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信息公开 2019-08-22 09:02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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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

自从和他闹翻以后,她当真发狠地下过分道扬镳的决心,但没出两三天,一腔子无名火便渐渐平熄下来,他的面孔、身态、声音,又悄悄地从心底的缝隙里钻出来,频繁而顽固地勾留在麻乱的记忆中,挪移不开,挥赶不尽。恨和爱、恼怒与眷恋、委屈与失悔交织在一起,缠绵在一起,真是一种莫名的苦闷。她一向是个不吃后悔药的人,这回却暗暗地埋怨起自己来了,实在不该在冲动之下说了那些绝情的话,过分地伤了他的自尊。就算他和严君勾肩搭臂地逛过大街吧,那也并不是完全不可挽回的错事啊。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好人也会有过失,何况人是感情动物,异性相吸,常属不免。而周志明又绝不是一个轻浮成性的人,绝不会把以往的爱情一旦抛净。为什么不能原谅他,把他的爱彻底地夺回来呢?至于他对季虹问题的上书言事,在法律上本来是个无可挑剔的行为。虽然姐姐定成了反革命,对自己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的名声和前途不会没有影响,但是法律的神圣她是懂的,为这件事而移恨于周志明,她不能那么没觉悟!如果不去找他,他会自动回来吗?她脑子里不止一次地转着各种估计,如果他回来,她是愿意原谅他的,这自然不用说了,其实,她简直是急于原谅他了。她是多么希望看见他突然一推门走进来呀。到了晚上,她躺在床上还发着这种臆想,后来,他竟然真的来了,站在她面前,腼腆地别过脸去,眼中闪动着柔情的波光,向她诉说着许多愧悔和想念的话,她当然是张开双臂拥抱了他,在他脸上印满了甜吻,后来,后来……竟是南柯一梦!白天再去想这梦,反倒体会出无尽的苦味,想丢,又丢不开。到现在还得想方设法来逃避和抵抗这梦的缠绕,她吃力地把视线重新关注到书上来。第三条,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只读了这一行,心绪又缭乱起来,种种不快又一股脑儿地翻上来。是的,她为卢援朝的辩护使她在学校里很光彩得意了一番,但在家里,和母亲的关系却陷入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之中,母亲是爱姐姐的,所以不免移怨于她。从道德上讲,母亲当然也明白这本来是怪不得她的,但是感情毕竟是独立于道德之外而发生作用的另一种东西。母亲的更年期还没有完,常常显出低于常人的脆弱和烦躁,这些天几乎没有对她做过半点温情的言笑,看到她回来就把一张冷冰冰的脸扭到一边去,至多说几句敷衍的问候,“吃饭了吗?”、“回来啦?”像是同一个半熟脸的人在街上打招呼。她甚至巴不得母亲还像过去那样在她耳边没完没了地唠叨才好,什么又去谁家玩儿啦,为什么不到乔真那儿去啦,为什么要穿这种颜色的裙子啦,不管说什么,她都愿意听。她有时也非常强烈地希望能跟父亲坐在一起谈谈,随便谈什么都行,只要能让她享受一下那很久就流于无形的父爱。而父亲却又是那么难得一见,即便见了也是匆匆一面,说不上一两句话就走,她这个当女儿的还远不如他的秘书重要呢。周志明离开了她,父母又是这样不顾她,亲人们对她的漠不关心比以前的过分干涉更加让她受不了!阅览室里的人越来越少,有人从斜里走过来,触动了一下她的胳膊,把她从痴想中扯出来,学校政工部的一位干部站在她的面前。“小施,外面有人找你。”“找我,谁?”“市公安局的。”她的整个身心仿佛都在呼吸之顷收紧了,眉宇间闪过一阵兴奋,她掩饰着,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人在哪儿?”“在外面,我领你去。”她匆匆将摊在桌上的书本胡乱塞进书包,往肩上一挎,跟在那位干部的身后向外走去。“他到底来了!”她脑子里一跳一跳地想着:“他离开我,也许比我还要神魂颠倒吧?呆会儿见面我怎么说呢?当然岐山路那件事是先要忌口的……”出了图书馆的楼门,向左斜斜地拐过去,有一片幽静的小松树林,林中有块方方正正的空地,空地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几个样式古老的石凳。那个干部把她领到这里,并不离去,她看见严君和另一个魁梧的中年人从石凳上站起来,眼睛对她直视,她心里的那一腔热气忽地冷下来。“找我?”“找你,有件事。”中年人态度温和,递过一张叠了一折的白纸来。她认出来了,这人就是上次去抓卢援朝的那个大个子。她迟疑地接过那张纸,心里一动,不会是他让他们带来的信吧……她把白纸掀开,一行钢笔字和一个暗红的官印把她所有的想象都击得粉碎。兹有我局工作人员陈全有、严君向你校学生施肖萌了解有关……她没有看完,一股极度失望的情绪潜然爬上心头。严君向她指指石凳,说道:“坐下谈吧。”她没有坐,但却点点头,说:“了解什么,只要我知道的就一定提供。”她用了一种通达合作的口气,而实际上,心绪却败坏极了。“我们只有一个问题,”中年人说,“在施季虹诬告卢援朝的伪证中,你是怎么发现月光这个虚假环节的呢?”这个问题大出所料,她怔了一下,说道:“这本来是个常识嘛,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吗?”“不,”中年人仿佛是胸有成竹地眯起眼睛,非常肯定地摇着头,“阴历二十七、二十八的夜间没有月亮,并不是人人熟悉的常识,据我们了解,你在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并不丰富,是不是呢?”“可我也不是个白丁,我就是查出来了,使一个无辜的人免受牢狱之苦。”她有点气愤了,“我不明白,这个案件法院早已审结,你们现在又提出来胡乱猜疑,干什么呢?”话说出口,她又有点儿后悔,何必用这种刺激性的语言呢?中年人似乎并不介意,仍然温和而执著地继续问道:“那天没有月亮,是不是有人告诉你的?”她也心平气和了,微微笑一下,反问:“怎么,辩护人在辩护前合法搜集证据,难道事后也要受到盘问和干涉吗?”中年人目光灼灼一闪,不答她的话,反而单刀直入地问:“是卢援朝告诉你的吗?”“什么?”她有点儿赌气地扬扬眉尖,“我要说你们这是侵犯辩护人的合法权益呢?我可以拒绝回答吧?”“肖萌,”严君插上来说,“我们今天是为工作来向你询问这个情况的,请你协助一下,好吗?”她浑身打哆嗦,一股没来由的委屈和憋气占满了全心,严君的态度是温和的,甚至是商量的,但这种居高临下的关系却叫她受不了。她真想哭出来,把这些天积下来的所有委屈放任地倾泻一通,眼泪快要流下来了,她转过身子,想走。“等一下,”中年人强硬起来,“依照法律,公民有作证的义务,故意隐瞒证据的要负法律责任,现在请你明确有个态度,你是不是拒绝回答我们的询问?”泪水湿了眼睛,她忍住没让它流下来。“肖萌,”严君几乎是一种关怀恳求的语气,“你为什么不愿意说呢?伪证中的那个破绽,你是怎么知道的?”她垂下头来,用低低的声音说:“是他,他告诉我的。”说完,她踉踉跄跄向树林外面跑了出去,听见严君在身后叫她也不回头,泪水顺着双颊流进嘴里,舌尖上全是难言的咸涩。阅览室已经要关门了,她又不想早早地回家去熬那个难堪。因为宿舍已经支援了新入学的外地学生,她放了学便没个去处,有时在学校里寻事耽搁,有时在街上无事消磨,最近还常常去援朝家坐坐。自从援朝被诬陷入狱后,她就把他当作一个弱者在付予自己的同情了。卢援朝其实还是很爱姐姐的,现在虽说平反出了狱,但毕竟失去了将要得到的家庭生活,所以仍然是个不幸的人。然而她今天却不想去找他,她现在已经没有热量再去温暖别人了。她骑着车子在街上慢慢地转了一阵,让情绪渐渐平静下来,直到墨蓝的夜色涂满了天际,才回到家里。走廊里没人,却大亮着灯,她没有去关,她现在对于特别强烈的光线似乎有种近于病态的刻意的渴望,因为黑暗总是象征着寂寞和孤独的。厨房里传来丝丝拉拉的炒菜声,一种家庭的温热气息突然贴近她冷瑟的身躯。吴阿姨从厨房半开的门中探出了脑袋,一股菜油的香味随即飘溢在走廊里。“小萌回来啦?饭等会儿就好,你饿了吗?”“不,我不饿。”她笑着回答,尽力扫开胸中的积郁。她把书包挂在衣架上,走进自己的房间,一眼看见桌上摆着一个字条,她没顾上脱大衣就拿起来看,啊,是爸爸留的。萌萌:我很忙,见不到你,有件事和你说一下,今天公安局的领导对我说了,周志明和那位女同志那件事是在执行任务,组织上是清楚的,你是误解他了,爸爸。又及,这事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她手里捏着这张条子,像傻了似的僵立在桌边,心里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窝火,她想笑,笑不出来,想哭,又哭不出来,就是这么一种没法形容的感觉!她在床上坐下来,又去看那字条,渐渐在麻木的舌尖上咂出点儿味来了,是高兴,她应该高兴!她按捺不住地在屋里转了两圈,离开屋子想到客厅去,她真希望这时候客厅里正有个可以交谈的客人在座啊。客厅开着日光灯,雪白的窗帘从窗户的上沿垂挂下来,格外耀目。母亲坐在沙发上,挪开手中的报纸,很注意地看了她一眼,难道自己脸上有什么古怪的神情吗?“妈,爸爸还没回来?”她鼓起热情,向母亲做出一张笑脸。“啊,没回来,呆会儿饭好了你先吃吧,我等你爸爸回来再吃。”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她又主动扯起话头,“我也等爸爸回来再吃吧,反正也不饿。”她尽可能将声调处理得亲热而又随便。“啊,不用。”母亲端起自己的茶杯,站起来,向卧房走去,“这两天总失眠,我得躺一会儿。”“妈,”她在她身后说,“今天我们王副校长找我谈了,去分校没有我。”她故意找这样重大的事情说,想调动起母亲的兴趣来。“王副校长?噢,就是跟你乔叔叔挺熟的那个。”母亲回了一下头,却全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她赶紧接着说:“他说《南大学报》准备登我写的那篇文章,还要吸收我参加编辑部工作呢。”“噢,那好。”母亲点了一下头,捶打着腰部,自言自语地咕噜着:“这个吴阿姨,准又是没关厨房的门,油烟味又进来了。”母亲走进卧房,门关上了。她带着几分呆相留在显得非常空旷的客厅里,愣愣地站了好一会儿,走廊里,吴阿姨一嗓门招呼:“吃饭喽!”好像一声尖锐的怪叫,穿破死一般的寂静,刺进她木然的意识里,她突然歇斯底里地冲出客厅,逃命般地奔向大门。跑到街上,她的双膝发软,像得了疟疾一样止不住地颤抖,耳鼓里嗡嗡一片连响,胸口被压得出不来气,一阵无声的哭泣顺着脊梁传上来,从两肩向全身扩展,她拼命支撑着,踉踉跄跄向前走去。“姑娘,你是不是病了?”一个戴眼镜的老太太从身后赶上几步扶住她,“你家在哪儿?”“啊,没事,谢谢。”她躲闪开这位路人的关怀,“我家就在前面。”家?不不,这简直不是家!她漫无方向地走到太平街的尽头,心情渐渐平复下来,但却并不想折回去。孤零零地站在路灯下,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仿佛要把胸中的苦闷全都吐出来似的。要不然……就去找他?他是不是又回那个小工具房了呢?不,不去,在这种丧魂落魄的心情下还是不去,那么……她突然想起了卢援朝,去他那儿吧,现在,只要有个能和自己说说话的、能随便说说话的人就行!她坐上公共汽车,到了杏花西里,沿着那条穿行在一片楼区里的蜿蜒小路向卢家走,转过一个弯儿来,她蓦然愣住了。在卢援朝家楼前的路灯下,触目地停着两辆吉普车,车边上站着两个民警,一大群人看热闹似的挤在两边,伸脖踮足地向楼门里张望,这不寻常的场面使她心里一阵紧张。“公安局抓人了。”几个小伙子咋呼着从身边跑过去,她居然也跟着跑了几步。到了楼前,她向一个中年妇女问道:“什么事?”“抓流氓吧。”中年妇女想当然地答道。“啊。”她点点头,想分开人群上楼,她可没心思看这种热闹。突然,人群涌动起来,先向前挤,后又向后撤,楼门口,两个高大的民警像抓小鸡一样挟着卢援朝走出来,一下子撞进她的视线!卢援朝!?他的腕上又扣上了手铐,上次被捕时那种镇定的神态荡然全无,垂着毫无血色的脸,拖着步子被推上了吉普车。吉普车的门砰然响了一声。她惊呆了!楼门口又走出几个人来,她一眼看见了周志明,他穿着一身民警制服,戴着大盖帽,样子很英俊。她想叫他,却哆嗦着没能张开嘴,看着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上了另一辆吉普车,车开走了。看热闹的人议论着走散了。她呆呆地,挪不动脚步,胸口像堵了一团肮脏麻乱的败絮。忽地,几个小时以前和严君他们的谈话浮上脑际:“是他,那天没有月亮,是他告诉我的——”她猛然打了个寒战!电动门响了一声,开了。甬道口传来一声长长的呼唤,把徐邦呈惊醒了。“九号,出来。”他懒懒地从铺板上爬起,出了牢房,向着阳光明亮的甬道口姗姗走去。这些天一直没有提审,他几乎养成了嗜睡的毛病,晚上睡,白天也睡。刚才又是一篇好梦,当他被押着踏上预审楼楼梯的时候,肿耳虚腮的脸上似乎还弥留着在梦中神游的笑态。那是美丽的地中海,那是温暖的地中海,在冬天无边无际的严寒中,摩纳哥,是一块得天独厚的绿洲。他记得在希腊语里,摩纳哥代表“隐士”的意思,真是个令人神往的名字,隐居一隅,隔断了拿生命做赌注的人生游戏,远离了你死我活的恐怖厮杀,万事皆空,清静为乐。瞧,那一片片绿的,是什么?是棕榈树的荫盖?那望不到边际的深蓝,有如大海般的辽阔,哦,那就是大海。那海、那树、那秀丽如画的山、那一条条曲折通幽的小路,就是隐士避喧的乐园和归宿?就连那个蒙特卡罗大赌场,也是为了让人们在乐极之时忘掉比赌博更荒唐、更危险、更多陷阱的尘世吧?哦,马尔逊微笑着向他走来了,“亲爱的徐,我在这儿等你很久了。”拥抱,他抱着的,好像不是马尔逊的真身,而是一团云,一缕气,虚无飘缈,只有那微笑清晰地印在眼前。有人给他们斟酒,红珍珠一样的法国香槟发着丝丝细响,在高脚杯中泛着乳白色的气沫。“不,亲爱的徐,这不是红香槟,而是红鱼子。”哦,原来是红鱼子,他怎么连红鱼子都不认得了?马尔逊还是那么豪饮,健谈,“我同医生妥协了,每年冬天来这儿小住一段。”这儿的确不错,氧气充足,常年有绿,冰封季节还能看到盛放的紫罗兰和威灵仙。马尔逊还对他说了些什么?……啊,啊,就在这个时候,那该死的电动门响了!上午的阳光从审讯员后面的小窗里直喷在脸上,他情绪放松地在方凳上坐下。对于梦境的重温,能使那个若明若暗的希望紧紧地维系在身边。他尤其不能忘记几年来马尔逊一再强调的那番关于情报员的价值重于情报的理论,这理论现在几乎成了他精神上最主要的支柱了。马尔逊是懂得爱护、珍重情报员的,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情报员在任何逆境和危险中,都能在自己心中保持着化险为夷、东山再起的希望,他现在就是充满着这种希望的。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许很快,也许要等些时日,他坚信马尔逊总会再设计一条锦囊妙计,把他营救或者交换出去。至少,这也是马尔逊挽回自己面子的最体面的做法了。虽然他此刻还坐在受审席上,但心情却是乐观的,带着被幻想和期望充实起来的兴奋,他甚至还微微笑着冲那三位审讯者问了句早安。这次来提审,还是那几个老对手——姓段的头头、身材胖大的中年人,还有那个外表秀弱,而在仙童山却一拳头打松他半边牙的小伙子。今天审什么?他在他们脸上猜测着,却看不出一点吉兆。姓段的开门见山,用很平常的口吻说:“今天有些问题要进一步核实一下,主要是关于0号计划的一些细节,听清了吗?是细节。”他很轻松地点点头,若无其事地说:“可以。”“好,我问第一个问题。”姓段的问话照例是干脆利索的,“你所执行的0号计划是一丝不差地按照马尔逊交待的方案进行的吗?”他不假思索地说:“当然。马尔逊强调过,对于他设计的计划,情报员只能遵命行事,不能独出心裁,另有发挥。”“他在这个计划中所特别强调你不许更改的部分是什么?”他疑惑地眨着眼睛,不明白这问话的意义,想了想才说:“行动的细节,细节不能更改,他强调过。”“指哪些细节?”“细节?很多,都包括。我以前不是谈过了吗?”不知道是不是刚才那个好梦壮的胆,他今天答问的口气特别硬。“施季虹向我们检举卢援朝时说的那些话,属于不属于这个细节的范围呢,是不是也是马尔逊预先设计好了,再由你教给她的?”“是的。”他很冷淡地答道。“那天天晴月好,在月光下她看见卢援朝跳进江一明家的窗子,这些话都是马尔逊设计的吗?”“时间这么久了,这些具体的话我怎么能记得住呢?”他觉得自己这种身份的间谍,在审讯员面前是不能一味软弱的,否则万一将来回去和马尔逊说起来,可就真是“英雄气短”了,“我记不起来了,请原谅。”他果断地说。对于他这种一反常态的倨傲,姓段的沉默了片刻。是一种令人心惊肉跳的沉默。“徐邦呈,我提醒,你现在的心理状态是有害的,你还对自己的前途抱有什么非分的幻想吗?”真是一针见血,他心里跳起来,却耷拉着眼睛不说话。“哗啦”一声纸的声响,接着是姓段的声音:“你认识这个吗?”他抬了一下眼皮,“这是那封报警信吧?我说过了,我不知道是谁写的。”“那我告诉你。”审讯者一字一板地说:“这封信的作者,就是马尔逊让你抓的那个替罪羊——卢援朝!”他目瞪口呆,好像眼前炸响了一颗雷!——卢援朝?!姓段的面色平静,放下那封报警信,淡淡地冷笑一下:“你是老手了,我想用不着解释了吧。”他的眼睛直勾勾的,瞳孔忽地放大了几倍,全身悚然一抖,仿佛一下子沉到了暗不见底的地狱中。啊!啊!啊!——全明白了,他全明白了,整个0号计划,整个阴谋,整个骗局全部都明白无误地展现在眼前,让人一览无遗,看个穿透!审讯者没有马上接着问,好像是给他时间去回味,去反应。他如同一个癌症病人突然知道了自己已经死在临头,全部精神几乎在一秒钟之内就崩溃下来,他全身抽动,拼命想哭出来,可却是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干嚎。直到这一刻,他这个曾经全身心热衷于冒险事业的理想家,才算真正地悟破了间谍生涯的冷酷!这些年,他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被人抽打着卖命地旋转,及至停稳下来看清楚那光怪陆离的四周原来竟是一个充满了谎言和诡计的世界时,却已经歪倒在尘埃中再也站不起来了。他看到了,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无可挽回的末日,他痛哭起来!没有人打断他,没有人制止他这种垂死的发泄,然而,除了几声绝望的哀鸣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没有了,没有了。他的幻想,他的希望,全部寄托在马尔逊身上,他崇拜了多年的马尔逊,他一向看作宽厚仁慈、爱兵如子的马尔逊,却恰恰是这样一个阴险狡诈、残酷无情的魔鬼!当他需要你的时候,可以像父亲一样爱护你、厚待你,欺骗你做着一个又一个天真的梦,而当他更需要另一个人的时候,又可以毫无吝惜地玩弄着你的忠诚,把你牺牲掉、葬送掉,就像踢开一条玩腻了的狗那么简单。想起马尔逊握着他的手,和他相约重逢时那个真诚郑重的神情,谁能料到这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一个大骗局呢?他恨自己,恨自己,恨自己!恨自己!“好,”审讯者严厉的声音压过他的欷歔,“我接着问刚才的问题,施季虹检举卢援朝时所说的在月光下看到的情况,是不是全部由马尔逊预先设计好的?”“是的,每一句话都是的,”他筋疲力尽地答道,“马尔逊是根据气象卫星的预测,告诉我那天南州地区是晴天,月亮很好。还说,还说……你问我什么?”“那天月亮很好,马尔逊还说什么?”“还说,说卢援朝应当穿灰色反光的衣服,因为月光下一切都是灰色的,哪怕那衣服原来并不是灰色的。”“好。”姓段的挥了一下手,坐在右侧的姓周的年轻人一字不落地把刚才做的审讯记录对他朗读了一遍,然后问:“有错的吗?”“不,没有。”“签字。”年轻人把记录移送到他面前,他哆嗦着签了字。“指纹。”年轻人又递过一只印泥盒。那红通通的印泥,突然变成了一捧腥血!他惊叫了一声,不由自主跪在了地上,他控制不住了!“枪毙我!杀了我!我是混蛋,我是白痴,让我死,啊哟……”他匍匐在年轻人的脚下,泣不成声,恨不得立刻就死!“起来,别耍赖!”远远的地方似乎有细小的铃声,审讯室的门开了,有人走进来。“押他回去。”审讯席上冷冷的声音。楼梯,通向地狱;大门,张着吃人的嘴;阳光,白花花刺眼;甬道,又长又深的死胡同,黑黑的家伙,一晃一晃,越晃越大,——啊!他又清醒过来。铁的牢门!一切都乱了,都颠倒了,然而一切又都是清楚的,都是本来面目。她的善良原来是一场糊涂,她的愿望原来充满了荒唐,她不相信还有什么反革命,经历了人斗人、人整人的动乱年月,她是多么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够以真诚、以理解、以宽容、以同情、以共同的人性互相拥抱在一起,相安无事啊。然而现实无情,现实中的人们是那么各不相同。各种思想、各种行为、各种人生观是那么互相排斥、互相抵触、互不调和。是一种可怕的宿命吗?触目惊心的犯罪、卑鄙无耻的阴谋恰恰就出现在她的身边,把她理想中的人性世界击得粉碎!姐姐的堕落,援朝的真相,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然而一切都是雄辩的事实。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她没有想到,在他们这一代人当中,仍然有着尖锐、鲜明的对立,他们的脚下,仍然有着截然不同的道路!有的人,竟也会发展到敌对的阵营去!她过去爱周志明,是爱他的老实,爱他的善良,当然,还爱他的外貌,但对他的过于认真执着却不以为然,只有现在,她才从这认真执着的性格中发现和理解到一种充满了热情的追求和一颗正直可贵的童心。她觉得只有现在,她才爱得这么明白,这么深刻。真是像梦一样,她刚刚一梦醒来。期末的各科考试都结束了,学校里已经没什么课,学生们仨一群俩一伙聚在一起,话题不外是总校分校,听了叫人心烦。晚上,刚走出校门,乔真像是早就等候在那儿似的,迎上来叫住了她。“一块儿去吃顿晚饭吧,怎么样?十三路无轨电车站那儿新开了一家馆子,人挺少的。”她没说什么,默然跟他去了。大概仅仅是因为害怕这么早就回去在饭桌上守着母亲的冷脸吧。这家饭馆果然很清静,进去就有座儿。可不知为什么,看着乔真点菜时那副认真的样子,她忽又烦躁起来,想走。“别要了,我不想吃。”她心烦意乱地说。“不吃饭怎么行呢?少吃一点儿吧。”乔真和颜悦色地劝着,还是郑重其事地要了三个菜、一个汤。开票的服务员走了,她淡淡地问:“说吧,找我什么事?”“没事,碰上了,想和你一块儿呆一会儿,咱们好久没在一块儿聊聊了。”“不,你有事。”她不耐烦地说,“我还看不出你是故意等着我的?”乔真收起钱包,看了她一眼,摆弄着桌上的菜单,神情似乎有点异样:“小萌,我是想,想正式地,和你谈谈,我有好多话,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因为……”“好,别说了,我都知道。”她沉沉地说了一句。“小萌,你很有才,你给援朝的辩护能获得成功,是我早就想到的。我也不是一个甘于一辈子碌碌无为的人,我们都是有理想、有抱负、肯学习的,都是立志做一个强者的,为什么不能建立起一种更亲密的关系呢?我们在一起会幸福的,我会使你幸福的,我决心使你幸福,你肯相信我吗?你能给我这个机会吗?”她缓慢地、友好地露出些笑容,但却用不容置疑的措词说道:“你对我好,我是感谢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使你幸福,但我知道你并不能使我幸福,请你别怪我太直率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难以弥合的。”“如果,你还爱着那个公安人员,我当然不能再说什么。”乔真自我嘲弄地笑了笑,又换了一种认真的口气,接着说:“可他对你姐姐既然能够这样落井下石,将来你要有什么倒霉事,他未必不会,这种人,值得你爱吗?”一种极度的反感,使她把心扉完全闭住,并不想和乔真争辩下去,只是冷冷地说:“你以为,我会成为我姐姐那样的人吗?”“咳,”乔真叹了一声,绕开她的反问,说:“为了你姐姐的事,我爸爸在市委里很不得意,所以最近心情一直不好。可他还是为了你留校的事找了一下王副校长,他要不是为了咱们俩的关系,这时候是决不会出面求人的,你知道我们家是多么希望咱们能够,能够……”“什么?”她的心跳突然加快,“你说什么,你爸爸找了王副校长?为我?”她气得直打哆嗦,“为什么不和我商量?我还是不是个独立的人?为什么事先不征求我的意见?你们,你们简直把我当成玩偶了!”