲,都决不可能使我转回身去。”它使道德观念代代嬗变。它使人文原则更弦易张。它给一切艺术随心所欲地标价。不管是最古典的还是最现代的,最俗的还是最雅的。它使法绕着它转。今天为它修正一款,明天为它增加一条。以至于法典最厚的美国,律师们唱叹当律师太难了。它殷勤地为我们服务,甚至周到至于方百计净化我们每天所吸的空气和每天所饮的水的地步,但同时一点儿也不害躁地向我们伸手要钱。你不需要几万元一套的马桶,但是有别人需要。有需要便有利润,于是商便合法地生产之……你不需要全金的水龙头,但是有别人需要。有需要便有利润,于是商便合法地生产之……它还制造格林童话里的国王才睡的黄金床……它还在月球上开发墓地。将来肯定也要在月球上开发旅游热线。人觉得地球上的商品已经太多太多,但明天商业还会向人提供令人感到新奇的东西。商业早已开发到了人的头脑里,人的心灵里。人的思想人的精神其实早已人股商业了。人还敢嘴硬说人拒绝商业时代吗?人有什么资格拒绝有什么资本拒绝?人每天的心思一半左右与商业时代有关。它本身微微地摇摆一次,万亿之众的命运和生活就不复再是原先的状态了!年龄是返城“知青”当年惟一的资本。令全社会不同程度所同情的整代“遭遇”,具有苦难色彩同时也便具有了沧桑色彩具有了坚忍色彩的经历,与上一代人相比磨而未圆似乎仍显得咄咄逼人的棱角,与下一代人并论不卑不亢似乎人生经验极为丰富的成熟,又使“知青”这惟一的资本成为“知青”惟一的傲。城市喜欢在个人身上实验奇迹。城市从不情有独钟地青睬一无所有的没落群体。我认为,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临届中年的人们,一般总是有些怀旧的。怀旧乃是人类较普遍的“中年恐惧症”的表现之一种。某些人只知“老年恐惧症”,而不太注意到大多数人临界中年也是会产生不可名状的心理恐惧的。这种恐惧甚至强烈于人对老年的恐惧。老年人喜欢回忆童年往事;中年人喜欢回忆青年往事;青年人喜欢回忆少年往事。大抵如此,基本成规律。也许只有少年是不怀旧的。对于少年,昨天便是童年。昨天离“现在时”太近,近得难以剥隔。仿佛童年仍在延续着,还没完结,还在“现在时”演绎着相似的情节和故事。所以充分地占有着“现在时”,仿佛仍充分地直接地占有着昨天。所以用不着怀旧。对于少年,明天似乎漫长而遥远,畅想时空广大无边。所以少年不是惯做“昨日梦”的年龄,而是惯做“明日梦”的“季节”。青年是充满理想、撞像或欲望、野心的年龄。大多数老年人已完全丧失了对以上诸方面的追求能力和竞争能力。即使仍执迷其中,也毕竟的心有余力不足了。情愿或不情愿的,明智或无奈地进入了人生的“无为”境界。而除了大多数老年人,另外只有大多数儿童类此境界。所以大多数老年人乐于直接的回忆童年和少年。在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他们皆从二十七八岁向三十七八岁匆匆地、毫无驻足稍停之机地疲于奔命地朝身后抛掷着他们的日子。皆不曾从容地消遣过美好的青春。青春对于他们似有若无。青春是他们的昨天。这昨天那么迅速地远离了“现在时”。身在“广阔天地”,他们还不太感觉到那一种迅速。倒是常常觉得度日如年。恰恰是在返城以后,岁月仿佛开始压缩着流逝了。于是大有度年如日之感。几乎皆愕诧于怎么一眨眼就快是中年人了。于是“中年恐惧症”,作为中国的一种“代”的特征,从他们身上表现得格外显明。将苦难和逆境中走过来的经历祝为人生资本,乃是古今中外人类比较共同的“毛病”。我想,我的大多数同代人,经历了十年的农村“再教育”又经历了二十年的城市“再教育”,对于自己远逝了的昨天肯定早已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了。这后十年的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与前十年的欲休还说欲说还休心理况味大为不同。并且,也该终于省悟,改写了各自命运的那件三十年前的大事,原来从任何方面都是无须以任何形式纪念的。不管是多少周年,其实对自己们的“现在时”,都已经毫无必要毫无意义了。由别人们想着,达到的纯粹是别人们之目的。自己念念不忘,继续蚀损的纯粹是自己的心智。“文革”是知青的“受孕”时辰。“广阔天地”是孕育知青的“子宫”。红卫兵是知青的“胎记”。