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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六卷童子鸡

到中国的第一天早晨,我在桂林宾馆那黑暗的房间中醒来,隐约看到一个黑影斜靠在我的床边,以杀手般的专注凝视着我。在几乎惊叫出声的一刹那,邝用中文发话了:“睡到你自己那边,一这就是你睡相不好的原因,从现在起,你必须平躺着睡觉,还要持锻炼。”她揿亮电灯,双手按在屁股上,一边像个六十多岁的体操教练一样扭动着腰肢,一边继续着她的说教。我真不知道她在我的床边呆了多久,在等待我醒来,她好奉献这些最新的建议,她的床早就整理好了。我看了看手表,一腔不快地说:“邝,现在才早晨五点。”“这是在中国,别人早起床了,只有你还在睡。”“你别再说了。”我们到中国还不足八小时,而她已经在控制我们的生活了,这是她的地盘,我们必须依她的规则行事,说她的母语,她现在是在中国的天堂。她笑着抓起我的毯子:“利比—阿,快起来,我要去我的村于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我要看看大妈惊愕得张着大嘴说不出的样子:‘我想我把你赶走了,怎么又回来了?’”我们住在桂林的喜来登饭店,紧挨着漓江,邝打开窗户,外面依然黑蒙蒙的,“眼眶”的声音传来,像是置身一家喧闹的理发店我走向窗边,看到下面的小商贩们蹬着三轮车,一边按铃,一边彼此招呼。车上的篮子里装满了送到市场去的谷物、瓜果和蔬菜,大街上穿梭着自行车和汽车。工人和学生——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喊喊喳喳,嘈嘈杂杂,让人感觉已经到了中午时分。一辆自行车的把手上挂着四个巨大的猪头,绳索从鼻孔穿过,白色的嘴巴上残留着僵死的笑意。“你看”,邝用手指了指街边一个用低矮的灌木隔开的小摊,“我们可以在那儿吃早饭,又便宜又好,比花九美元在饭店里可好多了,这有什么,炸面包圈,橘汁,成肉,谁要吃这些?”我想起旅游指南上的忠告,街头小吃的食品通常不够卫生:“九美元,也不能算贵。”“什么?你可不能这样想。现在我们是在中国,九美元不是小数目,这可是一星期的工资啊!”“是的,可便宜的食物也许会不干净。”邝向窗外一指,说:“你看看,这么多人在这儿,他们食物中毒了吗?如果你想拍到中国美食的照片,你必须尝尝真正的中国美食,只有让美味浸入你的舌头,融进你的胃中,你才能发自内心地感觉到那份享受,当你拍照片时,这种感觉就会从你内心喷薄而出,而人们只要从你的照片上就会尝到那美妙的滋味。”邝是对的,谁会抱怨我带回家中了几只寄生虫呢?我匆匆穿上衣服,冲向走廊,敲响了西蒙的房门。没想到他立刻就打开了房门,而且已经衣冠楚楚,“我睡不着,’他说。五分钟后,我们三人来到大街上,穿梭在一个个食摊中,这些食摊有的装置了便携的煤气灶,有的摆着临时的烧烤架。食摊前,食客们蹲成一个半圆圈,吃着面条和汤团。我的身体因疲劳和兴奋而极度紧张。邝指了指一个小贩——他正在一个圆形的油锅里拨弄着薄煎饼,“给我来三张。”她用中文说道。那小贩用黑黢黢的手递上了三张烙好的煎饼,我和西蒙接过这灼烫的煎饼,忍不住一面尖叫,一面像魔术师一样把煎饼在手上颠上倒下。“多少钱?”邝拿出了她的钱包。“六元。”小贩说。我算了一下,还不到一美元,真是便宜透顶,可在邝看来,这简直相当于敲诈。“哇!”她指了一下旁边的食客,“你卖给他只要五毛钱一张。”“那当然!他是本地人,你们三个是游客。”“你说什么,我也是本地人。”“你?”小贩嘟囔着又瞟了她一眼,“你是哪里人?”“长鸣人。”小贩吃惊地扬起了眉毛,“真的,那你在那儿都认识什么人?’邝报出了一串名字。小贩几乎跳了起来:“吴泽民?你认识吴泽民?”“那当然,小时候我们在一条街上作邻居,他现在怎么样?我们三十年没见面了。”“他女儿是我儿媳妇。”“你别胡说。”小贩笑了:“这是真的,两年前结的婚,我老婆和我娘都反对这门婚事,就因为这姑娘是长鸣人。这是他们乡下人的老脑筋,认为长鸣人不吉利。我可不这样,我早不信这套了。现在他们已经有孩子了,去年春天生的,一个女孩,可我不在乎。”“真不敢相信,吴泽民已经当祖父了,他现在怎么样?”“和老婆离婚了,大概二十年前吧,因为反革命思想他被送了牛棚。他们把他整得够呛,可他没有屈服。后来他又娶了个女人,叫杨玲芳。”“这不可能!他老婆是我中学同学的妹妹,我真不敢相信,在心目中,她是个温柔的小姑娘。”“早就不温柔了,她得了皮肤角化病,粗糙得像牛皮一样,吃不少苦头,让我慢慢告诉你。”邝和小贩继续着他们的交谈,而我和西蒙则吃起了晨曦中热气蒸腾的薄煎饼,煎饼的味道介于炸面包圈和煎蛋饼之间。到我们吃完的时候,邝和小贩已经俨然一对老朋友了,她答应代小贩问候家人和亲朋,小贩则向她建议租车时如何还个好价钱。“好了,老哥,”邝说,“我要付多少钱?”“六元。”“啊!还要六元?太贵了,太贵了,我只付二元,不能再多了。”“那就付三元吧。”邝嘟囔了几句,付了钱。走开几步后我悄悄向西蒙耳语道:“这个人说长鸣是个不祥之地。”邝听到了我的话:“唉,这不过是个故事,老掉牙了,只有傻瓜才会认为长鸣是个不祥之地。”我把话译给西蒙,转问道:“什么方面不吉利?”“你别问。”我还想坚持让邝告诉我,西蒙却在这时发现了我拍照的绝好机会——这是一个露天的农贸市场,清一色的柳条筐里放满了厚皮沙田抽、干豆、桂花茶、辣椒等。我连忙拿出尼康相机拍了起来,西蒙则在一旁作着笔记。“辛辣早餐蒸腾出的缕缕白汽与晨雾交织在一起,”西蒙大声说着,“嘿,奥利维亚,你该以这个角度取景,拍下那些乌龟,这些乌龟可真够大的。”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到我的肺叶里充满了祖先的鼓励,似乎他们仍然活在世上。由于我们是在昨天晚上到的,还没能来得及观赏桂林的风景:那些拔地而起的喀斯特山峰,神奇的溶洞,以及许多旅游指南上列出的景点。中国人以此把桂林称作“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我对广告一向颇多怀疑,倒是想把我的镜头更多地对准中国人生活中平凡和单调的方面。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到处都挤满了衣着光鲜的当地人和穿得鼓鼓囊囊的西方人,就像旧金山的橄榄球队在超级碗体育场刚刚获胜后的情形一样。环绕着我们的是自由市场叫卖的喧嚣声,市场上的东西无所不包:各种小工艺品,福利彩票,股票认购证,T恤衫,手表,印着非法商标的箱包等。这里还有各种为旅游者准备的纪念品,毛泽东像章、胡桃木雕刻的十八罗汉,塑料制成的胖瘦两种样子的如来佛等。似乎中国在推销自己的文化与遗产时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污染,诈骗,假冒商品,混乱的市场上人们在购买世界上人人都有却并不需要的东西。西蒙悄悄走到我旁边:“这里既让人感到兴奋,同时也让人厌恶,”接着他又说,“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来这里。”我不知道他是否也在指和我在一起。举目眺望,可以看到那些奇绝的山峰,如同史前鲨鱼的牙齿,它们是各种各样的中国挂历或卷轴中陈旧的主题,但镶嵌在这些远古的石峰中的却是高层建筑的灯光,建筑的外墙由于工业污染而污渍斑斑,楼上的广告牌闪烁着艳俗的金色或红色字符。在高楼之间是许多低矮的建筑,年代稍显久远,墙体涂着一种廉价的绿色涂料,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战争前遗留的旧房子以及临时搭起的垃圾场。桂林给人的整个印象,就像是一张俊俏的脸庞配上了媚俗的口红,豁裂的牙齿,且因周期性的病痛而显得积重难返。“噢,我的天,”西蒙悄声说,“如果桂林就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我可不愿去那个叫长鸣的狗屁村子。”我们追上了邝。“大不一样了,一切都变了,”她的声音中充了怀旧之情,她一定是对桂林在过去三十年的巨变感到伤感不已,谁知她接下去却满怀骄傲地大声说:“进步可真快,比过去真是好多了。”前面有两座高地,我们登上了这块城中的高地,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拍摄场景:鸟禽市场。大树的枝权上悬挂着上百只装饰讲究的鸟笼,里面有善于鸣唱的金翅雀,从国外引进的羽翼斑斓的鸟、火翼鸟、扇尾鸟。摆在地上的笼子里则是些大禽,也许是鹰或鹞之类,漂亮而优雅,有着令人生畏的爪和喙。这里也有普通的家禽——鸡和鸭——事先已由稻草捆住。把它们放在那些美丽而舒服的鸟禽的背景下拍出的照片,应该会为杂志上的文章平添光彩的。在拍了大约一卷半胶片时,我发现有个男人在冲我打招呼,他一边发着嘘声,一边示意让我过去。他是什么人,秘密警察?难道这里禁止拍照?如果他威胁要没收我的照相机,我应该向他行贿多少呢?那男人神情严肃地走到桌边,从下面拿出一只笼子。“你会喜欢的,”他边说着英语,边向我展示出笼中之物,这是一只羽毛雪白且闪烁着奶油般光泽的猫头鹰,它真像是一只长着翅膀的暹罗猫。猫头鹰闭着那双金色的眼睛,让我一下就爱上了它。“嘿,西蒙,邝,快来看这是什么。”“一百美金,”那人说,“很便宜的。”西蒙摆着头,像演哑剧似地进出几句破碎的话:“把这个带上飞机,不可能,海关的人会管的,不允许,还会交大笔的罚款……”“你说多少?”那人突然说,“我可以给你早市价,最好的价钱。”“你不用讨价还价,”邝用中文对那人说,我们是来旅游的,我们没办法把它带回美国,再便宜也没用。”“哎,谁让你把它带回去了?”那人用流利的中文说,“买下它,然后把它送到街对面的那家餐厅里,只要花一点加工费,他们就能为你们烧一道美味的晚餐啊!”“噢,上帝,”我对西蒙说,“他是把这猫头鹰当野味卖的。”“真难以置信,告诉这家伙他是个浑蛋。”“你跟他说。”“我不懂中文啊。”那个人一定以为我在坚持让我丈夫买下猫头鹰作晚餐,他凑近我说,“你是我碰到的最幸运的人了。猫头鹰非常稀少,简直太少了,我抓它整整花了三个星期。”“真让人恶心,”我对西蒙说,“我快要受不了了。”这时我听到邝说话了,“猫头鹰其实不算稀少,只是难抓而已,而且据我所知,它的味道很平常。”“我向你保证,”那人说,“它可不像穿山甲那么腥膻。而且吃猫头鹰还能滋阴壮阳,强身健体,味道不过是区区小事。另外,它还有明目的功效,我有一个买主几乎是个瞎子,自从吃了猫头鹰,他就看到了自己二十年未能见到的老婆。他特意回来跟我说:‘妈的,她丑得像只猴子,都他妈因为你让我吃了猫头鹰。’”邝开心地笑了起来,“是的,是的,我听说过这故事,编得不错,”说着,她掏出钱包,拿出了一张百元的人民币。“邝,你在干什么?”我叫了起来,“我们不能吃这只猎头鹰!”那人晃了晃手中的人民币,“我只收美金,”他坚定地说,“一百元美金。”邝又拿出了一张十元的美钞。“邝!”我再叫了一声。那人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邝耸了耸肩,准备走开去。那人忙叫道他改收五十美元。邝转过身,拿出十五美元说:“我最多只付这些。”“简直是发疯了。”西蒙说道。那人叹了口气,终于把鸟笼递了过来,同时还在不停地抱怨,“太便宜了,这么点钱买我这么多辛苦。看看我这双手,三个星期啊,三个星期里我攀上爬下抓这只鸟,手上都被树枝划破了。”我们刚刚离开,我就抓住邝的手急切地说:“我绝不会让你吃掉这只猫头鹰,哪怕这是在中国我也不在乎。”“嘘,你要吓着它了。”邝把笼子拿到离我稍远的地方,向我伤感地一笑,然后走向了可以俯瞰漓江的一道矮墙边,把鸟笼放在了墙上。冲着猫头鹰诉说起来:“噜,小朋友,你愿意去长鸣吗?愿意和我一起爬到山顶上去吗?让我的小妹妹看着你展翅飞去?”猫头鹰晃了晃头,闭上了眼睛。我几乎因为欢欣和自责而哭出声来,我怎么会把邝想得这么坏呢?我羞怯地向西蒙表白着我的不是以及邝的宽厚,她却挥挥手让我不要在意。“我要回到鸟市上去,”西蒙说,“把国外引进的鸟买几只出来,想去吗?”我摇摇头,只关注着邝救下的这只猎头鹰。“过十到十五分钟我就回来。”