她如同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忽然明白了真相,胸口堵着口无处发泄的火气。“这这,完全是为了你呀。”乔真发了慌,“分校的生活艰苦倒没什么,可学习条件、师资力量那么差,这是不能将就的呀,况且过不多久我们就要面临一个分配的问题了,连总校都要有百分之五十的学生分到外地,真要是去了分校……咳,难道我们替你做这件事是害你吗?”“害我!”她气极地喊了一声,邻桌的人无不侧目而视。她站起来,咬着牙说:“我靠自己生活,不需要别人可怜我,同情我,不需要别人恩赐!不需要!”“小萌,你干什么?你要上哪儿?”乔真在她身后软弱地喊着。她回到了家。家……这是一个市委政法书记的家,这个家给过她无数温暖和享受,给了她难以割舍的优越感和依赖心,倘若不是命运把磨难横摊在身上,她的未来大概不会离开她自己在想象中塑造的公式而发展到别处去——她将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律师,爱人搞公安,姐姐擅音乐,姐夫是出色的翻译,父亲是德高望重的老干部,母亲病休在家,安享天伦之乐,这是一个和睦、美满、令人羡慕的家庭,一个殷实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兼备的家庭。啊,这类想象,这类憧憬,是多么市侩、多么俗气,可她居然一直没有剥夺它们在自己心中的那一小块领域,就因为它们能给自己庸俗的心灵带来一点儿苟且的幸福感。够了!她不要这幸福感,不要这无聊的、虚伪的、低级的、自欺欺人的幸福感!她要靠自己生活,靠自己生活!进了家门,母亲正在走廊里拨电话。她低着头正要进自己的屋子,母亲竟意外地叫住了她。“卢援朝又被捕了,你知道吗?”她停在卧房门口,“知道。”“这下清楚了吧,你姐姐就是给他弄坏的,他才是真凶。当初我不让你去给他瞎辩,你偏不听。结果怎么样?这件事对我们这样的家庭会有什么影响,我看你是从来不考虑的!”她好容易才忍住了火气,镇静地说:“我是有错的,可我的错并不是因为当了他的辩护人,杀人犯也有获得辩护的权利。我错就错在不该无原则地轻信和同情,不该这样麻痹,这样天真。我的错我知道。可是您呢,您没有错吗?您为姐姐开脱罪责,走后门,您还是个党员呢!您这么做,又会给家里带来什么影响,您考虑过吗?”她不知道是因为气愤还是因为难过,发着抖说出了这番义正辞严的话,这是她第一次敢于这样撕破脸地指责母亲。“你,你,你胡说什么!我是你母亲!不是你的同学,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母亲老羞成怒,“她是你姐姐,她是大反革命,犯死罪,对你有什么好处!”母亲的嗓子完全嘶哑了。“那是她,罪有应得!”她咬牙说了一句,拉开房门,走进了自己的屋子。“好吧,”母亲在门外喘着气,“你不用这样对待我,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母亲说完走了。隔了一会儿,传来一声重重的摔门声。她一个人,默然在椅子上坐下来,心绪孤独而缭乱,几乎想象不出今后这种形同水火的日子该怎么过。床边的桌子上,摆着一封信,大概是吴阿姨送进来的。信封上没有写发信地址。她满腹狐疑地打开信封,展开信纸,一片斑斑点点的水渍把信纸搞得有点发皱,是什么?泪水吗?她看见信纸的下方写着“严君”两个字,呼吸忽地紧促起来。肖萌:你好!我想和你谈谈,我觉得应该和你谈谈。因为我知道你是爱着周志明的,也因为我和你一样爱过他。我们都是不幸的。我的不幸在于得不到他的爱,而你的不幸在于得到了却不珍惜。你和你的全家也许还不知道,三年前他锒铛入狱,给自己选择了一条牺牲之路,就是为了救护你的姐姐和你的一家,由于他销毁了你姐姐在十一广场上‘闹事’的证据,你们才在那场浩大的冤狱中得以幸免。这几年,他吃了多少苦是可以想见的,但他却从来没有诉过苦。这种忍辱负重的性格,也许是使你至今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一个原因。但是,他的正直;他的善良;他对别人的热情和坦荡;他对生活的严肃和乐观;他对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难道都没有使你为有这样一个爱人而感到过一点儿自豪和满足吗?这一切闪光的品质在种种顺逆荣辱之中保持得那么顽强,顽强得成了一种本色,使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觉得他可信和可靠。我想你不应该是无动于衷的,你应当是看到了的,因为你最亲近他。请你原谅我吧,我爱过他。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从来没有爱过我,因为他已经爱了你。友谊可以分享,爱情必须独占。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使他幸福的家庭环境,多么希望你能好好地待他。你能吧?我是你的朋友,请别怪我多这个嘴。严君她扑在桌子上,无声地痛哭起来,她的泪水和严君的泪水重叠在那封信上,湿透纸背。她糊涂、她羞耻、她悔恨!她不配他!她终于在泪水中决定了自己的道路。她决定了!三天以后,学生们开始放寒假,在那张贴在教学大楼门前的光荣榜上,她成为法律系第一个要求去分校草创的志愿者,并且主动要求参加了去分校打前站的先遣组。她决心要去吃苦,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自强的人;她决心抛弃庸俗,挣脱自私和冷漠的小圈子,真心实意地为他人、为事业而生活,在忘我中找到新的寄托。只有这样,她才能配他!她默默地收拾着行装,一切都没有告诉母亲。如果母亲对她的去留无所谓,那她也无所谓;如果母亲感到伤心或者生气,那就随她去。她甚至体会到了一点儿恶毒的报复欲!先遣组不用带行李,她仍然像搬家似的装了满满两大手提包东西。她想好了,这个春节她要一个人在外面过。在走的前两天,她给周志明写了一封信。她曾经一遍又一遍地思考、梳理着那些渴望对他倾吐的话语,但是最终拿起笔的时候,却是极短极短的几句:志明:我对不起你。我要走了,到分校去。后天早上坐十六次慢车走,再见。信发出以后,她一直没敢离开家,估计着他见到信便会来找她。她在家等了整整一天,然而他却没有来。早上,天刚亮,外面下了雪。她提着手提包走出自己的卧房,在走廊里恰巧和从厨房里走出来的母亲打了照面。母亲显然是刚刚起床,还穿着睡裤和棉拖鞋,棉袄披在肩上,手里端着一只盛满牛奶的玻璃杯。看着她行装齐备的样子,惊愕地瞪起了两眼。“妈,我要去分校了,坐今天早上的火车走。”母亲明白了,握着牛奶的手拼命抖起来,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看着母亲苍白的、有些睡肿的脸,心一下子软了,万端感触一齐堆积在心头,眼泪忽地流下来。“妈,你和爸爸,自己多注意身体啊。”“我,我还是你妈吗?你要走,还跟我说什么?还说什么!你可以一仰脸就走嘛,你可以不认你这个妈妈,你从来没把我当作你妈妈!”母亲疯了似的,哆嗦着叫喊起来。母亲的叫喊,使她的心又坚硬起来,怨气和委屈、不满和忿恨全都凝结在舌尖。她只吐出两个字:“再见!”她提着提包,从母亲身边走过,走出大门。听见玻璃杯掉在地上碎裂的声音,她没有回头。火车站里人很多。正是春节前铁路联运的高xdx潮时期。坐这趟车探亲和放假回家的人拥挤不堪。站台上泥雪狼藉,到处堆着一堆堆的箱子和行李,拉东西的电瓶车高声鸣着汽喇叭,技术高超地在人堆中绕来绕去。她的手提包被两个男同学帮忙拿到车上去了,她没有上车,心情紧张地向检票口企望着。她在那封信上是写了车次和时间的,虽然没有要求他来,但她固执地咬住内心里的那个确信——他会来的,会来的。“施肖萌,快上车吧,座位快占不住啦,你等什么人吗?”先遣组的老师在车厢门口大声招呼着。她紧紧盯住检票口,仿佛一个蹲在黑洞里的人紧盯着洞口的一线光亮一样,已经没有什么人进站了。一个检票员在栅栏上挂起了“停止检票”的牌子,她心里格登一沉,那牌子像一面大盖子,把洞口堵死了。扩音器里,播音员开始催促乘客上车,接着,站台上的喧闹的人声被喇叭里的一支轻快的乐曲盖住。她沉重地移动起脚步,踏上车厢的踏板。车门关住了,列车在不知不觉之中徐徐开动,她的脸紧靠在车窗上,望着检票口的栅栏远远地消失在窗沿的后面。“他到底没有来……”当十六次慢车拖着沉重的气声驶出南州火车站的时候,市公安局五处的大灰门里开出一辆淡绿色的上海型轿车,在滑泞的雪路上小心翼翼地朝北开去。纪真坐在开车的段兴玉身边,默然地把视线从挡风玻璃上延伸出去。——五颜六色的街道;琳琅满目的摊售;缤纷竞呈的迎春灯彩;提篮挎兜的行人,一派节前的热闹景观,在雪色迷离中闪过。他的视线慢慢移动,在挡风玻璃上方的反光镜上,晃动着周志明的脸,他怀抱着厚厚的卷宗袋,脑袋歪在座椅的背垫上,一副孩子般疲乏而酣甜的睡态。唉,要是有个儿子……他突然想到了儿子这个字眼,他没有儿子,他没有!人老了,心理大凡都有些古怪吧。八点钟,汽车在市公安局大楼前停住,纪真、段兴玉和睡眼惺忪的周志明快步走上宽阔的台阶,向持枪的岗哨出示着证件。在二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大小间错的沙发上已经坐了五六个人。局长马树峰看着从门外走进来的纪真三人,俯首在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耳边说道:“他们来了。”纪真三人在他们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会议室的门关上了。马树峰环视一下,然后对纪真扬扬下巴,说:“好,你们开始汇报吧。”纪真从周志明手上接过卷宗袋里的材料,却并没有去翻。他向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行了一个注目礼,然后侃侃说道:“经局长批准,我们在今年一月将一九七六年三月发生的重大间谍案311案与去年十一月发生的11·17盗窃案并案侦查。目前,此案的侦查工作已告结束,我们于二月七日破获全案,主犯卢援朝在押。”纪真停了一下,从材料中找出一沓审讯记录,下意识地翻了翻,接着说:“在初审中卢援朝供认,他在一九七五年去法国里昂学习的时候,另一个国家的特务机关——D3情报总局就对他进行了工作。一个女特务伪装成富商的女儿和他恋爱,布设情网,然后又由那个所谓的富商出面策动他申请政治避难,留在法国生活,在金钱美女的引诱下,卢援朝终于掉进了这个精心制造的陷阱。当特务分子抓到了他的把柄之后,真相毕露,公然对卢实行突击策反,迫其就范。卢援朝在敌人威胁之下,屈从于敌,堕落成为一个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特务分子。”李直一是个年逾花甲、精神矍铄的老人,他打断了纪真的话,说道:“这倒是个很典型的事例,看来,‘拉出去,打进来’仍然是那些特务机关的手法。现在我们派到国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其中难免有少数不爱国不坚定的家伙,外国特务再插进来做点手脚,两下一合,事情就来了,到头来,误国害己,这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好,你接着说吧。”他收住了这段额外的议论。纪真接下去:“特务机关策反卢援朝,主要是冲着941厂来的,在以后的四年时间里,卢向他们提供了大量关于这个厂的和其他方面的军工生产情报,联系的方法主要是靠密写信、无人交接点这两种途径,有时他去北京出差,也同外国特务分子进行接头会面。一九七六年徐邦呈越境进来企图在健康路的一处秘密无人交接点里放置的特工器材和经费,就是给他的。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发生于941厂总工程师家中的盗窃案,也是卢援朝所为,但这个行动并不是特务机关的布置,而是卢的自行其事。事后,我刑侦部门追查严厉,卢唯恐罪迹败露,遂发密写信向特务机关乞援。于是,情报头子马尔逊便一手操纵导演了一出0号计划的‘双簧戏’。0号计划的全部目的是为了保护他的情报员,而并不是他向徐邦呈交待的那样,是为了消耗我方力量和检验我方水平。徐邦呈是这个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也是这个计划所选定的真正替罪羊!”“等一下,”李直一抬起一只手,再一次打断了纪真的汇报,“我有一点疑问,徐邦呈就是那个冯汉章吧?”马树峰从旁点头说:“就是他。”“把这样一个人牺牲掉,去保卢援朝,特务机关为什么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呢?这个0号计划的目的,是你们自己的分析判断,还是有什么可靠的凭据?”李直一的问题十分尖锐。大家把目光又都集注在纪真身上。纪真和段兴玉交换了一下眼色,从容说道:“0号计划的这个目的,最早是我们在发现卢援朝的真面目以后分析出来的,后来对卢进行审讯的结果,完全证实了这个分析。”纪真略略停了一下,又说:“因为11·17案发生后,摆在马尔逊面前的局面是很明显的,卢援朝和施季虹都在盗窃现场留下大量痕迹,特别是卢援朝,是很难侥幸过关的。如果他最终被查获,敌人就将失去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来源;如果施季虹被涉嫌牵连,那冯汉章也将不保。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卢援朝这张头牌一倒,后面的就要跟着倒。在这种态势之下,马尔逊才不得已而发动了丢车保帅的一战,丢徐邦呈,保卢援朝。“当然,徐邦呈是一名经过严格训练、迂回派遣的骨干特务,在我国内已经取得了极好的职业掩护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个人素质上远远胜于卢援朝,把他抛出来是很可惜的。但是由于他无法直接接触我核心情报,故而只能起到中介情报员和交通员的作用,至多做一些策反、联络和搜集一般性情报的工作,比起身居在941厂技术部门内部的卢援朝来说,在马尔逊的价值天平上,无论如何是略轻一筹的,在两者必取其一的情况下,马尔逊只好忍痛割爱了。至于施季虹,则更是个毫不犹豫就能抛出去的人。”李直一这才信服地点点头,顾左右而对马树峰和其他几位副局长笑道:“这些间谍机关,信奉的就是实利主义,对自己的情报员说抛就抛出去,任何信义道德都可以不讲的,真是人性的毁灭呀,可怕。”大家都感叹地笑了笑,议论纷纷,连周志明都跟着咧了咧嘴,他还是头一次参加这种“高规格”的汇报会,所以一进屋就连大气也不敢直出,很恭谨端正地坐在沙发上,帮着纪真挑拣汇报所需的材料。李直一的不断插话使屋里的气氛活跃了许多。等大家静下来,纪真又继续说下去。“在0号计划将近大功告成的时候,也就是卢援朝在被法庭宣告无罪以后,他给徐邦呈发了漏格密码报警信。马尔逊当初把同徐邦呈的联系方法交给他,是为了使他能够在急需帮助时直接使用徐邦呈,而发这封报警信,则完全是卢援朝好大喜功,自作主张之所为。这封信,最后便成为我们迅速揭开‘0号计划’全部秘密的重要线索。这封信的底稿,是被替卢援朝做家具的941厂工人杜卫东发现的,因为信是写给冯汉章的,而冯汉章作为施季虹诬陷卢援朝的幕后人,在941厂是哄传很广的人物,所以这封信的底稿很自然便引起了这个工人的怀疑,于是便暗中拿走了这封信,可惜,他还没有来得及向我们报告,就被谋杀了。”屋里的空气变得肃穆而沉重,仿佛是在为这位可敬的工人致哀。周志明的鼻子酸了一下,一幕幕往事蓦地撞上心头,他恍若又记起了三年前和杜卫东在十一广场上的那次交手仗;又听到了在自新河机修厂车库后面他那哽咽泣悔的誓言;又看到了他穿着941厂工作服的那副得意洋洋、兴高采烈的神态。他是刚刚开始新生活,刚刚尝到人生的甜味啊!如果他还在,谁说他将来不能成为一个好工人、好丈夫、好父亲呢?可是他死了,看不到自己美好的未来了。周志明低下头去,按捺着悲酸的感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那间摆满了杜卫东亲手打出来的家具的屋子里,是他,亲手将闪光的手铐用力扣在了那双杀人者的手上。当听到铐环弹进锁沟的清脆的咔嚓声,看到卢援朝那张绝望发僵的脸的那一刹那,他心里汹涌而来的快慰,是无可代替的,无可代替的!纪真从皮包里取出几样物证,让周志明送到李直一和马树峰的面前,说道:“这是破案时从卢援朝家中搜出的特务器材,这个小瓶子里装的是一种烈性麻醉药,是间谍机关的一项‘科学’发明,用极少的剂量就足以使一个强壮的人昏迷半小时以上,而这种毒剂又可以随着汗腺很快挥发,在人体内不留任何药物痕迹。杜卫东正是在被卢援朝设法麻醉后勒死的。卢援朝杀人后,伪造了自杀现场。”小瓶子在人们手上传看着,谁也没有说话。纪真的声音又响起来,不大,却显得分外有力量。“上述这些事实,证据充分确凿,在押人犯均供认不讳。这是书证材料和有关物证,这是预审记录和录音,请局、市领导同志审查。我们认为,卢援朝、徐邦呈、施季虹的行为已经触犯刑律,分别构成间谍罪和反革命杀人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建议将此三人依法移送人民检察院提请出诉。”纪真干净、简洁地收住了话尾。周志明不能不佩服,纪处长的确是一位富有魅力的演说家。在这些无可争议的证据面前,所有到会的领导都表示了一致的意见:同意311案结束预审,提请出诉。周志明从心底长长地透出一口气来,像一个刚刚从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得胜而归的战士一样,他心里荡漾着一股没法形容的轻松释然的快感。会散了,纪真被李书记和马局长留下谈事情,段兴玉把汽车留给了他。“我们坐公共汽车回去。”他对纪真说。从市局大楼出来,他们过了街,向十一广场西侧的公共汽车站走去。雪停了,太阳出来了,天空湛蓝耀目,路边粗大的松树枝头压了厚厚的雪被,雪掩盖了松的苍绿,掩盖了周围所有的颜色,只给天地间留下一片单纯的洁白。微微有风,风不再是那么寒冷峭厉了,挟带着早春的暖意,湿润清新,直扑在心坎上。街上没有多少行人,远远的广场上,只有几个孩子黑点儿似的身影在雪里嬉戏雀跃,顺风传来几声尖细的笑闹。“还困吗?”段兴玉问。“不困了。”周志明大口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我原来,就一直盼着结案这一天,好憋足了劲儿狠狠睡他三天,可现在,又不困了。”“走一站吧,散散心。”“走吧。”两个人沿着空荡荡的马路慢步走去,整个身心都浸入到一种完全松弛下来的节奏里。唉,有多久没有这样闲适轻松地散散步啦!“案子,总算是搞完了。”段兴玉自言自语地笑了一下,“一个挺值得回味的案子啊。”“这下,你那个第二期座谈会的发言,总算有感可发了吧?权力与法律,这个案子不就可以说明,法律是庄严不可侵犯的吗?不管是谁,都得服从它。”“是啊。”段兴玉眺望远处,若有所思,好一会儿才说:“法律一经制定,当然是要求上上下下,一体遵从的。只可惜……”他把目光收回来,落在周志明脸上,“可惜天下哪儿有那么多纯然一律的事情呢?法律这东西,是写在纸上的,是要靠人来实现的。人可以执行它,遵守它;也可以敷衍它,玩弄它,甚至抵制它,所以法律有时候就不那么庄严了。咱们这个国家地域辽阔,人民的法律知识和法律习惯太弱了;吃法律饭的专门人员又少得可怜,许多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法律?哼,不是鞭长莫及,就是海外奇谈,老百姓能不能得到公正,归根到底还得看那个地方的长官怎么样。别说那些小地方,连咱们这样的大城市,也并不是有了法律就等于实现了公正,如果我们公安、政法工作者,我们的各级领导者不能够向人民负责、依法办事的话,那就还可能放纵坏人、冤枉好人;还可能造成新的冤假错案。你可别小看长官权力,有时候还蛮厉害的,处理什么事,连法律上那套繁琐程序都用不着,说了就算!不过倒有一条,现在不管多大的干部,一般是不敢明目张胆地违法的,咱们呢,虽然是一般干部,可却是具体办案的人,咱们要是硬攥着法律豁着跟他顶,他就是想徇情枉法也不那么顺当。这期座谈会的发言我都想好了,我不谈什么权大法大,不谈理论,我就谈谈我的一个感想,要想抛弃人治实现法治,光有纸上的法律不行,光号召老百姓守法不行,一定还要建设好一个公正无私的、向人民负责的、敢于以身殉职的执法队伍,要有好的法官、好的检察官、好的律师,再就是,要有好的领导者,真正有觉悟的领导者!”“还要有好的侦查员!真正向人民向国家负责的侦查员!”周志明被段兴玉的感慨鼓动了,情不自禁地跟着小声儿呼喊起来。他们两人激动地对视着没有说话,继续向前走去,雪块在脚下发出清脆的破碎声。是啊,侦查员,这是个紧张而又枯燥的工作,它也有富于戏剧性的、振奋人心的突破,但那是由多少细小、繁琐、艰巨、甚至是无谓的劳动集变而成的啊。当你爱上了这个工作,当你理解到其中的甘苦所包含的意义时,你就不会、永远也不会腻烦它了。段兴玉放慢了脚步,向远远地耸立在白雪之中的方尖碑眺望而去,感叹地说:“我有时候常想,咱们这一行,假如用不着保密的话,真应该在这个广场上,在方尖碑的下面,铸起一面大大的盾牌,用青铜、用钢铁、用黄金,铸成一面碑石般的盾牌,把我们队伍中那些个流血流汗,忘我苦干了一生的无名英雄铭刻在上面,让人们也能够知道他们的业绩,了解他们的艰苦,分享他们的骄傲;让人们知道,在这漫长的和平岁月里,有那么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者,他们没有一天停止过同侵犯者的你死我活的战斗,战争,对他们来说从来没有中断过;让人们知道,他们在无日无夜地工作,把心血甚至生命全部浇铸和凝结在这面捍卫国家和社会安全的盾牌上;让人们知道,他们不是一群提线木偶和冷血动物,而是有着充足感情和自觉信仰的战士,他们以博大的忠诚和炽爱,为党为国做了无愧的贡献,而他们却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公开的荣誉、表彰和尊敬,没有一个反间谍人员上过报,上过电视和广播;他们的事业是可歌可泣的,他们的行列中不乏英雄模范。是的,他们的甘苦本来都应该让人们知道,可是却不行,恰恰不行,你要想献身这个事业,就得准备并且情愿默默无闻一辈子!”周志明停下脚步,简直听呆了,“嗬!科长,没想到你也有这么多诗人的气质呢,真的,我过去从来不会想象到这种浪漫的话会从你嘴里说出来。”“其实是一时性起,胡思乱想吧,再正经的人也会有胡思乱想的,只不过嘴上不说罢了。我像你这个岁数的时候,幻想多着呢,干工作多苦多累多危险,都不在乎,可是干完了,你的胜利,你的成绩,你的辛苦,全都随着案件一起,成了密不可宣的东西封进了档案,心里多少是有些不甘的,你是不是也有过?”“啊,”周志明傻里傻气地摇摇头,“我还真没想过这么多,我呢,觉得一个侦查员,总得尽责任吧,人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算了,党和国家总是了解的,而且我觉得群众还是挺信任咱们的,不管认识不认识,一听你是公安局的,马上就能把信任给你,这就行了,别的,没想。”段兴玉听着,别有意味地笑了一下,“啊——你倒是简单,你呀,我夸你一句吧,其实,这种简单才是一个侦查员最可贵的素质呢。”“算了吧,”周志明直苦笑,“还侦查员素质呢,要凭我的直觉,绝怀疑不到卢援朝身上去。要讲素质、讲经验,我还真是弱透了,我呀,傻人就凭着个傻认真,就是这个傻认真,有时候搞极端了也成了缺点了。”“你还年轻嘛,你没见着我年轻的时候,比你们现在这批年轻的,还不如呢!”周志明站住了,看了一眼路边的公共汽车站牌子,“坐车吧,要不,回去赶不上午饭了。”“坐吧。”段兴玉率先向车站走去,“对了,昨天中午传达室来电话说有你一封信,我忘记告诉你了,你拿到了吗?”“信?”他终于又站到了这个门前。那一片碎渣土已经清走了,地面干净平整,斑驳发暗的残雪还留在墙根的背阴处尚未化去,四周静悄悄的,使人淡淡有种荒凉的感觉。人去屋空啊。是吴阿姨给他开的门。“都在吗?”“她爸爸出差了,她妈妈在呢。”吴阿姨像是见到了阔别很久的老熟人,高兴地帮他脱大衣。“您去问问,说我来看看她。”吴阿姨手里还抱着大衣就跑进客厅里去了。他独自站在走廊里,隐约觉出走廊有了点儿什么变化,哦,电话机从季虹和萌萌的房门中间挪到客厅的门口去了;龚裴文老先生的墨宝旁边又添了一个镶着镜框子的照片,他心里扑地跳了一下,是萌萌那张扎小辫子的照片,什么时候给放大了?客厅的门开了,宋凡怀里抱着个热水袋站在门口,后面跟着吴阿姨。“难为你,还来看看我。”宋凡无力地直了直身子,病态的脸上露出点儿憔悴的笑来。一刹那间,他只觉得她的样子很老,很孤单。体谅、怜悯、歉疚,他说不清是用了哪种语气,吃吃地说了第一句话。“来看看您,您,您还生我气呢吧?”“不,我不生你气,你也是我的孩子,我不该生你的气。”这一句话,暖暖的,使他对宋凡的畏惧和前嫌消释了一大半。宋凡把他让进客厅,看到她步态蹒跚的样子,他不由自主地想去扶她。