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书架 2019-08-24 14:17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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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世上的大野鸡

每当她这么说,温迪施都感觉到他俩的脸之间她冰冷的愤怒。她攥住温迪施的肩膀。有时她会需要些时间才能找到他的肩膀。找到他的肩膀后,她就在黑暗中对着温迪施耳语道:“你都可以当祖父了。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去年夏天温迪施拿着两袋面粉走在回家的路上。温迪施敲了敲一扇窗户。村长提着手电筒透过窗帘照出去。“你敲什么,”村长说,“把面粉放到院子里。门是开着的。”他的声音带着困意。那个夜里来了场雷暴雨。一道闪电落在窗前的草地上。村长关了手电。他的声音醒了,他大声说话。“还有五批,温迪施,”他说,“新年时还有钱。复活节你就有护照了。”打雷了,村长望着窗户玻璃。“把面粉放到屋顶下,”他说,“要下雨了。”自那以后已经十二批了,一万列伊了,复活节早已过去。温迪施想。他已经很久不再敲窗户了。他打开门。温迪施用肚子抵住袋子放到院子里。即使没有雨,他也把袋子放到屋顶下。自行车轻了。它在走,温迪施在旁边把着它。车子穿过草地时,温迪施听不到他的脚步。在那个暴风雨的夜晚,所有的窗户都黑了。温迪施站在长长的过道里。一道闪电将大地撕开。一声雷鸣将院子挤压到裂缝中。温迪施老婆没有听到钥匙在门上转动。温迪施站在了前厅里。雷声远远地越过村庄,落在了园子的后面,夜里一片寒冷的寂静。温迪施眼睛里一阵冰冷。温迪施感到黑夜将被打碎,村庄的上空将突然明亮如昼。温迪施站在前厅,他知道如果他不走进房子里,穿过园子也许就到处可以看到所有事物狭窄的尽头,和他自己的尽头。在房门后他听到他老婆单调均匀的呻吟。好似一台缝纫机。温迪施把门打开了一道缝。他啪嗒开了灯。他老婆的两条腿好像被撬开的窗扇直在床单上,在灯光中抽动着。温迪施老婆睁开眼睛。灯光并没有让她眼花。她的眼神就那么呆滞着。温迪施弯下腰。他解开鞋带。从胳膊下看过去,他盯着他老婆的大腿。他看到她把黏糊糊的手指从头发里抽出来。她不知道该把这只手放到哪里。她把它放在裸露的肚皮上。温迪施看着他的鞋子说:“就是这样啊。就这么对付膀胱,仁慈的夫人。”温迪施老婆把那只手放在脸上。她把腿一直向下移到床尾。她将两条腿紧紧并拢在一起,直到温迪施只能看到一条腿和两只脚掌。温迪施老婆把脸转向墙壁,大声哭起来。她拖着年轻时的哭腔时哭声悠长,拖着现在年老时的哭腔时哭声短促。有三次她拖着另一个女人的哭腔抽泣。接着不做声了。温迪施啪嗒关了灯。他爬进温暖的被窝里。他感觉到了她沉积的浑浊,好像她在床上排空了肚子。温迪施听到睡眠如何将她继续压到这摊浑浊下,只有她的呼吸呼噜呼噜。他很累很空。远离一切事物。好像在所有事物的尽头,好像在他自己的尽头,她的呼吸呼噜呼噜。她的睡眠在那晚那么沉,没有梦找到她。黑色的斑痕苹果树后是毛皮匠家的窗户。