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信息公开 2019-08-22 09:02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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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薄熙来没有自首新亚洲彩票平台:

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国营941厂翻译员卢援朝充当外国间谍,窃取我国重要绝密情报一案,经南州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本院审查确认,卢援朝充当外国情报机关特务,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夜间,撬开国营941厂总工程师江一明的住宅,非法窃取我国防工业绝密情报,危害了国家安全,后果是严重的,已经构成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卢援朝犯罪事实如下: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卢援朝以串门拜客为借口,在国营941厂总工程师江一明家中窥见江一明记载有关我国防工业重要绝密材料的工作笔记本之后,遂起意窃取,并在临走前暗中拉开江家洗漱间窗户的插销,为行窃做了准备。当天夜里二十三时左右,卢援朝乘江一明未在家中过夜的机会,携带外国特务机关提供的微型红外线夜视照相机,从洗漱间窗口潜入江家,撬开存放笔记本的抽屉,窃拍了江一明的工作笔记本,并将与笔记本置于一处的肆拾元人民币同时窃走。根据941厂技术部鉴定,被窃拍的笔记本所记载的内容为国家绝密级文件材料。根据南州市公安局的勘查、调查、鉴定和证人的揭发检举,以及从卢援朝家中起获的特务用具等大量确凿可靠的人证物证,本院确认:卢援朝触犯了《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四条,第六条,犯有反革命间谍罪,结合犯有盗窃财物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院依法提起公诉。被告人卢援朝,男,现年31岁,河北省保定市人,汉族,大学文化程度,捕前任国营941厂技术部翻译员,在押。此致南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张浩明公诉人庄严有力的声音仿佛给整个起诉书的结尾打上了一记鲜明的惊叹号。他微微停了一下,向审判长行了注目礼,然后坐了下来。按照审判程序,审判长宣布开始庭审调查。“被告人卢援朝,”审判长一丝不苟地问道:“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指控你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夜间,潜入南州市941厂总工程师江一明家中,窃取国家绝密材料,你承认这一指控吗?”卢援朝用喑哑的声音答道:“不承认。”“你大声回答。”审判长要求。“不承认。”卢援朝把声音抬高了一倍。“嗡——”一片议论的声浪在旁听席上卷过。“那么你回答,那天夜里你是否去过江一明的家?”“江一明的家我是那天下午去的,是和我女朋友施季虹一起去的。晚上大约七点多钟我们同江总工程师一块儿离开那里,然后我就没有再回去过。”这段话大概在预审中讲过很多遍了,所以他回答得十分流利。“那天晚上七点半钟到十二点钟你在什么地方?”“回家睡觉,我经常不到九点钟就睡觉了。”部分旁听者发出轻轻的哗笑声。公诉人举起了一只手,要求插话。“审判长,被告人十一月十六日夜间潜入江一明家进行犯罪,是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的。我建议法庭宣读有关的证据,并传唤证人出庭作证。”审判长微微点头,然后说:“现在宣读南州市公安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现场勘查记录。”审判员左侧边角上的书记员开始宣读,周志明对现场勘查记录已经背得烂熟了,他毫不费力就能听出所读的是从哪一段落中节选出来的。勘查记录读完了,又读了刑警队调查鉴定材料中关于卢援朝的那一部分,读完,审判长问:“被告人卢援朝,以上证据材料说明从现场出入口到现场中心,都有你的鞋印和指纹,你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用不着解释,这都是我下午串门的时候留下的,夜里我确实没有去。”“那天晚上你在家睡觉,是否可以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呢?”“证据?我没有什么证据。对了,我弟弟跟我睡一间屋子,你们可以叫他来问。”审判长似乎早就预料到他会这样说,“传证人段兴玉出庭作证。”她把目光向审判席左侧移去。段兴玉步态从容,从左侧门走向证人席。“证人,通报你的姓名和职业。”“段兴玉,南州市公安局科长。”审判长面向证人席,“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在法庭上应当如实提供证言,有意做伪证或者隐匿证据的都要负法律责任,你听清了吗?”“听清了。”“现在你把十一月十六日夜间被告人是否具有作案时间的问题,如实向本庭提供证言。”段兴玉耽了一下,说:“根据我们的调查,十一月十六日晚七点半钟,卢援朝离开江一明家,七点五十分左右回到自己家里。晚九点钟和他住同室的弟弟卢跃进到杏花西里停车场替人值夜班,卢援朝独自留在屋里睡觉,所以,他是具备作案的时间条件的。”段兴玉退下了证人席。审判长问道:“被告人卢援朝,刚才证人的证言证明你弟弟卢跃进那天没有在家过夜,他显然是不能证明你当天夜里的活动的。”“我……”卢援朝的声音略略有点儿慌张,“我记不得他那天是不是替人看车子去了,平常他是睡在家里的……”“审判长,”公诉人又举起了手,“南州市公安局在依法对卢援朝的住所进行搜查的时候,当场起获特务用具,无可辩驳地证明被告人接受外国间谍机关的指使进行犯罪活动的事实,我建议法庭出示这些物证加以确认。”根据审判长的命令,法警取出微型照相机、密写药、显影药,陈示庭前,引起不少听众的兴趣,纷纷欠身翘看。审判长目光凌厉,“被告人,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在预审的时候就说过了。”卢援朝的声音很冷淡,“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也许是有人故意陷害我。”“审判长,”公诉人有些愤然了,“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被告人一味狡赖,拒不认罪,请法庭继续传唤证人出庭作证。”审判长又将目光移向左侧,“传证人施季虹出庭。”施季虹在左侧门出现了。她一身素蓝,在一名法警的指引下进入法庭,听众们的目光跟着她走向证人席。周志明却坐直了身子去看肖萌,只有他,当然只有他才能明白肖萌的那副惊怔不已的神情。他看不见卢援朝的脸,但是那上面惊呆的表情也是可想而知的。“证人,通报你的姓名和职业。”“施季虹,南州歌剧院……演员。”她答得有些口吃。审判长照例做了关于应如实作证的告知,然后说:“证人施季虹,你现在把十一月十六日夜间所见到的情况,如实向本庭提供证言。”“我……”施季虹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别的缘故,一时说不出话来,梗在那儿好半天才发出一种细弱的声音:“我是……被告人卢援朝的朋友,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就是我和他到住在我家旁边的江一明家做客的。那天晚上,我是十点多钟躺下睡觉的,可是一直到十一点多钟也没睡着,我起来倒水喝,当我走到窗户跟前的时候,突然看到对面江一明家的洗脸间的窗户开着,可里边又没点灯。我知道那几天江一明不在家住,家里是没人的。开始我还以为是晚上走的时候忘了关窗户呢,可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影从那窗户里跳出来,当时月光很亮,我看清那人原来是卢援朝。”“季虹!”被告席上的卢援朝突然叫起来,“你是在胡说,在欺骗!那个人不是我!不是我!”叫喊声引起全场哗然,审判长用尖锐的铃声盖过一片乱哄哄的议论。“被告人不要打断证人发言。”审判长严厉地注视了一下情绪激动的卢援朝,转过脸对施季虹说:“你继续讲。”“那个人是他!是他!我看得很清楚!”施季虹也失去了平静,歇斯底里地喊叫起来,“月光照在他的脸上,像死人一样白,眼镜的玻璃片一闪一闪的,他穿了件银灰色的登山服,从江一明家跳出来,就是他!就是他!”施季虹不知是激动、气愤,还是紧张,胸口剧烈起伏,急促地喘着气,几乎说不下去了。“证人,他跳出窗户以后怎么样?”审判长适时地问道。“他关好了窗子,一眨眼不见了。当时我很害怕,心慌意乱的,没看清他是怎么跑掉的。再往后,再往后,我就缩到被子里,不敢再到窗前去看。当时我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人了,是幻觉,还一直把他往好处想。可现在,事实摆在了我的面前,事实是无情的,我不能再用自我安慰来欺骗自己了,我要揭发他,他是伪君子,是特务,是特务,他是个……”审判长打断她的话:“证人,关于你看见卢援朝夜间从江一明家跳出来这件事,还有什么事实需要补充吗?”施季虹这才很疲倦地喘出一口气,摇头说:“不,没有了,我知道的都讲了,请法庭严肃处理。”“好,”审判长把脸转向右侧,“公诉人有什么要对证人问的吗?”公诉人:“没有。”审判长又转向左侧,“辩护人有什么要问的吗?”施肖萌马上欠了一下身子,声音中略略带着些紧张,“辩护人要求向证人提一个问题。”这是开庭后辩护人要求提的第一个问题,旁听者们都极感兴趣地坐正了身子,在此之前,庭审的主角地位一直是由那位公诉人占据着,而辩护人似乎早已成为数学上那种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点儿了。施肖萌把目光正对着姐姐的脸,问道:“证人,十一月十六日夜间,你从窗口望见有人从江一明家跳出来的时候,你的房间里开着灯吗?”施季虹怔了一下,旋即说:“没有。”“江一明家有灯光吗?”“没有,刚才我都讲了。”“在你家和江一明家之间有路灯吗?”施季虹眨着困惑的眼睛,隔了一下才说:“你不是都知道吗?”“证人,请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没有路灯。”“既没有任何灯光,你在黑暗中怎么能够辨认出那个跳窗子的就是被告人呢?”施季虹的口气有些不耐烦,“其实我刚才都讲过了,我是在月光下看到他的,当时月亮把外面照得很白。”施肖萌向审判长点点头:“辩护人的问题问完了。”听众席上漫过一片失望的议论声,周志明听到自己身边的一个年轻人嘟囔了一句:“这辩护人,瞎耽误工夫!”审判长示意法警把施季虹带下了场。接着,作为施季虹证词的印证和补充,审判长命令宣读了两份证明材料。一份是南州市气象台提供的关于十一月十六日夜间的天气情况——除傍晚有过一场约二十分钟的雷阵雨外,全市天气,晴。另一份周志明很清楚,就是他们提供的现场侦查实验的证明材料,这份材料证明:一、在十余米左右的距离内,在毫无人工光照的条件下,凭借月光是可以基本准确地辨别出所熟悉的人的轮廓,相貌,姿态和衣着的;二、橙黄色的尼龙绸登山服在月光下呈银灰色。这两份证据材料是对施季虹证词的强有力的支持,在听众席上引起了显著的反响。审判长令法警取出从卢援朝家里搜获的那件橙黄色的登山服,向卢援朝出示。“被告人,这是你的登山服吗?”卢援朝探着脖子辨认了一下,抬起头说:“好像是我的。”审判长不满于他的模棱两可,“你看清楚,究竟是不是?”卢援朝又辨认了一下,说:“是,是我的,可那天我根本没穿。”“嗡——”听众们显然对他的一味否认不满意了,卷起一片嘲笑的声音。审判长简短地向身边的两位陪审员征询了一下,断然宣布庭审调查结束。审判程序进入了法庭辩论。公诉人发言,他的辞色都是踌躇满志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我的话很简短,从刚才庭审调查中所看到的大量人证物证上,足以说明被告人犯有起诉书中所提出的罪名,被告人在事实面前拒不认罪,企图逃避法律制裁完全是徒劳的。被告人接受外国特务机关的任务,出卖祖国、背叛人民,罪行是重大的,后果是严重的,为了保卫国家人民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被告人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的惩罚,这是毋庸多言的。在此,我所要特别提请法庭注意的是,我国法律是包含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精神的,被告人在预审期间和刚才的法庭调查中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无理抵赖,只有负隅顽抗之心,毫无悔罪改过之意,这说明被告人犯罪的主观恶性是很大的,请法庭在量刑时考虑到这一点,从重予以惩处,我的话完了。”公诉人语句铿锵,台下有人竟忘记法庭纪律,鼓起掌来。在这种情绪气氛一边倒的局面下,施肖萌站了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了她的辩护。她拿起了写好的辩护词,又放下来,两手撒开扶在桌沿上,周志明看出来,她紧张,也有点儿激动。“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她的声音没有放开,几乎全被听众席上一片窃窃私语的声音淹没了。“肃静。”审判长短短地打了一下铃。施肖萌用力把声音放大了,露出了很清亮的本色。“根据法律规定,我受被告人卢援朝的委托,为本案担任辩护人。在开庭之前,我向人民法院了解了案情,仔细阅读和研究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并同被告人进行了会见谈话,刚才又听了法庭的庭审调查,现在,根据事实和法律,我就此案提出辩护意见如下:……”她略略停顿了一下,接下去说:“我认为,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所使用的主要证据是虚假的,对本案被告人的指控是不能成立的,被告人是无罪的!”这一段石破天惊的开场白,像是在滚油锅里浇了一瓢冷水,顿时引起满场轰然大哗,好半天,审判长才想起打铃来压制沸腾的喧声。听众的强烈反响,不但没有使施肖萌惊惶,反而像给她注射了一支镇定剂,至少,她已经牢牢把全部听众,连同整个审判席都吸引了!乱哄哄的人声静下来,仿佛只用了几秒钟就静得连一声轻轻的咳嗽都能传遍全场,在鸦雀无声的大厅里,只留下她金属般的声音。“审判长,人民陪审员,为了论述我的结论,请允许我对今天法庭调查的全部证据做一个简单扼要的分析。“第一,南州市公安局的现场勘查采取到了被告人的鞋印和指纹,这是不错的,但是被告人在发案的当天下午曾有正当原因去过现场,一直到晚上七点半钟才离开。而现场勘查记录并不能肯定地确认,在这些鞋印、指纹中,确有一部分是在晚七点半以后留下的,因此,刚才宣读的现场勘查记录只能是一个间接证据,不能单独发生法律效力;第二,证人段兴玉关于被告人的弟弟十一月十六日夜间,因在停车场值班而未在家中过夜的证词,只能证明被告当晚具备作案的时间条件,并不能得出他一定作案的结论,这是显然的;第三,刚才在法庭上展示的特务用具,虽然是在被告人家中搜出,但并不能绝对排除他人陷害的可能性,因此严格地说,也没有独立的证明力。”她收住话头,身上的紧张感不但早就荡然无存,甚至于还显出了一些轻松潇洒的风度来。她把目光在哑然无声的大厅里环视一下,继续说下去:“那么,能够维系公诉人指控的,能够把这些不肯定或者不自立的证据联结成一条完整锁链的那个主要的、核心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证人施季虹刚才当庭所做的证言。证人施季虹在十一月十六日夜间十一点半钟左右,亲眼目见被告犯下起诉书中所指控之罪。我承认,这一证言与其他证据之间并无矛盾和逻辑上的其他混乱,我所要提出的问题是,假如这个核心证据不过是一纸谎言的话,那么仅仅依靠其他那些先天不足的证据,难道还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吗?结论显然是否定的。好,下面就让我来证实我的假设。“审判长,人民陪审员:证人施季虹在证词中几次谈到,在她家与江一明家之间没有路灯,两家的屋里都没有开灯;公安局的侦查实验记录也说明了当时的犯罪现场没有任何人工光照,施季虹仅仅是在月光下发现被告从江一明家的窗子里跳出来的,并且同样是在月光下认出被告的面孔和他身上衣服的银灰色的视觉效果;气象台的证明材料又进一步说明,发案当天除黄昏一场阵雨之外,天属大晴,所有这些证据似乎都丝丝入扣地自成逻辑。但是很遗憾,他们忽略了一条人所共知的常识——天晴未必有月,另外一条天文学方面的常识大概就更不尽了然了,那就是,在阴历的二十七、二十八两天,月亮是随在太阳后面一起西落的,夜间绝见不到它的倩影,十一月十六日恰恰就是阴历九月二十七,整夜没有月亮,我这里有一份南州市天文馆出具的材料,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同时我也做了一次实验,晚上在没有月光的情况下,即便是晴天,在证人施季虹家与受害人江一明家的间隔地方也是漆黑如墨,看东西只有隐隐一个轮廓。毫无疑问,证人施季虹在她当庭所做的证言中,所谓银灰色的登山服;一闪一闪的眼镜;被月光照得很白的脸,等等,统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杜撰。被告人正是在被这样虚假地告发之后,他的住宅才被公安机关进行搜查的,在这种情况下搜出的物证,在证明被告有罪方面究竟有多少法律上的价值,我想是毋庸多言的。“根据上述事实,我认为,起诉书中对被告的指控无法成立,被告人卢援朝不应负刑事责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我就要结束对本案的辩护,我最后所要强调的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我国法律的一贯精神,也是人民法院的基本任务之一,我希望法庭对本案的判决能够体现这一点。”施肖萌敏捷干净地收住话尾,向审判席和旁听席微微欠身,各行了一个注目礼,然后坐下。这一刹那,大厅里依旧肃然无声,但是顷刻之间,议论声、感叹声、争辩声,轰轰轰!像由远而近的汹涌海潮席卷而来,整个会场被震撼了!审判长的铃声连续不断地响着,压制不住一片喧嚣。在沸腾的人声中,周志明一声不响地呆坐在椅子上,他感觉出自己紧攥的拳心里,已经捏满了汗水。从心底到舌尖都泛着苦味,悲剧!对于一个侦查人员来说,辛辛苦苦地铸成错案是最大的悲剧!周围的喧吵像是收音机里放大了倍量的噪音,冲得他的太阳穴一跳一跳地难受。卢援朝既是冤枉的,那么跳窗子作案的人是谁呢?那个人是谁?是谁?是谁?是谁!?他的思绪混乱一片,无法安定,然而,那一向灵验的直觉很快就凝聚到了一个点上——施季虹!铃声不断地响着,“肃静!”人们渐渐静下来,目光一齐注向审判席。审判长用超乎寻常的平静口吻继续主持着审判。“公诉人要求答辩吗?”在急转直下的形势前突然处于败势的公诉人也力图保持着冷静的气度,但却似乎缺乏那种临场应变的经验,只是干巴巴地摇了一下头:“不,公诉人不要求答辩。”审判长泰然注视着公诉人,没有急着说什么,周志明明白,她是有意给公诉人一个思考的时间,也许,他会要求撤回起诉,但是,公诉人没有要求。“好,现在宣读南州市天文馆提供的证据材料。”审判长不再等待了。正在这时,周志明看见前面的旁听席上一阵人头骚动,一个声音叫道:“有人昏倒啦!”后面的人们纷纷站起来,伸头张望,从一层层人墙的缝儿里,周志明看见宋凡被人扶着往外走,一面还有气无力地摆手对扶她的人说着什么,他吓了一跳,连忙从座位上站起来,挤了出去。出了审判庭,穿过过厅,下楼梯,还是没能追上宋凡。在法院大楼的门口,他碰上了刚才扶她出去的那个女同志。“劳驾同志,刚才那个人怎么了?要紧不要紧?”女同志看了他一眼,“没什么,可能是里面空气不好,闷的,她自己走了。”“啊——”他松了口气。回到审判厅的时候,天文馆的材料早就念完了,审判程序已经到了宣判前的最后一个项目。“被告人卢援朝,根据法律规定,现在本庭给你最后陈述的机会,你要说什么吗?”卢援朝僵直的背脊一动不动,半天才用几乎是哭腔的声音说:“我没有什么话了,事实都摆着,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请法庭公断吧。”大概是由于过分的激动,他挺直的身体索索地抖起来。紧接着,是约莫半个小时的休庭,当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再度出现在审判席时,全场静下来。审判长站起来,略带抑扬顿挫的声音灌满了肃然的大厅。“现在宣判:南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公诉人,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张浩明;被告人,卢援朝,男,现年三十一岁,河北省保定市人,原系南州国营941厂技术部第一研究室翻译员,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经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批准,被南州市公安局逮捕,现在押;辩护人,施肖萌,南州大学法律系学生;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间谍罪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对被告人卢援朝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组成合议庭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对卢援朝间谍案开庭审理。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听取了被告人的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证言,对各种证据进行了审查。本庭审查确认,证人施季虹关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二十三时左右目睹卢援朝非法潜入941厂总工程师江一明住宅的证言虚假;南州市气象台关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天气情况的证明与本案无关,其余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卢援朝犯有间谍罪,因此,起诉书中所指控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被告人卢援朝不应负刑事责任。本庭根据以上事实,特依法判决如下:判决被告人卢援朝无罪。本判决为第一审判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十日以内向南州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俞泽珍,人民陪审员曹利平、聂凤岐。”判决书念完,审判长宣布将卢援朝当庭释放。卢援朝转过身子,脸上挂着胜利者的激动,高高地举起两只手,听众席上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散庭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旁听的人群走光了,法庭外面宽大轩亮的过厅里只剩下周志明和严君两个人,在等段兴玉从里面出来。整个大楼里静悄悄的。“我们又该忙了。”严君凝目窗外,打破他们之间的沉默,轻声说:“现在这么个局面,真不知道以后会是个什么结果,真的,我一点信心也没有,一点也没有,你呢?”周志明半坐在宽宽的窗台上,双手拢着一只膝盖,他此刻只觉得累得不行,就像一个刚刚打输了一场比赛的运动员一样,身心交瘁,虽然干了这么多年公安,但像今天法庭上的这种风云突变却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没有去答严君的话,脑子里此时不知道是属于混乱还是属于空白,突然,他从堵在胸口的一团乱麻中看到了一个可以抽出来的线头儿!——萌萌……怎么会对天文知识这么熟悉呢?大厅的门开了,出来的不是段兴玉,而是施肖萌,严君先向她打招呼。“祝贺你啊,辩得挺成功的。”施肖萌只是淡淡地点了一下头。周志明说:“小萌,我正想找你谈谈呢。”施肖萌把带着些敌意的目光在严君身上瞥了一下,脸色惨白,说:“我也正要和你谈谈,你现在没空吧?”周志明丝毫没有听出后面这句话的双关含义,说道:“等我找你吧,到学校去找你也行。”施肖萌没说什么,下楼走了。严君脸上有些尴尬,看见周志明转回脸看她,便扯开话说:“走吧,咱们到后面找找科长去。”两个人穿过一条细长走道往后面的休息室走,后面也同样是静静的;只有靠顶头的那间屋子里能听到有人在说话。“老段,对这个证据的疏忽,我们检察院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也了解到施季虹最近同卢援朝有过争吵,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周志明听出这是那位公诉人的声音,便和严君推门走了进去。屋里,只有段兴玉和那个身材魁梧的检查员,检查员看着他们,收住了话头。段兴玉说:“这是我们处的侦查员。”他才又接着说下去。“现在不少国家的诉讼法律都严格规定了证人资格的条件,对证人和被告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严格考查,就是想保证证言的客观性。”段兴玉说:“这主要是我把问题看简单了。”