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信息公开 2019-08-21 07:56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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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洲彩票平台】第16章 寄居者 严歌苓

去世海家之前,我去了趟理发店。 我的头发也烘焙成型,一叠叠浪花八级台风也吹不动。理发师捧一面木框镜子,让我看到侧面后面,一朵浪花也不少,一份理发费买了层层叠叠多少浪花,我傻了。我不要做自己,要扮一个角色,一个相亲的时髦女郎角色。 出了理发店我越来越难受。这个扮演的角色让我自己一点自信也没了。我掏出小镜子,手指左刨右刨。这个头真是烘熟了,烘出的陌生人头像还不那么容易捣毁。我几乎想跳下黄包车,逃掉。 我总算成功地把满头浪花毁了一半。但一看还是刚刚从圆桶烘箱下获得了明星们最新艳闻,或学成了某种编织针法的时尚女郎。 彼得一见我便拿着高脚水晶酒杯走过来,两眼又大又亮,很高兴能再一次和我从陌生到熟悉似的。 他说:你今天真漂亮!这是一声耳语的惊呼。 我痴痴地看着他。随他的便吧,说真话说反话我都不介意。他穿了一套黑色西装,俊美透顶。但还是比不上我心目中的他俊美。我满心感触又满心委屈:我父亲给我的大限将到,他却不留踪迹地消失了。现在他居然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句“你今天真漂亮”就打发了我。 他酒杯里是粉红香槟。我以为只有我才能让他破例喝酒。在我进来时,我就看见他和客人们聊得很高兴。我在他生活中没留下什么空白啊。 你看看,我多不近情理,在恋爱上就这么得寸进尺,患得患失。他高兴有什么不好?不,不好,他如此真切的高兴不应该有别人的份儿。我此时对彼得爱得咬牙切齿。 我说:不漂亮。我是在说我的头发。其实话中有话。 彼得怎么听得懂我如此层次丰富的不满和矫情?他马上说:还好,稍微刻板了一点,不过不妨碍你的美丽。 我说:彼得,我要走了。 彼得说:这么早?!他从和别人的谈话中抽回注意力。 我说这个“走”可是去美国。他问我什么时候走。订的是下星期六开往旧金山的船票。都准备好了?有什么可准备的? 一个英国口音和一个美国口音窃窃私语,把如此之大的计划变异谈完了。 我说:差一点见不着你,就走了。 彼得说:是你不让我见你啊。 我说:可是你可以从詹姆斯·温那儿知道,到哪里能找到我。 彼得说:如果女人不邀请我见她,我要尊重她。 我心里想,热恋的人哪来这么多尊重?!但我口头上谢了他,谢谢他的尊重。 他这回听出我的“谢谢”简直是骂人,但他顾不上了,因为我远航在即,这消息太具有爆炸性。客厅里有人弹琴。温世海在弹。旋律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人们闹哄哄地吃喝,谈着各种可能发财的路径。悲怆、幽怨的松花江流淌在这样的谈话中,好不怪诞。 彼得无心吃饭了,他有足够的东西需要消化。我要远离的消息不那么容易消化。 音符敲出了“九一八……九一八……”。这年纪的世海什么都和成年人不一致:他有自己的饮食、作息时间。除此之外,他的情怀用“松花江”展露给你们,你们鱼肉吧、痛饮吧,少年人的傲慢全在那一丝油腻不沾的音调里。 我站起身朝客厅走去。没人看见我走了,就像没人在意世海绝食弹奏的“松花江”一样。 彼得跟在我身后。我们在客厅门口手拉起手。他轻声地说他会等我的消息。我轻声说担保书一办好,就寄给他,然后我就会等着到旧金山码头去欢迎他。他看着我。什么都很渺茫,我也知道。 我和他,他的下巴抵在我肩膀上,就那么站在世海的松花江里。世海也像我父亲说的那种小年轻,以为自己太年轻了,有得活呢,不那么容易死。他弹“松花江上”远比弹肖邦、舒曼、舒伯特弹得好。弹得真好。让你明白他从来没弹懂肖邦、舒曼之类。这个“松花江”他是弹懂了。他弹得彼得都懂了。我听着,听着。这个少年人做了什么我不能原谅呢?我全都愿意谅解。 我们走出温家的门,彼得告诉我,因为菲利浦的朋友的船运公司聘用了他,薪水比唐纳德给得要好,所以他和唐纳德商量解除合同或加薪,让老爱尔兰人不高兴了。他用攒下的全部积蓄,加上向菲利浦朋友预支的工资,付了房东租房押金和第一个月的房租,总算把全家搬进了一个带亭子间的公寓。父母住亭子间,大房间一隔为二,一边是弟弟、妹妹和他的卧室,一边做客厅和餐厅。可惜没有浴盆。房东把浴室隔开,隔出放煤灶的地方,为此拆了浴盆。 我问:一大家子怎么洗澡呢? 他说:忘了洗澡这桩事吧。彼得很大度地笑笑。反正在上海生活是暂时的,洗“海绵澡”也可以。 我知道“海绵澡”目前是犹太难民中盛行的洗浴方式:用海绵蘸了水和肥皂,全身或半身、半身地擦洗。 我已经很满足了,彼得又说。到了美国,我要连洗三天澡!他热烈地说,恶狠狠地吻我一下。 我告诉他,到了美国头三天真正该干的是什么。旧金山的海滩,礁石上大群的海狮,海狮群落的上方,有座灯塔。一个多世纪来,灯塔像朝着大西洋的自由女神一样,朝着太平洋,朝着渡洋而来的亚洲移民。那个叫“灯塔礁餐馆”的窗子,就开向这座灯塔。坐在窗前望出去:落日、大洋、礁石、灯塔。往北看,是一片沙滩。 灯塔和落日,加上沙滩,都成了我的,成了我许诺给彼得的。一刹那间,我忘了灯塔礁餐馆不让白人和华人共坐一个桌,彼得将和我咫尺天涯地坐着,各看各的落日。一直到我回到旧金山,登上那个高高的礁石,才想到我是拿不属于我的东西许诺。而代替彼得陷入这场种族尴尬的是杰克布。 你向我打听杰克布和我的关系由来。好,我们很快会开始的。 去美国前,彼得送给我一件非常特别的礼物。我把它看成一件信物。那是一个床罩。由碎布拼缝而成的单人床罩,是彼得的祖母去世前做的。老太太用了几年的闲暇时间才把它做成。