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书架 2019-08-19 10:41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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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的歌,灵感女孩

正如后来证明的,邝关于房子里的声音的说法是对的。在墙里——就在地板下——是有人,他满是愤怒和电荷。我是在我们楼下的邻居保罗·道森因为给本地区数千个妇女打神秘电话而被捕后才发现这事的。我自动的反应是同情:这个可怜人毕竟是个瞎子,他因没有伴侣而寂寞孤独。但是随后我了解了他的电话的性质:他声称自己是一个信徒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绑架“道德上该受到谴责”的女人,并把她们转变成“作牺牲的乡村玩偶”,在结合仪式上被男性信徒玩弄后再由他们的女性工蜂阉割养活着。对于那些嘲笑他的电话威胁的人,他说:“你想听听一个也以为这是个玩笑的女人的声音吗?”接着他就会播放一个女人尖叫着血腥谋杀的录音。当警察搜索道森的公寓房间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电器聚合:附在他的电话上的磁带录音机、重复拨号器、声音转变器、音效磁带以及很多别的东西。他没有把他的恐怖活动局限于电话上。显然他感到我们那套公寓早先的住户是大吵了,根本不考虑他早晨的禅思。当他们在一次重新装修期间暂时搬出时,他在自己房间的天花板上凿了洞,在楼上地板下安装了扬声器和窃听装置,使他能够监视他的三楼邻居的行为并用声音效果惊吓他们。我的同情立即就转变成了愤怒。我要道森烂在监狱里。在所有这些时间里,由于老是转着鬼的念头——特别是有一个鬼,虽说我本是不愿意承认的——我几乎都要被逼疯了。但是知道了那些声音的原因,我还是松了口气。单独生活使我的想象力挪往危险的方向。西蒙和我现在只是为了生意上的事才见面,一旦我们独立交税了,我们同样会把我们的顾客也分开。事实上,他最近过来就是为了送交一本皮肤病学家的小册子的原件。可是现在邝却未曾邀请就来访了。当时我正在给印刷厂老板挂电话,我让她进来,然后回到办公室去打电话。她带来了一些家做的馄饨,放在我的电冰箱里,又大声评论著我冰箱和食品橱里贫乏的食物,“为什么有芥末,有泡菜,没有面包?你怎么能这样生活?还有啤酒!为什么有啤酒,没有牛奶?”过了几分钟,她进入了我的办公室,脸上带着粲然的笑容。在她的手里拿着我留在厨房柜子上的一封信。信来自于一本旅游杂志《未知的土地》,那本杂志接受了我和西蒙关于搞一篇写中国乡村烹饪的配照文章的提议。当这封信昨天寄到时,我感到自己仿佛如中了彩票,只是又记起我已经扔掉了我的票。这是机会之神、偶然性以及坏运气对我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这个白天和夜晚的大好时光我都花在了琢磨这个事件的转折点和演示西蒙举止的脚本上。我幻想着他测览了这封信,说:“老天爷!真叫人难以相信!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走?”“我们不去,”我将会说,“我把它给拒绝了。”我的声音中丝毫没有后悔之意。然后他会说些诸如此类的话:“你这是什么意思,拒绝了?”而我会说:“你怎么居然会想到我们一起去?”接着他也许——这一点真的让我血液沸腾——也许会提议他仍然去,但是带另一个摄影师一起走。所以我将说:“不,你不能去,因为我要去,而我将带另一个作者去,一个更好的作者。”然后这整件事就会逐步升级为在道德、商业品德以及相对才华方面的一连串辱骂,诸般变化使得我大半夜都无法入眠。“哦!”邝现在轻轻地叫起来,手里高兴地挥舞着那封信,“你和西蒙,要到中国去了!如果你需要,我可以与你们一起去,做导游,做翻译,帮助你们找便宜货。当然了,我自己出路费。很久以来,我就想回去,看看我的婶婶们,我的村子——”我打断了她的话:“我不去。”“啊?不去?为什么不去?”“你知道的。”“我知道?”我转过身看着她,“西蒙和我正准备离婚,还记得吗?”邝沉思了两秒钟,然后回答说:“可以像朋友一样去呵!为什么不能仅仅作为朋友去呢?”“别说了,邝,求你了。”她看着我,一脸的悲哀,“太伤心了,大伤心了。”她悲叹着,然后走出了我的办公室,“就像两个饿汉,吵啊吵,把米饭都给扔了出去。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当我给西蒙看了那封信以后,他愣住了。那真的是眼泪吗?在我认识他后的那么多年里,我从未看到过他哭泣,那怕是在观赏令人悲哀的电影时,甚至在他告诉我关于艾尔萨的死讯时也罢。他擦着脸颊上的泪水,我假装没有注意。“上帝,”他说,“我们如此祈望的事成功了,可是我们却昔日不再。”我们俩都安静下来,仿佛要用几秒钟显示敬重的沉默来记起我们的婚姻。然后我为了恢复力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你知道,虽说是那样的痛苦,但我认为分开对我们还是有益的。我的意思是,那迫使我们分别去验证我们的生活——你知道——但又没有先验地认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感到我的话音是实实在在的,可是又没有显而易见的抚慰口气。西蒙点点头,柔和地说:“是的,这点我也同意。”我想喊叫: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也同意!在所有这些年里,我们从未在任何事情上有过一致意见,而现在却是你也同意?但是我什么也没说,甚至还祝贺自己能够毫不流露内心的难受,没有显出自己是受了多大的伤害。可一秒钟以后,我的心就渗透了哀伤:能够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胜利——那只是可怜地证明了爱情的消失。每一句话,每一个姿势现在都具备了歧义,任何事情都无法按其表面价值来理解。我们隔着老远的距离相互说话,假装所有那些年里我们互相擦背以及当着对方的面行方便都从未发生过。我们不使用任何儿语、代称或者简略的手势等曾是我们亲昵见证的语言——那是我们相互拥有的证明。西蒙看看他的表,“我得走了,我约好七点钟与人见面。”他是去见女人吧?这么迫不及待?我听到自己说:“对了,我也必须为一个约会作准备了。”他的眼睛几乎连眨都没眨,我的脸红了,确信他知道我说出了一个悲哀的谎言。当我们走向门口时,他抬头往上看去。“我看你最终还是摆脱了那架愚蠢的吊灯。”他回眸注视着房间,“这地方看起来不同了——更漂亮,我想,而且也更安静了。”“说起安静,”我接着告诉了他有关这幢房子的恐怖主义者保罗·道森的事。西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能够充分欣赏这个结果的人。“道森?”西蒙不相信地摇着他的头,“真是个混蛋。他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寂寞,”我说,“愤怒,报复。”我感觉到了我所说的这些话的讽刺味儿,如一根拨火棒戳在我心灵的灰烬上。在酉蒙离开以后,房间里确实感到特别的寂静。我躺在卧室的地毯上,透过老虎窗的玻璃凝视着夜晚的天空。我思考着我们的婚姻。我们十七年的共同生活织成的联系是那么容易断开;我们的爱情就像在我们长大的郊区发现的相同的门毡一样的普普通通;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灵一度曾随着对方而一起脉动的这个事实只是在愚弄我们,使我们以为我们的爱情是与众不同的。所有那些有关分手的谈话还是有好处的——我试图愚弄谁?我现在摆脱了束缚,无所羁约,不再属于任何事或任何人。然后我想起了邝,她对我的爱真是完完全全搞错了地方。我从未特意为她做过什么事,除非是受到来自于她的情感上的逼迫和我的负疚感的驱动。我从未突然给她打电话说:“邝,就我们两个出去吃饭或者看电影,怎么样?”我从未就因与她友善相处而觉得愉快过。然而她却在那儿,老是暗示着一起去迪斯尼乐园或者雷诺或者中国。我挥开她的建议宛如它们是令人讨厌的小苍蝇一样——我说我恨赌博,或者说南加利福尼亚肯定不是我于不远的将来要去访问的地方。我故意无视邝只是想和我一起消磨更多是时间、我是邝最大的乐趣这个事实。哦上帝呵,我这样做是不是伤害了她?我并不比我的母亲好什么!——对爱漠然置之。我简直无法相信我对于自己的残忍居然是那么的健忘。我决定给邝打电话,邀请她来与我一起消磨一天,或者一个周末。去塔霍湖将是令人愉快的,她会因此而高兴得发疯。我不能等着听她所说的话,她不会相信的。但是当邝来接电话时,她并没有等我解释我为什么要打电话,“利比—阿,今天下午,我和我的朋友老鲁谈过了。他同意说你必须去中国——你、西蒙和我一起。今年是狗年,明年是猪年,太迟了。你不能去?这可是你的等着降临的命运呵!”她继续滔滔不绝,用她自己那不容拒绝的逻辑来对抗我的沉默,“你是半个中国人,所以总有一天要去看看中国。你在想什么?我们现在不去,也许永远不会再有机会了!有些错误你能够纠正这一个就无法了。那么你怎么办?你在想什么?利比—阿?”怀着她会断念和停嘴不说的希望,我说道:“好吧,我会考虑的。”“哦,我就知道你会改心思的。”“等等,我可没说我去,我说的是我会考虑的。”可她已在自顾自地说下去了:“你和西蒙会爱中国的,百分之一百的保证,特别是爱我的村子。长鸣是那么的美丽,简直叫你无法相信。山、水、天,就像天堂和尘世融而为一了。我有些留在那儿的东西,总是想给你……”她又继续说了五分钟,吹嘘着她的村子的美德,直到她宣称说:“哦哦,门铃响了,我过会儿给你打电话,好吗?”“实际上刚才是我在给你打电话。”“哦?”门铃再响了一次。“乔治!”她叫道。“乔治!去开门!”然后她喊道:“弗杰!弗杰!”乔治的从温哥华来的堂妹与他们住在一起吗?邝又回到了电话上,“稍等一会儿,我去开一下门。”我听到她在迎接着什么人,然后再次回到电话上,微微地喘着气,“好了,你为什么要打电话?”“是这样,我想问你些事。”我立即为我还没有说的话感到后悔了。我正使自己卷入到什么中去?我想着塔霍湖、与邝一起被困在小小的汽车旅馆房间里。“这差不多就是最后时刻,所以我理解如果你太忙——”“不不,绝不会太忙。你想问些什么事,我的回答总是好的。”“好吧,我是在想,哦,”——接着我突然之间说道——“明天请你吃饭怎么样?我必须到你工作处附近的地方处理些事务。但是如果你很忙,我们可以另约时间的,没有什么大事。”“吃饭?”邝欢快地说,“哦!吃饭!”她的声音听起来令人心碎地高兴,不由得让我诅咒自己的这种象征性的礼物是如此的小气。然后我目瞪口呆地听到她从话筒边挪开嘴宣布说:“西蒙,西蒙——利比—阿叫我明天去吃饭!”我听到了西蒙的背景声:“让她把你带到某个高级些的餐馆去。”“邝,西蒙在你那儿做什么?”“过来吃饭。昨天我早就请过你了,你说你很忙。也不迟呵,你想现在来吗,我准备了很多的菜。”我看看我的表,七点钟,那么这就是他的约会,我几乎高兴得要跳起来了。“谢谢你,”我告诉她,“但是我今天晚上没空。”我用了同样的借口。“总是很忙。”她回答道,同样地叹了口气。今天晚上,我得确保我的借口不是个谎言。作为赎罪,我忙忙碌碌地搞了个一直拖下来的那些令人不快的要做之事的清单,其中之一就是改变我的名字。那需要改动的驾驶执照、信用卡、选民证、银行户头、护照、杂志订单,更别提还有通知我们的朋友和顾客了。那也意味着得决定我将用什么姓。拉贾尼?伊?妈妈建议我保持毕晓普的姓,“为什么要返回去用伊的姓呢?”她推理说,“你在这个国家里并没有任何别的姓伊的亲戚,所以谁会在乎呢?”我没有去提醒妈妈她曾以伊姓为荣耀的誓言。当我更多地想着我的姓时,我意识到我还从未有过任何适合于我的身份,至少从五岁起——那时我的母亲把我们的姓改成了拉贾尼——就是如此。她没有去烦扰邝,邝的姓仍是李。当邝来到美国时,妈妈说中国的传统是让女孩保持她们母亲的姓氏。后来她承认我们的继父不想收养邝,因为她几乎已是个成人了。