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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律师,格里森姆

《邮报》上登了两篇报道,都在显著位置,且配有照片。第一篇是昨天预报过的——关于朗蒂-伯顿悲惨生活的长篇报道。她的外祖母是消息的主要来源,虽然那位记者还联系了伯顿的两个姨妈,一名前雇主,一名社会工作者,她以前的老师,在狱中服刑的她的母亲和两个弟弟。凭着强烈的进取心和雄厚的财力,《邮报》在搜集事实方面干得很出色,倒省去了我们亲自调查的麻烦。朗蒂的母亲生下她时才十六岁,她在三个孩子中排行第二。三个孩子都是非婚生,有着不同的父亲,她的母亲从未透露一点关于她父亲的口风,她在东北区的恶劣环境中长大,随着她的问题母亲到处流浪,偶尔也与她的外祖母和姨妈生活一段时问。她的母亲是几进“宫”的人物,而她自己在六年级时退了学,从那时起,她就注定了前景黯淡,与她做伴的是毒品,走马灯似的男朋友,流氓团伙,小偷小摸,以及街头的危险生活,她干过几份最低薪水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总是干不长。市警察局的档案反映了她的大部分经历:十四岁时因在商店行窃而被捕,经由少年法庭判决;三个月后因在公共场合酗酒再次受到指控,再次上少年法庭;十五岁时携带含酒精饮料,还是少年法庭;七个月后受到同样的指控;十六岁时因卖淫而被捕,按成人处理,虽判罪但未入狱;因严重盗窃罪被捕,从当铺中偷了一台便携式激光唱机,虽判罪但未入狱;十八岁时在特区总医院生下奥塔里欧,出生证上没有列出父亲的姓名;生下奥塔里欧两个月后因卖淫罪被捕,虽判罪但未入狱;二十岁时还是在特区总医院生下一对双胞胎,阿朗佐和丹特,仍然不知父亲是谁;接着是特米科,那个襁褓中的婴儿,是她二十一岁时所生。在这段悲惨的叙述中,迸出一星希望的火花。生下特米科以后,朗蒂踉跄走进“玛丽之家”,一个与“内奥米之家”相似的妇女日托中心。在那里她遇见了一个名叫内尔-卡瑟的社会工作者,卡瑟女士在报道中详述了她的看法。根据她的叙述,朗蒂临死前几个月开始决心摆脱街头,过干净的生活,她主动服用“玛丽之家”提供的避孕药;渴望戒断酒瘾毒瘾;她参加了中心的戒酒戒毒疗程,鼓起勇气与毒瘾抗争,虽然未能摆脱毒魔的纠缠;她很快提高了阅读技巧,幻想有一天能找个稳定的工作,供养她的小家。卡瑟女士最终为她找了一个工作,在一个大型食品店把农产品摆上货架,每周二十个小时,每小时四点七五美元,她在工作中从未出过差错。去年秋天的一天,她小声告诉内尔-卡瑟,说她找到了住的地方,但要卡瑟代她保密,卡瑟要去亲自查看,因为这是她的本职工作之一,但她拒绝了。朗蒂说那是不合法的;那是一间小小的带两个房间的公寓房,有屋顶,有装了锁的门,附近有一间浴室。她每月支付现金一百美元。我记下内尔-卡瑟的姓名,在“玛丽之家”工作。想到她站在证人席上,对陪审团讲述伯顿一家的故事时的情形,我不禁暗自笑了。朗蒂一想起会失去她的孩子就不寒而栗,因为这样的事常有。“玛丽之家”的绝大多数尤家可归的妇女都已经失去了她们的孩子,朗蒂这样的恐怖故事听得愈多,就愈坚定了她与孩子呆在一起的念头。她学习更用功了,甚至学会了操作电脑,而且有一次连续四天没碰毒品。忽然她被扫地出门,她的为数不多的随身物品和她的四个孩子被抛在街头,卡瑟女士第二天见到了她,她的情况是一团糟。孩子们又脏又饿;朗蒂喝得醉醺醺的。“玛丽之家”有一条规定,凡是明显喝醉了的或服用了毒品的人一律禁止入内,那里的负责人被迫请她走人,卡瑟女士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她;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直到她在报纸上看到她和四个孩子的惨死。我看这篇报道的时候想起了布雷登-钱斯。我希望他也在读它,在这样一个早晨,在他那弗吉尼亚郊区温馨怡人、陈设考究的家中,我敢肯定他在早上这个时候已经醒了,处在如此巨大压力下的人怎能睡着呢?我要让他受到良心的谴责,要让他明白正是由于他对别人的权利和尊严的践踏才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苦难,你坐在精致豪华的办公室里,布雷登,为你的滚滚财源而努力工作,为你有钱的客户准备一份又一份的文件,读着助手们呈上来的备忘录。你派他们去执行那项肮脏的任务。这个冷酷无情、阴险毒辣的疏散住户的决定正是你做出的,而你本应该阻止。他们只是些占住者,难道不是吗,布雷登?像牲口一样活着的卑贱的流落街头的黑人,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没有租契,没有文件,因此没有任何保障可言。把他们抛出去。对他们下手晚了会阻碍工程的进展。我想打电话到他家,让他连早晨的咖啡杯都端不稳,对他说:“现在感觉如何,布雷登?”第二则报道令人又惊又喜,至少从法律的角度看是这样,它同时又是个难题。朗蒂的一个前男友被发现了,是一个名叫基托-斯派斯的十九岁的街头阿飞。他的照片会吓坏每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基托有许多话要说,他自称是朗蒂后三个孩子的父亲,包括那对双胞胎和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三年来他断断续续地与她生活在一起,聚少离多。基托是典型的市中心贫民区的产物,无业,高中时辍学,有前科。他的可信度将一直受到怀疑。他曾与朗蒂及他俩的孩子住在那座仓库,只要一有钱就帮她付房租。去年圣诞节后,他们吵了架,后来他离开了,他眼下正与一个丈夫在狱中服刑的女人同居。他对疏散一事一无所知,尽管他感到那是非法的,当别人问他仓库中的情形时,他提出了足够的细节使我相信他确实曾在那里住过。他的描述与赫克托备忘录中所载相似。他不知道仓库为蒂尔曼-甘特利所有。一个名叫约翰尼的家伙收取房租,每个月十五号,一百美元。我和莫迪凯要尽快找到他,我们的证人名单越来越长,而斯派斯先生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基托对他的孩子的死和孩子母亲的死深感伤心。我曾留意观察葬礼,基托绝对没有参加。