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书架 2019-08-19 04:28 的文章
当前位置: 新亚洲彩票平台-新亚洲彩票app下载-新亚洲彩票平台免费下载 > 书架 > 正文

一部伟大的爱国主义教育电影,论孙文思想发展

5.1导论:从“联俄容共”到“联美容国”根据长期研读中国近代史的心得和长期居住于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体验,笔者于一九六零年曾发表一篇论文,曰①,在拙文中,我认为近代中国从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逐步走向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发展程序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循序作波浪式前进的。中国要现代化,就要通过许多次险恶的波涛,然后才能风平浪静,渐次走向富强康乐的太平盛世。但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发展,在通过这些不同的“阶段”时,各个阶段皆有其特定的主题。这些主题的形成,都不是理想家们坐在皮椅上幻想出来的,它们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演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幻逐渐铸造出来的。换言之,它们是客观机运参以主观智慧逐渐融会贯通的,不是根据工程师的蓝图,一层层造起来的。再者,这些不同阶段的主题,且往往是前后对立的,峰回路转相互矛盾的。因此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治家,在推动一种现代化运动之时(不管这一运动是激进的“革命”或缓进的“变法”),他们都要抓住各该阶段所特有的主题,从而推动之;既不能落伍,也不能躐等。抓不住主题而落伍了,那他就要被时代所遗弃,甚至流入“反动”,变成“革命对象”。相反的,如抓不到主题而乱搞不急之务,躐等前进,那就变成空想或过激。空想、过激,对群对己都是有害无益的。他的运动也必然受挫。但是前一阶段的空想,往往也可变成次一阶段的主题。如此各“阶段”相承相催的程序之中,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不能“毕其功于一役”②;它是或缓或急,永远不断地向前流动的。二十年过去了,国事沧桑几变;作者个人如今亦已两鬓披霜。但是把一九六零年以后,国史上所发生的事实,再为昔年拙文作补充注脚,则益信当年管窥所见而提出的“假设”,有其史学上的真实性。因此不揣浅薄,再次以一管之见,对孙文先生之思想的发展过程,从宏观着眼,加以检讨,来阐明孙氏思想之发展亦有其配合时代前进的“阶段性”。孙文之幸运和伟大之处,便是他居然能两度掌握主题,并从而领导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两个极重要的阶段——那个面向英、美的“辛亥革命”和面向苏联的“联俄容共”。孙中山对“联俄容共”这一阶段、这一主题之掌握,简直与邓小平今日的“联美容国”政策,前后辉映,有异曲同工之妙!读历史的人,如把这两件史实摊开来比较着看,真不禁拍案叫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我们今日能把孙文思想发展的经过和他所掌握的各主题的“阶段性”来分析一下,其意义也就不止于单纯的历史研究。它对目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应有其鉴往知来的作用吧!5.2为孙文正名读者之中可能有人对拙文文题,首先便要提出异议——为什么不用“孙中山”之名,而要用个并不太通俗的“孙文”呢?这点,我得首先解释一下……我们写历史的人,对所讨论的足以永垂史册的历史人物,应该用他在历史上活动的本名,不该用那些后来才使用的通俗名字。列宁原姓乌里扬诺夫,但是他在历史上所发生作用的名字,则是他的化名“列宁”。史书上、档案中但见“列宁”而不见“乌里扬诺夫”,所以历史家就该用“列宁”。爱新觉罗?溥仪,民国初年的人都叫他“宣统”,或“宣统皇帝”,但是写历史的人,则应叫他“溥仪”。曾国藩在清朝的谧法是“曾文正公”,写历史的人则应叫他本名。国民政府给予孙文的谧法为“国父”,写历史的人也不应该用谧法称谓。秉笔直书的史家如用谧法称呼,就只能写歌功颂德书,而不能写史书了③。“孙中山”之名为今日世俗所通用。但是被称为“中山先生”的这位先生本人,却一辈子未尝自称为孙中山。他的名字大致有十来个,但是他在历史上活动的名字则叫“孙文”。他自己生前所习用的,以及有关于他的一切公私文件,均用“孙文”④。“中山”一名的真正来源,今日已不可考;有人说他一度用过日本化名之一曰“中山樵”;也有人说那是日本人替他取的,含有贬抑中国的意味⑤。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在本世纪之初,与孙氏作保皇与革命斗争时,向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作报告,亦偶用“中山”一辞,亦似有不敬之意⑥。二次革命之后,中山或中山先生之名始渐普遍。首用“中山先生”这一称呼而含有敬意的,据说是章士钊⑦。此事犹待续考。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便是,孙氏除偶用“中山”作化名以图避人耳目之外,他向未自称中山;在他所签署的公私文件,以及他生前与他有直接关系的公私文件,亦向无中山之名⑧。所以我们今日用中山之名来为他开个纪念会,固无不可,但是史家正式执笔为他纪事或作传,则该用他的本名“孙文”,不该用“孙中山”了。“驱除鞑虏”的口号叫对了孙文曾把启蒙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三等,曰: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⑨。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段时期,在中国搞“洋务运动”的人,在思想界多少都有点先知先觉的成分。因为在近百年来中国步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西化”与“现代化”实是那个时代——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同义字。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那一辈洋务派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⑩,着重的是坚船利炮。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零九)那一辈,则主张“西学为用”。他们比魏源进了一步,因为他们要“用”的,已不止于坚船利炮了。到康有为主张以西法变中法,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则其西化的程度,已经由“用”而及于“体”了。而孙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当年那一批小华侨们,则主张“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那至少在政治上也有点“全盘西化”的意味了。整整一个世纪快过去了。今日我们读历史的这批后知后觉,来翻翻满清末年的老帐,觉得孙文这一派所抓到的实在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当时在海外定居、留学的小华侨和留学生如孙日新、杨衢云等,对这个主题均已洞若观火,可是国内的知识界则尚见不及此。由民族革命从而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实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上的特殊现象。一部现代世界史便是一部诸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史;它也是工业革命初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亚当?史密斯(一七三二~一七九零)撰写的《国富论》中所论之“国”,便是当时在英格兰小岛上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所建的英国。美国革命时期的十三州,事实上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其后扩张成北美洲的一大帝国主义,才对其它民族兼容并包的。这一民族国家在十九世纪之末季,由于德意志和意大利之统一,并产生了许多民族英雄的传奇故事,民族主义竟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白种帝国主义者尚且如此,则被压迫民族就下用说了。我国的满清皇朝到十九世纪末年,实在是气数已尽,无法再继续下去;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击中要害,它会无限期地苟延残喘的。天王洪秀全的错误,便是他没有抓住这个主题,而乱搞其不急之务的“天父天兄”,终至身死国灭,为史家所笑。他那时如只搞单纯的“民族革命”,恐怕曾、左、李、胡也早已望风披靡了,“中兴名臣”云乎哉!所以从实力上说,孙中山比起洪秀全来,相差不知几千万里了,而偌大的清帝国不亡于洪、杨,却被孙文的几个口号叫垮了,何哉?主题使然也。孙中山把主题摸对了,几颗炸弹一丢,满清帝国就土崩瓦解了。我国战国时代军阀打内战,有个叫智伯的用河水来灌人家城堡,灌得对方吃不消了,智伯大喜说:想不到灌水也可亡人之国!其实亡人国并不必灌水。只要主题找对了,叫它几个动听的口号就够了!打内战,口号比洪水厉害多了呢!孙文这个“驱除鞑虏”的口号是叫对了,因为它主题鲜明。在这个主题之下,把大清帝国之内一切罪恶,都派给鞑虏去承担,打击面缩小,抵抗力也减少。在一般人心目中,一旦鞑虏驱除,中华恢复,则其它一切枝节问题似乎均可迎刃而解。这一响当当的口号,在那时真是既可服人之口,又可服人之心。人心之向背,便决定了大清帝国覆灭的命运。所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举国风从,“辛亥革命”就变成个历史上伟大的里程碑了。5.3美国模式的困扰以孙文为精神领袖的“驱除鞑虏”这个模式的“革命”,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早在一三六八年,凤阳人朱元璋就照样的驱除鞑虏、建立明朝。朱元璋的问题不大,他把鞑虏驱除了,按照传统模式,做个“开国之君”,则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可是这同一型态的民族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一年,问题便复杂了,因为它发生了鞑虏被驱除之后的国体问题。“帝制乎?共和乎?”无论帝制论者是怎样地能言善辩,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是不许任何人再来做皇帝了。既然时代已不允许再出个皇帝,则“建立民国”就必然成为另一时代的主题。问题是建立哪一种模式的民国呢?以孙文为理论骨干的革命党人,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当时的“美国模式”。美国那时因搞资本主义而出了毛病;以亨利?乔治(HenryGeorge,1839~1897)的理论为基础的一些社会改革家正在闹一个叫做“国民运动”的社会改革。亨利?乔治的思想也影响了孙文,所以孙氏在考虑采取美国模式之后,又加上了一个新的革命口号叫做“平均地权”。但是那时追随中山的人,则认为这一口号是不急之需。而反对中山的人,则认为它是煽动农民暴动的致乱之源。总之,这一口号不是当时的主题。那个领导和推动武昌起义的革命团体共进会,乃干脆把“平均地权”这一口号改为“平均人权”。所以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便是一个美国模式的民国。那位一辈子崇美的胡适先生对这个“民国初年”的民主政制推崇之至;等到它终于崩溃了,胡氏还惋惜不已。不幸的是,这个生吞活剥了的“美国模式”在中国施行起来却完全走了样。何以故呢?则史家论者多矣。但是归根究底一句话,便是中国并不是美国。它没有英美传统中的必要条件。东施效颦,就必然走样。就以国会中,胡适先生十分信服的,从龙之士的八百罗汉来说,他们哪一个是真正民选的呢?八百罗汉之中,革命前很多都是舍身为国的革命志士。可是革命成功了,做上“京议员”的大官了,又不懂代议士在民选政府中的真正涵义,因而就难免个别的变成了贪财好色的官僚,把个国会弄得乌烟瘴气。要以这样一批官僚政客的投票来制衡并组织“责任内阁”,把袁大总统选下去,这一点不特袁氏当时心有未甘,纵是当时有识之士和后世公正的史家也应为袁氏不平。笔者读史无心为“洪宪皇帝”打翻案官司;只是觉得袁的对手方也并不那么可敬可爱罢了。话说回来,民国初年那个美国模式的破产,不能单怪袁世凯要做皇帝,双方都有责任;其所以然者,实是当时中国没有实行美国模式的任何条件。天真的胡适便因为见不及此,才对当时那批政客存有奢望。5.4袁、孙对寡头政治之尝试与构想胡适是位学者,写文章看政事,难免天真,故有惋惜。谁知文章不与政事同,那时卷在政治漩涡里的当权派袁世凯和孙文可不是这么想法。他二人都深深体验出,解决中国问题之道,舍弃枪杆出政权,武力解决,打出个“寡头政治”的中央集权的政体来,别无他途可循。所谓议会政治在当时中国是不可能实行的。在这方面有所构想,老实说,孙文较之袁世凯抢先一步。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山再度逃亡日本。是年九月二十七日,孙氏乃用强制办法,把那个原为三权相制的国民党,改组成一个由他个人来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这是一个革命政党在性质上的转变——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国民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清党”(一九二七年的“清党”实在是第二次)。被清除出党的都是一些誉满中国的同盟会、国民党时期的革命元勋,如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人。自此以后的“国民党”(一九二零年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就变成了一个由领袖个人独裁专制的革命政党了。虽然它的政策上明文规定着,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权之后,老百姓们在它的训政之下受训,受训及格,被认为可以行使“政权”了,它便会主动地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其实正如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所说的,一个人如使用没有节制的权力,这权力是没有不被滥用的。所以纵是民主睿智的现代哲人孙中山亦在所不免。辛亥以前孙氏只是一个以“同盟”精神和形式组成的革命政党的“总理”,他是不能滥用其权的。一九零七年三月中山在日被逐出境,他只因私下收了日本政府赠送的区区五千元,已被党内同志攻击得体无完肤,同盟会几乎为之瓦解。等到一九一三年之后,国民党被改组,一些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元勋被清除出党,中山变成“中华革命党”党魁之后,情形便不一样了。中山为着“党”的前途,甚或个人的权力,他的政治行为就逐渐脱轨。举一、两件孙文独断独行的小例子,便可见其余: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以后,日本人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真空状态,向中国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当时是国家最高的主政者,他既不能接受,又不敢贸然拒绝,只有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当时身任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双重秘书身分的顾维钧,暗中泄密,以引起国际间的注意和奥援,甚或干涉。在此国族危急存亡之秋,全国民心沸腾,甚至远在重洋之外的留美学生也闹起爱国情绪,集会喧嚣,主张对日作战,使那火气不大的胡适曾为之写了英文信,劝大家安心向学。