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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十三钗

“把门打开,法比。”英格曼神父说。 法比给了个又快又恨的手势,阿顾立刻将钥匙插入锁孔。埋尸队的人说:“快些!” 锁孔锈得太厉害,阿顾几番打不开。持长枪的士兵窜过来,阿多那多肩膀一抽,头颈紧缩,两手向上伸去,不知是去护脑袋还是对挺过来的枪刺告饶。但士兵只是用刺刀别进门栓,用力一撬。刺刀折断了,门栓也松开来。一大团黑乎乎的人影涌了进来。 后门关上不久,一个马队从街口小跑过来。门内人都成了泥胎,定身在各自姿态上,两个武装军人的枪口朝着后门,只要门一开,子弹就会发射。直到马蹄声的回音也散失在夜空里,人们才恢复动作。 英格曼神父首先看见的是两个穿黑马夹胸前贴着长圆型白布的人。他断定这两个人是“埋尸队”队员,被日本人临时雇来的中国劳力。他们身上各倚负着一具血肉模糊的人形,想来便是死里逃生的中国战俘了。另一个战俘还能自行站立,一手抱住左肋,那里也是大片暗色血渍。英格曼神父问他们一共有多少战俘殉难。他们答不上来,说刑场就有好几处,来不及埋的尸首会被烧掉。 “阿顾,立刻去把急救药品拿来,多拿些药棉,让他们带走。”英格曼的意思很明显;此处不留他们这样的客人。 持短枪的人并没有收起进攻的姿势,枪口仍指着英格曼神父:“你要他们去哪里?” “请你放下武器和我说话。”神父威严地说。 持短枪的人三十岁左右,军服虽褴褛,但右胸的口袋别了一支钢笔。他说:“很对不住您。” “你们是要用武器来逼迫我收留你们吗?”英格曼说。 “因为拿着武器说话才有人听。” 法比·阿多那多大声说:“干嘛不拿着枪叫日本人听你们说话呢?” 英格曼制止道:“法比。”他转过头来对持短枪的人说:“军官先生,拿武器的人是和我谈不通的。请放下你的武器。” 军官先垂下枪口,当兵的也跟着收了姿势。 陈乔治这时出现了,气喘吁吁地说:“刚刚烧了些热水,去洗洗伤口,包扎包扎吧!”他转身向英格曼神父说:“怕血淌得太多,救不过来了。先到我屋子里,上上药,把伤裹一下。” 英格曼神父对两个埋尸队的人说:“去吧,先把他们的伤治一治再说。” 阿顾一听这话,得了赦令似的上来,帮着埋尸队的两个人往陈乔治屋里抬伤员。陈乔治的屋紧挨伙房,门开在一人高的煤池后面,还算隐蔽。 这一夜女孩们都没睡。她们在天微明时看见窑姐们把几幅旧窗幔洗出来,搭在临时牵起的麻绳上晾晒。那些窗幔要给伤员们当铺盖。 早餐后英格曼神父一身弥撒大袍,法比·阿多那多启动了那辆老旧的“福特”轿车,两人神色匆匆地出门去。直到晚餐前两人才回来,英格曼神父一脸病色,两眼空洞,上楼时两手都抓住楼梯扶手。女孩们在晚自习时问问法比·阿多那多,发生了什么事让英格曼神父如此失态。阿多那多告诉她们,从安全区回来的路上,他和英格曼神父差点挨日本兵的子弹。女孩们追问,日本兵难道敢对一个美国神父开枪?阿多那多想说什么,大喉结提起又坠下,三番五次,还是摇摇头把话忍了。 书娟和她的女同学们是在两天之后才从窑姐们嘴里知道阿多那多究竟向她们瞒下了什么。阿多那多是在对窑姐们训话时讲出这个事件的。当时窑姐们吵闹抱怨夜里太冷,睡不着觉,要求在仓库里生一个火盆。阿多那多对她们说:“还嫌冷?晓不晓得我和英格曼神父为什么差点给日本兵打死吗?”他把事情告诉了她们。他们的车从安全区开回来时,原先走的街道着起大火,只得从小巷绕路,天刚擦黑,六个日本兵正堵住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在剥衣裳,英格曼神父叫阿多那多停车,他刚说了一句英文:“看上帝面上,你们也有姊妹。”日本兵便一梭子打过来。若不是阿多那多车开得快,日本兵就把他们两个眼证给灭除了。我姨妈书娟和她的女同学们假如不与窑姐们再次冲突,也不会从她们口中知道这个事件。冲突是这样引起的;喃呢和玉笙搭伙把她们的便桶往楼上厕所抬的时候,正是女孩们起床的时间。女孩们叫她们先抬下楼,等她们去上课再抬上来。喃呢不满了,说几十斤重一桶粪,抬着上楼下楼是好玩的吗?女孩们便指控她们吃得多拉得多。玉笙回嘴,说全南京的金枝玉叶也好,良家妇女也好,婊子窑姐也好,在日本鬼子那里都一样,都是扒下裤子,两腿一掰,不信呀?去问问英格曼神父,问他前天看见就什么!