案子受到的舆论关注超出了我们当初的想象。我们只想要一千万美元的赔偿,这个可观的数字在报上登出后街上的人们议论纷纷。朗蒂曾和无数个男人发生过关系,基托是第一个未来的父亲,有这样一大笔钱等人招领,其他的父亲们会纷纷跳出来,痛陈他们的丧子之痛,大街上满是这样的候选人。这就是他的故事的负面效应。我们永远别指望与他交谈。我打电话给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找布雷登-钱斯,一个女秘书接了电话,我重复了一遍我的请求,“您是谁?”她问。我报了一个假名,声称要当他们公司的客户,是河橡公司的克莱顿-本德介绍来的。“钱斯先生不在。”她说。“那他什么时候在呢?”我不客气地问。“他度假去了。”“很好。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清楚。”她说。我挂断电话。度假要一个月,然后变成公休假,然后是请假外出,最后被逼得没办法只得承认钱斯已被解雇。我早就怀疑他不在公司了,这个电话证实了我的猜测。过去七年来公司就是我的生命,因此不难预测它的行动。它的狂妄自大不容许别人损害它的名誉。我们一递交诉状,我怀疑他们就从布雷登-钱斯那里得到了真相。是他自己主动坦白,还是他们刺探出来,这一点无关紧要。他从一开始就撒了谎,致使整个公司如今受到起诉。也许他向他们出示了赫克托备忘录的原件,连同朗蒂的房租收据;更有可能的是他早已毁了这些,被迫说出他所隐瞒的一切。公司——阿瑟-雅各布斯和董事会——最终得知了真相。疏散住户是不该发生的,代表河橡公司的钱斯应该用书面形式中止口头租房协议,并提前三十天通知租住户。三十天的延迟会妨碍邮政大楼的开工,至少对河橡公司来说是这样。而三十天的缓冲期将使朗蒂和其他房客安全度过冬季最寒冷的日子。钱斯被迫离开了公司,毫无疑问他的股份被高价买断。赫克托可能飞回总部做了简单的汇报,既然钱斯已走,赫克托可以说出真相以保全他的职位,他当然不会透露与我的接触。关起门来,董事会面对着事实,公司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曝光。拉夫特和他的律师小组设计了应对之策。他们会强烈反对伯顿一案援引德雷克和斯威公司尼的失窃文件。如果失窃的文件不能作为呈堂证供,那么这桩官司就不应受理,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一点完全成立。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实施他们的计划,报纸就介入了,许多证人被发现,他们能够证明受文件保护的同样的事实,我们能够在不考虑钱斯掩盖的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证实我们的指控。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一定乱成了一团,四百名咄咄逼人的律师决不甘心三缄其口,公司免不了要生内乱,把我换作他们,面临着公司其它部门引起的类似的丑闻,我也会挺身而出,搞它个水落石出,摆脱新闻界的纠缠。采取“鸵鸟政策”是行不通的,《邮报》的曝光只是正式审判的一个样板,而正式审判要等到一年以后。还有来自另外一方的压力,文件中没有表明河橡公司对占住者的了解程度。事实上钱斯和他的客户之间并无多少联系,表面上看来他只是执行指令,尽快办成此事。河橡公司施加压力,钱斯在前面冲锋陷阵。如果假设河橡公司不知道疏散是非法的,那它就有权控告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它雇公司为它干活,活儿弄成一团糟,而过错造成的损失却要由客户来承担,有三点五个亿做后盾,河橡公司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弥补过失。其它的大客户也会有意见,“究竟是怎么回事?”公司的每个股东都能听到这些大主顾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你死我活的商界里,其它公司的贪婪成性者工准备伺机而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和知名度,所有的大公司莫不如此。没有一个公司能承受加在我的前东家身上的打击。国会议员伯克霍尔德复原得很好。手术后的第二天,他在精心布置的场景中会见了新闻界,他们推着他的轮椅上了医院大厅内的临时演讲台,在他的漂亮的妻子的搀扶下他站起身来,并向前踏了一步,开始演讲,他凑巧也穿了一件鲜红颜色的山地人运动衫,脖子上缠着绷带,左臂上悬着吊带。他宣称自己仍然活着,而且状态良好,过不几天就要回国会山办公,并向印第安纳州的家乡父老们问好。在他感觉最好的时刻,他提起了街头犯罪和各个城市的治安状况日渐恶化的问题(他的家乡有八千名无家可归的人)。首都的状况如此之差简直是个耻辱。因为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他决定从现在起投入大量的精力整顿街头的秩序,他发现了一个新目标。他胡扯了一通要控制枪支的使用和建造更多的监狱。这次枪击事件一时间给华盛顿警方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清理街头,参众两院的议员们聒噪了一整天,抱怨华盛顿市区的不安全,结果傍晚时分又发动了一次大扫荡。国会山附近的每一个醉鬼、乞丐、无家可归者都被赶得更远,有些被逮捕,其他人则被装进囚车,像牲口一样被运到更远的居民生活区。晚上十一点四十分,警察赶到位于东北区罗得岛街与第四大街交界处的一座酒吧。吧主听到了几声枪响,当地的一个流浪者报告说看见一个人被击倒。在酒吧旁的一块空地上,碎石乱瓦堆的背后,警察发现了一具年轻的黑人男性的尸体。血还是热的,正从脑袋上的两个窟窿中汩汩而下。稍后发现死者是基托-斯派斯——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第二天上午我在耶稣会为无家可归者进行法律咨询,这时我的技巧与已经在这行干了多年的律师不相上下,十一点一刻,我终于忍不住了,打电话问索菲亚有没有莫迪凯的消息,她说没有。