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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森姆,贫民律师

沃纳凌晨五点打电话给我。“你醒了吗?”他问,他住在旅馆的豪华套间里,亢奋异常,正面对墙壁滔滔不绝地发表他对这个案子的高见,连珠炮般地向我提问。他看过那篇报道了。我一边裹紧身上的睡袋,一边听他告诉我该如何打这个官司。沃纳是个诉讼律师,而且相当杰出,陪审团对伯顿一家的同情会超出他的意料之外。我们要求的赔偿额太小——一千万远远不够。只要选对了陪审团,要得再多也不为过。他多想亲自来办这件案子。莫迪凯怎样?他是出庭律师吗?办案收取的费用?当然是百分之四十。看来我还有希望。“百分之十。”我在黑暗中说。“什么!百分之十!你脑子没毛病吧?”“我们是非赢利性的事务所。”我试图解释,但他不听,他怪我没要更多。那份文件是个大问题,他说,以为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你能不援引那份文件打赢这场官司吗?”“能。”他哈哈大笑起来,盯着报纸上老雅各布斯的照片,一边一个罪犯。两小时后他将乘飞机飞往亚特兰大,九点钟到达他的办公室。他迫不及待地要四处传播这些照片,他会以传真的方式立即把它们发往西海岸。他话没说完就挂了电话。我才睡了三个小时。翻了几次身后再也睡不着,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以致我无法安宁。我冲了个澡后离开住处,在巴基斯坦人开的店中喝咖啡直到天亮,然后替露比买了早点。两辆陌生的小汽车停在离我们办公室不远的第十四街和Q大街的交界处。七点三十分我驾车慢慢从那儿驶过,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继续向前开。门前的台阶上不见露比的踪影。如果蒂尔曼-甘特利认为武力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那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莫迪凯曾警告过我,虽然我认为没这个必要。我打电话到他家告诉他我看到的情况,他答应八点半到,与我会合。他会提醒索菲亚,亚伯拉罕进城去了。两个星期以来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这个案子上,虽然有不少重要的事让我分心——克莱尔,分居,适应新工作——但是起诉河橡公司和我的前东家一直放在我的心上,在任何大案起诉之前,总是心潮难平;起诉之后,才逐渐平息下来,有一种爆炸过后尘埃落定的意定神闲的感觉。我们起诉甘特利和另两个被告后的第二天,他没有要我们的命。我们的办公室一切正常。电话并不比平时更忙,咨询者的数量与往日持平。把这个案子暂时抛在一边,我更容易集中精力在手头的工作。我只能想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大理石大厅内的恐慌,那里将不会有笑容,喝咖啡时将不再有轻声交谈,走廊里将不会有人开玩笑,也不会有人谈论体育赛事。相比之下,殡仪馆也许会更热闹些。在反托拉斯部,那些最了解我的人更会沮丧,波利会采取一种恬淡、超然的态度,效率丝毫不受影响;鲁道夫轻易不离开他的办公室,除非上司召见。这件案子的唯一不妥之处是将公司的四百名律师全部牵连在内,无可否认的是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不仅无辜,而且对此事根本一无所知,没人关心房地产部发生的事情,几乎没人认识布雷登-钱斯,我在那儿工作了七年后才第一次见到他,而且仅仅因为我去找他,我感到歉疚,为那些受牵连者——创建公司并给予我们良好培训的老前辈们;继承精英传统的与我同班的培训班学员们;那些刚刚醒悟过来,意识到他们道貌岸然的雇主竟然与这起非法造成的死亡案脱不了干系的新雇员们。但是我一点也不同情布雷登-钱斯、阿瑟-雅各布斯和唐纳德-拉夫特,他们选择了置我于死地这条路。让他们颤抖去吧。梅甘正在一个挤满了八十名无家可归的妇女的屋子里努力维持秩序,看到我来,她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陪我在华盛顿的西北区驾车兜风。她不知道露比住哪里,我们并不真的想找到她,这只是一个短暂相聚的借口。“这太平常了,”她试着安慰我,“流浪街头的人是不可预测的,尤其是瘾君子,这是一条规律。”“以前你见过这种事?”“见得太多了。你学会淡然处之。当一个求助者戒掉了恶习,找到了工作和住处,你低声说一句感谢上帝,但你不要为此而激动,因为另一个露比会出现,并使你心碎。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你怎样做到不灰心丧气呢?”“我从流浪者的身上汲取力量。他们真了不起。绝大多数人出生时就很不幸,然而他们都能活下来,他们四处漂泊,屡遭坎坷,却跌倒了再爬起,永不放弃。”在距事务所三个街区远的地方,我们途经一个修车铺,修车铺后面堆放了许多损毁的车辆,入口处拴着一条大狼狗,脖子上系着铁链。我本来不打算在这些锈迹斑斑的旧车中找露比,于是那条狗决定不跟我为难。我们估计她的栖身之处在十四街事务所与第十大街的“内奥米之家”这段区域内,范围大致在洛根广场到蒙特-弗农广场之问。