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信息公开 2019-08-19 11:23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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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乍暖还寒,翡翠蝴蝶

当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时,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人们要么应对得极为勇敢,要么极为软弱,很少会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到这一点。当我的家庭面对未知时,那段往事令我记忆犹新。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一场变故是如何对人生产生有益影响的。1949年,在国民党撤离我的家乡上海前夜,我们全家离开了那里。那时我们不知道要带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离开。船舱只够容下我们全家人,因此无法带上任何仆人。我们每个人都为此悲哀,而我们对如何管理好自己,也实在是非常无知。厨师和我哥哥的保姆,因为失去了安身之处而哭泣。其他人已经在制订计划,让我们看见他们急于离开我们,这是一次令人不快的告别。但是,那晚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看门人——老罗。老罗和他的父亲,以及他的爷爷一直跟随我们家。这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喜欢吃喝嫖赌,这些恶习令他每隔一定时间就会消失一阵子。我的继母也说老罗对她不敬,但她又说所有人都是这样,尤其是我。最后的几个小时,每个人都感到迷茫。我的父亲在自言自语,无法决定他该带哪本书,最后他一本也没带。我的兄弟们做着无聊的举动,来掩饰他们的恐惧。我的继母在发脾气。而我自己,我很难客观评价,我精神恍惚地走着,没有任何感情。只有看门人老罗仍然保留着清醒。在我们将要离开的慌乱时刻,他友善而有效率地帮我们打包行李,并为我们危险的旅行提供食物。他似乎是在表现直到最后时刻的忠诚,他对每个人说安慰的话,肯定上帝将会保护我们。噢,我们是如何错误地评判了他!也只有老罗聪明地把我们家的珠宝、黄金和外汇,从秘藏的行李袋子里取出,再缝进我的布娃娃里,还有夹克里衬、裙子和裤子里。但有一件是别人不知道的,我在衣服夹层里藏了一样东西——我妈妈的翡翠发卡,我把它从甜妈的梳妆台里偷了出来。最让我们担心的不是小偷,而是国民党。我们所有的金条和外汇,都被命令兑换成新币,否则的话就要被抓起来,甚至被枪毙掉。我们兑换了一些装装样子,但保留了大部分黄金和美元。因为新币很快就变得一钱不值,几乎等于废纸。看门人老罗真的很好,帮助我们躲避了检查,让我们能在美国继续过着舒适的新生活。然而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前往码头的第一个检查站我们就被截住。国民党警察绕着我们的车打量一番,然后翻开我们的箱子。我们在心底称赞老罗的智慧,将行李放回到箱子里。警察在我们的衣服袖口和里衬摸索,突然一个人发现了什么。当警察撕开我的衣服时,我开始剧烈地发抖,牙齿打战。我的兄弟们也面无血色,像毫无知觉的鬼魂。我的父亲用一双离别的目光看着我们。终于,警察发现了我藏在衣服夹层里东西。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那并不是我妈妈留给我的翡翠发卡,而是一把女佣的普通木梳。接着我听到了警察的笑声,那日寸我们才知道了真相——看门人老罗救了我们的命,虽然这不是他的故意。他用铅块替换了黄金,撕下父亲的书页充当钞票,用沙砾替换了零碎的钻石,把我们家的金银财宝都偷走了。我们既被老罗骗了,同日寸也因祸得福了。当时,我兴奋得两腿摇晃,跌倒在地上。这是我仅有的几次失去意识之一。像我以前说的那样,在面临巨大危险时,很多人会显出缺点。他们或者愚蠢地信赖别人,就像我们一样;或者愚蠢而贪婪,就像看门人老罗。六个月后,当我们已经平安抵达了美国,一个仍然住在马斯南路的表亲写信过来说,那个看门人老罗因为太过富有,被怀疑是窃贼或贪污犯而被枪决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既不高兴,也不悲哀。命运如斯,而你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命运。这是我的朋友们很快要学会的一课。

