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信息公开 2019-08-17 09:43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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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律师

星期五一大早我正坐在办公桌前,以律师和社会工作者的双重身份愉快地开始工作,这时,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阿瑟-雅各布斯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前。我愉快地招呼了他,同时心中暗白戒备,他在我对面的褐紫色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不要咖啡,只想跟我谈谈。阿瑟遇到了难题,我被这个老人所讲的一切深深地吸引住了。过去的几周是他五十六年的律师生涯中最艰难的日子。庭外和解并没有使他感到宽慰,公司在遭受了这个小挫折后又回到了正轨,但阿瑟发现自己难以成眠,他的合伙人犯下的大错导致了无辜的人身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朗蒂和她的四个孩子的死一事中永远洗刷不了自己的罪孽,不管它赔了多少钱。阿瑟怀疑自己能否彻底摆脱它的阴影。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所以只好听着,我希望莫迪凯也能听到他的话。阿瑟正受着内心的煎熬,不久我就对他感到同情,他今年八十了,几年来一直在考虑退休,但现在却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已厌倦了追逐金钱的生活。“我的日子不多了。”他坦白道,我原来怀疑他会出席我的葬礼。他对我们的事务所很感兴趣,我告诉他当初我是怎样误入其中的。它的历史有多长?他问道。有多少工作人员?经费来自何处?我们是怎样使它运行的?他既然给了我机会,我就趁机进言。因为接下来的九个月我不能做法律工作,事务所决定让我实施一个新的慈善计划,利用本城大公司的律师来帮助穷人,他的公司恰巧是最大的,我考虑从他那里开始。志愿律师在我的指导下每周只需帮工几个小时,就能帮助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阿瑟知道有这样的计划,但不甚确切,他有二十年没有从事过这种不计报酬的工作了,他遗憾地承认道,年轻人理当如此。我的主意真好。但他喜欢这个主意,事实上,我们讨论的时间越长,计划就变得越大。几分钟后,他表明要让他公司的四百名律师全部参加,每周花几个小时帮助穷人,这看上去并无不妥。“你能应付四百名律师吗?”他问。“当然。”我答道,其实心中根本没底,但我的脑子飞速地转动着。“不过,我需要一些帮助。”我说。“什么样的帮助?”他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派一个全职的协调员怎么样?这个人将与我共同处理各方面的业务工作。坦率地说,贵公司出了四百名志愿者,也该有个代表。”他掂量着这个建议,一切都是全新的,听上去又很有道理。我趁热打铁。“我恰好知道一个合适的人选,”我说,“他不必是一名律师,一个好的律师帮办就能胜任。”“谁?”他问。“你记得赫克托-帕尔马这个人吗?”“有点印象。”“他在芝加哥分部,是从华盛顿调过去的。他在布雷登-钱斯手下工作,受到排挤。”阿瑟极力在记忆中搜索这个名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不清楚他对此事知道多少,但我怀疑他没说实话,他似乎陶醉在灵魂的自我净化过程中。“受排挤?”他问。“是啊,受排挤,他一直住在贝塞斯达,三个星期前他突然连夜搬走了,他因工作调动,快速转至芝加哥。他知道遣散的内幕,我怀疑钱斯想把他藏起来。”我出言谨慎,不打算违反与赫克托的秘密协定。其实我大可不必,与往常一样阿瑟已听出了弦外之音。“他原先在华盛顿?”“是的,还有他的妻子。他们有四个孩子,我敢肯定他愿意回来。”“他有兴趣帮助穷人吗?”他问。“您最好亲自问问他。”我答道。“我会的。这是个绝妙的主意。”如果阿瑟把赫克托-帕尔马调回华盛顿,让他来驾驭公司对无家可归者新产生的热情,事情在一周内就会办妥。这个计划在我们的眼前呼之欲出,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每个律师每周必须处理一个案子。年轻些的律师将在我的指导下做接待咨询的工作,一旦案子接下来了,由赫克托分配给其他律师。有些案子只需十五分钟,我向阿瑟解释道,有些则需每月花几个小时,没问题,他说。一想起四百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突然热衷于保护街头流浪者的利益,我就感到有点对不起那些政客、官僚和公务员。阿瑟差不多呆了两个小时。当他意识到占用了我过多的时间时,他向我致歉。他走时变得快乐多了,他将带着新的目标,新的使命径直回到他的办公室。我送他至车中,然后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莫迪凯。梅甘的叔叔在特拉华海滨有一所房子,那里靠近马里兰航线上的芬威克岛,据她描述那是一所古朴典雅的两层楼房,门前长长的过道几乎延伸至大海,有三个卧室,是个理想的度周末的地方,时令在三月中旬,春寒料峭,我们可以坐在壁炉前读书。她略微强调了一下有三个卧室,这样有足够的空间保留各自的隐私,事情不会弄得很复杂。她知道我还没有从第一次婚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经过两周的小心试探,我俩都明白过来还是放慢点节奏为好,但是她提到三个卧室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星期五下午我们离开华盛顿。