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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科幻电影梦,京华闻见录

中央戏剧学院的女大学生宿舍。简直就像东北的“跑腿子老客”们住的最下等的小客栈。起码才华横溢的青年女作家张辛欣,毕业前住的那个宿舍是那样。似乎根本没有暖气,或者有暖气但坏了,不比外边的温度高多少。四张床,两张空着,光床板上堆满杂七杂八的东西。还好,辛欣的被子是卷起来的,像花卷那种省事的卷法。我和老李就坐在她的床上。床头一张小桌,可桌面铺排着稿纸,纸篓里开满“雪莲花”。看来这宿舍中缺少位“撒花仙子”。一个墙角堆了一堆垃圾。碗啦、盘啦、饭盒啦,工艺品似的在窗台上摆了一溜。格外引起我注意的是,辛欣的桌上还有一个破损了的烟灰缸,里面大有“内容”。辛欣那位同学,煞费苦心地在调一台九英寸的“牡丹”版黑白电视机,却怎么也调不出图像来。我和老李干坐无聊,搭讪着问:“是坏了吧?”她说:“没坏啊,从家里搬来前我还看的。”又问:“你们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北影的,他是《青春》的。”问:“北影的梁晓声你认识吧?”我说:“那小子是我。”她仔细地打量着我:“是你?”我说:“没错。”“天啊!”她说,“我都认不出来你了。”我问:“你是谁?”她说:“我是李小龙啊!我和我们老师到你家去过好几次,你记不起来了?”我终于记起来了,说:“你也变化很大。”“胖了。”她说,“我结婚了。”由女大学生而少妇,质的变化。我当然难以认出她。她复打量着我,憾慨系之地说:“真没想到三年未见,你就变成这样子了!第一次见面时,觉得你还可以呀!”我说:“我当爸爸了。”她非常同情地“哦”了一声。我九月份剃的光头,那时十一月份,头发长出不足一寸,胡子却经久未刮,荒芜了满脸。而且大病初愈,神情倦怠,面如涂铅。穿着一件破“棉猴”,旧皮鞋不系鞋带,整个一副俗装恹态的恶和尚形象。变得不如以前“可以”了,倒也不仅仅是由于当了爸爸,由于剃了光头,由于病,还由于当了作家。当了演员们的女人,是越变越好看,越“摩登”,以“摩登”而维持着好看。当了作家们的男人,则注定的越变越不“可以”了。功夫会花在“打扮”稿纸上,自己是什么鸟模样倒大抵不在乎了。老李说:“我们多等会儿不打扰吧?”她说:“没事,没事。”我问:“辛欣情绪如何?”她说:“辛欣挨批的次数多了,好像也不太在乎了。”又是一种“不在乎”。我说:“不在乎,这是境界。中国的作家,要习惯挨批,泰然处之才好。”她说:“没批到你头上,你才泰然。”我说:“是啊。别人的孩子被掐死了,总不像自己的孩子被掐死了那么痛不欲生。”正说着,辛欣回来了。我将老李介绍给她,替老李向她表明诚意。她坐下去,默然无声。我说:“老李是我朋友,诚心诚意来向你组稿的,不看僧面看佛面。”辛欣沉吟良久,方开口道:“晓声,不是我不讲交情,我近来差不多发一篇,挨批一篇。寄出去的,各编辑部都不敢发,你说我还写个什么劲?还他妈的写得下去吗?”翻弄着桌上的稿纸给我看,又说,“其实倒也不是不想写了。还想写,但实在写不下去啊!一个星期了,写了还不到六千字。我想冷却一个阶段,思考一些问题,我希望能不受任何干扰地进行思考。”说完,她将桌上的稿纸全部收拢,放入抽屉,锁上。仿佛今生今世不再拿出。老李说:“我不逼你为《青春》写稿。我来的目的更主要是看看你,代表本刊向你表示关注之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来日方长。作为刊物负责人,不能作家有难,则疏之,作家扬名,则近之,那就太势利了!”老李真好编辑,不愧我朋友。我们聊了近一个小时,十点后方告辞。夜风瑟瑟中,我们缓缓地走着,心中都有说不出的惆怅。当时《青春》也因为一篇什么小说,“散布了污染”,上了简报。我理解他的心情。自己顶着压力却来京专程找辛欣组稿,作为一个刊物的负责人,这“侠肝义胆”使我敬佩。至于我自己,用解放前上海滩小报记者评论三四流这个“星”那个“星”的语言说——正很“走红”。然而我也忧郁,我也压抑,大有“兔死狐悲”的凄凉。因为我不可能终生扮演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歌手”或“鼓手”的角色。我一旦也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皱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说几句冷的、酸的、尖刻的话,哪怕这话是真的,也便会与辛欣“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了。而一个作家,不,一个人,某些时对某些事,大抵总难免要皱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的。也总难免要说些什么使某些人们不大受用的话的。达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超脱则超脱矣,悠然则悠然矣,而作家也便在这种“超脱”和“悠然”中,不复是作家了!文坛从来不是佛殿。要想“超脱”倒莫如抛弃纸笔去数念珠,遁入空门为好。后来有某报的编者来访,说是要写篇文章,举两位青年作家为例,梁晓声代表“正确的”创造道路,张辛欣代表“错误的”创作道路。逼我谈点“正确代表”的体会,始大厌,进而大怒,不客气地“送”出门去。我并不老谋深算,也不愿在文坛沉浮中捞取什么“政治稻草”。需要你作某种“政治道具”时,便将你高高举起;紧锣密鼓一停,便甩手将你扔在台上,摔你个“仰巴叉”。积成人后之政治常识而非经验,这一点儿“悟性”还是有的。而某些编者记者,明明心中瞧不大起你,为了职业的缘故也许还为其他的什么缘故,却偏要将你涂了某种颜料,高高地插在什么幌子上,也忒不仗义了!