这胎记曾使知青们被上几代人和下几代人中的相当一部分视为共和国母亲教育彻底失败的“逆子”。当年很凶恶的红卫兵,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红卫兵,只不过是身不由己地被“文革”所卷携的青少年男亥。他们和她们,既不但自己没打过人,没凌辱过人,没抄过别人的家,而且,即使在当年,对于此类“革命行动”也是暗存怀疑的,起码是暗存困惑。我将知青与红卫兵连在一起分析,乃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倘我们的次代人或我们的儿女们今后发问:“你们自己是不是觉得自作自受呢?”——返城二十年间,这难道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冷言冷语吗?而我们可以毫不躲闪地、坦率地、心中无愧地迎佐他们的目光回答说:“我们大多数的本性一点儿也不凶恶。我们的心肠和你们今天的心肠毫无二至。我们这一代无法抗拒当年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抗拒的事。我们也不可能代替全中国人仟悔。‘上山下乡’只不过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从未将此命运当成报应承受过!……”曾说知青是“狼孩儿”的,显然说错了。曾夸知青是“了不起的一代”的,显然过奖了。断言知青是“垮掉的一代”的,太欠公道。因为几乎全体知青,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所尽的一切个人努力,可用一句话加以概括,那就是——有十条以上的理由垮掉而对垮掉二宇集体说不。事实证明他们和她们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也许,只有“被耽误了的一代”,才是客观的评说。面对时代的巨大压力,多数知青渐感自己是弱者。并且早巳悟到,自己们恰恰是,几乎惟独是——在知识方面缺乏力量。他们和她们,本能地将自己人生经历中诺种宝贵的经验统统综合在一起,以图员大程度地添补知识的不足。即便这样,却仍无法替代知识意义的力量。好比某些乌疲惫之际运用滑翔的技能以图飞得更高更久,但滑翔实际上却是一种借助气流的下降式飞行。最多,只能借助气流保持水平状态的飞行。知识所具有的力量,只能由知识本身来积累,并且只能由知识本身来发挥。知识之不可替代,犹如专一的爱情。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有没有过知青经历,主观性强些还是客观性强些,企图通过自己的几篇作品或几部作品反映几千万知青当年的命运全貌,都是不太可能的。一切知青文学组合在一起,好比多棱镜,它所折射出的是七色光。最主要最优秀的知青作品,也只不过是多棱镜的一个侧面罢了。知青经历应该产生史诗性的作品。但是目前还没有产生。也看不出将要产生的任何迹象。就整代而言,返城知青是中国“改革开放”之相当重要也相当主要的促进力。甚至,是推动力。如果说粉碎“四人帮”是中国救亡求兴的第一件大事,那么知青返城当然是紧随其后的第二件大事。没有第一件大事的发生便没有第二件大事的发生。而第二件大事的发生直接改变了知青们本身的集体命运。所以,除了极少数当年成为“四人帮”社会基础的知青,大多数知青不可能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区别仅仅是,有人在较高的思想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有人在切身感受到的利益本能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当知青一代也在中国消亡了,中国近当代革命史,便会显得是离中国人十分遥远了。知青一代,是现实与那革命史之间的自然过渡段。他们最虔诚地公认那革命史的非凡性。它自身从未间断的反复的宣讲,刻在他们思想中的痕迹也最深。它是刻在他们头脑中的第一行思想。它本身厚重的非凡性史诗性,非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所经历的任何大事件可相提并论。