西蒙扬长而去,我注意到了他那种美国人的高傲自大,在外国的土地上尤其明显,他以自己的节奏疾步而行,因而显得落落寡合。“你看那边,”我听到邝在说,她指了指远处一座峭拔的山峰,“在我们村子边上也有一座这样的山峰,比这座山还要高,我们都叫它‘少女的心愿’,传说一个当奴隶的少女出逃后跑到了峰顶,和她心爱的凤凰一起乘风飞去,后来,她也变成了一只凤凰,和她的爱人一起住在一片纯净的白色松林里。”邝看着我:“这是个传说,迷信而已。”我估计她正在想如何向我说明什么。邝接着说:“可我们村里所有的姑娘都相信这个故事,不是因为她们愚昧,而是因为她们都渴望美好的生活。我们都相信只要我们能爬到山顶并许一个愿,就会梦想成真。所以我们总是喂养一些小鸟在我们自己编的笼子里。当小鸟可以放飞时,我们就爬到山顶让它们飞走,这些鸟就会飞到凤凰住的地方,把我们的愿望告诉它。”邝吸了口气:“大妈告诉我说,这座山之所以取名为少女的心愿,是因为有一个想入非非的姑娘爬到了山顶,当她想乘风飞起时,她失败了,一路跌跌撞撞掉到了山底,由于摔得太重,她变成了一块巨大的砾石。大妈说,这就是为什么在山峰下有许多大的砾石的原因,——都是因为许多姑娘像这个女孩一样想入非非,去追求毫无希望的事情。”我笑了,邝奇怪地盯着我,好像我就是大妈一样。“你不能让姑娘们停止幻想。不!每个人都会有梦,梦想给予我们希望。停止梦想——哼,那就意味着你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难道不是吗?”“我想是的。”“那么你猜猜我现在希望什么?”“我不知道。什么?”“别泄气,猜一下。”“一位英俊的丈夫。”“不。”“一辆轿车。”她摇了摇头。“中头彩。”邝笑着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你猜错了!好吧,让我告诉你。”她凝望着远处的山峰,“在我去美国之前,我养了三只鸟,而不是一只,这样我就可以在山顶上许三个愿,我对自己说,如果这三个愿都能兑现,我的生命就是充实的,我会笑对死亡。我第一个愿是:我要有一个姐妹,她将得到我全身心的钟爱,仅此而已,我对她一无所求。我的第二愿是:和我的姐妹一起回到中国来,我的第三愿是,”邝的声音突然发颤了,“让大妈看到这一切并告诉我她后悔托我送走。”这是邝第一次在我面前表露出她对那些错待过她的人的深深的怨恨。“我打开笼子,”她继续说道,“让三只小鸟飞向自由,”说着她把手向前一扬,“但是有一只鸟却振翅无力,只在空中扑腾了两下,就像石头似地摔到了山底,现在你看到了,我的两个愿望已经实现了,我有了你,我们一起回到了中国。但昨天晚上我已意识到我的第三个愿望永远不会兑现,大妈永远不会对我说后悔。”她用双手捧起鸟笼,“可我现在有了这只漂亮的猫头鹰,它将带去我的新愿。当它飞走时,我所有旧日的恩怨亦将随之而去,那时我们就真正解脱了。”西蒙从原路回来了:“奥利维亚,你没法相信这里的人对食物的看法。”我们走向旅馆,想找一辆出租车,带着一个土著,两个旅游者和一只猫头鹰前往长鸣村。

到九点钟时,我们终于找到了司机,是个和蔼可亲的小伙子,而且颇懂资本主义的生意经。“干净,便宜,快捷。”他先用中文说了一遍,又特意冲着西蒙咕噜了一串话。“他在说什么?”西蒙没弄懂。“他是让你知道他会讲英语。”这位司机使我想起了那些挂在旧金山新潮展示厅中杂志上的香港青年,涂着油亮发蜡的头发,留得长长的粉色的指甲,修剪得非常精细,象征着他的幸福生活永远不会被打断。他冲我们咧嘴一笑,露出一排被尼古丁熏黑的牙齿,“你们叫我洛基好了,”他说着一口洋泾浜英语,“和这位大明星名字一样。”说着他从一本汉英字典里拿出了一张从画报上剪下的塞尔维斯特·史泰龙的照片。我们把一个装礼物的箱子和我的照相器材放到了车的后箱里,其他行李仍放在饭店,洛基在晚些时候将把我们送回来,除非邝的姨妈坚持让我们住下,对中国家庭来说这是极有可能的。考虑到这一点,我还是在摄影包里放了些过夜必备的东西。洛基用一个戏剧性的动作打开车门,我们乘上了一辆黑色的尼桑轿车,车的款式较旧,而且奇怪的是里面竟没有安全带和安全头靠。难道日本人认为中国人的生命不值钱吗?“中国有不错的驾驶员,却没有负责任的律师。”西蒙由此总结道。知道我们是从美国来的,洛基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一定喜欢强烈的音乐,他放入了一盘欧美节奏的磁带,据说这是他一个“最棒的美国朋友”送给他的礼物。邝坐在前排,西蒙、猫头鹰和我坐在后面,伴随着强烈的节奏,我们开始了去长鸣的旅程。洛基那位美国朋友也教会了他一些让客人开心的短语,当我们在桂林拥塞的街道上行驶时,他像个小孩一样背了起来:“你们去哪儿?我知道。上车吧,我们走!”“快一点?太快了?”“还有多远?不远。很远。”“停车,稍等片刻。向后倒一下。”“没有到。没问题。太棒了。”洛基说他每天这样自己学学英语是为了能有一天实现梦想到美国去。“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电影明星,”他用中文说,“而且是武打片明星。我练了两年的太极拳,一开始我当然没什么过高的希望,也许我来到这世上就注定要当个出租车司机,不过我工作实在很卖力,在美国,你想象不出中国人有多辛苦,我们知道怎么吃苦,对美国人来说难以忍耐的东西对我来说很稀松平常。你说我说得对吗,大姐?”邝似乎略带鼓励地“嗯’了一下,我想她是否想起了她的那位表哥,原来是个化学工程师,后来去了美国,可他现在只能在餐馆里洗碗,因为他实在吃不消讲英语,有些人甚至以为他是个白痴。就在这时,西蒙的眼睛突然瞪圆了,我一看也不禁大叫起来,我们的车差一点就撞到了两个挽臂而行的女学生身上,而洛基仍若无其事地继续着他的好梦:“听说你们在美国一小时就能挣五美元,挣这些钱我在这儿要整整花十个小时,而且一年四季天天如此。一天挣五十美元,我一个月也没这么多,甚至加上小费。”他从后视镜里观察着我们是否注意了他的这个暗示。我们的旅游指南上说,给小费在中国会被视为是侮辱,看来这本书一定是过时的旧货了。“当我到了美国后,”洛基继续说,“我将省下大部分钱,只留下饭钱,烟钱,再加上看几场电影的钱,当然还要有一辆挣钱用的出租车。我的要求很简单。五年之后,我就会有五万美元了,在中国那就是四十万人民币,如果和街上的黄牛去换还会更多。即使五年内我成不了电影明星,那也可以回中国当个阔佬了。”他被自己描述的前景兴奋得满脸带笑,我把他的话翻译给了西蒙。“那么多花销呢?”西蒙问,“房租,煤气费、水电费、汽车保险。”“别忘了还有所得税。”我说。西蒙又凑上来:“我们还没提违章罚款和抢劫,你该告诉他,在美国靠五十美元一天大多数人是要饿肚子的。”我正想把这些翻给洛基听,突然想起了邝讲的“少女的心愿”的故事。你不该打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也许永远也不会去美国,”我对西蒙说,“何必用这些他并不需要的告诫毁坏他的梦想呢?”洛基从后视镜看了看我们,翘起了他的大拇指。突然,西蒙又一次从后座扑向前排,我也忍不住大叫起来:“上帝!”我们的车又差点撞上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妇女,她车子的前龙头上还坐着一个小孩,就在要撞上的一刹那,自行车向右一斜让了开去。洛基笑了,“刺激吧,”他用英语说,接着他又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必对此大惊小怪,邝转过身翻译给西蒙说:“他说,在中国如果司机撞了人,责任总是司机的,不管其他人如何的不小心。”西蒙不解地看着我:“这是不是想让我们消除顾虑?是不是翻漏了什么内容?”“这根本不叫解释,”我对邝说。洛基的车仍然在路上左斜右倾地疾进,“人都撞死了,谁的责任也改变不了事实。”“嗐,又是美国式的思维,”邝回答道。猫头鹰在这时晃了晃脑袋盯住了我,好像在说,聪明点,外国佬,你的美式思维在这儿没用。“在中国,”邝接着说,“你总是要为其他人负责,不管什么事。你出了事情就是我的错,因为你是我妹妹,现在你该明白了吧?”“是,”西蒙鼻音很重地说,“别再傻问了。”猫头鹰在笼子里扑了扑翅膀。车子穿过一条街,路旁都是卖藤编家具和草帽的商店,然后就到了城郊。沿路的两边绵延数里都是一模一样的小旅店,有些还搭着脚手架尚未竣工。旅店的墙基都是砖砌的,墙面上抹了墙灰,并涂成了白色,一些艳俗的广告招贴画贴在上面,让我怀疑这些店家是否雇用了同一位画师。所有的广告大致上都是同样的内容:炸油条和汽锅面条汤。这是竞争式市场经济发展到一种令人沮丧的极端。闲着的女招待们在门外蹲着,看着我们的车急驶而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她们的大脑一定会因无聊而萎缩,她们是否抱怨过生活中这种日复一日的平淡乏味?除此之外,她们实在一无所得。西蒙兴致勃勃地在做着笔记。也许他也观察到了这份绝望的图景。“你在写什么?”“一大堆没用的东西。”他答道。再向前走了一段路,小旅店演变成了简陋的小木屋,屋顶是用茅草铺的,再远些,那些沿街的小贩已经是在露天的寒风中叫卖了。他们站在路边,大声嘶喊着,挥舞着手中捆好的抽子,或是一瓶瓶家中自产的热蕃茄酱。我们就在这些路边市场和小贩的叫卖中一路远去。当我们经过一个村庄时,看到十几个男女,穿着同样的白色棉布衫,他们的身边放着各种工具:水桶、木制的工具箱、手绘的招牌,由于我不认识汉字,只好问邝牌子上写的什么。“专业理发,”邝读道,“拔疖、挖鸡眼、掏耳垢,双耳掏垢与一耳同价。”西蒙又在记着什么。“噢!那位排在第十位的师傅能干些什么呢,甚至连第一个人也没有生意。我以为他们这样太无益了。”这句话使我想起了我们之间的一次争吵。当时我说,你不能把自己的幸福与别人的不幸放在一起比较,西蒙认为当然可以。也许我们都错了。此刻,当我看到这些人挥着手让我们停下时,我为自己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庆幸,但我同时为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内涵而感到恐惧,除了外在的包装外,我与那位排在第十位等待生意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我用肘推了下西蒙:“我不知道他们在期待什么,也许是一切。”西蒙以嘲弄的口吻说:“嘿,天空是有限的——不可能到处都下雨。”我联想出数百名中国的伊卡洛斯①,他们的翅膀在掏耳朵中融化。你不能禁止人们梦想,他们也不得不继续努力。只要他们能看到天空,他们永远会尽其所能而飞得更高。”村庄与路边市场间的距离越拉越长了,们好像已睡着了,头越垂越低。只是在车身猛地颠起的时候她才会醒来,过了一会儿,她发出了节奏悠长的鼾声,全然不知洛基已把车驶上一条双向车道,速度也快了许多。他司惯地超过那些速度慢的车子,手指伴着音乐’在拍动。每当他加速时,猫头鹰都会微微打开翅膀,然后又在笼中自于平静。我双膝紧并在一起,每当洛基向左打方向要超车时,都不禁要吸上几口冷气。西蒙一脸紧张,可一看到我在看他,马上又笑了。“你不觉得我们该叫他开得慢些吗?”我说。“我们很好,别担心。”我听得出他这句“别担心”话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施恩的意味。可我还是忍住不和他争吵。这时,我们追上了一辆载满身穿绿色军装的士兵的卡车。他们向我们挥手,洛基按了一下喇叭,然后猛然转向超车,在我们将要超过时,我能看到一辆大巴士迎面向我们冲来,刺耳的喇叭声越鸣越响。“上帝啊!”我默默地叫着,闭上了我的双眼,西蒙此时也抓紧了我的双手。我们的车总算又退回了右车道,我听到唤的一声,大巴鸣着喇叭在我们身边冲过。①伊卡洛斯,希腊神话中建筑师和雕刻家代达罗斯之子,逃亡时因接近太阳,装在身上的蜡翼遇热融化,堕海而死。“太悬了,”我颤栗着嘟暧道,“得让他开得慢一些。”“谁知道呢,奥利维亚,他也许会生气呢。”我盯了西蒙一眼:“什么,难道你宁肯选择被撞死?”他表情冷漠地答道:“他们都是这样开车的。”“你是说集体自杀就是可取了?这是什么逻辑嘛!”