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信息公开 2019-08-21 02:56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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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姨多鹤读书笔记,小姨多鹤

狼烟不止一处。三面环绕的山坡上都陆续升起狼烟。随着天际线由黄而红,再成绛紫,一柱柱狼烟黑了,下端的火光亮了起来,越来越亮。天终于黑尽,火光里传出“呕呕呕”的吼声。 村子里到处是女人们急促的木屐声。她们佝着腰蜷着腿跑得飞快,边跑边叫喊:“中国人来啦!”自从那种叫原子弹的东西把广岛和长崎夷为平地,中国人就常常来打一阵枪或扔几颗炸弹。女人们很快就习惯佝腰蜷腿地跑步。最后一次满洲招兵,四十五岁以下的老小伙子们也全走了,眼前剩下的村民中,绝大多数是女人。女人们把自己家的孩子召唤回家,十五六岁的少年们已经在护村墙的射击口各就各位。护村墙有半米厚,上下两排射击口,绕村子一周。六个日本村子都有护村墙,是他们从日本刚来的时候筑的,那时都认为本部首长多此一举,这些天不一样了,代浪村的人们叫喊“中国人来了”,就像不久前全中国的中国人叫喊“日本人来了”一样凄厉。 三天前,六个日本村子的村民集合起来,向满洲最北边的小火车站开拔。那个站叫盐屯,在满洲最北端,是他们从日本来满洲时下车的地方。他们打算在盐屯搭乘最后一班开往韩国釜山的火车,然后他们会乘上回日本的船,顺着他们多年前的西进渡满路线回去。六个村子加起来,三千多口人,不少人把牲口也带上了,给腿脚不灵的老人和不耐劳累的孩子们骑坐,或者拖拉行李。在盐屯站等了一夜一天,等来的却是本部的电报,让村民们立刻退回村里,因为大批苏联坦克已经过了中苏边境,也许会跟他们迎头撞上。代浪村的铃木医生跳上火车,叫村民们别听本部的,前进和后退都是赌博,真正的日本人应该选择前进。火车空空地开动了,一个空空的窗口,伸出铃木医生不甘心的脸,还在叫喊:“跳上来吧!笨蛋!” 狼烟弥漫过来,低低地压在村子上空,给秋后骤冷的空气凝成一股浓烈的辛辣。火光渐渐繁衍成无数火把,漫山遍野,全中国的人都来了似的,吼声远比枪声吓人:“呕……呕……呕……” 一个趴在射击口的少年先开了一枪,所有少年们都朝火把开起枪来。他们闭着眼咬着牙,朝密密麻麻的火点子开枪。那些火点子其实还在几里路之外。火把越来越多,一团火光霎时就能繁衍出一群火把。火把却不靠近,吼声也始终远远的,如同天边滚动的闷雷。 村民们被村长召集到村神社前的空地上,看来不撤也得撤了。 天就要亮了,远处的小火车“呜”了一声,或许又载来几十车皮的苏联大兵。村长的紧急通知说不背行李,只背孩子。谁也不听,撤离“满洲国”怎么可以不带行李。他们的村长不该是疏忽这样重要细节的人,这样的大撤离沿途一定会有食宿安排。女人们的脸上都有一种终于熬出头的安详。多年前他们从祖国日本来的时候,旗号是“垦荒开拓团”,那时谁也不知道舒展无垠的田野是他们的政府从中国人手里夺来的。现在中国人的大清算开始了。前几天集市上死了一个崎户村的村民,死得很难看。 五十一岁的村长站在十多个元老前面,沉默地等待木屐声响停下。他说不要相互打听,也不要小声议论。人们照办了。他又说,站得近些,再近些。人群有秩序地动了动,很快形成一个方阵。婴儿们都在母亲怀里或背上睡着了,大一点的儿童靠在大人身上打盹。村长的声音低低的,透着抽一夜纸烟的干涩。他说决定是他们共同投票的结果——他和活着的全体元老:一切必须在天亮前结束。村长不是善于言辞的人,想不出话来说的时候就给人们一再鞠躬。他吃力地表达了他的意思:大日本国人是太阳的臣民,战败的奇耻大辱远比死亡更加痛切。他又说苏联大兵昨晚在附近一个日本村子里毙了三四个日本男人,抢得一颗粮食一只家畜不剩,比匪盗还匪盗,比畜牲还畜牲。再看看这些山上的狼烟吧!没有退路了!中国人时刻会冲下来!用中国人的话说,他们现在的处境就是“十面埋伏”、“四面楚歌”。 这时站在最后面的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往一棵山毛榉后面一闪,然后她缩起身子飞快往村里跑去。女孩突然发现她的耳环不在耳朵上。耳环是金的,是她从母亲首饰盒里偷偷拿的,只为了爱美和好奇。崎户村是女孩母亲的娘家,女孩的家在铁道那边的代浪村。十天前,世道刚开始乱,母亲叫她来崎户照顾有中风后遗症的外祖父。一个深夜,行走不便的外祖父却走失了。外祖父的尸体是村里的狗们发现的,大半个身体在河水里,一双脚卡在河滩的石头缝里。外祖母没怎么哭,能以这样的死来体谅她的丈夫,她很知福。 找到耳环之后,女孩飞着两只赤脚往村神社跑,木屐给她抓在手里。 女孩错过了情形的急转。她的身影消失在漆黑凌晨之后,村长代表元老会说,他们替五百一十三个村民做了抉择。村长说他替大家选择了一条撤离“满洲国”最尊严、最不痛苦的路线。对于女人,是捍卫贞节的唯一路线。 人们开始觉得蹊跷了。瞌睡得东倒西歪的孩子们也嗅出命运的不幸气息,全都抬头看着自己的长辈。两个女人不自禁握住了彼此的手。站在最外面的一个女人拉着五六岁的男孩往边上溜了一点,看看,又溜一点,只有一步就要溜进到春天才栽的那片杨树林里了。村长和元老们到底要对他们干什么…… 元老们肃杀地站在村长身后。村长宣布了他们的决定。他说,是日本人,就和日本人一块尊严地去死。元老会想方设法才弄到了足够的子弹。 人们都惊愕地进入了刹那间的休克。半晌,一个迟钝的人说,是一起自杀吗?为什么?!有的女人哭了:我要等我的丈夫从前线回来啊。村长的声音突然一改,变得凶恶,阴毒。 村长说:你们想背叛全村吗 这时候黑暗已经稀释,每一秒钟天色都浅淡一层。 取了金耳环回来的女孩此刻站在十来步开外,她正好听到了“自杀”二字。 村长说是好样的日本人,就好样地死去。他决定由一个元老下手,给每人一个好死。那个元老枪法很准,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死成,这次如愿要为国家捐躯了。就在这个摆放着他们先人灵位的神社前面,每个人都会体面地倒下,死在自己人的群落里。 女人们开始乱了,语无伦次地找着借口,不愿意接受“好死”。这些女人谢谢村长,请他别领导她们去死。孩子们不完全懂,只明白“好死”不是什么好事,一律张大嘴,直起嗓门,脸朝天大哭。 枪声响了。只是一枪。人们看见村长倒在地上。什么都是预先安排好的,村长领头做好样的日本人。村长妻子呜呜地哭起来,嫁给村长之前,她也对着母亲这样呜呜地哭过。现在她哭着就慢慢躺在了汩汩冒血的丈夫身边,就像新婚夜哭着躺在婚床上。她活着的每一天都没想过拧着丈夫的意愿。女人们都呜呜地哭起来,村长夫人这样给他们做榜样,她们还想往哪儿逃。第二声枪响后,村长夫妇成双归去。 那个七十岁的元老放下冲锋枪,看了看相依而卧的村长两口子。他们的孩子全死在战场上,现在老两口赶去大团圆了。接下来是那几个元老。他们站成一排,背也不驼了,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嘴里拖出口涎,却也不减庄重。老人们很有秩序,一个一个来,如同战败后粮食短缺,排队领饭团子。几分钟之后,老人们的晚辈们全聚拢到老人们身边,聚成永恒的全家福。 不知为什么人们渐渐安宁了,每个家庭都以老人为中心聚拢起来。孩子们还在懵懂,但感到一种奇特的安全。安全感使一直在嘶鸣的婴儿们也静下来,拇指伸到嘴里,头慢慢地扭来扭去。 这时候一个声音在叫喊:“多鹤!多鹤!” 叫多鹤的十六岁女孩此刻瞪着一双疯狂的眼睛正看着这一切。她看见外祖母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所有人在此时唯一的恐惧是没有一具自己的骨血热热地贴着你倒下,再一块儿冷下去。女孩多鹤此刻决不要这种天伦相依。一家一家抱成了团,枪弹都打不开他们。枪手的样子已经不像人了,满脸满手的鲜血。他的枪法很派用场,偶尔有叛变集体的人,魂飞魄散地撒腿朝广场外面跑,他的子弹很轻巧地就追上了他们。他渐渐有了经验,好歹把人们撂倒。撂倒就好办了。他的子弹准备得很充分,够他把死亡双份地分发给每个人。 叫多鹤的女孩看见枪手停了下来,她听见什么异样的声音在很近的地方响着,她已经辨别不出声响是她的上下牙发出来的。枪手东张西望了一会儿,抽出一把插在腰间的武士刀。刚才他的射击成绩不理想,还需要他用刀返工。所有的返工也完成了,他看看刀,又用拇指在刀锋上刮了刮,把它往身边一撂。刀被热血泡软了。他坐下来,解下鞋带,将它的一头系在冲锋枪的扳机上,另一头绑在一块石头上。他脱下泡透了血足有十斤重的鞋子,袜子也是血红的。他两只沾满血的脚夹住连在扳机上的石头,一个打挺。 “嗒嗒嗒……” 过了很多天,叫多鹤的女孩子满脑子都是“嗒嗒嗒”的枪声。 听了多鹤颠三倒四的叙述,五个村长先后跌坐在收过秋庄稼的地平线上,跟初升的太阳同一高矮。 坐了十来分钟,代浪村的村长站起来。四个村长也跟着站起来,谁都没拍屁股上的泥土。他们得进村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帮着合合眼,拽拽衣服,或许还有一两个需要帮着结束抽动、呻吟、活受罪。 透过树的枝叶看,五百一十三个男女老少像是在野外扎营,一齐睡着了。土地淤透了血,成了黑色。血真是流得阔气,泼溅在树干和树叶上。有这么一家人,枪子都没有打散,血也流成一股,从两块石头之间的浅槽往稍低的地方涌流,却过分稠厚,在石头边沿凝结出一颗巨大鲜红的血球,凝而不固,果子冻一般。 多鹤跟在自己的村长身后,血的气味膨胀在她的鼻腔和喉咙口,她快要闷死了。她本想找到自己的外祖母,但很快放弃了:大部分人都是从背后中弹,因此全是面朝下倒下的,她没有一丝力气和胆量去一个个地翻身辨认。 原先村长们来崎户村是要讨论撤离“满洲国”的路线的,现在明白了崎户村的最终发言。在附近的日本村庄里,崎户村是头目,因为他们是第一个从日本迁来满洲开拓的。这时代浪村的村长突然捂住了多鹤的眼睛。他面前,是枪手的尸体。代浪村的村长和这个两度参加世界大战的老神枪手很熟。老神枪手靠在树干上,枪还在他怀里,扳机上拴的石头已经从鞋带上脱落下来。子弹是从下巴射进去的,这时他那个成了空穴的头颅祭器一般对着天空。 代浪村的村长把自己的外衣脱下,罩在老神枪手残留的半个脑袋上。看来没有什么让五个村长插手帮忙的。那就点把火吧。 代浪村的村长说话了。他说,应该这样:每个村的枪手务必负责到底,保证在点上火之后再向自己开枪。村长们应答说,也只能这样,只能依赖枪手的无私了。确实是个遗憾,枪手最终要把自己的遗体留给中国人或苏联人去处理。 他们谁也没注意叫多鹤的女孩子正悄悄地走开。一脱离他们的视线,她就狂奔起来,背后跟着好大一蓬头发。她不是个善跑的女孩子,如此疯狂地奔跑,也去不掉两胯的那点忸怩。多鹤要跑十多里路,要冒险穿过苏联人出没的铁道,跑回村里去告诉母亲,村长要替大伙当什么样的家。她必须以她不善跑的两腿和村长赛跑,赶在他前面,告诉她看见的那颗全家人的血凝结的血球,以及老神枪手对着苍天的大半个颅腔,他七十多年的记忆、智慧、秘密念头白里透红地飞溅在树干上。她得告诉村邻们这些,让他们在“好死”之前多一些选择。 就在她看到铁道桥时,从崎户村方向又传来枪声。多鹤脚步乱了一下,然后跑得更快。下了坡,就是铁道桥,已经能看见铁道上停的几节火车皮了。一节车皮的门口蹲着一个苏联大兵,似乎在刷牙。多鹤脸上被树枝划出一些口子,此刻被汗水蜇得生疼。她不能从桥上过河,只有沿着山坡向下游走,找个水浅的地方趟过去。而往下游去的山坡上一律全是榛子树,又密又野,跟它们一棵棵撕扯,她没有时间也没有体力,万一她这点水性不够过河呢 多鹤并没意识到自己在抽泣。