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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闻见录

一九八五年的除夕之夜,沃克也是在我家中度过的。仿佛他仍是单身汉。那一天我们喝酒了。他带来一瓶外国酒,我拿出的是“中国红葡萄”。他喝得有些醉了。我忍不住开诚布公地说:“沃克,你再也不能对我隐瞒什么!你和小雯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要求你告诉我!因为我是你在中国最好的朋友,我有责任了解!”“我真没想到,她会是那样的女人!”沃克盯着酒瓶说,“她严重地践踏了我的自尊和人格,我恨她!她什么都不肯学。她自私。她认为有了美貌就有了一切!她以我的妻子的身份,整天出入各种社交场合,认识的外国人比我认识的还多!她居然背着我接受其他外国人送给她的贵重首饰!这是我无法忍受的!她还与人约会,情书往来……”“什么人?”我简直不能相信。“美国人。”“什么身份?”“记者。”“哪家记者?”沃克说出了美国一家大报。“你胡说!”我吼道,“你在用谎话欺骗我!……”“我?……胡说?……”沃克的眼睛定定地瞧着我。“对!就是这样!”我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最后站在沃克面前,大声说,“你在中国耐不住单身汉的寂寞了,你希望有一个中国姑娘能在中国合法地晚上陪你睡觉,在你感到无聊的时候为你解闷儿!如今你对她腻烦了,就编造出这些谎话,为你抛弃她在我面前制造口实!如果你拿不出充分的证据证实你的话,你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你在我心目中就与那些欺骗和玩弄我们中国姑娘的外国佬没什么两样!……”在地板上搭积木的儿子抬起头,不安地瞧着我,不理解我何以突然对“沃克叔叔”大光其火。“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能这样对沃克说话?!”妻严厉地制止我。沃克呆望着我。“对不起,我有些醉了。”我因自己的失礼感到羞愧,重新在沃克对面坐下。“你没醉。”沃克低声说,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你看吧!既然你把我想象得那么坏,你看吧!如果你刚才不对我说那样一番话,我绝不会将这样一封信给你看的。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这样做。”我犹豫了一下,接过来看。那是一封情书,是小雯的字。在沃克送给我的他们的八寸结婚彩照背后,有沃克的签名,也有她的签名。我认出了信上确是她的字迹。笔划歪歪扭扭,紧紧巴巴的,像蜷缩在母腹中的婴儿。满纸难看的中国字,写的尽是不知羞耻的词句。确是写给美国人的。不,一个美国人。看完后,我半天半天不知对沃克说什么好,也找不到能够安慰他的话。妻从我手中拿过那封信去看。看完后,愤愤地说:“沃克,离婚!你和她离婚!这样的女人,怎么还配做你的妻子?你不肯离的话,我们可就太瞧不起你了!……”沃克说:“不,我不能。这正是她巴不得我作出的决定。只要我一与她离婚,那个美国人就会想方设法将她带到美国去的。我就会遭到耻笑!那个美国人比我有钱,有地位!这件事会使我的父母感到难堪,也会影响到我回国后谋求职业的问题!……”他拍了一下桌子,显得那么冲动。我和妻都同情地望着他。一阵长久的沉默之后,沃克又低声说:“也许我不该对她讲实话。”我问:“什么意思?”他说:“我告诉她,也许在中国的这两年,是我以后十几年内经济情况最好的两年。因为我在中国享受的是专家待遇。虽然我获得了博士学位,但回国后得自谋职业。如果没有地方聘用我,我就会成为一个失业者。所以我劝她,为了我们今后的生活,不应要求我给她买那么多奢侈而无用的东西。在我同她进行了这样一场严肃的谈话后,她才结识了那个美国人。就是这样,我什么都如实地告诉你们了……”我说:“你能不能将她带来一次,让我同她谈一谈?”他说:“这我办不到。这根本不可能。虽然你是一位作家,但在她心目中毫无地位。她瞧不起你,正如你瞧不起她这一类中国姑娘一样。她对文学不感兴趣,她对一切艺术都不感兴趣。她崇拜的只是金钱。她感兴趣的只是社交、舞会、服装首饰和吃喝玩乐……”妻忍不住打断他的话说:“那么对她就毫无办法了么?”他又沉默了一会,喃喃自语地说:“只有一个办法,我在中国的合同一到期,就带她立刻回瑞典。摆脱了那个美国人的纠缠,她也许会变好……”一九八五年的除夕,我们度过得一点也不愉快。沃克十一点之后才忧虑地告辞。我和妻躺在床上,熄了灯,还一直在谈论他和小雯的事。妻后悔地说:“当初我真不该反对你阻止沃克与小雯结婚。”我什么都没说。我在想:金钱、金钱、金钱,它使多少中国姑娘,包括少女,将自己的青春和美貌,廉价地奉献给了某些外国人啊!或者一次性的“拍卖”,或者“零售”。她们在这种交易中显得那么匆匆忙忙,那么迫不及待,仿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她们简直有点“不惜血本大牺牲”。在这种交易中,她们的青春和美貌是秤砣,爱情,如果有的话,不过是秤星。为了金钱,舞蹈演员嫁给浑身铜臭的鄙俗港商。为了金钱,电影明星甘作外国佬的“厨房夫人”。也许是一百比一,出了个小雯。像外国人玩弄中国姑娘一样,玩弄了一个外国人!是一报还一报么?不过它落在我的外国朋友申·沃克头上,有欠公允,也不仁义。小雯使我联想到了巴尔扎克笔下的“贝姨”,“搅水女人”,左拉笔下的“娜娜”。外国人在中国廉价地得到了多少,总有一天他们也将为此付出多少!就好比火药从中国传到外国,八国联军的洋枪队再利用它入侵中国一样!这是观念对观念实行的报复,生活方式对生活方式实行的报复。金钱——美貌能够兑换金钱,不妨也可视为金钱——对金钱实行的报复。小雯她以多么特殊的方式向到中国来寻花踏柳的外国人警告:小心报复!只是我又多么为沃克悲伤!枯干的树枝被月辉投映在窗帘上,像动脉、静脉、毛细血管。野猫在天棚乱窜,发出一阵阵令人惊悸的叫声……整整两个月内,沃克没有再来我家。他最后一次来时,车内放着一台二十英寸“日立”牌彩色电视机。他告诉我,他在中国工作的合同已经期满。办事机构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希望他延长合同,他没有答应。他要回瑞典,机票已订好了,第二天。“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一直到我离开中国,你都是我的朋友。两年多来,你们夫妻一直视我为最受欢迎的客人。每次到你家,我都体会了这一点。十年内,也许我不会再到中国来了,这辆小汽车,这台电视机,送给你们作个纪念吧!……”他真挚地对我说。我表示接受他的好意,却不能接受他的小汽车和电视机。我拿出储蓄存折给他看——我的存款当时已足够买三台彩色电视机,不过有黑白的看着,不急于买。至于小汽车,我不会开,没处存放,更弄不到汽油,它只能给我带来许多麻烦。“我真傻,”沃克说,“明知你不会接受,可我还是……”我说:“沃克,记住两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轻受一文,不敢忘一粥’。这是我们更多的中国人作人的原则。