我开车,梅甘指路。露比在汽车后座上小口吃着燕麦饼,想起要在城外过几天兴奋得两眼直放光。那里是远离街头的海滩,她自然与毒品绝缘。她已安全度过了星期四的晚上,再加上在特拉华与我们共度的三个夜晚,她连续戒毒将达到四天,星期一下午我们将送她去国会山东部的一家较小的名叫伊斯特伍德的女子戒毒中心。莫迪凯与那里的渊源颇深,露比将得到一间较小的温暖的单人房间,至少可以在那儿呆九十天。在我们离城之前,她在“内奥米之家”冲了澡,换上新衣。梅甘仔细检查了她的衣服和包裹,没发现毒品。这么做侵犯了隐私权,但对瘾君子自当别论。黄昏时分我们找到了那所房子,梅甘每年来一两次,钥匙放在门前的擦鞋垫下。梅甘分给我楼下的卧室,露比不解,另外两间卧室都在楼上,梅甘想在夜里照应露比。星期六下起了一场冷雨,风掀起了海面上的浪花。我独自躺在门廊上的秋千架上,盖一层厚毛毯,思绪随着秋千的轻微晃动荡向远方,远处传来浪花飞溅的声音。门掩上了,里面的纱门“嗒”地一声响,梅甘走向秋千架,她拎起毛毯,挤进我身旁。我紧紧地搂住她,要不然她会掉下去。她很容易抓握。“我们的帮教对象呢?”我问。“在看电视。”一阵狂风裹挟着水汽打向我们的面庞,我们紧紧相拥。秋千索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我们一动不动,响声才渐渐消失。我们远眺着海面上翻滚的乌云,不知今夕何世。“你在想什么?”她轻轻地问。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远离了华盛顿,我第一次回顾自己最近的经历,想理出个头绪来。三十二天以前,我是另一个女人的丈夫,住在不同的房子里,在不同的公司工作,与我怀中抱着的这个女人全然不识。一个人的生活怎么能在一个月之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我不敢憧憬未来,过去的一切仍使我无法释怀——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第二天上午我在耶稣会为无家可归者进行法律咨询,这时我的技巧与已经在这行干了多年的律师不相上下,十一点一刻,我终于忍不住了,打电话问索菲亚有没有莫迪凯的消息,她说没有。我们期待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会谈长一些,我一直希望他也许会打个电话来,说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通常我睡得很少,尽管缺乏睡眠与身体上的不适毫不相干。为会谈一事我焦躁不安;我洗了一个很长的热水澡,又喝光了一瓶酒,可心情还是没有好转。我的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我做咨询时,也不能收拢心神。当我的命运悬而未决时,我怎能对食品券、房屋补贴、少年犯的父亲等问题感兴趣呢?午餐准备好了,我离开了那里,我的存在远远不如吃饭问题那么重要。我买了两只素馅的面包圈和一瓶水,开车在环城公路上兜了一个小时。我回到事务所,看见莫迪凯的车停在楼旁,他在办公室等我,我关上门。会谈的地点在阿瑟-雅各布斯的私人会议室,在大楼的第八层,一个我从未涉足过的禁区,莫迪凯受到了贵宾般的礼遇,接待人员飞快地接过了他的外套,咖啡的味道调得正好,新鲜的松饼随意取。他坐在桌子的一侧,对面坐着阿瑟、唐纳德-拉夫特、一名负责公司的过失保险索赔的律师和一名代表河橡公司的律师。蒂尔曼-甘特利也有律师,但没受到邀请。即使达成了协议,也没人指望甘特利出一个子儿。对方阵线中的唯一缺口是那名代表河橡公司的律师,但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两个公司的利益有冲突,莫迪凯说它们之间的分歧是显然的。阿瑟代表他那一方做了大部分的发言,莫迪凯很难相信他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有关事实不仅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对答如流;尽管超时工作,分析问题时思路异常清晰。首先双方同意这次会谈的一切内容不得泄漏;赔偿责任仅限于当天有效;任何建议在落纸成文并经双方签字之前不具法律效力。阿瑟开言道这件案子的被告,尤其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河橡公司,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对于公司的名誉损失和新闻界的猛烈抨击他们既恼火又束手无策。他对他心爱的公司所处的困境直言不讳,莫迪凯只是听着,在整个会谈过程中很少发言。阿瑟指出本案涉及诸多问题。他首先谈到了布雷登-钱斯,并透露说他被赶出了公司。他没有主动辞职,是被公司开除的。阿瑟坦言直陈钱斯的过错,他独立负责河橡的业务,知道TAG公司关闭仓库的方方面面,并督导了整个行动。当他同意执行驱逐计划时也许犯下了过错。“也许?”莫迪凯道。呃,好吧,不是也许,钱斯批准执行那样的计划大失专业水准;他窜改了文件;他试图掩盖他的所作所为;他显然对他们撒了谎。阿瑟说这些话时没有丝毫不安。在人质事件发生后如果钱斯说出真相,公司就能避免这场官司,也不会受到潮水般的舆论攻击。钱斯使他们处境相当尴尬,他已成为过去。“他是怎样窜改文件的?”莫迪凯问。对方想知道莫迪凯是否已经看过文件,那该死的文件现在究竟在哪里?他不答。阿瑟解释说钱斯抽掉了一些文件。“你们见过赫克托-帕尔马一月二十七日的备忘录吗?”莫迪凯话声刚落,他们就警觉起来。“没有。”阿瑟回答道。这么说钱斯实际上把备忘录也抽了出来,连同朗蒂的房租收据,一起扔进了碎纸机。莫迪凯郑重其事、得意万分地从公文包中取出几份备忘录和收据的复印件,恩赐一般地扔向对面,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的律师们一把抓起。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他们把备忘录看了一遍又一遍,逐字逐句,希望发现其中的漏洞,妄想断章取义,死抠字眼,做出有利己方的解释,可是一无所获。