世上竟有这样彻底的无望。 她突然掉转头向另一个方向跑去。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屯子里,有三个常给她家做活的中国人。母亲叫其中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国汉子“福旦”。他们和母亲处得不坏,偶尔彼此还笑笑。多鹤可以找福旦送她回家,苏联大兵会把她当成中国人。多鹤跟母亲来过这个屯子一次,是跟着福旦来看一个草药医生。可是她一句中国话不会说,怎么能把福旦说动心,掩护她穿过苏联人把守的铁道桥 多鹤还没走进屯子就后悔了。一群中国孩子在屯子口玩游戏,见了她便七七八八地停了下来,一齐朝她瞪着眼,面孔铁板。过去他们见了她也板脸,但眼睛从不朝她看。一个孩子低声说了句什么,其他的她听不懂,但“小日本”三个字是懂的。她还没想好要不要跑,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已经朝她砸过来一块石头。接下去石头、土块、牲口粪蛋一阵横扫,她要跑已经来不及了,退路和进路都被截断。她只得缩成一小团坐在地上,放声嚎哭。小男子汉们和大男子汉们一样,对于哭泣的女孩都是没办法的。他们围上来,看了一会儿,一只手上来,轻轻揪起她的一绺日本头发,看看,也没什么特别,又放下了。又一只手上来,把她的后领口往下拉了拉,看了看她的日本脊梁,跟中国脊梁没什么区别。不一会儿,男孩们就被她哭烦了,一声吆喝全跑了。 福旦一见多鹤,不必听她说任何话,就明白他该做什么:该马上送她回家,绝对不能让邻居看见一个日本小娘们儿出现在自己家里。福旦给她披了一件自己的烂褂子,又在她脸上抹了一把泥巴,村里少女过去就这样对付日本大兵的。福旦穷得使不起牲口,用推车把她推着,从铁道桥上穿过去。 福旦把多鹤送到家时,多鹤睡着了。她母亲请福旦把多鹤放在门内的地板上,轻手轻脚地鞠躬,轻声地道了十多声谢谢。母亲一共会说三四十个中国字,这时都用得超支了。福旦走后,母亲又轻手轻脚摘下了多鹤耳朵上的金耳环。就这样多鹤也没被弄醒。 多鹤醒来的同时就从地上跳了起来,一切都晚了,村长大概已经回来了。正午的太阳把四野照耀得很白,多鹤的赤脚踩上去感到地面向后漂去。母亲提着水桶小跑着往回走,半佝着身子,不给偷袭者行方便。多鹤顿着脚,怪母亲不叫醒她,现在全晚了。 多鹤带回来的消息立刻就家喻户晓了。不久。代浪村的人又差几个男孩子把消息送到了另外几个日本开拓团的村子。代浪村没有什么男人,连老年男人也没有几个,村长一直是全体女人们的当家人。一旦村长回来,像崎户村村长那样替他们当家,就什么也来不及了。消息太突然,他们最快也需要一个钟头才能打点好行装。别的可以不带,食物总得全部带走,还有就是每个村分发的自卫步枪,一个村五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赶在村长回来前逃走。他们承认崎户村人是好样的,但他们可不要村长领着他们也做好样的日本人。 太阳下沉时,五个“大日本满洲开拓团”的村民们集中在代浪村的小学校操场上。所有人都在提问。又都在向别人做解答。没有一个人够格给这么大一群人领头。他们只听说离他们五百多公里的一个城市有一个日本收容所,从那里可以搭上回日本的船。这个以女人和孩子为主的群落有三四千人,靠一个中学生的指北针上了路。牲口抢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是太老的或太幼的。这些老幼牲口就成了老人们的坐骑。 所有女人们迈着木屐碎步开始了五百多公里的远征。一个叫阿纹的女人挺着八个月的身孕,从队伍前面跑到后面,再赶到前面,缠着每一人打听她的丈夫桐下太郎和儿子。所有人都累得懒得开口,只是摇头。多鹤背着一袋饭团子,摇摇晃晃跟在母亲身后。母亲背上背着四岁的妹妹,手上扯着八岁的弟弟。多鹤摇摇晃晃地得意自己今天的成功,到底还是赢了一场和村长的赛跑。她甚至没有去猜疑,村长们处理崎户村村民的后事怎么需要大半天工夫。她已经把早晨在铁道附近听到的一阵枪响忘得精光。枪响来自一伙中国游击队员。这是一种性质难定的民间武装,好事坏事都干,抗日、剿匪、****,取决于谁碍了他们的事,也取决于他们能占谁的上风。他们正打算进崎户村找点什么:找到冤报冤,找着仇报仇,找着便宜占便宜,却遇上了五个撤离到村口的日本村长,就开枪提前成全了他们。 人们怀念起村长们的好处是在出发后的第三个小时。那时暮色四合,三千人的队伍离开了大路,走上一辆大车宽的土路,队伍变得又长又松散。母亲们不断恳求队伍停下来,让她们哄一哄实在走不动的孩子们。总有女人对自己赖在路边的孩子说:村长来了,还不快些起来!她们想,要是村长在场,也许他能让孩子们用磨得血肉模糊的双脚从地上站起来。就在这时,路两边的高粱地里响起枪来。首先倒下的是骑在牲口上的两个老人,然后几个顺着路往回跑的女人也中了弹。孩子们挺着肚皮大哭,有个老人还算明白,叫喊道:都趴下,别动!人们趴下来,而叫喊的老人已经中弹了。他们带来的枪还没来得及压子弹,仗已经打完了。 等到队伍重整时,人们发现少了三十多个旅伴。谁也没有带刨坑的工具,死者的家属们从尸体上割下一撮头发,把尸体放在路边的沟里,盖上一件像样的衣裳。就继续赶路了。 袭击每天发生。人们都很习惯死人了,都顾不上哭,只是默默地把死去的人背上背的食物解下来。人们也习惯尊重伤号的意愿,用最快捷、俭省的方法处死他们。也有不愿意被处死的,阿纹就是一个。多鹤看见她的时候,她枕着一块土疙瘩,铺的盖的都是自己的血。从她肚子里出来的婴儿也躺在血里,已经走完了他几分钟长的一生。她挥动着满是血污的手掌。给每个路过她的人喊“加油”,她自以为在笑,事实上是不断龇牙咧嘴。她会对每一个靠近她的人说:“别杀我,我一会儿就赶上你们!我还没找到我儿子和丈夫呢!”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实在看不下去,把自己一口袋饭团子和匕首留给了她。 老人们给年轻人省饭团子,省子弹,也给他们省事,几个人商量好,过河时往水里一扎,一声不响就没了。 人们摸索出经验,发现枪弹在夜间的命中率比较差,便改为晚间赶路白天宿营。第五天的晚上,人们起身的时候,发现靠在营地周边宿营的几家全都被刀砍死了。人们内疚地说,实在太累了,没有听见任何声响。有人说,听见了又怎样呢 多鹤的母亲教会女人们辨认野菜和野果。路程拖长了一倍,已经断了粮食。她告诉女人们,中国人可以把每一种野草树叶变成粮食。她这一手是从中国长工们那里学的。好在是秋天,找到一片野坚果林可以采够两天的干粮。所有母亲都替刚进人青春的女儿剪掉了头发,再找来暗色的男孩衣裳给她们换上。尽管路一天比一天难走,队伍每天减员,他们还是把三百九十公里走到了身后。一个清早,他们来到一片白桦树林里,准备宿营,枪声却在白桦林深处响起。他们现在已经有经验,立刻闪到树后面趴下来,孩子们全都在一刹那间被覆盖在了母亲的身体下面。对方的枪手们很大方,子弹一排排射过来。反正停战了,弹药不必节省,打着打不着,打个热闹,打得带劲时,枪手们用俄语欢呼。几个刚学会打枪的少年们开始还击。他们吃过开枪的甜头:一次碰到袭击,他们还了几枪,袭击者就作罢了。但这次他们的还击恰恰是个错误,捅了马蜂窝,本来不很认真的苏联大兵打仗打出的惯性又上来了。人们丢下死去的,拖着伤号往后撤。地势还算有利,他们后面是缓缓的下坡。撤了一百来米,俄语呐喊突然从另一端冒出来,一个包围圈已经合拢。现在是动也挨子弹静也挨子弹。少年们胡乱打回去,只发几枪,就把自己的方位明示给对方了。很快的,少年们一个个倒下了。 火力越来越猛,把苏联人惹起性子,就得让他们发作一阵。 一颗手榴弹在多鹤母亲旁边爆炸了,硝烟散开,多鹤已经没了母亲、弟弟和妹妹。多鹤的爸爸一年前战死在菲律宾。好在眼下的险境容不得多鹤去想她孤儿的新身份。她是一边跟着大伙儿突围一边给全家哭丧的。 突围出来,各村的人数相加,只剩了一半。从出发到现在,这次的减员占了三分之二。还有一百多个人受伤,一下子把止血药粉全用完了。 第二天傍晚,人们醒来,发现所有伤员都自尽了。他们在夜里合谋,决定绝不拖累大家,然后悄悄地相互搀扶,走到五十米以外,自尽的方式五花八门。 又过了一天,队伍几乎在山路上爬行。他们一再修改路线,选择更偏僻的道路,而这些路线全都穿行在更深的山里。一连两天没有喝到水的孩子们怎么哄也不动了,母亲背上的婴儿们不是昏睡,就是嚎哭——已经不再是嚎哭,而是发出垂死野猫那样的号叫。 一颗饭粒都不剩了。水米未进的母亲们仍是把干得起皱的Rx房塞给孩子,塞给吃奶的孩子,也塞给半大的孩子,连那些没了母亲的孩子,她们也只好用自己一对Rx房去关照。队伍早已无形无状,延绵了三里路长,不断地发现有孩子走失,有大人走死。唯一能让孩子脚开步的一句话是:“马上就到了,到了就可以睡觉了。”他们现在的期待不高,只要能让他们歇下脚就很好,他们早就不信“到了就有水喝有饭吃了”。 这样一个形如枯鬼的队伍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的中国东北走着。满山遍野的秋叶红得火烧火燎。 东北的秋天很短,早晨他们露营时,四野白霜。他们就靠野果野菜和坚决到达目的地的信仰滋养着五脏和身心。走到第十五天时,人数下降到了一千三百。 一个早晨他们和中国民团遭遇了。他们不知不觉走得离一个集镇太近,惊动了驻扎在镇上的三百多号团丁。团丁们用的全是日本造的好枪好炮,先堵着打,再追着打。他们跑到了山梁上的松林里,身后枪声才渐渐稀拉。女人们都是身上同时背着、抱着孩子突围的。多鹤背着一个三岁的女孩,正发高烧,吐一口气就在她后脖颈上喷一小团火。女孩的母亲叫千惠子,自己怀里抱一个不足一岁的男孩。她不管子弹还会咬上他们,一屁股坐在地上,嘴角挂着白沫。另一个女人回来拉她,她两脚钩住一棵树,死命抵抗。她怀里的孩子尖厉地哭喊,她大张的两眼看上去是灵魂出窍后留下的空洞。就在这时,她朝怀里哭喊的孩子伏下身,旁边的人只看见她两个刀背似的肩胛骨奇怪地耸立了一会儿。等她直起身,那个孩子就一声不吭了。周围的女人们也一声不吭,怕她似的往后退缩,看她放下断了气的孩子,两手慢慢拄着树干把自己拖起来。 叫千惠子的女人杀了不足一岁的小儿子之后,又朝多鹤背上背的小女儿扑过来。多鹤哭喊着:明天再杀她,再让她活一天。多鹤到底年轻力壮,杀亲骨肉的女屠夫追不上她。她的大儿子跑到她身后,用树棍劈头盖脸地打下去。她开始还躲,还把两个手护在头上,慢慢她撒开手,任十来岁的男孩把她打成一个血人。 杀婴就是这样起的头。从这个时刻起,队伍里女人们开始把生病的和太小的婴儿们扼死。出发的时候,发现谁家少了孩子,谁也不去打听。做母亲总得有得有失,总得保全他们能够保全的孩子。女人们面孔呆滞,眼睛里都有一种静默的歇斯底里。多鹤始终不让千惠子靠近,睡觉都把病女孩用腰带系在自己胸前。第二天早晨,从母亲手里逃生的女孩竟然病愈了。多鹤把一颗野栗子糊糊喂进她嘴里,告诉女孩,还有一天的路程,他们就要到目的地了。女孩问多鹤,她的脸怎么了?她告诉女孩,这不是她原来的脸,这是涂了河里的黑泥。为什么?因为躲在黑臭的面具后面,她的真脸蛋别人就看不见了。女孩子告诉多鹤,她叫佐藤久美,老家在日本上野省畈田县。这是母亲们督促孩子们在路途上背熟的扼要身世,一旦她们遭遇到不测,孩子们好沿着这点线索追寻自己的血缘。 那是在最终的劫难到来前,两个女孩唯一的一次交谈。 他们是在深夜启营的。久美的母亲没有醒来。人们把千惠子的一绺头发割下来,系在久美身上,便出发了。 夜色褪去,另一个白昼翻卷而来。这是秋后典型的好天,人们觉得它格外地好,因为终点站快到了。齐腰深的蒿草经了霜雪白雪白的,一望无际。人们太累了,还没躺直就已睡熟。他们睡得死亡般的深沉,上百匹狂奔而来的马都没有惊醒他们。 连枪声都没有立刻惊醒多鹤。她醒的时候,周围躺着的不再是熟识的村邻们,而是陌生的尸体。