我们期待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会谈长一些,我一直希望他也许会打个电话来,说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通常我睡得很少,尽管缺乏睡眠与身体上的不适毫不相干。为会谈一事我焦躁不安;我洗了一个很长的热水澡,又喝光了一瓶酒,可心情还是没有好转。我的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我做咨询时,也不能收拢心神。当我的命运悬而未决时,我怎能对食品券、房屋补贴、少年犯的父亲等问题感兴趣呢?午餐准备好了,我离开了那里,我的存在远远不如吃饭问题那么重要。我买了两只素馅的面包圈和一瓶水,开车在环城公路上兜了一个小时。我回到事务所,看见莫迪凯的车停在楼旁,他在办公室等我,我关上门。会谈的地点在阿瑟-雅各布斯的私人会议室,在大楼的第八层,一个我从未涉足过的禁区,莫迪凯受到了贵宾般的礼遇,接待人员飞快地接过了他的外套,咖啡的味道调得正好,新鲜的松饼随意取。他坐在桌子的一侧,对面坐着阿瑟、唐纳德-拉夫特、一名负责公司的过失保险索赔的律师和一名代表河橡公司的律师。蒂尔曼-甘特利也有律师,但没受到邀请。即使达成了协议,也没人指望甘特利出一个子儿。对方阵线中的唯一缺口是那名代表河橡公司的律师,但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两个公司的利益有冲突,莫迪凯说它们之间的分歧是显然的。阿瑟代表他那一方做了大部分的发言,莫迪凯很难相信他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有关事实不仅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对答如流;尽管超时工作,分析问题时思路异常清晰。首先双方同意这次会谈的一切内容不得泄漏;赔偿责任仅限于当天有效;任何建议在落纸成文并经双方签字之前不具法律效力。阿瑟开言道这件案子的被告,尤其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河橡公司,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对于公司的名誉损失和新闻界的猛烈抨击他们既恼火又束手无策。他对他心爱的公司所处的困境直言不讳,莫迪凯只是听着,在整个会谈过程中很少发言。阿瑟指出本案涉及诸多问题。他首先谈到了布雷登-钱斯,并透露说他被赶出了公司。他没有主动辞职,是被公司开除的。阿瑟坦言直陈钱斯的过错,他独立负责河橡的业务,知道TAG公司关闭仓库的方方面面,并督导了整个行动。当他同意执行驱逐计划时也许犯下了过错。“也许?”莫迪凯道。呃,好吧,不是也许,钱斯批准执行那样的计划大失专业水准;他窜改了文件;他试图掩盖他的所作所为;他显然对他们撒了谎。阿瑟说这些话时没有丝毫不安。在人质事件发生后如果钱斯说出真相,公司就能避免这场官司,也不会受到潮水般的舆论攻击。钱斯使他们处境相当尴尬,他已成为过去。“他是怎样窜改文件的?”莫迪凯问。对方想知道莫迪凯是否已经看过文件,那该死的文件现在究竟在哪里?他不答。阿瑟解释说钱斯抽掉了一些文件。“你们见过赫克托-帕尔马一月二十七日的备忘录吗?”莫迪凯话声刚落,他们就警觉起来。“没有。”阿瑟回答道。这么说钱斯实际上把备忘录也抽了出来,连同朗蒂的房租收据,一起扔进了碎纸机。莫迪凯郑重其事、得意万分地从公文包中取出几份备忘录和收据的复印件,恩赐一般地扔向对面,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的律师们一把抓起。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他们把备忘录看了一遍又一遍,逐字逐句,希望发现其中的漏洞,妄想断章取义,死抠字眼,做出有利己方的解释,可是一无所获。赫克托行文非常清楚,叙述无懈可击。“我能请教一下这份文件从何而来?”阿瑟礼貌地问。“这并不重要,至少目前如此。”很显然,他们一直非常在意这份备忘录。钱斯临走时肯定描述过它的内容,原件已被销毁。但是万一留下了副本,该怎么办?他们手捧着备忘录,简直不敢相信。但是他们是老练的律师,所以很快恢复了常态。他们把文件抛在一边,好像有把握来处理这件事。“我想这把我们带到了失窃的卷宗的问题上。”阿瑟说,急于扭转劣势。他们有一个目击证人,在我取走文件的那天夜里看见我逗留在钱斯的办公室旁;他们有指纹;他们在我的办公桌上发现了那份包着钥匙的神秘的文件;我曾向钱斯要过有关河橡和TAG公司的文件,我有作案动机。“但是无人可以作证,”莫迪凯道,“这些全是间接证据。”“你知道那份文件现在何处?”阿瑟问道。“不知道。”“我们不想让迈克尔-布罗克蹲监狱。”“那你们为什么坚持要以刑事罪起诉他呢?”“一切都在桌面上明摆着,格林先生。如果就此案达成了协议,我们当然会罢手。”“太妙了,你的建议是?”拉夫特递过来一份十页的调查概要,附有五颜六色的图表。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在非法致死案中儿童和年轻的文盲母亲值不了多少钱。这是典型的大公司的办事作风,细致、全面。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幕僚们花费了无数的时间调查全国范围内的侵权赔偿案的最新行情。最近一年的行情,最近五年的行情,最近十年的行情,各个地区、各个州、各个城市的行情,学龄前儿童的死亡陪审团会判多少?没多少。全国平均数是五万五千美元,在南部和中西部要低得多,在加州和大城市略高些。学龄前儿童不工作,没有收入,法院一般不允许预测他们将来能挣多少钱。对朗蒂工资损失的估计相当公允。考虑到她的工作时断时续,他们做出了一些颇有分量的假设。她今年二十二岁,有朝一日会很快找到一份全职工作,拿最低工资,这是一个慷慨的假设,但是拉夫特也愿意承认。她要戒酒戒毒,就业期间不得怀孕,又一个好心的假设。她边就业边接受培训,然后换个工作,薪水是原来的两倍,保持这份工作直到六十五岁。