赫克托行文非常清楚,叙述无懈可击。“我能请教一下这份文件从何而来?”阿瑟礼貌地问。“这并不重要,至少目前如此。”很显然,他们一直非常在意这份备忘录。钱斯临走时肯定描述过它的内容,原件已被销毁。但是万一留下了副本,该怎么办?他们手捧着备忘录,简直不敢相信。但是他们是老练的律师,所以很快恢复了常态。他们把文件抛在一边,好像有把握来处理这件事。“我想这把我们带到了失窃的卷宗的问题上。”阿瑟说,急于扭转劣势。他们有一个目击证人,在我取走文件的那天夜里看见我逗留在钱斯的办公室旁;他们有指纹;他们在我的办公桌上发现了那份包着钥匙的神秘的文件;我曾向钱斯要过有关河橡和TAG公司的文件,我有作案动机。“但是无人可以作证,”莫迪凯道,“这些全是间接证据。”“你知道那份文件现在何处?”阿瑟问道。“不知道。”“我们不想让迈克尔-布罗克蹲监狱。”“那你们为什么坚持要以刑事罪起诉他呢?”“一切都在桌面上明摆着,格林先生。如果就此案达成了协议,我们当然会罢手。”“太妙了,你的建议是?”拉夫特递过来一份十页的调查概要,附有五颜六色的图表。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在非法致死案中儿童和年轻的文盲母亲值不了多少钱。这是典型的大公司的办事作风,细致、全面。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幕僚们花费了无数的时间调查全国范围内的侵权赔偿案的最新行情。最近一年的行情,最近五年的行情,最近十年的行情,各个地区、各个州、各个城市的行情,学龄前儿童的死亡陪审团会判多少?没多少。全国平均数是五万五千美元,在南部和中西部要低得多,在加州和大城市略高些。学龄前儿童不工作,没有收入,法院一般不允许预测他们将来能挣多少钱。对朗蒂工资损失的估计相当公允。考虑到她的工作时断时续,他们做出了一些颇有分量的假设。她今年二十二岁,有朝一日会很快找到一份全职工作,拿最低工资,这是一个慷慨的假设,但是拉夫特也愿意承认。她要戒酒戒毒,就业期间不得怀孕,又一个好心的假设。她边就业边接受培训,然后换个工作,薪水是原来的两倍,保持这份工作直到六十五岁。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把她一生的收入折合成现在的美元,拉夫特得出的数字是五十七万美元。没有外伤也没有烧伤,没有任何痛苦,他们在梦乡中死去。为了了结这场官司,洗刷公司的名声,公司慷慨地补偿每个孩子五万美元,再加上朗蒂的工资损失,赔偿总额为七十七万美元。“这个数字不够,”莫迪凯道,“单为一个孩子我就能从陪审团那儿拿到这个数。”他们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他接着几乎对拉夫特精心准备的摘要中的每一点都提出了异议。他不管达拉斯或西雅图的陪审团是怎样判决的,也不管其可比性,他对奥马哈的法律程序也不感兴趣,他只知道怎样与华盛顿的陪审团打交道,这才是事情的关键。如果他们以为只花这点钱就能过关,那他该走了。拉夫特在找莫迪凯话中的漏洞时,阿瑟重申了自己的立场。“这事好商量,”他忙不迭地说,“这事好商量。”他们的调查摘要中有意避开了惩罚性损害赔偿,莫迪凯指明了这点。“一个富有公司的富有律师故意纵容非法的疏散行为,而这么做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我的当事人被抛向街头,活活冻死,坦白说,先生们,这个案子难道不应科以惩罚性赔款吗?这里是华盛顿。”“这里是华盛顿”只意味着一件事:黑人陪审团。“我们可以商量,”阿瑟重复道,“你预想中的数字是多少?”我们曾讨论过第一次的开价数,在诉状中我们索赔一千万,这个数字不是天价,否则的话赔偿额会高达四千万或五千万甚至一个亿。“每人一百万。”莫迪凯道。他的话重重落在红木桌面上。坐在另一侧的人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但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五百万?”拉夫特问,声音几不可闻。“五百万,”莫迪凯大声道,“每个受害者一百万。”四个人突然意识到手中拿着记事簿,每人都写下几行字。过了一会儿,阿瑟重新分辩说我们的索赔理由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天气的影响——暴风雪——是造成死亡的部分原因,随后是关于天气的一通长篇大论,莫迪凯打住话头道:“陪审团成员知道二月份还下雪,二月份仍很冷,二月份有暴风雪。”在整个会谈中,只要他一提起陪审团,对方总有短暂的沉默。“他们对庭审怕得要命。”他告诉我。他对他们说,我们索赔的理由经得起他们的反驳。不管是出于蓄意而为,还是由于严重的疏忽,驱逐住户的行为终归发生了。我们的当事人被迫在二月里流落街头,无处藏身,这是可以预见的后果。他可以向任何地方的陪审团陈述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但对华盛顿的正直的公民来说就更有说服力了。在索赔上没占到上风,阿瑟转而打出了他们的王牌——我。具体说来就是我从钱斯的办公室窃取文件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是明知故犯。他们的立场很强硬,他们愿意庭外和解,可对我的不道德行为却绝不放过。“他们要怎样?”我问。“吊销执照两年。”莫迪凯沉重地说。我说不出话来。整整两年,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对他们说他们疯了,”他说,可是语气不如我期待的那样强硬,“绝对办不到。”我还是无言以对,只是心里不断重复着:两年,两年。他们在赔偿金额上又交锋了几次,但分歧太大,事实上他们什么协议也没达成,只是同意尽快再举行会谈。莫迪凯最后交给他们一份即将起诉的马奎斯-迪斯诉状的复印件。诉状上列出了相同的三名被告,要求就他被非法驱逐出户赔偿微不足道的五万美金,莫迪凯向他们保证以后还有。