不然去问问那个假江北佬阿多那多,那个给一帮子日本鬼子搞得哇哇哭的是不是谁家千金! 女孩们知道了这件事,才真正知道什么叫恐怖。恐怖不止于强暴本身,而在于强暴者面前,女人们无贵无贱,一律平等。对于强暴者,知羞耻者和不知羞耻者全是一样;那最圣洁的和最肮脏的女性私处,都被一视同仁,同样对待。 还需要一些年,我姨妈书娟才真正明白英格曼神父那天从安全区回来的病容是怎么一回事。不完全因为他目睹一场轮奸,也不完全因为他请求安全区收留教堂里避难的中国伤兵和几十个妓女遭到婉言拒绝。安全区负责人告诉英格曼神父:日本兵已几次来安全区搜捕中国军人, 日本人见了中、青年男性平民就逮走去枪毙,相比之下反倒是美国教堂更能提供庇护。至于妓女们,安全区保护不了她们,日本兵搜寻年轻女人的疯狂甚至超过搜捕中国士兵。那天英格曼神父的气息奄奄也不仅因为看见日军的吉普车在一米多高的中国人尸体上翻越;似乎从江边漫卷而来的焚烧战俘的焦臭烟雾也不是他魂飞魄散、万念俱灰的原因。他在一九四八年冬天离开中国时,对去码头送行的书娟和其他女学生说,他非常的失败作为上帝的使者,作为普通人都失败得很。他还想把乱在一九三七年冬天的心绪理清,说着说着,发现自己更乱了。我猜他的迷乱是感到自己上了当;真有上帝,上帝怎会这样无能?他一定是为他的上帝找了许多籍口,其中之一是:上帝把一幅地狱画卷展现给人们,一定有一个重大的启示。而他完全解答不了这启示。 我姨妈书娟和她的同学们很快和伤兵们厮混熟了。伤兵们恢复了一点元气,出太阳时会到院子里坐坐,捉捉虱子。他们把打仗的事讲给女孩们听,虽然是败仗,也让他们在女孩们眼里个个成了大英雄。他们一个一个地讲到战死的战友们,有时突然停顿了,过一会说:“记不太清了。”他们唯一不讲自己如何被俘,如何被整连整营地集中起来,静静地等待发落。他们不愿讲日本兵怎样把手指粗的绳子绑在他们的手臂上,而他们一动不动,整整齐齐给绑成一串又一串。他们靠猜想来领会日本人下一步会对他们做什么。那一夜冷极了,他们相依为命,就那样成串地给绑着,坐在潮湿的泥土地上。虽然连打了几天几夜的仗,已疲惫不堪,但伤口象长了利齿一样咬得他们无法入睡。天刚亮日本兵开始了新的调度,要他们排起队伍向江边出发。有人感到了不祥,却还是步伐整齐地随队伍朝江边行军。队伍一望无际,唯一能的宽慰是他们和战友们一块行进,即便真是赴刑场也不孤单。伤员们即便想对女孩们讲,也讲不清他们怎么在江边的滩头上一蹲一天,等到了天再次黑下来;一天前还打算决一死战一群人,竟然在那一刻如此听天由命,任几十挺机关枪对着他们齐鸣。似乎谁嘶喊了一声:“兄弟们,上当了!和他们拚吧!”上万人变成一堆抽搐的血肉,是眨眼间的事。伤员中有个叫王全有的上士,他不是被埋尸队从尸体堆里刨出来的。他的逃生是个奇迹:一颗子弹正巧射中了他的右臂,打断了绳索,他拖着断手滚到江水里,又在黎明时分游回满是血水的江岸,遇上了埋尸队。伤兵们不愿对女学生们讲这一段,还因为从戎一生,想都没想过如此窝囊下场:乖乖的走进自己的坟穴,如此守纪律地一排排应枪声到下。为此他们红着眼呆呆地想,对日本人那样信任,那样乖顺,是他们失败中最可耻的失败。

“烂得籽啊瓢啊都臭了。” 豆蔻回过身,猝不及防地把碗里的汤朝那个正说话的女孩泼去。豆蔻原本不比这些女孩大多少,不通书理,心智又幼稚几分,只是身体成熟罢了。女孩们憋了满心焦虑烦闷悲伤,此刻可是找到发泄出口,顿时朝豆蔻扑过来。一个女孩跑过去,关上餐厅的门,脊梁挤在门上。豆蔻原本是反角儿,现在变成了她们的敌人。门是堵住了,但豆蔻清脆的脏话却堵不住,从门缝传出去,阿多那多老远就听见了。伙夫陈乔治嫌他走得慢,对他说:“打了有一回了,恐怕已经打出好歹来了!” 果然如此,门打开时,豆蔻满脸是血,头发被揪掉一撮。她手正摸着头上那铜板大的秃疤。陈乔治赶紧过去,要把她从地上扶起来。她手一推,自己爬了起来,嘴还硬得很:“老娘我从小挨打,鸡毛掸子在我身上断了几根,怕你们那些嫩拳头?几十个打我一个,什么东西!” 女孩们倒是受了伤害那样面色苍白,眼含泪珠。四十几个女孩咬定是豆蔻先出口,又先出手。她们所受的伤害多么重?那些脏得发臭,脏得生蛆的的污言秽语入侵了她们干干净净的耳朵,她们一直没得到证实的男女脏事终于被豆蔻点破了。 阿多那多叫陈乔治把豆蔻送回仓库。他要去向英格曼神父请愿:马上把这群女人送出去。走到院里,他听见仓库里又是一片哄闹。