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把她一生的收入折合成现在的美元,拉夫特得出的数字是五十七万美元。没有外伤也没有烧伤,没有任何痛苦,他们在梦乡中死去。为了了结这场官司,洗刷公司的名声,公司慷慨地补偿每个孩子五万美元,再加上朗蒂的工资损失,赔偿总额为七十七万美元。“这个数字不够,”莫迪凯道,“单为一个孩子我就能从陪审团那儿拿到这个数。”他们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他接着几乎对拉夫特精心准备的摘要中的每一点都提出了异议。他不管达拉斯或西雅图的陪审团是怎样判决的,也不管其可比性,他对奥马哈的法律程序也不感兴趣,他只知道怎样与华盛顿的陪审团打交道,这才是事情的关键。如果他们以为只花这点钱就能过关,那他该走了。拉夫特在找莫迪凯话中的漏洞时,阿瑟重申了自己的立场。“这事好商量,”他忙不迭地说,“这事好商量。”他们的调查摘要中有意避开了惩罚性损害赔偿,莫迪凯指明了这点。“一个富有公司的富有律师故意纵容非法的疏散行为,而这么做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我的当事人被抛向街头,活活冻死,坦白说,先生们,这个案子难道不应科以惩罚性赔款吗?这里是华盛顿。”“这里是华盛顿”只意味着一件事:黑人陪审团。“我们可以商量,”阿瑟重复道,“你预想中的数字是多少?”我们曾讨论过第一次的开价数,在诉状中我们索赔一千万,这个数字不是天价,否则的话赔偿额会高达四千万或五千万甚至一个亿。“每人一百万。”莫迪凯道。他的话重重落在红木桌面上。坐在另一侧的人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但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五百万?”拉夫特问,声音几不可闻。“五百万,”莫迪凯大声道,“每个受害者一百万。”四个人突然意识到手中拿着记事簿,每人都写下几行字。过了一会儿,阿瑟重新分辩说我们的索赔理由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天气的影响——暴风雪——是造成死亡的部分原因,随后是关于天气的一通长篇大论,莫迪凯打住话头道:“陪审团成员知道二月份还下雪,二月份仍很冷,二月份有暴风雪。”在整个会谈中,只要他一提起陪审团,对方总有短暂的沉默。“他们对庭审怕得要命。”他告诉我。他对他们说,我们索赔的理由经得起他们的反驳。不管是出于蓄意而为,还是由于严重的疏忽,驱逐住户的行为终归发生了。我们的当事人被迫在二月里流落街头,无处藏身,这是可以预见的后果。他可以向任何地方的陪审团陈述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但对华盛顿的正直的公民来说就更有说服力了。在索赔上没占到上风,阿瑟转而打出了他们的王牌——我。具体说来就是我从钱斯的办公室窃取文件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是明知故犯。他们的立场很强硬,他们愿意庭外和解,可对我的不道德行为却绝不放过。“他们要怎样?”我问。“吊销执照两年。”莫迪凯沉重地说。我说不出话来。整整两年,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对他们说他们疯了,”他说,可是语气不如我期待的那样强硬,“绝对办不到。”我还是无言以对,只是心里不断重复着:两年,两年。他们在赔偿金额上又交锋了几次,但分歧太大,事实上他们什么协议也没达成,只是同意尽快再举行会谈。莫迪凯最后交给他们一份即将起诉的马奎斯-迪斯诉状的复印件。诉状上列出了相同的三名被告,要求就他被非法驱逐出户赔偿微不足道的五万美金,莫迪凯向他们保证以后还有。我们的真实计划是每周起诉两件,直到所有的被驱逐人都得到赔偿。“你准备把这个透露给报纸吗?”拉夫特问。“为什么不?”莫迪凯道,“一经起诉它自然成为公共记录。”“不错,不过,我们已经受够了媒体的攻击。”“是你们先挑起事端的。”“什么?”“你们泄漏了迈克尔被捕的消息。”“我们没有。”“那么《邮报》上怎么会登出他的照片呢?”阿瑟一句话就让拉夫特闭上了嘴。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紧盯着墙一个小时才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来,公司愿意出一大笔钱来避免两件事:一是进一步的名誉损失;二是对簿公堂所引起的严重经济损失。如果我交出文件,他们就不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一切都会画上圆满的句号,只是公司要惩罚我解解心头之恨。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个仅是个叛徒,而且是整个事情的罪魁祸首。正是因为我才使他们深藏不露的丑事曝了光。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丢脸就足以让他们恨我,而要让他们与心爱的美元作别则点燃了他们复仇的火焰。我做这一切全凭内部情报,至少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显然不知道赫克托在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我偷走了文件,找到了我需要的全部证据,构想出这件诉讼。我是犹大,我理解他们,尽管不无遗憾——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我刚打开车门,口袋中的移动电话响了起来,是德奥里奥法官打来的。“是,大人,我们五分钟内赶到。”听到我这么说,莫迪凯笑了。我们磨蹭了十分钟,在底楼的休息室里逗留了一会儿,慢慢走,一级一级爬楼梯。这样德奥里奥就有足够的时间向被告进一步施压。我们进了审判室见到的头一件事就是杰克-博林,河橡公司的三名律师之一,已经脱去了上装,卷起了袖子,正离开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我怀疑他把他们给揍了,他看上去有能力也愿意那么做。