“可我01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好像有什么东西卡在我喉咙里不吐不快:“为什么你总是认为一言不发就是上策呢?等到事故发生了,谁来收拾?”西蒙盯着我,说不清他是在生气还是在内疚。洛基突然又是个急刹车,邝和猫头鹰都被惯性晃醒了,也许是洛基发现了我们争论的焦点——不过不会,我们此时正在塞车,路上一辆接一辆排起了长龙,洛基摇下窗户探头张望,嘴里一边骂着什么,一边不停地按着喇叭。几分钟之后,我们终于弄清了塞车的原因:这是一次交通事故,而且还很严重,这可以从满地的碎玻璃、金属以及私人物品中判断出来。空气中充溢着汽油味和轮胎磨擦烧焦的气味。我差点儿对西蒙说:“这下你看见了。”这时我们刚好路过现场,一辆黑色的微型货车翻倒在地,车门像折断的翅膀一样掉在一边,前排座位完全挤扁了,如果有人多半是没希望了,一只轮胎躺在路边的蔬菜田里。过了几秒钟,我们又看到了另一辆事故车,是一辆红白相间的公共汽车,车的前窗全碎了,引擎处已经变形,血迹溅得到处都是。驾驶座是空的,一个不祥的标志。大约有五十多人,手里还拿着农具,像是周围的农民,围在现场周围指指点点,似乎是在观看一个科学展。当我们经过车边时,我看见车内还有十几个伤员,有些在痛苦地呻吟,有些则平静地躺着,说不定已经死了。“妈的,真难以置信,”西蒙骂道,“怎么没有救护车和医生。”“停车,”我用中文对洛基喝道,“我们该帮帮他们。”话是脱口而出的,其实我能做什么呢,除了傻傻地看着他们,我无能为力。“哎呀,”邝冲着车外说,“这么多阴人。”阴人,邝说那些围观者都是死去的人?猫头鹰几声悲鸣,我的手也刹时变得冰凉。洛基的眼盯着路面向前开车,把那场悲剧抛在了我们身后。“我们没什么用,”他用中文说,“又没有药,又没有纱布,再说最好别去管闲事,尤其你们是外国人。别担心,警察马上就会到的。”我暗自庆幸他没注意我刚才的话。“你们是美国人,”他接着说,声音里平添了几分权威,“平常很少碰到事故,你们可怜我们,是的,因为你们不久就可以回家享福并把这一切忘掉。可对我们呢,这种事很平常,我们人太多了,到处是拥挤的公交车,每个人都得为一点空间拼命去挤去撞。”“你说说接下来会怎么样?”西蒙大声说,“我们为什么不停下来?”“别问了,”我打断了西蒙。这时我在为洛基的美国之梦不能实现而感到高兴。我想告诉他那些被黑社会欺骗的非法移民怎样在美国被投入监狱并遣返回中国。我想告诉他那里也有许多绝望的人们,很高的犯罪率,许多人大学毕业后仍然失业,我们的生活未必就比别人的好到哪去,我们也懂得什么叫悲惨。这时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洛基也许是对的,我帮不了任何人,甚至是我自己,我叫他停下来,我想呕吐。当我走出车外,西蒙一边拍着我的背一边说,“你会好的,就会好的,我也有些晕车。”重新上路后,邝要洛基开得慢一些,他接受了。“邝在说什么?”西蒙问我。“中国式的逻辑。如果我们出了事故,他就得不到报酬,而且到了阴间,他还欠我们的。”又是三个小时过去了,我想我们已经快到长鸣了。邝不时指点着窗外的景物像个孩子似地兴奋地叫嚷着。“那两座山峰下有个村子,叫盼归村,但那棵大树不见了,不知怎么回事。就在那幢房子旁边,有一棵大树,可能是棵千年古树呢。”她向前一指,“那地方原来是个大集市。现在成了空地了。噢,看到前面的山了吗?那就是‘少女的心愿’,我曾经上过峰顶。”邝笑得很开心,但紧接着却又一脸迷惑,“奇怪了,这山怎么看上去变小了?为什么,被雨水冲薄了?还是太多姑娘来许愿让山萎缩了。也许是我变得太美国化,眼光不一样了,什么东西都变得又小又旧,没原来那么可爱了。”突然,邝指着我们刚刚路过的一条小岔道,冲着洛基叫喊起来,洛基在路上一脚刹车,来了个180度调头,害得我和西蒙撞在一起,猫头鹰也吓得叫了起来,随即我们驶上了一条乡村土路,路边是柳树和红土的田野。“向左,向左!”邝抓着前扶手不断下着指令。“太久了,太久了。”她兴奋地在自言自语。我们来到了一片树林,就在邝叫出“长鸣”的一瞬,它也映入了我的眼帘:这是一个坐落在两座山峰间的村落,两边的山峦铺着天鹅绒般的翠绿,使村庄像一颗珍珠嵌进了绿色的宝石。接着,更动人的画面在我眼前次第展开:被石灰刷得雪白的屋宇鳞次栉比,屋檐上雕刻着传统风格的龙凤图案。村子周围是赏心说目的田畴和明镜般闪烁的池塘。田畦和塘沿用石块砌得整齐如一。我们冲出汽车,惊异地看着这块未被现代化玷污的清净之地。这里看不到易拉罐和电线。和我们路过的那些村庄不同,长鸣周围没有菜地,也看不到香烟盒和塑料袋。洁净的石块铺成弧面的小路从村中蜿蜒而过,远处是另外两座墨玉般的山峰,紫色的峰峦倒影一直伸向远方。我和西蒙面面相觑,双双瞪大了眼睛。“这真是不可思议。”他轻声说,握紧了我的手。我想起他在以前也说过这番话,那是我们在市政厅举行婚礼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暗自思忖:幸福的时刻由此变成了别的什么。我从手袋里拿出照相机。当我从取景器望出去时,我似乎置身于一个传说中的朦胧幻境,一半是记忆,一半是幻觉,我们是否在中国的天堂?长鸣就像是旅游手册上一张精心修饰过的照片,解说词上写着“远古的神奇之地,让你重历旧日时光。”它所传达的那种令人心旌摇荡的感伤意境是所有人梦寐以求却难得亲眼实见的。一定是什么地方弄错了,我这样提醒自己。在路边的角落里,我们终于重回现实,那里有卖快餐的大排档,垃圾场,这说明这个村子是一个开放的旅游景点。快点买票到这儿来吧。看看你梦中的中国。这里没有文明的污染,充满怀旧的情调!“我好像看到过这幅画面。”我近乎耳语地对西蒙说,生怕声音会打破这个幻境。“我也是,真太美了。像是在看纪录片,”他笑着说,“或者是汽车电视广告。”我凝视着山峦,明白了长鸣何以看上去如此熟悉。它奠基于邝那些难忘的故事,过滤沉淀在我的梦中,那些牌楼、桂树、鬼商大屋的高墙,通向蓟山的峰峦。在这里,我感到自已被隔膜成两半的生命终于融合为一。略向前一些,我们听到了孩子的喧闹声。从一个篱笆围成的院子里,数十名小孩奔跑着欢迎我们的到来。当我们走近时,孩子们又退缩了,他们驻足片刻,又跑回校园中大笑起来。几秒钟后,他们发出了群鸟似的尖啸,后面走出了一位微笑着的老师。他们站成一排,随着一声号令,用英语整齐地呼喊道:“A—B—C,一、二、三!你们好!Hellogood-bye!”难道有人告诉他们美国客人要来?还是孩子们专为我们准备了这个节目?孩子们挥着手,我们也同样致意。“再见!再见!”我们经过学校继续前行,两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停下来向我们张望。我们继续前行,转过一个弯道。邝有些气喘吁吁了。路尽头的一座牌楼前站着一群笑容灿烂的人们。邝猛地用手按住嘴唇,随即就向他们奔去。她依次和人们拥抱,然后向一位矮胖的妇人问好,并趴在了她的肩上。我和西蒙也赶了上去,大家友好地互致问候。“胖了,你胖得让人不敢相信。”“嘿,看看你,头发怎么这样?你要把它毁了吗?”“这叫发型!懂吗?你在乡下呆得太久了,什么叫漂亮发型也不懂。”“噢,你听听,她还是这么霸道,听我说……”“你才一向霸道呢……”邝的话说到一半突然打住了,她的目光停在一面石墙上,那目光似乎从未见过。“大妈,”她喃喃地说,“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这样?”人群中一个男人哄笑着说:“她急着见到你,起了个大早,坐长途汽车到桂林去找你去了,现在可好,你到了这儿,她去了那儿,真要把她急死了。”除了邝,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她走近那石墙,悲伤地喊道:“大妈,大妈,”几个人在交头接耳,大家都感动地背过身去。“啊!”我不禁叫出了声。“邝为什么哭了?”西蒙轻声问我。“大妈,大妈,”泪水在邝的脸上纵横,“你一定还记得我,这不是我所希望的,为什么你偏在我回来时离去。”几个女人在一边呢喃,并用手捂着嘴。我走到邝身边:“你在说什么?你不认为她已经死去了吗?”“怎么每个人都显得怪怪的?”西蒙不解地环顾着周围说。我缩回手说:“我也弄不懂,”然后又转向邝,轻声地说:“邝,邝!”可她就像没有听见一样,只是温柔地盯着那面墙,一会儿笑,一会哭。“是的,我明白了,”她说,“在我心里,我一直都明白这一点。”下午,村民们为邝这次难得的返乡在村礼堂举行了欢迎会。有关邝看到大妈的鬼魂的传说也因此传遍了长鸣。尽管她从未向村民们宣布过这件事。由于没有任何大妈死去的证据,显然没有理由取消这次朋友们为她准备多日的丰盛的宴会。筵席上,邝没有炫耀自己的汽车、沙发、英语。她只是安静地听着昔日的伙伴们回忆着过去的旧事:一对双胞胎的出生,到一座大城市的火车旅行,“文革”期间一群知识青年被送到长鸣接受再教育。“他们自认为比我们聪明,”一个因为关节炎而手上长满肉瘤的女人说,“他们让我们改种一种生长迅速的水稻,改每年两季为三季收获。还拿来了特殊的种子,并买来了杀虫剂。等到喷雾器把药剂在稻田里一喷,害虫就死了。可是土壤吸进了农药,不久也死了,水稻自然也一起死去了。”一位头发浓密的男人说:“我们问他们,种三季稻好是好,就是不成功,种两季稻我们有把握啊。”有肉瘤的女人接着说:“这个知识青年还要帮我们育种骡子!哈哈,你能相信吗?整整两年时间,每个星期我们都问他,‘怎么样了?’‘还没好,还没好。’我们就一脸严肃又不失鼓励地说‘努把力,同志,别泄气’。”正在我们说笑时,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说是一个官员乘高级黑色轿车从桂林来。大家都静了下来,一会儿,这位官员走了进来,人们都站了起来,只见他庄重异常地从包里拿出一张李斌斌的身份证,询问是否是本村人。几个人神情紧张地看着邝,邝慢慢走向那官员,看了看身份证,点了一下头。官员随即说了些什么,哭叫声马上在屋里响了起来。西蒙靠近我问:“出了什么事?”“大妈死了,就在我们早上看到的那起车祸中丧生的。”我和西蒙走到邝身边,把手搭在她的肩上,她显得异常瘦小。“抱歉,”西蒙说,“真遗憾你没能见到她,我为你感到难过。”邝满含悲意地一笑。作为李斌斌的亲戚,她承担了所有善后事情的处理。第二天,遗体运回村子后,我们三人才踏上返回桂林的归程。洛基一看到我们,马上揿灭了香烟。关掉了收音机,他显然已经听到消息了。“真可怜,”他说,“对不起,大姐,我应该停下来的,都怪我……”邝大度地摆了摆手,“谁也不能怪,不管怎么样,后悔是没用的,都太迟了。”当洛基打开车门时,我们看到那只猎头鹰仍在后座上的笼子里。邝轻轻拿起笼子,细细地看着那鸟。“不用再爬到山顶去了,”她说着把笼子放在了地上,打开了笼门。猫头鹰探出头来,东瞧西望之后跳出了笼子,抖了抖浑身的羽毛,扇了几下翅膀,然后向山上飞去。邝一直看着它从视野中消失,然后说,“没什么可后悔的。”接着便钻进了车里。当洛基发动车子时,我问邝:“当我们路过事故现场时,你是否看到谁很像大妈?所以你才猜想她死了?”“你在说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她死了,直到在那墙下我看到了她的阴影。”“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她你知道的一切呢?”邝皱了皱眉头:“我知道什么?”“你应该告诉她你知道,在你心里你已经知道了真相,你为什么没提到那场事故?”“噢,”邝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不,我知道的不是那场事故,我是告诉大妈我明白她说的话是真的。”“她说的什么?”她把脸转向车窗,从玻璃的反光中我可以看到她那憔泞的表情,“她说那个‘少女的心愿’的故事是她编的,她说我的愿望都已经实现了,她一直后悔把我送走,可她永远也不能告诉我这一切了,而我也失去了改变她后半生的一个机会。”我试图找些话起来安慰她:“至少你还能再见到她。”“嗯?”“我是说作为阴人,她可以来看你。”邝看着窗外。“可这是不一样的。我们无法一起留下新的回忆,我们不能改变过去,直到下一个生命的轮回。”她长长地叹了口气,没有说下去。当汽车快要驶上公路时,学校操场上的孩子们冲着我们喊着:“再见!再见!”

