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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律师,格里森姆

第二天上午我在耶稣会为无家可归者进行法律咨询,这时我的技巧与已经在这行干了多年的律师不相上下,十一点一刻,我终于忍不住了,打电话问索菲亚有没有莫迪凯的消息,她说没有。我们期待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会谈长一些,我一直希望他也许会打个电话来,说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通常我睡得很少,尽管缺乏睡眠与身体上的不适毫不相干。为会谈一事我焦躁不安;我洗了一个很长的热水澡,又喝光了一瓶酒,可心情还是没有好转。我的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我做咨询时,也不能收拢心神。当我的命运悬而未决时,我怎能对食品券、房屋补贴、少年犯的父亲等问题感兴趣呢?午餐准备好了,我离开了那里,我的存在远远不如吃饭问题那么重要。我买了两只素馅的面包圈和一瓶水,开车在环城公路上兜了一个小时。我回到事务所,看见莫迪凯的车停在楼旁,他在办公室等我,我关上门。会谈的地点在阿瑟-雅各布斯的私人会议室,在大楼的第八层,一个我从未涉足过的禁区,莫迪凯受到了贵宾般的礼遇,接待人员飞快地接过了他的外套,咖啡的味道调得正好,新鲜的松饼随意取。他坐在桌子的一侧,对面坐着阿瑟、唐纳德-拉夫特、一名负责公司的过失保险索赔的律师和一名代表河橡公司的律师。蒂尔曼-甘特利也有律师,但没受到邀请。即使达成了协议,也没人指望甘特利出一个子儿。对方阵线中的唯一缺口是那名代表河橡公司的律师,但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两个公司的利益有冲突,莫迪凯说它们之间的分歧是显然的。阿瑟代表他那一方做了大部分的发言,莫迪凯很难相信他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有关事实不仅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对答如流;尽管超时工作,分析问题时思路异常清晰。首先双方同意这次会谈的一切内容不得泄漏;赔偿责任仅限于当天有效;任何建议在落纸成文并经双方签字之前不具法律效力。阿瑟开言道这件案子的被告,尤其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河橡公司,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对于公司的名誉损失和新闻界的猛烈抨击他们既恼火又束手无策。他对他心爱的公司所处的困境直言不讳,莫迪凯只是听着,在整个会谈过程中很少发言。阿瑟指出本案涉及诸多问题。他首先谈到了布雷登-钱斯,并透露说他被赶出了公司。他没有主动辞职,是被公司开除的。阿瑟坦言直陈钱斯的过错,他独立负责河橡的业务,知道TAG公司关闭仓库的方方面面,并督导了整个行动。当他同意执行驱逐计划时也许犯下了过错。“也许?”莫迪凯道。呃,好吧,不是也许,钱斯批准执行那样的计划大失专业水准;他窜改了文件;他试图掩盖他的所作所为;他显然对他们撒了谎。阿瑟说这些话时没有丝毫不安。在人质事件发生后如果钱斯说出真相,公司就能避免这场官司,也不会受到潮水般的舆论攻击。钱斯使他们处境相当尴尬,他已成为过去。“他是怎样窜改文件的?”莫迪凯问。对方想知道莫迪凯是否已经看过文件,那该死的文件现在究竟在哪里?他不答。阿瑟解释说钱斯抽掉了一些文件。“你们见过赫克托-帕尔马一月二十七日的备忘录吗?”莫迪凯话声刚落,他们就警觉起来。“没有。”阿瑟回答道。这么说钱斯实际上把备忘录也抽了出来,连同朗蒂的房租收据,一起扔进了碎纸机。莫迪凯郑重其事、得意万分地从公文包中取出几份备忘录和收据的复印件,恩赐一般地扔向对面,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的律师们一把抓起。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他们把备忘录看了一遍又一遍,逐字逐句,希望发现其中的漏洞,妄想断章取义,死抠字眼,做出有利己方的解释,可是一无所获。赫克托行文非常清楚,叙述无懈可击。“我能请教一下这份文件从何而来?”阿瑟礼貌地问。“这并不重要,至少目前如此。”很显然,他们一直非常在意这份备忘录。钱斯临走时肯定描述过它的内容,原件已被销毁。但是万一留下了副本,该怎么办?他们手捧着备忘录,简直不敢相信。但是他们是老练的律师,所以很快恢复了常态。他们把文件抛在一边,好像有把握来处理这件事。“我想这把我们带到了失窃的卷宗的问题上。”阿瑟说,急于扭转劣势。他们有一个目击证人,在我取走文件的那天夜里看见我逗留在钱斯的办公室旁;他们有指纹;他们在我的办公桌上发现了那份包着钥匙的神秘的文件;我曾向钱斯要过有关河橡和TAG公司的文件,我有作案动机。“但是无人可以作证,”莫迪凯道,“这些全是间接证据。”“你知道那份文件现在何处?”阿瑟问道。“不知道。”“我们不想让迈克尔-布罗克蹲监狱。”“那你们为什么坚持要以刑事罪起诉他呢?”“一切都在桌面上明摆着,格林先生。如果就此案达成了协议,我们当然会罢手。”“太妙了,你的建议是?”拉夫特递过来一份十页的调查概要,附有五颜六色的图表。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在非法致死案中儿童和年轻的文盲母亲值不了多少钱。这是典型的大公司的办事作风,细致、全面。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幕僚们花费了无数的时间调查全国范围内的侵权赔偿案的最新行情。最近一年的行情,最近五年的行情,最近十年的行情,各个地区、各个州、各个城市的行情,学龄前儿童的死亡陪审团会判多少?没多少。全国平均数是五万五千美元,在南部和中西部要低得多,在加州和大城市略高些。学龄前儿童不工作,没有收入,法院一般不允许预测他们将来能挣多少钱。对朗蒂工资损失的估计相当公允。考虑到她的工作时断时续,他们做出了一些颇有分量的假设。她今年二十二岁,有朝一日会很快找到一份全职工作,拿最低工资,这是一个慷慨的假设,但是拉夫特也愿意承认。她要戒酒戒毒,就业期间不得怀孕,又一个好心的假设。她边就业边接受培训,然后换个工作,薪水是原来的两倍,保持这份工作直到六十五岁。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把她一生的收入折合成现在的美元,拉夫特得出的数字是五十七万美元。没有外伤也没有烧伤,没有任何痛苦,他们在梦乡中死去。