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信息公开 2019-08-21 07:56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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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6章 寄居者 严歌苓

第二天一早,三楼和二楼之间的电话响了。我竖着耳朵,听房东太太用一塌糊涂的英文说:“请等等,一会儿……” 我跳下床,披上薄呢子大衣,房东太太已经在楼上喊起来,说是一个叫寇恩的先生请我听电话。一听就知道她对我昨天招进来那么个臭烘烘的犹太难民有火气。居然还把大门钥匙给了他! 我接了电话就说:你送牛奶吗?这么早就起床?我和那头的彼得同时哈哈大笑。 我们约好七点半在虹口的乍浦路见面。我费了很大劲才让他记下要去的虹口大戏院。本来我想去他住的大宿舍接他,他急坏了,一口咬定他能找到上海的所有街巷。他不让我看到他一家的惨境,也是为我好。 虹口大戏院的最早一场电影七点四十放映,票价非常便宜。电影结束正好赶上去菲利浦家面试。菲利浦姓温,他的长子是我父亲的学生,他有个十六岁的小儿子在学钢琴。从菲利浦家出来,我还要陪彼得去第二家、第三家面试。我们中国人在做事留一手上也不次于犹太人。 那好,我要去洗漱了。我对电话那一端的彼得说。已经有了一种很贴心的人才有的口吻。 放下电话,房东太太的一只绣花拖鞋从楼梯栏杆缝里落下来,在我眼前直接从三楼落到一楼。她的监听暴露了,索性响亮地笑了笑说:妹妹呀,以后不可以把我们的大门钥匙给外人噢。这要闯穷祸的哟! 她从楼梯上走下来,一只脚穿拖鞋一只脚穿丝袜。 噢,好的!我爽快地答道。我心情好得要命,她说什么我都不觉得难听。 房东太太说我父亲每回来都那么知趣,从来不进到楼里面。 我急忙往亭子间跑,一面说好的好的,下次不给外人钥匙了。 她还要啰唆,说一个男人私自开了你的门,跑进去,邻居看了难看吧? 我还是大大咧咧,说难看难看。 她叫我不要太美国派头。 我扭着两腿,请她原谅,厕所还没有上过呢…… 她还在说。开了大门多少东西可以偷啊?厨房里的咸肉咸鱼、米箱里的米、悬挂在楼梯栏杆上的儿童自行车…… 我的好心情差点用完,但我还是没发作。七点半有约会,七点四十分是我人生中第一场恋爱电影(那时恋爱不看电影不算数)。我没空和房东太太一般见识。十分钟我已洗漱完毕,冲下楼。 我早到了十多分钟,在虹口大戏院门口飞快地走来走去。彼得准点到的,一面拥抱我一面说救济早餐的开饭时间是七点整,所以他是跑步来的。 你今天很漂亮。他对我说。这句话可不怎么独到。美国男人对自己的女秘书、女下属、车间的女工的一句悦耳废话。或者对已成了糟糠的妻子的一句好意打发。不能找到更新鲜的开场白吗? 我们走进去,室内光线幽暗,他甜蜜地对我笑了一下。这一笑可是金子都不换的。我的满足立刻来了,二十岁女郎的不满和满足都是眨眼间的事。 他倒是让昨天那个艰难无比的洗浴洗得一新。洗得蓬蓬松松的头发似乎多了一倍,脸上那层灰绿也褪了不少,虽然离健康的气色还差很远,但不再有一副触目惊心的难民模样了。看完电影,我们首先要去买一件衬衫。彼得已经跟我解释过,大宿舍没有地方让各家放行李,所有人的行李被暂时露天堆放,只是上面盖了油布。大宿舍的人只有两件衬衫替换。病中他没有力气去排队打水洗衣服,所以两件衬衫都穿成了糟粕。 我们来到一个杂货铺,挑了一件价钱最便宜的白衬衫。铺子是一年前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开的,一个角落租给了裁缝,为人改衣服和量身定做。货物要多杂有多杂,吃的穿的用的都卖。彼得的白衬衫闻上去是现烤出来的“贝狗”香味。贝狗或许会吃出樟脑球味。店铺里很暗,店主为了省电钱只开了一盏日光灯,灯光带着微弱脉搏,垂危地起搏。彼得他从试衣间换上新衬衣出来。 谢谢。彼得说。 我说等他从阔佬那里挣到钱,买一件朝阳格子纺绸旗袍送我。那件旗袍我想了好久了。我随手一指马路对面,那儿的店铺门口有个木头模特儿,挺着肚子张着两手,身上穿了件土里土气的旗袍。 他认真地看我,看不出我是不是胡扯。他这样瞪着眼的时候特别无邪。不用问也知道他成长的环境多么优越。父亲超时工作,为他筑造的那座带大花园的房子就是个巨大的襁褓。在豪华的砖瓦加大理石襁褓中,他没有多大自主权却绝对没有忧虑。他习惯让父母去忧虑,习惯让母亲告诉他:穿这件大衣吧。配这条围脖吧。来,再弹一小时钢琴,然后上床去听半小时“临睡前童话广播”。 彼得转过身,新衬衫塞在他的西装裤里,束出一大堆褶子。他比头一次见面要瘦得多。西装裤臀部松垮,被坐成两块油光闪亮的椭圆。