黑龙江方正县的「开拓团立碑事件」将「日本开拓团」这个陌生的名词拭去历史的尘埃,展现今国人面前。本来,作家严歌苓创作的长篇小说《小姨多 鹤》,就讲述了日本战败后留在东北的日本少女多鹤艰难曲折的人生经历。据悉,她为写作这部小说曾三次去日本,还专门去了曾在中国「垦荒」的村民所生活的村 子进行采访。

一个日本战后遗孤多鹤被卖给当地火车站长儿子当传宗接代工具的故事。

一年时间,小环换了两个工作。她先去钢厂当临时工,学刻字码,学会了又说太闷人,刻一个字码把半辈子的心事都想完了。一天要刻十多个字码,那就是好几辈子。她辞了工,在家里耽了两个月,又闲得脾气见长,去了一家旅店。小环人喜庆,找工作占便宜。小环上班的那家旅店在火车站附近,南来北往的客人多,她聊天有的聊了,因此看上去一时不会再跳槽。小环手松,从小不懂算计,挣的钱不够她花。上班总要有两身衣服,因此她得花钱扯布裁衣服。扯布顺便也给多鹤扯一身。碰上商店处理零碎布头,她会一次买下十多块,给丫头和两个男孩做一身。两个男孩不过半岁,穿着小环为他们买的花红柳绿的布做成的衣裤,人人都把他们认成一对双生女。小环对旅店工作最大的仇恨是值班。每月底一个星期日她得一连十六小时坐在值班室。 事情就出在一个星期日。小环一清早去旅店值班,她刚出门张俭就起来了,他伏在阳台的栏杆上抽烟,听见身后有人开窗。多鹤。她的眼睛在他脊梁上,后脖颈上,又厚又硬的板刷头上。小环不在,两人都听得见彼此的心跳似的。 立了秋热也热得不同。远处钢厂出钢的热气也不会长久停留在空气中。要是这个家没有多鹤该多么好,张俭狠下心这么想。他看见邻居们一家一家地出门,父亲们自行车后座上坐着抱婴儿的母亲,车前杆上坐着大孩子二孩子,抱怨着欢笑着骂咧着从楼下小路拐上大路,让他眼热得痴傻了。他的自行车也能打扮得花花绿绿,前杆上加一把自己焊的小座椅给丫头坐,小环坐在后座上背大孩,怀里抱二孩。他们也能是个让人眼热的一家子,偏偏多出个多鹤。 张俭抽光两支东海烟走进大屋,听见丫头刚睡醒嘎声嘎气的嗓音。她一醒就跑到小屋小姨那儿去了,丫头似乎说弟弟如何她也要如何。多鹤和丫头的对话谁也管不了,就这样流畅地混杂着日本字。他走到小屋门口,阴沉下一张脸。 “丫头,咱们家不说外国话。” “没说外国话呀。”丫头挑起和他一模一样的两条宽眉毛。 “你刚才说的话我为啥不懂?” 丫头愣愣地看着他,过一会儿才说:“那你说的是外国话。” 他觉得多鹤的眼睛现在在他的右手上。他揍过丫头两回。那是他驴起来的时候。平时他很宝贝丫头,从钳工那里捡的碎钢片给丫头车成扮娃娃家的小桌小椅。他揍丫头的时候两个女人就结成了死党。多鹤会从后面袭击他,用头撞他后腰。小环的嘴是凶器,一长串的恶心话:怎么那么本事啊?在厂里舔领导屁眼做小组长,回来捡最嫩的肉捶 他眼睛看着丫头的脚,说:“多鹤,咱家是中国人。”丫头穿一双白色的布凉鞋,多鹤做的鞋面小环纳的鞋底。白布凉鞋外面露着丫头干干净净的脚指甲。这一座城也找不着这样的白布凉鞋和粉白透亮的脚指甲。 这个家到处可见多鹤不吭不哈的顽固:擦得青蓝溜光的水泥地,熨得笔挺的衣服,三个孩子不论男女一模一样的发式,一尘不染的鞋袜。 如果什么都能重来,如果没有一场战争和日本人在中国畜牲了那么多年,张俭会娶多鹤的。他不会在意她是哪国人。 他就那么站着,站在她一双黑眼睛前,让自己的念头吓一跳:我会娶她?!我是喜爱她的 吃了早饭,多鹤咿咿呀呀唱着日本语的儿歌,把大孩二孩绑在前胸后背,一手拉着丫头。他这才反应过来:这四个人要出门。去哪里?去公园。认识路吗?不认识,丫头认识。 张俭站起来,一边往赤膊的身体上套衬衫。多鹤看着他,脸上的笑容不敢浮上来,但是现在突然就浮了上来。她跑回自己小屋,张俭听见她开木箱。过一会儿箱子盖“啪”地合上。多鹤穿着一条花连衣裙出来,又戴了一顶花布遮阳帽,背着一个带荷叶边的花布坤包。她在三十多平米的单元里小跑,步子很快却不利索。 这是多鹤第一次正式出门,何况是跟张俭带着三个孩子出门,她穿戴起所有的家当。 在走廊上打牌下棋的邻居们看着钢厂吊车手张师傅一前一后绑着两个孩子,他小姨子一身花地拉着一身花的七岁女孩小跑,手里一把油纸伞举在张师傅头顶,为他和两个儿子挡太阳。 人们想这么个家庭队伍哪里不对劲?但懒得去想清楚,很快又回到他们的棋盘、牌桌上。 张俭带着女人孩子乘一站火车,来到长江边。他听厂里人说这里是一个有名的古迹,周末到处是南京、上海来的游客,小吃店排很长的队,露天茶摊子上都得等座位。 他们坐在石凳上吃多鹤临时捏的几个饭团,每个饭团心子是一块酱萝卜。 多鹤颠三倒四地讲着她的中国话,有时张俭不懂,丫头就做翻译。下午天气闷热,他们走到一个竹林里,张俭铺开自己的外衣,把孩子们搁上去。多鹤不舍得把时间花在歇脚上,说要下到江水里的岩石上去。张俭一个盹醒来,太阳西沉了,多鹤仍没有回来。他把大孩二孩绑上,拉着丫头走出竹林。 诗圣庙前围着许多人看盆景展览,张俭挤进去,却不见多鹤的影子。他心里骂骂咧咧:从来没出过门,她还自不量力地瞎凑热闹。这时他突然从人缝里看见一个花乎乎的身影:多鹤焦急得脸也走了样,东张西望,脚步更不利索。 不知怎样一来,张俭避过了她的目光。他的心打雷似的,吵得他耳朵嗡嗡响,听不见自己心里绝望的责问:你在干啥?!你疯了?!你真像当年说的那样,想把这个女人丢了吗?他也听不见自己内心发出的声音:正是好时机,千载难逢,是她自找的 他把孩子们领到一个小饭馆,一摸口袋,坏了,他把身上唯一的一张五块钱给了多鹤,怕她万一会有花销。原来他是有预谋的:给她五块钱可以给自己买几分钟的良心安稳,至少她几天里饿不死。原来他早上出门时就有预谋:没有带她去她原先想去的公园,而带她来了这个山高水险的地方。他在看见她喂奶,手碰到她xx头,他的心忽然荡起秋千的那一刻就有了预谋……他有吗 天暗下来,一场好雨来了。小馆子的老板娘十分厚道,一杯杯给他和孩子们倒开水。丫头问了一百次不止:小姨哪儿去了 张俭把孩子们交代给老板娘,跑到雨里。他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跑上山,不久他又沿着路跑回来。小路挂在山边,通到江里。江水一个一个漩涡,一旦落进去它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张俭哭起来。从十来岁到三十来岁,他没有哭过,连小环肚里的孩子死了,他都酸酸鼻子过来了。他哭多鹤从不出门,从未花过一毛钱,第一次出门,第一次身上装了五块钱就被人丢了。她知道怎样去花钱买吃的吗?她能让人家不把她当个傻子或者哑巴或者身心不健全的人吗?人家会听懂她那一口音调古怪、乱七八糟的话吗?她不会告诉人们她是日本人的,她晓得利害。她真晓得吗?张俭哭从此没亲妈的孩子们,大孩二孩半岁,一下子断了他们吃惯的口粮。不过孩子们会比他好得多,毕竟是孩子,忘得快。但愿他也忘得快些,等水泥地不再干净得发蓝,衣服上不再有掺花露水的米浆香气和刀切一般的熨烫褶痕,他就能把多鹤忘得淡一些。 他浑身发抖,就像给自己的眼泪泡透了。江和天相衔接之处,有船只在“呜呜”地拉笛。他的脸突然跌落到膝头上,哭得胸腔里空空地响。有什么办法能忘掉多鹤最后给他的一张笑脸?她听说他要带她出门,回去更衣梳头,还偷偷在脸上扑了孩子们的痱子粉。她最后一个笑颜是花的:痱子粉让汗水给冲开,又混进了尘土。 张俭回到那家小饭馆时,天色已经晚了,饭馆开始供应晚饭,丫头坐在一张长凳上,大孩二孩躺在四张长凳拼起的床上,睡着了。老板娘说丫头把泡烂的馒头喂给了弟弟,自己吃了一个冷饭团子。 “我小姨呢?”丫头劈头就问。 “小姨先回家了。”他说。头发上的水珠冰冷地顺着太阳穴流下来。 “为什么?” “她……肚子痛。” “为什么……为什么?” 张俭拿出了老伎俩:根本听不见丫头的话。吃饭的客人里有一个中年男人,他说他已经和小姑娘谈了话,知道他们姓什么,住哪个区、哪个楼。张俭一边把儿子们绑在身上,一面向陌生的中年人和老板娘道谢。 “我小姨的呢?”丫头问。 他看着女儿。得要多久,丫头的语言里才没有多鹤的话语、口气 “我小姨呢?”丫头比划着那把油纸伞。 他带着伞出去,怎么会淋得透湿回来?他花不起这个时间和精力去追究了。 “我小姨是坐‘气下’回家的吗?” 到了火车站的售票窗口,丫头这样问他。不用猜,是火车的意思。他要售票员行行好,把他的工作证扣下,先卖给他一张票,等他寄了钱再来赎工作证。售票员看看他和三个孩子,惨状和诚实一目了然。他把他们直接领进售票房,让他们等九点那班慢车。 火车上还很热闹。游玩了一天,又下馆子吃了长江水产的大城市人在火车上又摆开茶水席,吃此地特产的豆腐干。慢车的终点站是南京,广播里播放着上海滑稽戏,讲一个志愿军回家相亲的事。听懂的旅客就一阵一阵哄笑。两个男孩睡得香甜,丫头脸转向窗外,看着自己投在黑暗玻璃上的面影。或许她在看那上面投射的父亲的侧影。张俭坐在她对面,怀里抱着二孩,一只脚伸在对面座椅上,挡住躺在椅子上的大孩。二孩大孩长得一模一样,但不知为什么张俭对二孩有些偏心。 “爸爸,我小姨是坐‘气下’(日语:Kishya,火车)回家的吗?” “嗯。” 丫头已经问了不下十遍。过了几分钟,丫头又开口了:“爸爸,今晚我和小姨睡。” 张俭听不见她了。几分钟之后,张俭感觉眼泪又蓄上来,他赶紧给自己打个岔,对丫头笑了笑。 “丫头,爸和妈还有小姨,你和谁最好?” 丫头瞪着黑黑的眼珠看着他。丫头是聪明的,觉得长辈们说这类话是设陷阱,怎么回答都免不了掉进去。丫头的不回答反而出卖了她自己:假如她对小环和张俭心更重些,她会不忌讳地说出来。她偏偏更爱小姨多鹤。张俭想,丫头对这个身份模糊、地位奇怪的小姨的感情是她自己也测不透的。 “小姨坐‘气下’回家了。”丫头看着父亲说。眼睛和他的一模一样,而这时却睁得很大,让张俭看到他自己若好奇或者怀疑或者恐惧的神色。 “‘气下’叫火车。”张俭说。 丫头已经是小学一年级学生。她在学校左一个“气下”右一个“气下”,太可怕了。但丫头拒绝他的教诲,过一会儿又说:“‘气下’到咱家,小姨不认识咱家的楼。” “‘气下’是火车!会说中国话不会?!”张俭的嗓门突然压过了滑稽戏演员的调笑,把四周嚼豆腐干的游客全吼乖了,静静听张俭说,“火——车!什么姥姥的‘气下’?火车!给我念三遍!” 丫头看着他,眼睛圆起来,眼光强烈起来。 “好好说中国话!”张俭说。一车厢人都给他训进去了。他的眼泪使他感到鼻腔肿大,脑子酸胀。他可不要听到丫头一口一个“气下”,他对多鹤的记忆可就没指望褪去了。 丫头还看着他。他看出她那饱满嫩红的嘴唇里面,关闭了上百个“气下”。她的眼睛是他的,但眼光不是。是多鹤的?他好像从来没注意多鹤有什么样的眼光。一个哆嗦,他突然明白了。她的眼光是她外公,或许祖外公,也或许舅舅、祖舅舅的,是带着英气和杀机的那个遥远血缘的。 张俭把眼睛避开。多鹤的影子永远也清除不掉了。他父母花七块大洋,以为只买一副生儿育女的肚囊。有那么简单?实在太愚蠢了。 多鹤走失了。这是一句现成的理由。一半真实。一小半真实。一小半…… 张俭对丫头、小环铁嘴钢牙地咬死这句只有一点儿真实的话:多鹤自己要下到江里那块大礁石上去——很多人都下去啊——然后就走失了。丫头听了这话,把自己哭睡着了。七岁的孩子对所有事情都抱绝对希望:人民警察过几天会把小姨找回来。爸爸、妈妈也会把小姨找回来。小姨自己会去找人民警察。对七岁的一颗心灵,天下处处是希望。所以丫头早上起床,还会照样刷牙、洗脸、吃早饭、上学。至少从表面上是看不出她对“小姨走失”这件事有什么怀疑。 小环是昨天半夜下班的。她一回家见到张俭抱着哭闹的大孩在屋里瞎串,就明白了一大半。她上去抱过孩子,对他“呸”了一下。他问什么意思,她说他到底干成缺德事了。早晨丫头上学离了家,小环叫张俭给工段打电话,告一天假。 “组长有多少事?告不了假!” “告不了就辞了组长!” “辞了谁养活这一大家子?” “养不活还没法子?一个个拿口袋装上,到山上转迷了东南西北,再一放。” “屁话!” “旧社会过去了,不兴卖人了,不然口袋把孩子老婆装出去过过秤,卖了,还用着当什么组长挣那一把血汗钱?孩子个个吃好奶长好块头,卖出好价钱够小半辈子柴米钱了!” 小环仰着圆脸盘。像是在骂南墙那边的某人,一面从箱子里拿出出门的小花布坤包、花布遮阳帽。 “你姥姥的往哪儿去?” “穿上鞋,跟我走。” “我不去派出所!” “对了。去派出所成投案了不是?” “那你打算去哪儿?” “你在哪儿把她扔了,我跟你去哪儿。” “她自个儿跑丢了!她又不是没逃跑过!你不是还叫她喂不熟的日本小母狼吗?” “小母狼斗不过你这头东北虎。” “小环,她在咱家待得不合适,不舒坦。你让她舒坦去。” “咱家不舒坦也是个家。再不合适也是她家。她出了这个家活得了吗?到处抓美蒋特务、日本间谍、反动派!我们旅店就常常有公安局的便衣,大半夜冒出来各屋查,厕所茅坑都查。你让她上哪儿去?” “那谁让她自个儿走丢的?” 张俭绝不松口,绝不心软,他对自己说,最痛的就是这一会儿,最难的就是开头这几天。孩子断了母奶闹着不肯吃粥,但第二顿就老实了。当时他坐在江边石台阶上为什么那样嚎啕大哭,就是在哭他心里为多鹤死掉的那一块。哭也哭过了,痛死的一块心灵好歹得埋葬起来,接下去,还得活人,还得养活活着的人,大人、小人儿。他绝不能心一软口一松,说:那就去找她回来吧。 何况即便去找,未必能找回来。 除了去公安局报案,报案就会出大麻烦。张家人世代是良民百姓,从来把涉案看得很大。买卖人口,强迫女人生孩子,丢弃女人,是不是会弄得家破人亡?他不敢想下去。 “张良俭,我告诉你,你要不把她找回来,你就是杀了人了。你知道把她扔在外头她活不了,你是蓄意杀人。”小环急起来从来叫他的老名字,连名带姓,宣判书似的。她出去工作,学会不少社会上的词,“蓄意杀人”也是新学的。 “你去不去找?” “我不去。找不回来。” “找不回来?明白了。”小环狞笑起来,那颗带金边的牙寒光逼人,“你把她装口袋里,搁江里去了!” “她那么听话?往口袋里钻?!姥姥的!” “你哄啊。不然她怎么乖乖跟你上了火车,乖乖让你拐带到江边大石头上?” “朱小环,你血口喷人!你知道我对你……孩子们长大了,这个家更没法过正常日子……”张俭半闭的骆驼眼那样衰弱、悲哀。 “别把账往我和孩子们头上赖。你下毒手是为这个家?这么天大的情分咱们娘们儿孩子咋承受得起?咱可领不起你这情。要这么着,我就带着孩子们回我娘家。不然我怕你这回干顺手了,下回把孩子们拐带出去,躲在哪个旮旯,看着他们把自己走丢了!你现在是厂里红人,得进步,这些半拉日本杂种碍着你进步的大事!” 小环蹬上鞋,走出门。张俭跟了出去。