他同样也不想为她作为一个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人可能会引起的任何麻烦承担法律责任。奥利维亚·伊,我大声地说了几遍。那听起来很异样,仿佛我完全变成了一个中国人,就像邝一样。那使我有些困扰。被迫与邝一起长大可能是我从来不知道我是谁或者想长成什么人的原因之一:她是个多重人格的角色模特儿。我给凯文打电话,征求他对我新名字的意见。“我从未喜欢过伊这个名字。”他坦白说,“小孩子过去常叫:‘嘿,伊!呀,你,伊儿伊儿哦。”“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我说,“不同种族也是种时髦。”“但是带着块中国人的标志并不真的能够让你得到奖分。”凯文说,“人们正在把亚洲人取而代之,不给他们更多的空间。你最好还是用拉贾尼的姓。”他笑了起来,“见鬼,有的人认为拉贾尼是墨西哥人。妈妈就是这样。”“拉贾尼对于我不合适,我们并不真的属于拉贾尼的血统。”“没有人是拉贾尼的血统,”凯文说,“那是个孤儿的名字。”“你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几年以前当我在意大利时,我试图查找一些姓拉贾尼的人,却发现这只是个僧侣们给孤儿生造的名字。拉贾尼,就像‘拉固’——环礁湖——一样,与世界的其余部分互不相干。鲍伯的祖父是个孤儿,所以我们是与意大利的一大批孤儿有着亲戚关系。”“为什么你以前从不曾把这告诉我们?”“我告诉了汤米和妈妈。我猜我忘了告诉你是因为——喔,我觉得你已不再是个拉贾尼了。不管怎么说,你和鲍伯并没有共同生活多长时间,而对于我来说,鲍伯是我所了解的唯一的父亲。我一点也不记得我们真正的父亲了,你还记得吗?”我确实还记得他:飞扑进他的怀抱,观看他喀喀地咬开螃蟹的大螯,骑在他肩膀上穿过人群。难道那还不够使我称赞他的名字吗?那还不能使我感到该是与某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了吗?中午时分,我去了药店接邝。我们首先消磨的二十分钟,是她向在店里的每一个人——药剂师、其他职员、她的顾客,所有这些刚好都是她“最喜爱的人”——介绍我。我选择了位于卡斯特罗街的一个泰国餐馆,在那儿我能够从一张傍窗的桌子观看街上的车水马龙,与此同时邝则在进行着一场单方面的谈话。今天,我把她的谈话视如一项美好的消道:她能够谈论中国、离婚、我的吸烟太多等不管是什么她想谈的话题;今天是我给邝的礼物。我戴上我的阅读眼镜浏览着菜谱,邝则在细细地审视着餐馆的环境、曼谷的招贴画、墙上紫金色的扇子。“不错,漂亮,”她说,仿佛我带她到了城里最好的地方。她给我们俩倒了茶,“是这样!”她声明说,“今天你并不太忙。”“只是处理些个人事务。”“什么样的个人事务?”“你知道,更新我的住宅停车准许证呵,改换我的名字呵,就那类事情。”“改换名字?改什么名字?”她打开她的餐巾铺在膝盖上。“我不得不做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以把我的姓改成伊。这是场混乱:去银行、市政大厅……你怎么啦?”邝正在使劲地摇着她的脑袋,脸孔紧缩起来。她是呛着了吗?“你没事吧?”她拍着她的手,无法说话,一副疯狂的神色。“哦我的上帝!”我试图记起该如何急救的法子。但是邙在示意我坐下来了。她咽下茶水,然后呻吟着说:“哎呀,哎呀,利比—阿,我很抱歉必须告诉你一些事。不要把名字改成伊。”我使自己铁下心来,毫无疑问她将要再一次争辩说西蒙和我不该离婚。她就像个间谍似地俯身向前,“伊,”她悄声说,“那并不真的是爸的姓名。”我坐回身去,心脏激烈地跳动起来。“你说什么?”“夫人们,”侍者说,“选好了吗?”邝指着菜谱上的一个菜,第一次询问怎么发音。“新鲜?”她问道。侍者点点头,但是没有邝所需要的那种热情。她指着另一个菜:“软吗?”侍者点着头。“哪个更好些?”他耸耸肩膀,“所有的菜都不错。”他说。邝怀疑地看看他,然后要了一碗泰国面条。当侍者离开后,我问道:“你刚才说什么?”“有时菜谱上说新鲜——就是不新鲜!”她抱怨说,“你不问,或许他们会把昨天剩下的给端上来。”“不,不,不是食物。你说爹的姓名是怎么回事?”“哦!是的是的,”她缩起肩膀,再次坐成她那副间谍的样子,“爸的姓名,伊不是他的姓,不是,这是真的,利比—阿!我只是告诉你,这样你就不会用错误的姓名度过一生了。为什么要使祖宗高兴而不是我们自己高兴呢?”“你在说什么?怎么可能伊不是他的姓名呢?”邝从一边看到另一边,好像她正准备揭示毒品大王的身份似的,“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事,啊,别告诉任何人,答应我,利比—阿?”我点点头,虽说不情愿,但是早已被吸引住了。接着邝就开始用中文——我们童年时代的鬼的语言——说了起来。我告诉你的事千真万确,利比—阿。爸用了别人的姓名,他偷了一个幸运者的命运。在战争期间——那是这事发生的时代——当时爸在国立广西大学——位于靠近桂林的梁枫——学习物理。爸是个穷苦家庭的孩子,但是他的父亲在他还很小时就把他送到一所教会寄宿学校去了。在那儿你不用交纳任何费用,只要答应爱耶稣就行了。那就是为什么爸的英语那么棒的原因。我一点也不记得这些了,我告诉你的只是我的婶婶李彬彬所说的内容。那时,我的母亲、爸以及我住在梁枫的一个靠近大学的小房子里。在早晨,爸去上课,到了下午,他去一个工厂做工:把收音机零件组装起来。工厂按他所完成的产品数量付报酬,所以他并没能挣多少钱。我的婶婶说爸是心灵要远胜于他的手巧。到了晚上,爸和他的同学凑钱去买共用的煤油灯所需的煤油。在满月之夜,他们就不需点灯了,他们能够坐在露天里一直学习到黎明。那也是我在逐渐长大时所做的事。你知道这种事吗?你能够明白在中国满月既是一种自然的美景,又是一种廉价物品吗?有一天晚上,当爸从他的学习场所回家时,一个酒鬼从一条小巷里走出来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的手上挥舞着一件大衣,“这件大衣,”他说,“在我家里已经传了好多代了,但是现在我必须卖了它。看看我的脸,我只是众多普普通通的人中间的一个,拥有一件如此高级的衣服对我又有什么用呢?”爸瞧瞧那件大衣。它的布料质地精良,缝纫与制作风格现代。你必须记住,利比—阿,那时是一九四八年,共产党和国民党正在中国各地打仗。谁能够有钱买这样一件大衣?只有重要人物、一个大官、一个靠从吓坏了的人那儿收取贿赂敛钱的危险人物。我们的爸脑子里装的可不是棉花胎。哼!他知道这个酒鬼的这件大衣是偷来的,他们两个人都会因买卖这样一件商品而掉脑袋。但是爸一旦把手指放到大衣上,他就像一只撞在一个大蜘蛛网上的小飞虫,再也无法释手了。他的全身涌过一阵新的感觉。啊!触摸一个富人的大衣线缝——你想想这可是他有生以来与美好生活的最密切的接触呵。接着这个危险的感觉导向了一个危险的欲望,而这个危险的欲望又引向了一个危险的主意。他向着这个酒鬼叫道:“我知道这件大衣是偷来的,因为我知道它的主人。快!告诉我你是从哪儿搞来的,否则我叫警察了!”那个负罪的小偷扔下大衣就跑了。回到我们的小房间以后,爸给我的母亲看了那件大衣。她后来告诉我他是如何把手臂伸进袖子,想象着那件大衣的前主人的力量现在奔流在他自己的身体内。在一个口袋里,他找到了一副厚厚的眼镜。他戴上眼镜,伸出一只手,在他的心里,已有一百个人立即立正并向他鞠躬;他轻轻地拍了下手,在他的梦幻中,十几个仆人就急忙给他送上来食物;他抚摩着自己的胃部,满是他那虚幻的美餐。那也是爸感到另有什么东西在那儿的时候。哦,这是什么?在大衣的衬料里他摸到了一些硬邦邦的东西。我的母亲用她的小剪刀拆开了缝线。利比—阿,他们所发现的东西必定使得他们的心就像风暴中的云朵一样地旋转起来。从衬料里掉出来一叠文件——移民到美国的官方文件!在第一页上,有个用中文写着的名字:伊俊。在它的下面,是英语名字:杰克·伊。你必须想象一下,利比—阿,在内战时期,像这些文件可是要值许多人的生命和财富的呵。在我们爸颤抖的手里,有验证过的大学成绩单、一份卫生检疫证明、一本学生护照、一封去旧金山林肯大学注册的信——一年的学费早已付过了。他再看看信封里面,还有一张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单程船票和两百美元;另外还有一张通过登陆移民考试的学习成绩单。哦,利比—阿,这是件极大的坏事。你难道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在那些日子里,中国的钱可是一文不值。事情必定是那个姓伊的男人用很多的金子和坏事买来了这些文件:他是不是向国民党人出卖了机密?他是不是出卖了人民解放军领导人的名字?我的母亲吓坏了,她告诉爸把这件大衣扔进河里去。但是爸的眼睛里闪烁着疯狗的神色。他说:“我可以改变我的命运,我可以成为一个富人。”他告诉我的母亲住到她在长鸣的姐妹那儿去等着。“一旦我到了美国,我将派人来接你和我们的女儿,我保证。”我的母亲看着那个男人——爸不久就会变成的伊俊,杰克·伊——在护照上的照片。他是个瘦削的男人,脸上毫无笑容,只比爸大两岁。他不漂亮,不像爸。这个姓伊的男人留着短短的头发,长着一张平庸的脸,冷冰冰的眼睛上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你可以通过他的眼睛看到一个人的心,我的母亲说这个姓伊的男人看上去就像那一类人:他会说“不要挡路,你们这些无用的蛆虫”!那天晚上,我们的母亲观察着爸把自己变成那个姓伊的男人:穿上他的衣服,剪成他的头发,戴上那副厚厚的眼镜。当他转过身来面对着她时,她发现他的小眼睛是那么的冷酷无情。对于我的母亲来说,他再也没有那种温暖的感觉了。她说仿佛他已经变成了那个姓伊的男人,那个照片上的男人,一个傲慢和强有力的男人——渴望着摆脱他的过去,急于开始他的新生活。那就是爸怎么偷了那个人名字的经过。至于爸的真实姓名,我并不知道,那时我是那么的年幼无知。然后,就如你早已知道的,我的母亲死了。你很幸运没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在你的身上。后来我的婶婶拒绝告诉我爸的真实姓名,因为他遗弃了她的姐姐,那就是我的婶婶的报复。我的母亲也不会告诉我的,甚至在她死后也一样。但是我经常在猜测他的名字究竟是什么。有几次,我邀请爸从阴间来访问我,但是别的阴间的朋友告诉我他正呆在别的什么地方——一个云遮雾绕、人们相信自己的谎言是真话的地方。这是不是令人悲哀,利比—阿?如果我能够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我就会告诉他。然后他就能去阴间,向我的母亲道歉——非常地抱歉,并与我们的祖先和平地相处。那就是你为什么必须去中国的原因,利比—阿。当我昨天看到那封信以后,我对自己说:这是你等着发生的命运!在长鸣的人们可能仍然还记得他的名字,我的婶婶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我是确信的。变成伊的男人,大妈,我的大婶婶,总是那样叫他的。当你去时你问我的大妈,问她我们的爸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啊!我说的是什么呵!你不会知道怎么问的。她不说北京话。她太老了,所以从未去学校学过人民的普通语言。她说的是长鸣的方言,不是客家话,不是北京话,而是处在两者中间的一种语言,只有来自于这村子的人那样说。而且,你在问她有关过去的问题时也必须非常地聪明,否则她会像赶一只在你脚下啄来啄去的疯鸭子那样地赶走你。我知道她的癖性,她的脾气可大啦!虽说是这样,可也别急,我和你一起去。我早已答应了的。我从未忘掉过我的诺言。你和我,我们两个,我们能够把我们父亲的名字改回成他的真正的名字,我们可以共同把他最终地送到阴间去了。还有西蒙!他也必须一起去。那样的话,你们仍然可以撰写那份杂志的文章,搞一些去的钱。而我们也需要他携带箱子。我不得不带很多礼物,我不能够空着双手回家。弗杰可以为乔治烧饭,她的菜做得不坏。而乔治能够照看你的狗,不需再出什么钱。是呵,是呵,我们三个一起,西蒙、你、我。我觉得这是最实事求是的,也是改换你的名字的最佳途径。嘿,利比—阿,你认为怎么样?