检察员看了看手表,从衣架上拿下大衣,说:“她这也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是要追究她的诬告行为的。”段兴玉连忙抬起一只手,“哎,老罗,我看检察院能不能先不采取什么行动,我分析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诬告和伪证问题……”他没有把话说下去。“也行,”检察员思索了一下,说:“先交你们侦查清楚也好,回头咱们两家再商量吧。”他同段兴玉握手道了别,先走了。段兴玉脸色沉重地走到衣架前,默默地穿大衣,穿好,才低声说了一句:“走吧。”他们俩一声不响跟在段兴玉身后往外走,下楼梯的时候,段兴玉突然回过身来,目光和周志明碰了一下。“看来,我错了,你对了。”就在施肖萌为卢援朝的辩护轰动法庭的当天晚上,南州市歌剧院首场公演著名阿塞拜疆歌剧《货郎与小姐》,华丽的红旗剧场内外,灯火辉煌,盛况空前。饰演“阿霞”的A组演员因为昨天突然患了急性咽炎,首演便临时改由B组的施季虹替场。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作为职业演员登上歌剧舞台,然而这第一次就演砸了锅。在化装室,她心慌意乱,差点儿将口红涂到眉毛上;在台上,她神不守舍,几次错走了位置;轮到她的唱段,不是抢拍便是冒调,简直还不如个业余的,气得乐队指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跑到后台大发脾气,导演也恼火万分,四周都是埋怨声,说什么的都有。她一面推说头痛,一面连声自责,因为这场演出毕竟关乎自己今后在剧院里的前途,所以后半场的演出,她硬是强打精神,排除杂念,好歹平安地顶下来了。散场以后,她身心交瘁地回到化装室,用颤抖的手指卸了装,和大家打了招呼正要走,演员队长走过来告诉她,史副院长要她到后台休息室去一趟。她胸口一阵跳,猜度不出史副院长突然找她,究竟是因为上午在法庭上的出丑,还是因为刚才在舞台上的失误。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休息室。史副院长是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她既没有谈起上午的审判?穴也许她不知道吧?雪,也没有问及刚才的演出,而是一边忙着别的事情,一边指指放在桌边的一只扁形的皮箱,对她说:“派你趟美差吧。”“美差,去哪儿?”“到北京去一趟怎么样,我们跟中央歌舞团借的那套独舞的服装人家马上要出国使用,已经来电报催要了,原来准备派院部老黄专程送一趟,车票都买好了,可他爱人又病了。我看你去一趟,你父亲现在不是也在北京吗?你去了,住处比别人好解决些。”她犹豫了一下,点头同意了,她觉得这倒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用来细细考虑一下如何应付对她做伪证的必不可免的查究。她接过史副院长递过来的介绍信和第二天清晨的火车票,走到门口,想了想,还是问了一句:“演出怎么办?”“小芒可以替阿霞的角色,她就是还不太熟,不过在台上倒不怯场,你放心去吧,办完事以后,在北京多呆些天,看看中央文艺团体都有些什么新剧目,这算是一项任务吧。”她点点头,离开了休息室,史副院长刚才讲到胡小芒上台不怯场,弦外之音岂不是说她怯场吗?不怯场管什么?胡小芒要样儿没样儿,要嗓儿没嗓儿,光不怯场就能演戏吗?穆铁柱不怯场,你叫他演阿霞去!她心中隐然的不快只是这么一闪,现在哪儿还有心思去跟胡小芒她们争高下呢。回到家,已是夜里十一点半钟了,她先走进厨房,用湿毛巾擦了把脸,对还没回房休息的吴阿姨问道:“我妈睡了吗?”“刚刚睡,”吴阿姨小心翼翼地答道:“她和你妹妹一直等你来着。”她端着毛巾发了一会儿呆,没再问什么,蹑着脚溜进了自己的房间。扭开桌上的台灯,发现灯座下压着一张字条,拿起来一看,是母亲草草的字迹。小虹:我和你妹妹等了你一下午又一晚上,你还有心思去演戏吗?你不愿意和卢援朝结婚,我们不管,可你怎么能用这种陷害别人的手段达到目的呢!这会给你爸爸带来什么影响你考虑过吗?你太使我生气了,你应该马上去向组织上承认错误,要求处分,要争取主动,明天再和你细谈。妈妈她把字条慢慢地在手里揉成一个团。也许只有她才能体会出母亲在字条里那种既严厉又体贴的心情,她心里一时乱了方寸。明天还走不走呢?要不要照母亲说的那样先跟组织上去谈,或者干脆直接去法院认错?她想了半天,最后拿定主意还是先去北京,她觉得这样既可以得到充裕的时间来琢磨退身之计,而且在不得已时还可以先跟在北京开会的父亲谈一次。她想起父亲,惶惶然的心绪稍稍安定了些,父亲是南州市政法机关的总头儿,只要他脑子里还有一丝父女之情的顾念,就绝不会过分追究。一向,父亲是最爱她的,他若是脸色好一点儿,下面那些人当然就会网开一面。何况她只要一口咬定诬告卢援朝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甩掉一个爱情上的包袱,就是说到哪儿也无非是个个人道德品质问题,既然没造成什么后果,大不了就是把她拘留几天,来个处分罢了。她呢,顶多臭上半年,上不了台,不给派角色。可这没什么,既走到了这一步,倒霉也是该着的,时间总会磨掉一切,厚今薄古是人的一种本性,就算是天大的丑事,一旦成了历史,就会被人看得淡淡的,别说她了,就连蒋介石、日本战犯,人们也不像过去那么咬牙切齿了。对了,要问起从援朝家搜出的那些东西怎么办呢?实在不行,就来个“一问三不知,佛也怪不得”,只要和冯汉章的关系不被人知,是完全可以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有利的家庭地位安渡难关的。想起冯汉章,她心里不由烧起一把无名火来,他要她办这件事的时候,是那么踌躇满志,说得是那么万无一失,可现在怎么样呢?差不多把她的前程全葬送了。主意是他出的,可出主意的却在北京高级饭店的席梦思床上睡得正香,留下她这个帮忙的提心吊胆地在这儿熬日子,真是从来也没有受过这份窝囊。她想好了,这次到北京,一定先设法找到他,摊开来谈,要么他实现那个帮她出国留学的许诺,要么大家都别舒服了,要让他知道,逼急了,她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越想越恨不得立刻就飞到北京去,这一夜她没有睡着,睁着眼胡思乱想熬到天亮。为了避免跟母亲和妹妹打照面,她还没等窗户上露出青色就匆匆爬起来,简单地写了一个条子,说明她有急事要去北京出差,仍旧压在台灯座下,然后悄悄离开家门。早上七点半钟,南州至北京的直快客车徐徐驶出熙熙攘攘的站台。她坐在一个临窗的座位上。当列车快要驶出市区的时候,透过明净的车窗,她的视线向远处伸展出去,在地平线上,941厂的灰色围墙绵延西向,围墙上“注意防火”几个硕大的红字在冬天的晨雾中依稀可辨。她不知怎么的突然想起了卢援朝,他今天大概能回厂上班了吧?这一瞬间她禁不住回想起过去他们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光,想起他的种种好处,一股歉疚感蓦地浮了上来。凭良心,她知道自己是太无情了,太有负于他,而他对她却一向宽容忍让,当她在一年前正和冯汉章搞得火热的时候,就看出卢援朝醋意十足,这本来也是难怪,人非草木,何况他在这方面又是个十分敏感的人,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大吵大闹的公开干涉,这使得她甚至还曾经产生过一种感动的心情。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大概,卢援朝为了能当上市委政法书记的乘龙快婿,宁愿对她的风流韵事睁一眼闭一眼……当然,不管怎么说,他是爱她的。车厢的扩音器里,响起了广播员十分做作的声音,“各位旅客,列车七点四十五分到达西郊车站,请下车的……”她侧着头听了一会儿,等思绪又慢慢飘回来的时候,似乎已经从刚才短瞬的良心发现中解脱出来。她何尝不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呢?为了成为生活中的强者,连自己的爱人都得牺牲掉,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痛苦呢?人兽同源,在生存竞争面前,谁也难保不带着一点兽性,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啊。列车的速度渐渐减慢下来,西郊车站快到了。这时候,一个扎小辫儿的女乘务员走过来,对着她打量了一下,又看了看她座位上的号码,问道:“你是南州歌剧院的施季虹同志吗?”“是啊。”她困惑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姑娘。“软席车厢一位乘客请你去。”她先是有些意外,但马上想到可能是市里哪一位她父亲的部下从剧院里知道和她同车,特地想照顾她一下。于是便从行李架上取下皮箱,跟随乘务员向软席走去。软席车厢位于餐车的后面,当她尾随着乘务员穿过一条细细的过道走进很空的餐车的时候,一个身材宽大的中年人迎面拦住她的去路。“是施季虹吗?”听声音很不客气,她对那人打量了一下,突然认出他就是在公安局第二次听她检举卢援朝时在场的一个,脸上顿时变了色,吃吃地答道:“是,是我。”那人向她递过一张三十二开大小的白纸,说:“你看这个。”白纸上眉头横写的三个黑体字赫然撞进她的眼睛——逮捕证!她张大了嘴想叫喊,喉咙里一阵战栗,声音却全被从心底里升上来的一股绝望的寒气凝结住,发不出来。她的两腿一软,身子刚要往下倒,就被两个像是突然从地里冒出来的女民警从后面架住,推着向车厢门口走去。列车在西郊站停了两分钟,又缓缓启动,继续向北京方向驶去,她却被两个女民警挟持着下了火车,钻进候在站台上的一辆灰色上海型轿车里,全速开回南州市来。她被领进了一间宽大的审讯室。迎着南窗上射来的刺眼的阳光,她望见屋子当中孤零零地摆着一只方凳,在方凳的前面,有一张长条形的桌子,桌子后面逆光端坐着四个人。她定神辨认了一下,这四个人中,一个是早上在火车上抓她的那个大个子;一个是听她检举卢援朝的那位负责人,另一个更熟,就是曾经去找过肖萌的那个女的,只有坐在桌角的一个胖胖的年轻人是以前未曾见过的。她在表面上已经镇定下来,双手插在裤兜里,没等那几位开口就先发制人地问道:“哎,你们抓我,告诉我父亲了吗?”没有人回答她,桌子后面传来一个冷淡的声音,“坐下。”她的身子抖了一下,双膝迟疑着弯下来,屁股就挨到了凳子上,但嘴巴上盛气凌人的势头仍然没有减下来:“我父亲到底知道不知道?”坐在审讯台中央的那个人翻看着台面上的材料,眼皮都没抬,还是那种冰冷而缓慢的声音:“回答你的姓名、年龄、职业。”她张着嘴愣了片刻,终于像垮了一样软下来,用低回的声音答道:“施季虹,一九五○年生,南州市歌剧院演员。”段兴玉这才抬起头来,眼睛里充满倦意,额头上蒙着层薄薄的油汗,从昨天早上到现在,他和陈全有小组的几个人一样,还没合过一下眼皮,吃过一口热饭,神经似乎已经累得有点儿麻木了。昨天中午散庭以后,正在局里参加处以上干部贯彻市委工作会议学习班的纪真打来电话,要段兴玉和陈全有小组认真检查一下失败的教训。来电话的时候,他们正在开会,但并没有把时间花在检查失败的教训上。会上,段兴玉只是用了短短两分钟,先把责任揽在自己头上,他觉得找原因、查教训都应当先放一放,当务之急是要赶快确定出一个下一步的工作方案来。他提出了三点想法,一、从卢家搜出的特务用具极大可能是施季虹为达到陷害目的而放置的;二、施季虹不过是个提线木偶,她身后一定有一个指挥者;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诬陷案件,而是特务组织周密策划的一次行动,行动意图可能是为了掩盖施季虹盗窃机密的罪行。这三点分析意见博得大家一致赞同,因为在11·17案现场采取到的鞋印中,如果江一明、杜卫东、卢援朝均可排除,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施季虹,看来,那个跳窗子作案的人,正是她。会开得很短,结束的时候,段兴玉做了这样几项决定,一、在对外保密的情况下逮捕施季虹;二、逮捕前,对施实行外线监控;三、着手搜集应当搜集的有关证据。会一散,陈全有、周志明、陆振羽,加上严君,立即兵分几路,分头去办。一下午的时间,几项工作都办得挺顺手,严君和小陆去歌剧院,和院领导及保卫干部共同商定了一个合乎情理而又简单易行的密捕方案,连段兴玉听了也十分满意;周志明去外线队布置了监控工作,外线侦查员在上哨的头两个小时就有所收获,发现施季虹下午三点十七分从歌剧院出来,在福来街的一家小杂货店里打了一个公用电话,侦查员近前观察,只见她拨通一个总机号码后,要求接一个分机,侦查员只听清712三个数字,她拿着话筒等了半天,对方才有人接,但她只说了一句什么话便啊啊地支吾两声挂断了。从杂货店出来,她神色匆匆地乘上六路公共汽车往南州大学的方向走,到岐山路站下来转了一圈,又改乘九路无轨直接去了红旗剧场,一路上没有再做什么。712,这肯定是个分机号码吗?如果肯定的话,那么南州市使用这种位数分机号的单位多不可数,范围太大,难于筛选。会不会是个饭店或者招待所的房间号呢?这个念头在段兴玉脑袋里闪了一下,立刻被他抓住了,他当即把正要下班的全科人马统统留下来,简单交待了一下,然后分别派往全市各大饭店,各大招待所去查证。到晚上七点多钟,派出的人都陆续回来了,只查到六个地方有712这个房间号。他正在翻看着抄回来的那六个712房间的住客登记单,身边的周志明突然失声叫起来。“是他!”周志明指着一张登记单抄件叫着。这是从南州饭店抄回来的,段兴玉不由念出声来:冯汉章,里克有限公司代表,住进日期……周志明显然毫不怀疑找到了楔口,急急地说:“这人和施季虹认识,关系特别好的,为这个,卢援朝原来很不愉快呢,她爸爸也说过她好几回,最近这一段,他们明面上不大来往了。”段兴玉把去南州饭店查证的那个干部叫来问了一遍情况,知道712房间是冯汉章作为里克公司驻南州办事处兼带自己的住房长期包租的,他本人现在不在南州,两天前因为一笔生意的事去北京了。他心里兴奋地笑笑,没想到外线侦查员听来的这么个孤零零的数目字竟引出了如此重大的发现。但另一个问题却又使他迷惑,从福来街到红旗剧场本来乘十一路无轨可以直达,可施季虹为什么偏要吊个大三角,绕到岐山路去呢,她去岐山路干什么?晚上快九点钟,大陈从杏花西里回来了,带回了更加令人满意的消息,他从公文包里取出几页纸放在桌子上,喘着气说:“我同卢援朝谈了,这是记录。”他从桌上拿起记录,一边看,一边听陈全有说道:“卢援朝情绪还好,对我们持谅解态度,他只是一再声明他不知道施季虹还有什么别的问题,他原来一点儿也没想到她会干这种事。不过后来我们谈开了,他在无意中倒是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什么?”段兴玉索性把记录放下了。“施季虹手里是有一把卢家的钥匙的,是卢援朝以前为了表明和她的关系给她的,至今仍然在她手里。”“噢?”段兴玉点了一下头,这对于认定他对施季虹的分析确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你再看这个,”陈全有把另外一纸材料递给他,“这是住在卢援朝楼下的一个女同志写的证明材料,我给她辨认了施季虹的照片,在咱们拘留卢援朝的前一天下午,她看见施季虹从她家门前经过上楼去了。我就手查了一下,在那个时间里,卢援朝在厂里上班,他弟弟在停车场看车,家里只有个昏聩半聋的老太太躺在自己屋里睡觉。”案情渐次理出了头绪,陈全有同卢援朝谈话的记录,女邻居的旁证材料,再加上712房间那个客人的情况,使他在坐上审讯席的时候胸有成竹。何况他的对手,不过是个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嫩毛儿”,和这类货色斗法,连他这个一向谨慎的人都认为是件驾轻就熟的事了。他把锐利的目光对着施季虹的脸,直视片刻,才说:“我们是第二次见面了,真是冤家路窄呀。”施季虹拼命想挤出一点笑容,却弄成一脸哭相,她伸长脖子,舔舔嘴唇,用夸大的痛苦表情说:“哎,你们能不能先让我喝口水,我渴得实在不行了,眼睛都发黑。”陆振羽用桌上的瓷杯从暖壶里倒了水,异样地端详了她一眼,才把杯子递给她。她接过来端到眼前仔细看了看,皱起眉头,从兜里掏出一方雪白的手帕,非常认真地将一圈杯口擦了一遍,嘴里叨咕着:“太脏了,太脏了。”陆振羽恨不得能揍她两下,一个渴极了的人见到水,哪儿还会有这么多臭讲究呢?他没好气地冲口说道:“嫌脏别喝!”施季虹朝他翻翻眼睛,没再吭气儿,稀溜稀溜地把一杯子水喝下去了。段兴玉本想先杀杀她的架子,话到嘴边又变了主意,只是用一种很随意的口气问道:“你告发卢援朝之前,最后一次去他家是什么时候?”“那我记不得了。”施季虹把杯子放在凳子腿旁边,说道:“我早就想和他吹,所以一直躲着不去找他。”她显然没有识破这个提问的迂回用意。“你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受到逮捕的吗?”“知道,我不该用诬告的手段来达到和他吹的目的,我是很痛心的,我本来是想利用这次去北京出差的机会找我爸爸谈的,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处理。可我想不通,你们为什么非要采取这种方式不可,你们这么一弄,我以后出去还怎么有脸上台演出啊?再说,这对我爸爸影响也不太好。”段兴玉已经没有耐心再和她绕圈子了,表情厌恶地说:“我知道你的职业是演员,可我这儿,不是舞台!”顿了一下,又说:“你们在演戏的时候,侧幕不是有个提词的吗?如果你真的忘了词,我可以当这个提词的,你在告发卢援朝的前一天下午到卢的家里去干什么了?”“不不,我没去!”施季虹的眼神一阵发紧,低头回避开他锐利的注视。“真的没去吗?”他狠狠地说,“你可是有他家的钥匙!”“我、我,我是去拿我的东西,我要和他吹,想把放在他家里的东西拿回去。”“卢援朝现在还在,他怎么不知道你拿走了什么东西?你既然要和他断绝关系,为什么还要趁他不在到他的家里去?既去了,为什么不把钥匙给人家留下?你究竟是去拿东西,还是去放东西?”他用一连串的提问使对手几乎得不到喘息的机会。施季虹脸色蜡黄,鼻子上冒出了大颗的汗粒子,他知道她的心理状态已经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是到了最后打击的时刻了。“施季虹,你犯的是间谍罪,罪证是确凿的。如果你继续表演下去,只能贻误你自己。”施季虹急促地喘着气,双肩抖动,呜的一声要哭,被他厉声打断了,“还要不要我给你提词?”施季虹哭不成声,一副精神上完全瓦解的样子,抽噎着连连说道:“你不要提了,让我说,让我说,是冯汉章,冯汉章,是他逼我,逼我干的,你们抓他来问,他就住在,住在,南州饭店,南州饭店……”她喘得说不下去了。“712房间。”他冷冷地提示了一句,故意使对手感觉到他早已洞悉一切。“是是,是712房间。”施季虹连连点头,慢慢止住了哭泣。“他还让你做过些什么事?”“不,没有。”她迟疑了一下,又说:“以前我在941厂仓库工作的时候,他要我把每个月库里几种零配器件进货的数量告诉他,就这些,真的就这些。”为了再印证一下外线发现的情况,他又问:“审判会以后,你找过他吗?”“我给他打过电话,可饭店的服务员说他去北京了。”“打完电话以后你又去什么地方了?”他紧追不放,这时候是决不能给她从容思考的时间的。“冯汉章以前跟我说过,如果出了什么事来不及通知他,就在岐山路西口禁止停车标志牌的红白杆子上贴一块胶布,贴在从底下数第三个红道子上。打完电话以后我就去岐山路了,在那儿贴了胶布就直接去剧场了,晚上我哪儿也没去,我参加了演出,真的哪儿也没去,你们可以去剧院里查。”突然段兴玉什么也不再问了,叫人带走了失声痛哭的施季虹,他已经意识到全案破获的机会迫在眉睫,施季虹的报警信号既然昨天便贴在了岐山路上,难保冯汉章不会闻风而逃,所以,他一刻也不敢迟缓地中断了审讯。他们从看守所匆匆赶回处里,时间已是中午十二点钟了,他叫人替他们把午饭从食堂打到办公室来,一边吃,一边布置工作。眼下的局面已经变得明白而简单,施季虹报警已经将近二十四个小时,冯汉章这条长线不能继续再放,必须马上逮捕,结束11·17案。他用筷子敲着一本摊开来的民航班次时刻表,说:“晚上五点,我看说什么也得乘晚上五点这趟航班走,不能再耽误了。”距离晚上五点只剩下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可是要办的事情却很多,得去局里汇报;得去检察院办逮捕证;得挂长途电话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还有一件按说不该成问题而实际上最成问题的事情——买飞机票。“大陈在民航的路子最野,搞几张票还不是手拿把抓?”小陆把大陈推了出来。“得了吧,”大陈直摆手,“我认识的人都是保卫处的,卖票的咱一个也不认识,这种急茬的事,保卫处又不能对售票处下命令,下了也白搭,人家一句话就顶你一溜跟头,没票!票卖完了,正大光明……”他还想说什么,看见段兴玉皱起了眉头,便把话吞了回去。“剩余的机动票总还是有的,大陈想想办法吧。”段兴玉几乎是下命令似的说着,“能弄到两张就够了,志明和小陆先飞北京,咱们俩坐明天早上的火车走,火车票好办,实在买不到,搞张站台票也得上去。”大陈没再说什么,事情一桩桩都算议定了。段兴玉看看大家,说道:“都吃完了吗?岐山路那块胶布条得赶快去人拿掉。我看,从万全计,还是得做好化装掩护,别愣头愣脑的硬去撕。”周志明昨天下午在施季虹离开岐山路以后,曾随几个外线的同志去那儿观察过一番,他说:“我昨天看了,那儿虽然算一条大街,但既不是商业区也不是居民区,行人不多,便道上有小树林,挺安静的,我看一对一对谈恋爱的不少。”“好,”段兴玉说,“那咱们不妨也去凑凑热闹,让严君跟谁去,撕掉胶布前要把它拍照下来,以后要入证据卷的。”小陆的一口馒头还没有咽下去便站了起来,咕咕哝哝地抢着说:“这任务我包了,我熟悉岐山路。”说着,他当即从柜子里取出搞密拍照相穿的化装服,就要往身上披挂。大陈笑着说:“你怎么熟悉岐山路?净在那儿轧马路了吧。”小陆顾不得答话,手忙脚乱地脱下棉袄,只穿一件薄毛衣,将照相机固定在腰上,外面罩上那件衣服,挺挺胸说:“怎么样?”严君第一个摇头,“不行不行,这衣服你穿着又瘦又长,都绷在身上,远远一看就觉得肚子上那一块鼓鼓囊囊的,太暴露了,志明穿还差不多。”大陈哈哈笑,“这衣服本来就是比着志明的水蛇腰做的,你这什么腰?水牛腰。”小陆低头看看自己腆起的肚子,上面一块鼓起的疙瘩,的确过于触目,他颇不情愿地把衣服脱下来,对大陈反唇相讥道:“你呢,你老兄是鸡腰。”大家愣了一下,旋即哄然笑起来——按比例,鸡腰倒真是比水牛腰还粗呢,连段兴玉也忍俊不禁了,笑了一下,说:“算了吧,小陆别去了,本来就感冒,再不穿棉衣到外面吃风,不是雪上加霜吗,还是志明跟严君去吧。”顿了一下他又说:“大家可都得注意一点身体,这个要紧的关头,咱们可是病不起啊!”在马路纵横如网的南州市里,岐山路算不得一条长街,也算不得一条宽街,但它不失典雅的幽僻和宁静却是动人的,以此在周围的繁华中独占了一种别样的魅力。马路西侧的便道上,黄栌浅浅成林,齐胸的松墙和攀膝的冬青密匝匝地构成高低相间的双重绿阴,绿阴脚下,被秋风吹落的栌叶还没有全枯,把地面铺得金黄耀眼。路东,几株苍柏悬根出土,老本生鳞,郁郁枝叶掩映着三两幢别致的白色小洋楼,远远望去,在初冬的阳光下,颇有些油画的情调。严君挽着周志明的胳膊,像突然走进了神迷的梦境,她在南州已经生活七八年了,却是第一次发现还有这么一条恬静美丽的街道,安静而浓厚的风吹在脸上,使人醺醺然。她纤细敏锐的指尖仿佛感触到了周志明臂弯上的强劲脉跳,感触到他身上蕴涨着的青春气息,久久以来强压在心头的爱像被什么东西诱发了,从心底冲决上来,涌满了全身,这一刻她恍然觉得自己真的成了一个幸福的恋人。仰脸望望周志明,他却是傻傻的全不经意,只顾往前走,她不觉又有点儿心酸,轻轻晃了一下他的胳膊。“哎,我们……总得说说话吧,要不太不自然了。”“行,说吧,……你说呀。”她张张嘴,却又无话可说,“你,你也说呀。”周志明笑了,歪过脸来看她,“你今天怎么啦?”“没什么。”她连忙掩饰地笑笑。忽然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动把身体推向前去,一种想对他表现出些异性热情的渴望推动着她把身体靠紧他,但是只有一秒钟,她忽又觉得自己非常可耻,“我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这是在执行任务,这样假戏真做是在欺骗自己,应该疏远他,疏远他,应该强迫自己……”她脸上像烧了一片火。“你今天到底怎么了?”周志明的声音就在耳边,轻轻的,轻轻的,“发什么抖啊?你呀,回去好好练习练习侦查员的单细胞动作,装什么得像什么,要是过去搞地下工作,你这样的早暴露了。”“我该疏远他……”她觉出生活的苦味,四周的幽美也不那么可爱了。“喂,自然点儿啊,前边到了。”自然点儿,自然点儿,这是工作!她终于放得自然了,很有分寸地进入了规定的角色,在他拍照和撕下那张胶布条的时候,做着各种掩护动作。他们离开岐山路,在附近不远的一条僻静小巷里,找到了来时隐蔽在那里的汽车,拉开车门钻进去。严君把钥匙塞进电门,正要发动,周志明突然从旁说道:“今天执行任务,我对你有个新发现。”“什么发现?”她停下来。他却抿嘴笑,“这可不能告诉你。”“你说你说,到底发现我什么?”她急不可耐地直叫。“你小点儿声。”她乖乖把声音放得小小的,“发现什么?”“得啦,快开车吧,还有两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我还什么都没收拾哪。”她又把声儿抬起来,“你说不说?”他俏皮地动动鼻子,“不行不行,这得将来再告诉你。”她威胁地拔下车钥匙,“耗吧,看谁耗过谁!”“那,”他软了,“我说了你可别生气。”“你说吧。”他眼睛带着笑,她心里直紧张,简直猜不出他会说出什么话来。“你该赶快找个朋友了,”他说,“别看刚才我说你单细胞侦查动作不行,其实我发现你还是很会谈恋爱的,你……你看,我说你要生气吧。”周志明说这段话,完全是一副“过来人”的语气。她什么也不再说,沉默地发动起车子,车身暴躁地跳了一下,轰地冲出了狭窄的胡同口。周志明有些讪讪的,把话题扯开,“现在北京冷不冷,要穿大衣吗?”“我怎么知道。”“你是北京人嘛。”“穿不穿,反正带上点儿好。”她说完这句话,一个念头蓦然跳出来。“哎,你去北京,到我家看看好吗?”“恐怕没时间,”他摇摇头,“现在连冯汉章在北京住什么地方都不清楚,去了以后还得先找人,找到人就得马上抓,抓完了马上就押回来,哪有时间闲串门呢?”“谁让你闲串门啊,我有件东西要给家里捎去,你有机会就去,没机会就算,怎么样?”“那呆会儿把你家的地址给我吧,你爸爸是不是也跟你似的,特别厉害?”“我厉害吗?”“反正不善,不过还吃得消。”她笑了一下,却并不觉得开心。