为了了结这场官司,洗刷公司的名声,公司慷慨地补偿每个孩子五万美元,再加上朗蒂的工资损失,赔偿总额为七十七万美元。“这个数字不够,”莫迪凯道,“单为一个孩子我就能从陪审团那儿拿到这个数。”他们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他接着几乎对拉夫特精心准备的摘要中的每一点都提出了异议。他不管达拉斯或西雅图的陪审团是怎样判决的,也不管其可比性,他对奥马哈的法律程序也不感兴趣,他只知道怎样与华盛顿的陪审团打交道,这才是事情的关键。如果他们以为只花这点钱就能过关,那他该走了。拉夫特在找莫迪凯话中的漏洞时,阿瑟重申了自己的立场。“这事好商量,”他忙不迭地说,“这事好商量。”他们的调查摘要中有意避开了惩罚性损害赔偿,莫迪凯指明了这点。“一个富有公司的富有律师故意纵容非法的疏散行为,而这么做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我的当事人被抛向街头,活活冻死,坦白说,先生们,这个案子难道不应科以惩罚性赔款吗?这里是华盛顿。”“这里是华盛顿”只意味着一件事:黑人陪审团。“我们可以商量,”阿瑟重复道,“你预想中的数字是多少?”我们曾讨论过第一次的开价数,在诉状中我们索赔一千万,这个数字不是天价,否则的话赔偿额会高达四千万或五千万甚至一个亿。“每人一百万。”莫迪凯道。他的话重重落在红木桌面上。坐在另一侧的人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但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五百万?”拉夫特问,声音几不可闻。“五百万,”莫迪凯大声道,“每个受害者一百万。”四个人突然意识到手中拿着记事簿,每人都写下几行字。过了一会儿,阿瑟重新分辩说我们的索赔理由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天气的影响——暴风雪——是造成死亡的部分原因,随后是关于天气的一通长篇大论,莫迪凯打住话头道:“陪审团成员知道二月份还下雪,二月份仍很冷,二月份有暴风雪。”在整个会谈中,只要他一提起陪审团,对方总有短暂的沉默。“他们对庭审怕得要命。”他告诉我。他对他们说,我们索赔的理由经得起他们的反驳。不管是出于蓄意而为,还是由于严重的疏忽,驱逐住户的行为终归发生了。我们的当事人被迫在二月里流落街头,无处藏身,这是可以预见的后果。他可以向任何地方的陪审团陈述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但对华盛顿的正直的公民来说就更有说服力了。在索赔上没占到上风,阿瑟转而打出了他们的王牌——我。具体说来就是我从钱斯的办公室窃取文件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是明知故犯。他们的立场很强硬,他们愿意庭外和解,可对我的不道德行为却绝不放过。“他们要怎样?”我问。“吊销执照两年。”莫迪凯沉重地说。我说不出话来。整整两年,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对他们说他们疯了,”他说,可是语气不如我期待的那样强硬,“绝对办不到。”我还是无言以对,只是心里不断重复着:两年,两年。他们在赔偿金额上又交锋了几次,但分歧太大,事实上他们什么协议也没达成,只是同意尽快再举行会谈。莫迪凯最后交给他们一份即将起诉的马奎斯-迪斯诉状的复印件。诉状上列出了相同的三名被告,要求就他被非法驱逐出户赔偿微不足道的五万美金,莫迪凯向他们保证以后还有。我们的真实计划是每周起诉两件,直到所有的被驱逐人都得到赔偿。“你准备把这个透露给报纸吗?”拉夫特问。“为什么不?”莫迪凯道,“一经起诉它自然成为公共记录。”“不错,不过,我们已经受够了媒体的攻击。”“是你们先挑起事端的。”“什么?”“你们泄漏了迈克尔被捕的消息。”“我们没有。”“那么《邮报》上怎么会登出他的照片呢?”阿瑟一句话就让拉夫特闭上了嘴。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紧盯着墙一个小时才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来,公司愿意出一大笔钱来避免两件事:一是进一步的名誉损失;二是对簿公堂所引起的严重经济损失。如果我交出文件,他们就不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一切都会画上圆满的句号,只是公司要惩罚我解解心头之恨。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个仅是个叛徒,而且是整个事情的罪魁祸首。正是因为我才使他们深藏不露的丑事曝了光。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丢脸就足以让他们恨我,而要让他们与心爱的美元作别则点燃了他们复仇的火焰。我做这一切全凭内部情报,至少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显然不知道赫克托在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我偷走了文件,找到了我需要的全部证据,构想出这件诉讼。我是犹大,我理解他们,尽管不无遗憾——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德奥里奥的审判室在卡尔-莫尔特里大楼的二楼,与基斯勒法官的审判室相去不远。我的严重盗窃罪的案子在基斯勒法官那里待审,而且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大厅里充满了刑事辩护律师和那些经常在电视中或巴士站点可以看到的平淡无奇的普通人。律师和他们的当事人挤在一起,那些人看上去几乎都犯了某种罪,我简直难以相信我的名字会和那些人一同出现在待审名录上。我们什么时候到达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对莫迪凯来说似无此必要。我们不敢姗姗来迟,德奥里奥是相当守时的,但提前十分钟到达会让我受不了,唐纳德-拉夫特和阿瑟势必会对我指指戳戳,也许在开场前还会发些了无新意的议论。天知道他们还会带些什么人来,我可不想和蒂尔曼-甘特利共处一室,除非法官阁下已经到场。我要在陪审团席位上找个位子坐下,旁听整个过程,不想被打扰。我们在一点差两分时进入审判室。德奥里奥的助手在分发议程表。她把我们引向座位——我单独坐在陪审席上,对此感到满意;莫迪凯坐在与陪审席相邻的原告席上,我们的受托人威尔马-费伦早就到了,因为对即将讨论的问题没有任何补充意见,所以早已感到无聊。被告席上各方的位置安排很策略。