83岁高龄的母亲走了。司马玉容渐渐从悲痛中平静下来,开始在母亲房间里,静静收拾老人留下的遗物。
  玉容的母亲司马慧珠,是个很爱干净的女人,她在生前已经将自己的物件整理过了。所有的旧衣服都是洗得干干净净,整齐叠放在橱里。不仅如此,那一叠一叠旧衣服的下面,都压着纸条,上面写着处理方式。她的细心和整洁,到死也没有丝毫改变。玉容看着衣服下面母亲娟秀的字体,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在她的心里,母亲是全世界最完美的妈妈。
  玉容没有父亲,也从来没有听见母亲提起过父亲的名字。玉容的记忆里,自己问到父亲,应该是2岁以后了。母亲没有明确回答,只是告诉她,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第二次玉容问到父亲的时候,已经是上学以后。这次母亲非常明白地告诉她,她没有父亲,因为她的父亲,在她尚未出生的时候已经死了。她问父亲叫什么,怎么死的?母亲却始终没有回答。从此以后,懂事的玉容再也不提父亲了。
  可是,她常常在母亲生前,看到她默默发呆,独自流泪。她心里明白,一定是因为父亲,那个她从来没有见过,连是谁都不知道的男人。现在,母亲已经走了,那么父亲呢?自己的父亲究竟又是谁?这个世界上,究竟是谁给了自己生命?
  玉容一边整理母亲的遗物,一边在想这个——自己已经想了一辈子都没有想通的事情。玉容自己都已经是个60岁的人,连外孙女都有了。丈夫、女儿对自己都好,他们是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人。
  玉容本来觉得自己一生,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人:一个是已经走了的母亲,还有一个是赋予自己生命的父亲。母亲守护在自己身边,整整一个甲子,她却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生命里,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人。玉容觉得这是自己一生最大的,也是唯一的遗憾了。这个世界上又有几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人?玉容不愿意多想,这个问题却还是不时出现在脑海里。她和什么人都不曾提过,包括自己丈夫。玉容的丈夫很体贴,也从来不去询问。玉容很感激丈夫的理解,可心里免不了多了几分惆怅。
  母亲的衣物并不多,玉容很快就按照母亲的遗愿,分装在几个不同的箱子里。然后,开始整理房间里其他东西。她在母亲的床底下,找到一个很旧的藤条箱。她在小时候就看见这个藤条箱,还看见母亲打开过这个箱子,查看里面的东西。什么时候玉容不再关注这个藤条箱了?玉容已经记不起来了。也许是长大以后,要关注的事物越来越多了?或者是母亲刻意收藏了起来?反正,玉容是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见这个箱子了。
  最后一次看见,应该是老屋拆迁的时候吧?那也是15年前了。那个箱子也是母亲自己拿的,她要帮母亲拿,母亲却拒绝了。她说,箱子里没有什么东西,自己拿得动。玉容看见母亲把箱子带到新居放在床底,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了。