莫迪凯理想中的陪审团裁定的高额赔偿将由三名被告共同承担。显而易见的是河橡公司已被调解会议吓得够呛。它肯定发出了威胁,兴许还决定出一部分钱,我们无从得知。我避开了陪审席,坐在莫迪凯的身旁。威尔马-费伦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分歧在缩小。”法官道。“我们在考虑撤回我们的条件。”莫迪凯用更高的嗓门宣布道。我和他并没有商量过这件事,也超出其他律师和法官的意料之外。他们猛地扭过头来,面面相觑。“镇静。”德奥里奥道。“我是认真的,大人。我在这里坐得越久,就越使我相信有必要把这件荒唐事暴露在陪审团前。至于布罗克先生,他的前东家可以通过刑事指控得遂心愿,不过那没什么大不了。他们收回了失窃的文件,他没有前科,连上帝也知道监狱人满为患,里面关的尽是些毒品犯子和杀人犯;对他提起公诉会成为笑柄。他不会入狱。至于律师协会的申斥,就由它去吧。我将对布雷登-钱斯,甚至还可能包括卷入此事的其他一些律师如法炮制,然后我们再来一场泼污水比赛。”他指着阿瑟道,“你跑去向报纸求援,我们也跑去向报纸求援。”十四街律师事务所不可能不在意报纸对它的议论;甘特利即使在意也不会表露出来;河橡公司即使口碑不佳,还是能继续赚钱;但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靠的只是其声誉。莫迪凯的这一通长篇大论不知从何而来,他们听后完全怔住了。“你说完了吗?”德奥里奥问。“我想是的。”“好,对方的报价涨到四百万。”“如果他们掏得出四百万,那肯定付得起五百万。”莫迪凯的矛头再次指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这名被告去年的总营业额差不多有七个亿。”他略作停顿,这个数字在审判室内回响。“七亿美元,仅仅是去年一年。”他又指着河橡公司:“这名被告拥有价值三点五亿的不动产。给我个陪审团吧。”他似欲住口时,德奥里奥再次问道:“你说完了吗?”“没有,大人,”他刹那间变得出奇地平静,“我们要求对方预付二百万,一百万律师费,一百万归死者的继承人,余下的三百万在十年内付清——一年三十万,加上合理的利息,被告方每年完全能够掏出三十万,他们也许会被迫提高房租和计时收费,但他们肯定知道如何去做。”这样一个分期付款、有条理的方案很有道理,鉴于继承人的不确定性,以及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迄今为止身份不明的事实,这笔钱将由法院监管。莫迪凯的最后一着相当高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明显松了一口气,他给了他们台阶下。杰克-博林和他们拥抱在一起,甘特利的律师和他们的当事人一样冷眼旁观。“我们可以接受赔款方案,”阿瑟宣布道,“但对布罗克先生我们坚持原先的立场,停业一年,否则达不成协议。”我突然再次恨起阿瑟来。我是他们手中的最后一着棋,为了保存他们那所剩无几的颜面,他们要榨出最后一滴血。但是可怜的阿瑟并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他只是在绝望地挣扎,外表看上去也是如此。“这么做究竟有何用处?”莫迪凯对他吼道,“他已经同意承受交出执照的名誉损失,多加六个月对你有什么好处?荒唐透顶!”来自河橡公司的两名年轻的法人代表已经觉得无法忍受了。他们对法庭有种天生的恐惧,听了莫迪凯三个小时的演讲后,这种恐惧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两个星期的审判他们无论如何也顶不下来。他们沮丧地直摇头,低声激烈地争吵着。甚至连蒂尔曼-甘特利都厌倦了阿瑟的故意找茬儿,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快了结这见鬼的纠纷吧!片刻前,莫迪凯曾大叫道:“这么做究竟有何用处?”他说得对。这么做确实毫无意义,尤其对我这样一个贫民律师来说,临时吊销我的执照一点也不影响我的工作、薪水以及社会地位。我站起来,非常礼貌地道:“法官大人,我们双方各退一步吧。我们要六个月,他们要十二个月,我赞同九个月。”我边说边向巴利-纳佐望去,他对我微笑表示赞许。如果此时阿瑟开口反对,肯定会被饱以老拳。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包括德奥里奥,“这样双方达成了协议。”他没等被告方开口就宣布道。他的极富效率的助手在观众席的前排飞快地敲击打字机的键盘,几分钟之内就打好了一页《调解备忘录》,我们在上面迅速签名后离开了。办公室内没有庆祝的香槟酒。索菲亚一如往昔地在工作,亚伯拉罕正在纽约参加一个有关无家可归者的会议。如果美国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有了五十万美元的进账而不声张,那就是十四街律师事务所,莫迪凯想添置一些电脑和电话,也许还会添一台空调,大部分钱将存进银行吃利息,以备难关。这是一笔很好的储蓄,能够维持我们几年的微薄薪水的发放。如果他因为把另外五十万送给科恩信托行而感到不快,他不会把这种感受表露出来。莫迪凯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他只考虑他能够处理好的问题。至少要花费九个月的辛苦劳动才能理清伯顿遗产继承问题的头绪,正好我有空来处理它。继承人的身份必须得到确认,找到他们,当他们知道有钱可领时与他们接洽,这些事办起来很棘手。例如,必须将基托-斯派斯、特米科、阿朗佐、丹特的尸首挖掘出来,进行DNA检测,以确定亲子关系是否成立。如果基托真是孩子的父亲,他将继承他孩子的遗产,因为他的孩子死在他的前面。现在他也身亡了,他的遗产等待继承,他的继承人必须被找到。朗蒂的母亲和两个弟弟的问题更加难办,他们在街头仍有熟人。几年内他们将被假释,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属于他们的那份弄到手。莫迪凯对另外两个计划特别感兴趣。第一个是事务所曾经组织过的为穷人服务的慈善计划,后因联邦政府的资助告罄而不了了之,在这项活动的全盛期,有一百名志愿律师每周花数小时帮助无家可归的穷人。