我就这样听着邝和大妈谈了半个晚上,我是早就睡意矇眬了,她却好像兴致越来越好。洛基开了一辆浑身是毛病的厢式货车送我们回长鸣,大妈那蜷缩的遗体被放在车后面的长凳上。每到十字路口,货车都会在停车时发出咳嗽般的声音,然后熄火。这时洛基就会跳下车去,打开引擎盖,在里面东摸西碰地捣鼓一番,嘴里还不停地骂着:“操你祖奶奶,你这个懒虫。”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这些咒语每每有效,特别是在我们表示焦急或排在后面的汽车鸣号催促时。车内冷得像冰箱,不知是不是出于对大妈遗体保存方面的考虑,洛基始终不肯把空调的暖风打开。看看窗外,薄雾正从远处的河岸徐徐升起,峰峦已在雾霭中浑浊不辨了。看上去这对一天来说不算是个好兆头。邝坐在车后面,冲着大妈大声地谈论著,好像是两个在上学路上交谈的姑娘,我坐在另一张长凳上、酉蒙则坐在洛基后面的座位上,一副全神贯注的神情,我想他是害怕洛基又有什么危险之举。当天早晨,当我们在喜来登饭店往车上装行李时,我曾对西蒙说:“感谢上帝,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坐洛基的车了。”邝很反感地瞪了我一眼说:“嘿!别提‘最后’,这词不吉利。”吉利不吉利先不管它,至少我们不用再一天到晚地往返在长鸣的路上了。我们将在村子里住上两个星期,按大妈的好意,我们不用付租金。用邝的话说,“是她邀请我们去住的。这在她死前就定好的。”伴着汽车丁丁当当的金属撞击声,邝不停地向大妈絮叨着:“你看这件汗衫,像不像是全毛的?可它是丙烯的,可以机洗。”她用自己的方言翻译著“丙烯”、“机洗”之类的英语,然后又解释起在美国司法制度中洗衣机与干衣机的事情来。“在加利福尼亚,你是不能在阳台和窗户外晾晒衣服的,否则你的邻居会叫警察来让你难堪。美国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自由,很多事情都被禁止的,你甚至都不会相信。当然,我觉得有些规矩是订得好的,你除了在监狱里就不能吸烟,你不能随地乱丢橘子皮,你不让孩子在路边上大小便,可有一些就太可笑了,在影剧院里你不许交谈,你不许吃太多高脂肪的食物……”洛基把车开上了一条颠簸不平的小路,这使我在对邝的精神状态担心不已的同时,还要提防着大妈的尸体不要滚到地板上。“而且你还不许让你的孩子干活。”邝仍然在自说自话地讲着。“我说的可全是真的,你还记得小时候让我去拾柴火吗?我可是全记得,大冬天的我不得不满世界地找,东南西北,上下左右,我的手指全都冻僵了,可你只管把这些柴火卖掉,钱都归你自己了,不,我并不是在诅咒你,现在也不。那个时代每个人都必须拼命地干活,可是在美国,你如果这样对我,他们就要把你关进监狱。还有,你打了我那么多次耳光,还用你的尖指甲掐我的脸,你不记得了?看看这两个伤疤,像兔唇一样留在这里。现在我想起来了,我要再告诉你一次,我没有用米糕去喂猪,现在我没理由再撒谎了,和我原来说的一样,是吴三表妹偷去的,我亲眼看到她干的,你可以去问她自己。她现在应该也死了,问问她为什么撒谎而且还诬陷我。”接下来的十分钟里邝出奇地平静,我想她也许在和大妈用中国方式彼此默默地在交流着。突然,邝用英语向我大喊起来:“利比—阿,大妈问我,你能否为她拍照片,她说她活到现在还没有一张好照片。”没等我回话,邝又讲了一大堆阴语:“今天下午,她认为是拍照的最佳时间,等她穿上最好的衣服,最好的鞋。”邝冲着大妈;声笑着,然后对我说:“大妈说,她为家里有这样著名的摄影师而感到自豪。”“我可一点儿不著名。”“别和大妈抬扛,对她来说,你是著名的,就这么回事。”西蒙起身坐到我旁边,轻语道:“你不会为死尸拍照吧,嗯?”“你让我说什么呢?‘对不起?我不给死人拍照,不过我可以为你推荐一个人’?”“她并不太适合拍照。”“别孩子气了。”“你知道拍照是邝的愿望,并非大妈的。”“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废话呢?”“你要想想,我们是在中国,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接连发生,可我们到这儿才第二天。”车到长鸣后,四个中年妇女帮我们搬行李,我们表示自己来,被她们笑着拒绝了,她们声称任选一人都要比我们三人加在一起还有力气。我们空着手走上一条铺着石头的迷宫般的小道,穿过狭窄的走廊七弯八转来到大妈的屋子。在整个村子里,这栋房子是非常独特的,是用土砖砌成的小平房。邝打开木门,西蒙和我跨进了门槛进入院子中央,一位瘦小的老妇正在用手泵向一只桶里压水。看到我们,她先是面露惊愕,继而满脸放光地招呼起邝。她一开口就从嘴里冒出一股雾气。她的一只眼睛眯成一条缝,而另一只眼睛却向外暴突着,很像是盯着猎物的蛙眼。邝和这妇人拥抱了一下,彼此在腰际拍打着,然后则是一大串的长鸣方言。这妇人冲着一段残破的墙垣作着手势,像是在发泄着无以名状的火气。她祈求邝对房屋残破的现状以及她未能就我们的到来准备一次晚宴和管弦乐的欢迎仪式表示原谅。“这是杜丽丽,是我家的世交。”邝用英语对我和西蒙说,昨天她到山脚下去采蘑菇去了,回来时才知道我来过又走了。杜丽丽的脸上呈出一副极为痛苦的表情,好像是理解了邝的话,我们冲她点了点头。邝接着说:“很久以前,我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你们可以讲普通话,她听得懂的。”邝又转向她的朋友替我们介绍。“我的小妹,利比—阿,她会说怪怪的普通话,美国味的,她的思想和句子都有点过时,你会发现的。这位是她的先生西蒙,他像个聋子,只会说英文。当然,他们只有一半中国血统。”“啊!”杜丽丽的声调听上去既惊讶又厌恶。“只有一半!那么他们之间说什么话?”“说英语。”邝说。“啊!”又是一声怪异的惊叹,杜丽丽盯着我的脸打量着,好像我脸上的那些中国痕迹会转瞬即逝一样。“你能听懂一点儿,是吗?”她用官话慢慢地问我,我点了点头,她旋即加快了语速:“你太瘦了,怎么会这么瘦呢?啧!啧!我一直以为美国人是很能吃的。你是不是体质不佳?邝,你怎么不照顾好你的小妹?”“我当然做了。”邝抗议道,“可她不肯多吃!美国女孩以瘦为美。”接着杜丽丽又打量了一下西蒙:“噢,这人像个电影明星。”她踮起脚尖,以便看得更仔细些。西蒙冲着我耸了耸眉毛:“请告诉我她在说什么?”“她说你可以做她的好女婿。”我向邝眨眨眼,装作一本正经地说。西蒙的眼睛都瞪圆了。这是我们早先同居时常玩的把戏,我给他一个错误的翻译。然后我们就为此瞎折腾一番,直到其中一人败兴为止。杜丽丽拉着西蒙的手向屋内走去,“请进来,我要请你们看样东西。”邝和我也跟了进去,“她先要检查一下你的牙齿,”我对西蒙说,“这是订婚仪式前的惯例。”我们来到了一个二十码见方的厅堂,杜丽丽称这是中堂,屋里很黑,空荡荡的只有两条长凳和一张木桌,还散放着一些罐罐坛坛。屋顶没装天花板,房梁上挂着干肉、胡椒和篮子,没有装吊灯。地是用粘土夯实的。杜丽丽指了指靠后墙的白木桌上摆着的祭坛,招呼西蒙站到她的身边。“她要看看神是否接受你,”我边说,邝边捂住嘴巴,我忙向她眨眼睛。桌子上方贴着一些粉红色的纸,上面的字已经褪色了。中间是毛泽东的画像,头像上挂着一条黄色的带子。左边是个破旧的镀金镜框,里面放着耶稣像,手上举着一束金光。右边则是杜丽丽要让西蒙看的:这是一张旧挂历上的照片,里面是一个很像布鲁斯·李的人,穿着古代武士的服装,喝着绿色的苏打水。“看到这个明星了吗?”杜丽丽说,“你和他很像,黑头发,尖利的眼睛,嘴唇轮廓分明,简直一模一样,太潇洒了。”我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西蒙,他正等着我的翻译,“她说你和这个全国通缉的要犯长得很像。结婚是不可能了,她想把你出卖给警方,可以得到一千元的赏金。”西蒙指了指照片,又指了指自己,张着大嘴说:“我?”他拼命摇着头,用英语提出抗议:“不,不,认错人了。我是美国人,大好人。这是坏人,完全不一样。”我实在忍不住,一下大笑了起来。“我赢了,”西蒙非常得意,邝向杜丽丽解释着我们的闹剧,我和西蒙则相视而笑,很长时间以来这是我们之间头一次这样开心,不知何时,我们之间调情的挑逗,已经变成了彼此的挖苦。“事实上,杜丽丽说你和这个影星一样英俊。”西蒙双手合起作作揖状向杜丽丽表示感谢,她也回敬他,并为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恭维而高兴。“你知道吗,”我说,“由于某些原因,比如这样的光线,你看上去的确不同,很漂亮。”“唔,真的吗?”他的眉毛一跳一跳的。我感到有点尴尬,脸也发烧起来,“噢,也许吧,可能你看上去更像中国人的原因。”我转过身装作在看毛泽东的画像。“你知道人们对结过婚的人是如何评说的,我们相处得越久,彼此就越像。”我眼睛盯着墙上,心中却不明白西蒙这话的意思。“你看,把耶稣像挂在毛泽东的旁边,这在中国违法吗?”“杜丽丽可能根本不知道谁是耶稣,她没准也把他当成明星挂着罢了。”我正想问问杜丽丽这张耶稣的画像,邝突然转过身去,冲着门廊光亮处的黑影叫了起来:“进来!进来!”她好像一下变得忙碌不堪。“西蒙,利比—阿,帮他们搬搬行李。”我们那些年长的侍者把我们推到一边,搬进了一堆我们的提箱和拎包,箱底好像已沾了些粘土。“把你的手袋打开。”邝对我说,还没等我去做,她已抢先把手伸了进去。我想她是要拿钱去付小费,谁知她却拿出了一包万宝路香烟给了这些老太太,妇人们高兴地依次把香烟拿走,随之抽了起来,一阵烟升雾腾之后,她们都走了。邝把她的行李搬到右边一间黑洞洞的房间里,冲我示意道:“我们住在这里。”我猜想这间卧室一定非常简陋,而且一定不会有什么装饰。可是当邝打开窗户,让上午的阳光洒进房间时,我简直惊呆了,一张华丽的镂花双人床,上面挂着带幔帘的蚊帐,实在精美绝伦,甚至让我联想起我在联合大街的一家商店里梦寐以求的那张床。床上收拾得和邝平时一样,床单铺在床垫上,枕头放在叠好的被子上,端置在床脚。“大妈从哪儿弄到的?”我赞叹道。西蒙抚摸着一只大理石贴面的梳妆台,台上的镜面银光闪烁:“我想这一定是他们从历次浩劫中留下的一件帝王遗物吧?”“这都是些旧货,”邝不屑地挥挥手,露出得意神态,“在我们家放了很久了,‘文革’的时候,大妈把它们藏在草垛里,所以才都保存了下来。”“保存?”我不解地说,“可最早我们家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最早,是一个女传教士给我母亲的祖父的,为此还欠了一大笔债。”“一大笔债?”“说来话长了,这事总有一百年了……”“我们等会儿再谈这事吧,”西蒙插话道,“我该到其他房间去安顿一下。”邝作出了一个嘲弄的表情。“什么?”西蒙似乎悟出了什么,“你是说没有其他卧室了?”“还有一个卧室是杜丽丽的,是个很小的房间。”“那我们睡在哪里?”我试图在房间里找到其他的床褥和垫子。邝无动于衷地冲着这张大床努了努嘴,西蒙冲我一笑,作出一副表示理解的表情,可这分明是不真诚的。“这张床睡两个人是够大了,”我对邝说,“你和我睡在这里,但我们还得给西蒙找一张床。”“到哪去找闲着的床呢?”邝眼睛看着屋顶,双手不停地摩搓,好像一张床会从天上变出来一样。我觉得喉咙有些发紧:“可总该有人有富余的床垫被褥之类吧?”她去问杜丽丽,后者也在那儿摩搓手,“看到了,”她说,“是没有。”“没关系,我可以睡在地板上。”西蒙说。邝把这话翻译给杜丽丽时,引出一阵窃笑,“你难道要和蟑螂同床共枕吗?”邝说,“毒蜘蛛?大蚂蚁?这里可是有很多蚂蚁,会咬掉你的手指的,”她边说边作出咀嚼的声音,“你喜欢这样吗?噢,只有一个办法,我们三个人睡一张床,不管怎么说,只有两个星期。”“不能这样。”我抗议道。杜丽丽看上去神情关注,她向邝耳语了几句,邝又跟她耳语,只见她转头看看我和西蒙,随后就拼命摇着头,说出一连串的“不”。她挽住我的手,又拉过西蒙,把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拉在一起,说:“你们这两个急性子,这里可没有为你们准备好美国的豪华设备,听你大妈的,睡在一张床上,到明天一早你们一定会觉得又暖和又新鲜。”“你不明白。”我说。“不——不——不。”杜丽丽毫不理会我的意见。西蒙有点被激怒了:“我想我还是去散散步,好让你们把事情定下来,三个人睡一起也好,在地上喂蟑螂也好,我都没意见,你们决定好了。”他是不是由于我的坚持而生气呢?我想说出来,这是我不好。西蒙刚走出,杜丽丽也跟了出去,用中文在训斥他:“如果有麻烦,你应该解决它。你是丈夫,她要听你的,但你要做得体贴和宽容。一对夫妻不睡在一起,这像什么话。”我看看邝,问:“这都是你设计好的吗?”邝好像不高兴地说:“这不是设计,这是在中国。”我们沉默了几分钟,我没好气地说:“洗手间在哪儿,我要方便。”“沿着过道走,然后向左转,你会看到一个小棚子,……”“你是说房间里没有洗手间?”“我怎么告诉你的,”邝有点得意地说,“这是在中国。”我们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只有大米和咸水黄豆,邝坚持让杜丽丽把一些剩菜热热吃掉算了。饭后,邝到村礼堂去忙大妈的画像的事,我和西蒙兵分两路在村里转转。我选择的是一条铺着碎石的小路,远处,一群鸭子在摇摇摆摆地走过,中国的鸭子是否要比美国的更驯顺呢?它们有些什么不同,我拍下几张照片,以便提醒自己此时的所思所想。回到房间时,杜丽丽对我说,大妈的画像最起码还要等大半个小时。我们一起向山脚走去,杜丽丽挽着我的手,说着官话:“你姐姐和我过去常在那边的稻田里玩水,喏,就在那儿。”我想杜丽丽一定在回忆着邝的少年时代。“我们有时抓蝌蚪,”她像个小姑娘一样喜形于色,“用头巾当网,就像这样,”她一边说一边示范,“那些日子,我们村里的干部正在向育龄妇女宣传,吃蝌蚪有利于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我们当时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可你姐姐说,‘杜丽丽,我们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她让我把那些黑色的小生灵吃下去。”