我的邝姐姐相信自己具有阴眼。她看得到那些已经去世、现在住在阴间的鬼,那些鬼会从冥界来拜访她位于旧金山巴尔博亚街的厨房。“利比—阿,”她对我说,“猜猜看昨天我看到谁了,猜猜看。”而我根本不必猜就知道她在谈的是某个死者了。邝实际上只是我的半个姐姐,不过我可不想把这事到处加以宣扬,那将是一种侮辱,仿佛她从我们家里只得到了一半的爱。可把遗传记载摊开来说,也就这些:邝和我有着一个共同的父亲。她出生在中国,而我的兄弟凯文和汤米以及我,却是在我们的父亲——杰克·伊——移居到这儿并娶了我妈妈露易丝·肯菲尔德后,出生在旧金山的。妈妈称她自己是“美国炙什锦——一些肥肥的、白白的、煎炸过的东西”。她出生在爱达荷州的莫斯科市,是那儿第一流的军乐队女指挥,还曾经因为种出过一个轮廓像杰米·杜兰特的变形马铃薯而获得过县里博览会的奖项。她告诉我,她曾梦想有一天会长得与众不同——苗条、洋气、高贵,就像在《美好的地球》里因扮演奥兰而获得奥斯卡奖的露丝·雷纳一样。当妈妈搬到旧金山来住而且又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后,她做了件稍逊于最佳的事:嫁给了我爸爸。妈妈觉得她在盎格鲁种族之外的婚嫁使得她成了一个自由党人,“在杰克和我相遇时,”她一直在告诉人们,“还有着禁止种族间通婚的法律呢,我们为爱情冲破了法律。”可她忘了提起这些法律并未在加利福尼亚州实施过。在邝十八岁以前,我们——包括我妈妈在内——还没人见过她。事实上,直到我们的父亲死于肾衰竭之前不久,妈妈甚至都不知道有邝的存在。父亲去世时我才不到四岁,但我依然还记得与他在一起的时光:东倒西歪地向前挪着步子倒在他的臂弯里;在浅水池里摸索寻找他扔进去的硬币;还有他去世的那天,我在医院里看到了他,而听了他说的事则吓得我多年以后都不得安宁。凯文也在那儿,他当时五岁。而汤米还只是个婴儿,所以他与我妈妈的亲戚贝蒂·杜普利——我们必须叫她贝蒂婶婶,她也是从爱达荷州迁居过来的——一起待在接待室里。我当时坐在一张硬塑椅子上,吃着我父亲从他的午餐托盘里拿给我的一碗草莓果冻;父亲则被撑高躺在床上,沉重地呼吸着。妈妈是一会儿哭,一会儿又快活地忙乎着。我竭力想弄清楚有什么不对头。我所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我父亲在低声说着什么,而妈妈则俯身贴近倾听着。她的嘴巴张得越来越大,接着她的脑袋猛地朝我扭过来,满脸都恐怖得变了形。我也被吓坏了:他怎么会知道的?父亲怎么会发现那天早晨我把我的乌龟或慢慢地戳着,或快速地戳着给冲下马桶去了的呢?我曾想看看它们没了龟甲会是个什么样,而弄到最后却是拉断了它们的头。“你的女儿?”我听到妈妈在说,“把她带回来?”我确信他是在叫她把我带到那个禁闭处去,在我们的狗巴顿丝咬坏了沙发后他就是那么做的。在那以后,我所记得的就是一片混乱:果冻碗摔落到了地板上,妈妈瞠目瞪着一张照片,凯文抓过去哈哈笑起来,而后是我看到了这张小小的黑白快照,上面是一个有着一头乱发的瘦小孩子。不知是什么时候,我听到妈妈在叫喊:“奥利弗,别再争辩了,你现在必须离开。”而我则在哭叫着:“可我会听话的。”在那以后不久,我母亲宣告说:“你爹离开我们了。”她也告诉我们她将把父亲的另一个女儿从中国带来住到我们家里。她没有说要把我送到那个禁闭处去,但我依然哭泣着,相信所有这一切之间都有着若隐若现的关系——旋转着被冲下马桶去的无头乌龟、弃我们而去的父亲、另一个很快就要来取代我的女孩儿。甚至在我见到邝之前我就被她吓坏了。等我到了十岁,我知道了是我父亲的肾脏害死了他。妈妈说他生来就有四个而不是通常的两个肾脏,而且这四个肾脏还全是坏的。贝蒂婶婶对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有一套说法。她从来不会没有说法,而且这些说法通常都是来源于像《世界新闻周刊)}这类刊物。她说他原应是一对联体婴儿,但是在子宫里时,我父亲——较强壮的一个——吞食了较弱的另一个,并把额外的两只肾脏也攫为己用。“或许他也有两颗心脏、两个胃,谁知道呢。”贝蒂婶婶作出这样的说明时,《生活》杂志刚好在刊登有关来自俄国的联体婴儿的图片。我也看过同一个故事:两个女孩子,塔莎和莎莎,在臀部处相联。她俩美得令人心碎,真不该是畸形儿。这应该是在六十年代的中期,大约在我学会分数的时候。我记得我还希望我们能把邝和那对联体婴儿交换一下呢,那样我就会有相当于一个整人的两个半体妹妹。我估计那时这地区所有的孩子就都会想成为我们的朋友,希望我们能让他们观看我们跳绳或玩“造房子”的游戏。贝蒂婶婶也涉及了有关邝出生的故事。这故事不是令人心碎,却是使人困恼。在战争期间,她说,我的父亲是桂林的一个大学生。他经常到露天市场去,从一个名叫李晨的年轻女人那儿买活青蛙做菜吃。后来他娶了她;她于1944年生了他们的女儿邝,也就是照片上的那个瘦小孩子。贝蒂婶婶对于这桩婚姻同样也有一套说法。“就一个中国人来说,你爹长得确是相貌堂堂。他受过大学教育,说起英语来就像我和你妈妈一样。那么他为什么要娶一个小农女呢?这是因为他没有办法,那就是原因。”而那时的我已长大到足以懂得没有办法究竟是什么意思了。不管是什么病症,总之,在1948年,我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死于肺部疾病——或许是肺结核。我父亲去了香港以寻找工作,把邝留给他妻子的妹妹李彬彬照料。李彬彬住在一个名叫长鸣的小山村里。当然了,他送钱给她们维持生活——哪个父亲会不这样做呢?可是到了1949年,共产党解放了大陆,我父亲不再可能为他五岁的女儿而回去了。这样一来,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于是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香港,去美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并忘怀了他身后那些悲哀的往事。十一年以后,当他在医院中濒临死亡时,他妻子的亡魂出现在他的床脚,“召回你的女儿,”她警告说,“否则死后就要受到报应!”那就是我父亲在临死前讲的故事——多年以后,贝蒂婶婶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回溯往事,我能够想象出我妈妈在初次听说这件事时势必会有的那种感受。另一个妻子?一个在中国的女儿?可我们是一个现代美国家庭,我们说的是英语;没错,我们是吃中国食物,但也是像每个人一样,吃的是外卖;我们住在德利市一幢具有农场风格的房子里;我父亲为政府的会计署工作;我母亲出席家长一教师协会的会议;在此之前,她还从未听我父亲谈论过中国的迷信呢,他们的行事也和中国的迷信刚好相反:他们做礼拜并买生命保险。在我父亲死后,我母亲仍不断地对大家说他曾是怎样对待她:“就像待中国的皇后一样。”她面对上帝和我父亲的坟墓作了各种各样悲伤欲绝的许诺。按照贝蒂婶婶的说法,我母亲在葬礼上发誓永远也不再结婚了,她发誓要教导我们这些孩子给伊家争光,她发誓要找到我父亲的第一个出生的孩子邝,并把她带到美国来。她仅仅信守了最后一个诺言。我母亲一直因她的慈悲心肠——由季节性的自愿奉献冲动融合组成——而不得安宁。有一年夏天,她成了约克玩赏狗拯救行动的一个收养者,弄得家里至今仍是一股狗尿的臭味儿;有两个圣诞节期间,她在圣安东尼餐厅给无家可归者分发食物;而现在她与一个是她当前男友的人去了夏威夷。她散发过请援书,筹措过慈善资金,也在促进健康组织的委员会服务过。当此期间,她的热情是真诚的,可到了最终,情况总是这样:原有的热情消退下去了,于是她又关注起新的什么事情来。我猜测我母亲是把邝当作了一个她将会作上一年东道主的外国交换学生,一个中国的灰姑娘——她将会自立,而后拥有一种奇妙的美国生活。在邝来临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妈妈带头营造着快乐的气氛,以使我和我的弟弟们能精神振奋地去欢迎一个姐姐进入我们的生活。汤米还太小,除了在妈妈说话时点头外什么也干不了。“又要有一个姐姐了,你们难道不激动吗?”凯文只是耸耸肩,表现出一副讨厌样。只有我像个狂热的新兵一样欢腾雀跃,这原因部分是因为我异常欣喜地得知邝不是来取代我,而是来加入我们家的。虽说我是个孤独的孩子,可我本来还是宁愿要一只新的乌龟甚或是一个玩具娃娃,而不愿有个什么人来争夺我母亲那早已分派开来的注意力,迫使我去与之分享那已是菲薄如纪念品的母爱。在回想这一切时,我当然知道我母亲还是爱我的,但不是那么全心全意。每当我比较她花在别人——甚至是那些丝毫不相识的陌生人——身上的时间量时,我就会感到自己在她喜爱者的行列中是滑得越来越远,而且一路上还东碰西撞,摔得鼻青脸肿。在她的生活中,她总是有着大量的空闲去与男人约会或与她所谓的女朋友共进午餐,但对我,她却是难以信赖的。带我去看电影或游泳池游泳的许诺,轻易地就会被她以各种借口或忘却取消,或比这还糟:说过的事和说的意思会被她偷偷摸摸地改变:“我恨你那样撅嘴板脸的,奥利弗。”她有一次告诉我说,“我并没有保证我与你去游泳,我说的是我想去。”我怎能以我的要求去反驳她的意图呢?我学会了对事情别太认真,并把我的希望贴上封签然后搁到难以企及的高架上。我告诉自己在那些希望里实在是没什么东西的,由此来避免深度失望的伤害。这种伤痛并不比打针时的快速刺痛更糟,然而想起这总会让我再次头疼起来。真不知是怎么回事,作为一个孩子,我怎会知道我本该得到她更多的爱呢?是不是每个人生来就拥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感情储存呢?所以,我当然是不想邝来作我的姐姐的。恰巧相反,这还正是我为什么要在妈妈面前极力显得高兴的原因。这是一种反向逻辑的曲解形式:如果希望永远不会实现,那么就希望你所不想要的东西。妈妈说,一个大姐姐就是较大的一个我,又可爱又漂亮,只是更像中国人,而且能帮我做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于是我想象的就不是一个姐姐,而是另一个我,一个年龄大一点儿的我——手舞足蹈,穿着轻柔合身的衣服,有着令人哀伤可又使人着迷的生活经历,就像是在《梦断城西》——这部片子我五岁时就看过——里饰演女主人公玛利亚的著名女明星纳塔莉·伍德,只不过这个纳塔莉·伍德眉梢是吊起的。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明白我和母亲都是按着那些拿腔捏调地说话的女演员在塑造我们希望的模特儿。有天晚上,母亲在把我塞进被子里之前,问我是不是要做祈祷。我知道做祈祷意味着说一些别人想听的好话,而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就祈求上帝和耶稣能帮助我成为好孩子,接着我又说由于我妈妈一直都在念叨,我希望我的姐姐很快就会到来。当我说“阿门”时,我看到她满脸是泪,但又骄傲地笑着。就在我母亲的眼皮底下,我开始收集给邝的欢迎礼物:我的口蒂婶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的围巾、我在圣诞节收到的香橙花科隆香水儿、腻牙的万圣节糖果,并把这些变质和发着怪味儿、东拼西凑的东西以一副可爱样儿放进妈妈标着“给奥利维亚的大姐姐”的箱子里。我深信由于自己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好孩子,所以妈妈不久就会认识到我们并不需要另一个姐妹。母亲后来告诉我的兄弟们要找到邝是多么的困难。“在那些日子里,”她说,“你不能就这么写上一封信,贴上邮票,而后寄到长鸣去。我不得不闯过成堆的官样文章,填写数十份表格。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打破常规来帮助某个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人。贝蒂婶婶认为我简直是在发疯!她对我说:‘你怎么能去收养一个几乎已经成年,而且不会说一句英语的女孩呢?她将无法分辨对与错或左与右。’”书面工作并不是邝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必须克服的唯一障碍。在我父亲去世两年之后,妈妈嫁给了鲍伯·拉贾尼。凯文现在称之为“在我们母亲与外国移居者的约会史中的一个偶发事件——那只是因为她以为拉贾尼是个墨西哥人而不是意大利人。”妈妈随了鲍伯的姓,从而使得我的兄弟和我的姓名也以拉贾尼结束——当我嫁给了西蒙后,我是很高兴地把它改成了毕晓普。问题在于鲍伯首先就绝不愿邝来,而妈妈一般总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任何人的。