在沙发上坐下来,他先开口说:“我打听了,季虹分到市模范监狱去了,是个对外开放的监狱,劳改系统的先进单位,各方面都会很不错的。过些天她可能就会有信来。”“啊,我知道了。”宋凡脸上浮上一层感谢的笑容,笑得很艰难,“上午你们公安局有个段副局长来和我谈了,你知道他吗?好像是才提起来的。”他点点头,隔了一下,迟疑地问:“萌萌……有信来吗?”“有的,来了一封。”宋凡停下来,声调有点儿打颤,“她,不管我现在这样的身体,这样的心情,一甩手就走了。过春节,过春节也不回来,我这是干什么呀……”她终于忍不住,用手掩住眼睛,啜泣起来。“阿姨,”他劝慰地说,“年轻人行事,是喜欢一跺脚图干脆的,不过上分校不是坏事,您别太难过。”“我是知道她的,她是什么一意孤行的事都能干得出来的,她连春节都不回来,说要留在那儿看摊儿……她根本不想回来,我死了她也不会管!现在家里常常就是我一个人,没有人来管我。”宋凡用手绢擦着浮肿的眼睛,抽着气,显得很虚弱。“我去找她,看她,我们今天放假了,补春节的假。我明天就去,萌萌会想念您的,她懂事。”这是他早打算好的主意,他一定要去看她,代表自己,也代表宋阿姨和施伯伯。大家是亲人,亲人是应当互相关心、互相交流的,互不关心和缺乏交流的关系是脆弱的,是难以在共同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里长期维持的。他要去看她,带去爱的温暖,也带去家庭的拥抱,不管她是在总校还是在分校;不管她将来分配到什么苦地方、穷地方;不管他们会不会成为牛郎织女,他们一定都会找到共同的追求和乐趣,“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们会过得很好,很幸福,他们是能够得到幸福的人!他离开萌萌家的时候,宋阿姨拉住他的手,她只在三年前他开始和萌萌交朋友的那会儿这样拉过他的手,“我知道了,你坐监狱是为了我们,你是一个好孩子,你要是能原谅阿姨,就搬回来住吧……”啊,她知道了。不,他现在已经有了住的地方,养蜂胡同的招待所一间九平米的单间,很不错,有暖气、有开水、有食堂,一个星期还可以洗两次澡,离单位又近。只是公家每天得出三块钱的房钱,所以不能赖着长住。过些日子他就要搬回西夹道,和王大爷一家接着做邻居去了。他会常来这儿看看施伯伯和宋阿姨,常来帮着他们做事情,但是他并不想再搬回来,至少现在不想,以后?以后再说以后吧。他回到招待所的时候,传达室给了他一本书,《普希金诗选》,书里夹着一张字条和一个牛皮纸信封。“你们单位一个女的,高个,挺漂亮的,找你你不在,就把东西放这儿走了,里边有条子。”他道谢,上楼,进了自己的小房间。先看严君留的条子,字写得很潦草:志明:火车就要开了,我不能再等,书还给你。夹信的这一页上那首小诗,我看时掉了泪,不是为诗,而是为我自己,你知道,我本来不是个轻易掉眼泪的人。我这次回北京是把春节补的假和今年的探亲假加起来了,大概得二十来天,主要是为了办办调动的事。我妈妈已经帮我联系好了,北京的铁路公安处同意要我。铁路系统,户口也好解决。我犹豫再三,决定还是调回去,离家近点儿,好在没出公安这个大门,你知道我是热爱这个职业的。我要走了,以后,恐怕相见时难了。我把那首小诗录下,作为临别寄言,送给你。另外,市委组织部给处里发来一信,是给你的,顺便带来。严君匆匆他从书里又抖出一张白纸,上面是严君清俊整洁的字体,工工整整地录着普希金赠别女友的那首小诗: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我曾经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爱你一样。他的心颤抖起来,严君,是个多好的人!生活,把那么多好人安排在他的命运里。他高兴,高兴了又有点儿难过,仿佛真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严君似的。如果严君探亲回来,他一定要劝她别走,劝她留下来,我们是一个在斗争中建立了友谊和默契的集体,谁都别走,谁都别走,一块儿干下去,该有多好啊!他手里慢慢捏搓着那张字条和那一纸“别诗”,心里茫茫然,若有所失。段科长已经提起来做副局长,上个星期走了,现在,严君又要走……唉,真的,他真希望谁都别走。打开市委组织部那个扁扁的信封,他已经猜出里边是什么东西了,——一张打字油印的收据。周志明同志:你寄来的你父亲周耘田同志的党费人民币壹万贰仟圆整收悉。此据中共南州市委组织部他胸口一阵滚烫,情不自禁地把这张薄薄的收据贴在鼻子下面,深深地闻着上面散发着的油墨香味,闻着,闻着,带着快要迸出的眼泪,他自己笑起来,“父亲啊,你也笑吧……”他相信黄土之下的父亲是一定能够感知的!第二天清晨,天还没全亮,他就爬下床,很认真地洗了脸、刷了牙,然后带上准备好的小提包?穴主要装了些水果一类的吃的?雪,离开了还在熟睡中的招待所。火车票,现坐现买。早上七点钟,他坐着十六次列车,离开了刚刚苏醒过来的城市。下午三点,在一个大地图上也许找不出名字来的小车站下了车,又换上长途汽车往一片丘陵地区的深处继续走。火车上人挤人,而汽车上却空得可以散步,到底是个偏僻的地方啊。“见了她,头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我来看看你,或者就光说,我来了……”下了长途汽车,走不远,就能看见南大分校了。那是一片新崭崭的红砖建筑,顺着缓势的坡地向上铺展。没有围墙,没有栅栏,楼房、平房、球场全都暴露在眼底。跨过一条宽宽的柏油马路,迎面一座四层高的楼房门口,赫然挂着新漆的校牌,牌子上涂着一片黄昏夺目的金晖。“见了面,到底先说什么?”越走得近,他越觉得没了主意,“最好是一句既家常又带感情的话……”他搜索枯肠,不知觉中已经走进了校园。寒假还差三天没有结束,分校的首批学生还没到校,校园里冷冷清清,大部分房子都挂着锁,空的。他在大操场边上碰到一个提着两只暖壶的女老师,便上去问路。“请问施肖萌在什么地方?南大的学生,女的。”“啊,施肖萌,你是她哥哥吧,还是弟弟?”女老师微微笑着,很和气地问。他索性干脆地说:“是她朋友。”“啊——”女教师笑着打量了一下他,放下暖壶,指着前面的一片坡地,“那片平房,看见了吗?挂门帘子的那间,她就住那儿,在呢,你看烟筒还冒烟呢。”“谢谢老师。”他差点儿没给她鞠一躬。那一片坡地,静谧无人,清一色的新砖平房被晚霞的余晖衬着,略带朦胧,仔细看,墙上还贴着墨迹未干的迎接新学年的标语,黄纸红字,暖意融融。一条新砌的青石台阶从操场边缘直通上去,正对着那扇挂了厚厚棉帘子的门。薄薄的白烟从那屋顶上的烟囱里无声无息地吐出来,轻纱似的飘向黄昏薄暮的天际。他脚踏着簇新的青石板,拾级而上,早已忘记见面头一句话该说什么,心里只是在想:“她呀,自己会弄炉子吗?”“你今天晚上去刑警队干什么?”严君却反问他,“要不要我帮忙?有没有需要抄抄写写的?我晚上没事。”“算了,不去了。”他挥了一下手,“本来是准备去看卷的,可我现在觉得都有点儿没信心了,不知道施肖萌约我是什么事,我去看看吧。走吧,咱们一块出去。”他们熄了办公室的灯,走出来了。

“从那儿以后,我开始有计划地巩固和加深同施季虹的关系。我先是求她替我做一些非常小的事,这些事小到让她不好意思拒绝。有一次我随便找了个借口求她把家里的市委内部电话号码本借我看一看,其实我并不需要这东西,只是想借此来逐步扩展她的‘良心范围’,因为从自己家里拿出一个电话本虽然极为方便,但毕竟是件小小不然的违法行为。在她的‘良心范围’扩大到做任何事可以问心无愧的时候,我就开始让她定期向我提供941厂仓库里几种零配件的进货数目。马尔逊很需要这个数目,它可以使间谍机关的情报分析专家推算出中国空军一些机型的生产能力和装备数量。可是她向我提供这些数目的时间不长,就调到歌剧院去了。”他停下来,把抽得很短的烟头扔在脚下踩灭,没有继续说下去,等待着审讯者的提问。“窃取941厂总工程师江一明的笔记本,也是马尔逊的部署吗?”“不,”他咂了一下嘴里烟草的苦味,“这件盗窃案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并不是我们干的。马尔逊没有给我这个指令,我也没有让施季虹去干……”他还没说完,就看出审讯席上是一片不信任的冷笑。“徐邦呈,”姓段的把身体向前倾了一下,“你想在这件事情上隐瞒什么是毫无意义的,这并不能减轻你的罪责。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明,在案发当天进入盗窃现场的人中,只有施季虹可能作案。”他望着审讯席上那张紧绷的脸,半天说不出话来,在姓段的那十分肯定的目光中,看不出一丝诱诈的痕迹。猛然间,他眼前浮现出两个多月以前,在马尔逊的第二次香港招见之后,他和施季虹会面的情形。当时她说的那些话,那种神情,的确有些古怪,可自己怎么就没有多想一下呢?对,看来问题就出在这儿!那次见面是他打电话把她约出来的。为了保密起见,他没有领她到南州饭店他的房间里去,也没有照往常那样在某家饭店订个雅座,而是开上汽车把她拉到郊外宽阔人稀的环城马路上。那时天色已经擦黑,路灯的间隔又远,公路上一片黑暗。他们的谈话一直是在汽车里进行的。已经很久了,他们的关系就失去了初识时那点儿温情脉脉的色彩,而完全系于互相利用的心理状态上了。开始彼此还都极力掩饰这一点,而现在,这种心理状态已经渐渐表面化,有点儿开诚布公了。他承认,他的确是缺乏和自己所讨厌的女人相爱的本领。不出他所料,施季虹在听完他的话以后,沉默了一会儿,拒绝了。“我不干,”她的口气淡淡的,“好歹他是我未婚夫,你们也总应该照顾我一下!”他并不着急,没有恳求也没有威胁,只是矜持地转动着方向盘。他是故意做出这副漠然的样子,以防备她漫天要价。他清楚,施季虹显然是不会硬推到底的,因为她刚才并没有一下就断然拒绝,而是先沉默了一会儿,这一会儿,等于一个没有经验的商人在交易场上把自己的老底露给了对手。他们都沉默着,他把车开到路边一个远离灯光、四周荒凉的土堆边上停下来。他想这个环境也许能在她矛盾和动摇的心里发生一点儿孤立无援的恐怖感,他沉着脸,缓缓地问:“怎么样?我们可别闹僵了,亲爱的。”她的视线从车窗外的荒土堆移到他脸上,摊牌似的反问:“我再问一遍,我出国留学的事你到底打算怎么办,你过去许的愿全是空头支票吗?”“我们最好别这么说话,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和你谈这件事的。我虽然是个商人,可我不愿意在朋友之间的友谊里也掺进讨价还价的商人作风。”“哼,男女之间没有什么友谊。要么是爱情,要么什么也不是。你当初向我求爱时说的话你倒忘得快。现在,我身子也给了你,你倒不认账了。叫我怎么信任你?”“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儿。”他换了副笑脸,伸手进怀里,取出几张叠了一折、白雪似的道林纸来,“你看,我都准备好了,巴黎音乐学院,听说过么?你上次给我的录音带,已经给这个学院的委员会听了,还满意,同意你自费进修。不过你得先去那儿的一个法文补习学校学一年,看,这是那补习学校的入学证书。还有这个,银行出的财产保证书,还有移民局的入境签证,你看看,这么多手续,难道是一天两天办得过来的吗?”施季虹再也不能端着她那个目空一切、玩世不恭的架子了,他看见她的手在抖,身子在抖,接过那几张格格作响的证书,对着昏暗的夜色,看了又看,带着一丝颤颤的哭腔,她压抑不住咯咯地笑起来了。“你……你怎么不早说,行,够朋友。”他这才把手伸过去,搂住她的肩膀,“亲爱的,你什么事都太性急了,其实,我怎么能不希望你有成就呢?不过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出境签证怎么办?这我可帮不上忙了。”“这个不用你操心了。”施季虹胸有成竹,语气变得异常兴奋,“哎,怎么谢谢你呢?我虽然不是商人,可我和别人相处,总希望能礼尚往来,公平交易,我觉得这样才能使彼此的关系更稳固更长久,就是再好的朋友也不例外。”他把手从她的肩部滑向她的脖子,当触到那松弛的皮肤时,他感到一阵麻扎扎的恶心,可还是把嘴巴凑了过去,闭眼憋气地吻了她一下,“亲爱的,如果你非要还我情的话,那就把那件事帮我办了。”施季虹也把嘴凑上来了,动作从来没有这么温柔过,“我帮你,我帮你,可我不明白,你非要整人家卢援朝干什么?”他竭力同她亲热,一边又闪烁其辞地喃喃着,“虹,我爱你,你这么聪明,总该不用问就知道的。”她捧起他的脸,“是你爱我,还是你有什么把柄叫他抓住了?”他直起身,顾左右而言他地说:“这儿太黑了,我们走吧。”“等等,”施季虹突然又拉住他,“我帮你办了这件事以后,你要是不认账了怎么办?”他愣住了,好半天才摇头苦笑,“怎么,你真要当个商人?”“哼,”她也笑了,“好吧,为了你,我可以舍了卢援朝,不过我出国学习的事,只要你还有一点……就算是朋友之情吧,就帮我办到底,办成!到时我还会再谢你的,我这儿还有货,待价而沽!”对!就是最后这句话,当时他没有在意,只是敷衍地笑了笑,便把车子发动起来开上大路,他已经急着要向她交待具体的行动方案了。这句话现在看来,显然不是随口无心的空谈。“好厉害的女人,过去倒小觑了她。”他一边想着,神情一边安定下来,对着审讯席说道:“我明白了,是她自己干的,是施季虹,她想出国留学都快要发疯了。我想她一定是发现了江一明有这么个本子,又料定我一定需要它,就偷拍了下来,想用来作为我资助她出国的交换资本。她这种女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都愿意干!”审讯者脸上的气候还是冷冷的,“那么诬告卢援朝呢,也是她自做主张干的?或者还是你在帮她甩包袱?”“不,这件事是我叫她干的。这是马尔逊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连我都不过是个执行者。这个阴谋的所有细节都是事先在D3情报局的办公室里设计好了的。马尔逊在D3被称作‘现代谍报战争的计谋大师’,搞这一套阴谋勾当很有点名气。这件事起因于我在香港的一次例行汇报,其中偶然谈到江一明家被盗的事,马尔逊很感兴趣,认为可以用来做点儿文章,于是就设计了这样一个行动,称其为0号计划。选定卢援朝做‘替罪羊’,用伪造证据的方法,企图造成你们的错觉,把这个普通刑事案件当作间谍案件来侦查。这个行动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是想将南州市公安机关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注意力吸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消耗在一个永远查不清的无头案上;其次是通过这件事来观察中国侦查部门的水平、素质以及侦查手法;最后,还可以使施季虹更加受到官方信任,可是……哼!”他的嘴角牵出一丝苦笑。“什么?”他把苦笑收敛回来,突然觉得一股无法压抑的恼怒和恶毒在胸中涌撞起来,真是混蛋!马尔逊为什么不放下架子考虑考虑自己也会失败?为什么!他现在才明白,他正是被马尔逊的神化,被他那轻敌的自信和大意的乐观冲昏了头脑,才糊里糊涂地葬送了自己。“这不过是跟中国开个小玩笑,别让他们太松闲了。”马尔逊的幽默倒成了这位“大师”自身的悲剧。而霍夫曼呢,更是个没用的家伙,除了拍马尔逊的马屁不会别的,“马尔逊先生的计谋一向是天衣无缝的,足以经住任何反间谍机关的严格调查。”真是见鬼!他们全都陶醉在过去的成功上,而根本不去考虑今后可能会出现的意外,不考虑中国完全不同于西方,更不会想到那个盗窃犯其实就是施季虹。结果怎么样?不但牺牲了他,同时也葬送了马尔逊自己的名誉!“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审讯席上传来了最后的问话。他摇摇头,朝着那一排庄严而冰冷的面孔望了一眼,用很微弱的力量说道:“你们很高明,是胜利者,我承认。”笑声,充满着喜悦和激动的笑声快把上海轿车小小的顶篷都要掀开了。“科长,咱们南州市公安局破获这样重大的特务案,怕还是新媳妇坐轿头一回吧?”陈全有乐滋滋的,颇有点儿明知故问。“那还用说!”兴奋使小陆一扫几天来的阴沉,亮着嗓门儿说:“徐邦呈这小子受过长期的特务训练,两次来中国,特别是这次,是经过了辗转的迂回派遣才进来的,又有极好的职业掩护,像这号大鲨鱼,在咱们局捕获的特务分子当中,当然要挂头牌了。”严君嘲弄地冲小陆说:“那还不是亏了你,要不是你硬赖小周听了11·17的录音,这案子还不得八年持久战呀?今天能一口气突破两案,这功劳簿上,我看你应该挂头牌!”“,。”小陆窘得脸涨红,有气也发不出。此时,获胜的狂喜也涌满了周志明的胸间。他在刚才的审讯中,一直担任记录,全副精力都贯注在急速划动的笔尖上,无暇细细地顾及徐邦呈的供述对这两个曾使他魂牵梦系的案件,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徐邦呈把朱红色的指纹压在那一沓审讯记录的结尾时,他的心里才朦胧地升起一阵激动。直到现在坐在回机关的汽车里,耳朵中灌满同伴们的说笑,他才明确地意识到,他们付出了心血和艰辛的11·17案和311案,已经在刚才那个“历史时刻”大白于天下了。他的心不由得咚咚地跳起来,高兴得直想叫几声。一个侦查员、一个保卫国家安全的战士,当看到敌人的阴谋被自己顽强的战斗所粉碎的时候,那种无可代替的幸福感、那种对自己职业的自豪感,是怎样随着沸腾的热血跳跃着涌遍全身的,局外人也许绝难体会得到!他挤在大陈和小陆中间,身子靠着身子,随着车身的颠簸一同摇晃着。他觉得自己很幸福,很快乐,觉得大家都是那么可亲可敬,连小陆,仿佛也突然变得可爱起来。共同的胜利会使人们抛开积怨前嫌,共同的欢乐可以使人相谅相亲。这时,他想不起来应该说点什么,憋哧了半天,才说:“小陆的耳朵当真是有点儿实在的功夫,不服不行。一看外国电影,谁是毕克、谁是乔榛、谁是刘广宁、苏秀,一耳朵就能听出来。看来干侦查的,还是得多预备些随身本事,不定什么当口就派上用场了呢。”大家随声附和了两句,话题就转移开去。大陈像个预言家似的说:“这下,纪处长准又来精气神儿了,战况空前啊!你们等着吧,工厂里现在不是有奖金吗?我看咱们公安系统早晚也得实行论功行赏。”小陆哈欠连天地说:“奖不奖无所谓,要奖最好能奖咱们几天假。这阵子咱们就没打过一个安稳盹,吃过一口囫囵饭;澡堂子的门朝哪开都忘了;身上脏得一打哆嗦就掉渣儿;衣服脏得都洗不出颜色来了,放咱们几天假是真的。”想是这么想吧,放假当然是不可能的。纪真在听完了陈全有他们几个争先恐后的汇报以后,脸上那冻住的笑纹非常难得地绽开了,一连声地笑着说:“嗬,这可是出人意料的大丰收哇!”笑过,他坐下来又说:“不过也不奇怪,你们多搞几个案子就知道了,这种现象也是咱们这行的一个特点。某些小小的,看上去仿佛是很偶然的发现,有时候竟可以导致整个案件的全面胜利;反过来,一个不起眼的疏忽,也能使到手的胜利飞了。大陈,你们这一仗打得不错。老段,我看311和11·17两案可以合并,抓紧结案。结案报告和徐邦呈的起诉意见书都要尽快斟酌动笔;施季虹的劳教请示报告写出来没有?太拖拉了,要马上搞。要是让政法部领导再来催问就不好了,。”段兴玉踌躇了一下,“处长,这两个案子,呃——,我倒觉得是不是可以不急于结案。冯汉章的来龙去脉虽然是清楚了,但他和施季虹的口供之间差距还比较大,从施季虹这个人的素质和堕落的程度来看,要说她半夜跳窗子去偷拍江一明的笔记本,这个……似乎不太像,她自己也是不承认的。可徐邦呈却认为是她,这就复杂了。还有,从三月计划的徐邦呈到0号行动的冯汉章,看得出这个人是个城府极深的老油子,他目前对我们仍然有部分隐瞒是很可能的。所以我的意见是不要轻易给这两个案子打句号,还是让我们接着往下搞搞再说,你看行不行?”纪真低下头,很认真地思考了半天,抬眼对大陈问:“你什么意见?”大陈愣了半晌,“哎呀,这个,我还没有仔细想过。不过,段科长讲的道理是对的,我看……”“你们几个怎么看?”纪真转脸对其余的人问。严君、小陆没吭声,周志明先说:“我心里也有很多疑点,我同意段科长的意见,这案子不能结,得搞下去。”纪真盯着周志明,想了一会儿,说:“好吧,我到局里、到政法部去替你们说,案子,先不结,你们接着搞。但是,施季虹的劳教还是照常往上报,不然,我在政法部领导面前不好交待。徐邦呈的起诉意见也不能无限期地拖着,久押不判是违法的。”纪真说完,看看表,走了出去。段兴玉看看窗外早已黑下来的天色,表情似乎有点儿沉重,环视了大家一眼,闷闷地说:“今晚不干了,大家回家去吧。”大家都默默地离开了办公室。自从审判卢援朝以后,周志明就一直忙得没有回过太平街了。明天以后不知又要忙成什么样子,所以他决定今晚上一定得回去看看。他刚把自行车推出机关大门,听见段兴玉在后面叫了他一声。“回施肖萌家去吗?走,我们可以顺一段路。”他们并肩骑上车子,周志明以为段兴玉是想和他谈什么事情,可是走了半天也不见他开口。从今天审完徐邦呈以后,他就明显地察觉出段兴玉的兴奋中是带着很大保留的,并不像他们几个人那么“绝对”热烈。他犹豫着先开口问道:“科长,案子上现在的这个局面,你怎么想?是不是觉得胜利来得太容易了?”“啊,那倒不。”段兴玉摇摇头,停了一下,又说:“在现代反间谍战中,突来的胜利是常见的事,隐蔽斗争嘛,双方的胜负常常是难以预卜的。就像纪处长刚才讲的,看上去是个胜局的案子,疏忽一步,就会满盘皆输;相反,一盘死棋,要能一下走到对方的漏洞上,也能转手为赢,这都不奇怪。我只是觉得……”他又停了一下,似乎在寻找一个恰当的字眼儿,“我觉得这案子还有些地方不大顺,还得费点儿琢磨。比方说,徐邦呈对他自己为什么仓皇出逃这一点,就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说实话,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倒也凑合能结案,反正一个教养一个判刑,都算有了结果。我要求接着搞,其实也是自找麻烦,要是搞不出什么新问题来,你看好了,保险有人要说难听的了,纪处长那儿就满意不了。咳,我也想开了,就像你说的那样吧,侦查员嘛,本来就是个麻烦的差事,要干就干脆干好它,别的,不管那么多啦。”周志明默然地笑了笑,像有了个主心骨。车子骑到幸福路,段兴玉用手拍了一下他的背,“我该拐弯了,你直走吧。对了,你上次不是说施肖萌并不懂天文学知识吗?我后来琢磨了一下,这的确是个有意思的现象,她怎么一下子就抓住了整个证据当中的这个重要环节了呢?真是够有运气的。你见了她,可以绕着跟她聊聊这事。啊!第一,注意别泄密;第二,别让她反感。好了,明天见吧。”和段科长分手以后,周志明骑车一直往北。南州的冬天,风总是这么硬,无数细小尖利的砂粒被风卷起,直撞在人的脸上,麻扎扎地十分难受。不知为什么,离太平街越近,他的心情就越加悬悠起来。这些天,他之所以没回来住,一来确实是工作忙,二来是有点儿……多少有点儿吧,害怕见宋凡的面。萌萌呢,大概因为近来常常和他有点小小的口角,加上他们在为卢援朝出庭辩护这个问题上的不痛快,显然在越来越多地接受着她妈妈的偏见和猜疑。不然,何以一见到他和严君在一起便那么警惕呢?和严君之间的关系,他以前并没有想得那么多,直到在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的那个晚上,陆振羽“冲冠一怒为红颜”之后,他对她才加倍地谨慎和检点起来,绝不做半点过于亲昵的言笑。但愿严君最后能爱上小陆,而自己也和肖萌终成眷属,皆大团圆,相安无事吧。尽管小陆有着令人难以容忍的偏狭,但毕竟也有许多长处,有许多能吸引住别人的优点,他也是应该在生活中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幸福的。他进了施家的门,看见客厅里幽幽地亮着灯光,略一踌躇,还是推门进去了。在落地灯凝止不动的光影里,宋凡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用一种极为陌生的目光注视着他。良久才冷冷地问道:“你还来干什么?”这种冷峻的、充满敌意的态度使他怔在门口,有点吃惊地眨眨眼睛,慌慌张张地问:“宋阿姨,您好像生我气了?”“那我怎么敢呢?你是公安人员,手里拿着刀把子,我敢生你的气吗?”宋凡冷笑的脸被激怒扭歪了。他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个难看的样子。口吃地问:“我做错什么事了?”宋凡的眼圈忽地红了,泪水打着转儿,“不是你做错了事,是我们做错了事,我是劝你同我们划清界限,既然我们都成了反革命家属了,你还来干什么?”他心中忽地一下明白了。是那封信,那封他写给马局长转市委的信叫宋凡知道了。这下好啦!他心里很清楚,与宋凡的这场冲突是绝躲不掉了。这一直使他惴惴不安的冲突终于来了,既来了,他反倒坦然起来。“宋阿姨,我知道您生我的气,说两句气话我也情愿听着,可是这件事只能怪季虹自己,这几年她把施伯伯和您的话全当耳旁风,自己走上这条路,也是无可挽回的事情,我心里也是同样不好受的。”“好吧,你既然这样说,我再问你一句,你说心里话,说良心话,你在我家里也不是一两天了,对小虹不是没有了解的。你说,你是不是真心认为她是反革命?”“从法律上讲……”“你不要跟我讲法律,实事求是,你讲真心话,她能不能是反革命?”