人生来是有贵贱的,女人尤其如此。如果一个国家的灾难都不能使这些女人庄重起来,她们也只能是比粪土还贱的命了。法比·阿多那多三岁时,父母在传教途中染了瘟疫,几乎同时死去。他由一个中国教徒收养长大,二十岁上投奔了英格曼神父,从此阪依了天主教。后来英格曼送他去美国深造了两年,回到中国便做了英格曼的助理。因此法比·阿多那多可以做为中国人来自省其劣根,又可以做为外国人来侧目审视中国的国民性。面对这群窑姐,他的两种人格身份同时觉醒,因此他优越的同时自卑,嫌恶的同时深感爱莫能助。他象个自家人那样,常在心里说:“你就争口气吧!”他又是个外人,冷冷地想:“谁也无法救赎你们这样一个民族。”此刻他听着远处不时响起的枪声,也听着窑姐们的嬉闹,摇摇头。才多久啊?她们对枪声就听惯了,听顺耳了。他没有去打扰她们。她们所做的事他懂得:那是行酒令,没有酒,谁输了罚一大口凉水。 法比·阿多那多向主楼走去,一时枪声密集,并有机关枪加入。难道还有中国军队在抵抗?可他知道中国军队昨天天黑前就撤光了。枪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阿多那多与英格曼神父的谈话断断续续,两人都在猜着密集的射击是怎么回事。本来阿多那多是来向英格曼报告女学生和豆蔻冲突的事,打算催促英格曼把妓女们送往安全区。但他一走进英格曼的客厅,就感到神父满心是更加深重的忧患,他要谈的话在此气氛中显得不和时宜,不够分量。英格曼神父正从无线电短波中接收着国外电台对于南京局势的报道,他看了匆匆进来的阿多那多一眼,连让坐都免了。沉默地听了半小时嘈杂无比的广播,英格曼神父说:“看来是真的——他们在秘密枪决中国士兵。刚才的枪声就是发自江边刑场。连德国人都对此震惊。” 近十点钟,枪声才零落下去。 英格曼神父对阿多那多说:“敲钟。” “神父,……”阿多那多不动。 英格曼懂得阿多那多的意思。整个城市生死不明,最好不以任何响动去触碰入侵者的神经。 “上万人刚刚死去了。是放下武器的无辜者。象羔羊一样,被屠宰了。敲钟吧,法比。”英格曼神父说着,慢慢撑起微驮的身体。 女孩们已就寝,听到钟声又穿起衣服,跑下楼来。窑姐们也围在仓库门口,仰脸听着钟声。钟声听上去十分悠扬,又十分不祥,她们不知怎样就相互拉起了手。钟声奇特的感召力使她们幌惚觉得自己丢去了什么。失去了的不止是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不止是她们从未涉足过的总统府。好像失去的也不止是她们最初的童贞。这份失去无可名状。她们觉得钟声别再响下去吧,一下一下把她们掏空了。 英格曼神父站在院子中央。他低沉而简短地把无线电里听到的消息复述一遍。“假如这消息是真的——成千上万的战俘被一举枪杀了,那么,我宁愿相信我们又回到了中世纪。对中国人来说,历史上活埋四十万赵国战俘的丑闻,你们大概不陌生。不要误以为历史前进了许多。”神父停止在这里。他嗓音越来越涩,中文越来越生硬。 英格曼神父领着人们为死难者默哀之后,又让阿多那多带领女孩们唱起安魂曲。窑姐们再回到仓库时,安静许多。 入夜时分,我姨妈书娟和另一个女孩挤睡一张床上。一夜冷枪不断,成千上万被屠宰的士兵在书娟的概念中还非常模糊,她还不能想象那场面惨到什么程度。她是到大起来之后,才感到这场大型屠杀多么惨绝人寰。 书娟想把自己的初潮讲给同伴听,又感到难以启口。她从女孩已沦落为女人,而这沦落是万恶之源。一阵杂乱的敲门声响起。门是后门,正对她们窗口,已经锁了很多年。 阿顾还没睡,拎着灯笼跑来。阿多那多已站在后门口,对阿顾打了个手势,叫他不要吭声。但灯笼的光显然已从们缝漏出去,门外的人更是死气白赖,手在槐木镶铁条的门上拍得又急又重,骨头皮肉都要拍烂了似的。 “求求大人,开开门……是埋尸队的……有个中国当兵的还活着,大人不开恩救下他,他还要给鬼子枪毙一回!……” 阿多那多存心用洋径滨中国话说:“请走开,这是美国教堂,不介入中、日战事。” “大人,……”这回是一条流血过多、弹痕累累的嗓音了:“求大人救命……” “请走开吧。非常抱歉。” 埋尸队的人在门外提高了声音:“鬼子随时会来!来了他没命,我也没命了!看在上帝面上!我也是个教徒。” “请马上把他带到国际安全区。” “路太远,到处都是柜子,他受伤又重,求求您了!……” “很抱歉。