在他们离婚以后——那时我正读大学——妈妈告诉了我鲍伯是如何就在结婚之前对她施加压力以取消为邝搞的那些文件。我认为她曾打算这样做并把此事给忘了。但是她是这样告诉我的:“我观察了你的祈祷,你看上去是那样的可爱和忧伤,祈求着上帝:‘请给我送来中国的姐姐吧。’”邝来到这个国家时,我已大约六岁。我们在旧金山机场的海关区域等待着邝。贝蒂婶婶也在那儿。我的母亲是既紧张又兴奋,嘴里不停地唠叨着:“听着,孩子们,她可能会害羞,所以不要跳到她身上去……她会像竹竿一样的皮包骨头,所以我不允许你们任何人嘲笑她……”当海关官员最终护送邝进入我们等待着的大厅时,贝蒂婶婶指着说:“那就是她,我告诉你们那就是她。”妈妈则摇着头。这个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奇怪的上了年纪的夫人,圆胖矮小,完全不像妈妈所刻画的那个饥肠辘辘的流浪儿童,或者像我心目中那个魅力四射的十多岁的姐姐。她穿着一件灰褐色的长袍,宽大的棕色脸孔两边垂着粗大的辫子。邝压根儿就不害羞。她扔下她的包,挥动手臂大声喊叫着:“哈罗!哈罗!”她一边仍在呵呵大笑,一边蹦跳着尖声呼叫,就像我家的一条新狗在我们把它放出汽车房时的举动一样。这个全然陌生者一头倒进妈妈的怀抱,然后是父亲鲍伯的怀里。她抓住凯文和汤米的肩膀而后摇撼着。当看见了我时,她变得安静了,蹲到大厅的地板上,向我伸出了她的两只手臂。我拽拉着母亲的裙子,“那就是我的姐姐吗?”妈妈说:“瞧,她有着和你父亲一样厚厚的黑发。”我仍然还保存着贝蒂婶婶当时拍的照片:头发鬈曲的妈妈身穿一套马海毛服装,脸上闪着一抹古怪的笑容;我们的美籍意大利人、继父鲍伯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凯文和汤米戴着牛仔帽在做鬼脸;邝的手搁在我的肩膀上,咧着嘴笑着;而我则穿着质地轻薄的聚会服装,手指头塞在正哭喊着的嘴里。我在哭泣是因为就在拍照片之前那一片刻,邝给了我一件礼物。那是个草编的小笼子,她从她大衣宽大的袖子里抽拉出来,骄傲地递给了我。我把它凑到眼前,透过草编空隙窥视着里面。我见到的是一个六条腿的怪物:青草般绿色,长着锯齿样的嘴颚,突凸的眼睛,眉毛则是一条鞭子样的东西。我尖声叫了起来,飞快地扔掉了小笼子。回到家,邝把那只关着已经失去了一条腿的蚱蜢的笼子挂在了那间从此开始我与她合用的卧室里。一等夜幕降临,那只蚱蜢就开始唧唧唧地鸣唱起来,声音响亮得就像是警告人们让开路的自行车铃声。从那天开始,我的生活完全变了样。对于妈妈来说,邝是个心灵手巧的保姆,甘心情愿、能干利落且不用花钱。在我母亲离开一个下午去美容厅或与她的女友去逛街之前,她会告诉我去粘着邝:“做个乖乖的小妹妹,给她解释任何她所不懂的东西,好吗?”于是每天放学后,邝就拴在了我身上,我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等到了读一年级的时候,对于大庭广众之下的羞辱和丢脸我已经是熟捻有余了。邝问了那么多笨拙的问题,以至于整个街区的孩子都认为她是来自于火星的人。她会说:“麦当劳是什么?”“泡泡糖是什么?”“这个突眼水手是个什么人?为什么一只眼睛没了?他是强盗吗?”甚至连凯文和汤米都笑了起来。由于有邝的陪伴,我的母亲就能无忧无虑地延续着她与鲍伯的蜜月状态。当我的老师给妈妈打电话,说我在发烧时,是邝邝来到看护员的办公室把我带回家;当我在溜旱冰时摔跤后,是邝给我包扎的手肘;她给我梳辫子,为凯文、汤米和我准备午餐,还试着教我唱中国的儿歌;当我掉了一颗牙齿时,是她来安慰我;我洗澡时更是她来用洗澡布擦拭我的后背。我本是应该对邝感恩戴德的:我总是能够依赖着她,而她最喜欢的也莫过于伴在我身边。但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因为她替代了我母亲的位置而恨着她。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想要摆脱邝的那个日子。那是夏天,在她来后没几个月,邝、汤米以及我正坐在我家前门的草坪上,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时间。凯文的两个朋友偷偷地溜到我们房子的边上,打开了喷淋浇水系统。我的兄弟和我都听到了喷淋浇头的喷吐声和水在管道里涌流的汩汩声,于是我们就在十几只喷头刚要喷洒出水来之前撒腿跑开了。然而邝却只是站在那儿,全身淋得湿漉漉的,一边还在惊奇刹那间居然会有那么多喷泉从地下喷发出来。凯文和他的朋友是哄笑着,我则叫道:“这样不好。”然后凯文的朋友,一个时髦漂亮、所有的小女孩儿都会钟情的二年级学生对我说:“那个傻乎乎的中国佬是你的姐姐吗?嘿,奥利维哑,那是否意味着你也是个傻乎乎的中国佬?”我是如此的气急败坏,以至于叫喊道:“她不是我的姐姐!我恨她!但愿她回中国去!”汤米后来把我所说的这些话告诉了鲍伯爸爸,鲍伯爸爸说:“露易丝,你最好管教一下你的女儿。”我母亲摇摇头,一副悲伤的样子,“奥利维娅,”她说,“我们从来不恨任何人。‘恨’是个可憎的字眼儿,就像伤害别人一样,它也会伤害你。”当然喽,这只是使得我更加恨邝了。最糟糕的事情是与她一起合用我的卧室。在夜间,她喜欢拉开窗帘,让路灯的灯光倾注到我们的房间里。我们并排着躺在两张配对的床上,在这“美丽的美国月亮”——就如她说的——下,邝会叽里咕噜地用中国话闲聊。我假装睡着了,而她则继续在说话;当我醒来时,她会仍然在唠叨。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成为家里唯一一个懂中文者的原因。邝把中文传染给了我。在我睡觉时,我通过自己的毛孔吸收了她的语言。她把她的中国奥秘挤压进了我的大脑,改变了我对世界的思维方式。不久,我甚至做起中国式的噩梦来了。作为交换,邝也从我这儿学到了她的英语——按照我现在的看法,这也许就是她从未能说好英语的原因。我并不是一个热心的教师。有一次——当时我七岁——我还对她玩过一个卑劣的把戏。我们当时正躺在一片漆黑中的床上。“利比—阿,”邝说。然后她用中文问道:“我们今天晚上吃的那美味的梨子,在美国怎么称呼?”“巴弗①。”我说道,然后捂住自己的嘴巴,以免让她听到我的讥笑声。①Barf,美国俚语,恶心、呕吐的意思。她结结巴巴地念叨着这新的字音——“巴—厄—法,巴—厄—法”——然后说道,“哇,如此的美味怎么会有这样难听的名字。我从未吃过那么可口的水果,利比—阿,你真是个幸运的姑娘。要是我的母亲还活着该多好啊。”她可以从任何话题毫不间断地转到她过去生活的悲剧中去,而所有这一切她又都是用我们之间那种秘密的中国语言传递给我的。另一次,我把情人节贺卡倒在我的床上挑拣着。她先在一旁观看,然后走过来,捡起一张卡片,问:“这是个什么形状?”“这是颗心。它意味着爱。看,所有的卡片都有心。我必须给我们班里的每个男孩子一张卡片。但那并不真的意味着我爱所有的人。”她回到自己的床上躺了下来。“利比—阿,”她说,“要是我的母亲没有死于心脏病该多好呵。”我叹着气,但没有朝她看。重复了一次后,她沉默了几分钟,接着又说,“你知道什么是心脏病吗?”“是什么?”“它使你的身体热乎起来,贴近你的家庭,然后把稻草屋顶吹掉,带你离开了。”“哦”“你知道,她不是死于肺病,不是诸如此类的病。”然后邝告诉我父亲是如何因美梦连篇而无法自拔。他不能不去向往财富和一种轻松悠闲的生活,于是弄得丢魂失魄,从他们的生活中飘逝出去,并且慢慢地忘却了他所留下的妻子与婴儿。“我这倒不是在说我们的父亲是个坏男人,”邝嗓子嘶哑地低语着,“不是那么回事,不过他的忠诚心确实不强。利比—阿,你知道什么是忠诚吗?”“是什么?”“就像这:如果你要求某人割掉他的一只手来救你不至于与屋顶一起被大风刮飞,他能立即割掉双手以显示他非常非常乐意这样做。”“哦喔。”“但是我们的父亲没有这样做,在我的母亲即将生另一个孩子时,他离开了我们。我不是在说谎,利比—阿,这是事实。当这一切发生时,我按中国的年龄计算法来算是四岁。我永远也无法忘记当时我靠着我母亲躺着,搓揉她膨胀的肚子的情景。她的肚子就像个西瓜,有这么大。”她尽可能远地伸出她的手臂,“然后她肚子里所有的水都喷涌出来,就像从她眼睛里涌出的眼泪一样,她是那么的悲伤。”邝的手臂突然垂落到她身体的两侧,“她肚子里的那个可怜而饥饿的婴儿在我母亲的心脏上吃出了一个洞,于是她们两个都死了。”我确信邝的这些话里有些是用了比喻的说法。但是作为一个孩子,我还是把邝谈到的所有东西都看成了毫不夸张的事实:剁下的双手从一间没有屋顶的房子里飞出来;我的父亲漂浮在中国海上;那个小婴儿吮吸着他母亲的心脏。这意象变成了幻影。我就像个在观看恐怖影片的孩子一样,用手掌蒙住眼睛,通过掌间的缝隙焦急地凝视着。我是邝的心甘情愿的俘虏,而她则是我的保护者。在结束她的故事时,邝总是说:“你是唯一的一个知情者。别告诉任何人。绝不,答应我,利比—阿?”而我则总是摇摇头,接着又点点头,由于害怕和拥有一种特权而被迫对她忠诚不贰。有一天晚上,我的眼帘早已因瞌睡而沉重如铅了,可她再次开始用中文嘟哝起来,“利比—阿,我必须告诉你某个被禁止传说的秘密。再要我继续恪守秘密真是叫人不堪重负。”我打着哈欠,希望她能领悟这个暗示。“我具有阴眼。”“什么眼啊?”“真的,我有阴眼,我能够看到阴间的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好吧,我来告诉你。但是首先你得答应我决不告诉任何人,绝不,答应我,啊?”“好吧,我答应你。”“阴间的人,就是那些早已死掉的人。”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什么?你能看见死人?……你说的是鬼?”“别告诉任何人,绝不,答应我,利比—阿?”我屏住了呼吸,“这儿现在有鬼吗?”我悄声说。“哦是的,很多。很多很多我的好朋友。”我猛地用被子蒙住自己的头,“叫他们走开。”我恳求道。“别害怕,利比—阿。伸出头来吧,他们也是你的朋友。哦,你看,现在他们正在嘲笑你居然吓成了这副样子。”我开始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邝叹了口气,以失望的口吻说道:“好吧,别再哭了,他们走了。”关于那些鬼魂的事就是这样开始的,当我最终从被子下面探出头来时,我看到邝笔直地坐着,全身洒满她那美国月亮的人造光芒,两眼注视着窗外,仿佛在观看她的来访者退回到黑夜中去。第二天早晨,我跑到母亲那儿,做了我曾许诺绝不会去做的事:我把有关邝具有阴眼的事告诉了她。由于现在已长大成人,我意识到了邝去精神病院并不是我的过错。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她自己招来的。那时的我毕竟只是个七岁大的小孩。我被吓得六神无主,不得不去告诉我母亲邝所说的一切。我觉得妈妈会要她停止这种胡说八道,但也仅此而已。可接着鲍伯爸爸发现了有关邝的鬼魂之事,并且勃然大怒。妈妈建议带她去老圣玛利亚教堂与牧师谈一下,但是鲍伯爸爸说不行,光忏悔还不够。他竟至于把邝送进了玛利亚援助中心的精神病院。当我在随后的那个星期里去探访她时,邝悄声对我说:“利比—阿,我有些秘密,别去告诉任何人,啊?”随后她转而用中文说,“当那些医生和护士问我问题时,我对待他们就像对待美国鬼魂一样——我看不到他们,听不到他们,也不和他们说话。不久他们就会知道他们无法改变我,那样他们就必须放我走了。”我至今还记得她视物的样子,那就像皇宫门口的狗石雕一样。不幸的是,她对待医生的中国式沉默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医生们认为邝已患了紧张症。事情是因为他们那时还处在六十年代早期,医生们把邝的中国鬼魂诊断为严重的神经不正常,并给予她以电击治疗。治了一次,她说话了;治了两次,她哭喊起来,然后是接二连三的治疗。直至今日,我想起此事还觳觫不已。第二次我在医院里看到她,她又对我吐露了秘密:“所有那些电玩意儿松弛了我的舌头,所以我再也无法保持像一条鱼那样的沉默了。我变成了一只乡下的鸭子,嘎嘎嘎地叫喊着,为阴间世界吹擂。随后四个恶鬼咆哮起来,‘你怎能说出我们的秘密?’他们给了我一个阴阳头——强迫我扯掉自己半边的头发。那就是护士剃掉我所有头发的原因。在我的半边脑袋变得像个西瓜一样光秃秃,另半边的头发像个椰子果之前,我无法停下来不去拔我的头发。那些鬼魂把我标识成双面人:一张脸是忠诚者的脸,一张脸是叛徒的脸。但是我不是个叛徒!看着我,利比—阿,我的脸显得忠诚吗?你看到的是什么?”我所看到的情景使我害怕得几乎都无法动弹。她看上去仿佛是被人用手推的草坪刈割机剃了个平头,其糟糕之状就如同看到一只在大街上被车辆碾压过的动物,令人疑惑它曾经是只什么东西,不同的是我知道邝过去的头发是怎么样的。