“是,她犯了反革命间谍罪。”“好,好。”宋凡脸上的皮肉直打颤,声音不大,却发着狠说,“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我们革命队伍里有那么一批喜欢整人的人,我见得多了,就是没见过你这样敢把整盆的墨往别人头上泼的。”周志明简直被噎得说不出话了。他竭力压制着委屈和恼火,结结巴巴地说:“您,您这么说就不对了……”“我有什么不对的?小虹是犯了大错误,很大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很坏的影响,我革命这么多年,还能袒护她吗?你在这儿住着,难道没看见我老批评她吗?可是组织上明明已经对她错误的性质做了认定,你为什么还非要插一杠子,非要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呢?你昨天还在叫她小虹姐姐,还和她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今天就能翻脸说她是反革命!我还一直以为你不会是这样一个人,要不是市委政法部的领导亲口讲的,我还不相信呢!”周志明让自己冷静下来,一直等她把话说完停下嘴,才开口说话:“宋阿姨,我完全懂得您现在的心情,可我觉得您这两年并不那么了解季虹了,她背着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您并不完全清楚。她的问题构成什么性质,怎么处理,法律上都有明白的规定。难道因为她是政法书记的女儿,就可以减轻处罚吗?那还怎么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他头一次这样正色地同宋凡说话。“好了好了,我不同你争辩。我不懂法律,那市委政法部懂不懂法律呢?也不懂吗?幸亏你才是个二十四级的干部,要不然,你还敢把小虹枪毙了呢。告诉你,现在不是‘四人帮’时期了,党是有政策的,你这么点儿水平的人,还是回单位里好好学习学习去吧。”宋凡突然转换了一种非常客气的语气,又说:“好了,你也不要再说什么了,既然你这么反感我们,这么容不得我们,那么应该有点儿骨气,你可以搬出去嘛。”志明浑身像烧了火,觉得自己受了侮辱,气闷得眼泪直想往下掉,“好,我这就搬出去,你们对我这几个月的照顾,我是不会忘记的。”说完,一扭身,跨出客厅,跑进卧房,他忍着泪把自己的东西一股脑地塞进帆布手提包里。他想给小萌留个条子,旋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最后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推开房门,提着手提包走了出去。只走了几步,他便像根木桩似的在走廊里定住了。施肖萌,也像根木桩一样一动不动地在他面前僵立着,在日光灯惨白的光线映射下,呆板的脸上仿佛结了一层冰冷的霜。他不知该怎么说,张皇地垂着手,费力地从喉间挤出一句话来:“肖萌,我要搬回机关去住。”一股泪泉在施肖萌眼眶中闪了一下,涌出来。她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厉声喊道:“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他吃惊地半天说不出话来,“萌萌,你这是怎么啦,是为了你姐姐的事?”“你不是一直烦她吗?这下她是反革命,你高兴了吧?”“萌萌,这种糊涂的话是不应该从你嘴里说出来的,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不,我从前以为我了解你,以为你老实、善良、正直,可现在我不了解你!你把我蒙在鼓里,当傻子一样蒙在鼓里。我姐姐千错万错,可有一件事她没有错,她说对了!你长得漂亮,你就凭着这个资本和那位女公安人员去奔你们的幸福吧!我决不妨碍你们,我自己的悲剧,我认了!”“你,你听到别人胡说什么了?听到什么了!”他控制不住地大叫起来。“你不用解释,我听到了,我也看到了,你们真会选地方,岐山路,那地方安静,人少,正好谈情说爱,我要不是偶然路过那儿,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哪!”“啊——”他恍然大悟,语气平静下来,“萌萌,你误会了,我们那天是有工作的,具体情况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说。”“你别再欺骗了,我不相信,不相信!我就是再迟钝,也不至于不明白你们那种亲热劲是怎么回事,你的工作保密,谈情说爱也保密吗?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要听了,你要走就快走,快走!”她的泪水不断地涌出来,泣不成声地把脸别向一边,“我过去,爱过你,真心地爱过你,现在……我恨你!恨你!”他的手一松,咣地扔掉提包,痉挛地一把抓住她的胳膊,“肖萌,你应该叫我说完!”“别碰我!”她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声,猛地把他推开,“让我忘了你!”宋凡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客厅里出来了,用平静的、甚至还有点儿婉转的声调说道:“你现在后悔了吗?晚了。我们一家有什么错待你的地方?‘四人帮’那会儿,萌萌跑到自新河去看你,同情你。你知道,为这个我们一家替你担了多大风险?可你,你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怎么对待萌萌的?太忘恩负义了吧!”对这种客气而又居高临下的声调,周志明实在受不了了,木然松开掩面啜泣的萌萌,提起地上的手提包,他只说了一句话:“友谊和爱情是共同创造的,不是一方给另一方的恩赐。”他推开大门,向咆哮的大风里走去。他又搬回了机关西院的小工具房。用了一个晚上和一个白天,收拾了这间荒置的“旧居”,把墙角、顶子都用旧报纸严严地糊住,糊完以后又找了个小推车去寻觅废砖头,准备盘上那个原来想盘而没有盘的炉子。组里的几个人对周志明从施家搬回来的事各有各的判断,大陈以为他是因为回避的问题才赌气从施家搬出来的,免不了对他说了些“何苦来”之类的话;小陆则断定他一定是主动和施肖萌吹了,所以一开始对这事的反应是冷冷的,直到后来看见他踽踽独行地满世界捡砖头,才真地动了恻隐之心,竟挨过来扭捏地说了一句:“你到锅炉房后面去过吗?那儿有不少砖呢。”“锅炉房后面?”他有点儿诧异地看看小陆,随口应道:“能过去吗?”“能,我陪你去。”小陆居然自告奋勇当了向导,这显然是在表达一种和好的愿望了。对这件事始终不动声色的,只有段兴玉一个人,在周围没人的时候,他悄悄对周志明问道:“是那封信吗?”周志明垂下眼睛,点了点头,随即又说:“也不全是……没什么,我不后悔,本来就一直想搬出来呢。”段兴玉很带感情地拍拍他的肩膀,仿佛想用手臂把力量和鼓舞传导给他似的:“上我家去住,愿意吗?……好,不愿意我也不硬拉,我知道你不想打扰别人,也不习惯和别人家伙着过日子。那,等春天吧,局里的宿舍楼到四月初就可以竣工住人了,咱们科就是分一间屋也是你的。”头两宿,屋里没有火,实在是够冷的,周志明穿着厚的毛衣毛裤,扣着棉帽子,还是在被子里时醒时睡地筛了两宿糠。第三天上午他开始盘灶,刚和好泥,严君来了。“砌炉子?”她一进屋就脱下大衣要伸手帮忙。“我干什么?”“别别,”他说什么也不让她拿家伙,态度异常坚决,“你昨天就帮着糊了一晚上墙了,这活儿你也不会干,别沾手,要不我就不盘了。”严君无可奈何地放下手里的一块砖,呆呆地耽搁了半天,才说:“这几年,你吃够苦了,刚舒服几天,又要过这种苦行僧的生活,我真不愿意你这样生活,你,你们干吗要吵架呢?我知道你是需要她的,不能再和好吗?”他看了她一眼,在嗓子眼儿里咕噜了一句:“我也不知道。”他默默地干活,见她呆站在旁边看着,反复想了想,终于说;“你,你走吧,现在人手这么忙,我已经请了一天假,你再出来……怕不好。”严君摆摆手,“没事,小陆出去调查去了,大陈修改那份劳教报告呢,我这会儿没事……对了,我借你那本《普希金诗选》看完了,什么时候还你?”严君扯开话题。他还想劝她走,没来得及琢磨出一句合适的话,门外已经由远及近传过一片乱纷纷的脚步声,夹带着处长纪真大声的说话。“这儿的卫生归哪个科管呀?这间屋子是干什么的?”话音随着拉门的声音走进屋来,“哟,还住着人哪?”屋里屋外站满了十几个人,周志明直起腰来看看,哪个科的都有,他明白这是全处查卫生呢。“你现在住这儿?”纪真在屋里四下打量着,问他。“啊。”“这是干什么,砌炉子?”“啊。”“你会砌吗?”“凑合吧,在自新河学的。”“啊啊。”纪真上下又看了看,转身对那些卫生委员们问:“还有哪儿没检查?”“差不多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应着,然后簇拥着纪真呼隆呼隆地走了。下午四点来钟,周志明接到了杜卫东打来的一个电话,约他下了班以后到西夹道去一趟。“今天晚上?什么事?”他笑着问,“是给我补你们的喜酒吗?”“喜酒?噢,不不,喜酒等过两天我和淑萍请你到外面吃,九仙居修缮内部不开了,咱们上‘砂锅温’,不过今天晚上八点我还得去厂里值夜班哪,所以今天不成。”“既然你八点钟值夜班,还让我上你家干什么?”他有点儿诧异。“你七点以前来,我有事。”杜卫东语气坚决,没有一点儿开玩笑的意思。“什么事?”他满腹狐疑地又问了一句。“喂喂,我这儿是公用电话,说话不方便。反正你下了班就来吧,到这儿来吃晚饭。这不算该你的那顿喜酒,行吧?”他还想问个究竟,但转眼看见段兴玉手里拿着一份材料在等他,只好匆匆结束了同杜卫东的对话:“好的,晚上见了再说吧。”段兴玉看着他放下电话听筒,把手中的一张纸递过来,问道:“小严说这是你裱的,这封信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没做注明就放到副卷里来了?”他接过来看了一下:“啊,这是从前门饭店徐邦呈房间的纸篓里拣出来的,一共拣出三张,除了这封信,还有一个通讯录,一个账目单,后两样我都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前几天我到看守所提审徐邦呈的时候,把这封信的情况问了问他,据他说,这个写信的刘亦宽是北京的一个中学教员,曾经在今年暑假期间给他做过几天义务导游,他送过刘一支带电子表的圆珠笔,香港货,不值钱。后来听说刘的父亲住医院了,就又给了刘二百块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来往。”“刘亦宽住在什么地方问了吗?”段兴玉问。“住北京甘雨胡同,在中学教书,这都是刘对他说的。”“这些情况你核查了吗?”“已经打电话请北京市公安局帮着查了,不过,北京八九百万人,叫这个名字的恐怕不止一个,再说,接受外国人的馈赠,大概不会用真名实姓和确切住址,所以,从户籍卡片上查可能不会有多大意思。北京还没有回电,所以对这封信的注明就还没有填。”段兴玉没有表示什么态度,转脸对严君说:“把刚才志明说的一段审讯录音拿来听。”一盒TDK磁带从木柜里取出来,装进了录音机的卡盒里。因为是周志明自己刚刚审过的情况,记忆犹新,所以他很快就在这盘磁带中找到了段兴玉要听的那一段对话。喇叭里先跳出来的是他自己的声音:“……还有一个问题,你在国内还和什么人有过来往?”隔了片刻,徐邦呈的声音才出来,“除了生意上有来往的,再有就是……就是住饭店认识的服务员。还认识什么人呢?……不记得了,我想我都讲过了。”又是周志明自己的声音,“你听到过刘亦宽这个名字吗?”徐邦呈的声音,“刘亦宽,这名字有些熟,啊,……他,给我来过一封信……”“是这封信吗?”“是的。”“你是在什么地方认识他的?”“你问什么地方?啊,在北京。”“他在北京是干什么的,你们怎么认识的?”“啊,我们是萍水相逢……”“咔!”段兴玉伸手关掉了录音机,倒回来,又把这段重听了一遍,然后往椅背上一仰,眼睛看着志明,说:“听到了吗?你的问话有个很大的空子,给这家伙钻了。”周志明浑身一激灵:“什么空子?”段兴玉说:“现在很难说刘亦宽是不是北京人,而要判断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最直接的根据是信封上的邮戳。既然信纸没有彻底毁掉,那信封一般也不会单独毁掉,说不定让他信手塞在什么地方了,但是徐邦呈并不一定知道我们没有搜到信封,如果你在审讯中始终不让他摸到这个底细,他是断然不敢胡说八道的,那样,主动权就在你手里了。”周志明恍然大悟,“哎呀,对了,我不该问他是在什么地方认识刘亦宽的,也不该问刘是在北京什么地方工作,哎呀……”“是的,因为你第一个问法,让他察觉出我们根本不知道刘的所在地区;第二个问法,等于告诉他你已经对刘在北京工作这样的供述不怀疑。”“对对对,真该死,我当时只想把这封信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好装卷,没想太多。怎么,难道这封信会有问题?”一直在旁边听他们说话的严君插了一句嘴,“信文上好像还看不出什么破绽来。”段兴玉用食指敲敲那封信,“你们好好看看。”两个脑袋凑到一起,看了半天,严君先把头抬起来,“我看不出什么。”周志明迟疑了一下,说:“文笔不错,可为什么字写得这样差?歪七扭八像个小学生,我看像个低年级小学生。”段兴玉看着那封信,不动声色地说:“笔迹是经过伪装的。”“有伪装?”严君惊叫起来。志明连忙把信又抓过来看,果然,笔迹确实带有明显的伪装痕迹。他虽然把这封撕得烂碎的信从纸篓里拣回来,实际上却并没有对它抱多大希望,除了粗粗研究了几遍信文内容就是准备打入副卷了,竟至对笔迹上的显著问题视而未见。他带着点儿惭愧,连连说道:“是有伪装,是有伪装。”段兴玉从抽屉里取出一只放大镜,贴近信纸,说:“看嘛,笔画顺序混乱,不规律;比例搭配失调;运笔僵硬,你们看这儿,还有这儿,凡是收笔的地方都有个小倒勾,典型的左手书写。不过看起来这个人并不具备文字伪装的专门知识,虽然把自己的真实笔迹掩盖了许多,但是做得太露骨了,不高明。”周志明脸上发热,“哎呀,我险些把它放过去了。”段兴玉话里带着明显的责备口气,“这样的信应该早跟我说一声,怎么能当一般材料自己随便处理呢?你们想想,徐邦呈是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十点钟离开前门饭店去机场的,我们当天下午搜查他的房间,发现这封信还在纸篓里,饭店的纸篓一般一天倒一次,那么这封信很可能就是徐邦呈十二月二十九号当天或者是二十八号收到的,换一句话说,徐邦呈是在收到这封信不久才仓皇出逃的,那这封信是否和他的逃跑有关,就不能不格外怀疑了。”周志明思索一下,说:“科长,这封信会不会就是你估计的那个向徐邦呈预示危险的确实信息呢?”段兴玉沉吟着没有回答,严君说:“会不会是信封上有密写或者显微点,他看完以后把信封毁了?可如果要是特务信件的话,为什么不把信纸也销毁了呢?”段兴玉点点头,“当然,按道理是应该销毁的,间谍斗争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很高的艺术,许多间谍行动都被精心设计得天衣无缝,但任何人都难免会有纰漏,反间谍部门的水平常常就体现在能不能不失时机地一把抓住敌人的疏忽和纰漏,然后顺藤摸瓜,揭开全案。哎,对了,徐邦呈的危险信号是什么来着,1127,对吧?”周志明他们两个人异口同声地答道:“对。”“你们看看信上有没有这个数字。”他们在信上仔细寻找了一遍,“没有。”段兴玉拿起信来看了看,又放下,在屋里来回踱了两趟,突然站住,说:“信文里会不会有漏格密码?”周志明和严君的脑袋又凑到一起,按“漏格密码”的拼译方法,先试着把每句话的第一个字拼连起来。信的全文是:“你寄来的钱,已经收悉。病危入院的家父,于前天脱离危险后,即命我代为执笔,速寄一信与先生,以转达他的谢忱。他下周便可以移榻回家了。看来他的病,讫今无大渐,你付予的帮助,使他在自己残烛之年又得到了一位热心的朋友。”他们拼成:“你已病于即速以他看讫你使”十二个字,怎么看也是无机联系,不成话。“可能是‘乱码’。”严君直起身,不无扫兴地嘀咕着。周志明又把每句第二个字拼起来了,拼成:“寄经危前命寄转下来今付他。”他泄气地在纸上捶了一下。段兴玉摆了下手:“算了吧,实在不行送到技术部门让专家们破译去吧。”周志明无精打采地把这封信又放回到卷里去。段兴玉又拿起另一份材料,对严君说:“严君,这是你写的吧?这种材料不光要写上徐邦呈这个原名,他那个冯汉章的化名也要注上,还有代号2711,危险号1127,还有……”段兴玉指点着的手突然在半空停住了,呆怔了片刻,突然像发现了什么大钻石那样,叫了一声:“他的危险信号是1127!”“是呀。”周志明和严君莫名其妙地同声答道。段兴玉指着周志明手上的副卷,“拿出来,那封信,按他的危险信号拼,按1127拼,试试看!”周志明如梦方醒,飞快把那封信又取了出来。他们按1127的顺序,先把第一、第二句的头一个字;第三句的第二个字;第四句的第七个字拼连在一起,眼前不由豁然一亮,这句话拼成:“你已危险。”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段兴玉也几乎不能保持固有的矜持,叫起来:“往下拼!”按1127的顺序,他们拼完全信,拼出的十二个字端端正正写在一张白纸上。“你已危险,即速转移,看讫付烛。”他们激动得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一种既庆幸又后怕的心情在周志明心里交错起来,这是在他不算短的侦查员生涯中从未有过的一种复杂感触。他庆幸能把这包碎纸片带回来而没有被饭店的服务员当垃圾倒掉,又为自己把它当成普通信处理的疏忽而后怕,差点儿就是无头案了呀!大陈和小陆去市检察院联系工作回来了。当他们听完严君兴高采烈的叙述之后,自然也是惊讶不已。谁能想到这个近于扫尾的案件又突然节外生枝,重开了一片神秘莫测的天地呢?段兴玉脸色凝重,环视众人,说道:“都谈谈看法吧。”陈全有的目光在那封充满了扑朔迷离的未知数的信上停了一会儿,顺口说:“会不会是施季虹发的?”这个怀疑马上被段兴玉摇头否定了,“不会,施季虹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三点多钟还给南州饭店打电话找徐邦呈,说明她在此之前不知道徐已经去了北京,在此之后一直到在火车上被捕,她始终是在我们的监视控制之下的,没有发现她发过信。我想这封信一定是另外一个人发的,而且一定是在南州发的;发信时间只能是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午十二点半到下午六点半这几个小时里。”周志明的脑子里也做了同样一番推断,他点头附和着说:“对,徐邦呈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午已经买好飞机票要逃走,那最迟得在二十八日下午接到这封报警信,二十七日中午十二点半是法庭散庭时间,下午六点半是咱们市里邮局对当天发往外埠信件的最后销邮时间,所以这封信只能是在这其间的六个小时之内发出的。”大陈挠挠头,“有道理,呃——我倒想,南州会不会有一个秘密电台,由这里的潜特先向北京使馆里的特务组织报警,再由使馆的特务在京给徐邦呈发这封信呢?”“也不会。”段兴玉指指这封信,“如果是使馆在京发信,就用不着煞费苦心地做文字伪装了。你看,费那么大劲儿,写得歪歪扭扭,还不就是为了逃避我们的调查吗?有句俗话叫‘灯下黑’,我看这个人肯定就在南州市,就在我们灯下的黑影里。”大陈拿起这封信,仔细审视了一阵,说:“这是用普通横格纸写的,看来得从查这张纸入手了。”他把信纸哗啦哗啦晃了两下,笑着对周志明说:“你小子啊,有运气,拾破烂还真拾回个金娃娃来,说不定,全案大白就在这张薄薄的纸上了。”天色已经晚了,严君早已把屋里的电灯拉开。下班的铃声不知什么时候打过了,机关里业已人去楼空。段兴玉不慌不忙地踱了几步,在屋子当中站定,说道:“我们手头的所有调查工作、材料工作全部停下来,从明天开始集中力量查这种纸,还要提审徐邦呈。今天晚上,周志明跟我去找纪处长汇报,噢,对了,小周还得回去给屋里生火,那就大陈……算了,大陈也回家吧,省得你爱人又欺负你这个大丈夫,小陆晚上跟我去吧。明天,明天是星期天,我看……”段兴玉略略停顿思考了少顷,“上午也算了,休息一下,个人的事抓紧办了,明天下午,大家都来。”报警信的破译,使整个案子变得复杂和急迫起来,但大家还是打心眼儿里希望能有一个喘口气的机会,哪怕只有半个星期天,也好松弛和调节一下长期紧张的神经。周志明穿上大衣,心里盘算着是先去西夹道找杜卫东还是先回去把炉子生上,他行色匆匆地正要走,电话铃响了起来,小陆接了,问了一句便把听筒冲他一杵,“找你的。”见鬼!这么一会儿接了两个电话了,他有点儿烦躁地接过听筒,毛愣愣地问道:“谁呀?”听筒里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使他全身悚然抖了一下,“是,我就是。”他的语气似乎也胆怯下来。他没有再问那人的名字,他已经听出是谁了。低垂的夜幕下,风在肆虐。街上,下班人流的高xdx潮已过,一些临街住家的窗户里,透出点点落落温暖的光。这会儿,正是一家人围在火炉边上吃周末团圆饭的时辰了。周志明骑车到了幸福路,没有拐弯去西夹道,而是顶着带哨的寒风一直往北,经南州饭店,奔太平街来了。从施伯伯在电话里的声音中,他几乎想象不出那该是怎样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施伯伯是第一次用这样低沉和郑重的语气同他说话的,“还没下班吗?哦,我是上午从北京回来的。下了班,你到家里来一趟好吗?我……想同你谈谈。”他没有再问什么,要谈的问题当然是可以猜到的,除了季虹的问题还能有什么呢?尽管他在给市委写那封信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和施家闹翻的精神准备,但施伯伯在回到南州的当天就打来电话约他去谈,却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他在内心里意识到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胆怯和紧张。是觉得有负于施家吗?不!他做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自惭过,他自信是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的,但是在感情上,当然,多少还有面子上,他是不愿意,非常非常不愿意和施伯伯直接冲突起来的。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放弃了去西夹道同杜卫东的约会,到太平街来了。施家的门口停着两辆小轿车,示意着家里正有客人。果然,当他在走廊里脱大衣的时候,就听见客厅微掩的门里传来一阵亲热的说话声。“老乔哇,老马已经在这儿谈了半下午了,你这一来,我看万云也别想休息了,我这儿快成了你们的第二办公室啦。”“老宋,这你可就冤枉我啦,我是下班顺路来看看,保证不谈工作,不谈工作,啊。”周志明推门走进客厅。客厅里,除了宋凡和乔仰山之外,施万云和马树峰也在座。他们中断谈话,一齐把目光投到他身上来。他拘束地欠欠身,问候说:“施伯伯回来啦。”宋凡把意外的目光盯在他脸上,皱起眉,冷冷地问:“你来了,有什么事吗?”她还没等回答就下了逐客令:“啊,今天我们这儿有客人,他们要在这儿谈工作,你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好不好?”施万云闷闷地开了口:“是我叫他来的,志明,你坐下吧。”他在墙边一只折叠椅上坐下来,屋子里的空气刹那间有些尴尬,只有马树峰偏过头来跟他简短地打了个招呼:“才下班?”他点点头,转目注视了一下施万云,他仿佛今天才刚刚发现施伯伯的面容是那样苍老,带着似乎永远去不掉的疲惫和憔悴,鼻子不由酸了一下,原来那种胆怯和畏缩的心情一下子竟被一种无限的怜悯所代替。他深深地感触和体会到了施季虹的事,给这位钟爱她的父亲带来了多么大的刺激和创痛。马树峰从沙发上站起来:“老施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告辞了。你今天一回来就没顾上休息一会儿,难怪老宋要骂我们了。”乔仰山也站起来,“好,有话下星期再谈。”施万云摆手让他们坐下,“先不忙走。既然都来了,我有几句话想对你们说。”宋凡细声细语地劝道:“你累了,今天早点儿休息吧。再说,大星期六的,人家老马老乔还没回家呢。”施万云没有说话,眉宇间凝结着沉思。屋里难堪地静了一会儿,马树峰和乔仰山只好又坐了下来。“今天回来,”施万云眼睛勾在自己的脚尖上,哑声说道:“李直一同志找我谈了季虹的事,把有关材料给我看了。我知道,对季虹的处理问题有人是向市委写了申告信的,直一同志虽然没有告诉我,但我心里明白,有些群众是不满意的。