“但是你永远不知道,”她说,“我一直惊讶于这些人的流动性,他们有的是时间,一些人能步行好几英里。”我们观察流落街头的人们。我们缓慢地向前开,审视着车边的每一个乞丐。我们走过许多公园,打量着无家可归的人,在他们的帽子里扔几枚硬币,希望看见一个熟面孔。一无所获。我在“内奥米之家”与梅甘作别,答应下午迟些时候打电话给她。露比已经成了保持联系的绝好借口。他是来自印第安纳州的第五任当选国会议员,共和党人,名字叫伯克霍尔德,他在弗吉尼亚街有套公寓,但喜欢傍晚时分绕着国会山谩跑。他的随从告诉新闻媒体说他是在一个久已闲置的健身房内洗澡更衣的,健身房是国会自建,位于众议院办公大楼的地下室。作为众议院的一名成员,伯克霍尔德是四百三十五名议员中的一位;因此即使他已在特区住了十年,也绝不会为人所关注。他野心不大,无前科,健康状况良好,四十一岁。他在农业部供职,负责赋税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伯克霍尔德星期三傍晚在联邦车站附近遭枪击,当时他一个人在做健身运动。他身着运动套装——没带钱包,没带现金,口袋中也没装任何值钱的东西。看上去根本找不出罪犯的作案动机。他遇见过一个街头流浪者,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形,也许是互相撞到了一起,引起了口角,然后就听见两声枪响,第一枪没打中,第二枪击中他的左上臂,子弹直达肩部,几乎接近脖子。枪击事件发生在天刚黑不久,在与一条挤满了迟归者的大街相邻的人行道上,四个人亲眼目睹了这次事件。据他们的大致描述,袭击者是一名黑人男性,看上去像一个无家可归者。他消失在黑夜中,当第一个开车下班的人停下来,离开自己的车,跑过来帮助伯克霍尔德,持枪者早就不见了。这名议员被迅速送到乔治-华盛顿医院。经过两个小时的手术,子弹被取出来,医生说他的状态稳定。许多年来还从未有过一名国会议员在华盛顿遭枪击,有几个虽遭棒击,但没造成终生残疾,这些暴力事件给一些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他们抨击犯罪,指责道德观念的沦丧和世风的每况愈下。当然所有的指责部来自反对党。我看十一点钟的新闻时,伯克霍尔德还不能开口。在此之前,我一直坐在椅子上,打一会儿盹,看一会儿书,再看看电视中的拳击赛,今天华盛顿没什么重大新闻,只是伯克霍尔德遭枪击,这件事算是个重要新闻了,新闻主持人激动地宣布了这个消息,在国会议员照片的背景衬托下介绍了事件的基本情况。忽然镜头切换到医院,变成了直播!一个女记者站在医院的急诊室门前,在寒风中直打颤,画面上还出现了伯克霍尔德四小时前经过的一扇门,背景是闪着灯的救护车,因为她不能力观众提供血或尸体,她只得大加渲染,极尽煽动之能事。手术很成功,她报道说,伯克霍尔德的状态稳定,正在休息。医生们发表了一个声明,基本上等于什么也没说,早些时候伯克霍尔德的几个同事赶到医院,她好歹把他们拽到摄像机镜头前。他们中的三个人紧挨着站在一起,个个表情严峻,虽然伯克霍尔德并无生命危险,他们乜斜着眼对着灯光,好像隐私权受到了严重的侵犯。这三个人我一个也没有听说过。他们表达了对同伴的关切,使他的伤势听上去比医生宣布的还要严重得多,他们主动谈起了华盛顿治安情况的恶化。接着是枪击现场的现场报道,另一个可笑的女记者站在议员倒下的地方,现在那里确实有值得一看的东西,她极为夸张地指着地面的一摊血迹,蹲下来,手指快要触到地面,一名警察走进画面,对现场做了一番模糊的介绍。报道是直播,但在画面的背景上警车的红绿灯在闪着,我注意到了,那名女记者却忽视了。大范围的搜查开始了,华盛顿的警员全部出动,清理街头流浪者,他们被装进警车和囚车带走。整整一夜,警察扫荡了国会山。那些睡在长凳上的人、露宿公园者、沿街乞讨者,以及那些一眼就能看出的无家可归者全被逮捕。警察指控他们犯了游荡、乱扔杂物、在公共场合酗酒、街头行乞等诸多罪行。被捕的人并不都送进监狱,两车的人被送往东北区的罗得岛街,安置在一个停车场内,停车场旁是一个通宵供应膳食的社区中心,另一辆囚车上装了十一个人,停在距我们办公室五个街区远的T大街的耶稣会,车上的人有两种选择,要么蹲监狱,要么留在那里,结果车子里的人一下子下光了——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星期五一大早我正坐在办公桌前,以律师和社会工作者的双重身份愉快地开始工作,这时,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阿瑟-雅各布斯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前。我愉快地招呼了他,同时心中暗白戒备,他在我对面的褐紫色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不要咖啡,只想跟我谈谈。阿瑟遇到了难题,我被这个老人所讲的一切深深地吸引住了。过去的几周是他五十六年的律师生涯中最艰难的日子。庭外和解并没有使他感到宽慰,公司在遭受了这个小挫折后又回到了正轨,但阿瑟发现自己难以成眠,他的合伙人犯下的大错导致了无辜的人身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朗蒂和她的四个孩子的死一事中永远洗刷不了自己的罪孽,不管它赔了多少钱。阿瑟怀疑自己能否彻底摆脱它的阴影。