  现在,这个藤条箱又出现了,玉容也终于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打开这口箱子了。可是,这口箱子的主人却已经与自己天地永诀了。
  玉容又有些伤感起来,她用一块抹布,先将藤条箱外面的灰尘擦干净,然后用母亲插好在锁眼上的钥匙,轻轻打开了这口箱子。玉容意外地发现,箱子里居然还有一只暗红色的红丝绒首饰盒子。这只红丝绒首饰盒,放在一条灰色的长围巾上面。除了这两件东西,就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本。那个日记本的款式很老,玉容觉得自己都从来没有看见过。隐隐约约应该在博物馆才有的,那种上世纪30年代的产品。玉容小心翼翼打开了首饰盒才发现,里面居然是一只暗绿色的翡翠蝴蝶。
  玉容有些惊讶,因为自己从来没有看见过,也不知道母亲手里有这样的一只翡翠蝴蝶。玉容拿起了那只翡翠蝴蝶,晶莹剔透几乎没有丝毫的杂质。那是一只玻璃地的老坑翡翠,而且还是帝王翠,一种艳绿,就是所谓的祖母绿。这只雕工极为精致,细腻到蝴蝶的斑纹与丝绺清晰可见,可谓栩栩如生。
  玉容可并非不识货,她手上也有一只翡翠手镯。那是丈夫送给自己的,算不是定情之物,可好歹也是他去云南出差,一片至诚高价买回来的老坑翡翠祖母绿。玉容不由自主,把翡翠蝴蝶拿到手腕上对比了一下,真的是黯然失色、相形见绌。
  玉容小心翼翼把翡翠蝴蝶放回去,盖好首饰盒,又拿起那条灰色的长围巾仔细端详。这显然是一条男式的长围巾。这么多年了,色彩变得暗淡无光,触摸上去的手感很柔和,这是一条纯毛手织围巾,织得很厚,针脚非常细密。看上去很干净,就好像从来没有戴过的样子。
  这是谁的?玉容突然心里一抖,这难道是母亲织给父亲的毛围巾?玉容紧紧抓着毛围巾,贴在自己心口,仿佛已经感觉到了父亲的体温。
  玉容把毛围巾贴在自己脸上,对着墙上母亲的遗容,说:“妈妈。这是你给父亲织的吧?一定是,对吗?您看这细密的针脚,说明妈妈在里面织入了多少深情。”
  玉容把毛围巾细细折叠好,重新放回去,拿起里面最后一件东西。那个样式非常老旧的,已经发黄的日记本。玉容打开的时候非常小心,因为岁月早就让这些纸张变得很脆,很黄,生怕自己稍稍用力大了,就会把这些纸张翻碎了。她格外小心地翻开,那本已经无法分辨当初究竟是什么颜色的封皮。黄色,粉色,还是淡绿,或者浅灰?反正现在看是那种经年造成的黄旧。
  扉页也是黄色,上面的字迹却没有褪色,应该是毛笔写的关系吧?岁月并不能让墨褪色。那字迹苍劲有力,很显然不是母亲的笔迹。玉容又开始激动了,她想到了,这是父亲送给母亲的笔记本,上面一定是父亲的笔迹。玉容有些明白了。里面三件东西都是与父亲有关系的物件,一只父亲送给母亲的翡翠蝴蝶,一条母亲织给父亲的长围巾,还有一个父亲送给母亲的笔记本。
  玉容细细看着上面的狂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玉容忽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能量,一瞬间在自己周身激荡起来。是父亲在用这首诗激励母亲,父亲一定不会是个普通人。
  玉容激动地打开了母亲的日记……
  