他再向我转成正面,两手往裤兜一插。他一定是这样看着他母亲的:只要你说好看就妥了。 我说:很好。我当然是撒谎。 他笑了笑。等着我的下一个指令。 他这种金子堆大的孩子有一种奇特的无能。或者说毫无世故。彼得这时已经把操心的特权给了我:什么求职、衣食住行之类的琐事。不知为什么,他这种无能和不世故让我的心软了又软。二十岁的女郎常常混淆各种内心感受,比如这会儿的心软,在我看来就是爱。也许是爱吧。谁也不能界定真爱是什么。 彼得比我年长五岁,而他那大起眼睛、倒八字眉的无邪和无能,让我感到自己刹时老练起来。要为他操的心多着呢。在菲利浦面前,就要为他见风使舵。菲利浦的儿子弹钢琴弹得不错,为菲利浦这样的阔佬装装门面足够,但阔佬不满足门面,他要儿子成个钢琴独奏家。 没等我说话彼得已经开口了。他用缓慢而字正腔圆的伦敦英文说:我以为是教初级或中级钢琴。 我敢说只要菲利浦一摊手:“看来误会了。”彼得会立刻放下咖啡杯,从仿路易十六的丝绒沙发上站起来告辞。 我说:彼得连初级学生也没教过。在奥地利他只是每个夏天参加独奏音乐会。要不学费可不止这么一点。 以上的谎言我是用中文说的。彼得是否独奏过我不清楚,我的任务就是要花言巧语把彼得推销给这个阔佬。 噢,你是弹独奏的?菲利浦转向彼得。万幸他的英文是桥牌桌上练出来的,一不用心就听错,彼得转过脸看我。我当然坚持把谎撒下去。我的第一语言是客家话,第二语言是广东话,第三语言是英语。上海话要排在第五位,它前面还有普通话。上海话用来撒谎很好,似乎借了别人的语言,说什么都不必自己负责。 菲利浦雇用彼得也图实惠,彼得满口英文,可以给他儿子做语言陪练。这英文是不必花钱的。 彼得非常敬业,从难民大宿舍的室友那里借来高年级练习曲,熬了几夜把谱子抄下来。大宿舍二百多号人(传染病之后减了员,但又有三个女人做了母亲),十八般武艺七十二行当,彼得很快请教到如何给菲利浦儿子授课的方法。他每天跑步上课,学生从五岁到三十岁。那个三十岁的学生是位姨太太,不知听谁说弹钢琴可以预防老年性关节炎。她的母亲得了关节炎,对她来说是巨大悲剧,因为她的手指连翡翠马鞍戒都不能带。 那是我和彼得最好的一段日子。我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别忘了:合适我的工作不多,不能打钟点卡,又要边干活儿边做白日梦),所以我整天陪着彼得给他的学生们上课。 他那个五岁的学生刚刚起步,彼得一个示范要做十多遍,第十遍跟第一遍同样认真。语气也同样一丝不苟:“Onceagain,please。” 我总是把椅子搬到一个能看见他侧影的角度。我喜欢在他完全忘了我的时候看他的侧影。他一认真起来就把我完全忘了,这正是他最好看的时候。他的精神全部凝聚在目光中,因此样子有点狠狠的。你可以看出他会有神经质的时候。他的温良不是无条件的。 他会说:还是不对,亲爱的。 他批评人的时候总要加上个“亲爱的”。而在夸奖人时语言朴素。或许他的母亲就是这样批评他。要么就是他的钢琴老师。他的童年不太好玩儿,要完成父母一个又一个教育规划。对音乐、骑马、网球的好恶在他出生前就被决定了。他的“不喜欢”已经预先被否决了。不喜欢?没关系,谁都一样,都从不喜欢开始。有益于你的东西都不好受,当然你不喜欢。犹太孩子首先得习惯不好受的事物。 我看着彼得的侧影。厚厚的卷发压着他高大的额头。所有的长辈都要他好上加好;光是功课好不够好,还要样样都压过你的亚利安种同学。他们的国家,他们是主流,要跻身主流,你只能比他们的修养更好,档次更高。因为你起点不同,你是从一个被他们看得很低很低的起点走出来的,你只能走得比他们高。

犹太俱乐部里没有一张空椅子。钢琴曲子是陌生的,但十分好听,有一丝中国情调。也许是阿龙·阿夫夏洛莫夫新写的小品。杰克布·艾得勒到上海没几天就混进了阿夫夏洛莫夫家,白听了一场音乐会,白吃了一顿冷餐,之后便把这个犹太作曲家的作品介绍给了我。 走出餐馆我就觉得自己在等待什么。似乎彼得欠我一句话,我在等那句话。我把那个偷梁换柱的计划原原本本讲了一遍,一个细节都不马虎,总算达到了彼得的理想程度。他总该说点什么。他一句话也没说,我被自己的等待一直悬吊在半空。这是一件大事,天大的事,要置他人于死地,他怎么可能不说一句话呢? 我不是想要一个“谢谢!”或者“May,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救我,太难为你了”! 这些话都会文不对题。有一个人将为了他彼得的安全出逃而待在莫测的上海。不,远远不止这些;一个人在发现他的真情被一个女人践踏得稀烂之后,留在了举目无亲的上海。何止举目无亲,简直是敌意弥漫。一旦日本人发现他是交战国侨民,就会送他去郊外的集中营。