这时因反袁而被迫流亡海外的激烈而有操守的国民党领袖们,如黄兴等,大都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活动,并为袁世凯撑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对外,好向日本侵略者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面在国际间争取援助——这些都表现出爱国政治领袖们伟大的襟怀与器度。谁知在这种情况下,曾做过革命党最高领导人和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孙文,竟不顾民族利益,与日本侵略主义者暗中往还,甘心以袁世凯亦不愿接受之“二十一条”要求主动出让予日本,以换取日本对其个人及其政党之援助。事缘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日方老政客大隈重信出面组参战内阁;大隈与日本政客犬养毅为故交,而犬养毅又为中山旧友。中山乃因犬养之介与大隈接触,并于是年五月十一日有密函致大隈,恭维大隈为非常之人,可成非常之事,劝其助己倒袁。一旦倒袁成功,孙氏返华当政,当让予日人前所未有之上述政治、军事与经济上之特权。此时孙氏在野,国民党人四散,中山所许虽重,究系空头支票,显未受大隈之重视。然说者有以孙文主动提出中国主权之出让,实为翌年大隈内阁对袁提“二十一条”要求之张本。孙氏之密函既末受大隈之重视,中山乃于翌年三月十四日,当“二十一条”正在提出之时,再度密函大隈内阁之外务部政务局长小池张造,重申前函之建议,并加重出让中国权益之具体内容。孙之所允者,较之“二十一条”之内容,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上所述中山与日本侵略集团之暗中往还,为今日日本政府旧档案中所查出者,至于已失之文件,或不见诸文字之交往,恐犹不止此也。孙文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说是最受各政党、各社会阶层,及当今史家所敬仰之政治领袖,其政治秘行若此者,其原因盖有三端:1、孙、袁二氏俱对议会政治绝望,认为非个人独裁不能起民于水火;2、政治独裁,二人均有“非余不可”之心,为国为民而不择手段。“小德出入可也”;3、袁之在全国,孙之在一党,已形成“拥有无限制权力”之领袖。权力无限而滥用之者。袁、孙二氏殊途同归而已。5.5“护国”与“护法”运动的史实与是非“二十一条”交涉结束之后,袁氏突背叛民国搞起“帝制”来,因此惹起全国各界的反帝“护国”热潮。在此护国运动中,中山再次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还,透过居间的日商九原房之肋,先后收受日本接济达一百四十余万元(折合当时美金约七十万元)。反对袁氏窃国称帝本是义正辞严的盛举,然接受日本扩张主义的核心——日本军部别有用心的暗中接济,那就难免是不择手段了。在袁世凯帝制失败暴卒之后,孙文又卷入一个闹成南北大分裂的“护法运动”——自此以后,中国就一直维持了南北两个政府,无法统一以至于今日。“护法运动”的起因是这样的。袁氏撤销帝制继之以暴卒之俊,北京恢复了民国元年老国会,由原副总统黎元洪依宪法继任大总统。此时适值欧战正烈,美国由于德国无限制潜艇政策而卷入欧战,并邀请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中国是否应该随同美国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呢?中国学术界、舆论界、国会议员、各政团,乃至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都发生了意见分歧。分歧的焦点,有的是出于意识形态,有的是由于政治利害,也有少数人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或以之为借口。这种争论在民间的问题不大,在国会里也不太严重,但是闹成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府院之争”,问题就不易解决了。黎元洪是依宪法当选的副总统,递补为大总统。在那个干戈扰攘、法制荡然的时代,他是没有太多实际权力作后盾的,而段祺瑞则是北洋军阀实力派的首领。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府院之争”的是非曲直,历史家很难遽下定论。照理说黎元洪既是上级,他对国务总理这位下属原可依法撤换。但是他忽视了中华民国并不是个法治国家。当国务总理段祺瑞于五月二十三日被“免职”去津之后,拥段的各省督军不服,乃闹成各省督军所组之“督军团”对黎大总理实行杯葛。黎氏在实力派中本是个孤家寡人,遭此打击。慌了手脚,乃于六月初邀请时任十三省督军团团长的安徽督军张勋入京“调停”。张勋应命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四日率其“辫兵”入京。张勋是留着长辫,有“磕响头”癖好的帝制派人物。其意不在调停“府院之争”,却在六月下旬搞了一幕“宣统复辞”的闹剧。谁知这个有两干多年历史的帝王专制,在此时中国人民心目中已毫无留恋余地——“张勋复辟”引起了全国有发言权的各种实力派的反对。在这“反对复辟”的洪流之上,已下野的国务总理,曾在北洋武人中有首倡共和之功的段祺瑞乃再度成为弄潮儿。他于七月初率军西上,搞出个剿灭张勋、二度废帝、再造共和的“马厂誓师”来。段氏既认为有再造共和之功,则中华民国与其法统应均已中断,国会亦早被张勋解散。段氏要再选法统,乃宣布旧国会已不复存在,应予废除,并与梁启超等合作组织“临时参议院”,成立新政府。旧国会之废除,意味着对建立民国有功的“八百罗汉”之失业。少数议员固可由不同关系重返政府,而大多数有国民党党籍或意存反段的议员,则难免由于失位失业而想依附于南方反段实力派来从事反段运动。段氏北洋实力派——逐渐由袁氏余众中形成的所谓“皖系”——亦以南方军阀反对中央,搞分裂活动,要加以整顿。这样便搞出个各实力派各为其利,而以法统为旗号的“护法运动”来。这一场护法运动的南北内战,南方比较站在下风。第一,他们(如陆荣廷、唐继尧等)在中国政坛上本是割据自雄的地方军阀,原无藉藉之名;第二,他们彼此之间也互不相让,群龙无首,引不起国人尊敬。这一下,乃予久居沪上着书而静极思动的前临时大总统孙文以可乘之机。孙氏原对南北军阀同表其憎恶。但孙氏南人,且南方军阀如唐继尧、李根源等又多曾籍隶国民党,与孙氏本有党谊。由孙氏出面领导南方实力派,自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幸政治是现实的,历史声望成分不大,搞中国政治要东山再起,得有地盘、有钱、有兵。就在这无兵无权之时,谁知天外飞来财源;中山忽然无中生有发了一笔两百万元的横财。事缘当府、院之间为对德宣战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孙文则站在“反参战”这一方而反段。其动机可能是出于爱国之善意——恐实力派借口参战,向列强借款自肥——谁知欧战双方却都在背后努力,各为私利以援助“参”、“反”两派。孙氏既然反参战,则协约国对方的德意志和奥地利乃不惜以重资(也可说是“贿赂”吧)援助孙氏,搞反参战。德国政府于是运用国民党分子、孙氏亲信的留德学生曹伯亚,私下贿赂了孙氏两百万银元。两百万银元在民初可是笔巨款!孙氏得此秘密贿金,乃如鱼得水,重入政坛。在此之前,孙蛰居沪上,无尺寸之土,无一刃之兵;旧有革命同志或散居各地,或投机贩卖股票,作个人生计。原来拥孙之政客武人,对此失势元老早已失去兴趣。但是孙氏顿成巨富,则一切均因之改变矣。第一,那批失业失职的“老国会议员”,原是一批足资号召的政治力量,如今孙氏可资遣其南下,“恢复国会”以抗段。第二,北洋军阀一向歧视海军,因海军在内战战局中作用不大。同时海军多系南人和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本来格格不入,常遭扣饷扣费,积愤已久。孙氏今日一掷百万,彼此又有旧谊,程璧光所率之海军第一舰队乃于孙氏拨以巨款后,愿随孙公南下“护法”。有金钱、有“法统”、有武力,孙氏遂浩浩然南下广州,割据自立。然搞法统的国会人数不足,乃只好组织个“非常国会”和“中华民国军政府”,举孙氏为大元帅,开府广州,以与北京政府分争帝国主义唾余之“关余”,同时亦与北京政府作法统之争——对列强自称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要求列强承认。此一南北两个实力派政府之对立,孙氏实是始作俑者。此一国家分裂之局面,迄今未已,读史者能不慨然!孰是孰非,公正的历史家实难下笔,今但言其事实而已。5.6有主题,无方法但是我们写历史的人在七十年后回看这段民国初年的史实,有数种现象盖可肯定:第一,民国初年的中国绝无搞议会政治的可能性。孙、袁二人都主张寡头政治。孙之“军政”主张,在理论上是暂时的。将来他的党会对人民“训政”,然后主动地还政于民”,实行“宪政”。为着实行“军政”,孙氏是不择手段的独裁专制,甚至丧权辱国亦在所不惜。孙氏之所谓“军政”,事实上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和后来毛泽东“枪杆出政权”的政策也并无二致。只是他们都抓不到这“主题”,而未找到解决这主题的正当的现代化方法而已。孙氏不择手段之余,也只是把自己的政治地位降低到一个与众无异的地方军头而已。第二,袁世凯想做皇帝,实际上是和孙氏一样要搞个寡头政治。他的“从龙之士”如杨度等六君子,也都是学识兼优的老革命党员。他们和孙公的看法是一样的,认为议会政治在当时并不切实际。他们主张帝制,亦何尝不想搞出个“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来。可是他们忘记了康、梁覆辙的教训,搞错了方法,以致成为历史上的笑柄;而最倒霉的要算美国那个书呆子古德诺,他的一番善意、两件条陈不特全被歪曲,他个人在美的政治前途也全付诸东流,在学术界亦几乎身败名裂,令读史者为之叹息。前已言之,孙文在一九一三年搞了个清党运动之后,已变成个当时中国政坛上的寡头政客,与众不同的是:1、他有十余年之久的革命历史和位至总统的国内外声望;2、他是个有现代思想和知识的政治领袖;3、他有套合乎逻辑、言之成理的“主义”,颇能服人之口,甚至服人之心。4、他有个松散的,但是毕竟存在的政党。但是从实际政治来说,中山却有极多的弱点。他没有兵、没有地盘,更没有钱。孙中山革了一辈子的命,可是他所忙的只有两件要事。第一是筹款;筹款的对象是华侨。但雷声大雨点小,他并没有筹到多少钱。他加入过地下帮会的“致公堂”,但对这个充满“老朽昏庸”的帮会却失望之至。第二是除掉少数烈士型的同志之外,他收买雇佣兵去替他打仗。而这些雇佣兵如滇、桂、川、湘、粤诸地方武力,其素质之差,远不如以袁世凯“北洋新军”为班底的直、皖、奉诸系。中山虽无钱无兵,却心心念念要学段祺瑞来用武力统一中国,参加内战,并不自量力地大搞其北伐。结果终中山之世,他连个母省广东也未能统一;由于他的号召而赴粤“就食”的客军,却把他的母省故乡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可是中山对打仗兴趣之大,枉顾民命,简直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当一九一八年广东督军莫荣新与之龃龉时,孙氏竟登上军舰要炮轰督署。那舰长为了怕伤及平民,不愿开炮,孙公大怒,竟亲自操炮轰之——这恐怕是民国内战史上,主帅亲自开炮的唯一例子吧!至于伤及多少无辜平民,那就史无明文了。总之,中山在民国初年是个勇于内战的地方武力。他的主要目标,也和其它主要军阀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等所希冀的“武力统一”初无二致。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但自袁世凯死后,各派系打了十几年的内战,谁也统一不了谁。小寡头随处皆有,而大寡头却始终出不来。其情况从近古史上看,颇似“五代十国”;从远古史上看,则颇似战国七雄之争。七雄何以终为虎狼之秦所统一,便是赢秦氏找到了一个新的富国强兵的方法。中山打了十来年内战毫无结果,最后终于从顿悟中发现了一个新方法,这新方法叫做“以俄为师”。5.7苏联模式之发现与仿效“以俄为师”这口号是孙中山叫出来的。他抓到“武力统一”这个主题,最后也抓到了如何以武力统一的方法。他找出这法则来,虽无缘及身而见其成,他的继承者蒋介石却接了下去做。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苏维埃政权”时代,毛泽东的“枪杆出政权”的法则,在其著作中也讲明“蒋介石是我们的老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蒋介石背叛了他的老师孙文“以俄为师”教训的结果。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以后。蒋就不再以俄为师了;最后弄出个“独裁无当,民主无量”的失败结果。千秋大业,及身而败,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最近三十年来的中外史家,包括我自己,都一直在搜寻中山“以俄为师”和什么“三大政策”的本末。从公开史料到中俄秘档,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其实这些鸡毛蒜皮的小考据,都无关宏旨。吾人如熟读中国的《国父全书》和俄国的《列宁选集》,便知从孙氏在一九一三年改组国民党起,他在思想和方法上已经和列宁大体一致了。在一九一七年之后,列宁一举而推翻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并赶走了四围入侵的帝国主义势力,孙公不免为之耳目一新。他所搞的“慎施命令”那一套,正是列宁所搞的“领袖独裁”、“职业革命家”等教义的精华所在。孙的思想也是列宁的具体而微。两人思想既属一体,两人行为原可一拍即合。列宁成功之后,孙氏面壁九年,始大彻大悟,乃尽弃所学而学焉——一语破的:以俄为师。他未竟全功便死了,蒋介石半途而废,毛泽东则青出于蓝。5.8“以俄为师”只是个阶段国民党内有些史家在鸡蛋里找骨头,说中山“以俄为师”只是学其“用”而非习其“体”。中山的“军政”之后,还有更伟大的“训政”和“宪政”呢!但是过去六十年的史实告诉我们,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最大目的,是把俄国模式中最有效的方法学来,作逐鹿中原的武力统一之用。统一之后的中国是个什么模式,孙中山也只是说了一大堆空洞的理论——事实上,国民党六十年来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训”过“政”呢?到目前为止,国民党自己还不是在继续“受训”吗?至于列宁那一套,最有效的也只是“武力统一”。统一后的苏联,除了个伟大的军国主义之外,又搞出些什么名堂来?列宁所搞的是用暴力破坏了帝俄的封建专制制度。把这制度打碎了,怎样建造出一个富强康乐、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的大国来,列宁并没有留下蓝图。他的老师马克思也没有讲个明白。我国古代政治家陈平告诉他的主子刘邦说:“陛下于马上得之,不能于马上治之。”马上得之是破坏的结果:下马而治之,则要凭一点一滴经验之累积。智慧与机运并用,不可凭空臆造,奢谈什么什么主义。七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孙中山的“以俄为师”也只是个阶段;一个“马上得之”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作用是“武力统一”和“枪杆出政权”。这阶段一旦从历史上退去,马上既不能治之,则下马而治之,就得找出个新的主题、新的方法才是正确路线。5.9现阶段也应有个主题一言以蔽之,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孙中山的伟大,便是他抓住了两个主题,领导了两个阶段。毛遂说:“诸公碌碌,皆因人成事者也。”中国发展至今,因人成事的阶段已逐渐过去,在历史的现阶段,我们要找出我们自己的制度来,下马而治之才好。注释①见本书第一册第一篇。这篇二十六年前所发表之拙作,自觉可修正之处甚多,然“阶段性”这一假设,则个人看法至今未变也。②近代革命家,差不多都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人类所理想之社会。可以一蹴而几,而不知人类社会之进化是没有什么“最后阶段”或“最后型态”的。在中国思想界,首先介绍此一概念的便是孙中山。他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辞上,便主张“毕其功于一役”。见《民报》第一号,一九零五年十月,发行于东京。③国民政府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一日明令尊称孙文为“国父”,见当时政府《公报》及各报章。