灯火通明。他有护照了。温迪施想。窗户很刺眼,玻璃上光秃秃的。毛皮匠把所有的东西卖掉了。房间空荡荡的。“窗帘也卖了。”温迪施暗自说道。毛皮匠靠在陶瓷炉边。地上放着白色的碟子。窗台上摆放着餐具。门把手上挂着毛皮匠的黑色大衣。毛皮匠的老婆边走边向大箱子弯下腰。温迪施看到她的双手。她的阴影投到空空的墙壁上。影子变得长长的,弯曲着。胳膊好像水面上的树枝一样波浪起伏。毛皮匠在数钱。他把那捆纸币放进陶瓷炉的管子里。柜子是白色正方形的,床也都是白色的框架。中间的墙就是黑色的斑痕。地板是斜的。地板抬起来了。高高地爬上了墙。它立在门前。毛皮匠在数第二捆钱。地板好像要遮住了他。毛皮匠的老婆吹去毛皮帽子的灰尘。地板好像要把她抬到天花板上。陶瓷炉旁边的挂钟打下长长的白色斑痕。瓷炉旁挂着时间。温迪施闭上眼睛。“时间到了尽头。”温迪施想。他听见挂钟的白色斑痕在滴答滴答,看见黑色斑痕的数字指片。没有指针的是时间。只有黑色的斑痕在旋转。它们拥挤着。它们从白色的斑痕里挤出来。沿着墙壁落下来。它们就是地板。黑色的斑痕就是另一间房间的地板。空荡荡的房间里鲁迪跪在地板上。他面前摆着彩色玻璃,排成长长的队列,围成圈。鲁迪旁放着空空的箱子。墙上挂着一幅画。那不是画。框子是绿色玻璃。框子里是乳白色玻璃带着红色波纹。猫头鹰飞过园子。它的叫声尖尖的。飞得很低。整夜都在飞。“一只猫,”温迪施想,“一只在飞的猫。”鲁迪从蓝色的玻璃里拿出一把勺子到眼前。他的眼白变大了。勺子里瞳孔成了潮湿、闪亮的球体。地板将颜色冲到屋子边沿。另一个房间的时间击打着波浪。黑色的斑痕一起游动。灯泡颤动着。灯光破碎了。两扇窗户交织游动着。两块地板将墙壁挤压到面前。温迪施用手抱住头。脑袋里血管在跳动。手关节那儿太阳穴在搏动。地板在抬起。它们在靠近,在互相触碰。它们顺着狭窄的裂缝落下。它们将变得很重,大地将要打碎。玻璃将要发热,成为箱子里发抖的溃疡。温迪施张开嘴。他感觉到它们在脸上生长,那些黑色的斑痕。

盒子鲁迪是工程师。他在一家玻璃厂工作了三年之久。玻璃厂在山里。毛皮匠在这三年中就去看过他儿子一次。“我坐了一个礼拜的车进山去看鲁迪。”毛皮匠对温迪施说。三天后毛皮匠回来了。他的脸颊被山风吹得通红,眼睛因为失眠受到了伤害。“我在那没法睡觉,”毛皮匠说,“我没法合眼。夜里我的脑子里都感觉到那些山。”“到处望去,”毛皮匠说,“都是山。进山的路上都是隧道。那也是山。它们和夜晚一样黑。火车开过隧道。整座山都在火车的哐当哐当声中。耳朵里传来一声轰隆,脑袋感到一阵发胀。一会儿乌压压的黑夜,一会儿亮晃晃的白天,”毛皮匠说,“不断在交替。没法忍受。所有的人都坐着,都不往窗外望。亮的时候他们看书。他们留神书不要从膝盖上滑落。我必须留神手臂不要碰到那些书。黑的时候他们就让书摊开着。我仔细听着,在隧道里仔细听着他们是否把书合上。我什么也没听到。当光线又亮了的时候我的眼睛首先去看那些书,然后看他们的眼睛。书摊开着,他们的眼睛闭着。那些人比我睁开眼睛要晚。我告诉你,温迪施,”毛皮匠说,“我每次都很骄傲,因为我比他们睁开眼睛要早。我对隧道的尽头很敏感。我从在俄国时就有了这种敏感,”毛皮匠说,他用手撑着额头。“那么多个哐当哐当的夜晚,那么多个亮晃晃的白天,”毛皮匠说,“我从未经历过。我在夜晚,在床上,听到那些隧道。它们嗡嗡作响。