街上一队一队,一车一车的占领军过往,奔向某个罪恶的目的地,一个个军帽下的脑瓜,运行着恶毒的念头……彼得逃亡的身后,被丢弃下来的这个人举目看去,原来这是一座对他充满不善的都市,茫茫的不善中,竟有一份来自他热恋的中国女子。 好了,杰克布·艾得勒被榨尽了价值,成了真正的人渣。 彼得至少该对这人渣说一句什么。 我的心慌慌的,就是等彼得的这句话。比如:May,我们对这位艾得勒先生缺乏公平。或者:以后怎样能偿还我们欠艾得勒的呢?我们欠他太多了。怎样才能得到他的宽恕呢? 整个一晚上,我听着钢琴曲和音乐中人们的低声交谈,其实一直在等彼得的一句话。哪怕说:可怜的家伙,算他倒霉,爱上你这小巫女! 彼得请我替他翻谱,我这才醒悟过来,果然是他要试奏他刚才即兴写的几个乐句。他的真实心情我不知道,但手指下的乐句在轻歌曼舞,是个心情不错的告白。我看着他认真、专注的侧影,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他替我翻谱一样注视他。这侧影很优美,没说的。我却好失望好失望。彼得怎么可以让我悬在等待中,就是不让那句话把我落实下来? 彼得弹得很出色,人们请他再弹两首曲子。他说了一句什么,周围哗啦啦地鼓起掌来。我发现一只手在捅我。彼得的手,人们是在冲我鼓掌。因为彼得刚才宣布那支钢琴小品是献给我的。 我受宠若惊,但我一直急不可耐等候的绝不是这句话。 杰克布一直没有回家,也没有任何消息,我的小继母这样告诉我。(那时候我当然还不知道杰克布已经进了桥头大厦的监狱)第二天下午,我教了一节课回来,听到的还是她这句禀报。家里又没小菜钱了。她羞怯地暗示我。 不久有电话打进来,找我的。我刚接电话,那边人诡秘地说:请等等,有位先生要跟你说话。我听见电话在两只手上交接了一番。 阿玫姐姐,你只管听,不要说话。世海在电话中用英文指示我。他的嗓音通过电缆传过来就露馅了,乳臭未干。阿玫姐姐,杰克布被日本人抓进去了。 我听自己说了一声“what?” 请不要插话,世海严峻地说。他现在给关在那座所谓的桥头大厦里。 到了一九四二年夏天,桥头大厦对谁都是个著名的所在。日本宪兵队用它关押收审抗日分子。 然后我便听说了杰克布·艾得勒事发的始末。他惹了一身祸,却跟他自身利益毫不沾边。 世海说:能不能请你去我家一趟?也许我爸爸能找到关系营救他。 我挂了电话就换衣服,换鞋子。一面飞快地想着父亲的一个姓刘的学生。那个学生的父亲在汪伪政府里做部长,不是教育部长就是司法部长。我打开皮鞋匠缝补过的小皮包,我发现里面的钱只够乘黄包车。我教钢琴课的课时费要到月底才能拿到。凯瑟琳跟着我乱转,问是不是杰克布有消息了。我跟她讲什么?什么也讲不清。我愣头愣脑地问:你还有多少钱? 做啥?凯瑟琳用应付查账的警觉口气说。 没啥。我没车钱了,给两个车钱来,马上还你。 她转身就走。我等着她给我拿钱来,却等来一本账,她指着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数字:喏,艾先生的钱我没有花一分在自己身上。你看看好了。 我刚要说我一点都不怀疑她的廉洁,她哗啦哗啦说起世道如何坏透了,昨天顾妈出去买小菜,钞票在手里捏得紧紧的还是被小偷得了手。皮鞋坏了,拿到摊头上去修,结果摊头和皮鞋通通没有了,电灯泡买回来了只用了两天,蹩掉了!…… 我从柜子里抓出两条长裙子,都是最香艳肉感那种,放在一张旧报纸里一裹,冲出门去。 这是下午五点多钟。你知道上海的夏天。夕阳又热又黏,走了一会就觉得一身的不洁不爽。我们这一带的几家寄卖行都让陆续登陆的犹太难民惯出了毛病,知道无论他们把价压得多低对方都会出手。已经倾家荡产的难民们为全家人吃一顿犹太新年大餐,宁可卖掉他们赖以过冬的毛皮大衣。他们就这样在上海精明的寄卖商手里一步步倾家荡产,走向赤贫,穿起了国际红十字会捐粮的面粉口袋的。 寄卖行的店员对着光仔细查看这条太平洋彼岸来的三手货。晚礼服是杏红色,前面两个主人滴在前襟上的香槟酒、冰淇淋汁、番茄沙司趁夜色混混还可以,在这样的查看下,太丢人了,我都为它们抬不起头。 这种东西我们卖不出去的。店员说,喏,这条裙子我们到现在都没卖出去。他指着一件象牙色太阳裙,质地精良,也没有那么多点点滴滴的“前科”。我一看标价,也不过几趟黄包车车费。 另一条裙子让我连打开的勇气也没有。看看表,已经六点出头,一狠心,我把表放在柜台上,请他随便给我几块钱,我有急事。 我拿着钱便走。店员在后面叫我,忘记你的衣裳了。我转身谢谢他,请他先替我存放一下。我的事实在太急了。 连黄包车夫都给我吓了一跳,问我:小姐侬做啥?因为我一句话没有就从人行道冲到马路上,连蹦带跳已经乘在他车上了。 我按照打听到的地址来到父亲的这个学生的家——一所在杨浦区的两层楼的洋房。路上走了半小时,但等人花了两个钟头。我父亲的这个学生叫什么我已经忘了。就叫他小刘好了。小刘的父亲对我父亲非常敬重,所以一下班回到家马上答应见我。