高荫祖编《中华民国大事记》(台北,世界书局,一九五七)及刘绍唐编《民国大事日志》(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七三)第一册,均有记载。称中山为国父,早于一九二五年中山逝世时之哀思录等均已倡之,见伍达光编《孙中山评论集》(广州,中国国民书局,一九二六年六月再版。初版序言为一九二五年五年五月一日)。然多为“私谥”。政府明令则始于一九四零年四月一日。④笔者遍翻《国父全集》、《孙中山全集》、《选集》、《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来手札》一类书籍,孙氏除少数带有机密性,或是致日友人之函札署名“中山”之外,其它公私文件,悉用“孙文”。满清及袁世凯对孙公之通辑令,亦用“孙文”。参见《清德宗实录》第五册页三四二九。⑤见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台北,远东图书公司,一九八二年版)第一集。页一五。⑥见《梁任公年谱长编》(台北,世界书局,一九六二)上册页一零三、一四零;并见前注吴书页二三七。⑦《团结报》一九八五某期亦有短文纪此事。⑧见注④。⑨见《孙文学说》第五章;参阅《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印,一九六六)页一九。⑩见魏源撰《海国图志》序。张之洞是魏源之后新派的发言人。他所主张的“体”、“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已不限于西洋之科技矣。梁启超认为他和其老师康有为虽同主张“变法维新”,然渠已比其老师托古改制的“今文家”,半坛醋的西式君宪论又迈进一步。参见张朋园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十一,一九六四),第五、六两章。孙文提出这口号足在一八九四年。《兴中会》创立之时。从魏源到孙文,西化发展,阶段分明。杨衢云(一八六一~一九零一)、谢续泰(一八七二~一九三七)等,于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三日在香港成立之“辅仁文社”实早于“兴中会”二车。后两会会员以旨趣相同,会员背景相同。于一八九五年二月在香港合并,会名沿用后者,以其名称更富政治革命性。而“伯理玺天德”(“总理”或“总经理”)一职。则由杨衢云担任,可能因为杨在香港居住较久,会中友好较多之故。亦有史家认为两会合并后之第一任“总理”为黄咏商,众说各异,文献难考。但是他们这批在海外定居的小华侨和留学生政见之一致,则是不争之议。斯时国内知识界尚无此构想也。亚当?史密斯完成此书于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之年也,允为近代“自由贸易”之始祖,而“自由贸易”者,自由贸易于诸民族国家之间也。美国独立前为“英国殖民地”,今日五十州之北美合众国为说英语的多民族国家。十九世纪末时,诸欧洲民族国家之成长与争雄,实促成现代历史上“民族主义”的滥觞时代,尤其是德、意两国之统一,及其民族英雄腓特烈大帝、俾斯麦、马志尼、加富尔等之传奇故事,以及《柏林之围》、《最后一课》等民族主义小说均脍炙人口,俨然时代精神也。首受西欧民族主义影响而崛起的“有色人种”当为日本、孙中山时代之中国、凯末尔时代之土耳其,以及甘地、尼赫鲁时代之印度。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原是一脉相承的,与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颇有相似之处。我国史书上以迷信煽动农民暴动的事件,累见下鲜。黄巾、白蓬教皆其著者,但是西洋史上之宗教战争在中国史上则绝无仅有,有之,洪、杨所领导的“拜上帝会”,则为唯一的一宗。洪、杨于十九世纪“民族主义”滥觞之时,搞反民族主义的暴动,不识时务,不谙国情,终被扑灭。今日卫道最力的钱穆教授便一再指出:曾、左、李、胡之对洪、杨,非忠于异族也,保卫华夏之“道统”也。见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一九四八年版)页六三四。洪、杨极盛时,拥众数十万,占地七、八省,典章文物、文武百官齐备,俨然一朝廷也,而孙中山先生在辛亥前所领导的所谓十次起义,用当前的术语来说,只可说是一种“恐怖主义”,和今日一些阿拉伯团体所搞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小异。就以他和杨衢云共同领导的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为例,他的原计划只是以二、三十人攻督署,二三十人攻“旗界”,“任务已完成的队伍则分头放火,以壮声势”等等。(参见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由前革命史》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一二六)。孙公何以要搞这希望甚微而牺牲至大的恐怖主义呢?那就是因为他坚信,革命党只要有个立足点,则全国便会闻风响应(参见孙文于一九零七年致南洋同志筹款信函,《国父全书》页四零一及以后诸篇)。后来果然民军一占武昌,而各省响应矣,斯“天父天兄”所不能也。参考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二册,或司马光原著卷一。忆三零年代之初,笔者读中学时,曾闻一国文老师谈北伐故事。他说北伐军有政治部在街头贴标语,军阀孙传芳在南京仿行之。渠时为大学生,回忆说:“一看孙传芳的标语,就知道孙某非垮不可。”十余年后,笔者竟然也做了中学文史教员,想不到竟发生相同感触。甚矣,口号之力也。辛亥革命前之“驱除鞑虏”口号,虽甚有力,却极不公平,叶赫那拉氏,事实上为汉文化中之女主也,与鞑虏何干,载湉、溥义,汉文化皇朝之末代帝王也,也不可以异族视之。所以这一口号,辛亥一过即烟消云散。汉民族毫无歧视满族之遗恨。然此一口号有革命功勋,亦列宁所谓“煽动”与“宣传”有别也。辛亥之前,原有“共和”与“君宪”之争。辛亥之后。纵原保皇党如康、梁亦不再言君宪。共和迨为国人公认之定制。“洪宪六君子”只是不识时务之书生。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四章。梁原为保皇党之主将,然戊戌之后,亦倡共和。其终与孙文仳离者,个人因素远甚于政治信仰也。孙日新、杨衢云于一八九五年合作,即已采“美国模式”。二人相争之伯理玺天德一职位,即为美国名词,参见注。一九零四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时。美国三权分立之形式及精神均至显明。孙任行政曰“总理”,即伯理玺天德或总经理也。邓家彦任司法曰“判事长”,汪兆铭任立法曰“议长”,即是仿美国模式。见《革命文献》(台北,党史会编,一九五八)第二辑页二~一零。吴相湘教授也认为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时,入盟书所谓“创立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利坚合众国作典范。见《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一一六。“国民运动”或译为“人民运动”(PopulistMovement)为十九世纪末叶美国资本主义疯狂发展时期,备受损害之农工大众之自卫运动。其指导思想始于亨利?乔治。乔治出身于工农阶级,未受很多正式教育,凭一己之观察与经验,著《进步与贫困》一书,提出土地法、单税法等近乎社会主义的构想,一时风靡。一八九二年乃有工农组织之“人民党”(PeoplesParty)出现,俨然当时美国之第三大党。影响于后来美国之政治改革甚巨。至十九世纪末,由于另二大党亦并采工农政策。加以经济发展,贫困减少。人民党乃因党员渐次为两大党吸收而式微,终至消灭。论者因谓美国之社会主义盛于十九世纪之末季至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改良之后,社会主义已成过时货矣。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思想,最先显然是受亨利?乔治之影响。目的是对付都市经济急速发展的“炒地皮”商人。中山目击在五口通商后,上海地价涨出万倍(见《国父全集》,台北,党史会编,一九六五,第一册页一四零),而伦敦尤过之。笔者按:今日台北、香港、新加坡及北美洲大都市之华裔富商多半为地产商,据美国新闻界统计,今日华人富商拥资在美金一千万以上者,香港一地即达两千五百人之多,亦泰半为地产商。孙逸仙——青年华侨也,遍游海外,为救国筹款,往往贫无立锥,当身为同盟会总理之时,犹不得不在华侨餐馆打工,以图一饱,而接触之富商巨贾则洋钱乱滚,此触目惊心之现象,使孙氏深服亨利?乔治之言,而有照价纳税、涨价归公、土地国有、“外国有种单税法,最为可采”等等之言论。(见民国元年六月在广东之讲演,《国父全集》页四九一~四九二);“民生主义”之精义亦见乎此。晚年搞“工农政策”、“土地政策”,遂专注于农民的“耕者有其田”,成为后来中共土改之张本。中山早年之说,与晚年所行,重点显有不同,他非经济学家,更非经济史家,其所倡导的土改政策,具有高度的革命煽动性,而非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办法。见《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第二辑页一四;何香凝著《我的回忆》,载《回忆与怀念》(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二)页八。梁启超便认为,土地国有政策将使“游荡无赖子将利用军兴机会,尽夺富人财产”,而使天下大乱。见张朋园前书页二四四,引《新民业报》第七十五号。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事实上是“共进会”发动的。而共进会则是由松懈的原同盟会会员分裂出来的。活动分子多为当时华中一带革命运动的成员和骨干。他们对“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都无异议。惟对“平均地权”这一条无认识,亦无信念。所以共进会于一九零七年在东京成立时,把同盟会誓辞中“平均地权”的顺口溜改为“平均人权”。但是平均人权究是什么意思,大家就各就所好了。关于共进会中之争议,诸家报道甚夥,参见《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六六八~六八一。关于同盟会时期之美国倾向,见注。至于民初之中国政治制度,除直接民选之外,几乎全部抄袭美国之三权分立制,参见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上海,商务,一九三九)第一章。此地笔者是从学理方面立论的。胡适先生生前一再对我说,民国初年的政府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最好模式,那时的参、议两院议员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中国失去这一机会,至为可惜云云。民初政党政治之糟乱,论者多矣,参见李剑农著《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海,商务,一九四七)第十章。早期史家、报人、小说家之作,如上引李剑农和谷钟秀(《中华民田开国史》,上海,一九一四)等甚多。知名作家之外,笔者亦尝对“国民党”内之反孙议员所形成的“政学系”一派加以分析。载上引《海外论坛》第二卷七、八、九三期,一九六一年八、九月。美国革命(一七七六~一七八四)和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双方理论家都在摸索个新制度。二者之别是前者纯从制度本身出发,后者则参以以人改制,对人不对事。如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即其一例。钱端升氏论之弥详,见上引钱书第一章,及谷书三、四两篇。其症结则在于所谓议员,只是一群政客官僚,社会上并无所谓“选民”也。这种政客集团为中国传统之产品。与现代的“资产阶级”也拉不上关系。见注。民初之《临时约法》是针对制袁而拟订者。唐绍仪为内阁总理任内,袁尚无废约法之迹象。迨内阁迭经更换。宋教仁乃公开要求组织“纯粹的政党内阁”以制袁,然而并未言明“政党”有何选民基础。如此,所谓“责任内阁”只是一群小寡头政客之联合,以挟制大寡头,其招致大寡头之反击,自属必然。如此类似事件,孙、袁以后之政治史上,屡见不鲜。关于宋教仁的制袁言行,参阅李剑农书第十章及当时报章新闻。袁世凯后来干脆背叛民国,搞其帝制,固无论矣;孙氏组织“中华革命党”。其党章载明“军政时期”要以一党,甚至一魁,独裁专政。这都是袁、孙二人对民初议会政治破产之反应。虽然孙公在军政之后,加上个训政和宪政,但是历史上,哪一种专政学理(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没有一个全民一致“自由平等”的远景呢?在任何专政理论家的笔下,“专政”都是不得已的短暂阶段。部分“中华革命党”资料散见《革命文献》第五辑。史实与掌故参见《国父年谱》(台北,党史会编,一九六五年增订本)及上引《国父全书》等著述。黄、汪、于、李、柏等人,以党见不同,均未随中山赴日而各奔东西。此一元老涣散情况,不但使国民党变质,且在当权派中枢,亦渐见江浙系领导阶层之崛起,国民党发展乃进入另一阶段,参见沈亦云著《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六八)页八五~九零;薛君度蓄、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香港,三联。一九八零)页一五零~一五二。黄郛夫人藏有原档数百件,笔者据之,曾将其回忆增删译为英文稿八百余页,藏哥伦比亚大学。见注。见卢梭《民约论》。孙文早期思想颇倾向于西方民主先哲洛克(JohnLocke,1632~1704),鲁索、杰弗逊(ThomasJefferson,1743~1826)、林肯(AbrahamLincoln,1809~1865)等人。一九一三年以后,思想转变。甚至对卢梭“天赋人权说”于《三民主义》讲演中大加诟病;论调无形中与列宁已渐趋一致矣。散见《民权主义》讲演及《孙文学说》。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上册第十七章。颇为孙公辩护,然于真相叙述甚详。足资参考。自“中华革命党”成立,至孙公逝世之十年中,党权执于孙氏一人之手,其款项帐目,纵党中高级干部亦无所知,与同盟会时代迥异。参阅李毓澍著《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十八,一九六六)。此段为顾维钧先生亲口告我者,他并说我是他这段故事的“第一个历史家”听众。笔者是五、六零年代之间。襄赞顾氏撰写他的《回忆录》的所谓五位学者之一,一人干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活,也是苦工做得最苦的一位。这段故事,我原用英文写下,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由北京中华书局发行。见该回忆录第一册第二卷。见《胡适留学日记》及《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八零)页七一。见注及《孙逸仙先生传》下册目一二四八~一二五一。当“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六年秋在翠亨村举行时,日本学者松元英纪教授的论文中,即指中山当时不惜牺牲足与二十一条相匹敌之中国权益,想“联日”、“讨袁”,并与袁“速战”。松元君并自战前日档中影印了孙文致日本有司小池张造的私函原件。见孙文致小池张造函影印本。哥伦比亚大学教授C.MartinWilbur于其近著《孙逸仙,沮丧的爱国者》(SUNYAT-SEN:FrustratedPatriot.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6),第四章页七六~一一一及页三一四~三二四(此书国内有汉文译本),遍引英、日文史料以阐明孙中山于“二干一条”交涉前后,与日本秘密以国家权益换取日援之尝试。吴相湘教授亦遍引相同史料为孙氏辩护,并引彭泽周撰(载《大陆杂志》第六十卷第六期,一九八零年六月),指此函“伪造之可能性极大”。见《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二四二。吴先生复指出孙致小池函出让权益较多,致大隈函在后,而出让权益反少。所以“大有值得怀疑的”。事实上,此处吴教授有笔误。孙致小池函较致大隈函晚十个月(致大隈函为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一日,致小池函则为一九一五年——即大正四年——三月十四日),吴书误记致小池函为一九一四年。