请不要逼迫本教堂违背中立立场。” 不远处响了两枪。埋尸人说:“慈善家,拜托您了!……”然后他的脚步声沿着围墙远去。 这时陈乔治把英格曼神父搀下楼来。神父在楼梯口站住了,然后转过身,慢慢沿来路回去。他不能置门外的中国士兵的生死于度外,更不能不顾教堂里几十个女孩的安危。 法比·阿多那多从阿顾手里接过钥匙,打开锈住的大锁,拉开门,刚刚探身出去,又迅速退回来,同时把门关上。 英格曼神父停在第五阶楼梯,听阿多那多说:“不是一个,而是三个!三个中国伤兵!……” 埋尸人的嗓音又响起来:“那边有鬼子过来了!骑马的!……” 看来刚才他是假装走开的,假装把伤员撇下,撒手不管。他那招果然灵,阿多那多打开了门。他谎称只有一个伤员,也是怕人多教堂更不肯收留。 “你撒谎!”阿多那多指控。“中国人到了这种时候还是满口谎言!” 阿顾说:“既然救人,一个和一百个有什么两样?!”他这是头一次用这样的口气和洋人说话。 “你闭嘴!”阿多那多吼道。 不远的街道上,果然有马蹄声近来。一个粗哑的喉咙从伙房边巨大煤堆后面传出来:“开门!不开门我开枪了!” 这时人们看见两个全副武装的中国军人出现了,一个持手枪一个端步枪。英格曼神父在胸前飞快地划了个十字。两个人都拉开了枪栓,拿长枪的人踉跄一步,人们看见他的下半截裤腿几乎是黑的。那是浸透了血污。

从那以后,阿多那多把他从外面拍回的照片洗出来给女孩们看。女孩们都用手捂住眼睛,然后从指缝去看那横尸遍野的江洲,烧成炭的尸群,毁成一片瓦砾的街区,一池鲜血的水田…… 英格曼神父完全改变了对女孩们的教育方针:他要她们看清楚,并且要永远记住。 女孩们渐渐地敢于正视这些照片了。 她们的歌声绽放在夜空中,伸展如丝绒,柔软地摩挲着黑色的夜晚,摩挲在那些杀人杀得痉挛的神经上。 刽子手们觉得这样的歌声是在打扰他们。歌声播撒着声声追问。播撒着弱者的正义审判。 一些信奉者持着屠刀迷惘了。迷惘可是他们不需要的。他们转着颈子向夜空里找寻:歌声来自何处? 女孩们唱着,目光渐渐老成,悲怆,和她们的年龄毫不相符。 窑姐们打着牌,突然也把女孩们的歌当小调哼起来。她们打牌不再快活轻松,常为一点小事骂起架来。所有人的刁钻古怪都发作了。豆蔻下场那么惨,她们似乎靠打打架骂骂人才能把恐怖、怨艾、无望发作出去。 她们个个暴躁怪戾,一触即炸,连一向有淑女涵养的玉墨也犯泼,为打牌输了几文钱和自己师妹玉笙骂街。 戴教官劝了几句,劝不住,觉得无趣之极,心情灰败到极点。前途后路两茫茫,身为军人整天和一帮粉脂女子厮混,倒不如半个月之前战死爽快。 他走到院里,雨停了,这个大型屠杀场的夹缝里真静,静得人心惊肉跳。 他慢慢走着。不久发现自己站在墓园里。他来这里做什么?找那些被英格曼神父缴走的武器?他寻找武器做什么?是从这里出去找日本人报仇?或者他对这种一日一日的消磨不耐烦了?他是个军人,在几十万大军溃败之后,在成千上万的战友被枪毙、砍头、活埋之后,还能如此一日一日消磨,不失可耻。 戴教官走了一圈,没有发现哪一处土被翻过。翻土的痕迹也许被雨消灭了。 他的目光落在一座座石雕的十字架上。传教的美国人真傻,走了大半个地球,来这里葬身。他们的上帝是个铁路警察,管不了这一段的。可哪一段他也没管好啊。戴教官挂着一个惨笑,站在那不相识的死者墓前,划了个十字。 戴教官回到住处不久,听见教堂里一片嘈杂。 阿顾跑来,说一群日本兵在教堂正门外面,要闯进来搜查中国散兵游勇。阿多那多神父正在阻止他们。 英格曼神父叫伤员们立刻转移到酒窖里。 十分钟后,五个伤员在酒窖里安顿下来。阿多那多气喘吁吁地钻进来。他额头被刺刀挑破,血流了一脸。白色的教袍子领子也染得殷红。他对伤兵们说鬼子已经被他堵出去了,但伤员们暂时不可出来。他掀起一个小盖子,漏进一点灰色的光和灰色的空气。他说这是唯一透气口,希望大家忍耐。 阿多那多刚要出去,戴教官喊住他:“枪和手榴弹藏在哪里?” 阿多那多说他不知道。不过他声音是要他们明白他是知道的,但他不说。 “神父,我们有枪的话,这里面不会再出豆蔻那样的事!”戴教官说。 阿多那多请他放心,有英格曼神父和他,豆蔻那样的事万一发生,也只会在他们两个神父变成尸体之后。 从那个透气口,戴教官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英格曼神父正告诉女孩们,从下午起,教堂不再是安全港,看来日本人有奸细,探听到教堂里藏有中国伤兵。 