两人来到江边是上午十点,一个游人也没有。小环向一个管理人员打听,他是否见到一个中等身材的二十六七岁的女子。还有什么特征?头发盘成个大窝窝头。还有呢?眼眉特黑脸特白,说话鞠躬,说完了又鞠躬。还有呢?还有,一看就跟一般中国女同志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哪里都不一样。那她是中国女同志吗 张俭抢一步上前,说那女人穿一件花连衣裙,是白底带红点点、绿点点、黄点点的。 售票的人说他没什么印象,昨天游客多少?连外国人都有五六个。 张俭和小环沿着山上那条小道弯弯曲曲地上下好几圈,碰到修剪花木的、扫地的、背冰棍箱叫卖的,谁都对他们打听的这个和“中国女同志不同”的女人摇头。 伸到江水里的礁石被江潮淹没了大半。船只“呜呜”地在江上的雾里过往。张俭真觉得多鹤死了,是他下手杀的。在两个爱人中间选择一个,他只能这么干。 他们找了一整天。不能一直不顾饥渴地找下去。也不能一直把孩子们托给居委会照顾。张俭和小环坐九点的慢车往南去,他见小环闭着眼靠在椅背上,以为她是在补值班欠缺的觉,但她突然一耸肩,抽风似的,把眼睛睁得雪亮,一看见对面坐的张俭,再靠回去,闭上眼。似乎她有了什么新点子,但发现对面这个人不值得她信赖,欲说还休了。 接下去的几天,张俭慢慢知道小环的新点子是什么。她去周围市、县收容站,查了被收容的人,但没找到多鹤。没有多鹤,小环只得请假照顾两个半岁的男孩和上学的丫头。大孩二孩不习惯小环:小环一天给他们换两次尿布,而多鹤至少换六次。也因为小环不勤洗尿布,尿布没有足够时间晾晒,他们得忍受半湿的尿布,不久,就开始忍受奇痒的尿疹。丫头也退出了儿童合唱团,每天一放学就跑步回家,屁股上的铁皮文具盒叮叮当当响一路。她得帮忙洗菜淘米。因为小环下午带着弟弟去邻居家串门;教邻居大嫂大妹子怎么包豆馅山羊、豆馅刺猬。反正小环嘴里胡扯惯了,人们也不拿“我妹子跟人私奔了”这种有关多鹤下落的话当真。 才十来天,一向干净得闪着青蓝光泽的水泥地上蒙上一层油污。小环包饺子在过道剁肉馅,溅了一地肥肉她也不好好清扫。吃饭的时候她总是头一个坐下,等其他人跟着坐下了,她会想起菜还没端上来。菜端上来了,她又忘了给每个人摆筷子。并且她干活总是扯着嗓子骂人:卖菜的把泥当菜卖,害得她一通好洗,米店黑心烂肺,肯定往米里掺沙,害得她好拣。不然就是:张俭,酱油没了,给我跑一趟打点酱油!丫头懒得骨头缝生蛆,让你洗一盆尿布你给我这儿泡着泡一天 原本小环在旅店的工作就是临时工,半个月不去上班,警告就来了。小环不能撇下两个半岁的孩子,只能忍痛把一份好不容易可心的工作辞去。有一天张俭打了一盆水,坐在床边上,用肥皂搓洗他的脚。小环坐下来,看着他一双脚心事重重地翻搅着让肥皂弄得灰白的水。 “多鹤离开有二十天了吧?”小环说。 “二十一天。”张俭说。 小环摸摸他的脑袋。她不愿说这样用肥皂洗脚是多鹤强制的。张俭从来没有认真抵抗过多鹤的强制。谁会抵抗呢?多鹤的强制是她不做声地迈着小碎步端来一盆热水,搁在你脚边,再搁一块肥皂。她会半蹲半跪地脱下你的袜子。她埋下头试探水温时,谁都会投降。二十一天没有她,洗脚还按她的方式洗。得再需要多久,小环能把张俭彻底收服回来 收服回来的他,还会是整个的吗 一个月之后,张俭开始受不了这个家了。这天他上大夜班,睡醒觉起来,打一桶水,像多鹤那样撅着屁股搓擦地面。搓出一块明净地方来需要几分钟。正搓着,听见一个女邻居叫唤:“哎哟!这不是小姨吗?” 张俭两个膝盖不知怎样就着了地。 “小姨你怎么了……怎么成这样了……”女邻居的尖嗓音像见了鬼一样。 门在张俭后面打开。张俭回过头,看见进来的女人像个污秽的花影子:那条花连衣裙一看就知道当了一个月的被子、褥子、毛巾、绷带,谁也不会相信它原先是白底色。女邻居在多鹤身后,空张着两手,又不敢扶这么个又脏又虚弱的东西。 “你怎么回来了?”张俭问。他想从地上爬起,但爬不起,一种得赦般的后怕和松心使他崩塌在那里。 多鹤的头发披得像个女鬼,看来谁都低估了她头发的浓厚程度。小环这时也从厨房出来了,手里的锅铲一撂,跑上来就抱住多鹤。 “你这是怎么了?啊?!”她哭起来,一会儿捧起多鹤的脸看看,再抱进怀里,一会儿再捧起来看看。那脸很黑,却浮着一层灰白,眼神是死的。 女邻居满心疑惑地分享这一家重逢的悲喜。嘴里念叨着:“回来就好了,回来就没事了。”张家的人谁也顾不上她看多鹤眼中的嫌恶和怜悯。这证实了邻居们对她的猜测:她是个脑筋有差错的人。 门在女邻居身后关上。小环把多鹤在椅子上搁稳,嘴里吆喝张俭冲糖开水。小环对卫生一向马虎,这时也认为多鹤急需卫生卫生。张俭刚被她差去冲糖水,她又十万火急地叫他把木澡盆泡的尿布拧出来,先让多鹤洗个澡。 多鹤从椅子上跳起来,咣当一下推开小屋的门。两个男孩躺在一堆棉花絮里,因为他们尿湿的被子床单还没来得及洗。屋里气味丰厚,吃的、抽的、排泄的,混成热烘烘一团。孩子们把方的扑克牌啃成了圆的,把馒头啃得一床一地。多鹤上去,一手抄起一个孩子,两腿一盘,坐上了床,孩子们马上给搁置得稳当踏实。她解开墩布一样污秽的连衣裙胸前的纽扣,孩子们眼睛也不睁马上就咬在那对乳头上。几秒钟后,孩子们先后把乳头吐出来。多鹤再一次把乳头填进他们的嘴,这回他们立刻就把它们吐出来,像吐两颗被呷尽了汁呷空了肉的瘪葡萄皮。大孩二孩睡得好好的,被弄醒,去呷两个早已干涸的乳头,这时全翻脸了,又哭又喊,拳打脚踢。 多鹤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平静而顽固地抱着他们。他们每一个挣扎,她松弛的Rx房就晃荡一下,那对Rx房看上去有五十多岁。再往上,Rx房的皮肉被熬干了,脖子下的肋骨显露出来,从锁骨下清晰地排列下去。 多鹤一再把乳头塞进大孩二孩嘴里,又一再被他们吐出来。她的手干脆抵住大孩的嘴,强制他吮吸,似乎他一直吸下去,乳汁会再生,会从她身体深层给抽上来。只要孩子吮吸她的乳汁,她和他们的关系就是神圣不可犯的,是天条确定的,她的位置就优越于屋里这一男一女。 她的强制在大孩这里失败了,便又去强制二孩。她一手狠狠地按住二孩的后脑勺,另一只手将乳头顶住他的嘴。他的脑瓜左右突击都突不了围,后面更撤不出去。孩子的脸憋紫了。 “遭什么罪呀?你哪儿还有奶?”小环在一边说。 多鹤哪里会懂道理、讲道理?她对两个半岁的儿子都横不讲理。 二孩撤退不得,干脆冲锋。他一个突刺出去,用他两颗上门齿和一排下牙咬住了那个坚持欺骗他的乳头。多鹤疼得“噢”了一声,让乳头从儿子嘴里滑落出来。两颗废了的、没人要的乳头无趣地、悲哀地耷拉着。 张俭看不下去了。他上来抱二孩,一面小心地告诉多鹤孩子们已经习惯吃粥吃烂面条了,看着不也长得不错?一两肉都没掉。 多鹤突然搁下大孩,再一转眼,她已经和张俭撕扯上了。不知她是怎么下床,蹿跳起来的。瘦成了人壳子,动起来像只野猫。她吊在张俭宽大的肩上,一只拳头胡乱捶在他头上,腮上、眼睛上,脚也生出爪子来,十个长长的黑黑的脚指甲在张俭小腿上抓出血道道。张俭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两眼一抹黑,手里抱着哇哇大哭的二孩,怕孩子挨着乱拳,只能把这顿打挺过去。 小环怕大孩吓着,把他抱得紧紧的,退到小屋门口。不久多鹤把张俭就打到了过道,张俭踢翻了水桶,踩在擦地刷子上向后踉跄了老远。那把铁锅铲给踢过来踢过去,叮叮当当敲着地面。 多鹤一面打一面哭嚎,声音里夹着日本字。张俭和小环认为那一定是日本脏字。其实多鹤只是说:差一点,差一点!她差一点回不来了。差一点从扒的运西瓜火车上滚下来。差一点拉肚子憋不住拉在裙子上。差一点,就让张俭的谋害成功了。 小环瞅准一个空子,从张俭手里夺过二孩。她知道她这时拉也拉不住,多鹤成了人鬼之间的东西,自然有非人的力道。她只是忙着把桌上的剩茶、冷菜挪走,减低这一架打出的损失。换了小环她不会打这男人,她就用他剃胡子的小刀在他身上来一下,放放他的血。 多鹤松开张俭。张俭跟她强词夺理,说她自己瞎跑跑丢了,回来还生这么大气!多鹤其实听不见他说什么,两个男孩子从刚出生一哭就吹起嘹亮的喇叭,现在个头长大喇叭也成了大尺寸的,并且一吹就谁也不败给谁。楼上有上大夜班的人这时还没起床,都瞪眼听着两个男孩锃亮的黄铜嗓音。 多鹤抄起地上的锅铲朝张俭砍去,张俭一佝身,锅铲砍在了墙上。这时要跟他你死我活的不是多鹤,是代浪村人。他们那特有的地狱一样的怒气,恰恰产生于长时间的沉默和平静。代浪村人在多鹤身上附了体,锅铲成了她挥舞的武士刀。 “你让她打几下,打出点血就好了!”小环在一边劝张俭。其实她的嗓音也被孩子们的哭声捂在下面,张俭根本听不见,听见他也未必理会她。他只盼她多打空几下,这样就把力气白花了出去。他瞅个空蹿进大屋,掩上门,掩了一半,多鹤整个身子抵上来。就这样,两人一里一外,门成了竖着的天平,两边重量不差上下。他和她的脖颈都又红又粗,张俭觉得太可怕了,一个风摆柳一样的女人居然能抗得过他:门缝始终保持半尺的宽度。多鹤披头散发,晒黑的脸和饥饿缺觉的灰白这时成了青紫色。她用力过度,嘴唇绷成两根线,一个多月没刷的牙齿露在外面。小环从来没见过这样可怕的形象。她扯开让烟熏干的嗓子,拼命地喊:“张良俭,你他姥姥的!你是大麦麸子做的?打打能打掉渣儿?让她打几下,不就完了?” 多鹤十个脚趾几乎掐进水泥地,支撑她斜靠在门上的身体。多鹤突然放弃,一闪身,门“嗵”地大开,张俭一堆货似的倒塌下来。 她突然失去了清算他的兴致和力气。代浪村人的沉默可以更可怕。 张俭爬起来,坐在原地,眼睛前面就是多鹤那双脚。那一双逃荒人的脚,十个脚指甲里全是黑泥,脚面上的污垢结成蛇皮似的鳞斑,鳞斑一直沿到小腿和密密麻麻的蚊子包连了起来。 小环拧了个毛巾把子,递到多鹤手里,多鹤直着眼,手也不伸。小环抖开毛巾,替她擦了一把脸,一面念叨:“先歇歇,养一养,养好了再揍。”她跑回去,把擦黑的毛巾搓干净,又出来替多鹤擦脸。多鹤一动不动,头像是别人的,转到左边就搁在左边,擦成斜的就让它斜着。小环的嘴还是不停:“打他?太客气了!得拿小刀慢慢割他!废物不废物?大男人领四个人出门,少了一个都不知道!看看他跟个大老爷们似的,其实他当过家吗?大事小事都有人给他当家!” 小环上去踢踢张俭的屁股,要他马上去烧洗澡水。等张俭把一大锅水烧开,端进厕所,一块块地捞尿布,小环的烟枪嗓音还在絮叨:“他还在厂里当小组长呢!管二十多号爷们哪!他管仨孩子一大人都数不清人口!” 小环把多鹤拉进厕所。她只要情愿做的事都做得麻利漂亮。几剪子就把多鹤的头发剪出了样式,然后就把多鹤摁在澡盆里,用丝瓜筋替她浑身上下地搓。污垢在脚上和小腿上结成的蛇皮花纹一时洗不掉,小环便用手掬了水一下一下泼上去,然后再涂上厚厚一层肥皂,让它先沤一沤——得九死一生才能落下这副模样。她嘴上却讲着孩子们的事:丫头的功课门门一码的一百分。大孩二孩一听外面广播车唱“社会主义好”就不哭闹了。丫头被班里选出来给回国报告的志愿军献花。她不时扬起嗓门,问张俭下一锅水热了没有。 一共洗黑三盆水,终于洗出跟原先有些相像的一个多鹤来。一个黑皮肤、瘦长条的多鹤。剪去了长发,头上包着一块毛巾,里面是除虱子药。丫头三天两头从学校惹回虱子,多鹤一直备有虱子药。 这时门外有人喊:“张师傅!” 还没来得及去开门,一只手已经从外面拉开了厨房的窗子。张家厨房的窗子跟其他住户一样,朝着露天的公共走廊。窗外的脸是小彭的。小彭被派到张俭家附近的一所技校学俄语,碰上小石上大夜班,白天有空,两人下午就来张俭这里。如果张俭在,就和他下棋或打拱猪,若张俭上白班,他们就和小环逗嘴玩。小环不在家的时候,他们会被多鹤不声不响地款待一番:两杯茶两块自制的柚子皮糖。开始两人吃不惯多鹤那又咸又甜又苦的柚子糖,时间长了,一喝茶他们就问张俭和小环:没柚子糖呀 小彭和小石进来,一眼看见张俭脸上一块淤青,问他收拾了厂里哪个上海佬,张俭对他不想回答或答不上的话就当从来没听见。小环接过话,回答他们,那是张俭的老婆打的,两口子炕上动手没轻重。小彭和小石这时又看见张俭胳膊上的抓痕,他们不信小环的话,嘴上顺着说,小环嫂子倒是会打,没破张师傅的相。小环挤一只眼笑笑说,舍不得打破,打破了炕上谁管去 张俭烦了,闷声吼道:“扯臊!” “都是自家兄弟,怕什么?是不是?”小环把脸转向小石和小彭,“二十岁的大小子,在咱们屯都当爹了!”她像以往一样,扭头叫道:“多鹤,沏茶了没?” 多鹤却没像以往那样轻手轻脚地出现,挂一个大大的笑脸,大大地鞠一个躬。之后她就会两手托着一个木头托盘,上面摆着茶杯、小盘、牙签。小盘里放着柚子糖或者其他什么古里古怪的小吃食,是塞牙缝的分量,牙签是让人用来取盘子里那一口吃食的。 小环自己去了厨房,粗手大脚地端了两杯茶上来。小石小彭一直觉得这个家庭有点不正常,这天气氛越发古怪。 他们在大屋下棋时,观局的小彭看见一个黑瘦的女人走过去。再一看,是多鹤。她没了头上的大髻子,包了一块花条子毛巾,穿一套蓝白条裤褂,瘦成竿子的身子使衣裤的襟摆、裤腿成了蓝白条的旗。一个月不来张家,张家发生了什么事 “哟,那不是多鹤吗?”小石叫道。 多鹤站住脚,把怀里的大孩、背上的二孩往上颠一颠。她看着他们,嘴巴还在不出声地唱着什么。小石想,她可别是自己跟自己说话。他和小彭听这楼上的邻居说,张俭的小姨子脑筋有点错乱。 过了几天,小彭和小石到张俭家来混礼拜日,见多鹤已经神色如常了。她剪了一排齐眉刘海,厚实的黑发堆在耳后,脸黑了,瘦了,但她好像适合这张黑瘦的脸,年轻女学生似的。 她照样哑声笑笑,笑得把嘴咧到尽头,小碎步在泛着蓝青光亮的水泥地上忙过来忙过去。小彭被小石踢了一脚,才发现自己盯多鹤盯了太久。 小环从外面回来,头上一顶蒙着灰土的护士帽。居委会让各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去砸石子,铺工人大礼堂门口的路。动员到张俭家时。小环骂骂咧咧地出了工。把多鹤留在家里。 “一榔头砸我大脚指盖上!”她嘻嘻哈哈地说,“得亏我穿张二孩这双翻毛大皮鞋,现在还剩十个脚指头!” 小环一回来气氛马上热乎,她又是勒上一条围裙,支唤这个,差使那个,要给大家改善生活。她砸石子一小时挣五分钱,但她砸一小时石子得抽一毛钱的纸烟。回到家俨然是个财大气粗的挣钱人,把家里仅有的五个鸡蛋全用油摊了,再剁碎,和粉条韭菜做成饺子馅,包了两百个饺子。 吃饺子时小彭还是不断打量小屋里的多鹤。 小石笑着说:“咳,眼珠子看掉下来了,别给吃肚里去!” 小彭红了脸,猛站起身给他一脚。小石个子小,一张女气的脸上圆鼻子圆眼睛,入团宣誓都是这副淘气样子,小彭却是典型的关东大汉。