虽然,他们的头脑中后来也刻下了另外许多行思想,但都不及第一行那么深。史诗性的历史,必定造就出独具风采的民族精英。后继者不可能再历类似的史诗性历史,因而不可能具有同样的魅力与风采,也就不可能获得他们同样的崇敬。这里当然不是要仅仅将北京红卫兵“极左”化,而将别省市的红卫兵正确化。事实上,“极左”之于当年的青少年,犹如流感,任由发展,传染不但是大面积的,而且是迅速的。我仅仅想指出它的传染是有阶段性的。并且想指出,即使当年,即使同是红卫兵,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也仍是暗怀在大多数人心中的。以毕生之心血和精力维护中国完整统一的周总理,又怎么能以中国的最大前途冒险呢?他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力,又是多么符合像他那么伟大的成熟的政治家的至高原则。当年他也只能更多地争取为国家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的权力。如果当年连他也最终丧失了这种权力,那么中国肯定陷人另一种不堪设想之境。对于知青一代,中国的革命史,的的确确是一部充满英雄色彩的史诗性历史。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这一段历史,总之,它是史诗性的历史。总之它是充满英雄色彩英雄主义的历史。总之,谱写那一页历史的杰出人物们,起码像希腊神话中的俄底修斯们一般,若完全抽掉政治因果,也依然具有美学意义上的不可重复性、不可比拟性,以及可歌可泣的传奇性……许多种社会现象,最初可能会受到针贬,最终却会变为时尚,形形色色的人们仿之效之惟恐不及,惟恐落伍。中国如此,世界也差不多如此。在今天,在城市,追随文化时尚,往往是比追随物质时尚还高的消费。知青一代从前所逢之时代的文化固乏,以及由此造成的自身文化享受的缺憾,与当代的文化品质雅俗掺半,芜杂泛滥,以及当代青年由此造成的自身文化享受的抉择难境,和捧熊掌而顾鱼的两全心理,相映成趣,各有其“代”面对物质之时尚和文化之时尚的窘状。于知青一代是人被时尚抛弃的窘。于当代青年是被时尚玩于股掌的窘。总体面言,知青一代的多数现在孜孜以求的是物质以及物质的时尚,心中殷殷向往的却大抵是文化的时尚。与知青一代相比,当代青年之大多数,表面孜孜以求的是文化,内心里殷殷向往的是物质。当代世界,几乎每天都在以商业的名义挖空心思地制造着如此这般的花样百出的文化时尚。中国也不例外。以满足当代青年在文化标榜之下对时尚快乐的吞食。并且,此类快乐越来越趋于平价。至于物质,它所满足的不仅仅是人的快乐,而是享受的级别。高级别的物质享受皆是高消费。当代青年既还为青年,一般没有经济实力达到。所以权作向往,储存意愿中。通过对文化时尚快乐的追求,渐渐地迂回地接近那物质享受时尚的高级别的目标。青年群体中,不期然地站起一位中年女士,她一身的物质时尚。而参加影迷协会,充当影迷,又是何等文化的时尚啊!两类时尚集于一身。只不过以她的年龄,充当影迷未免迟了十几年;将自己的头发和脸搞到那么现代的程度,也未免缺少明智。知青一代与时尚的关系,在她身上最为典型地体现出喜剧性的悲剧意味儿……整代而盲,知青们属于当今城市里的低消费群体。知青一代父母常企图这样教诲儿女:你们多么幸福!你们还可以更幸福一些!我们高兴使你们更幸福一些。但你们必须承认,你们幸福着。而儿女们比照自己的同代们,也打算虚心体会一番幸福着的感觉,却总也不大能真切地体会到。因为幸福的感觉是越向优越比越少的东西。而他们正处在一个人人从小就被诱导着向优越比的时代。因为他们中大多数实际上并不幻想儿女将来出人头地,一辈子名利双收荣华富贵。他们的寄托专执一念地强烈地体现为这么一种思想——知识虽然不能使人富有,但足可使人不自卑。这与自己们虽然具备许多长处甚至是宝贵的长处,却终因知识的憾缺常觉卑于人前有直接心理关系。时代激变,形形色色的人有形形色色的话法。只要不恶,每一种活法都有正面的道理。知青父母们从前试图反争夺,但近年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注定的失败,也就只有放弃争夺,由之任之。