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书架 2019-08-18 13:28 的文章
当前位置: 新亚洲彩票平台-新亚洲彩票app下载-新亚洲彩票平台免费下载 > 书架 > 正文

我的大学

我不知再说什么好。老阿婆见一位外国人来找我,显出极为忐忑不安的样子。在这个小镇上,谁家里来了一位外国人,可是件不寻常的事情。不寻常的事情往往也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事情。小镇上的人们肯定都忌讳这一点的。我很理解老阿婆,便告诉她,沃克是我的外国同学,不会给她带来任何麻烦,见我一面就走,叫她打消疑虑。随后,我陪沃克来到一家小饭馆。落座后,我说:“沃克,我请你吃顿便饭吧。”沃克说:“还是我请你,我比你有钱。”拗他不过,让步。随便点几样菜,要了三瓶啤酒。沃克先替我的杯里倒满了酒,接着往他自己的杯里也倒满了酒,之后盯着我,问:“告诉我,我们是朋友吗?”我也盯着他,庄重地回答:“当然是朋友。”沃克说:“在中国,有一个中国人承认我是他的朋友,我觉得自己不算白白来中国留学一次了。”我说:“不,沃克,你不只有我一个中国朋友。除了我,还有小莫呢!除了我和小莫,复旦园里一定还有许多中国学生把你当作朋友的。不过他们没有机会向你表示罢了。”沃克说:“谢谢你的话。”我举杯,说:“让我们像朋友那样干一杯吧!”沃克说:“好,不但为了我们之间的友情,也让我们共同为一个中国姑娘少遭厄运而干杯!”我问:“哪一个中国姑娘?”沃克说:“就是你觉得你爱上了的那个中国姑娘。”一阵忧郁笼罩在我心间。沃克问:“你现在还想着她吗?”我说:“几乎天天都在想着她。”我们的塑料杯无声地碰到了一起。沃克问:“按照你们中国的习惯,这一杯得一饮而尽是不是?”我说:“是的。”于是我们眼睛注视着眼睛,一口气喝光了那杯啤酒。沃克用手背抹一下嘴,微微一笑,说:“我曾经有一个愿望,想找一个中国姑娘作我的妻子。我们西方人都认为,东方女性温柔多情,而且对丈夫,对孩子,对家庭比西方女性有责任感……”他遗憾地摇摇头。我说:“中国的泼妇悍妇也是很可怕的,《聊斋》里将她们比作枕旁夜叉,将那些不幸的丈夫比作床头系羊。”沃克说:“我当然要找一个美好的中国姑娘做妻子啦!如果我再来中国,仍抱有这种愿望,你帮我寻找好吗?”我说:“你趁早打消这种愿望吧,难道你不明白一个外国人与一个中国人结成夫妻是多么困难吗?”沃克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他天真得可爱。我哑然一笑。刚吃罢饭,他就要往回赶。他说他已买妥了明天的飞机票。我一直送他到公共汽车站。他从兜里掏出一迭人民币,说:“我来不及兑换了,带回国没用,你收下吧!不多,不到一百元。”我说:“我们中国古人有句话——不轻受一文。”他说:“你真怪。”我说:“我们中国古人还有句话——不敢忘一餐。沃克,你跑到郊区来向我告别,你请我吃了一顿饱饱的饭菜,我不会忘记的。如果你真还会到中国来,如果那时我的处境好些,我一定请你在最高级的饭店吃一顿中国大菜。”沃克十分认真地说:“别忘了你还要替我寻找一位愿做我妻子的美好的中国姑娘。”我也十分认真地说:“只要那时我们的政策允许一个中国姑娘嫁给一位外国人,而且你保证不欺负她。”公共汽车来了,我们匆匆握了一下手,他便跳上了汽车。汽车开出很远,我还看到沃克一支长长的胳膊从车窗伸出,向我不停招着。我惆怅地在原地站了很久很久……我这“出事”了的工农兵学员,在朱家角生活了十来天后,心中渐感不安起来,总有种近乎“逃亡”的阴暗意识,时时地摆布着我。我便告别了阿婆,鼓起勇气,回学校了。回到学校的第二天,E老师把我叫到一个学生宿舍里,讯问我对自己的错误反省得怎么样了,还暗示我,工宣队认为,人证物证俱全,我拒不承认,也是可以定“案”的。那就不是我将被分配到何处的问题了,而是我有没有资格毕业的问题了。V就住在这个宿舍里。我不知E老师为什么偏偏将我叫到这个宿舍。桌上有瓜子、果脯、软糖。毫无疑问都是V买的。他是我们专业带工资学员中工资最高的一个。每月七十多元。比我们有些老师的工资还高。除了我和E老师在宿舍里,V也在。他不离开,使我愤怒。按理说他是无权听我与E老师这番特殊内容的“谈话”的。可他却躺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看书,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E老师不让他出去,也使我大为不解。我老老实实告诉E老师,我这些天来根本没有进行过什么反省,到一个去处躲清静。“你当真不想要毕业证书啦?”E老师一边嗑瓜子,一边瞪着我问。我说:“随你们他妈的便!”V腾地坐了起来,质问我:“你骂老师?”“滚你妈的!你有什么权力质问我!”我指着他大声说,真想和他打一架。“你……”E老师脸气白了。就在这时,门开了,进来的是专业的于老师。他到安徽去“开门办学”,昨天刚回来。他见我们三个虎视眈眈的样子,奇怪地问我们在争吵什么。E老师就把我“犯错误”的事对他讲了一遍,还说:“大梁的态度这么不好,是毕不了业的呀!”于老师说:“这事啊!那张汇单是我从阅览室一本《朝霞》中无意翻到的。我当时也没想到去细看邮戳,不知那是大梁半年前丢失的……”V这时要往外走。于老师叫住他说:“哎,小V,我不是亲手把汇单交给你,让你打电话告诉大梁回学校取的吗?”V不免狼狈起来,吱吱唔唔说不成话。E老师不禁地转脸去看V。V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可我也没叫你拿着作废的汇单再冒领啊!”我气恨得浑身发抖。这件事从此就算过去,不了了之。那位系工宣队副队长往后见了我,脸上也强作微笑了。实事求是地说,V与C,在这件事上,并无“合谋”。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各干各的。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让C代领汇款。如果换了别人,这事本不成其为事,最多埋怨我几句。C将这件事搞成一件事,当然没什么奇怪。对于某些人,能够有什么机会“整”别人一下,不“整”白不“整”。V不过是见C首先已将这事搞成了一件性质严重的事,顺水推舟,使其更为严重罢了。因为他是作梦都想进北京啊!自从我们上一届的毕业生中,就是对同学突然“袭击”,贴出“某某反动言论百例”的那个,进京后据说可能当教育部副部长,多少人都认为进京简直就等于跃龙门。不久,复旦园内暗传,“四人帮”在北京被逮起来了。接着,马天水、王秀珍在北京交待问题一说被证实。复旦园内人心扬沸。工宣队员们一个个如丧考妣。在发生于复旦园内的许多大大小小事件中“革命”得过分的某些人们,像偷了汉子被揭发的女人似的,都变得有了几分扭捏,有了几分羞臊,有了几分不自在,低眉顺眼起来,而做过恶的,受到的心理冲击是太突然也太大了,未免惶惶然不可终日。复旦大学与上海交大的学生,率各大学之先,深夜冲出校园,会聚外滩。市革委楼前,万头攒动。徐景贤肩披棉军大衣,出现在阳台上,朝下招手,高喊:“革命的同学们,感谢你们的政治热情……”他以为两校学生,是在以游行的方式,为“四人帮”及马天水、王秀珍之流向北京施加压力呢!一片怒吼骤起:“打倒徐景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那潇洒的身姿明显地抖了一下,军大衣落在地上,像个皮影似的,晃进室内不复出现。两校学生的队伍,从市革委门前出发,几乎绕市游行一周。复旦学生归校,时间已过午夜。我在游行队伍中发现了C,其情绪之昂奋,令我惊诧。围攻物理系女学生时的表现,大概也不过尔尔。健忘若此,真奇人也!我暗想,像她,总该转个弯子吧?却顺溜笔直地就从一条路线冲刺到另一条路线了!中文系学生首先贴出一批揭发“四人帮”在复旦罪行与阴谋的大字报。C一手拎浆糊桶,一手持刷浆糊的笤帚,忙前忙后,颇不辞辛劳。……又过不久,毕业分配工作开始了。E老师动员我留校,我表示愿意服从分配。小莫暗中向我透露,动员我留校,是为了照顾V,将他分到北京去。因为他最怕被重新分回新疆去。而他留校是没指望的,老师们十之八九坚决反对。我便找E老师,告诉他,我宁肯回北大荒,也不留校。E老师问我何以变卦?我说:“你心里明白!”那一天我卖了手表买的那件“三合一”的裤子晒在外边丢掉了。我只有两条裤子,丢的是体面的一条。V就拿着一条新裤子来送给我。我说:“我穿着短裤毕业,也不会接受你给我的裤子。”他说:“我女朋友在北京,求求你。”我说:“把你的裤子拿走,否则我从窗口扔出去。”他不拿走。我便当着他的面从窗口扔出去了。那条裤子悠悠地飘过了院墙,飘落在马路中间。一辆卡车驶过,车轮又将它卷入了路旁的水沟。V尴尬地呆了一会儿,又说,“我错了……”我朝房门一指:“出去!”V不得不离开了。小莫走进来,问:“那小子来干什么?”我沉思许久,低声说:“小莫,要不我就成全了他吧?他女朋友在北京……得理让三分才对是不是。”小莫说:“狗屁!他女朋友是北大哲学系的,与我们同届,半年前就与他彻底断绝关系了!全专业哪个同学不知道?E老师也是明明知道的!……”我说:“就算这样吧!反正我也不是北京人,北京对我并没什么吸引力。他刚才对我承认他错了……”小莫说:“好,好,好,你是君子,你多好啊!可生活中的坏人,就是让你们这些人给他妈的惯的!你成全他吧,也成全你那颗自以为善良的心吧!