像乌拉尔山里的敞篷货车一样嗡嗡作响。”毛皮匠摇晃着脑袋。他的脸发亮。他转头向桌子望去。他在看他老婆是否在听。然后他低声说道:“只是女人啊,温迪施,我告诉你,那里有女人。她们走得快。她们比男人们割麦子要快。”毛皮匠大笑起来。“可惜,上帝啊,”他说,“她们都是瓦拉西亚人。床上她们也很棒,但是烧饭可是不如我们的女人。”桌子上放着一只铁皮碗。毛皮匠的老婆在碗里打蛋清。“我洗了两件衬衫,”她说,“水都黑了。那儿太脏了。因为树林遮着,人们看不到。”毛皮匠望着碗里。“上面,”“有一个疗养院。在最高的山上,他说,那里都是疯子。他们穿着蓝色的裤衩和厚厚的大衣在篱笆后面走来走去。一个人整天在草地上寻找冷杉球果。他自说自话。鲁迪说,他是个矿工。他搞过一次罢工。”毛皮匠的老婆把指尖浸到蛋清中。“自己作孽。”她说道,然后把指尖舔干净。“另一个人,”毛皮匠说,“在疗养院只待了一周。他又入土了。一辆车轧死了他。”毛皮匠的老婆端起碗。“鸡蛋时间久了,”她说,“蛋花苦的。”毛皮匠点头。“从上面人们看到墓地,”他说,“它们斜挂在山上。”温迪施把双手放到桌子的碗边上。他说:“我不想埋在那里。”毛皮匠的老婆心不在焉地看着温迪施的手。“是的,山里应该很美,”她说,“只是离这儿太远了。我们没法去,而鲁迪也不回家。”“现在她又在烤蛋糕,”毛皮匠说,“鲁迪是吃不着了。”温迪施把手从桌子上抽回来。“云雾笼罩着城里,”毛皮匠说,“人们在云中走来走去。每天有雷暴雨。如果人们在田里,会被闪电劈死的。”温迪施把手插进裤兜里。他站起来。他走向门口。“我带了些东西回来,”毛皮匠说,“鲁迪让我给阿玛莉带了个小盒子。”毛皮匠拉开一个抽屉。他又把它关上。他看了下空箱子。毛皮匠的老婆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找。毛皮匠打开柜子。毛皮匠的老婆疲惫地举起手。“我们会找的。”她说。毛皮匠找了找他的裤兜。“我今天早上手上还抓着盒子的。”他说。折叠剃须刀温迪施坐在厨房的窗前。他在刮胡子。他把白色的泡沫涂在脸上。泡沫在他的脸颊上沙沙作响。温迪施用手指尖将白花花的泡沫分散到嘴边。他看着镜子。他看到镜子里的厨房门。还有他的脸。温迪施看到他脸上涂了太多的泡沫。他看到他的嘴巴埋在了泡沫里。他感觉到他没法透过鼻孔里的泡沫和下巴上的泡沫说话。温迪施打开折叠剃须刀。他用手指试了试刀锋。他把刀锋放到眼睛下。颧骨不动。温迪施用另一只手在眼睛下将皱纹拉平。他朝窗外望去。那儿是绿色的草地。折刀抖了下。刀锋火辣辣的。温迪施好几个礼拜眼睛下有个伤口。发红了。长出脓包,发软。每天晚上都有很多面粉进去。这几天温迪施的眼睛下已经结了痂。早上温迪施带着痂皮走出家门。当他打开磨坊的门栓,当他将钥匙放入上衣口袋后,温迪施摸了摸脸颊。痂皮不在了。“也许痂皮留在了坑地。”温迪施想。外面天亮,温迪施走向磨坊的池塘边。他跪在草地上。他看着水中他的脸。小小的涟漪钻进他的耳朵。他的头发模糊了这幅画面。温迪施的眼睛下有一个弯曲、白色的伤疤。一片芦苇叶子被折弯了。它在他的手边开开合合。芦苇叶子有了棕色的刀锋。泪滴珠阿玛莉从毛皮匠的院子里走来。她穿过草地。她手上拿着那个小盒子。她对着它闻。温迪施看着她裙子的贴边。裙边在草地上投下阴影。她的小腿肚很白。温迪施看着阿玛莉如何扭动她的臀部。