  1946年1月3日
  我真不知道该在这个日记本的第一页写什么?因为我太激动了。这是“他”送给我的第一个礼物,一个杏黄色的日记本。我太喜欢了,会好好珍藏一辈子,就用它写下我和“他”之间的故事吧。
  更加叫我诧异的是,他居然在扉页上写了一首裴多菲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这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1847年写的,是一首思想很左倾的好诗,自从被进步诗人殷夫翻译过来,而且鲁迅先生大力推荐后,已经成为我们这些思想要求进步的年轻人的座右铭。我想不到,他这样一位先生,研究古文的学究先生,居然写下这首诗送给我!
  我要好好记住这个日子,1946年的1月3日。
  1946年1月4日
  他,是我的先生,教我古汉语的先生。
  自从我两年之前考入北大中文系,就被这个年轻的古文先生吸引了。他才华横溢,仪表堂堂,温文尔雅,是所有女孩子仰慕的对象。他姓俞,叫俞峰。
  每次上他的课,我都会不由自主面红耳赤,仿佛已经被人看穿了我的心思。我是那么的渴望,他会多看我一眼。下课的时候,总会有许多女同学,拥挤在他身边问长问短接近他。而这个时候的我,却不敢靠近,总是悄悄躲在外面,偷偷看他的脸。
  有一天,我正在校园里散步,却听见背后有人叫我,那是一个很熟悉,我极愿意听到的声音。
  “司马慧珠同学。”
  我回过头,真是他,是俞老师正在亲切地看着我。我的脸又红了。
  “俞老师。”我腼腆地应着。
  他走近我,笑着问:“我的课你可能听明白?”
  我点点头,说:“明白的。”
  “那么,你都听懂了,没有什么疑问吗?”
  我不知所措地点点头,又摇摇头。
  他感到奇怪,又问:“为什么又是摇头,又是点头?”
  “我的意思是上课内容我听懂了,可是疑问还是很多。”
  “既然如此,我怎么从来不见你来问我?”
  我的脸更红了,羞涩地低下头。
  他看着我的表情,似乎明白了,便温和地说:“我明白了,你是不好意思。这样,以后你什么地方不懂,到办公室来找我。”
  我欣喜若狂地仰起头问:“真的?我可以去办公室找俞老师?”
  他笑了。他的笑是那样迷人。
  “当然可以。我下面有课,先走了。你可以下午来找我。”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会成为恋人。我更没有想到这个如此温文尔雅的男人,竟然是个战士!
  1946年1月7日
  在我就要毕业的时候,他来宿舍约我。那时候,我们已经相爱。我们的爱,被许多女同学羡慕与嫉妒,因为我夺走了她们心中的一个梦。临出门,我抓起塞在枕头下面的一条长围巾,这是我为他精心编织的。
  走下楼后我不去在意窗户后面,一双双热辣辣的眼睛,踮起脚把长围巾围在他脖子里,然后一起与他并肩走在校园里。
  “慧珠,你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吗?”
  “峰,我想和你结婚。”
  “这……”
  我突然发现今天他似乎有难言之隐。
  “怎么啦?你答应的,等我毕业就结婚。难道……”
  “慧珠,你千万别误会。我爱你,一定会娶你为妻。可是……”
  “可是什么?”
  “我马上要离开北平。”
  我惊讶地止住脚步。
  他拥着我说:“对不起,慧珠,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
  我突然感觉天旋地转,难道他……
  “你千万别胡思乱想。我只爱你一个人,我瞒你的是其他事情。”
  我松了一口气,倚在他怀里不在意地说:“只要和我们爱情无关,你瞒了我什么,我都不在乎。”
  俞峰摇摇头,说:“这件事你会在乎。”
  “到底什么事儿?”我离开他的怀抱面对他,问。
  他拉着我的手说:“我是共产党。”
  “啊?”我真吓了一跳,我再也想不到自己的恋人居然是共产党。
  我一下子异常兴奋起来,重新扑进他的怀抱,说:“峰,亲爱的。我没有想到我的爱人竟然是共产党员。你太伟大了。”
  我给了他第一次主动的热吻。因为我对共产党是那么的崇拜。等我渐渐平静下来,才想起他是来和我辞行的。
  我抓紧他的手,问:“你说要离开北平,是组织给了你新的任务?”
  他点点头,说:“对。今天夜里就走。具体去哪里,请原谅我不能告诉你。我向你坦白身份是得到组织同意的,但是,只能告诉你这些。另外,我如实向组织汇报了你的情况,他们会有人来找你。”
  “你是说组织同意接纳我?”我又兴奋起来。
  “组织考察了你的表现,同意你参加工作。具体做什么,会有人来找你。”
  “我可以参加你们的地下工作了?”
  “不是你们,是我们。”他笑着纠正。
  “对,我们的地下工作。可是我怎么辨认来人是自己人?”我突然想到这个很重要的问题。
  “给你这个。”
  他从怀里掏出一只红丝绒的首饰盒打开,里面是一只精美的翡翠蝴蝶。
  我接过来细细看着,好漂亮的一只翡翠蝴蝶。
  “这是信物?”
  “对,是信物。这是一对翡翠蝴蝶,是我家的传世之宝。一只交给你,另外一只现在和你接头的同志身上。他会拿着翡翠蝴蝶来和你接头。还有一首诗,前面两句是‘翡翠蝴蝶信物凭,相思一缕化知音。’后面两句是‘远隔万里情一处,近在咫尺亦两心。’你说上两句,接头人说出下面两句。记住,先要把他的那只蝴蝶拿过来,与你的这只合在一起,合上变成一只两面一样的翡翠蝴蝶以后,你才可以说暗语,顺序不能错。”
  我惊讶地重新端详翡翠蝴蝶,才发现原来有一面是平的,却有三个槽口。
  我慎重地收好了翡翠蝴蝶,倚在他怀里,拉拉好围巾,说:“你要保重,为了我保重。”
  他笑着回了一个吻。
  