每一块三角、正方、梯形都来自彼得从小到大的衣物和床具,从他出生到他十八岁,连奶娃时戴的白色蕾丝小帽子,也拼在上面。一个多愁善感的老祖母,对于放逐是那么一切就绪,打算撇下一切带不走的,而能带走的,都缩写着历史。彼得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我,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感动。彼得的成长流年将覆盖我的身体,我掌握和占有着从摇篮到成年最私人化的彼得。并且,它将终究回到彼得身边。那时它已成我们俩人的了。我们共有的第一件家当。 我果然把我和彼得共有的第一件家当丝毫未损地从太平洋东岸又带了回来,带回到上海。经过海关检验时,我的箱子被打开,日本人把一件件衣服、一双双鞋子翻出去,箱子底下就是这件珍贵家当。我抢上去一步,抓起它,使劲抖了抖,正面反面地亮给那仁丹胡上面的眼睛:请吧,看吧,劳驾袖起你的手,这是件看得碰不得的神圣物。 我旁边的杰克布笑嘻嘻地看着我。他让这一个月太平无事的航程养得又黑又壮,我如此挑衅的动作对他来说倒蛮好玩儿。 杰克布说:很漂亮的手工艺品。你母亲做的? 我没说话。那上面的蕾丝一看就很欧式,非常贵气,不是唐人街居民的东西。 你一听就会明白,我把和彼得的关系瞒着杰克布·艾得勒。中国有句现成的话形容我这种做法,叫做“脚踩两只船”。中国人对脚踩两只船的女子很不客气,认为她们卑鄙下贱。我不在乎。为了彼得我什么也不在乎。 我不驯的样子让日本人窝火,所以想多麻烦麻烦我。他叫来狼狗,把我皮箱里外嗅了个透,另一只皮箱里装了几件男式服装、一套西装和一件羊皮夹克,统统交给狗去审核。彼得曾经说:他母亲在他们的内衣橱柜里放着干薰衣草,我便为他买了一大袋干薰衣草来。狗把那袋干花叼出来,到主子面前请功。 杰克布看我又要有冒犯的动作出来,马上在口袋里摸一摸,摸出几张美元,用个几乎是暧昧狎昵的动作,往日本人手里一塞。 日本人一扬巴掌,掴在杰克布脸上。还没等杰克布反应过来,他又是一掴。他嘴里不再是那种没有“F”音的英文了,全改成日文。一用语言暴行,大家都回归母语。 杰克布怒火中烧,两眼把对面的仁丹胡子能瞪出洞来。但他嘴角已经上翘,大致可以算作笑容可掬。 日本人说他竟敢贿赂官员。他说误会误会,那是他为禁带之物付的罚款。怎么能用贿赂这种下作词汇呢?主动付罚款是最诚意的道歉。虽然杰克布英文带德国口音,但他说得流畅自如,油嘴滑舌。这一刻他整个人看上去圆滑谦恭,一枪打上去,子弹都会在他这块橡皮上弹跳,再弹回来。 每当这种时候,就不由得我不去怀念彼得。我那小彼得多么单纯羞怯。其实杰克布比彼得小两岁,在一九四一年夏天我们登上上海岸时,只有二十四岁。 箱子大开膛,我的衣服装不下,一部分装在杰克布的箱子里,而我自己的两只皮箱腾出一只装我为彼得买的东西。这对杰克布是个秘密。我向杰克布撒谎,说那些男人衣物是我为我父亲采购的。反正我又不打算让杰克布和我父亲认亲。 杰克布的箱子里有一半是我的裙子、丝袜、高跟鞋、晚礼服。虽然都是来自旧货店,但也是旧货中的精品。一看就是个交际花的行李。我那一段时间在我伯伯、伯母眼里是个妖精,特别爱打扮,在他们面前走过去走过来,他们心里都在说:哼,干不出什么好事的! 确实是在干一件很不好的事。我指的是跟杰克布——我简直在造孽。有时,为实施一件善举,必须要造一回孽,我就是那样在心里为自己开脱的。再说爱昏了头的女孩子有什么善和恶?她可以把黑的看成白的,把死亡当成盛典。 我必须说说我和杰克布·艾得勒怎么碰上的。我们是在我表姐的婚礼上见面的。那个婚礼是唐人街的大事,可了得!洗衣大亨招女婿了。几百客人被请到唐人街圣玛丽教堂,客人里有几个意大利家庭。唐人街和意大利城是隔壁邻居,成大亨非得有意大利人的关照。意大利家庭带来的客人就不纯了,什么人都有,爱尔兰人、荷兰人,还有两个犹太人。 我一看见杰克布就发现他眼熟,但我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他。那天我是伴娘之一,穿着淡紫色的长纱裙,不必跟你假谦虚,那天我确实很青春,很美。一个个结过婚未结婚的男人都不时看我一眼。所以我找上门去跟杰克布搭讪,说他面熟,他说:我喜欢这句开场白。他的样子暗示:男人才用这个不新鲜的开场白去骚扰女人呢。 我使劲盯着他看:他个子比彼得矮,身材匀称紧凑,后来发现他爱玩儿水球,也爱玩儿跨栏。他对什么都只是玩儿玩儿,什么都能玩儿两下。他的面孔很少有定在那里给你好好审视的时候。一秒钟的一本正经,他马上就会挤一下眼,或鼓一鼓腮,把一本正经的表情搅乱掉。 杰克布·艾得勒的历史不用我介绍,人们早就清楚。六十年代末就有人写过他的传记。到现在为止,美国、欧洲大概有不下十个人写过他的故事,他的人生版本于是也就真假难辨。但是有关他怎样跟着父母、兄弟一块在三三年移民美国,记载都差不多。一九三三年突然发现美国有一笔遗产需要继承,对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来说是得到了天堂的邀请函。那年希特勒对犹太人已经开始露出恶毒端倪。艾得勒传记中也提到了这个亲戚是谁。她是杰克布母亲的姨妈,守寡后自己唯一的儿子也生癌死了。她的产业不大,在纽约百老汇街有两处房产,她只能把它们留给艾得勒一家。