老子从此和你绝交!……”掼门而去。我又想了很久,决定报复一次。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报复人。直到如今,我仍每每回想此事,不知自己当初对亦或错,得不出个结论。其实我并不算报复了V,我只不过是不肯原谅他对我的伤害,在完全可以成全他的情况下没有使他如愿以偿而已。这么想,似乎也就宽宥了自己。但进而一想,若我当初成全了他,说不定他分到北京之后,尚可能与其女友重归于好,结成伉俪,夫敬妇爱,一生幸福。爱是一种机缘,谁错过了则可能铸成千古恨。断送了别人爱的机缘,毕竟是有几分可恶的事。而且也太小人气度。这么想,又觉得自己当初很不应该。临毕业更近了。每晚,在校园里谈心的人大大多起来。分离使人与人之间都变得友善起来。C抓紧在校的最后时间开始谈情说爱。没什么政治的事儿可作了,对一个二十七八的,其貌不扬的,毫无女性魅力的大姑娘来说,赶紧抓住一个可以做得丈夫的男人,就“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了。每晚有比我们低一届的一个部队学生陪着她,与比我们高一届的一个留校生在校园里兜圈子。据说那部队女学生是“红娘”。逢熟人“红娘”便“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我们谈工作”。我在校园里碰见过他们几次。C总是将脸扭向别处,装未见我。我知这不是害羞。害羞的本能使女性可爱。在这一点上C挺不幸的。她避我另有缘故。她曾向我们专业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同学求爱。而对方又爱着新闻系一位女同学。她明知却又“锲而不舍”。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按理说作罢算了。她不。她以创作专业支部副书记名义,到哲学系去“调查”人家的“不正常关系”。从法律的角度讲,这属于“刺探”别人的隐私,非法活动。假专业党支部名义而行之,更是做得太过分了。她还不作罢。还要在专业的各种会上大讲特讲“上大学时期谈情说爱,对不起送我们上大学的人民”一类话……那位新闻系的女同学有次当众大骂了她一通,于是她的所作所为彻底败露。女人天生是女人的对手。那一次她真是大现其眼。有这个前因,她碰到我自然要将脸扭向别处。这绝不是害羞。套用句京剧道白,是——“叫奴的脸儿往哪搁?”不过我倒因此同情她则个了。那也算正经地该恋爱么?跟着个女“陪同”,像跟着个寸步不离的女保镖似的。碰上熟人还要来一句:“我们谈工作。”仿佛三个中央委员在一起似的,真真大杀风景!也太没诗意。没半点诗意,那爱还值得一谈么?天可怜见的!有人也邀我谈心,是专业的一个部队学员。我对他一向极好。除了小莫,视他为第二知己。他年龄比我小三岁,我拿他当弟弟对待。我们从宿舍楼走至校门口,在毛主席塑像背后站住了。他忽然说:“大梁,有件事我对你挺内疚。”“你?……什么事?……”我诧然。他说:“你肯定已知道,装不知道。”我说:“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他说:“V给你打电话,我在场。我还接过电话与你开了几句玩笑,你怎么能没听出?……”原来如此!我始终想不起那个“第三者”,竟是我这位“第二知己”!我又怎么能想到是他?几次电话里那声音使我想到了是他,我都将他从苦苦的追忆中排除了。我连问都不曾问过他。“那你当时为什么不作证?”我觉得他变得那样陌生。毛主席塑像的阴影里,他脸上浮现出一种令我感到吃惊的纯粹概念化的笑。他说:“你了解的,我这个人,不愿与任何人发生矛盾。我的处世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愿卷到什么矛盾之中。所以……所以我要向你当面解释一下……”我呆呆地看了他片刻,猛转身撇下他走了。直到毕业离校,我再没跟他说过一句话。他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不是可恨,而是实实在在的可怕……毕业证书领了。火车票也订了。再过三天,我就要离开上海了。却总觉得有什么萦绕着我的心。仿佛我人离开了,心也会留下一半似的。我竟弄不明白自己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失落魄魂般的情愫。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萦绕着我的心。第二天,有人喊我接电话。我抓起话筒问:“谁?”暗想没什么人会给我打电话的。“我……”一个姑娘的声音,低低的,语调柔婉。那一时刻我觉得自己定住了。不能动,也不能发音。我听出她是谁了。我明白究竟是什么萦绕着我的心了。我明白我那种失魂落魄般的情愫究竟因何而产生了。我明白某种感情一旦作用于我的心灵,我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了。“你怎么不说话?……”那低低的,柔婉的声音又问。“你在哪儿?”我用颤抖的语调反问。“在校门口。”“我去接你!”我一放下电话,就飞快地朝校门口跑去。跑到校门口,并未发现她。我旋转着身子寻找她。“往哪儿看?”她却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笑吟吟地望着我。她穿一件白色短袖衫,一条浅咖啡色裙子,显得那么清秀淡雅。她心情分明很好,脸上神彩照人。难怪我看见了她,也未敢上前认她。我笑了。她说:“我父亲病了,我陪父亲回上海来看病。”我关心地问:“病得重吗?”她说:“是大学里过去的一些老教授们想念他了,找借口把他接回来的。”我说:“我见过你父亲了。”她奇怪地眨着眼睛问:“在哪儿?”我说:“在火车站,你们父女离开上海那一天。”“你到底去火车站了?”她收敛了笑容。我点了点头。“那你为什么不露面?”“怕你不高兴见到我。”“你……”她注视着我,摇摇头,“真傻啊!”人有注意我们。我说:“走吧,到我们宿舍去坐一会儿。”我带着她来到宿舍,将她介绍给小莫。小莫打量了她一番,对我说:“是像橄榄。”沃克将我对他说过的话告诉了小莫,小莫就常拿那句话开我的玩笑。小莫借故走出。我们面对面坐在桌子两旁。她问:“你的同学为什么说我像橄榄?”我脸红了,说:“是么?我没听见啊!”她沉默了一会儿,低下头去,说:“知道你快离校了,来看看你。”我说:“我分到北京了。”她抬起头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复低下头去,又沉默起来。我说:“我本是可以留校的。”她渐渐抬起头,问:“你不愿留校?”我说:“谈不上愿意或不愿意。北京上海对我反正都一样。因为我将来总归是要回到哈尔滨去的。我有一个身体很不好的老母亲,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哥哥,家庭需要我。”她轻轻叹息了一声,再次低下头去。她的双手像幼儿园里等待阿姨给剪指甲的小女孩那么规规矩矩地平放在桌上。而她低着的头却扭向一旁。似乎永不会再抬起,永不会再看我一眼。我站起来,走到她身旁,握住了她的双手。她没有抽回她的手,有半分钟的时间,她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一动未动。她坐在那里仿佛是一个石头人。她的双手在颤抖。也许是我的双手在颤抖。忽然她将她的脸贴在我的手背上。我说:“我爱你!”她说;“不……”我不禁放开了她的双手,走到窗前去,背对她站着。她问:“你生气了?……”声音低低的。我转过身,盯着她的脸说:“那么请原谅。”她说:“我有老父,你有老母。我有侍奉我父亲的义务。你有孝子之心。我们虽然是在马路上偶然相识的,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因为你是第一个对我说:‘我爱你’这句话的人。今后南北相离,何必钟情呢?这是缘份,你我命定如此。”我怔怔地说不出话来。她低下了头去,沉默着。我也沉默着。不知过了多久,她站起来说:“我该走了。”朝我凄然一笑。见我还怔着,不说话,她转身向房门走去。“等等!”我叫了一声。她在门前站住了。我走到她跟前,将门锁落下了。“你……”她吃惊地瞪着我。我坚定地说:“我要吻你一下。”她凝视着我,低声问:“你吻过几个姑娘了?”我觉得,她的凝视是那么幽深。我说:“在你之前,我没吻过任何一个姑娘。”她说:“在你之前,我未被任何一个小伙子吻过。”她闭上了眼睛。我轻轻在她眉宇间吻了一下。她睁开眼睛,问:“你吻过了?”我说:“是的。”她说:“我什么也没觉得。”我说:“那我再来一遍……”有人敲门……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小莫去送我。还有三个同学:小杜、小刘、小周。我从车窗口探出身子,一边和他们说些告别的话,一边用目光在站台上的人群中寻找着。小莫说:“你寻找她?”我突然发现了她,隐蔽在一根水泥柱后,呆呆地凝视着我。我要从窗口跳出来。列车开动了。小莫、小杜、小刘、小周对我喊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到。我的目光只望着那根水泥柱子,柱子后的她。上海,别了!别了,你这在新华路扫马路的姑娘!我们在新华路的人行道上相识。