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七时三十分,北京,落日黄昏的时候。奶白色的子爵号客机在坦荡如砥的首都机场跑道上稳稳降落。小陆和周志明乘民航的班车离开机场,驶进暮霭深沉的市区。在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位姓王的中年干部接待了他们。“下午接到你们打来的电话,我们就到几个安排外国人住饭店的委托代办单位去查了登记表,”他做了个遗憾的手势,“没查到。我看这样,你们先去招待所休息,明天我们出几个人和你们一起再查。”志明斟酌着词句问道:“我们自己连夜到几个大饭店里去查一查行吗?时间拖久了,怕给这家伙溜了。”老王面带难色,“怕不行,现在已经下班了,你们去了不一定能找到管保卫工作的同志,直接到服务台去查恐怕不妥,因为那儿人来人往太乱,再说,服务员未必让你查。”志明无可奈何地和小陆对视一眼,只好又同老王商量了一下明天的查法,然后就离开了那里。从北京市公安局出来,他们早已饥肠辘辘,又困又乏。街上,华灯初上,人流如水,他们夹在熙攘的人流中沿路找饭馆,几乎所有的饭馆都拥挤得下不去脚,一路走到东单,那个很熟悉的大棚子似的东单饭店跳入眼帘,因为这家饭店离公安局招待所很近,所以过去周志明每次到北京出差都免不了要光顾此处。现在,大约是因为占了临靠长安街的地利,这座外表粗陋的大棚已经被油漆一新,门口还挂起了厚厚的人造革棉帘子,看上去比过去体面多了。他们从厚帘子外面挤进去,里面同样人满为患,小陆再不愿走了,往墙上一靠,“得了,就这儿吧,凑合吃饱就得了。”周志明挤到前面买了一斤机制水饺,两人找了个墙根,蹲在地上狼吞虎咽起来,顷刻间便把两大盘饺子席卷而光。他们抹着嘴巴走出饭馆,在十字路口红绿灯下,志明站住了,对着长安街明如白昼的华灯,看看表,犹豫了一下,对小陆说:“严君有一小包东西,趁现在有时间,你到她家送一趟怎么样?”“是吗?”陆振羽满身的倦懒顿时跑到爪哇国里去了,“什么东西?”他兴致勃勃地问。周志明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饭盒大小的软囊囊的纸包,递过去,小陆刚要接,突然又迟疑地缩回了手,扭捏了一下,说:“既然她托你带来,还是你送去吧,我可不便越俎代庖。”志明本来是想自己去的,只是因为在一分钟前想起了小陆对严君的那层意思,才乐得把这个机会成全给他,小陆窘于严君没把东西交给他而推托不去,也是意料中事,志明笑了笑,还是硬把纸包塞在小陆怀里,“我头晕得要命,一点儿劲都没了,你就给送一趟吧。”他故意不说出自己的初衷,因为那样反而会使小陆尴尬。他们在东单路口分道扬镳,周志明往北去招待所,小陆穿过宽阔的长安街向南走,按着地址,在崇文门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找到了严君的家。这是一个长筒形的大杂院,院里,一色老旧的灰砖平房,家家门前几乎都能看到有一间“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小厨房延伸出来,把院子里的空地宰割得只剩下一条九曲十八弯的过道。一个大学教授竟然住在这样的院子里,完全出乎陆振羽原来的想象,在他们家住的那个警备区大院中,营级干部都住得比这儿强!他在院里一个小姑娘的指点下,找到了严君家的门,从深绿色的窗帘下泛出荧荧灯光,说明主人正好在家,他上前轻轻叩门。门拉开了,整个门框都跟着晃动了一下,一股暖融融的热气扑在他脸上,一个戴眼镜的半桩小伙子探出滚圆的脑袋。“找谁?”口气真冲。“对不起,这是严同方教授的家吗?我是南州市公安局来的。”他彬彬有礼地问道。小伙子眼睛一闪,立即向屋里大喊:“妈,姐姐那儿来人啦。”边喊边侧开身,把陆振羽让进屋子。严同方和他的爱人贺雯都在,听到小伙子的声音双双迎了上来,把陆振羽让到沙发上,热情寒暄,等给他泡上了茶,一家三口人的注意力便全部集中在他带来的那个纸包上了。趁他们看东西的工夫,陆振羽把屋子环视了一下。这确是间年久失修的老房子,房角的檩木已经裸露变黑,天花板上渍着一块块暗黄的水迹,幸而四周墙上都糊了齐胸高的淡绿色暗纹墙纸,又错落有致地挂了些字画,好歹算给不堪入目的墙壁遮了遮丑。靠里墙,一字排开三个老式的宽大书架,从上到下塞满了书,连书架的顶上都摞着尘封的籍本。屋里其他地方,摆着沙发、茶几、写字台、床,和一对古色古香的藤椅,清雅而不豪华,一望便知是个知识分子的家庭,只是屋子当中的一只蜂窝煤炉像是刚刚笼着,周围煤灰狼藉,有些煞风景。正看着,旁边传来严君母亲嗔爱的笑声。“君君这孩子,也真是的,一件旧毛背心,带回来干吗?还麻烦人家专门送一趟,这孩子,咯咯咯。”严同方说:“你看,这不是还有封信么?”毛背心儿里裹着一封信,一家人的脑袋一齐凑了过去。“啊啊,”贺雯一边看信一边笑起来,“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她把眼睛眯起来,用一种异样的目光上下端详着陆振羽,他被她看得发毛了,局促不安地站起来。“快坐下,坐下。”严君的母亲摆着手让他坐下,自己也跟着坐下来,嘴里张罗着:“小民,把你的好吃的给哥哥拿来。”半桩小伙子端来了点心、果脯,陆振羽笑着问他:“你工作了吗?”小民摇摇头,“咱们,待青。”陆振羽一愣,没大听明白,贺雯替儿子“翻译”说:“就是待业青年。”“噢,”他恍然地点点头,又问:“那你想找什么工作呀?”“我想找什么工作?”小民把“我”字咬得特别重,耸耸肩说,“哪有那个好事呀,等分配还等不着呢?”陆振羽本想借着跟小民说说话,把气氛搞得亲热随便一些,没想到这话问得这么没常识,正有些发窘,小民反问起他来:“你和我姐姐在一块儿吗,你们主要是管什么的,是‘雷子’吧?”他又没听懂,求援似的望一眼贺雯,贺雯苦笑着说:“雷子就是公安局的便衣,现在的孩子说话真没正形,管警察叫雷子,男警察叫公雷,女警察叫母雷,甚至管解放军也不叫解放军,叫什么来的?小民呐,以后你那嘴上改一改成不成,都是些流氓话。”陆振羽差点儿大笑起来,反问道:“你看我像不像……雷子?”小民从上到下看了他一遍,想了想才说:“不像。”“为什么?”“一看你这身打扮就不是,人家侦查员都穿那种风雨衣,一个个都打扮得倍儿滋润,人家工作需要嘛。你呢,你这头发就不灵。”陆振羽摸摸自己的小寸头,哭笑不得。也难怪小民对侦查员会有这种荒唐的印象,他想起最近看过的一部描写公安人员的新电影,侦查员的银幕形象确实是……太洋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除了极罕见的特殊任务需要做一些身份化装外,侦查干部们平常都“土”得很,即便是他们这种大城市公安局的人,要真像电影中的侦查员那样留着大鬓角,衣冠楚楚走进办公楼或者机关食堂的话,非惹得所有人侧目而视不可。他对小民笑着摇头说:“风雨衣?那是西方侦探的装束。”严同方岔开小民的纠缠,对陆振羽问道:“小君在单位里表现怎么样,是不是很娇?”没容他作答,贺雯接着话尾又问:“你们相处得还好吗?严君这孩子从小倔惯了,不太懂事吧?”他连忙摇头,“不不不,她很懂事,很成熟,一点儿不娇,干我们这行想娇也娇不了。”贺雯笑笑,“这倒也是,你看,她爸爸是搞物理的,我是搞医的,怎么也没想到女儿会搞上了公安,我老替她担心,干你们这工作又紧张,又危险,唉……”严教授打断老伴的话,“你呀,多余操这份婆婆妈妈的心,我就觉得君君这工作挺有意思,保卫国家的安全嘛,你知道他们的符号是什么?小民你知道么?是盾!五十年代公安人员的胳膊上都佩着块盾牌符号,可神气呀。”老头儿精神抖擞地说着。贺雯点着头,“我也知道君君不愿意回北京,就是迷上那工作了,再说,她跟大伙儿,跟你,都处得挺好,也舍不得分开。你多照顾照顾她,我也就放心了,她南州还有个姑姑,对她跟亲女儿似的,她姑姑家你常去吗?”陆振羽点头,“去过的。”“小君来信总提到你,我们虽然没见过面,可对你早就熟了。”“是吗?”他激动得声音发颤,贺雯的话像浓醇的甜酒,弄得他脑子晕乎乎的,刺激、迷惑、兴奋和陶醉接踵而来,他万万没想到严君早已在暗中对他有了这么多好感,并且已经到了可以和父母直言的程度……可是她为什么又拒绝了自己的求爱呢,是为了不让别人过早议论,还是为了考验他?严同方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你这次出差要在北京呆多久?”“大概,两三天吧。”“你在北京还有亲人吗?”贺雯问。“啊,没有,连个熟人都没有。”“那你就住在这儿好了,你睡小民这张床,让小民在这儿搭个折叠床,很方便的。”他连声推谢,“不不不,不麻烦你们了,我住招待所。”贺雯执意地说:“你在南州没少照顾君君,你到北京来,我们也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嘛。”“不是,我是和另外一个同志一起来的,我们已经在招待所定了房子了,他还在等我哪,我这就得回去了。”他解释着。贺雯只好作罢,笑着对他说:“以后再来,可不要再去招待所了,就到家里来住,教育部盖的‘高知楼’马上就完工了,等那时候你来,就宽敞多了。”因为刚刚说了要走,他便站起身来,贺雯拉住他又说:“明天晚上你来,我们全家请你吃饭。”这种非常郑重其事的口气,真使他有点儿不敢当了,他几乎不知道该怎样来感谢,来推辞了,“不用了,不用了,我临走时一定再来一趟,你们要给小君带什么东西,我给带回去。”贺雯却不让步了,“不行,明天晚上你一定要来,小君在信里一再让我们好好招待你,我们要怠慢了,她可要怪我这个当母亲的了。”严同方也帮着说:“来吧,明天来跟我们说说严君在南州的情况,我们今天还没有来得及谈嘛。”贺雯不等他应允,便像事已说定似的对老伴问道:“你说在哪儿吃好?”老头儿说:“问问小民。”小民想都没想便答道:“吃西餐。”贺雯马上点头,“也行,这儿离新侨饭店近,几步路。”小民却反对说:“别去新侨了,上‘老莫’吧,新侨的红菜汤又涨价了,比‘老莫’还贵,奶油汤端出来就是凉的,直黏盘子,再说那儿也太乱,你还没吃呢,后面就有人等你的座位了,吃着也不安心,没劲!”严同方苦笑不已,“你看小君这个弟弟,就像曹禺在《北京人》里描写的那个江泰似的,说起北京的饭馆来如数家珍,现在的年轻人真要命,小民,你是不是最近又去新侨了?要不怎么知道红菜汤又涨价了。”“啊,我们一个同学分了个好工作,我们几个撮了他一顿。”贺雯也对陆振羽无可奈何地笑笑,“我这儿子,可没他姐姐那么要强,咱们还是赶快把地方定下来吧,我看还是新侨好,近呀,吃便饭,新侨就行,小民明天早点儿去,占个座位,小周,你明天几点钟能来?”主人盛情,实在是却之不恭了,他只好说:“我尽量早来吧。”走到门口,他又说:“阿姨,我不姓周,我姓陆。”严家三个人都愣住了,严同方说:“你不是叫周,周……”小民替父亲说全了名字,“周志明。”陆振羽望着三张愕然的面孔,忽然明白了几分,心一慌,“不不,周志明是另外一个人,他今天在招待所没来,我叫陆振羽。”“陆振羽?”贺雯同老伴对视一眼,茫然问道:“你跟严君也在一块儿办公吗?噢噢,严君倒没说起过你。”他如梦方醒,心里完全闹明白了,恨得直打哆嗦,脸上也顿时有些挂不住,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尴尴尬尬地想欠身告辞。“我该走了,真是打扰你们了。”他已经不能掩饰情绪的冰冷。直到他走出严家好远,才听见贺雯追出来喊道:“明天你还来呀,带着你那个同志一块儿来!”他踉踉跄跄走到街上,夜晚骤起的寒风钻进他的脖领子,使他连连打着冷战,心里头,恼羞交迫,平日里无意细顾的种种,此刻一齐兜上心来,他现在才真的明白这几年严君一直冷淡他的原委,闹了半天他是败给了一个情敌!他回想起自己曾几次同周志明推心置腹地谈起对严君的想法,甚至还托他去做过“红娘”,现在看来,实在是愚蠢极了。他又想起今天下午在飞机上同周志明的那一席闲谈,当他对施肖萌在法庭上挽狂澜于既倒的惊人之鸣啧啧赞叹的时候,周志明却是那样一种冷漠的表情,好像后来他还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对了,他说想从施家搬出来,这话当时是信口说的,听听也就过去了,现在回过头去看,周志明和严君之间岂不是早有默契了吗?他越想越觉得愤愤,你周志明从监狱回来的时候,连个窝都没有,人家施肖萌把你接了去,好吃好喝地供着,就说算不上雨露恩泽,毕竟也是待之不薄了,你这样无情无义地另寻新欢,夺人之爱,也太不讲良心啦!这倒也罢了,今天晚上又来这么一手,明明是拿我耍着玩儿嘛!他觉得实在不能咽下这口酸气,疯狂地赶回招待所来。他走进招待所大门的时候,是晚上十点钟。周志明因为困极了,一到招待所就倒在床上睡死过去。不知睡了多久,屋里好像有什么响动,他似醒非醒地感觉到桌上的台灯亮了,有个人坐在幽幽的灯影下一动不动,他恍惚记起该是小陆回来了,便又闭上眼睛,懒懒地问道:“几点了?”小陆像具僵死的尸影似的一声不吭,他诧异地睁开发涩的眼皮,看清他,问道:“你怎么了,东西送去了?”小陆还是不说话,死人一样,周志明有些恐惧地从床上支起半个身子,睡意全消,眼睛里映出对面一副凶怨的面孔,灯光从下往上打着,看上去怪吓人。“没找到地方?”他胡猜乱问,碰到的却依旧是敌意的目光。“我现在才知道,我是天下最笨的笨蛋!”一动不动的小陆开了口,却全是些没来由的话。“怎么回事,你说什么呀?”“我被当孙子似的耍了,行,你还有两下子。”他莫名其妙地张着嘴,恍若还在梦中。“你不用装得那么清白了,我看你们搞反间谍还真有点屈才呢!你,还有严君,你们应当去当间谍,你们太会装了。”“你,你,怎么啦?”他结巴着不知说什么。“你损我,没事,我算什么?可你对得起人家施肖萌吗?良心哪,狗吃啦?”小陆恨不得用最恶毒的字眼来发疯撒野。他傻傻地用胳膊半撑在床上,干瞪着眼,好半天,才找出一句话来:“你,你说清楚好不好,我怎么啦?”“行啦!不说了!”小陆站起来,墙上映出一条长长的黑影,“不说了,没劲!我自己都觉得没味道!”小陆衣服也没脱,拉开被子,头冲墙倒在床上,他叫了他好几声,都没得到理会,心里既憋屈,又恼火,听着小陆不知是真是假地打起了鼾,他忍着气从被子里爬起来,熄掉了台灯,可这一夜却睡不着了。他还从来没有被同事这么撕破脸地辱骂过,觉得实在有点儿受不了。小陆的火气从何而来呢?他前前后后想了一通,似乎又有点儿明白了,也许是他刚才在严君家里听到了什么,误会了自己和小严吧?可严君家也不会有什么话呀,自己和严君本来就什么也没有嘛……又是一个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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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起来,他和小陆谁也不理谁,各自叠了被子,洗了脸。在饭厅里买了饭,小陆端着饭找了个桌子独自去吃了。他心里直发沉,“两个人这副德行,呆会儿怎么上北京市局办事情呀?”闷闷地吃完饭,他拼命地把堵在喉咙眼儿里的气吞下去,走到小陆的饭桌前,坐在埋头喝粥的小陆旁边,说:“昨天的事,你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了……”“别说了,我不乐意听!”小陆看也不看他。火儿,实在压不住了,他口气也粗硬起来,“你别以为我找你来解释什么,我没那工夫,现在咱们可不是无事一身轻,想吵就吵,想闹就闹!跟你说,回头儿当着北京市局的人,咱们可别没鼻子没眼的,拿责任不当回事,叫人家看着不成样子。我把话说了,你爱听不听!”他说完,抬起身子往食堂外面走出去了。他回到房间,等了一会儿,门,轻轻被拉开了,小陆站在门口,没进来,眼睛也不看他,只低低地说了句:“走吧。”他身上松下来,小陆毕竟是不会把工作耽误在意气上的,因为他一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爱这个事业的侦查员!早上八点钟刚过,他们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一进办公室,老王迎面便说:“算你们运气好,那个冯汉章,我们已经找到了,就住在前门饭店。”他和小陆都惊喜不已,甚至还不知不觉地互相对着笑了一下。老王请他们坐下后,递过一张电话记录稿,说:“昨天晚上我们有几个同志加了个班,总算查到了,这家伙到北京来是为了替另一家外商推销一项产品,和里克公司的业务无关。现在他已经和我们两三个单位挂上了钩,生意正得手,看来最近几天不会动窝的。”电话记录稿上记载着这次和冯汉章做生意的一个单位提供的情况,包括冯汉章这次来京的日期,和他发生联系的单位及他在前门饭店的房间号码,还有这些天大致的活动情况和举止表现等等,虽然不尽具体,却面面俱到了,志明仔细看了一遍,感激地对老王说:“太谢谢你们了,太谢谢你们了。”老王摆摆手,“咱们之间还客套什么,都是在同一个大门里吃粮的,我们有事去南州求你们,你们还不是得当自己的任务办吗,一个样。”话锋一转,他问道:“怎么着,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要我们配合做些什么吗?”周志明说:“我们两个人的任务是打前站,先跟你们联系上,把人找到,情况掌握起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志今天乘火车来,准备等他们到了再动手,你看——”他换成商量的口气说,“我们能不能先到前门饭店去摸摸情况。”“那没问题,”老王干脆地说,“我陪你们。”然后,老王给他们借来了两辆自行车,一行三人奔前门饭店而来。他们找到了前门饭店的保卫干部,知道冯汉章十分钟前刚刚乘出租汽车出去。他们便大致了解了一下他这几日在饭店的起居规律和所住房间的位置,老王又向保卫干部交待了几句什么,三个人便离开饭店往回走。北京冬季里的响晴天,风特别暖,软软地抚在脸上,使人醺醺然。在水洗过一般湛蓝的天幕下,天安门城楼重红夺目,给人一种视觉上的享受。走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大道上,周志明的心情异常晴朗起来,昨夜横来的不快早已忘到脑后,他慢慢地盘算着,如果段科长和大陈的那班火车能够如期到达,那么早则今晚,迟则明晨,11·17案就可以一举破获了。他全身的神经一跳一跳地发胀,破案的前夜,是侦查员最兴奋的时候。但是在他们回到办公室里的时候,他却敏锐地感觉到屋子里的气氛有些异常。早上和他们见过一面的一位姓古的副处长正在向两个干部低声说着什么,见他们进来,便赶忙招呼说:“你们回来得正好,刚才已经派人去前门饭店找你们去了,你们来。”老王也很敏感:“又发生什么情况了吗?”古副处长没有急于回答,反问了一句:“冯汉章不在饭店里吧?”“不在,可能到哪个单位洽淡生意去了。”老王说。古副处长唔了一声,转脸对周志明他们说:“我们的人刚才在首都机场发现了他。”不用解释,这一句话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这家伙难道已被惊动了,要跑?”老王也马上反应出来。“他手里有一张十一点二十分北京至香港航班的机票。”古副处长抬腕看了看手表,“现在距离起飞时间还有四十五分钟,我们的人已经把他监视起来了,你们看该怎么办?”古副处长把征询的目光停在他们两人身上,少顷,又开口了,语气却是果断不容置疑的,“现在和民航联系请这架航班延时起飞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我看现在应该当机立断,提前破案!”周志明刚一听说冯汉章要跑,心里就闪出了提前动手的念头,他之所以没说出来,是因为一时拿不准。冯汉章是外籍人,没有准备好就仓促逮捕,万一临场发生什么变故怎么办呢?现在既然古副处长提出了这个主张,他心里就像有了主心骨,不再犹豫了。“好吧,逮捕证、搜查证我们都已经带来了,请处长指挥行动吧。”还有四十五分钟,事不宜迟,他们分乘两辆轿车,直放东郊。北京街上的红绿灯栉比林立,汽车走走停停,艰难地穿过拥挤纷攘的街道。古副处长神色焦灼地不时看表,老王嘟嘟囔囔地骂着那些与汽车争道抢行的自行车们,时间眼睁睁地过了二十分钟,可他们只蜗行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在表面上,周志明竭力忍着不动声色,可心里比谁都急,都没有把握,一丝不祥的预感隐然爬上脑际,冯汉章,难道会像徐邦呈那样从他们手指缝里逃之夭夭吗?他的头上渗出汗来……什么都是可能的!然而,事情似乎并不是没有了转机,当汽车驶出东直门,跃上直通首都机场的宽阔大道时,便开足了马力,强烈的气流撞在风挡玻璃上,发出轰轰轰的振动,这声音越响,他的信心和希望就越强!他们在十一点十分赶到机场,几乎是冲着跑进了候机楼的大门,有人迎上来,同古副处长耳语几句,然后引导着他们穿过乱哄哄的候机厅,径直奔检票口而来。去香港的航班刚刚检票,在那一排参差不齐的等候检票的乘客行列中,他们几乎同时发现了冯汉章。和他在相片上那一副风度翩翩、脉脉微笑的神情相比,冯汉章此时脸色阴沉,步态呆板,样子苍老而疲惫。他手里除了一只轻便的小提箱外,没有其他东西,正随着准备登机的人流缓步向检票口移动。古副处长侧过身子,从容地对身边的周志明轻轻说道:“现在是十一点十三分,你们可以破案了。”周志明、小陆和老王穿过人群,向冯汉章大步走去!周志明、陆振羽在北京市公安局有力协助下,于首都机场胜利破案之后,同段兴玉、陈全有一道,在公历的大年三十将11·17案主犯冯汉章押回南州。一九七九年元旦这一天,便开始了这个案件的最后一役——预审。冯汉章不同于施季虹,在审讯中很难速战速决,一鼓克之,这一点,段兴玉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但审讯的进展似乎比他预料的还要棘手,冯汉章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基础站住了脚跟。他先是痛快地供认了利用施季虹进行情报活动和参与陷害卢援朝的行为,表示服罪。但对其他问题的供述却让段兴玉摸不着虚实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既然捕前缺乏侦查过程,审讯中出现艰难局面就必定是难免的。所以在第二天便不得不把审讯停了下来。整整一上午,段兴玉坐在办公桌前面没有动窝,那几张审讯的记录稿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桌上摊了一片写满字的纸。审讯记录中重要的段落他都分门别类地摘抄出来,颠来倒去地琢磨、比对着,各种假设一个一个地产生出来,又一个一个地被推翻了去,他期冀着能从这些供词中发现出一丝纰漏和矛盾来。冯汉章的派遣机关是哪里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的供述究竟可信不可信呢?“我是里克公司的代表,我的派遣单位在护照上写明了的。”这是审讯记录里的一段话。“你非法搜集我国军工生产情报,陷害我国公民,难道这也是代表里克公司干的吗?”“当然,我承认,干这些事并不是出于里克公司代表的职责。我是为了金钱才干的,有人愿意付给我很高的酬金,就这么回事,至于说那是个什么机关,我无可奉告,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究竟是……是什么机关。”冯汉章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副故作轻松的神态,这使段兴玉当场就把脸沉了下来,得给这家伙的心理上造一点儿压力了,天底下就有那么一些吃硬不吃软的人!“冯汉章,我提醒你注意,被审讯者在回答问话时,是不得使用外交辞令和戏谑的语气的,你虽然是外籍人,但是你背着你的国籍国政府在中国领域里进行侵害中国利益的犯罪活动,同样要受到中国法律惩处。我奉劝你认真思考一下,争取一条从轻处理的道路才是上策。”冯汉章默不作声,脸色变得阴涩起来。“你不知道向你提供金钱的机关,但直接给你钱的那个人,你总该知道吧?”“那个人叫威利,我叫不出他的全名,也许连威利也是个假名字,我们以前是在渥太华偶然地认识的,他好像是个推销商,我们后来见过几次面,都是泛泛的接触,次数也不多。在里克公司决定派我来中国常驻以后,他来找我,同我谈起一家大财团愿意和我做一笔生意,只要我去中国后向他们提供某些他们感兴趣的经济情报,就可以得到数目可观的酬金,我同意了。当然,威利不肯说出那家财团的名称,这是做掮客的规矩。”“你们怎么联系,情报怎么传递?”“我把我在香港所住的饭店告诉了威利,在我每次去香港度周末的时候,有人会打电话来,通知我什么时间到什么地点去,把情报放在指定的地点,这种放置情报的地点都是他们事先选好的,比如:公园的凳子下面,垃圾站附近的石头堆里,空酒桶里等等,这也是他们向我付钱的渠道。”“你向他们提供了什么情报?”“很杂,很零碎,从市场价格到出口贸易的情况都有,也包括施季虹给我的那些情况,要我一样一样地谈吗?”“你一样一样地谈。”冯汉章在谈那些情报的项目和内容时,态度很认真,回忆很仔细,但段兴玉却觉得他是在耍滑头,在装腔作势地演戏,他故意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一大堆极不重要的情报项目,连计划生育和居民换房子这方面的情况都列了上去,避重就轻的用心是很明显的。段兴玉耐着性子听完了,突如其来地问了他一句:“你指使施季虹在江一明家盗窃绝密情报,事前是怎样接受指令的?”冯汉章当时怔了一下,但很快便镇定地说:“对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接到过什么指令。”“施季虹已经在盗窃现场留下了痕迹,案发后,你们唯恐罪行败露,串演了一出移花接木、嫁祸于人的丑剧,难道连这个你也否认吗?”“不,我不否认帮助施季虹诬陷了那位卢先生。施季虹不爱他,一心想甩开他,她来找我帮忙,我不知道为什么竟鬼使神差答应了她,也许在那一分钟里我爱上她了,我也只爱过她这么一分钟,可是这对于我,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不过我们和江一明家里的那桩盗窃案没有关系,千真万确没有关系。”他们真和盗窃案没有关系吗?这是不可能的。但要立即向冯汉章证明这一点不可能,却仍然是一件棘手的事,段兴玉只好把这个问题先搁下了,他换了个方向往下问:“我们是在你登上去香港的飞机前一分钟逮捕你的,据我们知道,里克公司并没有来电报召你回去,我们还知道,你在北京的生意正在得手,尚未完成。你回答,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不告而别呢?”“说实话,我很后悔帮了施季虹那个忙,我到后来才意识到我给她那些东西——密写药、照相机,是多么的荒唐和……担风险。这件事压在我的心上,使我昼夜不安,有时我很绝望,觉得我完了,几天前,我突然动了逃走的念头,因为我预感到……”“段科长,”周志明的呼唤声打断他的思索,把他的视线从审讯记录上拉了起来,“该吃饭啦,今天食堂吃饺子。”