我们的真实计划是每周起诉两件,直到所有的被驱逐人都得到赔偿。“你准备把这个透露给报纸吗?”拉夫特问。“为什么不?”莫迪凯道,“一经起诉它自然成为公共记录。”“不错,不过,我们已经受够了媒体的攻击。”“是你们先挑起事端的。”“什么?”“你们泄漏了迈克尔被捕的消息。”“我们没有。”“那么《邮报》上怎么会登出他的照片呢?”阿瑟一句话就让拉夫特闭上了嘴。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紧盯着墙一个小时才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来,公司愿意出一大笔钱来避免两件事:一是进一步的名誉损失;二是对簿公堂所引起的严重经济损失。如果我交出文件,他们就不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一切都会画上圆满的句号,只是公司要惩罚我解解心头之恨。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个仅是个叛徒,而且是整个事情的罪魁祸首。正是因为我才使他们深藏不露的丑事曝了光。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丢脸就足以让他们恨我,而要让他们与心爱的美元作别则点燃了他们复仇的火焰。我做这一切全凭内部情报,至少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显然不知道赫克托在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我偷走了文件,找到了我需要的全部证据,构想出这件诉讼。我是犹大,我理解他们,尽管不无遗憾——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星期六晚,三月份的第一天。年轻,无家室拖累,虽然肯定不如我以前那样富有,但也不至于囊中如洗。满满一衣橱的好衣服,还没穿过。全城一百万人口中,美女如云,她们被吸引到这个政治权力的中心;据传她们很愿意逢场作戏。我独自呆在家中,比萨饼佐以啤酒,观看电视中的大学篮球赛,心中倒也自得。今人晚上我要是去公共场所,保准会有人不客气地问我:“嗨,你不就是那个被抓的人吗?今天上午的报纸上登了。”我打电话给露比,看她有没有呆在室内。电话铃响了八次她才接,我差点吓坏了。她过得很好,冲了一个长淋浴,吃了很多糖果,不停地看电视。她没离开过房问。她在二十英里之外,那个小镇在州与州交界的地方,地处弗吉尼亚州的乡村。我和她都不认识人,她没法得到毒品,我再次为自己的决定而得意。在杜克-卡罗琳娜节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放在塑料储物箱上比萨饼旁的手提电话响了,吓了我一跳。一个非常柔和的女声道:“哈-,狱中鸟。”是克莱尔,语调平和。“哈。”我边答边拧小了电视的音量。“你还好吗?”“我很好,你呢?”“我也很好。我在今天早晨的报纸上看到你的笑脸啦,我正为你担心哩。”克莱尔只看星期天的报纸,现在她看到了那篇关于我的报道,一定有人看到了转告她。也许正是上次接电话的那个热心的医生。她今天晚上也像我一样独自一人吗?“这是一种体验。”我说,接着告诉她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加斯科开始,到我被释放为止。她想找个人讲话,当我缓慢地叙述我的遭遇时,我意识到她确实是独自一人,也许是百无聊赖,也许是寂寞难耐。也许她真的为我担心,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这件事究竟有多严重?”她问。“严重盗窃罪最多可判十年。”我表情严肃地说。我喜欢被她牵挂。“但我不害怕。”“那只是一份文件,对吗?”“对,那不能算是盗窃。”当然是,但我心里不愿承认。“他们会吊销你的律师执照吗?”“会,如果盗窃罪名成立的话。执照自然会被吊销。”“太可怕了,迈克。那你怎么办呢?”“坦率地讲,我还没想过。那不会发生。”我说的完全是实话,我还没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也许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我目前无暇顾及。我们礼貌地询问对方家人的近况,我还记得她的哥哥詹姆斯,以及他的恶性肿瘤病。他正接受治疗,她的家人感到乐观。我谢谢她打电话来,而且互相承诺要保持联系。我把电话放在原处,盯着没了声音的电视屏幕,心中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想她。露比冲澡后穿上梅甘昨天给她的新衣,显得容光焕发。她住的旅馆房间在底层,房门正对停车场。她正等我。她走进阳光,紧紧地拥抱我。“我成功了!”她满面笑容地说,“二十四小时内我没吸毒!”我们再次拥抱。一对六十几岁的夫妇从邻近的房间走出,愕然地看着我们。天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我们返回市区,到“内奥米之家”去。梅甘和别的工作人员正等我们的消息。当露比宣布她成功后,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小小的欢呼。梅甘告诉过我第一个二十四小时最值得庆祝。今天是星期天,一个本地的牧师过来组织《圣经》学习。妇女们集中在大厅内唱圣歌,做祈祷。我和梅甘在花园里喝咖啡,计划着露比的下一个二十四小时。除了做祷告,露比还得经过两次大剂量的疗程。但我们并不十分乐观。梅甘生活在瘾君子中间,她知道只要露比一回到街头肯定会故态复萌,她见得太多了。让露比再多住几天汽车旅馆,我还能付得起账,而且我也愿意付这笔钱。但我下午四点要动身去芝加哥,去找赫克托,也不知道会在那儿呆多久。露比喜欢汽车旅馆,她表现出一副依依不舍的神情。我们决定一次只考虑一天的安排。梅甘开车送露比去那个郊区旅馆,由我付账,让她在那儿过夜,星期一早晨梅甘再把她接回,然后我们再考虑下一步做什么。与此同时,梅甘要承担劝说露比离开街头的任务。