杰克布跟我就这么认识了。一直要到几个月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在哪里见过他。 婚礼之后不久,我收到彼得来信,说我为他寄去的经济担保仍然帮不上忙。因为美国的签证官员要看他在德国的纳税证明和五年内无犯罪记录。我焦灼得不能忍耐一封信的邮程,赶紧到美国电信局服务楼给他发了电报。那时发电报很贵,十美分一个字,我数了数口袋里的钞票,用刚领到的一礼拜薪水买了一百多个字。(我从小就闻够了唐人街洗衣作坊的气味,掺了廉价香精的洗衣粉和熨衣浆的虚假香气,所以我在一个唐人街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工作,宁可少拿工钱也不在我伯伯的作坊里当摩登洗衣妇。)电报上我叫彼得告诉签证官,他当时是大学生,怎么会有收入?至于无犯罪记录,那是不可能的,在纳粹眼里,犹太人个个是天生的罪犯。剩下的我说到旧金山的灯塔礁餐馆空着一个位置,是为他空的,海滩也空旷无比,因为那一份不可替代的心灵上的缺席。总之是这类小布尔乔亚的词句,一个字十美分地传送过大洋,传送给彼得。没想到回答第二天就来了,彼得也发来电报,说他在维也纳郊区一家高尔夫俱乐部帮过忙,俱乐部老板是父亲的朋友,让他在那里当了一个暑假的实习医生,挣了收入。那你就跟他们说谎,说你从来没挣过收入。我在下一个电报里气急败坏。发电报的美国人长时间地瞪了我一眼——中国佬花这么大价钱说话还不说点真话。彼得回来的电报很干脆:太晚了。 太晚了,他已经说了实话。他把乖孩子做到美国签证官那儿去了!可这正是我爱他的地方,火什么火呢?再接到他的信,是一个月之后,他说只能听天由命等奥地利税务局开恩,翻出他的纳税记录,给他开一份证明。 他还不如等耶稣接见呢。 我是在绝望中灵机一动,突然看出了杰克布·艾得勒像谁。应该说我早在一九三九年初夏就见到了杰克布的脸,或者,见到了他那脸的影子,他的面影糅合在彼得的面孔里。我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把的他栗色头发揉松,让它堆在那高大的额头上。假如这头发是黑的,杰克布可以很像彼得。 我把杰克布带到上海,你可以猜到,我就是从这里开始造孽。 当然,我明白杰克布对婚礼上的那个淡紫色伴娘好感十足。婚礼结束时,杰克布和我已经在华尔兹中交换了彼此的姓名。第二天我下班回家,穿着一步裙小高跟鞋走在唐人街的珠宝行相接的路上,杰克布向我招招手。我问他怎么会在唐人街,他说他工作的罐头工厂离得不算太远,所以他在这一带闲逛,看能不能碰到我。这个时间从太平洋来的风极狂,两边的珠宝店晶莹璀璨,不是路灯照亮了我们,而是珠宝照亮了我们。 他说华人律师真是奴隶主,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奴役到晚上七点,能跟犹太律师们媲美了。他大哥那样的犹太律师奴役员工十几个小时员工也无话可说,因为他奴役自己二十个小时。 正像那些给杰克布·艾得勒作传的人描写的那样,杰克布和人自来熟,他的语言有感染力,在抵制他的同时你其实已经给他逗乐了。他不会让你感到某种庄重的关系正在开始。年轻女孩子对庄重的情感关系总是暗暗渴望,因为它是壮丽浪漫史的基础。而对杰克布这样的人往往不设防。不够庄重啊,什么重大结果会从这里产生呢? 所以我根本没防备。他那种漫不经心的魅力渗入其实已经开始。他站在珠宝的四射光芒中也不起眼,头发需要好好洗一洗,再吹一下,领带的颜色也够呛。他请我吃晚餐,我没有答应,说我伯母会等我的。打个电话告诉伯母吧,请她别等了,今晚工作太多。他为我编谎言。我请他不必费心策划,来日方长,改日再说。 他非常痛快地接受了自己的失败,也没有马上组织第二次攻势。直到一个星期后,他才再次拦截到我。我和我的表姐们一块儿,从一个珠宝店转悠到另一个珠宝店。那时唐人街的女人们玩儿什么?除了打牌,就玩儿玩儿珠宝,而且是只玩儿不买。一件件首饰拿出来看、比划、试戴,讨价还价,做个某天攒足钱来买它的梦,就玩儿得很高兴了。所以杰克布跟在我们一群女人后面,看到的就是我们这项最没出息的游戏。这个游戏够我们把一条街的首饰店员们耍个够,从中午耍到晚上。杰克布又是在珠宝琳琅的奇幻世界里向我走来。他其实已经看到我们狭窄的兴趣和不雅的品位了。但他装成和我们不期而遇。然后他就向我们一行四个女人发出了晚餐邀请。 跟杰克布熟了之后,我谈起文学和戏剧或者音乐时,他脸上总有一丝坏笑。后来我恼了,问他笑什么,他才说起这个下午,他看到我如何玩儿兴十足,把那些钻石、祖母绿、鸽血红都变成了我的玩具。所以你们看,他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我的俗气,不过他全盘接受。 我们一开始就不是人们概念中的单相思、追求什么的。他只觉得我可以做个有趣的异性玩伴,婚礼上华尔兹旋转出不少相互的底细,比如我在上海生活的经历,杰克布对于上海的兴趣不亚于对于我。我描述的上海,让杰克布想起淘金时代的旧金山,有胆子有赌性都有发财的可能,最好的一点是道德是非的马虎,人人都能不择手段地开拓财源,再给自己的道德瑕疵开脱。杰克布认为他来旧金山太晚,发不法之财不义之财的大好时机已经过去。你要对他的这句话横眉瞪眼,他立刻瞪眼回来:哪一个豪富家族的发家史经得住考察呢?财富是人性邪恶的积极副产品。 我们表姐妹一行接受了杰克布的邀请,在唐人街的一家中档餐馆吃了饭。那时唐人街不少老板都在店堂里放一个募捐箱子,为中国抗日军队募捐医药费。表姐们都习惯往这类箱子里投一个五分币或一角币。杰克布和我最后跨进餐馆,他问募捐箱两边的标语说的是什么。我解释了“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的意思。他像是把那几个字吃进去了,然后吐出一口气,说对一个有国土的民族来说,事情简单多了。也就是从这偶然的一两句话,你意识到杰克布·艾得勒另有一层心思,一层很深的幽暗的心思。 杰克布和我一起去上海并不光由于他认为正在和我热恋;他是为了躲避他惹的祸事。那家意大利食品罐头厂本来挺重用他,让他做营销经理,他却设法把一批批的罐头转运出去,经过他的营销网络谋利。从工厂到库房的途中他做一下手脚就行。工厂出货是他去点验的,库房进货也经他的手,中途改一改数字十分容易。意大利人对数字不像犹太人那么有天赋,所以杰克布越干越胆壮。我们那餐丰盛的晚饭——鱼翅、清蒸老鼠斑鱼实际上是意大利老板掏的腰包。杰克布暗中截流了意大利老板的利润,买了我表姐们一致好评。中国女人大多数都对舍得为她们付账的男人刮目相看。 