我们要努力保持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我们不但靠发展经济,也靠保持民族自尊,才能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接受了你的小汽车和电视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心理,将会感到永远失去了平衡。希望你能谅解我……”我将预先买下的一对景泰蓝花瓶送给了他……沃克回国一个半月后,我才收到他的信。信中说:我在中国,按照中国的观念,与小雯结婚。我在瑞典,按照瑞典的法律,已与小雯离婚。她将在瑞典居住半年以上,获得瑞典国籍后,去美国。请你不必为她的处境担忧,按照我们瑞典的离婚法,半年内我将担负她起码的生活费用。她很善于交际,周围已经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朋友。她还有“本钱”。我倒有点佩服她了,一个重庆街道小工厂每月三十多元工资的保育员而能到瑞典,继而将去美国,不靠权势,不靠关系,她不是很有点了不起么?我已不再恨她。我重新评价她,认识她。我觉得她身上有一种西方女性的冒险精神。上个世纪是不少西方人到中国冒险,如今某些中国姑娘到西方冒险的世纪似乎开始了,用你们中国的话说,她算不算一个“女强人”呢?但愿她在美国交好运……我回信说:目前的中国,政策对外开放,几乎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渴望扩展自己精神的、思想的、观念的、经历的和生活的天地。更多的中国人凭的是天才、学问、知识、勤奋,在国外获得荣誉和学位,使全世界相信中国人的普遍智商一点也不比西方人低。他们是真“强人”。而小雯,不过是一个商品化了的女人。因而她的冒险精神,不过是“通货膨胀”现象。这种女人,中国有,瑞典有,美国也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半年后,沃克从英国给我来信,告知他经朋友推荐,在英国某大学任教。附带一笔,小雯已获瑞典国籍,到美国去找那个美国人了……我就想到了《娜娜》这本书结尾的两句话:打到巴黎!打到巴黎!……算来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小学文化水平,字写得很糟糕,没有任何才情,只有一张漂亮的脸,只有一具女人的身体,再从纽约“打”到巴黎,她又能混得怎样呢?作为一个将自身当成征服世界的武器的女人,她永远达不到“娜娜”那么“辉煌”的顶点。我将沃克与她那张彩色结婚照翻了出来,一剪刀从中间剪下了她,撕碎后扔进了纸篓。她已不再是中国人。也不再是我的外国朋友的妻子,我没来由在我的影集中保存这一“商品”的“广告”。除了沃克,我还与几位外国人有过友好交往:三位日本人,一位美国人。三位日本人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生佐藤素子、外语学院留学生原田秀美、日本综研化学株式会社工程设计事业部中国室室长味方重雄。那位美国人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研究课程主任毕克伟教授。门户开放,身在文学艺术界,谁没几个外国朋友呢?我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的,从来都不是我的作品。我深知它们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应摆列哪一档级。我值得自傲的是,在我与外国朋友的交往中,我遵循着老祖宗们的一句古训——“不轻受一文”。我从来没有向外国朋友提过任何请求,诸如出国啦,从国外带什么东西啦,兑换外汇券啦……对于为了得到某些洋货,为了出国,为了其他种种个人好处和欲望,而忘记自己应该怎样作一个中国人者,我——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大声对你们说——我一概瞧不起你们!我这人今后可能会犯三类错误:因为写了一篇什么不合时宜的作品而受批判;违反交通规则而被罚款;有朝一日失去理智堕入情网而播“轶事”于文坛,传诟柄于世人。即使在我犯了这三类错误以后,我也还要对你们说——我瞧不起你们!噫!不好了!打住!打住!我这篇笔记是该就此打住了!言多必失!而且我已“失”过几次了!就在前不久,有同志要求我去给中央党校研究生班讲点有关文学的什么。本不愿去。到中央党校,我算个人物么?配去讲么?但那诚意实很难却。断然拒绝,又未免显得过于“高傲”。拖了几次,终拖不过。便去了。便讲了。结果就生出是非来,有人写信至某中央领导同志,说是梁晓声大谈自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并且永远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查查这个梁晓声平时表现如何?查查是谁“请”他到党校去的?果有其事,要严肃处理。于是就有调查人员到中央党校去调查。安有其事?!我们的党毕竟正在恢复着实事求是的作风。调查结果——“梁晓声的讲话基本上还是进步的”。一个非党作家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基本上”是“进步”的,也就可以了吧?如今谁敢说自己的话句句都正确无比?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保护了我。人生易老天难老。屈指算来,我成为北京公民已经九个年头了。九年内,我们的共和国热热闹闹地发生了许多重大变革。我们北影厂的大门,架上了民族风格的牌楼。我由二十八岁而三十六岁。跻身于热热闹闹的文坛,离群索居,苦心经营地“爬格子”,同时往自己的瘦脸上刻皱纹。今天,我在离首都四十多公里的昌平县境内一座园林招待所里写下这篇散记的最后文字,这地方叫“红泥沟”,附近有个小村叫“虎峪村”。时已入冬。西北风从大山深处窜出来,猛烈地呼啸着,嘶嚎着,从树枝上往下掠着枯叶。整个招待所大院里,算服务员在内,只五六人,几排空房,门扉作响,仿佛闹鬼。还没来暖气,我的房间冻手冻脚,呼气可见。桌上,几枝月季,插于瓶内,蓓蕾维持着最后的生命力。是我白天剪下来的,不忍它们于寒冷过后,落红满地。稿纸旁放着一封无落款地址的匿名信——编辑部转来的,刚刚读罢。信中说:“梁晓声,你小心点!像《溃疡》那类狗屁小说,奉劝你今后少写!用小说和我们对着干,没你什么好结果!有朝一日看我们如何整治你!……”充满威胁的一封信。倒不怕。就是有点冷。冷也还是要写下去。我们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他们,是否也沿用一颗子弹夹在信中,向一个作家挑战?好吧,我就应战!手在抖,心在寒。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愤怒……北京,北京,我在心中呼唤着你,像呼唤母亲一样。我多想依偎在你的怀中,暖暖我的身子,暖暖我的心!同时,让我倾听母亲的心脏——是在怎样有力而安稳地跳动着。母亲心脏的动音,对我——是一支摇篮曲。也是我们时代的沉重的鼓音。我仿佛倾听到了,沉重,然而多么有力!母亲,母亲,我爱你!我们爱你……