再后来,某刊约我写篇“我与文学”之类的文章。当时心中觉得有那么多话,似乎不吐不快,便写了。八千余字,其中有两千余字谈到辛欣及她的作品。记述了我与李纪同志深夜访她归来时那种心境,那种感受,那些思想。记得其中写到这样的话:“辛欣正在思考。我认为思考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严肃的时刻,神圣的时刻,是应当受到尊重的。而干扰别人的思考,无论以什么方式,出于什么动机,良好的也罢,善意的也罢,其实都是讨嫌的。在提倡精神文明的今天,起码是不文明的行为。奉劝他们学得懂点礼貌……”一吐为快的文章必然失之含蓄。这篇文章当时被退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本欲寄给辛欣看看,一想有讨好卖乖之嫌,便放置起来了。至今仍保存着。四届“作代会”期间,一位评论家,问我:“读了张辛欣发在《人民文学》上的长篇散文《回老家》么?”答未读。说:“一定要读,写得极好。”后两天离开会议,带着那期《人民文学》到石家庄去。在招待所里看完了,果然好。那期《人民文学》上,刊有“推荐‘读者最喜欢的作品’启事”。便连夜写了一篇很严肃很认真的推荐信,约千余字,寄给了《人民文学》。《回老家》竟未评上“读者最喜欢的作品”,据说是仅有我那一份选票。唉,好作品常有被埋没之时!难怪王蒙同志主张编辑出版“落选作品选”,以补“遗珠之憾”。至今我仍认为,辛欣有创作电影剧本的才华。在她的分配去向拖了半年多尚未落实前,曾托人达意她,愿“保举”她到北影来。读了《回老家》,不免后悔。暗想:梁晓声,梁晓声,你才是个大傻瓜!没谁会像你似的,拉来个强者“盖”自己!张辛欣进了北影,你自己就干脆“回老家”吧!心中产生了这想法,就好像一个人照镜子照出了一张狰狞的鬼脸,灵魂不由出汗。承认别人的某一篇作品比自己的作品好,还写封“推荐信”什么的,这类小小“高尚”,有利而无害,不过是“高尚”的自我表现。而要将别人拉到自己身旁,让别人的光彩照出自己的平庸来,心中那鬼就会啃你的灵魂了!人啊,人!为什么都免不了有那么点嫉妒心理呢?回厂后我还是向领导“保举”了她,领导也表示可考虑。她自己又犹豫,我只好作罢……张辛欣,听着!你这辈子不写一——三个好电影剧本,你才对不起你自己呢!写吧,必要时我愿像当年那样,极负责任地为你当一次编辑。我如今已是编剧,不是哪个编剧都他妈的乐于给别人当编辑。而且有一条你是可以放心的,无论你写出多么好的剧本,我都不会在你的名字之后再挂上我自己的名字。我这人从不沾别人的光。到时候你拿你的编剧费,我拿我的责编费。即使你写出的剧本可能得“奥斯卡”奖,我也不动心。这点职业道德还是有的,更何况你也不是个“善茬子”。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替电影编辑们辩白几句。因为我又想起了数年前你第一次与我见面时说过的话:“我知道,一无名人推荐,二无后门方便,像我这样的,在北影上一部影片是痴心妄想……”当时你我还都不是青年作家,都属“文学青年”一类。我“迂”得可怜,你“狂”得非凡。但我和你一样,都急切地要早日显示自己的能量,都不免感受到某种压制。其实呢,我作了几年电影编辑,倒认为靠名人推荐,或走个什么“后门”,达到在北影上一部影片的目的,并不那么容易。编辑之上有编辑组长,编辑组长之上有编辑部主任们。主任们也说了不算,还得经过编辑部定稿小组讨论。讨论之后也还无效,得经党委通过,有时甚至还惊动电影局、文化部、中宣部。升到更高级的“阶段”,则非党中央的某某领导同志出面说一句话不可。一部电影的拍摄,真是层层把关,难乎其难。如今“拍摄自主权”下放各厂,情况是略有好转,但那“犯错误”的可能也便同时下放到了各厂。把关者们还是比刊物的负责人们更其顾虑重重。一篇稿子发排了又抽下来,也不过就损失个几千元,至多上万元。而一部影片若投入拍摄又中途“下马”,那损失则可能是十几万,几十万。如今讲究“经济效益”,损失中包括了全厂职工的奖金,是“怨声载道”的。电影编辑们,除个别人热衷于假什么名人或首长之名,推平庸之作欲获责编费而外,多数还是有艺术良心的。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一点上就无懈可击。谦虚过分实乃虚伪。在我们北影的《电影创作》即将复刊时,一天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交给我一个剧本说:“别拖,早看完。看完写一份书面意见给我。”我接过剧本,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便看。内中用大头针别着几份“批示”。第一页,是当时的一位领导同志写给自己秘书的,只称作者名字,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大意是剧本看过了,很电影化,主题思想很有意义。人物形象突出,情节曲折生动云云。要秘书告作者,已代转电影局某负责同志。第二页,是这位电影局某负责同志的“意见”,当然是“完全同意”上述的“意见”。大概是为了表示虔诚和态度认真,还提了几条无伤大雅的“似可修改”之处。一个“似”字,道出许多谨慎。第三页,是我们北影厂当时厂长的批条——立转编辑部主任一阅。主任积稿太多,很信任我,便由我“一阅”了。我看罢这些“官批”,对同室的一位老编辑笑道:“这位作者,不是大干部的儿子,也一定是侄子女婿之类。”老编辑揶揄道:“你的美差来了啊。”我答:“看看再说吧。”这个剧本是根据北影已故著名编剧海默同志的遗作《战马》改编的。看过后,竟没看出什么“匠心”之处。凝思良久,又去资料室翻出原作细读。读罢,大不以为然了。海默同志的原作,写的是新疆剿匪时期,一名解放军排长的战马,在战斗中牺牲,战马是骑兵的“第二战友”,思念之情深切。后来在战斗中击毙一匪首,获得一匹与自己的“战友”一模一样的雪白马,遂结“生死之交”,屡立战功。