周志明把手里的铁饭盒摇得哗哗响。他没动,若有所思地凝望着周志明,自言自语地问:“他真是凭着预感才决定逃走的吗?真是虚无飘渺……”“你说冯汉章吗?”周志明放下饭盒,“也不是不可能,他估计到自己罪行早晚会败露,三十六计走为上……”“不不!”他断然地摇摇头,敲着桌上的审讯记录说,“据我的印象,他绝不是他自己在供述中所描绘的那种一时冲动犯了错误,以后又风声鹤唳,吓得要死的人,绝不是的。你没发现吗?他在被捕之后是多么冷静,在审讯中的对答是多么有条不紊、恰如其分,这种超乎常人的冷静自然使人感觉到他似乎受到过专门的训练。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擅自离开自己的工作职位,置商业信用于不顾而放弃成交在望的买卖,甚至连自己的东西都扔在前门饭店不要,也不同饭店结账便不告而别,这简直可以说是在仓皇逃命了,难道仅仅是凭了莫名其妙的预感,凭了虚幻的第六神经吗?不不,这是说不通的,他一定是接到了表示危险的确实信息,不得已,才猝然出走的。”“确实信息?”周志明疑惑地眨眨眼睛,“施季虹贴在歧山路的报警信号,按说不会发生报警作用呀,她是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四点多钟贴的,冯汉章到二十九日上午在北京已经买了飞机票要溜了,一共不到两天的时间,那个胶布条也太神了。”“你看……冯汉章会不会另有一条闻警途径呢?”段兴玉非常迟疑地说。“啊?”周志明有点儿呆,没说出话来。段兴玉的指尖在审讯记录上轻轻弹着,缓缓地又说:“不管怎么说,这家伙肯定没有向我们缴械,我可以肯定这一点!他的供述和施季虹的供述之间,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比如陷害卢援朝这件事,施季虹说是受他的指使逼迫,而他却说是受施的请求帮她的忙,从这两个人的个人情况和我们掌握的材料分析,当然是施季虹的供述更可靠些。还有照相机、密写药这些东西,冯汉章说是在国外买的,既然是商品,为什么没有商标?技术部门初步研究了一下,他们的意见认为不像是西方国家的民用产品,今天上午把一个书面意见送来了,虽然不是最后的鉴定结论,但我看那几条意见还是挺有价值的。密写药、显影药还没有化验出来,不过目前也已经排除了民用品的可能,因为它们配方成分的化学水平很高,也很复杂,你看看这些材料。”“可是……”周志明接过化验说明材料翻览着,说:“可是冯汉章的供词也自成一套逻辑,而我们这些证据又都不是那么肯定,总不能单凭着分析和推理来打倒他吧?”段兴玉点头说:“这是当然。他的供词显然是深思熟虑的,他料定我们手中的证据主要来自施季虹的口供,才敢这样有恃无恐地做文章,这倒也足见此人非同一般,我想,他的后台老板大概决不是什么威利之流。”“对了,我也这么看,一个财团,怎么会对941这种军工企业发生那么直接的兴趣,甚至这么不惜工本地进行非法情报活动呢?我想……会不会是这个!”周志明用食指在桌面上写了一个“D”字,“从过去我们破获的一些案件上看,他们对941的兴趣倒是很强烈。”“唔——”段兴玉望着桌面,点点头,说:“你是说,D3情报总局?”冯汉章到底是什么背景?不查清楚,整个案子就是一笔糊涂账,所以在元月二号,段兴玉决定南北分兵,陈全有和严君南下广东,设法请有关部门协助查证一下冯汉章口供中涉及香港的那些情况,他自己和陆振羽则北上赴京,准备请权威单位再重新对那架微型照相机和密写药进行鉴定和化验。陈、严的广东之行,他并没有抱多大希望,因为冯汉章在香港的活动不会没有掩护,想从那儿查出他的马脚来的确是件难以办到的事,倘不是出于无奈,他决不会花两个人日夜兼程去搞这种事倍功半的查证,这也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撞撞大运吧。至于他和小陆的北京之行,他却寄以十足的希望,他反复想过,对这些物证的检验,也许是认定冯汉章的派遣组织的唯一途径了。不知为什么,在他心里发出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这个案子不是已经进入了尾声,而是处在乱无头绪的开端。一大早,大陈和严君拿着两张全国铁路通用票登上了一列南去的火车,段兴玉和小陆现买了两张站台票也挤上了火车往北去了,办公室里只剩下周志明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埋头整理11·17案的卷宗。现在在他面前摊放着的,是从前门饭店冯汉章房间里搜查和扣押的物品,差不多已经分门别类整理完了,只剩下一个纸包还没有动过。他打开纸包,从里面倒出一堆碎纸片来。这是从一个垃圾篓里拣出来的碎纸。当时他们已经把冯的房间全部搜查完毕了,他一个人留在屋子里正和饭店楼层的负责人核对扣押物品的清单,几个服务员进来开始收拾这间客房。他看见一个服务员从洗脸间里拿出个纸篓来,好像是搜查中没有注意到的,便要了过来,伸手进去翻了翻,发现里面除了废烟盒、废包装纸外,还有些写着字的碎纸,他向服务员要了一张旧报纸,把这些碎纸拣出包起,带了回来。可这包东西,竟使大陈抱怨了好几次。“你成拣破烂的啦,把这些烂纸头拿回来干什么?这有什么价值?这倒好,按规定,拿回来的东西一律不能随便销毁,还得一张张裱起来入卷,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当时小陆站在旁边,冷冷地敲着边鼓:“人家是又要发现点儿什么,好一鸣惊人了。”他不以为然地冲大陈笑笑,“我抓空儿裱出来不就完了吗,即便没有证据价值,也许还有研究价值呢。”他没理小陆,小陆那阴阳怪气的腔调儿使他不舒服。他知道小陆对他的嫉恨未消,便尽量避免和他冲突起来,惹不起,总躲得起吧?写着字的这些废纸都被撕得很碎,他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勉强地拼接起来,裱糊在衬纸上,一共裱出三张。一张是一个账单,上边草草地记了些日常行住的花销,另一张记的是北京几个单位的名称和地址、电话。他看过这两张,都放在一边,又拿第三张来看,这一张撕得最碎,十八开大小的纸,竟撕成了三十多片。他把它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原来是一封信,一封很简短的信。冯汉章先生台鉴:你寄来的钱,已经收悉。病危入院的家父,于前天脱离危险后,即命我代为执笔,速寄一信与先生,以转达他的谢忱。他下周便可移榻回家了。看来他的病,迄今无大渐,你付予的帮助,使他在自己残烛之年又得到了一位热心的朋友。刘亦宽信上没落日子,他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看不出什么疑点,而且又没有信封,只好也放在一边,准备等将来审讯冯汉章的时候再做核查。忙忙碌碌地过了一天。晚上吃过饭,他一个人走进办公室,准备继续整理卷宗,刚打开保险柜,他却犹豫了。“得回去看看肖萌了吧?”自从年前在法院审判厅的过道分手以后,他们还没见过面呢。趁现在没有急茬的事,应该回去看看了,他把保险柜关上,锁好,然后骑车离开机关,往太平街而来。路过南州饭店,被一串从饭店大院里鱼贯而出的小汽车拦在路边,他蓦然记起那次下班后在这儿碰上季虹和冯汉章的情形,也不知道那次他们谈了些什么……小车队过去了,他却呆愣在路边没有动弹,一个令人为难的问题钻进了他的脑袋。“回去了,宋阿姨问起季虹的事怎么办?”他心里飘过一阵胆怯,上次他对卢援朝问题的守口,已经叫宋阿姨不高兴了,这次又轮上她的女儿,如果问了,怎么说呢?他又蹬起自行车,慢慢的,边蹬边想辙,辙没想出来,心里却愈加烦躁缭乱,这时候冷不防一个小伙子骑车从身后超过来,压住他半个车轮子,一拧把,把他别了个措手不及,歪在了马路沿上。那小伙子在他前面停下来。回头冲他咧嘴直笑,他定一定神,不由也跟着笑起来。“好哇你杜卫东,你敢别公安局的,不怕罚钱呀?”杜卫东带着一串笑,把车子滑到他跟前,说:“我跟公安局的缘分深,这不,我是二进宫啦。”“这次不算的。你现在怎么样,在淑萍他们家还好吗?”“还行吧,人家对我不错,我怎么也不能往人家身上抹黑呀。可是你们这些个警察呢,一出点儿什么事就总往我身上怀疑。你知道这次是谁抓的我吗?还是你认识的那个黑大个儿,这家伙,咱们这种有前科的人在他眼里,屎壳郎,一辈子都是臭的。”“这你可错怪人家了,实际上正是他在证据上发现了问题,才改正了错案,要不然你又该回自新河啃窝头去了。你现在还在941厂吗?”杜卫东像是很得意地一挺胸脯,“当然啦!”周志明突然想到什么,眉尖一挑,“哎,我还没吃你的喜糖呢,你们什么时候给我补上?”杜卫东非常郑重其事地答道:“对对对,不光喜糖,还得请你喝顿喜酒,淑萍以前也没告诉我,到现在我才知道我的新房原来就是你的家,占了你的房子,淑萍他们家老过意不去,整天念叨,结果现在我倒反过来老宽慰他们,我说,周志明跟你们是老邻居,跟我是患难之交,铁哥们儿,没说的,再说你现在也跟我一样,反正到别人家‘倒插门儿’去了,那家是高干,还在乎这两间房子吗?”周志明笑笑没说话,杜卫东话头一转,又说:“哎,对了,那天我可看见你那位了。”“我那位?”“就是施肖萌啊,现在我们厂没有不知道她的,外号都有了,叫‘施洋大律师’。我是在那天审判会上见到她的,厂里保卫处专门给了我一张票。嘿,说真的,你那位没治了。”“怎么没治呢?”“要口才有口才,要长相有长相,够派!比她姐姐漂亮多了。其实你说施季虹那模样配人家卢援朝也就可以了,可她还那么不知足,非扒上一个华侨不可,这事儿你听说了吗?那华侨叫张什么还是什么章的,据说比施季虹大三十多岁呢,都老没牙了,真的,不信你问去,我们厂的人都知道了,这叫什么?叫‘桃色新闻’吧?反正这种新闻传得最快,人家说,这次整卢援朝就是那老帮子出的点子。”周志明不置可否地笑笑,转移话题说:“你刚下班吗?”“不,今天我倒休,上卢援朝家帮他做家具去了,他们请了我一顿,这不才吃完。”“对了,卢援朝的家具我见过,那大立柜就是你的手艺吧?”“怎么样,手艺不赖吧,什么时候你办事,我也给你打,这还是在机修厂木工组打的底子哪。唉,卢援朝这下也结不成婚了,打出来这些家具都准备先给他弟弟结婚用了。”他们在路边就这么闲扯了半小时,直到脸上冻得发僵才握手言别。周志明回到施肖萌家时,已经七点半钟了。他看到大门前的空地上斜停着一辆漆黑发亮的“奔驰280”,心里不由一动,“是施伯伯回来了?”进了门,先进厨房擦了擦脸,从吴阿姨那儿,他知道施伯伯并没有从北京回来,在客厅里同宋阿姨说话的,是个刚刚到的客人。“小萌也不在家?”“不在。小萌这些日子好像不痛快,话也不说一句。唉,她爸爸也不回来。”吴阿姨重重地叹着气。他穿过走廊走向自己的房间,从客厅紧闭的门里,能听到有人在说话。一个洪亮的声音突然抬高了传出来,口气果断而自信。“这件事,市委政法部当然是可以过问的,……”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扭亮桌上的台灯,总觉得桌面上仿佛缺少点什么,想来想去,才想起玻璃板下面压着的施肖萌那张扎小辫的照片被她拿去了,心里淡淡的有点儿别扭。他拉开抽屉,在里面扒拉着想再找出一张好的来,找来找去不满意。在这一两年的照片里,她几乎都是那么一副冷漠,矜持,过于自信,过于固执的样子。他比了半天,挑出一张“傻笑的”塞在玻璃下面,好在并无娇嗲作态,总算傻相可掬吧。客厅的门响动了两下,宋阿姨和客人的说话声移到走廊里来了。宋阿姨好像是哭过一样,用伤风发哑的嗓子哝哝地说:“老乔,孩子出了这种事,真叫你操心了,老施偏偏这个时候又不在……”那个响亮的声音略略柔和了一些,“老施在北京的会也快结束了。我今天和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同志说了一下,季虹的事先不告诉他,让他安心把会开完,再说他的身体也不好,还是等他回来以后再说吧。老宋啊,你也不要太难过了,萌萌那样做还是对的,不要太责怪她,为难她了。她的那件事我也听说了,孩子现在心里也是不好受的,不管怎么样,他们毕竟是相好了一段时间嘛。以后我叫乔真多过来安慰安慰她。最近他们学校要分出一部分学生到外地去办分校,你知道这个事吗?乔真在学校里到处帮萌萌活动着留在总校,分校的学习条件太差,毕了业还要往外地分,要是现在能留就尽量争取留下来。乔真已被系里留下了。对了,你的腰痛病怎么样了?乔真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搞按摩的,据说在南州小有名气,约个时间叫乔真领你去一趟。”“这孩子,真难为他想着了,叫他以后常来玩啊。”宋阿姨有气无力地说。“现在一般的按摩大夫……”说话声又移动了,消失在大门口。门外,汽车响动了一阵,开走了。周志明听见宋阿姨的脚步声从大门那儿转回来,在走廊里拖动着,一声一声好像越来越近,他有点儿发怵,生怕她突然进来向他问起他没法回答的事,可那脚步声终于走进客厅里去了。他轻轻松了口气,也许宋阿姨根本就不知道他回来了,不知道也好。“可是萌萌呢,这么晚了上哪儿去了?”他闷闷地想。早上上班的铃声响过,严君走进办公室,心事重重地坐在桌子前。“怎么了,小严?”大陈投过一注怀疑的目光,“在广州两天没睡觉眼睛都没肿,怎么回来反倒……”她轻轻按摩了一下发肿的眼睛,想松弛一下哭酸的角膜,她一向自认为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可昨天,仿佛把一生所有的眼泪都流干了。唉,女人的眼泪。昨天下班的时候,小陆交给她一张字条,约她晚饭后去建国公园谈一谈,并且写明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为了自己请求她了。她一边吃着晚饭,一边琢磨着这封情辞恳切而又颇有点儿最后通牒味道的“约书”,心绪被难以名状的烦恼攫住。她如约来到公园门口,小陆已经等在那儿了,大概因为都觉得彼此的心情和公园里的环境气氛不大相称,所以他们没有进去,而是顺着马路向西走去。在路灯如豆的寒气中,她看见了街头拐角处那片在风中摇曳的光影,不觉依稀记起三年前在施肖萌去自新河探望周志明的前一天晚上,她同她也是沿着这条大街走向那个幽暗的拐角的。过了拐角,他们没有停下来,继续默默地往前走,走了一会儿,小陆开口了:“小严,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你答应我吧,我,我爱你。”他的声音中夹带着胆怯的颤抖,听起来怪可怜的,她聚集在胸中的烦躁倏地溶解了,心平气和地说:“你看,现在案子这么忙,不是考虑这种事的时候吧。”“哼,干咱们这行的什么时候不忙呢?你们从广州空手而回,我们在北京四处碰壁,物证虽然留在了北京,可是究竟能不能检验出来,什么时候才能检验出来,都是没准儿的事。这个案子要是一拖拖上十年二十年,难道让我们也跟它一起长期挂着吗?”“小陆,我们做一个好朋友吧,我们原来就是好朋友,这样不是很好吗?”“这么说,你还是不同意啦?”话中似乎挟着些隐隐的威胁。“我很愿意和你做个普通的朋友,我们保持一种亲密的友谊关系何尝不好呢?”她几乎是用了恳求的语气,心里却有点儿冒火儿了。“我就那么使你讨厌吗?”小陆咬着牙问。“我并没有说讨厌你,从来没有,但你要求的那件事,无论如何不行。”“为什么不行?”“别问为什么。”“你总有个原因,我一定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说不清了,别问了,我还有事,我们分手吧。”她觉得无法再谈下去了,转身离开他,大步往来的路上走去,刚走出几步远,猛然听见他在身后说道:“我知道,我长得不如周志明漂亮!”这句话使她全身像顿点儿一样顿住了,她转回身,冒火的眼睛直盯着那张在夜幕中变得模糊的脸,陆振羽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子弹一样打在她的心上,“可你,也并不比施肖萌漂亮!”“你!”她舌根发僵,“别忘了你还是一个公安干部,说这种无聊的话,太无聊了!”“对,我是无聊,可你和周志明,你们有聊吗?”“小陆!”她从来没有这样厉声喊叫过,以致把他弄得一愣。“好吧,”他说,“你用不着发火,我明白就行了,我不会妨碍你们的,可是请你们也别再拿一件破毛背心之类的玩意儿把别人涮着玩儿!”他过街走了,怒气冲冲地走了。她强撑着回到家里,扑在床上嘤嘤地哭起来,委屈的泪水湿了一片枕头。几年了,她的感情所受到的冷遇,她的苦苦的,毫无希望的等待,从未得到过一丝一毫的同情和安慰,她得不到自己的所爱,又不能下决心当着小陆公开否认这爱的存在,大概,人生最苦,莫过于有苦说不出了。她感觉到大陈关切的目光还停留在自己脸上,连忙强作轻松地拢了拢头发,说了句:“没什么,昨天睡晚了。”“今天我们俩到941厂去一下,找卢援朝再谈一次,需要他亲笔写的证据材料得请他赶快写出来,介绍信我已经开好了。”大陈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公文包里装笔记本。她从抽屉里取出自己的公文包,正要和大陈走,段兴玉走进来了。“今天上午都不要出去了,纪处长要召集咱们开个会。”“召集全科吗?”大陈问。“不,就你们这个组。走吧,现在就到会议室去吧。”“什么事啊?”“我也不知道,刚才纪处长在走廊里对我只说了要开会。”他们坐在会议室里,等纪真来,空气中蔓延着百无聊赖的沉默。她的目光在长桌对面大陈的脸上茫然地停了一会儿,滑向左边的小陆,小陆沉着脸,狠劲儿地抽烟,再左面的位子上,周志明两手托在后脑勺上,眼睛望着天花板,一眨一眨的不知在想什么。公务员小范走进来,在长桌的一端摆下一只公用的茶杯,在里边放了些茶叶,沏上水,盖好盖子走了,他的动作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可是谁也没说什么,“会不会是市局的头头要来听汇报?”她胡乱猜想着。果然,两分钟后,纪处长陪着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走进会议室。那人六十来岁年纪,胖胖的,用严君的标准看,风度很不错。他热情不拘地同每个人都握了手,然后才在座位上坐下。“这是市委政法部的乔仰山部长。”纪真介绍着说:“乔部长今天专门来同我们一起研究一下11·17案的情况,特别是对有关人的处理问题。乔部长,要不要先把全案的情况向你汇报一下?”“基本情况我都知道喽。”乔部长摆了一下手对大家说:“你们这一段工作还是很不错的嘛,有成绩,很辛苦,我们都是了解的。”他用茶杯温暖着双手,又说:“我来,主要是想和你们研究一下对施季虹的处理问题。你们都知道,她是我们南州市市委政法书记施万云同志的女儿,她犯了这个错误,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市委是很重视的,要求尽快地,严肃地加以处理。不能因为她是干部子女就另眼看待,法律面前是要人人平等的嘛。老纪呀,她的问题是不是都查清了?”“她的问题基本是清楚了,可是主犯冯汉章的眉目还比较模糊,我们可以抓紧一下,争取尽快结案吧。”纪真说。“施季虹的问题既然已经搞清,我看可以先行处理,倒不必等着结案。她的羁押时间快半个月了,从时间上看也不宜再拖太久,我们可不能搞‘四人帮’‘久押不决’、‘以捕代判’那一套啊。”纪真先是迟疑了一下,随即笑着说:“对,我同意这个意见。老段,今天趁乔部长在这儿,我看索性把对施季虹的处理意见定下来,这样也省了以后上上下下的许多公文往来了,今天研究定了,咱们就可以直接成文往上报批了,啊。”“行。”段兴玉有点儿勉强地点了一下头。乔部长先开口说:“政法部的意见,劳动教养三年。”他用征询的目光环视了一圈,笑笑,又说:“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太重了?我刚才说过,正因为她是干部子女,才更要严肃处理,法不阿贵嘛!”大家闷着声,谁也不说话。过了片刻,纪真首先打破沉默,迟疑地说:“我看,可以吧。”严君把打开的记录本合上,她知道这个会议该结束了,因为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无须经过检察院的起诉和法院的判决,而是由公安局直接呈报市政府,再由市政府发“劳教通知书”就行了。既然政法部长和公安局的主管处长意见一致,事情便算是大概定局了,他们这些普通干部还能有什么争议呢?但是,出乎她的意料,她刚刚合上本子,斜对面的周志明却偏偏开口了。“我有个不同意见,能说吗?”“说吧,畅所欲言嘛。”乔部长嘴上虽然这么说,但脸上分明露出些意外的神情。周志明把身子往前靠了靠,说:“我有点儿糊涂了,施季虹诬告卢援朝,情节应该说是很严重的了,在这之前,她还多次向冯汉章提供我们军工生产的机密情报,还有盗窃江一明住宅这件事,目前虽然不能完全查实,但她的嫌疑最大,就是不算这件事,不也足以构成反革命间谍罪了吗?为什么不追究刑事责任,而要给个行政处分呢?我看不是重了,而是轻了,轻得……有点儿没道理。”这一席话,把屋里的空气弄得有些紧张,严君偷偷看了一眼乔部长,见他还把手捂在茶杯上,脸上似笑非笑的。“怎么,你认为施季虹是反革命,是吗?”“她的犯罪性质当然是反革命的。”“啊——嘿嘿,”乔部长淡淡地笑了两声,“不能那么说吧,过去在‘四人帮’时期,只要犯了罪,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扣上一顶反革命的黑帽子,什么反革命小偷犯、反革命强xx犯,多得很哟。现在我们要给人戴这顶帽子,可不能那样简单喽。现在的政策界限是很分明的,鉴于前几年的教训,对于反革命的认定不但要加倍谨慎,而且还非得规定下一些严格的框框不可。我查了一下最近的有关文件,反革命确切的含义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这句话将来是要正式写进《刑法典》里去的。别看只是这么短短的一句,却是很科学很严谨地叙述了反革命犯罪的构成。啊——,比如说,一个人干了危害国家的事,但他事先并不是抱了反革命的目的,这类情况就不能以反革命论处,否则不是又成了‘四人帮’那一套客观归罪的搞法了吗?我们可不能再这么搞了,也不管人家主观上有没有反对革命的想法,统统按反革命打翻在地,这样还有不搞冤假错案的?那么,什么叫以反革命为目的呢?我也查了一下,具体地说,就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施季虹的供词我看了,她无非是想通过冯汉章的关系到外国去留学嘛,留学也不是坏事,坏就坏在她使用的手段是错误的,最后被敌人利用了,但作为她本人,充其量不过是个个人主义泛滥,道德品质败坏嘛,还不能够以此就断定是居心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至少我个人看是不能这样推演的。”乔部长停下来,又是一阵沉默。严君本来是下决心站出来支持周志明的,可现在却踌躇了,乔部长讲得似乎也很有道理,她心里有点儿拿不准了。只听乔部长又说:“你刚才说到的所谓提供军工生产机密,不过是她向冯汉章讲了一些零配器件的进货数量,当然喽,这的确是不应该对外透露的,但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无限夸大,对不对呀?至于诬告卢援朝的问题,因为毕竟没有造成恶果,所以也应该按照‘未遂’从轻处理,你的意见呢,老纪?”纪真点头说:“我同意乔部长的意见,按乔部长刚才的分析,劳教三年也不算轻了。哎,老段,你发表发表看法?”段兴玉用迟缓的动作在烟灰缸的沿上搓着烟头儿,踌躇地问道:“乔部长,对施季虹劳教三年的处理,市委政法部是不是已经做了正式决定?”乔仰山说:“政法部只是个建议,你们是具体办案单位,我们总该把意见统一起来嘛。”段兴玉哦了一声,没有再说话,似乎还在考虑着什么。这时候,会议室的门开了一道缝,有人探进个头来,轻声说道:“大门口有人找周志明。”“哪儿来的?”周志明抬头问。“自新河农场的,姓丁。”周志明把征询的目光投向纪真,纪真问:“你还有其他意见吗?”“没有,我仍然认为劳教三年的处理略轻,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国家情报,诬告别人,这都不算犯罪?我想不通。其他的没有。”“好,”纪真板着脸,“你会客去吧。”周志明出去了,屋里气氛很僵,没人吭声,半晌,乔仰山转脸对纪真问道:“这年轻人叫什么?”“周志明。”“啊,果然是他。”“乔部长知道他?”“噢,前几天我们找施季虹的母亲谈话的时候,她反映她的小女儿施肖萌最近与周志明关系很坏,主要原因好像是周志明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呃——”他停顿了一下,大概觉得这种场合是不便具体加以说明的,话头便绕开了,“至于周志明和施季虹的关系,那就更紧张了,因为施季虹曾反对过她妹妹和周志明的恋爱关系。老纪,这种情况……周志明继续参加这个案件的工作是否合适,你们没有考虑过吗?”“这个,原来我们也考虑过让他回避的问题,可是……”“回避,在法律上也是个制度嘛,不是相信不相信哪一个同志的问题,恰恰相反,是爱护同志。再说,谁也不能保证没有人在办案中自觉不自觉地掺杂进个人的好恶恩怨嘛。”“也好,”纪真敲了一下指头,“老段,乔部长的意见是对的,我考虑小周还是回避一下的好,你看呢?”“我不同意。”段兴玉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熄掉的烟从嘴上拿下来,很干脆地说:“周志明不是侦查对象的直系亲属,按规定不在必须回避之列。他做侦查工作这些年,各方面表现大家都是清楚的,还没有发现他因为个人感情或者私人利益而影响公正侦查的问题,在这方面,对这个同志应该是信任的。”纪真表情复杂,语气缓慢,似乎是一边斟酌一边说道:“如果……说到侦查员的职业品质,我倒又想起他曝毁胶卷那件事了。当然,客观上是反了‘四人帮’,政治上是对的,这是应该承认的。但就这件事本身来说……怎么说呢?反正我是做不出来的,老段,换上你怎么样?你搞了三十年侦查工作了,你说说。”段兴玉还没有答话,乔仰山对着陈全有问起话来:“你是周志明的组长吧?你谈谈看法嘛。”大陈嘴角嗫嚅了半天,才挑选着词句说:“要说周志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这个同志的最大特点是责任心强,呃——,的确还没有发现过在办案中感情用事现象。至于,至于,纪处长讲的那件事,呃——,我个人的看法,作为周志明本人来说,这个这个,当时的动机还是反‘四人帮’的嘛,人家贴了反‘四人帮’的诗词,他才保护了人家,又不是跟他沾亲带故,其实他也并不认识人家……”“不对!”一直沉默不语的陆振羽突然阴沉沉地打断了陈全有的话,“不是那么回事,这件事的底细我都清楚。”严君抬起头,茫然地向小陆望去,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上。“我也是才明白的,他在广场事件中保护的那个人不但和他认识,而且还有特殊的关系,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施季虹。