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信息公开 2019-08-17 09:43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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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律师

我独自一人在“创建非暴力社区”接待咨询者,并且迟到了两个小时。他们耐心地坐在门廊的脏地板上等候,有的在打盹儿,有的在看报。开门的厄列对我的迟到很不满,他有自己的事要做。他为我打开了接待室,递给我记事板,上面写着十三个等待面谈的人的名字,我叫进第一个。我惊讶于我在一周内发生的变化。几分钟前我走进大楼时丝毫不担心遭到枪击,在门廊里等厄列时也没意识到自己是个白人。我倾听那些求助者的诉说,很快就能为他们拿定主意。我甚至连外表也变得与他们相似:胡子一个星期没剃;头发盖过了耳朵,长得乱蓬蓬的;卡其裤起皱了;夹克衫也不齐整了;领带松松垮垮;耐克鞋式样虽未过时但已经很破了;戴一副角质架眼镜,活脱脱一副公益律师的形象。那些前来求助的人可不关心这些,他们只想找个倾诉的对象,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名单上的人数增加到十七名,我花了四个小时才解答完毕。我忘记了即将到来的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交锋,也忘记了克莱尔,我发现后者更容易做到,这使我感到惆怅。我甚至忘掉了赫克托-帕尔马和我的芝加哥之行。但是我无法忘记露比-西蒙。每一个新客户的到来都使我想起她,我并不担心她的安全,她在街头生活的时间远比我长。她为什么舍弃一个有电视和淋浴的干净的旅馆房间,而冒冒失失地闯向街头,人找一辆破车栖身呢?她是个瘾君子,这是最明白也最自然的答案。可卡因像块磁铁,把她引向街头。如果我不能使她在郊区旅馆里呆三个晚上,那么我该怎么做才能帮她戒断毒瘾呢?这并不取决于我。下午很迟的时候,接到了我哥哥沃纳打来的电话,突然打乱了我的工作步骤,他人已到了华盛顿,来这儿临时出差,因为不知道我的新号码所以现在才打通电话。他问我们在哪儿见面吃饭,我开口之前他就抢着说他来做东。他说有一家新开的馆子,名字叫丹尼欧,他的一个朋友一个星期之前吃过,味道很不错,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想到要好好吃一顿了。去丹尼欧我没意见,那是一家时髦的、热闹的、价昂的、挺糟糕的餐馆,接完电话我拿着听筒愣了好一会儿神。我不想见沃纳,因为不想听他教训,他来这儿不是出差,虽然他每年大约有一次机会,我很清楚他是我父母派来的。他们在孟菲斯忧心如焚,为他们二儿子的离婚而伤透了心,为我的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而担忧劳神。必须派个人来打探一下情况,而这个人总是沃纳。我们在丹尼欧拥挤的吧台前见了面。在我们握手或拥抱之前,他退后一步打量我的新形象。胡子、头发、衣服,从头至脚,概不放过。“真够新潮的。”他说,语气中半是玩笑半是讥讽。“见到你真高兴。”我说,故意不理他的调侃。“你瘦了。”他说。“你倒没有。”他拍拍肚皮,好像那些多余的脂肪是一天之内偷偷长上去的。“我要减肥。”他今年三十八岁,长相不错,对自己的外表仍很在意。就因为我说他一句胖,他会一个月内瘦下来。沃纳单身已三年了。女人对他来说很重要。他离婚时女方指责他与别的女人通奸,但女方也未能免俗。“你看上去真不错。”我说。确实如此,合体的西装,崭新的衬衫,昂贵的领带。这些东西我也有一衣橱。“你也不错,这是为了你现在的工作需要吗?”“可以这么说,有时我不打领带。”我们要了饮料,在拥挤的人群中啜饮着。“克莱尔近况怎样?”他问,开始切入正题了。“我想她很好。我们申请离婚,协议离婚,我已经搬出去了。”“她快活吗?”“我想她摆脱了我会感到如释重负,我敢说克莱尔比一个月之前要快活得多。”“她有了人?”“我不这样认为,”我说。我说话得小心,跟他谈话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会被转述给我父母,尤其是导致离婚的任何丑闻性事件。他们会说克莱尔的不是,而一旦他们相信克莱尔乱搞男女关系,那么离婚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那么你呢?”他问。“没有,我一直洁身自好。”“那为什么离婚呢?”“许多原因,我不想再多说了。”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他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双方为争夺小孩的抚养权而闹得不可开交。他事无巨细都告诉了我,有时我都感到无聊,现在他要求同样的回报。“你一天早上醒来,忽然决定要离婚?”“你是过来人,沃纳,事情没那么简单。”餐馆领班把我们带到里面的座位上,我们往里走的时候看到一张桌子旁坐着韦恩-乌姆斯特德和另外两个我不认识的男人。乌姆斯特德是被那位“先生”劫持的人质之一,当时他去门外取食品,差点挨了狙击手的枪子儿。他没看见我。诉状的副本于上午十一点钟送至董事会主席阿瑟-雅各布斯的手中,当时我在“创建非暴力社区”。乌姆斯特德不是公司的股东,所以我想他甚至都不知道有这回事。事实上他当然知道这件事。在整个下午匆忙召集的一系列会议中,这个消息就像投下的一枚炸弹,迅速传开了。必须准备反击,各种各样的命令下达了,一切准备就绪,对外人不准泄漏一个字,表面上看来,这件案子对公司来说无足轻重。幸运的是从乌姆斯特德的位置看不到我们的桌子。我环视一周,确认饭馆中没别的可疑的人,沃纳为我们俩要了马蒂尼酒,我立刻推辞,给我来杯水就行。