他要我考虑恢复这个计划。我喜欢这个构想,我们可以增加这个活动的覆盖面,在律师界扩大影响,开拓更多的资金渠道。这就引到第二个计划,索菲亚与亚伯拉罕不善于募捐;莫迪凯有能力说动别人掏出口袋中的最后一分钱,但他讨厌求人。我既聪明又年轻,不仅是白人,而且受过良好教育,能与专业人士打成一片,并说服他们按年供给。“如果计划得当,你一年能筹到二十万。”他说。“我们用这笔钱做什么呢?”“雇几名秘书,几名助手,说不定还可以聘请一名律师。”索菲亚走后我们坐在办公室的前部,凝视着窗外暮霭渐合,莫迪凯开始构想未来。他渴望有那么一天,事务所内有七名律师忙碌的身影。虽然这间小小的事务所每天都忙乱不堪,但它是一股力量。它帮助了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者,政客和官僚们也不敢小觑它,它是一只号角。“五年来我们日趋式微,”他说,“穷人们在受苦受难,这是扭转这种局面的绝佳时机。”而这个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我是新鲜血液,是事务所的新生力量,必须重振事务所的雄风,使它达到新的高度。我将为事务所招募到新的志愿者,给它注入新的活力;我将建一台筹款“机器”,这样我们就能像别人一样在此领域开展法律业务;我们要扩大规模,将楼上也辟为办公场所,让富有才华的律师为我们工作。无家可归者的权利将得到保护,只要他们找上门来,我们将传达他们的心声——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星期六晚,三月份的第一天。年轻,无家室拖累,虽然肯定不如我以前那样富有,但也不至于囊中如洗。满满一衣橱的好衣服,还没穿过。全城一百万人口中,美女如云,她们被吸引到这个政治权力的中心;据传她们很愿意逢场作戏。我独自呆在家中,比萨饼佐以啤酒,观看电视中的大学篮球赛,心中倒也自得。今人晚上我要是去公共场所,保准会有人不客气地问我:“嗨,你不就是那个被抓的人吗?今天上午的报纸上登了。”我打电话给露比,看她有没有呆在室内。电话铃响了八次她才接,我差点吓坏了。她过得很好,冲了一个长淋浴,吃了很多糖果,不停地看电视。她没离开过房问。她在二十英里之外,那个小镇在州与州交界的地方,地处弗吉尼亚州的乡村。我和她都不认识人,她没法得到毒品,我再次为自己的决定而得意。在杜克-卡罗琳娜节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放在塑料储物箱上比萨饼旁的手提电话响了,吓了我一跳。一个非常柔和的女声道:“哈-,狱中鸟。”是克莱尔,语调平和。“哈。”我边答边拧小了电视的音量。“你还好吗?”“我很好,你呢?”“我也很好。我在今天早晨的报纸上看到你的笑脸啦,我正为你担心哩。”克莱尔只看星期天的报纸,现在她看到了那篇关于我的报道,一定有人看到了转告她。也许正是上次接电话的那个热心的医生。她今天晚上也像我一样独自一人吗?“这是一种体验。”我说,接着告诉她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加斯科开始,到我被释放为止。她想找个人讲话,当我缓慢地叙述我的遭遇时,我意识到她确实是独自一人,也许是百无聊赖,也许是寂寞难耐。也许她真的为我担心,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这件事究竟有多严重?”她问。“严重盗窃罪最多可判十年。”我表情严肃地说。我喜欢被她牵挂。“但我不害怕。”“那只是一份文件,对吗?”“对,那不能算是盗窃。”当然是,但我心里不愿承认。“他们会吊销你的律师执照吗?”“会,如果盗窃罪名成立的话。执照自然会被吊销。”“太可怕了,迈克。那你怎么办呢?”“坦率地讲,我还没想过。那不会发生。”我说的完全是实话,我还没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也许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我目前无暇顾及。我们礼貌地询问对方家人的近况,我还记得她的哥哥詹姆斯,以及他的恶性肿瘤病。他正接受治疗,她的家人感到乐观。我谢谢她打电话来,而且互相承诺要保持联系。我把电话放在原处,盯着没了声音的电视屏幕,心中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想她。露比冲澡后穿上梅甘昨天给她的新衣,显得容光焕发。她住的旅馆房间在底层,房门正对停车场。她正等我。她走进阳光,紧紧地拥抱我。“我成功了!”她满面笑容地说,“二十四小时内我没吸毒!”我们再次拥抱。一对六十几岁的夫妇从邻近的房间走出,愕然地看着我们。天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我们返回市区,到“内奥米之家”去。梅甘和别的工作人员正等我们的消息。当露比宣布她成功后,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小小的欢呼。梅甘告诉过我第一个二十四小时最值得庆祝。今天是星期天,一个本地的牧师过来组织《圣经》学习。妇女们集中在大厅内唱圣歌,做祈祷。我和梅甘在花园里喝咖啡,计划着露比的下一个二十四小时。除了做祷告,露比还得经过两次大剂量的疗程。但我们并不十分乐观。梅甘生活在瘾君子中间,她知道只要露比一回到街头肯定会故态复萌,她见得太多了。让露比再多住几天汽车旅馆,我还能付得起账,而且我也愿意付这笔钱。但我下午四点要动身去芝加哥,去找赫克托,也不知道会在那儿呆多久。露比喜欢汽车旅馆,她表现出一副依依不舍的神情。我们决定一次只考虑一天的安排。梅甘开车送露比去那个郊区旅馆,由我付账,让她在那儿过夜,星期一早晨梅甘再把她接回,然后我们再考虑下一步做什么。与此同时,梅甘要承担劝说露比离开街头的任务。她的第一站是戒毒中心,第二站是妇女临时避难所,她要在那儿呆六个月,系统接受生活指导,技能培训和康复治疗。“二十四小时只是一大步,”梅甘道,“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匆匆告辞了。