或许奸细们早就注意教堂了教堂不断扔出的血污棉球,以及特里默医生的几次出现在教堂门口的急救车为他们提供了线索。半夜时分教堂里再次哄乱起来。疯狂的狗叫就在附近。 戴教官从透气口听到英格曼神父在大声斥责什么。他一改平直单调的嗓音,中国话的抑扬顿挫全都精确之极: “已经告诉过你们,这里没有军人,你们居然擅自闯入中立地带,我可以向国际安全区的律师起诉你们!……” “对不起,我们下午的造访被阁下谢绝了。”一个男人声音说。 戴教官判断此人是日本人雇的翻译。 李全有说:“出去找把锹,也能拼一家伙!” 戴教官做了一个叫他敛声的手势。他这时听见阿多那多说:“神父,我这就去国际安全区,请拉比先生和梅凯律师。” 不久听见一声枪响。 “法比!……”英格曼神父叫道。 “没事,神父!——”法比·阿多那多微弱地说。 “你们竟敢向美国神职人员开枪!”英格曼神父咆哮。 李全有听不下去了。他一瘸一拐向窖口摸去去,戴教官拉住他。“谁也不准动,动一动军法从事。出去会牵累两位神父。我出去看一下。” 这个时候,玉墨和其他窑姐们都藏在仓库的阁楼上,阁楼也堆满快要风化的报纸、书,她们站在散满老鼠粪的报纸文件堆上,从窄窄的的木窗格往外看。 院子被日本兵的十几把大电筒照得雪亮,而持电筒者面目隐绰,阴森可怖。 枪声惊醒所有女孩,她们并不知道,枪声就响在院子里,只觉得它太近了。黑暗中她们叫喊:“哪里打枪?阿多那多神父!……阿顾!……” 阿多那多捂着中弹的右腿,对女孩们的宿舍喊道:“不要出来!……” 她们集中到临院子的屋子,从窗帘缝隙往外看。她们和窑姐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场面,只是角度不同:首先是躺在阿顾怀里的阿多那多,然后是架在他们周围的刺刀。英格曼神父穿着枣红色鹅绒起居袍,手持一个带玻璃罩的烛台。这是她们如此近距离地看着日本侵略者。因为联想到豆蔻和伤员们,也因为联想到那些照片上的地狱图景,她们此刻眼中的日本占领军便是穿马裤皮靴的恶鬼。 我姨妈书娟在晚年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夜里她赤着两脚站在地板上,却毫不感觉到寒冷。她看见拿着电筒的日本兵仰头向楼上看来。当然是看不见暗处的女同学们。但她们刚才那童音未褪、含苞待放的女性嗓音足以使这群日本男人痴迷。 日本男人有着病态的恋童癖,对女童和少女之间的女性怀有不可告人的慕恋。他们的耳鼓被刚才那一声声丝绒般的呼喊抹过去,拂过来,他们在这个血腥时刻心悸魂销。或许这罪恶情操中有万分之一的美妙,假如没有战争,它会是男人心底那永不得抒发的黑暗诗意。但战争使它不同了,那病态诗意在这群日本士兵身心内立刻化为施虐的渴望。一群少女,一群童稚未泯的女孩。西方和东方的男性文化中,都仙化过这样的唱诗班女孩。这群日本兵就驻扎在几条马路之外,在他们祸害这一带时,常常听到天使一般的唱诗。此刻他们明白了,这便是天使们飘缭的仙地。 日本兵的领头者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中佐,长着日本男人常见的方肩短腿,眉宇间英气逼人,若不是杀人杀得眼神发直,他也不失英俊。 他向英格曼神父大声说了一句话,旁边的中国翻译说:“即使是国际安全区内,皇军也随时进行例行搜查。” 英格曼神父说:“谎言。”他看了翻译一眼,见他无意翻译他的驳斥,便转用英文说:“纯粹是撒谎。” 中佐懂一些英文,把“撒谎”二字听进去了。他上来便给了英格曼神父一个耳光。 “你的部队番号我知道。我会起诉你的。”英格曼克制了以手去捂腮帮的动作,他感觉一颗牙齿被击得松动了。 中佐通过翻译对英格曼神父说:“欢迎起诉。你们美国人动不动就拿这个最没用的词给自己壮胆。” “你侵犯美国地盘,就是侵犯美国国土,”阿而那多说道。 “侵犯美国国土,又怎样呢?”中佐说。他的声音在冷笑,并笑得优越骄狂,但他的脸容僵在那个平和淡漠的神情上。这是个不会笑的面孔。或者他鄙夷笑这一高级灵长类在进化后期生发的面部表情。 “那就是向美国挑衅。”英格曼神父说。 “十月二十三号,炸沉了你们美国保护南京的军舰,这个挑衅更直接吧?贵国做出任何军事反应了吗?” “但愿你能活着看见美国的反应。”英格曼神父说。 “你威胁大日本皇军?” “面对十八支刺刀,发出威胁的倒是我?”