据我所知,目前凡作了外国人老婆或者差不多做了外国人老婆的中国姑娘,大抵凭的是脸蛋和身材。外国人可不会因为一个中国姑娘“心灵美”而爱她。选择带有物质属性的东西便要讲求质量。只有漂亮的脸蛋和美好的身材那不过是“包装美”,算不上十分优秀。拿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就我所知的几例,不过是“输出”的“花瓶”而已。物质属性为主的东西。我无法猜测到沃克爱上了一位什么样的重庆姑娘,希望他爱上一个优秀的。他到底还是我的朋友。沃克见我一言不发,忍不住又说:“你为什么不问我爱上了一位什么样的姑娘?”我说:“我想她一定很漂亮英俊。”沃克说:“比你们的刘晓庆还漂亮。”我说:“我认为刘晓庆是位出色的电影演员,可从来也不认为她是个漂亮女人。”沃克说:“影迷们不是都认为刘晓庆很漂亮么?”我说:“道理很简单,刘晓庆如果不是电影演员,就不会有那么多影迷认为她漂亮了。”沃克大为扫兴,情绪有些低落。我其实并不愿扫他的兴,便问他怎么与那姑娘认识的。他含糊地告诉我,是在一位什么干部家中认识的。“她报考电影学院表演系,没考上。被那位干部的儿子看上了,我就与她的情人展开了一场争夺,结果我大获全胜。”我一声不吭。我知道,电影学院或戏剧学院或其他什么剧团歌舞团招考时期,正是纨绔子弟们“采花逐蝶”的季节。文明点的就“凤求凰”,“蝶恋花”,肆无忌惮的就“王老虎抢亲”。考场上被淘汰的姑娘们,就转向情场上去碰碰运气。当不成演员,能作某某大人物的儿媳妇、孙媳妇或近乎的什么角色,虚荣心理也获得了些许满足。世界从来分为两大阵营——男人和女人。某些姑娘的美貌在她们自己看来不过是“通货”,是“股票”。可悲的是不能存入什么银行,吃点“利息”。岁月无情,时间总使美貌贬值。不趁行情看涨换点什么是最大的浪费,而有时间有精力有不泯的兴趣在她们之中“采购”的,非纨绔子弟们莫属。所以她们的归宿也就大抵只能有一个,成了们他的配偶。这个词比老婆、爱人或妻子更准确。“自古红颜多薄命”,一点不假。穷小子买不起。买得起的也便换得起。“红颜”们也忒命苦!沃克见我半天不语,低声问:“你是不是认为我……不道德?”我说:“争夺者的胜利从来都是被争夺者的最终选择。我不过是在考虑你碰到的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他说:“小雯当然非常好!不但漂亮,还很……”嗫嚅地不说下去。“还很性感?”我替他说完。“是的。”他脸微微一红。又说:“就是文化太低,才小学水平。字也写得太糟糕。不过这不要紧,我会帮助她提高文化水平的,还要教她学外语。我想在我的帮助下,她以后至少能掌握两门外语——英语和瑞典语。”他有些兴奋起来,接着便对他的小雯大加赞美。我的外国朋友对我赞美一个中国姑娘,而且这姑娘又将成为他的妻子,我心中自是很高兴的。这总比他当着我的面骂中国人好。但他的许多赞美之词却使我心中产生忧郁。一个才小学文化水平,字也写得太糟糕,还想当电影演员,当不上了还成为一个素昧生平的纨绔子弟家中的寄宿客,最终又倒入一个外国人怀抱的中国姑娘,总有令人感到不那么可爱的地方。于是我就说:“沃克,百闻不如一见啊,哪天你带她来玩吧!”沃克说:“我怎么能不带她来呢?下个星期六我们来,一定!”沃克告辞后,我的情绪一直忧郁。妻问:“你又怎么了?”我反问:“你觉得沃克与小雯的结合会美满吗?”妻说:“你脸上的皱纹够多了,省点心吧!”我想可也是,就开始跟儿子疯一阵。我一边给儿子当马骑,在地板上奔跃驰骋,一边不可摆脱地继续想:将来我的儿子长大了,我是无论如何绝不允许他给我搞回来一个才小学文化水平,字也写得太糟糕,一心想当电影演员的儿媳妇的。这种姑娘怎么也不能引起我的好感。当客人对待也觉得别扭,别说当儿媳妇了!……星期六,妻提前下半天班,从三点多钟就开始忙忙碌碌地做饭炒菜,预备款待沃克和他的小雯。我拿本书,带着儿子在厂院玩。忽然一辆小汽车在我身旁停住,我认出是沃克那辆乳白色的旅游小汽车。车门开处,沃克春风满面地钻出,打开后车门,牵着手引下一位姑娘来,向我介绍她便是小雯。她身材窈窕,穿件样式美观大方的藕荷色连衣裙,一双咖啡色高跟皮鞋,长发披肩,化了妆,不算过分。颈上挂着一串金项链。对我笑笑,脸腮上梨窝浅现。我暗想:还可以。没看出多少明显的俗来,但也说不上如何漂亮。北影厂漂亮姐每天出出入入的,我见得多了,对美貌的评价就有点苛刻。她可不像二十四岁的姑娘,倒像一位颇有风韵的少妇。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沃克眼中,才很性感。这是女人们对付男人们的强大武器。我想沃克肯定已受“内伤”。还有她那笑,也说不上妩媚,也说不上娇娆,更说不上天真烂漫。怎么说呢?总之令我觉得放射出一种独特的魅力,也显示出性感的成份。这可真是挺要命的!笑非表情,而属武器,女人身上可怕的意味就大大超过可爱的意味了。我已在电影制片厂工作多年,对这类女人和她们的笑颇有研究。这是一门学问。掌握了这门学问,就不太容易被她们所迷乱了。她们尽是一元一次方程,你不必列式便能解出“根”。虽然表面看不太俗,但却分明不属优秀。我心中暗暗替沃克悲哀。我深知我这位外国朋友并非到中国来寻花踏柳的,他是要找一个妻子。可他对所谓“东方女性美”,却有点书呆子的盲目崇拜。殊不知这玩意目前已成了“大熊猫”。我抱起儿子,陪他们回家。儿子却要叫“阿姨”抱。她便将儿子抱了过去。儿子不回家,要进小汽车里玩。她说:“那我就陪孩子先在车里玩会儿吧。”沃克见我的儿子很喜欢他未来的妻子,特别高兴,同意了。我们上楼时,沃克问:“你看她怎么样?”我说:“挺好,挺好。用你们西方人的话讲,挺性感的。”却暗想:沃克,沃克,你是太求妻心切了些呵!沃克说:“你一定没看出来吧?她非常爱生气呢!前天我陪她逛‘友谊商店’,她看到一件貂皮大衣,要我买下来,我没买。她就生气了,晚上不理我。今天我把钱都带出来了,是她先陪我到你这里,还是我先陪她去‘友谊商店’,我和她争论了半天,最后我大获全胜!”他脸上洋溢出一种快乐,仿佛女人的脾气,对他是特殊的受用。我说:“博士先生,女人的脾气永远和男人对她们的爱成正比,这一点你都不懂么?我看她是个很聪明的女人,会掌握分寸,不超过极限的。”沃克笑了,说:“想不到你对女人很有见解。”我说:“别忘了我是作家,研究女人是我的职业本能。”上了楼,见在走廊里做饭的妻子,正忙碌到高xdx潮。妻急切地要见到小雯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关了煤气,停止了操作。我和沃克连屋也没进,又陪同妻走下楼来。这两个女人的见面,好像两位外交官夫人的初次结识。妻腰里还扎着围裙,将小雯当成老朋友似的,拉着手亲亲热热地说话。小雯则显得那么矜持,矜特中流露出几分高傲。那种对于男人是武器的微笑,在妻面前又变为盾牌,遮掩着只有女人们之间才能敏感地看出的什么。她的高傲在我内心里引起了一种潜在的厌恶。虽然什么也没交谈,我却觉得已经将她看透了。我心中忽然产生一个念头,趁她还没与沃克结婚,我应该坦率对沃克讲出我的直觉印象,否则对不起朋友。如果沃克仅只是一时迷乱地爱上了一个女人而不打算与之结婚,我的话未必起什么作用。但他是要娶一个女人作自己的妻子,我的话对他肯定会发生重大影响。我知道这一点。妻和沃克却分明什么也没看出来。既没看出小雯那种令我厌恶的高傲,也没看出我内心有所活动。他们都高兴得太早了。沃克的高兴,无疑是因为感到幸福。妻是因为沃克高兴自己才高兴。儿子不肯从小汽车上下来。小雯提议,让沃克带着她和我的儿子去兜兜风。沃克征询地看着我。我点头表示同意。儿子早已与“沃克叔叔”厮熟,会乖乖地听他的话。他们开车走后,我和妻回到家中,首先交换印象。妻说,“挺漂亮的。”我说:“包装如此。”将心中的念头告诉了妻子。妻说:“你可千万别作孽啊!”