以前,邝的头发飘拂过腰;以前,我的手指倘祥在她那黑缎子般的发波中;以前,我会抓住她又长又密的头发,拽着它,就像拽着一头驴子的缰绳似地喊着:“快跑,邝,像驴那样叫!”她拿过我的手,在她那砂纸似的头皮上搓擦着,一边轻声低语着她在中国的朋友和敌人。她没完没了地说着,仿佛电击治疗破坏了她上下颚的咬合肌,使她无法停止下来。我被吓坏了,惟恐会传染上她这样谈话的疯病。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邝从未为所发生的事儿责怪我。我确信她知道是我给她带来了这种麻烦。当她从玛利亚援助中心回家后,她把她的塑料身份手镯作为礼物给了我。她谈起主日学校的孩子们来到医院颂唱《沉寂的夜晚》,当一个老人大声喊着“闭嘴”时,他们如何尖叫起来。她告诉我那儿有些病人被鬼魂缠绕着,这些鬼魂不像她所熟悉的阴间好人,这真是遗憾。但她甚至连一次也未说过:“利比—阿,为什么你把我的秘密说了出去?”然而使我记住这事的方式就是一直以来我对此事的感觉:我背叛了她,而这正是使她头脑不清楚的原因。我相信电击治疗也是我的过错,电击把她所有的鬼魂都给放了出来。那还是在三十余年以前的事,邝一直在哀伤:“我的头发是那样的黑亮,就像瀑布那样光洁,像游动的鳗鱼那样凉滑。现在你看看,所有那些电击治疗,就像把我持续地扔在贫瘠之家,过久地留在廉价品中。我头发所有那丰富的色泽——被耗竭尽了;所有的柔滑——皱曲起来了。我的头发现在只是些硬邦邦的铁丝儿,往我的大脑里透传着信息:不要再谈论阴间的事!他们对我这样做,哈,可我仍然没有改变。明白吗?我依然很强大。”邝是对的。她的头发重新长出来时,显得短而硬,坚韧得就像英国小猎狗毛似的。当她梳发时,所有的发丝都会因强烈的静电而噼啪噼啪地直竖起来,就像电灯泡的灯丝烧毁时一样地噗噗响着。邝解释说:“所有那些医生硬搞进我大脑的电,现在在我的身体内就像马顺着跑道绕圈一样地奔流着。”她声称这就是她现在站在电视机三英尺之内就会使其嘶嘶作响的原因。她没有使用她的丈夫乔治给她的随身听;她不得不把收音机靠着她的大腿放置以便接地,否则的话,不管她调到什么电台,她所听到的都是“可怕的音乐:嘣啪啪,嘣啪啪”。她什么手表都不能戴。她曾收到过一只作为乒乓球赛奖品的电子表,在戴上这只表以后,表上的数字就开始像赌场里的吃角子老虎机一样飞快地变化起来。两个小时以后,她的表不动了。“我得到了副好牌,”她向我们说,“八八八八八,幸运的数字,但确是只坏表。”邝虽然没有受过技术训练,但她能在瞬息之间精确地指出一个电路中的出错之处,不管它是墙上的插座还是照相机的闪光灯。她曾这样检测过我的某些设备。要知道我是个专业摄影师,而她几乎都还操作不了傻瓜照相机呢,可是她却能够找出摄影机或电缆或电池组坏了的特等部分;后来,当我为拍摄萨克拉门托州的卡尔普里丝云的骚乱场面而把摄影器械船运到那儿去时,我发现她说得完全正确。我也看到过她就是把手指压在一只没电的无绳电话后背的充电接触点上,居然使电话短暂地接通了。她无法解释任何这种现象,我也一样不能解释。我所能说的只是:我亲眼见过她做这些事。我觉得她的能力中最为神秘的一定是对病症的诊断。当她与陌生人握手时,不管他们是否曾经历过骨折,甚至是许多年以前就痊愈了的,她都能说得出来。她能在一瞬间就了解一个人是否患了关节炎、腱鞘炎、滑囊炎、坐骨神经痛——她对于肌肉与骨骼这些东西确实很在行——这些她称之为“烧骨”、“烫臂”、“酸关节”、“罗圈腿”的疾病。她说所有这些病都是由于同时吃热的和冷的东酉、扳指细数失意之事、过于频繁地因悔恨而摇头、或者把焦虑贮存在你的嘴颚和拳头之间而引起的。她不能当场就治好任何人,因为她并没有活动的卢尔德神龛①,但是许多人说她具有触之病愈的功能。在她工作的位于卡斯特罗社区的斯潘塞药店,她的顾客就是这样的一些人。这些来配药的人中,大部分都是同性恋男子——她称之为“单身汉”。因为她在那儿已经工作了二十几年,所以她看到过某些长期顾客患上艾滋病并发作。当他们进来时,她会给予他们的肩膀一阵快速的按摩,与此同时又给予他们医学上的告诫:“你仍然在喝啤酒,吃辛辣的食物?一齐吃,在同一时间?哇!我告诉你什么啦?真是的!真是的!这样做你怎么会好呢?”——仿佛他们是被人数落、宠坏了的小孩子。一些她的顾客,即使他们能得到免费的家送,也每天都来。我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当她把手放在你的伤痛之处时,你会觉得有一种刺痛感,仿佛有成干上百的小精灵在上窜下跳,然后就像是一股热水在你的血脉里涌流。你并没有被治愈,但是却感到焦虑消散了,情绪平静下来了,就像飘浮在一片风平浪静的海面上。①卢尔德是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城市,因有会产生奇迹般治疗效果的罗马天主教神龛而闻名。邝有一次告诉我,“在他们死后,这些阴间的单身汉仍然来探访我。他们叫我邝医生,当然喽,是开玩笑。”接着她会羞怯地再用英语说:“或许也是表示尊敬。你认为呢,利比—阿?”她总是那样问我:“你认为呢?”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谈论邝的超常能力。那将会使人们去关注我们早已知道的有关邝的古怪——即使按中国标准、按旧金山的标准来说也是如此。她所说的许多东西和所做的许多事将会唤起大部分不赞成精神抑制药或者住在信徒农场的人对她的信奉。但是我已不再认为我的姐姐是在发疯,或者即使她是发疯了,那也是全然无害的,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并不认真地看待她。她没有在人行道上单调地重复吟唱什么,就似那个在市场街尖声大叫“加利福尼亚注定要像一盘蛤肉样滑落到太平洋里去”的家伙一样。而且她也没有融入这个到处在牟取暴利的新世纪,你并不一定仅仅为了倾听她披露你上辈子出了什么差错而付她每小时一百五十美元。她会免费告诉你,甚至你不问也罢。邝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像别人一样,排着队伍,购买廉价商品,数叨在找头上占的便宜:“利比—阿,”她在这天早晨打来的电话里说,“昨天,我买了正出售的对折鞋子,凯威尔牌的。猜猜我少付了多少,你猜猜看。”但邝是古怪的,这一点无法回避。偶尔它使我感到有趣,有时则使我激怒,但更多的是使我心神不定,甚至感到生气——不是对邝,而是对事情从来不会如你所希望的那样感到生气。为什么我会有邝作我的姐姐?为什么她要找上我?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疑惑:如果邝以往更为正常些,在我和她之间的事情又会是怎样的呢。然而,谁将来说什么是正常的呢?也许在另一个国家里,邝倒会被认为是平平常常的呢。也许在中国的某些地方,香港或者台湾,她还会受到尊重呢。也许这世界上还有个地方,那儿人人都有个长着阴眼的姐姐呢。邝现在已接近五十岁,而我则要整整年轻十二岁——不管什么时候有人客气地问起我们俩谁大时她就会骄傲地提起这一点。在别人面前,她喜欢捏着我的面颊提醒我:由于我抽烟以及喝大多的酒和咖啡——她所没有的坏习惯——我的皮肤正在起皱纹。她喜欢的口头禅是“不要上瘾,不必禁绝”。邝既不深沉也不敏锐,任何事情都是里外如一,一目了然的。其结果是没有人会猜测我们是姐妹。凯文有一次开玩笑说,也许那些共产主义者揣测我们美国人认为所有的中国人看起来都差不多,所以给我们送来了错误的人选。听了这以后,我就幻想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会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说:“对不起,外国人,我们搞错了。”在那么多年里,邝从未融入过我们的家庭。我们每年拍的圣诞照片看起来就像那些孩子的拼板游戏,“这张照片出什么毛病啦?”每一年,邝都处于前排的中央,穿着色彩鲜艳的夏季服装,脑袋两边佩着塑料蝴蝶结发夹,傻乎乎地咧嘴笑着,嘴巴咧得都要撕开脸颊了。最终妈妈给她在一家中美餐馆找了个服务员助手的工作,邝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意识到那儿提供的东西据说是中国食物。时间一点也没有使她美国化或者使她显示出她与我们的父亲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人们告诉我,在我父亲的孩子中,不管是容貌还是个性,我倒是最为像他的。“看看,奥利维娅能吃那么多却连一磅体重也没增加,”贝蒂婶婶总是这样说,“就像杰克一样。我母亲有一次说:“奥利维娅不遗余力地分析每一个细节,她具有她父亲的那种会计师的智力,怪不得会成为个摄影师。”这类议论使得我疑惑起来,不知到底有些什么东西通过我父亲的基因遗传给了我。我真的从他那儿继承了我那种阴郁的心境、那种把盐放在水果上的爱好、那种对微生物的憎恶吗?反之,邝则是个精力充沛的小个子,几乎还不到五英尺高,宛如一只瓷器店里的袖珍公牛。与她相关的每一件事都是高声大气和互不协调的。她会用青绿色的裤子来配紫色格子的夹克;她以粗哑的嗓音大声地与人说悄悄话,听起来仿佛得过中耳炎似的,而实际上却从未生过病;她给予健康告诫,推荐中草药,提供怎样修补从破碎的杯子到破裂的婚姻等一切东西的意见。她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中间插些在哪儿可找到廉价货的秘密消息。汤米有一次说,邝信仰言论自由、交往自由、免费洗车和加油。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邝的英语唯一的变化是她说话的速度。与此同时,邝却认为自己的英语棒极了。她经常去纠正她的丈夫,“不是stealed,”她会告诉乔治“是Stolened。”①①在英语中,steal的时态变化形式分别为stole,stolen.故邝无疑是在以错纠错。尽管我们俩有着所有那些显而易见的差别,邝却认为我和她非常相像。在她看来,把我们俩联系在一起的是一根广大无边的中国脐带,这根脐带给了我们相同的遗传特征、个人动机、命运和运气。“我和利比—阿,”她告诉新相识说,“这儿是相同的。”而后她会拍拍我的脑袋,“都出生在猴年。哪个年龄大,你猜猜看?哪个大?”接着她就会把脸颊压在我的脸颊上。我的名字奥利维娅,邝从来没能正确地发音。对于她来说,我始终是利比—阿,不是简简单单的利比,就像西红柿计一样;而是利比—阿,就像穆阿玛·卡达菲的那个国家似的。其结果则是,她的丈夫乔治·刘以及来自他的第一次婚姻的两个儿子,还有这个家庭所有其他人也都叫我利比—阿。“阿”这部分特别惹我生气。在中文里它相当于说“嘿”,如“嘿,利比,到这儿来。”有一次我问邝,如果我向大家介绍她是“嘿,邝”,她会喜欢吗。她拍着我的手臂,笑得都喘不过气来了,而后嗓门嘶哑地说:“我喜欢,我喜欢。”文化上的类同就那么些:永远永远都是利比—阿。我这并不是在说我不喜欢邝。我怎能不爱我自己的姐姐呢。对于我来说,她在很多方面比我的母亲更像一个母亲。但是我却经常为自己不愿亲近她而感到不愉快。我的意思是,当我们的亲近是在说话方式上时。我们主要是通过历史,通过共享同一只壁橱、同一支牙膏、十二年来的每个早晨同样的谷类食物、在这同一个家庭里所有的例行公事和生存习惯来了解对方的一切的。我确实认为邝是可爱的,也是忠诚的,而且还是特别的忠心耿耿。如果有人说我的坏话,她甚至会去撕掉他的耳朵。这可不是无足轻重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不愿进一步亲近她,不像有些觉得她们是最好的朋友的姐妹那样。事实上,我并不像她所做的那样,与她共享一切。她会把她生活中最为隐秘的细枝末节之事也告诉我,像上个星期,她就把她丈夫的事讲给了我听。“利比—阿,”她说,“我发现了一个痣,像我的鼻孔那么大,就在——你们把男人两条腿中间的东西称作什么,在中国我们叫它阴囊,圆圆的,满是皱纹,就像两颗核桃?”“阴囊。”“对,对,在阴囊上发现了很大的痣!现在每天——每一天,都必须检查乔治,他的阴囊,以确定那颗痣没有开始长大。”对于邝来说,在家庭中是没有任何界限的。所有的事都可公开地进行令人讨厌和使人筋疲力尽的剖析——你在假期里花了多少钱啦,你的肤色出了什么岔子啦,为什么你看起来就像注定要遭到厄运的餐馆水槽里的鱼啦。接着她会疑惑我为什么不把她作为我社交生活有规律的一部分。不管怎样她倒是邀请我每星期一次去吃饭,还有去每一个令人厌烦的家庭聚会——上个星期,是为乔治的婶婶举行的聚会,庆贺她在五十年后终于取得了美国公民权,诸如此类的事。邝认为只有出了重大的天灾人祸,我才可免于成行。她会着急地大声问:“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没来?