女孩们已就寝,听到法比传唤很快摸黑穿上衣服,从阁楼上下来。她们进入教堂大厅时,看见法比坐在风琴前,英格曼神父穿了主持葬礼的袍子。她们觉得大事不好,不自禁地相互拉起冰冷的手,女孩间天天发生的小背叛、小和解、小小的爱恨这一刻都不再存在,她们现在是一个集体、一个家庭。因为没有风琴手——风琴手和学校其他师生陆续离开了南京,法比此刻只能充一充数。他在神学院修了一年音乐,会按几下风琴。风琴是立式的,平时供女学生们练唱用,现在包着一条旧毛毯,发出伤风感冒的音符。书娟明白,一定是谁死了,包着毛毯的琴音是为了把丧歌拢在最小范围内。整个大厅只点三支蜡烛,所有窗子拉下黑色窗帘。防空袭时,南京每幢建筑都挂这种遮光窗帘。法比的琴声沙哑,女孩们用耳语嗓音唱完《安魂曲》。她们还不知道为谁安魂,不明白她们失去的是谁,因此她们恍惚感觉这份失去越发广漠深邃。南京和江南失去了,做自由国民的权利失去了,但好像失去的不止南京和江南,不止做自由国民的权利。这份不可名状的失去让她们一个个站立在那里,像意识到灭顶危险而站立起来的无助无辜的一群幼兔。英格曼神父带领她们念了祈文。书娟看到英格曼神父和受难耶稣站得一前一后,他的影子投到彩塑圣者身上,圣者的神韵气质叠合在活着的神父脸上。“孩子们,我本来不愿惊扰你们的。但我必须要让你们有所准备,局势并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低沉而简短地把无线电里听到的消息复述一遍。“假如这消息是真的——成千上万的战俘被一举枪杀了,那么,我宁愿相信我们又回到了中世纪。对中国人来说,历史上活埋四十万赵国战俘的丑闻,你们大概不陌生。不要误以为历史前进了许多。”神父停止在这里。他嗓音越来越涩,中文越来越生硬。入夜时分,书娟躺在徐小愚旁边。小愚抽泣不断,书娟问她怎么了,她说她父亲那么神通广大,没有他走不通的路子,怎么这时候还把她扔在这个鬼院子里,没吃没喝没烤火炭盆。书娟耳语说:“我父母这时候在美国喝咖啡吃培根蛋呢!”她在几个月后知道,那时她母亲时时活在收音机的新闻播报中,父亲从学校一回家便沉默地往无线电旁边一趴,只要两人一对视,彼此都知道对方心里过了一句什么话:“不知书娟怎样了?”南京的电话电报都切断了,书娟父亲设法找到了一个中国领事馆的官员,得到的回答非常模煳,南京的情况非常糟,但没有一件噩耗能被确证。她父亲又设法把电话打到上海一个朋友家,朋友说租界已经有所传闻,日军在南京大开杀戒,一些黎民百姓被枪杀的照片,也被撤出南京的记者带到了上海,在租界流传。就在书娟紧挨着抽泣的同学怨艾地设想他们享受培根蛋时,他们正打听回国的船票,他们被悔恨和内疚消耗得心力交瘁,抱定一个中国信念:“一家子死也要死在一块。”“要是我爸来接我走,我就带你一块走。”小愚突然说,使劲摇摇书娟的手。“你爸会来接你吗?”“肯定会来!”小愚有些不高兴了。怎么可以这样轻视她有钱有势、手眼通天的父亲呢?“明天来,就好了。”书娟对小愚父亲的热切盼望不亚于小愚。这时候做小愚的密友真好,真是时候,能沾小愚那么大的光,从日本军队的重围里走出南京。“那你想去哪里?”小愚问。“你们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们去上海吧。英国人、法国人,还有美国人的租界不会打仗。上海好,比汉口好。汉口土死了,都是内地人。”“好,我们去上海。”书娟这时候可不敢反对小愚,万一小愚把她的青睐投向别人,就沾不上她的光,就要留在南京这座死人城了。虽然她觉得这样依顺小愚有些失身份,但她想以后日子长呢,有的是时间把面子补回来,加倍地补。隐约听到门口响起门铃声。所有女孩在三秒钟之内坐起,然后陆续挤到窗口。他们看见阿顾和法比从她们窗下跑过去。阿顾拎着个灯笼先一步来到门前,法比追上去,朝阿顾打着猛烈的手势,要他熄灭灯笼,但是已经太晚了,灯笼的光比人更早到达,并顺着门缝到达了门外。“求求大人,开开门,是埋尸队的……这个这个当兵的还活着,大人不开恩救他,他还要给鬼子枪毙一次!……”法比存心用洋泾浜中文话说:“请走开,这是美国教堂,不介入中、日战事。”“大人……”这回是一条流血过多、伤痕累累的嗓音了:“求大人救命……”“请走开吧。非常抱歉。”埋尸队队员在门外提高了嗓音:“鬼子随时回来!来了他没命,我也没命了!行行好!看在上帝面上,我也是个教徒!”“请带他到安全区去!”法比说。“鬼子一天到安全区去几十次,搜中国士兵和伤病员!求求您了!”“很抱歉,我们无能为力。请不要逼迫我违背本教堂的中立立场。”不远处响了几枪。埋尸队队员说:“慈善家,拜托您了!……”然后他的脚步声便沿着围墙远去。法比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能让门外的中国士兵流血至死或再上一回刑场,也不能不顾教堂里几十条性命的安危。英格曼神父此刻从夜色中出现,仍然穿着主持葬礼的袍子。