我就有些犹豫起来,不知对沃克讲算作孽,还是不讲算作孽。我帮妻将饭菜做好,沃克“伉俪”还不回来。我一次次蹬着自行车到厂门口去迎,终不见他那辆小汽车的影子,心中不悦。妻一遍遍嘱咐我:“他们回来后,你可千万别给人家冷脸看啊!”两个半小时后,他们才回来。沃克抱着儿子,儿子抱着一个电动火车,小雯拎着一个纸板衣箱。儿子一被放到地上,就将全副注意力集中在那辆电动火车上。它呜呜鸣叫,在地板上跑来跑去,儿子在它后面爬来爬去。我相信那时对儿子说电动火车要用爸爸换,他也会舍得我的。妻问小雯:“买了件什么衣服?”小雯回答:“貂皮大衣。”“貂皮?那得多少钱呀?”妻不胜惊羡。小雯淡淡一笑:“才三千九百多元。”“天!……”妻瞪大了眼睛,就请求小雯打开衣箱让她欣赏欣赏。我瞪了妻一眼说:“吃饭吧!”这顿饭吃得并不怎么欢快。刚刚吃完,小雯便看手表。妻问:“你们今晚还有别的事?”小雯说:“去海员俱乐部参加舞会,瑞典使馆举办的。”我说:“那我就不留你们了。”沃克看着小雯说:“再坐会儿吧?”小雯不语。他只好站起。妻送小雯下楼,沃克有意缓步,对我说:“三天后我们将在海员俱乐部举行婚礼。我希望你们夫妻能抽出时间去参加。你知道,我的中国朋友不多。你是我在中国留学时期的同学,是我最好的中国朋友,又是一位年轻的中国作家,你能参加我会感到特别高兴的。”我说:“到那天再说吧!有没有时间参加,我会提前打电话告诉你的。”他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打印着中英文的精美请柬,郑重地交给我。那时刻我真想将一直盘绕在头脑中的念头说出来,但努力克制了。沃克又说:“你了解的,我们瑞典人,对性的观念是很解放的。我所以要在中国与小雯举行婚礼,而不在瑞典,为的是让人们知道,我是按照中国的观念娶她为妻的。将来我也要尊重中国这一观念。你相信吗?”我说:“相信。”是的,我完全相信。沃克是位对待爱情和婚姻比较严肃的外国人。正因为我完全相信,心中才忧郁。我没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几天后收到沃克一封短信,知他与小雯完婚后第三天,便双双回瑞典探望他的父母双亲去了。信中说他们要在瑞典住一个月。但是三个半月后他才又出现在我家里,内心里似乎藏着许多难言之隐。我问他为什么不带小雯一块儿来?他说:“小雯今晚跳舞去了。”我便不再问什么。以后他又恢复了单身时的习惯,每个星期六晚上必开着车到我家来吃晚饭。却再也没有带小雯来过一次。他的快乐消失了。他内心的烦恼似乎愈来愈重了。

榆树上有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肉虫,我们北方人叫它“贴树皮”,又叫“洋瘌子”。寸余,黑色,有毛,腹沟两侧尽蜇足。落人衣上,便死死贴住,抖而不掉。落人皮肤上,非揪之拽之不能去。虽去,则皮肤红肿,似被蜂刺,二三日方可消肿止疼。这一点类同水蛭,样子却比水蛭更令人讨厌。而且它还会变色,在榆树上为黑色,在杨树上为白色,在槐树上为绿色。有些中国人,真像“贴树皮”。其所“贴”之目标,随时代进展而变化,而转移。研究其“贴”的层次,颇耐人寻思。先是贴“官”。“某某局长啊?我认识!”“某某司令员啊?他儿子和我哥儿们!”“某某领导啊?他女儿的同学的妹妹是我爱人的弟弟的小姨子!”七拐八绕,十竿子搭不上的,也总能搭上。搭上了,便“贴”。此真“贴”者。还有假“贴”者,虽也想“贴”,也毫无机遇,难以接近目标,在人前故出“贴”者语而已,为表明自己是“贴”着什么的。我们在生活中,不是经常能看到一些人,为了巴结上某某首长,或某某首长的儿子女儿,极尽阿谀奉承,钻营谄媚,讨好卖乖之能事么?图的什么呢?其中不乏确有所图者。也有些人,诘之却并无所图,仅获得某种心理安慰而已。仿佛“贴”上了谁谁,自己也便非等闲辈,身份抬高了似的。继而“贴”港客。港客本也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同胞。相“贴”何太急?盖因港客在“贴”者们眼中都挺有钱。有钱,现今便仿佛属“高等华人”一类了。其实,他们除了比一般大陆人有些许钱,究竟“高”在哪儿呢?就钱而论,香港也绝非金银遍地,香港人也绝非个个都腰缠万贯。“港客”中冒牌的“经理”、伪装的“富翁”,心怀叵测到大陆来行诈的骗子,近几年仅披露报端的还少吗?然而“贴”者们为了捞到点好处,明知对方是骗子,也还是要不顾一切地“贴”将上去的。骗子身上揩油水,更能显示其“贴”技之高超。“贴”港客,比“贴”某某领导某某干部实惠。小则打火机、丝袜、化妆品、假首饰什么的,大则录音机、照相机、彩电、录像机等等。只要替他们在大陆效了劳,论功行赏,是不难得到的。港客还似乎比某某领导某某干部们大方。你要从某某领导某某干部家拎走一台录音机?休想!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习惯了收受而不习惯给予的。“贴”领导干部者,实“贴”权势二字也。古今中外,权势都并非可以白让人走“贴”的。得“上税”。以靠攀附上了某种权势而办成一般人们办不成的事的,统计一下,不付出什么的有几个?“贴”港客者。实“贴”钱“贴”物也。钱亦物,物亦钱,都是手可触眼可见的东西,“贴”到了,实实在在。港客照我看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的正派地办事业和正派地经商。二等的就难免投机牟利。三等者流,行诈行骗,不择手段,要从大陆揣两兜钱回去吃喝玩乐罢了。某一时期大陆上穿港服者,留港发者,港腔港调者,港模港样者,“贴”港客者,假充港客者,着实使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热闹了一阵子。“贴”者为男性,不过令人讨厌;“贴”者为女性,那就简直愈发令人作呕了。男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技巧,女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色相。凡“贴”,技巧也罢,色相也罢,总都得无耻一点。恰如馒头也罢,叉烧也罢,总都少不了要用点“面引子”的。有一次我到北京饭店去访人,见一脂粉气十足的妖丽女郎,挽着一位矮而胖的五十余岁的丑陋港客,在前厅趋来复去。女郎本就比港客高半头,又足蹬一双特高的高跟鞋,犹如携着一个患肥胖症的孩子,实在令人“惨不忍睹”。那女郎还傲气凌人,脖子抻得像长颈鹿,“富强粉”面具以下就暴露出一段鹅黄色来。仿佛被她挽着的是拿破仑。真让你觉得大陆人的脸,被这等男女“贴”者们丢尽了。还有一次,我在一家饭店与我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的女儿吃饭,邻桌有二港仔,与几个大陆“摩登”女郎举杯调笑,做派放肆。其中一个港仔,吐着烟圈,悠悠地说:“我每分钟就要吸掉一角七分钱啦!”炫耀其有几个臭钱。那几个女“贴”者便口中啧啧有声,表示无限崇拜,一个个眼角荡出风骚来。另一个港仔,不时地朝我们的桌上睃视。终于凑过来,没事找事地与我对火。然后盯着我的女伴,搭讪道:“小姐,可以敬您一杯酒?”她红了脸,正色道:“为什么?”“因为您实实在在是太美丽了呀!我来到北京许多天啦,没见过您这么美丽的姑娘呀!”那种港腔港调,那种涎皮赖脸的样子,使我欲将菜盘子扣他脸上。我冷冷地说:“谢谢你的奉承,她是我妻子。”对方一怔,旋即说:“真羡慕死你了,有这么美丽的一位妻子哟,一看就知道她是位电影演员啦!”