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聚在一端;蒂尔曼-甘特利和两名律师在另一端;居中作为缓冲的是河橡公司的两名法人模样的人和三名律师,议程表中还列出了所有出席人的名单,被告方共有十三人。我原以为,甘特利干过拉皮条的勾当,必定戴着戒指和耳环,穿着俗艳的衣服,谁知道不是这样。他身着漂亮的藏青色西装,穿得比他的律师好,正在看文件,对周围的人视若无睹。我看见了阿瑟、拉夫特、内森-马拉穆德,还有巴利-纳佐,我打定了主意不为一切所动,但还是没想到见到巴利,公司派出了三名与我一同被动持的人质是在传递一条微妙的信息——被那位“先生”恐吓过的其他律师每个人都没留下精神创伤——我究竟怎么啦?为什么我在紧要关头就靠不住?他们中的第五人名叫L-詹姆斯-苏布,是来自保险公司的一名律师。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重金投保了过失险,但我怀疑投保范围是否适用。投保政策排除了故意行为,如律师帮办或公司股东的盗窃行为,或者蓄意违反某个行为规则的举动,公司律师的疏忽造成的损失在投保范围之内,蓄意造成的过失则不然,布雷登-钱斯不只是忽略了某条法规,或某则法律条文,或某条定规,他是在明知仓库占住者是事实上的租住户的情况下知法犯法,强行驱散了他们。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与它的过失行为者之间暗地里必然有一场狗咬狗的争斗。让他们斗去吧。德奥里奥法官于一点钟准时从里间出现了,在法官席上就座。“下午好。”他坐下时粗声说。他身穿法官袍,使我感到有点不伦不类,这不是正式的出庭,只是非正式的调解会。他调好麦克风的音量,开口道:“伯迪克先生,请把门锁上。”伯迪克先生是穿制服的法庭保安员,在门背后警戒。观众席上空无一人,这是一个非常秘密的会议。书记员开始记录。“我的助手告诉我各方及他们的律师均已到场,”他说,瞥了我一眼,好像我是又一个受审的强xx犯,“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调解本案。经过昨天与各方代理律师的多轮磋商,我认为在这个时间召开这样的会议也许不无益处。我从未在提出申诉后这么短的时间内主持调解会议,但既然各方均无异议,花这个时间还是值得的。首先是保密的问题,今天的会谈内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透露给新闻界,明白吗?”他看看莫迪凯,再把目光移向我。被告席上的所有人都扭头对我们怒目而视。我想站起来提醒他们是他们先把消息透露给新闻界的,我们确实是施以重拳,但是是他们打出了第一拳。法庭助理递给每人一份两段文字的秘密协议,每一份中都夹着分发对象的姓名,我签名后交还她。律师在紧张状态下读不完两段文字,也不能迅速做出决定。“有什么问题吗?”德奥里奥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那帮人。他们在找协议中的破绽。我们在这方面训练有素。他们签了名,交给了法庭助理。“我们根据议程表的安排来进行,”法官道,“第一条是陈述索赔的事实和理由,格林先生,你提请了诉讼,请你讲一讲,给你五分钟的时间。”莫迪凯站起来,没拿任何书面的东西,双手深插在口袋里,态度很从容。两分钟内他清楚地陈述了我们的案子,然后坐下。德奥里奥欣赏他的简洁。阿瑟代表被告方发言。他不得不承认了相关事实,但对索赔提出了异议,他连篇累牍地谴责了“反常的”暴风雪,它笼罩了全城,给每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不便。他还认为朗蒂-伯顿举措失当。“她有许多地方可去,”阿瑟道,“许多紧急避难所都开放了。前一天夜里她和许多人一起呆在一座教堂的地下室里,她为什么要离开?我不知道,但没有人逼她那么做,至少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逼迫她的人。她的外祖母在东北区有座公寓。难道她不该承担某些责任吗?难道她不该想办法保护她的孩子吗?”这是阿瑟唯一的机会诋毁一位死去的母亲。大约一年后,陪审团的席位上会坐满与我肤色不同的人,不论是阿瑟,还是任何一位头脑正常的律师,都不会持这样的看法:朗蒂-伯顿要对她孩子的死负哪怕是部分的责任。“那她为何要开始流落街头呢?”德奥里奥厉声问。我忍不住要笑。阿瑟并未气馁:“考虑到本次会谈的目的,法官大人,我们愿意承认疏散是非法的。”“谢谢。”“别客气。我们的意思是那位母亲应承担部分责任。”“多少?”“至少百分之五十。”“那太高了。”“我们不这样认为,法官大人,也许是我们使她流落街头,但悲剧发生前有一周多的时间。”“格林先生?”莫迪凯站起身来,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好像阿瑟是个刚入学的法学大学生,对法学基本原理还不甚了了。“这些人不能立即找到住处,雅各布斯先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为无家可归者的原因,你承认是你使他们流落街头,而他们正是在那里死去的。我很愿意与陪审团来谈这件事。”阿瑟的双肩耷拉下去,拉夫特、马拉穆德和巴利听着每一个字,一想起莫迪凯-格林在法庭内对一个黑人陪审团侃侃而谈的情景,表情就变得极不自然。“赔偿责任是显而易见的,雅各布斯先生,”德奥里奥道,“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将这位母亲的疏忽对陪审团说,尽管我不赞成这么做。”莫迪凯和阿瑟坐下了。如果开庭审判时我们证明了被告方负有赔偿责任,那么陪审团会考虑赔偿数额的问题。这是议程表上的第二项。拉夫特拿出了那份关于陪审团裁定的赔偿额的最新行情的调查报告,想以此蒙混过关。他谈起了在现今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下死去的儿童价值几何,但当他说起朗蒂的就业史和她一生损失的工资总额时就变得琐碎而乏味。他最后得出了同样的数目:七十七万美元,这也是他们前一天的报价,他认为这个数字不可能再高了。“这不是你们的最终报价,对吗,拉夫特先生?”德奥里奥问,语气中似有所待,他当然不希望这是他们的最终赔付额。“是,大人。”拉夫特答道。“格林先生。”莫迪凯重新站起来:“我们拒绝这个提议,阁下,那些先例说明不了什么,我只关心我能从陪审团那里得到的数额。那将比他们的报价高得多,我这么说并没有不尊重拉夫特先生的意思。”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怀疑他的话。他驳斥了他们那种认为一名死亡的儿童只值五万美元的观点,他强烈地暗示道如此低的估价出于一种歧视,一种对不幸生为黑人的无家可归的儿童的歧视,甘特利是被告席上唯一没有感到局促不安的人。“你有个儿子在圣阿尔班上学,拉夫特先生。