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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闻见录,校长说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

今年五月见到茹志鹃老师那一次,她还说:“我向人探问过你的情况。让你当文学部副主任,你没当是不?没当对。你年轻,创作上刚刚取得一点成绩,不要就被官位所诱惑,那没出息。”我想,她不真心关心我,是不会向人探问我在北影的工作情况的,也不会对我很坦率地说那番话的。我真希望,受青年尊敬的,有威望的人们,能够很慷慨地对许多青年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即便这个青年本身并不怎么好,如我一样。但那句话,具有着某种使一个不怎么好的青年朝好的方面去努力,不朝坏的方面随意发展的约制力。当然,那句话也只有出自一个受这青年尊敬的人之口,才可能具有约制力。为了这一点,和由这一点使我从生活中领悟的一个道理,我感激茹志鹃老师。与黄宗英老师相识,比与茹志鹃老师相识晚两天,因为开会的前两日她未到。我是在楼梯上见到她的。我上楼,她下楼。她怀中抱着一大摞红彤彤的塑料贴面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掉了几册,我替她捡了起来。她道了谢,问:“买一册吗?”我说:“不买。”又问:“为什么不买啊?”我说:“有了。”她说:“有了也肯定不是这样的。这可是第一批塑料贴面的啊!”我想:这人可怪,我不愿买,干嘛非动员我买啊!就答:“那也不买。再伟大的著作保存一本也可以了!”她笑了,说:“回答得好。他们叫我帮忙卖,我只好尽这份义务。可是推销半天了,一本也推销不掉,岂不是令我感到有点扫兴吗?”我说:“谁尽这份义务,都会感到扫兴的。如今肯定人人都有了啊!”她又笑了,说:“看来我只好‘完璧归赵’,给会务组送回去了!我就对他们说你刚才那句话吧——再伟大的著作保存一本也可以了。你不买非常对,一楼正在卖新书,莫如省下钱多买一本没买过的书是不是?你快去!”我立刻转身下楼。听到背后有人叫了一句:“黄宗英!”不禁站住,见一个人在同她说话。我恍然大悟——热情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推销员”,竟是大名鼎鼎的黄宗英!我至今仍不确知她的年龄。但当时肯定已五十多岁了,却一点也不像五十多岁的女性,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左右。她神采奕奕,焕发着一种似乎永不会被生活的砺石所磨灭的热情、爽朗和乐观精神。在大学里,我读过她的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后,曾有意识地翻阅各种旧报刊,寻找她的作品当范文读。她讨论时发言很踊跃。我从她当时那些发言中得出结论,她是位非常重视深入生活的作家。记得她当时曾这样说:“只要有可能,我就一定争取深入到生活中去。要像一条蚯蚓钻入泥土中一样。在作家圈子以外的生活中,有许多人和许多事,实在是太令作家激动、太令作家感动了!我真想走遍全中国,深入到各种各样的生活中去!……”于今重新思考她这番话,我仍认为很有道理。无论对于报告文学作家还是小说作家,熟悉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生活,都是大有裨益的。排除作家的文学功力和才情这两方面因素,一位作家究竟拥有多少生活底蕴,究竟拥有多么大的“创作园林”,决定作家将取得多大的成就。会议结束后,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请她给我们复旦中文系的学生们,讲讲报告文学写作中的种种问题。但又怕她会拒绝,使我“下不来台”。最终还是鼓起勇气,讷讷地向她提出了请求。她说:“哎呀,这可不行!给你们复旦中文系的大学生们讲课,我真没那么高的水平!”我说:“我的许多同学都很喜爱读您的报告文学,我是在代表他们请求您呀!”她看了看我,说:“你好像还诚心诚意的?”我说:“是诚心诚意的。”她犹豫着。我又说:“您放心好了,我们会组织得很有纪律,绝不许任何一个同学跟您捣乱。”她说:“我倒不怕这一点。大学生们和一位作家有什么过不去的呢?无非是提出几个使我为难的问题。那我就来一句‘无可奉告’,他们还能如何呢?”我说:“您答应了?”她说:“并没有啊。”我说:“您真令我失望。”她又犹豫了一会儿,说:“你这诚心诚意的样子也真叫我感动了,不是装的吧?”我说:“不是装的。”她终于说:“好吧,我答应了。不过得给我几天时间准备准备。给你们复旦中文系的大学生们讲课,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就给我留下了她家的地址。到了讲课那一天,上午七点多钟,我与中文系的一位老师,坐了一辆吉普车去接她。走进院子,见她正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膝盖上放着一个小小的笔记本,聚精会神地思考什么。她讲的很出色,许多外系的学生也去听了,总共三百余人。我记得她讲到细节问题时说:“什么叫细节?细节就是你的‘珠子’。你要穿一串项链,这串项链要与别人的不同,你起码得有几颗是你的‘珠子’。一颗珍贵的珠子能使一串项链熠熠生辉。一个好的细节能使一篇作品读后难忘。”还记得她举了一个例子:日本占领中国时期,有一个日本军官,养了一条狼狗,每天早晨上狼狗叼一个篮子到集市去。狼狗往哪家铺子前一蹲,铺主就得立刻将最好的鸡鸭鱼肉放进篮子里,不敢怠慢丝毫,几年如一日。而那日本军官是从不在集市上露面的。狼狗驯顺得很,并不像有些电影里那样,见了中国人就龇牙咧嘴。但每一个中国人却避之如避猛虎……举了这个例子后,她说:“这段生活提供给我们的细节的艺术魅力在于,那个日本军官一定不能露面。根本不必花费笔墨去写他作为一个侵略者的飞扬跋扈。那狼狗一定要写得非常之驯顺。而中国人畏之如猛虎的心理,一定要写得淋漓尽致。数年如一日啊!这就是文学艺术的反效果……”我自己和我的同学们,听了她的讲课,都觉得受益很多。其后,我又带着《北方文学》的一位青年编辑到她家中向她组稿。黑龙江省是有对不起黄宗英老师之处的。某一年举行全省业余文艺宣传队大汇演,我们兵团六师宣传队演出了一个小戏。恰值黄宗英老师在哈尔滨,观看了,很高兴,就说了一些热情支持知识青年业余创作,肯定和称赞那个小戏的话。后来有人指出那个小戏写的是“中间人物”,违反了“三突出”创作原则。宗英老师予以肯定和称赞,当然是“别有用心”。成了一条“罪状”,搞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批判风波。《北方文学》那位青年编辑,顾虑有这个前嫌,宗英老师会不待见。见面后,宗英老师却只字未提当年无端受批判那件事。倒是那位青年编辑自己忍不住提起,代表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界表示歉意。宗英老师说:“这件事我怎么会耿耿于怀呢?对于批判过我的青年人,我尤其应该原谅。青年人受当年极左文艺理论的影响,作了一些错事,我相信他们今后自己会有所认识的。那次在哈尔滨批判我,是有背景的。许多人也是违心的。过去的事今后不要重提了。”她和茹志鹃老师一样,对青年是爱护和宽容的。不记仇。我认为名人对青年都应取这种态度。这是一种人格方面的修养,是极可敬的品质。