她邀我回来共进午餐,就在她的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要讨论重要的事情。她的眼睛暴露了一切,在她火辣辣的目光逼视之下,我只得应允。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总是坐头等舱,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住四星级宾馆,吃在豪华餐馆,在乘车上更挑剔、更讲究,非林肯不坐。所有的出差费用都摊在客户头上。既然客户享受了世界上最好的法律服务,他们对这种要求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在去芝加哥的航班上,我选择了经济舱,临登机前才订好座,因此座位在令人不快的中间座位。靠窗的位子被一个膝盖有篮球那么大的魁梧的男人占了,靠中间过道的是一名十八九岁的浑身散发着气味的年轻人,一头漆黑的头发理成印第安人的发式,头上缀满了奇形怪状的黑色的皮革和闪亮的金属片。我缩着身子,闭着眼睛度过了两个小时,也不去想那些坐头等舱的不可一世的家伙们。以前我也享受过那样的待遇。这次出行直接违反了我的保释协议——如果没得到大法官的允许,我不能离开华盛顿。但我和莫迪凯都认为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违反,只要我返回就不会有不良后果。在欧海尔机场,我叫了一辆计程车。我让车驶向闹市区的一家廉价旅馆。索菲亚没能找到帕尔马一家的新住址。如果我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分部找不到赫克托,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芝加哥分部拥有一百零六名律师,在规模上仅次于华盛顿和纽约。房地产部尤其庞大,总共有十八名律师,比华盛顿分部还多。我猜这就是把赫克托送到芝加哥的原因——容易安插。这里有足够的工作要做。我依稀记得在我工作后不久德雷克和斯威尼就兼并了芝加哥一家颇为兴旺的房地产公司。星期一早晨七点刚过,我来到了“联合生命大厦”。天空灰蒙蒙、阴沉沉的,从密执安湖面上吹来了一阵刺骨的寒风。这是我第三次来芝加哥,前两次的天气也是如此阴冷。我要了咖啡和报纸,用报纸遮脸,我在一楼大厅的角落里找了一张桌子,那里是绝佳的观察点,自动扶梯可以把人送到二楼、三楼,在那里有许多部电梯再把人送到高层。七点三十分,一楼大厅里挤满了忙碌的人们。八点钟,我喝完了第三杯咖啡,振作精神,随时期待着那个人的出现。自动扶梯上装满了上百名的经理、律师、秘书,所有的人都裹在厚厚的大衣中,外表极其相似。八点二十分,赫克托-帕尔马从大厦的南边走进大厅,和其他的上班族一样行色匆匆。他用手梳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径直走向扶梯。我尽量装做不经意的样子,走向另一部扶梯,放慢自己上楼的脚步。我瞥见他拐过墙角,在等电梯。绝对没错,是他,我决定不再心存侥幸。我的猜想没错,他是连夜从华盛顿转移到芝加哥的,在这里他易于监视,用更多的钱收买他,如果必要,再威胁威胁他。我知道他办公的地点,也知道接下来的八到十个小时内他不会离开,在二楼大厅,湖面的美景一览无余,我给梅甘打了电话。露比又成功地度过一夜,现在她已挨过了四十八小时了,还要继续观察。我也给莫迪凯打了一个电话,向他报告了我的发现。根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手册,芝加哥分部房地产部有三个合伙人。大厅中的大厦指南上列出了他们的名字,全都在第五十一层,我随意挑了一个:迪克-海勒。九点钟,我乘电梯来到第五十一层,走下电梯看到了熟悉的场景——大理石铺地、金字招牌、胡桃木家具、嵌入式的灯具、精致的地毯。我从容地走向迎宾台,目光四处搜寻着洗手间,可惜没发现。她戴着耳机正在接电话,我锁紧眉头,装出一副痛苦万状的样子。“先生?”在接电话的间隙她面带笑容地招呼我。我咬紧牙关,深吸一口气道:“我约了迪克-海勒九点钟见面,但我好像病了,可能我吃的东西有问题,我能用一下洗手间吗?”我捂住腹部,合拢双膝,我的样子使她相信我快吐出来了。笑容消失了。她猛地跳起来,指向一边:“就在那边,转过墙角,向右。”我已经挪动双脚,弯下腰来,好像随时都会吐出来,“谢谢。”我挤出两个字来。“你要帮忙吗?”她问。我摇摇头,痛苦得说不出话来。转过墙角,我低头进了男厕所,把自己锁进小隔间,在那里等着。看情形她的电话很多,她不会有空想到我。我穿得就像大公司的律师,外表不会露出破绽,十分钟后,我走出男厕所,离开迎宾台沿着大厅向前走去,在第一个空桌子上我随手从叠好的文件中抓了几张,边左边在上面胡乱地与着,装出一副有要事要办的样子,我的目光投向四面八方——门上的名字,办公桌上的名字,忙得抬不起头来的秘书,长着灰白头发只穿衬衫的律师,虚掩着门的正在打电话的年轻律师,敲键盘记下口授内容的打字员。这一切是如此的熟悉!赫克托有一间小小的单独办公室,四处看不到他的名字。我从半掩着的门看到他,抢身而入,“砰”的一声关上门。他吃了一惊,几乎要跳起来,举起双手,好像有人拿枪对着他。“怎么回事?”他叫道。“你好,赫克托。”没有枪,没有突袭,只有一段糟糕的回忆。他把双手放到办公桌上,竟然笑了,“怎么回事?”他又问道。“在芝加哥过得怎样?”我问,一屁股坐到办公桌上。“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狐疑地问道。“我应该问你这个问题的。”“我来工作。”他说着搔了搔头皮。在离地向五百英尺的高处,被塞进一个没有标记没有窗户的小房间,被那么多大人物隔离开来,他还是被他唯一不想见的人找到了。“你是怎样找到我的?”他问。“这很容易,赫克托,我现在是一名贫民律师,既老练又聪明。你再躲一次,我还能找到你。”“我不想再躲了。”他移开目光。这不仅仅对我一人有好处。“我们明天就要起诉。”我说,“被告是河橡公司、TAG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你无处藏身。”“谁是原告?”“朗蒂-伯顿和她的家人。随后,我们会找到其他的被驱逐户,把他们追加为原告。”他闭起双眼,使劲地压着自己的鼻梁。