对沃纳来说,什么东西都要尽兴而为,工作、玩乐、吃喝、女人,甚至包括书刊和老电影。在秘鲁滑雪时差点冻僵在暴风雪中,在澳大利亚斯库巴潜水①对曾被毒蛇所伤。他离婚后的调整期很容易就过去了,主要因为他喜爱旅行、滑翔运动、登山、深海潜水,在全世界追逐女人。①斯厍巴潜水:戴着水肺潜水。作为亚特兰大一家大公司的合伙人,他赚了很多钱,也花了不少。这顿晚餐的话题就是钱。“喝水?”他带着厌嫌的神气说,“得了吧,还是喝酒。”“不。”我反对道。沃纳喝完马蒂尼还要喝葡萄酒,我们会很晚才离开这家餐馆,他会凌晨四点还不睡,一直摆弄他的便携式电脑,抖落这轻微的宿醉,让它留在昨天。“胆小鬼。”他咕哝了一句,我浏览了莱单,他的目光溜过每一个女侍者。他的酒来了,我们点了菜。“谈谈你的工作。”他说,极力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为什么?”“因为一定很有趣。”“为什么这么说?”“你抛弃了一份好工作,一定有十足的理由。”“当然有,而且很充分。”沃纳策划了这次会面。他有意图,有目标,有目的,而且要说什么他心中也有数。我弄不清楚他的意图所在。“我上周被捕了。”我岔开话题,这一着果然奏效,他一下子呆住了。“你怎么?”我告诉他事情的经过,极尽铺陈之能事,因为我控制了话头。他对我偷文件颇不以为然,但我不想辩解,文件本身是另一个复杂的话题,我们俩谁都不愿深究。“这么说你再也不能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了?”他边吃边问。“绝无可能。”“你打算做多久公益律师?”“我刚开始,我确实没想过什么时候收手。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你这样做一无所得,能支持多久?”“只要我能活着。”“那么活着就是你的标准了?”“暂时是这样。你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个荒唐的问题。“钱。我能挣多少,能花多少,能存多少。我看着它变多,直到有朝一日钵满盘满,什么都不用愁。”我以前就听他这么说过,赤裸裸的贪婪是他的追求,这只不过比我们从小所接受的信条更直白一些。拼命工作多赚钱,这样整个社会就会进步。他在激我与他争辩,可这样的争论不是我所要的,谁都说服不了对方,只能是一场无谓的拉锯战。“你现在有多少钱?”我问。沃纳这个贪婪的家伙对他的财富颇为自负。“四十岁时我会把一百万放在共同基金里;四十五岁时,将变为三百万;五十岁时,一千万。到那时我就可以退休啦。”这些数字我们耳熟能详,大的法律公司都差不多。“你怎样?”他边切着上等鸡肉边问我。“让我想想。我今年三十二岁,净收入差不多五千美元;三十五岁时,如果我努力工作,节约开支,大约有一万;到我五十岁时,我应该有两万存款。”“那是预料之中的事,过十八年的穷日子。”“你对贫穷一无所知。”“那不见得。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贫穷就意味着廉价公寓,一辆伤痕累累的旧车,破烂的衣裳,没有钱周游世界,没有存款也没有投资,没有退休,没有安全感,什么也没有。”“太棒了。你恰好证明了我的观点,你确实不懂什么是贫穷。你今年能挣多少?”“九十万。”“我挣三万。如果有人逼你为这个数目工作,你会怎样?”“自杀。”“我信,我真的相信你会拿把枪掀掉自己的脑壳,如果你只挣三万的话。”“你错了,我会服药。”“胆小鬼。”“那样廉价地工作我实在受不了。”“噢,你能那样廉价地工作,但你不能那样廉价地生活。”“一回事。”“这就是你我不同的地方。”我说。“我俩确实不一样,但这是怎样造成的呢,迈克尔?一个月前你和我一样。现在看看你——胡子拉碴,衣衫不整,满嘴服务人类拯救人类这一套昏话。你究竟中什么邪了?”我深吸一口气,咀嚼着他问话中的有趣之处,他也放松下来。我们的教养不允许我们在公众场合吵起来。“你真是个笨蛋,”他说看压低了身子,“你成为公司的股东指日可待。你聪明,有才华,单身,没有孩子。到三十五岁时,你每年能赚一百万。这个账你算得出来。”“一切已成定局,沃纳,我现在对钱不感兴趣,我受了魔鬼的诅咒。”“多新鲜的见解。让我来问你。打个比方,有朝一日你醒来忽然发现自己六十岁了。你对拯救这个世界感到厌倦,因为它压根儿无法拯救。你一贫如洗,身无分文,没有公司,没有合伙人,没有一个当脑外科大夫赚大钱的妻子,没人理你,你怎么办呢?”“我已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想我有个大富豪哥哥,到时我会打电话给你。”“如果我死了呢?”“把你这个不成器的弟弟列在你的遗嘱上。”我们埋头吃饭,谈话的兴致减退了,沃纳非常自信,只要给我一声当头棒喝我就会回到现实中来,对于我的误入歧途,只要指明其严重后果,我就会迷途知返,找一份真正的工作。“我会跟他谈。”我可以听到他对父母这样说。他最后又问了我几个问题。十四街律师事务所的福利怎样?我告诉他很少,养老金呢?从未听说过。他极力主张我只干三五年,然后洗手不干,我谢了他,对于我的婚姻问题他出了个好主意,我应该找个志同道合的女人,但她必须有钱,娶了她。我们在餐馆前的大街上道别。我向他保证我知道我正在干什么,我会没事的,我请他在父母面前报喜不报忧。“别让他们牵挂,沃纳,告诉他们我一切都好。”“如果断炊了打电话给我。”他故作轻松地说。我向他挥挥手,然后离去。派伦烧烤店是雾谷的一家通宵咖啡店,靠近乔治-华盛顿大学。它是夜不成寐者和新闻迷的流连之所,并以此著称,每天夜里十二点钟之前第二天的《邮报》就到了,午饭时分这个地方就像熟食店一样人满为患。我买了一份报纸在吧台前坐下,一眼望去奇怪的是每个人都在埋头看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此时咖啡店里鸦雀无声。报纸在我进来之前几分钟刚到,三十个人在专心致志地阅读,就好像一场战争爆发时人们对报纸的关注。这个故事正是《邮报》所需要的。从第一页起,报纸配发了大字标题,一直延续到第十页,第十页上还登了一些照片,一张是游行示威时告示牌上朗蒂的照片,一张是莫迪凯十年前的照片,还有三幅一组的照片。