你愿意用五万块钱换他的性命吗?”拉夫特的鼻尖离标准拍纸簿只有三英寸的距离。“我能使陪审团相信这些儿童每人至少值一百万,他们和在弗吉尼亚、马里兰上预备学校的孩子没什么两样。”这是很厉害的一招,一下子击中了他们的要害,人人都清楚他们的孩子在什么样的学校就读。拉夫特的调查摘要略去了受害者临终前所受的苦楚。这样做的理由虽然没有明说,但很明显。他们平静地死去,吸着无味的一氧化碳直至飘然升上天国,没有烧伤和外伤,也没有流血。拉夫特为他的省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莫迪凯对朗蒂和她的四个孩子的最后几小时做了一番详细的描绘;对食物和温暖的寻找,漫天大雪和刺骨的寒冷,对冻僵的恐惧,母子抱成一团绝望的挣扎,对葬身于暴风雪的极度恐慌,栖身于一辆格格作响的破车内,汽车的马达转动着,眼看着燃油渐渐耗尽。这绝对是一番活灵活现的描述,一个天才的说书人的即兴表演,作为唯一的陪审员,我说不定早给他开了一张空白支票。“不要跟我谈什么痛苦与煎熬。”他对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咆哮道,“你们根本不了解它的含义。”他说起朗蒂就好像她是他多年的老相识。一个孩子刚生下就断绝了全部的希望,是谁造成了这些可以预见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一个深爱她孩子的母亲正竭尽全力地想爬出贫穷的深渊。她直面自己的过去和吸毒的陋刁,正努力戒断毒瘾。这时,被告将她一脚踢回街头。他的声调抑扬顿挫,义愤时声调高亢,愧疚时声音低沉。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每一句话都击中了要害。他给他们下了一剂猛药,让他们事先领教一下他在陪审团前的风采。阿瑟负责签发支票,口袋里的支票簿一定已把衣袋烧出了个洞。莫迪凯最后使出了撒手锏,他大谈特谈惩罚性损害赔偿的作用——惩戒作恶者,以儆效尤,防止他们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反复抨击了被告所犯下的罪行,富人对穷人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他们只是一帮占住者,”他的声音在室内回荡,“把他们扔出去!”贪婪使他们无视法律的存在,合法的遣散至少需要三十天,那样与邮政总局的交易肯定吹了。三十天过后大雪必定过去了,街头也会变得安全些。这是一件绝对应科以罚款的案子,他深信陪审团会赞同他的观点,我当然也赞同,此时此刻,无论是阿瑟,还是拉夫特,还是坐在被告席上的其他律师,全都怕了莫迪凯-格林。“我们索赔五百万了结此事,”他给自己的发育画上句号,“一分也不能少。”接着出现了短暂的冷场,德奥里奥做了些记录,回到议程上来。下面讨论被窃文件一事。“文件在你手上吗?”他问我。“是的,大人。”“你愿意交出吗?”“愿意。”莫迪凯打开他的破旧的公文包,取出文件,交给了那名助理,她转呈法官。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逐页翻看,足足有十分钟。我感到拉夫特瞪了我几眼,但谁又在乎呢?他和其余的人急于拿回文件。看完文件,法官言道:“失窃的文件已经追回,雅各布斯先生。现在我们手边有一件待决的刑事案,我已经跟基斯勒法官谈过此事。你意下如何?”“大人,如果我们能就其它问题达成协议,我们将不再坚持起诉。”“我想你不会有反对意见,布罗克先生?”德奥里奥道。见鬼!我怎会有反对意见?“是,大人。”“继续进行,下一项是关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对迈克尔-布罗克违反职业道德的申诉,雅各布斯先生,你愿意就此事发表看法吗?”“当然,法官大人。”阿瑟“噌”地一下站起来,对我的不道德的行为做了一番谴责,他的口气不算不严厉,发言也不算太长,但似乎并无喜悦之情,阿瑟是律师之律师,律师界的元老。他对律师应遵守的职业道德不仅言传而且身教。他和公司永远不会原谅我的所作所为,但我毕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正如布雷登-钱斯的行为已经使整个公司蒙羞,我的操守失当也同样如此。他最后强调说我必须为我的盗窃行为而受惩罚。这是对公司的客户——河橡公司的利益的严重侵害。我不是一名罪犯,他们也不难放弃刑事起诉;但我是一名律师,而且还很出色,他承认道。既然如此我就该承担责任。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撤回对我的违反职业道德的申诉。他的论证理由充分,很有说服力,连我也不得不信服,河橡公司的人看上去态度尤其强硬。“布罗克先生,”德奥里奥说,“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本没准备发言,但并不害怕站起来说出我的感受,我直视着阿瑟的眼睛道:“雅各布斯先生,我过去一直很尊敬你,现在依然如此,我没有什么要辩解的,我拿走文件不对,我为这件事后悔过一千次。我知道真相被掩盖了,我想找到有关它的情报,但这不成其为理由,我向你、公司的律师、还有你的客户河橡公司道歉。”我坐下来,不敢看他们。莫迪凯后来告诉我,我的谦恭态度使室内的气氛大为缓和。德奥里奥随即做了一件大好事,他宣布讨论下一个问题,即尚未提出的诉讼。我们先打算替马奎斯-迪斯与凯尔文-兰姆起诉,直到我们能找到的其他所有的被驱逐人都轮遍。德文-哈迪和朗蒂已经死了,所以还剩下十五名可能的原告。莫迪凯已经首肯了这种做法,并通知了法官。“如果你承认了赔偿责任,雅各布斯先生,”尊敬的法官道,“那么你必须报一个赔偿额,你愿意为另外十五人出多少?”阿瑟与拉夫特和马拉穆德低声商量了一下,道:“呃,法官大人,我们估计这些人居无定所已有一个月左右。如果给他们每人五千美元,他们可以找个新住处,说不定比原先的住处要好得多。”“这个数字少了,”德奥里奥道,“格林先生。”“太少了,”莫迪凯附和道,“同样,我从陪审团的角度考虑问题。相同的被告,相同的过失行为,相同的陪审团,我能轻轻松松地为每个人争取到五万美元。”“你想要多少?”法官问。“两万五千美元。”“我认为你该付这笔钱,”德奥里奥对阿瑟道,“要价不无道理。”“十五个人每人两万五?”阿瑟问,他的镇定自若的风度在双面夹击下荡然无存。“你说得对。”紧接着,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四名律师各执一词,私下争执起来。很显然,他们不与另外两名被告的律师商量,公司将单独掏钱了结此事。甘特利似乎全然无动于衷,他的钱没有危险。河橡公司也许事先威胁过,如果调解不成,它要自己起诉。“我们愿意付两万五千。”阿瑟平静地宣布道。三十七万五千美元流出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腰包。