笔者另有一篇英文稿,论孙公之“暂时专制”与袁氏之“承继式的寡头政治”思想形成之始末,已由李又宁教授于一九八八年印出,见本书德刚自序。斯时日本侵华当道,曾不惜巨资透过多种管道,四处支援在中国境内之反袁实力派,孙公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近年日本及美国史家对此类史料发掘至夥,略见上引韦慕庭前书英文原版页八四、三一七。自中山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一日在广州成立“军政府”,被选为“大元帅”之后,中国即未再统一,始终维持两个法统。以迄于今。第二次国共合作(一九三七~一九四五)抗战初期之数年。虽较协调,然亦只是貌合而已,实际上,仍是两个政府同时存在也。有关“府院之争”史料至夥。近著较详实者,见沈云龙著《黎元洪传》(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出版,一九六三)第十一、十二章。黎、段之争,政治成分、心理因素均甚复杂,是非难言。然撤开当时军阀官僚私意,以国家利益而论,则参战为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所获实利,足证之也。据民国元年《约法》,总统任冕下属之命令,须国务总理副署始能生效。今段氏拒绝副暑黎对自己之撤职令,则此撤职令自属无效。此为民国元年《约法》对人不对事之后果。法学家钱端升论之甚详,见前注。关于府院之争的风风雨雨,记载最详尽的为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北京,三联,一九五七)第二册。同上。第二十七~三十章。同上,第三册页一九五~二零零。当年在北京任国会议员的政客,既非由人民投票产生,他们也无选民须对之负责,又没有任何专制寡头可以用生死荣辱来控制他们;因此他们的政治活动,分离组合全凭一己之良心及利害来定取舍。于是国会中派系如毛,各为私利而倾轧。李剑农教授曾制表以示其大略,见氏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务,一九五九;初版于上海,一九四八)下册页三六七“民初政党变化图”。这些议员最喜欢的是万年国会,最怕的则是解散国会。关于“护法”内战之详情,参阅陶菊隐前书第三、四册。参考英文版《民国名人传》(BiographicalDictionaryofRepublicanChina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7~1971)各人本传。此书国内有汉译本。传闻德国驻华公便辛慈(VonHintze)曾设法贿赂段祺瑞,冀其中止“参战”活动,段曾讽其贿金数目远不如协约国云。见前引吴相湘书,下册页一二八六。同上。吴氏前书,下册页一二八九~一二九二。韦慕庭前书,页九三、三二零、三二二。最具权威性的发现。则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国祁教授自战后德国档案中,所发掘出来的德国外交官当年的秘密报告。见氏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三十六次学术讨论会记录),载《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四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一九七四)。《中国国民党建党八十周年纪念》页三一七~三四三。最早且最具传奇性地报道中山收受这项秘款的情形,则载于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二集页五九~六零。据国民党元老,亦是上海报界耆宿,终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先生于五零年代详尽告诉我,第一次大战期间,国民党领袖戴季陶、蒋介石、阵果夫等均在上海从事股票交易。笔者曾代潘氏撰其片段回忆,亦提及之。见潘公展,载《生活》半月刊九月一日第一二二期。笔者手边并有一残卷《蒋委员长传》(文化励进社编,上海作新书店出版,一九三九)页四八,记载民国十年蒋见孙时“却设法捐肋了百万巨金……总理马上命部下赶办军需给养……”云云。此书长四九零页,为一亲蒋巨著,出版于蒋氏极盛之时。捐“百万巨金”这一故事从何而来?相传蒋公亦尝于第一次大战期间在上海任股票经纪,获利至丰云。上引韦慕庭前书根据美国国家档案局所藏美国驻外使馆呈国务院之报告USDS893.00/2707号,美驻广州总领事亨兹曼(P.S.Heintzlman)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六日向国务院报告:据广东督军阵炳焜告渠,孙中山在上海秘收德国现款一百五十万银元。孙以五十万给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使率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另三十万给南下非常国会之议员,余款由荷兰银行与日商台湾银行汇广州备用。同书亦引《国父年谱》(台北,党史会编,一九六五年增订版)下册页六二五。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孙中山与唐绍仪、岑春煊欢宴程璧光于上海哈同花园。六月二十七日孙乃饬人送交程军费三十万元,以为护法进行之需。此项赠送,国民党史料无考。《年谱》编者乃取之于莫汝非著《程璧光殉国记》第三章,以之与《革命逸史》相印证,则该款为德人所赠盖已无疑。据德档,岑春煊其时亦收德款一百万元,而孙、岑等后来所组之“军政府”仍对德进入战争状态。德国可说赔了夫人又折兵了。在广州非常国会之议员共九十一人,中山以八十四票当选为大元帅。当时中国海关为外人所控制,所收关税悉用于对列强之赔款。如尚有余,谓之“关余”,则为中国政府当道者争夺之对象。孙中山既于一九一七年九月成立“军政府”于广州,对外自称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乃派“外长”向海关争关余,然多为英人所拒。见韦著前书页一八五~一八六。见注。孙中山先生无疑地是中国近百年史上最令人敬仰的政治领袖。为国为民,奋斗终生,死而后已。笔者此篇所论。只是以行为与后果为着眼点,个人动机固不在讨论之列也。中山自己说得好: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等到大家都争着来“管”,而相争之人又都是些勾心斗角、私心自用的武人和政客。在这种风云诡谲的政海波涛里,“正心诚意”的好好先生是绝对无份的。既是为着救国救民,也只好不择手段了。所谓“小德出入可也”。孙公逝世后,他的老友梁启超对他的评话就值得史家深思之。梁曰:“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业。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力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利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孙君人物的价值,就在这三件。我对孙君最不满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挥手段”。在现代这种社会里头,不合用手段的入,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已而出此,我们也有相当的原谅。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我们很可惜的是孙君本来目的没有实现的机会,他便死去了。”见《孙中山评论集》页九三。可惜梁氏在孙公死后四年也去世了。他如活到今天,将人比人,恐怕又要与“昨日之我”挑战了。中国历史上的领袖人物死后身被恶名的,除秦始皇、魏武帝、隋炀帝等少数人之外,恐怕就是袁世凯了。袁氏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暴毙之后,笔者不学,还未读到过一篇甚或一句史家为袁氏辩冤之辞。只有顾维钧先生于其回忆录中说,袁氏初非大恶,只是知识不够,为迷信及家人误导而背叛民国。治史者作诛心之论,称所谓“洪宪六君子”为帮凶,其实他们也可能有感于议会政治不能行于中国而发生失当的反动,其动机未必就是专为个人利禄打算也。吾友郅玉汝教授曾对古德诺所谓“劝袁称帝”这段公案有极深之探讨,对古氏亦甚不谅。见郅玉汝讲。载《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七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一九七七)页一二三~一六六。笔者亦尝自美国国务院档案中觅出古氏给袁氏之保陈原件。读之深觉古氏被“帝制派”所栽赃。古氏之原意是:一、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南美洲式的寡头政治;二、承继式的寡头政治至少较非承继式的寡头政治为佳;三、当时中国尚不能民选代表,民意代表以政府遴选为佳,亦即国民党当年的旧政协与今日大陆之政协方式也。当另论之。正因同盟会时代这一阶段政治运动的主题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袁世凯既逼清帝退位,又表示拥护民国,因此主题完成,革命再无必要,劲头顿失,乃造成“非袁不可”的形势。也是当年国民党内外所一致公认的形势,包括中山自己,非张謇、严复等少数人之意也。(参见前引李剑农《政治史》上册八、九讲章)事实上,收拾那时的残局,也只有袁有此安定力。中山连其党内之纷乱也无法统驭,财政更临绝境,遑论全国。甚至胡汉民都劝他让位予袁。但是中山毕竟有个时散时合、新陈代谢的“革命党”。这个革命党的政策虽时在变动,而中山由于有百折不挠的个性,故始终保持了中国第一位革命家的地位。于是,在其党内的地位与日俱增,权力与日俱大。等到“中国国民党”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支持之下改组时,他竟在党内享有“最后决定权”。国民党乃由一个普通政党转为一个独裁的革命政党。也就是胡适所说的“甲式政党”和“乙式政党”之别了。见杨承彬著《胡适的政治思想》(台北,商务,一九六七)页一五二。中山由于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坚信其主义是救国救民的绝对真理,所以机缘一到,他便东山再起了。据蒋永敬教授估计,辛亥前十次起义,各方捐款总数不过六十二万港币。而郑宪教授之估计则更低于此数。吴相湘教授则说:“兴中会时期,孙先生并没有得到檀岛或美洲地区洪门会员的资助。”(见《孙逸仙先生傅》上册页六四五)。又说:“革命党在华侨社会的中下层阶级中具有普遍深厚的基础。上层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则在辛亥革命成功之时。至外人对革命的援助,并不具重要性。”(同上,页六四七。吴的话是根据张玉法教授等之研究报告,张现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吴之综合报告,见上引孙传第二篇第十七章。)中山对帮会时有微辞,但指名批评金山致公总堂则为七月十八日致邓泽如书。信中有一段说:“金山致公总堂虽系洪门,以反清复明席宗旨,然向多老朽顽固,向无进取之气。故尝与吾党少年勇进之辈,积不相宁,数月之前犹大反对同盟会之筹款”云云,见邓泽如珍藏《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手札》原迹影印本(一九二七年一月广州述志公司影印)。共四卷,此影印函见首卷。参见上引陶菊隐著前书及拙著《李宗仁回忆录》第三、四两编。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的矛盾,系孙主张参加北洋军阀的混战而率师“北伐”。陈则主张暂在两广“保境息民”之俊再图大举。见李剑农一前书下册页五六五~五七四,并参阅康白石著《陈炯明传》(九龙,文艺书屋,一九七八)联省自治章。康白石为笔者一老友之化名。胡适由于同情陈氏模范省之主张,在北方撰文呼应。称陈之叛孙为“革命”而引起拥孙派之大不满。散见《努力通报》;亦亲闻于胡适自述。终中山之世。广东甚或广州尚为孙氏自己招徕之“客单”所盘踞。客军将领横征暴敛,从不受孙之约束,孙对之亦无可如何,并见注。据陶菊隐言,孙公认为反桂之炮声一响,省内粤军便会蜂起驱逐桂系军阀。孰知粤军及民团竟无应者。见上引陶书第四册页六七~七零。又见《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三二零转引邵元冲文。此节笔者所论只是“行为”而未及“动机”。作“诛心之论”,现代史家若依心述事,则自当别论也。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往往是诸侯数十人,然后强凌弱,众暴寡,诸侯渐次减少,终至定于一尊,这是传统的“分久必合”的程序。此一程序在现代史上更形复杂,因素增多,然大致未脱旧套。“以俄为师”之孙公名言,首见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致蒋中正函,影印手迹见刘大年主编《孙中山书信手迹选》(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页一九三~一九四。其实,孙公于民初尚明言“余乃极端之社会党,甚欲采亨理?佐治氏之主义施行于中国……。”(见《国父全集》第三册;吴著孙传页一零五七)亨利?乔治是议会政制下的社会改革家也。孙公舍弃乔治而服膺列宁,实是“二次革命”之后,彼之思想进入另一阶段,已与“列宁主义”暗合之故。一旦发现列宁,乃尽弃乔治而学焉。吴稚晖论孙文有言曰:“孙文从不记人过……能说海阔天空的大话;他有勤快、寡怨、服善三长。他惟些三长,就些三长,把他装扮成一个首领。比檀香木雕著的木头首领自胜……。”见吴致陈炯明书,引于《阵炯明传》页七零~七四。事实上,列宁亦有些三长,尤其是勤快。余读《列宁传》,便觉二人有极相似之处。二人在学时,同为聪颖儿童,一班之首。流亡期中,同入“大英博物馆”自习。只是列宁对“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悟道较早。孙氏误于林肯与乔冶,致被个人独裁的袁世凯所通缉,于是始大彻大悟,不顾所有老同志之反对而搞其个人独裁的“中华革命党”来。列宁当年亦尝不头诸老同志之反对而独行其是。或问列宁党内政敌,何以全党不敌一人?该人答曰:“因为全党中再没第二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啥事不干,专搞革命嘛!”孙中山也正是这样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专搞革命,不死不休,终于击败所有政敌,成为“国父”。关于上述列宁故事,参阅英文《列宁传》(DavidShubLENIN,London,NewYork&TorontorTheNewEnglishLibrary,1948,p66)。当中共红军尚在“苏区”与白军作战时期,毛泽东曾对蒋介石一手组成的“强大的中央军”,甚为羡慕,他自己也想组成一支强大的红军,故有此戏语;然后期《选集》中,此话则被删除,但是有深度的中共党史家,当能记忆及之,甚或一索得之。此处评蒋之言,余闻之于一位国民党中常委,可能这也是国民党高干们的共同意见。列宁如以中国传统哲学规范之,或可称之为“法家”;蒋在一九二七年之后或可概括之曰“阳儒阴法”,也就变成该中常委所形容的政治领袖了。笔者曾参用中西史料档案,就此一公案于一九五二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撰一英文“硕士论文”(凡十八章,共二七零页)以详辨析之。见中华革命党总理“誓词”各影印本。见注。“毛泽东思想”无论在思想上、在方法上均为“列宁主义”的延伸。西方学者每以把马、列主养引入农村为毛氏之贡献,其实工、农同列,列宁实首倡之也。读者之中。或有入认为笔者此言是对“国父”有点“讽之也”之嫌。其实“孙文学说”和任何学说一样。除却一部分有实践价值的真理之外,都是空洞的假设。伟大的空话自孔丘、苏格拉底之后多的是哩!岂只中山。吴稚晖不也说:“孙文能说海陶天空的大话。”中山好友之言,自是可信之评。“以俄为师”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是偶极重要的主题。这一主题在八零年代已完全失去意鞋。今日中国之开放政策带动苏联及所有社会主义集团的国家“以华为师”,后来群起开放变法,便是明证。*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初稿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补订于北美洲原载于《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八九年),中册,页一三四八~一三七五。