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所以只好听着,我希望莫迪凯也能听到他的话。阿瑟正受着内心的煎熬,不久我就对他感到同情,他今年八十了,几年来一直在考虑退休,但现在却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已厌倦了追逐金钱的生活。“我的日子不多了。”他坦白道,我原来怀疑他会出席我的葬礼。他对我们的事务所很感兴趣,我告诉他当初我是怎样误入其中的。它的历史有多长?他问道。有多少工作人员?经费来自何处?我们是怎样使它运行的?他既然给了我机会,我就趁机进言。因为接下来的九个月我不能做法律工作,事务所决定让我实施一个新的慈善计划,利用本城大公司的律师来帮助穷人,他的公司恰巧是最大的,我考虑从他那里开始。志愿律师在我的指导下每周只需帮工几个小时,就能帮助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阿瑟知道有这样的计划,但不甚确切,他有二十年没有从事过这种不计报酬的工作了,他遗憾地承认道,年轻人理当如此。我的主意真好。但他喜欢这个主意,事实上,我们讨论的时间越长,计划就变得越大。几分钟后,他表明要让他公司的四百名律师全部参加,每周花几个小时帮助穷人,这看上去并无不妥。“你能应付四百名律师吗?”他问。“当然。”我答道,其实心中根本没底,但我的脑子飞速地转动着。“不过,我需要一些帮助。”我说。“什么样的帮助?”他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派一个全职的协调员怎么样?这个人将与我共同处理各方面的业务工作。坦率地说,贵公司出了四百名志愿者,也该有个代表。”他掂量着这个建议,一切都是全新的,听上去又很有道理。我趁热打铁。“我恰好知道一个合适的人选,”我说,“他不必是一名律师,一个好的律师帮办就能胜任。”“谁?”他问。“你记得赫克托-帕尔马这个人吗?”“有点印象。”“他在芝加哥分部,是从华盛顿调过去的。他在布雷登-钱斯手下工作,受到排挤。”阿瑟极力在记忆中搜索这个名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不清楚他对此事知道多少,但我怀疑他没说实话,他似乎陶醉在灵魂的自我净化过程中。“受排挤?”他问。“是啊,受排挤,他一直住在贝塞斯达,三个星期前他突然连夜搬走了,他因工作调动,快速转至芝加哥。他知道遣散的内幕,我怀疑钱斯想把他藏起来。”我出言谨慎,不打算违反与赫克托的秘密协定。其实我大可不必,与往常一样阿瑟已听出了弦外之音。“他原先在华盛顿?”“是的,还有他的妻子。他们有四个孩子,我敢肯定他愿意回来。”“他有兴趣帮助穷人吗?”他问。“您最好亲自问问他。”我答道。“我会的。这是个绝妙的主意。”如果阿瑟把赫克托-帕尔马调回华盛顿,让他来驾驭公司对无家可归者新产生的热情,事情在一周内就会办妥。这个计划在我们的眼前呼之欲出,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每个律师每周必须处理一个案子。年轻些的律师将在我的指导下做接待咨询的工作,一旦案子接下来了,由赫克托分配给其他律师。有些案子只需十五分钟,我向阿瑟解释道,有些则需每月花几个小时,没问题,他说。一想起四百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突然热衷于保护街头流浪者的利益,我就感到有点对不起那些政客、官僚和公务员。阿瑟差不多呆了两个小时。当他意识到占用了我过多的时间时,他向我致歉。他走时变得快乐多了,他将带着新的目标,新的使命径直回到他的办公室。我送他至车中,然后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莫迪凯。梅甘的叔叔在特拉华海滨有一所房子,那里靠近马里兰航线上的芬威克岛,据她描述那是一所古朴典雅的两层楼房,门前长长的过道几乎延伸至大海,有三个卧室,是个理想的度周末的地方,时令在三月中旬,春寒料峭,我们可以坐在壁炉前读书。她略微强调了一下有三个卧室,这样有足够的空间保留各自的隐私,事情不会弄得很复杂。她知道我还没有从第一次婚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经过两周的小心试探,我俩都明白过来还是放慢点节奏为好,但是她提到三个卧室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星期五下午我们离开华盛顿。我开车,梅甘指路。露比在汽车后座上小口吃着燕麦饼,想起要在城外过几天兴奋得两眼直放光。那里是远离街头的海滩,她自然与毒品绝缘。她已安全度过了星期四的晚上,再加上在特拉华与我们共度的三个夜晚,她连续戒毒将达到四天,星期一下午我们将送她去国会山东部的一家较小的名叫伊斯特伍德的女子戒毒中心。莫迪凯与那里的渊源颇深,露比将得到一间较小的温暖的单人房间,至少可以在那儿呆九十天。在我们离城之前,她在“内奥米之家”冲了澡,换上新衣。梅甘仔细检查了她的衣服和包裹,没发现毒品。这么做侵犯了隐私权,但对瘾君子自当别论。黄昏时分我们找到了那所房子,梅甘每年来一两次,钥匙放在门前的擦鞋垫下。梅甘分给我楼下的卧室,露比不解,另外两间卧室都在楼上,梅甘想在夜里照应露比。星期六下起了一场冷雨,风掀起了海面上的浪花。我独自躺在门廊上的秋千架上,盖一层厚毛毯,思绪随着秋千的轻微晃动荡向远方,远处传来浪花飞溅的声音。