万事开头难。德奥里奥知道他可以逼他们接受小额的赔款。钱一旦开始哗哗向外流,就不会轻易止住,直到满足我们的要求为止。去年一年,在支付了我的薪水和福利费以后,再从我的本营业额中拿出三分之一与日常开支相抵,公司从我身上赚了大约四十万美元,而我只是八百分之一。“先生们,我们现在落实到两个问题上,第一个是关于钱的问题,究竟赔偿多少钱才能了结此案?第二个是关于布罗克先生的纪律处分问题。表面上看这两个问题互为条件。会谈至此,我想私下里跟双方谈谈,先从原告方开始,格林先生和布罗克先生,请到我的私人办公室来。”法庭助理带我们走向观众席后的过道,走进一个用橡木板贴墙的美轮美奂的办公室。法官阁下脱下长袍,叫秘书上茶。他问我们要不要,被我们谢绝了,法庭助理关上门,留下我俩与德奥里奥共处一室。“事情有进展,”他说,“我得告诉你,布罗克先生,关于你违反职业道德的申诉是个问题,你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吗?”“我想是的。”他把指关节掰得叭叭作响,开始在室内来回踱步,“华盛顿曾经有位律师,那是在七八年以前,耍过同样的花招。他从一个公司辞职后,带走了一些披露材料,这些材料最后神秘地到了另一家公司的手上,而恰恰是这家公司给了他一份好工作。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马科夫,布雷德-马科夫。”我说。“对了。他后来怎样了?”“停业两年。”“这正是他们所要求的。”“不行,大人,”莫迪凯道,“要我们同意吊销执照两年绝对不行。”“那你们同意多长时间?”“最多六个月,不可以讨价还价。大人,您瞧,这些家伙怕得要死,您是知道的。是他们害怕而不是我们,为什么要我们让步呢?我宁愿面对陪审团。”“不会到那个地步。”法官走近我,盯着我的眼睛。“你同意停业半年?”他问。“是,”我答道,“但他们须付清赔款。”“多少?”他问莫迪凯。“五百万。我从陪审团那儿能得到更多。”德奥里奥走向窗户,陷入深思,双手摸着下颌。“从陪审团那里是能得到五百万。”他背对着我们说。“我能得到二千万。”莫迪凯道。“谁将得到这笔钱?”法官问道。“那将是一场噩梦。”莫迪凯承认道。“律师费有多少?”“百分之二十,其中一半归纽约的一家信托行所有。”法官猛然转过身来,再次开始踱步,双手紧扣在脑后,“六个月轻了点儿。”他说。“这就是我们的条件。”莫迪凯坚持道。“好吧,让我跟对方谈谈。”我们与德奥里奥的秘密会谈持续了十五分钟不到,而对方那帮坏家伙则占用了一个小时。当然,他们是赔钱的一方。在大楼忙碌的大厅内,我们坐在长凳上喝可乐,默默地注视着无数的律师匆忙的身影,他们在追逐客户的同时也在追求正义。我们在大厅里走着,看着那些惊慌失措的人,他们因为种种非法行径即将出庭受审。莫迪凯和几名相熟的律师讲了几句,我一个都不认识。大公司的律师不到高级法院来。法庭助理找到我们,领我们回到审判室,大家各就各位,事情没有转机,德奥里奥深感焦虑。阿瑟和他的同伴看上去筋疲力尽。我们坐下来等法官发话。“格林先生,”他开言道,“我见过了被告方的律师。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三百万美元,布罗克先生停业一年。”莫迪凯刚一落座就弹了起来,“那么我们是在浪费时问。”他说完抓起公文包,我站起来紧随其后。“请准许我们离开,法官大人,”他说,“我们有更好的选择。”我们走向观众席的中间过道。“你们可以走了。”法官非常沮丧地说。我们匆匆离开了审判室——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邮报》上登了两篇报道,都在显著位置,且配有照片。第一篇是昨天预报过的——关于朗蒂-伯顿悲惨生活的长篇报道。她的外祖母是消息的主要来源,虽然那位记者还联系了伯顿的两个姨妈,一名前雇主,一名社会工作者,她以前的老师,在狱中服刑的她的母亲和两个弟弟。凭着强烈的进取心和雄厚的财力,《邮报》在搜集事实方面干得很出色,倒省去了我们亲自调查的麻烦。朗蒂的母亲生下她时才十六岁,她在三个孩子中排行第二。三个孩子都是非婚生,有着不同的父亲,她的母亲从未透露一点关于她父亲的口风,她在东北区的恶劣环境中长大,随着她的问题母亲到处流浪,偶尔也与她的外祖母和姨妈生活一段时问。她的母亲是几进“宫”的人物,而她自己在六年级时退了学,从那时起,她就注定了前景黯淡,与她做伴的是毒品,走马灯似的男朋友,流氓团伙,小偷小摸,以及街头的危险生活,她干过几份最低薪水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总是干不长。市警察局的档案反映了她的大部分经历:十四岁时因在商店行窃而被捕,经由少年法庭判决;三个月后因在公共场合酗酒再次受到指控,再次上少年法庭;十五岁时携带含酒精饮料,还是少年法庭;七个月后受到同样的指控;十六岁时因卖淫而被捕,按成人处理,虽判罪但未入狱;因严重盗窃罪被捕,从当铺中偷了一台便携式激光唱机,虽判罪但未入狱;十八岁时在特区总医院生下奥塔里欧,出生证上没有列出父亲的姓名;生下奥塔里欧两个月后因卖淫罪被捕,虽判罪但未入狱;二十岁时还是在特区总医院生下一对双胞胎,阿朗佐和丹特,仍然不知父亲是谁;接着是特米科,那个襁褓中的婴儿,是她二十一岁时所生。在这段悲惨的叙述中,迸出一星希望的火花。生下特米科以后,朗蒂踉跄走进“玛丽之家”,一个与“内奥米之家”相似的妇女日托中心。在那里她遇见了一个名叫内尔-卡瑟的社会工作者,卡瑟女士在报道中详述了她的看法。根据她的叙述,朗蒂临死前几个月开始决心摆脱街头,过干净的生活,她主动服用“玛丽之家”提供的避孕药;渴望戒断酒瘾毒瘾;她参加了中心的戒酒戒毒疗程,鼓起勇气与毒瘾抗争,虽然未能摆脱毒魔的纠缠;她很快提高了阅读技巧,幻想有一天能找个稳定的工作,供养她的小家。卡瑟女士最终为她找了一个工作,在一个大型食品店把农产品摆上货架,每周二十个小时,每小时四点七五美元,她在工作中从未出过差错。去年秋天的一天,她小声告诉内尔-卡瑟,说她找到了住的地方,但要卡瑟代她保密,卡瑟要去亲自查看,因为这是她的本职工作之一,但她拒绝了。朗蒂说那是不合法的;那是一间小小的带两个房间的公寓房,有屋顶,有装了锁的门,附近有一间浴室。她每月支付现金一百美元。我记下内尔-卡瑟的姓名,在“玛丽之家”工作。想到她站在证人席上,对陪审团讲述伯顿一家的故事时的情形,我不禁暗自笑了。朗蒂一想起会失去她的孩子就不寒而栗,因为这样的事常有。“玛丽之家”的绝大多数尤家可归的妇女都已经失去了她们的孩子,朗蒂这样的恐怖故事听得愈多,就愈坚定了她与孩子呆在一起的念头。她学习更用功了,甚至学会了操作电脑,而且有一次连续四天没碰毒品。忽然她被扫地出门,她的为数不多的随身物品和她的四个孩子被抛在街头,卡瑟女士第二天见到了她,她的情况是一团糟。孩子们又脏又饿;朗蒂喝得醉醺醺的。