我是在前几天审讯的时候认出她来的。”场面猛地静了下来,谁都想不起该说些什么。严君觉得脸上涌满了滚烫的热血,陆振羽的面孔刹那间变得那么丑恶,丑恶淹没了正义和美好!她真有点儿受不了了,“你拿出些公正和良心来吧!”她竭力用牙咬住嘴唇,压制住冲向喉间的怒喊!纪真摊开两手,对段兴玉说:“我早就想到了,这里总有一点儿原因嘛。”乔仰山打开茶杯盖,并不去喝,只是无动于衷地嘘着水面上的茶叶,静了一会儿,才用总结性的口吻说:“这件事嘛,反‘四人帮’这个大的、基本的方面还是应该充分肯定他的,至于其他,我看,不去提了吧。”没人再说话,大家又缄封了嘴巴,沉默到各自的思绪中去了。乔仰山吹了一会儿茶叶,把茶杯盖又盖上,然后专门把脸冲向段兴玉,说道:“怎么样,你们再研究研究,看看叫他回避究竟合适不合适呀。”段兴玉想了一下,说:“我的意见是不回避,既然在侦查、收集证据阶段都没有回避,为什么到了结案阶段反倒要回避了呢?不过,这只是个人意见,按法律规定,决定侦查人员是否回避的权力在侦查单位的负责人,这件事儿,处长定吧。”“还是让他回避吧。”纪真不加犹豫便说。“那我通知他。”段兴玉冷漠地点了一下头。纪真想了想,又嘱咐说:“不要采取简单通知的办法,要专门找他谈一谈,做做解释工作,不要让他有什么思想负担,这不是不信任他的问题,而是……”段兴玉摆了一下手:“放心吧,他不会想那么多的。”话音还没落,周志明出现在屋子里,严君没有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他显然已经听到了刚才的决定,默默地走到长桌跟前,收拾自己放在那儿的笔记本,用平静的声调对纪真说了句:“我执行回避。”便向外走了出去。气氛变得更加沉重,冷冷的,像灌满了冰冻的铅。片刻,乔仰山把目光从面前的茶杯上抬起来,环视了一圈,用洪亮的、若无其事的声音说道:“继续开会吧。”散了会,大家都下楼吃午饭去了。严君看见周志明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不动窝,迟疑了一下,留住了脚步,等楼梯上杂沓的脚步声渐渐平静以后,才轻轻对他说:“别想了,吃饭去吧。”周志明仍然没有动,胳膊支在桌沿上,一只手插进厚厚的头发里,两条长长的眉毛打成一个团。严君又说:“其实,回避倒也松快,反正这个案子的精彩部分你都参加上了,现在进入了结案阶段,剩下些扫尾工作、清理工作,不干也没什么,你……”她觉得枯肠索尽,实在找不出什么宽解的话了。周志明仰起脸,若有所思地望着她,半天才说:“我是觉得这样做对他反而不好,反而不好……”“谁?”她莫名其妙地眨眨眼睛。“对季虹的家里,对她爸爸,对市委,对党的威信,都不好。决定教养而不判刑,就意味着她的行为不算犯罪,出卖国家情报都不算犯罪,这是明明白白的姑息养奸,群众会怎么想?”“咳,”她拦住他的话,“你把心都操到哪儿去了。”耽了少顷,又放重语气,说:“志明,有句话我一直不想跟你说,可现在我觉得应该跟你说,你……应该在事业上有个稳定的环境了,生活上,也该有个幸福的家庭了,这些,其实都已经摆在了你的面前,你,你不要破坏它。这个案子,你不再插手,对你只有好处,况且,况且一个政法书记的女儿,判教养三年也就算可以了,总比一点儿不判好吧?”“政法书记的女儿就可以重罪轻罚吗?”周志明没有被说服,反而情绪激动地站起来,好像要冲她发一顿火儿似的,但却没有马上接着说下去,隔了一会儿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平静地说:“你知道,我也是个干部子弟,从感情上,我特别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真正有威信,真正受尊敬,受爱戴,因为在人们的眼睛里,他们是代表了党的。所以我一看到有些领导干部办些不自觉的事情,心里就沉甸甸的放不下。你说我操心太多了,对了,我是太爱操心了,没办法呀。现在常常能听到对党发牢骚和抱怨咱们国家的话,说实在的,不管这些话有没有道理,我在感情上都是不痛快的,就好像别人骂了我自己的爹妈一样,总忍不住想跳出来说几句解释的话、维护的话。可是有时候,我自己也忍不住要发牢骚,因为看到的那些事,更叫人不痛快。”严君沉默了。“小严,你不觉得乔部长今天专程到这儿来讲的这番话,在冠冕堂皇里面掺杂着私情吗?我是觉出来了。我并不是为了我的回避而生气,就说是正常工作中量刑偏轻,那也没什么。可乔部长以政法部的名义跑到办案单位来直接定调子,而且又轻得失去了原则,纪处长不认真考虑就随声附和,这难道是正常的吗?我知道我提意见没有我的好处,可我偏要提,把话说出口,我心里就无愧了。”“唉!”严君不能再劝什么了。中午,她从食堂回到办公室。屋里只有小陆一人独坐桌前闷闷地抽烟,她连看也没有看他,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拉开抽屉,取出一本书看起来,就像屋里没有他,就像上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她现在对小陆反而很平静了。“你恨我吧?”小陆阴沉沉地把一口呛人的烟气吐过来。隔壁,有人在打扑克,一阵喧哗笑骂声穿墙送过,把这间屋子里半凝固的酸苦的空气稍稍冲淡了一点儿。窗外,大概很远的地方,噼啪地响起了零星几声鞭炮,像是急性的孩子在催促着春节的到来。鞭炮声很脆爽,听来仿佛是从自己压抑的心里迸出的几粒小气泡。“我可怜你。”她竭力平静地说,连头也没抬,但却能感觉到他射来的疑惑的目光。“我上午只不过是披露了一下事实,难道也有什么不对吗?”小陆朝天长长地喷了口烟气。“行了,”她抬起头来,“又没有人谴责你,既然你问心无愧,何必要急着表白解释呢?”“我看得出你生气了,你恨死我了。可我声明,我揭发他绝不是为了你,绝不是!”“你揭发他?你有这个资格吗?对他你只欠着情分,只有感激的义务,报答的义务,而没有落井下石的权利!要是我,绝不为了你那点儿本来就活该的委屈去坐牢!”她压不住一腔的愤慨。“他为我坐牢?难道当初是我请他曝毁我的胶卷的吗?哼,现在一说起来好像都觉得我欠了他多少恩典似的,我就不服这个气!”“你的胶卷?那是你的耻辱,耻辱!”“得了,别跟我来这一套了,你没镇压过群众?周志明没镇压过群众?没镇压,你们七六年上广场干什么去了?说穿了,他当时要不是为了未婚妻的身家前途,也未必要毁那个胶卷,不然,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为什么一直守口如瓶呢?不就是想让人说他是出于公心吗?这点把戏我还不明白吗?哼,我看咱们全一样,谁脑袋顶上也没有一层圣洁的光圈。”严君气得直打哆嗦,“你,你当然不会懂得他的,他为什么要毁掉胶卷;为什么挺身出来承担牺牲;为什么不把救命之恩告诉给当了政法书记的施万云同志和他的一家。不!你根本不懂,他的为人,你是绝不会懂的!”陆振羽的嘴巴鼓了鼓,她完全想象得出他内心里已经把她和周志明想到什么阴暗的地方去了。她镇定地等待着难以入耳的讽骂,可他却一句话也没有再说,只是把烟狠狠地拧灭。她也不再理他,把头埋进书里。然而又怎么能看得下去呢?她的心里乱纷纷的。的确,以那样一个理由决定周志明对11·17案的回避,是不公正的,但这不公正却并不全然是陆振羽泄私愤所能造成的,他不过是用这个胶卷的事情印证了乔部长和纪处长的偏见,可他们,这么有水平的领导,干吗要死抱着那个没道理的偏见呢?天下总还有这么多叫人憋气,叫人想不通的事儿!自从和小陆发生这场争执以后,她心里一直堵着口闷气。一到夜里躺在床上,思绪便像脱线的风筝,漫无方向地飘来飘去,她一连失眠了好几个晚上。这天早上醒来,窗外还是一片漆黑,她脑袋昏沉沉的,睡不着也不想再睡,心烦意乱地拧开灯,穿起了衣服。隔壁房间里的灯也亮了,隔了一会儿,传来姑妈睡意蒙碦的声音:“小君,怎么起得这么早?还不到六点啊。”“我到菜市场转转。”她一边系着扣子,一边敷衍地答着。“哦,你看鸡好就买一只来。”姑妈咕噜了一句,关上了灯,一阵吱吱嘎嘎床板响动,又没声儿了。她好久没有光顾菜市场了,没想到菜市场还真是这么早就开了张。波浪形的瓦顶上吊着的日光灯熠熠亮着,水泥地面上薄薄地喷了层水,踏上去很舒服。架子上,蔬菜的品种虽不多,却按照对称颜色摆得井井有条。在宽大的肉案上,新搭上来的几大片猪肉红白鲜明,很是诱人。她买了只肥鸡,又四处转了转,水产部已经排上了一列不算短的队伍,只有油盐酱醋的柜台前冷冷清清,但从那儿飘溢出来的混合着酱油、熏醋和五香粉味道的空气,却弥散在整个菜市场里。她小时候是最爱闻这种富于刺激性的气味的。淡淡的,儿时的回忆倏地变成了一种强烈的憧憬,对未来生活的渴望突如其来地撞上了她的心头。这是她从未领略过的一种渴望。真是活见鬼!像她这么个事业心极强,一向视家庭生活为琐屑的人,此刻竟突然向往起贤妻良母的人生来了。啊——,真该有个自己的、暖暖的家呀!这温馨的向往反而使她打了个寒战,心里酥酥地有股凉气窜上来。她不由加快了脚步,跑起来,逃命般地跑出了充满着馋人气味的菜市场。想这些干什么呢?也许注定她就该是个悲剧人物吧!她回家放下鸡,骑车来到处里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没上班呢,楼里挺静的。来到办公室的门口,发现门是虚掩的,里边有人在窃窃地讲话,她推门的手不由自主缩回来。“这事,你还和别人说过吗?”是段科长的声音。“没有。”这是周志明。他们来得这么早,在谈什么呢?听两个人的口气,好像是谈一件关系重大而又不愿意示人的事情。“我不想叫别人为难。”周志明又补了一句。“可你毕竟……你想过后果吗?”“想过,不会有多严重的。三中全会都开过了,我怕什么。我是觉得,既然干了侦查员这一行,索性就彻底干好它。科长,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么做有不妥当的地方?”“不,你要先和我讲了,我还说不定跟你合个伙儿呢。既然你已经做了,那就先等着看看结果再说吧。另外,昨天我和大陈在局里碰上马局长了,大陈把决定你回避这件事向马局长提了意见。你看大陈这个人,一向不爱多惹事的,这回居然主动提了意见,连我都很意外。”楼下响起杂沓的脚步声,间或夹杂着大声的问候,上班的人陆续来了,她只好推门打断他们的谈话了。“嗬,来得真早啊。”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笑着同他们打招呼。“你早啊。”段科长随口答了一句,出去了。她扫了周志明一眼,看见他的桌子上摆了科里的录音机,旁边摊开着记录稿纸,便笑着问道:“这么早就干上了?”“没有,我也是刚来,”他答道,“311案有好几段审讯录音当时没有整理成文字,我现在居闲了,干脆整理出来算了。”“噢。”她站在他的桌前,很想问问他们刚才谈的事情,话没出口又憋住了。她并不是那种以窥探别人的秘密为乐事的女人,但是刚才听到的只言片语,却深深地使她不安。她多么想知道个清楚,多么想替他分担一点儿忧虑和风险啊!小陆进来了,把他的灰色马桶包往桌上一扔,用冷冷的、看破一切的眼光斜了他们一眼,那神情,活像是又发现了别人的什么丑事。周志明打开录音机,手上的笔随着转动的磁带刷刷地写起来。她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从抽屉里拉出一张报告纸——这是大陈昨天推给她的任务——在眉头写下一行洒脱清秀的钢笔字:关于对施季虹实行劳动教养处分的请示房门打开,她抬起头,看见段兴玉从外面走进屋子,身后跟着愁眉苦脸的大陈。大陈的眉端和嘴角都朝下挂着,一路嘟囔着走进来。“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周志明不能干了,你又抽出去干别的,案子还没完就这么釜底抽薪,你叫我怎么干呀?”“你们三个人还搞不了一个扫尾的案子?再说,我又不是抽走不管了,只不过是临时去一两天嘛。”“科长要去哪儿?”她问大陈。“市里要开个法治座谈会,非叫他去不可。”大陈发牢骚似的回答。段兴玉一边准备着要带的材料,一边说:“市委政法部请公检法系统的一些干部开个座谈会,分三期,每期座谈一个专题,局里要咱们处去个人,纪处长非要我参加一下不行。今天是第一期,讨论人治与法治问题。下一期是权力与法律问题,第三期……”“这有什么讨论的,”大陈插嘴说,“谁还不知道现在应该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呀。”“光简单提倡不行,总得从理论上搞清楚嘛。”“算了吧。”小陆突然开口了,还是那个阴沉沉的腔调,“什么法治不法治,我早看透了,到时候还是领导说了算。就说咱们公安局吧,局长下令拘留什么人,处理什么人,谁敢抗命不从?”“你看,”段兴玉对大陈笑道:“这屋里不就有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吗,小陆说的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国这么穷,文化这么不发达,老百姓受了委屈要告状,说实在的,大概连状子怎么写,法院的门朝哪儿开都不清楚呢。再加上吃法律饭的又少得可怜,所以要想解决问题,还得去找官儿,能不能得到公正,关键还得看那位地方长官的好坏。不要说那些个天高皇帝远的山沟沟了,就是咱们这样的大城市、大机关里,长官意志实际上还是不能少的,这算不算人治呢?所以究竟该怎么看待人治,人治的提法是否科学,人治法治的相互关系怎么样,这些问题我看很需要研究一番呢。”段兴玉看了一下表,“行了,我得走了。你们先抓紧时间把全部案卷材料都整理出来,审讯记录按时间顺序先装订上。小严,录音磁带都要编好号,可不要一忙就搞乱了。”“不会的,”她敲敲身后的大木柜说:“我都编好放到柜子里了。”“不对吧?”小陆又阴阳怪气地插嘴,“11·17案的磁带,外面还有呢,瞒不了我。”这家伙实在讨厌,她扭过脸,故意不去理他。“外面没有了,我知道。”大陈对小陆说,“昨天下午是我和严君一块儿清点编号的,都锁在柜子里了。”小陆站起来,把手指向埋头在录音机前的周志明,说道:“他在听什么?听的就是11·17案的带子!”“他听了怎么啦?”严君恨不得要大吵大闹了。“怎么啦?处里已经决定小周回避了,为什么还要接触案子的材料?又是你叫他帮忙整理录音,对不对?”段兴玉望了望小陆有些激动的脸,转脸面对周志明,淡淡地问:“是11·17的带吗?”“不是,”周志明摊开两手,“我是在整理过去311案的带子,这有两盘当时没整出来的。”“是吗?”陆振羽冷笑,“你们不是老说我的耳朵灵吗?311的带子里,我怎么听出冯汉章的声音来了,啊?”周志明气得挑挑眉毛,“啪”的一声按下了放音键,“你听吧!”他调大了音量。大家都屏息听了几句,大陈说:“是311,这是徐邦呈嘛。”“等一等,”段兴玉突然一摆手,又专注地听了一会儿,眼睛闪出一种奇异的光,“小严,拿冯汉章的录音来听,还有他的照片,也拿出来,小周,你把徐邦呈的照片拿出来!”屋子里的空气骤然绷紧了,小陆还没回过神来:“怎么——”“嘿!”大陈一拍脑门,“明白了!又要出奇迹啦!”照片、录音带、案卷都摆在了桌子上。周志明嗫嚅地问了句:“我该离开一下吧?”“不用吧?”大陈面向段兴玉,不知是答还是问:“这不算是11·17案,算是311案,你可以不回避嘛。”段兴玉瞥了大陈一眼,对周志明做了个难以察觉的微笑。“对,算311案。”冯汉章一走进审讯室,便感觉到气氛有点儿异样,他在被捕后接触到的几个反间谍人员差不多都到齐了,在审讯室长大的桌子后面间隔错落地坐成一排。但是气氛与往日之有所不同,似乎还不在于今天审讯阵容的庞大,也不在于他们每个人眼神中流露出来的那种踌躇满志的沉着,究竟在什么?他并没有时间去分析,也许仅仅是在于他敏感的下意识吧。他的目光在屋里游移了一下,便和那位显然职务最高的人的锐利注视碰在一起了。他并没有回避开,竭力使自己坦然自若。他们已经打过好几次交道了,过去和现在。而他至今只知道他单姓一个段字,至于他在这几个人当中的最高身份,不过是一种判断而已。如果能知道他的确切职衔就好了,那就可以从对手的具体级别上,分析出自己在公安机关眼里的价值。“你的手术做得不坏。”姓段的突然用这样一句话敲响了开场锣鼓。“什么手术?”他的一颗心差点儿没从嘴里跳出来,声音也控制不住地慌乱起来。“整容手术啊。”对方轻描淡写的语气活像是在拉家常,“不仔细看的话,你简直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单眼皮成了双眼皮,鼻梁骨也挺起来了,嘴巴上的黑痦子也不见了,再加上一个绅士的发型,一副学者的金丝眼镜,比起三年前,可体面多了。”他呆呆的,恍然觉得自己置身在另一个地方。房间也是这样明亮,靠墙是一圈大玻璃门的书柜。从书柜顶上垂挂下来的一簇暗紫色的吊竹兰是那么耀目,这种越南彩竹兰在这里是很稀罕的摆设。……好像那间屋子的空气不太好,浓烈的烟草气息中又混杂了一种像是变了质的香水味儿。“不仔细看,你真的变成另一个人了。”马尔逊当时也是这么一句话。“我得恭喜你,你比以前漂亮多了,至少是年轻多了。”这是马尔逊第一次用“你”来称呼他,当然是一种亲昵的表示。“风度也改了。”霍夫曼在一边随声附和,“我们向沃尔夫医生提出的要求,是商人气质中带一点儿学者味道,看来,手术和化妆都是成功的。”这是三年前一个晴朗的上午所发生的情景,他那时还膨胀在对未来的无尽幻想中,没想到使他在三年后重温起这段记忆的,却是从审讯台后面传出来的这句何其相似的话……“你不懂我的意思?”那锐利的目光还在灼灼地烧着他。他眨巴两下眼睛,没有回答。只要拖上半分钟,脸上的火,身上的汗就都能冷下来,“镇静点儿,自然点儿,”他心里直喊!见鬼,你的训练、经验、素养,都到哪儿去了!好,来了!他的脸上慢慢堆起似懂非懂、莫名其妙的表情,用手摩蹭着腮帮子,随和地笑了一笑。“啊,啊,这些天我是瘦多了,虽说你们这儿监狱生活还不错,可毕竟……”对方打断了他的话,语气虽然还是那么淡淡的,却有着一针见血的直率。“我想,你也算老手了,你是应该明白现在的局面的。我们不是初交,三年前,你的名字叫徐邦呈,那次让你骗得了手,还想故伎重演吗?”这几句话把他最后一线幻想彻底打碎了。毫无疑问,姓段的是一位审讯的行家,像这样绕开常规的由浅及深的盘问而突然直接地提出结论,使对手在急转直下的情势前猝然无措,就显示了审讯者的经验与气魄。他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勉强挤出些笑,想保持住脸上的轻松感,冲审讯者点了点头,似乎是想感谢他这么干脆地截断了自己那本来已经毫无意义的侥幸心理。冷静了片刻,他沉沉地问:“你们想知道点儿什么吗?或者,就这么枪决我?”他注意到姓段的没动声色,而坐在桌边的那两个三年前陪他上仙童山的人却相顾对视了一眼,也许是对他这么快就放弃招架感到意外吧,他这样想。“你是危害了祖国安全的叛国分子,罪行是重大的,”姓段的这几句话中,带着明朗而不夸大的威胁口吻。“你说得不错,现在你确实是处在了生与死的路口上,要看你自己如何抉择了。”他把头低低地垂在胸前,但内心里却并没有像某些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产生什么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完全明白一个落网间谍除了屈服别无它路。他现在之所以垂下头不作声,是要故意用一段时间来做出痛苦思索的样子,以便使审讯者感觉到他有一个从犹豫到决断的过程,否则,他们可能会怀疑他的投降又是一囊仙童山之类的计谋,会把他的真话也当成假话。他知道,一个间谍,只要不被枪毙,就不能算是山穷水尽、生机断绝。例如:克格勃的著名间谍伊丹诺夫,还有化名为朗斯达尔的帕霍莫夫,甚至连那个“千面人”阿贝尔,还不都是被克格勃从外国的监狱里营救出去的吗?怎么能肯定这些尽人皆知的先例不会在他身上重演呢?这些年,他的忠勇可嘉的干劲儿已经博得了马尔逊的器重和爱惜,这一点他还是自信的。也许用不了多久,D3情报总局就会随便在哪一个国家里抓个中国人来换他回去。在间谍世界里,只要人活着,什么奇迹都是可能的。俗话说得非常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留得青山在”!向审讯者请求宽恕是简单的,只要态度显得真诚就行,做到这一点对他不是个难事,难就难在后面要交待的实际问题上,的确是要费一番斟酌的。审讯台上放了一架日产的录音机,静静地转动着。他先泛泛地谈了一遍在国外如何被特务机关招募,如何接受训练等情况,谈得极为笼统。看起来姓段的暂时也不打算在这些问题上花太多的时间。接着他开始谈到霍夫曼,也许中国公安机关多少掌握霍夫曼的一点材料,不管掌握不掌握,作为他的顶头上司,他的训练者和派遣者,他总得说出他来。马尔逊他也谈了,像这样高级的情报头子,对任何国家的反情报机关都不会是个秘密。姓段的手里不停地翻着一沓材料,有点儿像他在三年以前在这儿写下的笔供材料,果然,预料中的那个问题提出来了——“你三年以前那次潜入的任务是什么?”这也是必须照实答的问题,关键是“留得青山在”!于是他不假思索地说:“那次潜入是对我的实习性派遣,任务是‘专勤交通’,是要在南州市的一个秘密无人交接点里放几样东西,就是在我被捕时你们缴获的那几样东西,还有经费。噢,那个信号机和那张地图不算在内,这两样东西是为了防备我被捕而专门为假口供预备的物证。”“那个无人交接点在什么地方?”“市北区,红卫路,前些天我路过那儿,好像现在又改回到它的老名字去了,叫……健康路,大概叫健康路。在路口拐角那儿有一堵凹进去的墙,上面有个不大惹眼的墙洞,这不知道是他们什么时候选好的交接点,选得并不高明,我去了几次都因为附近人太多没有放成,后来我准备冒险夜里去放,结果下午就让你们抓住了。另外,马尔逊还给了我一项任务,就是要我在南州另外物色一处无人交接点,当然,也没物色成。”姓段的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停留,接着问下去:“你现在的代号还是1127吗?”“不,我的代号是2711。因为我的生日是十一月二十七日,能记得清,所以马尔逊就用这个数字做我的代号。按照外文的书写习惯,日期要放在月份的前面,所以就是2711。如果反过来用,就成了我的危险信号。在那次被捕以后,我写给使馆的那封关于‘三月行动’的联络信中,就是用的1127这个号码,所以实际上这封信就成了一封报警信了。”他边说边仔细地向上观察着,审讯者的脸上似乎很漠然,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惊讶来,“真是碰上硬手了!”他心里直叫苦。“你从仙童山跑回去以后又怎么样了?”“我?我当然是不想干了,可他们强迫我干,他们是不肯放过我的,因为要找到像我这样的文化程度而且符合他们条件的中国人,毕竟是不容易的。这些年D3情报局对941厂兴趣很大。我呢,第一是个南州通,第二懂英文,我是南大西语系出来的嘛,第三在新城地区干过几年外贸工作,懂得一点生意经,所以马尔逊就设计了一套迂回派遣的计划,想让我再返南州。叫他的整容专家沃尔夫给我做了手术,然后给我搞了一套假身份和假履历,派进了香港,不久又从香港移民欧洲,并且帮助我在和南州市有贸易关系的里克公司谋到一个不错的职业,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全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使我公开合法地进入中国,是战略派遣的战术掩护。因为连转两个地方,你们就不容易查到我的老底了。马尔逊很大胆,他认为你们决不会想到我会重回南州的。结果没用两年,里克公司要在南州设员常驻,我是中国人,又有间谍机关暗中替我活动,当然很容易就谋到了这个职务。”“你这次来南州的具体任务是什么?”“这次因为是战略性派遣,并不是为了哪个具体任务才来的,所以首先是站稳脚跟,暂时利用我的公开身份以合法手段搜集情报,同时要我注意物色并且发展一个能够接近941厂的人做情报员。”“你选中了施季虹,对吗?”“对的。这件事D3情报总局很重视,在我通过香港的联络员把同施季虹的接触情况向他们做了汇报以后,不到一个星期,马尔逊和霍夫曼就专程潜入到了香港。”“噢?你接着说。”“呃,能给我一支烟吗?”“可以。”烟雾在眼前散开,飘远了,又一团喷出来,凝浮着。这种质量很低劣的烟卷是姓段的向当年陪自己上仙童山的那个“大块头”要来的。他有一天没抽烟了,虽然烟次得直窜嗓子,可还是能感到一种叫人满足的刺激。烟障浮在眼前,把他和审讯台隔开,从烟雾中他仿佛又看到了香港九龙那家小小的饭店,看见了马尔逊那张沉思的面孔,也看见了霍夫曼那双在地毯上踱来踱去的白色皮鞋。他那时候就坐在靠近阳台的沙发上,也是这样发狠地抽烟。透过雪茄亚麻色的烟雾,他的心绪随着那双不停走动的白皮鞋飘忽不安。“不会是反间谍机关插进来的眼线吧?”霍夫曼一开口,就是这种毫无根据的乱猜,这使他十分反感。“怎么,您是否认为我有什么失检之处,被反间谍机关注意上了吗?”“不,我只是提醒你,中国的反谍报水平是很高的。”他轻轻吹了一下雪茄的烟灰,不理霍夫曼,转脸向马尔逊说:“我考验过她一次。我故意求她帮我搞一份南州市外贸年度计划表,当然我是以商人的需要和朋友的信任恳求她的。我看出她很为难,但最后还是答应试试看,结果……”“结果她没有搞到,对吗?”马尔逊说。“是的,如果她背后有一个希望她博得我信任的后台的话,这种并不算特别机密的文件是不难满足我的,至于她是怎样搞到这份文件的,他们随便就能教她编出一千个解释来。”霍夫曼打断他,“这么说,你很信任她了?”“至少看不出什么疑点。”他简直有点儿顶牛了。霍夫曼诡谲地一笑,“你和她……”他从来还没有在那张道貌岸然的脸上看到过这样轻贱的、失身份的笑态。他也冷笑一下,说:“在我的观念上,女人的美,一半是取决于年龄的,可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可惜你没有见过她,用句中国人的老话,叫作‘徐娘半老’,完全没有什么意思了。我是为了工作,完全为了工作,才以普通朋友的身份和她相处的。”“不,”马尔逊却出乎意料地摆了一下手,“依我看,在你们的关系中,倒是应该有一点造爱的成分,不要太露骨,但一定要让她觉出一点儿意思来,这样反而自然。让她内心里对你给她的那些好处有个顺乎情理的解释不是更好吗?不然,日子长了她总会起疑的。作为一个优秀的情报员,应该具备和他最讨厌的女人相爱的本领。”他默然无语,嘴里直反胃水。马尔逊接着说:“我看可以,你们的关系可以保持下去,注意巩固,不要急于发展。你暂时不要显露出对她的职业抱任何兴趣,重要的是要弄清她的偏爱和弱点。现在也不要给她钱,给她其他好处也要做得自然,不要使她感到屈辱甚至怀疑。我看像你刚才讲的那些方式就很好,比如:去南州饭店吃吃西餐;去国际俱乐部跳跳舞,逛逛游艺厅;用你租的汽车为她办点儿事,等等。这些好处尽管不大,却经常可以享受到,要让她慢慢习惯于这种享受,以至一旦中断就会感到某种欠缺。至于她想出国自费留学的想法,你的话不妨活一点儿……”在他叙述这次香港接头的情况时,审讯台后面的人始终没有打断他,只有在需要更换录音带的时候才挥手叫他停一停。