门掩上了,里面的纱门“嗒”地一声响,梅甘走向秋千架,她拎起毛毯,挤进我身旁。我紧紧地搂住她,要不然她会掉下去。她很容易抓握。“我们的帮教对象呢?”我问。“在看电视。”一阵狂风裹挟着水汽打向我们的面庞,我们紧紧相拥。秋千索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我们一动不动,响声才渐渐消失。我们远眺着海面上翻滚的乌云,不知今夕何世。“你在想什么?”她轻轻地问。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远离了华盛顿,我第一次回顾自己最近的经历,想理出个头绪来。三十二天以前,我是另一个女人的丈夫,住在不同的房子里,在不同的公司工作,与我怀中抱着的这个女人全然不识。一个人的生活怎么能在一个月之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我不敢憧憬未来,过去的一切仍使我无法释怀——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露比星期一早晨又出现了,对早点和新闻的胃口都很大。当我比往常晚些于八点钟赶到办公室时,她正笑吟吟地坐在台阶上等着,并热情地招呼我。为了提防甘特利,我不得不迟些出发,并且绕路而行。她看上去还是老样子,我想也许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出她滥用毒品的痕迹,但并无异常,她目光呆滞而忧伤,但情绪很好。我们一起进了办公室在老地方坐下来。有人在大楼内做伴多少让我感到心安。“你过得怎样?”我问。“很好。”她说着伸手从纸袋中取了一块饼干,食品共有三袋,全是上周买的,是专为她准备的,虽然莫迪凯留下了一些饼干碎屑。“现在住哪儿?”“住在车里。”还能住哪儿呢?“我真高兴冬天就快过去了。”“我也很高兴,你去过‘内奥米之家’吗?”我问。“没有。但今天准备去。我不太舒服。”“我用车送你去。”“谢谢。”交谈有点僵滞,她等我问她上次住旅馆的事,我本来想问,但后来改变主意不问了。咖啡煮好了,我倒了两杯,放在桌上,她正在吃第三块饼干,像老鼠一样沿着饼干的边缘不停地小口啃着。我怎能对这样一个可怜的人凶巴巴的呢?还是让她听新闻吧。“读报给你听?”我问。“好啊。”报纸的头版上登了市长的一幅照片,既然她喜欢政治新闻,既然这位市长对有色人种一直不错,于是我首先选了这篇。这是一篇星期六的采访记。市长和市议会暂时结成了脆弱的统一战线,要求司法部调查朗蒂-伯顿一家惨死的原因。黑人的民权有没有受到践踏?市长的语气中带着强烈的暗示,赶紧让司法部插手此事!因为这件案子受到了多方的瞩目,一个崭新的犯罪集团被指责为这出悲剧的罪魁祸首。谴责市政当局的呼声逐渐稀落下来,与国会的对骂也已停止。那些起初承受了指控压力的人更是兴奋不已,他们乐于把矛头转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以及它的富有的客户。露比对这篇报道很感兴趣。我向她简单介绍了这件案子的基本情况以及起诉后引起的反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又一次被报纸攻击得体无完肤,它的律师不禁要问自己:“这事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了结?”不仅仅是一会儿。在报纸头版的底部登了一则简讯,邮政总局决定停止华盛顿东北区的邮政大楼工程。围绕着那块地皮和仓库的收购,将河橡公司和甘特利公司卷入的诉讼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因素在做决定时都必须予以考虑。河橡公司失去了一项价值两千万美金的工程。任何花了差不多一百万现金买下市区内一幢废弃建筑物的野心勃勃的房地产开发商都不会善罢甘休,河橡也不例外。它会追究律师的责任。压力逐渐扩大。我们浏览了国际新闻,秘鲁发生的一场地震引起了露比的注意,于是我读给她听了,翻到都市版,我看了第一眼后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在基托-斯派斯的同一幅照片下,用比上次大一倍的字体印着一条触目惊心的标题:基托-斯派斯遭枪杀,正文中回顾了星期五关于斯派斯先生与伯顿之间瓜葛的介绍,接着对他的身亡用三言两语带过。没有目击证人,没有线索,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是华盛顿街头又一个遭枪杀的小流氓。“你没事吧?”露比的问话使我回过神来。“嗯,没事。”我努力收一收心神。“你为什么不读了?”因为我太惊讶了,没法大声读下去,我必须很快将全文扫一遍,看有没有提到蒂尔曼-甘特利的名字,没有。为什么没提到呢?这对我来说再明白不过了。斯派斯这小子出过风头,说得太多,他对我们原告方来说太有价值了,因此很容易就成了攻击的目标。我慢慢地把这篇报道读给她听,留神着周遭的动静,观察着前门,希望莫迪凯快来。甘特利肯定发过话。我们即使找到其他的目击证人也没用,他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踪影全无。干掉目击证人做得太绝。如果甘特利要对付律师我该怎么办?在恐惧之中我突然意识到这篇报道对我方有利。