后来,我和杰克布一次次去灯塔礁酒吧,他和我讲到他的家庭。他说他的大哥、二哥小时候会乘一辆儿童车,由他祖母推到公园去散步时,人们和老太太搭讪,说两个天使真可爱呀,几岁了?老太太正色回答:律师先生三岁,内科医生一岁半。这是人们编的笑话,挖苦犹太人功利心的,但老祖母一点也不觉得它是个笑话。早早地为孩子设定生活目标不对吗?不功利他们将来怎么成功?成功的犹太人还让人当牲畜宰,何况不成功? 杰克布和我第一次发现彼此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我们都不爱音乐,也不爱歌剧,更不爱芭蕾,总之,那些只求上进的人必须爱的高尚东西我们都不爱。而且也为自己的“不爱”找到了坚实理由:因为这些高尚的东西是强迫灌输进来的,这种强迫才不把你直观的、天性的取舍当回事。换句话:高尚的东西不尊重我,我宁可不高尚。我和杰克布谈到这些话题就非常投机,会破口大笑,笑得灯塔礁酒吧的人恨不能把我们扔到太平洋里去。 杰克布说:May,你看,我成了我们家的败类,用我父亲的话说,是犹太种族的败类。我大哥、二哥让我祖母如愿以偿,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医生,轮到我,只剩下个会计师。逃到西部来,就是逃避预先给我设计好的会计师角色。我记得杰克布这样告诉我。 那天他和我坐在酒吧窗口,他右面应该有一轮夕阳,但云雾太厚,只能看见余晖投在太平洋水面上一个不亮的倒影。从这里一直漂,就能漂到我的彼得身边。我常常和杰克布来这里,就因为我对彼得的想念可以一无阻碍地从太平洋漂过去。餐馆领班也不再来烦我们了,杰克布跟他绕舌了十多分钟,没能把我安置到白种人用餐区,结果他只能陪我到有色人种用餐区来,好在太平洋、灯塔、落日都是人种色盲。 也就在那段时间,我没命地打扮。我要保住我对杰克布的魅惑力。我已经在实施惊世骇俗的计划。其实比我形象魅惑力更重要的,是我的性格,这点杰克布不久就会告诉我。我跟他那么有话可谈,对许多事物能谈得那么投缘,是他更加看重的,也是我牵扯他兴趣的最大砝码。 所以他不在乎向我道破他不高贵的方面,他以为能在我这里找认同感。但他万万没想到,每到我看到他玩世不恭打趣一切,我就会想到,幸亏我有我的小彼得。彼得跟他多么不同,吃尽苦头,把自己化成父母和家族的理想。他什么都想做得尽善尽美,做得自己成为自己的理想。我爱彼得正因为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的理想,我讨厌成为谁的理想。怎么会是这样呢?让女人感到浪漫得要死的东西是她达不到的,先天缺乏的。 每当杰克布讲起他从小到大怎样瞎混钢琴课,我就想到彼得的认真和真诚,哪怕他没有做音乐家的指望,就把它作修行也弹了二十余年,一颗心弹得那么清静单纯。人不可以都像我和杰克布,人应该找到一两种途径自我提纯。 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和杰克布亲近,我越是苦恋彼得。 我问杰克布,假如我去上海,他会一块儿去吗? 他回答,这样一对青年男女,关系太可疑了,是否先订婚再订船票。 他就是这样满口浑话。 我说犹太人家里规矩那么大,要和中国女人订婚恐怕不容易。 他说中国人家的规矩也很大,不过那是对守规矩的人来说。 我们有关订婚的半游戏讨论先搁下不提了。 让我看看,一九四一年初夏的事件发生在什么场合下。那事件让我决心要牺牲杰克布,去营救彼得。对,是这样的——杰克布常常去一个爱尔兰酒吧打弹子。酒吧在金融区,我上班的律师事务所常常派我把一些文件送到移民局,所以我会趁机到金融区的一家寄卖行打打猎,碰到运气好能猎到相当不错的衣服、首饰。跟男人打猎一样,即便没有猎物也是一次消遣。我也不图猎到什么。这寄卖行旁边,就是旧金山一条著名的不名誉小街,暗娼、地下赌场都有。 我在寄卖行瞎逛时,看见杰克布和两个男人走进街口。我叫了他一声,他们谈话谈得入神,没听见,似乎进了街上第三个门。那是一家爱尔兰酒吧。 我进去时杰克布正在和两个男人争吵。他们说的是意地绪语,我听不懂,但杰克布理亏的样子我能看懂。那两个人看我进来,表示给杰克布留面子,转身到吧台上去了。 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很正常啊,打弹子有输赢的。我问他输了多少钱,他说没多少,一贯讲俏皮话的他嘴老实了,催我快些走。 我向寄卖行老板借用了一下电话,打回律师楼,说还需要耽搁一阵,才能把文件送进去。移民局官员对华人的事物爱使性子,送的文件常常没人签收。所以我的谎言老板没有追究,只用广东话骂了句:“丢!” 我又回到爱尔兰酒吧时,杰克布在地上躺着。他刚刚挨了一阵拳脚。 两个债主的最后通牒是一个星期内,杰克布必须还上赌债。 我问他需要多少钱。他叫我别问了,反正我没那么多钱。我说总比一无所有好。他说我那点薪水也就强似一无所有。他居然还笑嘻嘻的。

犹太俱乐部里没有一张空椅子。钢琴曲子是陌生的,但十分好听,有一丝中国情调。也许是阿龙·阿夫夏洛莫夫新写的小品。杰克布·艾得勒到上海没几天就混进了阿夫夏洛莫夫家,白听了一场音乐会,白吃了一顿冷餐,之后便把这个犹太作曲家的作品介绍给了我。 走出餐馆我就觉得自己在等待什么。似乎彼得欠我一句话,我在等那句话。我把那个偷梁换柱的计划原原本本讲了一遍,一个细节都不马虎,总算达到了彼得的理想程度。他总该说点什么。他一句话也没说,我被自己的等待一直悬吊在半空。这是一件大事,天大的事,要置他人于死地,他怎么可能不说一句话呢? 我不是想要一个“谢谢!”或者“May,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救我,太难为你了”! 这些话都会文不对题。有一个人将为了他彼得的安全出逃而待在莫测的上海。不,远远不止这些;一个人在发现他的真情被一个女人践踏得稀烂之后,留在了举目无亲的上海。何止举目无亲,简直是敌意弥漫。