“你这样做了吗?”“我怎么能抗命呢,她比我大两个月呢。”比你大?我差点叫出声来。邝怎么可能比杜丽丽年纪大呢?杜丽丽看上去太老了,简直像个古人。她的手粗糙不堪,脸上布满皱纹,甚至有八颗牙齿已经脱落,我猜不出是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铸造成这样的结果。杜丽丽舔了一下嘴唇,“我一共吞下了十二条蝌蚪,也许还不止。我能感觉到它们顺着喉咙钻下去,在我的胃里游动,然后开始滑入我的血管。它们游遍了我的全身。终于有一天,我因为发烧而病倒了,一位从大城市来的医生说:‘杜丽丽同志,你是不是吃过蝌蚪?你得了血吸虫病。’”她很轻松地笑了起来,但转瞬又满脸阴云:“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一直没有结婚的原因。没人愿意娶我,听说吃过蝌蚪的人是不会生孩子的。”我看了看杜丽丽那茫然的眼神和泛黄的皮肤,深感命运对她的不公,“你别在意,”她拍着我肩膀说,“我不会怪你姐姐的。有时我还庆幸自己没有结婚,真的,伺候男人实在太麻烦了,没听说吗,男人的脑子一半在头上,一半在腰下……哈!”她束了束衣服,似醉非醉地向前踱了几步,接着她又变得认真起来,“不过,我还是经常对自己说,杜丽丽,你会成为一个好母亲的,真的,从伦理学上看这是严肃认真的。”“有时候孩子也会带来很多麻烦。”我平淡地说。她表示同意:“很多烦心的事。”我只静静地走,彼此无话。杜丽丽不像邝,她显得顺和质朴,你很容易相信她。她从没提到阴界的事,不知她对此如何想?“杜丽丽,”我问,“你看得见鬼魂吗?”“啊,你是指像邝那样,不,我可没有阴眼。”“长鸣还有其他人能看到鬼魂吗?”她摇了摇头,“除了你姐姐。”“当邝说她看到了充魂时,有人相信吗?”杜丽丽似乎不太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看法以让她开口,“我自己是不相信鬼魂的,我认为那只是人们心中所想的幻象。鬼魂源自人的想象与渴望,你怎么看呢?”“我怎么想又有什么关系呢?”她避开我的目光,弯下腰去掉了掸鞋上的尘土,“这么多年来,总有人告诉我们要相信什么:相信上帝!相信祖宗!相信毛泽东,相信党的领导人。可对我来说,我只相信实实在在的东西,没有麻烦的东西,这里的人大多如此。”“这么说你并不真的认为大妈的鬼魂就在长鸣了。”我还是盯住她不放。杜丽丽拍了拍我的手,“大妈是我的朋友,你姐姐也是我的朋友。我从不破坏任何友谊。也许大妈的鬼魂在这儿,也许不在,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你明白了吗?”“嗯。”我们继续向前走,我不明白是否有一种中国式的思维已植根在我的大脑中,杜丽而对我的窘态暗自发笑,我能明白她的意思。我也许就像那些来长鸣锻炼的知识青年,时髦而又自信,可一旦做起事来就难免一事无成。我们走到村礼堂的大门口时,一场大雨瓢泼而下,地面都被激打得颤抖起来。我的心一阵发紧,感到胸闷和恐慌。穿过一个空场,经过两道门,就来到了礼堂,屋内有一种刺骨的凉意。空气中有一种古旧而陈腐的味道,使人想起数百年来陈尸遗骨的残迹。桂林的秋天以桂香四溢、气候温和闻名,眼下秋意初退,但我还是尽量多穿了些衣服,甚至包括那件名牌的风衣,可我仍禁不住牙颤手抖地哆嗦不停,这样下去我是无法拍照的。大堂里有十几个人,有的在画丧符,有的在用白色的布幡和蜡烛装饰墙壁和桌台。他们的话语盖过了雨声在屋里回荡。邝站在棺材旁边,当我走上前去时,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想拍照,我担心她被伤得很严重。邝看到了我,我向她点头示意。当我向棺内望去时,我看到在大妈的脸上盖着一块白纸,我尽量把声调放得庄重地问:“事故是不是毁坏了她的容貌?”邝好像很敏感,“噢,你是说这张纸,”她用中文说,“不,这只是出于习惯要盖一张纸。”“为什么?”“啊?”她昂起头,好像答案会从空中掉进她耳朵里一样,“如果纸在动,说明人仍有呼吸,那就不能急着掩埋。但大妈是真的去了,她刚才已经告诉过我了。”没等我反应过来,邝上前揭开了那张纸。大妈看上去的确全无生气,但也并不恐怖。她的眉心皱着,一副焦虑的神情,嘴角有些扭曲,使面相看上去有些古怪。我一直以为人一旦死去,面部肌肉将会放松,从而会使他们看上去格外安详。“看她的嘴,”我用蹩脚的中文说,“怎么是歪的,这说明她死时很痛苦。”邝和杜丽丽凑上来看了看,“也许是吧,”杜丽丽说,“可她现在看上去和活着时差不多,你说她嘴有点歪,她平时就是这样的。”邝表示同意:“在我离开中国前,她就是这样,总是焦虑不安,不开心的样子。”“她穿得太厚了。”我说。“不,不,”邝说,“你只看到现在才会这么想,她穿这样是为进入另一世界的旅途所备的。上面有七层,下面有五层。”我指着一件邝作为第七层的滑雪衫。这是件虹紫色的衣服,上面有很多西南地区的饰物,有一个是她在一家大商店拍卖时买下的,大概想让大妈大吃一惊,价格标签还挂在上面,可以证明这件夹克不是廉价货。“真漂亮,我真希望自己现在也穿上一件。”邝很得意:“而且很实用,全是防水的。”“你是说另一个世界也在下雨?”“当然不是,那里气候没什么变化,不太热,也不太冷。”“那你为什么要强调这夹克衫是防水的?”她不解地看看我:“因为它的确如此。”我做了个鬼脸:“如果另一个世界的天气很好,干吗穿这么多衣服,七层和五层?”邝冲着大妈用中文重复了我的问题,然后像是在打电话一样边听边点头,“嗯。嗯……”然后她在我耳边传达了答案:“大妈说她也不知道,鬼魂和阴人们被禁锢得太久了,现在她已经忘了所有习俗及其含义。”“那么现在政府对这些活动解禁了吗?”“没有,但现在对这些事已不再处罚,而是顺其自然。这个风俗其实不错,七和五,上面比下面多二。大妈认为七可能表示一周七天,每层衣服代表一天,在过去,人们认为七是个吉数,七七四十九是办丧事的天数,不过现在我们和外国人一样,丧事几天就足够了。”“可是下半身为什么是五层呢?”杜丽丽噗地一笑,“这意味着大妈一周中有两天在阴间里只能不穿裤子了。”她和邝的笑声太大,引来了满屋人的目光。“别笑了!”邝叫道,“大妈在咒我们了,她说她刚走一会儿,我们不能开这样的玩笑。”邝缓了缓神,正色说道:“大妈还不能肯定,但她认为五这个数与现实生活中许多重要的事物有关——五色、五香、五官、阴阳五行、五种情感……”邝突然停下来,“大妈,应该是七种情感,不是五种情感。”她边说边用手指在数:快乐、生气、害怕、热爱、仇恨、欲望……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噢,对了,是悲伤!大妈,我不会忘的,怎么会呢?此刻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之时,我正感受着悲伤。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昨晚我不是哭了吗,那可不是哭给人看的,你明明看到的,我的悲伤是真心,不是做样子。你为什么老是记着我的缺点?”“哎—呀,”杜丽丽冲着大妈的尸体哭起来,“你已经死了,不要再诅咒谁了。”她看看我,眨了眨眼睛。“不,我不会忘的。”邝又在和大妈说话,“一只公鸡,会跳舞的公鸡,不是母鸡或鸭子,我一直记着的。”“她在说什么?”我问“她要把一只公鸡绑在棺材盖上。”“为什么?”“利比—阿,要知道为什么,”邝停了一下,又解释道,“大妈也说不太清楚,但她认为自己的灵魂将会进入一只公鸡并随之而去。”“你相信吗?”邝做了个鬼脸,“当然不信!连大妈也不信,这只是迷信。”“那么好,既然她不信,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嗐,这是风俗!而且可以用来吓唬孩子。美国人不也这样做吗?”“现在我们不这样了。”邝用老大姐的眼光看着我,“你不记得了?我头一回到美国时,你告诉我,兔子每年生一次蛋,死去的人这时就会从墓穴中出来去看它们。”“我没有。”“你有,你还说如果我不听你的,圣诞老人就会从烟囱里进来把我放到包里,带到一个很冷的地方,比下霜还冷。”“我从没说过,”我一边拒绝承认,一边回忆起我曾向邝开过的那个圣诞玩笑,“也许是你误解了我的话。”邝舔了一下自己的嘴唇,“嘿,我可是你大姐,你认为我不懂你的意思?嗯,好了,先不提了,大妈让我们不要闲扯了,现在该拍照片了。”我想通过调光来清理一下思绪,还要用三角架,环视一下,灵牌旁有几只蜡烛的烛光,从北面那扇肮脏的窗户里射进一束灰白的自然光。房顶没架隔板,也没挂吊灯,没有一面墙适合闪光灯反射,如果要用闪光灯,我会无法控制我需要的光量,那会使大妈的照片看上去显得很恐怖。一种适当的对比度一直是我刻意追求的,要带有一丝朦胧感。光圈用八,速度一秒,这样可以清晰地拍出大妈的半张脸,另一半则在阴影之中。我拿出三角架,支好,装上宝丽来一次成像相机,“好了,大妈,别动,”我是不是昏头了,我怎么竟对大妈说起话来了,这意味着我也相信她能听到我说话。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功夫为这个死去的妇人拍照?在我的文章中我不会用这些照片,再说,这一切都可顺其自然,照片怎么拍本无所谓。也许这也是这里生活中的一种神秘东西,只有高人才能顿悟,而其他人却永远也不会明白。我正在胡思乱想,一群人围了上来,想看看相机里会出来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看到了旅游者拍照,这种即拍即得的照片要价很高。“别挤,别挤。”我叫道,顺手把打印机拉到了胸前。村民们安静了下来,大概他们认为噪声会影响拍照。我埋头看了一下取景窗,对比度比我习惯的要强,但给他们看也足够了。“真像啊!”一个人叫道。“很清楚,你看大妈,好像是刚睡醒觉去喂她的猪的样子。”一个人开起了玩笑:“她会奇怪地问:‘你们这么多人围在我床边干吗?’”杜丽丽走了上来,“利比—阿,现在该给我拍一张了。”她用手掌把一束翘起的头发压平,又拽了拽衣服以使其整齐些,透过取景窗,我看到她像卫兵站岗一样僵直的姿势,她脸冲着我,两眼好像在向上看。我按动快门,待我刚把照片取出,她就从我手中接过去揣进了怀里,一边伤感地笑着,一边走开了。“我上一次看到自己的照片已经是很多年以前了,”她激动地说,“那时我还小着呢,”当我告诉她已经可以看照片时,她急忙把宝丽来相纸上的感光膜揭掉,把照片凑近自己的脸。她努力把眼睛瞪得很大,还不停地眨着,“我就是这样的吗?”她的声音和那种对照片崇敬的神奇表情,连我都被感动了。杜丽丽小心翼翼地把照片递给邝,就像是递一只刚刚孵出来的小鸟一样。“拍得不错,”邝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嘛,我妹妹很专业的。”说着她又把照片传给其他人看。“和真人一模一样。”一个男人说。“简直太清楚了。”“比真的还要真。”照片走了一圈又回到杜丽丽的手里。她把照片摆在手掌上,“我看上去就这样?”她的声音显得苍老,“我这么显老,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这么老相,这么丑。我真的这么老,这么傻乎乎的吗?”几个人笑了起来,他们以为杜丽丽在开玩笑。但邝和我看得出她是真的被刺激了。她对那些笑她的人感到恼火,而我则是直接伤害她的人。最近她应该是照过镜子的,可是在镜子中看到的影像也不一定都是我们喜欢的,照相机是一种不同的眼睛,它只对现实如实记录,而不会是一个人心中美好的回忆。杜丽丽走开了,我想说点什么以示安慰,告诉她我是个蹩脚的摄影师,她的一些动人之处我没能捕捉到。我刚想追上去,邝拉住了我的手,冲我摇了摇头。“等会儿我会和她讲的。”没等她再说什么,我就又被十几个人围了起来,每个人都要求我为他们拍照,“我先来。”“给我的孙子拍一张。”“哇,”邝叫了起来,“我妹妹可不是专门来给你们拍照的。”人们还在坚持,“只拍一张,”“我也拍一张。”邝举起手说道:“安静点,大妈说了,所有人都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她需要在进入阴界之前好好休息一下,否则的话她会被你们的噪声弄疯掉而留在长鸣了。”她的乡民对这番话唯命是从,他们鱼贯而出,离开了厅堂。剩下我们俩时,我向邝表示感谢,“大妈真这么说了吗?”邝递给我一个滑稽的眼神,禁不住笑了起来,我也笑了,为她的机敏而笑。“其实,大妈要求多为她拍些照片,但要换个角度,她说你给她拍的最后一张照片看上去和杜丽丽一样老。”我吃了一惊,“你在说些什么?”邝摸不着头绪地问:“怎么了?”“你说杜丽丽看去比大妈还要老?”“她是比她年纪大,至少五六岁呢。”“你说什么?她说她比你还要年轻呢。”邝摇了摇头,关切地问:“你怎么会这样想?”“杜丽丽跟我说的。”邝盯盯大妈那毫无生气的脸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既然是杜丽丽提起这事,我们必须告诉她真相。”邝走到我面前,说:“利比—阿,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了。“大约在五十年前,还在打内战的时候,杜丽丽收养了一个在路上捡到的小女孩,后来,小女孩不幸去世了,杜丽丽因为悲伤而有些失常,她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女孩,我能知道这些,是因为我和那个女孩是朋友,如果她还活着,的确比我小两个月,可杜丽丽今年已经七十八岁了。我现在告诉你……”邝像是在和大妈争论著什么,“不,不,我不能讲了,已经说得太多了。”我看看邝,看看大妈,想着杜丽丽说的那些话,我到底该相信谁呢?各种可能性在我脑海里穿过,我好像掉进了一张逻辑与想象纠结不清的网中。也许杜丽丽比邝要年轻,也许她已经七十八岁,也许大妈的灵魂在这里。也许不在。这一切都真假难辨,阴阳莫测,究竟是怎样的呢?现实一点,我对自己说,如果青蛙在吃昆虫,鸭子在吃青蛙,稻谷一年两熟,为什么还要对这个世界疑惑不解呢?