那时你手中拿着扫帚,我是一个“工农兵学员”。我们却在上海火车站相别!你隐蔽在水泥柱子后,就像我送你去浙江农村时隐蔽在候车室的一个角落一样。你有老父。我有老母。我有孝子之心。你也有孝女之心。今后南北相离,我们命定如此。我们没有缘份。你像一颗橄榄,我用我的心含着你。今后我将成为丈夫。但我不会忘记你。人人都有这点权力。我又了解你多少呢?了解得那么少,那么少,那么少!我为什么竟爱你呢?我自己也不明白。永远也不想弄明白。列车向北、向北、向北……我望着车窗外,思考我这三年的大学生活。学到了识别人的一些经验和一些教训。如果这也是学问,三年还不算白过。做过什么亏心事吗?做过的。“批邓”的时候贴过一张大字报。写过三篇“反小生产者”的短篇“小说”。没发表。写过一部“反文艺战线‘走资派’”的长篇,没写完。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帮”,短篇也发表了,长篇也写完了。为了什么呢?为了获得。为了获得什么呢?为了获得我所憎恶的那种政治势力的青睐。憎恶是真的。想讨好也是真的。产生过愤起疾呼果敢抗争的类乎勇士精神的冲动,更多的时候唯恐祸及自身,以懦夫的可鄙的沉默维护着一点点可怜的人格。如果讨好成功呢?如果想获得的获得了呢?我会不会加入“另一类勇士”的行列,顺着政治的竹竿往上爬,越爬越起劲呢?……而我的毕业鉴定上却写着:“同‘四人帮’作过斗争……”一条永恒的荣誉。我忽然觉得,自己并不比V、C一类人正派多少。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和一个娼妓鬼混了三年。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亦是假。假亦是真。只有对一位姑娘的爱,是不打什么折扣的。也算是收获——我认识了我自己。列车向北、向北、向北……我忽而又想到了沃克。如果他还在中国,我真愿将自己内心里最真实的一切一切都坦率地告诉他,让他真正了解一个中国人。列车向北、向北、向北……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梁晓声,梁晓声,你今后得多少变得好一些才行啊!……”选自《小说界》1986年第三期

沃克毕竟是留学生,他们不敢过分放肆。所谓“教训教训”,不过是推过来搡过去,一拳一脚而已。其中一个极为可恨,打了沃克一记耳光。他们离开我们的宿舍时,小莫大声谴责:“你们怎么能殴打留学生?!”为首的一个答道:“叫他明白他是在中国。”我说:“你们踢碎了我的暖瓶,得赔我。”那家伙冷笑道:“就算你为我们的革命行动贡献了吧!”他们扬长而去。沃克捂着脸在自己床上坐下,许久才喃喃地说:“真想不到,在中国,我被中国人打了。如果我的老母亲知道了这件事,不知会怎么想。”小莫说:“沃克,你应该通过瑞典使馆向那几个家伙提出严正抗议!”沃克摇摇头,说:“不,我不会那么做的。瑞典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在我记忆中,瑞典政府从来没有向中国政府提出过任何形式的抗议。我不愿因为我自己,使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受到丝毫影响。”我说:“沃克,你回国吧!目前你在中国能学到什么呢?世界这么大,你又何必到中国来留学呢?”沃克沉默许久,又摇头,低声说:“不,我不回国。也许他们以为我会害怕了,回国去。可是只要我还没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我就要在中国呆下去,亲眼看到你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最终将导致中国发生什么局面!”小莫揉着头,无比歉疚地说:“沃克,真对不起你,我们没有能力保护你。”沃克望着他,苦笑了一下,说:“你们每一个中国人也没有能力保护你们自己呀,不是吗?”小莫无言。我说:“是的。”沃克说:“这真可悲。”我果然又遭到了“算计”。而事件凑成之情节,犹如小说家的巧妙构思。先是,半年前,弟弟给我汇来了二十元钱。隔日,我要到邮局取钱,却找不到汇款单了。我在宿舍楼各楼口贴了“寻物启事”,两日后也无人送回。便到系里开了一张证明信,证明我汇单已丢,将二十元钱取了回来。几天前,我又到杂技学馆去体验生活。一天傍晚,接到V从学校打来的电话,告知我弟弟又给我汇钱来了。正缺钱花,便匆匆赶回学校,拿到了汇单。邮局已经下班,只好将汇单带回杂技学馆。第二天,和我一同在杂技学馆体验生活的C,有事要回学校,我就将汇单交给她,委托她代取。她回到学馆,快晚上十一点了。我已躺下,在看书。她敲门,我给她开了门。她不进,站在门外对我说:“明天上午,系工宣队庄师傅叫你回校一次。”我问:“什么事?”她一笑:“不知道。”我觉出她那一笑颇不善,但又想不出自己近来有什么失谨的言行足可被人“整治”,也就随她笑得不善,又问:“我的汇款单替我取出来了么?”回答:“E老师替你取。”E老师是我们专业上一届的留校生,我们的“教导员老师”。负责抓政治思想工作的。因此而怪,不免再问:“怎么E老师替我去取?”C又那么令人莫测高深地一笑,其意味更加不善,慢悠悠地答:“我没工夫。”一双眼中,放射出两股冷气,逼得我从脸到心一阵发寒。复躺下后,总觉C那笑,那话,那目光,包含着什么幸灾乐祸,不再能看下书去,苦思苦索,终不悟其所以然。辗转反侧,难以安睡。翌日,满腹狐疑回到学校,E老师和工宣队庄师傅在工宣队办公室联袂“召见”了我。E老师随口问了几句在杂技学馆深入生活的情况后,话锋突然一转:“你最近丢什么东西了么?”我回答:“前几天将书包在四十八路公共汽车上丢了。”又问:“除了书包,还丢什么了?”我一贯地丢三忘四,想不明白为什么问我这个,还以为他们要发慈悲,补助我点钱呢!便答道:“除了书包再没丢什么。书包里有十几元钱,不过我弟弟又给我汇钱来了。”“就是这张汇款单吗?”E老师拉开抽屉,将那张汇款单取出,朝桌子上一丢。我说:“是啊,您没替我取出来啊?”E老师脸色顿变,厉色道:“你好好看看。”我拿起那张汇款单“好好”看,写得一清二楚,是弟弟汇给我的没错,问:“怎么啦?”“你看看邮戳!”我就翻过来看邮戳,一时不免大为尴尬,呐呐地说:“这是我半年前丢的那张汇款单呀,从哪儿出来的呢?”“这正是我们要向你提出的问题!”一直正襟危坐的庄师傅,朝我瞪起了眼睛。我说:“这得去问V呀,是他打电话叫我回来取的,那么他一定知道这张汇单是谁从什么地方找到的。”“V在宿舍,”E老师站起来说,“我这就去问。”E老师走出去后,那位工宣队领导者一边吸烟,一边目不转睛地瞧着我。许多人在讯问别人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装出捷尔任斯基的样子。这位工宣队领导者也不例外。他大概自以为他那双肉眼泡投射出来的目光,也必定称得上“鹰一样的目光”。一会儿E老师回来了,身后跟着V。不待E老师开口,V便冲我大声质问:“我没有给你打过电话!你怎么无中生有呢?”“你……没有给我打过电话?可我明明听出来是你的声音啊!”“你胡说!岂有此理!”他仿佛被牵扯进了什么极不光彩的事件之中,作了“严正声明”后,愤愤离去。见他那种仿佛受了奇耻大辱的样子,我真怀疑自己从电话里听错了声音,低声说:“让我再想想,也可能是别人给我打的电话……”E老师说,“你不必想了。我问过咱们专业所有的同学,谁都没有给你打过电话。”我意识到问题很严重了——我企图用一张作废的汇单,再从邮局骗取二十元钱,且让别人代取,嫁祸于人之心,昭然若揭也。庄师傅说:“坦白交待吧,这张汇单你为什么保留至今?”这句话的意思就等于是说——你半年前伪装丢失了汇单,从学校开出证明取了款,而将汇单保留至今——是有“蓄谋”的。“我?!……我将汇单保留至今?!”我拍案而起。“你坐下!难道是别人替你保留至今的吗?!”工宣队领导者也拍案而起。E老师说:“这件事明摆着,性质是严重的,证明你的品质。手段也是恶劣的。你要抵赖是不行的。只有端正态度,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否则,你是不能带着这样一个没有交待清楚的问题毕业的!”我说:“你们想一想,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办这种蠢事吗?二十元啊!不是二百、二千,值得我从半年前就处心积虑,制造假象吗?难道我不知有人正希望我毕不了业吗?”E老师说:“你不要将问题扯到别人身上去,这对你自己没什么好处!”那位系工宣队副队长说:“你的态度很坏,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吧!你回去想想,还是诚实点,别拖到毕业分配时处理!那样对你更不利!”我简直发懵了。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希望“莫须有”的事成为事实。更不明白他何以会因此而内心里产生了某种快感似的。我说:“我什么也不会交待的,随你们的便吧!”说罢,起身便走。回到宿舍里,小莫见我脸色不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将事情前后对小莫述说了一遍。小莫追问:“到底是不是V给你打的电话?”我说:“是。可他否认。”沃克连声说:“这太无耻了!这太无耻了!