小说原作,确不失为一篇较好的作品。我一向以为,从小说到电影,所谓改编应是“再创作”,要重新体现改编者自己的艺术处理和艺术构思。“再创作”意味着艺术性的“再升华”,思想性的“再开掘”,情节细节方面的“再组合”。不见这些,那改编便是平庸的改编,当一名编剧也就太省事了。而且一篇短篇小说改编为电影,该补充多少改编者自己的生活和艺术方面的积累,是不言自明的。基于这种艺术观点,我认为那剧本的改编是平庸的,这就与那些负责人的意见大相径庭了。我又了解到,海默同志生前曾亲自改编过自己这篇小说,北影还曾打印,“文革”中“一扫而光”了。我便感到左右为难起来,不知该怎样写“书面意见”,索性拿着它找主任当面说。主任又问:“改编的如何?”我说:“将小说‘断行’,不等于就算改编。”主任明白了我的意思,沉吟起来。我又说:“题材也有些陈旧。刚刚粉碎‘四人帮’,人民希望看到正面或侧面反映‘十年动乱’的电影。再者,便拍,也应拍海默同志自己改编的剧本,亦算对我厂著名编剧的一种追忆和纪念。”看得出,主任也颇感为难,默默吸了一会烟,终于说:“这样吧,再给副主任看看。刊物即将恢复,修改后发一下,也算了结了此事。”副主任,一位德高望重,很有艺术判断水平的老同志,看后对我说:“即使发表,也需让作者再认真修改几遍。”我就打电话与作者联系,约他到厂里来听取我和副主任的意见。他嫌路远,希望到他家谈。我想到副主任家离他家较近,为了老头少走许多路,应诺了。那时我们的副主任正在家中休病假。从北影厂到火车站,路是够远的。倒了三次车到了火车站,还要倒一次车,下了车还要走十分钟。那一带我到北京后没去过,街道不熟,约定的时间又早——八点半。六点半便离厂,吃不上早饭,北京站附近买了一个面包,边走边吃。到了作者家中,我理所当然要请副主任先谈意见。老头看得很认真,用铅笔在稿纸格边做了许多记号,写了不少句“评语”,一边翻阅,一边谈。老头谈一条,作者“解释”一条。或曰:“这里你没看明白。”或曰:“这里不能照你的建议改。”或曰:“我自己认为这里改的很好。”我便有些看不下眼去,打断他说:“我们尊重改编者本人的艺术见地,我们的意见也仅供你参考,要求你修改一稿不算过分。你修改后再寄我们看吧!”说罢起身,也不告辞,便往外走。副主任也只好跟我走掉。走到街上,副主任批评我:“干嘛那么没耐心呢?”我说:“他干嘛那么不虚心呢?”副主任说:“他认为自己非一般作者可比嘛,这一点你还没看出来?”我说:“看出来了,因此我这一般编辑不愿给他这非一般作者当责编,另请高明罢!”副主任笑道:“我们研究后,还非你当这责编不可呢!没吃早饭吧?到我家去吃,要不我们找个地方,我请你吃一顿。”数日后,剧本寄回。我翻看一遍,除了我和老头勾出的几个错别字,毫无变动。再一项作者的“劳动”,便是用橡皮将老头在格边作的记号或评语擦掉了。我心想也忒吝惜自己的脑细胞了!搁置抽屉,看他怎样?仅仅隔了一天,就打来电话,质问:“你们到底作出决定没有?”我反问:“什么决定?”作者说:“有关领导同志都很认真对待这个剧本,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北影厂长也无反对态度,你们为什么鸡蛋里挑骨头呢?”我说:“那你就让他们直接下道生产令拍摄嘛!还给我这个责编打电话干什么?”说罢挂了电话。

十分钟后,第二次打来电话,说:“既然你似乎有很多意见,那一天你未开口,我想当面听你谈谈。”我说:“我的意见,和我们副主任那天谈的意见是一致的。”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还是想同你谈谈。”我说:“我不到你家去谈了,路远,要谈你就到北影来谈吧!”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明天就去。”我说:“请上午来。”因下午厂内放“观摩影片”,属于艺术学习,我不愿错过机会。他说:“上午不行。我上午有事。”我说:“那你就改天来。下星期内哪一天都可以,上下午也请便。”他说:“除了明天下午,我再哪一天也没有时间。”我火了,答:“哪一天都行,就是明天下午不行!”我啪地挂上了电话,骂一句:“你他妈的!”真够矫情的!第二天下午,我便去看电影。原以为只放一部影片,却放了两部。五天后,政治部主任拿着厚厚一封挂号信,找到我的办公室,说:“小梁,有人写信告你。”我吃一惊,暗想我没作什么违法犯科的事呀?也没搞过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谁告我什么呢?因问:“张冠李戴了吧?”政治部主任说:“没错,告的就是你梁晓声,你看看这封信。”我接过信一看,是那位非同一般的青年改编者写来的,历数我的罪状。不算洋洋万言的一封信,起码也有八九千字。我真有些“怒发冲冠”了,就要将那封信撕个粉碎。政治部主任手疾眼快,夺过信去,说:“别发火,讲讲,怎么回事?”我强按怒火,将事情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述说一遍。正述说时,当时的一位厂党委负责人也找到了编辑部,由主任陪着,将编辑们召集一起,询问近期处理稿件中,谁可有什么渎职行为?众编辑回答:绝无。这位厂党委负责人说:肯定有。原来,他刚参加过一个会。一位负责同志在会上点了北影,说:“你们北影要热情对待业余作者嘛,不要将业余作者拒之门外嘛,不要像‘四人帮’时期一样,搞得像个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嘛!”众编辑听了,面面相觑,不知这话从何说起。只有我心中明白。因为在告我的那封信中写道:“我一无靠山,二无‘后门’(噫!与辛欣语同出一辙),全凭一片关心中国电影事业的热忱,写了这个电影剧本,竟受到种种刁难,被拒于北影大门之外。你们对一位业余作者是什么态度?!你们这种冷漠无情的态度,又如何能使中国的电影事业得以繁荣?!