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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散文集,鲁迅书法作品现身匡时畅怀夜场

十九日下午三时接到我妻由上海拍给我的急电,报告鲁迅先生逝世,促我速回上海,真如晴天一霹雳!我不能相信!双十节下午,我到上海大戏院去看苏联名片《杜勃洛斯基》,恰好遇着鲁迅先生和他夫人和孩子,我们坐在一处,谈了好多话。双十节离十九不过八天,我怎么能够相信会出了这样大的乱子!然而电文上明明写着"周已故",这"周"不是"大先生"还有哪个?不是他还有哪一个"周"能使我启发急电来促我速归?然而我却因为痔疮发作,卧在床上动不得。我恨极了这一次忙里偷闲的旅行!我发了个回电。仍旧希望第二天早上能够勉强就道,夜里我躺在床上,回忆着双十节和鲁迅先生在上海大戏院里的谈话,又回忆着十月二日我和G君到鲁迅先生家里给他拍照那一个下午的谈话,又痛苦地猜想这次的"晴天霹雳"的来由。凭那两次最后的晤面,我不能相信鲁迅先生会突然于十九日逝世,虽然和G君去访他那一次回来时,君在车中对我说:“今天看见鲁迅的面色和G精神比我意想中好些,可是他若不赶紧转地疗养,总是危险。"我又记起史沫特莱女士在八月初离上海去避暑时,也对我说:“他此时虽然好的多了,可是靠不住,一定要转地疗养!他自己总说不要紧,可是患肺病的人自己常常是乐观的呵!"八月中旬,鲁迅先生拣定了转地疗养的地点是日本镰仓。可是后来又不果行。夏天却已过去了。九月中我晤见他,他说暑天已过,索性再过几时,或者到香港去换换空气。谁知道十月中旬忽然这晴天霹雳!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若能把转地疗养这问题很早布置的安贴,则鲁迅先生不至于因有事实上的一些困难而迁延了这三个月的功夫,我们太不负责,我们这罪不能宽饶!我们太不中用了!十九日一夜,在这样悲痛回忆中过去。二十日清晨,我跳起来决定乘早班船再转火车,可是痔痛如割,刚走得一步便蹲下了!我太不中用!我没有法子瞻仰最后一次的遗容了!“中国只有一个鲁迅,世界文化界也只有几个鲁迅,鲁迅是太可宝贵了!"——这是G君在十月二日和我去访鲁迅先生后回来时的话。但是,但是我们太不宝贵鲁迅了,我们没有用尽方法去和鲁迅的病魔斗争,我们只让他独自和病魔挣扎,我们甚至还添了他病中精神上的不快!中国人的我们,愧对那几位宝爱鲁迅先生的外国朋友!

北京匡时2015秋拍将有一件鲁迅先生极为罕见的书法作品上拍。鲁迅的书法作品,无论是大幅还是小幅,无论是精心之作,还是随兴所书,而今早都已是凤毛麟角。从这个意义讲,鲁迅为清水安三书写的这四句16字小幅的公之于世,实在是令人欣喜的。

鲁迅的死亡与日本人有多大的关系?

图片 1鲁迅(1881-1936)行书偈语纸本立轴24×20 cmRMB: 800,000-1,000,000

1936年6月15日,鲁迅根据松井医师的指示,曾在上海福民医院做“胸部X光”照。而在同年10月18日下午,在鲁迅病情急遽恶化之际,在须藤医师的委托下,石井政吉和松井胜冬曾一起会诊。

六,由一首歌中的一个人名被改,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

款识:鲁迅。题盒:朝花夕拾。安三七十七。此书是周树人先生真笔也。思慕故人不尽,添四个字在此。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备注:清水安三旧藏并题盒。清水安三(ShimizuYasuzo,1891—1988),出生于日本滋贺县,著名教育家。1917年来华,1921年在北京设立崇贞学园(今北京市陈经纶中学的前身)。在北京期间,清水安三跟胡适、周作人、鲁迅等文化名人交往频繁。

鲁迅的死亡与日本人有多大的关系?