“外面有中国伤兵,从日本人枪葬现场逃出来的。”法比说。英格曼神父喘息着,一看就知道,他脑袋里也没一个想法。“求求你们!”伤兵一口外地口音,字字都是从剧痛里进出来的。“现在不开门也不行,伤兵要是死在我们门口,倒更会把我们扯进去。”法比用英文说道。英格曼看看法比。法比不无道理,但教堂失去中立地位,失去对女学生们的保护优势,这风险他冒不起,他说:“不行。可以让阿顾把他送走,随便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阿顾说:“那等于送掉他一条命!”伤兵在门外呻吟,非人的声音,一听就是血快流尽了。从书娟的窗口看,穿着黑衣的两位神父和阿顾像下僵了的棋盘上的三颗棋子。催促英格曼神父开门的也许是“血要流尽了”那句告白。他果断地从阿顾手里拿过钥匙,哗啦一声打开那把牢实的德国大锁,拔开铁制门栓,卸下铁链。好了,沉重的门打开了,女孩们释然地喘口长气。但英格曼神父又以更快、更果断的动作把门关上,把来者关在了门外。他哗啦哗啦地打算上锁,但动作极不准确,法比一再问他,他都不说话,终于,锁又合上。“外面不是一个,是两个!两个中国伤兵!”他说。神父明显感觉自己的仁慈被人愚弄了。埋尸人的嗓音又响起来:“那边有鬼子过来了!骑马的!……”看来,刚才他是假装走开的,假装把伤员撇下,撒手不管。他那招果然灵,对经历了一次枪决血快流干的伤兵,这些洋僧人不可能撇下不管,英格曼神父刚才果然中计,打开了门。他谎称只有一个伤员,也是怕人多教堂更不肯收留。“真听见马蹄声了!”阿顾说。连书娟都明白,骑马的日本兵假如恰好拐到教堂外这条小街,门内外所有人都毁了。“你怎么可以对我撒谎?明明不止一个伤兵!”英格曼神父说:“你们中国人到了这种时候还是满口谎言?!”“神父,既然救人,一个和一百个有什么区别?!”法比说。他是第一次正面冲撞他的恩师。“你住口。”恩师说。虽然门外的人不懂门内两个洋人的对话,但他们知道这几句话之于他们生死攸关,埋尸成员真急了,简短地说:“马蹄声音是朝这边来的!”英格曼神父揣上钥匙,沿着他来的路往回走去。刚走五六步,一个黑影挡住他,影子机敏迅捷,看得出它属于一个优秀军人。书娟旁边的苏菲发出一声小狗娃的哼唧。仗打进来了,院子就要成沙场了。“马上把门打开!”偷袭者逼近英格曼神父,远处某个楼宇烧天火一般,把光亮投入这院子,一会是这里一摊光亮,一会又是那里一摊。光亮中,女孩子们看见军人端着手枪,抵住英格曼神父的胸口,一层黑袍子和干巴巴的胸腔下,神父的心脏就在枪口下跳,书娟想,要是军人敏感些,一定能感觉到那心脏都跳疯了,混乱的搏动一定被枪管传导到了他手上。法比从英格曼神父手里夺过钥匙,把门打开,放进黑乎乎的一小群人,一架独轮车上躺着一具血里捞出来的躯体,那个能说话的伤兵拄着一根粗粗的树杆,推独轮车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件黑色马夹。门关上不久,从街口跑过几个日本骑兵,哼哼唱唱,嘻嘻哈哈,似乎心情大好。门内的人都成了泥胎,定身在各自的姿态上,等着好心情的日本兵远去。全副武装的军人两手把住手枪,只要门一开,子弹就会发射。直到马蹄声的回响也散失在夜空里,人们才恢复动作。书娟对小愚小声说:“我们下去看看。”“不能去!”小愚拉住她。书娟自顾自打开阁楼的盖子,木梯子延伸下去。她听见小愚跟其他女孩说:“看孟书娟!没事找事!”书娟很不高兴小愚的做法。她原来只是私下拉小愚进行一次秘密行动,小愚马上把她出卖了。她从梯子上降落到工场里,轻轻拨开门栓,把门开得够她观望全局,书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做被瞒着的人,她知道瞒她是照顾她,但她对这种照顾从不领情,包括父母为了照顾她,从来不让她知道他们夜里吵了架,为什么吵。有时她看着母亲红肿如鲜桃的眼睛,问她是否哭了一夜,母亲还微笑否认,似乎不瞒她就是对她不负责任。此刻书娟站在开了半尺宽的门口,看见院里的仗还没打出分晓。独轮车成了进攻坦克,嘎嘎作响地碾过教堂门口的地面,持手枪的军人现在是他们的尖刀班,书娟看见奇怪的黑马夹的胸前后背都贴着圆形白布,她断定这就是埋尸队员们的统一服饰。“阿顾,马上去把急救药品拿来,多拿些药棉和纱布,让他们带走。”英格曼神父的意思很明显,此处不留他们这样的客人。持短枪的人并没有收起进攻的姿势,枪口仍指着英格曼神父:“你要他们去哪里?”“请你放下武器和我说话,”神父威严地说,“少校。”他已辨认出了军人的军阶。军人的军服左下摆一片暗色,那是陈了的血。他说:“神父,很对不住您。”“你要用武器来逼迫我收留你们吗?”英格曼说。“因为拿着武器说话才有人听。”英格曼神父说:“干吗不拿着枪叫日本人听你们说话呢?”军人哑了。神父又说:“军官先生,拿武器的人和我是谈不通的。请放下你的武器。”军官垂下枪口。“请问你是谁,怎么进来的?”法比问持枪者。