我想,我想……”“咳,老施呀,”乔仰山截住话头,说,“我看这件事你就不要亲自过问了。老马刚从广州回来,季虹的处理问题一直是我抓的,办案单位的意见是劳教三年,政法部也是同意的,等过几天他们就会把请示报告报到市公安局法制科去。唉,有什么办法呢,孩子糊涂嘛,出了这样的事,我们考虑不处理一下的话,下面群众也要有意见,我看这样吧,老马,”他转脸对马树峰说,“季虹的身体比较弱,还有……”他把目光飘向宋凡。“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宋凡叹口气,“这都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几年坐下的根子。我和老施那时候都在‘住读’班里,家里就是虹虹带着她妹妹过。唉,弄得一身病。”乔仰山连连点头,接着说:“是啊,那些年咱们都一样,我,老马,还不都关起来了。大人挨批挨整住牛棚,孩子们也跟着受罪,熬过来不容易。老马呀,我看根据季虹的身体状况,将来可以叫劳教所安排她保外就医嘛。”马树峰手里机械地转动着一只茶杯盖,沉吟了片刻才答话道:“季虹的案子,我原来一直没有怎么过问,最近因为有人对她的处理问题向市委写信提意见,所以前几天我也调卷来看了看。劳教三年嘛,我看还值得研究一下,过一两天可以叫他们具体办案的同志一块来开个会。……啊,我们今天不是不谈工作吗。老施也累了。”施万云的话题却依然执着在这个案子上,说:“对施季虹的处理,我是要回避的。我现在同你们谈这件事,不是作为工作而谈的,而是作为一个了解季虹的人,也作为一个老法律工作者,同你们二位主管这项案子的同志谈谈个人的看法。我想这总是可以的吧。”屋里静下来,马树峰和乔仰山都没有再打断他的话,他疲乏的声音继续说着:“季虹小时候,是个很好的孩子,我和宋凡都是很喜欢她的。我们爱她胜于爱萌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你们都知道,家里全靠她了,她一个人带着萌萌过,还偷着到隔离班来给我送过炒辣椒……”宋凡插嘴说:“还给我送过味精呢。”“从我打隔离班一出来,我就感觉出她思想上有些毛病已经很深了。偏激、绝对、目光短浅。十一广场事件上她是很勇敢的,但实际上并不算一个十分清醒的革命者。她当然也是为了国家的命运而恨‘四人帮’的,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不满于自己当时的生活现状。这些弱点,公允地说,是很难怪她的,连我当时心里也都是有不少矛盾和痛苦的。她是一个孩子嘛,在那个乱世荒年没有随波逐流地堕落成坏人,已经是不容易了。我是个共产党员,革命快一辈子了,我多么希望我的后代能继承父业也做一个革命者,所以季虹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给孩子起的名是继承的继,红色的红。后来,她自己嫌这名字太俗太左,给改了。改就改吧,名字嘛,不过是个符号,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做革命的人,不在乎是不是一定要起个革命的名字。可是,可是,今天,当有人对我说,施季虹,你的女儿,是个反革命的时候,我是不愿意相信的,怎么也不愿意相信的!我的女儿,她本来应该是一个革命者的呀!”乔仰山的目光在施万云情绪激动的脸上动了动,似乎觉得此时应该出来说几句宽解的话了。“老施呀,你不要太激动,谁说季虹是反革命啊?这些年让‘四人帮’搞得,有些人还是那些习惯,对犯错误的人,不看全面,不看历史,动不动就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反革命那不又成了汪洋大海了吗?季虹的问题,不管有什么这样那样的说法,不管有谁上书言事,组织上总要实事求是嘛,是不会轻易把反革命的帽子扣在一个受过党的培养教育,又有很好的家庭熏陶的失足青年身上的。”他说完,用严峻的目光扫了周志明一眼,然后把眼皮悻悻地耷拉下来。“直一同志找我谈的时候,我是很意外的。但是当我现在冷静下来,当我让自己只用法律工作者的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的时候,我只能承认,他是对的,那个写告状信的人,他是讲了真话的。我的女儿,是反革命,她的的确确是犯了反革命罪!”“万云!”宋凡满脸疑惑地站起来,直勾勾地望着施万云,像是在望一个陌生人。她惊慌地把手贴在他的额头上,“你今天怎么了,不舒服?老马、老乔,你们先回去吧,他今天太累了。”她用恳求的口吻说。“也好,今天不谈了吧。”乔仰山附和着说。“老宋,”马树峰反倒在沙发上坐稳了,“你不用担心,我知道老施现在是最清醒的。”施万云把目光移到宋凡脸上,良久,才说:“宋凡,你还记得我去北京之前和小虹发的那次脾气吗?你仔细想一想她这两年思想发生的变化吧,我们的女儿,已经不是过去的虹虹了。我这次在北京想了很多,本来想这次回来认真和她谈一谈,可是,已经晚了,宋凡,我们给党找了麻烦了。”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唉——”乔仰山用厚厚的手掌慢吞吞地向后梳抹着像年轻人一样浓密的头发,斟酌着词句说:“你是政法书记,老施,对自己的孩子犯错误的事承揽责任,这个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他说着望了一眼马树峰,似乎表示他的这句话自然也是代表了马树峰而说的。但见马树峰没有做出任何响应的辞色,只好继续说下去,“但是,但是,在组织处理上,还要根据全面情况进行分析考虑嘛。季虹这孩子,我还是熟悉的。这几年可能是沾染了些坏思想,犯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可是错误该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现在对认定反革命的限制是很严格的。老施、老马,你们不要看我过去不是搞政法工作,对这件事我可是专门查了有关规定的,只有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犯罪才构成反革命犯罪。施季虹无非是羡慕西方那一套生活方式嘛,想出国留学嘛,出于这个目的泄露了一些国家机密,诬告了别人,情节当然是严重的,但还算不上什么反革命。我们同被害人卢援朝也谈了,他也表示了对季虹的宽恕。按照法律规定,对尚未成事实的诬告,是可以从宽或者从免的,啊。”他又向马树峰投去了寻求支持的目光。马树峰这回开口说话了,“老乔,你知道我一直是搞公安的,对法律嘛,粗知一点儿实用条文,理论上也不大精熟。可是搞公安的和搞法律的人都有一个同样的性格,就是认死理,绝不违心地苟同别人的观点。你刚才讲的条文是不错的,可是对这些条文怎么理解,恐怕就各有不同了。比方说,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而出卖国家机密的,究竟该怎样确定这种犯罪的目的性?属于反革命的,还是属于刑事的?这种问题恐怕还需要斟酌。如果按你刚才的观点,那恐怕谁也不能算反革命了。所以我说嘛,还是要请几方面的人坐下来,开个会,统一一下认识再处理。你说呢,老乔?”乔仰山没法接这个话茬,故意把带着苦笑的目光转向施万云。施万云的声音仍旧很低沉,却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果断口吻:“季虹这件事,我看不必再开会了。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她明显是犯有间谍罪的,犯间谍罪所使用的手段又犯了诬告罪,这类罪犯在法律上叫牵连犯,处理的原则是‘从一重处断’,你们公安局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向人民检察院起诉,政法部对这类具体案件不必干涉。你们不要考虑我和她的关系,否则就是我在你们眼里的觉悟太低了,那才真正叫我难受呢!”他停顿了一下,转过脸来对乔仰山说:“老乔,讲法律,我是个老资格的检察长,吃了十几年的法律饭,在这间屋子里总算得上是个内行了。过去‘四人帮’人为制造阶级斗争,天下没好人,物极必反,现在千万不要走到另一极端去,好像反革命都成了出土文物了。不不,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你看,我的家里不就是出了个反革命吗?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他的喉咙发哽,不得不停了下来。“万云,”宋凡声音颤栗着,“难道你,你也认为虹虹内心里就是为了反革命才干那种事吗?”施万云冷静下来,口气坚定,就像当年的检察长在进行着临庭演说:“一个罪犯,当他进行危害国家的反革命犯罪活动的时候,如果他的文化程度、知识水平和智力状况足以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发生什么样的客观后果的话,那就说明他在实施犯罪时对这个客观后果是抱着故意的心理状态的。既是故意犯罪,他所追求的目的就应当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为图财;是为贪利;还是像季虹那样是为了出国,都不过是促使他犯罪的内心起因,法律学上叫犯罪动机,老乔,你在季虹这个问题上是把犯罪的动机和目的混为一谈了。”乔仰山张口结舌,尴尬地啊啊两声。“万云!”宋凡爆发了,“你这是干什么?组织上已经定下来的事,你为什么还要推翻。你太过分了!你愿意当反革命的父亲,我可不愿当反革命的母亲!”“宋凡!”施万云用力击了一下沙发的扶手,厉声喝断了宋凡的责怒。宋凡被这突然一喝吓住了。望着他那张震怒的面容,愣了片刻,嘤嘤啜泣起来,屋里出现异常难堪的气氛。施万云把情绪缓和下来,慢慢地说道:“宋凡,你是她的母亲,我知道你不愿看到她这个下场。可你仅仅是一个母亲吗?对于她的堕落,能仅仅凭着母亲的感情来说话吗?不,不能够这样。你是党员,干部,你首先应当站在党的利益上、党的原则上说话。宋凡,季虹这几年确实是变了,我有时候都觉得自己不认识她了。我们是爱她的,可是她连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主义都不爱了,她和我们在政治上有了这么大一个距离,难道还会爱你吗?她的那些话,那些牢骚,你不是也听见了?她甚至已经羞于做一个中国人了。为了到外国去求取一点儿物质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开放,她竟可以抛开一切,连祖国、父母、妹妹、爱人都可以割舍掉、出卖掉、牺牲掉!这就是我们的女儿吗?这样一个只爱她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拜金者,难道还值得我们去宽恕吗?我们过去宽恕她太多了,这样下去,人民就不能宽恕我们了。”宋凡用手掩着脸,压抑着哭泣跑进卧房里去,卧房的门砰地响了一声,给客厅里的空气中加上了一点儿沉闷的重压感,大家各自沉默到自己的思绪中去。好一会儿,乔仰山淡淡地说:“有些事情,也怨不得孩子,在他们长思想长知识的黄金时代,正是‘四人帮’横行时期,季虹也是这段历史的受害者和牺牲品。所以,对这些青年,我总不主张严厉过甚,总希望能拉他们一把,他们是很可怜的,这一代青年,是很可怜的。”马树峰正色地说:“老乔,我又要唱反调了。现在青年的主流不是可怜,而是可喜。叹息的、埋怨的、彷徨的、空谈的,有;像季虹这样背叛自己国家民族的,也有。但是这些落荒者、败坏者绝不是青年的主流,而那些勤奋的、实干的、进取的青年才真正代表了这一代人,他们不是同样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的,同样经历了这一段历史吗?像他——”马树峰指指坐在墙边的周志明,“是坐过监狱的呀,也没有就变坏了嘛,我看关键还是在于自己。周志明,你是年轻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周志明被问得猝不及防,咳嗽了一下,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我没想那么多。”他憋了一下,还是说了下去,“反正,我们年轻人……大家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想,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那段历史如何乱,大概只有对我们国家的今天和今后都绝望了的人,才会彻底变成一个完全自私的、完全不爱祖国的人……我,没想那么多……”“哎,有道理。”马树峰很兴奋地说。“啊,道理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乔仰山应了两句,转脸对施万云说:“今天实在是晚了,你还是休息吧,我们告辞了。”马树峰站起来,“好,走吧。”乔仰山挠挠头皮,感慨地说:“啊呀,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以前老施当检察长的时候,铁面无私,执法铮铮的名气就很大,现在看来,果然不虚。这样吧,季虹这件事我和老马再根据你刚才的意见研究一下,然后再向你汇报啊。”施万云没有站起来,只是很疲倦地摇摇手,“我已经回避了,你们依法办事,不要向我汇报。另外,老乔,等下星期上了班,我们找个时间好好谈一谈,就谈谈这件事。作为施季虹的父亲,我有失教育之责,给国家造成损失,我是准备向市委请求处分的。我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也有不公道、不妥当的地方。我们可以交换一下意见。你想想,你是政法部长,我是政法书记,如果把我们之间的人情关系带到我们的执法工作上来,那不真叫‘官官相护’了吗,老百姓会怎么样?是要骂我们腐败的呀!”“啊,好,好,可以谈谈,谈谈。”乔仰山难堪地和施万云握了一下手。咯咯咯的皮鞋声在门厅里消失了。门外,响起汽车门沉闷的碰撞声,发动机嗡嗡了一阵,又静了下来。周志明等了一会儿,见施万云默默地坐在沙发里发呆,似乎并没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了,便站起来,轻声说道:“施伯伯,你休息吧,我也走了。”施万云没有挽留他,从沙发上站起来,一直把他送出了客厅,又送到了大门那儿。对这位老人的敬意使他怎么也不能憋住那句几次冲到嘴边的话了。“施伯伯,那封信,给市委的信,是我写的。你……别生我的气呀。”施万云似乎毫不感到意外,微微点点头,“我知道,今天我叫你来,就是想对你表明我的态度。”他心里直抖,来以前对施伯伯的畏惧和来以后对他的怜悯全都荡然无存,现在他只觉得他是那么可敬,那么好,那么……伟大!走廊里的那盏日光灯斜照在施万云的脸上,显出一种衰弱的苍白。他有些颤颤巍巍地站在周志明面前,魁伟的身躯变得佝偻起来,似乎有什么话欲言又止,嗫嚅了一会儿,终于说:“你,同萌萌……究竟怎么样了,算完了么?”周志明勾下头,“我也不知道……”一只温暖的手掌在他头上轻轻抚了一下,又放下了,“你们,唉,好自为之吧。”自从他认识了施伯伯,在一所房子里住过,在一张饭桌上吃过,但像今天这样深的感情交流却从未有过。他甚至恍若觉得父亲站在了面前,他真想叫一声“父亲!”然而他没有叫,只是向施伯伯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不知道这样行大礼意味着什么,是尊敬,是感激,是安慰,还是歉意?他转身打开大门向外走去。他一直走上了太平街的马路,才回首顾望,那被白杨树阴影掩映着的窗口,露出萤火一般的灯光,暖暖的,暖暖地熨在他的心上。从太平街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他又在工具房里冻了一夜。清晨,早早地爬起来,带着牙膏手巾跑到办公楼厕所里的水池这儿来洗脸。楼里有暖气,毕竟舒服多了。他正刷着牙,行政科老万披着个大衣进来解手,他见老万下面光着腿,便打着招呼问:“昨天没回家?”“我值班。喂,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找你半天也没找着。”“昨天晚上?出去了一趟,干吗?”“941厂一个姓杜的给你打电话。”“说什么?”他满嘴牙膏沫子,直起腰来问。“没说什么,我说你不在,他就把电话挂了。”老万解完手走了,他用水杯里的水慢慢地涮着牙刷,心里悬悠悠地有点儿放不下了。杜卫东昨天两次来电话,看样子颇有些急切,他这人难道还会有什么重要事情吗?他倒掉水杯里的水,决定趁上午的空闲,到941厂找他一趟。因为是星期天,处里食堂要到九点钟才开饭,他便在街上随便吃了点儿,然后骑着车一路顺风朝941厂而来。在厂门口,他意外地碰上了卢援朝。卢援朝也正推着车往大门里走,笑着对他打招呼,“怎么,到我们厂吗,有何贵干哪?”这是他在那个审判会以后第一次见到卢援朝。卢援朝的口气中虽然多少有点儿戏谑的味道,但似乎并无嘲讽的意思,于是他笑着应道:“找杜卫东,私事,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吗?”“我加班,有个外文资料,厂里急等要的。”两个人说着话,走进大门,门卫室的老头儿一听周志明是公安局的,也没让他费事登记,飞快地在他手里塞了一个进门牌,并且主动地指点着说:“顺这儿一直往东,走到头一拐就是。”周志明不觉有些诧异,他并没有对老头儿说过要找杜卫东,可老头儿所指的方向恰恰就是杜卫东的管子工值班房。他无暇仔细多想,只顾得要和卢援朝分手道别。卢援朝却说:“我陪你走一段吧,到我们那个办公楼走这条路也行。”两个人沿着厂内的大马路骑着车,默默无话。走了一会儿,卢援朝突然问了他一句:“听小萌说,你们闹意见了,你已经搬出去了?”他猝然未及思考,随口答了一声:“啊。”卢援朝笑笑,“你别看小萌平常挺温存的,真要耍起小性儿来,硬是谁的也不听。不过她有一点倒是难能可贵,她看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的。你忘了她还去自新河看过你吗?那时候你可是个实打实的‘阶级敌人’呢,还有我的这件事。”他未置可否地唔了两声,没有多解释,因为他从施家搬出来这件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而且要说清楚就非得涉及到季虹,现在跟卢援朝说季虹的事,那不是哪把壶不开提哪把壶吗?不过他也知道,卢援朝似乎倒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痛恨季虹,从他这会儿轻松的情绪上看,甚至对这个使他翻天覆地的事件也早就不放在心上了,连一点痕迹都不留,这也真是难得的宽宏大量啊。他们顺着马路拐了个弯儿,管子工的值班房就在前面了。但是不知出了什么事,不远的地方,一堆密密匝匝的人群把道路严严堵住,有人冲他们喊:“绕道吧,绕道吧,这儿不通啦!”他们走到近前,只见堵在后面的人都拼命踮起脚尖,徒劳地伸着脑袋往里瞧。周志明顺着人们张望的方向看去,发现在攒动的人头前面,露着一辆现场勘查车的蓝色顶篷,心里不由一沉。他把自行车锁在路边,拨开人群,拼命要往前面挤。卢援朝向身边一个熟识的工人问道:“这儿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周志明听见一个又老又哑的声音在回答:“谁知道,可能是煤气中毒了。”另一个年轻的声音带着几分夸张插上来,“什么呀,准是这儿被偷了,你看公安局的都来了,那车就是公安局的化验车,里面什么家伙都有。”“屁!”另一个声音咂了一下嘴巴,“要偷偷财务处去,偷管子工宿舍干什么?”他顾不得理会那些争执,一鼓劲儿挤到前面。几个干部装束的人一面把围观的人拦住,一边大声嚷着:“别看了,别看了,都上自己的班去,有什么好看的呀。”他认出其中一个半熟脸是厂保卫处的干部,连忙向他招呼说:“我是公安局的,出什么事啦?”“哪儿的也不行。”那人显然没认出他来,仍旧不客气地把他和挤在前面的人往后推,“散开,散开,别围着啦!”他正在着急,突然看见安成和刑警队的王玉山一边说着话一边从杜卫东的屋里走出来,便急忙冲他们喊了一声,把两个人的视线都吸引过来。王玉山惊讶地说:“你怎么来啦?进来进来。”安成叫维持秩序的保卫干部放他进来,然后说道:“你的消息倒是真快呀。”他愣愣地问:“到底怎么了?我什么也不知道。”王玉山扯了扯他的胳膊,“来,进来看。”他们走进屋子,屋里光线很暗,摆设也十分凌乱。几个刑警队的现场勘查人员正在忙着清理刚刚用过的器具,他一看就知道,勘查工作已经收尾了。屋子正中站着马三耀,指手画脚地正在指挥着什么,看见他进来,先是意外地一愣,随即说:“你来得正好,你看。”他顺着马三耀手指的方向,朝摆在墙根的床上望去,一刹那间,他的呼吸几乎都停顿了,后背上有股森森的凉气直往上蹿。他看见杜卫东硬挺挺地伏尸床上,像触电一样打了一个剧烈的战栗!“啊?这是怎么啦!怎么回事?”他痉挛地叫起来。马三耀用冷静的声音只说了一句,“我们来的时候,他早就无法抢救了。”他全身哆嗦,一股生理上无法压制的心慌意乱牢牢地占据了他。杜卫东那双由于瞳孔扩散而变得灰暗混浊的眼球,一动不动地凝止在半开的眼皮中间,脸面微微有些青紫肿胀,口唇发绀,舌尖于齿列之间略略挺出,眼睑结合膜上的出血点清晰可见,任何侦查员都能从这副尸相上毫不费力地判断出,他已经窒息而死多时了。周志明从十五岁起吃公安这碗饭,也算是经过不少战阵了,在刑警队工作时,出人命现场也不止一次。他也曾扒过死人水肿的眼皮;也曾用手指按压过尸斑;甚至还曾捏着腐尸的双颊从臭气熏天的口腔里往外掏过脏东西。他做这些事,从来没有觉到过一点儿恐惧和恶心,而完全是作为自己职业的一部分,以坦然冷静的心情去进行的。但是,眼前的这具僵尸,是自己的朋友,是一个不久前还活生生地在电话里交谈的朋友!他的头皮酥酥地发麻,怎么也平静不了了。“他是怎么死的?”他神经质地抓住马三耀的胳膊。“勒死的。”马三耀冷静得像尊会说话的泥佛,手里下意识地摆弄着刚刚脱下来的白纱手套,说道:“从尸体的僵冷程度和尸斑上看,约莫已经断气十个小时左右了。”他环顾着杂乱无章的屋子,又说:“可惜,原始现场没有保护,进来的人太多,嗅源也破坏了,除了尸体没动,其它都叫厂里的工人们搞乱了。”周志明胸口发堵,良久,低声又问:“是他杀?”“不。”马三耀对着杜卫东那张丑陋变形的脸孔瞟了一眼,说:“根据我的经验,是自杀。”“自杀?”周志明抬起脸,眉宇间凝聚着毫不掩饰的怀疑。马三耀把两只拳头半握起来,向上举到胸部,两手之间好像有条绳索似的往两边拽了几下,说:“死者身体仰卧,绳结在前,死后双手还松松地攥着绳子,典型的自勒姿势。”“你仅从姿势上判断吗?”他露出极不信服的神情。“当然,不能那么简单,你看这儿——”马三耀戴上白手套,轻轻托起死者的下巴,说:“颈部索沟的深度较浅,皮下的软组织看上去损伤不重,至少,从表面上看没有严重的外皮剥脱现象。”他直起身来接着说:“你过去不是学过的吗?如果是自勒,有十公斤的重力压迫颈部就可以致死。但是他勒的情形就不同了,索沟深、皮下组织损伤严重,往往有皮下出血,甚至甲状软骨骨折。因为自勒和他勒的心理状态不同,所以勒力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再说,杜卫东这样一个七尺汉子,当要被人杀害的时候,岂能束手待毙?可是你看,他的衣服这么整齐干净,不要说身上找不到任何抵抗伤,搏斗伤,就是连一点儿挣扎的痕迹也没有,如果不是死于自勒,又该做何解释呢?”周志明无言以对,只得默然点头。马三耀又说:“不过现在只是初步断定为自杀,还不是最后结论,最后结论还要等法医鉴定和一些化验的结果出来才能做。”杜卫东的尸体被一条白色布单从头到脚地蒙住了。周志明最后向那触目惊心地半开着的眼睛投去一瞥,觉得连呼吸都不能通顺了。那双没有瞑闭的眼睛,朝天仰望,像是在等待什么,又像是要吐诉什么……他脚步发僵地跟着马三耀走出这间光线昏暗的屋子,户外明晃晃的阳光刺激得眼睛发酸。不远,仍然有不少人围着没有散去,一只无线电喇叭还在不厌其烦地高叫着疏导人们离开。在他们身后,几个刑警正用一只细窄的担架把全身素裹的杜卫东从屋里抬出来,塞进勘查车尾部的装尸盒里。马三耀碰碰他,说:“我该回去啦,你今天休息吗,怎么想起到这儿来了?”他若有所思地啊了一声,握住马三耀伸过来告别的手,犹豫一下,说:“最后的结论,能告诉我吗?”马三耀笑笑:“你又要找事了。”他晃晃周志明的手,“好吧。”带着金色“公安”字样的现场勘查车在围观的人群中缓缓挤出一条缝,昂昂地鸣了一声喇叭,走远了。周志明推着自行车,夹在议论纷纷的人群中寻来路往回走,身边几个工人大声的说话,把他的心情搞得难过万分。“喂,究竟是谁啊?”“行政处的一个管子工,新来没一两年,可能是上吊了。”“死没死?”“死了,你没看见用白单子包着抬出来的吗?”“是不是偷江总家的那个呀?职工处那帮人干什么吃的,怎么净招这号人进来?”