她的第一站是戒毒中心,第二站是妇女临时避难所,她要在那儿呆六个月,系统接受生活指导,技能培训和康复治疗。“二十四小时只是一大步,”梅甘道,“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匆匆告辞了。她邀我回来共进午餐,就在她的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要讨论重要的事情。她的眼睛暴露了一切,在她火辣辣的目光逼视之下,我只得应允。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总是坐头等舱,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住四星级宾馆,吃在豪华餐馆,在乘车上更挑剔、更讲究,非林肯不坐。所有的出差费用都摊在客户头上。既然客户享受了世界上最好的法律服务,他们对这种要求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在去芝加哥的航班上,我选择了经济舱,临登机前才订好座,因此座位在令人不快的中间座位。靠窗的位子被一个膝盖有篮球那么大的魁梧的男人占了,靠中间过道的是一名十八九岁的浑身散发着气味的年轻人,一头漆黑的头发理成印第安人的发式,头上缀满了奇形怪状的黑色的皮革和闪亮的金属片。我缩着身子,闭着眼睛度过了两个小时,也不去想那些坐头等舱的不可一世的家伙们。以前我也享受过那样的待遇。这次出行直接违反了我的保释协议——如果没得到大法官的允许,我不能离开华盛顿。但我和莫迪凯都认为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违反,只要我返回就不会有不良后果。在欧海尔机场,我叫了一辆计程车。我让车驶向闹市区的一家廉价旅馆。索菲亚没能找到帕尔马一家的新住址。如果我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分部找不到赫克托,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芝加哥分部拥有一百零六名律师,在规模上仅次于华盛顿和纽约。房地产部尤其庞大,总共有十八名律师,比华盛顿分部还多。我猜这就是把赫克托送到芝加哥的原因——容易安插。这里有足够的工作要做。我依稀记得在我工作后不久德雷克和斯威尼就兼并了芝加哥一家颇为兴旺的房地产公司。星期一早晨七点刚过,我来到了“联合生命大厦”。天空灰蒙蒙、阴沉沉的,从密执安湖面上吹来了一阵刺骨的寒风。这是我第三次来芝加哥,前两次的天气也是如此阴冷。我要了咖啡和报纸,用报纸遮脸,我在一楼大厅的角落里找了一张桌子,那里是绝佳的观察点,自动扶梯可以把人送到二楼、三楼,在那里有许多部电梯再把人送到高层。七点三十分,一楼大厅里挤满了忙碌的人们。八点钟,我喝完了第三杯咖啡,振作精神,随时期待着那个人的出现。自动扶梯上装满了上百名的经理、律师、秘书,所有的人都裹在厚厚的大衣中,外表极其相似。八点二十分,赫克托-帕尔马从大厦的南边走进大厅,和其他的上班族一样行色匆匆。他用手梳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径直走向扶梯。我尽量装做不经意的样子,走向另一部扶梯,放慢自己上楼的脚步。我瞥见他拐过墙角,在等电梯。绝对没错,是他,我决定不再心存侥幸。我的猜想没错,他是连夜从华盛顿转移到芝加哥的,在这里他易于监视,用更多的钱收买他,如果必要,再威胁威胁他。我知道他办公的地点,也知道接下来的八到十个小时内他不会离开,在二楼大厅,湖面的美景一览无余,我给梅甘打了电话。露比又成功地度过一夜,现在她已挨过了四十八小时了,还要继续观察。我也给莫迪凯打了一个电话,向他报告了我的发现。根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手册,芝加哥分部房地产部有三个合伙人。大厅中的大厦指南上列出了他们的名字,全都在第五十一层,我随意挑了一个:迪克-海勒。九点钟,我乘电梯来到第五十一层,走下电梯看到了熟悉的场景——大理石铺地、金字招牌、胡桃木家具、嵌入式的灯具、精致的地毯。我从容地走向迎宾台,目光四处搜寻着洗手间,可惜没发现。她戴着耳机正在接电话,我锁紧眉头,装出一副痛苦万状的样子。“先生?”在接电话的间隙她面带笑容地招呼我。我咬紧牙关,深吸一口气道:“我约了迪克-海勒九点钟见面,但我好像病了,可能我吃的东西有问题,我能用一下洗手间吗?”我捂住腹部,合拢双膝,我的样子使她相信我快吐出来了。笑容消失了。她猛地跳起来,指向一边:“就在那边,转过墙角,向右。”我已经挪动双脚,弯下腰来,好像随时都会吐出来,“谢谢。”我挤出两个字来。“你要帮忙吗?”她问。我摇摇头,痛苦得说不出话来。转过墙角,我低头进了男厕所,把自己锁进小隔间,在那里等着。看情形她的电话很多,她不会有空想到我。我穿得就像大公司的律师,外表不会露出破绽,十分钟后,我走出男厕所,离开迎宾台沿着大厅向前走去,在第一个空桌子上我随手从叠好的文件中抓了几张,边左边在上面胡乱地与着,装出一副有要事要办的样子,我的目光投向四面八方——门上的名字,办公桌上的名字,忙得抬不起头来的秘书,长着灰白头发只穿衬衫的律师,虚掩着门的正在打电话的年轻律师,敲键盘记下口授内容的打字员。这一切是如此的熟悉!赫克托有一间小小的单独办公室,四处看不到他的名字。我从半掩着的门看到他,抢身而入,“砰”的一声关上门。他吃了一惊,几乎要跳起来,举起双手,好像有人拿枪对着他。“怎么回事?”他叫道。“你好,赫克托。”没有枪,没有突袭,只有一段糟糕的回忆。他把双手放到办公桌上,竟然笑了,“怎么回事?”他又问道。“在芝加哥过得怎样?”我问,一屁股坐到办公桌上。“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狐疑地问道。“我应该问你这个问题的。”“我来工作。”他说着搔了搔头皮。在离地向五百英尺的高处,被塞进一个没有标记没有窗户的小房间,被那么多大人物隔离开来,他还是被他唯一不想见的人找到了。“你是怎样找到我的?”他问。“这很容易,赫克托,我现在是一名贫民律师,既老练又聪明。