“玛丽之家”有一条规定,凡是明显喝醉了的或服用了毒品的人一律禁止入内,那里的负责人被迫请她走人,卡瑟女士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她;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直到她在报纸上看到她和四个孩子的惨死。我看这篇报道的时候想起了布雷登-钱斯。我希望他也在读它,在这样一个早晨,在他那弗吉尼亚郊区温馨怡人、陈设考究的家中,我敢肯定他在早上这个时候已经醒了,处在如此巨大压力下的人怎能睡着呢?我要让他受到良心的谴责,要让他明白正是由于他对别人的权利和尊严的践踏才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苦难,你坐在精致豪华的办公室里,布雷登,为你的滚滚财源而努力工作,为你有钱的客户准备一份又一份的文件,读着助手们呈上来的备忘录。你派他们去执行那项肮脏的任务。这个冷酷无情、阴险毒辣的疏散住户的决定正是你做出的,而你本应该阻止。他们只是些占住者,难道不是吗,布雷登?像牲口一样活着的卑贱的流落街头的黑人,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没有租契,没有文件,因此没有任何保障可言。把他们抛出去。对他们下手晚了会阻碍工程的进展。我想打电话到他家,让他连早晨的咖啡杯都端不稳,对他说:“现在感觉如何,布雷登?”第二则报道令人又惊又喜,至少从法律的角度看是这样,它同时又是个难题。朗蒂的一个前男友被发现了,是一个名叫基托-斯派斯的十九岁的街头阿飞。他的照片会吓坏每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基托有许多话要说,他自称是朗蒂后三个孩子的父亲,包括那对双胞胎和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三年来他断断续续地与她生活在一起,聚少离多。基托是典型的市中心贫民区的产物,无业,高中时辍学,有前科。他的可信度将一直受到怀疑。他曾与朗蒂及他俩的孩子住在那座仓库,只要一有钱就帮她付房租。去年圣诞节后,他们吵了架,后来他离开了,他眼下正与一个丈夫在狱中服刑的女人同居。他对疏散一事一无所知,尽管他感到那是非法的,当别人问他仓库中的情形时,他提出了足够的细节使我相信他确实曾在那里住过。他的描述与赫克托备忘录中所载相似。他不知道仓库为蒂尔曼-甘特利所有。一个名叫约翰尼的家伙收取房租,每个月十五号,一百美元。我和莫迪凯要尽快找到他,我们的证人名单越来越长,而斯派斯先生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基托对他的孩子的死和孩子母亲的死深感伤心。我曾留意观察葬礼,基托绝对没有参加。案子受到的舆论关注超出了我们当初的想象。我们只想要一千万美元的赔偿,这个可观的数字在报上登出后街上的人们议论纷纷。朗蒂曾和无数个男人发生过关系,基托是第一个未来的父亲,有这样一大笔钱等人招领,其他的父亲们会纷纷跳出来,痛陈他们的丧子之痛,大街上满是这样的候选人。这就是他的故事的负面效应。我们永远别指望与他交谈。我打电话给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找布雷登-钱斯,一个女秘书接了电话,我重复了一遍我的请求,“您是谁?”她问。我报了一个假名,声称要当他们公司的客户,是河橡公司的克莱顿-本德介绍来的。“钱斯先生不在。”她说。“那他什么时候在呢?”我不客气地问。“他度假去了。”“很好。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清楚。”她说。我挂断电话。度假要一个月,然后变成公休假,然后是请假外出,最后被逼得没办法只得承认钱斯已被解雇。我早就怀疑他不在公司了,这个电话证实了我的猜测。过去七年来公司就是我的生命,因此不难预测它的行动。它的狂妄自大不容许别人损害它的名誉。我们一递交诉状,我怀疑他们就从布雷登-钱斯那里得到了真相。是他自己主动坦白,还是他们刺探出来,这一点无关紧要。他从一开始就撒了谎,致使整个公司如今受到起诉。也许他向他们出示了赫克托备忘录的原件,连同朗蒂的房租收据;更有可能的是他早已毁了这些,被迫说出他所隐瞒的一切。公司——阿瑟-雅各布斯和董事会——最终得知了真相。疏散住户是不该发生的,代表河橡公司的钱斯应该用书面形式中止口头租房协议,并提前三十天通知租住户。三十天的延迟会妨碍邮政大楼的开工,至少对河橡公司来说是这样。而三十天的缓冲期将使朗蒂和其他房客安全度过冬季最寒冷的日子。钱斯被迫离开了公司,毫无疑问他的股份被高价买断。赫克托可能飞回总部做了简单的汇报,既然钱斯已走,赫克托可以说出真相以保全他的职位,他当然不会透露与我的接触。关起门来,董事会面对着事实,公司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曝光。拉夫特和他的律师小组设计了应对之策。他们会强烈反对伯顿一案援引德雷克和斯威公司尼的失窃文件。如果失窃的文件不能作为呈堂证供,那么这桩官司就不应受理,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一点完全成立。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实施他们的计划,报纸就介入了,许多证人被发现,他们能够证明受文件保护的同样的事实,我们能够在不考虑钱斯掩盖的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证实我们的指控。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一定乱成了一团,四百名咄咄逼人的律师决不甘心三缄其口,公司免不了要生内乱,把我换作他们,面临着公司其它部门引起的类似的丑闻,我也会挺身而出,搞它个水落石出,摆脱新闻界的纠缠。采取“鸵鸟政策”是行不通的,《邮报》的曝光只是正式审判的一个样板,而正式审判要等到一年以后。还有来自另外一方的压力,文件中没有表明河橡公司对占住者的了解程度。事实上钱斯和他的客户之间并无多少联系,表面上看来他只是执行指令,尽快办成此事。河橡公司施加压力,钱斯在前面冲锋陷阵。如果假设河橡公司不知道疏散是非法的,那它就有权控告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它雇公司为它干活,活儿弄成一团糟,而过错造成的损失却要由客户来承担,有三点五个亿做后盾,河橡公司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弥补过失。其它的大客户也会有意见,“究竟是怎么回事?”公司的每个股东都能听到这些大主顾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你死我活的商界里,其它公司的贪婪成性者工准备伺机而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和知名度,所有的大公司莫不如此。