“流氓!”他在心里骂了一句,鼓起全身的力气,两条长长的胳膊把住小车的铁把,一挺腹提起来,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只走了四五步,控制不住,车身一歪,从窄窄的木板道上翻了下去。险些连他也一起翻下去。犯人们都冷眼看着,没有人哗笑,也没有人过来帮忙。他跳下木板,把小推车扶上来。杜卫东二话没说,又给他装了个冒尖满,他使出全副力气来把握车子的平衡,走了七八步,重心一偏,仍旧翻了下去,这样一连翻了三车,杜卫东说话了。“装什么孙子,成心的是不是?”他压住火儿,“你装的土比别人多一倍,要不你推试试看。”郑三炮一脸蛮横地凑过来:“呵,还当着你小子是便衣呢!头一天就窜秧子。告诉你,这儿可不是你拔份的地方,叫你干你就得干,臭他妈便衣。”他看出来他们是在故意寻衅找碴子,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好半天才把车子咣地一扔,“我找队长去。”丁队长来了,皱着眉头,先朝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的田保善问:“你们是不是给他装得太多了?”“不多。”田保善肯定地回答,“刚才我看见了,装得不多。”丁队长把目光向其他犯人扫去,郑三炮恶人先告状:“他是故意耍奸捣蛋。”另外几个犯人也都众口一调,随声附和,丁队长把周志明从上到下打量一遍,说:“我可警告你周志明,你的态度要放老实些,这儿可不是让你摆架子养大爷的地方,劳动改造嘛,不吃苦还能改造好!”周志明气急败坏,“你相信他们,他们串通……”“好,真要是他们串通了整你,你再找我来。”丁队长又转脸对田保善说:“他新来的,给他车里装少一点儿。我可提醒你,对新犯人不能再来你那一套。”“行啦,您放心。”田保善点头哈腰,然后挥挥手,“大家散开干活儿吧,抓紧时间。”他吆喝着。周志明没办法,又回到小车旁边,虽然他是败诉而归,但杜卫东毕竟也收敛了些,第四车装得不是那么满了。昨天下了透雨,今天换了毒花花的太阳,才六月天气,却燥热得出奇,还不到中午他就已经出了几身透汗,仿佛全身的水分都出空了似的。小车的铁扶把晒得灼手,一身黑布服也被烤得极烫极硬,可他又不敢脱下来,那样身上保险会一下子晒脱了皮。中午饭是在工地上吃,他好像头一次尝到饿急了的滋味,还没容其他老犯人来抢,他的两个窝头就已经狼吞虎咽地下了肚。菜汤是萝卜和茄子煮在一起的,说不清是股子什么怪味,他尽量不让它在嘴里多停留,囫囵吞下去,整整一下午就不停地打着这种菜汤味的臭呃。晚饭是回监区吃,吃的是高粱米,这是种杂交高粱,嚼在嘴里又麻又涩,非得伸脖打噎不能咽下去。刚刚放下碗筷,郑三炮蹓跶过来,乜斜着眼睛说:“嘿!田头有令,今儿你倒泔水。”他筋酸肉麻地从铺上爬起来,尽量把口气放得友好,问道:“到哪儿倒啊?”卞平甲放下碗筷,凑过来:“我跟你去一趟,我告诉你。”卞平甲带着他到伙房推了泔水桶车,又陪他挨班去收泔水,然后再推到伙房后面的猪圈去倒。卞平甲在前面推着车,他跟在后面走,望着卞平甲窄削的肩背,他直想大哭几声,把一腔感激之情有力地表达一下,“好人啊,真碰上好人啦!”他心里喊着。在午饭后休息的时候,卞平甲凑过来同他闲聊,他这才知道了卞平甲的案由。他原来是南州市第二医院的一个化验员,因会涂两笔仿宋,六七年在一次给单位写标语的时候,笔下一糊涂,竟把万寿无疆写成了无寿无疆,意思弄了个满拧,结果以书写反动标语罪判刑七年。在刑期临满的前两个月,正赶上普及样板戏电影周,在看了《红灯记》回来讨论的时候,他说他最爱听“狱警传,似狼嗥”那段唱,还说李铁梅要是活到文化革命怕也要打成叛徒,奶奶和父亲都死在狱中,她一个人让敌人放出来,几十年后在毫无旁证的情况下如何说得清呢?这两段话被其他犯人汇报了,最后以“恶毒攻击革命样板戏”、“影射咒骂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加刑四年,所以一直在监狱里呆到现在。他们来到猪圈,把泔水桶从车上抬下来,卞平甲见他很吃力的样子,叹了口气说:“这一天,真够你受的,明天还行吗?”周志明脸上露出一点儿笑容,说:“凑合吧。”“这是给新犯人的下马威,杜卫东刚来的时候也是这么给整服的,新犯人,都得当几天孙子辈儿的。”周志明默默把泔水桶往猪圈里倒,倒完,他问:“田保善算干吗的,好像老犯人也怕他。”“他呀,是厂里的杂务。”“杂务?”“就跟班长组长差不多,管教干部不在的时候,他负责。”“那干吗不叫班长组长,要叫杂务呢?”“犯人中间是不能分三六九等,不准封官挂长的,所以就叫杂务。就跟前些年外面有的群众组织的头头不叫这个长那个长,而叫‘勤务员’一样。”卞平甲停了一下又说:“他解放前是郑庄煤矿的大把头,坐了二十多年监狱,老狱油子了,你别惹他,郑三炮、林士杰都是他手下的。”“郑三炮犯什么罪?”“他叫郑三波,郑三炮是外号,抢劫犯,混小子一个。”“林士杰呢?”“杆儿犯。啊,就是流氓强xx。”卞平甲说完,特又补充了一句:“你提防他一点,这小子不正经。”“田保善那么狂,队长们知道不知道?”“队长?两眼黑,知道个屁!这儿的干部不怎么样,从教导员那儿就没水平,连话都不会讲。我在三分场渔业队那会儿,他还是全场革命组织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哪。有一次到三分场来给犯人讲话,讲什么来着,我想……反正稿子是别人给他写的,咳呀,他念都念不好,那个笑话大了。”他们推着倒空的泔水桶从猪圈往食堂走,西面天际,晚霞把云霭烧得一片通红,金灿灿的十分耀眼。监房年久变黑的房顶被火烧云映上了一层绚艳的色彩,一眼望去,倒也有几分动人。周志明站下来,向房顶上跳动着的光晕望着,卞平甲却还在继续着刚才的话题。“连人家那稿子上有个括弧,里面写着‘少举几个例子’,他都愣给念出来了,‘括弧,少举几个例子,括弧完。’当时下面全笑了,把他笑火了,问我们笑什么,大家都不敢吭声,那时候田保善我们都是三分场的,唯独他站起来了,他说大家是因为听见有人放了个屁才笑的。田保善老狱油子明明是骂他哪,他不但没听出来,还训斥说:‘放屁有什么好笑的!’”“田保善既然这么耍他,怎么还叫他当杂务?”“咳,田保善什么人物啊,见风转舵快着哪,于教导员一当上砖厂的头儿,他立刻就糊上去了,舔屁股溜沟子这份儿拍,别提多露骨了。教导员只要一到工地,自行车往办公室门口一支,他准过去给擦得锃亮,结果还真给提了个杂务。”“于教导员怎么不提防他一点儿呢?”“也就是于教导员吧,要是在三分场,他这一套谁吃呀,三分场文化革命前是劳改系统的红旗单位,虽说现在不那么香了,可实际上就是比这儿强。丁队长就是从三分场调来的,在砖厂就吃不开,连犯人都看得出来。”卞平甲这一席话,使周志明在后来几天里心情格外沉重,他越来越明白地看到,在这个砖厂里,干部队伍涣散,牢头狱霸横行,管教力量薄弱,改造质量……当然更谈不上了。十五年!他将要在这里度过十五个寒暑年头,前途茫茫,那个“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懊悔一天甚于一天地折磨着他。那么急切地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光明磊落的强者,那么天真地想不辱没一个共产党员的坦白和责任,结果怎么样呢?连党员的称号也被剥夺了,而自己也并没有成为一个强者,说不定将来还会变得更加软弱和猥琐,他得服从田保善之流的支配,连杜卫东,一个扒鸡摸狗的偷儿,也敢公然从他碗里抢饭吃,他还得赔笑脸,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来。十五年!在这群历史的和社会的沉淀物的包围中,他也许会被这帮人淹了,溶解了!每天,他仍然很留意早上喇叭里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新闻,农业战线一片大好,工交战线一片大好,教育战线一片大好,可在这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的形势下,这个办了二十多年的大农场,为什么连一点荤腥都闻不着?为什么连段科长这样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硬汉,在一次偶尔听到群众中流传的总理遗言中周总理为老百姓的苦日子难过这话时也要掉眼泪?为什么性情耿直的江伯伯,谨慎持重的施伯伯,待人如兄长的安成,本来自己就是弱者还要同情弱者的萌萌,还有许许多多相识不相识的人们,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们,都要到十一广场,天安门前,去泼着命地闹事呢?难道那么多人都错了,都疯了吗?大家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替自己的国家着急,替自己的党着急吗!他曝毁胶卷为什么?从根儿上说,难道不是为公安事业本身吗!可是,国家,党,现在到底是怎么啦?为什么看不见老百姓的心呢?我没有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的事,为什么要让我在这儿和田保善他们挤在一通炕上?他想不通!他肯定是冤枉的,可跟谁说去,谁承认!一次在窑上休息的时候,他和卞平甲去推开水,路边没人,他忍不住问:“老卞,你说,外边那么乱,里边又这么糟糕,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卞平甲没听明白似的。“你说咱们国家,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咳!”卞平甲笑起来了,“你这都是操的什么心哪!”“老卞,”他犹豫了一下,“你过去是党员吗?”“我?哪儿够啊。”“我,我在外面是入了党的,你知道,我们搞公安的人就爱认真,我实在不愿意我们国家老是现在这个样子。不光我,你要是在外面就知道了,有多少人上了十一广场,还有北京的天安门!”“哎哎,咱别说这个了,咱别说这个了。”卞平甲胆战心惊地前后看看,“你呀,将来非得跟我一样不可,吃亏就吃亏在这张嘴上。你不是党员了,不是公安干部了,你是犯人,犯人说这个有什么用啊,弄不好罪上加罪。”他生气地叫了一声:“我没罪!”“得得,说这没意思,没意思,这不是找不自在吗?”卞平甲实在不愿意再谈下去了。他也不再说了。也许因为卞平甲关的时候太久了,对外间的民情已经十分隔膜,所以才没有他这种强烈的苦闷?可卞平甲是因为写错了个字而蹲牢的,岂不是比他更委屈吗?大概正像卞平甲第一次见他时说的那样,他是从小就没有受过委屈,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委屈感的。其实卞平甲并不深知他的身世,公允地说,他也是经历过一些委屈的,至少当过几年“可教子女”吧,而且父亲因那个坏保姆推脱责任,也错打过他,还关了他一整天呢,可父亲是爱他的,非常非常爱他的。想到这儿他心里突然轰一声亮起来了!是的是的,党是爱他的,公安队伍也是爱他的,但是,就像父亲也有受骗错打他的时候一样,党,有时也会被坏人蒙骗而一时委屈她的儿女们,而实际上,他仍然是一个党员,仍然是一个公安战士,不会永远被抛弃的。他知道,这也许纯粹是自我安慰,甚至是自我欺骗,但是这么想着,心里便能好受一点,有时连脸上都能情不自禁地绽出一丝笑来。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都把他的精力全部榨去,使他无暇去做更深的思考。杜卫东每天还是那么冷冷的、有意的在加大他体力的消耗。他心里的火儿已经越积越旺,不过他明白,杜卫东并不是他的直接对头,他不过是一杆枪,使枪的是那个田保善,至于这个封建把头干吗要这样和他过不去就不得而知了。他私下里琢磨,也许是他没有像其他犯人那样俯就他;也许是他身上那点儿不和其他犯人同气合群的孤傲劲儿刺激了他;也许仅仅是出于一种折磨新犯人的虐待狂的习性。连着一个星期,他咬着牙干活,田保善越整他,他反倒越发狠地不愿屈服,不愿逆来顺受。他的手掌心被小车的铁把磨得血肉模糊,有时累得几乎一松劲儿就能昏过去,但他仍然支撑着,支撑着,连他自己都惊奇,在他缺乏锻炼的筋骨里,何以能迸发出如此巨大的韧性和耐力来!人很快就瘦下来,瘦得脱了相,筋骨历历可数,手抚在上面,只能觉到隔着一层薄薄的皮。伙食又差得要命,菜里没有一点油水。这也难怪,这几年连南州市都见不到什么菜,更不要说这个主产粮食的劳改场了。他最恨的是每一次到开饭的时候,田保善便以杂务的身份支派他出去干这干那,等回来,饭盆里常常只剩下一个窝头或者半碗高粱米了。晚上睡觉也睡不好,郑三炮和杜卫东故意从两边挤他,翻个身都别扭,也亏了田保善安排这个铺位的苦心。饥困交加之下,他常常虚得两眼发蓝,差不多每一车土都要经过拼命挣扎才能推上通向制砖机的小坡。因为饿,吃饭吃得太急太猛,他的胃又开始捣乱,腹内常似有什么东西在疯狂地搅动,疼痛越来越多地耗去了他要用来干活的体力。这一天上工,他照常歪歪扭扭地走到那辆小车前,田保善突然拦住了他。“从今天起,你装土吧,杜卫东推车。”他警惕地看了一下那张阴险的老脸,放下了车子。林士杰笑微微地把那张大疤脸挨近了他,嘴巴里一股子口臭味儿直窜他的鼻子:“喂,小家伙,轮你报仇了。嘻——”杜卫东一脸丧气,蔫蔫地把车子推到周志明面前,等他装土。他装了一平车,便直起了身子不装了。从感情上讲,他倒是真想报复杜卫东一下子,出出前几日的恶气。他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想到自己到底是个共产党员、公安干部,不能随了他们的样子行事,连点正气也不要了。杜卫东却完全是一副挨打的面孔,戒心十足地望望这一车平平松松的土,凝聚着警惕说:“装不装啦?不装我可推了啊!”“推吧。”他态度随便地说。杜卫东迟疑着把交叉抱在胸前的手放下来,走到小车跟前,心有余悸地回头看了他一眼,一提把推走了。郑三炮在一边直嘬牙花子,“嘿!你小子怎么那么蠢呐,他前几天怎么给你装的?还不趁机会整整兔崽子,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他不搭腔,杜卫东把空车推回来,他还是那么平平松松地装了一车。田保善提着把铁锹,阴阴地踱过来,说:“这车装得太少了吧?”他一翻眼皮,答道:“别人不都是装这么多吗?再多装,他顶得下一天的活儿吗?不信你来试试,我给你装。”田保善给噎得僵在那儿,也没法发作,只好咧咧嘴说:“行,行,你还够仁义的。”郑三炮用铁锹在土块上打着拍子,哼哼呀呀地念道:“面无四两肉,此人必难斗……”周志明知道是在骂自己,装做没听见。到了晚上收工的时候,他悄悄去问卞平甲,“田保善今天怎么黑上杜卫东了?”卞平甲看看近处没人,轻声说:“昨天杜卫东倒泔水,偷着捞泔水桶里的剩菜吃,挨了田保善一顿狗屁呲,不服气,顶了两句。”“吃剩菜有什么,好多人都吃,我看见林士杰倒泔水的时候也吃过。”“大概还因为一本《水浒传》的事,杜卫东前两天在图书馆借来看的,田保善要先看,他没给是怎么的,咳,别管他们,狗咬狗。”收工的队伍照例要比出工走得快,有人往天上看了一眼,头顶上压着一大块黑而厚的阴云,朦胧发亮的落日余晖沿着它那一直铺向天边的参差不齐的边缘倾泻下来,宛如给大地罩上一层薄纱。队伍里传来三两句小声的猜测,“听,有雷呢,雨不小。”“下也下不长,明儿准晴,照样出工。”更多的人往天上观察了一阵,又低下头去走自己的路,下不长的雨比不下还要讨厌!刚刚跨进监区大院的门,犯人们突然霍地抬起头来,鼻子一齐拼命地抽动着,周志明也闻出来了,空气中飘溢着一股令人垂涎的大米饭的香味儿!他自从被捕以后,还从来没沾过一粒大米,这久违的香气对他那辘辘饥肠的诱惑,简直是不可抗拒的。值日的犯人端饭去了,其他人都捧着自己的饭碗屏息静气地等待着,屋子里没有了往日那种污秽的插科打诨的笑骂,寂静中能听见远远的地方滚动着沉闷的雷声,活像是预示着一场大战的将临。偏偏这个时候,田保善说院子里有一堆垃圾得马上清,把杜卫东硬给支派出去。杜卫东刚走,饭就端回来了,熬豆角的菜盆里还夹杂着几块猪腔骨。犯人们嗡地一声扑过去,眨眼间挤成一个人疙瘩,碗、匙、手一齐伸向饭菜盆子。卞平甲一边往里挤,一边挥手招呼周志明,“来呀来呀,要不你就吃不上!”周志明下意识地往前挪动了两步,又站住了,他简直见不得这种场面,一阵酸呕从胃里急泛上来,把食欲破坏殆尽,心里头仿佛有一道深沟在拦阻他,沟的那面是一群野兽在争食,不能往前走了,再走,你就也成了野兽,站在这儿,你就是人!此刻,他觉得以前自己并未格外注意到的人的那种最基本的尊严竟是这么难能可贵。他一只手叉在腰上,冷眼望着那一堆人团儿,恨恨地想:“吃不上就吃不上,不吃了!”不过最后他还是吃上了,虽然半饱,但总算尝到了大米饭的甜腻。他发现,田保善、林士杰这些老犯人的确是有经验,头一碗都不盛满,只盛个七八成,然后守在饭盆边上闷声不响地大口吞咽,趁盆里还有剩的,用惊人的速度吃下去,再盛第二碗,这第二碗就像杜卫东给他装的那一车土似的,盛得满满的,用力压瓷实,然后端着菜,找个舒坦地方一坐,再细嚼慢咽地品味儿去。周志明闷闷地站在屋门口,向南墙下的队长办公室望了一眼,一个念头突然在心里冲动了一下,“干吗不找队长谈一下?在我们的监狱里,歪风邪气这么盛行,这是合法的吗?”他几乎没有犹豫,便大步向队长办公室走去,心里坦荡荡的。田保善他们能怎么着,大不了是再叫他推车,前一个星期他不是也照样挺过来了吗!走到值班队长的屋门前,他鼓鼓气儿喊了一声:“报告!”“进来。”他走进屋子,一个只有三十来岁的队长正坐在小板凳上洗衣服,抬头看了他一眼,问道:“什么事?”“报告队长,我有点儿想法,想谈一谈。”他充满希望的目光所接触到的,却是一张冷漠的面孔,“我马上要交班儿了,呆会儿你跟丁队长谈吧。”那个队长说了一句便又埋头去洗自己的衣服。他好像被浇了一盆凉水,呆愣着没动窝。“你出去吧。”队长又抬起头,不耐烦地看着他。从队长值班室出来,往回走了几步,他突然看见教导员于中才独自从监区外面踱进院来,犹豫了一下,他迎了上去。“有事吗?”于中才嘴里嚼着什么,颏下的肥肉一转一转地晃动着,纤细的嗓门变得混沌起来。“教导员,我想同你谈谈。”“你说吧,什么事?”黑云越压越低,雷声越滚越近,他迟疑了一下,觉得站在院子当中说话很不方便,但看看于中才那张等待的面容,只好说出来。“教导员,我觉得这儿的犯人中,歪风邪气很盛,有人成了牢头狱霸,蒙骗干部,欺压犯人……”“谁呀?”于中才是一副漠然的表情。“田保善就是,这几天我算把他看透了。”“你不简单呐,才这么几天就能把一个人看透吗?”他还没来得及悟出于中才话中的滋味儿,不知怎么那么巧,田保善远远地向他们跑过来。“报告教导员,”田保善像个演员似的,声音捏得异常温驯,“报告教导员,杜卫东要闹监。”“想干什么?”于中才问。“谁知道,可能是嫌今儿晚上的大米饭没吃饱,又吵又骂的。”“少吃一点儿就要闹,像什么话!”于中才的脸沉下来,“你们帮助帮助他,再闹,就找值班队长。”“是是,”田保善诺诺连声,临走,还斜愣愣地盯了周志明一眼。“你还有别的事儿吗?”于中才又对他问。“教导员,我想能不能以后找机会跟你详细汇报一下,像刚才大米饭的问题,实际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田保善他们……”“周志明,我告诉你,田保善坐了快三十年监狱了,改造得是有成绩的,你才来几天?,自己的罪恶又比较大,改造任务还是很重的,我劝你把主要精力放在自身的改恶从善上,这才是你到这儿来的主要任务,至于别人怎么样,自有政府管教,不是你操心的事,!”这时候,常松铭跑过来,说是场部有人来了,于中才同他一起往监区外面走了。周志明木头似的愣了一阵,心里像被刺了一刀那么难受,虽然穿这身黑皮已经有两三个月了,可于中才的这番话仍然狠狠地挫伤了他的自尊,让他觉得有口气梗在喉间怎么也咽不下去。下雨了,雨点疏而大,干燥的土地上顷刻间印满了鸡蛋大的雨斑。他心绪败坏地走到监房门口,屋子里乱吵吵的似乎有些异样,突然,一记惊天动地的响雷在头顶上炸开,几乎同时,一声惨叫从半开的屋门里爆发出来,又被什么东西闷住了,他吃惊地推开了屋门。靠西墙的床板上,被褥狼藉不堪,像是刚刚经过一场搏斗。杜卫东被脸朝下按在床上,嘴里塞着一团枕巾,郑三炮和林士杰正用背包绳捆他,他们把他的手反绑在背后,拼命往上吊,几乎够到了后脖子,然后把绳子齐胸横绕两圈,两人各拽一条绳头,用脚蹬着他的身子,像捆背包似的用力一杀,杜卫东猛地弓起屁股,又扑地趴下去,嘴里唔唔地一阵挣扎。田保善像个鬼判官似的,高高地在被垛上正襟危坐。嘴里骂着:“不捆你小子,你还要翻天呢!你服不服?”郑三炮扯开杜卫东的口衔,一声嘶破的惨嚎从他嘴里迸放出来。“服!服!田头,饶了我吧,哎呀!田头,田大爷……”田保善板着脸,“什么田头田大爷的,浑叫什么,咱们都一样,都是犯人,你小子破坏监规,大伙不整整你?