刘部长让了座请了茶,自己踱着方步来到黑色大办公桌后面,站在那里剪雪茄,打火,点烟。他身后转椅是黑色牛皮的,钉出一个鼓囊一个鼓囊。然后他坐下来,开始听我讲述。我告诉他我的犹太难民“未婚夫”杰克布和日本人如何发生了一场“误会”。部长丝毫不动声色,一看就知道我说的对于他不是新闻。我说作为一个在异国寄居过的人,我自己完全能体会犹太难民的不安全感。怎么会有安全感呢?寄居在美国,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中国人都是被排斥被驱赶被迫害被残杀的。 我忘了对面坐的是个温文尔雅的汉奸,什么都忘了,讲述起我祖父的故事来。我祖父乘坐着蒸汽船靠近美国西海岸(就从我和杰克布常常攀登的灯塔礁旁边驶过),停靠在旧金山东海湾的港口。还没站稳脚,就被消防水龙头喷射的水柱击倒。一注注可以打穿沙土的高压水柱劈头盖脸而来,红色的高锰酸钾水柱把从大洋彼岸来的瘦小的中国佬冲得像决堤洪流中的鱼。褴褛的衣服被水注撕烂,从一具具瘦骨嶙峋的躯体上剥下来。那是什么样的消毒程序?碗口粗的红色高锰酸钾液体活剥了人的衣服和体面。在异国做寄居客,就是从这里开始。从此他们就知道自己会被人家当成永远的异己。他们谁也不相信。就像犹太难民在上海,他们谁也不相信。一群凄凄惶惶的人,风声不妙他们能干什么?当然是奔走相告,做好最坏的打算,同时也垂死地争取逃生的可能性。 那一刻我比汉奸还下贱。我对着部长垂泪,又对着他巧笑。部长问起我父亲,我心想,他正是为了不当你这样的人,不远万里去过六个人住一屋,一天只吃一顿饭的日子了。 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暴露杰克布的美国公民身份,否则他就会直接从监狱去集中营。天色在部长身后暗了,我还在讲啊讲。“啪”的一声,办公桌一侧的台灯亮了,照亮了部长左边的腮帮。那腮帮细腻如膏脂,松弛得如同上岁数的女人Rx房。我再求偷生者帮着杰克布偷生。保存下来的最终就是一点皮肉。我突然没劲了,低下头。 部长说了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等我被小刘送出大门,我才开始回想,我是否得到了部长的承诺,部长是否答应了我去帮着杰克布偷生。 然后我又跳上一辆黄包车东去。 进了温家的门厅,就听见小客厅里的洗牌声,自从我电话里通报世海健在的消息,温太太断了很久的搓牌声响又续上了。温家上上下下的心情都给彻底地洗了一遍牌,又重新开出了一局。 温太太一看见我就从椅子上起身,一面迎上来:阿玫来啦?然后向门外叫道:菲利浦,阿玫来哉! 菲利浦是从不跟他夫人的女友们一同玩儿牌的。他这时在大客厅里跟大儿子说话,一张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在留声机上转出醇美的声音。菲利浦听音乐和他收藏东西一样,生冷不忌,什么都爱,也什么都无所谓。温太太把我领进大客厅,嘴里对我一口一个谢字,粗粗的腰身还一欠一欠的,似乎是我让失踪的世海重生的,或者我对世海施了还阳术。 温太太看着我在客厅里落座,就蹬着一双先裹后放的半天足,跑到下人住的地方,去叫厨子起来给我烧两碗点心。世海的哥哥不太瞧得上一切和政治、军事、商业有染的浊物,所以我一开口讲到世海如何跟我见面,他便起身,两手插在裤袋里走了。 大家倒是给我行了个方便,我可以跟菲利浦单独谈话。我用英文把杰克布·艾得勒的事告诉了菲利浦。我的话从来没有如此的经济有效。菲利浦等我的句号一吐出口便说:这种事只有钞票和女人能派用场了。 趁温太太没回来,他说他的燃气公司也失踪了一个人,姓罗恩伯格,他和这位艾得勒先生恐怕弄到一道去了。 我证实了他的判断。他俩和其他三个犹太人通过秘密途径得知“终极解决方案”已经进入了具体部署,两万多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将会在“移民满洲”的谎言掩护下被驱赶上船。当下的争执焦点是这些将在公海沉没的船只由谁来投资——既然希特勒不放过纳粹魔掌下余生的犹太难民,那么“终极解决”的巨额耗资就不该由日本负担。 看得出来,菲利浦很矛盾,他一张平展如蜡像的脸上一点都不动容,但心里却烦得厉害。这烦也有一分是冲我来的,我一个女人,年纪也不算太轻了,当嫁不嫁,弄些不本分的事情出来做做。世海活转来,他为父的却后怕得要死,立刻想回归本分,养尊处优地做个老好上海人,因为做中国人显得太政治化,并且做中国人的格局也太大,道德、志向、血性缺一样不可,顾不过来,不如做上海人识时务合时宜,为一个亡了国家保存一份个体实力,未必不是一个大境界。再说,他尽管和十六铺码头的行帮有世交渊源,十六铺的人情不是好欠的,一向都是以升欠以斗还的。这样的财力他也不具备。