  玉容终于明白了翡翠蝴蝶的意义,她再一次拿起那只玲珑剔透的玉蝴蝶,仔仔细细查看,才发现竟然真是两片合在一起。玉容试探了几次都不能打开,只能暂时放弃,重新去看那本母亲留下的日记。
  
  1948年3月15日
  今天他竟然回来了。我们分别两年多了,一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我早已不是一个普通女学生,而是一个地下党。就在一年之前,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我奉命潜伏在北大,接替了他原来的工作。我没有住在学校,而是在前门外租了一间独门民居。这里毕竟更隐蔽,这个点还有地下党联络点的功能。
  他来的时候是深夜,我听见规定的暗号,还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这里一般很少有同志深夜来的。
  我披上衣服走到门口低声问:“谁?”
  门外的声音那么熟悉,是我一直魂牵梦绕的那个声音。我急急忙忙打开门。他闪身进来,顺手关紧了门。我已经迫不及待扑进他怀里……
  片刻后,我离开他的怀抱,才发现他脖子上居然还是围着那条围巾。
  我温柔地解下围巾,说:“你怎么还戴着?天气已经暖和了。摘下来,我给你洗一下。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是组织给了你新任务吗?”

  现在,火车站正是点灯的时候。

图片 1

  山上火车站的灯光,是成熟了的柿子的颜色,稍离远一点望去,会令人突然怀恋得要哭泣。车站上,长长的货车,像睡着了似地停着,已经有一个小时不动了。

昨天晚饭后,我下楼去散步。

  靠着沿线路的黑栅栏,一郎早就在看那列火车。在那关闭的黑箱子里,究竟塞进了些什么呢?也许,那儿装着想不到的耀眼的好东西……瞧,像那个时候的箱子

天空下着零星小雨,夜已黑。

……

我在小区旁边的公路边,沿着林荫人行道步行。两边的银杏树,树叶早已凋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在路灯的照射下,反射出惨白的光,与夏曰里的翠绿、秋天里的金黄无法比拟,一副落寂萧条的样子。

  一郎想起最近在文娱演出会上,看到的变戏法的箱子。变戏法的箱子,一开始是空的,可是第二次打开时,却舞起漂亮的飞雪般的花儿,还撒到了客席上。

我沿着人行道不紧不慢地踱着步。远远地发现前面的车站上,停着一辆双层长途客运车,车下有一群人,围聚在一起,似乎在议论着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这车怎么敢这样停,不怕违反交通法规被罚吗,第二反应是大概发生了什么事。好奇心驱使我加快了脚步,向前走去。

  “了不起呀,哥哥,是魔法呀!”

我在离这群人不远处放慢了脚步,站在人群的外围,静静地观察了一会儿,大致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是一辆从安微淮南开往本城的长途客运车,之前已在其他城市停靠了几个车站,下去了一部分乘客。在本站停靠后,下车的一名乘客去取行李时,发现自己的行李箱不见了,于是报了警。

  那时,妹妹茅子抓住一郎的胳膊,尖声说。

丢失行李的是一名瘦小的女孩,看上去十七、八岁的模样,背了一个粉红色双肩背的背包,外面套一件短棉衣,里面毛衣的领口很低,脖子赤露着,看着都觉得冷。脸色黄黄的,很无助的样子。旁边有个女人,三十多岁的模样。听女孩说行李箱里有5000元钱。猜想她们是年后出来打工的。

  “咳,什么魔法,是安着装置哪!”