你说你该不该整!”“该该!放了我吧。”话没说完,嘴巴又被塞住了。周志明眼睛冒火,全身都滚烫起来,胸中所有积恨一下子喷发了,嘴唇上像炸了一颗雷!“放开他!你们都住手!”他穿着鞋就跳上床,宽宽的肩膀猛一横,搡开两个打手,伸手去解杜卫东身上的绳子。郑三炮冷不防被他一搡,一屁股坐在墙角里,恼羞成怒地跳起来,正想大打出手,被田保善叫住了。“算了算了,”他的目光阴阴地在周志明充血变红的脸上停了片刻,又看看脚下的杜卫东,说:“教育教育他也就行了,我看他闹不起来了,解开就解开吧。”杜卫东嘴里的枕巾被拿了出来,从喉咙眼儿里透出一阵颤动的哭泣。绳子解开了,可双臂仍旧僵僵地向后背着,麻木得动不了。手腕子上被绳子勒出的血红的沟印深得近骨。周志明俯下身想要扶他起来,刚一触及他的胳膊,他就哎的一声怪叫,声音惨瘆得吓人。杜卫东呻吟哀叫了一夜,第二天,两条胳膊仍旧动弹不了,皮下的淤血片片可见。早上起床的哨声响过好一阵,他才挣扎着爬起来,用身体蹭着墙往起提裤子,周志明过去帮他穿好衣服,又扶他上厕所,帮他脱裤子,系裤子,他的手连饭碗也端不住,周志明又喂他吃饭,其他犯人冷眼旁观,谁也不说话。吃过饭,周志明扯过毛巾给他擦嘴,他突然晃着脑袋呜呜地哭起来。“痛得厉害?”周志明问。“呜——,不,我不是人,不是人!”杜卫东晃着脑袋,声噎气断地哭着。上工之前,丁队长被周志明找来,看了看杜卫东的胳膊,板着脸把田保善狠训了一顿,走了。没一会儿又领着于中才回来,于中才又把杜卫东的两条伤臂上下审视一番,目光凶狠地在每个犯人脸上环视了一圈,没说什么,只是叫厂里的三轮小“东风”把杜卫东送到总场医院去了。捆伤了人,田保善没有受到任何制裁,照样神气活现地在工地上发号施令,故意做出满不当回事的样子。周志明果然又重操旧业,推起了小车。不过这次和他搭组的犯人没敢给他车上过量装载,装多一点儿他也不客气地拿铁锹给铲下去。跟这帮人不能太老实,不能摆出一副受欺负的架势来,该犯浑也得犯浑!他让自己像块烧红的铁疙瘩一样灼然不可侵犯!晚上,在厕所里,他见左右无人,便悄悄对卞平甲说:“老卞,我要写材料告他们!”“告谁?”“告田保善。”“我看你消停着吧,他们饱狗饿狗乱咬一通,你犯不着掺和进去。”“这难道是我们共产党的监狱吗!简直成了他们为所欲为的小天下了,这是犯法,我非告不可!”“哼,告他也白搭,田保善当杂务是于教导员‘钦准’的,他还能自己扇自己嘴巴?”“我可以越级告,往总场告,往劳改局告,犯人是有这个权利的。我们联名告怎么样,我负责写。”他用鼓励和期待的目光望着卞平甲,卞平甲的头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总场也不行,你告到哪儿也不行,到时候还不是把你的状纸转回来请原单位解决。去年来了位新场长在这儿搞整顿试点的时候,就想抓个犯人打犯人的典型,结果怎么着,典型没抓成,连那个整顿试点都给批流产了。要我说,咱们一个犯人,身外之事少管,慢慢熬自己的刑期,熬到头走人。”卞平甲不肯和他联名,他没有生气,甚至觉得这事儿本来就该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要别人勉为其难。卞平甲的规劝,他自然也听不进去,既然不屈服这个环境,不屈服这些个混蛋们,不使自己随波逐流地堕落下去,就不能仅仅像卞平甲那样洁身自好。他横了一条心非告不可,发下的一元五角零用钱全买了信纸和手电。夜里,犯人们呼噜呼噜地睡着了,他蜷在闷热的被子里,在手电筒的微照之下,写起来,汗,把被子都湿了……他坚信,四两正理能压千斤邪!施万云家的小屋里已经有许多天没有听见笑声了,日子垂头丧气地过着,嚼不出一点儿快乐来。一听到收音机里传来“人民大众开心之日,便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的一类广播时,一家人便相顾无言。最近几天,在沉沉不起的气氛中又增添了些不安。最让宋凡不放心的是大女儿季虹。941厂作为全市的重点单位已开始了大清查,像季虹这类老走资派的子女即便什么事也没有,也是当然的涉嫌对象,何况她在广场事件中又是那么活跃呢。前些日子,安成被停职办了学习班,谁能保险他不会为了保全自己而牵连别人呢?这几天,季虹每晚下班回到家,宋凡便先是紧张地观察着女儿的神态,继而又忐忑地询问着她在厂里一天的吉凶,如同惊弓之鸟一般。即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和丈夫都被揪斗隔离的那阵子,似乎也不像现在这般惶惶不可终日,那会儿是群众运动,大轰大嗡,反正一切都是乱的,而现在却截然不同了,北京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央定的性,十一广场上的闹事当然也得以此类推。季虹若是真给查住,那就是“正式”的反革命了,不但她一辈子翻不过身来,做父母的也难躲一顶“背后操纵教唆”的帽子,真要那样,全家怕要永无宁日了。昨天,季虹下班回来,总算带回一个叫人宽一口气的消息,安成从“走读”学习班“毕业”了,虽然尚未正式宣布恢复工作,但显然已经渡过了审查关。下班的时候,季虹在工厂门口碰见了他,他用难以察觉的动作颔首同她打了个招呼,似乎是暗示一切平安,她则把自己的心领神会连同潜意的感激全都安置在一个隐约的微笑里了。“安成这人很成熟,他当然不会乱说的。”宋凡捧着一只热水袋议论着,看了女儿一眼,又问:“卢援朝一直没出什么事吧?”“他?哼,书呆子,一贯不关心政治,谁会怀疑他,再说,他只是去广场看了看,又没抄诗又没贴诗,他有什么事。”季虹说。“唉——”宋凡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他好多天没来了,大概也是害怕了。不过,这一段彼此还是少来往的好。看江一明,就比较懂事,这些日子一直大门不出,避嫌嘛,省得人家背后说三道四,疑神疑鬼。倒不是我们有什么事不可示人,就是犯不着让某些人捕风捉影地乱说。”“哼!”施季虹愤愤地哼出一口气,“又跟前几年文化大革命似的,搞得人人自危。批邓,转弯子,说人家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谁服呀!反正现在人们也皮了,叫批就批,哄事儿呗!”宋凡一听到女儿这种大大咧咧的腔调就有点儿发急,“小虹,你这张嘴呀,没深没浅的,以后非出事不可,人家准会以为这些都是你爸爸的观点。”施季虹瞥一眼低头默坐的父亲,不吱声了。这些日子,施万云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默,心境十分抑郁,脾气也格外不好,整天不是垂着头便是板着脸。当着孩子们的面,他对十一广场事件和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事件被镇压,没有表示出半点不满情绪,甚至还言不由衷地批评过季虹的牢骚怒骂。“你太偏激了。”他对女儿说,“要是都像咱们那样真心悼念总理,当然是好事,可在天安门广场上又烧又打,性质就变了嘛,咱们十一广场上不是也有人乱来,要冲这儿冲那儿的吗?坏人还是有的……”干吗要这么说呢?是为了怕季虹在外面胡说出什么出格的话,给她的激愤泼一点儿冷水呢,还是为了宽慰自己那颗被惶惑和疑虑弄得快要破碎的心?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躺在床上,望着黑洞洞的天花板,常常陷入很深的孤独感中,觉得自己像个远离母亲、孤立无援的孩子,迷途的恐惧使他战栗得痛苦万分。“党啊,毛主席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是老了,跟不上了吗……”宋凡这些天也常失眠,使她辗转反侧的倒并不是如同丈夫那样痛苦焦虑的思考。她只是觉得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些年政治生活的大波大折,自己的神经已经越来越脆弱,再不想折腾,也再担不起惊吓了。她已经想好了,反正她所在的那个出版社是个撤销单位,人员还都闲着等分配,大概再等几年也不会有人来管,那时候她也就到了退休年龄,就可以像现在这样,和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地享天伦、度晚年,这对任何人都算不得是一种奢想。可眼下似乎又是一个不祥的关口,真是多灾多难。现在就只能巴望着虹虹不出意外了,她常常自我宽解地往好处想,“这股清查风也许就快平息了吧。”但是,萌萌,她一向没有去操心的小女儿,却突然提出一件事情来,把她,也把全家都震惊了。这一天吃罢晚饭,萌萌把桌子收拾干净,洗罢了碗筷,站在她面前,扭捏了一下才说:“妈,给我点儿钱行吗?”她觉得诧异:“你身上不是还有钱吗?”“我,想多要点儿。”小女儿吞吞吐吐的口气使她警惕起来。“你想买什么?”萌萌的话自然也引起了父亲和姐姐的疑惑,都把询问的目光投向她。“我要去看志明。”萌萌的口气一下子变得果决起来。“看谁?”宋凡几乎从椅子上跳起来,“疯话!你到哪儿去看他。”“我打听了,他现在在自新河农场呢,我要去看他。”萌萌的坚决几乎是不容置疑的。“你胡来!”宋凡叫起来,她觉得萌萌的想法简直是匪夷所思。施万云这一刻也觉得女儿的决定完全是荒唐的,禁不住插嘴说:“自新河,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是劳改农场,是监狱。再说离南州几百里远,偏僻极了,不是你想去就能去得了的嘛。”施肖萌自从那次参加了全市公审大会以后,这个强烈的愿望就占满了她的心。她悄悄四处打听周志明的下落,去西夹道问过邻居,去派出所问过民警,连公安局的接待室她也去过了,结果一无所获。直到昨天她不得不又使用了那个严君不让她打的电话,才算知道了他的确切行止。家里的反对是早在意料之中的,所以她的脸上毫无退缩的意思。“我主意定了,非去。爸爸,妈妈,你们给我一点儿钱就行,只要二十块。”“不行!”宋凡咬死了口,“你凭什么去看他,你算他什么人?我身体不好你知道不知道?还要气死我吗!”施肖萌的眼泪夺眶而出:“妈,他和我什么关系,你问我?那时候你是怎么跟我说他的,你,你,现在人家一倒霉,你就这么绝情!”施季虹觉得妹妹实在是个未经世事的孩子,脑子里还存着这么多浪漫得近乎荒诞的梦想,本来想讥讽几句,现在见她真的动了感情,便改用一种委婉的口气劝导说:“萌萌,这不是绝情不绝情的事,周志明究竟犯了什么罪,你完全了解吗?我知道,我知道,包庇广场事件的反革命,那不过是明面上的罪名,其实详细内幕你也不了解,你忘了上次在咱们家他对广场事件的态度了吗?我估计一定是他干了别的坏事了,要不干吗一判判了十五年?且不说你们原来就没确定关系,就是定了,为这么个全不托底的坏人,值得去殉情吗?”“好,好,别说了!”施肖萌抹了把泪水,“我不求你们!”施万云皱着眉头,勉强劝说:“萌萌!你冷静一点儿,这不是几个钱的事,是政治问题嘛。你爸爸,你妈妈,是共产党员,我们不能允许你和一个反革命保持关系。你想为了那点儿卿卿我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吗?”施肖萌痛哭起来,觉得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撕开了,父亲、母亲、姐姐……在这一瞬间,亲人们的脸都变得那么疏远陌生、那么冰冷可怖,她抬起泪痕道道的面孔,盯住了父亲。“爸爸,你难道,难道一点儿不了解他吗?你不是说他是个有出息的青年吗?他现在是反革命,可你,你难道没当过反革命吗?他怎么没在政治上,在政治上嫌弃……我们?”女儿的目光像是哀求,却又那么固执;满含着可怜的泪花,却又包蕴着一丝怨恨;声音抽噎断续,却如重锤砰砰地叩击着施万云的心,那常在不眠之夜袭来的惶惑又笼罩在他心头。他垂下眼皮,避开女儿针刺一般的直视,好半天,才用几乎觉察不出来的声音轻轻叹了口气:“好,你大了,你的终身,自己做主吧。”但是宋凡依然毫不让步,一连三天,天天盯着小女儿,连上街买菜都陪她一道去。肖萌虽然一直闷闷不乐,少言寡语,但也再没重提去探监的念头,宋凡也稍稍松了口气,她想那天晚上孩子不过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心气平静下来也就完了。到了第四天,她的腰疼病又来了一次小小的发作,焐着热水袋蜷在床上,只好让肖萌一个人出来买菜。肖萌随便买了点儿黄瓜、西红柿,便从神农街把口的菜市场出来,她并没有马上拐进自家的胡同。站在路边踌躇少顷,过了街,乘上了一辆从南往北开的公共汽车,坐了三站路,在校场口下来,往东走了几十步,进了那家全市最大的信托商店。在收购部的柜台前,她摘下腕子上的手表朝里递过去。“委托呀?”一个年逾半百的老营业员看了看那表,又放在耳边听了听,说:“这表可卖不了多少钱。”“您看值多少钱就给多少吧,我急等用钱。”“这表你是什么时候买的,有发票吗?”老营业员从花边眼镜后面透过怀疑的目光。这块半旧的“上海”表原来是姐姐的,姐姐参加工作以后,就更新了块“梅花”,这只“上海”便传到她的手上。至于表是何时所买,发票是否还在,她都说不出。老营业员想了想,招招手对她说:“来,你跟我到里边来,商量商量值多少价。”她跟着他走进柜台后面的一间屋子,老营业员并没有跟她谈什么价钱,而是向一个中年人耳语几句,便扭身出去了。中年人走过来,手里掂着那块表,表情严肃地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我没工作。”她说。“你住什么地方?”“你们收不收?不收就拿来,又不是查户口,问住哪儿干什么?”“这表是你的吗?”中年人不再绕圈子,直言不讳地问了一句,见她瞪大了委屈的眼睛,解释说:“我们这儿有规定,委托表呀什么的,得凭买表的发票,没有发票就得开具单位证明或者街道办事处的证明,可你什么都没有……”这是她头一次典当自己的东西,当然不明规矩,愣愣地不知所措。正在这时,有几个人从屋外大声争辩着走进来,其中一个穿着民警制服的女同志突然跟她打起招呼来。“咦,施肖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肖萌也认出她来,大喜过望地叫道,“严君!”严君的一身警察制服爽挺可体,显出一副英武俊丽的体态。她略带惊奇地问肖萌道:“你是来卖东西的?”中年人把表递给严君,说:“她想卖这块表,可什么证明也没有。”严君拿过表看了看,随口问:“怎么了,卖它干吗?”肖萌垂下头,对于严君,她从内心里是信赖的、感激的,甚至觉得严君是她现在唯一可以与之倾吐的人,只是眼下人杂,无法启口。严君审视的目光在肖萌脸上转了转,挽起她的胳膊,轻声说:“走,咱们出去说。”严君对这里像是很熟,领着肖萌推开屋子的另一扇门,穿过一个不大的院井,在通向信托店后门的一条阒静的夹道里站住了。“出了什么事吗?”严君的脸上并无多少表情。“我要去看他,家里不同意。”不用解释,严君完全明白这个意思了,她断然地摇了一下头:“不,你别去,别干傻事。”严君的果断看上去是毫无商量余地的,肖萌想笑一笑冲淡一下这种严肃的气氛,嘴角咧了咧,眼泪却先涌上来,她连忙把脸别向一边。“我打定主意了,我要去。现在他是弱者,需要温暖,需要同情。”“可你不想想,你又不是他的家属,你去了人家会让你见吗?就是家属去,也得先和劳改部门联系好了再去呀。再说,你去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说不定反而会给他带来烦恼,带来痛苦的。”肖萌摇着头,不让她说下去,“不不,他需要我,我知道他现在需要我去看他,需要同情、需要安慰,他太倒霉了,太惨了!”前面房子里,有人在高喊严君的名字,严君把手表塞在肖萌手里,说:“你别想得那么容易了,自新河农场的情况,你完全不了解。今天晚上七点半咱们在建国公园门口见面,正门。我详细跟你讲,表,千万别卖了。好,晚上七点半。”说完,她匆匆扭身朝前屋的喊声跑去。施肖萌站在夹道里怔怔地发了阵呆,茫茫的心绪沉甸甸地堵在喉咙上。她从后门走出去,坐车寻原路回到神农街。这一天,做饭、收拾屋子、看书,她机械地、发痴地干着照例要干的事儿,而真正的思绪却陷入深深的彷徨之中。严君的意见同家里是一致的,但比起家里来,她的话似乎又格外有分量。“难道我真的是在干傻事吗?”她开始怀疑自己了,“我这到底是不是一时虚妄的冲动?我的决心真的那么牢固吗?在一个有十五年刑期的囚犯身上去寻觅无法实现的爱,去寄予菲薄的同情,对他有什么意义,对自己又何以为了结呢?这些,自己以前并没有认真地考虑和权衡呀!也许,严君是对的,家里是对的,而我,我就是去了,就准能名正言顺地见到他吗?要是不去……不不!”公审大会的情景又浮现在她脑海里,周志明那被人揪住头发而仰起来示众的脸是那么苍白,那么憔悴,那么悲惨不忍一睹。这张脸在她心里刺下了抹不掉的印迹,一想到这张脸,一股义无反顾的责任感便填满她的胸怀,“他需要同情,需要怜悯,需要我,我得去!”整整一下午,两种思想在她的脑子里此起彼落地翻覆着、摩擦着、斗争着,一会儿,她觉得应当实际些,一会儿,又觉得种种顾虑实在是一种市侩的计算。一直到去建国公园赴约的时候,她依然是矛盾的、徘徊的,她无法预料如果严君再说出什么危言耸听的劝阻话来,她此行的决心会不会彻底崩溃掉。她是找了个去同学家串门的借口才出来的,母亲用戒备的目光在她脸上审视了好久,总算没有拦她。来到公园门口的时候,离约好的时间还早十分钟,她便站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等待着。节气已经过了立夏,天气一天热似一天,晚上进公园消夏纳凉的人群纷至沓来,公园门前的空场上熙熙攘攘。天色慢慢幽暗下来,远处电报大楼的大钟已经敲过了七点半的一记示响,钟楼的顶尖也被天边余下的一片黄昏薄暮的深紫,衬出一个近灰的轮廓,不一会儿,路灯亮了,青晃晃的光线水一般地泼在反光的马路上,有种阴森森的视感。她就着路灯看看手表,已经快八点钟了,仍然不见严君的人影,她决定不再等下去了。她离开公园大门,正要沿迤西的马路走到公园汽车站去,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叫她,扭过身,只见严君穿一身便服,拎着一只颜色素淡的尼龙布兜,朝她跑来。“忙到现在,好不容易出来,车又不顺。”她微微喘着,并没有说什么抱歉的话。她们顺着街往西走,都没有急于说话,沉默在两个人之间蔓延、扩展着。拐过街角,在路灯光照不及的暗影里,严君停下脚步,说话了:“我,呆会儿还得去市西分局,你拿着这个。”她从尼龙兜里掏出什么东西,在黑暗中塞到肖萌手上来。是钱!肖萌手指触在那硬挺光滑的纸面上,她看到手上握的,是三张十元面值的簇新的人民币,不由慌乱起来。“不不,我不能拿你的钱,我自己有办法,我不要……”她一迭声地把钱推回去。严君根本不去理会她那伸过来的捏钱的手,用一种极为果断的口气说:“我打听了,得坐慢车,每天早上七点二十从南州郊区站发车,中午就能到自新河了,然后还要换坐公共汽车。来回路费十二三块钱足够了,剩下的,你给他买些东西吧,他不抽烟,买点儿糖吧,别买太高级的,犯人有规定的食品标准,太高级了就不让他收了。”她顿了顿,声调有点发颤,“你,多费心吧,……谢谢你!”说完,扭过身,头也不回地跑过了马路,一辆刚巧进站的无轨电车把她带走了。这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肖萌手里攥着那几张已经被捏得发烫的票子,木然站在马路边上。从严君最后两句话的声音中,她察觉到了她内心的激动,而自己感情的波澜也似乎被一种巨大的力量牵动起来,决心和勇气终于重新凝结在一起,她毅然向车站走去。但是,严君的某些细微的表情又使她困惑不解,“她干吗反要谢谢我呢?”在公共汽车上,她这样想着。小火车“咣当”响动了一下,开走了。施肖萌茫然站在清清冷冷的站台上,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个同刚才那辆小火车一样老旧的小小车站。在一排简陋的砖房旁边,有些木栏杆向左右延伸,栏杆上早已胶满了狼藉不堪的灰垢,唯一新艳的,是贴在上面的用粉红纸写的一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标语。她提着一只不大的提包随着零落的乘客走出站台。按严君的告诫,她没敢买什么高级食品,提包里只装了两包普通糖块,一包点心和几斤苹果,显得空晃晃的。刨掉回去的车费,身上还剩下十几块钱,她不知道这些钱能不能被允许留给他。出了车站,不知该怎么走,手搭凉棚,四处望去。这里,除了几段被芜草蔽没的年深残毁的断墙之外,便全是光秃秃的庄稼地了。收割后的麦田在暑气蒸烤下散发出异常干燥的气息。远处的大道上,一辆大约是慈禧太后年代的大鼻子汽车停在那儿,她盲目地随了人们向汽车站走去。汽车的拉门前,站着一位身材矮胖的姑娘,脖子上挎着皮制的售票夹。