另外,他善于利用行帮间盘根错节的对立——协调关系,但如今上海被日本人占了,谁知道以毒攻毒的老伎俩是否还行得通,行不通的话,是不是会有恶果,一个老婆两个儿子,他现在不求多一分福,只求别少了一块心头肉。 我们都听着梅兰芳花一句、草一句地哀怨,假如他扮演的杨玉环知道几年后有条白绫子在马嵬坡等她,她就该花也好草也好地数数自己的福分了。 温太太吩咐了点心回来,往丈夫对面的沙发上一坐,问我世海胖了还是瘦了。这一句话她在电话上已经盘问我好几次,我说壮实多了。那是个用胖来夸奖人的时代。 这个讨债鬼,她又哭哭啼啼起来。养小人一点意思都没有。就是前世里欠他们,今世来还债的。他要到抗战胜利再回来?抗战不胜利就勿要爷娘了?侬去告诉伊:用不着回来了,抗战胜利啥辰光?阿拉老早死了! 我告诉他们,世海现在多么自立,能吃苦,年轻人一旦有了一种理想,什么苦都能吃。 以后回来,倒能要他去跑跑南洋了。温太太眼睛在红红的眼泡里闪闪发光,看着菲利浦。 点心来了,温太太又问我,世海的牙疼有没有犯过。我笑笑说,他没有这么好的甜点,牙就不会疼了。我是说一句俏皮话,温太太却说看来抗日还能治好他一个顶要命的毛病。 菲利浦始终不语。我说到世海为了牵记他们流了泪,温太太又是一口一个“小讨债鬼”地哭起来。我本来不会劝人,这时简直如坐针毡,急忙想告辞。菲利浦帮忙或不帮忙,我再说都是多余,他心里有数得很。 我说:世海为了不连累你们,只好下这样的狠心,你们千万别怪他。 我拿起包,站起来,一手拉平裙子的皱褶,我心里再为杰克布着火,眼下也只能成事在天。 菲利浦突然说:事体一有眉目,我会通知你,他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捻了捻,就是要准备好这个。 走到温家的门厅里,身后好几座老爷钟都打起钟点来。它们音色不一,频率有快有慢,七上八下地打完了十点。我没有菲利浦食指和拇指捻动的东西,连手表也当掉了。 我走在弄堂里,不知谁家的女佣还在井台上捶打衣服,捶得我心里好空。 我带着比黑夜更黑暗的心情回到家,好在凯瑟琳和顾妈都睡了,否则我可就有了出气筒。 我不想上楼回到自己卧室,推开杰克布的房门。心事重重又无所事事,我拉开他书桌的抽屉。抽屉是个大杂货箱,西药片、剃须刀、笔记本、名片。名片占了三分之一的空间。整个上海的外国人都在他这抽屉里。还有两张大光明电影院的票子。没有被用过的。显然他自作主张安排了跟我共度一个吃喝玩乐的夜晚,为我造了个好莱坞电影,但回到家没等着我(我一定和彼得约会去了)。他事后对此事只字不提,也许他也早忘了。 我发现他的笔记本里净写着德文。他提防的就是眼下发生的事。但我觉得我能读得懂一页页乱七八糟的记载。眼睛贪婪地梳篦下去。每页都有“May”出现,有时会出现几回。第一次记下“May”这个名字是一年多以前。那个日子我当然不会忘记,是我表姐的婚礼,杰克布记下“May”这个穿淡紫长裙的伴娘,不属于唐人街的一群年轻女子,更不属于婚礼上寥寥可数的白种人。一个没着没落的年轻女子,一个和他一样的寄居者…… 一本笔记本快记满了,我看到“May”在每一页上频频跃出。“May”也被他写得越来越潦草,越来越飘舞,他写“May”的这一刹那是什么感觉?感觉把我抓住了?把我认识得淋漓尽致了?就像我心里一旦出现彼得这名字,就会想,这个名字我将呼唤多久?我此生会呼唤无数次吗?会呼唤着说:彼得,帮我晾一下衣服,我够不着!……或者:彼得,能不能请你把收音机开小声些?我还想睡一会儿呢!……或者:彼得,去看看孩子醒了吗?……这名字我会一直呼唤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吗? 假如杰克布不再回来,我会不会保存他的日记?保存多久?这日记得在我和彼得将来的共同生活中占据一个什么位置?一个私密的位置吗?……

走了一条街,就上了茂海路。往北,是东海大戏院,隔壁的咖啡屋兼是餐馆已经开门了,我挽着彼得往那里走。彼得像个乖觉的盲人,任我领路。 我们在附近一个中国人开的早点铺坐下来。 彼得对中国式的犹太面包圈也将就吃得挺好。他告诉我,这家中国餐厅老板人很大方,允许难民们赊饭吃。难民们中偶然也有一两个败类,欠了一串面包圈的账从此没影了。 因为粮价和其他物价飞快上涨,彼得必须做两份工作:在船运公司上大半天班,再去毕勋路的犹太医院上六小时晚班。彼得是住院病房的监护医师,在主治医师下班后,临时处理住院病号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用这两份工资积攒出去美国的船票?彼得呵呵呵地笑了几声。 彼得现在某些句子不说完,用这种“呵呵呵”的笑声来结束。“我父亲还想着他埋在维也纳家里的一包钻石呢。