看过《十月围城》,又受了一遍爱国主义教育。特分享学习笔记如下。
  
  1 节选一:革命与投资
  李玉堂:“陈少白,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就有言在先,只出钱不出力。这些年出了多少钱,我就不跟你算了。你现在,把我儿子也拉进来了!啊!你知道警察司史密夫跟我说什么?!清廷派了杀手,还有枪!这些你跟我说过么?!你跟我提过么?!我,是个商人,我儿子将来也是商人!”(转身愤然离去)
  陈少白:“你是革命党。”
  (李玉堂,愣住,停步。)
  陈少白:“从你为革命捐出第一分钱的那天起,你就已经是革命党了。让我教重光西学是你自己的选择,投资革命也是你自己的选择,从来没有人逼你!”
  
  2 节选二:革命与血
  阎孝国:“你以为我是鹰犬,只懂得对朝廷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学生不是。学生斗胆问一句,国家受尽欺辱,可是最终洋鬼子给了你们什么?除了连年的战乱、除了民不聊生之外,还有什么?!”
  陈少白:“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可为什么有人天生就是主子,而且还冠以天子之名,其他人生下来就得成奴才。”
  阎孝国:“皇权乃天赐,从来如此!”
  陈少白:“所以才要改变!所以才要建立民主的中国。孝国,亏你接受的还是西式的教育,你根本不愿意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世界,这世界很大,比你想像中的大多了。”
  阎孝国:“学生正因为受过西式教育,才睁大眼睛看清楚了洋人全都是狼子野心。就凭你们几个开个会游个行就能救中国?!先生,您是教书匠,干不了大事的。”
  陈少白欲用刀刺阎孝国,孝国一把牢牢握住刀刃,血顺着刀流到陈的手上,陈几欲昏厥。
  阎孝国:“见血就晕,这是您的老毛病吧。这就是你们的胆量!若让你们成功了,国家必亡!”
  
  3 节选三:革命与领袖
  
  “中国之希望,在于孙先生;中国之未来,在于孙先生;中国,也只有一个孙先生。”
  ——陈少白给李玉堂的信
  
  附课外阅读:"孙大炮"与20万里铁路计划
  
  摘自唐德刚 《袁氏当国》
  
  正当国民党成立,锣鼓喧天之时,中山也正与袁世凯日夜盘桓。孙公留京一月,竟与袁晤面达13次之多,且多为二人之密谈,有时只有总统府秘书长、有财神诨名的梁士诒在座。《国父年谱》(1965年,"台北党史会"编印)记载说:
  
    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
  ,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见《国父年谱》上册,第137页,引《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这次孙、袁密谈实在是他二人的蜜月期。彼此固有其相互诚心推崇之处,但二人也难免有各见其短之处,背景不同故也。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而他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顾维钧先生当时是袁氏随时咨询的机要秘书,事后告诉我亦如此)。
  
    而孙中山却正是袁的反面。孙公周游世界,爱国之心极烈,为人又好学深思,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辛亥之后自己虽不在位,但对袁世凯倒满怀幻想,希望袁能拯斯民于水火,臻国家于富强。富强之道,根据他在国外(尤其是美国)观察所得,实在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上李鸿章书》上的话)。欲货畅其流,修铁路实是第一要务。因此他在与袁氏密谈时,实在是诚心诚意地劝袁练兵百万以强中国。他自己则愿专任修路之责,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20万里(一说10万英里)。中山这席话虽出诸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至诚,但是听在有高度行政和经济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的耳朵里,就是信口胡吹了。所以袁氏后来背后语人,就说孙文是个"大炮"。中山的"孙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但袁氏是个老官僚,他不愿开诚布公地与孙公辩难(其实辩也无益),他为笼络中山,乃顺水推舟,让孙氏监修全国铁路,期其能完成20万里的伟大计划也。
  
    袁氏派孙中山去修筑铁路,显然是投其所好,给这个革命领袖找个优差肥缺,安顿下来,免得他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谁知孙公是个诚实的爱国者,他把袁总统的美意当真,向中西媒体正式宣布自己今后的使命之后,就认真地干起来;袁总统也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设总部于上海。袁世凯并把他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总理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同时更饬令各地地方官,对巡视路政的孙总理做盛大招待。黄兴同时亦受任为汉粤川铁路督办以襄赞孙公。这是袁世凯这个老官僚的混账之处。语云,"君子可欺以其方",而孙公不知也。在袁氏的怂恿之下,孙公竟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了豪华专车,到全国视察去了。等到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账目,始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政府就要下令通缉了。此是后话。
  
    [附注]关于10万英里铁路、100万英里公路的建国方略,中山说了一辈子,但他1公里铁路也未修成过,笔者也曾撰专文试评之,不再多赘。近阅内地史料,今年(1998)3月铁道部曾召开"加快铁路建设动员大会",确定今后五年加快铁路建设的总目标是,2000年铁路营运里程达到6 8万公里;到2002年,突破7万公里,见《中国铁路建设确定五年目标:初步安排投资2450亿元,营运里程7万公里》,载199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时至今日,中国铁路营运里程,还未突破7万公里,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20万里铁路,岂非大炮哉?袁氏是知其不可而故意使其浪费国帑,设阱以陷之,这就是袁之大奸巨猾的表现了,中山因无行政经验,乃有此失。   