盒子用银色的细绳扎着。阿玛莉站在镜子前。她看着自己。她在镜子中找寻着银色的绳子,然后扯开。“盒子放在了毛皮匠帽子里。”她说。盒子里白色的薄棉纸沙沙作响。在白纸上放着一颗泪滴珠。尖部有一个孔。里面,在珠肚里,有一道凹槽。泪滴珠下面放着一张纸条。鲁迪写着:“泪滴珠是空的。灌上水。最好是雨水。”阿玛莉没法给珠子灌水。那是夏天,整个村子都干枯了。井水也不是雨水。阿玛莉把珠子放到窗前光线下。它外表很呆板。但内部,沿着那条凹槽,它在颤动。七天来天空干烧着。它一直跑到了村子的尽头。它在山谷看了河流。天空喝上水。又下雨了。院子里雨水淌过铺路的石块。阿玛莉拿着珠子站在屋檐的水槽下。她看着水流淌进泪滴珠的肚子里。雨水中夹带着风。风将清脆的钟声一直吹过树林。钟声时而混沌,叶子在里面打旋。雨在唱歌。雨水声中还夹带着沙沙声。里面也卷进了树皮。珠子里水满了。阿玛莉用湿湿的手把它拿进屋子,赤裸的双脚里夹着沙子。温迪施老婆把珠子拿到手里。水在里面闪亮。玻璃里有道亮光。珠子里的水滴到温迪施老婆的手指间。温迪施伸出手。他接过珠子。水沿着他的胳膊肘缓缓淌下来。温迪施老婆用舌尖舔舔湿漉漉的手指。温迪施看着她舔着那根手指,那根她在暴雨的夜晚从头发里抽出来的黏糊糊的手指。他向外望着雨。他感受到嘴里黏糊糊的。在他的脖子里难受得要呕吐了。

温迪施把珠子放到阿玛莉的手上。珠子滴水。但珠子里的水没有下降。“水是咸的。嘴唇火辣辣的。”温迪施老婆说。阿玛莉舔了舔指关节。“雨是甜的,”她说,“盐是泪滴珠子哭出来的。”死兽园“学校在这点上也起不到任何作用。”温迪施老婆说。温迪施望着阿玛莉,说道:“鲁迪是工程师,但这点学校也没啥作用。”阿玛莉大笑起来。“鲁迪不仅仅从外面认识疗养院。他也曾在那里待过,”温迪施老婆说,“我是从女邮递员那儿知道的。”温迪施将桌上的一个杯子推过来推过去。他看着杯子说道:“这是家族问题。接着就是孩子们,他们也会疯的。”鲁迪的曾祖母在村子里被叫做“毛毛虫”。她一直将稀松的辫子甩在背上。她没法忍受梳头。她的丈夫早逝但没有得病。毛毛虫在葬礼后去找她丈夫。她走进酒馆里。她看着每个男人的脸。“你不是的。”她从一张桌子说到另一张。酒保走向她说道:“你丈夫他死了。”她把稀松的辫子抓在手上。她哭了,跑到街上。每天毛毛虫都去找她丈夫。她走进每家每户,询问她丈夫是否在那儿。一个冬天的日子,毛毛虫走到野外,那时雾气结成白霜覆盖着村子。她穿着夏天的裙子,没穿袜子。只有她的手因为下雪穿戴好。她戴上了厚厚的羊毛手套。她穿过光秃秃的灌木林。傍晚来临。守林人发现了她。他把她送回了村子。守林人第二天来到村子。毛毛虫躺在黑刺李的灌木里。她冻死了。他把她背回村子里。毛毛虫好像一块板子一样僵硬。“她太不负责任,”温迪施老婆说,“她把三岁的孩子孤零零地抛在世上。”那个三岁的孩子就是鲁迪的爷爷。他是个木匠。他根本不打理他的土地。“在肥沃的土地上已经长满了牛蒡。”温迪施说。鲁迪的爷爷脑子里只有木头。他把全部的钱都花去买木头。“他用木头雕刻,”温迪施老婆说,“他在每块木头上凿脸,弄成怪物。”“接着就发生了剥夺财产的事儿。”温迪施说。阿玛莉在指甲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所有的农民都很害怕。从城里来了很多男人。他们丈量土地。