这一组照片无疑会让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那帮自命不凡的家伙大丢脸面。阿瑟-雅各布斯的照片居中,从警察局档案中抽出的蒂尔曼-甘特利的脸部照唑在左边,右边的一幅是德文-哈迪的脸部照片。德文-哈迪被牵扯进来只因为他是被驱逐人之一,而他又以那样一种轰动的方式招致身亡。甘特利和哈迪这两个黑人罪犯,在照片中胸部都打上了号码,而阿瑟-雅各布斯竟然与这两个恶棍为伍,同登在《邮报》的第十页上。我能想象出他们在办公室和会议室里慌成一团的样子,门锁上了,电话掐断了,会议取消了。他们密谋应对之策,想出一百种不同的方案,召集他们的公关人员,这是他们最黑暗的时刻。传真大战会早早开始,这组照片的传真件会从东海岸发向西海岸,全世界从事公司法的大公司都会笑掉大牙。甘特利外貌极其凶恶,我不禁悚然一惊,这次是我们向他寻衅。报纸上也登了我的照片,与上星期六我被捕时所登的是同一幅。我被描绘成与公司和朗蒂-伯顿都有关联的人。写报道的记者无从得知我实际上早就见过她。报道相当详尽,从疏散住户写起。被驱赶的人中有哈迪,七天以后他突然出现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办公室,在那里他扣留人质,人质之一就是我。从我引出莫迪凯,然后又写到伯顿一家之死。报道中提到了我的被捕,尽管我在那位记者前一直留意避免提到那份有争议的文件。他信守诺言——文中没有暴露我们的名字,只作为消息来源。报道写得再好不过了。报道中没有引用被告的话,看来作者好像不屑于跟他们联系——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我发誓要弄张床,在地板上将就一直睡不好。我这么做不是为了给别人看,只是为了证明一下自己。在无边的黑夜里,我坐在睡袋中,答应给自己找个软点的东西睡,我一千次地感到奇怪,露宿街头怎么能挨下来。派伦咖啡店里温馨怡人,咖啡桌边香烟的烟雾缭绕,室内充满了咖啡豆的香气,与往常一样凌晨四点半店里就挤满了新闻迷。伯克霍尔德是此刻大家关注的焦点人物。他的照片登在《邮报》的第一版上,另外还有几篇报道谈到了他的个人情况、枪击事件、警方对此案的调查。对街头大扫荡则只字未提,莫迪凯迟些时候会告诉我有关细节。我在都市版发现了一个惊喜。蒂姆-克劳森显然是个有使命感的人,我们的案子激发了他的兴趣。在一篇很长的文章中,他依次分析了三个被告的情况,从河橡公司开始。它有二十年的历史,由一伙人共同投资共同拥有,在投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克莱顿-本德的来自东海岸的房地产大亨,相传他的资产达两亿。本德的照片登出来了,旁边配以一张位于马里兰州哈格斯坦市的公司总部的照片。二十年来公司在华盛顿地区建了十一幢办公大楼,另外在巴尔的摩和华盛顿郊区还开了无数家购物中心,它拥有的总资产大约有三点五个亿。它也欠了银行许多债,其数目不可估计。文章极为详细地回顾了公司在东北区筹建大宗邮件服务中心的历史,接着文章谈到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果然不出所料,公司没有提供任何信息,电话打不进去,克劳森介绍了它的基本情况——规模,历史,几个著名的公司前股东。文章从《美国法律》杂志转摘了两幅图表,其一列出了全美规模最大的十家法律公司,另一幅根据各公司股东去年的平均收益将它们加以排名。拥有八百名律师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规模上排名第五;股东去年的平均报酬为九十一万零五百美元,据此则排名第三。难道我真的放弃了那么多钱吗?最后文章谈到了被告中最不可能被谈论的一个:蒂尔曼-甘特利。他的复杂经历在记者的笔下变得透明了。警察们发表了对他的看法,他以前的牢友大唱他的赞歌,来自东北区的某个派别的牧师讲述了甘特利是怎样为穷人的孩子建篮球场的,一个当过妓女的女人诉说了被他毒打的经历。他是TAG公司和甘特利集团的幕后操纵人,通过它们他拥有三个旧车停车场,两个小型购物中心,一幢曾发生两起枪杀案的公寓楼,六幢供出租的二联式公寓,一间曾发生过一起强xx案的酒吧,一家录像片出租店,和他几乎没用什么代价就从市当局购得的无数块空地。甘特利是三名被告中唯一愿意开口的人。他承认于去年七月以一万一千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佛罗里达大道上的那座仓库,并于今年一月三十一号以二十万的价格将它卖给了河橡公司。他说他很幸运,那座仓库一钱不值,但那块地皮的价值远远超过一万一千美元,这就是他买下它的原因。那座仓库一直吸引了不少擅自强住者,他说。事实上,他不得不撵他们走,他从未收过房租,也不知道这谣言从何而起。他有许多律师,将要发动猛烈的反攻。文章中没有提到我,也只字未提德文-哈迪和他劫持人质那一幕。对朗蒂-伯顿和诉状中的指控也涉及甚少。接下来的第二天,声誉卓著历史悠久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被描绘成是前一天提到的那个恶棍的同谋者,确实,文章的语气暗示了那帮律师是比蒂尔曼-甘特利坏得多的罪犯。报纸预告说明天将有连续报道——关于朗蒂-伯顿的悲惨生活。阿瑟-雅各布斯对他心爱的公司的名誉备受糟蹋还能忍受多久?它成了最容易攻击的目标。《邮报》会不依不饶,那名记者明显在日夜不停地工作,一则报道将引出另一则报道。九点过二十,我和我的律师到达位于闹市区的第六大街和印第安纳广场交界处的卡尔-莫尔特里大楼。莫迪凯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过去从未来过莫尔特里大楼——华盛顿地区的民事和刑事审判法庭之家。正面入口处人们排成了长龙,长龙在缓慢地向前移动。