辛亥革命的爆发,至今已整整八十周年了。为这八秩大庆,海峡两岸乃至日本和美国的中华史学界,都在纷纷集会研讨,并撰文以为纪念。在我们执笔之前,首先想自问一下,“辛亥革命”这四个字是谁发明的呢,或是谁首先使用的呢?笔者不学,自觉此答案已不可考;更少是争议很大,姑置不论。且说“辛亥”。辛亥是我国历史上传统的“干支纪年”里,六十年一循环之中的一个年头。我国历史自黄帝以降,已有七十八个“辛亥年”。我们这个“辛亥革命”是发生在第七十七个“辛亥年”。这个辛亥,在清朝历史上是宣统三年;在西方耶稣纪元上,则是一九一一年,所以西方史学家,都把“辛亥革命”翻译成“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因而我们今日来撰文讨论这个“一九一一年之革命”,首先面对的,便是“定义”的问题了。6.1辛亥革命的定义与争议我们如望文生义。则“辛亥革命”只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曰武昌起义,到一九二一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间两个半月的事。这个狭义的用法曾为甚多中西专著所采纳,然为本笃所不取。盖“革命”究与突发的“政变”不同,它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只见其果,不明其因,是会引起误解的。至于广义的用法,似乎就应该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见影的后果了。——换言之,我们研讨“辛亥革命”事实上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运动的全部过程。但是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运动,又是哪一年起步的呢,这就有点争议了。一般的说法,总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组织的革命团体,便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孙中山先生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所成立的“兴中会”了。一八九四年因此也就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起点。国民党官书如是说:大陆上的李新敦授在其《中华民国史》上,亦作如是说。这一点实颇有可议,因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还有杨衢云烈士和他的一伙同志们在香港所组织的“辅仁文社”。该文社成立于一八九零年(清光绪十六年;另一说为一八九二年),比兴中会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创立者杨衢云、谢继泰、刘燕宾、何星俦等十余人,其年龄、学历、社会背景,和他们“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选举“伯理玺天德”(president)等主张,与孙逸仙他们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团,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当中山于一八九五年一月返抵香港时,经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为文社社员,亦中山好友——这两个小革命团体,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联合组织了。在这个双方联合的新组织里,他们决定用“兴中会”为会名。因为“振兴中华”这个响当当的名字,较之那酸溜溜的“辅仁文社”四个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后来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组织了一个“兴中会”。这个远在华北的兴中会,与孙、杨的兴中会毫无关系。据孔祥熙说,他们那时听说海外有个“兴中会”。他们喜欢“振兴中华”这个响当当的名字,乃把他们自己的小团体取个名字,也叫“兴中会”。(这是笔者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对《孔祥熙回忆录》时,听到录音带内孔氏亲口说的。当时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组织,当成孙中山兴中会的“太原分会”,实是误听录音的结果。)杨衢云、孙中山等在香港所组织的兴中会,事实上除掉名字外,一切皆是“辅仁文社”的延续;会员们也大致都是杨衢云的班底。因为杨的团体己成立四年有奇;而孙的团体还未满二月。杨是香港的地头蛇;孙则是新从夏威夷回来的。双方强弱之势是可以想象的。据说他们合并之后,选举新会长(他们叫“总办”或“伯理玺天德”)时,曾发生孙、杨之争。据后来国民党的官书所载,在同年十月他们预备搞广州暴动时,孙曾当选“伯理玺天德”或“总办”。后来“杨既获大权,遂藉端要挟,而请先生以相让。郑士皇、陈少白等闻之大愤,极力反对,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内讧,力表谦让,即以此席让衢云…………”云云(见《国父年谱》页六八~六九)。这段官书颇难说服任何公正的读者和历史家。如所叙属实,那可能不是杨的“藉端要挟”,而是孙的党羽为拥孙,暗中想搞杀杨的“苦挞打”(coupdetat),为孙所阻。官书甚至说杨衙云排满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组织“辅仁文社”的叛逆行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结果。这些似乎都是想象之辞。有人或许要说“辅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辅仁”;它是个社交团体,而非革命团体。其实辛亥首义时,最活跃的一个组织则是“文学社”。文学社却是革命团体,而非社会团体。所以名字与实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时期。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或以辞害义。须知杨衢云开始其革命行动时,孙中山还是个用功的医科学生。一八九四年中山还亲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呢!他“上书”不幸被拒。如果李鸿章英雄识英雄而重用了“孙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吗?哪还搞什么“革命”(他们那时叫“造反”)呢?所以在这一阶段里,杨衢云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孙在“上书”被拒后走上排满革命之途,所受杨衢云的影响,倒是很明显的。再者,“兴中会”最初在檀香山组织时,其形式和性质也只是个“银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除报国之外,“兼为股友生财快捷方式…………比之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冯自由著《兴中会组织史》及第八条)所以在檀香山的“兴中会”里孙逸仙是在暗中筹款造反,而绝大多数“银会”会员,则是在买“乐透奖”。这个兴中银会的会长也不是孙逸仙而是殷商刘祥。但是孙却是这银会首会的得利人——他筹到港币一万三干元,外加个“兴中会”的组织名义。有了这些本钱之后,中山便匆匆赶回香港向杨衢云洽商(事实上是bargain)两会合并的事务了。合并之后,会长一职顺理成章自然应该是杨衢云。是年十月,他们竟然发动了“义兵三千人、洋枪六百杆”外加火轮船二只的广州起义。试问中山皮包里的一万三干港币,能买几枝“洋枪”呢?这些起义的本钱,显然都是杨衢云搞起来的。中山半途加入罢了。可惜杨氏早死——一九零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杀于香港,他的事迹功勋就被埋没了。所以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笔者写这段小辩正,绝无意贬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相反的,我们是更上层楼地尊崇他为我们的民族领袖;民族领袖应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领袖的地位。因此我们不愿采用“党史家”为“党魁”作传时,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谱牒方法罢了。6.2得风气之先的华侨青年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恕我大胆的说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甚至如粤人俗语所说的“金山仔”。笔者蜗居纽约四十余年,在“穷人哈佛”的纽约市立大学从兼课到专任,教书经验亦有三十余年。在我课室内进进出出的华侨小青年,亦下下数百千人。我平时总欢喜举中山先生的故事来勉励他们。行行出状元,如今虽做不到大总统和国父,但不断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点“大事”嘛!其实我的学生中,卓然有成者,亦为数颇有可观。相反的,我们如以中山先生比诸今日侨生,他老人家其实也是当年的华侨小青年之一而已。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华侨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铸造后来革命家孙文的社会条件。大体说来,他们的特点约有数端:一、工农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类多贫雇农、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除旧有的观念和道德标准之外,平时没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二、小华侨们受父兄宠爱,甚至溺爱;类多丰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颇可上进:恶子弟,则至为堕落。三、教育水平,下辈平均都在高中以上,远超过长辈。!当年老辈华侨多不识字,枞识字也不过稍读二一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干家诗)而己,而下辈则于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语了。四、以说汉语的“弱势文化”,在海外对抗西语的“强势文化”,老辈乡不谙外语,为自尊自重乃坚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辈华侨,较之国内人民,更为保守;而讲“双语”的小辈于自卑之余,则趋向“全盘西化”。所以他们父子之间“代沟”极其严重。笔者本人便不时为学生父子间之冲突,排难解纷。中山先生与他的长兄孙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师的程度,吾知其冲突根源所在也。处于我辈今日,“西化”与“现代化”固截然有别,然在孙公青少年期,则二者固为同义字也。五、这老少两代的华侨对祖国都有极深的感情,甚至流于“沙文主义”。但是他们两代对祖国的爱法,却截然不同——老一辈的总希望大清大皇帝多争点气,也好为我辈天朝弃民,出口鸟气。小一辈的则要驱除鞑虏,创立以美国模式为张本的“共和国”和“合众政府”,乃至新的社会、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标准了。老实说,当年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和在香港的“辅仁文社”,都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所组织的。孙中山先生(谱名孙帝象,学名孙文、孙德明,字载之;入耶教时,名孙日新;行医时他的汉文老师区凤墀为他作一音之转改为孙逸仙,后来变成“美国公民”时,在美国护照上的英文名字则是SunYat-sen)当时便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之一。他或许由于禀赋较高,幼年时确实“异于群儿”;他也确实是读书用功,做事有恒,终能“脱颖而出”。但是他青少年期的社会背景是自有其特殊模式;这模式对他有特殊影响的。这儿更不妨附带一说。中山那时代的青年华侨,与笔者班上的侨生,亦略有不同。我班上的侨生有“竹升”、“竹节”之别。“竹升”者,美国土生也。老华侨们认为这类小华侨,“肚子内一无所有”。“竹节”者,唐山出世,幼年来美,“两头不通气”也。我们通番语的学术界,则叫前者为ABC。ABC者,American-bornChinese也。后者则叫CBA。CBA者,China-bornAmerican也。而中山那时的华侨小青年,几乎全是CBA而绝少ABC。因为那时的旅美华侨,生存在最凶残、最下流无耻的(ChineseExclusionActs)压榨之下,中国妇女,除少数妓女之外,旅美者可说是绝无仅有也。而那些小“竹节”,则由于父亲是“美国公民”,取得美籍“出生纸”而旅美也。所以这些小“竹节”绝大多数都能使用中英“双语”(bi-lingual)。其天资笨拙或不愿用功的,往往双语皆不通;而禀赋卓越,又肯于用功学习的,则每每两语皆精。孙中山就属于后一类。而孙逸仙这位小“竹节”之取得“美国公民权”,则通过另一管道。孙公于十三岁时(光绪五年,一八七九)随母就兄,迁居檀香山。那时的夏威夷是个红种人的独立王国。不幸老王于一八九一年晏驾。兄终妹及,夏威夷乃出了个女王。三年之后,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女王被英美德裔的白种殖民主义者篡了位,夏威夷乃变成个傀儡共和国。一九零零年,也就是“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一年,这个小傀儡共和国就被美国兼并了。夏威夷既变成了美国殖民地,按美国宪法,则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统变成“美国公民”了。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并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是他却说了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语,因而撒了个谎,自称出生于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国公民权,领用美国护照了。可是当他于一九零四年在旧金山初持檀岛出生纸入境时,如狼似虎的美国海关检员对他发生了怀疑,乃把他拘留于“木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帮”,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该堂出美金五百元保释候审;并雇请律师向华府申诉。这场官司美国移民局居然打输了,中山乃得以美国公民身分重入国境。这个“美国公民权”对中山其后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有的读者们读史至此,可能要批评:我们的“国父”,族之圣贤也;岂可弄虚作假,非法取得美国公民权?读者若作如是想,就昧于史实了。须知在那人类文明中最可耻的美国欺压之下,我辈华裔移民在当时美国种族主义者的“法律”分类中,是比“黑人”与“印第安人”都还要低一等。印第安红人在那时的美国法律之下,不算是“人类”的。因此“华人”在当时更是非人类中的非人类了。中山先生为非作假吗?朋友,你能和当时排华杀人的种族主义者这批野兽,谈孔孟之道吗?明乎此,你就了解孙中山先生何以如此做了。再者,中山的做法并不是他发明的。“美籍出生纸”在华侨社会里,是有其公开市场和价格的。所以近代中国最早期的革命运动,便是有上述特征的华侨小青年们所推动的。他们都是爱国华侨,寄迹异邦、粗通番语,因此得风气之先,对现代西方的新观念、新事物,接触较早——比内地的知青如黄兴、末敦仁、胡汉民、汪精卫……等,大致要早十年。由于这早晚两期的革命骨干的家庭、教育和一般社会背景都截然不同,它也标志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显明的阶段性:“兴中会”基本上是个华侨组织;后来的“同盟会”,就带有浓厚的士大夫气息了。6.3孙文脱颖而出笔者在许多篇拙著里,都曾强调过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而这些大小阶段的进化,往往又是以十年为一个单元。“革命”原是我国“现代化”运动的方式之一,因此它也逃不过这个“十年一变”的基本公式。以杨衢云、孙文为首的两个革命小团体,自从一八九五年一月合并为“兴中会”以后,至一九零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也正是整整的十年。在这短短的十年之间,革命运动在中国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在让我们先翻翻“兴中会”的老帐。看看这个最早的革命团体怎样地从生到死;和中山本人却又如何地脱颖而出,从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兴中会在革命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是有欠成熟的。要言之,他们在政治理论和形式上是完全抄袭美国。甚至连美国佬做官就职时,捧着《圣经》举手发誓那一套洋皮毛,也照搬无讹。这原是一个“弱势文化”在一个“强势文化”的笼罩之下,反应在青年身上,“东施效颦”的普遍现象。华侨青年如此,侨居欧美的亚非拉各国的青年,亦无不如此。可是在十九世纪这个“华侨青年”的小圈圈,实在太小了。因此在那个时代与他们有共同语言”(commonlanguage)和“共同信仰”(commonfaith)的海内外华人究竟太少了。他们没有代表性,也就搞不出什么气候来。再者,他们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却又是百分之百的传统“造反”方式;有时甚至是“恐怖主义”(terrorism)。例如孙中山在他所策划的“十大起义”中第一次的“广州起义”(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山自己的计划,便是在武装攻打督署之外,“四处放火”、“施放炸弹、以壮声势”。而他们那时的革命群众则全靠“会党”。会党虽是从反清复明开始的,但发展至清末已经变了质;甚至变成横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而兴中会诸公却以他们为主力,因此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群众和“倚靠阶级”了(恕我借用一个共产党名词)。事隔五年,当清廷为“八国联军”所困之时,兴中会诸公再来个“惠州起义”,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经过两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兴中会和它的会党朋友们也就泄气了。——最后兴中会竞消沉到只剩孙逸仙一个独人班了。可是就在兴中会这个革命汽球逐渐泄气之时,孙中山本人的声望、理论、经验和时机却扶摇直上,终使他成为近代中国史上,首屈一指的革命领袖。原来杨、孙二人自一八九五年十月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清廷发出通缉,香港英国当局也迫令二人离港,五年之内不许入境。杨衢云乃潜往新加坡,转赴南非避难。孙中山则于十一月初旬避往日本。当他于十一月十二日在神户登陆时,阅报才发现自己已成为支那的“革命党”。经日本报纸这一宣传,不特“孙文”已跻身为国际人物,中国近代史上也多出了“革命党”这一词汇。中山在日本略事勾留,便剪掉辫子、改穿西服。于翌年一月东渡檀香山。这时中山除母兄之外,他的妻子卢氏、长子孙科、长女金琰,均已避难在檀。所以这位年方三十的孙逸仙,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他虽然是个职业医生,却不事家人生产。老婆孩子还要靠一度与他反目的长兄孙眉来养活。他兄弟二人此时如何相处?我们就不能轻信官书上的描述了。可是孙中山是个最有毅力、最倔强的人。他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之后,便抛妻撇子,跑到美国去了。这时美国的排华运动已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山之所以能安抵大陆,所用的证件,显然就是他的“夏威夷出生纸”。中山游美的目的,自然是想筹款和组织兴中会。但是在这方面他却完全失望。因为此时革命风气未开,而侨社中的主宰团体的“致公堂”又十分“顽固”。至于中山在美何以为生?我想他那时也和我们后来的留学生一样;“手舞银盘去复回,老子今朝作企枱。”他在餐馆或洗衣店“打工”。——我们己查到中山当年在美国打工的人证。一八九六年夏秋之间,孙公在美国待了几个月。九月下旬他就从纽约搭船到英国去了。他去英国的目的,显然绕道欧洲回远东去。因为他的根据地毕竟还是在香港、日本一带。那儿有他大批的伙伴和同志。他有推翻满清的坚定的决心。在那儿他可再次组织暴动和起义。可是他绝未想到在伦敦却突然被清廷驻英使馆所绑架。这一出历时两周(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发生在伦敦的“西安事变”,却帮了中山一个大忙——孙文在国际上原无籍籍之名,可是这次闻名世界的“绑架案”,却使他从一个大清帝国的逋逃犯,一跃而为世界一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自此以后,中国革命阵营中再没有第二个领袖,享有与中山相埒的声誉和地位。6.4“三民主义”的根源再者,他环绕地球的不断旅行、观察和阅读书报,也使他对发生在中国的问题,有更深入、更广阔的理解。他掌握了加富尔(CountDiCavour,1810-1861)、加里波的(GiuseppeGaribaldi,1807-1882)和俾斯麦(OttovonBismarck,1815-1898)的现代“民族主义”(有别于我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寄居英伦,他也更深的体验了英语民族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代议政府J的运作;更明白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分裂的毛病,而向往于当时正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PopulistMovement),尤其是这一运动的理论导师亨利?乔治(HenryGeorge1839-1897)的“单税法”(SingleTaxSystem)的精髓。特别是对土地的“无劳增值”(unearnedincrement)和“涨价归公”诸要点。好学深思的孙中山先生,在融会贯通之后,把它们有条理的编纂起来,这就是他后来指导“国民革命”的政治理论的“三民主义”了。虽然这三个“主义”,都是当时在西欧北美,甚嚣尘上的政治经济理论,没一个是他具有原始性的发明,但是孙公能实际深入西方社会,耳濡目染,采自源泉,然后活学而活用之;较之与他同时或后辈之热衷“西学”,奢谈“主义”,而一知半解的夫子们、领袖们,那就高明得下可以道里计了。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觉”的青年信徒的眼光中,则“总理”、“国父”,就更是“先知先觉”的天生圣哲了。6.5石不转而江自流的中国知识阶层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应出版界之请,写了一本名利双收的小书,畅销一时,足使他在伦敦住了九个月,不虞匮乏。他于一八九七年七月初离英赴加拿大。再穿过加拿大至温哥华,搭船于八月中旬抵日本横滨,投宿于老友陈少白寓所。中山于一八九五年冬路过日本时,只是个薄有微名的中国逋逃犯。两年后“蒙难”归来,他已成为国际知名之士。他的日渐上涨的“知名度”,因此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首先慕名来访,嗣后成为中山终身密友的便是宫畸寅藏和平山周二人了。他二人都是当时日本政党政治中的活跃人物。通过宫崎和平山,中山又结织一些头面人物,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尾崎行雄、副岛种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数十人。日友平山周在无意中为他又取个日本名字日“中山”。孙公自己在“中山”二字之下加个“樵”字。其后便偶用“中山樵”作为他的日文“化名”。后来在同盟会时代,黄兴、胡汉民等对外界通信,都尊称孙总理为“中山先生”。结果弄假成真,全国上下都叫起“孙中山”来,真的名字反而不用了。其实孙公从发命令到签遗嘱,一直都只用“孙文”二字;他在公文上函札上,向未用过“中山”的诨号,而国民政府的官书,和国民党的传记作者,却偏喜叫他“孙中山”,实在是很滑稽的事。中山此次访日,来结交他的日本人盖有两大类。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来,如宫崎寅藏、山田皇政等人。另一类则是别有居心的政客和帮会头头了,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人。在他们的想象之中,孙文是满清政府的死敌,而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朋友”在对清政策中,可能是个有用之材也。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国留学生,像钮永建和马君武等人。两年之后,康、梁所领导的“戊戌政变”失败了。梁启超跑到日本,由于同乡的关系,孙、梁一时颇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图,是国内既然搞不下去了,他们这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来打入华侨社团,抢夺孙文的地盘。私人的友谊,实在是无从说起的。至于在中国真正翘尾巴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对孙文这个帮会头目,这时还是敬鬼神而远之,瞧不起他的。吴敬恒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却是个例外。在“八国联军”之后的一两年间,孙中山和比他长一岁的吴敬恒(一八六五~一九五三)俱住束瀛。吴那时是中国留日学生中声名赫赫的名“举人”。中山慕吴之名倒颇有意高攀一下,而吴稚晖此时却是个尾巴翘得比天还高的,“一举成名”的士大夫、臭老九。他才瞧不起这“绿眉毛、红眼睛”的黑社会头头呢!竟然不要见他。吴举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时如想谒见比他小两岁的蔡元培进士(一八六八~一九四零),恐怕也不能如愿,可是这时已文名满全国的章炳鳞(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倒颇看中孙文,二人时有往还,斯为中山结交中国士大夫之始,不幸二人后来竟反目成仇。可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进度是快速的,为时不过三数年,河东就变成河西了。盖庚子拳变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一九零四~一九零五)前后,清政府和中国士大夫阶层,也追随上述“华侨青年”之后,体会到传统老套搞不下去了,非兴“西学”,搞革命或维新,无以自强。西学西语一时顿成显学,老辈不再歧视、小辈则趋之若骛。因此留日留欧的公自费留学生乃成群出国,势如潮涌。“日俄战争”期间,东京一地的中国留学生,便多到两万人。欧美两洲亦各有百数十人。这时吴稚晖举人亦以《苏报》案牵连,做了政治犯,逋逃伦敦。比中山晚出十余年,他也“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语见中山先生于一八九六年“伦敦蒙难”后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习俗之醇,“不图三代之治,见于今日”(这是清廷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英伦的印象)。吴举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无锡之腔,霜农月夕,还在大啃其初级英语abc拼音,稚老真要跳楼了。这样也才开始认识孙文并不是“绿眉毛、红眼睛”的江洋大盗;相反的,孙文却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儒雅,语通英汉、学贯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级的政治家和革命领袖。以一个无锡的土举人和孙公相比,真是丘陵之与泰山也。所以吴稚晖就要把所有“线装书都丢到茅坑里去”,尽弃所学而学焉。因此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中山之后,傲气全消;搞了一阵无政府主义之后,终于做个诚恳的孙文主义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四十岁的吴举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学生,就不用说了。“江流石不转”,孙中山未变也。可是潮流变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阶段。孙公的历史任务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个“同盟会”的阶段了。*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九卷第五期