当然,对那类做了值得反省值得内疚的事而不知忏悔的人,即使是青年,也当例外。其实呢,普通人之间,也应善于原谅善于宽容。记仇是非常不好的心理。意味着有机会必将实行报复。前一时期“清查三种人”,有些人就翻老账,谁谁谁“文革”中打了我一耳光,踢了我一脚,或者贴过我一张大字报,恨不得就将对方推入“三种人”的圈子里而后快。干嘛呀!“文革”都过去快十年了!要记一辈子呀?十七年前,十七八岁时,骂了你一句“狗东西”,往你头上戴过一次高帽,便没完没了,何报复之心若此呢?我们党的干部如果都这等小肚鸡肠的,我看民心就要失尽了!幸亏我们的邓副主席是宽宏大量的,不曾下一道什么指示,“清查”一下在“批邓运动”中,十亿中国人个个表现如何?真若这样搞,岂不是举国上下又搞个“鸡鸣狗跳墙”么?简短地说,毕业时,我到宗英老师家面别。宗英老师主动问我:“在北京有什么亲戚没有?”我说:“没有。”又问:“有什么熟人朋友么?”我说:“没有。”宗英老师道:“那你去北京,人生地不熟,可是够孤单的。遇到什么困难,连个帮你解决难处的人都没有。这样吧,我告诉你我两位哥哥黄宗江和黄宗洛的住址,有了困难你就去找他们。”便写下了两个地址交给我。我说:“不得有您一封信才妥么?”她正匆匆地欲出门,说:“有没有信都不妨。你就对他们说,是我的学生!”我就是按照宗英老师写给我的地址,找到了黄宗江老师家。我的本意是,找个借宿之所,我想八一电影制片厂大编剧家,安排一位客人住一宿,大概总是不成问题的。不料宗江老师家的居住条件,实实出我意外。在杂院深处,好像只有两间屋。厨房是后接的,阳光也不充足。我便未谈“借宿”的话,只说是礼节性的拜访。宗江老师听我自称是宗英老师的“学生”,放下了正在进行的写作,让我坐沙发上,他自己坐一把藤椅上,面对面与我交谈。他问我何以成了宗英老师的“学生”?我实告之。他说:“原来如此,这个黄宗英,好为人师!”他又问我可有宗英老师的信?我说无有。他大摇其头,道:“你看她,你看她,既是自己的学生么,却又不让你带封信给我!我要怀疑你是一个小骗子,拒之门外,你今后成名了,岂不要对我耿耿于怀么?”我说:“您不是已经将我当成客人了么?”他笑道:“这是因为我相信我的目光啊!你一身的学生味,毫无骗子行迹!”说得我也笑了起来。我见阿姨摆好了桌子,便起身告辞。他不放我走,说:“你这小青年太岂有此理了!你是我妹妹的学生,第一次到我家里来,又赶上了吃饭的时候,不留下吃这顿饭,怎么讲也都是我的不是了!”我只得留下。一会儿,阮若珊老师回来了,他们的小女儿也回来了。加上阿姨,我们五个人,开始吃饭,宗江老师那天似乎特别高兴,为我开了一瓶什么名酒。我沾酒便醉,盛意难却,抿了小小两口,脸便彤红。他们的小女儿瞅着我直抿嘴笑,使我大大发窘。吃罢饭,天已黑。我要走,宗江老师怕我果真是醉了,让我吃一个梨,喝杯茶再走。喝茶时,他问我住什么地方。我撒谎搪塞过去了。他又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衣兜里只剩十来元钱了,想向他借二十元钱,但羞于开口。他一直送我至锣鼓巷公共汽车站。那一夜我是在火车站度过的。至今我到北京已经整整八年了。我到北京去的第一家是宗江老师家,第一顿饭是在宗江老师家吃的,而且受到的是客人的款待。八年来,我再也没见过他。时时有人转话给我:“黄宗江问你好,叫你到他家去玩。”“黄宗江说,晓声是不是有了点名气,就忘了当年自称是黄宗英的学生,在我黄宗江家里吃过饭啊?”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这篇文字完成之后,一定一定要去看望他,八年了,太说不过去了。我不善交往,又唯恐打扰别人,就有点离群索居。然别人对自己的关怀,帮助,照顾,一次,一点儿,常系心头,不敢轻忘的。谁忘了,谁没人味。我的不善交往,实实在在是不愿交往。我的不愿交往,实实在在是对目前社会上的一种交际之风的“消极抵御”。如今的中国人,好像都成了“有闲阶级”,睁眼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毫不吝惜地消耗在交际场上。又不像人家外国人,人家的交际,也就是纯粹的交际而已。眼睛再睁大点,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在交际之下,掩盖着种种个人的企图,过去税某某是“交际花”,专指女性而言。于今吾国男性“交际花”,如雨后春笋,参差而出。真可以说是各条战线,百花齐放。我们老祖宗主张的那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似乎在本时代有点“迂腐”了,“小人之交”倒大大时髦起来。你交我,你得给予我这种好处。我交你,我将报答你那种好处。各种好处人人想占,十亿之众,哪来那么多好处得以平均分配?不够分,又不能印发优待券,可不就谁有本事谁捞呗!靠真本事兴许还捞不着,靠交际却往往得来全不费功夫。文坛本应是块“净土”,但素来总与名利藕断丝连,斩不断的“情缘”,刨不折的“俗根”,难免也有拉拉扯扯,蝇蝇苟苟之事,我看目下也受交际之风的熏扰。所以我常想,老老实实地写小说吧,能写出来便写,写不出来便罢。别今天拜访这个,明日“探望”那个的。成了习惯,堕入男性“交际花”者流,那可不怎么样了!我在北京站度过一夜,第二天早晨在车站大厅二楼的洗漱室洗了脸,像个“文明盲流”似的晃出了北京站。我想,我这个未来的北京公民,今天无论如何得在北京找到个住的地方。我不能接连三天都像个“盲流”似的在火车站栖身。那也太对不起我书包里面的复旦大学毕业证书了。我的北京知青朋友不算少。但与他们在北大荒相处时,从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会成为北京公民,也就从来没有记过他们之中任何一个的住址。猛然间想起木材加工厂一个北京知青曾对我说起过,他的妹妹好像是在大栅栏的一个什么鞋帽商店当售货员,决定去碰碰运气。大栅栏有好几家或大或小的鞋帽商店,我一一询问。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哥哥的名字,这么找人真难找。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不坏,还终于将她找到了。她听我说与她的哥哥同在木材加工厂生活过,对我非常亲热,就请了假,将我带回家中。她家住大栅栏茶儿胡同十一号。两间小屋,她的父亲瘫痪在床住外间屋,她和她的母亲住里间屋,睡一张很窄的双人床。她猜到了我没吃早饭,匆匆忙忙地给我做饭。一会儿她就将饭菜做好了。我默默吃着,觉得胃肠饱胀,虽然昨天至今天,仅在宗江老师家吃过一顿饭,却吃不下什么,不忍辜负她的好意,强吃。她则静静地看着我。忽然起身去找出一本像册,重新在我对面坐下翻。翻出一张,递给我,微笑着问:“照片上就是你吧?”我放下筷子,接过一看,果然是我。和她哥哥一块儿照的,两人各骑一匹高头大马,挺威风的。我很有感情地注视着那照片,说:“是我。”心中暗想,不知这顿饭吃完了,我还该到哪去?她收回照片,问:“你为什么愁眉不展的啊?大学毕业了,又分到北京了,难道还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我想,朋友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实话实说了吧!兴许她真能帮我找个住处。就将自己这种暂时不太美好的处境告诉了她。她思索了一会儿,说:“你看,我们家也没你住的地方。这样吧,你住我男朋友家!你吃完饭我就带你去!”也只好如此。能暂时有个地方住,我一口饭也不想再吃。