我们虽然失去了一个可能的关键证人,但他的话不会再被怀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又一次被提到,在今天早晨的第三篇报道中,与谋杀一个十九岁的罪犯有关。公司高贵的面纱已被撩开,声名一落千丈,它骄傲的名字竟然与被谋杀的街头流氓相提并论。我设想回到一个月以前,那时那位“先生”还没有冲进我们的办公室。清晨,太阳尚未升起,我坐在办公桌前,读着这样一份报纸,因为看过其他的报道,所以得知诉状中的最严重的指控确实是真的,我该怎么办?毫无疑问,我会质问我的顶头上司鲁道夫-迈耶斯,他同样会去质问董事会。我将召集同僚——公司的其他高级律师,我们会要求公司在状况进一步恶化之前把事情一劳永逸地解决掉。我们将坚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对簿公堂。我们将提出各种要求。我怀疑绝大部分的高级律师和所有的股东正在做我设想的这一切,过道上是如此吵闹,什么工作也完成不了,公司的效益几乎为零,整个公司一片混乱。“读下去。”露比再次提醒我。我们匆勿阅毕都市版,部分原因是我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相关报道。没有。然而有一篇关于警察清理街头流浪者的报道。这次行动是伯克霍尔德遭枪击事件的反应。一名为无家可归者服务的律师严厉批评了这种做法,并威胁要打官司,露比爱听这个故事。她认为有这么多篇关于无家可归者的报道真是太好了。我开车送她去“内奥米之家”,她像老朋友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妇女们轮流拥抱她,紧紧地抱着她,有的人甚至流下了眼泪。我在厨房里和梅甘调笑了一会儿,但我的心思并不在这上面。当我回到办公室时,一屋子的人在等着向索菲亚咨询,室内人来人往,到九点五名客户贴墙而坐。她在打电话,用西班牙语恐吓着某人。我走进莫迪凯的办公室,看他有没有看今天的报纸。他正面带微笑地读着那份报纸,我们约好一个小时后讨论案情。我静静地关上办公室的门,把档案一个个取出。两周内我受理了九十一件案子,了结了三十八件,我落后了,需要努力工作一上午,不停地打电话,才能赶上进度,这几乎不可能。索菲亚敲门了。门没插上,因此她一边敲一边随手推开门。没有“哈-”,没有“对不起”。“从仓库里疏散出的人员名单呢?”她问,她的双耳上各夹了一支铅笔,眼镜架得很低,这个女人有重要的事情。那份名单一直在手边,我递给她,她飞快地浏览了一遍。“咦。”她失声道。“什么?”我站起来。“第八个,马奎斯-迪斯,”她说,“我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熟。”“有点熟?”“是的,他正坐在我的办公桌前。昨晚在拉斐德公园被装进囚车,途经白宫,最后在洛根广场被丢下来,他是在扫荡中被抓的。今天是你的幸运日。”我跟着她走进了前面的房间,迪斯先生坐在房间的中央,她的办公桌旁。他长相与德文-哈迪极其相似——四十大几,灰白的头发和胡须,戴着厚厚的墨镜,像早春三月绝大多数的流浪者一样裹得严严实实,我一边在远处打量他,一边去莫迪凯的办公室通知他这个消息。我们小心谨慎地对付他,莫迪凯负责盘问他。“对不起,”他非常客气地说,“我叫莫迪凯-格林,是这里的律师,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我们俩都站着,俯视着迪斯先生,他抬起头道:“可以。”“我们手上有件案子,涉及到住过一座旧仓库的人,那座仓库位于佛罗里达街和纽约街的交界处。”莫迪凯缓缓地解释道。“我在那儿住过。”他说,我深吸了一口气。“真的?”“真的,被赶出来了。”“那正是我们接这个案子的原因。我们代表那些被赶出来的人。我们认为那次疏散是非法的。”“你说对了。”“你在那儿住了多久?”“大约三个月。”“你付房租吗?”“当然付。”“付给谁?”“一个叫约翰尼的家伙。”“付多少?”“每月一百块,只要现金。”“为什么只要现金?”“不想留下字据。”“你知道那座仓库的主人吗?”“不知道。”他回答时没有丝毫犹豫,我无法掩盖我的兴奋。如果迪斯不知道甘特利是业主,那他为什么要怕他呢?莫迪凯拉过一张椅子,严肃地对迪斯道:“我们想让你做我们的当事人。”“干什么?”“我们正在就疏散一事起诉某些人,我们认为你们被赶出来就是受了不公平的对待。我们愿意做你的代理律师,代表你起诉。”“但是那座仓库公寓是非法的,所以我付的是现金。”“没关系,我们帮你索赔。”“多少?”“现在还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损失吗?”“我想不会。”我拍拍莫迪凯的肩。我们打过招呼,退回莫迪凯的办公室。“怎么样?”他问。“考虑到基托-斯派斯的下场,我想我们该录下他的证词。就现在。”莫迪凯挠了挠胡子:“好建议,我们来搞一个书面证据,让他签上名,索菲亚公证。这样即使他有什么不测,我们手中也有个证据。”“有录音机吗?”我问。他四下打量了一下房间:“有吧,我记不清放哪儿了。”既然他说不知道在哪儿,得花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用摄像机怎么样?”我问。“这里没有。”我想了一会儿,道:“我去把我的拿来。你和索菲亚稳住他。”“他没打算离开。”“很好。给我四十五分钟。”我冲出办公室,驱车疾驰,开向西部的乔治顿。我用手机连打三遍,终于在克莱尔课间休息时找到了她。“什么事?”她问。“我需要借一台摄像机,现在就要。”“它还在老地方,”她慢慢地道,一边在盘算,“为什么?”