没有一个公司能承受加在我的前东家身上的打击。国会议员伯克霍尔德复原得很好。手术后的第二天,他在精心布置的场景中会见了新闻界,他们推着他的轮椅上了医院大厅内的临时演讲台,在他的漂亮的妻子的搀扶下他站起身来,并向前踏了一步,开始演讲,他凑巧也穿了一件鲜红颜色的山地人运动衫,脖子上缠着绷带,左臂上悬着吊带。他宣称自己仍然活着,而且状态良好,过不几天就要回国会山办公,并向印第安纳州的家乡父老们问好。在他感觉最好的时刻,他提起了街头犯罪和各个城市的治安状况日渐恶化的问题(他的家乡有八千名无家可归的人)。首都的状况如此之差简直是个耻辱。因为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他决定从现在起投入大量的精力整顿街头的秩序,他发现了一个新目标。他胡扯了一通要控制枪支的使用和建造更多的监狱。这次枪击事件一时间给华盛顿警方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清理街头,参众两院的议员们聒噪了一整天,抱怨华盛顿市区的不安全,结果傍晚时分又发动了一次大扫荡。国会山附近的每一个醉鬼、乞丐、无家可归者都被赶得更远,有些被逮捕,其他人则被装进囚车,像牲口一样被运到更远的居民生活区。晚上十一点四十分,警察赶到位于东北区罗得岛街与第四大街交界处的一座酒吧。吧主听到了几声枪响,当地的一个流浪者报告说看见一个人被击倒。在酒吧旁的一块空地上,碎石乱瓦堆的背后,警察发现了一具年轻的黑人男性的尸体。血还是热的,正从脑袋上的两个窟窿中汩汩而下。稍后发现死者是基托-斯派斯——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我们不知道朗蒂-伯顿的父亲是谁,也许这世界上压根儿就没人知道,她的母亲和弟弟又都在狱中。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做出一个巧妙的决定,绕过伯顿一家,为他们请一个财产管理人,让他充当我们的当事人。星期一早晨我在芝加哥时,莫迪凯去了特区家庭法院,请求法官指派一个临时受托人,充当朗蒂-伯顿和她孩子的遗产监护人。这是私下里的一种例行公事。那位法官与莫迪凯相熟。申请很快被批准了,这样我们有了新的当事人,她的名字叫威尔马-费伦,是一位社会工作者,莫迪凯与她相识,她在诉讼中所起作用有限,如果我们索赔成功,她只能分得一小部分。从经济角度看,科恩信托行管理不善,但对一个非赢利性的律师事务所来说它却有着巨大的约束力。伦纳德-科恩当过律师,明显对细节有着强烈的兴趣,我们事务所对非法造成的人身伤害或死亡科以人身意外罚款也不算逾规,虽然这种做法为信托行所不喜。罚款的最高限额不超过赔款的百分之二十,而标准的收费额是三分之一。按惯例刑事案的律师要收取百分之四十。在百分之二十的罚款中,律师事务所可以保留一半,剩下的百分之十归信托行所有,十四年来,莫迫凯曾接过两件这样的案子。第一件因为陪审团的原因而输了官司;第二件是替一个被公交车撞了的无家可归的女子打官司,以获得十万美元的赔偿而告终。他为事务所净赚一万美元,用这笔钱添置了电话和电脑。法官勉强同意了百分之二十的合同,我们准备起诉。篮球赛于七点三十五分开始——乔治顿对叙拉库斯,莫迪凯好不容易才搞到两张票,我所乘的航班六点二十到达国家机场,三十分钟后我与莫迪凯在兰多佛的国家机场东出口处见了面,我们身边有将近两万名球迷。他递给我一张票,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厚厚的未拆的挂号信,收信人是我,发信人是华盛顿律师协会。“今天到的,”他说,清楚地知道信的内容,“我在座位上等你。”他消失在一群学生中。我撕开信封,在外面找了一个光线足的地方看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那帮朋友正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我。这是上诉法院发出的一封正式指控信,谴责了我的不道德行为。指控的内容占了三页,其实一段完全够了,我偷走一份文件;我违反了保密法;我道德败坏;因此必须永远取消我的律师资格,或中止律师资格若干年,或予以公开惩戒,因为失窃的文件尚未追回,事情很紧急,所以调查和一切手续应从速办理。信封中还有一些通知、表格等其它文件,我看都没看。这令我震惊,我背靠着墙稳定一下情绪,整理一下思路。是的,我早料到他们会有这一手,如果认为公司不会通过所有的渠道来索回文件,那也太不切实际了。但我以为我的被捕会稍稍平息一下他们的怒气。现在看来错了,他们要的是血。这是一家典型的大公司,手段强硬,要将对于赶尽杀绝,这一点我再了解不过了。他们不知道明天上午九点我将亲手将他们送上法庭,控告他们非法造成了伯顿一家的死亡,并索赔一千万美元。据我估计,他们再没有什么招数来对付我了,不会再有拘捕令,不会再有挂号信,所有的东西都摆到桌面上来了,所有的道儿都划下了,手中拿着信,我心中竟然有一丝如释重负的感觉。同时我心中也有一丝恐惧。十年前我就入了法学院,从没认真考虑过别的行当。如果被吊销了执照该怎么办呢?可是索菲亚不是也和我一样,没有律师执照吗?莫迪凯在看台的入口处接我,我讲了控告信的大致内容,他安慰了我几句。比赛确实精彩激烈,然而我们的首要目的不是看球。杰夫-麦凯尔在洛克-克里克保安公司只是业余兼职,他也担任球场的保安工作。索菲亚白天已把他的情况摸清楚。我们猜想他肯定在那一百名穿制服的保安之中。保安们正四处巡逻,免费观看比赛,他们的视线在女大学生身上溜来溜去。我们对他是老是少、是白是黑、是胖是瘦一无所知,所幸的是保安在左上口袋别有胸牌。我们在座位之间的通道上以及各个入口处来回搜寻。半场休息前,莫迪凯终于发现了他,他在第四入口处无意中撞见了一个搔首弄姿的女检票员,而那个地方我已检查了两遍。麦凯尔身躯庞大,白皮肤,长相平平,年龄与我相仿,他的脖子和胳膊都很粗,胸膛厚实饱满,我和莫迪凯商量了几句,决定还是由我出面较好。我用两根指头夹住名片,不慌不忙走向他,自报家门。“麦凯尔先生,我是迈克尔-布罗克,律师。”他不解地望了我一眼,默默地接过名片。我打扰了他和那位检票员的调情。“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我用审讯杀人犯的口吻问道。“你可以问,我可以不回答。”他向那个检票员眨眨眼睛。“你有没有为本市一家大的法律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干过保安工作?”“有可能。”“有没有帮他们疏散过住户?”这句话击中了要害,他的脸色立即变了,一切都明白了。“我不这样认为。”他说着扭开了头。“你肯定吗?”“不,答案是不。”“你没有在二月四号帮他们驱赶一座仓库中的住户?”