小石其实也觉得多鹤突然出落了,没有头上那个古老的发髻,她看着极其顺溜,又不是一般女子的韵味。 “小环嫂子,也不给小彭操办操办……” 小彭又要站起来动武,小环拉住他。 小环说:“坐好坐好,我给你俩都操办操办。” 张俭一直在慢慢剥着南瓜子,剥三五颗,脖子一仰扔进嘴里,再呷一口白酒,呷得愁眉苦脸。他听到这里用半闭的骆驼眼横了一下小环,说:“咱家丫头在这儿听呢!” 小环假装没懂小石和小彭的打闹针对的是多鹤,就说她过去工作的旅店里有个女出纳,两根大辫子,哪天把她领来,让他们哥儿俩相相。 小彭不太高兴了,闷头只喝酒,也不吃饺子。小石说小环嫂子放心,他和小彭谁在女人面前都不是省油的灯,谁也不会剩下。小彭说他省不省油扯上他小彭干什么?张俭喝成一张关公脸,说他俩高兴来玩好好玩,表现差就不准来玩。 小彭和小石走了,已经是晚上八点,张俭上大夜班前只剩三小时的睡眠时间。他睡下一会儿,又起来,走到过道里,横了横心,手指终于按在多鹤房门的把手上。门轻轻被推开。 多鹤正在织一件线衣,没有开灯,借的是外面进来的路灯光。她的脸基本在阴影里,但张俭看到两束目光冷冷地把他抵在门口。她误会他了。他不是冲那个来的。他站在门口,轻声说:“给你申请落户口了。有了户口你到哪儿都丢不了。” 多鹤抵在他身上的两束冷冷的目光暖了些,软下来。可能她不懂什么是户口,但她这些年靠的不是言语的理解,靠的几乎是动物一样的灵性。这灵性让她明白户口是件致命的事,是好事。 “有了户口,你愿意出去工作,也行。” 她的目光融化了,在他脸上身上荡过去荡过来。 “早点睡吧。”他一手拉着门,要退出去。 “早点睡。”她回答。外人一听就听出这话的别扭,不仅是发音吐字的,她把“早点睡”当成“晚安”来回礼了。 但张俭觉得这话很正常,挑不出茬子。他替她掩上门,提着气,把金属门把一丝一丝拧向左边,让那个铜舌头一丝一丝缩回,然后再让门把回转,让那个铜舌头一丝一丝伸出,使那“咯咯”的转动声捏在他巨大、厚实的手掌里,因此基本是无声无息地完成了这套关门动作。孩子们睡得正熟,他不愿惊醒他们。他对自己解释。 但小环另有一套解释。她一听他摸索着上了床,便轻声笑起来。笑什么?笑他被人家踹下了床。他根本没心干那件事!有心也没关系,她又不吃醋。她吃哪门子邪醋?他就是跟她说落户口的事!不说事光干事她也绝对拥护,她要是不拥护,他当时能跟她生孩子吗?拥护个卵!难道他这时还想跟她去干那事?他难道是头猪?看不见她遭那么大的罪回到家 小环只是哧哧地笑,不理他的分辩。 张俭一点睡意也没了,坐在床上,两个大膝盖头几乎顶住下巴。这样彻头彻尾的窝囊他可快疯了,小环若再有一句不三不四的话,他跳下床就走。 小环头靠在墙上,点起一支烟,自得地、美味地抽起来。抽了一根烟,她长叹一声。接着她不着边际地说起女人都是很贱的,跟一个男人有了肌肤之亲,就把自己的命化在男人的命里,这女人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何况不止肌肤之亲,还生了一窝他的孩子!她不承认她把命给了你也没用,那是她自己哄自己呢 张俭一动不动地坐着。隔壁传来孩子半醒的哭声,不知是大孩还是二孩。大孩和二孩越长越像,一旦粗心大意就会弄错:一个喂了两遍奶糕,一个还饿着;或者一个洗两遍澡,另一个还脏着。尤其在两人一丝不挂的时候,只有多鹤能一眼认出两人的差别。 小环点上第二支烟,递给张俭。张俭没接。自己从窗台上摸到烟杆,装上烟丝,点着。小环今晚如何会这样深明大义?张俭仍保持高度警惕性。她的话从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渐渐扯到多鹤身上。多鹤是日本女人,没错,赌一条东海烟她也早把命化在她的男人身上了。喜爱不喜爱她的男人,另说,也无所谓。想从这男人命里掰出自己的命,她办不到。想跟多鹤和解,只有一个法子,就是跟她肌肤之亲去。女人表面上都会推的,说不定还打两拳、踢三脚,但那都是假的。她可不知道自己在作假,她以为她真在推拒、在出气、发泄委屈,实际上她已经跟你和解:你要她,比什么“对不起”、“抱歉”都管事。 张俭听进去了。小环的话有三分道理。小环大事不糊涂。 他挨着她躺下来,头抵着她的腰。她的手伸到他头上,摸摸他的头发。这两年她常常有这种体恤、照料的动作,多少有点老三老四,把他当成个晚辈或者兄弟。不过这时候她撸他头发的动作特别让他舒服。他睡了一个又短又沉的觉,醒来满心澄明,好像很久没这么精神充沛了。 十一点钟的时候,张俭准时出门上大夜班。他在过道穿衣穿鞋,帆布工作服磨擦的声响把多鹤很薄的睡意搅散了。一个夜里出去上班、为全家挣生计的男人发出的这些声响让女人们觉得安全极了。 多鹤躺在床上,听这个出门挣钱养活全家的男人走到门口,铝饭盒轻轻响了一下。大概是他摸黑出门撞着门框了,这声音使睡眠晕晕地袭上来。 一个多月前,她从江边礁石攀上来,找到回竹林的路,曲曲弯弯走进去,发现路被她走岔了。再拐出去,重开一条路,找到张俭和孩子们歇脚的那块空地,看见大孩或二孩丢失的一只鞋。她反身从竹林里摸出来,每个热闹地方都找遍了。不久,完全陌生的方圆几公里被她走熟了,连各个公共厕所都找了几遍。在游客渐渐稀疏的公园里她突然明白张俭把她带到这么远的江边来为了什么——为了丢弃她。她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坐在很陡的小径石阶上,离一切都遥不可及。她从小长大的代浪村那么远,越过代浪村,往东,是她的祖国日本。祖国也有一个代浪村,埋葬着竹内家的祖祖辈辈。祖国的代浪村太远了,她原先在丫头、大孩、二孩身上还能找回那个代浪村,还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那些埋葬在祖国的代浪村祖辈们的一喜一怒。那种代浪村人特有的沉默、宁静,那种代浪村人特有的狂喜和狂怒。她每次摸着大孩二孩的头发——那头发仔细看是和眉毛连成一片的,就想她父亲、哥哥、弟弟借着她的孩子们还了魂,借他们小小的肉体暖着她,给她依靠。多鹤坐在那条对着长江的石径小路上,天也远水也远地想,她生出的三个小小的代浪村村民现在和她天涯之隔。 再从石径上下来,公园已经空了。她想跟人打听火车站,又不会说“火车站”三个字。走到一个正在收摊的茶水站,她手指头蘸了桌面上的茶渍,写下“火车”两个字。茶水站的主人是个六十岁的老太太,对她又笑又摇头,脸都羞红了,意思是她不识字。老太太拉了一个过路人,叫他认认用茶水写在桌面上的两个大字。那是个拉架子车的小伙子,以为她是哑巴,拍拍他的架子车,手势很大、表情也很大地表示他用架子车带她过去。下了架子车,她的手插在连衣裙的侧兜里,手指捻着那五块钱,不知要不要拿出来给小伙子。最后她决定不给钱,多给他几个鞠躬。她那双膝并拢,两手抚腿,弯腰九十度的鞠躬把小伙子吓着了,拉着架子车匆匆离去,又在远处回头,没想到又受她一躬,这下他头也不敢回地跑了。 她很快发现小伙子把她领到一个错误的地方,因为她只在纸上写了“火车”两个字,而没有写“站”,小伙子就把她放在两条铁路交汇的地方。不久就有一列货车通过,货车在这里突然减速,几个坐在芦苇沟边上的孩子跳了上去。孩子们向她招呼,叫唤:上来呀!上来呀!她奔跑起来,孩子们伸出四五双手把她拉了上去。上了车她问:玉山的?玉山去的?孩子们相互看看,还是不明白她到底问什么。她觉得自己的话一点毛病也没有,他们却听不懂,信心减退下去。呼呼的大风里,她把句子在嘴里重新组装,用小了一倍的声音问:去的玉山?其中一个男孩为大家做了主,朝她点点头。他们看上去有点扫兴,用牛劲拽上来一个话也讲不通的女人。 油布下装的全是西瓜。孩子们拉起油布,油布成了包括多鹤在内的七八个人的屋顶和铺盖。这时多鹤才明白火车为什么到了那一段减速:它刚刚通过了一段被雨水冲垮正在修复的路段。多鹤伏卧在西瓜上,身体左右滚动,从油布缝隙看见修路工地灯火通明。张俭在早晨看着她时想干什么她明白了:他想要她的身体。他伏在阳台栏杆上抽烟,她在他身后打开窗子,他就是不回头。她看他什么时候回头。终于不行了,他回头看了她一眼,隔着两米的距离,嘴唇已经亲吻了她。他是想和她好合一次,最后一次。 多鹤竟让轻轻滚动的西瓜给晃睡着了。 她是被冷醒的,身上的油布不知哪里去了。回过头,七八个孩子全不见了,不少西瓜随他们一块下了车。火车扎在无尽的黑夜里,往更深的夜色里躜着,她不知道时间、地点。但她知道,什么都帮了张俭的忙,让他得逞了,让他分开了她和她的孩子。她和祖国、代浪村、死去的每一个竹内家的骨血终于被分开了。 西瓜车在毒太阳里开开停停,在大雨里也开开停停。她多次下狠心跳下车,又多次下狠心留在了车上。一连几天的西瓜餐,她浑身都让红色、黄色的西瓜汁泡透,被风吹散的长头发又被西瓜皮汁粘住,成了一件头发结成的蓑衣。她脑子里全是呼呼的风声,是火车和黑暗磨擦出来的声响。那声响灌进皮肉、血管,随着两行泪横飞。她伏在一个个冰凉、滚动的西瓜上,任这些无信的、不负责的球体把她抛到左抛到右。多年前她被装在麻袋里,被土匪搁在奔跑的马背上,她也不比这时更绝望。她仰面躺在西瓜上,想到了阿纹。 那个躺在路边生孩子的阿纹。阿纹长发披散,脸色如蜡,嘴唇煞白,就这样躺在一九四五年的九月傍晚。她躺得像一堆血糊糊的垃圾:泡透了血的一件和服,两条血淋淋的腿,一个还在冒热气的血孩子。她是走着走着就完成了分娩的。婴儿眼看着就不动了,长长的脐带打了好几个弯,瓜蔓一般连着未熟的瓜。阿纹不要人们靠近,一边龇牙咧嘴一边嘶喊:“加油啊!快走啊!别过来!别杀我!我一会儿就跟上!别杀我——我还没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她的手掌满是血污,向人们一下一下地挥舞,要从她身边过去很久人们才悟到,她那龇牙咧嘴原来是笑容。她笑着向人们讨饶:“别杀了我,我还没有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她血淋淋的手掌握起拳头,一上一下地挥动,给自己的嘶喊打拍子:“加油!加油!” 嗓音撕布一样…… 不体面的阿纹。就因为要找她的孩子。 于是这样一个不体面的多鹤出现在南来北往的旅客眼前,披着头发结成的黑蓑衣,馊臭的连衣裙上一片绿苍蝇。 那个苍蝇如云的车站叫做“武昌”。她不知道到达这个站之前火车被换过几次车头。迎面而来的楼、房屋、密集的电线杆让她知道这是个大地方,比她住过的两个城市都大。西瓜一车皮一车皮地被人卸下去。快要卸到她这一车了,她突然想到,她吃下去的、用作洗脸洗手当便盆的西瓜有几十个。跟那七八个孩子下车的西瓜至少也上百。那上百个西瓜的账也会记到她头上。你有证据说你没有吃或者糟蹋掉那上百个西瓜吗?你有证据没有跟沿线的盗匪里应外合把西瓜抛下去,回头再跟他们分赃吗?多鹤不了解中国的法律怎样制裁这样的事,但她知道天下法律都不会轻饶这样的事。 她看准一个空子,从车上爬下来,等正在卸前一辆车的工人们反应过来,她已经成了他们眼里一条披头散发、肮脏的花影子,在一大团蒸汽里一闪而逝。蒸汽发自一列刚刚停靠的客车,她从客车轮子间爬过,车肚皮上挂着迢迢千里的黑色尘土又蹭在她泡透红色、黄色西瓜汁的白底子带红点、绿点、黄点的花连衣裙上。 她走在旅客当中,人们不顾肩上扛的沉重行李一再向她回头。 前几天的西瓜餐这时发作了。她被肠道内突然的冲击力弄得浑身发冷,脖子上和手臂上乍起一层鸡皮疙瘩。她会用中国话打听厕所,但人们终于听懂她的话之后给的回答却是她不懂的。所有人都用完全不同的音调、吐字,和气地对她一遍又一遍地讲着什么。她觉得肠子里的咕咕响动一定让他们听见了。她捂着肚子,半佝着腰,一动也不敢动。 人群中终于有一个女人,扯起她黏糊糊的手便走。 蹲在茅坑上她突然想起自己没有草纸。 那女人竟十分善解人意,推开茅坑的隔门,递给她一张印满人脸的纸。纸的背后还有石灰,是刚从墙上撕下来的。人脸上画着红叉,对着自己的终极下场目瞪口呆。她但凡有一点办法,绝不会把这样带脸的纸做那样的用途。 等她头重脚轻地走出厕所,两个戴口罩的人朝她走来。她蹲在茅坑上的时间足够那个女人推测她是怎么回事了。那女人用多鹤完全不懂的话对戴口罩的人大声说着,一边指着多鹤。两个人走近了,才能看出男女。他们中的男人用音调奇怪的中国话说多鹤病得不轻,得跟他走。他们中的女人说车站医疗室不远,走几步就到。 两人的眼睛在大口罩上面微笑。多鹤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跟他们走了。 医疗室的长椅上躺着哼哼唧唧的男人女人,还有两人躺在白色带轮子的床上。多鹤被带进来,戴口罩的女人对一个躺着的男人说了句什么。男人缩起腿,戴口罩的女人让多鹤坐在刚刚搁过男人赤脚的地方。多鹤刚坐下,那男人的脚又回来了,她只好坐在地上。 戴口罩的女人从里屋拿来一根体温计,放在多鹤嘴里。这根体温计让多鹤安全起来。她到张家这些年,每次发烧,体温计就是一个手掌。小环或张俭的(过去是张站长或二孩妈的)手掌在她额头上按一按,体温就测出来了。自从离开代浪村,她的嘴还是第一次接触这冰凉的易碎的玻璃棍,她闭上眼,醉在那微辣的酒精气味里:那气味就是她对于铃木医生的记忆。戴口罩的男人这时走出来,翻开多鹤的眼皮,仔细地看,手指也像铃木医生那么轻盈灵巧。 根据体温计的测量结果,她的体温不高,基本正常。戴口罩的女人是个护士,这时走上来,说是要抽血。她一边在多鹤胳膊上擦酒精、系胶皮管、扎针头,一边用她那一口总有点偏差的中国话告诉多鹤,正在流行的血吸虫病很厉害,从东边来的火车总会带来几个病重的。 多鹤对他们的话不全懂,但猜出此地正流行某种可怕的疾病。她问护士什么叫血吸虫。 护士看着她,好像没听懂。 她想她的话有那么难懂吗?她会不会把句子讲颠倒了?她硬硬头皮又问了一次,这次换了一种句法。 护士反问她是哪里人。 多鹤不讲话了。 护士抽了血,拿了一个硬皮夹子,上面铺着一张表格。她说这是病历,必须填写。要填的项目有:姓名、住址、家庭成员、婚姻状况……多鹤拿起笔,又放下。不知为什么,她哭起来。填什么也不准确。代浪村的家是多鹤唯一记住的住址。代浪村的人走上逃亡血路,从那一刻起,这些项目就没法填了。从那颗手榴弹落在妈妈、弟弟、妹妹身边之后,她怎么填写“家庭成员”?从张俭把她丢弃在江边礁石上,从她的Rx房因为没人吮吸而胀成两只铁球,从她断了跟丫头之间的私密对话,她两臂间空着大孩二孩的位置,“家庭成员”四个字成了她最不想去读、最不愿去理解的四个字——四个中国、日本共用的字。 