“你还记得朗蒂吧?她是那个与警察冲突的年轻母亲,当时你正执行公司的命令。你看到了一切,你也知道那样做是违法的,因为你知道真相。你知道她付房租给甘特利。你把这一切都写进了备忘录,就是一月二十七日的那份。你把备忘录按顺序归档,你办妥了这一切,你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知道布雷登-钱斯会瞅准机会把它抽走,他确实这么干了。这就是我到这里来的原因,赫克托。我想要一份备忘录的复印件。那份文件的其余部分我都有,它即将被公开。现在我要那份备忘录。”“你怎么会认为我有呢?”“你要是不留一份才怪呢,你知道钱斯会抽走原件,以掩盖他的过失。现在他就要暴露了,别与他一起完蛋。”“那么我到哪里去呢?”“哪儿都去不了,”我说,“你无处可去。”他知道这个结果。既然他知道真相,他必须在某个时间以某种方式作证,他的证词会毁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还有他自己。整个事件的发展会不出我和莫迪凯所料,我们手中已有几名证人。“如果你给我备忘录,”我说,“我不会说出它的来源,我也不会让你出庭作证除非迫不得已。”他摇摇头,“我可以不讲真话。”他说。“你当然可以那样,但你不会,因为你会因此而被捕,你的备忘录先归了档,然后才被抽出,这一点很容易证明。你不能否认你写过备忘录,我们会找到被你赶出的人,让他们作证,他们会在全由黑人组成的陪审团前澄清事实。而且我们已经和一月二十七日陪你去执行任务的那名保镖谈过。”每一句话部像一记重拳正中他的下巴,赫克托堕入彀中而不自知。事实上,我们并未找到那名保镖,文件中也没提及他的名字。“别想说假话了,”我劝道,“那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赫克托本是个至诚君子,毕竟是他暗中提供给我被驱逐者的名单,偷愉塞给我窃取文件的钥匙。他有灵魂和良心,躲在芝加哥,逃避过去也非他所愿。“钱斯告诉他们真相了吗?”我问。“不知道,”他答道,“不过我怀疑他没有。那样做需要勇气,而钱斯是个懦夫……他们会解雇我。”“有这个可能,但你可以痛痛快快地告他们。我替你办妥这件事,我们会再次起诉他们,我不会收你一个子儿。”门上响起了敲门声,吓了我俩一大跳,我们的谈话及时地改变了话题。“请进。”他说,一名秘书进来了。“派克先生在等您。”她说着上下打量着我。“我马上来。”赫克托道,她慢慢退出,让门半开着。“我得离开了。”他说。“没有备忘录的复印件我不会走。”“中午在楼前的喷泉边等我。”“好的。”我通过大厅时向那位接待小姐眨了眨眼,“谢谢,”我说,“我现在好多了。”“别客气。”她答道。从喷泉沿林阴大道向西走,我们来到一家犹太熟食店,排队买三明治时,赫克托递给我一个信封,“我有四个孩子,”他说,“请保护我。”我接过信封正要开口,他后退,转身消失在人群中。我看见他挤出大门,从熟食店前经过,大衣领子竖起来罩着耳朵,几乎是跑着摆脱了我。我也顾不上吃午饭了。我步行通过四个街区,赶到宾馆,结账出门,把随身物品塞进一辆计程车,我压低身子在汽车后座上坐下,锁上车门,计程车司机昏昏欲睡,这世界上没人知道我此时身在何处。我打开了信封。备忘录的格式是典型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风格,在赫克托的电脑上打出,文件上有客户代号、文件号码,左下角用小号字体印着日期,日期是一月二十七日,由赫克托,帕尔马呈交给布雷登-钱斯,是有关河橡/TAG公司清理非法住户和佛罗里达街仓库财产的备忘录。那天赫克托在一名武装保镖的陪同下去仓库执行任务。保镖名叫杰夫-麦凯尔,洛克-克里克保安公司派出,他们上午九点十五分到达,中午十二点三十分离开。仓库共三层,赫克托注意到第一层有非法占住者,第二层无居住痕迹。在第三层,他看到了垃圾,旧衣服,还有几个月前火堆的残烬。在第一层的西端,他发现了十一间临时公寓,用胶合板和石板草草搭就,未经油漆,但明显系同一人在同一时间所建,建房者也想使房子错落有效。从外面看每间公寓的面积大致相等,赫克托无法进入。每扇门也相同,由一种轻型的中空的合成材料也许是塑料制成,门上装有球形把手和暗锁。浴室很脏,有人用过,最近一段时间内没人修过。赫克托遇到过一个自称叫赫尔曼的男人,赫尔曼无意交谈。赫克托问他公寓的租金,他什么也没说,只说他是擅自占住的,有穿制服的武装保镖在场,他不敢多说。在仓库的东端发现了十间同样结构的公寓。孩子的哭闹声把赫克托吸引到其中一扇门前,他让保镖退后,不要让人注意他。听到敲门,一名年轻的母亲前来开了门,她抱着一名婴儿,还有三个围在她腿边。赫克托告诉她他为一家法律公司工作,这座仓库已经易手,几天之内她就得搬离,她起初说自己是擅住的,但很快就破口大骂起来,这是她的公寓,她从一个名叫约翰尼的男人那里租下了它,他每月十五号左右来收一百美元,没有任何收据,她不知道谁拥有这座仓库,约翰尼是唯一的联络人。她已经住了三个月了,离开这个地方就无处可去,她在一家杂货店里工作,每周二十个小时。赫克托让她收拾收拾准备搬家,仓库十天内就会被夷为平地。她悲愤欲狂。赫克托进一步用言语激她,问她有没有付房租的证据。她从床下找出钱包,递给他一张纸条,那是一张杂货店收银台的清单,清单背后有一行潦草的字迹:今收到朗蒂-伯顿一百美元房租,一月十五号。备忘录的正文有两页,但附了一张几乎不可读的收据。那是赫克托从她那儿拿来的,复印后将原件附在备忘录后。虽然字迹潦草,拼写有错误,复印效果不佳,但这张收据足以作为证据。我一定是忘乎所以,弄出了一些声音,以至于司机扭头在后视镜中观察我,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份备忘录十分清楚地记录了赫克托的所见所闻。文件中没有结论,也没有对他上司的提醒,他当时一定这么想:前面就是火坑,看你们会不会往里跳。他只是一个职位低微的律师帮办,无权建议或提出自己的主张,更无权阻止一桩交易。在欧海尔机场,我把备忘录通过传真发给莫迪凯,如果飞机失事,或者我受到袭击,或者文件被窃,我想在十四街律师事务所保留一份——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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