有什么重要的事吗?”“没什么事。”“感到不舒服了?”“没有。”“需要我过来,给你带点桔子吗?我有多余的,价钱不错,一美元六磅。”“真的,我很好。”她就像一只孤苦无依的猫,在我的心头摩挲。我的整个一生中她都是这个样子:给我剥桔子皮儿、买糖果、赞美我的报告单并告诉我是多么的聪明,要比她能做到的更为聪明。然而我没做任何事去让她喜欢我。作为一个孩子,我经常拒绝和她一起玩。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我朝她大喊大叫过,告诉她她妨碍了我。我都记不清自己为了避而不见对她撒了多少次谎。与此同时,她总是把我的情感发作当成有益的劝戒、我无力的借口当成良好的意愿、我毫无生气的慈爱姿态当成忠诚的姐妹之情。而当我再也无法忍受时,我口无遮拦地痛斥她是疯了。在我来得及收回这些尖刻的词语之前,她拍拍我的手臂,微笑着而后大笑起来。她所受到的伤害立刻就自愈了,而我却永远地愧疚于心。在近几个月里,邝变得更为令人讨厌了。通常在我第三次对某件事说“不”后,她就会放弃,现在她的心思仿佛凝定在自动倒带上了。当我没有被她激怒时,我会担心她可能又要发作精神病了。凯文说她可能正在经历更年期,但我能看得出情况比这要复杂。她的魔魇比往常更甚,有关鬼的话题说得越来越频繁了。几乎在每一次与我谈话时,她都要提起中国,提起她是多么地该在一切都未改变和时机太晚之前返回中国。至于是为什么太晚,她也搞不明白。此外还有我的婚姻。她就是不能接受我和西蒙分手的现实。事实上,她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试图破坏我们的离婚。上个星期,我为凯文举行了一个生日晚会,邀请了我正在约会的那个家伙本·阿普菲尔鲍姆。当他告诉邝他作为一个有声音天赋的人在主持电台的商业广告节目时,她说:“啊,利比—阿,还有我,都具有摆脱棘手情势的天赋,也有随心所欲的巨大天赋。没错吧,利比—阿?”她蹙起眉毛,“你的丈夫,西蒙,我认为他是同意我的看法的,啊?”“他即将是我的前夫,”然后我不得不向本解释说,“我们的离婚在从现在起的五个月后,十二月十五日,最终生效。”“也许不会,也许不会。”邝说,接着掐着我的手臂哈哈大笑。她转脸向着本说:“你碰到过西蒙吗?”本摇摇头,开始说道:“奥利维娅和我相遇在——”“喔,非常漂亮,”邝啧啧地说。她圈起手掌围在嘴边吐露说:“西蒙看起来就像奥利维娅的孪生兄弟,半个中国人。”“半个夏威夷人,”我说,“而且我们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你的父母亲干什么工作的?”邝仔细地审视着本穿的开司米夹克。“他们都退休了,住在密苏里。”本说。“Misery①!呵!呵!”她看着我,“这大令人伤心了。”①misery的意思是悲哀、悲伤,读音与密苏里相近。邝是故意以此讹音来胡搅蛮缠。每次邝提起西蒙,我就觉得自己的脑袋要爆炸了,因为我恼怒万分,可又竭力想抑制住自己不尖叫起来。她认为由于是我提出离婚的,所以我可以撤回这个要求。“为什么不能宽恕呢?”在聚会以后她说道,她正在拨弄着一簇兰花中枯萎的花枝。“固执己见加上怒不可遏,对于你是太糟糕了。”在我还来不及开口以前,她又改换方针了:“我觉得你对他仍然有着强烈的感情——呣,呣!非常、非常强的感情。呵——看!——看你的睑,那样红!这股爱的情感是从你的心灵深处涌流出来的,我说得对吗?你说,我对吗?”她说话时我一直在翻动着邮件,在任何有着西蒙·毕晓普名字的信件上涂写“已搬走”。我从未和邝谈论过我和西蒙为什么会分手的原因,她不会理解的,那是太复杂了。没有一件事或者一次打架可以让我用手指着说:“那就是理由。”我们的破裂是众多事情的结果:一个错误的开始,不适当的时机抉择,年复一年、就像亲昵行为一样的思维习惯和沉默。在一起度过十七年,而我最终意识到自己对生活的需要更多时,西蒙对生活的需要看来却更少了。没错,我是爱他的——过多的爱;而他也是爱我的,只是不够。我仅仅需要有一个认为我在他的生活中是头号重要的人,我再也不愿意接受情感的碎屑了。但是邝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她不知道别人怎么能伤害你到无法补救的地步。她相信那些说对不起的人,属于那种天真、轻信的类型——相信电视广告上所说的每句话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瞧瞧她的屋子就行了:各种各样的小器具堆得到处都是——瑞士军用小刀、切片机和切块机、榨汁机和法式煎炸机,你说出品名,她就买来,因为“只限于1995年,现在定货,送货至午夜。”“利比—阿,”邝今天在电话里说,“我有些事情必须告诉你,非常重要的消息。今天早晨,我与老鲁谈过了,我们决定:你和西蒙不要离婚。”“真不错,”我说,“你们决定了。”我正在结算我的支票簿,一边加加减减,一边假装在听着。“我和老鲁。你记得他的。”“是乔治的堂兄。”邝的丈夫似乎与旧金山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着亲属关系。“不是一不是!老鲁不是堂兄。你怎能忘了?关于他我早已告诉你很多次了。老年人,秃脑袋,壮胳臂,壮腿,火爆脾气。有一次放纵脾气,也失去了脑袋,砍掉了。老鲁说——”“等一下,是某个没有脑袋的人现在在教我该怎么处置我的婚姻吗?”“嘿!脑袋一百多年以前就给砍掉了。现在看起来很好,没有问题。老鲁认为你、我、西蒙,我们三个去中国,一切就会好的。好吗,利比—阿?”我叹了口气,“邝,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来谈论这件事。我手上的事情正做了一半。”“老鲁说不能就只结算支票簿,看看你还留下了多少,也必须结算一下生活。”邝究竟怎么会知道我正在结算我的支票簿的呢?邝和我之间一直就是那样一种情形:一旦我不把她当回事,她就扔过来一个有力的反驳,吓得我魂不附体,使我再次成为她的俘虏。有她在周围,我永远不会拥有我自己的生活,她总会让我对她不敢稍有疏忽。为什么我会一直是她珍爱的小妹妹?为什么她会感到我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最最重要者!为什么她要一次又一次地说,即使我们不是姐妹,她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利比—阿,”她告诉我说,“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不!我想喊叫,我什么也没干,也不会再说了。因为每一次她介入我的生活,她就把我所有的忤逆都转变成需要再补偿的爱意。我们都知道:她一直对我忠心耿耿,而终有一天我也不得不对她那样。但是即使我剁掉双手,也无济于事。就像邝早已说过的,她永远也不会放弃我。某一天,狂风将怒号起来,她会抓紧一簇稻草屋顶,准备飞到阴界去。“走吧!快点来!”她会压过暴风雨的呼啸悄声对我说,“但是别告诉任何人。答应我,利比—阿。”

乔治和维杰刚从他们去长鸣的蜜月旅行回来。他们声称我不会认识那地方了,“到处是旅游者的陷阱!”乔治说,“整个村子现在都富裕起来了,靠出售塑料做的海洋生物,能在黑暗中发光。那就是那个湖泊如此明亮的原因;有古代的鱼类和植物生活在深水里。但是现在是一点都没有了。有大多的人许下愿,然后把幸运分币扔进湖里。而所有这些海洋生物呢?中了毒,肚子朝天地死了。所以村里的头儿们就在水下安装了灯具,绿色的和黄色的,非常漂亮。我亲眼看到过,不错的景观。”我认为乔治和维杰选择去长鸣是把它作为对邝的一种道歉。为了结婚,乔治不得不使邝在法律上被宣称死亡。对此我仍然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那婚姻,我心底思忖,是邝一直在打算的。她准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知道自己不会回来了,她也永远不会让乔治在其一生中没有足够的吃的东西。我觉得她准会大笑着说:“维杰不太会烧菜真是太糟了。”几乎有两年的时间,我一直在想着邝:为什么她会进入我的生活、为什么她会离去,她所说的有关将要降临的命运的话有哪些,她的意思本可能是什么。我知道两年是一段够长的时间,足以把对已经发生之事的记忆与本该发生之事的记忆融成一片了。那也不错,因为我现在相信真理并不存在于逻辑中,而是存在于希望中——包括过去的和未来的。我相信希望能够使你惊奇,希望能够从不利的条件中、从各种各样的矛盾中、以及肯定能从任何怀疑主义的依赖于经过事实验证的理论中幸存下来。我又怎能解释为什么我有了一个十四个月的女婴呢?就像任何人一样,当我去看医生,而他告诉我已有三个月身孕时,我简直惊呆了。在西蒙和我于那张婚床上做爱九个月以后,也是在邝失踪九个月以后,我生了这个孩子。我确信会有些人怀疑孩子的父亲是某个短暂的约会者,是由于我不小心,是意外的怀孕。但是西蒙和我都知道:那孩子是我们的。当然,是有着合理的解释的。我们去看了那个生育专家,他作了更多的化验。哈,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早先的化验是错误的。化验室必定是犯了个错误,把曲线换倒了。因为不会生育,医生说,不是一种可逆转的状况。西蒙,他宣称说,事实上并非不能生育。我问医生:“那么你怎么解释为什么我以前从未怀孕呢?”“你们也许试得太辛苦了,”他说,“瞧瞧有多少妇女在收养孩子后却怀孕了。”所有我知道的正是我想相信的。我得到了一件来自邝的礼物:一个胖胖的脸蛋上有两个小酒窝的女娃娃。哦不,我没有给她取名叫邝或者内利。我还没有那样病态似的感情用事。我叫她萨曼莎,有时叫萨米。萨曼莎·李。她和我都取了邝的姓。为什么不呢?如果没有一种把过去的某个人与未来联系在一起的要求,又何来什么家族的姓氏呢?萨米叫我“妈妈”。她最喜欢的玩具是“爸”——邝给我作结婚礼物的那个音乐盒。萨米的另一个词是“大”,那是她对西蒙的称呼。“大”就是“爹地”,虽说西蒙一直都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仍然搞出了很多东西,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值得的,怎么样在一起呆八个小时以上而没有就应该听哪个电台争论不休。到了星期五,他就过来过周末。我们——西蒙和我、萨米和布巴——舒适地偎依在床上。我们仍然在实习成为一个家庭,我们对呆在一起的每一刻都满心感激。那些小小的争辩、吹毛求疵仍然会突然冒出来,但是我们俩都很容易记起它们是如何的微不足道,记起它们是如何地使心畏缩回去并使生活变得局促。“我觉得邝是企图向我显示这世界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灵魂的广袤。那灵魂不是别的,就是爱,无限的、无尽的爱,其中所有的一切都在使我们趋向于了解什么是真实的。我曾经以为爱就是巨大的喜悦,但我现在知道它也是担心和悲伤、希望和信任。相信鬼魂一那就是相信爱永远不死。如果我们爱的人死了,那么对于我们的普通感官来说,他们是消失了。如果我们还记着他们,那么在任何时候,用上自己的上百种隐秘感官我们就能够找到他们。“这是个秘密,”我仍然能够听到邝的悄声耳语,“别告诉任何人。答应我,利比—阿。”我听到我的娃娃在叫我。她咯咯地笑着,将手往壁炉伸去,我不知道她在指什么。她继续伸着手,“是什么,萨米?你看到了什么?”我的心跳加快了,我感觉到可能是邝。“爸,”萨米哈里咕噜地叫着,她的手仍然伸出在那儿。现在我看出她想要什么了。我走到壁炉架边,取下了那个音乐盒。我转紧发条,把孩子抱在怀里,然后我们跳起舞来,从悲伤里渗出了快乐。