律师、诉讼当事人和罪犯都在接受安全检查,大楼内部简直像个动物园——大厅里挤满了焦躁不安的人们,四层楼全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审判室。诺曼-基斯勒法官主持的法庭在底层114房间,门边贴了一张待审案件日程表,在“初次出庭”一栏下列有我的名字,另外十一个罪犯的名字与我列在一起,法庭内,观众席上空无一人,律师们忙得团团转。莫迪凯走进里间,我在第二排坐下,手捧一本杂志,装出一副对周遭情形漠不关心的样子。“早上好啊,迈克尔。”有人在过道上招呼道,原来是唐纳德-拉夫特,双手紧抓住公文包,他身后的人我有点面熟,以前打官司时见过,但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我点点头,勉强说了声:“你好。”他们匆忙走开,在法庭另一侧找位子坐下。他们代表受害人出庭,此外,还有那些有权听审我这案子每一诉讼程序的人。这只是初次出庭!我将站在法官面前听他宣读起诉书,申诉无罪,取保候审。拉夫特为什么来呢?谜底慢慢揭开了,我盯着杂志,极力不动声色,终于明白他的在场只是提醒我,他们认为文件失窃性质非常严重,他们会步步紧逼。拉夫特是个最聪明也最卑鄙的讼棍。他想我在法庭上见到他应该吓得发抖才对。九点三十分,莫迪凯从里面出来了,示意我过去,法官在办公室等我,莫迪凯把我介绍给他,我们三人在桌边随意坐下。基斯勒法官至少七十岁了,长着一头浓密的白发和稀稀拉拉的白胡子,讲话时一双棕色的眸子里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他和莫迪凯是多年的老相以。“我刚跟莫迪凯谈过,”他说,一只手打着手势,“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案子。”我点头表示同意,这件案子对我来说确实颇不寻常。“我认识阿瑟-雅各布斯有三十年了,事实上我认识那里的许多律师,他们都很出色。”确实如此,他们雇用最好的律师,然后加以磨砺。我感到不安,我的审判法官竟然对受害人如此赏识。“律师办公室失窃的一份工作文件的价值也许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它只是几张纸,对律师以外的任何人来说并无多大的价值。如果你公开出售它,它一钱不值。我并没有指控你偷窃文件,你懂我的意思。”“是的,我懂。”我拿不准我是否真懂他的意思,但我想听他继续说下去。“让我们假定你拥有那份文件,而且是从公司取来的,如果你现在归还,我来作证,给它标个价格,绝不会超过一百美元。这当然是个轻微的过错,但我们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然啦,你必须保证不援引那份文件。”“如果我不归还呢?当然仍是假设。”“那它的价值就不同了。严重盗窃罪罪名成立,我们将依法判决。如果原告证明了他的指控,陪审团认定你有罪,那么将由我来宣判。”他锁紧的双眉,刚毅的目光,严峻的口吻都毫无疑问地表明宣判的结果是我所不愿的。“另外,如果陪审团发现你的盗窃罪名成立,你将失去律师资格。”“我明白了,大人。”我诚惶诚恐地答道。莫迪凯一直保持缄默,只是用心在听。“与其他案子不同,本案时间是个关键,”基斯勒继续道,“民事诉讼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这取决于文件的内容。接受证据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我想在本案转为刑事性质之前就把它解决。我们再次假定文件在你手中。”“期限多长?”莫迪凯问。“我想两周时间足够你们考虑了。”我们同意两周时间比较合理。我和莫迪凯回到审判室,又等了一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生。《邮报》记者蒂姆-克劳森和一大批记者蜂拥而至。他虽看见我们坐在审判室内,但没敢过来。莫迪凯撇下我,好不容易才堵住他,告诉他两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唐纳德-拉夫特和另外一个人正在审判室内,也许他们会对报纸透露点什么。克劳森直奔他们而去,声音从后排座位上传来,拉夫特一直在那儿消磨时间,他们离开了审判室,在外面继续他们的争论。我与基斯勒面谈的时间正如我期待的那样短暂。我提出无罪申诉,填了一些表格,然后匆匆离去,拉夫特早不见了人影。“在我进去之前,你和基斯勒都谈了些什么?”我一坐进汽车就问。“他都告诉你了。”“他真不好对付。”“他是个好法官,但也做过许多年律师,是刑事辩护律师,而且是最出色的一个。他对一个律师窃取同行的文件不敢苟同。”“如果证实我有罪,会判几年?”“他没说,但你肯定得坐牢。”我们在红灯前停下,幸亏是我开车。“好吧,律师先生,”我说,“我们怎么办?”“我们有两周时间,让我们慢慢考虑,现在还不是做决定的时候。”——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第二天上午我在耶稣会为无家可归者进行法律咨询,这时我的技巧与已经在这行干了多年的律师不相上下,十一点一刻,我终于忍不住了,打电话问索菲亚有没有莫迪凯的消息,她说没有。我们期待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会谈长一些,我一直希望他也许会打个电话来,说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通常我睡得很少,尽管缺乏睡眠与身体上的不适毫不相干。为会谈一事我焦躁不安;我洗了一个很长的热水澡,又喝光了一瓶酒,可心情还是没有好转。我的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我做咨询时,也不能收拢心神。当我的命运悬而未决时,我怎能对食品券、房屋补贴、少年犯的父亲等问题感兴趣呢?午餐准备好了,我离开了那里,我的存在远远不如吃饭问题那么重要。