女护士先站在她身边看她哭,过一会儿,她蹲下来,想从她两只捧住脸的手缝里找她的眼睛。再过一会儿,男医生来了,问她到底怎么了。 躺在椅子上、床上的五个病人全停下了哼唧,听她哭。 她哭得气也喘不上来,几次噎住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和护士以为她哭完了,刚开口问她“家住哪里,有证件吗”?她一口气捌过来,疏通开,又接着哭下去。哭得她浑身筋骨疏开又抽紧,男医生两只焦虑颠动的脚,在她泪水淹没的视野里,成了一对不可认识的异物。 她哭尽了最后一把力气,靠在椅子腿上。医生和护士小声嘀咕她什么,她不在乎,在乎她也听不懂。他们之间讲的话跟这里人一样,冒出许多陌生的滑音,完全不同于张俭和小环的中国话。 他们改用先前的语言同她谈话:家里出了什么事?家里还有人吗?碰到坏人了?她的样子让他们怀疑她遭受了人身袭击。她是死里逃生逃出来的吗?她一定受了太大的刺激,他们理解她——谁受了过度的刺激都一时不愿开口。 他们给她打了一针,等他们拔出针头,两个戴口罩的人影在她眼前已经一层虚光,再一眨眼,他们跟灯光不太亮的空间混成了一片灰白色。 她醒来已是早晨。两个Rx房把她胀醒了。她看看周围,发现她已经不在原先那间医疗室,而在一间病房里。窗外在下雨,病房还有三张空床,她不明白她为什么享受单间的特权。身上的衣服被换过了,现在是一身不分男女、印着红十字和某某医院字号的衣裤。她的花连衣裙被团在对面空床上、她想到那五元钱,她不知五块钱到底是多大一笔财产,但那是她眼下仅有的财产。 五块钱竟然还在那个带荷叶边的布包里,和裙子一样带着黏稠的潮润和西瓜的馊味。她把五块钱和连衣裙都塞到自己枕头下。 似乎是她的动作引来一个人。那人穿白色制服,戴领章。她想起了:是警察。警察她是见过的,过年过节到居民楼来,站在楼下,跟趴在公共阳台上的家属孩子们讲“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趁机破坏,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 这个警察二十多岁,一边打量她一边把手里的硬壳帽戴到头上。他问她是不是好一点。他的话又跟那个男医生和那个女护士不同,又是一种音调。因此他讲到第三遍时她才点点头,接着给他鞠了躬。 “你暂时先养病吧,啊?”警察说。 这回他讲到第二遍她就点头了,点完头她又鞠一躬。 “不要那么客气。”警察皱起眉头,有点嫌烦的意思,同时他做了个手势。她是先懂他的表情和手势的:他嫌她鞠躬鞠多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再谈。” 然后警察又做了个手势,请她躺回床上,他自己出去了。她躺在床上。看着急需粉刷的天花板,想警察到底是友善还是敌意。似乎都不是。似乎兼而有之。天花板上一条条细细的裂纹,有的地方石膏蜕皮了。警察和她谈完话会拿她怎么办 为什么会是一个警察?是一个常常到楼下宣讲“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的警察?那么,就是昨天的男医生和女护士给她打了安眠针之后向警察报告了。她是一个可疑的人。难怪她单独住一间病房。可疑的人威胁正常人的安全。 一个年纪很轻的护士推着小车进来,从屋角拉过一根铁架子,又从车上拿起一瓶药水,走到床尾,大眼睛愣了几秒钟,再回到药水瓶上。她在多鹤手臂上极其认真地扎了三四个眼,终于成功地扎了进去。两个小时后,输液结束了,多鹤爬到床尾,看到那里挂了一个牌子:姓名:?性别:女,年龄:?籍贯:?病因:急性胃肠炎。 这是一个充满疑问的病人。这个病人给看起来了。门外的警察有枪吗?可疑的病人一旦出了这个门,沿着走廊飞奔时,一颗子弹就会把她撂倒在光滑的水磨石地上吗?这条走廊有七八米长,从小护士推车走来的声音,能大致测出它的长度。上厕所呢?就在床下便盆里解决。不行,不习惯便盆,必须去厕所。习惯不习惯,由不得你 可疑的人或许连最不可疑的生理要求也显得可疑。从窗子看出去,白杨树的高度让她明白病房在二楼。 她悄悄地下床,眼睛同时搜索她的鞋子。那是一双凉鞋,鞋面是用白布自制的,在鞋匠铺上了轮胎底,走路一点声响也没有。可是它们不见了。可疑的病人一旦没了鞋就更好看守了。 她抖开一团馊臭的连衣裙,飞快地换下身上的病员服,再一次摸摸小包里的钞票。 最难的是悄无声响地打开玻璃窗,甚至难以跃到白杨树上再顺着树干溜下去——多鹤两只微微内翻的脚掌走路不理想,但擅长上树。代浪村村委会门口有四根木杆供孩子们爬,多鹤常常能赢男孩子们。这楼房老旧,木头都变了形,开窗时窗子和窗框少不了扯皮,弄出很大的响动。 但这扇油漆龟裂的窗子是唯一的出口,通向丫头、大孩、二孩的唯一出路。她的手沿着窗子和窗框接缝的地方轻轻推动,让窗扇一点点从窗框松动开来。然后她站到了床头柜上,握着窗把手,用力往上提,同时用全身重量控制着它,把它的响动压在身体分量下。窗子被推开了。声响在她的知觉里如同打雷。她站在床头柜上,回头瞪着门,门一动不动。门外悄无声息。或许她并没有弄出任何响动。她的脚心已经踏到砖砌的窗台。再一步,她就正面对着那棵白杨树了。 一步能不能跃到树干上?树杈够结实吗?她来不及想得太周全了,就是朝死亡里跳,她也得跳。 她从树上下滑时,一个戴大白围裙、挑两个大桶的女人看着她。她从她面前跑过去,女人往后猛一退,把挑着的两大桶泔水泼了出来。她那么一退是怕她的意思,多鹤一边跑一边想。原来可疑的人是让正常人怕的,也许她在那女人眼里是个女疯子。 多鹤在雨里跑着,东南西北对她都毫无意义。她唯一的方向就是远离那所医院。街边停了一排黄包车,车夫们从车篷缝隙里露出脸,看着她这个披头散发、赤着双脚的女人匆匆走过,谁也不敢揽她的生意。 一个阴暗的杂货铺里点着一盏煤油灯。她跨进去,铺主从柜台后面直起腰,对她说了一句她听不懂的话。语言客气,眼睛不客气地告诉她,他没把她当正常人。她要纸,要笔。纸和笔来了。她写下长江南岸的那座小城的名字。铺主摇摇头。她又写下:我去。铺主活了五十多岁,从来没和人打过如此古怪的交道。他还是摇头。 多鹤指指柜台里一块酥饼。铺主立刻照办,把酥饼取出,放进一个报纸口袋,抬起头,一张快沤烂了的五块钱放在柜台上。铺主从一个铁皮盒子里数出大大小小许多钞票,又一张一张放在她面前,放一张,他嘴里出来一个她不懂的词。但她知道他一定在念数字。一张钞票上印着“2”,两张印着“1”,剩下的是一堆小钞票,各种数字都有。算了算,这块饼花去了五分钱。就是说,她这笔财富是不小的。 她想,这下铺主会回答她的提问了,她和他成交了一小笔买卖。她指指那座城市的名字,又指指“我去”,铺主还是摇头,同时扬开嗓门,仰起脸,叫了一声。多鹤听见有人在某处应答。天花板开了个洞,露出一张少年的脸,对铺主说了几句多鹤不懂的话,又对多鹤说,那座城市远得很,要坐轮船!天花板上的洞封上了。 铺主重复:坐轮船!他这回的话也好懂些,讲到第二遍多鹤就使劲点头。 多鹤想,明明不是轮船把她和西瓜带到此地的。她又在纸上写:火车?铺主跟天花板上面的男孩大声商量一阵,都认为火车也行。 铺主为多鹤截了一辆黄包车。半个小时之后,黄包车停在火车站门口。多鹤算了一下,一块偌大的酥饼值五分钱,那么一个车夫一天应该能挣二十个酥饼,给他十个酥饼的钱,应该是体面的车费了。果然,车夫接过三角钱时给她一个满口乱牙的笑容。 当她把大大小小的钞票一块从售票小窗洞递进去时,一个女子的声音说她的钱不够。 她把自己的脸挤在小窗洞上,她觉得她没听懂,这样凑近能看见售票女子的一截脖子半截脸蛋,似乎离理解就近多了。那女子问她买不买呀?不买让后面的人买。 “我买!”她讲中国话头一次这样粗声大气。 “你钱不够!”售票的女子脸露出来了,但是横过来的。 “为啥?!”她问。她声音更粗大,把“啥”说成了“哈”,这是她向张家人学得最好的一句话。她实际上是说,为什么我不能回我家?!为什么我不能回到我的女儿、儿子那儿去?!为什么我两个奶胀得要炸而我的孩子们在闹饥荒 这就使多鹤的“为哈”听上去充满蛮横不讲理的爆发力。不论为什么她都要去马鞍山,不论为什么她都得有一张火车票。 “为啥?!”那张横放在洞口的女子面孔消失了。“咔嗒”一声,整个窗子大开,女子正襟危坐,手指划拉一下,“问问你后面的群众,为啥?差一多半钱呢!会看票价表吗?票价是国家定的!你不是中国人呀!”看热闹的人群大起来。一双赤脚、一头散乱肮脏的长头发、一件泡了西瓜汁又泡了雨的花裙,使人群和多鹤之间的距离也大起来。 一个小孩大声问了句什么,人们哄地一笑。多鹤被那句“你不是中国人呀”提醒了,她打算破开这道人墙。趁她转身,那个小孩一步蹿上来,从后面揪了一把她的长发,高兴地尖叫着跑开。她走了几步,那只孩子的手又揪一把她的头发,又是高兴地尖叫,往回跑去。就这样,她走着,他揪着。最终她赢了:她的毫不反应让孩子败了玩兴。 她在候车大厅里买到一张全国铁路图。在上面她找到了长江,找到了她眼下所在的武昌,不久,她的食指尖停在那座长江南岸的小城。她和西瓜们是兜了怎样的圈子,才到达这里的?那城市和武昌其实是同一条长江相串联的呀 有了这张图她可以回到丫头、大孩、二孩身边去了。她走也得走回去。两个儿子没有奶吃,她爬也要爬回去。她在火车站附近的商店买了一双鞋,最便宜的一种,花了一块多钱。她还需要一把伞,但她实在下不了手花那一块多钱了。 她在候车室的长椅上睡了一会儿。天黑下来,她沿着铁路线走着,向东走。雨小了,风却很冷,楼房电线杆从稠到稀再到消失。她走进了一座小站。不一会儿,一辆货车停靠下来,她爬上去,发现车上装的是木头。货车每经过一个站,她就盯紧站名,再借着站上的灯光对照铁路图上的名字。 半夜她从拉木头的车上跳下来,因为那趟车从此分岔。她在一个小站外面等候下一趟货车,但没有任何一趟车在小站停靠。 小站没有候车室,只有一圈木栅栏加一个棚子。她在棚子下的长椅上睡下来。太阳刚升起,远处的田野和农舍在绿中透蓝的山下非常宁静,连苍蝇的嗡嘤也是这宁静的一部分。苍蝇渐渐多了,把地上一块甜瓜皮落成黑绿色。侧卧的多鹤看着一道道炊烟,水田里的天空、山影,目光虚一些,景色就熟识一些。多鹤自从离开了代浪村就总是在找和代浪村相似的东西。现在远处的村景和代浪村相似,还有九月雨后的太阳。因此多鹤就熟睡在苍蝇嗡嘤的九月里。 她一睡睡了十多个小时,醒来忘了自己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小火车站的棚子里。她也不知道自己睡着时,身上除了落过苍蝇还落过什么。 直到第四天,她才爬上一趟运化肥的货车,但两小时后就被人发现了。在审问中她明白化肥值钱,因此常有人扒车偷化肥。她从审问者的眼睛里看出自己是多么可疑。她已经发现她越说话疑团越大,因此她随他们去自问自答、大发脾气。渐渐地,她看见自己在对方眼里不再是可疑的,而是残废的,又聋又哑又疯。 从那以后她不再冒险扒火车。一根枕木、一根枕木地走回去,会安全得多,也安宁得多。沿着铁路线的车站她都歇过脚,有时雨大了,她就住下来。车站真是好地方,总有容她睡觉的长椅,有便宜的饭食,有匆忙过往的旅客,对她的可疑刚有警觉和兴趣,已经和她错过去。但尽管她每天只吃一顿饭,口袋还是渐渐空了。最后的一段路她吃的是生玉米、生红薯,总之她得手偷着什么,就吃什么。 她从来没有注意连衣裙是什么时候扯烂的,鞋子是什么时候穿飞的,那便宜鞋子有足够的理由那么便宜:布鞋底被作了弊,里面是硬壳纸。她只注意到自己的胸一天天没了分量,没了原先的圆润。她走,得疯了一样。这一对没了分量的Rx房是怎么了?它们在干枯吗?她最终把两个干枯的Rx房给她饥饿的孩子们吗?就像所有代浪村的母亲们,干枯龟裂的乳头不再能堵住孩子们的哭喊。 完全不像多鹤预料的那样:她在一模一样的楼群里迷了路。一律的红墙白阳台,她却毫不彷徨地朝着其中一幢走去。她成了一条母狗,被那股神秘的气息牵引着,走向她的儿女们。 她抱起两个尿臊刺鼻的儿子,却发现自己早已没有奶水。她左边的乳头一阵钻心疼痛:二孩居然咬了她一口!她的骨肉被这两个中国人离间了。代浪村的人都说中国人一肚子鬼,果真如此。一双手上来,把二孩抱走,是张俭的手。一个声音赔着小心,告诉她俩儿子已经习惯吃粥吃烂面条了,不也长得不错?一两肉都没掉。也是张俭的声音。什么意思?是说没有了母亲和乳汁,没有了天条规定的成长环节,儿子也照样活,照样长得不错?他们有没有真正的母亲都两可。 一转眼,她和张俭撕扯上了。她吊在张俭宽大的肩上,一只拳头胡乱捶在他头上、腮上、眼睛上,脚也生出爪子来,在张俭小腿上拼命地抓。 张俭抱着二孩,怕孩子挨打,赶紧撤到大屋里。多鹤整个身体抵在门上,不让门关严。她和他一个门里一个门外,相持了几分钟,多鹤突然一闪身,门“嗵”地大开,张俭栽到了门外。 多鹤放弃了。她突然觉得这种讨伐太卑琐。 五百多个崎户村村民是好样的,几代同堂地死。几代同堂的血流成一股,浓厚程度可以想象。它拱出石缝。结成一个球,比父亲喝清酒的酒杯还大。血球颤巍巍,有着那种固体和液体之间的东西特有的柔嫩,一触即溶。第一线阳光从两座山坡之间的垭岔里伸出来,那也是柔嫩至极的阳光。光亮照进血球,光和血球都抖了一下。那令人惊悚的美丽只是一眨眼工夫,然后,太阳就从山垭岔里整个地出来了,已经不再柔嫩。几个收尸的村长走过去,他们中的谁踩在血球上——它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一触即溶,它冻结了。那些脚移开,它依然圆润光洁,看上去已经有了历史,就是琥珀、玛瑙形成所需要的一段长长的历史。 这时,二十五岁的多鹤松开了抓着张俭的手,眼睛睁得老大,但眼光却很虚惶。 她多鹤用得着这样和他扭打吗?她不声不响就能让他明白什么都来不及了。 千惠子朝她的一岁的儿子伏下身,长而密的头发盖下来,母子俩被盖得风雨不透。母亲饿得又细又薄的身体对折起来……不是对折,是盘卷成一个螺蛳壳,把她的心头肉盘卷在里面。对孩子疼爱得不知如何是好,才会有这个动作。那螺蛳壳越绞越紧,一岁男孩的哭声越来越轻,被封在了壳内。千惠子的两个肩胛骨吓人地耸起,突然静止住。就在这个时候,孩子的哭声断了。螺蛳壳碎裂开来,冒出一张如释重负的脸。她替儿子在所有不堪的下场中选了个最好的:让赐予他生命的人索走他的生命,这多少也是一种圆满。逃难队伍中所有的母亲刹那间都开了窍,随即也都如释重负了。她们至少能使孩子们的苦难不再恶化。她们能够在孩子们所遭受的疲惫、惊恐、饥饿上划一道界限。