摘要: 25日,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庭审进入第四天。公诉人出示办案机关、办案人出具的《情况说明》、《办案说明》,证实在案证据均依法调取,被告人没有自首、坦白、检举揭发等情节。  ... ...  人民网北京8月25日电 25日,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庭审进入第四天。其间,法庭对本案案发情况、涉案款物扣押情况等事实进行法庭调查。  公诉人出示办案机关、办案人出具的《情况说明》、《办案说明》,证实在案证据均依法调取,被告人没有自首、坦白、检举揭发等情节。   此前新华网说,8月25日上午,被告人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庭审进入第四天,全案法庭调查结束。  开庭后,法庭继续围绕薄熙来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事实进行举证质证。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就证人王立军24日下午出庭所作证言进行质证。薄熙来及其辩护人提出,王立军证言的客观性、真实性存在疑问。公诉人认为,王立军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一致且与其他证人证言、书证相互印证,真实可靠。审判长要求书记员将控辩双方的质证意见准确记录在案。  公诉人继续举证,证明薄熙来要求对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办案人员进行审查,违反组织程序免去王立军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纵容没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薄谷开来参与王立军叛逃事件的研究应对,并同意薄谷开来提出的由医院出具王立军患有精神疾病的虚假诊断证明,批准对外发布虚假信息等事实。控辩双方发表了质证意见。庭审中,薄熙来承认自己处理相关问题有错误、有过失,表示滥用职权行为跟自己无关,把责任都推到薄谷开来、吴某某等人身上。  公诉人还出示了综合证据,说明了本案案发破案经过,以及被告人薄熙来没有自首、坦白、检举揭发的情节。  10时55分许,法庭调查结束。审判长宣布休庭,26日上午继续开庭审理。