我买了两只素馅的面包圈和一瓶水,开车在环城公路上兜了一个小时。我回到事务所,看见莫迪凯的车停在楼旁,他在办公室等我,我关上门。会谈的地点在阿瑟-雅各布斯的私人会议室,在大楼的第八层,一个我从未涉足过的禁区,莫迪凯受到了贵宾般的礼遇,接待人员飞快地接过了他的外套,咖啡的味道调得正好,新鲜的松饼随意取。他坐在桌子的一侧,对面坐着阿瑟、唐纳德-拉夫特、一名负责公司的过失保险索赔的律师和一名代表河橡公司的律师。蒂尔曼-甘特利也有律师,但没受到邀请。即使达成了协议,也没人指望甘特利出一个子儿。对方阵线中的唯一缺口是那名代表河橡公司的律师,但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两个公司的利益有冲突,莫迪凯说它们之间的分歧是显然的。阿瑟代表他那一方做了大部分的发言,莫迪凯很难相信他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有关事实不仅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对答如流;尽管超时工作,分析问题时思路异常清晰。首先双方同意这次会谈的一切内容不得泄漏;赔偿责任仅限于当天有效;任何建议在落纸成文并经双方签字之前不具法律效力。阿瑟开言道这件案子的被告,尤其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河橡公司,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对于公司的名誉损失和新闻界的猛烈抨击他们既恼火又束手无策。他对他心爱的公司所处的困境直言不讳,莫迪凯只是听着,在整个会谈过程中很少发言。阿瑟指出本案涉及诸多问题。他首先谈到了布雷登-钱斯,并透露说他被赶出了公司。他没有主动辞职,是被公司开除的。阿瑟坦言直陈钱斯的过错,他独立负责河橡的业务,知道TAG公司关闭仓库的方方面面,并督导了整个行动。当他同意执行驱逐计划时也许犯下了过错。“也许?”莫迪凯道。呃,好吧,不是也许,钱斯批准执行那样的计划大失专业水准;他窜改了文件;他试图掩盖他的所作所为;他显然对他们撒了谎。阿瑟说这些话时没有丝毫不安。在人质事件发生后如果钱斯说出真相,公司就能避免这场官司,也不会受到潮水般的舆论攻击。钱斯使他们处境相当尴尬,他已成为过去。“他是怎样窜改文件的?”莫迪凯问。对方想知道莫迪凯是否已经看过文件,那该死的文件现在究竟在哪里?他不答。阿瑟解释说钱斯抽掉了一些文件。“你们见过赫克托-帕尔马一月二十七日的备忘录吗?”莫迪凯话声刚落,他们就警觉起来。“没有。”阿瑟回答道。这么说钱斯实际上把备忘录也抽了出来,连同朗蒂的房租收据,一起扔进了碎纸机。莫迪凯郑重其事、得意万分地从公文包中取出几份备忘录和收据的复印件,恩赐一般地扔向对面,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的律师们一把抓起。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他们把备忘录看了一遍又一遍,逐字逐句,希望发现其中的漏洞,妄想断章取义,死抠字眼,做出有利己方的解释,可是一无所获。赫克托行文非常清楚,叙述无懈可击。“我能请教一下这份文件从何而来?”阿瑟礼貌地问。“这并不重要,至少目前如此。”很显然,他们一直非常在意这份备忘录。钱斯临走时肯定描述过它的内容,原件已被销毁。但是万一留下了副本,该怎么办?他们手捧着备忘录,简直不敢相信。但是他们是老练的律师,所以很快恢复了常态。他们把文件抛在一边,好像有把握来处理这件事。“我想这把我们带到了失窃的卷宗的问题上。”阿瑟说,急于扭转劣势。他们有一个目击证人,在我取走文件的那天夜里看见我逗留在钱斯的办公室旁;他们有指纹;他们在我的办公桌上发现了那份包着钥匙的神秘的文件;我曾向钱斯要过有关河橡和TAG公司的文件,我有作案动机。“但是无人可以作证,”莫迪凯道,“这些全是间接证据。”“你知道那份文件现在何处?”阿瑟问道。“不知道。”“我们不想让迈克尔-布罗克蹲监狱。”“那你们为什么坚持要以刑事罪起诉他呢?”“一切都在桌面上明摆着,格林先生。如果就此案达成了协议,我们当然会罢手。”“太妙了,你的建议是?”拉夫特递过来一份十页的调查概要,附有五颜六色的图表。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在非法致死案中儿童和年轻的文盲母亲值不了多少钱。这是典型的大公司的办事作风,细致、全面。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幕僚们花费了无数的时间调查全国范围内的侵权赔偿案的最新行情。最近一年的行情,最近五年的行情,最近十年的行情,各个地区、各个州、各个城市的行情,学龄前儿童的死亡陪审团会判多少?没多少。全国平均数是五万五千美元,在南部和中西部要低得多,在加州和大城市略高些。学龄前儿童不工作,没有收入,法院一般不允许预测他们将来能挣多少钱。对朗蒂工资损失的估计相当公允。考虑到她的工作时断时续,他们做出了一些颇有分量的假设。她今年二十二岁,有朝一日会很快找到一份全职工作,拿最低工资,这是一个慷慨的假设,但是拉夫特也愿意承认。她要戒酒戒毒,就业期间不得怀孕,又一个好心的假设。她边就业边接受培训,然后换个工作,薪水是原来的两倍,保持这份工作直到六十五岁。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把她一生的收入折合成现在的美元,拉夫特得出的数字是五十七万美元。没有外伤也没有烧伤,没有任何痛苦,他们在梦乡中死去。为了了结这场官司,洗刷公司的名声,公司慷慨地补偿每个孩子五万美元,再加上朗蒂的工资损失,赔偿总额为七十七万美元。“这个数字不够,”莫迪凯道,“单为一个孩子我就能从陪审团那儿拿到这个数。”他们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他接着几乎对拉夫特精心准备的摘要中的每一点都提出了异议。