还有许多历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国汉学家,像已故的哈佛学派健将玛丽?瑞德教授(MaryC.Wright)。她把狭义的辛亥革命追根究底,竟发现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会”他们搞起来的。“同盟会”几乎没有实际参与。我们治革命史的,如果只从“组织”的一个角度来看它,这话原没有错。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义时,同盟会和那些首义团体,的确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下,“一时俱发的群众运动”(aspontaneousmassmovement)。在爆发之前,更重要的则是有一个“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consensus)。此一意志,虽革命群众人人皆有,然其中总有一两个,甚或只有一个团体,为“众星所拱”,为兄弟团体所信服的,“马首是瞻”的老大。中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都是一样的。老实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须知袁世凯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夺了革命果实,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而同盟会却正是这桩“共同意志”的发源地和推动者。它也是化这一意志为革命行动的“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国为模范”的运作方式、抽象理论,和领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之外,其它的小革命团体,都只是一些“娃娃队”、“红卫兵”。他们造反有余;建立民国就不是他们办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会”领导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贬了林肯一样,都是二次大战后,美国繁琐史学滥觞的结果,不足取也。可是同盟会当时这八字灵符,宣传起来,虽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实行起来,却有其难易之分。“驱除鞑虏”那时是最有效率的口号。它扩大了统战范围;缩小了打击目标。把大清帝国的一切罪恶,腐烂社会的一切不平,帝国主义的各项侵略,这些大黑锅,都让“鞑虏”大哥一肩背了过去。把“鞑虏”一下“驱”掉了,一个灿烂光辉的中华上国,立刻就可“恢复”了。——好不痛快哉?!驱除鞑虏岂难事哉?非也!现在纽约市大执鞭,当年是“正黄旗”贵族的吾友黄庚教授,便时常指着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说:“你们那时要驱除的鞑虏,就是我!”“我们”那时为什么要“驱除”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小鞑虏黄庚呢?我拍拍黄教授说:“我们不但不驱除你,还把汉家姑娘嫁给你呢!”所以孙中山那时要“驱除鞑虏”,只是驱除几个可怜又可嫌的满族寡妇孤儿,和十来位昏聩糊涂,连半句“满语”也不会说的满族老头子罢了。其后袁世凯歪歪嘴,不就把他们“驱除”了?——干净利落。可是那八字灵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国”,就不那么简单了。中山与同盟会诸公,首先即以他们自己新组织的同盟会为示范,来试验那个“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美国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mode)。“同盟会”于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在东京成立时,其组织形式即分“执行”、“评议”、“司法”三部。中山由全体一致推选出任“执行部总理”,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等于副总理。汪精卫则当选为“评议部议长”;邱家彦为“司法部判事长”。每部各有分属。全会干部三十余人,三权分立,煞有介事。然据曾任执行部书记的田桐回忆:“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考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同人提议开三部联合会。遇有重要之事,将三部人员结合,一次议决实行。自此制行后,司法、评议二部未曾独立行使职权矣。”(见田桐,载(《革命文献》第二辑)事实上,当一九零七年三月四日孙总理接受日人馈金离日时,如此重大事件,他们显然连会也没有开过。于此一纠纷,我们就可看出这个革命司令部内,平时会务操作的程序了。其后由“同盟会”进而改组为“国民党”而“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连“总理”、“总裁”二职称都变成孙、蒋二公专用的“谥法”,再没有第二个“总理”,第二个“总裁”了。三权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许要问: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彻底了吗?朋友,革命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分阶段前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些进步,搞了七、八上十个阶段,“革命”就会“成功”了。用不着做急色鬼。所以当时以一个首倡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神圣政党、国父完人,以身作则,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诸军阀及“八百罗汉”(民初国会议员的集体诨名),而期其有成,岂非缘木求鱼哉?辛亥革命过去八十年了。我们搞“建立民国”,到现在已换了几个朝代,而我们的“民国”至今还是个半调子、“四不像”,实在是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一个真正的“民国”,最后是必然要出现的。不信,等着瞧嘛!8.1三权已足,五权不够精通“国父思想”、“孙文主义”的专家们,可能认为笔者所说的“八字”灵符,太简单化了。国父还有“五权”宪法呢!你只提了三权;国父还有“三民主义”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你就不谈了耶?限于篇幅,应另有专篇始能详答。简而言之,我们要知道,国父也是逊清遗老,去古末远。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遗教中最最可取的两大制度:“考试制度”和“御史制度”。他要把它们延续下来。于三权之外,另设“考试权”和“监察权”。殊不知这对难兄难弟,都只是“农业社会”和“中央集权”前提下的天才发明。可是在工商业发达,现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会”(multi-centeredsociety)里,他兄弟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在一个多重中心的现代化社会里,要“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以这超级工业化的美国情况来说吧。凡是沾上要领取执照的职业,几乎无一不要考(虽然“考试”这个怪物原是中国人发明的)。且看律师、医师、建筑师、会计师、社会服务员(socialworker)、警察、邮务员、飞行师、领航员,甚至尝酒师(winetaster)、水喉工、地产经纪、货车驾驶员、出租车驾驶员、电器工、电梯操纵员、私家车驾驶员……盖不下百数十种,再加上各大公司行会,亦各有其专业考试,下及垃圾夫等等……无不有其考试。一个“考试院”哪考得了那许多?所以中山所特别强调者,只是“文官考试”,专为入朝当官而参加之考试也。试问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几个要做官?他们要在工商界当大老板呢!“考试院”派啥用场?至于“监察权”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国传统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参劾”也,都是专制政体中的看家狗罢了。最近在台湾的蒋纬国将军为了“私藏”几十枝“打靶枪”被揭发,便弄得手忙脚乱。在他老子和哥哥当政的时代,纬国要私藏几个原子弹,于右任院长敢瞥他一眼?——在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之中,发生监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对党也!所以在一个现代化了的政体之内,防贪防腐,三权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权、十权亦无济于事也。设个专打苍蝇的“监察院”有屁用?8.2再看无劳增值、涨价归公再看看国父的“平均地权”的高论吧!中山那时谈平均地权,非搞毛泽东式的“土改”也。他的重点是亨利?乔治的“单税法”中“无劳增值、涨价归公”那一套——说浅显一点,中山先生反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炒地皮”。伦敦地价在十九世纪涨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后美国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读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厦门)。亨利?乔治老兄在纽约点出了这一点。一八九六年中山在伦敦待了八个月,也证实了这一点。孙中山是个好学深思的人,一辈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书——毛泽东不如孙中山,就是他不读西书)中探索学理。读到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之后,恍然大悟,非反对炒地皮不可。中山和乔治这一套,都是相当深奥的。它不是青年留学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专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学会了日文”的梁启超所能轻易了解的。所以他们都曾和中山“激烈争辩”,甚至反对到底。这一套对“同盟会”、“共进会”里面的红卫兵们来说,那就更是一头雾水了。因此共进会后来颁布的“会章”,一切都以同盟会的会章为蓝本,只是把“平均地权”一条改为“平均人权”。胡汉民在《民报》上谈“六大主义”,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国有”。“土地国有”属于王莽和毛泽东,非孙中山也。中山那时所搞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话就够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则“十代务农”的梁启超,和早年贫无立锥的胡汉民,都不会反对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却是亨利?乔治一套的洋东西,对胡、梁等一些土老儿说来就有对牛弹琴之感了。其实亨利?乔治(一八三九~一八九七)和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一样,都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家。乔治第一本谈“土地政策”的书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时资本主义的诸“大王”,都还潜龙在田,蓄势未发;只有炒地皮才一马当先。所以乔治先生以为用“单税法”解决了土地问题,其它一切社会经济问题,也都可迎刃而解了。这是他老先生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经济起飞”了,哪一项利润不是unearnedincrement呢?要“涨价归公”,为什么只对地皮客过不去呢?这就是“民生主义”的涨价归公的办法,直到今天的台湾也实行不了的缘故。现在我们在纽约的“小台北”法拉盛,一度有华裔“地产经纪”三百家,这两年来地皮跌价,据说都纷纷改行了——这就叫做“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却是个不必要的杞人忧天。8.3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黄花冈”孙中山先生实在是十分伟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时代是个最前进的思想家。搞历史的人一百年后回头看,孙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层领袖中,近百年来极少有、甚至唯一的“现代人”。毛泽东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这三个宇不是我们写历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边人江青夫人对他的评语。君不见毛主席故宫的伟大书房里,就找不到一本洋书?君不闻,毛主席自夸把《资治通鉴》读了六遍。毛主席一辈子只会做酸溜溜的旧诗词,而一句“新”诗也不会写;毛公也一辈子末穿过西装,据说也未刷过牙。他这位土老儿居然也找到了一个当明星的老婆,实在是难能可贵了。中山先生是个现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时的思想,是“新”得过了头,也可说是“躐等”吧!其实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够领导一个“辛亥革命”了。其它都是多余的。为着“驱除鞑虏”,同盟会一成立,他们就想到要联合会党,搞武装暴动。在辛亥之前,孙中山所亲身领导的所谓“十大起义”,有八次都是同盟会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零六~一九一一)之内发动的。一九零七年一年之内就“起义”了四次,计有“潮州起义”、“惠州起义”、“钦州起义”和“镇南关起义”;外加同年七月光复会徐锡麟的“安庆起义”。一九零八年则有“钦、廉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一九一零年则有“广州起义”;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之前则有最惨烈的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的“广州起义”(四月二十七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诸公为什么要不断地搞这些准备并不充分的小起义呢?而这些小起义为什么没一个能维持若干时日的呢,这就因为孙黄诸公都坚信满人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末日。墙例众人推,只要他们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国南部沿海占领一两个城市,全国各地就会一致响应;然后群策群力,就会把大清皇帝拉下马。——他们这一构想,并没有错。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响应之热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党人搞了十余次大小起义,竟然没一次能占领一个城池至一两个星期之上的,所以连锁反应就无从发生了。再者,孙、黄二公都是运动秘密会党起家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会党的战斗能力了。其实会党只是些乌合之众,而革命党领袖如孙黄等人,筹了些极其有限的“军饷”,买了些陈旧枪炮,便驱策这些乌合之众上前线,作战卖命。而孙、黄两人又都是文人。孙逸仙是个学贯中西的洋翰林;黄克强则是个“文似东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没有临阵经验。那些桀骜不训的会党分子,也不一定听他们的指挥。率领他们去“起义”,正如古人所说:“驱市人为战”。对方的清军虽说不上是什么劲旅,但至少是职业性的正规军。两相砍杀,则胜败之数,就毋待蓍龟了。所以同盟会诸子,在罗掘俱穷,运动会党,发动七次起义,都一无斩获的沮丧心情之下,最后不顾一切,干脆舍弃会党,就自己赤膊上阵了。最先丢掉笔杆,拿起手枪炸弹,去和满族王公拚命的高级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称的才子汪精卫了。汪精卫其时年方二十七,由于《民报》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满天下,连北京的深宫内院继慈禧、光绪执政的后妃,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汪原在南洋一带随孙黄二公办杂务,然自觉同盟会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非自己舍身做烈士别无他策,乃留下血书不辞而别,由倾慕他的女友陈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为陈璧君自报,实数犹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伦、黄复生等数人辗转潜入北京,诈开“守真照相馆”,谋刺摄政王载沣。小才子怎能做职业刺客呢?事机不密,汪黄二人就被破获逮捕了。北京捕获的革命党刺客,竟然是文名满天下的汪精卫。消息传出,一城皆惊。汪黄大狱由肃亲王善耆亲自主审,而善耆竟是个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仪表供词和风采所慑服。当他把汪、黄两犯“隔离审讯”时,二人皆坚称是“个人谋反,累及无辜朋友”,叩请庭上将本犯千刀万剐而将无辜者释放。据说善耆闻供大为感动,竟放下朱笔,再三叹息,口称“义士、义士”不绝。就这样他才说服摄政王载沣,把这两个罪至凌迟处死、九族同诛的“大逆犯”,轻判为“永远监禁”的。作者落笔至此,倒觉得载沣、善耆这些“鞑虏”贵族,颟预误国,固罪无可逭,然较诸后来国、共两党,诛锄异己,残害无辜者之凶狠毒辣,实有足多者。治史者记录善恶,可下慎哉?!汪精卫那时年轻冲动,激于义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国同情,把排满革命,带向另一高xdx潮。其实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当时革命党人,痛恨清室误国,沮丧之余,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无名烈士,其死难之惨烈,更足铭人肺腑。即以喻培伦烈士而言,喻君原为三位刺客中的漏网之鱼,原可不死,但是最后还是自求一死,做了黄花冈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又有谁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伦烈士呢?!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最后丛葬于黄花冈的“七十二烈士”,他们当时是人人自求一死的。这群烈士都是当时中华民族中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眼见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而人民愚昧、清吏颟顼。他们原想藉华侨之钱,凭会党之勇,以推翻满清恶政。可是起义十余次之后,才知藉华侨之钱匪易,凭会党之勇尤难。绝望之余,乃决心以一己血肉之躯,作孤注之一掷。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难前的孤愤心情。他们死得太惨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作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一旦集体牺牲,则同盟会之菁英斫丧殆尽;但是他们之死,也挖掘了我们民族的良心。——全国暴动已蔷势待发,清廷恶政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共进会”、“文学社”是怎样的团体?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为时未及半年。便发生了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从狭义的观点立论,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谓“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国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而发动的革命运动之最后一次的“起义”。通过这次起义,则“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两大目标,便完全达到了。——因此吾人如认为“中国现代化运动”是有其“阶段性”的,则“辛亥革命”应是第一阶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阶段。不过其后还有三、五个乃至七、八个“阶段”,有待突破罢了。可是我们如果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国共两党的理论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就难怪孙中山先生要慨叹“革命尚未成功”了。共产党理论家则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产党人所认可的“革命”。是耶?非耶,让我再看看这“武昌起义”是怎样搞起来的。长话短说。直接推动“武昌起义”的,有两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另一个团体“日知会”则作用不大。它只是个被革命人士用为盾牌的圣公会读书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共进会”于一九零七年成立于东京。原动议人为同盟会内黄兴以后最末一任的“庶务”刘揆一。揆一为什么于同盟会之外,再组织个共进会呢?其原因是同盟会闹分裂。光复会退盟;孙中山与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组同盟会气“总部”,因此原同盟会分子之留日者,不愿再隶属于老同盟会。刘揆一是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组一个与同盟会性质相同的团体以为弥缝。据共进会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进”者“有进无退”也。所以它也是许多小革命团体的“共同”组织。宗旨与同盟会完全一致。只是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至于会旗,他们就不用孙中山坚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锥角交错”的十八星旗。