……”小莫沉思了一会儿,说:“我问你一句朋友之间的话,你可别多心。”我说:“问吧。”小莫说:“你真希望分配到北京去吗?”我说:“见他妈的鬼吧!我只希望能让我平平静静地度过这最后一个多学期!我家有老母病兄,我想回哈尔滨。回不了哈尔滨,能让我回兵团也罢!”小莫说:“那就好办了。我代你找V去谈判!告诉他,他可以想方设法进北京,但不要和你竞争,更不要陷害你达到目的!”似乎也只有这条路可走。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沃克却说:“这太软弱了,这太软弱了!我看让我找几个留学生狠狠揍他一顿才对!既然你们中国学生可以在工宣队的唆使下蛮不讲理地揍我,我也可以串联几个留学生揍V一顿!”我说:“沃克,你要敢这样,你就不是我的朋友!”……小莫的“谈判”以失败告终。V将此事亦向工宣队汇报了。于是我“莫须有”的“错误”更加“属实”,情节更为“恶劣”。小莫懊悔不已。我婉言相劝。我忽又想起,那一天除了V给我打电话,还有一个人也在电话中对我嘻嘻哈哈了一阵。这个人是谁呢?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更不敢贸然问谁。沃克仍想串联几个留学生揍V。我和小莫极为严厉地向他提出警告,他才彻底打消了念头。好事无人知,丑事有人传,此话真不假。中文系许多学生,都渐知创作专业的梁晓声“出事”了。于是有人因此而莫明其妙地觉着高兴。虽然我与他们并无利害冲突,亦无什么不快的瓜葛。自己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的某些人,见别人“出事”了,可不是会觉着也够高兴的么!实乃中国人的心理遗传。我走在校园里,出现在图书馆或食堂里,便不免招至某些人看一个“出事”了的人的特殊目光。沃克和小莫怕我觉着不自在,常有意一左一右陪着我。我也确实觉着大不自在。C和V们,当然挺高兴的。因为这正是他们预期的“舆论效果”。在给工宣队打的“证言”中,C写道:“某月某日,事发前,我与梁同返杂技学馆。途中我寄信,梁站在邮局内的‘汇款领款常识’前,看了许久——可见其犯错误前是有缜密准备的。”确有其事。我承认了。她寄信,我没事,就看那东西。“梁在将汇单交付我时,犹豫了一阵——这是其犯错误前矛盾心理的反应。”我也承认了。确实犹豫一阵——因我本不愿劳她代办任何一件小事。“当我对梁说:‘E老师替你取’时,梁的脸色顿时苍白,呆呆地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是他预感到事情将要败露时的紧张心理的反应……”这就有点不实事求是了。但她觉着我当时就是那样的,我也无法。V的“证言”简单些,只有两条,但有分量:一、我根本没给梁打过电话,叫他回学校取汇单。二、莫替梁与我“谈判”,企图说服我承认给梁打过电话。作废了的汇单压在工宣队那儿。人证物证俱全,只待我低头认罪了。我离开学校,“逃亡”杂技学馆。大学里有工宣队。杂技学馆也有工宣队,是上海某纺纱厂的几位女工。学员们尽是十几岁的男孩女孩,整日被关在曾是汪精卫的一个小老婆的独院别墅里练功,其实谈不上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的。但几位纱厂女工却不这么认为。她们也时常地制造出什么“新动向”、“新情况”,折磨孩子们,折磨杂技老师们,也折磨她们自己。仿佛不唯此不足以显示出她们存在的价值。孩子们在她们的授意下,也常常写几张“大人腔”的思考“路线斗争”或“思想斗争”的大字报。贴在练功房里。我是北方人,爱吃辣酱。学馆的赵老师就经常从家中带点辣酱来送给我。赵老师是学馆负责人。但受工宣队领导。被女工宣队员领导更是不幸。故而学馆内的“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便集中体现在她和几位女工宣队员之间。她年近五十,身材高大,像马玉涛。她也是北方人。我们便认了“老乡”。她为人坦诚,性格耿直,我觉得她比几位严肃的女工宣队员可亲,愿意接近她。她是中国的第一代芭蕾舞演员,而且是苏联舞蹈家西诺夫培训过的。工宣队认为她是“文艺黑线”上的人物。我则觉得她不唯可亲,亦复可敬。我亲她近她。女工宣队员们大不高兴。她们认为:一名“工农兵学员”,理应对工宣队员们亲而敬之,才对头。否则,就不对头。她们经常对C叨叨咕咕,说我“屁股坐歪”了。C是我在学馆体验生活时期的直接领导,非常乐于将学馆工宣队们对我的这类意见反映给学校工宣队。其实我的屁股是常和她们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她们还是不高兴,认为我“屁股虽然和她们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可“思想是与赵老师合拍”的——也即“与旧文艺思想合拍”。我无法讨她们欢心,只好随她们不高兴去。她们不免常以冷脸对我。有一次我问赵老师:“她们怎么这样呐?”赵老师说:“你别在意,只当她们是在更年期。”我那时特傻,不知“更年期”为何意,因问“更年期是怎么回事啊?”赵老师想了想,回答:“女人到了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我觉得身为女人真不幸。不但要和男人们一样受命运的摆布,还要受生育之苦,还要受“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的捉弄。便对那几位女工宣队员格外同情起来。中文系图书馆有“文革”前的《妇女杂志》,我便特意回校一次,大量翻阅,选出几册载有“妇女到了更年期怎么办”一类文章的,借出来带到学馆,推荐给几位女工宣队员读。不料想她们甚为恼怒,以为我当面羞辱她们。其实我一向尊重妇女,而且确确实实一片好意。我尽办傻事。著名戏剧家黄佐临先生小女黄小芹,在杂技学馆作钢琴伴奏老师,与我是同龄人。我们之间亦颇有话说。心是相通的。常背人一起咒咒“老妖婆”,觉得彼此都一吐为快。我们唯独不避赵老师。小芹是赵老师调来的人。赵老师与我交谈时,常流露出对佐临先生的敬仰。她将小芹调到学馆,颇费了一番周折。几位“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女工宣队员,当然自以为她们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推断,一个“文艺黑线”上的人物,一个被“打翻在地”的“资产阶级戏剧艺术家”的女儿,再加上一个爱吃“文艺黑线”上的人物的辣酱,“屁股坐歪了”的工农兵学员凑在一起,所谈所论肯定都非“革命言论”无疑。我从学校逃到学馆,连我给他们作了半年之久辅导员的孩子们也知道“大梁老师出事了”。C已将“舆论工作”做到家了,我真佩服她。被自己喜爱的孩子们用种种猜疑的眼光看待和不敬的态度对待,令我尤其不堪忍受。连赵老师和小芹也不知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欲问而不便问。我也没心思向她们解释。只好再逃。上海郊区有个小镇叫朱家角。据说电影《枯木逢春》中的一些镜头,就是在那里拍的。我的一位上海知青朋友的外婆家住在那小镇上。他回上海探家时,曾带我到他的外婆家住过几日。我很喜欢那小镇。那里似乎是一个宁静的世界。老阿婆非常真诚地欢迎我再去作客,视我为他的亲外孙一样。我从大上海逃避到小小的朱家角,着实过了几天清静日子。老阿婆说我瘦的叫人可怜,顿顿给我做好吃的。一天,沃克竟找到了我住的地方,令我大出所料。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沃克回答:“小莫告诉我的。”我只告诉了小莫一个人我在什么地方,而且嘱咐他不要告诉别人。他告诉了沃克,我有些不悦。我不愿被任何一个人扰乱我在小小的朱家角所感受到的清静。这小镇上最主要的一条街,又深又窄。两旁尽是歪斜的木板阁楼。对门住着的女人们,常一边坐在自家门坎上摘菜,一边隔街拉话。姑娘们结伴从街上走过,木底拖鞋在石路上发出叭哒叭哒的响声,其声如梆,远远地传过来,又远远地消失了。给这小镇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音韵。而老人们在敞开的窗口隔街对饮,那真是一幅妙趣横生的画。镇外还有一条河。河上有古老的石桥。河中有木船驶来驶往。就这些,对我已足够了。我喜爱上了这小镇。而最主要的是,这小镇的政治氛围较淡薄,不那么压迫人。没有男性工宣队。也没有“不知将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女工宣队员。也许。只有镇“革命委员会”那幢不大的二层楼里的人们,才像别的地方的某些人们一样,有兴趣去玩从中央到地方的那同一局政治桥牌。总之我是那么不愿离开朱家角,不愿回到上海,不愿回到杂技学馆,更不愿回到复旦去。我真希望就能在朱家角呆到毕业,随便他们将我分配到什么地方。还有那张汇单,也见它妈的鬼去吧!随便他们给我下个什么结论!沃克看出我有些不高兴,说:“小莫本不想告诉我你住在这里,是我逼问出来的。我不能不来见你一面。因为……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要回国了。以后,也许不会再到中国来了……”我心中倏然对这位瑞典留学生产生了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同时也因为对他的冷淡而自责。我问:“你为什么突然要回国呢?”他说:“我把V揍了一顿。”“你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了?”“没那么严重。不过我对中国感到失望了。”