一旦日本人发现他是交战国侨民,就会送他去郊外的集中营。街上一队一队,一车一车的占领军过往,奔向某个罪恶的目的地,一个个军帽下的脑瓜,运行着恶毒的念头……彼得逃亡的身后,被丢弃下来的这个人举目看去,原来这是一座对他充满不善的都市,茫茫的不善中,竟有一份来自他热恋的中国女子。 好了,杰克布·艾得勒被榨尽了价值,成了真正的人渣。 彼得至少该对这人渣说一句什么。 我的心慌慌的,就是等彼得的这句话。比如:May,我们对这位艾得勒先生缺乏公平。或者:以后怎样能偿还我们欠艾得勒的呢?我们欠他太多了。怎样才能得到他的宽恕呢? 整个一晚上,我听着钢琴曲和音乐中人们的低声交谈,其实一直在等彼得的一句话。哪怕说:可怜的家伙,算他倒霉,爱上你这小巫女! 彼得请我替他翻谱,我这才醒悟过来,果然是他要试奏他刚才即兴写的几个乐句。他的真实心情我不知道,但手指下的乐句在轻歌曼舞,是个心情不错的告白。我看着他认真、专注的侧影,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他替我翻谱一样注视他。这侧影很优美,没说的。我却好失望好失望。彼得怎么可以让我悬在等待中,就是不让那句话把我落实下来? 彼得弹得很出色,人们请他再弹两首曲子。他说了一句什么,周围哗啦啦地鼓起掌来。我发现一只手在捅我。彼得的手,人们是在冲我鼓掌。因为彼得刚才宣布那支钢琴小品是献给我的。 我受宠若惊,但我一直急不可耐等候的绝不是这句话。 杰克布一直没有回家,也没有任何消息,我的小继母这样告诉我。(那时候我当然还不知道杰克布已经进了桥头大厦的监狱)第二天下午,我教了一节课回来,听到的还是她这句禀报。家里又没小菜钱了。她羞怯地暗示我。 不久有电话打进来,找我的。我刚接电话,那边人诡秘地说:请等等,有位先生要跟你说话。我听见电话在两只手上交接了一番。 阿玫姐姐,你只管听,不要说话。世海在电话中用英文指示我。他的嗓音通过电缆传过来就露馅了,乳臭未干。阿玫姐姐,杰克布被日本人抓进去了。 我听自己说了一声“what?” 请不要插话,世海严峻地说。他现在给关在那座所谓的桥头大厦里。 到了一九四二年夏天,桥头大厦对谁都是个著名的所在。日本宪兵队用它关押收审抗日分子。 然后我便听说了杰克布·艾得勒事发的始末。他惹了一身祸,却跟他自身利益毫不沾边。 世海说:能不能请你去我家一趟?也许我爸爸能找到关系营救他。 我挂了电话就换衣服,换鞋子。一面飞快地想着父亲的一个姓刘的学生。那个学生的父亲在汪伪政府里做部长,不是教育部长就是司法部长。我打开皮鞋匠缝补过的小皮包,我发现里面的钱只够乘黄包车。我教钢琴课的课时费要到月底才能拿到。凯瑟琳跟着我乱转,问是不是杰克布有消息了。我跟她讲什么?什么也讲不清。我愣头愣脑地问:你还有多少钱? 做啥?凯瑟琳用应付查账的警觉口气说。 没啥。我没车钱了,给两个车钱来,马上还你。 她转身就走。我等着她给我拿钱来,却等来一本账,她指着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数字:喏,艾先生的钱我没有花一分在自己身上。你看看好了。 我刚要说我一点都不怀疑她的廉洁,她哗啦哗啦说起世道如何坏透了,昨天顾妈出去买小菜,钞票在手里捏得紧紧的还是被小偷得了手。皮鞋坏了,拿到摊头上去修,结果摊头和皮鞋通通没有了,电灯泡买回来了只用了两天,蹩掉了!…… 我从柜子里抓出两条长裙子,都是最香艳肉感那种,放在一张旧报纸里一裹,冲出门去。 这是下午五点多钟。你知道上海的夏天。夕阳又热又黏,走了一会就觉得一身的不洁不爽。我们这一带的几家寄卖行都让陆续登陆的犹太难民惯出了毛病,知道无论他们把价压得多低对方都会出手。已经倾家荡产的难民们为全家人吃一顿犹太新年大餐,宁可卖掉他们赖以过冬的毛皮大衣。他们就这样在上海精明的寄卖商手里一步步倾家荡产,走向赤贫,穿起了国际红十字会捐粮的面粉口袋的。 寄卖行的店员对着光仔细查看这条太平洋彼岸来的三手货。晚礼服是杏红色,前面两个主人滴在前襟上的香槟酒、冰淇淋汁、番茄沙司趁夜色混混还可以,在这样的查看下,太丢人了,我都为它们抬不起头。 这种东西我们卖不出去的。店员说,喏,这条裙子我们到现在都没卖出去。他指着一件象牙色太阳裙,质地精良,也没有那么多点点滴滴的“前科”。我一看标价,也不过几趟黄包车车费。 另一条裙子让我连打开的勇气也没有。看看表,已经六点出头,一狠心,我把表放在柜台上,请他随便给我几块钱,我有急事。 我拿着钱便走。店员在后面叫我,忘记你的衣裳了。我转身谢谢他,请他先替我存放一下。我的事实在太急了。 连黄包车夫都给我吓了一跳,问我:小姐侬做啥?因为我一句话没有就从人行道冲到马路上,连蹦带跳已经乘在他车上了。 我按照打听到的地址来到父亲的这个学生的家——一所在杨浦区的两层楼的洋房。路上走了半小时,但等人花了两个钟头。我父亲的这个学生叫什么我已经忘了。就叫他小刘好了。小刘的父亲对我父亲非常敬重,所以一下班回到家马上答应见我。刘部长让了座请了茶,自己踱着方步来到黑色大办公桌后面,站在那里剪雪茄,打火,点烟。他身后转椅是黑色牛皮的,钉出一个鼓囊一个鼓囊。然后他坐下来,开始听我讲述。我告诉他我的犹太难民“未婚夫”杰克布和日本人如何发生了一场“误会”。部长丝毫不动声色,一看就知道我说的对于他不是新闻。我说作为一个在异国寄居过的人,我自己完全能体会犹太难民的不安全感。怎么会有安全感呢?寄居在美国,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中国人都是被排斥被驱赶被迫害被残杀的。 我忘了对面坐的是个温文尔雅的汉奸,什么都忘了,讲述起我祖父的故事来。我祖父乘坐着蒸汽船靠近美国西海岸(就从我和杰克布常常攀登的灯塔礁旁边驶过),停靠在旧金山东海湾的港口。还没站稳脚,就被消防水龙头喷射的水柱击倒。一注注可以打穿沙土的高压水柱劈头盖脸而来,红色的高锰酸钾水柱把从大洋彼岸来的瘦小的中国佬冲得像决堤洪流中的鱼。