他们记下来人们的名字,然后说,所有不签名的都要被关起来。所有的巷子门都被拴上了。”温迪施说。“老毛皮匠没有拴上门。他把门开得大大的。那些男人们来了后,他说,好的,你们拿走吧。你们再把马也牵走吧,我把它们解开。”温迪施老婆从阿玛莉手上抢走那瓶指甲油。“除了他没有其他人说过。”她说。她愤怒地喊叫,耳朵后青筋突起。“你根本没在听。”她叫道。老毛皮匠从园子的椴树里凿出一个裸体女人。他把她放在院子里,房间的窗前。他的老婆哭了。她带着孩子。她把孩子放在一个柳筐里。“她带着孩子,还有一些可以拿走的东西,搬进了村边一个空着的房子。”温迪施说。“那许多的木头已经在这个孩子的脑袋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温迪施老婆说。那个孩子就是毛皮匠。他会走路后,就每天走到野外。他去抓蜥蜴和蟾蜍。他长大后,夜里就蹑手蹑脚地爬到教堂塔楼上。他从窝里抓那些不会飞的猫头鹰。他将它们放在衬衫里面带回家。他用蜥蜴和蟾蜍喂养猫头鹰。当它们充分发育后,他就杀死它们。他把它们掏空。他把它们放进石灰浆里。他把它们晾干,然后做成标本。“战前,”温迪施说,“毛皮匠玩保龄球时赢得过献祭公羊。他把羊放在村中央活剥了羊皮。人们都四处躲开。女人们都感觉不适。”“在公羊流血的地方,”温迪施老婆说,“今天还没长出草来。”温迪施靠着柜子。“他从来不是个英雄,”温迪施叹了口气,“他是个虐待狂。战争中人们不会去对付猫头鹰和蟾蜍。”阿玛莉在镜子前梳头。“他从没在党卫队待过,”温迪施老婆说,“他只在国防军干过。战后他又开始去抓猫头鹰、鹳和乌鸫,然后把它们剥成标本。而且宰杀掉周围所有生病的绵羊和兔子。然后硝皮。他家整个房顶就是那些死亡牲畜的死兽园。”阿玛莉去抓指甲油的小瓶子。温迪施感觉到额头后像有沙粒在嘭嘭地跳,从一个太阳穴又到了另一个。一滴红色的液体从小瓶子里滴到了桌布上。“你在俄国时就是个野鸡。”阿玛莉对她妈妈说,一边看着自己的指甲。石灰里的石头猫头鹰盘旋着飞过苹果树。温迪施望着月亮。他看着这些黑色的斑点往哪儿移动。猫头鹰没有结束它的盘旋。毛皮匠两年前将教堂钟楼里最后一只猫头鹰做成标本送给了神甫。“这只猫头鹰住在另一个村子。”温迪施想。

猫头鹰从窗户旁飞过。它在玻璃里飞着,像一扇窗扇那么长。它在飞行中颤动。灯光歪歪斜斜地落下,猫头鹰变成了两只。女人在桌前弯着腰来来回回。木匠把手伸向她的两腿间。女人看见挂着的针。她用手去抓。线摇晃着。女人让她的手在自己身上滑下去。她闭上眼睛。张开嘴。木匠拖着她的手腕到床边。他把裤子扔到椅子上。内裤好像白色的布头伸进裤腿里。女人伸直大腿,然后弯起膝盖。她的肚子好像一团生面。她的两条腿竖着,好像床单上白色的窗户框。床上方挂着一幅黑框画。木匠的母亲系着头巾靠在她丈夫的帽檐边。玻璃上有块污渍。污点就在她的下巴那儿。她从画里微笑着。她濒死地微笑着。一年都不到,她就笑着进了墙挨着墙的房间。水井边轮子在转动。因为月亮很大,要喝水。因为风挂在轮辐里。袋子湿了。它就像一个睡觉的人般挂在后轮上。“袋子好像一个死人,”温迪施想,“吊在我后面。”温迪施感觉到大腿旁挺直、僵硬的那个玩意儿。“木匠的母亲,”温迪施想,“已经凉了。”白色大丽花木匠的母亲在八月的暑热中曾用水桶将一个大甜瓜吊入水井里。水桶四周掀起水波。