千惠子两个虎口锁定在一岁男孩的脖子上,把一切未知的苦难变成了已知——对于他们的处境,未知本身所给予的折磨远远大过惊恐、疲惫、饥饿。披头散发的千惠子并没有疯,她开始追逐她的女儿,张着她柔软的怀抱和两个铁硬的虎口,一心想让三岁的女孩久美早一点进入她永恒的呵护。跟在千惠子后面的女人们不再追逐她。一个个年轻的母亲扶着树干,蓬头垢面、衣衫飘零,想着千惠子教给他们的最后一种母爱,又上了路,高高的山毛榉枝叶间透着风、月光和一两声夜猫子的啼叫。 不声不响的杀婴就这样开始了…… 一只手把她拉进厕所。是朱小环的手,红润如她的脸蛋,也带酒窝。小环说着什么多鹤没有去听,只看着那双红润带笑的手把一桶热水倾倒在木澡盆里。接下去,事情不对了,小环很家常地讲起、r头的事来,“回头你看见她,可得好好表扬她,啊?功课门门一码的一百分,老师还在一百分旁边画了五角星……就是手工课不行,让她拿纸剪个猫,她拿回家来,全让我给她剪!”说着她把手里的丝瓜筋蘸了热水和肥皂,狠狠搓到她脊背上,把她搓得东倒西歪,坐都坐不稳,背后的皮肉被搓得起了燎泡似的疼,但她疼得舒服极了,疼得好美。 “……知道大孩有多坏吗?”小环用力用得话也说不连贯,“……小子可坏了……躺那儿会玩自个儿的小鸡鸡……抱他俩出去,一见邻居家晒的干虾米,二孩这小子抓了就往嘴里搁,你说他咋知道那干虾米是吃的?我记得你怀他俩的时候,就特别馋虾米。这孩子神不神?把他娘爱吃的都记住了……” 多鹤脱口插话,说她自己小时候就爱吃外婆做的干虾米。 她很意外,自己怎么跟小环搭起话来了:她明明在做和孩子们同归于尽的打算呀!这时小环把她从水里扯起来,抬起木盆一头,把脏水倒出来,让水冲在厕所地面上,一面咂咂嘴,又笑道:“可惜了啦,这水能肥二亩田呢!” 多鹤看看厕所地面上一层灰色的体垢,不自觉地也笑了。她真的太意外了,怎么竟笑了呢?她不是正在想怎样让三个孩子毫不疼痛、毫不害怕地和她一块走,去做好样的代浪村村民吗 这时小环突然想到了什么,丢下多鹤从厕所跑出去,随手带上铁皮门,“咣当”,大锣欢快地敲响了。不久铁皮门又敲了一声大锣,小环手里拿着一个小红布包,打开来,里面一根红线绳上拴了一颗牙齿。是丫头掉的第一颗乳牙。丫头要等小姨回来,把它给扔到一个瓦房顶上去,这样她以后出牙才出得齐整。多鹤用手指尖试了试那颗在xx头不知过往多少回的小牙齿,觉得不行了,她可能做不了那件同归于尽的漂亮事。 当天夜里,张俭的两个朋友小彭和小石走了,张俭也去上夜班了,丫头悄悄跑到小屋。 “小姨!” “哎。” “你有‘黑密促’(日语:Himitu,秘密)吗?” 多鹤不说话,丫头爬到她床上,她盘起两条腿,丫头坐上去。 “小姨你是去结婚了吗?”七岁的脸正对着她。 “嗯?” “结婚?” “伊也(日语:iie,没有)。” 丫头松了一口气。多鹤问她听谁说的。丫头又扯出另一个话题 “小姨,你跟我们王老师结婚吧。王老师是我们班的班主任。” 多鹤笑起来。这也出乎她的预料,她居然还笑得“咯咯咯”的。 “王老师‘苏步拉希伊奈’(日语:Suburashiine,特别好)!” 多鹤问怎么好。 “王老师给我一个上海奶糖呢。” 多鹤抱着她前后晃,一大一小两个身体晃成了一匹游乐园木马。 “还有,我喜欢的王老师的钢笔。” 多鹤抱紧丫头。这是夜里十二点。按她预先设想的,她这会儿跟丫头、大孩、二孩已经死了。多鹤搂着丫头,觉得真走运,假如死了,她就听不到丫头这么逗乐的话了。她居然给她当起媒婆来。七岁的媒婆。丫头抬起脸,给她一个缺牙的甜美笑容,多鹤那代浪村人对于死的热情彻底冷却了。 一个多月以后,小环告诉多鹤,丫头的班主任王老师要来家访。王老师一进门,多鹤差点笑出声:丫头给多鹤保媒的王老师是个大辫子姑娘。丫头一会儿看看坐在大屋床边的王老师,一会儿看看站在大屋门口的多鹤,目光里有一种成人之美的得意。等王老师走了,丫头问多鹤她愿不愿意和王老师结婚,多鹤这才倒在床上挥拳踢腿地大笑。 又是一个星期日,小环最后一个起床,梳洗过后就带着三个孩子出去了。她说她要带他们去坐船采菱角,但张俭明白她想给他一个好环境跟多鹤过几小时的小日子。 厨房的门半掩,能听见里面“嗞啦嗞啦”的声响,是烙铁落在浆湿的衣服上的声音。声音一起,一股带花露水味的米浆甜味就膨胀开来。他推开门,多鹤隔着白色蒸汽看着他。十月底,她的宽袖衣衫被两根松紧带箍在大臂上,臂膀几乎全部裸露出来。那臂膀一直没有圆润起来,也许她再也恢复不了先前的模样:圆润、白嫩、稚气。 “我去买粮。你要捎点啥?”他照例半垂着眼皮问道。 她两眼的莫名其妙:他什么时候学会请示女人了?她也从来没有让人“捎点啥”的先例。有时小环出去逛商店,会拽上多鹤。两人空手去,空手归,图的是把商店的绸缎、布匹挨个用手指捻过,在镜前比过,相互间讨论过等攒了钱买哪样。也都是小环跟镜子里的自己讨论:红不红?这叫枣红,穿着还不那么浪,啊?还能穿几年红?也就眼下这两年了。攒到五块钱就来扯布,五块钱用得了不?四块多钱就够了。她也会把多鹤拽到镜子前,拿这块布那块布往她身上披:蓝得挺正,瞧这花多细,裁件棉袄罩衣得四块钱吧?等着慢慢攒。攒钱是张家人最大的抱负。攒了钱把爷爷奶奶从佳木斯接来。张家大儿媳在军队做医生,去年改嫁了,不能还让前公婆老住在家里。可两张车票钱且得攒一阵子。 多鹤摇摇头,又埋头去熨她的衣服。眼睛余光里,张俭穿蓝得发白的工作服的腰部不自在地定了一阵,转身走了。粮店离张家十分钟路程,张俭骑着车五分钟就打了个来回。他把粮倒进灶台下的木箱,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纸袋,又长又粗的手指窘迫得乱了。 “这……给你吧。” 多鹤打开纸袋,里面有两块包着晶莹彩色玻璃纸的糖果。她看见那又长又粗的手指缩回去,捏成拳,恨它犯贱似的。他把手缩回的瞬间,多鹤正巧从炉子上拿起烙铁,似乎烫着了。她一下子撂下烙铁,上去捧住他的手。 “没烫着。”他说。其实烫着了指头尖。 她细细查看。她从来没有仔细看过这个男人的手。手掌上有厚厚的茧,手指的关节很大,指甲坚硬整齐。一双相貌堂堂又有点傻乎乎的大手。 不知怎么,张俭已经将她抱在怀里。小环说得对,这是最好的讲和。多鹤的委屈总爆发了,他一抱,她就哭成一个无声的泪人。小环说,你要她,比什么都能安慰她。他一连几次地要她。小环多不容易,一人带三个孩子出去,就为了让他俩能过几个钟头的小日子。不能负了小环的苦心。 多鹤一直闭着眼,短发被涕泪沾了一脸。她像赌咒又像表决心又像讨好他,喃喃地说她要再给他生孩子,生十个、八个。 开始他听不懂。她的话稍不留心还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语言。他终于醒悟她在说什么,马上没了热情。再怀孕把她往哪里藏?就算藏得住,怎么有钱养活?现在的一大家子已经让他吃力极了,工厂的补助费、加班费、夜餐费。他都舍不得动,夜餐只吃家里带去的冷馒头。他已经没有任何余力再勒索自己。 多鹤实在是块肥沃的田野,种子撒上去从来不白糟蹋。她这天远远地站在张俭下班必经的路口,路口堆着一座碎石垒的小山。她见张俭的自行车从铁道坡上溜下来,站在碎石小山头上向他又叫又喊。张俭停住车,她稀里哗啦跟着下滑的石头一块下来,浑身都是连滚带爬的狂喜。 “我……三孩!”她乐得话语全没了章法。 “三孩?” “三孩,在肚子里!”她被冻得半透明的红鼻子起着细密的皱纹,那种稚气的笑容又回来了。 张俭抽了一口立冬后阴湿的冷气。她跟他往前走,脸不时仰起,样子像是他这个长辈还欠她这个晚辈一句表扬呢。张俭满脑子的数目,三十二块一个月,加班费、夜餐费、补助全加上,最多不超过四十四块。还吃得起红烧茄子吗?酱油都是金贵东西了。 周围人不断招呼他:“张师傅下班啦?”“张师傅上白班啊?”“张师傅……”他顾不上回个招呼,连那些在他身上停停又飞到多鹤身上的目光他都忽略不计。他突然想,小环说过,啥日子都能往前混。 “来吧!”他拍拍自行车后座。 多鹤坐上去。他一边蹬一边想,这个女人是很会生的,说不定一下子又来个双胞胎。多鹤两只手抓着他帆布工作服的边沿。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女人,她那肚子还真是风水宝地,孩子们真爱卧!他的父母瞎碰运气,挑的那个口袋等于摸着彩了。 晚上小环靠在墙上抽烟,一手撸着他的头发,叫他放心,吃糠咽菜也能把孩子拉扯大,来多少。拉扯多少。多子多福,从来没听说过嫌孩子多的!多鹤的孕期在冬天、春天,等显肚子了,就到附近乡下租间房,藏那儿生去。乡下人有两个钱打发,嘴就给封上了。张俭翻个身:“有两个钱?那么容易就有两个钱了?” 小环不吱声,手还是胸有成竹地、一下一下撸着张俭刺猬一样的头发。 多鹤却流产了。春节前她正上楼梯,三个月的胎儿落了下来。她撑着走上四楼,每个水泥台阶上一摊血。她刚进门就听见邻居们大声议论,谁家出了人命?!怎么到处都是血?!议论声聚到了张家门口:了不得了,是张师傅家出事了!捶门的,推窗的,叫喊的堵了半条走廊。多鹤静静躺在热乎乎的血泊里。想着她今后是否还有可能生三孩、四孩、五孩,是否还会给自己生一群亲人,让她在他们眼里看见永别了的父母、舅舅、外公、外婆,看见代浪村的村景、田野、樱花林…… 也许她失落的这个三个月胎龄的三孩带走了她的生育能力。那流浪的一个多月,那一场场的惊吓、饥饿的后果原来在此。 外面为张师傅家操心的人越来越多。有人照小石、小彭的做法拉开了厨房的窗子,有人嚷着:“借板凳去!”有人喊:“小环大嫂在吗?” 小环带着两个男孩逛够了,推着车走到楼下,正看见一个打补丁的大屁股塞在她家厨房窗口。她挑起烟熏火燎的嗓子问那是谁的屁股,大白天偷她家的金条、银元吗?她家可是刚刚少了一个崭新的电唱匣子 人们趴在公共走廊的栏杆上,七嘴从舌讲着楼梯上的血迹。 小环立刻扔下儿童车。一只胳膊夹一个男孩跑进楼梯口。她马上明白多鹤出了事——出了什么事?等她赶到自己家门口,也顾不得问刚才那个屁股是谁的,谁这么大胆。她打开门,反手又将门关严。地上的血已经成了血豆腐,多鹤躺在床上,身下一块椭圆的深红色。她把大孩二孩放在大屋床上,赶紧回到小屋。 小环用手掌抹去多鹤额上的冷汗。多鹤看看她,两人都不说话。还用说什么?小环从阳台上抓下大孩、二孩的尿布,叠了叠,塞进多鹤的裤子。多鹤又看看她,她看回去。多鹤头一眼看小环,小环就知道她没事,就是累,再说话就累她了。 小环去厨房,捅开灶火。窗外人还操着心。随他们操心去,她得赶紧给多鹤煮点糖开水。等多鹤捧着一大缸糖水时,小环才想起她把儿童车丢在楼下了。可她跑到楼下。发现车不见了。那车是小彭和小石做的,车身是两张并排的小木椅,前面挡的横梁可以打开合上,车轮是用轴承自装的,特别好看好使。小环把煤灰撒在血迹上,一层楼一层楼地清扫,一层一层地骂街:偷了咱们孩子的车给你孩子坐?让你孩子坐出大疔疮来,让他满腚长毒痈,一个痈八个头,流脓淌血淌死他!看我们家人害点妇女病就想来欺负?把女人的脏血泼你家去!让你晦气一辈子!让你生儿子没鸡儿生女儿没眼儿 小环骂得扬眉吐气,邻居的孩子们一个个端着晚饭站在公共走廊上做她的观众、听众。小环骂街在朱家屯就是个名角儿。孩子们吃着、看着、听着,不时提一两句台词:小环阿姨,是满腚生大肥蛆,不是毒痛!或者:小环阿姨昨不说一肚子坏下水…… 张俭听说多鹤流产暗暗地松口气。一个多月后,多鹤还是流血不止。张俭和小环都怕起来,商量要不要请大夫。小环把多鹤扶到一家私立妇幼院,诊断后让多鹤立刻进手术室,因为流产并不彻底。 手术后,多鹤在医院住下来。 小环天天傍晚带着三个孩子来看她。第三天下午,小环进了病房,发现另外三个产妇都赶在一块出了院。多鹤睡得头发七拱八翘,小环用梳子蘸了水替她梳顺。 多鹤突然说她救过一个小姑娘,从她自己母亲手里救下的。她母亲要掐死她。小姑娘叫久美,当时三岁。那么当时多鹤几岁?十六。为什么母亲要杀这个小姑娘?当时好多母亲都把自己孩子杀了。为什么?因为……自己杀总比别人杀好。谁会杀他们呢?战败国的人,谁都会杀,所以崎户村的村长让一个枪手把几百村民全部杀死了。 小环不动了。她坐下来。这是个好天,开春的气味从窗外飘进来。住了这么多年,她对东北老家的想念才淡了些。多鹤一个没了村子、父母、兄弟姐妹的人,得要多久,才能让想念淡下去?何况她的村子、母亲、弟、妹是那样没的。她听着多鹤吃力地讲述她怎样看见崎户村人的自杀,代浪村和其他日本村子的人怎样走上不归路。多鹤的中文还远远不够来表述这么恐怖、惨烈的故事,有些地方,小环要靠猜测才能把她的意思连贯起来。也幸亏她不能尽情表达,不然这个故事小环是听不下去的。 一个护士进来,多鹤停住了叙述。小环看见她的手指抖得吓人,上了岁数似的。其实即便护士用心听,也不见得能听懂多鹤的讲述。张家人把多鹤的话听熟了,不觉得她难懂罢了。 护士走了后,多鹤继续讲。剩下的八百日本人已经不成人样,没被母亲杀死的孩子们也一个个在饿死、冻死——他们已经从秋天走进了冬天。土匪们的快马冲过来,抓起女孩子们,谁都挣扎不动,叫不出声来了。只有一个老人——唯一一个活下来的老头说:枪呢?举起枪来,朝女孩子们打呀!可是枪早就丢了…… 小环觉得心里那股难受特别奇怪:这故事的惨烈可怕不像是人间的。日本人怎么那么热爱死这桩事呢?一个村长能替全村人当家去死?一个母亲可以替孩子们当家去死 她听完多鹤的故事就让自己的心一直空白,一直空白到她回到家,看见坐在桌上自斟自饮的张俭。她眼泪顿时流了出来。 张俭问了几句,问不出结果。丫头吓坏了,起先还说妈妈吃饭吧,饭都凉了,后来也不敢做声了。她从来没见过小环哭这么痛:小环是那种让别人哭的人。小环哭了一阵,拿过张俭的酒杯,干了两杯白干,吸着鼻子进大屋睡去了。等张俭也上了床,她才把多鹤的身世讲给他听。 他听到多鹤抱着三岁的病女孩久美边跑边哀求她的刽子手母亲时,手捶了一下床帮子,叫道:“哎呀!”那一夜张俭和小环没睡什么觉。两人都靠在那里抽烟。抽一阵,张俭会想出故事中某个细节,再问小环,当小环复述了那个细节之后,他绝望了似的:真是那么惨绝人寰。有的细节他问了好几遍,每证实一次他心情就更坏一点,可他仍是不停地问,希望自己听错了。 快天亮时张俭才睡着。第二天早晨上班他头晕脑涨,组里谁出一点错他都不依不饶。十六岁的少女多鹤经历过那样的惨事。多鹤刚从麻袋里出来的模样幽灵似的出现在吊车前面,出现在他饭盒子前面、储衣柜里、淋浴的水花里。他恨他父母,干什么不行,偏要去花七块大洋买回这样一个女子,现在好了,她的身世弄得他要疯。假如他们买她回来,就把她的身世告诉他,多好。他会坚决地把她推出去。那她去找谁……早一些知道她的身世,他会换个态度待她。可换什么样的态度呢?