七,“二桃杀三士”与“绩效考核制”

图片 2清水安三先生晚年回忆鲁迅

海婴先生在《父亲的死》中的《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一节,提到鲁迅死于日本军医须藤误诊之说,虽然那已不是个新的说法。早在1949年周建人已在《人民日报》写过《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医生所耽误》的文章,而到了1984年,纪维周、蔡琼等更为文支持这个论点。只是也因此而引发日本人的施压,当时北京方面,在不妨碍中日邦交的状况下,自身模糊焦点,使得日本方面,做出《鲁迅儿子周氏否定鲁迅之死与日本原军医有关的论点》及《鲁迅死因之谜的论争可以终止了》等报道,完全撇清这事件。

八,卖淫嫖娼合法化是男人进化的颇高的阶段

清水安三1891年出生于日本滋贺县的一户普通农家,1917年作为天主教神甫被派到中国传教,1920年在北京朝阳门外创立崇贞女子学园(曾名朝阳门中学,今陈经纶中学),后曾在天桥附近创办救济院爱邻馆。他在北京期间,担任过日文《北京周报》记者,写了大量报道,把中国社会现状介绍给日本读者。他与鲁迅兄弟相识,曾到八道湾十一号周宅访问。鲁迅日记中有不少关于清水安三来访的记载。清水后来写了多篇文章介绍他与鲁迅的交往,说他与鲁迅“交往甚密”,并自认为是“最初向日本介绍鲁迅的”。清水安三1946年回日本,创立了樱美林学园,1988年去世。他为鲁迅手迹挂轴写题记是在他77岁的1968年。

也因此20年来,无人再提此事,历史的真相就这样被掩盖了。所幸海婴先生终于在17年后,再提出这个长埋心底的真相。有关此事件的来龙去脉,笔者已在另文阐述过,在此不多费笔墨。唯对王元化先生在本书序文中提到,“另外鲁迅在有人提醒他之后,为什么坚持不换医生,这也是一件悬案”及“须藤医生曾建议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鲁迅拒绝了”(按此或是根据海婴先生之说法),两件事提出个人的看法及事实的真相。

九,“双十节”的由来和《双十怀古》

图片 3

我们知道鲁迅是在日本学医的,只是后来“弃医从文”。他曾和医学教授藤野严九郎,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我们从鲁迅写于1926年的《藤野先生》一文,可见一斑。也因此鲁迅对于日本医生有特别的偏好,我们从《鲁迅日记》中查得,在北京时期有池田由友及山本忠孝两位日本医生。而在上海的十年中,鲁迅、许广平、周海婴看过的日本医生分别有:妇产科医师久米治彦、高山章三、菅又吉,外科医师顿宫宽、冈本繁、吉田笃二,内科医师秋田康世、松井胜冬,小儿科医师坪井芳治(周海婴的义务主治医师)。

十,台媒记者的“铁丝穿鼻”和日媒记者的“铁丝穿手”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拜访鲁迅时的情景。严格地说,当时我不是专程去拜访鲁迅而是去拜访周作人的。可是,当时不知是因为我没人介绍单独去的缘故呢,还是周作人真的不在家,反正我被中国人惯用的“没在家”这一挡箭牌挡住了,吃了闭门羹。……尽管被告知周作人没在家,但我还是再三恳求听差的,说只要给我五分钟就行,请他一定行个方便。这时,一个鼻子下蓄着黑胡须的中年男子从西厢房掀开门帘,探出头来说:“如果我也可以的话,就进来吧,我们聊聊。”于是我进了房间与他进行了交谈,没想到这个人就是鲁迅。”1940年春,清水安三在美国为中国学院募捐时题词抒怀:经暑经寒不否其苦,逢饥逢疾不退其业。署名为“北京朝阳门外,清水安三。””