一九七七年九月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报到前有半个月假。三年没探家,很想家,想母亲。但我打算分配单位确定了,工作几个月后再探家。我非常希望尽早知道我的工作单位将是何处,非常希望尽早对这个单位产生感情。走出北京站,像三年前走出上海站一样,我有些茫然。“大串联”时期,我作为“红卫兵代表”,曾往返两次到过北京。我是全校一千二百多学生,按每十五人一名代表选出的。我的中学母校在“文革”初期颇为“保守”,选“红卫兵代表”的条件还不是以“造反性”为原则,其实跟选“三好学生”的条件差不多。到京后,据说大学、中学包括小学的“红卫兵”,已近百万之多。我们先是在天坛公园内的临时席棚里冻了一夜,尔后住到了地质博物馆。各地的“红卫兵”见我们胸前别着“代表”的红绸条,大加嘲讽。说“革命串联”,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是每一个“红卫兵”,每一个革命学生的权力。你们有何资格以“代表”身份剥夺他人权力?我们无不大惭,纷纷将引以为荣的“代表”标志扯下扔掉了。被检阅后,我孤身前往四川的乐山,去探望父亲。父亲的通讯地址是代号信箱,问许多人全不知,到邮局问,答晓得这地方,但属军工单位,保密,不能告诉我。无奈按信箱地址给父亲拍了一封电报。父亲的回电只有三个字“速返哈”。后来听父亲说,当时他们那里大乱,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他怕我去了,就永远“留”在那儿了。我又回到了北京。又幸福地赶上了一次“检阅”。怎样的形式,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住在东单外交部家属宿舍,一位什么参赞的家里。我与武汉某“长征队”的九名男学生同住。一间十二平米左右的房间,薄薄的一层干草,上面铺着肮脏的被褥,有虱子。“长征队员”们对住的条件很不满意,就用大毛笔饱蘸墨汁往洁白的墙壁上写各种标语口号。我离开那天,四堵墙壁仿佛挂了四张荷兰奶牛皮,黑一块白一块。其实,主人家的“外婆”对我们挺亲热的。我虽然没往墙上涂过一笔,却替别人感到十分内疚……我伫立在站前广场,想到今后将要在北京工作,成为一名首都公民,心中自是不免有些激动。九月的阳光耀得我眯起了眼。柏油马路散发的热气在地表蒸腾,车辆行人街边树木似乎全在微微抖动。车站的大钟敲响了。我扭回头望着它,心中喃喃自语:“北京,北京,今后请多关照啊!……”哈尔滨—北大荒—上海—北京,十年弹指间。我仿佛由十八岁开始,做了一个长长的梦。一觉醒来,二十八岁了。可小时候,我连做梦都不曾想到过,二十八岁后我会成为一个北京人。“大串联”时期北京并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到处都油漆成红色,使人心里骚乱不安,而且秋季的风沙还那么大。到军事博物馆去参观,西风卷着巨尘在马路上奔嚣。使人联想到骠骑赳赳过长街,蹄下宏沙乱飞扬的“元大都”时期。尽管北京并不使我觉得亲切,但我心中还是充满了幸运感。是幸运感,而不是幸福感。想想看,在我的同代人中,还有几十万仍留在北大荒呢!其中包括十余万北京知识青年。可我这个哈尔滨的小子,竟不知命运中有哪位神祗保佑,摇身一变成了北京人!人的命运真是充满了机遇啊!一切人的一切成功,都有着某个时期的某种机遇在起重大作用。这乃是人和社会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对每一个人来说,重要的是善于掌握住机遇,因为机遇毕竟不可能属于那些毫无准备的人。比起同代人,我的命运这么好,无论我分配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否则太对不起我家的祖坟。这就是我站在北京站广场上,头脑中所产生的最强烈的想法。我问许多人文化部在什么地方,都说不知道。也难怪,我问的多半是外地人。在北京站,十个人中至少有六七个是外地人。而且我也根本看不出谁是北京人谁是外地人。我问一个年轻的警察。他回答:“不知道。你要问我公安部在什以地方,还算问对了。文化部……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过有人会问我文化部在什么地方。”到底是大学生了,我的头脑比三年前灵活多了。我到车站对面的邮电局去查电话簿子。查到号码,拨通了电话,问我们共和国的最高文化机关在什么地方。接电话的,是传达室的人,反问我是什么人?要到文化部来干什么?口气带有很高的警惕性。我恭而敬之地说明我是报到的大学毕业生。“沙滩。”对方回答了两个字,就把电话放了。我买了一张北京市内交通路线图,不再问任何人,按图换车。一个半小时后,终于站在了文化部大门外。持枪站岗的士兵问我有何公干?我从书包里翻出学校发的介绍信给他看。他看了一下,还给我,说:“这不是文化部,这是《红旗》杂志社。”《红旗》!难怪有士兵持枪保卫。积“文革”之成见,在我心目中,它是“文化司法部”的别称。它是一个时期内代表“党中央”给文化艺术定罪的权威刊物。批《海瑞罢官》,批《燕山夜话》,批《上海的早晨》,批《红日》,它都发表过大块文章。一切文化艺术,一切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物,经它一批,不是成了“反动”的,便是成了“封建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这是一个在“文革”中专门罗织罪名,以进行“焚书坑儒事业”为己任的地方啊!不但给中国的文化艺术和文化艺术界人士定罪,还给外国的也定罪。比如就洋洋万言地批判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体系,批判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在一篇歌颂中国现代芭蕾舞的文章中,还批判过古典芭蕾舞。我心想,我要找的是文化部,怎么来到了这么个地方啊!虽然我不过是普通的十亿中之一蚁,即使“文革”中犯了什么文化罪,也没有被《红旗》“坑”一下的资格。但我对这个地方还是有些诚惶诚恐。我掉头便走。走了两步,忍不住转身说:“可人家告诉我文化部就在这个院里啊!”站岗的士兵说:“不错,就是在这个院里,就在那大楼。这个门,是‘红旗’的门,绕到前面那条街的正门,才是文化部的门。”我请求道:“那你就让我进去吧!”士兵说:“不行!各走各的门。”我说:“好,好,好。”就又绕了十分钟,绕到了正门。看到文化部的牌子,犹如孩子看到了姥姥,心中涌起一番亲情。“姥姥”家大门口也有持枪的士兵站岗。被允许进入院内,急急地就往大楼奔去。没想到在楼口又被一站岗的士兵横臂拦住,朝我要在大门外传达室填写的“来客登记单”。可我在院内急急走着时随手扔掉了。士兵说:“你找回来。”我见那士兵是个没法商量的人,无可奈何,只得返身慢慢地边走边找。院里有两个人站住,好奇地瞅着我,大概以为我丢了钱包或什么贵重的东西。还找到了。怕受到士兵的斥责,认认真真地用手抚平展了,才敢持着重新入楼。终于进入楼内,先前那种孩子见到了姥姥般的亲情,一扫而光。院门楼口,双重警卫,不算“戒备森严”,也可谓“步步设防”了。我怀疑自己来到的不是文化部,而是什么兵种的司令部。上楼时,就一级级走的很稳重,怕毫无精神准备之下,又从哪里冷不防闪出一个士兵,被拦住盘查。还好,也就两重岗而已。走上文化部那一层楼,碰到一位五十余岁的男同志,问他“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在哪一房间。答曰:“还没成立啊!”我着急了,一时怔怔地竟不知说什么好,汗也顿时淌了下来。他见我急成那样,说:“有一个人可能将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替你去问问。”我便站在走廊等候。一会儿,那男同志引来了一位年近四十的女同志。她问我:“你是来报到的?”我说:“是。”