现场有三名警察在,其中一名警察在女孩的对面,询问她的一些情况。旁边是汽车司机、运输公司老板。还有几位是车上的乘客,下来放放风。

  一郎像大人似地侧着脸。可是,茅子早对变戏法入迷了。

我走上去时,只听得司机操着一口不大标准的普通话在说小姑娘:你说话要说实话,我明明听你在车上打电话让人给你汇钱,你说没钱,你现在说有5000元在行车箱里,之前每次有人下车,我都关照其他人看好自己行李,别人都下车看着,你为何不下车看一看?还有,5000元钱为何不放在包里带在身边?或者,你应该告诉一下我们,说箱子里有贵重物品让我们关照一下,那每次拿行李时我们就会特别注意的。

  “我想要那样的箱子!”用大眼睛出神地瞧着,茅子嘟哝着说。

女孩喃喃地说:我以为钱放在行李箱里很安全的。

  茅子昨天去了东京。她穿上崭新的白衣服,乘上傍晚开动的列车,要过继到东京的伯母家去。

旁边的女人自我介绍说她是小姑娘的姨。她说:我相信行李箱里有钱是真的,但我事先也不知道。她还说小姑娘的娘已没了,家里有一个残疾的哥哥,还有父亲。

  “哥哥,再见!”

警察跟小姑娘说:如果车上是同一个单位的人,被人拿走或拿错了箱子是容易找到的。现在车上都是不认识的人,之前停靠过好几站,哪一站丢的也不知道,寻找是有困难的。警察又问了司机,前一站是哪里停的,司机说是:苏州。警察问小姑娘有什么诉求,小姑娘说:希望帮我找回这5000元钱,里面的衣服什么的可以不要,只要把这5000元钱找回来。警察说:这个要出省办案,但我们是无权出省办案的。

  在检票口那儿,茅子不住地挥起小手,就像到邻镇去玩那样地欢跳着,不过,“再见”的话里,带着寂寞的音响。

此时,雨滴变得稠密起来。其他等待的乘客,已有不耐烦的情绪,也有少许埋怨,我听其中一位在嘀咕,如果不是耽误在这里,他应该到家了。

  “阿茅,好好地过呀……”

经过警察的协商,司机带着乘客开车离开,运输公司的老板留下,继续配合警察进行后续处理。

  妈妈整理了茅子的帽子。村人们,也向茅子说了亲切的告别话。只有一郎直挺挺地站着,望着结在妹妹白衣服后面的大缎带。

真希望小姑娘的行李只是被人误拿而已,最终能回到小姑娘手里。

  结成蝴蝶结的缎带,越来越远,最后被吸进客车里。然后,列车咕咚地一动,像滑行似地离开了车站……

往回走,雨滴越来越大,灯光映照着斜雨,雨中那光秃秃的树干枝条显得更加萧条。

  现在,一郎靠着线路边的黑栅栏,目送长长的货车,像昨天的客车一样,缓缓地离开了车站。

我的心情也象被雨淋湿了一般。

  到如今,一郎却想哭了。他睡了一个晚上,又在黄昏来到时,才终于弄明白了,唯一的妹妹到远方去不再回来这件事,是真的。

虽说是春天了,但倒春寒的势头还是有点猛。

  往常这个时间,一郎和茅子两人,在等妈妈回来。五岁的茅子,肚子一直饿得哭。她哭得把抱着的洋娃娃、布娃娃都扔掉了。每天每天,老看着妹妹可受不了,一郎曾经想过好多次……可是,没有茅子的傍晚,更觉得受不了了。在傍晚像洞穴一样的家里,自己一人抱膝呆呆坐着,是这样不愉快和寂寞呵……啊,现在,茅子大概在特别耀眼的城镇,吃着美味食物,玩着美丽的玩具吧。