……”他的话同那位负责同志的话何其相似乃尔?“拒之门外”——确属事实。他下午来时,门卫没放他进厂。告诉他下午编导部门正进行艺术观摩研讨,请他改日再来。故他信中还写到:“我在凄风苦雨中徘徊于北影门外近一小时才离去。回家后感冒了,发烧三十九度。我的父亲和母亲,不得不放弃·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我……”是否真实,不得而知。我对大家说:“负责同志对北影的批评,并非‘莫须有’,肯定是因我而发的。”政治部主任也说:“肯定是。”于是当即,我、政治部主任、编辑部主任和副主任,那位厂党委领导,一齐走到二楼小会议室,研究如何妥善对待来自上面的尖锐批评。厂长同志很重视这件事,也参加研究。那位厂党委领导说:“我看就让小梁写份检讨,由厂党委转给上级。”我不禁拍案而起,吼道:“刀搁在脖子上,我也不检讨!我没什么可检讨的,要检讨你们自己检讨!”编辑部主任说:“让小梁检讨,莫如让我检讨。”副主任问:“检讨什么?我作为编辑部副主任,亲自到一个并不成熟的剧本的改编者家中,认认真真地谈过意见,还要我们怎么样?”政治部主任说:“我认为有的同志因为这件事而对北影作的批评,是言过其实的。”厂长最后说:“不必检讨,谁也不必检讨。要是这也值得检讨的话,莫如我检讨了!因为我是厂长嘛!”转脸看着我,又说,“小梁,我要求你给领导同志写封信解释一下,你不觉得过分吧?解释,而不是检讨。”我说:“这可以。”回到办公室,铺开信纸,就欲写。忽而想到,并没指名道姓地批评我,我对他解释得着吗?决定不给那位负责人写信,而给他的儿子写信。握着笔,我想到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曾有一位山西农村的二十一岁的青年,某日来到编辑部,由我接待。他随身带来三个电影剧本,请求我在两天内看完,并当面向他谈意见。我问他为何给我的时间这样短?他说他是自费来京的,专程送稿。不得花钱住宿,在火车站过夜。问何以不寄来?说·希·望·当·面听到意见。问年终“分红”多少?说一百余元。问岂不是路费就用去了一半么?说值得。大受感到,留他在我宿舍同住了一夜(那时我已分到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第二天,就集中时间和精力将三个剧本全部看完。那三个剧本实在不值得谈什么意见,但唯恐刺伤那农村青年的自尊心,与之委婉地谈了一个上午……另一件事是:某日有一精神病患者纠缠在传达室,要求与编辑当面谈构思。传达室为难,组长也为难。传达室说,编辑部若无人出面,便只好找保卫科了。我便自告奋勇,前去进行安抚。我的哥哥也患精神病,我自信颇善安抚精神病人。走入传达室,但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男子,像待审的犯人似的,双腿紧紧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得那么规矩。规矩得可怜。他留中分头,一张瘦脸刮得干净。穿件新蓝干部服,连领钩也扣着。虽旧却熨出裤线的灰裤子。一双黄色塑料凉鞋,赤脚。表情安静。瞧他那样,并不像精神病人。可传达室内除了他再无别人。我问传达师傅:“精神病在哪儿?”传达师傅朝那人努嘴。我不禁转身诧异地再次打量那人。他缓缓站起,文质彬彬地说:“我不是精神病,我是来送剧本的。”表情依然如故。我说:“我找的不是你啊。你误会了。我是编辑室的编辑,你带来的剧本可以交给我啊。”他打量着我说:“我看你不是编辑。”我问:“那你看我像干什么的?”他一字一句地说:“我看你像保卫股的。”我说:“你错了。”掏出工作证递给他看。他看了,似乎信了。还给我,从一个黄色的学生书包中掏出剧本,双手捧着,郑重其事地交我。那表情,仿佛将千金至诚相托。我接过剧本,问:“你的姓名。”他从传达室的长椅下拖出一个口大底小的白铁桶,自内取出一卷红绸,默默展开来——红稠上,梅花篆体赫然醒目地写着四个毛笔字——齐天大圣。我惑然。他说:“这就是我的名字。”我问:“你住哪儿啊?”他指桶——桶内一条毯子,说:“盖天铺地”。那时他脸上才显出一种怪异的笑。我说:“外边在下雨啊,盖天铺地哪成?”他说:“行者苦中求乐。”我便断定,他是属于那类主观狂想型精神病患者,一忽儿明白,一忽儿糊涂。这会儿是糊涂了。传达师傅便上前替我“解围”道:“你是‘齐天大圣’,这里可不是花果山,也不是天宫,剧本留下,你快走,快走。”他瞪目道:“你把我当成疯子?”我赶紧说:“你若是精神病人,我便也是精神病人了!”又转对传达师傅说:“让我带他入厂,我要和他谈谈。”传达师傅愕然地问我:“带他到办公室?”我说:“带他到我宿舍。”传达师傅不放心地看着我,低声说:“小梁,你何必?”我说:“不会发生什么事的。”见他还不放心,又说,“我哥哥也是精神病。”我带“齐天大圣”到我宿舍,待之为客,与之攀谈。他糊涂劲过了,又明白起来,谈吐很是文雅。攀谈中,我知他是北大毕业生,五七年打成右派,劳改六年。现虽已平反,重新分配了工作,单位却不要求他上班。无所事事,便写电影剧本。我心中对他充满了同情。当晚,留宿我处。第二天,送至火车站,替他买了回河北的火车票。送入站内,又送至车上,与乘务员特别交待了一番,望着火车开走才返……想起这两件事,我觉得,自己算得上一个有责任感的编辑。尤其对业余作者,从未劣待过,即使对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于是倍感大有回一封信的必要。我在信中写道:“你的父亲是高级干部,你的靠山可谓固矣。你的剧本由各级负责人推荐,你的‘后门’可谓大矣。像大作这种水平的剧本,北影厂每年收到数千份。我厂委派了一位编辑副主任和我这位编辑加以扶植,对你可谓另眼看待矣!你乃三十多岁人,感冒发烧,区区小病,你的父母便‘放弃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也忒娇贵忒宝贝你了吧?