又问:“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复旦。”再次翻出介绍信递给她。她看了看,说:“你报到得太早了啊!还有半个多月呢!昨天才让我负责这项工作,我一点都没头绪呢,你十天后再来吧!”我急忙说:“那可不行,这十天我住哪儿啊?”她问:“你家在哪儿啊?”我说:“哈尔滨。”她说:“那你就回哈尔滨嘛,晚来报到几天也没什么的。”回哈尔滨——我衣兜里只剩下十来元钱了,不够买火车票的。我不好意思言明,只说:“反正我是不能回哈尔滨的。要能,我就不在北京下车了。”她听了我的话,以为我有什么特殊的隐衷,又问:“北京没有亲戚?”我摇头道:“没有。”再问:“也没有同学。”我摇头道:“没有。”继续问:“一个熟悉的人也没有?”我说:“有几个当年在北大荒同连队的北京知青。”她似乎替我解了一大愁,说:“这就好啦!住他们家吧。三天后你来找我。不能再提前了。我这已经算照顾你了!……”还说什么呢?不能再说什么了。我表示了十二分的谢意,心情沮丧地离开了文化部。四点多了,我不知该向哪里去?头脑里倏然想到一个人——黄宗江。便决定去找他。那时我还不认识黄宗江老师,但已认识了黄宗英老师。在上海读书三年,我觉得最荣幸的事,便是认识了两个我极尊敬的人:一个是黄宗英老师,一个是茹志鹃老师。每每想到她们,心中便怀着感激。我认识她们,说来也算“机遇”。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召开了一次全市文艺工作者的大会,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多少多少周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出席了一名教师,两名学生。我是其中之一,参加小说组讨论,担任记录员。如果我没记错,茹志鹃老师,好像担任副组长。小说组还有巴金老、师佗、任干……共十几人。巴老那年身体尚健,行走时步子也很稳。给我的印象是不多言词,平易近人,说话很慢,仿佛句句都须经过思考。虽然“文革”中遭受摧残,名誉还未得到公开恢复和平反,但毫不自轻。从那张“思想者”型的脸上,不难看出内心的刚强自尊。会议开了五天,我们常在一张桌上吃饭。我没与他交谈过。因为过于敬重这矮小而又难以压垮的老人。但吃饭时,常替他盛饭,或主动将他夹不到的菜盘往他面前递一下。茹志鹃老师发言不多。身为讨论主持者不得不“请求”别人发言。我看得出她把那“差事”当成一种罪受。读过《百合花》的人,都说茹志鹃老师该是个清秀女性。似乎不应像她本人身材那么高,手那么大,还吸烟。似乎她写《百合花》时,不是个百合花般的女性就不太对劲。而且还有的说她的名字也是那样的文雅。我没见到她之前,想象中这位使我崇敬的女作家,也不是她本人那个样子。但见到她之后,又觉得她就该是那个样子。觉得吸烟对她来说是一种特殊的风度。她那双男人般的大手,就是该写出《百合花》的手。如果她那双手小巧,倒是有点不像女作家茹志鹃的手了。我基本上没发言。都是长者,都是令我崇敬的人。我不愿说,只想听。但是有一天开全会,《朝霞》编辑部的一位代表发言,竟说什么“像《百合花》这样的小说,思想情调毕竟是不健康的,毕竟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学工作者们应自觉地努力地加以克服……”云云。这使我很恼火。《百合花》是我在中学时代就非常喜爱的小说。对一个我喜爱的人,或一篇我喜爱的作品,我容不得别人在大庭广众面前贬低。于是下午继续讨论时,我便措词激烈地发了一次言。那只不过是一种感情式的发言,没有谈出什么有逻辑的理论。当时我也谈不出什么理论。那次发言之前,我与茹志鹃老师虽然一块儿开了几天会,同桌吃了几次饭,但也并未说过话。我对自己所尊敬的人,只愿将尊敬放在心里,不愿溢于言表。我发言时,茹志鹃老师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神态有些惊讶,有些意外,似乎还有几分担心。兴许怕我说得“走了火”,说出什么不妥的话来。我没“走火”。记得我说:我们无产阶级所谓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我认为实实在在是人类非常富有诗意的情调。我们的生活中如果缺少了这种情调,那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愿我们的生活中多一些这样的情调。我们的文学中多一些这样的情调……迄今为止,我认为自己说过而且说得挺好的话,实在不多。这番话便算是。所以我未忘。我发言后,众人沉默良久。没人支持我,也没人反对我。大家继而发言,都与这话题无关。接着又开了一天半会。茹志鹃老师仍未与我说话。我也仍未与她说话。直至散会,她交给我一页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她家的地址,真诚地对我说:“有空儿到我家来玩吧,我这人挺随便,绝不会使你感到拘束的。而且我也喜欢接近年轻人。”我共去过她家两次。第一次是毕业前,带了两位同学,与她交谈了近一个半小时。她对我们很坦率,谈了许多与当时仍很“革命”的文艺理论相左的文艺观。交谈中间,她忽然说:“我把我女儿叫下来和你们认识一下吧,她也喜爱文学。”就是在那一天,我认识了王安忆。当时安忆还在徐州地区文工团,个子起码比现在矮半头,皮肤晒得很黑,披散着并不浓密的头发,穿一条上海人常在家中穿的睡裤,趿拖鞋。茹志鹃老师对安忆说:“他们称我老师,按理说你也该称他们老师,因为他们都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安忆并不称我们“老师”,也没打量我们,似乎是为了遵从母命,才不得不坐在我们对面,手中还拿着一本什么书。茹志鹃老师又说:“你们都是年轻人,今后都有志于文学,你们之间应该有更多共同的话题。”安忆仍不作声。我记不得自己对她提了一个什么问题,她才显然是出于礼貌不得不回答。怎样回答的,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她说话极快,标点符号不分明。给我的印象是,她急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可她头脑中的思想又是多层次的,内涵广泛的,是只适于用笔而不适于用话表达的。另一个印象是,她从内心里不大瞧得起我们这三个工农兵学员。她说完,也纯粹是出于礼貌,陪坐了几分钟,便起身上楼去了。茹志鹃老师连忙对我们解释:“安忆的性格就这样,你们别见怪。”我们起身告辞时,茹志鹃老师对我说:“晓声你先留步,我还有话跟你讲。”我便留了下来。她说:“《朝霞》就要取消了,《上海文学》就要恢复了。你毕业后,如果愿意留在上海,我可以替你向学校争取。”我说:“我是北方人,我还是想回哈尔滨。生活在上海人之间,我常常会感到孤独。”她沉吟片刻,说:“我能理解你。那么今后不管你分配到哪里,再来上海,我都欢迎你到我家里来。”这话当时使我很受感动。她又说:“你是一个好青年。你可别以为你替《百合花》说了些辩护之词,我才夸奖你啊!我是凭直感。你长的像上海人,性格却太是北方人的性格了。我喜欢北方人的性格。”今年五月,我在上海为《上海文学》改稿,抽时间去茹志鹃老师家中看望她时,她向安忆的父亲介绍我,第一句话仍是:“晓声是个好青年……”她说这话从来是很认真的。也许她无法知道,这句话对我是多么重要。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好青年,但认为自己还不坏。从复旦到北影,至今已经八年,在名利场上,在影视圈中,没有沾染什么很可恶的坏毛病,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实在是因为经常情不自禁地想到:假如我变成了某一类人,茹志鹃老师将会如何看待我?假如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将有何面目再见茹志鹃老师?