严歌苓:

如果以前学历史的时候先让大家读几本那个年代背景下有意思的小说应该效果会很不错,先有感性认知,再做理性普及。

《小姨多鹤》背后的真实

小说以灾难特写镜头开篇,比较典型的电影叙事写法,就是『1942』1和『唐山大地震』那种场面,宏大开篇几乎已经奠定一气呵成的故事演绎基调。

长篇小说《小姨多鹤》讲述了日本战败后留在中国的日本少女多鹤的曲折经历。二战进入尾声,日本战败投降,大批之前移民来到中国东北的普通日本国 民选择了自杀或逃回日本。在艰难的逃亡中,16岁的少女多鹤依靠机智和对生的本能期望逃过了死亡,被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东北某小火车站站长的二儿子张 俭,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张俭的哥哥据传因为抗日而被日本人杀害,张俭的老婆朱小环因日本鬼子的惊吓导致流产,从此不可以生育。国仇家恨的大背景下,日 本少女多鹤的介入,使得整个家庭的关系变得暧昧和怪异。

二战日本关东军撤出,遗弃了当年被日本政府以开拓名义骗来东北的开拓团成员。开拓团其中一名村长让全村仅存的老弱妇孺集中在一个山坡上,告诉他们将用一种更体面的方式“回家”,村长备好充足的子弹,指挥全村枪法最准的成员当枪手,以家庭为单位聚拢在一起结束生命。

据严歌苓介绍,《小姨多鹤》是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来创作的。「20多年前,一个朋友讲起他们班上有一对男孩,是双胞胎,后来人们发现他们的妈妈 是个日本人。二战结束以后,她在离开中国的时候失去了亲人,后来被土匪抢劫,又辗转被卖到了中国人家,在和中国人生活了几十年之后回到了日本。非常久以前我 就想写下来,我去了三次日本,找到了一些日本女人谈话,回来之后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写完。」

十六岁的多鹤目睹村长这种“回家”的方式,惊恐万状逃回去告诉村民,几个村的妇女小孩连夜组成一支逃亡队伍。途中遭遇游击队、苏联大兵等各路追兵,最后,老年人自杀、妇女们杀婴,他们在渺茫的存活环境中选择用这种最原始的生存策略来保存更有可能生还的物种。

为了创作这个故事,严歌苓进行了大量采访工作,去了日本三次,其中两次都去了曾到中国「垦荒」的村民所生活的村庄。

“连兽类、畜类的母亲都有造物主给的这项特权,一旦嗅到天敌临近,他们无法保全犊子,就宁愿自己先咬死。”

她说:「日本占领东北时,动员非常多村庄中的一半人口迁移到中国东北。当时全世界正处于由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所造成的经济低谷,缫丝业是日本的主要 出口行业,这时受到了非常大影响。移民中国东北是当时日本政府重振国家经济的措施之一,「垦荒团」就这样来到了东北。日本农民被政府骗了,因为他们最后发 现,所谓垦荒本来就是从中国人手里把良田掠夺曾经。」严歌苓说,日本战败后,「垦荒团」失去了保护和依仗,于是就像她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大逃亡开始 了」。

多鹤最终被裹在麻袋里卖给了一户东北人,在决定逃出去的那天又折回来,用纸写给这户人家:竹内多鹤,十六,父母弟妹全都在战争里死了,怀孕。

据严歌苓介绍,她所去的「垦荒」村庄位于日本中部。「我和那些当年被卖到中国人家做儿媳的日本老太太聊天,也查了不少有关的文字资料,发现像多 鹤这样的女孩比比皆是。还有更具有戏剧性的故事,我怕它们太影视化而不愿意写。当然,我这篇小说是虚构的,和史实夹杂在一块儿,我还让故事发生在我父亲文 革期间劳动改造的马鞍山,那里都是东北调去的工人,所以纵然虚构,也可以把细节写得比较自信。」

她用这种方式给自己制造了亲人。多鹤跟男主,他的妻子朱小环,以及后来生下来的三个孩子从一种畸形的家庭关系开始,最后终究抹不掉同一屋檐下相濡以沫的情分。

严歌苓每写一部小说,都会尽量把资料准备充足。「准备充足了,写的过程并不长。我去了两次日本腹地,又去了一次冲绳岛,因为那里有两百多个女中学生死在冲绳决战的最后时刻,其中许多是自杀的。我去那里的目的,是想更多地了解日本人的民族性,尤其是日本女人的性格。」

时间跨度从40年代到后来中日恢复邦交三十多年,经历了那个六亲不认是件时髦事儿的时代,儿子曾经唾弃多鹤秘而不宣的日本身份,给他们带来不好的成分。后来,多鹤回日本后,他第一时间骄傲告诉所有人这是她的多鹤妈,写了封长信要求先申请他到日本。

有读者以为,多鹤长期和张俭一家人住在一起,而没被外人觉察,这非常让人诧异。对此疑问,严歌苓说:「我对于那个村子里的日本老太太也非常惊异。她 们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嫁的都是中国男人,可还是讲不好中国话。我觉得她们从骨子里是为自个的民族和文化骄傲的。从姿态到说话看,她们都是日本人,但村 里人却说她们非常中国化。如果没人告诉你,你只会觉得某人非常怪,觉得她走路怪,说话少,大概你会想到这人有生理缺陷,精神不太正常,但你绝不会想到她是外国 人,特别是多鹤这样外形跟中国人无太大差别的人,特别是在工厂区这样成分单纯的群体里。」

严歌苓这部小说的结尾仍旧是足够浓缩,留足了沉淀空间。

在严歌苓眼里,多鹤开始是个求生者,为了生存她作出了最初的妥协。一旦有了孩子,就不一样了,所有妈妈都一样,孩子在哪儿,她的家就在哪儿。「在我了解的日本「垦荒团」的女人中,有些最终也没回日本,因为她们的孩子都在中国。」

多鹤回日本后常跟男主的妻子小环写信,告诉她,很多像她这样的战后遗孤回到日本后都很难适应,现代化的机器不会用,语言不通。她在日本一个写字楼里当清洁工,也有很多民众请愿,要求平等对待战后遗孤。她让小环也多给她写信,包括她怎么跟人家吵架的,都告诉她。她觉得小环骂人骂的很好,总是很乐呵。如果日本人都那样的话,就不会那么多自杀和杀人了。

没有枪的殖民者:「日本人吃粮、满洲人给,日满协和」

看了小说的感悟:

那么现实中的日本开拓团又是怎么来的呢?

1、关于日本战后遗孤回国后身份认同的问题,搜了一下,中文关于这个话题的书极少,只有一本比较出名的是『何有此生:一个日本战后遗孤的回忆』,自传,作者是十六岁回到日本,后来一直做促进中日友好的事业,这本书两个国家层面都宣传很多,这样可能会因为掺杂政治色彩而损失一些真实的感受;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的第一个冬天,正沉浸在国土沦丧之痛中的佳木斯市市民,发现一个名为「佳木斯屯垦第一大队」的日本移民团体在城市中进 行武装游行。这标志著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武装移民的开始。这个团队依照军队模式,有4个中队,12个小队,配有火炮和机关枪。直接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镇 压抗日军民。1932年到1936年,日本有9个武装移民团侵入中国东北,达3000人,分布在黑龙江各地,此外还有900名其他团体组成的自由移民,分 布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

还有一本叫『问血』,作者是遗孤三代了,但在日本仍然还会有身份认同的困惑,他专门回到哈尔滨读书试图寻找自我。这本应该会更接近真实感受,但只有电子书;

1936年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制定了《满洲开拓移民推进计划》,把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计划从1936年到1956年之间向中国移民 500万,同时建设100万户的居民住宅。在同年,于伪满首都新京长春 成立了「满洲拓植株式会社」,标志著移民的进一步组织化。

网上有一个视频是访问一个战后遗孤的,她寻找生母42年,终于到日本见了生母一面,生母答应申请她回去,结果后来她准备好所有材料后生母根本就没有提交上去。为什么亲生父母也不愿意接纳他们?这些答案才会是隐藏人性暗角。

总体数量来讲,1938-1942年之间有20万青壮年农民移居中国,在期间的1936年,又输送了2万人的完整家庭。到战争结束时,在东北和内蒙古可能有34万开拓团民。

2、关于民族文化的,小环嘴里常说的“凑合过吧”,而日本开拓团村长认为做战俘是耻辱的,死反而是荣耀,包括多鹤曾经因为男主坐冤狱判死缓想过自杀,中国人那种向生,和日本耻感和死文化,也是一组冲突元素,把『菊与刀』列入待看书目;

开拓的一般形式,首先以「匪情恶化」为理由,将中国当地农民已开垦好的土地指定为「无人地带」,然后将当地农民驱赶到所谓的「集团部落」中, 然后伪满政府以极为低廉的价格购买那些原来属于中国农民的土地给开拓团使用。据《梦碎满洲—日本开拓团覆灭前后》一书记载,日本地方官员濑岛幸三郎记忆: 「所买之地全都是以惊人的便宜价格收买的,就连我本人都甚感惊讶。」

3、关于历史,开拓团这个词,其实是当年日本为了解决国内人口跟国土资源的矛盾制定的策略,告诉他们去中国东北和美国开荒种地,实际上在东北就是给日军侵略做后勤。开拓团里适龄的男丁后来都被征入伍,剩下老弱妇孺,战败的遗孤后来两种结局,一种是被当地东北人收养了,另一种是作为战俘被苏联送到西伯利亚。

许多时候「收买」变成赤裸裸的明抢。比如哈尔滨的日本特工过去雇用500名土匪,扫荡在海伦附近的4个乡村,腾出地方来给650名日本移民。日本第10师团的士兵曾在中国农民家里翻箱倒柜,用刺刀迫使他们交出地契。

日方资料承认,以这些形式强制掠夺的土地超过2000万亩。

满洲开拓团生产效率低下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几乎没有使用多少机械,全靠人力和畜力。由于许多人对当地实情不了解,依然沿用日本的耕作经验,导致 庄稼歉收,只有那些愿意虚心和中国、朝鲜农民学习的人,收获才有提高。比如在方正县吉兴村本野时兴一家,因为不懂在东北种粮的技巧导致颗粒无收,但是全家 依旧可以以发的大米吃饱。妈妈给孩子们解释是「日本人吃粮、满洲人给,日满协和」。实际上在所谓「王道乐土」的「满洲国」,中国人吃大米都是经济犯罪。日 本开拓团正是靠这种掠夺才能够支援下去。

战争的「弃儿」

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红军攻入东北,关东军非常快瓦解,随即日本宣告投降。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平民及军属总数有近百万,但散落在东北乡野 之中的开拓团民命运最为悲惨。由于军国主义的裹挟,和担心中国人的报复,部分人选择了集体自杀,比如在被称为「鬼子营」的方正县赵炮屯开拓团,团民集体自 焚。

团民巖崎一家所在的开拓团逃难时,日军要求扔掉小孩,被妈妈们集体抵制后,所有妈妈和自个的孩子们在一起被日军用手榴弹炸死。巖崎一家6口,这 一年死去5口人,巖崎本人幸得不死,被中国人救助。在靠山屯开拓团,团民羽贺君枝记忆团长因为于心不忍80岁老母继续在逃难中受苦,下跪请求同行的日本士兵 将自个妈妈开枪打死。日本《满洲开拓史》记载,类似子女杀双亲,父母杀子女的惨剧,在开拓团民南下逃难过程中频频发生。

而更多的人则是成群结队、扶老携幼,携带家中仅有的一点钱财和粮食逃往哈尔滨等大城市,希望在那里找到回日本的路。由于苏联红军炸毁了松花江航 道上的船只,日本侨民只能沿陆路前往一些大城市。苏联红军禁止日本开拓团民进入城市,而让他们聚集于郊外原野。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发放了一些最基本的 粮食,但是由于冻饿交加,疫病流行和长时间处于荒野之中,开拓团民大量死亡,其中在方正县附近尤为严重。

由于开拓团中的成年男子全部应征入伍,而苏联红军在战后又将所有日军俘虏和平民中的青壮年和技术人员押往西伯利亚做苦役最终有34万人死于那里 ,所以战败后流连于东北荒野的开拓团民大多是老弱妇孺。

由于无法回到日本,开拓团民陆续被中国人收留,有些人嫁给了中国人,有些成了养子养女。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取得了中国国籍,和普通的中国人一 起,经历了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工业建设、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从1950年代开始,一部分滞留的开拓团民开始返回日本。1970年代中日关系正常化以 后,这个速度加快,更多的人返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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