老实讲,按一般稿件处理,你只能得到一张退稿笺罢了,而且将在三个月后……”写完,装入信封,填了地址,怕自己忽然产生什么顾虑,立刻寄走。之后,静坐片刻,想到文化部成立了一个什么“剧本委员会”,在部长同志直接领导之下,遂生一智,便又给“剧本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该剧本系某负责人之子改编,且有文化部及电影局领导同志肯定之评语。我厂拍摄任务已满,现寄你们,你们指示其他兄弟厂拍摄,似更加顺理成章,成人之美……附在剧本之内,一并寄走。仅仅五六日后,“完璧归赵”。剧本被“剧本委员会”退回,附函曰:“该剧本既然已经你们扶植,你们还是扶植到底吧!恕不提意见。”碰上了和我一样不具慧眼,也无伯乐精神的编辑!走投无路,不再犹豫,不再顾虑,草草填了信封,便退。我想,主任要我来当这个剧本的责编,还真是选对了人。我自以为“不辱使命”。我想,权力之与文学艺术,恰如铁树之与菊花,本非同科木,“嫁接”也难活。偏若移花接木,何类“狗扯羊皮”?现今有种说法:一等智商者经商,二等智商者从政,三等智商者才从文。“文”的经济基础,在“倒爷”们之下;“文”的社会地位,在“政府官员”之下,因此某些干部子女,便经商,便从政。“三等智商”的,便往什么电影制片厂啦,电视台啦,以及其他与“文学艺术”有关的单位或部门挤。果有“文学艺术”才华的,自当别论。并无“文学艺术”细胞的,岂非授柄于人,传诟于世么?且“文”假以权,权佐以“文”,结果必然是“文”腐蚀了权,权亵渎了“文”。那才是悲夫哉!我顶讨厌文学艺术领域内现今种种假权势而压“文”、而欺“文”的风气。动辄:“这个电影剧本某某领导同志看过,给予肯定了!”“这个电视剧本某某领导同志非常欣赏。”“这篇小说某某领导希望发表并配合评论。”文学艺术的圈子里,也真真有些俗不可耐之人。某某领导“看过了”,“给予肯定”了又怎样?某某领导“非常欣赏”又怎样?某某领导的“希望”便一定要“照办”么?某某领导究竟是“领导”,还是文学艺术工作者?你是市长,我是公民,公民该尽哪些公民义务,我听你的。我是编辑,你是市长,市长写电影剧本,或写小说,写诗,写话剧什么的,对不起,你听我的。这才对劲。否则,大不对劲。这叫“社会分工不同”,应该彼此尊重彼此的分工。也是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原则之一。一九七九年春,全国第四次高等教育会议在北京西苑召开。各新闻和文艺单位派代表列席参加。我作为北影厂代表,参加了华南大组学习讨论。会议最初几天,讨论内容是肃清“四人帮”极左教育路线的流毒,发言踊跃热烈。“工农兵学员”——这建国三十年来“高教”大树上结下的“异果”,令每一位代表当时都难以为它说半句好话。而每一位发言者,无论从什么角度什么命题开始,最终都归结到对“工农兵学员”的评价方面。不,似乎不存在评价问题——它处于被缺席审判的地位。如果当时有另外一个“工农兵学员”在场的话,他或她也许会逃走,再没有勇气进入会议室。我有意在每次开会前先于别人进入会议室,坐在了更准确说是隐蔽在一排长沙发后不易被人发现的角落。我负有向编辑部传达会议情况和信息的使命。我必须记录代表们的发言。我是多么后悔我接受了这样一个使命啊!然而我没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领导改换他人参加会议。第三天下午,还有半个钟点散会,讨论气氛沉闷了。几乎每个人都至少发过两次言了。主持讨论者时间观念很强,不想提前宣布散会,也不想让半个钟点在沉闷中流逝。他用目光扫视着大家,企图鼓励什么人作短暂发言。他的目光扫视到了我。我偏偏在那时偶然抬起了头。于是我品质中卑俗的部分,一瞬间笼罩了我的心灵,促使我扮演了一次可鄙而可怜的角色。“你怎么不发言啊?也谈谈嘛!”主持者目光牢牢盯住我。多数人仿佛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纷纷向我投来猜测的目光。大家的目光使我很尴尬。坐在我前面的人,都转过身瞧着我,分明都没想到沙发后还隐藏着我这么个人。我讷讷地说:“我……我不是工农兵学员……”几乎是不由自主的这么说了。这是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参加讨论三天来说的第一句话,当着许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说的第一句话,当着华南大组全体代表说的第一句话。谎话,是语言的恶性裂变现象。说一颗纽扣是一颗钻石,并欲使众人相信,就得编出一个专门经营此种“钻石”的珠宝店的牌号,就得进一步编出珠宝店所在的街道和老板或经理的姓名……我说,我是电影学院导演系“·文·革”·前的毕业生。我说,某某著名电影导演曾是我的老师。我说,如果不发生“十年动乱”,我也许拍出至少两部影片了……为了使代表们不怀疑,我给自己长了五岁。散会后,许多人对我点头微笑。“·文·革”·前的毕业生,无论毕业于文、理、工学院,还是毕业于什么艺术院校,代表们都认为是·他·们·的学生。