北大中文系55级,和它见证的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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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思南读书会现场,从左至右为曹可凡、阮丹青、赵丽宏、李辉、韦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壹 辞旧迎新在思南

本文首发于总第892期《中国新闻周刊》

《黄宗英文集》四卷本得以问世,其实源自我发的一条微信。2015年11月19日,我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黄宗英,之后发出微信。其中说到,我想编选一套黄宗英文集,在她2016年生日之际推出。深圳海天出版社副总编辑于志斌兄看到微信,跟帖:“哪里出?我们先挂个号。”我们很快通话,当即敲定,交由海天出版社推出。

55级北大人的人生,或许是最一言难尽的。

黄宗英与深圳有缘。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她离开上海,前往深圳特区蛇口创办都乐文化公司,成立深圳的第一个独立书店“都乐书屋”。“都乐”二字缘于赵丹。1978年,赵丹到广西柳州都乐石洞壁画旅游,挥毫写下“天下都乐”四个大字。赵丹去世之后,黄宗英来到深圳“下海”,以此命名,可谓是对赵丹的最好纪念。可是,黄宗英毕竟是演员、作家,市场之事她一窍不通。一年之间,不断受骗,所找到的大量资金,却被人悄悄挪走。她心力交瘁,很快黯然离开深圳。尽管如此,至今,她仍被深圳人视为最初文化创业“吃螃蟹”的人之一。

与建国初期不同,这一年能上北大的,无论应届生抑或调干生,都是从高考中拼成绩上来的学霸。从这一年起,北大各院系从四年制改为五年制。如果以1957年“反右”为一个时代的分界线,55级的大学生涯正好被一分为二。没有哪一届,比他们更完美地经历了“断裂”。

由深圳海天出版社来出版《黄宗英文集》,再好不过。经过一年的努力,文集终于在新年到来之际问世。文集分为4卷,分别为:《存之天下》,为亲人好友的往事特写;《小丫扛大旗》,为报告文学、电影剧本、诗歌、电视脚本等;《我公然老了》,为随笔合集,于日常琐忆中感悟人生;《纯爱》,为黄宗英与冯亦代黄昏恋的情书精选。

以近代史专家杨天石为例,1955年秋,他作为中文系一年级临时团支部副书记在新生大会上发言,第一句话是:“我们都是满怀着幻想和希望走进北大的。”到1960年毕业时,他的去处却是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短期培训班。

黄宗英总是不断地把惊奇放在人们面前。她是影星,但把耀眼的明星看得很淡,反而更看重文学创作。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她就以写作为主业了,从诗歌、剧本、报告文学到散文,她是成功地从演艺界转向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她的报告文学《小木屋》,她写赵丹、上官云珠等亲友的回忆文章,她的电视节目《望长城》、《小木屋》等,堪称力作。

谢冕在毕业40周年聚会的发言中说,我们所有人的心灵都留下了创伤,也学会了对时间留下的一切进行有效的处理,包括“某种有意的疏忽和悬置”,向心力或凝聚力,皆来自这种处理历史经验的能力。

在许多同辈人眼里,黄宗英是一个聪颖过人的才女。在我眼里,她则更是一个对知识永远充满好奇的人。每次见到她,她总是在阅读。年过八十后,她每日仍在读书,在写日记。她告诉我,每天早上,她要听半个小时的英语教学广播。“我知道学不会了。但我把它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执著与坚毅,令人感叹不已。

初入燕园

一年时光如此飘过,完成《黄宗英文集》的编选与出版,圆了我的一个梦。辞旧迎新之际,我们愿意将它作为最好的新年礼物送给黄宗英。

杨天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55级之所以被认为人才辈出,主要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生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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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新生中,四分之三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只有四分之一是调干生。而且,调干生作为同等学力人员参加高考,录取标准与应届高中毕业生完全一致。

贰 “爱了值得爱的人”

55级中文系的调干生们都背景了得。陈丹晨建国前入党,是上海市税务局的宣传干事;谢冕和张炯都来自“文革”前的高考“红旗”省福建,谢冕在部队是副排级,张炯1948年参加中共福州市城工部地下工作,是解放军第十兵团、福建军区司令部干部。鲁国尧那时感觉调干生很神气,张炯、谢冕身穿军衣,讲话声音洪亮,头头是道:“马克思主义认为…… 列宁认为…… ”高中毕业生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

我在1978年2月走进复旦大学。在大学期间,购买的图书中,有一本赵丹的《地狱之门》留存至今。这本书,根据赵丹“文革”后所做的系列演讲整理而成。赵丹回忆演艺生涯,纵谈同辈表演艺术家的得失,阐述对艺术规律的理解,率性而谈,生动至极。他把从事电影艺术喻为跨进“地狱之门”,不敢半点懈怠,更有来自内心的敬畏。

北大中文系迎新大会上,中文系主任杨晦说:“我知道你们有些人考北大中文系是想当作家,但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如果你带着想当作家的目的,我估计你作家也当不好,中文也学不好。”

没有想到,多年之后,结识了黄宗英。从她那里,我知道了赵丹的“文革”遭际和晚年故事。黄宗英把赵丹写于监狱的交代委托我加以整理,并同意我编选《赵丹自述》,交大象出版社出版。《赵丹自述》中,除了这些“文革”交代,还收录了《地狱之门》中的演讲。赵丹没有完成一部完整的回忆录,却以这种形式来集中呈现他的一生。

此前,一心想当作家的54级中文系学生刘绍棠申请退了学。杨晦以此举例,要求新生放弃作家梦,专心按照教学计划学习。

我不止一次想请黄宗英谈赵丹的逆境生活,总感到有些残酷。她年老多病,提起这些往事,无疑对她是一种感情和心理的折磨。我们约了好多次,筹划了好几年,我还是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最终,在她又一次重病之后,她对我说,她担心再不谈,自己有朝一日可能完全丧失敢于回忆的意志。这样,我们才就这一个话题进行长谈。

中文系分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新闻专业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不久后,汉语言文学专业又分为三个班级。

回忆与赵丹在一起的日子,黄宗英对我这样说过:“我至今不悔的是爱了一个值得爱的人。我并不是称职的好妻子。朋友们说:一见宗英变贤妻良母时,准知道阿丹在外面又倒霉了——我们的婚姻,竟主要由无边的苦难支撑!”