1936年6月15日,鲁迅根据松井医师的指示,曾在上海福民医院做“胸部X光”照。而在同年10月18日下午,在鲁迅病情急遽恶化之际,在须藤医师的委托下,石井政吉和松井胜冬曾一起会诊。这在鲁迅的日本好友,当时在上海开“内山书店”的内山完造的《忆鲁迅先生》文中亦有提及。总之,鲁迅与日本医师是比其他人多一层感情因素,他们很容易成为好友。(历史人物 www.lishixinzhi.com)例如石井政吉就是内山书店以鲁迅为中心的谈话会的一员,《鲁迅日记》中多有记载;而奥田杏花和鲁迅更有10年的交往情谊,鲁迅逝世时,就是他为鲁迅制作了面膜。另外像增田忠达,更是日本汉学专家、鲁迅研究者──增田涉(按:海婴先生在书中第一百二十二页还附有他和增田涉的合照)的父亲。试想如此状况下,鲁迅在没有实际证据下,会无缘无故换掉医生吗?

十一,今天的我们,总不能连七十多年前的小学生都不如吧

清水安三逝世五年后,饭田吉郎写了上述文章。对于这篇文章,中国研究者在介绍时已经指出一些讹误之处。例如,文中说清水安三逝世于1964年。假如不是笔误或印刷错误,很可以说明饭田与清水安三并不熟悉,其对明信片的知识可能得之于他人转述。笔者也看到挂轴与饭田介绍的明信片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差异:“明信片”上第三句是“放下佛教”,而挂轴上写作“放下佛经”。现行《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根据饭田的文章收录四句佛偈(第三句正是“放下佛教”),命名为《题寄清水安三》,写作时间定为1923年。因为饭田的文章没有配发明信片图像,鲁迅文集似应将此偈中的“佛教”改为“佛经”。不过,挂轴也不能成为否定明信片存在的证据,我们期待明信片的出现。有一点是明了的:饭田或向他介绍明信片的人并没有见过挂轴上这幅手迹。如果他们见到了挂轴,文章就不会不介绍木盒盖内侧清水安三的题识。清水安三先生1933年太太离世时与儿子的合影不妨做这样的推测,鲁迅曾寄给清水安三写有四句佛偈的明信片,清水安三收到后,注上“应需回信”。回信在表示感谢的同时,提出另写一幅字体较大者的请求。鲁迅满足了清水安三的要求,在行文中把“佛教”写成“佛经”。在与鲁迅有密切交往的日本文化界人士中,清水安三是一个重要人物。清水回忆说:“我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前,从沈阳来到北京的。一九二四年前往美国,住了三年。以后也在上海和鲁迅见过面。”新文化运动诸大家中,清水与周作人过从甚密。有一次他去八道湾11号周宅拜访周作人不遇,正要离开,一位中年男子从厢房探出头来说:“如果您肯见我,请进来吧,我们谈谈。”进屋后清水才知道,这人是他早想拜见的鲁迅先生。1921年和1923年的鲁迅日记记载多次与清水的交往,如1923年1月20日,“晚爱罗先珂君与二弟招饮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省三亦来。”清水说,鲁迅人格中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为人非常善良,但直言不讳”。清水曾将自己写的汉诗交给鲁迅修改。鲁迅几乎一字不落地做了修改,并劝说清水:“你不要做汉诗了,日本人不适合。”鲁迅批评日本人的汉诗只讲道理,不讲诗趣。清水深受触动,后来多次向人讲述这个情节。

至于到日本养病一事,鲁迅原是有考虑去的。据友人黄源在《鲁迅先生》一文中说:“那时天气渐渐热起来,他本想七、八、九3个月往日本去养病。起初想到镰仓,那里须藤先生有熟人,可以就近照料,但觉得离东京太近,怕新闻记者缠。后来想到长崎,有一天我去,看见书桌上放着两本《长崎旅行案内》之类旅行指南书。但长崎没有熟人,他觉得住HOTEL太贵,住‘下宿’或租‘贷家’又太麻烦。‘那时我要一天到晚给他们当翻译了。’他说。”而鲁迅在同年8月2日给茅盾的信中也说:“医师已许我随意离开上海。但所住之处,则尚未定。先曾决赴日本,昨忽想及,独往大家不放心,如携家族同去,则一履彼国,我即化为翻译,比在上海还要烦忙,如何休养?因此赴日之意,又复动摇,唯另觅一能日语者同往,我始可超然事外,故究意如何,尚在考虑中也。”