  突然,无限的悲哀使得他胸疼,他满含着眼泪。

  长长的货车离开车站后,再那边的站台上,夕阳的余晖正在流动。种在站台上的美人蕉的花,还在微微闪亮。

  这时,一郎看见站台的正当中,有个奇怪的东西。

  那是行李。

  是谁忘记了的、大得惊人的白色旅行皮箱?它可能是高级物品,盖得严严实实,银色的金属零件,像星星一般灿烂。

  “谁的行李呢?”

  一郎小声嘟哝。能够把那么大的皮箱搬来的人,肯定是个身体非常好的男人。但站台上,一点也没有那样的人影。就好像刚才的货车给“噗”地放下来似的,皮箱被随便放着,睡在那里。

  一郎直眨眼睛。

  这个时候,他看见了直到现在没有进入眼帘的意想不到的东西。

  皮箱上面,端坐着一个穿白衣服的小小女孩,像停在大树上的小鸟,又像一朵花蕾。

  女孩晃着耷拉的腿,似乎在等谁。

  一郎忽然感到遇见了茅子。这么说来,那女孩的头发,什么地方像是茅子。耷拉双腿摇晃的动作,穿外出衣服时,那有点一本正经的模样,使人觉得都是茅子。一郎胸中,扩展起跟小小的茅子一块度过的那酸甜回忆。他哼着茅子唱的不清楚的歌,想起她握点心的小小白手,那只手,像蝴蝶一般灵活,而且任性……

  尽管如此,那女孩究竟在等谁呢?已有很长时间,站台上没有人影了,况且也没有新列车到来的模样。小女孩像被忘了的洋娃娃,一动不动地坐在皮箱上面。

  一郎想:她莫非是被遗弃了的孩子吗?

  生活困难的母亲,和行李一起……不,不,母亲恐怕很难拿动这么大的皮箱

……也许是顾不了孩子的父亲,把她撇在这里的。皮箱里边,塞着女孩替换的衣服,还有点心、玩具和写着“请多照顾”的便条,消逝了的父亲,已经绝不会、绝不会再回来的吧……

  是的。那是在报纸上常见的事,不过,在这样的山中车站,是不会轻易发生的事件。

  四周完全黑了,车站的灯显得更加明亮。

  一郎觉得自己似乎在望着奇异剧场的奇异舞台。沐浴着橙黄色的聚光灯光,那女孩,也许马上就要唱歌。

  刚想到这里,女孩飘然地从皮箱上跳了下来,接着,敏捷地打开皮箱……

  皮箱啪地分成两半,从里边飞出来的──啊,竟然是飞雪般的花儿!

  比文娱演出的戏法,更奇妙,更美丽……对,那些花飞上黑暗的天空,立即像星星那样闪闪发光。

  那是萤火虫。

  皮箱里满装着萤火虫。

  成群的萤火虫,从车站越过线路,闪闪灭灭地向一郎这边飞来了。一郎的心很快地跳了起来。他张开双手,叫道:“萤──萤──萤火虫。”

  萤火虫的光亮啪地扩大,那一个一个之中,都浮出茅子的身姿。笑着的茅子,唱歌的茅子,睡觉的茅子,生气的茅子,还有哭着的茅子……

  许多茅子,晃晃摇摇地越飞越远,向东京的方向流去。

  一会儿,那仿佛是远处城镇的灯。那是茅子住着的城镇,霓虹灯还亮着,有高速道路的城镇,连地面下边也亮的城镇──

  “喂──”

  一郎不由得跑了起来。到那儿去,会见到茅子,会见到茅子……他这样想着跑着。

  可是,不管怎么跑,也追不上蓝色的光群。

  萤火虫们,向上、向上地升去,不知什么时候,一郎是在满天星星的下边,一个劲地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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