二班在花神庙旁开了一次月光晚会。黄修己、林学球用闽南方言作自我介绍,大家不知所云,孙绍振说他们在表演“空山鸟语”,引起笑声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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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有困难的同学很容易申请到助学金,最高等级为一个月16.5元。冬天没有御寒衣服的同学可以申领棉衣。调干生每月有25元补助金,算“有点小钱”,谢冕有时会请同学到海淀镇的夜宵摊上吃馄饨和烧饼。

叁 纯爱在心 缔造奇迹

那时,校园的一切都让孙绍振感到兴奋激动。校史馆里毛泽东、李大钊的工资登记本,图书馆里苏联文化部送的罗蒙洛索夫大理石雕像,声名赫赫的权威教授,金发碧眼的留学生……以往在报纸广播中才能见到的生活,一下都变得不再遥远,好像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共和国前进的脉搏”。他感到,从今以后每秒钟都不能懈怠。对于一个献身祖国的人来说,懈怠就是犯罪。

第一次见到黄宗英,是1993年她与冯亦代先生在北京结婚时。在此之前,与冯亦代熟悉的朋友们,都为他们两位的“黄昏恋”感到高兴。在迎娶黄宗英之前,冯亦代一直沉浸在兴奋之中。每次去看他,他都情不自禁地要谈到黄宗英。待确定下婚期,他又多次与我商量婚礼宴请之事。后来,受黄宗英委托,整理他们之间的情书时,我才发现,细心而兴奋的冯亦代,早在信中就向黄宗英通报了他的京城朋友的情况:

名师堂

以后来了两个客。第一位是《人民日报》的李辉,他是《萧乾传》的作者,我的忘年交。他看见我书柜里放着你照片,便问你的近况,我骄傲地告诉他关于你我的姻缘,他大表赞同。这样在北京就有宗江夫妇和李辉夫妇及凤姐夫妇(凤子沙博理夫妇——引者注)知道了,当然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奇怪,赞同,祝福。当然还有你二嫂和赵青一家,以及董乐山。(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北大中文系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中吸收了大批中文泰斗,北大全校百余名正教授,中文系占了十分之一以上,可谓大师云集。

他们的婚礼安排在三味书屋举行,参加者达一百余人,一时成为京城文化界盛事。

那时没有“部颁”统一教材,老师们上课自由发挥,风格各异。

老人们的再婚曾有失败的先例,但黄宗英与冯亦代建立于纯爱基础上的黄昏恋,却以《纯爱》一书,留下了佳话。现在看来,黄宗英与冯亦代的黄昏之恋的确是难得的和谐和圆满。难以想象,如果没有黄宗英的细心照料和精神支撑,冯亦代能否从一次又一次的重病中挺过来?如果细细读《纯爱》,就不难发现,正是她的聪颖、好学,孕育了两个老人美丽的黄昏恋。鸿雁传书,演绎出的是一场动人的、纯真而炽烈的爱情。

从1952年到1966年一直担任系主任的杨晦是北大中文系的灵魂人物。五四运动时,他是“火烧赵家楼”的组织者之一。他说话毫无遮拦,对当时的诸多文艺批评史着作都颇有微词,认为没有一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说《林家铺子》本来矛头是针对日本人的,夏衍解读成“大商人吃小商人”,完全文不对题。他对夏衍出“选集”感到莫名其妙,认为巴金只是把文章写得“像中学生那样流畅”而已,“家、春、秋三部如果能压缩成一部就好了”。

冯亦代1996年脑血栓中风,一度失语,记忆也严重衰减。一天,我去病房探望,正遇医生来检查。黄宗英问冯亦代哪年出生,他把“1915”错成“1951”,大家笑着说:“你这么年轻呀!”再问你哪年打成右派,他却脱口而出“1957”,这颇让人感叹不已。从那时起,帮助冯亦代恢复说话和写字,是黄宗英的主要任务。“我演员出生,还不会教二哥发声?”七十几岁了,她执意搬到病房,用毛笔把拼音字母抄在大纸上,让冯亦代每天从最基本的发音开始练。她让我买来写字板和粗笔,让冯亦代练习写字,从笔画开始。“难我不倒”——她用毛笔写得大大的四个字,挂在他面前。冯亦代坐在轮椅上,呆滞地看着大字,黄宗英扶着他的手,一笔一笔上下左右写着。写累了,又小孩一样开始咿呀学语。她“啊”一声,他也“啊”一声;她“呀”一声,他也“呀”一声。这一幕,让人感动也心酸。

杨晦一直强调文学与语言的“有机联系”。大部分学生对语言学缺乏兴趣,要求分专业,专门成立文学专业。杨晦坚决不同意,反复跟大家辩论,一时成为同学们的主攻焦点,文史楼里贴满了针对他的大字报。

两个月后,冯亦代挺过了那一次大病,恢复说话和写字。再过几个月,居然还写出了新的情书,写出了书评和散文。朋友们都说这是奇迹。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奇迹的身后,站着的是黄宗英。

孙绍振为此画了一张漫画,一个大汗淋漓的学生两手托着书,一只大公鸡的两只爪子一前一后分别踩在两本书上,标题是“有鸡联系”。很多人多年后才意识到,杨晦的主张是有道理的。

2004年6月,黄宗英前往上海治病,我陪她到医院探望冯亦代。冯亦代已经住院一年多,多次报病危又多次挺过,但生命显然已慢慢走向终点。冯亦代躺在病床上,眼睛瞪得很大,但已认不出来者何人。她似乎预感到这将是最后的见面。她紧紧握着他的手,默默地握着,好久,好久。半年多之后,冯亦代于2005年2月元宵节那天告别人世。11天后,黄宗英在上海的病房里,给远去的冯亦代又写了一封信,向二哥报告他们的情书即将结集出版的消息,写得凄婉而动人:

杨晦上文艺理论课,一开始座无虚席,但他讲课进度太慢,半学期过去,装着讲义的皮包还没打开,只讲了“九鼎象物”四个字。有同学向校领导反映,校领导说:“你们要学会沙里淘金。”最后还是停课了。

亦代二哥亲爱的:

高名凯原是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讲课声音洪亮,热情洋溢,抑扬顿挫。身为福建人的他还出版了《福建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引来大家窃笑,因为他自己的普通话还不过关,把“课”说得像“括”。

你自二月二十三日永别了纷扰的尘世已经十一天,想来你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你是否依然眷顾着我是怎么生活着吗?今天是惊蛰,毫无意外地惊了我。我重新要求自己回到正常生活……亲爱的,我们将在印刷机、装订机、封包机里,在爱我们的读者群中、亲友们面前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你高兴吗?吻你。

他曾在法国巴黎大学专攻语言学,获博士学位,能看12种外语的参考书,用4种外语写作。讲语言学引论时,他一会儿讲到梵语和古斯拉夫语的关系,一会儿讲到英语和德语所属的日尔曼语族、法语和西班牙语所属的拉丁语族,讲到汉语和越南语、朝鲜语并非同源,藏语才和汉语同为一族,又讲到已经消失的西夏语,还有古高德语、斯瓦西里语……学生们听得瞠目结舌,连很多语言的名字都是头一回听到。