十二,由“将心比心”想到胡适的“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鲁迅定居上海后,清水介绍日本人给鲁迅,其中包括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出,1931年是两人一生第二个密切交往期。5月6日,清水和增田涉一起拜访了鲁迅,几天后,鲁迅和增田涉回访清水于花园庄,共进晚餐。当年的鲁迅日记中不断有“清水君来并赠水果一筐”、“邀清水、增田二君饭”、“邀清水、增田、蕴如及广平往奥迪安大戏院观联华歌舞团歌舞”、“得清水君所寄复制浮世绘五枚”、“得清水君所赠刈田岳碛河底石所刻小地藏一枚”等记载。1931年11月清水回日本,鲁迅设宴送行。清水再来上海与鲁迅交往,是1935年11月6日,“清水三郎君见访并赠时钟一具。”此后的交往就很少了。

到8月16日鲁迅给茅盾的信中,还有“转地实为必要,至少,换换空气,也是好的”的字眼,只是由肋膜及咳血之故,而有所改变。他在8月31日给茅盾的信就说:“我肺部已无大患,而肋膜还扯麻烦,未能停药;天气已经秋凉,山上海滨,反易伤风,今年的‘转地疗养’恐怕‘转’不成了。”因此海婴先生的转述“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的话,似乎是根据鲁迅在9月18日给许杰的信中“我并没有预备到日本去休养;但日本报上,忽然说我要去了,不知何意。中国报上如亦登载,那一定从日本报上抄来的”。鲁迅当时有如此决然的口吻,是基于当时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日本即将成为“全民公敌”,他此时焉有赴日就医之理呢?加上面对国内一些文坛小丑的无端攻击、毁谤,他要战斗下去,因此他留在上海,这在他死前的四天给台静农的信中,可见一斑。因此他把自己的病置之度外,他拿起“匕首”、“投枪”,也就是他所说的“轻伤不下火线!”

十三,建议教育部门将梁实秋先生的一篇经典文章编入中学语文课本

鲁迅手书佛偈的前两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为人所习见。《续传灯录》卷第二十八《大鉴下第十六世·昭觉圆悟克勤禅师法嗣》:“广额正是个杀人不眨眼底汉。飏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征集》卷一:“屠儿在涅盘会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言改过为善之速也。”但鲁迅笔锋翻转写下“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却很具批判性和讽刺性,带有鲁迅一贯的思想深刻、言辞犀利的特点。

除此而外,好友许寿裳则认为“他大病中之所以不请D医开刀,大病后之所以不转地疗养,‘何时行与何处去’,始终踌躇着,多半是为了这经济的压迫”,因为当时鲁迅的经济来源,只靠版税和稿费,而“所有仰事俯畜,旁助朋友,以及购买印行图书等费,尽出于此。但是版税苦于收不齐,卖稿也很费力”。

十四,紧急撤销俺“将梁实秋的一篇文章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建议

此幅迹约作于1931年前后。这一年鲁迅、内山完造、增田涉和清水安三在上海见面交谈相当频繁。有一天,鲁迅到住处附近的内山书店谈天。谈话间,内山完造感慨地说:“我在上海居住了二十年之久,眼看中国的军阀政客们的行动,和日本的军阀政客的行动,真是处处相同;那就是等待时机,一朝身在要职,大权在握,便对反对他们的人们,尽其杀害之能事,可是到了局势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像一阵风似地销声匿迹,宣告下野,而溜之大吉了。”鲁迅觉得这番话说得好,第二天据此写成《赠邬其山》(邬其山为内山完造中文名)一诗:“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如果将这首诗浓缩一下,特别是把后四句加以引申,就是鲁迅手书四句佛偈的精神了。

于是我们看到鲁迅一面与死神搏斗,一面却紧握手中之笔,写下《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我的第一个师父》、《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以及七则《“立此存照”》。死的预感,没让鲁迅万念俱灰,却更添活力,这也是他的一贯“反抗绝望”的精神。在病情略有转机的深夜,鲁迅感觉到:“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著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临终前鲁迅的身影,是热爱人间的!!那是历史的真实!!