忍至十一点,“闷子”还未逗完。超过招待所规定的作息时间整整一个小时了,我认为我的涵养是够可以的。第二次起身下床,在那扇门上重重敲了几下,以示警告。“敲他妈什么敲!”那面咒骂了一句,听得出来是“童星”的声音。我按捺着性子,隔门道:“请你们小声一点行不行?我接连十几天没睡好觉了,照顾照顾。”那面静了一会儿,忽然竟齐唱起“小小竹排”来。分明不予“照顾”。我披上大衣,走出自己的房间,推开隔壁房间的门,厉声质问:“太不自觉了吧?”那童星说:“管得着吗?这又不是你家!”他看去已有十四五岁了,个子已长得挺高,穿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大眼睛,圆脸盘。有二男三女演员和几个孩子在那屋里。我说:“不是管你们,是求你们。招待所有规定,超过十点不得喧哗,影响其他住客睡眠。”其实我的话是说给那二三男女演员的。我想,“童星”们不懂事,你们也不懂事么?那童星说:“我们不知道有什么规定,没人告诉我们。”我指着墙说:“每个房间里都贴着,你们自己好好看。”他说:“眼睛不好,看不清。”这孩子是在电影圈里被宠爱坏了,显然也没受到多少好影响。那种自我感觉真是优越得很,俨然以为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明星”呢!我只好将贴在墙上的“住宿须知”念了一遍,转身离去。我刚出门,就听他说:“唱!有什么了不起!”我复走进房间,怒问:“你刚才说什么?”他说:“你看你那德性!你当我怕你呀!”这孩子简直是在逼我粗暴。我挥手打了他一记耳光。他叫起来:“你敢打解放军?”我从他头上一把抓下军帽,扔在地上,又打了他一记耳光,说:“打的就是你这个解放军!再唱啊!”他捂着脸不作声了。那几个小演员愣愣地瞪大了眼睛瞧着我。那二三男女演员不尴不尬地开口了:“哎,你怎么动手打人呀?”“有理讲理嘛!”我说:“刚才对你们还不够讲理吗?”哼了一声,走回自己的房间,躺下独自气得不行。第二天,导演找到编辑部来了,向我们的一位副主任告了我一状。“童星”罢演了,“生病”了。副主任让人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当着导演的面儿说:“这就是我们小梁。你一定弄错了,我们小梁怎么会动手打人呢?你看他这副文质彬彬的样儿,只有挨打的份儿!……”我老老实实承认:“是我。”副主任研究地瞧了我半天,疑问:“你是跟他闹着玩吧?”我脸红了,回答:“闹着玩。”副主任说:“我猜想你也肯定是跟他闹着玩嘛!你这么老实的青年怎么会打人耳光呢!小演员也太娇气了!”接着当我的面,向导演夸奖我如何如何的稳重老实。还让导演回去对“童星”严格要求,加强教育。又说:“小小一个孩子演员,竟敢装病罢演,太张狂了!”“头三脚”给人的印象如此重要!母亲的教诲真是伟大!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那童星。然而这件事,却经常回忆起。因为它使我想到,人是否都具有欺弱畏强的某种本性?那童星当时固然令人着实可恼,我打了他两记耳光也算不得就是怎样地欺负了他。他若他不是比我小近一半年龄呢?而是一个身魁力大的人呢?就是可着嗓子嚎个通宵达旦,我恐怕也是不敢先动手的。就是反过来他打我两记耳光,我恐怕也只有挨了的份儿。如此分析起来,我又似乎是有点:“欺负小孩”了。而我若非我,是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吼一句:“别他妈的乱吵吵乱嚷,惹急了老子扭断你们脖子!”估计小小年龄的“少年”也断不敢对我那般无礼。看来“非礼勿动”,老祖宗的遗训只有成为全民族的德行,才会人人都不失“君子风范”!某一年出差,在外地小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他因触犯法律,被判徒刑。看了挺难过。心想好端端一个孩子,尚未“童星”而“明星”,不是整个儿毁了么?前不久又从一份什么电影报上看到一条有关他的报道,说是到某学校学习了几年,拿到了毕业文凭,目前正参加一部影片的拍摄。还登有他的照片,仍穿军装。才知所谓“判刑”一说,纯属公开贩卖的谣言。某些小报也真正可恶,居然还在耸人听闻的谣言之下印上“本报记者”字样!获得了一次学习机会,拿到了毕业文凭,我挺为他高兴,希望他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我在北影作了两年外稿编辑。每月看五十余个剧本,有时还多。大概总共看了一千五百左右个外稿剧本,却一个也没有扶植成功过。从粉碎“四人帮”至今,寄到北影外稿组的剧本,绝不下六七万之多。经过扶植最后拍摄或发表了的,不超过五个。所以我真希望许许多多在业余创作电影剧本的人,还是量力而行,莫如将创作电影剧本的兴趣转移到看电影方面去。两年来我没有扶植成功一个外稿剧本,但我自以为曾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外稿编辑。从一千五百多个外稿中,我“慧眼识珠”,发现了张辛欣的电影创作才华,这无论如何是值得骄傲一下的事儿。那天没吃午饭。一觉醒来,睡迷糊了,还以为是个早晨呢。看看手表,才知是下午。懒得起来,想起书包里还带回个不知什么鸟“剧本”,干脆躺着处理了吧!便掏出来侧头看。一看就没放下。一口气看完了。稿纸相当干净,字迹很是工整。看得出作者是个对待创作极认真严肃的人。这一点先博得了我三分好感。剧本的名字我已记不清楚。风格是属于较现代派的。明显看得出受苏联电影文学剧本《礼节性的访问》影响很大,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交叉闪现,剧中有剧,男女主人公是双重身分的剧中人。在一九七八年的北影,电影观念不像如今这么更新,这么解放。所以我断定这样的剧本,是既不能拍摄也不能发表的。但我又不能不承认,这是我所看过的一千多个外稿中,最好的一个。一个真正的电影剧本。一千多个中发现了这么一个,我认为我那一千多个不算白看。剧本对于电影艺术的特点体现得频有匠心。我再也躺不住,爬起来,匆匆穿上衣服,又去到了办公室。剧本未写作者的姓名和通讯地址,我迫不及待地想从信封上了解到。老王问我:“怎么又来了?”我说:“发现了一个好剧本!”老王一笑:“好剧本会寄到外稿组?”我也顾不上回答,找到信封一看——北医三院团委——张辛欣。北医三院离北影很近,而且是北影的“合同医院”。我便决定给作者写封信,邀“他”星期天到北影来面谈,意在结识个文学朋友。我那时在北京一个文学朋友也不认识,常感到无人交谈的寂寞。写信前还研究了半天。张辛欣——怎么也没有女人味,字迹也颇似男人笔划,断它是“他”而非“她”。二十九岁时的我,将自己束缚得多么紧固啊!