他不管达拉斯或西雅图的陪审团是怎样判决的,也不管其可比性,他对奥马哈的法律程序也不感兴趣,他只知道怎样与华盛顿的陪审团打交道,这才是事情的关键。如果他们以为只花这点钱就能过关,那他该走了。拉夫特在找莫迪凯话中的漏洞时,阿瑟重申了自己的立场。“这事好商量,”他忙不迭地说,“这事好商量。”他们的调查摘要中有意避开了惩罚性损害赔偿,莫迪凯指明了这点。“一个富有公司的富有律师故意纵容非法的疏散行为,而这么做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我的当事人被抛向街头,活活冻死,坦白说,先生们,这个案子难道不应科以惩罚性赔款吗?这里是华盛顿。”“这里是华盛顿”只意味着一件事:黑人陪审团。“我们可以商量,”阿瑟重复道,“你预想中的数字是多少?”我们曾讨论过第一次的开价数,在诉状中我们索赔一千万,这个数字不是天价,否则的话赔偿额会高达四千万或五千万甚至一个亿。“每人一百万。”莫迪凯道。他的话重重落在红木桌面上。坐在另一侧的人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但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五百万?”拉夫特问,声音几不可闻。“五百万,”莫迪凯大声道,“每个受害者一百万。”四个人突然意识到手中拿着记事簿,每人都写下几行字。过了一会儿,阿瑟重新分辩说我们的索赔理由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天气的影响——暴风雪——是造成死亡的部分原因,随后是关于天气的一通长篇大论,莫迪凯打住话头道:“陪审团成员知道二月份还下雪,二月份仍很冷,二月份有暴风雪。”在整个会谈中,只要他一提起陪审团,对方总有短暂的沉默。“他们对庭审怕得要命。”他告诉我。他对他们说,我们索赔的理由经得起他们的反驳。不管是出于蓄意而为,还是由于严重的疏忽,驱逐住户的行为终归发生了。我们的当事人被迫在二月里流落街头,无处藏身,这是可以预见的后果。他可以向任何地方的陪审团陈述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但对华盛顿的正直的公民来说就更有说服力了。在索赔上没占到上风,阿瑟转而打出了他们的王牌——我。具体说来就是我从钱斯的办公室窃取文件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是明知故犯。他们的立场很强硬,他们愿意庭外和解,可对我的不道德行为却绝不放过。“他们要怎样?”我问。“吊销执照两年。”莫迪凯沉重地说。我说不出话来。整整两年,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对他们说他们疯了,”他说,可是语气不如我期待的那样强硬,“绝对办不到。”我还是无言以对,只是心里不断重复着:两年,两年。他们在赔偿金额上又交锋了几次,但分歧太大,事实上他们什么协议也没达成,只是同意尽快再举行会谈。莫迪凯最后交给他们一份即将起诉的马奎斯-迪斯诉状的复印件。诉状上列出了相同的三名被告,要求就他被非法驱逐出户赔偿微不足道的五万美金,莫迪凯向他们保证以后还有。我们的真实计划是每周起诉两件,直到所有的被驱逐人都得到赔偿。“你准备把这个透露给报纸吗?”拉夫特问。“为什么不?”莫迪凯道,“一经起诉它自然成为公共记录。”“不错,不过,我们已经受够了媒体的攻击。”“是你们先挑起事端的。”“什么?”“你们泄漏了迈克尔被捕的消息。”“我们没有。”“那么《邮报》上怎么会登出他的照片呢?”阿瑟一句话就让拉夫特闭上了嘴。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紧盯着墙一个小时才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来,公司愿意出一大笔钱来避免两件事:一是进一步的名誉损失;二是对簿公堂所引起的严重经济损失。如果我交出文件,他们就不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一切都会画上圆满的句号,只是公司要惩罚我解解心头之恨。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个仅是个叛徒,而且是整个事情的罪魁祸首。正是因为我才使他们深藏不露的丑事曝了光。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丢脸就足以让他们恨我,而要让他们与心爱的美元作别则点燃了他们复仇的火焰。我做这一切全凭内部情报,至少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显然不知道赫克托在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我偷走了文件,找到了我需要的全部证据,构想出这件诉讼。我是犹大,我理解他们,尽管不无遗憾——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露比星期一早晨又出现了,对早点和新闻的胃口都很大。当我比往常晚些于八点钟赶到办公室时,她正笑吟吟地坐在台阶上等着,并热情地招呼我。为了提防甘特利,我不得不迟些出发,并且绕路而行。她看上去还是老样子,我想也许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出她滥用毒品的痕迹,但并无异常,她目光呆滞而忧伤,但情绪很好。我们一起进了办公室在老地方坐下来。有人在大楼内做伴多少让我感到心安。“你过得怎样?”我问。“很好。”她说着伸手从纸袋中取了一块饼干,食品共有三袋,全是上周买的,是专为她准备的,虽然莫迪凯留下了一些饼干碎屑。“现在住哪儿?”“住在车里。”还能住哪儿呢?“我真高兴冬天就快过去了。”