愈加爱你的小妹

两堂课下来,就算中指上肿了一块,记笔记的速度也跟不上他的语速。一个从工厂来的同学说,怪不得把知识分子也叫做劳动者,记一堂笔记比上一天班还累。

2005年3月5日

魏建功是音韵学权威,建国后主持编纂了《新华字典》。他戴一副玳瑁框眼镜,不苟言笑,走路说话总是很急。他讲《诗经·野有死麕》,讲到“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时说:“有个女子怀着她的青春。”年轻学子们心领神会,满室笑语。

她说,这是最后一次给他写信。我为这封信起了个标题:《写给天上的二哥》,将之作为《纯爱》的代序。

大一下学期,魏建功讲文选课《洛阳伽蓝记》,教室里座无虚席。他逐字逐句讲解分析,讲到忘情处,把近视眼镜一会儿从鼻梁上摘下来,一会儿又戴上去。忽然他停住了,抬眼扫视了教室,说:“这一句,我讲不了。我的老师就没弄懂,怀疑是掉字闭文了,我自然未便硬讲。”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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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魏建功的助教梁东汉上辅导课。他说,上堂课魏先生没讲的那段文字,自己可以试着讲讲,请同学们品评。学生们莫衷一是,课后委托课代表请魏建功评判。

黄宗英与冯亦代

在又一堂课上,魏建功说:“梁先生的解释,你们和我不一定都赞成。不过,他的钻研精神是值得学习和赞许的。先生未弄懂的东西,学生未必也弄不懂。你们下功夫钻通了,就是前进了一步。传授知识,好比接力赛。希望你们能在前人、今人的基础上继续努力。”

肆 生命列车 一路前行

王力是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的创立者(1954年该系整体并入北大中文系),他也给学生讲过类似的故事。当年他在清华国学院读书时,业师王国维坐在讲桌前,先掏出香烟问同学谁要吸,然后才翻开讲义,慢条斯理讲下去。一次竟然连续跳过好几段不讲,说:“这几句,我讲不了。”王力说:“这种精神,就是‘知之为知,不知为不知’的朴学精神。”

一晃十年过去,黄宗英一直住在医院治疗。她所爱过的、熟悉的人,一个接一个离她而去,她所钟爱的写作,也难以再如从前那样全身心投入。

王力开的是古代汉语课,讲课语调平缓,有学生觉得他讲课沉闷,上课打磕睡,他也不管。他讲课时间拿捏精准,最后一句话说完,下课铃就响起。一次讲《汉语诗词格律》,还没讲完一个段落,下课铃声响起,他极不自然,问:“怎么,是下课了吗?”大家一看手表,原来铃声提前了两分钟。

八十多岁时的黄宗英,住院期间,每天在背诗词——就像前些年在北京学英语、学中药一样。她还坚持写日记,写长短不一的随笔,并把这些短文命名为“百衲衣”,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发表。对于她,阅读与写作是永远的爱,永远的伴侣。

王瑶1951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洗澡”运动中曾被作为重点对象受到批判,1952年从清华大学调入。他上课每次都座无虚席,外系学生都挤在阶梯教室的台阶上和后面的空处听。他上课带着厚厚的讲义,但从来不看,讲课满口山西口音,激动处还会大喘气,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甚至原文都可以背得一字不差。

从舞台、银幕走到文学领域的她,其实一直生活在为自己设计好的场景中。这是想象与现实交织一起的世界。回忆与梦想,务实与浪漫,沉思与激情,无法严格而清晰地予以分别。它们早已构成了她生命的全部内容。悠悠一生,如同一幕又一幕的戏剧。她是编剧,是导演,也是演员。生活其中,陶醉其中,感悟其中。

来自燕京大学中文系的林庚有诗人气质,常常妙语连珠,语出惊人。在讲孔稚珪《北山移文》时,正值1957年大鸣大放,他说:“移文就是今天的大字报。”吴组缃当年在清华求学时与林庚、李长之和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有时学生晚上熬夜第二天上课犯困,吴组缃几句话就能让人睡意全无。副教授朱德熙刚从保加利亚讲学归来,雄辩滔滔。本来现代汉语课是中文系学生觉得最枯燥的,但是朱德熙开的课,200人的教室去晚了就没有座位,连暖气管上都坐着不知从哪里来的人。

如今,九十二岁的黄宗英,生命列车仍将沿着这样的轨迹一直前行。

马老

校长马寅初,被北大师生尊称为“马老”。马老身体硬朗,脸红彤彤的,说话带着绍兴口音,爱自称“兄弟”:“兄弟刚刚在教育部多吃了几杯老酒,所以来晚了。”

一次,他在讲话中说:“北京大学全国第一流的教授最多,别的学校是比不上的。我们北京大学是number one!”说着挑起了右手大拇指。“国家建设的重担要你们担负,将来中国的部长、总理可能就出在在座诸位中间。”

有时他亲自出面邀请名流来学校给学生作报告。艾青、吴祖光、郭小川等骑自行车来,骑自行车去,随请随到。

马寅初请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给师生们作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不称“李副总理”,也不称“富春同志”,而是称“李先生”。他有点耳背,李富春开始讲话后,他忽然搬了一张椅子坐在李富春旁边,惹得大家发笑。

1955年的最后一天,大饭厅灯火辉煌,盛大的新年舞会从午夜一直延续到凌晨。夜里12点,马寅初带着微醺出现,发表了新年致辞。

1956年,是被称为“科学的早春”的一年。毛泽东提出了“百放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校园的氛围也变得开放起来。有的女生穿起了碎花裙,学校对学生谈恋爱也睁眼闭眼。一班的孙明惠是校花级女生,从图书馆回来包里总会发现男生塞的小纸条。

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反对教师在课堂上念讲稿。他写道,一个教师花上50分钟慢吞吞所念的内容,学生最多20分钟就看完了,一学期下来,光在一个课堂里就浪费了同学多少生命。

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其时正值“反右”,马寅初虽然没有被划为右派,但受到的批判越演越烈。他拒不检讨。

校方组织在大饭厅批判他的“团团转”理论,他像在发表学术演讲,把手掌放在胸前画圆圈,说:“比如心脏,人身体的血液都要围着它转,我的‘团团转’是一样的道理,绝对没有错。”台上台下喊他老实检讨,他笑着大声说:“我一辈子洗冷水澡,你们泼的冷水我嫌不冷,再冷也不怕。”最后他被赶下台,昂首扬长而去。此后,北大到处是批判他的大字报,再也不见其人。

他还在《新建设》上发表反驳文章,表示:“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1960年后,马寅初不再担任北大校长,由党委第一书记陆平兼任。“文革”后平反时,他已是百岁老人。

山雨欲来

入学前两年对55级来说是一段象牙塔般的岁月。

在29斋时,孙玉石宿舍的六个同学志趣各异,无话不谈,索性弄一张纸,用毛笔写了“六味书屋”几个字贴在宿舍门口。

夏天,同学结伴进城看人艺名演员演出的话剧《雷雨》,散场时夜班车都收了,就从王府井走回西郊的北大,一路说说笑笑,到学校已是凌晨四点。冬天,两毛钱一斤的糖炒栗子上市,北京学生周末回家了,陆俭明和其他外地同学就凑钱买一二斤来,围坐一起边吃边聊。

孙绍振读书多,他和才女温小钰常常把最先锋的作品信息传到班里,大家就开始抢着读这些作品。普希金、莱蒙托夫、聂鲁达、希克梅特这些名字,艾青的《宝石的红星》和《在智利的海峡上》被喜欢诗歌的学生挂在嘴上。孙绍振常伸出双臂,高声地朗诵:“伐木者,醒来吧!”