水围着绿色的瓜皮咕嘟咕嘟作响。水冰凉着甜瓜。木匠的母亲拿着一把大刀走进园子。园子的路是一条沟槽。生菜疯长。叶子被梗茎里长出来的白色乳液粘住。木匠的母亲拿着刀走过沟槽。园子尽头、篱笆开始的地方,开着一朵白色的大丽花。大丽花一直长到她肩膀。木匠的母亲嗅着大丽花。她嗅了很长时间白色的叶子。她吸进大丽花的气息。她搓了搓额头,朝院子望去。木匠的母亲用大刀割下了白色的大丽花。“甜瓜只是个借口,”木匠在葬礼后说道,“大丽花是她的厄运。”木匠的女邻居说:“大丽花是一张脸。”“今年夏天天气太干了,”木匠的母亲说,“大丽花的叶片全都是白色,卷曲着。花儿开得很大,还从未有大丽花开过这么大。这个夏天没有风,花儿没有掉落。大丽花早该结束生命,但它却不能凋零。”“这无法忍受,”木匠说,“没人能忍受。”没人知道,木匠的母亲拿割下的大丽花做什么。她没把花带回房子里。她没把花放到屋子里。大丽花也不在园子里。“她从园子里走了出去。她手上拿着那把大刀。”木匠说。“她的眼睛里有些大丽花的影子。眼白干干的。”“有可能,”木匠说,“她等着甜瓜时,把大丽花掰碎了。她把花放在手上掰碎的。没有花叶散落在地上。园子好像一间屋子似的。”“我认为,”木匠说,“她用那把大刀在地里挖出了一个洞。她把大丽花埋了起来。”那天黄昏时分,木匠的母亲把水桶从井里提上来。她把瓜抱到厨房桌上。她用刀尖扎进绿色的瓜皮。她转着圈活动拿着大刀的手臂,将瓜从中间剖开。甜瓜裂开了。垂死的呼噜闷声。甜瓜在水井里,在厨房的桌子上都还是有生命的,直到被剖成两半。木匠的母亲已经把眼睛张开了。因为她的眼睛和大丽花一样干燥,不能张大了。果汁从刀锋上滴下来。她的眼睛眯眯地仇视着红色的瓜肉。黑色的瓜子好像梳子的齿重叠生长在一起。木匠的母亲并没有把瓜切成片。她把剖开的两半放在自己面前。她用刀尖把红色的瓜肉挖出来。“她有一双最贪婪的眼睛,我从未见过比它们更贪婪的了。”木匠说。红色的水滴到了桌子上。从嘴角滴下来。从胳膊肘旁滴下来。甜瓜红色的水沾在了地板上。“我母亲从未这么白这么冷,”木匠说,“她吃完说道:别这么看我,别看我的嘴。”她把瓜子吐到桌上。“我移开了目光。我没有从厨房走出去。我怕看到甜瓜,”木匠说,“我从窗户向外望着街道,一个陌生男人经过。他走得很快,在自言自语。我听到身后母亲怎样用刀挖甜瓜,怎样咀嚼,怎样吞咽。我说,妈妈,别再吃了。我没有看她。”木匠的母亲举起手来。“她大喊大叫,我看着她,因为她的声音太大了。”木匠说。“她用那把刀挖着。这不是夏天,你不是人,她这么喊着。我头脑发胀。五脏六腑都在燃烧。这是个夏天,它把多年的热火都投射出来。只有甜瓜让我清凉。”缝纫机石子路狭长,高低不平。猫头鹰在树林后叫唤。它在寻找一个屋顶。房子上披着白色的、淌下来的石灰。温迪施感觉到肚脐下他僵硬的那玩意儿。风敲打着木头。它在缝纫。风在给大地缝个袋子。温迪施听到他老婆的声音。她说:“没有人性。”每天晚上当温迪施在床上冲着她那边呼吸时,她都要说“没有人性”。她子宫切除已经两年了。“医生禁止这样,”她说,“我不能让我的膀胱受折磨,就因为这多么适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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