褴褛的衣服被水注撕烂,从一具具瘦骨嶙峋的躯体上剥下来。那是什么样的消毒程序?碗口粗的红色高锰酸钾液体活剥了人的衣服和体面。在异国做寄居客,就是从这里开始。从此他们就知道自己会被人家当成永远的异己。他们谁也不相信。就像犹太难民在上海,他们谁也不相信。一群凄凄惶惶的人,风声不妙他们能干什么?当然是奔走相告,做好最坏的打算,同时也垂死地争取逃生的可能性。 那一刻我比汉奸还下贱。我对着部长垂泪,又对着他巧笑。部长问起我父亲,我心想,他正是为了不当你这样的人,不远万里去过六个人住一屋,一天只吃一顿饭的日子了。 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暴露杰克布的美国公民身份,否则他就会直接从监狱去集中营。天色在部长身后暗了,我还在讲啊讲。“啪”的一声,办公桌一侧的台灯亮了,照亮了部长左边的腮帮。那腮帮细腻如膏脂,松弛得如同上岁数的女人Rx房。我再求偷生者帮着杰克布偷生。保存下来的最终就是一点皮肉。我突然没劲了,低下头。 部长说了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等我被小刘送出大门,我才开始回想,我是否得到了部长的承诺,部长是否答应了我去帮着杰克布偷生。 然后我又跳上一辆黄包车东去。 进了温家的门厅,就听见小客厅里的洗牌声,自从我电话里通报世海健在的消息,温太太断了很久的搓牌声响又续上了。温家上上下下的心情都给彻底地洗了一遍牌,又重新开出了一局。 温太太一看见我就从椅子上起身,一面迎上来:阿玫来啦?然后向门外叫道:菲利浦,阿玫来哉! 菲利浦是从不跟他夫人的女友们一同玩儿牌的。他这时在大客厅里跟大儿子说话,一张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在留声机上转出醇美的声音。菲利浦听音乐和他收藏东西一样,生冷不忌,什么都爱,也什么都无所谓。温太太把我领进大客厅,嘴里对我一口一个谢字,粗粗的腰身还一欠一欠的,似乎是我让失踪的世海重生的,或者我对世海施了还阳术。 温太太看着我在客厅里落座,就蹬着一双先裹后放的半天足,跑到下人住的地方,去叫厨子起来给我烧两碗点心。世海的哥哥不太瞧得上一切和政治、军事、商业有染的浊物,所以我一开口讲到世海如何跟我见面,他便起身,两手插在裤袋里走了。 大家倒是给我行了个方便,我可以跟菲利浦单独谈话。我用英文把杰克布·艾得勒的事告诉了菲利浦。我的话从来没有如此的经济有效。菲利浦等我的句号一吐出口便说:这种事只有钞票和女人能派用场了。 趁温太太没回来,他说他的燃气公司也失踪了一个人,姓罗恩伯格,他和这位艾得勒先生恐怕弄到一道去了。 我证实了他的判断。他俩和其他三个犹太人通过秘密途径得知“终极解决方案”已经进入了具体部署,两万多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将会在“移民满洲”的谎言掩护下被驱赶上船。当下的争执焦点是这些将在公海沉没的船只由谁来投资——既然希特勒不放过纳粹魔掌下余生的犹太难民,那么“终极解决”的巨额耗资就不该由日本负担。 看得出来,菲利浦很矛盾,他一张平展如蜡像的脸上一点都不动容,但心里却烦得厉害。这烦也有一分是冲我来的,我一个女人,年纪也不算太轻了,当嫁不嫁,弄些不本分的事情出来做做。世海活转来,他为父的却后怕得要死,立刻想回归本分,养尊处优地做个老好上海人,因为做中国人显得太政治化,并且做中国人的格局也太大,道德、志向、血性缺一样不可,顾不过来,不如做上海人识时务合时宜,为一个亡了国家保存一份个体实力,未必不是一个大境界。再说,他尽管和十六铺码头的行帮有世交渊源,十六铺的人情不是好欠的,一向都是以升欠以斗还的。这样的财力他也不具备。另外,他善于利用行帮间盘根错节的对立——协调关系,但如今上海被日本人占了,谁知道以毒攻毒的老伎俩是否还行得通,行不通的话,是不是会有恶果,一个老婆两个儿子,他现在不求多一分福,只求别少了一块心头肉。 我们都听着梅兰芳花一句、草一句地哀怨,假如他扮演的杨玉环知道几年后有条白绫子在马嵬坡等她,她就该花也好草也好地数数自己的福分了。 温太太吩咐了点心回来,往丈夫对面的沙发上一坐,问我世海胖了还是瘦了。这一句话她在电话上已经盘问我好几次,我说壮实多了。那是个用胖来夸奖人的时代。 这个讨债鬼,她又哭哭啼啼起来。养小人一点意思都没有。就是前世里欠他们,今世来还债的。他要到抗战胜利再回来?抗战不胜利就勿要爷娘了?侬去告诉伊:用不着回来了,抗战胜利啥辰光?阿拉老早死了! 我告诉他们,世海现在多么自立,能吃苦,年轻人一旦有了一种理想,什么苦都能吃。 以后回来,倒能要他去跑跑南洋了。温太太眼睛在红红的眼泡里闪闪发光,看着菲利浦。 点心来了,温太太又问我,世海的牙疼有没有犯过。我笑笑说,他没有这么好的甜点,牙就不会疼了。我是说一句俏皮话,温太太却说看来抗日还能治好他一个顶要命的毛病。 菲利浦始终不语。我说到世海为了牵记他们流了泪,温太太又是一口一个“小讨债鬼”地哭起来。我本来不会劝人,这时简直如坐针毡,急忙想告辞。菲利浦帮忙或不帮忙,我再说都是多余,他心里有数得很。 我说:世海为了不连累你们,只好下这样的狠心,你们千万别怪他。 我拿起包,站起来,一手拉平裙子的皱褶,我心里再为杰克布着火,眼下也只能成事在天。 菲利浦突然说:事体一有眉目,我会通知你,他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捻了捻,就是要准备好这个。 走到温家的门厅里,身后好几座老爷钟都打起钟点来。它们音色不一,频率有快有慢,七上八下地打完了十点。我没有菲利浦食指和拇指捻动的东西,连手表也当掉了。 我走在弄堂里,不知谁家的女佣还在井台上捶打衣服,捶得我心里好空。 我带着比黑夜更黑暗的心情回到家,好在凯瑟琳和顾妈都睡了,否则我可就有了出气筒。 我不想上楼回到自己卧室,推开杰克布的房门。