大饭厅、小饭厅、宿舍之间的“三角地”集中了一些“合作社”,也是信息集散地。广告牌上,学生自由张贴活动广告、社团通知,议论时事,还可以在上面写批语“跟帖”。

北大社团活动极为活跃。1956年,以中文系为主的一批文学爱好者开始筹办文学刊物《红楼》。谢冕亦是其中之一,担任编委和诗歌组组长。

1957年1月,《红楼》创刊号出版。第一期上刊登了小说《千树万树梨花开》,写的是与留学生有关的爱情故事,很受欢迎,这一期刊物在校园内就销行四千册。不久后,学校介入,指定校团委委员做《红楼》负责人,但其他方面并不多加干涉。

这期创刊号的封面,是一幅题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国画。几个月后,山雨铺天盖地而来。

1957年5月19日是一个星期天,阳光格外明媚,《红楼》编辑部相约游颐和园。正是同学少年之时,在排云殿前,谢冕怀抱吉他,文友们簇拥欢笑,同行的唯一女生林昭摄下了一张照片。

就在那天晚上,与谢冕同游颐和园的54级中文系学生张元勋和沈泽宜联名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后来被称为“右派进攻的号角”的诗歌《是时候了》。

谢冕很欣赏同学们的敢想敢说,但和应届高中生不同,工作经历让他懂得约束自己的言行。对这样激烈的言辞,他有点担心和害怕。

陈丹晨是北大55级年级党支部书记,他觉得,“反右”开始后,同学间那种嘻嘻哈哈、没心没肺的关系变了,能感到一种谨言慎行甚至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他的室友殷晋培是上海人,平时穿着讲究,有人看不惯,把大字报贴到了他的床头。杨天石因为说了一句“今后要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被认定走“白专”道路,北大团委还办了“杨天石个人主义思想展览”。刘鸿时因为日记中一句“当奴隶当久了,解放的时候就会很惊讶我怎么当这么久的奴隶”被划成右派。李坦然因为说了一句“别看未名湖表面很干净,可是把底翻过来也很肮脏”被划成右派。还有人一张大字报没有贴过,因为本来要划右派的教授太有名而把指标给了学生而被加为右派。

最后,中文系55级划出11个右派,以10%的比率超额完成了任务。

陈丹晨也受到了很大压力。有人批评他:“大家都在热气腾腾,参加火热的斗争,你还抱着书本不放,像分了地的农民抱着热炕头不想革命了。”他感到又厌烦又恐惧,一度萌生了退学之意。后来,他去校医院开了一份肺结核证明,辞掉了年级支部书记职务。

《红楼》也按照指示开批判会,把右派请出《红楼》。不久后,《红楼》被改组,后来成了今天的北大团委机关报《北大青年》。

1958年,大跃进开始。鲁国尧记得,那时各种活动数不胜数,下乡劳动更是家常便饭。课堂教学已经彻底瘫痪,下乡有时一去就一个月。部分留校的学生则大炼钢铁,拆下杨晦家壁炉的耐火砖砌小高炉,还登上楼顶平台一齐敲脸盆轰麻雀,累死了很多麻雀。

在“停课闹革命”的同时,还搞起了“科研大跃进”。学生们挑战的对象,就是被“拔白旗”的教授们。过去宿舍晚上十点熄灯,现在不熄了,食堂还每天准备夜宵。

55级中文系也搞起了集体科研活动。同学们利用暑假时间,一个多月就完成了《中国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积极配合,在1958年国庆节前出版了这套两卷本的“红皮文学史”,北大中文系55级也因此出了名。这成为全国文教战线“大跃进”的标志性产物,接替陈丹晨担任55级党支部书记的费振刚代表年级出席了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会议。

文学班热火朝天地编纂《中国文学史》时,语言班17人则搞出了《汉语成语小词典》,收成语近三千条,从开始编写到定稿交出版社,前后只用了二十天。《汉语成语小词典》1958年出版后多次修订,已发行数千万册。1996年,商务印书馆买断了这本词典的版权。

很温馨,也很苦涩

1960年毕业前夕,中文系下达了分配计划,让每个人填志愿表。

毕业留校是大部分同学心中的首选,但只有政治表现最好、又红又专的同学才有机会留下。次好的去向是文学研究所。

杨天石在毕业分配志愿表的三栏依次填下:文学研究所、外地各学校、北京各学校。他知道第一志愿不可能,第二志愿是个幌子以免被人批评留恋北京,他真正的希望寄托在第三志愿。他听说,所谓“北京各学校”,其实就是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他倒是如愿以偿了,但不是北京师专,而是一所农业机械学校。在那里,他有课上课,没课看传达室,上课、下课打铃,有时也兼管图书馆,那间图书馆的书还不如他自己的书多。

但他比毛祥庆幸运多了。毛祥庆的鉴定通篇只有一条优点:管理房间卫生比较负责。他是有名的孝子,只希望分配地点能离浙江兰溪老家稍近一点,结果被分到了黑龙江双鸭山师专。

陈丹晨因辞职,毕业鉴定里留下了一句“个人主义倾向”,他拒绝签字。

入校时,中文系的培养目标写着:语言文学研究工作者、高等学校教师和新闻工作者。最终,一百多名毕业生中,大部分人成为这三种职业的从业者。谢冕、孙钦善、孙玉石、陆俭明、马真等毕业留校,在北大中文系工作。鲁国尧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孙绍振在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他们都成为语言学家或文学研究专家,教书育人。张炯成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丹晨成了《光明日报》文艺部负责人、《文艺报》副主编,巴金研究专家。杨天石成了近代史专家。张毓茂当年在“反右”中受到“留团查看”的处分,改革开放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成为55级中文系中极少数从政者。他说,在北大的五年,回忆起来,很温馨,也很苦涩。

最令同学们唏嘘的是二班的尹克杰。“反右”期间,他因被人揭发说了一句“安徽农村大跃进搞糟了,农村遭了灾,有人饿死了”,突然被公安人员从男生宿舍带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送去劳改,未能毕业,后来回家种地。几十年来,他再也没回过北大。

他在给同学们的信中说:“我睡觉时,有时不能入眠,好扳着指头数自己的老同学,一个一个,数去数来,面壁参禅一样,有时好像悟出点什么,有时又什么也没有想出,自己总觉得可笑。”

陈丹晨觉得,如果说55级中文系就是代表五六十年代最好最成功的一级,那真是一种悲哀,因为他们有幸亲炙的一代大师风范,并未能在他们手中传承和光大。“但我永远认为,北大是一块神奇的土壤,无论有过怎样的气候和风向,有过怎样的曲折和灾难,都不可能把她植根很深的独特的历史精神摧毁或动摇。”

“我一点也不怀旧,不喜欢聚在一起唱俄文歌。比起过去,今天这个时代的进步更让人高兴,让人欣慰。”谢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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