“为了一份作证书,介意我用它吗?”“不至于。”“仍在客厅?”“对。”“你换锁了吗?”我问。“没有。”不知为什么,这个回答让我感觉好了点儿。我仍拿着钥匙,如果我愿意的话还可自由出入。“有没有警报器?”“没有,还是老样子。”“谢谢。我迟些给你打电话。”我们让马奎斯-迪斯坐在一间只有文件柜的办公室中。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后面的白墙上空无一物。我摄像,索菲亚速记,莫迪凯提问。他的回答简直是天衣无缝。整个过程持续了三十分钟,所有该问的问题都问过了。迪斯说他知道两个被驱逐者的住处,答应去找他们。我们计划替每一个我们能找到的被扫地出门的人单独起诉;一次一名,再把详细情况捅给《邮报》的记者,我们知道凯尔文-兰姆呆在“创建非暴力社区”,他和迪斯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两名证人,他们不会获得太高的赔偿额——如果每个人能得到二万五千美元的赔偿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但他们的加入会使我们的被告雪上加霜。我几乎盼着警方对街头再来一次大扫荡。迪斯走时莫迪凯警告他切不可走漏风声,我坐在索菲亚旁的一张办公桌上打了一份三页的起诉书,代表我们的新当事人马奎斯-迪斯控告原先的三名被告非法遣散租住户,随即又替凯尔文-兰姆打了一份,我把起诉书存进电脑,这样下次发现新的当事人时只要更改一下原告的姓名即可。正午前,电话铃响起来,持续了几分钟。索菲亚在她的办公室打电话,我只得抓起听筒,“律师事务所。”我随口道。听筒里传来一个威严的年长者的声音:“我是阿瑟-雅各布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我想跟莫迪凯-格林先生谈谈。”我只能说:“好的。”按了一下等待键。我盯着话筒,慢慢站起身,走向莫迪凯的办公室。“是谁?”他问,正埋头查阅《美国法典》。“阿瑟-雅各布斯。”“他是谁?”“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他笑了,“终于来了。”他说,我点点头。他去接电话,我坐下来。交谈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是阿瑟说,我想十有八九他要求面谈,而且越快越好。搁下话筒,莫迪凯特意转告我谈话的内容:“他们想明天坐下来谈谈那件案子。”“在哪里?”“在他们的地方,上午十点,要求你不在场。”我没指望他们邀请我。“他们急吗?”我问。“他们当然急。距申辩他们还有二十天的时间,现在就要求谈判,可见他们有多急。”——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严格来说,这只是我从象牙塔走出,来到街头身体上必须付出的代价。车祸的创伤刚愈,但肌肉和关节的酸痛还要逗留几个星期。我的体重在减轻,有两个原因——我再也去不起以前常去的餐馆,而且也没什么胃口。我的背因为睡在地板上的睡袋里而疼痛不已。我之所以下决心这么做是要看看这种睡法是否可以忍受,我一直弄不清楚。随后一个街头小混混用他的光脚差点踢破我的脑袋。我每天晚上要冰敷很长时间,夜里每次醒来的时候,脑袋好像要爆炸。但我为能活下来而感到庆幸,庆幸被打入地狱几个小时后还能全身而退。无名的恐惧解除了,至少目前是这样。再也不用担心潜伏在暗处的警察了。严重盗窃罪可不是闹着玩的,尤其是我确实犯了此罪。这项罪名最多可判十年徒刑,我暂且把它抛在一边。星期六早晨天没亮我就出了门,冲向最近的卖报点。我住处的附近新开了一家小小的通宵面包店,店主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吵吵嚷嚷的一家子。这家面包店地处治安情况复杂的亚当斯一摩根地段。我偷哲到柜台前,要了一份报纸,打开一看,我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计划得很周密。都市版的第二页登有我的照片,那是一年前公司编辑员工名册时照的,只有公司留有底片。报道分为四段,篇幅不长,切中要害,其中的信息大部分由公司提供。我在公司工作过七年,从事反托拉斯法,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无犯罪记录。公司排名全国第五——有八百名律师,分布于八大城市,等等。没人发表评论,因为根本没必要那样做。这篇报道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我难堪,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在我照片的旁边是一行大字标题:“本地律师因严重盗窃罪而被捕”。报道中把被窃文件含糊其辞地称为“被盗物品”,还说是我最近离开公司时所为。这听上去像无谓的小口角——一帮律师不为别的只为了几页纸面吵个不休。除了我自己以及那些可能认识我的人,谁会在乎这报道呢?尴尬很快就会过去,这世界发生的真实故事也太多了。写报道的那个记者真够友好、真够耐心的。他写好文章直等到我被捕的消息传来才发表。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见阿瑟和拉夫特那班人是怎样花时间策划我的被捕,然后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这笔费用无疑会由河橡公司承担,只因为它是卷入此次事件的另一主角。