心事重重又无所事事,我拉开他书桌的抽屉。抽屉是个大杂货箱,西药片、剃须刀、笔记本、名片。名片占了三分之一的空间。整个上海的外国人都在他这抽屉里。还有两张大光明电影院的票子。没有被用过的。显然他自作主张安排了跟我共度一个吃喝玩乐的夜晚,为我造了个好莱坞电影,但回到家没等着我(我一定和彼得约会去了)。他事后对此事只字不提,也许他也早忘了。 我发现他的笔记本里净写着德文。他提防的就是眼下发生的事。但我觉得我能读得懂一页页乱七八糟的记载。眼睛贪婪地梳篦下去。每页都有“May”出现,有时会出现几回。第一次记下“May”这个名字是一年多以前。那个日子我当然不会忘记,是我表姐的婚礼,杰克布记下“May”这个穿淡紫长裙的伴娘,不属于唐人街的一群年轻女子,更不属于婚礼上寥寥可数的白种人。一个没着没落的年轻女子,一个和他一样的寄居者…… 一本笔记本快记满了,我看到“May”在每一页上频频跃出。“May”也被他写得越来越潦草,越来越飘舞,他写“May”的这一刹那是什么感觉?感觉把我抓住了?把我认识得淋漓尽致了?就像我心里一旦出现彼得这名字,就会想,这个名字我将呼唤多久?我此生会呼唤无数次吗?会呼唤着说:彼得,帮我晾一下衣服,我够不着!……或者:彼得,能不能请你把收音机开小声些?我还想睡一会儿呢!……或者:彼得,去看看孩子醒了吗?……这名字我会一直呼唤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吗? 假如杰克布不再回来,我会不会保存他的日记?保存多久?这日记得在我和彼得将来的共同生活中占据一个什么位置?一个私密的位置吗?……

那是一家不错的客栈,但老板不会看见我“再来”了。 我走到桥中间,一个年轻男人从后面超上来,然后在离我五六步远的地方转过身,接下去就飞快地倒退着走。非得职业摄影师才能倒退着走得那么快。他笑着说:密司,我给你照张相吧!快门和他的话一齐落音。 我愣住了。 他说:笑一笑!……我跟了你一阵子……我特别喜欢照相!……我不是坏人! 他最后这句自我介绍让我笑起来。我们俩之间的坏人是我。我怀揣着阴谋和窃取到的他人护照,准备消失到一个永久的阴谋中去。这是一个阴谋者消失前的最后一个形象。 我真的不是坏人!他一再地阐明。 我又笑起来。他要知道我是个坏人会不会调头就逃? 我以为你不会笑。你是我看到的最忧悒的人。摄影师由于我会笑而大为惊喜。我就是特别喜欢照相,没别的意思。假如你有空,我可以给你看看我照的相片。就在我的摩托车上放着。他指了一下桥的那边。 他看起来有得是空。包罗万象的大上海,也包罗着这样猎取图像、形象的公子哥。我丧魂落魄的形象,无可挽回地成了他的猎物。 一九四二年八月三十日的上午,某个玩摄影的公子哥无意中跟踪、猎取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形象,作为May的最后一个形象。这可是了不得的一天,所有的阴谋,大大小小,都在云层里水波里弹膛里脑海里煨煮,一点点煮到火候;一切都在趋向开锅。 我向摄影师道了歉,向西走去。 凯瑟琳说杰克布来过电话。我马上在门口呆住。一只脚跷起,两手正在脱鞋。 他电话里说什么了?我问。但同时心里苦笑,说什么凯瑟琳的英文程度也懂不了。 没讲啥。 至少讲了他还活着,我心里说,那只跷着的脚落在地板上。顾妈在厨房里做午饭,泡饭溢出焦煳的气味满房子都是。自从她知道这房子里的三口人都要走上不归路,焦煳泡饭的气味常常从厨房冒出来。 剩下的时间,我全部用来清理东西。能给顾妈的我都给她了,除了晚礼服之外,她也都接受下来。从十二岁到现在有多少东西要处理?有多少东西不能落入陌生人之手?每一张纸片都要仔细阅读,我不能让陌生人知道我仇恨过父亲、凯瑟琳、凯瑟琳的父母。我也不能让陌生人知道从十二岁到十八岁的暗恋:那些中国、法国、美国、英国的电影银幕上的男子。当然,还有一次次无后果的情书互递,生日祝贺……没有一件东西不是证据,不需要毁灭。我理解英国人美国人撤离之前,全上海的黑夜里那一蓬蓬焚烧证据的大火。 把该烧的烧完,我突然想到,杰克布这一会儿回来我该怎么办。他若回来晚一步,发现再也找不到我,会怎么办?……顾妈把一堆灰烬装进铅桶,每弯一次腰或曲一次膝都发出关节炸裂的声响。她留在都市,或回到乡下,这样“噼噼啪啪”地还能卖多久苦力?……什么叫做“惶惶不可终日”?那天的我就是最好的写照。 直到车子在菲利浦家门口停下,我才意识到,自己是打着造访的幌子来探消息的。或许从罗恩伯格那里,会有关于杰克布和浦东工厂的消息传到温家。 温家的女佣告诉我,主人们都去龙华殡仪馆了,因为世海少爷死了。佣人没有跟我谈下去的意愿,马上就要关门。 我抵住门,不让她关。我记得女佣中有一个是世海的乳娘。 什么时候死的? 不清爽。 怎么死的? 日本人打死的。昨天把尸首从浦东运到殡仪馆的。佣人眼圈红了。 我赶紧转身,走开。这位女佣一定是世海的乳娘。我怕她当着我“哇”一声哭号起来。我心里还不乱还不吵闹吗? 杰克布怎么也该打个电话给我啊。我坐卧不宁,几次出现幻听,听到电话铃响起。实在没什么可收拾的了。我关上了两只皮箱,全身压上去,才把锁扣住。 房子里都搬空了。凯瑟琳还是能干的,把家具寄卖行的人请来,估了价,半天就把这个家搬成了空壳。 这时电话铃响起来。一听是彼得,我大失所望,一直牵挂的并不是这个彼得呀。彼得有一生够我去牵挂呀。 晚上有事吗?他问我。 嗯…… 去放松放松。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真正的上海。我马上来接你出去。 彼得不管我的反应有多消极,决定要在告别上海的前夜做一回上海人。他也累够了,勤勉够了,乖够了,稍微坏一坏,不枉来一回上海。 他的脸虽然是那种疲劳过度、长期熬夜的人特有的苍白,那种冷调的白,但他神采飞扬,动作过猛,发射着神经质的能量。有点像杰克布在设想一项大计划,或思考一个抽象大主题,比如“迫害”时的状态。 我们先去国际饭店吃晚饭。走到楼下,彼得犹豫了。花这么大一笔钱吃晚饭,他下不了手。