8月22日,薄熙来案在济南中院开审。薄熙来正走进法庭。【庭审中的薄熙来:现场图集1 图集2

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经过近5天公开开庭审理,8月26日13时04分一审庭审结束,法庭宣布择期宣判。以下是薄熙来案五天庭审全部记录:

薄熙来案8月22日庭审

旁听人员陆续通过安检有序进入法庭。

旁听席上座无虚席,秩序井然。旁听人员有被告人亲属5人及陪同人员2人、新闻媒体记者19人及社会各界人士84人,共计110人。

书记员宣读法庭纪律。

公诉人、辩护人入庭。

审判长、审判员入庭。

审判长宣布开庭,传被告人薄熙来到庭。

被告人薄熙来被法警带入法庭,站在被告人席上。

法庭确认,被告人于2013年7月26日收到起诉书副本。

法庭核对被告人身份。被告人薄熙来,1949年7月3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定襄县人,研究生学历。原系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辽宁省大连市市长、大连市委书记、辽宁省委常委、辽宁省委副书记、辽宁省省长、商务部部长、重庆市委书记。2012年9月29日因涉嫌犯受贿罪被逮捕。

审判长介绍庭前会议的情况:鉴于本案证据材料较多、案情重大复杂,为保证庭审顺利进行,公正高效地审理案件,根据法律规定,法庭组织控辩双方,于2013年8月14日召开了庭前会议。就案件管辖、是否申请回避、有无新的证据、是否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出庭证人名单及其他与审判有关的程序问题,听取了控辩双方的意见;同时组织控辩双方进行了庭前证据展示,听取了对证据和指控事实的意见,明确了庭审的重点。

审判长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名单。

本案由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旭光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张威力、刘志明三人组成合议庭,书记员姜梵、朱小青担任法庭记录。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副检察长杨增胜,检察员郭一星、盛文,代理检察员杜小涛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薄熙来委托的辩护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贵方、王兆峰出庭参加诉讼。

审判长告知:依照法律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享有申请回避的权利;享有提出证据,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申请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检查的权利;被告人有获得辩护、包括自行辩护的权利,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确认已清楚上述内容,并表示不申请回避。

审判长宣布进行法庭调查。

起诉书宣读完毕。现在法庭就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主体身份事实进行调查。

公诉人利用多媒体向法庭出示了有关书证。

控辩双方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

现在法庭就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薄熙来三次收受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肖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10.9446万元的事实进行调查。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薄熙来犯受贿罪。1999年至2006年,被告人薄熙来利用其担任大连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大连市委书记、辽宁省人民政府省长、商务部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2000年至2012年,薄熙来单独或者通过其妻薄谷开来、其子薄瓜瓜,收受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肖林、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明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179.0587万元。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薄熙来犯贪污罪。2000年,被告人薄熙来担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期间,大连市人民政府负责了上级单位涉密场所改造工程。该工程由薄熙来直接负责,由时任大连市城乡规划土地局局长王正刚承办。2002年3月工程完工后,该单位通知王正刚,拨款人民币500万元给大连市人民政府。王正刚遂向已调任辽宁省人民政府省长的薄熙来请示如何处理该款项,薄熙来表示考虑一下再说。一周后,王正刚再次向薄熙来汇报,提出该500万元在大连市没有其他人知道,因此提议将该款留给薄熙来补贴家用。薄熙来当即将此事电话告知薄谷开来,并让王正刚跟薄谷开来商议处理。几天后,王正刚到沈阳市薄熙来家中,与薄谷开来议定将该500万元转至薄谷开来指定的北京市昂道律师事务所主任赵东平处,供薄熙来家庭使用。2002年4月至2005年3月,上述款项陆续转入赵东平安排的账户或其律师事务所账户,由赵东平代为保管。薄谷开来将该500万元已交赵东平保管一事告知薄熙来。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薄熙来犯滥用职权罪。2012年1月至2月,被告人薄熙来作为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在有关人员对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一案进行汇报和揭发后,以及在时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立军叛逃前后,违反规定实施了一系列滥用职权行为。

审判长宣布休庭,15分钟后庭审继续进行。

审判长宣布继续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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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被告人:我希望法官能够合理的公正的来审判,按照我国法律的程序来审判这个问题。

审判长:被告人你的意见本庭已听明白,法院会依法独立公正的行使好审判权,依法审判好你的案件。

审判长:被告人薄熙来,现在你可以坐下。

鉴于本案指控的事实较为复杂,法庭将分别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主体身份、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以及本案案发和涉案款物扣押冻结情况这五个方面的案件事实进行调查。

首先就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主体身份的事实进行法庭调查。被告人薄熙来,你可以对起诉指控的有关你主体身份的事实进行陈述。如果你对这部分事实没有异议,也可以不陈述。你是否需要向法庭陈述。

被告人:我是具体案件一个一个的讲。

审判长:现在第一部分审理你的起诉书指控中涉及你当时担任的职务的情况。也就是如果起诉涉及的相关职务都是属实的,你不用发表意见。

被告人:我所担任的职务都属实。我的身份没有问题,检察机关对于我身份的认定,我相信他们。

审判长:公诉人及辩护人有无讯问、询问的?

公诉人:被告人对主体身份无异议,我方不再讯问。

审判长:辩护人是否需要向被告人发问。

辩护人:没有发问的。

审判长:下面由公诉人举证。在举证前,请对证据的来源以及所要证明的问题作简要的说明。对于庭前会议中,控辩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可以简化出示,仅说明证据的名称和所要证明的事实即可。

公诉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薄熙来犯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是根据大量的证据得出的结论。在法庭审理中,公诉人将按指控犯罪、证明犯罪的要求将证据分组向法庭出示,这些证据均由检察机关依法取得,在庭前公诉人依法对证据进行了认真地审查,确认合法有效。鉴于庭前会议已经对取证程序的合法性等进行了研究确认,公诉人在出示证据时,将不再对每份证据的取证过程进行详细地说明,请合议庭准许。

审判长:可以。如果被告人、辩护人对某一份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存在异议,可以在质证时直接发表意见,公诉人可以举证。

公诉人:起诉书指控薄熙来犯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均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公诉人首先就薄熙来的身份、职务任职情况,向法庭出示有关薄熙来主体身份方面的证据。

审判长,关于被告人主体身份、任职情况的证据向法庭出示完毕。

审判长:被告人薄熙来对公诉人出示的上述证据是否有异议?

被告人:没有异议,我认为都是客观真实的。

审判长:辩护人是否有异议?

之二

审判长:现在就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犯受贿罪的事实进行法庭调查。首先就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薄熙来3次收受唐肖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10.9446万元的事实进行调查。被告人薄熙来,你可以就起诉指控的这部分事实进行陈述。你是否需要向法庭陈述?

被告人:需要向法庭陈述。

审判长:陈述意见应当简明扼要,具体的辩解或者辩护意见,你和你的辩护人在法庭辩论阶段将会有充分的时间发表。被告人现在可以陈述。

被告人:唐肖林说给我三次送钱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他请托我办事的那些事情都是公事公办,绝没有谈到他建大连大厦是自己倒卖,绝没有谈到申请汽车指标是为了倒卖,这些事情他当时全部向我隐瞒了,对唐肖林三次给我送钱的事情,我曾经在中纪委对我审查期间我违心的承认过这个事情,就是愿意承担法律责任,但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的情节,脑中一片空白。

审判长:公诉人是否需要讯问被告人?

公诉人:被告人,你认识大连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唐肖林吗?

被告人:认识,我在文化革命期间在一个小工厂里,他和我都是那个工厂的工人。

被告人:他为了工作的事曾经找过我。

审判长:他为了工作的事找你,你做了些什么?

被告人:我对唐肖林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到大连来工作。

审判长:大连国际有限公司与大连市政府有何关系?

被告人:大连国际有限公司是大连市政府的直属企业,是大连市政府驻在香港的窗口公司。

公诉人:根据起诉书指控,唐肖林任大连国际公司总经理期间,因为大连驻深圳办事处要并入大连国际公司的事找你帮助,这是不是事实?

被告人:不是他找我帮忙,实际上据我回忆,是当时大连驻深圳办事处主任黄子茂跟我主动提出的这个事,这个驻深圳办事处经费不足,既然政府养不起这个公司,还不如撤销掉。

公诉人:唐肖林是否找你帮助过?

被告人:他不是找我帮助,他只是找我谈过,说了一些他对深圳办事处也好,大连国际也好,具体情况的一些想法,谈不上帮忙。

公诉人:大连深圳办事处并入大连国际后,大连国际公司还把在深圳的土地进行了开发,关于土地开发一事,唐肖林是否找你提供过帮助?

被告人:帮助的性质有公有私,不是他让我提供,他当时找我明确讲这是为了大连的利益,因为深圳和大连是友好城市,唐接任深圳办也是提出要把土地利用起来,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合理的,不能让大连已经得到的土地长期闲置,他给我提出的问题我也向有关方面进行了反映,也让有关方面进行了协调解决,同时我也给深圳市长于幼军写了信,信有案可查,于幼军重视和大连的友好关系,所以对该事公事公办,予以了批示,于幼军之后没有给我任何回应。

公诉人:开发项目名称是什么?

被告人:大连大厦,是大连的一个窗口公司。

公诉人:大连大厦建成后唐肖林为了感谢你是否给你过钱?

公诉人:审判长,被告人当庭没有如实供述,对于唐肖林3次给被告人送钱的事实,公诉人将在之后以证据予以证实。

辩护人:唐肖林给你汇报找于幼军协调土地是为了驻深办还是为了他个人?

被告人:为了驻深办,是为了公司,不是为了个人,如果是为了个人我是完全不会同意的。

公诉人:审判长,公诉人向法庭出示收受唐肖林贿赂的证据,公诉人将按照薄熙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唐肖林谋取利益与收受唐肖林钱款两部分向法庭出示证据。

为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接收大连市驻深圳办事处从而利用该办事处在深圳的土地进行开发建设提供了帮助的事实,向法庭出示三组证据。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第一组证据,该组证据由证人唐肖林、时任大连市政府秘书长陈立新、原大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负责人黄子茂、深圳市华明辉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胜、大连国际公司驻深圳办事处主任宋振军、时任深圳市市长于幼军、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调研员吕迪、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郭仁忠的证言组成。

1、公诉人出示证人大连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唐肖林的证言,唐肖林在侦查阶段共有5份证言,2份亲笔证词。

1972年至1974年,我在北京市二轻局机修厂工作时与薄熙来是同事。我俩关系一直比较好。到了1975年,我就调到了北京700厂,和薄熙来分开了,但我和薄熙来还是有联系,后来他的情况好起来了,他比较念旧情,和我经常有联系,还带我去中南海等地方长见识,我俩一直来往。1993年薄熙来担任了大连市市长,我自己到大连找了一家饰缅房地产公司做业务员,然后告诉薄熙来我也到大连来投奔他了。到了1994年,薄熙来让我去大连国际公司工作。在大连国际公司工作期间,我和薄熙来在工作上有来往。

大连国际公司是以个人名义在香港注册成立,但实际上是大连市政府在香港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行政关系隶属于大连市政府,先是归市外经贸委主管,后来因为要上市就归主管外贸的副市长直接管理。

2000年期间,我担任大连国际公司总经理以后,我听说大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管理比较混乱,深圳市政府拨给大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的土地已闲置多年,我觉得这是个商机,可以把大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接管,利用这块土地建楼房赚些钱还我们大连国际公司的欠款。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就去找薄熙来,我和薄熙来汇报了我想接管大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并建楼房的想法,薄熙来表示同意,并让我起草一份报告。我按照薄熙来的指示起草了一份关于大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划归大连国际公司的请示报告,我将这份请示报告交给薄熙来以后,没过几天,大连市政府秘书长陈立新组织召开了协调会,大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与大连国际公司进行了交接。我们大连国际公司接手大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后,我到深圳市国土规划部门查询了深圳市拨给大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土地的权属还属于大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相邻的土地权属为湖北省十堰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两块土地一共是5000平米左右,按照国土规划部门的要求,两块土地必须统一规划设计和建设。2001年上半年,深圳市华明辉置业有限公司通过竞拍取得十堰市驻深圳办事处地块。

之三

唐肖林的证言:华明辉公司张文胜和我们又共同协商寻求解决办法,我提议找薄熙来省长帮助协调,张文胜表示可以。2002年4月份,我给薄熙来起草了一份关于启动大连大厦建设的报告,当时我拿着报告去沈阳市友谊宾馆薄熙来的住处找的他,我将建大连大厦遇到的困难向薄熙来做了汇报,并将报告交给了薄熙来,他看后表示同意,就在报告上给深圳市市长于幼军签了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让于幼军市长对此事予以支持。拿到薄熙来签字的报告后,我们又以大连市政府深圳办事处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关于请求启动大连大厦项目的报告,两份报告一起呈报给于幼军市长,经于幼军市长签批后,我们的项目很快就启动了,具体的手续都是张文胜和我们大连驻深圳办事处主任宋振军具体办理的。2004年底项目竣工,起名为求是大厦。这个项目,我们与张文胜的公司按13%和87%分成,我们大连国际公司赚了1600万人民币外,还有三套房子,华明辉公司张文胜给我个人好处费200万元人民币、1万美元,然后我给了薄熙来8万美元。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证人时任大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陈立新的证言;出示了原大连市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负责人黄子茂的证言;深圳市华明辉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胜的证言,主要证实了为合作建设大连大厦,与唐肖林商量找薄熙来帮忙并以大连驻深圳办事处的名义起草了报告,薄熙来在报告上签给了深圳市市长于幼军,事后给唐肖林个人200万元人民币和1万美元好处费;出示了大连国际有限公司驻深圳办事处主任宋振军的证言;出示了时任深圳市人民政府市长于幼军的证言主要证实,薄熙来在大连驻深圳办事处报告上给其写过对大连大厦进行支持的话,其在大连大厦报告上予以批示的事实;出示了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调研员吕迪的证言、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郭仁忠的证言,证实了落实于幼军市长批示的过程。审判长,该组证据出示完毕。

审判长: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否有异议?