多么漂亮的公关技巧!竟然在周末版上登出了这么长的报道。巴基斯坦人开的那家面包店不做水果夹心的油炸饼圈,我只好买了几块燕麦饼,然后开车去办公室。露比在门口睡着了,我边走边想她究竟在那儿呆了多久。她身上盖了两三条旧被子,头枕在一只大的帆布购物袋上,袋中装着她的随身物品。听到我的咳嗽声,她一下子蹦起来。“为什么睡这儿?”我问。她看着我手中装食品的纸袋,道:“我总得找个地方睡。”“我以为你睡在车中。”“是的,我大部分时间都那样。”与一个漂泊街头者谈论她该睡在何处不会有什么结果。露比饿了。我用钥匙开门,按电灯开关,去煮咖啡。她与往常一样,径直来到办公桌前,坐着等。我们喝咖啡,吃点心,我读早新闻给她听。我先选一则我感兴趣的新闻,再选一则她感兴趣的,轮流读给她听,我跳过了那则关于我的报道。露比昨天下午提前退出了“内奥米之家”的戒酒戒毒聚会。上午平安无事,下午她就逃之夭夭了。那里的负责人梅甘在加斯科现身前约一小时就打电话通知了我。“你今天早晨感觉如何?”读完报后我问她。“很好。你呢?”“我很好。我没吸毒,你呢?”她低下头,眼光投往别处,许久没说话,在犹豫是否该说实话。“是的,”她答道,“我没吸毒。”“不,你吸了。别对我撒谎,露比。我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律师,我会帮你见到特伦斯,但是如果你撒谎,我就帮不了你。现在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有没有吸毒。”她不自觉地往后退缩,眼光向下:“我吸了。”“谢谢。昨天下午为什么早退?”“我没有。”“那边的头说你早退了。”“我以为早结束了。”我不想和她继续争论,多说无益。“你今天去吗?”“去。”“很好。我开车送你去,但你得答应我参加完戒酒戒毒两个疗程。”“我保证。”“你必须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明白吗?”“好。”“那里的头会注意你的表现。”她点点头,又取了一块面包,这是第四块。我和她谈了特伦斯,戒酒戒毒的事。我再次感到染上毒瘾后的无望。她现在连二十四小时内不吸毒都做不到。我怀疑她吸的是可卡因,见效快,价格低廉。在开车去“内奥米之家”的路上,露比突然道:“你刚刚被捕过,对吗?”我差点闯红灯。她天没亮时就睡在我们办公室的门前,又几乎不识字,她怎会看得懂报纸?“是的,我刚刚被捕过。”“我想不假。”“你怎会知道?”“在街头总能听到点儿什么。”对了,不是报纸。流落街头者有他们自己传播消息的方法。莫迪凯事务所的那个年轻律师被抓了,警察把他带走了,他的遭遇和我们差不多。“那是个误会。”我说,就好像她关心那是不是由于误会一样。她们已经开始歌唱了,当我们走在“内奥米之家”前的台阶上时,我们能听到她们的歌声。梅甘打开前门,请我进去喝咖啡。在第一层由会客室改建而成的大厅里,妇女们唱着歌。唱完后,她们倾听别人诉说自己的问题。我在那里观察了几分钟。作为唯一的男性,我感到不自在。梅甘在厨房里备好咖啡,然后领我浏览了这个地方。我们压低了交谈的声音,因为她们在不远处祈祷。一楼靠近厨房的地方有盥洗间和淋浴房,后面是小花园,供那些心情抑郁者一个人清静的地方。二楼有办公室,入会登记处,还有一间摆满了椅子的长方形房间,是酗酒者和吸毒者聚会的地方。我们在狭窄的楼梯上听到下面传来了一阵充满了欢欣之意的合唱声。梅甘的办公室在三楼。她请我进去,我一坐下她就把一份《邮报》抛到我的大腿上。“那一夜真够呛,嗯?”她微笑着说。我又看了一眼自己的照片:“还行。”“那儿怎么回事?”她指着自己的太阳穴问。“我的同监犯想要我的鞋子,他夺了去。”她看看我那双穿旧了的耐克鞋:“就这双?”“是的。挺好的鞋,不是吗?”“你在牢里呆了多久?”“几个小时。我几乎是捡回了一条命,现在我是个再生的人了。”她又嫣然一笑,我们的目光游移了片刻。我突然发现,天哪!她手指上没有结婚戒指。她身材颀长,略显清瘦,发色呈棕红色,剪一头俏皮的露耳短发,样子活像一个预备学校的女生。她长着一双浅棕色的眼睛,眼睛大而圆,与她对视时非常愉快。我忽然发现她很迷人,并感到奇怪,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我现在为什么兴奋?我在这里流连忘返难道仅仅是为了参观?昨天我为什么念念不忘她的微笑和这双眼睛?我们互陈了自己的经历。她的父亲是马里兰州的一名代理主教,是一个热爱华盛顿的印第安迷。她十几岁时就决定为穷人工作。那是至高无上的神的感召。我得承认我在两周以前从未想起过穷人。她被那位“先生”的故事迷住了,也惊讶于它对我的灵魂净化作用。她邀请我回来共进午餐,顺便监督露比。如果太阳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在花园里用餐。贫民律师与其他人并无二样。他们也能在奇怪的地方找到爱情,譬如说在收留无家可归的妇女的避难所。一个星期以来,我开车穿梭于华盛顿市区最险恶的地段,经常与避难所打交道,总的说来已和无家可归者打成一片。这时我感到没必要每次出去都躲在莫迪凯的背后。他是极好的保护伞,但我倘若想立足街头就得勇于承担风险,单独闯天下。我有一张名单,上面记录了近三十家避难所、施粥处、救助中心的名字,无家可归者经常光顾这些地方。