两天之后,星期六的晚上,系里召开全系师生大会。工宣队副队长发表讲话,表情严肃得义愤于色:“我们有的同学,资产阶级占有思想极为严重。严重到什么地步呢?严重到想要住进陈望道先生家中的地步?我倒要问问这个同学,你想要住进陈望道先生家,那么让陈望道先生搬到什么地方去住?大概你还梦想着住进中南海去吧?这叫野心啊!……”我回头者了H一眼,他明知我在看他,却装作没有注意到我,一副认真聆听的样子。我明白了,他那一天是存心“邀”我去“散步”。同时也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设这样一个智慧的圈套诓我上钩——因为入学后我和他同时交的“入党申请书”。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退出了这场两个人的“战争”。我实在不想卷入这样一场“战争”。而且认识到,我一旦卷入,他我之间,便无所谓“正义与邪恶”了。况且我也决不是他的对手。从此我再也没有交过一份“思想汇报。”还有一次,一位党员同学,虔诚之至地对我说:“大梁,你入学前就发表过小说了,以后你得多帮助我啊!”我慌忙回答:“你可别说这样的话!我发表过的那哪叫小说,不过是在《兵团战士报》上以故事形式发表过一两篇好人好事,咱们都一样,要搞创作,都得从头学起……”我最怕别人提我入学前就发表过小说。提的人越多,提的次数越多,使我感到的压力就越大。入学的第二天,十六名同学聚在一起,与老师们一块开“漫谈会”。一位老师问谁入学前发表过作品,皆默默然。我以为大家是因为彼此陌生而拘束,为了打破僵局,便首先说:“我入学前发表过几篇小小说、小诗、小散文。”老师说:“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其他同学呢?”默默然者们仍默默然。可怜,名曰:“创作专业”,十几名学生,半数以上党员,发表过什么的,除我和一位女生外,竟没有第三个。也就是从入学的第二天,老师们总是不断受到“推行智育第一”的种种指责。而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所谓走“白专道路”的典型。那位和我一样入学前发表点小文字的女同学,因为是女同学,幸免之。一位党员同学要求我在写作上帮助他,并未使我感到受宠若惊,反而使我感到意外。不料那位党员同学一本正经地说:“你别假装谦虚好不好?谦虚过分就是虚伪。”我见他这么说,又确很虔诚,便回答:“你是党员,你思想觉悟比我高,请你在思想上今后多帮助我。”不料以后小莫暗暗告诉我,我又被“出卖”了一次,那位党员同学竟向工宣队汇报,说我要与他达成一笔“交易”——我请他帮我解决组织问题,以帮他修改文章为报答。他们不向老师汇报我什么,因为老师们都挺爱护我。我虽愤怒,但只想再多铭记一次教训,并不愿与之吵翻。随他们去好了。又过了几天,那党员同学,竟果然拿了一篇什么文章请我帮忙润色文字。其话,其态度,其表情依然那么虔诚之至,那么令人难以拒之。我的回答颇不文明——“去你妈的!”中国的“国骂”有时候很叫劲儿。“你……”他目瞪口呆。我说:“老子早就不交思想汇报了!你是党员,你会不知道吗?”他心中有鬼,退回辅位,钻进蚊帐去了……自从我打消了争敢入党的念头,觉得自己变得无所畏惧了。而且某些人也确实反过来开始怕我了。我尝到了做人的某种“甜头”。但戒备之心,已成本能。除了小莫,不与任何人过从。暗暗立下与某些人老死不相往来的誓言。无所畏惧——其实是一种自我感觉。因为我深知,言行不慎,我是会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被“出卖”得更惨的。“出卖”——各种人们之间的各种“出卖”,已不复能用“品德”二字解释,那是那一历史时期的“流行病”。如果放在特种显微镜下分析,每个最渺小的病毒,都带有那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的特征。所以我本能地认为申·沃克对我是个“危险”的人物。小莫也接到了“留学生办”的“传讯”。他将我扯到校园内一个僻静的地方,很有些紧张地问:“前天我没对沃克说什么‘过杠’的话吧?”我肯定地回答:“没有。”他又问:“也没对你说什么‘过杠’的话吧?”我摇摇头,用同样肯定的语气回答:“没有?”他顿时出了一口长气。我问:“就是你说了什么‘过杠’的话,难道还怀疑我出卖你不成?”他脸红了,说:“你可千万别那么以为啊!我不过是有点神经过敏罢了。申·沃克这个外国佬,今后咱俩都得躲避着点。否则咱俩不定哪天准倒霉!”我比小莫更明白这一点。但是沃克自己肯定不明白。他不过就是想主动与两个中国学生建立友谊,对中国人有所了解而已。在那一历史时期,一位外国人想要真实地了解一个中国人,那只能是一种愿望而已。哪个中国人如果向一位外国人真实地坦露自己头脑中的思想,不是想入狱,就准是个疯子!我和小莫都不愿一脚就从大学校门跨进监狱大门去。我们的神经也没什么毛病。我们按时来到“留学生办”,“召见”我们的是一位我们不太熟悉的工宣队员。看样子不过是个小角色,却偏要故作出一副大人物的派头。从校党委到各系总支,逐级都有工宣队员担任要职,所谓掺入高教战线的“沙子”,领导“教育革命”。此公即是一粒“革命”的“沙子”。而当时复旦的党委书记,竟是位“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现役军人。就差一位贫下中农了。若齐了,真可谓之曰“复旦工农兵政权”。我和小莫落座后,那工宣队员点着一支烟,吸了一口,吐出一缕,先瞅瞅我,后瞅瞅小莫,语调缓慢地说:“情况嘛,是这样的,我们经过研究以后,接受留学生们要求与中国学生同吃同住的愿望。当然,这无疑会使·我·们今后面临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复杂化。可·我·们既是来领导上层建筑的,就不怕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每说到“我们”两个字,便带有格外强调的意味。“我们”两个字,暗示出工宣队在复旦园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我和小莫都不作声。我们预先商量过“对策”,要装成两个头脑简单的大傻瓜。“情况嘛,也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决定,你们俩以后同瑞典留学生申·沃克住在一起。”他话题一转,眈眈地盯着我们。太出乎意料了!我和小莫对视一眼,真都有点发傻了。“据说,你们与申·沃克接触频繁?”对方挪动了一下工人阶级强壮的身躯,往沙发靠背挺舒服地一靠,脸上呈现出令人怀疑的和气表情。“这是胡说!我们与申·沃克只接触过一次!”小莫当即反驳。“别发火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那表情,那口吻,依然怪和气的。我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指一个人对待错误应取的态度,我们与留学生接触过一次,也算什么错误吗?何况是申·沃克主动与我们接触……”“这个申·沃克都与你们谈了些什么?”对方打断我的话,猝然发问,同时将身体迅速地俯向我们,仿佛一只会相面的大猩猩似的瞪着我们的脸。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谈气候!”小莫随口回答。“谈气候?谈什么气候?”“谈国内气候呗!”“说,说!……”“申·沃克认为北京气候好,我们认为还是上海气候好。上海气候多好哇,一年四季湿湿润润的,所以上海人的皮肤才比北方人的皮肤细嫩是不是?他说上海的黄梅雨季挺讨厌,我们说北京风沙太大,他就同我们争论不休……”小莫信口开河,胡诌八扯,煞有介事。“当然还是上海好,当然还是上海好……”对方搭讪道,大脸盘上均匀地布满了失望,又往后一靠,烟灰落了自己一身。小莫暗暗朝我了一下眼睛。我又说:“让我们俩和留学生同住,我觉得不妥。因为我们生活作风挺散漫的,政治思想也不够成熟,只怕会在留学生面前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请工宣队慎重考虑,是否重新选择两位政治思想上比我们更成熟的同学?”小莫连连道:“就是,就是,就是。”对方将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看着我说:“我们还是充分信任你们的嘛!不过,申·沃克这个留学生,不是·我·们的朋友。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是散布过许多与·我·们不友好的言论的。你们要及时向·我·们汇报他的情况,要同他展开必要的斗争。这也是对你们的考验嘛……”说着,站了起来,表示这次“召见”已经结束。我和小莫巴不得早结束这场谈话,马上站起退去。