我的女伴的脸,早已羞红得胜似桃花。她的确是位美丽的姑娘,那几个女“贴”者与之相比愈加显得俗不可耐。“你的眼力不错。”我冷冷地说,决定今天扫扫这两个港仔的兴。“咱们交个朋友好不好呢,我们是……”他摸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一股芬芳沁入我的鼻孔。名片我也有。二百张。印制精美。我们编辑部为了工作需要,给每个同志印的。也是喷香的。我用手指轻轻一弹,将那张名片弹到地上,说:“你们可不配与我交朋友。”他打量了我一番,见我一身衣服,旧而且土,问:“您是什么人物哇?”口气中含着蔑视。我从书包里翻出自己的作协会员证,放在桌上,说:“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虽然是小人物,可这家餐厅的服务员中,就必定有知道我的姓名的。”一位服务员小伙子来撤菜盘,我问:“看过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么?”那几天正连续播放。回答看过。我说:“我就是原作者。”小伙子笑了,说:“能认识你太高兴了,我也喜欢文学,就是写不好,以后可以去打扰你吗?”我说:“当然可以。”就从记事本上扯下一页,写了我的住址给他。那港仔讷讷地不知再罗嗦什么话好,识趣地退回到他们的桌旁去了。那一伙俗男荡女停止了调笑,用各种目光注视着我们。我的女伴低声说:“咱们走吧。”我说:“不。饭还没吃完呢!你听着,我出一上联,看你能不能对——男‘贴’者,女‘贴’者,男女‘贴’者‘贴’男女。”她毫无准备,低下头去。我又说:“听下联——红苍蝇,绿苍蝇,红绿苍蝇找苍蝇!”说罢,站了起来。她也立刻站起。我低声说:“挽着我的手臂,咱们走。”她便顺从地挽着我的手臂,与我一块儿走了出去。走到马路上,走了许久,我一句话未说。她欲抽回手臂,然而我紧紧握着她的手。她不安地问:“你怎么了?”我这才说:“听着,你知我将你当妹妹一样看待,你就要调到广州去工作了,那里这类港客也许更多,那类女孩子们也许更多,如果你变得像她们一样分文不值,一样下贱,你从此就别再见我了。见了我,我也会不认识你!”她使劲握了一下我的手,低声说:“你看我是那种女孩子么?”我知她绝不会变成像她们那样,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我常想,中国人目前缺的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金钱么?为什么近几年生活普遍提高了,中国人反而对金钱变得眼红到极点了呢?在十亿中国人之中,究竟是哪一部分中国人首先被金钱所打倒了?!社会,你来回答这个问题罢!有一次,我在北太平庄碰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外地的司机向人询问到东单如何行驶路近?那人伸手毫不羞耻地说:“给我两元钱告诉你,否则不告诉。”司机又去问一个小贩,小贩说:“先买我一条裤衩我再告诉你。”司机长叹,自言自语:“唉,这还是在首都啊……”那天我是推着自行车,带儿子到北太平庄商场去买东西。儿子要吃雪糕,尽数兜中零钱,买了四支。交存车费时,没了零钱,便用一元向那卖雪糕的老太婆兑换。她却问:“还买几支?”我说:“一支也不买了,骑车,还带孩子,拿不了啦。”她说:“没零钱。”将一元钱还我,不再理我。我说:“我可是刚刚从你这儿买了四支啊!”她只作没听见,看也不看我一眼。倒是看自行车那老人,怪通情达理,说:“算啦,走吧,走吧。”又摇首道:“这年头,人都变成‘钱串子’了……”所幸并非人人都变成了“钱串子”。否则,吾国吾民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那社会光景也实实在在并不美好。看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民族素质的提高,并不见得就成正比。门户开放,各种各样的外国人来到中国。“贴”者们又大显身手,以更高的技巧去“贴”外国人。此乃“贴”风的第三层次。我看也就到此了。因为“火星人”三年五载内不会驾着飞碟什么的到中国来。据说“火星人”类似怪物——果而有的话,不论技巧多么高超的男女“贴”者,见之也必尖叫惊走。“贴”风有层次,“贴”者则分等级。一等“贴”者,“贴”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加拿大人、意大利人、瑞典人……二等“贴”者,就“贴”黑人。在这一点上,颇体现了中国人的国际态度——不搞种族歧视。三等“贴”者,只有依旧去“贴”港客了。一边“贴”住不放,一边又不甘心永远沦为二等,用俗话说:“骑着马找马。”有一次沃克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如今在外国人面前怎么变得这么下贱了啊?和外国人认识没三天,就会提出这样那样的请求,想摆脱,却纠缠住你不放……”我虎起脸,正色道:“请你别在我家里侮辱中国人!”他没想到我会对他说出如此不客气的话,怔怔地望了我片刻,不悦而辞。其后旷日不至,我以为我把他得罪了。他终于还是来了,并诚恳地因那番说过的话向我道歉。其实沃克的话,对某些中国人来说,是算不得什么侮辱的。他不过说出了一种“下贱”的现象。“贴”外国人者,已不仅是为了钱,为了物,还为了出国。“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我们的老祖宗自尊若此,实乃可敬。有时不免胡思乱想,倘哪一个外国阔佬,别出心裁,在天安门广场大摆案条,置种种外国货于案上,大呼:“嗨,你们中国人来随便拿吧!”会不会有千人万众,蜂拥而抢,挤翻案条,打破脑袋呢?沃克常到我家来,而且次次开着小汽车来,就引起一些人对我的格外注意。于是就有人问我:“能不能帮忙换点外汇券?”我总是干干脆脆地回答两个字:“不能。”便被某些人认为太“独”,连点“方便”也不给予则个。我自己也不走这个“方便”之门。那时我的家里还没有录音机,没有电冰箱,没有彩电,只有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比较而言,电冰箱对我们的生活,比录音机重要得多。北京的夏季太热了,剩饭剩菜,孩子的牛奶,隔日必坏。电冰箱简直成了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而电冰箱又脱销,实在不易买到。但“友谊商店”却是有卖的。可我无一张外汇券。妻不免经常对我说:“你就开口求沃克一次吧!咱们就求他一次还不行么?凭你和沃克的友谊,求他用外汇券替咱们买一台电冰箱,难道他还会拒绝呀?咱们给他人民币……”连老父亲也说:“我看沃克会帮这个忙的,你开一次口,求求看。”我想,只要我开口请求,沃克是肯定会答应的。我向自己发誓,绝不对沃克提出这样的请求,以及类似的请求。因为有一天,晚饭后,喝茶时,沃克望着我在地板上搭积木的儿子,忽然说:“我第一次到你们家,小梁爽还不会单独玩耍,如今小梁爽已经会叫我‘沃克叔叔’了,可我连一具玩具还没送给他过。”面有愧色。妻说:“他的玩具可不少啦!”沃克说:“我下次来,一定送给他一件玩具。”我说:“你何必这么认真呢。”沃克看我一眼,说:“晓声,你是我结识的中国人中,唯一没向我提出过任何请求的。”我说:“我们中国有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不愿在你我的友谊之中,掺入任何一点杂质。”