“现在你想起来了吧?”邝说。我被她丰满的面颊和小嘴上的皱痕惊呆了。我看着她,就像在看一幅综合衍射图:固定在下方光洁的表面上的是那个淹死的女孩的三维画像。“没有。”我说。这个叫邝的女人号称是我的姐姐——事实上,这可能只是一个疯子的妄想?邝是否真有着那个淹死的小姑娘的血肉?爸爸给我们看的照片上的那个瘦骨嶙峋的小女婴和我们在机场里接到的这个丰满的小姑娘实在是有着天壤之别。而且,邝和我父亲、哥哥及我的长相也毫无任何相似之处。也许我小时候的愿望是真的:真正的邝已经死了,村民们送来的是另一个女孩,他们认为我们分不清真的鬼魂和假冒的鬼魂之间的区别。不过话说回来,邝为什么不是我的姐姐呢?小时候那场可怕的伤害使她坚信自己已转度到了另一架身躯之中,即使我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她难道就不是我姐姐了吗?当然,她仍然是。所以,我要知道的是她故事中哪些东西是真的。邝冲我笑笑,握着我的手,她指了指天上的飞鸟,但愿她把它们说成是大象。那说明她的疯狂也是始终如一的。谁能告诉我真相呢?杜丽丽?她并不比邝更值得信赖。大妈又死了。村里恐怕没有其他人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即使他们能说,我又如何去问呢?“嘿,告诉我,我姐姐真的是我亲姐姐吗?她是个鬼魂还是个疯子?”其实,我根本没有时间决定如何去做。邝和我正一起走进大妈的房间。在屋子中央,西蒙正和杜丽丽热切地相互比划着。西蒙在空中划出一个汽车车窗,说:“我从窗口探出头去,叫道:‘嘿,把你的屁股挪开点!’”随后好像是靠在一个什么东西上,模仿一个拿冲锋枪的歹徒打爆了他的车胎。杜丽丽用长鸣方言说了句话,意思大概是“没什么”。她拿出了一只旅行拖包,包很重,把她的手臂缠得像和好的面团。她问我们要不要看一下。突然,她眼光一扫,跨了一步,几乎踩到了西蒙的脚上,她甩起那只拖包呈“之”字晃动,就像一条蛇越过她的鼻尖窜入人群。也许她在表示这是一片树林,有些时候,树枝是这样呼呼作响地飞舞的。在她这场表演的末尾,她走到司机面前,在她的脸上吐了一口,作为道具的是西蒙脚边的一只桶。邝尖叫着欢呼起来,我也附以掌声。西蒙像是在赛跑中屈居第二一样有些不服。他认为杜丽丽过于夸张,他认为汽车不可能像她甩动拖包那样快的速度,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应该慢得像一头母牛。“不!不!不!”她一边叫一边跺着脚、是啊,也许是因为她走路分神才导致了事故。“不!不!”她边说边推他的反背,西蒙终于不再坚持:“好吧,算你赢了,你的司机是错的!”除了年龄上不太相称外,他们真像是一对一见钟情的初恋情人,相互不停地调笑、挑逗,寻找理由彼此触摸。我心里猛地一抽,当然这并非妒嫉,因为谁也无法把他们俩扯到一块儿——不过,不管邝关于杜丽丽和她女儿的故事是否真实,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杜丽丽实在是太老了。游戏至此算是结束了,她和邝回到院子里商量晚饭吃什么,她们刚一走远,我就把西蒙拉到了身边。“你和杜丽丽干什么不行,怎么选择了坏司机这么个题目玩?”“开始我不过想告诉她昨天洛基开车带我们的旅行和那场事故。”原来是这样。我松了口气,把邝和我说的话告诉了他,“你对此怎么看?”“嗯,首先,我不认为杜丽丽神志有问题,也包括邝。其次,他们都在你的生活中存在良久了。”“可这次不同。你没发现吗?也许邝并不是我姐姐。”他皱起眉头:“她怎么可能不是你姐姐呢?即使没有血缘关系她也还是你的姐姐。”“是的,但这就意味着还有另一个女孩也是我的姐姐。”“即使是的话,你又能怎样?不认邝了?”“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是,我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耸了耸肩:“为什么?这有什么不同吗?我们看到什么说十么,对我来说,壮丽丽是个不错的妇人,邝还是邝。村子很好。我在这儿也很开心。”“那你怎么看杜丽丽呢?她说她只有五十岁,你信吗?还是你相信邝说的……”西蒙打断了我,说:“也许你根本没有弄懂杜丽丽的意思,你自己也说了,你的中文还没好到那种程度。”我有点气恼:“我只是说我没有邝说得那么好。”“也许杜丽丽用的是一种表达方式,比如——‘嫩如春雏’”,他的声音里带有一种男性理智的确信,“而你从字面上理解就以为她把自己比成小鸡了。”。“她没有说过她是小鸡。”我头都气痛了。“你看,你跟我也要咬文嚼字了。我只是打个比方。”我感到泄气:“为什么你总要证明你是一贯正确呢?”“嘿,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在交谈,我并不想怎么样……”这时,邝在院子里喊了起来。“利比—阿,西蒙!快来,我们开始烧菜了,你们要拍照,对吗?”尽管还很恼火,我还是走进大妈的房间里去拿相机。屋里一切照旧,我提醒自己把刚才那事忘掉不想。我看看窗外,再看看表,已是黄昏时分,是拍照的最佳时间,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抖擞精神去开始工作。在中国,我感到一切都无法控制,任何事情都难以预料,整个是杂乱无序的。我拿起莱卡相机,又往摄影包中放进了十几卷快速胶卷。在院子里,我装了几卷胶卷。雨后初霁,碧空如洗,散发着柔和的湛蓝色,峰峦间有淡淡的粉状的云雾。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满腔都是长鸣五十三户人家炊烟中松木的清香。而在这清香之下也夹杂着大粪的臭气。我环视了一下四周的景致。砖砌的院墙可以作很好的背景。我喜欢这种橘红的色调和粗糙的肌理。院中间的树叶子比较稀疏——可以避开它。猪圈作为前景非常合适——它的位置刚好在院子右边的屋檐下。它属于一种质朴简捷——就像小孩子表演圣诞中的那只马槽。不过,取代耶稣、玛丽亚和约瑟夫的是三只闹哄哄的猪,此外还有五六只鸡,有的瘸腿,有的豁嘴。我前后调整了一下焦距,在镜头外,我看到一个盛满米粥的桶,边上尽是苍蝇,一个小坑里散发出可怕的恶臭。稍微细看一下,会发现那里蠕动着不少蛆虫。长鸣的生活现在看来无所收益,我的预期和所见所闻过于一致,不过我脑子里尽是那些旅游杂志的热心读者所特别追求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乡村田园图。我知道人们要看什么。这正是让我经常对工作感到不满的原因,一种事先定好的安全的乏味和平庸。这并非我所想拍的那种直言不讳的照片。但问题在哪呢?这种照片没有市场,即使有的话,这种过分的现实主义也会对人们形成误导,似乎整个中国就是如此:落后、肮脏、贫穷。我为自己过于美国化而作出的这个判断感到羞愧。为什么我总是在编辑着真实的世界,为了谁呢?装上胶片盒,取景、测光、调焦,我要在一刹那捕捉到美妙的瞬间。这时,杜丽丽正好转过身去,蹲下来向一个盆里倒水,我对好镜头,调整好焦距,准备拍摄。但当她看到我的相机时,她却一下跳了起来,摆好姿势,还不停地拉着绿罩衫的衣角。她这样做好像都很自然。“你不用站在那儿,”我对她说,“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在意我。”她点点头,在院子里绕了几圈,一脸是要忘掉照相机的刻意表情,她走到树下,凝神看起挂在树上的一只篮子,里面那把沾满泥上的斧子在她目光中如同奇迹,就像是她发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一样。“一、二、三。”我用中文说道,接着给她拍了几张造作弄姿的照片。“很好,”我说,“非常感谢!”她似乎一脸茫然,“我哪儿做得不对?”她的声音像个小孩子。噢,原来她是在等待闪光灯和快门的咔嚓声,她并不明白莱卡相机是怎么工作的。想到这儿,我决定撒个小谎。“我并没有真的拍照,”我说,“我只是试着看看效果。”她似乎放心地对我一笑,又走回猪圈。在她开门时,几只猪哼哼唧唧地向她拱来,嚼着嘴嗷嗷要食。几只鸡也围在她身边。我像个小偷一样悄悄绕过院子准备继续偷拍,在我寻找光线、背景和构图的最佳组合时,太阳又落低了,光线贴着房檐,在杜丽丽精致的面孔上留下一束温柔的暖光。由于这个奇异的变化,我又改变了初衷。我开始拍照,和其他照相机在按动快门时镜头会被瞬间遮住不同,莱卡相机拍摄的刹那都可以在取景器里看到。我拍下了杜丽丽抓鸡、喂猪的几个镜头,也拍了几张西蒙的照片。他正在为照片写说明。这让我想起了过去的日子,我们总是在一种彼此认同的节奏下工作。只是现在他已经不在他熟悉的工作状态下了,他的眼光里有一种好奇的紧张,瞥了我一眼,他笑了。我把镜头拉回到杜丽丽身上,她正朝抽水泵走去,手里的鸡鸣叫不停。她拿出一只搪瓷碗放在小凳上,左手捏住鸡的脖子,右手已凭空多出一把刀来。一场什么样的灾难会降临在这可怜的鸡的头上呢?通过取景器,我看到她把刀锋压在鸡的脖子上,她慢慢用力,一股细细的血柱奔涌而出,我也仿佛挨了刀似地一抖。接着她把鸡腿向上一提,血从脖子里流进了搪瓷碗中。我可以听到后面的猪在尖叫,那是真正的尖叫,就像人在恐怖之中一样。有人曾对我说,猪在被送进屠宰场之前会发高烧,它们似乎知道什么在等着它们。此时我在想它们是否对垂死的鸡们也有同情之心。这是否就是智慧与灵性的证据呢?尽管我曾拍摄过开胸和换肾手术,但我还是感到晕眩。我坚持继续拍照,但我注意到西蒙已经不再记录了。当小碗里的血大约一半时,杜丽丽把鸡扔到了地上。大约有几分钟,我们看着它在无助地挣扎,最终翻起白眼,停止了搐动。如果杜丽丽认定自己是小包子的话,她肯定忘记了她对鸟类的同情心。西蒙向我走来,“这简直太野蛮了,你怎么还能拍得下去?”他的话刺伤了我,“少装仁慈!你以为在美国杀鸡就更人道吗?她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去掉肉中的毒素,也许这只是一种传统,宗教方式或别的什么。”“狗屁的宗教方式,宗教是要快速杀死动物以减少其痛苦,可这却是让动物流尽最后一滴血,然后再扔到地上。”“但我仍然认为她这样做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我随即就问了杜丽丽。“不,不,”她边摇头边说,“通常血流完后我会把鸡头割掉,但今天我让它多动了几下。”“为什么?”“为了你呀,”她兴奋地说,“为你拍照。这样更刺激,你说对吗?”她扬了扬眉毛期待我的同意。我向她笑了笑。“怎么说?”西蒙问我。“嗯……你说得对,这和宗教无关,”我不知接下去该说什么,看到他脸上的得意之色,我又说,“确实和宗教无关。这更多的是一种古老的中国风俗,一种灵魂净化之类的东西……为了鸡。”我又把目光投向到取景器上。杜丽丽把那只鸡放进一只盛满开水的盆里。然后用手像洗毛巾一样给鸡去毛。她的手上布满了骨痴;好像一棱一棱的石棉。开始我们还以为她要把这只死去的鸡抚慰一下,可随着她双手熟练地运动,鸡毛一会就拔光了,那只鸡像是刚刚洗完了一个蒸汽浴,焕发着粉色的光泽。杜丽丽拿着鸡穿过院子走向厨房,我和西蒙跟在后面。房顶很低,我们要躬着身子以免碰到顶棚。邝从角落里搬出一捆柴火,把它们塞进一个土制的炉灶里,灶台上有一只足以放下一头猪的大锅。