“我也很高兴,你去过‘内奥米之家’吗?”我问。“没有。但今天准备去。我不太舒服。”“我用车送你去。”“谢谢。”交谈有点僵滞,她等我问她上次住旅馆的事,我本来想问,但后来改变主意不问了。咖啡煮好了,我倒了两杯,放在桌上,她正在吃第三块饼干,像老鼠一样沿着饼干的边缘不停地小口啃着。我怎能对这样一个可怜的人凶巴巴的呢?还是让她听新闻吧。“读报给你听?”我问。“好啊。”报纸的头版上登了市长的一幅照片,既然她喜欢政治新闻,既然这位市长对有色人种一直不错,于是我首先选了这篇。这是一篇星期六的采访记。市长和市议会暂时结成了脆弱的统一战线,要求司法部调查朗蒂-伯顿一家惨死的原因。黑人的民权有没有受到践踏?市长的语气中带着强烈的暗示,赶紧让司法部插手此事!因为这件案子受到了多方的瞩目,一个崭新的犯罪集团被指责为这出悲剧的罪魁祸首。谴责市政当局的呼声逐渐稀落下来,与国会的对骂也已停止。那些起初承受了指控压力的人更是兴奋不已,他们乐于把矛头转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以及它的富有的客户。露比对这篇报道很感兴趣。我向她简单介绍了这件案子的基本情况以及起诉后引起的反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又一次被报纸攻击得体无完肤,它的律师不禁要问自己:“这事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了结?”不仅仅是一会儿。在报纸头版的底部登了一则简讯,邮政总局决定停止华盛顿东北区的邮政大楼工程。围绕着那块地皮和仓库的收购,将河橡公司和甘特利公司卷入的诉讼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因素在做决定时都必须予以考虑。河橡公司失去了一项价值两千万美金的工程。任何花了差不多一百万现金买下市区内一幢废弃建筑物的野心勃勃的房地产开发商都不会善罢甘休,河橡也不例外。它会追究律师的责任。压力逐渐扩大。我们浏览了国际新闻,秘鲁发生的一场地震引起了露比的注意,于是我读给她听了,翻到都市版,我看了第一眼后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在基托-斯派斯的同一幅照片下,用比上次大一倍的字体印着一条触目惊心的标题:基托-斯派斯遭枪杀,正文中回顾了星期五关于斯派斯先生与伯顿之间瓜葛的介绍,接着对他的身亡用三言两语带过。没有目击证人,没有线索,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是华盛顿街头又一个遭枪杀的小流氓。“你没事吧?”露比的问话使我回过神来。“嗯,没事。”我努力收一收心神。“你为什么不读了?”因为我太惊讶了,没法大声读下去,我必须很快将全文扫一遍,看有没有提到蒂尔曼-甘特利的名字,没有。为什么没提到呢?这对我来说再明白不过了。斯派斯这小子出过风头,说得太多,他对我们原告方来说太有价值了,因此很容易就成了攻击的目标。我慢慢地把这篇报道读给她听,留神着周遭的动静,观察着前门,希望莫迪凯快来。甘特利肯定发过话。我们即使找到其他的目击证人也没用,他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踪影全无。干掉目击证人做得太绝。如果甘特利要对付律师我该怎么办?在恐惧之中我突然意识到这篇报道对我方有利。我们虽然失去了一个可能的关键证人,但他的话不会再被怀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又一次被提到,在今天早晨的第三篇报道中,与谋杀一个十九岁的罪犯有关。公司高贵的面纱已被撩开,声名一落千丈,它骄傲的名字竟然与被谋杀的街头流氓相提并论。我设想回到一个月以前,那时那位“先生”还没有冲进我们的办公室。清晨,太阳尚未升起,我坐在办公桌前,读着这样一份报纸,因为看过其他的报道,所以得知诉状中的最严重的指控确实是真的,我该怎么办?毫无疑问,我会质问我的顶头上司鲁道夫-迈耶斯,他同样会去质问董事会。我将召集同僚——公司的其他高级律师,我们会要求公司在状况进一步恶化之前把事情一劳永逸地解决掉。我们将坚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对簿公堂。我们将提出各种要求。我怀疑绝大部分的高级律师和所有的股东正在做我设想的这一切,过道上是如此吵闹,什么工作也完成不了,公司的效益几乎为零,整个公司一片混乱。“读下去。”露比再次提醒我。我们匆勿阅毕都市版,部分原因是我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相关报道。没有。然而有一篇关于警察清理街头流浪者的报道。这次行动是伯克霍尔德遭枪击事件的反应。一名为无家可归者服务的律师严厉批评了这种做法,并威胁要打官司,露比爱听这个故事。她认为有这么多篇关于无家可归者的报道真是太好了。我开车送她去“内奥米之家”,她像老朋友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妇女们轮流拥抱她,紧紧地抱着她,有的人甚至流下了眼泪。我在厨房里和梅甘调笑了一会儿,但我的心思并不在这上面。当我回到办公室时,一屋子的人在等着向索菲亚咨询,室内人来人往,到九点五名客户贴墙而坐。她在打电话,用西班牙语恐吓着某人。我走进莫迪凯的办公室,看他有没有看今天的报纸。他正面带微笑地读着那份报纸,我们约好一个小时后讨论案情。我静静地关上办公室的门,把档案一个个取出。两周内我受理了九十一件案子,了结了三十八件,我落后了,需要努力工作一上午,不停地打电话,才能赶上进度,这几乎不可能。索菲亚敲门了。门没插上,因此她一边敲一边随手推开门。没有“哈-”,没有“对不起”。“从仓库里疏散出的人员名单呢?”她问,她的双耳上各夹了一支铅笔,眼镜架得很低,这个女人有重要的事情。那份名单一直在手边,我递给她,她飞快地浏览了一遍。