反正,能明白自己的事情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而且永远,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活法。凡明智的,不是必有积极的一面吗?将来,谁要发现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的特征,那么只能从知青一代的儿女们的身上去发现了。据我想来,只有他们和她们身上,还有一两片鳞,模糊不清地具有着那一种特征。其余一概之中国人,除了性别姓名符号和外貌,头脑里和内心里的状况都会变得雷同化、类同化。就像一种基因的克隆人一样。都将是同一时代的克隆的产物……知青一代的结婚,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包办”的色彩。“包办”者当然非是父母,而是时代。当年的时代,像一只巨大的手,以不可抗力将许许多多男女青年的婚恋故事彻底改写了。好比一部旧戏的戏名——《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有的虽遭“包办”,但幸而般配。有的极不般配,但也只得顺从时代之命。真爱不那么靠得住,海誓山盟才显得重要。连海誓山盟也靠不住了,相依为命的意义就突出了。既能相依为命,必有某种情愫为基础。良心便是当今的爱中开始稀少的。而良心是这样一种事物,格守也升值。以升值的良心为数合剂,当今大多数知青夫妻之间的关系,虽然阉陋但却很耐磨损。“泰坦尼克”号海难书写了人类精神千古流芳的高贵,演绎了人类精神的“主旋律”。它重注了“贵族”二字。我们中国人面对世界可以骄傲宣布的是——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我们的国土上,发生过多次重大灾难,广大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私和高尚的精神,亦如“泰坦尼克”精神一样可歌可泣,感人事迹举不胜举。“泰坦尼克”号精神,是人类高贵精神的碑。“唐山”精神,以及中国人在种种灾难面前所表现的可贵精神,是中国人精神上的碑。全人类真正的“贵族精神”万岁!许多事,在中国都变得有点儿邪。尽管如此,我觉得非虎的过错。对虎还是保持着三分敬意。乃因——虎也是可以被驯来表演马戏的,但虎的表演不失起码的自尊。对狗,我其实也是心怀敬意的。我敬军犬的忠诚,敬猎犬的勇敢,敬牧羊犬的“尽业”,敬“代目犬”对人的服务精神,敬看家犬的不卑不亢。甚至,敬野狗对自由的选择。我不喜欢的只有两类狗——宠物犬和马戏场上的表演犬。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大。前者表演给少数人看,后者表演给众多的人看。狗一表演,就不太像狗了,像猴了。猴嘴里被塞了糖,马戏场上的表现尤其乖。熊也那样。海狮更不例外。一条小鱼足以使它表演起来乐此不疲。但没见过驯兽员在虎表演之前或之后,往虎嘴里塞东西。这方式对虎不灵。驯兽员迫虎表演,靠的是电棍和长鞭。你看虎表演,总不难看出它是多么的不情愿。狗、猴、熊、海狮,都会为得到一口吃的而反复表演。在马戏场上,虎也不得不表演。但虎绝不肯反复表演。吃的、电棍和长鞭,都不可能迫虎反复表演。虎为生存而表演。虎不至于为取悦而表演。虎宁肯在笼子里,其实不情愿上表演场。狗、猴、熊、海狮,却宁肯在表演场上按驯兽员的口令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表演同一节目。那时它们嘴中有物嚼着,体会着区别于笼的快活。而虎宁肯要笼中的自由。我敬虎的不可彻底驯化的尊严。据我想来,人与时代的关系,似也可将人与虎的关系来比。时代也是不可被彻底驯化了像狗、像猴、像熊、像海狮那样完全按照人的示意反复为人进行表演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虎气。人的猴气一重,时代就张扬它本身的虎气。时代的虎气一旦强大于人庞具备的虎气,人就反而陷入了被迫表演的误区。中国目前的表演太多了。“猛虎啸于前面不色变,泰山崩于后而不心惊”——虎年之中国人,或该开始蓄备如此定力?历史对于一座城市,只不过是它的今天的背景。这背景的文化气息再浓重,其实也只说明着它的过去。并不完全能代表它的今天,更难以证明它的将来。