她冲我一挤眼,说:“是张好照片吧?”我怎么会怀疑邝不是我的姐姐呢?那些不过是传说,我对自己说,她只是产生了一些古怪的幻象。邝取出鸡的内脏,再把鸡切成块,再把切碎的鸡块放进锅里,然后,邝又往锅里放了很多佐料和绿色的蔬菜,“这样鲜,”她用英语向西蒙解释道,“一切都是新鲜的。”“你今天去过市场吗?”“什么市场?这哪有市场。自己走到后院里摘就是了。”西蒙把这些记了下来。杜丽丽把鸡血倒进锅里,它们马上凝结变色成草莓红似的明胶状,她把它们切成小块和鸡块一起炖。看着红色的漩涡,我想到了《麦克佩斯》中的女巫,她们的脸被火光照亮,大锅里蒸发着热气,命运将会如何呢?“太恐怖了,”我说,“就像地狱里煮肉汤的锅。”西蒙抬起头。“我也这么想,”他探出头去闻了闻说,“锅里都是好东西。”炉火熄灭后,我需要的光线也没了,我把相机放进包内。老天,我突然感到很饿。如果我不吃这只鸡和它的血汤的话,又能选择什么呢?这里没有放在冰箱里的火腿和奶酪,——因为这儿根本没有冰箱。如果要想吃火腿,我先得杀掉那只乱叫的猪,可现在已经想不了这么多了。邝已经俯下身去,抓住大锅的把手,拼力抬了起来。“开始吃了。”她宣布道。院子中央杜丽丽用一个铁圈生了一盆火,邝把大锅放在铁圈上,杜丽丽又放上了碗、筷和茶水。在她的指挥下,我们围坐在晚餐的周围。“吃吧,吃吧,”她用筷子向西蒙和我示意道。我看着锅里,希望能找到我在超级市场看到的那种小包装的肉块。可还没等我找到,杜丽丽夹起一块鸡肉放进了我的碗里。“不用,你吃你的,”我用中文说,“我自己会吃的。”“别客气,”她说,“要趁热吃。”西蒙傻笑起来,我把鸡爪夹到他的碗里,“吃,吃,”我边说边冲他笑,然后自己开始吃鸡腿。西蒙愁眉不展地看着那只鸡爪,然后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若有所思地咀嚼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冲着杜丽丽礼貌地点点头,说:“嗯,很好,非常香!”看她笑的样子,就像是刚赢得了烹调大奖。“谢谢你的夸奖。”“确实好吃,我可不是在假客套。”我咬了一小块鸡腿在嘴里慢慢嚼,没有血腥气,鸡肉细腻滑润,我放开吃起来,一直啃到骨头。我喝了口汤,味道非常鲜美,我又从盘子里夹了只翅膀,边吃边承认中国这种家养的土鸡味道要胜过美国的洋鸡,到底是口味本身的差异,还是在汤中放了鸡血的缘故呢?“你拍了几卷胶卷?”西蒙问我。“六卷。”“那我们就称之为六卷童子鸡吧!”“可现在是秋天啊!”①“我这样取名是为了赞美杜丽丽,她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她不是年轻幼稚的女人。”西蒙微微颤抖地乞求道,那样子仿佛在作复活节的祈祷:“求求你,夫人,别跟我对着干。”我用手在他头上划了个十字架,“好吧,你是外国人,可以干蠢事。”杜丽丽端起了一杯无色的液体,“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买了这瓶酒,”她说,“可是二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庆贺的机会,今晚你们给了我机会。”她开始给我们倒酒,三人的酒杯都倒满后,她举起杯子说“干杯”,然后仰头一饮而尽。“你们看到了吗?”邝用英语说,“必须把杯子抬起来,直到酒喝光为止。”她作了个示范,杜丽丽马上又把她和邝的杯子斟满了。邝是个戒酒主义者,如果她能喝下去,这酒不会大凶。西蒙和我端起杯子,各自稍稍喝了一点,就像衣冠楚楚的伪君子在牛仔酒吧中那样。邝和杜丽丽马上拍案大叫,因为我们都剩了大半杯酒。“这是什么?”西蒙大喘着气,“我的扁桃体都被它移位了。”“很不错,对吗?”邝没等他推拒就把杯子又斟满了。“它喝起来一股臭袜子味。”西蒙说。“甜酒味?”②邝又啜饮了一口,点头表示同意。酒过三轮,大约二十分钟后,我的头脑还清醒,可腿却有点麻了,我站起身活动了一下,似乎有点刺痛,西蒙也这样做了。“这有一股骚气,”西蒙伸着懒腰说,“不过我觉得还算不错。”邝对杜丽丽说:“他说这酒不赖。”“这酒怎么称呼?”西蒙问,“也许走时我们可带一点回美国。”①童子鸡的英文原文为:springchicken。在埋语中有年轻幼稚的女人的含义,在翻译上难以准确体现其含义。②西蒙说酒的味道像sweatsocks,是汗袜子,而邝听成了sweetsuck,是甜酒,语音非常接近。邝看了看酒杯。得意地说:“这种酒我们叫腌鼠酒,在桂林一带很有名,味道好,而且有益于健康。泡制的时间很长,一般要十到二十年。”她示意杜丽丽给我们看看瓶子,杜丽丽拿起酒瓶指了指红白相间的标签。然后递给了我们。酒瓶里已经快空了。“瓶底是什么东西?”西蒙问。“老鼠啊,”邝说,“所以才叫腌鼠酒。”“你说什么?”“你看呀,”邝指着瓶底,“老鼠。”我们看到一个灰灰的东西,长着尾巴。我本能地想到呕吐,但相反,我和西蒙面面相觑,竟彼此大笑起来,甚至不能自禁,直到两人捧着肚子笑不出声为止。“我们为什么要笑?”西蒙问。“我们一定是喝醉了。”“你知道我并无醉意,我感觉很好,一切正常。”“我也一样,你看那些星星,是不是比平常显得大些?不是亮,而是大些。我觉得自己在收缩而其他一切都在变大。”“你看上去就像只小老鼠。”邝说。西蒙指了指倒映在院墙上的山影说:“这些山峰看上去也很巨大。”我们默默地看着大山,邝用肘轻轻推了我一下,“也许你现在看到龙了,是双面龙,对吗?”我使劲眯了下眼睛。邝搂着我的肩膀给我指点。“闭上眼睛,抛开心中那些美国的念头,用中文思考,让你的思绪像做梦一样,有两条龙,一条公的,一条母的。”我睁开眼,面前的一切似乎都已时空置换:“山峰在上下浮动,”我喘着气说,“那是它们的两条脊骨,对吗?山峰的前面隐入了土丘,那是两个头,一条山谷从两只嘴中间穿过。”邝拍了拍我的肩,似乎我是在她的地理课上背诵课文的学生。“有的人说,村子就在龙嘴上,这是坏风水,不协调。但在我看来,主要看龙是哪一类的。这两条龙很忠诚。”邝把我们的话翻译给壮丽丽。杜丽丽大笑起来,用长鸣方言说了些什么,然后开始哼唱起来:“达,滴答答。”邝也应声哼了几句,然后对我们说:“好了,西蒙、利比—阿,坐回去吧,杜丽丽说我该给你们讲讲龙的爱情故事。”我们围着火盆坐下来。杜丽丽甚至倾着身子在听。“这只是个故事。”邝一开口,杜丽丽就笑了,似乎她也能听得懂英语,“很久以前,有两条黑龙,是一对夫妻,住在长鸣的地下。每到春天,他们会醒来,从山下走出来,在外面,这两条龙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只是皮肤黑一些,而且十分强壮。有一天,两条龙沿着村子在挖渠,山水下来后就灌在渠里,这样一来,即使不下雨也没关系了,渠水种庄稼足够了。利比—阿,这种水该怎么称呼,天流?”“这叫灌溉。”“对对,这叫灌溉,他们为全村人做了好事,所以全村人都喜欢这两条黑龙人。每年他们都举行盛大的宴会为他们庆贺。但是有二天,一个地位很低的水神不高兴了,怎么有人没经过我允许就从河里用水呢?”“嗯,”西蒙搓了搓手指,“这是水权。用水的权利。”“对,这就引发了战斗。后来水神煽动了其他部落的一些野人都是很远地方的,也许是夏威夷的,”邝向西蒙眨眨眼睛,“当然是开玩笑。夏威夷是不可能的,但很远,我也不知道是从哪来的。野人用弓箭射死了黑龙人,他俩身上都布满了箭孔。死前他们缩回了泥土里,又变成了两条龙。你看!他们的脊背就是这六座山峰。那些箭射中的地方就是上千个洞穴,它们最终都汇聚在一起,通向心脏。现在一下雨,水就穿过山体,穿过洞穴,就像是眼泪一样,不能不流下来。而到了山下,就成了洪水,每年如此。”西蒙皱起了眉头,“这我就不懂了,既然每年发洪水,为什么还说龙好呢?”“唉!这洪水非那洪水,只是小洪水,仅仅把地面冲冲干净而已。我一生中只遇到一次大洪水,一次大旱。应该说很运气。”我记得邝在去美国之前在长鸣住了十八年,但我不想打断她的故事和此刻的轻松气氛。“水神是怎么回事?”我问。“就是那条河——不长,洪水把他给冲走了。”西蒙一边拍手一边吹口哨,把杜丽丽从瞌睡中吵醒了,“愉快的结局,皆大欢喜。”杜丽丽站起身伸了个懒腰,随后开始收拾饭桌,我起身想帮忙,又被她推坐下来。“这故事谁讲给你的?”我问邝。她在火盆上加了几把柴草,“长鸣人都知道,总有五千年了吧,每个母亲都给小孩子唱这个儿歌,歌名就叫‘双龙’。”“五千年?你怎么知道的?那时的事情根本没有记载。”“我就是知道,因为——这样吧,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这两条龙之间,就是这条小溪的尽头,有一个小洞穴,从这儿进去通到一个大洞,大得你都不敢相信,大洞里有一个湖,湖面上可以划船,湖水美丽绝伦,清澈见底又波光粼粼,水很深,泛着光芒,即使没有火把,你也能够看见湖边上那个古老的村落……”“村落?”西蒙好奇了,“你是说真的村子?”我想告诉西蒙这是邝的另一个故事,可是他头也不回。邝被西蒙的好奇感动了,“是啊,一个古老的村子,有多老也说不确切。但那些石屋还在,没有屋顶,但墙、门廊、围栏等都有,而且里面还有……”“等等,”西蒙插话道,“你曾进过那个洞,亲眼看见那个村子吗?”邝十分骄傲地说:“当然。石屋里东西很多,石椅、石桌、带把手的石桶,上面刻着两条龙,知道吗——两条龙!这故事至少和这村庄一样久远。也许它更早,五千年也不止,可能上万年,谁知道呢。”一种被愚弄的感觉袭上我的心头,或许是她在谈另外的洞,我问:“有多少人去过那个村子?”“多少人?总数我也说不准,那屋子很小,不可能同时住很多人。”“不,我的意思是现在有多少人去那儿?”“现在?千万别这么想,很恐怖的。”“为什么?”“噢,你还是别问了。”“帮帮忙,邝,告诉我们。”“好吧,好吧,不过把你吓坏了可别怪我。”西蒙倚在压水机上,说:“快讲吧。”邝深吸了一口气说:“有人讲,走进这山谷里的任何洞穴,都是有去无回。”她停顿了一下,“只有鬼除外。”她看了看我们的反应,我在笑,西蒙却在发呆。“噢,我明白了”,我又一次想引起酉蒙的注意,“这是长鸣方言中骂人的话,昨天我听到人说过。”西蒙好像反应过来了,“上帝,这都是真的的话……”邝笑了,“你信吗,我是不是鬼?”“鬼?”西蒙笑道,“不,我不是说你,我是说那个洞,如果是真的的话。”“当然是真的,我已经说过了,我是亲眼见过的。”“我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报道,在哪来着……我现在还记得是在一本导游手册上,一个洞穴中有石器时代的遗物。奥利维亚你看到过吗?”我摇摇头。突然觉得对于邝讲的女怒目和一半的故事,我的怀疑也许过分了。“你认为那上面说的就是这个洞吗?”“不,那是桂林旁边一个很大的旅游景点。但书上说这里的地貌中有上干个相似的洞穴,不少洞大概从未有人进去过。”“邝说的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可还是难以置信”,西蒙对邝说,“你认为以前没有其他人到过那儿?”邝皱皱眉,说:“不,我没说过。很多人去过那儿。”西蒙的眼睛打起了转。“不过现在都不在了。”邝说。“噢,”西蒙开始打起了手势,“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话说得直截了当一点。