“咦。”她失声道。“什么?”我站起来。“第八个,马奎斯-迪斯,”她说,“我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熟。”“有点熟?”“是的,他正坐在我的办公桌前。昨晚在拉斐德公园被装进囚车,途经白宫,最后在洛根广场被丢下来,他是在扫荡中被抓的。今天是你的幸运日。”我跟着她走进了前面的房间,迪斯先生坐在房间的中央,她的办公桌旁。他长相与德文-哈迪极其相似——四十大几,灰白的头发和胡须,戴着厚厚的墨镜,像早春三月绝大多数的流浪者一样裹得严严实实,我一边在远处打量他,一边去莫迪凯的办公室通知他这个消息。我们小心谨慎地对付他,莫迪凯负责盘问他。“对不起,”他非常客气地说,“我叫莫迪凯-格林,是这里的律师,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我们俩都站着,俯视着迪斯先生,他抬起头道:“可以。”“我们手上有件案子,涉及到住过一座旧仓库的人,那座仓库位于佛罗里达街和纽约街的交界处。”莫迪凯缓缓地解释道。“我在那儿住过。”他说,我深吸了一口气。“真的?”“真的,被赶出来了。”“那正是我们接这个案子的原因。我们代表那些被赶出来的人。我们认为那次疏散是非法的。”“你说对了。”“你在那儿住了多久?”“大约三个月。”“你付房租吗?”“当然付。”“付给谁?”“一个叫约翰尼的家伙。”“付多少?”“每月一百块,只要现金。”“为什么只要现金?”“不想留下字据。”“你知道那座仓库的主人吗?”“不知道。”他回答时没有丝毫犹豫,我无法掩盖我的兴奋。如果迪斯不知道甘特利是业主,那他为什么要怕他呢?莫迪凯拉过一张椅子,严肃地对迪斯道:“我们想让你做我们的当事人。”“干什么?”“我们正在就疏散一事起诉某些人,我们认为你们被赶出来就是受了不公平的对待。我们愿意做你的代理律师,代表你起诉。”“但是那座仓库公寓是非法的,所以我付的是现金。”“没关系,我们帮你索赔。”“多少?”“现在还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损失吗?”“我想不会。”我拍拍莫迪凯的肩。我们打过招呼,退回莫迪凯的办公室。“怎么样?”他问。“考虑到基托-斯派斯的下场,我想我们该录下他的证词。就现在。”莫迪凯挠了挠胡子:“好建议,我们来搞一个书面证据,让他签上名,索菲亚公证。这样即使他有什么不测,我们手中也有个证据。”“有录音机吗?”我问。他四下打量了一下房间:“有吧,我记不清放哪儿了。”既然他说不知道在哪儿,得花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用摄像机怎么样?”我问。“这里没有。”我想了一会儿,道:“我去把我的拿来。你和索菲亚稳住他。”“他没打算离开。”“很好。给我四十五分钟。”我冲出办公室,驱车疾驰,开向西部的乔治顿。我用手机连打三遍,终于在克莱尔课间休息时找到了她。“什么事?”她问。“我需要借一台摄像机,现在就要。”“它还在老地方,”她慢慢地道,一边在盘算,“为什么?”“为了一份作证书,介意我用它吗?”“不至于。”“仍在客厅?”“对。”“你换锁了吗?”我问。“没有。”不知为什么,这个回答让我感觉好了点儿。我仍拿着钥匙,如果我愿意的话还可自由出入。“有没有警报器?”“没有,还是老样子。”“谢谢。我迟些给你打电话。”我们让马奎斯-迪斯坐在一间只有文件柜的办公室中。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后面的白墙上空无一物。我摄像,索菲亚速记,莫迪凯提问。他的回答简直是天衣无缝。整个过程持续了三十分钟,所有该问的问题都问过了。迪斯说他知道两个被驱逐者的住处,答应去找他们。我们计划替每一个我们能找到的被扫地出门的人单独起诉;一次一名,再把详细情况捅给《邮报》的记者,我们知道凯尔文-兰姆呆在“创建非暴力社区”,他和迪斯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两名证人,他们不会获得太高的赔偿额——如果每个人能得到二万五千美元的赔偿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但他们的加入会使我们的被告雪上加霜。我几乎盼着警方对街头再来一次大扫荡。迪斯走时莫迪凯警告他切不可走漏风声,我坐在索菲亚旁的一张办公桌上打了一份三页的起诉书,代表我们的新当事人马奎斯-迪斯控告原先的三名被告非法遣散租住户,随即又替凯尔文-兰姆打了一份,我把起诉书存进电脑,这样下次发现新的当事人时只要更改一下原告的姓名即可。正午前,电话铃响起来,持续了几分钟。索菲亚在她的办公室打电话,我只得抓起听筒,“律师事务所。”我随口道。听筒里传来一个威严的年长者的声音:“我是阿瑟-雅各布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我想跟莫迪凯-格林先生谈谈。”我只能说:“好的。”按了一下等待键。我盯着话筒,慢慢站起身,走向莫迪凯的办公室。“是谁?”他问,正埋头查阅《美国法典》。“阿瑟-雅各布斯。”“他是谁?”“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他笑了,“终于来了。”他说,我点点头。他去接电话,我坐下来。交谈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是阿瑟说,我想十有八九他要求面谈,而且越快越好。搁下话筒,莫迪凯特意转告我谈话的内容:“他们想明天坐下来谈谈那件案子。”“在哪里?”“在他们的地方,上午十点,要求你不在场。”我没指望他们邀请我。“他们急吗?”我问。“他们当然急。距申辩他们还有二十天的时间,现在就要求谈判,可见他们有多急。”——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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