西蒙和我从未去换掉那架廉价玻璃枝形吊灯。当我们一开始搬进来时,我们发现这灯很令人生厌,是对高尚情趣的一种显眼的侮慢。随后,这个装置变成了个笑话,很快它就只是我们都认可的一种光源了。没人会注意到它,除非其中的一只灯泡熄了。我们甚至从一个慈善组织买了一打电灯泡——每只六十瓦,保证能够亮上五万个小时,这对于需要灯光的门厅来说,可谓是永恒了——试图让自己能摆脱这个纪念品。但后来,六分之五的灯泡在当年就都熄灭了。我们绝没有再费心去搬来梯子换一下灯泡。由于只有一只灯亮着,这枝形吊灯实际上已无法看到。一天晚上——这是距现在大约六个月之前的事了——那最后一只灯泡轻轻地“噗”了一声,就把我们撇在了一片黑暗之中。西蒙和我正准备上我们通常去的附近的餐馆吃工作后的晚餐。“明天我要去买些货真价实的灯泡。”西蒙说。“为什么不买只新的灯呢?”“干什么?这只灯并不坏呀。来,走吧,我饿了。”当我们向餐馆走去时,我很纳闷地思索着他所说的话,或更确切一点,他说话的语气——仿佛他已不再关心我们共同的生活。现在我们只是俗气的一对了。餐馆里只有一半人,正播放着催眠似的轻柔的背景音乐——白噪声,根本没有人真的会去听的那种音乐。在扫视着那份我已背得出来的菜单时,我注意到一对坐在我们横对面的五十几岁的夫妇。那女人一脸温怒的神色,那男人则似乎是不胜其烦的样子。我稍微多观察了他们一会儿。他们咀嚼食物,往面包上抹黄油,喝水,但是绝不让视线接触,也从未说过一个字眼儿。他们看上去不像有过争吵,只是在听天由命地行事,与什么幸福和不适已毫无关碍。西蒙在研究葡萄酒品牌:我们是不是叫一瓶家常白葡萄酒之外的什么酒?“这次你想喝瓶红葡萄酒吗?”我说。他没有抬起头来,“红葡萄酒都是那种鞣酸,我可不想在早晨两点钟就睡不着。”“那好,让我们搞个别的什么酒吧。或许来瓶香摈吧。”他把酒单递给我:“我正准备点夏布利酒,可你领先了。”当注视着酒单时,我开始恐慌起来。突然之间,我们生活的一切似乎都可一一推想出来,然而又都是毫无意义的。它就像是把所有的拼板游戏块都挪移到位,结果却发现那只是一种复制的过时的艺术,巨大的努力导致了琐屑的失望。在某些方面,我们确实是相配的——性生活上,智力上,职业上都是如此。但是我们与一般人并无不同之处,不像那些真正地互相属于对方的人。我们是同伴,不是灵魂的配偶,是两个单独的人偶然在一起共享一张菜单和一种生活。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大于我们两人相加之和,我们的爱情并非命中注定,它只是一次悲剧性的偶然事件和一个笨拙的鬼魂把戏的结果。那就是为什么他对我没有很大激情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一架廉价的枝形吊灯就符合了我们生活要求的原因。当我们回家后,西蒙啪地扑到床上,“你沉默得有点儿异乎寻常呵,”他说,“有什么不对头吗?”“没有,”我撒谎道,然后又说:“哦,我也不知道,弄不清楚。”我坐在我睡的这边床上,开始浏览着一份商品目录,同时等着他再次发问。西蒙现在正用电视遥控器每隔五秒钟转换一个电视频道:一个关于被绑架的女孩的新闻片段;一个西班牙的电视情节剧;一个肌肉发达的男人在兜售体育锻炼器械;当一个个电视镜头掠过我的眼帘时,我努力地想把自己的情绪纳入西蒙能够理解的首尾一致的逻辑里,但是一直压抑着的什么东西却杂乱无章地袭上心来,使得我连喉咙都疼痛起来。存在的事实是:我们无法讨论西蒙的不能生育问题——这倒不是说我想在我们生命的这个时刻生育孩子;这幢房子里的那种怪异的声音,我们又是怎样地假装它们并无异常;而艾尔萨,虽然不能谈论她,可是她却无处不在:在我们对邝的阴间谈话所说谎言的记忆中、在西蒙播放的那该死的音乐中。如果再不对自己的生活作激烈的变动,我都要窒息了。与此同时,西蒙仍然在从一个频道跳到另一个频道。“你知道那是多让人激怒吗?”我简短地说。西蒙关掉了电视机,滚过身来面对着我,再用一只手臂撑起身子,“有什么不对头吗?”他一脸温柔的关心模样。我的胃揪紧了,“我只是有时觉得疑惑:这就是所有的一切吗?这就是我们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里将要过的生活吗?”“你这话什么意思:这所有的一切?”“你知道的,住在这幢发着恶臭的房子里,忍受着那些噪声、那架俗气的校形吊灯。一切都是停滞的:上同样的餐馆,谈论同样的事情。一再重复的都是同样的屁事屁话。”他看上去显得迷惑不解。“我想喜爱我们作为伴侣所做的事,我想要我们更亲密些。”“可事实上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一起呀。”“我不是在谈论工作!’哦感到自己就像个小孩子,又饿又热,又痒又倦,为自己无法说出真正想说的话而感到气馁。“我是在谈论我们,什么是重要的。我感到我们像死水一潭而且边缘到处在长出霉斑。”“我的感觉可不是那样。”“别否认了,我们下一年在一起的生活不会比今天有所改善只会更糟。看看我们吧,除了做同样的工作,观看同样的电影,睡在同一张床上,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是共享的呢?”“算啦,你只是心情沮丧罢了。”“当然我是沮丧了!因为我能够看到我们的未来。我不想变得像那些我们今天晚上在餐馆里看到的人们——盯着他们的意大利面食,除了‘这扁面条怎么样?’外,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可说的。事实上,我们从不谈话,真的不谈。”“我们今天晚上就在谈话。”“是的,没错:那个新顾客如何是个新纳粹啦,我们如何应该在SEP账户上多存些钱啦,那个合作公寓的董事会想要提高每月的分期交款啦。那不是真正的谈话!那不是真正的生活,那不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东西。”西蒙开玩笑地抚摩着我的膝盖,“你是在告诉我你正经历着中年危机吧?人们只是在七十年代才会有这种危机。除此之外,今天还有好戏呢。”我拂开他的手,“不要那么堕落。”他缩回手,“得了,我是在开玩笑。”“那为什么你总是要对重要的事开玩笑呢?”“嘿,你并不是唯一这样的人,我也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困惑。你知道吗,有多久了我不得不去做那些真正要紧的事。”“是吗?比如哪些呢?”我嘲笑说,“什么对你是要紧的事呢?”他停顿了一下,我想象着他将要说的些什么:事业、房子、拥有足够的钱以早日退休。“说啊,都告诉我。”“写作。”他最后说。“你已经在写了。”“我不是说我现在在写的东西。你真的以为那就是我所关心的一切吗——写那些关于胆固醇和从松弛的大腿里吸出脂肪的小册子?让我休息一下吧。”“那么是什么呢?”“故事。”他看着我,等着我的反应。“什么样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当场敲定这一点的。“关于这儿的人们,或者在别的国家——马达加斯加或密克罗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一个从未有旅游者涉足过的岛屿——里的人们的真实生活的故事。”“游记?”“散文,小说,我能够写的不管什么东西:有关我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我所厕身之地、我所有的问题等等,很难解释清楚。”他起身从我手上拿走那本商品目录,我抓了回来,“别动它。”我们又处在相互戒备的状态之中。“好的,就呆在你那该死的臭狗屎中吧!”他叫喊着,“这样看来我们是不完美喽,我们犯了错误,我们谈话谈得不够。可是那就使我们悲惨地失败了吗?我说的是,我们并没有无家可归或者病病歪歪或者干的是粗笨活儿。”“什么,难道我该高高兴兴地想着:‘哎呀,别的人过的日子要比我更糟’吗?你以为我是谁——一味乐观的傻女人吗?”“放屁!你到底想要什么?”他怒气冲冲地说,“到底是什么有可能使你开心?”我感到被钉在了欲望之井的底部。我绝望地想喊出我所要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只知道那不是什么。西蒙躺回到枕头上,他的手交叉着搁在他的胸脯上,“生活始终是一个操蛋的大许诺。”他说道,话音听起来就像个陌生人。“不管你多么的精明,你工作得多么努力,你这人是多么的尽善尽美,你并不总是能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那是个神话,我们全都只能接受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他发出一声讥讽的笑声。在这之后,我愤怒地说出了我一直害怕说的话:“是呵,没错,我就讨厌接受自己作为艾尔萨的可惜的替代者。”西蒙坐起身来,“见鬼的这与艾尔萨有什么关系?”他问道。“什么也没有。”我是既愚蠢又孩子气,但是我已无法停止下来。过了紧张的几分钟后我才继续说下去,“为什么你始终要播放那张该死的CD碟片,而且和每一个人说她是你的女朋友呢?”西蒙注视着天花板,刺耳地叹了口气——一个他正准备放弃的信号,“还有什么要继续说的吗?”“我只是想要我们,你知道,过一种较好的生活。”我结巴起来,“两人一起。”我无法正视他的眼睛。“我想让你离不开我,我也要自己离不开你……我要我们俩一起梦想。”“是吗,什么样的梦想?”他迟疑地说。“那就是关键之所在了——我不知道!那就是我想要我们谈论的对象。我们已经有那么长的时间没有一起梦想,甚至都已不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了。”我们不再说话。我假装在阅读自己的杂志;西蒙去了浴室。等他回来后,他坐在床上,伸出手揽着我。我憎恨自己哭了起来,但是却无法停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继续在抽噎。他用一张纸巾轻轻拍着我的眼睛,擦着我的鼻子,然后把我顺倒在床上。“一切都好了,”他安慰说,“你会看到,明天,一切都会好的。”但是他的温柔却使得我更加沮丧。他把我拥在他怀里,我试图阻住我的抽泣,以装作平静下来了,因为我不知道还该做什么。接着西蒙做了在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时他老做的事——他开始做爱。我抚摩着他的头发,让他以为这也是我所需要的。但是我心里却是在想:难道他不担心将会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吗?为什么他会不担心呢?我们注定没有好结局,那只是个时间问题。第二天早晨,西蒙使我吃了一惊。他把我的咖啡带到床上,然后兴高采烈地宣布说:“昨天晚上我一直在思考你所说的话——也就是拥有共同的梦想。好吧,我有个计划。”西蒙的主意是拟出一个愿望的单子——一件我们可以一起做的事,同时这事也能够容许我们确定他所谓的我们生活的创造性参数。我们坦率地、激动地谈论起来,一致同意那梦想应该带有冒险性,但又要富于趣味;应该包括奇异的旅游、美味的食物,而最重要的是应该包括有创造某种能获得情感满足的东西的机会。我们没有提起浪漫,“那涉及的是梦想的部分,”他说,“现在我们必须筹划出的是怎么样付诸实施。”在我们三个小时的讨论要结束时,我们已经构想出一个计划:我们要给五六本旅游和饮食杂志发信,我们将提议写一个配以照片的有关中国乡村烹饪的故事,这还将涉及为未来的食物和民俗文章——也可能是一本书、一次演讲旅行甚或可能是一部有线电视系列剧——作样本的宴会。这是数年来我和酉蒙间最融洽的谈话,但我仍然觉得他并没有完全懂得我的担忧和沮丧,虽说他已经尽其可能作出了反应。我需要梦想,而他却拟了计划。当我思索着这一点时,我自问:难道那还不足以带给我们希望吗?我意识到我们的计划哪怕要实现一丁点儿也只有微乎其微的机会,但是一旦那些信件寄了出去,我的感觉又好了起来,宛如我把自己旧的生活拽到了美好意愿的方向上,以后降临的不管是什么都要比现在强。在西蒙和我作了如此亲密交谈的几天以后,我的母亲打电话来,提醒我那天晚上带照相机到邝的家里去。我查看了一下日历,扯淡,我已经完全忘了我们是计划去参加邝的生日晚会的。我急匆匆地跑到楼上的卧室里,西蒙正在那儿观看超级滚木球赛集锦,他那瘦削的身体横卧在电视机前的地毯上,布巴躺在他身旁,嘴里在咬一只会唧唧叫的玩具。“我们必须在一个小时内赶到郊的家,今天是她的生日。”西蒙嘴里哼哼着,布巴则跳起来坐在那儿,前爪划来划去,呜着要我们松开它的系带。“不行,布巴,你必须留在家里。”它颓然倒回地板,脑袋趴到肖爪上,用悲哀的目光注视着我。“我们只在那呆上够礼节的一会儿时间,”我主动说,“然后早早地就溜出来。”“哦,是吗,”西蒙说,眼睛仍然盯在电视屏幕上,“你了解邝是怎么样的,她绝不会让我们能早些离开。”“好了,我们必须去,这是她的五十岁生日。”我扫视了一下书架,想找到什么可以作为生日礼物的东西。一本艺书籍?不行,我暗自决定,们不会欣赏的,她缺乏美感。我看了一下我的珠宝盒,这串我几乎没戴过的银绿宝石项链怎么样?不成,那是我的弟媳妇送给我的,而她也将出席这个聚会。我下楼来到我的办公室,在那儿我发现了目标:一只仿龟甲盒子,比卡片盒稍大,拿来配们的那些矫揉造作的旧货可谓完美无缺。我是在两。月前的圣诞购物时买下这个盒子的。那时,这个盒子像是一个适合于各种目的的礼物,小巧结实,可以塞在我的手包里,正好可用’这类情况:万一某人,比如说一个顾客,送我一件圣诞礼物以给我一个惊喜。但是这年没有人这样做。我来到西蒙的工作室,在他的桌子上到处搜寻包装纸和包装彩带。在桌子左边最下面的抽屉里,我从塞在抽屉后部的东西中发现了一张放错了地方的软盘。我正准备把它归类到西蒙的贮藏盒子里去时,注意到了他写在标签上的索引名字:“小说。