你再躲一次,我还能找到你。”“我不想再躲了。”他移开目光。这不仅仅对我一人有好处。“我们明天就要起诉。”我说,“被告是河橡公司、TAG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你无处藏身。”“谁是原告?”“朗蒂-伯顿和她的家人。随后,我们会找到其他的被驱逐户,把他们追加为原告。”他闭起双眼,使劲地压着自己的鼻梁。“你还记得朗蒂吧?她是那个与警察冲突的年轻母亲,当时你正执行公司的命令。你看到了一切,你也知道那样做是违法的,因为你知道真相。你知道她付房租给甘特利。你把这一切都写进了备忘录,就是一月二十七日的那份。你把备忘录按顺序归档,你办妥了这一切,你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知道布雷登-钱斯会瞅准机会把它抽走,他确实这么干了。这就是我到这里来的原因,赫克托。我想要一份备忘录的复印件。那份文件的其余部分我都有,它即将被公开。现在我要那份备忘录。”“你怎么会认为我有呢?”“你要是不留一份才怪呢,你知道钱斯会抽走原件,以掩盖他的过失。现在他就要暴露了,别与他一起完蛋。”“那么我到哪里去呢?”“哪儿都去不了,”我说,“你无处可去。”他知道这个结果。既然他知道真相,他必须在某个时间以某种方式作证,他的证词会毁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还有他自己。整个事件的发展会不出我和莫迪凯所料,我们手中已有几名证人。“如果你给我备忘录,”我说,“我不会说出它的来源,我也不会让你出庭作证除非迫不得已。”他摇摇头,“我可以不讲真话。”他说。“你当然可以那样,但你不会,因为你会因此而被捕,你的备忘录先归了档,然后才被抽出,这一点很容易证明。你不能否认你写过备忘录,我们会找到被你赶出的人,让他们作证,他们会在全由黑人组成的陪审团前澄清事实。而且我们已经和一月二十七日陪你去执行任务的那名保镖谈过。”每一句话部像一记重拳正中他的下巴,赫克托堕入彀中而不自知。事实上,我们并未找到那名保镖,文件中也没提及他的名字。“别想说假话了,”我劝道,“那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赫克托本是个至诚君子,毕竟是他暗中提供给我被驱逐者的名单,偷愉塞给我窃取文件的钥匙。他有灵魂和良心,躲在芝加哥,逃避过去也非他所愿。“钱斯告诉他们真相了吗?”我问。“不知道,”他答道,“不过我怀疑他没有。那样做需要勇气,而钱斯是个懦夫……他们会解雇我。”“有这个可能,但你可以痛痛快快地告他们。我替你办妥这件事,我们会再次起诉他们,我不会收你一个子儿。”门上响起了敲门声,吓了我俩一大跳,我们的谈话及时地改变了话题。“请进。”他说,一名秘书进来了。“派克先生在等您。”她说着上下打量着我。“我马上来。”赫克托道,她慢慢退出,让门半开着。“我得离开了。”他说。“没有备忘录的复印件我不会走。”“中午在楼前的喷泉边等我。”“好的。”我通过大厅时向那位接待小姐眨了眨眼,“谢谢,”我说,“我现在好多了。”“别客气。”她答道。从喷泉沿林阴大道向西走,我们来到一家犹太熟食店,排队买三明治时,赫克托递给我一个信封,“我有四个孩子,”他说,“请保护我。”我接过信封正要开口,他后退,转身消失在人群中。我看见他挤出大门,从熟食店前经过,大衣领子竖起来罩着耳朵,几乎是跑着摆脱了我。我也顾不上吃午饭了。我步行通过四个街区,赶到宾馆,结账出门,把随身物品塞进一辆计程车,我压低身子在汽车后座上坐下,锁上车门,计程车司机昏昏欲睡,这世界上没人知道我此时身在何处。我打开了信封。备忘录的格式是典型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风格,在赫克托的电脑上打出,文件上有客户代号、文件号码,左下角用小号字体印着日期,日期是一月二十七日,由赫克托,帕尔马呈交给布雷登-钱斯,是有关河橡/TAG公司清理非法住户和佛罗里达街仓库财产的备忘录。那天赫克托在一名武装保镖的陪同下去仓库执行任务。保镖名叫杰夫-麦凯尔,洛克-克里克保安公司派出,他们上午九点十五分到达,中午十二点三十分离开。仓库共三层,赫克托注意到第一层有非法占住者,第二层无居住痕迹。在第三层,他看到了垃圾,旧衣服,还有几个月前火堆的残烬。在第一层的西端,他发现了十一间临时公寓,用胶合板和石板草草搭就,未经油漆,但明显系同一人在同一时间所建,建房者也想使房子错落有效。从外面看每间公寓的面积大致相等,赫克托无法进入。每扇门也相同,由一种轻型的中空的合成材料也许是塑料制成,门上装有球形把手和暗锁。浴室很脏,有人用过,最近一段时间内没人修过。赫克托遇到过一个自称叫赫尔曼的男人,赫尔曼无意交谈。赫克托问他公寓的租金,他什么也没说,只说他是擅自占住的,有穿制服的武装保镖在场,他不敢多说。在仓库的东端发现了十间同样结构的公寓。孩子的哭闹声把赫克托吸引到其中一扇门前,他让保镖退后,不要让人注意他。听到敲门,一名年轻的母亲前来开了门,她抱着一名婴儿,还有三个围在她腿边。赫克托告诉她他为一家法律公司工作,这座仓库已经易手,几天之内她就得搬离,她起初说自己是擅住的,但很快就破口大骂起来,这是她的公寓,她从一个名叫约翰尼的男人那里租下了它,他每月十五号左右来收一百美元,没有任何收据,她不知道谁拥有这座仓库,约翰尼是唯一的联络人。她已经住了三个月了,离开这个地方就无处可去,她在一家杂货店里工作,每周二十个小时。赫克托让她收拾收拾准备搬家,仓库十天内就会被夷为平地。她悲愤欲狂。赫克托进一步用言语激她,问她有没有付房租的证据。她从床下找出钱包,递给他一张纸条,那是一张杂货店收银台的清单,清单背后有一行潦草的字迹:今收到朗蒂-伯顿一百美元房租,一月十五号。备忘录的正文有两页,但附了一张几乎不可读的收据。那是赫克托从她那儿拿来的,复印后将原件附在备忘录后。虽然字迹潦草,拼写有错误,复印效果不佳,但这张收据足以作为证据。我一定是忘乎所以,弄出了一些声音,以至于司机扭头在后视镜中观察我,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份备忘录十分清楚地记录了赫克托的所见所闻。