倘它今天的公民,不珍借那一种背景,不善于继承,不思发展,甚至反其道面破坏之,摧毁之,借那宝贵的背景资源以谋眼前之私,以图急切之利,则它的今天,岂不恰恰等于是对它的昨天的反动吗?也许不到明天,它就会变成一座没文化可言的城市了。它的文化背景资源,必将如被任意破坏的自然资源一样,挥霍尽净。结果是今人负罪于古人及后人。一座新兴的城市,在二十世纪的末时,并不需要十代人百年史才形成所谓文化的积淀。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原来凡工商发达之城,几乎必是文化繁荣之邦。文明不但是养育文化的基础,而且本身便是一道使人心情愉快的城市文化的风景。不文明的城市不可亲,哪怕它有处处宙迹和悠久的历史背景。文明的城市即使是座新城,也会促使种种崭新的良好的文化生机盎然地发展和繁荣。文化首先是供人享受的,使人在享受中获益。一座城市的文化举措,应首先以这座城市的最广大公民的最实际的文化享受为出发点,为前提。至于上级关注不关注,外地人怎么评说,倒是可以不必太在意的。“克隆”一只绵羊其实并不怎么的足以令人震惊;“克隆人”实验也并不怎么的足以令人震惊。圈是人类还保持着为什么事震惊一下的本能,这一点使我惊喜地震惊了一下。“克隆”并非从一只绵羊开始。而是从许多方面,几乎是一切方面,早就悄悄地开始着了。“克隆”一只绵羊的是科学。“克隆”一个国家的也是科学。人类的价值观念正在一部分又一部分地变得越来越相似。科学的飞跃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剧着这种“克隆”现象。经济和科学正在使世界越来越共性化。个性化的事物越来越成为遗迹和国粹。成为国粹和遗迹的事物千篇一律地将统统被纳入旅游业也就是商业经营之一种——世界“克隆”现象之一种……在那个叫“大官”村的农村,两个农民所楔而不舍一争到底的,显然不仅仅是小小的村长之位吧?肯定还意味着更多些的什么吧?比如村人们对各自的信任程度,比如威望,比如面子,比如各自背后拥护者们的群体感奋或失落……中国农民的大多数,进言之,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其实践民主方式的水平,远非某些人士所把人忧天倾地估计得那么低。恰恰相反,他们实际上已表现出了较成熟的民主意识。只要诚心诚意地将民主奉还给他们,并得体地协助他们而不是操纵他们,他们也是能够实践得较为出色的。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成熟已经不成其为任何问题,倒是某些人士的叶公好龙是成问题的,滞后的。“公仆”者,乃由人民所选为人民服务之人。在中国社会的广大基层,人民对此最有发言权。人民的识别力,远比上级的识别力要高。人民之民主的权力越充分,人民越强大。人民强大了,伪“公仆”们就渺小了。人民强大了,人民就越来越成为国家的主人了。“公仆”们才能真正复归到为人民服务者的本位。如血的夕阳沉到地平线以下了,当广裹而苍凉的大草原夜幕降临时分,他们乘军车离开了军马场。回望着在视野中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的营房和马厩,他想——它们也将成为这大草原上光荣与梦想的遗迹了。他想——他保存他“模范班长”的证书,一定要比大草原保存那遗迹更长久,更长久……残阳西坠,秃穆的崖头仿佛渐濒渗出血来。无名的季节河不情愿地流着。河边一株枯树上,栖着几只寂寞的乌鸦。它们呆望远处,望着一条曲折婉蜒的野路的尽头。如果那可以勉强算作一条路,则是不常出岭的岭内人和他们的牲口年复一年从荒地上踏出的。这一种宣传,背后往往是一次精心的纯粹商业营销性质的策划。对于当代人,服装的魅力是传统中有当代性。没有就会使当代人敬而远之。对于当代人,小说的魅力也许恰恰反过来,恰恰需要在当代性中有传统。没有当代人也是会敬而远之的。大多数当代人既不愿执锄地生活在传统观念中,其实也不愿非常激进地生活在种种时代的“先锋”观念中。往往习惯于生活在传统与“先锋”之间的“过渡带”。所以“当代”一词之于当代人,细细想来,必然是一个含糊的、暖昧的,定义不甚明确的词。老故事和畅销书之间的关系,其实正意味着当代人和爱、和性、和家庭观念之间的尴尬——不求全新,亦不甘守旧。全新太耗精力。守旧太委屈自己。