从那天以后,我牢牢记住了沃克的话——“你是我结识的中国人中,唯一没向我提出过任何请求的”。我不甚知道沃克——一位年轻的瑞典博士——在中国结识了多少中国人,也不甚知道这些中国人曾向他提出过怎样的请求。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在他结识的那些中国人中,“政府官员”们是不少的。而我,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编辑,在全部他结识的那些中国人中,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如果你我不是复旦同窗,你我就根本不会结识。因为以你的性格,你不太可能进入我所结识的那些中国人的社会圈子。”——这是他对我说的话。我相信他的话。“我很尊敬你们中国的学者、专家和知识分子们,他们谦虚,普遍事业心强,在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对于他们提出的请求,我从来都尽力而为。他们提出的请求,很少涉及个人物质方面,都仅限于事业方面。我能帮助他们做某些事,心里常常感到很高兴。他们的事业,代表着中国的某些事业。事业与个人利益,文化科学知识与物质,这两类截然不同的请求,区别了我所结识的两类截然不同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是他对我说过的另一番话。他的这些话,使我为某些中国人自豪亦为某些中国人悲哀。有一次我故意问他:“在你结识的中国人中,有请求你帮助他们买电冰箱的吗?”他说:“岂止是买电冰箱啊!”他告诉我,有一位什么什么局长,通过什么什么关系认识了他,然后便多次主动请他到家中做客,并把自己的两位女儿介绍给他。再后来通过第三者向他暗示,希望他这位年轻的瑞典博士成为那局长“同志”的大女婿或二女婿。“无论我爱上哪一个都可以。‘两个之中任你挑’——他们的原话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沃克那张英俊的,王子气质的脸上,呈现出极其鄙夷的表情。我说:“那你就挑一个呗!你不是希望寻找一个中国姑娘作你的妻子吗?”沃克愤愤地说:“可我是要在中国自己寻找,而不是要别人向我兜售!”我说:“你应该理解他们的心情啊!”沃克说:“我当然理解,简直太理解了!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那两个姑娘之中,我一个也爱不上!并劝他们死了这条心!我觉得他们是在侮辱我,可你猜他们继而又向我提出什么样的请求?”我说:“猜不到。”沃克说:“你认真猜猜。”我想了一会儿,摇头。沃克说:“他们请求我,将别的外国人介绍给那位局长的两个女儿!我问他们,中国男人那么多,为什么非要替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外国人做丈夫?他们回答得很坦率:‘在北京,局长一级的干部多的是。而且我这位局长快退休了,女儿们没什么大本事,找个外国人做丈夫,将来可以到国外去,幸福有个依靠。’你们某些中国人替自己女儿考虑的所谓的幸福,竟是找一个外国人做丈夫?”他感到又失口了,连忙看着我说:“请原谅。”我说:“你问得有道理。”也许我的表情过于严肃,沃克的表情也郑重起来。他思考片刻,低声道:“我今后再遇到这类事情,当面轻蔑他们不过分吧?”我说:“随你。”妻接着我的话说;“沃克,别听他的!他是存心想当现行反革命,我今年才三十二岁,对这类事连听也不听。我可不想当现行反革命家属!”我说:“如果我说这番话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那他妈的中国算是没救了!”妻用恳求的目光瞪着我,我不忍再增加她心中的不安,便换了个话题。但接下来的交谈却显得非常勉强。

那天,沃克分明也是怀着一种不佳的心情告辞的。我没料到父亲在门外偷听到了我与沃克的那番谈话。沃克走后,父亲进屋来,指着我狠狠地大声训斥:“你小子别烧包!你他妈的从北大荒到了上海去念大学,又从上海分配到北京,每个月六十多元的工资拿着,连奖金算上起码七十元,比我当四级泥水工时的工资少不了几元,老婆也有了,儿子也有了,你还对这不满那不满,你还怂恿一个外国人去骂共产党的干部!我要是共产党,我要有权,也坐地打你一个现行反革命!再把你发配到北大荒去劳改一辈子!看你还烧包不烧包!……”对于父亲的怒斥,我只有低头默默而已。父亲还说:“我告诉你,以后你写文章,只许说共产党好,不许说共产党不好,一句不好都不许说!一篇文章一百多元的稿费,再好的党也不肯花钱雇你骂它的!”我依旧默然而已。有这样一位老父亲,我常感到在家中的言论颇不自由。别说我脑后并无“反骨”,即便生着块所谓“反骨”,有老父亲天天对我“警钟长鸣”,“反骨”也会渐渐变成软骨的。何况我对我们的党,没来由怀什么刻骨仇恨?不过是希望它更伟大更纯洁更光明更正确罢了。但为了向父亲表示,我铭记了他的话,我就将儿子从地板上抱起,亲了一下,说:“爸爸是绝不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是过去的共产党了!爷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儿子却从我怀中挣向妻,奶声奶气地说:“妈妈抱,摸咂咂!……”下一个星期六,沃克又来时,果然给儿子带来一个玩具,是一只黄色的,毛绒绒的,会叫的小狗。说是在“友谊商店”买的。妻问:“那里有电冰箱么?”沃克回答:“有啊。有双开门的日立牌电冰箱,你们要买?”我瞪了妻一眼,妻立刻回答:“不,我们已经托别人买了。”沃克说:“要是买不到,我给你们买。”我说:“能买得到。”儿子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纸板箱,把里面的玩具一样样摆在地板上:飞机、火车、大炮、坦克、小狗、小猫……等等,摆了一长溜。儿子不知从哪儿翻出一个小盘大的毛主席像章,还挺新的。沃克用一串钥匙从儿子手中哄过主席像章,一边欣赏一边说:“只听说中国‘文革’中有这么大的毛主席像章,今天头一次见了!”欣赏一会儿,拿着问儿子:“知道这是谁么?”两岁半的儿子回答:“大胖子!”从沃克手中夺过像章,就在地板上滚着玩。我非常生气,从地上捡起像章,举手就欲打儿子。妻赶快将儿子抱走,说:“你打孩子干什么?他出生的时候,毛主席已经逝世五年了,他不知道毛主席是什么人就成过错了?”我举起的手,缓缓地放下了。我暗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崇拜。这就是历史。历史有它自己的法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将来儿子长大了,当然会知道毛泽东是一位什么样的历史人物的。但是会不会崇拜毛主席,那就很难说了。也许他会崇拜一位足球名将、电影明星、哲学家、艺术家、作家、歌星、音乐家,或者一位时装模特,或者一位改革者,或者一位非常非常有钱的什么什么人……让他自己去选择吧!他那一代的精神和思想,应比我们这一代获得更大的自由。而精神和思想,它所代表的全部人类社会的文明,其实只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自由。