文件中没有结论,也没有对他上司的提醒,他当时一定这么想:前面就是火坑,看你们会不会往里跳。他只是一个职位低微的律师帮办,无权建议或提出自己的主张,更无权阻止一桩交易。在欧海尔机场,我把备忘录通过传真发给莫迪凯,如果飞机失事,或者我受到袭击,或者文件被窃,我想在十四街律师事务所保留一份——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我们不知道朗蒂-伯顿的父亲是谁,也许这世界上压根儿就没人知道,她的母亲和弟弟又都在狱中。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做出一个巧妙的决定,绕过伯顿一家,为他们请一个财产管理人,让他充当我们的当事人。星期一早晨我在芝加哥时,莫迪凯去了特区家庭法院,请求法官指派一个临时受托人,充当朗蒂-伯顿和她孩子的遗产监护人。这是私下里的一种例行公事。那位法官与莫迪凯相熟。申请很快被批准了,这样我们有了新的当事人,她的名字叫威尔马-费伦,是一位社会工作者,莫迪凯与她相识,她在诉讼中所起作用有限,如果我们索赔成功,她只能分得一小部分。从经济角度看,科恩信托行管理不善,但对一个非赢利性的律师事务所来说它却有着巨大的约束力。伦纳德-科恩当过律师,明显对细节有着强烈的兴趣,我们事务所对非法造成的人身伤害或死亡科以人身意外罚款也不算逾规,虽然这种做法为信托行所不喜。罚款的最高限额不超过赔款的百分之二十,而标准的收费额是三分之一。按惯例刑事案的律师要收取百分之四十。在百分之二十的罚款中,律师事务所可以保留一半,剩下的百分之十归信托行所有,十四年来,莫迫凯曾接过两件这样的案子。第一件因为陪审团的原因而输了官司;第二件是替一个被公交车撞了的无家可归的女子打官司,以获得十万美元的赔偿而告终。他为事务所净赚一万美元,用这笔钱添置了电话和电脑。法官勉强同意了百分之二十的合同,我们准备起诉。篮球赛于七点三十五分开始——乔治顿对叙拉库斯,莫迪凯好不容易才搞到两张票,我所乘的航班六点二十到达国家机场,三十分钟后我与莫迪凯在兰多佛的国家机场东出口处见了面,我们身边有将近两万名球迷。他递给我一张票,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厚厚的未拆的挂号信,收信人是我,发信人是华盛顿律师协会。“今天到的,”他说,清楚地知道信的内容,“我在座位上等你。”他消失在一群学生中。我撕开信封,在外面找了一个光线足的地方看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那帮朋友正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我。这是上诉法院发出的一封正式指控信,谴责了我的不道德行为。指控的内容占了三页,其实一段完全够了,我偷走一份文件;我违反了保密法;我道德败坏;因此必须永远取消我的律师资格,或中止律师资格若干年,或予以公开惩戒,因为失窃的文件尚未追回,事情很紧急,所以调查和一切手续应从速办理。信封中还有一些通知、表格等其它文件,我看都没看。这令我震惊,我背靠着墙稳定一下情绪,整理一下思路。是的,我早料到他们会有这一手,如果认为公司不会通过所有的渠道来索回文件,那也太不切实际了。但我以为我的被捕会稍稍平息一下他们的怒气。现在看来错了,他们要的是血。这是一家典型的大公司,手段强硬,要将对于赶尽杀绝,这一点我再了解不过了。他们不知道明天上午九点我将亲手将他们送上法庭,控告他们非法造成了伯顿一家的死亡,并索赔一千万美元。据我估计,他们再没有什么招数来对付我了,不会再有拘捕令,不会再有挂号信,所有的东西都摆到桌面上来了,所有的道儿都划下了,手中拿着信,我心中竟然有一丝如释重负的感觉。同时我心中也有一丝恐惧。十年前我就入了法学院,从没认真考虑过别的行当。如果被吊销了执照该怎么办呢?可是索菲亚不是也和我一样,没有律师执照吗?莫迪凯在看台的入口处接我,我讲了控告信的大致内容,他安慰了我几句。比赛确实精彩激烈,然而我们的首要目的不是看球。杰夫-麦凯尔在洛克-克里克保安公司只是业余兼职,他也担任球场的保安工作。索菲亚白天已把他的情况摸清楚。我们猜想他肯定在那一百名穿制服的保安之中。保安们正四处巡逻,免费观看比赛,他们的视线在女大学生身上溜来溜去。我们对他是老是少、是白是黑、是胖是瘦一无所知,所幸的是保安在左上口袋别有胸牌。我们在座位之间的通道上以及各个入口处来回搜寻。半场休息前,莫迪凯终于发现了他,他在第四入口处无意中撞见了一个搔首弄姿的女检票员,而那个地方我已检查了两遍。麦凯尔身躯庞大,白皮肤,长相平平,年龄与我相仿,他的脖子和胳膊都很粗,胸膛厚实饱满,我和莫迪凯商量了几句,决定还是由我出面较好。我用两根指头夹住名片,不慌不忙走向他,自报家门。“麦凯尔先生,我是迈克尔-布罗克,律师。”他不解地望了我一眼,默默地接过名片。我打扰了他和那位检票员的调情。“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我用审讯杀人犯的口吻问道。“你可以问,我可以不回答。”他向那个检票员眨眨眼睛。“你有没有为本市一家大的法律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干过保安工作?”“有可能。”“有没有帮他们疏散过住户?”这句话击中了要害,他的脸色立即变了,一切都明白了。“我不这样认为。”他说着扭开了头。“你肯定吗?”“不,答案是不。”“你没有在二月四号帮他们驱赶一座仓库中的住户?”他摇摇头,咬紧牙关,闭起眼睛。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已警告过他,或者多半威胁过他的雇主。至少麦凯尔被吓得面无人色。那位检票员正全神贯注于她的指甲。他们把我赶开。“迟早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我说。他下巴的肌肉抽搐着,但仍一言不发。我不准备逼他太甚,他言辞不善,盛怒之下会饱我以老拳,把我这个无足轻重的贫民律师放倒。两个星期以来,我受的伤也够多的了。下半场比赛我只看了十分钟。离开时背上一阵痉挛,那是车祸留下的后遗症。又为露比选择了一家地处贝塞斯达市北郊的新的汽车旅馆,仍然是每晚四十美元。