未经组长允许,倘若是将一位女作者在整个主楼无人的情况之下邀到办公室交谈,又倘若不但是位女作者,还是个姑娘,那岂非会引起“瓜田李下”之嫌?谁知你们交谈的是剧本还是什么?外稿组当时有规定,不经组长同意,编辑是不得随意邀作者面谈的。星期天,买了两盒带过滤嘴的“牡丹”,买了一包五香瓜子,一包茉莉花茶,比我信中约定的时间提前半小时来到办公室。可见我是多么心诚之至!刚到约定时间,安安静静的走廊里便传来了脚步声。我暗想,这作者可真是个时间观念强的人。我才站起,“他”已敲门。开门,大诧——是一个“她”。个子不高,圆脸,眼镜,短发。翻领银灰女青年衫,银灰裤子,接近银灰的蓝色刷得靠白了的胶鞋。一身银灰。若伸展双臂,如同降落在我的办公室门前一架微型“安二”。那张脸不太容易判断出实际年龄。说十八九不显大,说二十四五不显小。表情是矜持的,流露着不是我来求你,是你“请”我来我才来的意味。互通姓名,果然便是张辛欣。我没料到她是个女的,大概她也没料到我是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我讶然,她扫兴。我的讶然掩饰着,她的扫兴却当“见面礼”全盘“赠”给我。“请”得“神”临,就得敬着。引进。矜持地进来。让座。矜持地坐下。矜持得反倒令我十分拘束。请茶。说:“不渴。”请嗑瓜子。说:“牙疼。”犹豫了一下,请吸烟。说:“你殷勤过分了。”我搓着手,像考生接受面试一样,有几分紧张地同她谈剧本。没谈几句,便被她打断,问:“要拍?”我说:“不拍。”问:“要发表?”我说:“不发表。”怫然站起,大声道:“也不拍摄,也不发表,邀我来干什么?”我不知所措,交个文学朋友的目的,怎么能当她面说出口?“我早就知道,没有名人推荐,没有后门方便,像我这样的,要在你们北影上一部电影,不过是痴心妄想!”她愤愤地说,从我手中夺去剧本,塞入自己的书包,也不告辞,拔脚便走。我一时坐在那里发懵。忽而想起母亲的另一条教诲——凡事要善始善终,就追出去送行。她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她不回头,走的很快。我也不赶上,保持一段“送”的最佳距离。相跟着走过走廊,走下楼梯,走出主楼,走到厂院内。她猝然回头瞪视我:“你跟着我干什么?!”我讷讷回答:“礼节性的送行。”她火了:“少来这一套!”转身加快脚步,扬长而去。我呆立了一会儿,没趣地回到办公室,心里这个气呀!茶水,泼了。五香瓜子,扔进纸篓。想了想,又捡出来,自己花钱买的东西,犯不着为如此不识好歹的“小子”扔掉。留着自己嗑!坐在椅子上,看着她寄剧本的大信封,越看越来气。忍不住从笔筒中抽出一管大毫毛笔,饱蘸了红墨水,就在“张辛欣”三字上恶狠狠地划了个“×”,判处了她的“死刑”。暗暗发誓:今后只要是这个“小子”寄来的剧本,落我手中,一个字也不看!来一个退一个!……后来,翻《北京文学》,见有她的一篇小说发表其上,读了半页,一句:“平庸!”不再看,心中却未免有点妒嫉。那时我刚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不足千字的“豆腐块”,还不敢向往能在《北京文学》上发表小说。再后来,北大荒知青朋友肖复兴、陆星儿、曹鸿翔,同榜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开始与我来往,每每谈及导演系有个张辛欣,这般那般的。我问什么样的一个“张辛欣”。他们就对我描绘。证实竟是与我打过交道的“那一个”。心中不禁暗暗羡佩:“小子”果有真才实学!不简单!但又很希望“这一个”并非“那一个”。她考入中央戏剧学院也使我妒嫉,有点“工农兵学员”心理。再后来,《在同一地平线上》发表,文坛瞩目,“张辛欣”三字声誉鹊起。找来那篇佳作拜读。读罢心怅怅然,妒嫉却消除了。对有才华的人,妒嫉是愚蠢的。所怅怅然者,自己尚无进取耳。那时安忆也已扬名。记不清是某月份内了,竟在各刊几乎同时有六篇小说发表!现在回想起来,安忆、辛欣两位青年女作家当初“异军突起”的创作开端,对我促进很大。丫头们能是,男儿何不能是?!遂更少玩乐,发奋读书,勤勉写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奖,听到些溢美之词,多少有些飘飘然起来。领奖期间,安忆对我说:“晓声,你那篇小说我认真看了。你是中篇结构,短篇写法。因此前半部从容,后半部拘谨。”我本期望也从她口中听到一些溢美之词,未想到她却兜头泼了我一盆冷水。我便有些不悦,高傲地笑笑,不予回答。回到自己的房间,情不自禁地拿起刊物,重看自己的第一篇获奖小说,暗自承认,安忆对它的评价是公正的。在文学朋友中,安忆从未对我说过言不由衷的话。一句也未说过。安忆是坦诚的,起码对我是这样。安忆,谢谢你。比起来,倒是茹志鹃老师比安忆对我更“扬长避短”一些。在第四届作协代表大会上,茹志鹃老师一见我,第一句话便是:“《父亲》我看了,写的很质朴,很好。”还颇严肃地指责我:“它是为我们写的,怎么后来你又给了《人民文学》?”《父亲》原本确是为《上海文学》写的,因“债台高筑”,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今年五月去上海,到茹志鹃老师家去看望她,她又对我说,《父亲》是篇成功之作。安忆在旁听了,淡淡地道:“妈妈,你别总说他爱听的话。我看父亲责备儿子为什么不要求入党那一段,就直露了些。”茹志鹃老师说:“你总挑别人作品的毛病,就不怕别人认为你骄傲?”安忆说:“晓声是自己人啊!我也希望他经常从我的作品中挑毛病。”又问我,“我挑的毛病,你承认吗?”我说:“承认。”她笑了。茹志鹃老师也笑了……《今夜有暴风雪》发表后,中央戏剧学院的三位北大荒知青朋友都与我交谈过它的得失。我对每一位都这样问:“张辛欣看过没有?”他们都说看过。我又问:“她怎么评价?”他们都说:“辛欣挺喜欢这一篇的。”还问:“真的?”答:“当然。”相信了,也增加了一点写作的自信。我对自己的作品,常常像一只母鸡孵出了一只小鸭子,怀疑是“怪物”。听到我所敬重的文学朋友们的评价,是我求之不得的。“清除精神污染”阶段,《青春》丛刊副主编李纪同志来京组稿,找到我,要求我带他去找辛欣。我问:“辛欣眼下日子不好过,几家刊物将要发表的稿子都被抽下来了,你敢发她的作品?”老李说:“怕什么?对张辛欣今天批得有没有道理,公正不公正,还需明天作结论呢!”我说:“你有这种气魄就好!我带你去!”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天很冷,我们到了戏剧学院,九点多了。辛欣不在,她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们,她看什么戏去了。