退出之前,我真想转身问一句:“要是申·沃克成了·你·们的朋友,你们大概会封他为什么‘荣誉工宣队员’吧?”我们走到校园里时,小莫低声说,“这太卑鄙了!和让我们当‘告密者’有什么两样”?我说:“反正我们又没有接受他们的经费,完全可以不必向他们汇报什么。”“那我也觉得这场谈话够令人恶心的!”小莫愤愤地啐了一口……我们中文系学生,一般七人住一房间。和留学生同住,四人一房间。除了我、小莫、申·沃克而外,还有一位黑人留学生。不过那黑人留学生不久便因为什么事回国了,H搬了进来。傻瓜也会明白,他是工宣队掺入到我们这个宿舍的一位“沙子”。我和小莫虽然与沃克同住了,但更加避免与他交谈什么。我们不愿被工宣队第二次“召见”。H却时常提出各种话题企图在我们这个中外学生同住的宿舍里引起讨论和争论。比如:评《水浒》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是什么?主席最理想的接班人应该是谁?……我和小莫知其居心不良,任其独自高谈阔论,姑妄听之而已。申·沃克曾经对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发表过一通“独辟蹊径”的见解。他说:“《水浒》是你们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反人性的古典名著。”“什……么?”H当时脸上充血,不知是被一股辩论情绪所激动,还是由于另外的目的而感到兴奋。沃克从容不迫地说:“在《水浒》这部著作中,谁杀人不眨眼,谁就是英雄。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就在于,为中国今天的缺少人性和明天的杀人寻找形象的理论根据。中国目前对那些‘走资派’和他们的亲人子女不是非常没有人性的吗?……”“你这是对中国的诽谤!”H的脸愈加充血,慷慨激昂地说,“《水浒》里的英雄杀的尽是贪官污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武松‘血溅鸳鸯楼’,不是就杀了好几个无辜的人吗?孙二娘不是也将许多不见得坏的人包到馒头里去了么?”“那是武松杀得性起……”“杀得性起就可以乱杀无辜了么?”“这……好人杀好人误会……”H的辩论才华,发挥到顶点也就这么高的水平。“好人杀好人误会?”沃克眯起眼睛,表情严肃地思考了片刻,似有所悟地点了一下头,自言自语,“难怪武松也差一点被孙二娘麻翻后剁成肉馅。”H得意地说:“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理解目前重新评价《水浒》的现实意义。”沃克不动声色地说:“也只有在中国才能产生‘好人杀好人误会’这一理论。我一会就去动员我的留学生朋友们,要他们和我一块离开中国。好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误会的国家里真是太不安全了。谢谢你使我明白了这一点。真是一条冷冰冰的理论。不,我得现在就去动员我的留学生朋友们,我要和他们一块去找学校的领导!要求退学!”说罢,站起来就大步往外走。“哎,你,你别去!……”H慌了。“你有什么权力阻止我!”沃克转身质问,依然那么不动声色。“我求求你……”H狼狈极了,走过去拽住沃克的袖子不放。沃克朝我和小莫挤挤眼睛。我和小莫将脸扭向窗外,使劲咬住嘴唇才没笑出声来。我们都认为沃克是很善于辩论的。他每次总是沉着论战,一步步将H引到辩论的“边缘”。而每到这种时刻,H就一声不吭了。“为什么毛主席要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四人帮’呢?”沃克常会在辩论中故作天真地向H提出这一类问题。这一类问题,好比是被辩论气氛吹薄了的气球,谁最后轻轻触它一下,它就会爆炸。H极其害怕这类玩艺儿,如同迷信的人害怕什么不祥之物。我和小莫渐渐开始对沃克产生了某种好感。因为这瑞典留学生的思想竟和我们头脑深层的真实思想那么相通。只有关心中国命运的外国人,才会提出他所提的那些问题。沃克虽然不是复旦大学工宣队们的“朋友”,却应该成为我们的朋友。我们对他的好感,并不明显表示出来,以替他捎一瓶开水,下雨前提醒他将晒在外面的衣物收回,到市内去时,问他需不需要我们代买什么东西这类小事表达。我们相信,他是理解了这一点的。按照“纪律”规定,与留学生同住的中国学生,是不能将《红旗》杂志、《学习与批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和各种大批判学习材料带到宿舍的。我和小莫严格遵守这一“纪律”。一天上午,宿舍里只有我和沃克,我抱起被褥去晒,却忘了有本过期的《学习与批判》压在褥子底下。它被带到了地上,我没发现。晒好被褥回到宿舍,见沃克正拿着那本《学习与批判》在看。“我看看行吗?”他将《学习与批判》朝我扬了一下。“这……”我不禁面露难色。《学习与批判》是上海市委机关刊物,被工宣队们称为“小红旗”。上海市委御用写作班子的大块文章,经常以头号标题发表在上面。几乎每一篇大块文章都有政治背景,都是一种政治烟幕。“这是不许我们留学生看到的吗?”麦克似乎敏感到了。“不,不,没这个规定。”我说,同时暗想,我这是在替谁辩护啊?其实,莫说《学习与批判》,就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只要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想看,搞到一份或一期看看并非难事。搞不到手的,也可以站到某些报刊栏前去看。《红旗》杂志一有“重要”文章发表,则被按页码扯下,张贴于有玻璃橱窗的某些报刊栏内。希望更多的人们从中得到某些暗示,从而紧跟之。“你骗我。你们一定有这个规定。我不看了。”沃克将《学习与批判》轻轻扔在我的床上。那一时刻,我觉得身为一个中国人,在这位瑞典留学生面前无地自容。世界上绝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哪一所大学,像当时的复旦一样,连自己国家公开发行的报纸和刊物,也对外国留学生实行“封锁”。我望着他,低声问:“你生气了?”他耸了一下肩膀,说:“是的。但我并不生你的气。”我走到自己的铺位前,默默坐下了。沃克则在他的铺位一躺,头枕在双手上,眼睛瞧着屋顶。忽然,他低声问:“你知道吗,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我说:“知道的。”隔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爱中国。东方文化和文明,在我很小的时候对我就具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我的父亲是斯维德尔摩大学研究东方文学资格最老,也最有成就最有权威的教授。他经常对我说,中国是东方文化、文明和文学的宝库。他支持我到中国来留学。可是我的母亲坚持反对。她认为中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我到中国来,她很不放心。但是我的父亲帮助我说服了母亲……”我静静地坐着,望着他。将那册《学习与批判》卷起来拿在手中。他问:“你在听么?”我回答:“是的。我在听。”他接着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将自己封闭得那么严。中国人,作为人,一个个也将自己封闭得那么严。使我感到要在中国真正了解一个中国人,与一个中国人建立诚挚的友谊,是根本不可能的。你认识那位罗马尼亚女留学生吗?”“认识。”“你与她很坦率地交谈过什么吗?”“也没有。”“真遗憾。你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难道你们中国学生对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也戒心重重吗?”“……”“我和她交谈过。她对我讲过一件事,真是滑稽可笑。她说一艘中国商船有次在罗马尼亚的一个港口城市停靠,三个年轻的中国船员走上码头。那一天是罗马尼亚的假日,码头上很热闹。姑娘们和年轻的妇女们穿得漂漂亮亮,惹人注目。她们都又主动又友好地向三位年轻的中国海员招手,微笑,抛送飞吻。可是他们呢,排成三人纵队,在码头上齐步走。对周围的一片热情毫无反应,个个脸上表情严肃,就像在码头上操练步伐的士兵一样。而且目不旁视,使热情的罗马尼亚姑娘和妇女们感到又古怪又迷惑。有一群罗马尼亚姑娘瞧着他们哈哈大笑。其中一个调皮的姑娘悄悄跟在他们身后,出其不意地抱住了走在最后那个年轻的中国海员,并在他脸上使劲亲了一下。他用中国话大声叫喊起来。你猜他叫喊了一句什么?……”“什么?”“快救我!”“你胡说。”“你问济珈去,她会对你再讲一遍的。因为那个亲了中国海员一下的罗马尼亚姑娘,不是别人,就是她自己。”“……”“那个被她亲了一下的中国海员,还当着她的面儿对两个伙伴声明:‘不是我抱住了她!是她……·主·动抱住了我!不信你们问问她!你们得给我作证!’……”“济珈怎么说?”“她说,‘是我·主·动抱住了他,还亲了他一下。’码头上的女人男人全大笑不止。三个中国海员重新列成纵队,跑步回到了船上……”“……”“和我们外国人接近,说出一些真实的思想,对你们中国人就那么可怕吗?”