以为将来……呵呵呵……”“我母亲受一个英国女客户邀请参加茶餐会,发现那女人原来是想雇她做狗的保姆,呵呵呵………”“我妹妹异想天开地想买一架钢琴,呵呵呵……”“好了,现在太平洋上打起来了!去美国?别逗了!所有犹太佬只能烂在上海,呵呵呵……” 彼得走过了什么样的心路,才笑出如此不快乐的笑声?我回到美国的那段时间,跟表姐们逛寄卖行首饰店,跟杰克布荡来荡去,他在这里经受了怎样的日子,让他现在笑得我浑身发冷?这样笑着,他还能相信任何事物吗?我呢?他这样一笑,还能相信我吗?相信我可以要他而不要命吗? 我告诉他,最多一个月,我们就可以去澳门,在从那里乘上去葡萄牙的船,然后,就直奔美国。一切都在准备中,放心好了,万无一失。 万无一失?呵呵呵。 我心里害怕自己会忍不住,冲他叫唤:这种笑声太不可爱了,太不像你了,亲爱的!可我使劲忍着。他向我诉过苦吗?有过一句怨言吗?一天上十四小时的班,在城市里蹬着咔啦啦作响的自行车飞窜,他自哀自怜过吗?没有。还不允许他为这样的重负打几个冷哈哈? 下面他说了一件让我非常意外的事。在此之前他说了两遍,船票可以解决。 船票的费用相当可观,靠我从家里偷字画和摆设出去变卖(此勾当我从美国一回上海就着手了),根本办不到。彼得说他做了几笔生意,做得还不错,赚到一些钱。 彼得做生意?我看着他。我回美国不过才大半年,他不止学会对失望和希望打冷哈哈,以及吃中国式的犹太面包圈,他竟然学会了做生意了。 做什么生意?大米。大米?!对,是大米,有时也做做面粉和珍珠米(他用上海话把玉米说成珍珠米)。怎么……做呢?别问了,May,反正什么钱都不是那么好赚,呵呵呵。 我慢慢拿起盛着豆浆的粗搪瓷勺子。一勺豆浆举在我嘴巴前面,动荡不停。绿色的笨头笨脑的勺子上面,我的脸一定很傻。奸商们囤积粮食,造成粮食大恐慌,这在前一年就有。难道彼得也干这个?在人为的粮食大恐慌中,捞哄抬米价的油水? 我喝下豆浆同时对自己说:这是你死我活的年头,若想不死,他们或许就要置他人死活于不顾。他一家的命是从希特勒手里抢出来的,现在正要从日本鬼子手里再抢一次。 豆浆里的糖精片放过头了。 彼得告诉我,他是向菲利浦贷了第一笔款做粮食生意的。他工作的那家公司一个部门经理从中搭桥,给彼得提供了门路。从美国回来后,我去过菲利浦家。一进门就发现气氛不一样,下人们都静悄悄灰溜溜地在曲里拐弯的家具和摆设的夹缝里擦灰、打油,比以前更像影子。我坐在客厅里等待菲利浦的几分钟里,留声机一声不响,钢琴也一声不响。在这幢房子里,这两样东西从来不会一块儿沉默。果然,菲利浦一看见我眼睛就红了,世海不见了,不知去向。好好一个世海,某天傍晚出门去看美国对英国的拳击赛,走前还要他妈妈给他留一碗他爱吃的闽南式花生猪蹄汤,结果就没了这么个人了。菲利浦断定这个小鬼头不知怎么又惹了日本人,让日本人收拾掉了。日本人加上汪伪政府的特务,收拾起人来快当得不得了。温太太在如此打击下得了嗜哭症,晴天雨天都让她想到儿子从出生到十八岁的一个个细节,熟人生人面前,她头一句话总是“侬阿晓得阿拉世海……”眼泪就下来了。 菲利浦自从失去世海,对聚财敛富无心无意,船运生意随它自己的惯性去运转。谁上门去求职,他都对总管说:弄桩事体给伊做做吧。总管若说:做啥呢?没空缺呀!他便说:随便做点啥,事体是人做出来的,多做就多出事体来了。一年之内,他公司雇了七八个犹太难民。有一个犹太人是化工天才,用垃圾提炼天然气,可以作燃料。所以菲利浦就开张了一个分公司,让犹太人去研究垃圾提炼。菲利浦把款项借贷出去也懒得问彼得做什么。彼得和他的协议是一个月之内还本加五分利。物价天天飚升,五分利息的贷款等于菲利浦在送礼。 囤米是危险的事,日本当局和汪伪政府都会给这种商人判重刑,我不做任何道德评判地劝阻彼得。我父亲偶然托人带回的信中,谈到在内地的学生和教授已经谈不上什么营养和口味,现在只图饿不死。奸商和官僚,一个哄抬物价一个贪污腐败,轮到师生们,通常一天只吃得上一顿饭。我曾经当过代课教师的那个江湾的私立中学,教师们几次参加示威游行,要求严惩发国难财的粮贩子。那些教师都饿急了,这一会可以扑上来生撕了彼得。 十分婉转地,我说如果赚够了船票钱,就趁早洗手退出。我非常含蓄地劝他千万趁早,在日本人和汪伪政府没有把目光转向你这犹太瘪三,把你当制造粮荒的奸商除掉之前,赶快金盆洗手。 彼得说他在上海可饱尝了做下等人的滋味,到美国,他至少要和体面的白人站得差距不大。再说他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一想到母亲和妹妹走街串巷,推销伞具……呵呵呵。 彼得!我突然拉紧他的手。才半年多一点,这双手上,那白皙的贵气不见了。这是很实际的,拿得起放得下的手。彼得这么个人,他可以把一切事情做到理想。作一个囤粮的奸商,他也勤勉无比,事必躬亲,每花出去一份气力,就完成一份任务,收到一份成果。一旦彼得这个事不厌精的人来了,大多数人是要败给他的。 