他摇摇头,咬紧牙关,闭起眼睛。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已警告过他,或者多半威胁过他的雇主。至少麦凯尔被吓得面无人色。那位检票员正全神贯注于她的指甲。他们把我赶开。“迟早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我说。他下巴的肌肉抽搐着,但仍一言不发。我不准备逼他太甚,他言辞不善,盛怒之下会饱我以老拳,把我这个无足轻重的贫民律师放倒。两个星期以来,我受的伤也够多的了。下半场比赛我只看了十分钟。离开时背上一阵痉挛,那是车祸留下的后遗症。又为露比选择了一家地处贝塞斯达市北郊的新的汽车旅馆,仍然是每晚四十美元。三个晚上过后我再也负担不起这种独居疗法的费用了。梅甘认为让露比回家的时候到了。如果她决意戒毒,她必须过了街头这道难关。星期二早晨七点半,我来到旅馆的二楼敲她的门。梅甘告诉我露比住220房问。没人应门。我又敲了几次,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门锁着,我来到前台,让服务员打电话到220房间,还是没人。没有人结账离开,也没听说有异常事件发生。我召来一位经理助理相间,并使她相信情况确实紧急。她叫来一名保安,于是我们三个人上楼查看,一路上我向她解释我们正帮露比戒毒,因此房间不是以露比的名字登记的。她得知我们把她的旅馆作为戒毒场所颇为不悦。房间里空空如也,床上纹丝未动,显然夜里没人住,一应物品均未挪位,也无一件她的物品留下。我谢过他们后离去,这家旅馆距我们办公室至少十英里,我打电话提醒梅甘,然后驱车在拥挤的车流中奋力向城里赶。八点一刻时路遇红灯,我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索非亚有没有见过露比,她说没有。诉讼条款简短而有力,作为朗蒂-伯顿和她的孩子的遗产监护人,威尔马-费伦将起诉河橡、德雷克和斯威尼、TAG三家公司,状告他们蓄意非法驱逐住户。案子条理清晰,因果关系明显。倘若不被赶出公寓,我们的当事人便不至于流落街头;倘若不流落街头,他们便不至于丧命。道理很简单,正因为其简单才更有说服力,相信任何陪审团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由于被告的疏忽或故意的举动而导致的死亡是可以预见的。厄运降临在那些漂泊街头者的头上,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单身母亲,什么都有可能在她们身上发生。非法将他们赶出家门,如果他们遭遇不测那么你得付出代价。我们也曾考虑过为那位“先生”的死讨个公道,他也属于被驱逐者一员,但他的死不能算做可预见的死亡。挟持人质、被击身亡不足以构成民事案中的一环,况且,陪审团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好感,我们只好让他长眠于地下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会立即敦请法官催促我归还文件,法官很可能会同意他们的请求。我如交出文件就等于自认有罪,我的律师执照会被吊销,而且,被窃文件不能用作证据。星期二我和莫迪凯将起诉书的终稿浏览了一遍,他再次问我足否愿意打这场官司,为了保护我,他愿意彻底放弃这个案子,我们曾反反复复商量过这件事。我们甚至有过这样的打算:暂且放下伯顿的案子,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讲和,洗刷我的罪名,待一年后事情稍稍平息,再把案子悄悄转给莫迪凯的朋友,这个主意不算高明,我们刚一有这种念头就把它否定了。他在诉状上签了名,我们动身去法院,他开车,我把诉状又看了一遍,离法院愈近,我感到手中的诉状愈沉。庭外和解是关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极注重自身的形象,以信誉可靠、服务上乘而著称。案件如曝光则必然使它的声誉受损。我了解这帮精英律师的心思和禀性,他们推崇从不出错,如果被识破了,他们肯定会气疯的。他们向来是一面大把捞钱,一面奢求树立同情弱者的形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错了,尽管我怀疑它还不清楚错误的严重性。我想象着布雷登-钱斯此刻一定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内,战战兢兢地祷告,希望自己能逃过此劫。但是我也错了。也许我们双方都作些让步,达成协议,如若不然,莫迪凯就有幸将这个案子很快交给一个友善的陪审团去审,并向他们索取高额赔偿;公司也会将我告上法庭,让我付出惨重的代价,后果不堪设想。伯顿一案永远不会对簿公堂。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特区的陪审团,稍一受挫就会使他们争相谋求减少损失的法子。亚伯拉罕的大学同学蒂姆-克劳森是《邮报》的记者,正等在法官办公室外,我们给了他一份诉状副本。莫迪凯提交原件时他看完副本,随即向我们提问。我们自然是有问必答,但要求他不得发表。伯顿一家的惨剧很快成为华盛顿的热门政治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舆论大哗,市当局各部门的头头互相指责,中议会指责市长,市长反过来指责市议会和国会。众议院的一些右翼分子早就心怀不满,这次终于逮着机会,将市长、市议会和市当局一占脑儿给骂了。将这个案子归咎于少数富裕的白人律师,这本身就是极好的新闻素材,人如其名,克劳森冷酷无情、尖酸刻薄①,再加之他在新闻界浸淫有年,所以对这件事表现出空前高涨的热情。①克劳森的英文为“Claussen”,与英文“callous”音形相近。“callous”有“对别人的感受漠不关心”之意。新闻界对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狂轰滥炸并未使我良心上感到丝毫不安,我只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上周我被捕的消息就是他们透露的。我能想见当时拉夫特和他那帮讼棍们兴高采烈地围坐一桌。对!把他被捕的消息透露给媒体;不仅如此,最好再提供一张他的照片,他们以为这样做会使我难堪,羞辱我,让我内疚,迫我交出文件,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了解他们的心思,知道这套游戏是怎样进行的。我知道怎样应付记者——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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