刚才你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知道这个洞,除了你,是吗?”他等着邝肯定这个问题。“不,长鸣人是知道这个洞的,只是不知道确切的位置。”西蒙站起来边走边说:“没人知道洞的位置,但知道有这个洞。”“对。很多长鸣的故事都与此洞有关。很多。”“比如说呢,”西蒙大概是指邝说的洪水。邝眨眨眼,擤擤鼻,像是在从她那些鬼怪故事里搜寻些什么,其中有些秘密是我们发誓永不泄露的,“最有名的例子是和外国人有关的,他们的死带来了不少麻烦。”西蒙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事情是这样的,时间大概是在一百年前,我并未亲眼看到,只是听长鸣人说的。四个从英国来的传教士,坐了一辆小马车,车上有一个大篷伞,两匹骡子拉着一群胖子。天气很热,车上先下来了两个修女,一个年轻而拘谨,一个年老而霸气,然后下来两个男人,一个没有胡子,另一个胖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都穿着中国服装,可看上去还是怪怪的。那个胖男人会说一点中文,但很难听懂。他问道:‘我们能在这儿吃点东西吗?’大家都说,‘好的,好的。’于是他们就吃啊、吃啊,吃了很多东西。”我打断了邝,“你是不是在说阿门牧师?”“不,完全是两回事。我已经说过了,这不是我看到的,只是听说的,他们吃完饭后,胖子说‘嘿,听说你们这儿有个著名的洞,里面有座古城。能带我们去看看吗?’大家都道歉,说:‘太远了,太忙了,没什么看的。’那个老修女拿出一枝铅笔说,‘谁要这个,只要带我们去山洞,就可以得到它!’那时候这里的人根本没见过铅笔,毛笔当然是见过的,可铅笔真没见过。也许铅笔也是中国人发明的,我们真的发明了很多东西——比如火药,还有面条。意大利人说面条是他们发明的,其实不然,那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学去的。另外,中国人还发明了数字:零。没有零的时候,人们不知道怎样表达没有的概念。现在人人都知道零了。”邝说着为自己的玩笑笑了起来……“我刚才说到哪了?”“你说老修女拿了一枝铅笔。”“噢,在我们这个穷村子,没人见过铅笔,修女展示铅笔不用墨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姓黄的男人拿过了铅笔,他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强,他的家族现在还在,在家族的祭坛上仍放着这枝夺去他性命的铅笔。”邝抱起手臂,似乎感受到一股悲凉。西蒙拿起一根木柴,“等等,好像有些事还没交待,那些传教士怎么样了?”“都没有回来。”“也许他们回家了,”我说,“没人看到他们离开?”“可那个年轻人也没回来。”“也许他信了基督教也去作了传教士。”邝疑惑地看了看我。“为什么要去做?即使如此,传教士为什么不回来拿他们的马车,骡子?不久之后,教堂为什么要派出所有的士兵去找他们?多少灾难因此而生啊,他们敲这家门,敲那家门——‘出了什么事?不说就统统烧光。’很快,大家都达成了共识,这些人简直就是土匪。直到现在,人们都还记得这件事,如果有谁争强逞能,就会说,‘嘿,等着瞧吧,要不了多久你就成铅笔人了。’”“你听懂了吗?”我问西蒙。邝侧了侧身,把耳朵冲着山的方向,“唉,你们听。”“什么?”我和西蒙异口同声道。“歌声。阴人在唱歌。”我们都静了下来。几分钟后,细如游丝的声音在我耳边隐隐响起,“听起来就像是风声。”“是的,对大多数人而言像是风声——呜,呜,穿过山洞。但当你经过了大的哀痛之后,就会听到阴人的呼唤,‘来吧!来吧!’你越发感到悲伤,他们的歌声也就越响亮,‘快一点儿,快一点儿!’你走过去看个究竟,发现他们快乐无比。你走进他们当中,取代谁的位置,谁就会消失。飞回阴间,一切归于沉寂。”“就是你曾去过的那种地方?”西蒙问。我本想笑的,但又顿住了。邝怎么有这么多阴阳界中和死人有关的故事。邝冲我说:“现在你该明白这个村名的确切含义了吧,长应该是‘唱’,鸣应该是‘绵’,像丝一样柔软而又绵长。柔软的歌,声声不息,永无止境。可有的人说这两个字时发音发成了另外的意思。‘唱’是‘长’,‘绵’是‘眠’,长眠你懂吗?”“你是说用唱歌催人入睡?”西蒙问。“不不不,长眠是死亡的委婉说法。所以人们才说,‘长眠洞,去不得,进去就到鬼世界。’”我的头猛地一痛,“你相信吗?”“相信?我已经去都去过了。那有很多阴人,等啊等,像在固守着什么。”“可你怎么能够回来呢?”没等她回答,我又接着说,“我知道,你不必非要告诉我。”我实在不想让邝再讲小包子或曾的故事,已经很晚了,我想去睡觉,而我也不想睡在一个占据了死去姑娘躯壳的人旁边。西蒙走到我旁边说:“我想我们该去看看那个洞。”“你想上当?”“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你是傻瓜啊,人到那儿会死的。”“你真相信这些鬼故事?”“当然不,但那儿肯定有什么不祥的东西,毒气,陷阱,谁知道呢。”“是淹死的,”邝插话道,“大多数人是自己掉到洞底淹死的,里面很深很深。”“听到了吗,西蒙,掉下去很深很深,然后淹死。”“奥利维亚,你难道不明白?这可能会是一次伟大的发现。一个史前的洞穴,石器时代的房子,陶器……”“还有白骨,”邝又加了一句,看上去她很兴奋。“白骨?”西蒙说,“什么白骨?”“大部分是外国人的。他们迷了路。接着就失魂落魄了,但他们不想死,所以他们都躺在湖边上,守了很久很久,他们就都变成了白骨。”西蒙站起身凝望着群峰。我对他说:“人们在这儿迷失了心智,最终变成了化石。”但西蒙并没有听我说,我知道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进入山洞而带来的名誉和财富之中。“你能想象那些杂志编辑们听到我们的故事后会说什么吗?从鸡汤引出的伟大的考古发现!也许我们可以给《国家地理》杂志打个电话,我是说,如果《未知世界》认为我们没有这个故事的版权,我们可以带些陶器回去作证,对吗?”“我不会去那儿的。”我肯定地说。“那好,我自己去。”我想叫喊,禁止他去。但我行吗?我对他的身体、心灵和意志并没有任何权利。邝看着我,我也想冲她大喊:这都是你的错!你和你那可恶的故事!她像姐姐那样看着我,拍着我肩膀想让我安静下来,被我挣开了。她对西蒙说:“不,西蒙,你不能自己去!”西蒙转过身,问:“为什么?”“你不知道那洞的位置。”“对,但你可以告诉我,”他一本正经地说。“不,利比—阿是对的,太危险了。”西蒙伸了伸手臂,我想他是要向我们好好发泄一下,哪知他耸了一下肩,“好吧,也许是的。我们还是先睡觉吧。”我躺在那张拥挤的婚床中间,僵直得就像大妈躺在棺材里一样。我侧着身子尽量不碰到西蒙。十个月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同床而眠。他穿了一套丝织的睡袍,他不时地将膝盖或别的部位碰到我的大腿,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挪开。但在另一边我还要防着邝的膝盖碰我脚趾,我甚至怀疑她在故意把我推向西蒙身边。外面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这是什么?”我轻声道。“我什么也没听到。”西蒙说,看来他也醒着。邝翻了个身,说:“山洞里的歌声,我不是说过了吗。”“听起来不一样,像是在抱怨什么。”邝又翻过身去,几分钟后,她发出了鼾声,再过一会儿,西蒙的呼吸也变得深沉了。这样一来,就剩下我一个人夹在两个睡着的人之间,孤独而又清醒,我凝视着黑暗,脑海里流动着二十四个小时来发生的一切:冷冻车与大妈的滑雪大衣,躺在棺材里的小包子和邝。那只可怜的鸡和它死前的挣扎。酒里的死老鼠,山洞中死去的传教士。还有西蒙的脸,当我们看到龙峰时他那兴奋的表情,看上去精美而奇特。这是否是我们似曾相识的旧情重现?也许我们还会成为朋友,当然,也许它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一瓶老鼠泡的酒。我翻了个身,西蒙也跟着翻了过来,我只好把自己弄得像根筷子似的以免碰到他。然而,身体在死亡之外并非想僵直就僵直的。我渴望自己的身体蜷入他的怀中,让我享受一下舒服的感觉。但如果我这么做,会使他胡思乱想,以为我已经宽恕他了。或者承认我是需要他的。他不时抽抽嘴唇和鼻子,发出他进入梦乡时常有的声音。很快我就可以感到他呼出的气浪在我的脖颈上此起彼伏。我一直对他睡得如此深沉感到妒忌,汽车喇叭甚至地震都不能弄醒他。此时,这固执的鼾声又响了起来,而且像是从床下发出的。细听有些拉锯似的声音,是的,是锯齿磨擦的声音,或是老鼠在磨牙,它们咬着床柱,以便在磨利牙齿之后爬上床来。“西蒙”,我轻声道,“你听到了吗?西蒙!”像往日一样,他的一只手臂移到了我的屁股上,头拱在我的肩上。我猛地一悸,怀疑他是否真的睡着了,或者这只是他本能的反应?我慢慢把屁股挪开,看他的手臂是否会随之移动。他呼了一声,也许他也在考验我。我把他的手从我身上移开,他动了动,哼哼唧唧地说:“呣,对不起。”然后又发出鼾声,转到一边去了。如此看来,他的亲昵之举只是梦中的行为,并非有意为之。我的喉咙一紧,胸口隐隐作痛。以往每次吵过架,他总是要和我相拥而睡并做爱,似乎身体的这种接触会弥合我们曾有的裂痕。我对这一套怨恨已久。但每当他抬起我的下巴时,我都只是稍稍抵抗一下而已,当他吻我的嘴唇、鼻子和眉毛时,我只好压住火气,憋住呼吸。因为我越是厌烦,他吻的地方就越多:脖子、乳头、膝盖。我容忍他这样做,并非因为我屈服或者是性欲,而是因为这一切都是恶意的,它不能修复什么,也无法带给我什么希望。我原想晚些时候和他谈谈这些问题,为什么他视回避为正常,而我却认为是个警告,为什么我们彼此不知道如何多一些交流,怎样在共同的空间里各自保留自己的一份领地。在一切还不算太晚的时候,我要知道把我们聚到一起的爱情为何减弱了,该如何修复。很多次我担心我们的爱情不够丰富,它只可以维持几年,却无法维系终身。我们错把一份小吃当作了圣诞大餐。我们像两个饥渴的人想得到丰饶的爱,却疲倦得无法说出,直至时光流逝,我们只剩下了毫无诗意的朦胧渴望。每次他把我的衣服脱光时,我都会想到这些事情,他在亲昵中注视我的裸体让我感到怨恨。我让他抚摩我的身体,这是他十分熟悉的身体,可他却感觉不到我的心。他想找到我的节奏,不停地说,“放松些,放松些。”我慢慢滑倒,任其自然也许是错的。我最终屈服于自己的节奏,他的节奏,我们共同的节奏,爱就是一堆动作,例行公事和条件反射。以前刚做完爱,我会有短暂的快感,但不久就被厌恶所取代,我要重新去追忆起那些担忧——关于收获与丰饶,没有结果的爱情和绝望的死亡——它们不再是情感,而是变成了概念,愚蠢,甚至可笑。现在我们的婚姻已经结束了,我懂得了什么是爱。它是大脑里的一个诡计,肾上腺的一些分泌,它让体内充满了担忧与美妙的感觉,又把它们淹没在生物化的狂喜之中,你可以了解爱中的一切,但它仍然是不可抗拒的。就像那只在长眠中浮动的手臂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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