这是我一贯爱彼得的地方。 没什么可说的,世道连一个无邪的彼得也不放过,活活地要把他逼邪,逼恶,逼成江洋大盗。一旦爱上了,就爱上了,他是江洋大盗也没办法,我的爱非常包容,非常护短。哪一个死心塌地的女人会去挑三拣四她爱的人呢?我的爱也像一件衣服,弹性极大的衣服,可体随身,包裹着彼得,他胖也好,瘦也好,长着长着长歪了,畸形了,都不要紧,它是随着伸缩的。 彼得说到他的下一宗买卖。所有的环节都铺排得完美无缺。谁谁需要送钱,谁谁却只需要两张日本相扑的门票,谁谁需要引见一下犹太医院的董事长,等等等等。他的周密和认真简直可怕。每天每时,他从来没有随心所欲做任何事,事事都达到他的预期目标。 而我,做十件事至少八件是因为“我开心”!不做,因为“我不开心!” 听彼得头头是道地说着,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杰克布来。他和我狠狠地嘲笑过中国和犹太人的共同点,其中一点就是目的性。这两族人因为受够了灾难,因此都非常现实,每做一件事都要得到一个结果,有结果的事还来不及做,何况没结果的事。 我突然笑起来。彼得的囤粮计划做得多完美呀,他那双曾经不谙世故的眼睛多么咄咄逼人啊?我还为着杰克布相片上和彼得形象的差异担心什么呢? 彼得问我笑什么。我不说话。他又催问一句。我叫他现在别问,留着,等我们上了去美国的远洋轮上,再提醒我回答我现在笑什么。 你好漂亮啊。彼得说。他这方面教养太好,过头的话和太有想象力的词汇都属于非上流。不自觉地,我又想到杰克布,那是个绝不掩饰欲望的家伙。 谢谢了。我说。我还能怎么说?我一心只想打扮漂亮,讨他欢心,讨出他一句不同凡响的夸奖。可他在我们见面一小时后才看到我似的。

我的母亲是唐人街长大的,她要她的孩子我杀出唐人街去,就用戒尺把我钉在琴凳和舞蹈把杆上。她宁可吃隔年的咸鱼,也要省出钱,把她的女儿武装到牙齿,从唐人街杀出一条血路。她终于把我对一切高雅事物的胃口败尽。 彼得的母亲不用戒尺,用淡漠阴沉、带有先知性的语调对他说:你没有选择,亲爱的! 每个成年的犹太人都有资格做孩子们的先知。几千年来降临在他们种族的苦难太多太多。没有选择,必须有备无患。必须做事留后手。首先以最好的功课选学最赚钱的学科:医学、法律、金融、科学;万一不行,第二手准备顶上去:音乐、体育、艺术。 童年和少年的彼得气也喘不过来,拔了尖再拔尖,他不是作为一个孩子活着;他是作为父母的志气、希望活着。幸亏他母亲的先见之明——眼下医学学历这张牌打不出去,他还有的是牌可以打。 彼得教学一分钟不超时,到时候就从忘我境界中一跃而出。有时菲利浦的儿子想和他搭讪几句都留不住他。他不挣陪人闲聊的钱。 我们从他学生家出来后会漫无目的地闲逛一阵。我会提出一些可去的地方:老城厢去吃点心,黄浦江上坐乘凉轮渡(对了,我和彼得恋爱在早春,关系稳定后,夏天就来了),或者去墨海书局、商务印书馆去看不要钱的书。彼得读过所有的经典文学著作,但对哪一部都谈不上酷爱。 你看,我还是没有让杰克布出场。人老了,对过去的事情记得比当下的清楚。清楚多了。过去的事情再不好,谈起来都味道不错。 这是我找到的照片。都不太清楚了。跨了一个世纪。你可以看出我的家和我少年、青年时的样子。昨天你走了以后,我又仔细想了一下,觉得讲述得不够好。 我必须回过头把菲利浦的家介绍一下。菲利浦祖籍是福建人,曾祖父跑国际单帮跑阔了。所以他家房子再大也只住得下家具和摆设,而住不下人。家具、摆设堆砌得能让你的视觉窒息。南洋、西洋、东洋的东西杂陈一处,随时随地都有个影子般静默的女佣在缝隙里移动,为家具和摆设上无数的洞眼、雕刻、花纹擦灰,打核桃油。 菲利浦的太太有十多个用人要指挥,很少露面。菲利浦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我爸爸的学生,在我这个故事里没他角色。我要说的是跟彼得学琴的小儿子。他叫温世海,十六岁,通英文,半通德文。他形象没什么特别,但有一双特别的眼睛。这双眼睛上下眼皮都已松弛,让你想到他要么有嗜睡症,要么彻夜不眠。世海世海,上上下下的温家人都这么叫他。从这一点看,我认定他没架子,不让人非得叫他“二少爷”。温世海的眼神上了年纪似的,十分呆钝。阔也能把人阔乏了。只有一些瞬间,当他说起日本兵占了他朋友们的足球场,在那里练兵,或者,日本兵把几个外地口音的男人抓到桥头大厦(当时日本宪兵的监狱),要当抗日分子枪毙——这些个瞬间,他就有了另一双眼睛,眼神是亢奋的,渴望走出常规,渴望奇迹。 当今一个十六岁的男孩能干什么?还是让父母伺候吃穿的大宝宝。最多顶一顶嘴,但不会有宏大的谋反企图。那时十六岁的男孩子,已经干得出许多大事,比如在日本军征的粮食里撒六六粉,从百老汇大楼顶层撒反日传单。温世海就是在一个乖儿子的伪装下,夜夜忙着抗日的小男子汉。 