                                              

      我现在想谈谈女人,基于我的年龄,对于女人的认识还只是些皮毛的东西。但为什么我又想说说呢,我觉着还是出于一种懵懂的好奇所致,或者说给二十岁自己一个交代,以便以后看时有笑点可循。

      从何说起呢,要说咱们就往前说,追溯一下历史。我这人对历史了解甚少,基本是道听途说,自己看史书也是浅尝辄止,所以有不合适的还请多指正。说从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是男子在体力上优于女子,劳动效率高于女子所致。从此男子在社会地位上就一直居于女子之上,甚至有些社会阶段女性一直受压迫,歧视,各种不公待遇。历史上也不乏有个别女性社会地位相当之高,像处万人之上的武则天,皇后专政第一人的吕后,总是做反面教材的慈禧,但此种实为极少数,作为整个群体而言中国女性还是一直处在夫为妻纲的大社会中。这种现象在现代社会得到了平反,即女权主义的盛行。

      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女权主义风开始吹向全球,女性过去的不公待遇开始向文明迈进。大家现在经常说的女权主义者,像麦当娜、希拉里等等。

      现在的女性的地位真的高多了,尤其在中国就更高。你看女生何等抢手,经常见有女的会当很多人面指责男朋友,重则一巴掌。结婚要有房,车,钻戒。据说中国大多新生代夫妻都是老婆管钱的,其实这也好,女人细心,更会管理。女人在公共场合说话比谁声音都大,这也是社会进步发展的体现。日本就不同了,女人在男人面前总是整的跟女仆似的。一般工作,同样的活,女人只能拿男人三分之二的薪水。印度,这是个很难理解的民族,女人地位依旧处在我们封建的的水平。

      看看欧洲吧,我们所说现代文明的高度发达区,当年也是女性不被重视,甚至有到厌恶、反感地步的。你比如我们的叔本华、尼采等,在其著作中也谈到了关于女性的看法,但那毕竟是时代的局限,带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不可一概而论。至此因带有批判的去欣赏他们的哲学,他们的思维方式。

      女性之于女性,首先在于她和男性生理上的差异,我想最大的差别在于男人不能怀胎生孩子,而这确是女人的本活,这也是女性的伟大之处。就整个人类社会来说,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最终目的就是繁衍,以便此物种得以延续。此种说法有些极端,但却是事实。现今社会有不少男女不生孩子,有的是想生不能生,有的是能生不想生。他们结婚后过二人世界,只图在生理心理上都有个照应,这也无伤大雅。但不能否定繁衍后代之于整个人类社会的伟大意义。既然女性是伟大的,为什么还要承受生孩子所带来的痛苦呢?《旧约·创世纪》中说,女人夏娃听了蛇的话偷吃苹果,违反上帝命令,所以耶和华上帝就对夏娃说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和你生产儿女的痛苦。