被告人:谢谢审判长。我简要说几句,第一、刚才公诉人提出的证词证言都是外围证言,绝大部分都是外围证据,与本案关系不大,不能证明我有罪,这只是行走的公文而已。第二,唐肖林的证词是一面之辞,这个人在他的供述里面,他自认十多年前在大连大厦建设上、汽车指标申请上进行了欺骗,倒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贪腐分子和经济骗子,只是当时他完全掩盖了这一点,没有被我识破,我被蒙蔽了而已,我以为这都是公事,我也就公事公办了。对于一个十几年前的骗子、贪腐分子今天说的话,今天我认为是不可信的,他十几年前能骗,今天仍然可以骗。我还有一个证据,他实际已经犯了贪污受贿行贿的大罪,他实际上是想以此立功减刑,实际上他就像疯狗一样乱咬,以此立功。这件事的核心问题是唐肖林欺骗隐瞒了两件事情的主要情节,这本身就是唐肖林实施的阴谋,十几年前运作的阴谋今天拿到法庭作证,我认为这是亵渎法庭的神圣。

审判长:辩护人是否有异议?

辩护人:一个是关于大连大厦的建设和批复,另一个是送钱,我认为最好能分开。

辩护人:有关大连大厦公司,被告人也讲黄子茂,刚才没有读他的证言,他的证言中讲了一些话,和被告在法庭上能印证。他说在2000年左右,我曾向薄熙来提出大连驻深办资金紧张,而且驻深办也没什么意义,如果市政府没有能力养活这个机构,不如把这个机构撤掉。这与被告人庭上讲的意见是一致的,由于公诉人出示证据太多,我希望先就大连大厦土地规划和建设出示证据,然后就钱的问题再出示。

审判长:关于送钱的问题稍后再调查。

辩护人:就唐肖林本人证言内容来看,我方有疑问:第一,在整个证言里面未提出他与张文胜是提前如何商量大厦建设及分成的事,这点未与被告人讲过,赚钱后张文胜如何把钱给其个人的,也未对被告人讲过,关于证人张文胜自己的证言也能证实这一点,其与证人如何商量建设大厦,如何向唐肖林行贿的事情从未与被告人说过,唐肖林本人也未讲过,而且这个钱是给唐肖林个人,被告人并不知道。就连大厦竣工之后,按唐肖林的说法大连驻深办取得了钱款。强调一下,唐肖林找被告人给张文胜批示是为了大连公司驻深办。

公诉人:公诉人在出庭举证之前已经说明关于收受唐肖林贿赂的事情我方将分别举证,下面我方将专门对收受贿赂进行举证。关于辩护人所提大连大厦无正当利益的事情我方并未提。关于建设大连大厦大连国际获取的钱款,请辩护人注意。对被告人提出的辩争,说唐肖林证言不真实,首先从出示唐肖林证言来看,其有数份证言有七笔证词,我方在以后还将播放录像,证人的证言非常稳定,并且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被告人也说了与唐肖林的工友关系,而且其也未否认唐肖林为建设大连大厦的事找过他,唐肖林对给予被告人钱款的事实是否客观我方以下证据可以证实。如果认为唐肖林自己有问题就否定其证言是不客观的,根据在案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其证言是可信的。即使是公事公办,被告人也有收受了唐肖林贿赂的事实,唐肖林作为大连国际的总经理、负责人,其本人与大连国际两者本身就密不可分,仅因与被告人的老感情,唐肖林才能找到被告人,并且答应了他所提出来的请托事项,即便是公事公办里面有对公的成分,但不能否认被告人为唐肖林谋取了利益。唐肖林获利之后又给予了被告人钱款,所以我们认为即使是被告人所辩称公事公办,也不影响其犯罪的过程。

审判长:被告人有无陈述?

被告人:第一,刚才公诉人讲他们并未说我为唐肖林谋取个人私利,但是谋取利益,我是为了国营企业窗口单位来推动他的发展。第二,唐肖林从趋利避害的角度也会诬害我,既然他与我感情那么好,为什么不将底子漏给我,这本身说明他对我并不好,如果他真是对我感情亲如一人,为什么不把所有的这几件事情的阴谋告诉我呢?我觉得这本身就说明问题。只要他对我指控就会减刑,唐肖林检举我符合检举立功的条件,唐肖林怎么不可能诬陷我来趋利避害呢?

辩护人:被告人当时根本不知道唐肖林会从中获利,公诉人刚才说公司和个人是不可分的,这样判断是有问题的,如果是民营企业,公司和个人是可以不分的,但本案中现在的公司是国有企业,公司和个人是要分开的,公司营利1600万元这就是国家的钱,个人和公司不能混为一谈。当时被告人也讲过不能把给公司的利益说成给唐肖林个人的利益。

公诉人:公诉人要求补充发问。

公诉人:被告人对唐肖林的证言极力否认,而且把唐肖林说成是骗子,说成是为检举他而达到立功目的,这些说法有的是被告人自己的猜测,没有任何证据,还有,被告人说唐肖林检举他,这不是事实,我们公诉机关宣读唐肖林的证言,是依法取证,是根据刑诉法的规定,任何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唐肖林作证时,司法机关也已明确告知他作证的义务,因此唐肖林的证言是合法有效的,唐肖林的证言不仅在取证程序上合法,而且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也就是说,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对刚才辩护人及被告人一再强调的唐肖林谋取的利益是私利还是公利的问题,公诉人要说的是,根据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即构成受贿罪,这个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既可以是合法利益,也可以是非法利益,不要求必须是为对方谋取非法利益才构成受贿。刚才辩护人强调,这个利益到底是给唐肖林谋取的,还是给大连国际公司谋取的,刚才公诉人已经做了解释,起诉书指控的也已很清晰,唐肖林作为请托人向被告人提出明确的请托事项,一是将大连驻深圳办事处并入大连国际,然后再利用驻深办原有的土地进行开发,这就是为唐肖林谋取了利益,此外,后面还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受唐肖林请托倒卖汽车配额的事,对此,公诉人之后也会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

被告人:审判长,我有话要说。

被告人:刚才公诉人讲我说唐肖林是骗子的事是我的猜测,对此,起诉书也已写的很清楚,唐肖林在大连大厦上是倒卖谋利,他在汽车配额上是倒卖,这个本身已经是明白无误的证实了唐肖林本身就是个骗子,就是个投机倒把分子,我说他是骗子这并不过分,因为有证据摆在这儿。刚才公诉人讲,不管被告人为唐肖林是为公,还是为私,之后收钱都是构成受贿的,这犯罪链条的形成在法律上能不能这样理解?还有,请托人给我说事的时候,我是否能知道他是为私还是为公,唐肖林当时其实在背后是有阴谋的,但如果我不知道他是倒卖,那么这个链条是怎么接起来的?

辩护人:公诉人谈到的受贿罪牟利的说法,我认可这个说法,但是本案的事实是被告人根本没有牟利,唐肖林的请托都是为了他个人。

公诉人: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第二组证据,该组证据主要由书证组成。

1、出示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2011年4月出具的《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简介》见补充侦查卷第3卷第57一58页。

2、侦查部门在大连市档案馆提取的,大连市人民政府任免通知。

3、《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4、侦查人员于2013年5月21日调取的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关于将深办并入大连国际的请示》,见补充侦查卷第3卷第69页。

该材料有薄熙来1999年12月4日的批示,“请永金、昌明同志研究,拿个意见,原则上我同意,是个办法,可以深港配合。”

5、侦查人员于2013年5月21日调取的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与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00年3月2日给薄熙来的报告。见补充侦查卷第3卷第70页。

该份材料显示,遵照薄的批示,2000年3月2日,永金副市长、昌明副市长又召集立新秘书长、国安主任、永成副主任和大连国际唐肖林副总重新听取了汇报并建议:深办并入大连国际成为大连国际一个组成部分,深办现有人财物成建制划归大连国际。……薄熙来于3月4日批示,“同意”。

6、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12年11月8日出具的《清况说明》见侦查卷第15卷第81页。

7、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启动“大连大厦”建设的报告》签批件,薄熙来2002年4月24日的批示和时任深圳市人民政府市长于幼军的批示,见侦查卷第17卷第53一54页。薄熙来批示是“幼军市长:深圳有关方面对此事一直十分关照,目前大连的同志希望尽快将其启动起来,望您予以支持为盼。我作为市长时未能将其做成,也是一大遗憾。详情由大连驻深圳办的同志去汇报。”

8、大连市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关于请求启动“大连大厦”项目的报告》签批件,见侦查卷第17卷第54一55页。

9、下面公诉人出示以下书证:

深圳市华明辉置业有限公司、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签订的《合作兴建“大连大厦”合同书》,见侦查卷第19卷第39一53页。

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发放的编号为“深规土规许字第0135号”《深圳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见侦查卷第17卷第33一35页。

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发放的编号为“深规土规许字01一2002一0088号”《深圳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见侦查卷第17卷第41页。

深圳市规划国土资源局编号为“深地合字第0005号”《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

上述书证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薄熙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唐肖林的大连国际公司谋利的事实。审判长: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否有异议?

审判长: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否有异议?

被告人:我认为这组证据、书证都是客观的,但这些证据和我犯罪关系不大,都属于外围证据,而且我做的批示都是例行公事。我对大连国际我愿意支持,因为我是大连市长,我对唐肖林的使用也认可,因为当时我没有识破唐肖林的背后阴谋,我认为这个人还是能干点事情的,所以我也表示了赞成。所以这些批示我都认同,有这些文件的存在。

审判长:辩护人有无异议?

辩护人: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意见。我表达三个意见,第一,刚才出示的书证中有一个是华明辉公司与大连国际的合作合同,合同中可以反映大连国际公司要占获得的13%。第二,所有的书证,尤其是深圳规划土地、国土部门的一些批准文件,说明是正常批准的项目。第三,我不同意公诉人刚才最后总结的,说上述书证证明了薄熙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唐肖林的大连国际公司谋利的事实,大连国际不是唐肖林而是大连市政府的,为公司牟利并不是为唐肖林牟利。

审判长:公诉人有无答辩意见?

公诉人:刚才被告人对证据本身没有异议,在此不予答辩。对于辩护人认同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也不作答辩。刚才辩护人所提,不同意公诉人总结的上述书证结合证人证言证实被告人薄熙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唐肖林大连国际牟利益的事实。答辩如下:结合公诉人宣读的证人证言,已明确证实了唐肖林为建大连大厦,首先要接管驻深办,于是找了薄熙来,薄熙来给予了帮助,让他写了一个报告。而上述这些书证恰恰印证了唐肖林这一过程。

审判长:对双方的意见本庭已经听明白,并记录在案。

辩护人:刚才公诉人称书证可以反映唐肖林要将驻深办合并至大连国际,但黄子茂证言已经说了,是干不下去了。

被告人:我补充一句,刚才公诉人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唐肖林为了获取利益,第一步先申请驻深办,拿掉了驻深办再来申请用地。第三步他就牟利了,所以我就受贿了。实际上这个链条根本连接不起来,申请驻深办和大连国际合并,是有合法理由的,而且黄子茂也提出来了,而且大连国际建大连大厦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顶多我没有眼光,当时没看透唐肖林的阴谋,但所有的这几件事都是正常合理的。

审判长:下面由公诉人继续举证。

公诉人: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被告人薄熙来原有的供述、亲笔供词及自书材料。见侦查卷第三卷71第90页,侦查起诉卷第20页。上面几份证据证明内容基本一致,公诉人仅宣读其于2012年7月26日自书材料节录。

2002年,当时大连驻深圳办事处与大连国际已经合并,迫切希望启动“大连大厦”的建设。记得唐肖林曾到省政府找我,并给我一个报件,谈到深圳市在九十年代中期就划给大连一块地,并保留至今,很不容易,大连应尽快行动起来。希望我将此件批请深圳市长于幼军给予支持。我同意并批转了。于市长很重视,不久就协办好了。宣读完毕。

审判长:被告人薄熙来对这组证据有无异议?

被告人:有这个事情,这个我刚才没有太听清楚。

审判长:请公诉人再次说明一下。

公诉人:公诉人刚才向法庭出示的是被告人薄熙来原有的供述、亲笔供词及自书材料,刚才主要说的是证实的内容及其中的节录。

被告人:没有说是钱的事儿吗?

被告人:那行,那就可以。

审判长:公诉人继续举证。

公诉人:为唐肖林申请进口汽车配额提供了帮助的事实,向法庭出示三组证据。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第一组证据,该组证据由证人唐肖林、时任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时任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驻大连办事处姬巍、时任辽宁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副厅长吴江、时任辽宁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机电办主任等证言组成。

1、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证人唐肖林证言,唐肖林对该事实在侦查阶段共有5份证言及2份亲笔证词,分别见侦查卷第6卷第17、32、59、64、67,第7卷第2页,补充侦查卷第5卷第30页。

鉴于证人唐肖林的多份证言及亲笔证词证实该部分事实的内容基本一致,公诉人仅宣读证人唐肖林2012年10月24日证言节录,侦查卷第5卷第41页。

2002年上半年,我们大连国际公司原来的员工姬巍对我说:现在市场上倒卖进口汽车配额比较赚钱,能不能批一些进口汽车的配额,薄熙来现在是省长,夏德仁是主管汽车进口指标的副省长,你去批最有方便条件了,这事办成了,大家都有好处。我说:你准备申请材料,我去试试吧。有一天,我去沈阳友谊宾馆薄熙来住的别墅给他送东西,临走的时候,我跟薄熙来说:明天我想找夏批一些进口汽车配额,你跟他打个招呼。薄熙来说:行,你直接去找他就行。第二天,我拿着进口汽车配额申请去省政府,在夏德仁的办公室,我说:夏省长,有个进口汽车配额的申请,麻烦您给批一下。夏德仁什么都没有说,当场就在申请上审批签字了。夏省长当时签批的原话我现在不记得了,大概意思就是让省外经贸厅副厅长吴江具体办理。我表示感谢后拿着批文就离开了。回来后,我告诉姬巍夏省长给批了,并给他看了批件。过了十多天,我和姬巍一起去沈阳找的省外经贸厅副厅长吴江,当天中午我们在一起吃的日本料理。吃饭过程中,我把夏省长的批件拿出来给吴江看了一下,吴江简单的看了一下,说这件事他知道了,让我们先等等。吃过饭之后,吴江副厅长领我去了省外经贸厅见了一个女的,是机电办的主任,具体名字我现在记不清了,吴江副厅长指着我向机电办主任介绍说,他是来办理进口汽车配额的事,是夏德仁副省长介绍来的,一定要办好。

又过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吴江副厅长给我打电话说:你们上报的公司不具备申请进口汽车配额的资质,你们的配额已在大连汽贸公司解决,你们去找这个公司的副总孙立克就行。我对吴江表示感谢后就挂了电话。我将情况告诉了姬巍,让他去大连汽贸公司找孙立克副总经理办理。后来这件事就办成了。大约是2002年8、9月份,姬巍到我办公室送给我85万元人民币,钱是用一个深色的纸袋子装的,都是百元票面值的,10万元一捆,一共是8捆,还有一些散的,1万元一把,一共是5把,总金额是85万元。当时姬巍对我说:进口汽车配额的事办成了,这是给你的钱。我将钱收下之后,又将这些钱陆续分几次给姬巍让他帮我换了一些美元,一般每次换2、3万美元,加上我自己手里已有的一些美元,一共凑了5万美元,我送给了薄熙来。

2、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证人时任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夏德仁的证言,见侦查卷第13卷第2一9页。主要证实,薄熙来曾让其对唐肖林多给予支持,安排省外经贸厅主管汽车进口配额的副厅长吴江具体为唐肖林办理进口汽车配额的事,自己也做了批示。

3、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证人时任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驻大连办事处业务员姬巍的证言,见侦查卷第13卷第27一34页,主要证实:因知道唐肖林与薄熙来个人关系比较好,与唐肖林商量找薄熙来帮忙批进口汽车配额,办成后获利,给唐肖林人民币85万元的事实。

4、下面出示一组证人证言

公诉人出示证人时任辽宁对外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平的证言,见侦查卷第13卷第42一49页。

其证言主要证实,姬巍想用他公司的名义申请进出口汽车配额指标,整个申请过程也都是姬巍和唐肖林出面具体办理,并告知其和有关领导都打完招呼了,他们当时找的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姬巍介绍过唐肖林与薄熙来关系不一般,就同意他们用辽宁对外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去申请进口汽车配额指标。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证人时任辽宁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副厅长吴江的证言,见侦查卷第13卷第12一16页;时任辽宁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机电办主任郭秀芬的证言,见侦查卷第13卷第18一26页。

两人证言主要证实,按照夏德仁的安排,让机电办主任郭秀芬为唐肖林办理了审批进口汽车配额的手续。

公诉人出示证人时任大连汽贸公司副总经理孙立克的证言,见侦查卷第13卷第36一40页;大连保税区百事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杜世岩的证言,见侦查卷第13卷第51一54页。

两人证言主要证实,2002年8月份,辽宁省机电办郭秀芬主任让大连汽车工业贸易集团公司替姬巍申报了24个进口汽车配额,申请下来后姬巍让把这24个进口汽车配额给杜世岩的百事佳公司使用。按照市场行情,杜世岩支付给姬巍105万人民币。

审判长,该组证据出示完毕。

审判长: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否有异议?

被告人:第一,公诉人出示的所有证言可以说95%以上均是唐肖林自身运作的过程,与我无关,与本案无关。第二,核心问题是我不知道唐肖林在倒卖,包括大厦的事包括汽车指标的事我都不知道他在倒卖。第三,我对夏德仁打招呼,我记不清这个情形,但是我坦率的讲,我对夏德仁讲过应支持大连国际的发展,因为这是大连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我对大连有感情,我当然愿意大连的事情做得越红火越好,所以我认为夏德仁应予以支持,但具体的汽车指标是否跟夏德仁说过我记不清楚了,以夏德仁证词为准。

辩护人1:第一,唐肖林当时只是口头说,并没有拿着文件,没有拿着指标申请进口汽车配额,实际上被告人薄熙来也是没有见到过什么公司申报进口汽车配额,被告人当时同意,只是因为当时唐肖林所在的大连国际公司是大连政府的窗口公司,被告人认为唐肖林是给大连国际公司办事;第二,被告人当时到底有无给夏德仁打过招呼,被告人讲自己说现在已记不清给相关负责的省长夏德仁打过招呼,夏德仁的证言自己也称时间太长,记不清了,其也只是说被告人当时给其讲过让其给唐肖林予以支持,但夏德仁在后面的证言中又说,被告人薄熙来当时是其的省长,且大连国际公司是大连的窗口单位,也应当支持,打没打过招呼两个人现在都记不清了,辩护人认为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2人都是从支持大连国际公司的发展角度来批准唐肖林汽车配额的。第三,至于在具体的过程中,唐肖林偷偷地用其他公司申请配额自己赚钱,被告人和夏德仁都不知道,都是唐肖林自己偷偷干的。第四,整个唐肖林收钱的过程,都是汽车卖完后,在2002年9月中下旬,杜世岩的证言说,他拿了105万元给了姬巍,姬巍后把85万元给了唐肖林。

辩护人2:关于唐肖林证言的真实性,在之前已经提到,辩护人认为其证言真实性,因为取证形式不合法,值得怀疑。第二点,唐肖林在其证言中,第一证明不了被告人知道他要从中谋利的事实,第二他也证明不了被告人是不是给夏德仁打过招呼,他只是说可能打,仅是一种推测,这种猜测是不可靠的。姬巍的证言虽然能证明事先唐肖林有预谋,但证明不了被告人知道这一事实,也证明不了被告人知道他们倒卖汽车的事实,被告人都是不知道的。

辩护人1:对于申请进口汽车配额,唐肖林并没有给被告人讲过你给夏德仁打过招呼后,我办了这件事后,会感谢被告人之类的话,以及刚才休息之前提到的唐肖林去找被告人时,也没有讲过办了这件事之后,唐肖林会给被告人好处,以及将来会感谢被告人之类的话,唐肖林在两件事上都有这种解释。

审判长:公诉人继续举证。

公诉人:公诉人要求向法庭出示第二组证据,该组证据主要由书证组成。

1、出示辽宁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2012年9月26日出具的关于大连汽车工业贸易集团公司申请进口汽车配额的情况说明,见侦查卷第14卷第1页。

2、出示孙立克工作日记,记录了其公司2002年获批进口汽车配额的情况。见侦查卷第13卷第127页。

3、出示:大连保税区百事佳国际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及使用进口汽车配额的《许可证明细表》、《机电产品进口配额证明》、《进口许可证》、《货物进口证明书》、《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销售发票》、现金日记账,见侦查卷第13卷第54一59页;海关货物报关单、机动车销售发票等,见侦查卷第13卷第60一126页。

上述书证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证实24个汽车配额审批、倒卖情况。

审判长:该组书证出示完毕。

审判长: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否有异议?

被告人:我完全不了解,这个也不是省长市长需要了解的情况。

审判长:辩护人是否有异议?

辩护人:这组证据被告人讲了他没有参与,和他没有关系。我们不发表意见。

审判长:公诉人继续举证。

审判长: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否有异议?

被告人:这个事情待会我要结合我自己之前曾经违心认可的事情一块向法庭说明,我要把为什么当时我违心地认可这个事情结合起来讲,所以我现在不必在这里再重复了。这些情节简而言之是办案人员给我的提示,我当时有机会主义,有软弱。

审判长:辩护人是否有异议?

辩护人:被告人对之前自己在侦查阶段笔录有意见,包括对其这个自书材料,这个材料里面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大连国际公司并不是这个其他的公司,二是被告人讲给夏德仁省长打过招呼,根据夏德仁的笔录对比,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当时是没有打过招呼的,这个记录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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