十五,“淡化政治”的梁实秋与“晦涩难懂”的鲁迅

图片 4挂轴装在一个雅致的小木盒里,盒盖内侧有清水安三亲笔题识:“朝花夕拾,安三 七十七”,又有一段小字道:“此书是周树人先生之真笔也。思慕故人不尽,添四个字在此,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


鲁迅性格刚烈,坚持原则,厌恶社会上那些无特操者。上海时期,他的杂文中颇多此类人物形象,例如他曾批评戴季陶说:“他的忽而教忠,忽而讲孝,忽而拜忏,忽而上坟,说是因为忏悔旧事,或籍此逃避良心的责备,我以为还是忠厚之谈,他未必责备自己,其毫无特操者,不过用无聊与无耻,以应付环境的变化而已。”在另一篇杂文中,他讽刺中国官场怪状说:“古时候虽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但因为也有‘放下官印,立地念佛’而终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这一种玩意儿,实在已不足以昭大信于天下:令人办事有点为难了。”鲁迅虽不信教,但对于信仰坚定、舍身求法的人心怀敬佩,常致赞辞,无论其信仰的是什么教派。他对基督教徒内山完造和清水安三有好感,就因为他们日常笃信力行,不是忽而这样、忽而那样的无特操者。清水安三1910年考入京都的同志社大学神学部,大学五年级时读到德富苏峰的《支那漫游记》,又在奈良唐招提寺了解到鉴真和尚的事迹,遂立志到中国传教,以回报鉴真和尚历尽磨难为日本带来佛教的恩德。他热爱中国,真心关切中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尽力帮助普通民众摆脱苦难生活,不惧与日本军国主义者抗争。他充分认识到鲁迅的价值,赞扬鲁迅“痛苦地诅咒了真正黑暗的人生”、“将中国的旧习惯和风俗加以咒骂”的思想和文风。

由一首歌中的一个人名被改,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

节选自陈子善《鲁迅书赠清水安三字幅考略》与黄乔生《清水安三藏鲁迅手书佛偈》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参与《鲁迅全集》注释工作黄乔生:鲁迅博物馆副馆长

一首歌中的一个亿万中国人都熟知的人名,不知犯了什么忌讳,被改了。于是,不知为什么,竟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这位阿Q先生,不是也有自己说不出口的忌讳么?是什么呢?请看:

【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

谁知道阿Q采用怒目主义之后,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一见面,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

阿Q照例的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

“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他们并不怕。

阿Q没有法,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

“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容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但上文说过,阿Q是有见识的,他立刻知道和“犯忌”有点抵触,便不再往底下说。

闲人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阿Q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所以凡是和阿Q玩笑的人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

看了阿Q先生的事迹,不免想到,幸亏他不是手握重权的文人,只是自己口头上避避忌讳而已,否则,若是挥起如掾大笔,《康熙字典》便不会再有一切近于“赖”的音的字,《四库全书》便不会再有“光、亮、灯、烛”等的踪影,一部二十四史,岂不更是黑暗一片?

不过,阿Q先生忌讳“光、亮”,毕竟是有缘由的,因为他头上“颇有几处不知于何时的癞疮疤”;而如今的某些人,为什么要忌讳一个人名呢?

莫非,他们也图一个精神上的胜利;莫非,他们头上……

“二桃杀三士”与“绩效考核制”

据《中国青年报》3月18日报道:

【3月15日下午,重庆工商大学发生一起数百名教师集体维权事件,一度至少有300名教师聚集在该校一处校门高唱国歌。据悉,导火索为校领导层试图强行通过新的绩效考核实施方案,该方案被指缺乏对一线教职工的应有尊重。】

看来,这件事是实施绩效考核制引起的。记得强国论坛前版主李晶网友曾经发过一个介绍《明朝亡于绩效考核》的帖子,其中援引了“二桃杀三士”的典故,来说明绩效考核制可能导致的后果,十分精辟。当时,俺也就此写了一帖发在强坛上,题目是——