中国那时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颗星,显然亦以美国“星条旗”为模范也。新会既立,一时颇得人心。各省英雄纷纷加入,如川人张百祥(百祥与哥老会有渊源,故被选为第一任总理)、熊克武、喻培伦,鄂人居正、孙武,湘人焦达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时之选。东京之会既立,旋即移师武汉,俨然是长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虽然共进会与同盟会之间并无直接关系,然又“共进会亦戴同盟会总理为总理,以示不与同盟会分别门户,独成系统也。”(见蔡济民、吴醒亚合著《辛亥武汉首义实录》)如果此言可信,则本篇前引美国史家玛丽?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武昌首义时,第二个主要团体“文学社”,则是个青年军人的组合。原名“振武学社”。盖清末行新政,练“新军”,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之外,以湖北张之洞所练的“鄂军”最有成绩。袁世凯狡猾而专横,他的六镇之内不用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张之洞则较开朗,他不但大批保送优秀青年留日,并且重用留日归国学生以扩展新政、新军。不幸的是,在任何腐败的独裁政权之内从事改革开放,都是自掘坟墓。因为有旧政权的克制,改革开放便不可能顺利开展。一旦改革不能尽如人意,则改革运动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这就是辛亥年间,新建鄂军之内,其所以革命党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学社则是他们的秘密组织。文学社成立于辛亥之初,社员遍布鄂军诸标及工程营、辎重营、炮兵队等单位。所以他们一旦搞起“起义”来,就同孙黄在华南所策动的不一样了。在南方他们多半是以“乌合之众”对抗“正规军”;在湖北他们要“起义”,那就是“正规军叛变”了。搞军队叛变的效率,较之搞会党暴动。自然就事半功倍。不过“文学社”里的小革命家,却有个美中不足——他们之间,有兵无将(这和同盟会内有将无兵的情况,恰相反)。“文学社”的首任社长蒋翊武,也不过是鄂军混成协第四十三标三营里的一个小士兵。后升正副目。其它列名史册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们一旦造起反来,局面搞大了,却有有兵无将之苦——后来情急智生,竟强迫一个反革命的旅长黎元洪来领导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骤起,清廷要调鄂军入川弹压,而众兵丁不愿离鄂。“文学社”与“共进会”乃暗通声气,终于联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就摇摇欲坠了。8.4“武昌起义”的经纬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义”的故事,史家所记盖不下千百万言。笔者个人在海峡两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开沅、谢文孙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书目便有数千种之多。允为“民国史”中各专题之最。按题翻阅起来,岂人一辈子所能了?可是武昌起义的实际情形,亦不妨以三数百言一笔带过:“武昌起义”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装暴动,而能占领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孙黄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稳脚根,则全国各地便会作连锁的响应(chainreaction)。从湖南、陕西、江西(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开始,时未逾月,全国便有十三省宣布独立,而策动独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党,而是各该省内,由立宪党所掌握的民意机关——“咨议局”。这一来,那些无用的满族王公应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摒斥的袁世凯来撑持危局,而袁氏则养寇自重——一面“进剿”,一面又与革命党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汉三镇反攻,也只取二城,留个武昌给黎元洪、黄舆这一架两头马车去慢慢拖延。原来当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军的“都督”之后不久,黄兴亦赶到武昌,并被推举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如此令出两府,便隐约的引起黄黎、湘鄂两派的分歧。黄兴苦战经月,终致两汉皆失,武昌垂危,黄氏终为鄂派孙武(民间误传为孙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职遁返上海。然克强虽去,全国革命形势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复,各省遣沪代表复举黄舆为革命军大元帅,以黎元洪副之,拟组临时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拥黎者则坚主黎正黄副。相持不下,严然成为十余年后“宁汉分立”之前奏。而此时革命军的旗帜,鄂方所用者为共进会的“十八星?锥角旗”;宁方所用者,则为自制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广东光复时所用者又为“青天白日旗”。一军三旗,亦见革命党人错综复杂之组织关系也。然斯时民国未建、鞑虏犹存;黎黄双方为自解计,竟分电袁世凯。袁如倒戈反清,当公举之为民国大总统。斯时归国途中的孙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遵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国“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为新出狱的汪精卫所发明)。但是在袁氏遵约倒戈之前,总得有一番和谈,以终止此南北对峙之局。这样一来,则南方这个支离破碎、一军三旗的纷乱场面也得有个整体的规画,和一个总负责人。黎黄二公既相持不下,则声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孙文,就呼之欲出了。时局发展至此,袁氏亦觉时机成熟,由前敌将领段祺瑞等四十二人,一封联街通电,六岁的宣统皇帝就遵命退位了。8.5孙文的革命外交举隅当国内革命运动闹得如火如荼之时,孙中山先生在做什么呢?香港那时不许他入境:日本亦作有礼貌的挡驾。中山活动的地区,只限于南洋。后来南洋荷属、法属、英属诸殖民地,为着向清廷讨价,对他亦不表欢迎,弄得中山无处存身。以致在民国前二、三年间(一九一另~一九一二)他连绕地球二匝。全部时间都用在旅途之上了。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寻觅有钱有势之欧美人士,同时也想加强他在美加一带同盟会的基层组织,为计划中的“起义”而筹饷。中山对欧美当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国。他在一九零五年夏应中国留欧学生之请,路过巴黎时,被汤芗铭等所窃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国当局把他介绍给安南总督的信件。法国驻安南的殖民地官员,当时窥伺中国之不暇,何厚于孙文?显然的这些帝国主义者是想利用孙文:而孙文饥不择食也想利用他们。后来同盟会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于是年十月自日本专程经过西贡,赶往马赛、巴黎。舟过吴淞口,并与专程来访的法国在华驻屯军参谋长作最机密的往还(简直是一种“合符将兵”的方式)。其后中山并派专精英语人员,偕同法国军官,前后凡三人,前往与法国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广西、贵州、四川三省,作实地调查。法人此举用意何在,就发人深思了。后来秘件泄露,清廷据以抗议。法国驻华公使亦为之吃惊,乃行文巴黎问询。法政府居然要其驻华公使,不必管闲事。中国政府亦无如之何(有关此事件的中国资料散见政府档案及私人杂著,包括《国父年谱》;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难查证也)。一九零九年五月,中山作“第四次环球之行”时,亦自新加坡径赴马赛转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据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其主要牵线人则为前任法国安南总督。据说是“将有成议,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阁遽改组……此人迟疑。因其非得政府之许可,断不肯在国外投巨资,事遂不谐。”(《国父年谱》卷上,页二六五;亦见中山于一九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发自伦敦的,载《国父全书》页四一九。)据吾友吴相湘、蒋永敬诸先生之考据,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捐之款,总数尚不及五十万。何来此法国千万富商?所以此一“资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国政府自己;而法国政府投此“巨资”,意欲何为?而中山要吸引法国投此巨资,“条件”又为何?均史无明文。盖同盟会当年与西方诸帝国主义所办的秘密“外交”,均由中山独任之。黄兴、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语,亦不谙西情,均不知仔细也。8.6从“企枱”到“总统”中山先生此时虽病急乱求医,四处筹款,但所得则极其有限。东西帝国主义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当时在美洲华侨界的最大靠山厥为“洪门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不至。据中山先生于一九一零年(宣统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阳历三月一日),他的第九次起义之失败,实因缺款五千,而“波士顿致公室担任五千,所寄不过一千九百余元。纽约致公室许担任者,一文末寄……”。所以近代史书如邓泽如所著《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中所罗列的十万八万之数,都是“认捐”的数目,或事后夸大之辞,不是实际的收入。这实在不是“致公室”诸公悭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个无底洞,钞票是填不满的。加以当年华侨小区之中,既无“王安”,亦无“包玉刚”。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国欺压之下,做点洗衣店、餐馆的苦力劳动;终年所得,勉却饥寒。在一身难保之下,支持革命,已尽其所能了。过分捐献,大多力不从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士死难之后,他实在已罗掘俱穷,甚至自身也衣食难周。同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山时年四十六,正值壮年。据党史所载,他那时正北美“致公总堂”支持之下,组织个“筹饷局”,到处巡回讲演革命,筹募军饷。但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武昌起义期间,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亦译但维尔或敦复)一家卢姓唐餐馆中打工,当“企枱”。他原先对“武昌暴动”的消息,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领导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情势发展迅速,“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果然,两个多月以后,企枱老孙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8.7科州卢家的故事笔者写出上段孙中山先生的轶事,朋友们骤读之下,可能认为是稗官野史。其实这故事的真实性相当高。因为把这份电报丢到中山餐盘内的那位“企枱”,和这家餐馆的主人卢瑞连君,据说在二次大战期间,都还健在美国。卢君的长子卢琪新君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与笔者老友,名记者龚选舞君曾长期同事并为好友。卢的次子卢琪沃君,曾任“青年归主教会”的牧师,也是交游广阔之士。他们卢家与孙公为世交好友和同乡同志,可能还是至戚。中山先生当年在他们餐馆中帮忙作企枱,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如传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恐怕会引起国内守旧分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孙公讳言之。卢家父子为亲者讳,除向至亲好友,作为革命掌故笑谈之外,亦未多为外人道。笔者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写出中山先生当年这段小轶事,正是要宣扬一代圣贤的伟大之处。不才在美求学期间亦尝打工有年。今日台港大陆在美的清寒留学生,有几个没打过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中山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中旬离开科州回国,便道访华府、伦敦、巴黎,想举点外债,以度艰难,却分文无着。可是中山是当时革命党人中,唯一可以结交异国贤豪、华侨巨富的最高领袖。一旦自海外归来,中外各报皆盛传他携有巨款回国来主持革命。当他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偕胡汉民抵上海时,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问。中山答曰:“我没有一文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们后辈打工仔固知我们靠打工维生的前辈,一文不名也。至于“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样的。8.8一个“开始的结束”中山这次自海外归来。可说是“适得其时”(perfectth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国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他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在南京就职。改元、易服,使用阳历。中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帝王专制,和最后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族入主,同时结束。中华民国也就正式诞生了。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头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对这段历史,我们的执政党——国共二党的党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释。国民党官方的解释是根据“总理遗教”,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样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全部实现,才叫做成功。如此说来,则“辛亥革命”只是个流产革命,因为它的果实被袁世凯等军阀官僚所窃取;被党内叛徒所断送,所以国民党要继续革命,二次、三次到无数次。不达目的,不能罢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后,国民党就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五院政府,应该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谁知这次革命果实,又被共产党半路窃去,所以国民党还要继续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建设中国。不达目的,则革命永远不能罢休……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更为简单明暸。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动的和假冒为善的。算不得是个革命。因此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所制造出来的“中华民国”,也只是反动阶级所控制的一个“朝代”。一部“中华民国史”也只是一部“断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国”还是从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的。其实从“党史”的观点来解释“国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为每个“政党”,尤其“革命政党”,都有它极其主观和排他性极强的意蒂牢结。首先肯定了一个意蒂牢结,然后再谈历史,这就不是“以马拖车”,而是“以车拖马”了。抽象的说,这就叫做“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搞历史的人,随着潮流前进,然后回头追本穷源去看看,哪儿是青海源头?哪儿是金沙江、三峡?哪儿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然后才能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们如果昧于极其客观发展的历史事实,而在想象中制造一条随自己意志发展的历史,甚至对未发生的历史发展,也根据自己的意志,加以指派,这就叫做“实行某某主义”;主义实行得了,那是“客观”与“主观”的“巧合”。客观与主观如果不能巧合,甚或抵触,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轻者误民误国;重者就伏尸亿万,万劫不复了。古人常说什么“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一个大大小小的独夫,在一位智者的眼光中,本是下难辨认的。再回头看看“辛亥革命”吧!辛亥革命所完成的两大任务: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前者是没什么可说的。重点是在后者。什么是“建立民国”呢?简单的说,就是“把君权换成民权”。君权是“中古”的制度;民权是“现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度”换成“现代的制度”,用个抽象的名诃,便叫做“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不是任何国家所独有,它是世界历史上的共同现象。而各国又因为历史和社会等等条件的不同,其政治现代化的程序,亦有长短、缓急、迟早、逆流、顺流……之不同。具体说来,把“君权”换成“民权”,以美国为最早!美国摆脱英皇于一七七六年。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国”。但是美国建国不是一蹴而几的。他们“英语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传统”(TheAnglo-Americanpoliticaltradition)。大体说来英语民族成功地约束王权,盖始于“光荣革命”。自光荣革命到美国革命,他们大致挣扎了八十余年,才“建立”了一个说英语的“民国”。法兰西民族,从君权完全换成民权,自法国大革命到第三共和之确立,大致也挣扎了八十余年。俄国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苏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中经列宁、斯大林将近四十年的独裁专制——远甚于沙皇的独裁专制,到最近的政变流产,和戈尔巴乔夫自联共主席逊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进步到真正的民主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开始。历经军阀起伏专政,直到一九四五年战败,也挣扎了八十余年,始搞出点民治的雏型来。比诸世界先进的民治国家,老实说,咱们中国人向现代民权政治进展,也不算太坏。我们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八十年了。八十年中我们出了一个只在位八十三天的袁皇帝。一九一七年宣统爷也回来搞了几天。其外蒋、毛二公也各做了几十年的皇帝,但是二公毕竟不敢搞“黄袍加身”。最近《纽约时报》也把邓公小平封为TheEmperorofChina。说句公道话,“小平您好!”比蒋、毛二公毕竟要民主多了,虽然他也搞出“天安门事件”的一大败笔。但是我国近代史上,从君权到民权的转型浪潮,正如今夏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对付这场洪水,君不见官家只能“炸堤”,哪能“筑堤”呢?“社会科学”还是应该多学点才好!我们搞“炸堤泄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这时限是民主先进国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们的成绩,不算太坏!那么,“辛亥革命”在我们这“从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转型期”中,算个什么呢?曰:广义的“辛亥革命”(一八九零~一九一二),是我国历史上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期的“开始”。狭义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曰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则是这个“开始的结束”(TheEndofaBeginning)。如此而已。请读者诸位指教。*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脱稿于北美新泽西州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二期

本文由新亚洲彩票平台-新亚洲彩票app下载-新亚洲彩票平台免费下载发布于书架,转载请注明出处:一部伟大的爱国主义教育电影,论孙文思想发展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