H还没回来。小莫恨恨地说:“这小子真他妈的,都不叫醒我们,不知什么时候出去的!”我想,这符合H的为人。他准希望我们都被埋在废墟之下,创作专业只活着他一个,那么他就会如愿以偿,笃定可以入党,也可以分配得无比理想了。沃克朝窗口瞅了一眼,忽然不安地说:“他刚才会不会从窗口跳出去了?”我和小莫不禁对视。小莫走到窗口,探身朝下一望,立刻转过身,脸色苍白如纸,低声说:“老天爷,果然如此!……”我和沃克一步抢到窗口。我们看到的情形使我们吃惊得呆住了——月光下,一个人仰卧在被翻松了的那片地上,双腿几乎插进了地里,而头,撞在水泥护楼围墙上……几天后,从医院里传来消息,H虽然保住了一条性命,却成了白痴。毕竟是一个人。毕竟与我们共同生活过。我们对H都产生了一种恻隐之心。我们一块儿到医院去看望H,沃克买了许多东西。我们希望从医院传来的消息并不属实,或者夸大其词。但H的的确确变成了一个白痴,并且瘫痪,身上将永远地插着两只管子。医生说,丧失医疗价值了。H的父亲,一位黑而瘦小的老农民,站在儿子的病床前不停流泪,光自喃喃地说:“为什么就你要跳?为什么就你要跳?……”H两眼大瞪着,却不认人,脸上僵固着一种苦笑般的表情。还有一位农村干部模样的人陪着他的父亲。那一天我们才知道,H入学前是某省某县某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们丝毫不能从H平素的为人与他那位可怜而笃诚的老父亲之间找到什么相同之处。也觉得像他那样的一个人当上什么革委会副主任,是又在意中又匪夷所思的事。那陪同者说:“我们H若是党员,地革委主任也早当上了!唉,如今这……全完了!……”不胜惋惜之至地大摇其头。难怪H那么迫切地要入党!如果削尖了脑袋确能“钻”入党内,他是会舍得一颗头的。我们对于H的种种记恨都不存在了。只觉得他是那么可怜。觉得他的老父亲更可怜。沃克给了那可怜的老父亲一百元钱。我和小莫是拿助学金的穷光蛋学生,只能表示我们的同情而已。从医院回校的路上,沃克沉闷不语。小莫有几分忏悔地说:“也许我不该和他换床位,可我哪能预想到这么个结果呢!”我说:“这也不能怪你,只能怪他自己。”沃克说:“我们三个都有责任,如果我们对他多加劝阻,他也许最终会听的。我心里真为此而难过。”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要我们对H的可怜下场负责任,我和小莫觉得太欠公道,却并没有同沃克争论。H的老父亲委托我们帮助他收拾一下儿子的东西。我们收拾H的东西时,发现了他的一个笔记本。上面的记载有几段与我有关,摘录如下:“到北京去!一定要想方设法争取分配到北京去!只有分配到北京,才能前程似锦!”“今天我已探听到底细,专业有两名分配到北京文化部的名额,据说首长指示,要善于在文化部门展开思想和路线斗争的毕业生,要能成为掺进文化部门的‘沙子’的毕业生。要插队下过乡的上海知识青年。阴错阳差,竟使梁与C两个哈尔滨知青偏得机会……”“原来专业里有好几个学生都暗知这两个名额的底细。他们都想进京。我们上一届分配到中央教育部的一个学生,已经当上了《教育革命》的负责人,前途无量。C的名额是别人所挤不掉的,她是专业支部副书记,系工宣队的红人。因此梁成了众矢之的,谁都想‘整’垮他,取而代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其实我与梁并无积怨,也无近仇。但我不‘整’他,别人也照样‘整’他。我不取而代之,别人最终也要取而代之。不是我坏,是前途如此,不得不为。否则,毕业后,我则可能‘社来社去’,再当那个小小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梁似乎变得处处谨慎了,但这么多人盯着他,他绝不可能从此不再说一句错话,做一件错事。他的下场注定了的,没跑。不过‘鹿死谁手’罢了……”“梁的一封看过的信被我发现,在我手中,是黑龙江出版社一个人写给他的,信中有‘老妖婆’数句……这就足够了。天助我。现在我不忙抛出来,到毕业前来个‘奇袭’……”这日记本先是小莫翻看的。他看了一会儿,递给我,恨恨地说:“你自己看吧!没想到这小子这么不是人,可我们还傻乎乎地同情了他一番!他妈的多不多余!”我看过之后,许久没说话,觉得自己仿佛沉入了零下二百七十度的冰窖底。入学二年多,我才明白为什么有人像密探似的时常监视我的言行。为什么有人连我在中文系的借书卡也要暗暗统计,阅读“封资修”作品比例多,也作为“思想意识问题”的一条向工宣队汇报。为什么我在阅览室学习《列宁选集》时,只因旁边放了一本没读完的《拿破仑传》,也会被诬为假学马列之名,行摘抄“拿破仑”言论之实。为什么我的信件时常不翼而飞……沃克瞧着我,似乎也想看那本日记。但却不开口说。自从《学习与批判》事件之后,沃克“自觉”多了,我们不主动给他看的,即使他兴趣极大,也绝不提出请求。我将那日记本扔给沃克,说:“你愿看就看吧!这对你了解我们中国学生大有好处。”沃克看完之后,望着我,低声问:“梁,你心里很难过是不是?”我冷笑道:“不,我并不难过。老子他妈的这个大学不念了,让他们去为一个北京名额明争暗斗吧!”小莫说:“别发傻,这个日记本得销毁。更重要的是,得找到你那封信!”小莫帮我在H那些信件和书籍中翻找。翻找了半天,却未找到。小莫说:“看来找不到了。他会不会已经交给工宣队了?”我想了一会儿,摇摇头,说:“大概不会的。他要是交了,工宣队早拿我开刀了。再说他日记上明明写着,要等到毕业前夕再对我进行‘奇袭’……”小莫说:“如果你的判断不错,反正他已经那样子了,再也不会威胁到你了,你也就不必再担心了。”可我找不到那封信,还是很有些担心。因为那封信如果落入别人手中,我的下场可能同样不堪设想,黑龙江出版社的肖沉老师将头上悬刀。我和小莫当着沃克的面将H的那本日记烧了。沃克直摇头,用谴责的语气说:“你们这样做可不好。很不好。H的父亲委托我们代他整理H的东西,未经同意,怎么能……”小莫打断他的话说:“收起你那套西方式的道德观吧!你是在中国!让他的老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子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么见不得人的鬼心肠,未免太受刺激吧!”我也生气地反问:“难道别人存心坑害你,你连点措施都没权力采取吗?”那是我和小莫第一次与沃克正面发生矛盾。沃克受到我们的抢白,不再说什么,默默扫尽纸灰,用撮子端到厕所里送走了……放暑假了。小莫不论寒暑假,必定要回贵州去的。我和沃克一同送走了小莫。我问沃克这个暑假打算怎么度过,他回答说想回国去看望他的老母亲。“我已经一年多没见到母亲了。我从来没有离开母亲这么久过。”他微笑着对我说,脸上又显出那种纯真的大孩子神气来。他反问我打算怎样度过这个暑假,我回答说要留在学校里多看些书。系阅览室的李老师对我不错,某些当时还封存的书,在假期他也肯偷偷借给我。