《“二桃杀三士”与“绩效考核制”》

李晶网友的帖子使俺想起了文坛上的一则轶事,那就是鲁迅先生笑话章士钊先生的——“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章行严先生在上海批评他之所谓“新文化”说,“二桃杀三士”怎样好,“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便怎样坏,而归结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杀三士”并非僻典,旧文化书中常见的。但既然是“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我们便看看《晏子春秋》罢。

《晏子春秋》现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这古典就在该石印本的卷二之内。大意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于是晏老先生以为无礼,和景公说,要除去他们了。那方法是请景公使人送他们两个桃子,说道,“你三位就照着功劳吃桃罢。”呵,这可就闹起来了:

“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视之,则大鼋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

钞书太讨厌。总而言之,后来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杀了;古冶子不愿独生,也自杀了:于是乎就成了“二桃杀三士”。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三士于旧文化有无心得,但既然书上说是“以勇力闻”,便不能说他们是“读书人”。倘使《梁父吟》说是“二桃杀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诗,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杀三士”,于是也就害了章行严先生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

章士钊先生将“二桃杀三士”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用来反对新文化,确是出了“洋相”;鲁迅先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捍卫新文化,也着实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令人叹服。

但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鲁迅先生大概没有想到,“二桃杀三士”在某种环境下,也是可以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的。曾经实行“绩效考核制”的大明王朝,不就因此而使远远不止三个的读书人丧失了身家性命吗?

而如今,那两个作怪的“旧桃子”,不也明明放在了众多读书人的面前了吗?——“你们就照着功劳吃桃罢。”

当然,现时的读书人是断不会傻到像武士般“抽剑而起”、引颈自刎的,但绩效考核、拉开差距、末位淘汰、自谋出路之类,也定会引得争斗不已、“三”败俱伤、甚而鱼死网破的!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大可以已者也!

[最后要着重说明一点,此番重庆工商大学的读书人们,并不是因为“绩效考核制”相互争斗不已,而是搞起了集体罢课维权,这是俺始料未及的。]

卖淫嫖娼合法化是男人进化的颇高的阶段

据说,此次两会上有代表提出要让卖淫嫖娼合法化,俺觉得十分在理,因为这充分体现了男人的进化已经进入了颇高的阶段;而论坛上有些网友对此的反诘,却似乎不得要领,盖因不明白这实在是大有利于男人达到文明进化的顶点的。

谓予不信,请看某老先生是如何谈论《男人的进化》这个话题的:

【说禽兽交合是恋爱未免有点亵渎。但是,禽兽也有性生活,那是不能否认的。它们在春情发动期,雌的和雄的碰在一起,难免“卿卿我我”的来一阵。固然,雌的有时候也会装腔做势,逃几步又回头看,还要叫几声,直到实行“同居之爱”为止。禽兽的种类虽然多,它们的“恋爱”方式虽然复杂,可是有一件事是没有疑问的:就是雄的不见得有什么特权。

人为万物之灵,首先就是男人的本领大。最初原是马马虎虎的,可是因为“知有母不知有父”的缘故,娘儿们曾经“统治”过一个时期,那时的祖老太太大概比后来的族长还要威风。后来不知怎的,女人就倒了霉:项颈上,手上,脚上,全都锁上了链条,扣上了圈儿,环儿,——虽则过了几千年这些圈儿环儿大都已经变成了金的银的,镶上了珍珠宝钻,然而这些项圈,镯子,戒指等等,到现在还是女奴的象征。既然女人成了奴隶,那就男人不必征求她的同意再去“爱”她了。古代部落之间的战争,结果俘虏会变成奴隶,女俘虏就会被强奸。那时候,大概春情发动期早就“取消”了,随时随地男主人都可以强奸女俘虏,女奴隶。现代强盗恶棍之流的不把女人当人,其实是大有酋长式武士道的遗风的。