我还有一张名单,上面是被驱逐的十七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星期六上午参观完“内奥米之家”后,我的下一站是靠近加拉德特大学的基列山基督教堂。从地图上看,它是最接近纽约街与佛罗里达街交界处的施粥所,而那里正是废仓库的旧址。施粥所的负责人是一位名叫格洛里亚的年轻女人,当我九点钟赶到时,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着切芹菜,正为招募不到志愿者而担忧。我作了自我介绍,又费了一番口舌使她相信我的证件没问题,然后她指向一张切菜台让我切洋葱。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贫民律师又怎能拒绝?我向她解释说我以前在“多莉之家”干过同样的活儿,那时正下着大雪。她出于礼貌有一搭没一搭地附和着我。我一边切一边擦眼泪,向她叙述了我手中的案子,并一口气报出了包括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在内的被驱逐者的名字。“我们对打官司不感兴趣,”她说,“我们只供他们吃。我没听说过这些名字。”一名志愿者带着一袋土豆过来了。我收拾着准备离开。格洛里亚谢了我,把名单抄下,答应帮我打听。我的行动早就计划好了,我还有许多地方要去,可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来到国会山医疗诊所,向其中的一名医生打听。这是一家私人赞助的面向流落街头者的不须预约的医疗诊所,保存着所有病人的记录。今天是星期六,那位医生答应我星期一让秘书查一下电脑档案,看有没有我要找的人。如果有,秘书会打电话给我。我来到罗得岛街附近的耶稣会,一名天主教神父接待了我。他仔细研究了那份名单,但没有他认识的。“名字太多了。”他说。上午遇到的唯一险情发生在“自由联合会”。那是一处大型聚会场所,建造者的名字早已被忘却,后来变成了一个社区中心。十一点钟的时候,一群人在大门口排队等着吃饭。我没打算在那里吃饭,所以就没排队,而是径直走向门口。有几个等着领食物的绅士认为我不守规矩,张口就是污言秽语。他们腹中饥饿,火一下子冒上来,竟然没注意到我是个白人。他们怎能把我误认为一个流落街头的人呢?门口有一名志愿者在维持秩序,他也认为我是个流浪汉。他毫不客气地伸出双臂阻挡我,第二次对我人身侵犯。“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气愤地辩解道,“我是一名为无家可归者工作的律师!”这才使他们安静下来,我突然又成了蓝眼睛的兄弟。我被允许进人大楼,没再遇到阻挠。负责人是基普牧师,是一个头戴贝雷帽、戴黑色领圈的脾气暴躁的小个子。我没给他留联络电话。当他意识到我是一名律师;我的当事人是伯顿一家;我在为这个案子奔走;将来有可能得到赔偿,他开始考虑能从中捞到多少钱。我在他身上浪费了三十分钟,离开时我发誓要让莫迪凯亲自来。我打电话给梅甘,推掉午餐约会。我托辞说我现在在城市的另一端,还有许多人要见。真实的原因是我拿不准她是否在向我表示好感。她漂亮、聪明,完全值得喜欢,正是我需要的那种人。我几乎有十年没谈过恋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她告诉我一则重大消息。露比不仅坚持了一上午的疗程,还发誓说要连续二十四小时不沾毒品。这真是个令人感动的情况,梅甘在戒毒室的外面看到了这一幕。“她今晚必须离开街头,”梅甘道,“十二年来她一直没离开过毒品。”我当然是帮不上什么忙了,梅甘倒有几个主意。下午和上午同样劳而无功,唯一的收获是弄清了华盛顿市内每一家避难所的地址。我见了许多人,和他们交谈,与那些可能再见面的人交换了名片。凯尔文-兰姆仍然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的被驱赶出户的人。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死了。我手中剩下的十四个人消失在街头的茫茫人海中。在无家可归者之中,只有小部分人是避难所的常客。他们时不时地光顾那里,只为了一餐饭、或者一双鞋。或者一条毛毯,然后踪影全无。他们不需要帮助,懒得与人打交道。很难相信剩下的十四个人就在这一小部分之中。一个月之前,他们还生活在屋檐下,并且付房租。要有耐心,莫迪凯反复忠告我:贫民律师必须有耐心。露比在“内奥米之家”的门口与我会合,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一见面就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她已经成功地度过了戒酒和戒毒两个疗程。梅甘已经为下面的十二个小时创造了良好的开端——露比不能再露宿街头了,她自己也默认了。我和她开车出城,向西驶入弗吉尼亚大街。我们在郊区的一家商场买了牙刷、牙膏、肥皂、香波和许多糖果。糖果的数量连过万圣节也够了。我们继续驱车向城外驶去,在一个名叫甘尼斯维勒的小镇上发现了一家金碧辉煌的崭新的汽车旅馆,招牌上说单人房每晚只需四十二美元。我用信用卡付了账,但愿它没有失效。我把她留在那儿,叮嘱她一定要锁好门,呆在房间里,哪儿也不要去,星期天早晨我会来接她——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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