三个晚上过后我再也负担不起这种独居疗法的费用了。梅甘认为让露比回家的时候到了。如果她决意戒毒,她必须过了街头这道难关。星期二早晨七点半,我来到旅馆的二楼敲她的门。梅甘告诉我露比住220房问。没人应门。我又敲了几次,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门锁着,我来到前台,让服务员打电话到220房间,还是没人。没有人结账离开,也没听说有异常事件发生。我召来一位经理助理相间,并使她相信情况确实紧急。她叫来一名保安,于是我们三个人上楼查看,一路上我向她解释我们正帮露比戒毒,因此房间不是以露比的名字登记的。她得知我们把她的旅馆作为戒毒场所颇为不悦。房间里空空如也,床上纹丝未动,显然夜里没人住,一应物品均未挪位,也无一件她的物品留下。我谢过他们后离去,这家旅馆距我们办公室至少十英里,我打电话提醒梅甘,然后驱车在拥挤的车流中奋力向城里赶。八点一刻时路遇红灯,我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索非亚有没有见过露比,她说没有。诉讼条款简短而有力,作为朗蒂-伯顿和她的孩子的遗产监护人,威尔马-费伦将起诉河橡、德雷克和斯威尼、TAG三家公司,状告他们蓄意非法驱逐住户。案子条理清晰,因果关系明显。倘若不被赶出公寓,我们的当事人便不至于流落街头;倘若不流落街头,他们便不至于丧命。道理很简单,正因为其简单才更有说服力,相信任何陪审团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由于被告的疏忽或故意的举动而导致的死亡是可以预见的。厄运降临在那些漂泊街头者的头上,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单身母亲,什么都有可能在她们身上发生。非法将他们赶出家门,如果他们遭遇不测那么你得付出代价。我们也曾考虑过为那位“先生”的死讨个公道,他也属于被驱逐者一员,但他的死不能算做可预见的死亡。挟持人质、被击身亡不足以构成民事案中的一环,况且,陪审团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好感,我们只好让他长眠于地下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会立即敦请法官催促我归还文件,法官很可能会同意他们的请求。我如交出文件就等于自认有罪,我的律师执照会被吊销,而且,被窃文件不能用作证据。星期二我和莫迪凯将起诉书的终稿浏览了一遍,他再次问我足否愿意打这场官司,为了保护我,他愿意彻底放弃这个案子,我们曾反反复复商量过这件事。我们甚至有过这样的打算:暂且放下伯顿的案子,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讲和,洗刷我的罪名,待一年后事情稍稍平息,再把案子悄悄转给莫迪凯的朋友,这个主意不算高明,我们刚一有这种念头就把它否定了。他在诉状上签了名,我们动身去法院,他开车,我把诉状又看了一遍,离法院愈近,我感到手中的诉状愈沉。庭外和解是关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极注重自身的形象,以信誉可靠、服务上乘而著称。案件如曝光则必然使它的声誉受损。我了解这帮精英律师的心思和禀性,他们推崇从不出错,如果被识破了,他们肯定会气疯的。他们向来是一面大把捞钱,一面奢求树立同情弱者的形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错了,尽管我怀疑它还不清楚错误的严重性。我想象着布雷登-钱斯此刻一定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内,战战兢兢地祷告,希望自己能逃过此劫。但是我也错了。也许我们双方都作些让步,达成协议,如若不然,莫迪凯就有幸将这个案子很快交给一个友善的陪审团去审,并向他们索取高额赔偿;公司也会将我告上法庭,让我付出惨重的代价,后果不堪设想。伯顿一案永远不会对簿公堂。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特区的陪审团,稍一受挫就会使他们争相谋求减少损失的法子。亚伯拉罕的大学同学蒂姆-克劳森是《邮报》的记者,正等在法官办公室外,我们给了他一份诉状副本。莫迪凯提交原件时他看完副本,随即向我们提问。我们自然是有问必答,但要求他不得发表。伯顿一家的惨剧很快成为华盛顿的热门政治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舆论大哗,市当局各部门的头头互相指责,中议会指责市长,市长反过来指责市议会和国会。众议院的一些右翼分子早就心怀不满,这次终于逮着机会,将市长、市议会和市当局一占脑儿给骂了。将这个案子归咎于少数富裕的白人律师,这本身就是极好的新闻素材,人如其名,克劳森冷酷无情、尖酸刻薄①,再加之他在新闻界浸淫有年,所以对这件事表现出空前高涨的热情。①克劳森的英文为“Claussen”,与英文“callous”音形相近。“callous”有“对别人的感受漠不关心”之意。新闻界对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狂轰滥炸并未使我良心上感到丝毫不安,我只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上周我被捕的消息就是他们透露的。我能想见当时拉夫特和他那帮讼棍们兴高采烈地围坐一桌。对!把他被捕的消息透露给媒体;不仅如此,最好再提供一张他的照片,他们以为这样做会使我难堪,羞辱我,让我内疚,迫我交出文件,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了解他们的心思,知道这套游戏是怎样进行的。我知道怎样应付记者——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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