没有精神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所谓社会文明,不过是写在布满灰尘的桌面上的词句,在擦桌子的时候便被抹布一块儿擦掉了。儿子受到我那一句喝骂,又见我欲打他,吓哭了,哭得十分之委屈。妻便将他抱往邻居家去。沃克见我沉思,问:“你想什么呢?”我说:“我在想崇拜这个问题。”沃克又问:“你至今仍崇拜毛主席?”我沉思良久,说:“崇拜是人类的童年心理,我们这一代人的崇拜季节已经过去了。”于是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谈到了毛主席的功过方面。我说:“我依然认为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从古至今十分伟大的人物。也是世界历史上十分伟大的人物。”“可你刚才还说你们这一代人的崇拜季节已经过去了……”沃克表示不解。我一时不知如何才能向他解释清楚。我又陷入了沉思,在沉思之中回顾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理历程和思想历程。我耳畔仿佛有千百万童声在齐唱着这样一首歌: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唱着这首歌长大的。红领巾是我们的骄傲。少先队队礼表达着我们对美好事物的崇高敬意。少先队队鼓使我们的童心激动无比。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幼年、童年乃至青少年时期不知巧克力为何物。五十个人的玩具加在一起也没有儿子的玩具多。一件新衣服会使我们欢欣雀跃。新衣服是爸爸或者妈妈买的,可我们都普遍地认为最应该感激的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衣服。我们的父辈虔诚地在我们的头脑中打上这种“胎记”。全社会唯恐我们忘却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生存下去的意义只有一个——知恩图报。后来我们长大了。我们就开始唱另外一首歌: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心,要为真理而斗争,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不怕千难万险,不怕山高海深,高举革命的大旗,激浪滚滚永向前,永向前!……我们唱着这首歌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的胃,消化过野菜、草籽、树叶。而“人造肉”、豆饼、糠皮在我们看来是好东西。可我们唱那首“青年进行曲”时声音嘹亮,并不气短。我们这一代人当时的悲剧在于我们追求一种“革命思想”的热情,超过我们追求文化知识的热情,而任何“革命思想”如果没有文化知识作为奠基石,与宗教教义相差无几。我们不懂得这一点,社会也不懂得这一点。我们所接受的文化教育,是在“革命思想”的灰锰氧中浸泡过的。而我们所受到的一切“革命思想”教育的全部内涵,其实只用两句词儿就足以概括——热爱吧!感激吧!在中学政治课堂上,我们的头脑中渐渐形成了这样一条结论——领袖即党。于是,我们的热爱之情,感激之情,集于一人一身。明白而又明确。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一代的热爱、敬仰、崇拜、服从便达到了“无限”的“光辉顶点”。这是整整一代人的狂热,整整一代人的迷乱。而整整一代青年的迷乱与狂热,对于社会来说,是飓风,是火,是大潮,是一泻千里的狂澜,是冲决一切的力量!当这一切都过去之后我们累了。当我们感到累了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严峻的思考。当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长大成人。当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才感到失落。当我们失落了,我们才感到愤怒。当我们愤怒了,我们才感到失望。当我们感到失望了,我们才觉醒。当我们觉醒了,我们才认为有权谴责!试问,有谁比这一代人精神上所造成的失落更空洞?有谁比这一代人所感到的失望更巨大?有谁比这一代人的谴责更激烈?然而今天,当中国的历史又翻到崭新一页的时候,我与我的同龄人谈到毛主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过这样的话:“毛主席·毕·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历史的评价是那么公正地体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不再是历史的奴仆。我们拿历史来作我们的眼睛。我们用我们的思想来作中国这一段历史的终结。它将不仅仅是用文字写在种种历史的或政治的教科书上,它是用我们昨天的和明天的社会行为写在我们的心理历程和思想历程上。我对沃克讲到这样一件事:不久前我到河南某市某工厂去体验生活,见一车床前竖立一木牌,上写“光荣车”三个红字。我以为操作这台车床的青年工人是劳模,一问却不是。原来某某中央领导同志到这个工厂来视察过,同这个工人握过手,说过几句话。因问:“谁让竖这块牌子?”答曰:“厂党委决定的。”又问:“不影响视线么?”答曰:“当然影响。”再问:“出了事故怎么办?”那青年工人默然。问:“你并不喜欢在自己车床前竖这块牌子吧?”说:“叫我如何回答你呢?”我对他讲,他应该向领导阐明利害,建议领导去掉这块牌子。他说:“这样的建议怎么能向领导去提呢?”我说:“那我替你去向领导提。”他慌了:“千万别,领导会以为我对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我说:“你放心好了,我只字不提你。”我便去找这个厂的领导们,希望他们去掉那块木牌。他们大不以为然,都用不乐意接受的目光瞧我。我说:“这不仅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批评。每一个中国人在今天都有权对这一类事情提出批评。第一,那块牌子竖在车床前,一天不擦,就会积满灰尘,有碍观瞻。天天都擦,使工人增加了一件小小的麻烦事。他们嘴上不说,心里并不高兴。崇敬若非出于自愿,定然适得其反。第二,它挡住光线,也挡住工人的视线,违反安全生产条例,也许会成为什么不幸事故的隐患。第三,中央领导同志肯定不知道你们这种做法,知道了也会批评你们。第四,它早早晚晚是要被去掉的。早去掉,主动。晚去掉,被动。晚去掉莫如早去掉的好。第五,它竖立在那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们面面相觑了一阵,其中一个说:“我们将那块牌子竖在那儿还没多久。竖在那儿的时候,无须解释什么,人人明白。再由我们决定去掉,就总得解释几句吧?不解释不太像话吧?可又叫我们如何向工人们解释呢?”传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照“传统”去做什么事,人们大抵心安理得。但某些“传统”也往往是一种腐朽的力量。