我自告奋勇,带他到了福州路上的得和馆,让他吃一次上海本帮菜。福州路上的馆子我和杰克布常来吃。得和馆的老跑堂眼尖,马上上来招呼,管彼得叫“艾先生”。 彼得问我“艾先生”是什么意思。 我说就是杰克布·艾得勒。彼得不过是提前一天做了“艾先生”。 彼得问我是否和杰克布常来这里。我说来过两三次。他失神了,玩味着我一手操办的这桩掉包计到底有多么不堪细察。细察的话,这个考究的菜馆没有一碟菜你敢吃。 彼得,我们的第一件家当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要转移他的神思,让他浪漫起来。为了浪漫,一切牺牲都情有可原。 他微微一笑。 为了把它装进皮箱,我把许多衣服都扔出去了。 他“嗯”了一声。 看来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是说你母亲为你做的那条床罩。我们俩的第一件家当,对不对? 现在我也觉得浪漫是件挺吃力的事。它像是舞蹈,长期不练,就失去了自如和自在,再想轻歌曼舞,只能是造作和窘迫。 这时彼得跟我说,他要去打个电话。馆子的电话在柜台上,而我们坐得离柜台不远,所以我听他吃力地用上海话跟对方讲着数字。最后终于讲不下去了,向我求援。 他用一只手捂住话筒,把谈话主旨告诉了我。最后一批大米还没卖出去,他要这人在卖出去之后把钱交给他的父亲。 我按他的意思把话传过去。那边的人说:请你问问寇恩先生,中介人要提成两成半,涨了一成,怎么办? 彼得一听,拿过话筒,用跑了调的上海话说:甩掉中介人,跟店家直接接上头了,我们不需要他了。 我们回到餐桌上,彼得对我说:我们走了之后,家里还有一点收入。 菜上来了,我向跑堂要了一副刀叉。老跑堂话多,把刀叉摆上来时,用洋泾滨英文说:艾先生会用筷子的呀,今朝怎么要用刀叉? 彼得和我对视一眼,笑笑,都笑得不开心。 吃了饭走出来,我牵着彼得的手,一路把他拉到南京东路的一个弄堂。老远就能看见霓虹灯广告“娜塔莉法国理发厅”。店主是俄国女人,会说几句法语。 我看着俄国娜塔莉的手在彼得头上变戏法:一层层的颜色,一层层的布单子,她嘴角不断地换着烟卷。在她脚下有了一堆烟蒂时,布单子下冒出了深栗色头发的彼得。 镜子里,彼得以他两年前的无辜无邪的大眼睛看着我。我走上前,朝娜塔莉比划着。叫她修一修这里,剪一剪那里。短一点,薄一点……杰克布护照上那张相片,也是在我操控下照的,我也像现在一样,亲自下手。那时是仿照彼得重造杰克布,现在是仿照杰克布再造彼得。 九点钟,我们回到静安寺大街。一条大街上有许多家舞厅。大华舞厅的舞女是上过小学甚至初中的,会初级英文。我向彼得介绍一家家舞厅的特色,从杰克布这个活的“上海娱乐大全”那里获得的一知半解,我此刻毫无保留地贩给了彼得。 彼得和我先在酒吧的高凳上坐下来。舞女们还在热身,表情和动作都还有些腼腆。喝了两杯红葡萄酒的彼得有点浪漫了,不再那么神经质。 菲律宾乐师们把《蓝色多瑙河》奏出了热带风情,一个舞女发出高音阶的大笑,气氛悦浪起来。 彼得的长腿从高凳上戳在地板上,看着我:可以吗?亲爱的? 所有绅士都用这句话把他们的女伴邀下舞池。 杰克布会说:你会请我跳个舞吗?或者:我才不会跟你跳舞呢!一面说着,已经一把将我拉下了舞池。还有一些时候,他坐在椅子上就开始浑身不安分,已经舞起来,舞着舞着就已经在舞池里,然后突然发现自己舞得形单影只,一把扯下个舞伴,再一看,这舞伴是我。这就是我们咯咯笑着,放浪形骸的时候。 彼得舞得很秀气,热烈也是规矩男人的热烈。十点钟一过,灯光开始挑逗,你眼前是飞旋的走马灯:红的嘴唇,白的牙齿,斜翘着的雪茄,捧住苗条臀部的毛森森的手…… 我的额角抵住舞伴的肩,想着上海的种种好处。想着汇山路上客栈老板的告辞:“再来噢!”那个客栈的房间是什么样子?我现在有时间在记忆中好好地打量它了。它非常小,墙壁漆成苹果绿色,一对迷你沙发,是深绿的,搭着白麻布抽纱镂空垫子。床上有帐子,床头柜上的两盏台灯吊着一圈白色流苏。非常娇嗲的小屋,跟外面的战争、饥荒对峙,谁在笑话谁也不得而知。一看就是老板投其所好为犹太难民们布置的蜜月小窝,让那些辛苦赚钱的情人或夫妻在这里忘怀地夫妻一场。 换了一支快节奏的舞曲,全场起了旋风,一条条裙子盛开怒放,长头发短头发成了兽鬃……彼得全力以赴地舞动。你看得出他是下定决心要找乐子。今晚他在认真地让自己做一个吃喝玩乐惯了的人。 我对什么都马虎,跳舞也马马虎虎。尽管如此,我应付专注的彼得还是绰绰有余。玩儿和乐属于生性马虎的人,所以我在别人眼里,什么都玩儿得不错。 苹果绿的小屋却非常凉爽,杰克布的身体于是便非常地烫。他的肩头,留着牙齿咬伤的疤痂。一盏台灯没熄,杰克布的面孔还是个花脸:疤落掉的皮肤全是粉白色,和那常常暴露在浦东太阳下的深色肌肤形成触目惊心的对比。花脸使我再次咬紧牙关,抵制心里由远而近的温柔。我必须抵制无耻的人性本能,抵制低下的荷尔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你要偿还的!你在我身上寻欢作乐,你将会知道代价有多高昂:梅辛格和日本人的屠杀包围圈正在合拢,你会作为难民彼得·寇恩留在包围圈里…… 我偷到了杰克布·艾得勒的护照,我才不会为此负疚。嫖娼一夜还有十元大洋的——那种会英文日文的高级娼妓。 不过客栈的小屋是很难忘的。就像那些旧金山灯塔礁的落日,那些斯丁逊海滩的下午,那些总是伴有争吵逗气的对话,那些过后必定引起自我厌恶的自我放任,那些不着边际,大而无当的有关“迫害”的闲扯,跟杰克布在一块儿,除了他这个人该被狠狠遗忘,其他都将是难忘的。 舞厅的鼎盛时光到来时,我觉得我把杰克布忘得差不多了。但彼得在一曲未终时突然停下舞步。他的强健理智对我们现在和将来的生活都有极大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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