在国家尚未富强的年月,拍摄科幻电影,只是遥远、美丽而奢侈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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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电影最近热了起来,使我忆及曾经的科幻电影梦。这要从我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改编电影说起。

《小灵通漫游未来》在1978年出版,印了300万册,风行全国。我的老朋友、资深电影人王云缦从北京出差上海时找我,以为《小灵通漫游未来》是改编电影的极佳原著,商议改编之事。我答应了。不过,在电影厂工作多年的我担心,依照中国当时的电影技术水平,恐怕拍不了这部需要大量特技的电影。

王云缦是个热心人。他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物色到一位年轻编辑,为改编《小灵通漫游未来》执笔。他便是梁晓声。当时,梁晓声尚未在文坛显山露水。

1979年3月上旬,我经钱学森批准,得以进入北京中国航天训练基地采访,写作《载人航天》电影剧本。王云缦来车,接我前往北京电影制片厂。这是我第一次与梁晓声见面。我们仨终于聚首,一起讨论《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改编构想,商定影片的名字叫《小灵通漫游未来》。王云缦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电影剧本务必抓紧,以求在1979年第6期《电影创作》杂志上发表,这一期是儿童电影专辑。

梁晓声是个快手。他日夜兼程,手执自来水笔在300字一页的方格稿纸上疾书。4月9日,梁晓声完成电影剧本《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初稿。经过我们仨讨论之后,梁晓声改了一稿,就定稿了。剧本在1979年第6期《电影创作》杂志上刊出,编剧署名为“叶永烈、梁晓声、王云缦”。

著名导演谢添对《小灵通漫游未来》电影剧本极有兴趣,因为他拍过儿童幻想片《小铃铛》,很想拍《小灵通》。但是看了剧本之后,谢添说,光是小灵通的座驾“飘行车”,就难倒了他,因为水滴形状的“飘行车”,外壳全透明,能够在天上飞、水上飘,按照那时中国电影的特技水平拍不出来,更何况未来世界的种种奇迹也使他感到棘手。谢添还担心拍摄成本太大,承受不了。这样,拍摄《小灵通漫游未来》的计划只好搁浅。

科幻大片拍不了,“小打小闹”总行吧。我决定自己担任导演,拍一部半小时的“科幻小片”。我小心翼翼地以电影的眼光审视中国的科幻小说,看中了1956年《中学生》杂志连载的于止所写的科幻小说《失踪的哥哥》。原因之一是故事有趣,富有喜剧色彩,适合少年儿童观看:哥哥误入冷藏库,失踪了。若干年后,当冷藏库大修的时候,发现这冰冻的孩子。经过红外线快速升温,孩子复活了,发生了弟弟的年纪以及个头大于哥哥的一系列趣事……原因之二是从电影导演的角度考虑,人物不多,场景简单,没有多少特技,成本不高,适宜于低成本拍摄。

于止是谁呢?他是叶圣陶长子的笔名。我在北京叶圣陶所住的大院里拜访过他。他告诉我,于止取义于成语“止于至善”——他的本名叫至善。他表示很乐意让我改编《失踪的哥哥》,“怎么改都行”。这样,我写出了《失踪的哥哥》分镜头剧本,做拍摄的准备工作,诸如选择小演员、走访冷藏库。我信心满满,认为一定可以亲手拍摄一部科幻电影。不料,半路杀出了程咬金:当时影片统一由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收购,他们认为,《失踪的哥哥》是一部半小时的影片,电影院很难排片,单独放映吧太短,加在别的故事片前面放映吧太长。因此只能按纪录片的价格收购,而不愿以更高的故事片价格收购。厂领导担心按纪录片的价格收购会亏本,也就中止了《失踪的哥哥》的拍摄计划——连“小打小闹”也失败了。

不久,由我担任编剧的科幻电影《国宝奇案》剧本,在珠江电影制片厂厂审通过,但是交到导演手中,再次遭到否定,理由依然是电影技术条件够不上。庆幸的是,我的连载于《羊城晚报》的科幻小说《X-3案件》被广东电视台拍成电视剧,在全国播映,算是小小的胜利。

终于尤小刚导演看中我在《文汇报》连载的科幻小说《暗斗》。他很欣赏《暗斗》的主题词:“在当今世界上,国与国之间虽有政治上的明争,更多的却是高科技领域里的暗斗。”他约我去北京香山饭店商谈,打算改编成30集电视剧。我写出了30集电视剧的提纲并写出前3集剧本,终因拍摄技术及成本问题半途而废……

在国家尚未富强的年月,拍摄科幻电影,只是遥远、美丽而奢侈的梦。今天,当然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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