“这里有什么难进?我进来两天了。”军人说,“本人是七十三师二团少校团副戴涛。”一阵咬耳朵的声音传来,针锋相对的人们刹那间岔了神。书娟稍微探出身,看见以红菱为首的五六个女人从厨房那边走过来。这下她们不会再叫“闷死了”!她们看见了独轮车里血肉模煳的一堆,都停止了交头接耳。这些女人也是头一次意识到,这院子里的和平是假象,她们能照常嘻笑耍闹也是假象,外面血流成河终于流到墙里来了。“日本人什么时候行刑的?”神父看着独轮车里的伤兵问道。“今天清早。”埋尸队队员回答。“日本人枪毙了你们多少人?”少校问道。“有五六千。”拄拐的上士说,这是悲愤和羞辱的声音,“我们受骗了!狗日的鬼子说要把我们带到江心岛上开荒种地,到了江边,一条船都不见……”“你们是一五四师的?”少校打断他。“是,长官怎么知道?”上士问。姓戴的少校没有回答。上士的方言把他的部队番号都告诉他了。“赶紧找个暖和地方,给他包扎伤口。”少校说。就像他攻占了教堂,成了这里的主人了。推车的、架拐的正要动作,英格曼神父说:“等等。少校,刚才我救了你们一次,”他指指大门口,“我没法再救你们。有十几个十来岁的女学生在教堂里避难,让你们留下来,就给了日本人借口进入这里。”他的中文咬文嚼字,让听的人都费劲。“他们如果出去,会被再枪毙一次。”少校说。红菱此刻插嘴:“杀千刀的日本人!……长官,让他们到我们地窖里挤挤吧!”“不行。”英格曼神父大声说。“神父,让他们先包扎好伤口,看看情况再说,行吗?”法比说。英格曼神父说:“不行。这里的局势已经在失控。没有水,没有粮食,又多了三个人……请你们想一想,我那十六个女学生,最大的才十四岁,你们在我的位置上会怎么做?你们也会做我正在做的事,拒绝军人进入这里。军人会把日本兵招惹来的,这样对女孩子们公道吗?”他的中文准确到了痛苦的地步。上士说:“没有我们,日本人就不会进来了吗?没有他们不敢进的地方!……”英格曼顿了一下。上士的辩驳是有力的。在疯狂的占领军眼里,没有禁区,没有神圣。他转向上校:“请上校体谅我的处境,带他们出去吧。上帝保佑你们平安到达安全地带。上帝祝你们好运。”“把他推到那里面。”少校对埋尸队队员指指厨房。“给他们一口水喝,再让我看看他的伤。”少校像是根本听不懂英格曼神父的中国话。“不准动。”英格曼挡在独轮车前面,张开的黑袍子成了黑翅膀。少校的枪口又抬了起来。“你要开枪吗?开了枪教堂就是你的了。你想把他们安置到哪儿,就安置到哪儿。开枪吧。”英格曼在中国度过大半生,六十岁是个死而无憾的年纪。少校拉开手枪保险。法比嘴大张了一下,但一动不动,怕任何动作都会惊飞了枪口里的子弹。独轮车上的伤兵哼了一声。谁都能听见那是怎样痛苦的垂死生命发出的呻吟。这声呻吟也让人听出一股奶声奶气来,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刚变声的嗓音。少年士兵疼成那样,人们还在没完没了地扯皮,在如此的疼痛面前,还有什么是重要的?连生、死都不重要了。“好吧,你们先处理一下伤口再说。”英格曼神父说。“水已经烧热了!”陈乔治一直悄悄地参与在这场冲突和扯皮中,虽然一言未发,但立场早就站定,并自作主张地开始了接待伤员的准备,现在,洗礼池中最后的饮用水已在锅炉里加热了。陈乔治忙不迭给独轮车带路,拄树枝的上士跟在后面。窑姐们此刻都从地下室上来了,一声不吱地看半死的小兵和跛腿上士,看不出是嫌弃还是恐惧,既像夹道送葬又像夹道欢迎。姓戴的少校正要跟过去,英格曼神父叫住他。“少校,把你的枪给我。”军官皱起眉:这洋老头想什么呢?日本人还没能缴他的械呢!“你如果想进入教堂的保护,必须放下武器。本教堂的优势是它的中立性,一旦有武装人员进驻,就失去了这个优越性。所以,把你的枪给我。”少校看着他的异族浅色眼睛说:“不行。”“那我就不能让你待下来。”“我不会待下来的,可能也就待一两天。”“在这里待一分钟,你也必须做个普通公民。如果日本人发现你带着武器待在这里,我就无法为你辩护,也无法证明教堂的中立地位。”“如果日本人真进来,我没有武器,只能任他们宰割。”“放下武器,你才能是普通难民在这里避难。否则,你必须立刻离开。”戴少校犹豫着,然后说:“我只待一夜,等我从那两个伤兵嘴里打听到日本人屠杀战俘的情况,我就走。”“我说了,一分钟也不行。”“少校,听神父的吧。”法比在一边说道。“你自己伤得也不轻,从这里出去,没吃没喝,到处是日本兵,你能走多远?至少把伤养养,身体将息一阵再走。”他的江北话现在用来讲道理倒挺合适,听起来像劝村子里一对打架的兄弟。戴少校慢慢地把枪保险关上,咔嗒一声。然后他把枪口掉了个头,朝向自己,让枪把朝着英格曼神父。书娟看出他的不甘心,正如她刚才也看出神父被迫让步时的不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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