始于2/2/90。”这样看来,他毕竟是在尝试着写些对他来说是重要的文字,而且有很长时间一直在这方面花费心血。我感到受了伤害:他并没与我分享他的这一秘密。在这一点上,我本应该尊重西蒙的隐私并把这软盘放开,但是我怎么能够不看呢?这里面有他的心、他的灵魂,有对他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我用颤抖的手打开计算机,插进软盘,输入文件名。蓝色的背景上闪过了满屏的文字,然后是第一个句子:从她六岁时开始,伊利斯已能只听一遍歌曲,就凭记忆把这首歌再演奏出来,这种记忆力是她从她已去世的祖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我翻过第一页,接着是第二页。这是蹩脚的、也是无聊的东西,我不断地对自己前咕。我一页接一页地读过去,狼吞虎咽地吃着毒药。我想象着她——艾尔萨——在他的指尖抚摩下,从屏幕里回眸注视着他。我能够看到她朝着我假笑:“我回来了,那就是你为什么从不快活的原因。我一直都在这儿。”日历对我来说再也不是衡量时间的尺度了。郊的生日是在六个月之前,也是一生之前。在我从她的生日聚会回家以后,西蒙和我恶毒地争吵了一个月。那痛苦似乎永远持续下去,而爱却在一秒钟内就分崩离析了。他在自己的工作室内打铺睡觉,然后在二月底搬了出去。我现在感到这事似乎发生在那么久之前,以至我甚至都不能记得那最初的几个孤独的星期我是怎么度过的。但是我渐渐习惯了这种变化。没有例行公事,没有固定的方式,没有老习惯,那就是我现在的生活规矩。它对我很合适。正如凯文上个星期在他的生日聚会上告诉我的,“你看上去不错,奥利维亚,你真行。”“这是新的我,”我油腔滑调地说,“我现在用一种新的洗面奶,果酸型的。”我使每个人都感到惊奇:我居然一直过得那么好——不仅是对付得过去,而且实际上是雕塑了一种新的生活。只有序的想法不同。昨天晚上,她在电话上这样说:“你的声音,听上去是那样的疲惫!我想是倦于独自生活了吧。西蒙也是同样。今天晚上你两个到我家来吃饭吧,就像老时光一样,只是朋友——”“邝,我没有时间来。”“啊,那么忙呵!好吧,那就不要今天晚上。明天,又是太忙吗?你明天来,啊?”“如果西蒙在那儿就不来。”“好吧——好吧,今天晚上就是你来。我给你做锅贴,你最喜欢吃的。再给你馄饨带回家放到冰箱里。”“不要说西蒙,行吗?”“不说,就吃。我答应你。”我吃着我的第二个锅贴。我一直等着邝顺势提起我的婚姻。她和乔治正在热烈地谈论著弗杰尼亚——乔治去世妻子的一个表亲,住在温哥华,她在中国的一个侄子想移民到加拿大来。乔治正咀嚼着满嘴的食物,“他的女朋友也想搭车到加拿大来,逼迫他娶她。我的堂姐不得不开始重搞一次文书工作。所有的事几乎都已搞定了,现在——嘿!又回到了起点,再多等十八个月。”“两百美元,新的文书工作。”邝伸出筷子去夹一颗青豆,“许多时间给浪费掉,去这个办公室,那个办公室。然后是什么呢?令人吃惊——娃娃出生了。”乔治点着头,“我的堂姐说:‘嘿,你们为什么不等等?现在我们不得不加上那个孩子,又重新开始申请程序。’而侄子却说:‘别告诉那些官员我们生了孩子,我们两个先去,上大学,找到收入高的工作,买一幢房子、汽车。以后我们再找个法子把孩子带去,花个一两年吧。”邝放下了她的饭碗,“把孩子留下来!这是什么思想?”她目光灼灼地盯着我,仿佛我就是那个怀着弃下孩子念头的人,“大学、钱、房子、工作——你认为哪儿能找到这样的好事?谁来付大学的钱,一大笔现金?”我摇着脑袋,乔治嘟囔着,而邝则做了个表示厌恶的鬼脸,“豆子不软,太老了,没有味道。”“后来呢?发生了什么事?”我问道,“他们把孩子带来了吗?”“没有,”邝放下她的筷子,“没有孩子,没有侄子,没有妻子。弗杰尼亚不久就要搬到旧金山去了。美国人不准许侄子移民,弗杰尼亚婶婶不能够作担保人。现在中国的那个侄子的母亲,弗杰尼亚的姐姐,她责怪我们把她儿子的一个好机会给弄掉了!”我等着进一步的解释,邝用她的筷子在空中指点着,“哇!为什么你认为你的儿子就那么重要?自己的姐妹都不考虑会有多少麻烦!你的儿子是给惯坏了。我早就从这儿闻出来了,坏蛋!”“你把这告诉她了?”“从来碰到过她。”“那么她为什么要责怪你们呢?”“在信里责备我们,因为弗杰尼亚告诉她我们邀请她来和我们住在一起。”“你邀请了吗?”“以前没有,现在信里说了:我们邀请,否则她就丢面子了。下个星期,她就来了。”即使不断地与邝接触,我还是认为自己永远不会理解一个中国家庭的活力,理解所有那些谁与谁是亲戚、谁该负责、谁该责备的微妙与复杂处,理解所有那些关于丢面子的废话。我高兴的是我的生活并没有那样错综复杂。在这个夜晚要结束时,邝递给我一盘录像带,上面录的是她的生日聚会。也就在这一天,西蒙和我激烈地大闹了一场,最终导致了我们关系的终结。我记得当时我跑上楼去,西蒙正在那儿穿衣服。我打开一扇老虎窗,拿着他的软盘把手伸出窗,叫喊道:“这就是你那操蛋的小说!这就是对你重要的东西!”然后放手丢掉了他的软盘。我们相互叫骂了一个小时,接着我以平静而超然的声音说出了那些要比任何诅咒都更可怕的话:“我要离婚。”西蒙使我极为震惊地说出:“很好。”接着蹦下楼梯,砰地甩上门走了。不到五分钟以后,电话铃响了。我尽可能地使自己不动声色,没有伤害,没有愤怒,也没有原谅,就让他乞求吧。在电话铃响第五声时,我拿起了听筒。“利比—阿?”是邝,她的声音既羞怯又嗲,“妈给你打电话了你来吗?大家都已经来了,很多的食物……”我咕噜着某个借口。“西蒙病了?刚好现在?……哦,食物中毒。好吧,你照料好他不不,他比生日更重要。’当她说到那时,我作出了决定:西蒙在我的生活中已无足轻重,甚至都不如邝重要。我独自去了邝的生日聚会。“非常有趣的录像,”邝在送我出门时对我说,“或许没有时间看,但还是带着吧。”这个夜晚就这样结束了,一句也没有提起西蒙。一回到家,我就感到了孤独凄凉。我试着看电视,阅读。看看墙上的钟,不管给谁打电话都太迟了。六个月里第一次,我的生活似乎显得空空荡荡,而且令人绝望地寂寞。我看到邝的录像带躺在梳妆台上,为什么不看呢?让我们去参加一个聚会吧。我一直觉得家庭录像是令人厌烦的,因为它们从不编辑。你看到了你生活中绝不该再重新展现的瞬间,你看到了过去的事就如现在一样地发生着,然而你却又早已知道接下来的是什么。这盒录像带开始时是闪烁的生日灯光,接着用全景镜头拍出我们站在邝和乔治位于巴尔博亚街的住宅的地中海建筑风格的门口。随着镜头突兀的扫摄,我们进去了。纵然那时已是一月底了,邝仍然还是保持着节日的装饰,一直要到过了她的生日。这录像带把那一切都摄了进去:塑料花环悬挂在铝结构的窗上,门里外铺着的红绿地毯;仿木纹理的镶板;在仓储商品打折中心和星期六宅前标价出售中买来的家具大杂烩。邝的烫发后部进入了镜头。她用过于响亮的声音叫喊着:“妈!希拉兹先生!欢迎欢迎,进来吧。”我的母亲和她此刻的男朋友猛然进入了视野。她穿着一件印着豹子的罩衫,戴着护腿,上身是一件镶着编织金边的黑色夹克衫。她的双光眼镜成斜度泛出紫色光晕。自从整过容以后,我的母亲就一直穿戴着日渐花俏的衣服饰物。她是在一个高级舞蹈进修班遇到萨拉姆·希拉兹的。她告诉我她要比上一个男朋友更喜欢他,因为他知道该怎么样握着一位夫人的手,“不是像根鼓捶似的。”同样,依我母亲的估计,希拉兹先生是个相当不错的情人。她有一次悄悄对我说:“他做的事情甚至可能你们年轻人都不做的。”我没有询问她这是指什么。邝回头注视着摄像机以确认乔治已经恰当地摄下了我们母亲的到来。接着更多的人来了,镜头突然转向了他们:邝的两个继子,我的兄弟,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年龄依次排列的四个儿子。邝迎接了他们所有人,高声叫着孩子的名字——“梅丽萨!帕笛!爱利克!杰纳!”——然后对乔治说给围在一起的孩子们拍上一段。最后是我的到来。“为什么那么退?”邝快活地抱怨说。她抓住我的手臂,陪同我来到摄像机前,这样满镜头就都是我们的脸了。我看上去一副疲倦样,脸色窘困,眼睛通红。显然我是在想逃避。“这是我的姐妹,利比—阿,”邝在对着镜头说,“我最喜欢的姐妹。哪个大些?你们猜猜,哪个大?”在下几个场景中,邝的行为就像是吃了兴奋剂似的,到处蹦来蹦去。这儿有她:站在她那仿真的圣诞树旁,指点着装饰,姿势就像是一次娱乐表演中文雅的女主持人;那儿有她:正在拿起她的礼物,夸张着它们的重量,然后是摇晃着歪下身子,在读这个幸运的受礼者的名字之前把每份礼物都先闻一下。她假装惊异地撮圆了嘴唇:“是给我的?”接着她粗俗地笑起来,伸出所有十个指头,就像闪烁的信号似地合上和打开着它们:“五十年!”她叫喊道,“你能够相信吗?不?那四十年怎么样?”她走得离摄像机更近些,点点头,“好吧,好吧,就四十。”摄像机从一个十秒钟的镜头飞掠到另一个,他们在那儿:我的母亲坐在希拉兹先生的膝盖上,有人在喊着要他们接吻,而他们则高兴地服从了。下一个镜头是我的兄弟在卧室里,正在看电视;他们晃荡着罐装啤酒向摄像机挥手致意。现在是我的兄弟媳妇泰比和芭芭拉,她们正在厨房里帮邝的忙;邝举起一片钱币样的猪肉喊道:“尝尝!走近些,尝尝!’在另一个房间里,孩子们围在一起玩着计算机游戏,每当一个怪物被杀死时,他们就欢呼起来。现在,整个家庭和我都站在餐室外,找路走到餐桌边去。那扩大了的餐桌一端加上了一张麻将桌,另一端加上了一张牌桌。我看到了自己的一个近景:我摇摇摆摆地为邝祝酒,然后走回去用一只塑料叉子刺着我的盘子,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聚会举止。但是那摄像机却客观得冷酷无情。任何人都能够在我的脸上看出这一点:我的表情空虚茫然,我的话混乱无序,很明显我是那样的沮丧,正竭尽全力地在抵抗生活强加于我的一切。我的兄弟媳妇泰比在对我说话,但是我却心不在焉地凝视着我的盘子。蛋糕送来了,所有的人都唱起了生日祝福歌。摄像机扫过整个房间,拍到我坐在沙发上,正把一个持续地发出令人讨厌的“咯拉咯拉”声的钢球桌面玩具开动起来,神情就像个僵尸。邝打开了她的礼物。她在杂货店里的同事送的是著名的溜冰孩子,“哦,多逗人喜爱,多逗人喜爱呵。”她低声哼唱着把它放在她别的小塑像旁。我母亲送的是咖啡机。“啊,妈!你怎么会知道我另一架咖啡机坏了呢?”她最小的继子特迪送的是一件丝绸罩衫,颜色是她最喜欢的红色。“漂亮得都让人不敢穿了。”邝高兴地哀叹着。银盘蜡烛架来自于她的另一个继子蒂米。她把蜡烛插上去,然后把它放在去年他帮她重抛光过的桌子上。“就像白宫里的第一夫人!”她心满意足地注视着蜡烛架。我们的侄女帕迪送的是一个睡卧独角兽的黏土雕塑。邝小心翼翼地把它安置在壁炉架上,许诺说:“我永远不会卖了它,哪怕帕迪成为了著名的艺术家,而且这雕塑值一百万也罢。”那件雏菊图案的浴袍是她的丈夫送的。她看着听起来像是设计者的标签,“哦——乔杰奥·劳伦迪斯。太贵了,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呢?”她向她丈夫摇晃着手指,而他则微笑着,一脸羞怯的骄傲神色。邝的面前又放上了另一堆礼物。我以快进掠过了打开餐具垫、一只蒸汽熨斗、一只字母交织的提包的包装的镜头,最终我看到她拿起了我的礼物。我揿下了停止钮,然后按下放影键。“……总是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她声明说,“必定是非常非常特殊的礼物,因为利比—阿是我最喜欢的妹妹。”她打开包装彩带,放在一边以便妥善保管。包装纸落了下来,她抿紧嘴唇盯着那龟甲盒子,慢慢地翻来转去看着,随后抬起顶盖往里面看去。她用手抚摩着一边脸颊说:“漂亮,也非常有用。”她举起那盒子对着摄像机,“懂吗?”她粲然地笑着说,“旅行肥皂盒!”在背景声中,你可以听到我紧张的声音:“实际上这不是盛肥皂的,这是——你知道——放珠宝之类的东西的。”邝再次看看那盒子,“不是放肥皂的?是放珠宝的?哦——!”她又举起盒子,举止中带了更多的尊敬。突然她容光焕发,“乔治,你听到了吗?我的妹妹利比—阿说我应该得到上好的珠宝。给我买钻石,放在旅行肥皂盒里的大钻石!”乔治不满地咕哝着,当他叫喊说“两姐妹,站到壁炉旁”时,摄像机猛地转了过来。我在抗议,解释说我必须回家去了,我还有工作要做。但是邝却从沙发上把我拉起来,笑着向我叫道:“来来,懒姑娘。绝不要对姐姐说太忙了。”摄像机呼呼地转着,邝的脸凝结成了露齿的笑容,仿佛她正等着闪光消失。她紧紧地和我挤在一起,迫使我更紧地靠着她,接着以一种充满惊奇的嗓音说:“利比—阿,我的妹妹,那么的独一无二,对我又是那么的好。”在录像中,以及在当前正观看自己的生活重现的我,已经要哭出来了,因为我再也无法否认。我的心,随时随地都会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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