但是,强奸的本领虽然已经是人比禽兽“进化”的一步,究竟还只是半开化。你想,女的哭哭啼啼,扭手扭脚,能有多大兴趣?自从金钱这宝贝出现之后,男人的进化就真的了不得了。天下的一切都可以买卖,性欲自然并非例外。男人化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东西。而且他可以给她说:我并非强奸你,这是你自愿的,你愿意拿几个钱,你就得如此这般,百依百顺,咱们是公平交易!蹂躏了她,还要她说一声“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所以嫖妓是男人进化的颇高的阶段了。

同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却要比嫖妓更高明。这制度之下,男人得到永久的终身的活财产。当新妇被人放到新郎的床上的时候,她只有义务,她连讲价钱的自由也没有,何况恋爱。不管你爱不爱,在周公孔圣人的名义之下,你得从一而终,你得守贞操。男人可以随时使用她,而她却要遵守圣贤的礼教,即使“只在心里动了恶念,也要算犯奸淫”的。如果雄狗对雌狗用起这样巧妙而严厉的手段来,雌的一定要急得“跳墙”。然而人却只会跳井,当节妇,贞女,烈女去。礼教婚姻的进化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男人会用“最科学的”学说,使得女人虽无礼教,也能心甘情愿地从一而终,而且深信性欲是“兽欲”,不应当作为恋爱的基本条件,因此发明“科学的贞操”,——那当然是文明进化的顶点了。

呜呼,人——男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文末,这位老先生,也就是鲁迅先生,有一个“自注”曰:“这篇文章是卫道的文章。”

悲夫,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日,不料吾辈仍需卫道也!

“双十节”的由来和《双十怀古》

双十节又要到了。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大多不知道“双十节”这个名称,姑且先解释一下吧: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人举行武昌起义,次年一月一日建立中华民国。九月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议定十月十日为国庆节纪念日,又称“双十节”。

据说,今年的双十节要隆重纪念了。为何?因为一百周年了,“中华民国”也快满一百周岁了。所以,近来孙中山又屡屡露面了,一些人还“国父、国父”的叫得十分亲热,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62周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也似乎将孙中山当成了新中国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而不见了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的名字了。

不过据记载,孙中山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就任临时大总统,四月一日即辞职,前后只有三个月,后又任非常大总统一年余,其对中华民国的影响和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他创立的三民主义学说和逝世前留下的“总理遗嘱”,后来的国民党人也奉为经典,却并不当真,还往往逆其道而行之,因此就有了鲁迅先生所描述的“总理纪念日”灵堂上的这样一幕:“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

特别是蒋介石叛变革命、篡夺政权后,内忧外患、乱象丛生,民国风雨飘摇、苟延残喘,一年一度的“双十节”更成了绝妙的讽刺,充其量也不过是记录着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如何一步步地走向历史而已。

这不禁使人想起一九三三年双十节前鲁迅写的《双十怀古》一文,今日读之,可见被称为“黄金十年”盛世的国庆,是一副何等景象,也可以依稀觉得在如今的中国,仍有一种切身之感:

【《双十怀古——民国二二年看十九年秋》

要做“双十”的循例的文章,首先必须找材料。找法有二,或从脑子里,或从书本中。我用的是后一法。但是,翻完“描写字典”,里面无之;觅遍“文章作法”,其中也没有。

幸而“吉人自有天相”,竟在破纸堆里寻出一卷东西来,是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三日到十日的上海各种大报小报的拔萃。

去今已经整整的三个年头了,剪贴着做什么用的呢,自己已经记不清;莫非就给我今天做材料的么,一定未必是。但是,“废物利用”——既经检出,就抄些目录在这里罢。不过为节省篇幅计,不再注明广告,记事,电报之分,也略去了报纸的名目,因为那些文字,大抵是各报都有的。