入学后,我还一直没探过家。助学金十七元伍角,刚够饭费。弟弟每月从乌苏里江边寄给我拾元钱。弟弟的工资也低得可怜,三十二元,一级农工。我决心三年不探家,省下几笔路费。沃克听我说假期要留在学校里,思忖片刻,改变了想法,说:“那我也要留在学校里。”我问:“为什么?”他说:“和你作伴。没有人监视我们,我们之间可以交谈很多很多,对不?”即使没有人监视了,我又能对沃克说些什么呢?我微微苦笑。沃克果然就陪我留在学校了。一天,我那双猪皮鞋开胶了,不能再穿了。而且,一条最像样的裤子也洗薄了,再搓洗一次就会破。我想,我得买一双鞋了,也得买一条裤子了。可弟弟尚未寄钱来。想朝沃克借,终觉羞于启齿,未借。我决定将自己那块上海牌手表卖掉,暂解拮据。是在延安西路上一家小小的委托商店卖掉的,作价八十五元。我声明要现钱,便只得到六十五元。买了一双鞋,照例是猪皮的。买了一条裤子,照例是“三合一”的。走出商店,发现同学齐某,拎着大包小包,与哲学系的一高个子女同学边走边谈,亲亲密密,兴致勃勃。不愿被齐某看到,更不愿与他打招呼,我转身朝另一方向而去。齐某算是个“干部”子弟,其父十二级。十二级干部并不显贵,若在北京大概总要数以万计的吧?但他却常常自诩:“我们高干子弟……”如何如何的。他带工资上学,这一点倒令我极羡慕。他专爱跟女同学,尤其爱跟那些年龄不大、思想单纯的女同学“建立友谊”。同学们对他颇有非议。但他根本不在乎,说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说跟男同学们在一起没什么可谈的。仿佛他认为男同学个个都是“污浊之物”,那些年龄不大、思想单纯的女同学们才是“水”化成的清癯人儿。小莫说他患的是“贾宝玉症”。回到学校,沃克不在宿舍里,不知干什么去了。忽然间我觉得异常空虚,异常孤独,靠着窗框,像只猴子似的坐在窗台上,手中拿着一本《新华字典》百无聊赖地翻看,全然不怕掉下去,落H那么个下场。信手翻来,却翻到“女”字旁部。在偏旁索引中占的比例竟还不少。于是想到,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专门为女人们创造了那么多文字,在形容女人方面有那么多细致的学问。比如就说女人的笑吧,外国文字的形容,也不过就是大笑、微笑、冷笑、美好地一笑、天真地一笑、单纯地一笑……等等。而中国文字中,则有嫣然一笑、婉然一笑、妩然一笑、媚然一笑,思量起来,果然各领风骚。外国人形容女性身材,也不过就高低胖瘦,充其量再加上“线条”怎样怎样,如何如何富有“性感”。而中国文字中,除“苗条”之外,还有“婀娜”。“婀娜”之外还有“窈窕”。“窈窕”之外还有“婷婷玉立”、“风姿鉴人”一类。还有“秀色可餐”。要吞吃下去的意思。想起前些时候偷读一本《香艳诗抄》,其中更不乏什么“软玉温香”、“被翻红波”、“蝶浪蜂狂”一类。外国人叫“做爱”,或者直言曰——“睡觉”。就像阿Q对吴妈说的那么明白。可中国人却谓之曰“云雨”。怎么他妈的琢磨的呢!可见中国男人在女人身上动用的脑筋自古以来就很多。可是又自古以来都爱装正人君子。继而想到那位召见过我两次的工宣队员,他在欣赏“白毛女”年历片时,目光就很有几份猥亵。倘若那年历片上没有女人的大腿,印的是仿宋体或隶书体或“狂草”的“最高指示”,谁知那粒革命的“沙子”会不会伏在玻璃板底下,时不时就低下头去“欣赏”起来,没够没了的?我进一步想到周围那么多人都在“装孙子”。包括我自己。我又在装什么呢?装大大具有“工农兵学员”的本色的样子。尽管工宣队们已经觉得我不具有了。但我却还要硬装下去。唯恐毕业分配时被划入“另册”。这想法使我觉得自己可怜亦复可卑。干脆他妈的退学的念头便又产生了。校园外,马路对面,有一个什么陶瓷厂,时值下班,一帮姑娘们,刚刚在厂里洗过澡的样子,一个个披散着头发,结伴走出厂门。其中一个,抬头望见我,竟大声问:“嗨!大学生,想什么呐?”我俯视她们一眼,高喊一句:“想你们哪!”话一出口,立刻觉得不对,怎么自己口中出了流氓语言?顿时面红耳赤,赶快溜下窗台,不敢露头。怕遭到辱骂。窗外却一阵格格嘎嘎的笑声。我弯着腰离开窗口数步。直起腰,见沃克站在门口。正对我微笑。我觉得脸上是更加发烧了。沃克走到窗口,朝下望了望,转身对我说:“她们还站在下边呢!”我说:“我可没招惹她们!”沃克愣愣地瞅了我一会儿,变微笑为哈哈大笑。我呆呆地坐在床上,仿佛犯了什么天条似的,没人问罪,陡自心中惶惶然。沃克也坐在床上,面对面地望着我,那目光,仿佛在鉴别一个什么中国古董。我被他望得不自在,就躺倒床上,避开他那研究的目光。他低声说:“我听到你对她们说的那句话了。”听到了又怎么呢?我想。他又问:“你在想什么呢?”我回答:“想女人。”故意使他吃惊。“哦!天啊!……”听他那语调,似乎果然大吃一惊。我朝他扭过头去,见他的表情并非吃惊,而是快活。他说:“你真可爱。”我说:“就因为我这会儿想女人?”他说:“不,因为你对我说了一句真话。是真话吧?”我思考片刻,自认这会儿确是在想女人,便答道:“是的。”他又问:“你想的是你的未婚妻?”我说:“没有未婚妻。”“那么,是在想情人?”“中国人只许有老婆,不许有情人。有了情人是坏分子。”“想女朋友?”“从来没交过女朋友。”“你二十几岁?”“二十七岁。”“二十七岁从来没交过女朋友?”“从来没交过女朋友。”“你打算奉行独身主义?”“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正在想女人!”“你想的是性吧?”“什么?”“性。做爱。”“就是云雨罗?没云雨过,想也想不快活,不想!”“瞧,你又不说实话了!”“在你们瑞典,女人和性是同意词吗?”我腾地坐了起来,生气地瞪着他。他莫名其妙地说:“我并没有侮辱你的意思啊,你为什么要生气呢?”我又慢慢躺下去,自言自语地说:“我想的是女人。这会儿如果有个女人,无论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只要不很丑,只要有温情,我就真愿意将我的头靠在她怀里,睡上整整一天不醒……”“可是她如果有丈夫呢?”沃克仿佛存心大杀风景,从道德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简直恼火透了,大声说:“她有没有丈夫关我什么事?我不过就是想将头靠在她怀里。只要她愿意。”沃克很认真地说:“她丈夫知道了会揍你的。”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沉默了一会儿,说:“谢谢你的告诫。我现在不想女人了,现在想喝啤酒了。”沃克说:“我陪你到五角场去。我请客。”于是我们就到五角场去喝啤酒,啃五香鸡头。

本文由新亚洲彩票平台-新亚洲彩票app下载-新亚洲彩票平台免费下载发布于书架,转载请注明出处:我的大学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