他每次在钢琴课结束时,都想和我们聊聊。他不能和他的父亲、母亲聊,他们太没骨气了,早就在殖民者的势力夹缝里活得舒舒服服。他从我的一两句对日本罗圈腿的打趣中看到希望,想把我的攻击性语言好好利用一下,提升一番格调,变成抗日的积极力量。可我就那么点激情,那一刻全用在恋爱上。 你们到我们学校来参加音乐会吧,他在门口给了我两张票。他上的是一所美侨学校,聚集了不多的中国富豪或名流的子女。我们的音乐会很灵的,两个女高音都灌过唱片!请一定赏光! 这一刻世海的两只眼睛一点也不呆钝,我和彼得就是他走出平庸的向导似的。 彼得热切地看着我。希望我答应带他去这个音乐会。 音乐会规模不大,在学校的礼拜堂里举行。彼得看见一对对珠光宝气的男女拥着一个个如花似锦的少年,便轻声向世海打听,那些男女是什么名流。 礼拜堂的门厅宽阔,摆出长条桌,上面陈列出冷餐。门厅的一头,搭起一个酒吧。上海的各国美肴这里都有。欧洲一片战火,可是它的葡萄酒、香槟照样整船运来。一九四○年的六月,上海的犹太难民正抱怨天亮之前走路常常被尸体绊倒,抱怨只生孩子而不喂孩子的中国父母,把孩子的小尸首到处乱扔。这些抱怨者该到这里来换换眼界。藏污纳垢、苍蝇如云的上海包藏着这样一个精致高雅的上海,这两个上海似乎从来不碰头。 学生家长里有一个美国医生,他在百老汇大厦附近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他正好在我前面取冷餐,大声地谈论上海当地供应的生理盐水和葡萄糖不够干净。美国人嫌恶黑人和中国人嗓门大,而这位美国医生的嗓门又让他周围的几个英国人皱眉撇嘴。 我笑着问他,能否把他手里的公用银夹子放回去,因为我需要用它取两片弗吉尼亚火腿。 他的大红脸蛋更加红了,对我诚心诚意道了一声抱歉,我说没什么,我去过您的诊所呢。 噢? 是的。我去那里申请过口录打字员的职位(我打字飞快,比弹钢琴出错还少)。 真的? 我的打字考分第一。您当时是这么告诉我的。 那是什么时候? 去年秋天(那时候我正在为离家出走做准备)。 后来呢?我为什么没有录取你? 我耸了耸肩。我心里明白,被录取的是第三名。只因为她是半个美国姑娘。她那亚洲的一半不明显,稍一伪装可以成个很乱真的纯白人。 我知道了!医生说,红而亮的大脸蛋上升到颧骨上。你太漂亮了,我不敢雇用你!他借着恭维吃我豆腐,也赖掉了种族歧视的嫌疑。 其实没什么,我们唐人街长大的孩子,在这样的事上看不开,就不要活了。 我把彼得叫到医生面前。给他们介绍:这位是唐纳德医生,这位呢,医学院优等生彼得·寇恩。彼得那只钢琴师的细长手指被唐纳德医生粉红色、又宽又厚的手包住。粉红色大胖手看起来就温暖、可靠。彼得说他把医学院的成绩单带到中国来了。 唐纳德问彼得是否介意到他的诊所去涂涂红药水紫药水——他非常抱歉,只能让优等生屈才干这个。周末会需要他做夜间值班的医生,给为妓女争风吃醋、打得皮开肉绽的水兵缝缝针之类。唐纳德医生心里想得很美,这个谁也不要的医学院优等生到他这里,出卖的是廉价体力加脑力。 我还想把彼得再推销得好些,他已经满口答应了唐纳德。他在唐纳德身后向我飞了个吻。虽然事情进行得十分迅速,彼得已经把那份即将得到的医助工资加减乘除了一遍;它比他教四个钢琴学生要挣得多。多十块钱。这样他就可以租一套带浴室的小公寓,一间给父母住,弟、妹和他在客厅兼饭厅打地铺。他微笑着听唐纳德医生讲解着上下班制度,以及如何对待偶然求医的日本伤兵,但他巨大的黑眼睛看到的根本不是唐纳德医生,而是从零开始的好生活。 从唐纳德医生身边走开,彼得到酒吧取了两杯柠檬苏打。一杯递给我。两杯淡青冒泡的饮料里冰块叮当作响,他的杯子碰在我的杯子上。彼得太缺乏恶习,连白喝的酒也不碰。 怎样谢你才好?他高兴得神魂颠倒。 别谢我,爱我。我说。 当然。他喝了一大口苏打。 我心里突然乱糟糟的:他突如其来的好运气似乎减轻了一点我的重要性。没错,从那个排泄都避不开人的大宿舍搬出来也是我巴不得的,但他的新生活会不会让他从我身上分心?他是个敏感细致的人,马上就低下头来看我的神色。 他问我是不是哪里不好。 我说好得不能再好了。这是实情,只要他好,我还能不好? 他说那就好。但他没有完全信服。 其实你该谢的人还有世海。我指指远处:世海跟几个同龄人正严肃地讨论着什么。温先生、温太太的票子显然被他们的儿子自作主张赠给了我们。世海有一次对我说,他的父母既不懂音乐也不爱音乐,就是死逼他弹琴,死逼他比赛拿第一、第二,拿了第三回家就要吃“生活”。只有父母吵架的时候母亲才说实话:“叫阿海个小死人不要敲棺材钉了好啦?天天敲得我脑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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