      拜伦有说“男人是奇怪的东西,而更奇怪的是女人”。我想他说这句话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己是男人,想不通女人所想。我也曾以小人之心揣度过女人们的心,后来我干脆不度了,因为这两者之间有条鸿沟,这鸿沟到底长什么样,你无从考证,有时这条沟就是自己挖的,你越使劲,陷得越深,越难爬上来。请我的女性读者们不要误会,我不是女性憎恶者,我挺喜欢女性的,因为我就是女性生的,我也准备和女性生孩子。

       莎士比亚曾绅士的高呼“脆弱,你的名字就是女人”。我不以为然,我以为女性的脆弱是外化的,而男性的脆弱是内隐的。举一简单例子吧,我曾坐过划索,就是在两山头间拉一铁链,然后你可以靠重力划过去的刺激游戏。女人们坐的挺多的,她们在下滑一瞬间就开始尖叫,一直叫到对面山头方至,那叫声就和一玻璃杯子摔在地上一样揪心。而男人们确不那样,要故作冷静,其实是紧张。到对面山头你一看,女的都哈哈大笑,男的却面部局部痉挛。我就是被狠狠的吓了一番。

      女性脆弱的外化还有表现在她们体型上,比如身高、体重等。这种表现使她们看上去瘦弱娇小,人类总是对小东西有心生怜爱之情。所以女性就被视为要保护对象,长此以往,这种被保护心理也就根植女性内心。历史上的战争基本都是男人血战沙场的,而女性、小孩不参战。这种外化让女性总和贞洁、美、爱联系在一起。因为男人总是显得暴躁、粗鲁、蛮横。像希腊神话中象征美与爱的阿芙罗狄忒女神,罗马神话中爱与美化身的维纳斯女神。

       一般意义上来说女人总和感性联系在一起。她们是现实主义的代言人。林语堂先生在他的《女人》中说“她们的重情感轻理智的表面之下,她们能攫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她们懂得人生,而男人却只知理论,她们了解男人,而男人却永不了解女人。男人一生抽烟、田猎、发明、编曲,女子却能养育儿女,这不是一种可以轻蔑的事。”女人的直觉实属厉害,她们有时甚至不用过分思考便可察觉事物原委。

       一美国女人曾提出,世界一直是男人统治的,为何不让女性来统治。这种想法乍一听是有点荒唐的,你细想还是荒唐,你再想还是不合适。你可以想象一伙男的整天抱着孩子,嘴里说着我老婆一个月多少工资吗。

      梁实秋曾说过女人是善于说谎的,善于拐弯抹角的,但她们也是极细心的。这也是男人猜不透女人心思的缘由吧。

       就当下学生来说,有好大一批女同学,我们暂且称她们少女,她们喜欢韩国的男人,你问她们愿意嫁给他们吗,大多数又摇头不许。这种事真让男人们费解,少女们说喜欢和嫁人是两码事。其实男人们也有类似情况,男人们喜欢日本的‘女人’,却不愿娶其为妻。有云:韩国男人害了中国女人,日本女人害了中国男人。

       一伙男人聚在一起,你管他什么样的男人。有的是一开始就谈论女的;有的是先指点江山,再谈女的;有的是先指点江山,再拉拉家常,最后谈女的。这就是殊途同归,男人的终极话题永远是女性。我想女性的经典话题也应该是男人。

      有人说女人之间的感情是微妙的,微妙到最后谁也不了解谁。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说“由男人看来,也许这女人的衣服是美妙悦目的,但是由另一个女人看来,它不过是‘一先令三便士一码’的货色,所以就谈不上美。"

       再者有《论语》中说“唯小人女子难养也”,俗语中也有“红颜祸水”之说。此类之说各人有各人见解,我们也不必究其缘由。

       倘若说男人是本带有哲学思辨的史书,那女人就是一本没有结尾的小说。

__字于二零一三平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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