看了什么用呢?倒也说不出。倘若一定要我说,那就说是譬如看自己三年前的照相罢。

中国红十字会筹募湖南辽西各省急振。

辽宁方面筹组副司令部。

墨西哥拒侨胞,五十六名返国。

齐天大舞台始创杰构积极改进《西游记》,准中秋节开幕。

前进的,民族主义的,唯一的,文艺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准双十节出版。

蒋主席电国府请大赦政治犯。

诸君阅至此,请虔颂南无阿弥陀佛……

大家错了,中秋是本月六日。

查封赵戴文财产问题。

鄂省党部祝贺克复许汴。

取缔民间妄用党国旗。

响应政府之廉洁运动。

冤魂为厉,未婚夫索命。

八路军封锁柳州交通。

安德思考古队自蒙古返北平。

哄动南洋之萧信庵案。

外部发表英退庚款换文。

上海空前未有之跳舞游艺大会。

叛逆削平,全国欢祝国庆,蒋主席昨凯旋参与盛典。

津浦路暂仍分段通车。

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

我也说“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罢。

[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

如果哪位网友有足够的现在的报纸,在当今这个“黄金十年”的某个国庆节,也来编一卷某月某日到某日的各种大报小报的拔萃,恐怕更会是“可欣可贺,尤甚从前”的罢!

台媒记者的“铁丝穿鼻”和日媒记者的“铁丝穿手”

江伯伦网友今天转贴的《极度震惊:台媒报道,特向东北延吉网友求证!》,俺读后确实被“极度震惊”了!

被“极度震惊”的原因,倒不是这篇报道从头到尾都是台媒记者转述美国记者、英国记者、韩国记者、联合国记者……的话,使读者根本搞不清报道中的“记者”到底是何方人士;也不是这篇报道中充斥着的“听说”、“可能”、“估计”之类模棱两可的词语,和“一位人士”、“一个边民”、“一名商人”、“一位女士”等等身份不明者“亲历”的或者“听来”的“揭露”。——这样的所谓报道,五个W一个没有,可见这个“台媒记者”连起码的新闻从业水准都不具备。

那么,俺被“极度震惊”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报道中的“铁丝穿鼻”云云,实在不是新鲜事,早在七十八年前的中国就有了,而其“发明者”,则是日媒记者,跟在日媒记者后面鼓噪的,是国民党治下的中媒记者,也就是相当于如今的台媒记者!

只不过,现今叫做“铁丝穿鼻”的东东,那时称为“铁丝穿手”而已——

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不仅使用了残暴的武力,还利用新闻媒体大肆造谣,污蔑丑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比如,当时一份中国报纸《时报》上,有一则《针穿两手……》的报道,说是一名中国商人与从者二名,被“共党”捕去,即“以针穿手,以秤秤之”;主仆三人以钱赎出后,其两手“尚鲜血淋漓”云云。

鲁迅先生读此报道后,追根溯源,查出该新闻来自日本的“电通社”,即日本电报通讯社,并且在日本人办的日文报纸《上海日报》上刊登过,只是《时报》在翻译时却错得离谱。所以,鲁迅先生随即写了《再来一条“顺”的翻译》一文,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将他们的野蛮刑罚,“硬栽到中国来”的这个阴谋:

【这才分明知道,“鲜血淋漓”的并非“彼等主仆”,乃是他们的“经验谈”,两位仆人,手上实在并没有一个洞。穿手的东西,日本文虽然写作“针金”,但译起来须是“铁丝”,不是“针”,针是做衣服的。至于“以秤秤之”,却连影子也没有。

我们的“友邦”好友,顶喜欢宣传中国的古怪事情,尤其是“共党”的;四年以前,将“裸体游行”[注]说得像煞有介事,于是中国人也跟着叫了好几个月。其实是,警察用铁丝穿了殖民地的革命党的手,一串一串的牵去,是所谓“文明”国民的行为……。文明国人将自己们所用的文明方法,硬栽到中国来,不料中国人却还没有这样文明,连上海的翻译家也不懂,偏不用铁丝来穿,就只照阎罗殿上的办法,“秤”了一下完事。

造谣的和帮助造谣的,一下子都显出本相来了。】

[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登载了一则题为《打破羞耻——武汉街市妇人之裸体游行》的新闻,造谣诬蔑当时尚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中国的一些反动报纸曾加以转载。]

不知道那个台媒记者以及转贴者,是造谣的,还是帮助造谣的呢?不管怎样,总而言之,造谣的和帮助造谣的,一下子都显出本相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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