正是借助了这种力量,封建帝王的黄绫圣旨演变成为“最高指示”,……我想,他们在车床旁竖起那块木牌时,内心里的虔诚无疑是要比迷信的老太婆拜菩萨少得多的,否则他们绝不会对我说出那么一番左右为难的话。他们不过是习惯地按照“文革”中的一种“传统”行事罢了。没竖起之前是木头,竖起之后就成了“圣物”。若再去掉则有亵渎之嫌。我想了一会儿,便对他们说:“不必为难,小事一桩。我有三全其美之策,保证做得使你们满意。”几日后我离开那工厂时,他们主动问我,那“三全其美”之策落实没有?我回答落实了。他们继而追问何策?我告诉他们,我已给中央办公厅写了一封信,请他们转中央领导,由领导批示,他们照办就得了。他们尽数哑然、怔然、愕然。我笑盈盈道:“由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批示去掉‘光荣’牌,显示了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地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的共产党人风范,此谓一美。你们坚决照办,坚决执行,只须向工人传达此示即可,不必作任何解释,此谓一美。工人们受一次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的现场教育,此又谓一美。故谓‘三全其美’,难道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吗?”沃克听我讲到这里,忍俊不禁,大笑起来。一个月后,我陪沃克到八达岭游玩。正值京郊万山红遍季节,风和日丽,天高云淡,站在万里长城之上,俯瞰四野,极目远眺,心旷神怡,顿生叹人间沧桑,发思古之幽情。我斜倚长城堞口,吸着烟,向沃克讲了“孟姜女”万里寻夫,哭倒长城的故事。“太美了,太悲了,爱得太伟大了!孟姜女的爱情,是应该与长城共存于后世的!”年轻的瑞典文学博士竟大受感动,泪水旋旋欲坠。沃克要为我拍一张照片,忽然有一人鬼鬼祟祟地凑到我们跟前,低声问沃克:“买毛主席像章么?要外汇。”“你卖毛主席像章?”沃克惊讶地反问。那是一个年轻人,身材很高,穿一件驼色毛料西服,皮鞋闪闪发光,几乎一尘不染。发式也很潇洒,架宽边珐琅框眼镜。样子颇有几分书卷气。我早已见他在游览长城的外国人中周旋,以为他是陪同翻译,未格外加以注意。我问:“你是干什么的?”他乜斜了我一眼,说:“你刨根问底的干嘛?我是在和这位外国先生做买卖,又不是和你!”转对沃克说:“先让您见识见识货色!”便解开西服扣子,将衣襟对迈克一敞——在他的西服里子上,在他的毛衣上,缀挂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琳琅满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人民币一分不要!”对方说着,关上了他的“商品橱窗”。斯文的瑞典文学博士,突然用极其粗野的中国话骂了一句:“滚你妈的蛋!”“不买拉倒,你怎么骂人?!”对方慌乱地扣着衣兜。我说:“你真是生财有道啊!快滚,要不对你可没好处!”“我滚,我滚,何必呢?买卖不成仁义在嘛……”那人嘟哝着转身怏怏地溜掉了。我和沃克互相望着,游兴一扫而光。沃克低声说:“我想回去了。”我说:“那我们走吧。”我们默默走下长城,乘沃克的小汽车离开了长城。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在自己的外国朋友面前,心中已不复是感到羞耻,更加感到悲哀。人类有一种不良的心理,我们叫它作“报复”。历史有一种无情的规律,被历史学家们解释为“逆转”,被哲学家们解释为“走向反面”,被迷信者们解释为“轮回”。迷信的瓦解是神祗的悲剧。权威的沦丧是伟人的不幸。“一句顶一万句”实现不了共产主义。对金钱的贪婪却也必定迷乱一个民族的心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的反思,但物质文明并非就是与精神文明天生连体的双胞胎。所以我最反感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种报纸上,宣扬“时间就是金钱”这种观念。时间是历史,是生命,是无尽的永远接续的成功与失败的记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时间意味着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存在。而后者存在的真正意义绝不是用金钱覆盖地球。时间不等于金钱。“时间就是金钱”却等于说“金钱就是一切”。于是我想到了北京流传的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侃”者——“侃大山”之谓也。虽然夸大其词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却道出了现实的某一“剪影”。富则兴许富得很快,但却未必会使中国人变得更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人。一路望着车窗外飞闪的树木,我的头脑中闪生着许多思想的碎片。与沃克分手时,他说:“当着你的面骂中国人,我总感到对你是一种严重的伤害。”我说:“别介意。”他笑了。我却笑不起来。他告诉我,他要到重庆去一次。我问他公事私事?多长时间?他说一切待他回来后向我“汇报”……半个月后,沃克又出现在我家里。我用枣粥、炸年糕款待他。我不主动问他到重庆干什么去了,虽然我那么想知道。不探问别人的私事——我尊重这种西方的礼貌。不知为什么,我断定他到重庆去是为了某件私事。他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快乐,似乎更年轻了,也似乎更潇洒了。吃过晚饭,我吸烟,他喝茶。他不吸烟,正如我对再好的茶也不感兴趣。他跟我谈最近的几场足球赛。我在电视里看足球赛时,无论如何激动不起来。我坦率地告诉他,能够使我激动起来的只有两件事——看书和打斗片。再谈一次恋爱都白搭。他表示大为怀疑地问:“你也看打斗片?”我说:“太爱看了!不知为什么,我走在马路上的时候,经常产生一些极其古怪的念头,比如一掌击断一根水泥电线杆,运用气功使一辆疾驶的大卡车骤然停住什么的……”他就开心地笑。笑罢,瞧着我的脸,忽然问:“你为什么不问我?”我佯装莫名其妙,反问:“问你什么?”他说:“问我到重庆干什么去了啊。”我说:“你说过回来后向我‘汇报’的。”他说:“我不‘汇报’,你便不问?”我说:“是的。”他说:“我现在希望你问我。”我说:“如果是这样,那么我问——你到重庆干什么去了?”他说:“为了爱情。”“爱情?……”这我可万万没想到。“我爱上了一个重庆姑娘。”他庄严地说。我这才看出,洋溢在他脸上的,不仅是快乐,而且是由衷的幸福。他问:“你还记得我们当年离别时,在上海朱家角小饭馆的谈话么?”我回答:“记得。”是的,我记得。他曾说他如再到中国来,希望寻找到一个配作他妻子的中国姑娘。而且希望我帮他寻找。我认为爱情靠的是机遇,靠的是命运。所以我从未履行自己当年承接的义务。沃克毕竟是个外国人,将一个优秀的中国姑娘介绍给一个外国人作老婆,总有点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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