高声叫着:“快点儿,跑两步,开车啦!”准备上车的人跑起来,她也随着加快了脚步,到了车跟前,她对售票员问道:“同志,去自新河农场,坐这车……”“上车吧。”胖姑娘不等她说完就挥挥手,“这就是农场的环行班车。”这可真是辆老古董车了,柴油机引擎发出劈里啪啦的响声,开动起来,整个铁皮车身都在左摇右晃。肖萌紧张地抓住一只座位的扶手,显得有点儿狼狈。售票姑娘靠在油漆斑驳的拉门上,身体随了车子的晃动,倒融合进一种特别的节奏感之中。她老练地招呼着乘客买票,不住地同熟人谈笑风生地闲扯,肖萌好容易凑了个她低头数钱的机会,问道:“同志,我是来看人的,请问该在哪儿下?”“那个人是哪个分场的?”胖姑娘反问。“自新河农场……”“我知道,一下火车就算踩上自新河农场的地圈了,我问的是哪个分场,这儿有八个分场,还有几个工厂……”“我也不知道哪个分场,可能……”“那个人是干吗的?”“……”“噢,是犯人吧,”胖姑娘恍然地说,“你是不是来探视的?”大概满车的人都把鄙视的目光集中在她身上了,她的背上像有无数小刺作怪,脸上烧起一片火来。那售票姑娘倒是见惯了似的,毫不在意,给她打了张五分的车票递过来:“要是不知道他在哪儿,就先到总场场部下车吧,到场部打听打听。”于是她在场部下了车,问了三个人,才辗转找到了狱政科的接待室,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干部接待了她。“你是周志明的什么人呀?”她一边翻着卡片柜一边问她。“我是,他爱人。”她生怕关系远了不让见。“爱人?”女干部抽出一张卡片看着,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没填呀?”扭过头来,又对她说:“你这次来,事先跟砖厂联系好了?”“什么?”“我们这儿有没有给你发通知书,或者是他本人给你写了信叫你来?”“不,我不知道,没有。”她紧张起来。“没有?”女干部放下手中的卡片,皱起眉毛,“没通知怎么就来了。你的介绍信哪,我看看。”“我没带介绍信,我不知道要介绍信的。”“那你的工作证哪,也行。”“我没工作。”“户口本带了吗?”她愣在那里。女干部有些不耐烦了,关上了卡片柜子。“规定带的证明你都没带,那就不好办了。这样吧,你先到招待所住下,能不能见,等我们跟砖厂联系了再说。”砖厂?女干部几次提到了砖厂,显然周志明就押在那儿。施肖萌接过一张介绍住招待所的条子,走出了接待室。她在招待所熬了三天,天天都去接待室询问结果,头一天得到的答复是:“还没联系上。”第二天的答复是:“正在研究。”到了第三天,接待室终于有了个能摸得着的说法,“最迟明天做决定,你明天来吧。”明天,就是第四天了。她“失踪”了四天,不敢想象家里头,特别是母亲该是怎样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明天一定要见上他,不能再拖了。所以她第四天一大早就堵在接待室门口,堵上了那位第一天接待她的“老太太”。“老太太”让她在屋子里坐下,先给她倒了杯开水,然后才慢慢开口问道:“你到底是周志明的什么人?”“我是他未婚妻。”“未婚妻,噢——,这样吧,你把通讯地址留下,先回去,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探视,我们给你发通知。”她脸色苍白地站起来,用全部力气克制着自己愤怒的眼泪,一句话也没说便往外走,把那“老太太”弄得愣住了,直到她跨出门槛才在身后说了一句:“地址也不留了吗?”她连头也没回,浑身发抖地走到大路口,这就是四天,足足等了四天所得到的答复!她恨得胸口发闷,觉得这儿的一切都是那么可憎。大路从脚下伸向远方,柏油路面在烈日下蒸着虚抖的热气。在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北京吉普,司机把头埋在扬起的前罩盖下,背上的衣服渍出一片汗渍,一个六十来岁的干部在旁边来回踱着步子。她向他们走去。“同志,请问去砖厂怎么走?”那个干部扬起一张瘦瘦的脸膛,很麻利地打量了一下她,用微哑的声音答道:“往西,一直走,再往北,远得很哪。你不是农场的孩子吧,到砖厂去做什么呀?”“找人。”“你是从南州来的还是从哪儿来的?砖厂有你什么人呀?”她没有回答,转身向西走去,心里头感到厌烦。在这些公安干部眼睛里,好像谁都是坏人似的,都得接受他们刨根问底的盘问,她讨厌这些盘问,也害怕这些盘问,她虽然背着家里跑出来,像个冲撞了闺戒的姑娘不顾一切地去私奔,但她毕竟害怕被人查到底细而连累家里,只盼今天一切都平安无事吧。加快脚步走了一段路,背上已是汗水津津,远远的,传来一阵汽车的马达声,越来越近,突然在她身后戛然而止,显然是冲她来的。她心惊肉跳地转过头,只见刚才那位给她指路的老头子从吉普车里探出身来,招呼她说:“喂,小鬼,要不要我们给你捎个脚啊?我们也是去砖厂的。”她犹豫起来。那人又笑着说:“凭你这两条腿呀,怕要走到后晌去了,上车吧。”她不管三七二十一,上了车。不知道这老头儿还得问她什么,她低着头,不说话,车子又开动起来。“姓什么呀,小鬼?”看,来了!“姓史。”她灵机一动,话到口边把施音念成了史音,这样就算以后给查出来,也还可以圆。“砖厂有亲戚?”“有,是犯人。”她索性自己先说了。“噢,叫什么?”那人的目光漫不经心地飘向车窗外边。“叫周志明。”“周志明?”那人转过头来,看了她一眼,思索着说:“是原来在市公安局工作的那个吗?”她点了一下头。老头儿显然有了点儿兴趣:“你是她什么人呀?”老头儿的表情没有半点儿恶意,但她仍然不愿多说话,“未婚妻。”“啊——”老头儿点点头,又把视线移向车外。一路上他们没再说什么。到了砖厂,老头儿领她找到了一个姓常的干部后才办他自己的事去了。这个干部有三十多岁,一副阔边眼镜给他不怎么好看的脸上添了些文质彬彬的风度,他把她领进一间办公室里,问道:“不是叫你回去等通知吗,场部没跟你说?”施肖萌长到这么大,从来没有这样哀求过别人,“同志,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求求你让我见一面吧,哪怕一分钟半分钟也成,求求你。”她望着那人的脸,心里有点儿急了。那人扶扶眼镜,郑重其事地思考了一下,说:“你先坐一会儿吧,我们研究研究。”那人走出了屋子,她满心焦急而又无可奈何地坐下来。屋子里的摆设不多,办公桌、文具柜,都是那么简陋、陈旧,墙皮上暴起一块块白花花的硝渍,叫人看了挺恶心;房顶大概是被冬天里取暖的炉子熏的,乌黑一片,早已埋没了原来的本色。四周围很静,静得让人害怕,空气中重压着透不过气来的闷热,有人从房前跑过,咚咚的脚步声沉重地砸在地上,在寂静中格外震耳。屋子的门吱地响动了一下,把她吓了一跳,看时,却不见有人进来。一会儿,有两个人在门外说起话来。一个细得像女人一样的声音:“马树峰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管,连犯人家属探视也得插一杠子,真他妈的……”下面骂的脏话她没听懂。另一个声音断断续续:“……跟他一起坐车来的,可能认识……”这是那个戴眼镜的干部。细嗓门儿又说:“……认罪态度那么坏,就不该让他见,况且……”越说越细,怎么也听不清。戴眼镜的干部附和着说,“马树峰既认识那女的,可能也认识周志明,要是让那女的见他,说不定她会把那份诬告材料直接捅到马场长那儿去。而且昨天小丁也问我周志明是不是写了份材料,我问他干吗,他又不说,哼,他对周志明倒是挺关心的……”“让他们捅去,我怕个什么,别说马树峰这么个挂名副场长,就是捅到陈政委那儿去,我也不怵。他那份材料我昨天又看了一遍,通篇都是攻击性言论,过两天我还想在犯人中公布出来呢。这家伙一来我就看出来了,那副公安干部的架子还端着哪,典型的‘乱说乱动’,非好好杀杀他的气焰不可。”这一段话,细嗓门儿也把声量放大了,施肖萌一字不漏地听在耳中,虽不很了解其中的原委,但却能明白无误地感觉到周志明似乎面临着某种危机,她心里害怕!戴眼镜的声音又低下去,“……那你看……”细嗓门儿赌气般地抬高声音,“叫他见,革命的人道主义还要讲嘛。你跟那女的交待一下,叫她也配合做做工作。”以后又静下来,施肖萌抬起手腕,那块没有卖掉的手表嘀嘀哒哒响着,时针斜指在十一点的位置上,一阵烦躁袭来,背上像爬上了毛毛虫,她魂不守舍地从凳子上站起来往窗外张望。“哎,”身后突然有人出了声,回头一看,戴眼镜的干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进了屋,他拉开桌子的抽屉,一边找着东西一边对她说:“我们研究了,决定特殊照顾你一下,让你见,现在我先把情况和你介绍介绍。哎,你坐吧,坐吧。呃,周志明到这儿来……来了一个月了,认罪态度一直没有端正,表现是不好的,这样下去有什么前途呢?一点儿没有。你见了他,也可以从你的角度配合政府做做工作嘛,可以说说外面各条战线的大好形势,也可以好好劝劝他脱胎换骨,认罪服判,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新人嘛。啊——”他拿出一个拴着小木牌的钥匙,“走吧,跟我来。”她跟他出了屋子,绕过这排平房,又穿过一条斜坡路,一个用电网高墙围绕起来的大院子赫然出现在眼前。他们没有从大门进去,而是打开了离大门不远的一扇低而窄的小门。这是一间十几米见方的屋子,里面除了几张条凳和一张没涂漆的长形桌子外,一无所有。“在这儿等一会儿吧。你先看看墙上贴的探视须知,——接见时间只有十分钟,你先把想说的话考虑好了,谈的时候不准涉及案情;不准说不利于犯人改造的话;不准使用外语、暗语;不准打手语,不准……你自己看吧。”戴眼镜干部推开屋子的另一扇门走了,在这扇门一开一闭的刹那间,她看见了门外面的大院子,看见了那一排间隔整齐的黑铁门,一股心酸泛起,“这就是他住的牢房吧?”那人一去不回来,时间一分一秒地熬过去。屋子的窗户都严严地关锁着,空间散发着一股霉腐的气味,闷热得几乎像个大蒸笼。已经十二点了,她耐着性子等下去。那扇门终于又开了,戴眼镜的干部走进来,身后跟着一个人。她紧张得心都快要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张皇地从凳子上站起了身子。这就是他吗?他那种象牙般光滑明亮的肤色从脸庞上褪去了,双颊变得粗糙黧黑,满头泼墨般的软发也只剩下一层被晒干了油色的刺毛儿,还遮不住黄虚虚的头皮,那对深不见底的眼眸现在竟是这样憔悴、疲惫和呆滞,从满是灰垢和汗渍的黑色囚衣领口伸出来的脖子,显得又细又长,几根粗曲的血管像蚯蚓一样触目惊心地蜿蜒在皮下……这就是他吗?她满眶泪水憋不住了。“小周,我,我看你来了……”只说了一句,喉咙便哽咽住。周志明并没有表现出她原来想象的那样激动和热烈,他只是在一见到她的瞬间发了傻,嘴唇微微张开,不知所措地喃喃着:“你来啦,你来啦……”她哭了。从他的声音中,一切期待和牺牲都得到了满足和报偿。她不顾危险来奔他,是因为要把自己弱小微薄的同情和怜悯给予他吗?不,她现在才明白,她来这儿不光是为了给予,同时也是为了追求,为了得到。因为内心的感情已经无可否认,她自己是多么需要他,需要他的爱和抚慰,需要听到他的声音……她扑到他的胸膛上,双肩抽动,有百感而无一言。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泥土和汗酸的混杂气味,她的手触在他单薄的脊背上,那肩胛瘦得几乎快要从汗渍板结的黑布服里支棱出来了。她盼着他能紧紧地拥抱她,但是他没有,却是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砰砰砰!”一阵恼怒的响声压过她的欷歔,戴眼镜干部用门锁在桌上用力敲着,以十分看不惯的神情干涉了。“哎哎哎,周志明可是个在押犯,这儿是监狱,不能那么随便啊,又搂又抱的成什么样子!坐下谈行不行,这不是预备凳子了吗,要说话抓紧时间,!”她感到周志明的身子缓缓地往后退了退,她也赶紧往后退了一步,生怕由于自己的失当而致看守人员移怒于他,使他今后在狱中的处境更难。他们隔着长桌坐下来,她说:“志明,我很想你。”“你……”他很拘谨,直挺挺地坐着,“你好吗?你爸爸妈妈,他们都好吗?”他的声音轻得近于耳语。“他们都好,你怎么变成这样儿了,你是不是很苦,很累……”她恨不得把所有想要问的话都问了。“还有你姐姐呢,她怎么样?她和援朝他们都好吗?”他仍然用一种小心翼翼的声音问着。“志明,你快说说你自己吧,你在这儿怎么样,你身体怎么样?”“我挺好的。你找到工作了吗?最近又去过知青办吗?我看如果……”“别说我了,快别说我了,”她几乎是哀求地说着,“我这么远跑来,我多想知道你的情况啊,你怎么这样瘦啊?全变了样儿了,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呀,你以后可怎么办呀……”她说不下去了。“我没什么,我没什么,你赶快回去吧。”他喃喃地、发呆地说。那个常干事站在桌子旁,看看她,又看看周志明,突然插进来说:“行了,到时间了,周志明,你出去吧。”

清早起来,他和小陆谁也不理谁,各自叠了被子,洗了脸。在饭厅里买了饭,小陆端着饭找了个桌子独自去吃了。他心里直发沉,“两个人这副德行,呆会儿怎么上北京市局办事情呀?”闷闷地吃完饭,他拼命地把堵在喉咙眼儿里的气吞下去,走到小陆的饭桌前,坐在埋头喝粥的小陆旁边,说:“昨天的事,你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了……”“别说了,我不乐意听!”小陆看也不看他。火儿,实在压不住了,他口气也粗硬起来,“你别以为我找你来解释什么,我没那工夫,现在咱们可不是无事一身轻,想吵就吵,想闹就闹!跟你说,回头儿当着北京市局的人,咱们可别没鼻子没眼的,拿责任不当回事,叫人家看着不成样子。我把话说了,你爱听不听!”他说完,抬起身子往食堂外面走出去了。他回到房间,等了一会儿,门,轻轻被拉开了,小陆站在门口,没进来,眼睛也不看他,只低低地说了句:“走吧。”他身上松下来,小陆毕竟是不会把工作耽误在意气上的,因为他一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爱这个事业的侦查员!早上八点钟刚过,他们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一进办公室,老王迎面便说:“算你们运气好,那个冯汉章,我们已经找到了,就住在前门饭店。”他和小陆都惊喜不已,甚至还不知不觉地互相对着笑了一下。老王请他们坐下后,递过一张电话记录稿,说:“昨天晚上我们有几个同志加了个班,总算查到了,这家伙到北京来是为了替另一家外商推销一项产品,和里克公司的业务无关。现在他已经和我们两三个单位挂上了钩,生意正得手,看来最近几天不会动窝的。”电话记录稿上记载着这次和冯汉章做生意的一个单位提供的情况,包括冯汉章这次来京的日期,和他发生联系的单位及他在前门饭店的房间号码,还有这些天大致的活动情况和举止表现等等,虽然不尽具体,却面面俱到了,志明仔细看了一遍,感激地对老王说:“太谢谢你们了,太谢谢你们了。”老王摆摆手,“咱们之间还客套什么,都是在同一个大门里吃粮的,我们有事去南州求你们,你们还不是得当自己的任务办吗,一个样。”话锋一转,他问道:“怎么着,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要我们配合做些什么吗?”周志明说:“我们两个人的任务是打前站,先跟你们联系上,把人找到,情况掌握起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志今天乘火车来,准备等他们到了再动手,你看——”他换成商量的口气说,“我们能不能先到前门饭店去摸摸情况。”“那没问题,”老王干脆地说,“我陪你们。”然后,老王给他们借来了两辆自行车,一行三人奔前门饭店而来。他们找到了前门饭店的保卫干部,知道冯汉章十分钟前刚刚乘出租汽车出去。他们便大致了解了一下他这几日在饭店的起居规律和所住房间的位置,老王又向保卫干部交待了几句什么,三个人便离开饭店往回走。北京冬季里的响晴天,风特别暖,软软地抚在脸上,使人醺醺然。在水洗过一般湛蓝的天幕下,天安门城楼重红夺目,给人一种视觉上的享受。走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大道上,周志明的心情异常晴朗起来,昨夜横来的不快早已忘到脑后,他慢慢地盘算着,如果段科长和大陈的那班火车能够如期到达,那么早则今晚,迟则明晨,11·17案就可以一举破获了。他全身的神经一跳一跳地发胀,破案的前夜,是侦查员最兴奋的时候。但是在他们回到办公室里的时候,他却敏锐地感觉到屋子里的气氛有些异常。早上和他们见过一面的一位姓古的副处长正在向两个干部低声说着什么,见他们进来,便赶忙招呼说:“你们回来得正好,刚才已经派人去前门饭店找你们去了,你们来。”老王也很敏感:“又发生什么情况了吗?”古副处长没有急于回答,反问了一句:“冯汉章不在饭店里吧?”“不在,可能到哪个单位洽淡生意去了。”老王说。古副处长唔了一声,转脸对周志明他们说:“我们的人刚才在首都机场发现了他。”不用解释,这一句话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这家伙难道已被惊动了,要跑?”老王也马上反应出来。“他手里有一张十一点二十分北京至香港航班的机票。”古副处长抬腕看了看手表,“现在距离起飞时间还有四十五分钟,我们的人已经把他监视起来了,你们看该怎么办?”古副处长把征询的目光停在他们两人身上,少顷,又开口了,语气却是果断不容置疑的,“现在和民航联系请这架航班延时起飞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我看现在应该当机立断,提前破案!”周志明刚一听说冯汉章要跑,心里就闪出了提前动手的念头,他之所以没说出来,是因为一时拿不准。冯汉章是外籍人,没有准备好就仓促逮捕,万一临场发生什么变故怎么办呢?现在既然古副处长提出了这个主张,他心里就像有了主心骨,不再犹豫了。“好吧,逮捕证、搜查证我们都已经带来了,请处长指挥行动吧。”还有四十五分钟,事不宜迟,他们分乘两辆轿车,直放东郊。北京街上的红绿灯栉比林立,汽车走走停停,艰难地穿过拥挤纷攘的街道。古副处长神色焦灼地不时看表,老王嘟嘟囔囔地骂着那些与汽车争道抢行的自行车们,时间眼睁睁地过了二十分钟,可他们只蜗行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在表面上,周志明竭力忍着不动声色,可心里比谁都急,都没有把握,一丝不祥的预感隐然爬上脑际,冯汉章,难道会像徐邦呈那样从他们手指缝里逃之夭夭吗?他的头上渗出汗来……什么都是可能的!然而,事情似乎并不是没有了转机,当汽车驶出东直门,跃上直通首都机场的宽阔大道时,便开足了马力,强烈的气流撞在风挡玻璃上,发出轰轰轰的振动,这声音越响,他的信心和希望就越强!他们在十一点十分赶到机场,几乎是冲着跑进了候机楼的大门,有人迎上来,同古副处长耳语几句,然后引导着他们穿过乱哄哄的候机厅,径直奔检票口而来。去香港的航班刚刚检票,在那一排参差不齐的等候检票的乘客行列中,他们几乎同时发现了冯汉章。和他在相片上那一副风度翩翩、脉脉微笑的神情相比,冯汉章此时脸色阴沉,步态呆板,样子苍老而疲惫。他手里除了一只轻便的小提箱外,没有其他东西,正随着准备登机的人流缓步向检票口移动。古副处长侧过身子,从容地对身边的周志明轻轻说道:“现在是十一点十三分,你们可以破案了。”周志明、小陆和老王穿过人群,向冯汉章大步走去!周志明、陆振羽在北京市公安局有力协助下,于首都机场胜利破案之后,同段兴玉、陈全有一道,在公历的大年三十将11·17案主犯冯汉章押回南州。一九七九年元旦这一天,便开始了这个案件的最后一役——预审。冯汉章不同于施季虹,在审讯中很难速战速决,一鼓克之,这一点,段兴玉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但审讯的进展似乎比他预料的还要棘手,冯汉章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基础站住了脚跟。他先是痛快地供认了利用施季虹进行情报活动和参与陷害卢援朝的行为,表示服罪。但对其他问题的供述却让段兴玉摸不着虚实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既然捕前缺乏侦查过程,审讯中出现艰难局面就必定是难免的。所以在第二天便不得不把审讯停了下来。整整一上午,段兴玉坐在办公桌前面没有动窝,那几张审讯的记录稿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桌上摊了一片写满字的纸。审讯记录中重要的段落他都分门别类地摘抄出来,颠来倒去地琢磨、比对着,各种假设一个一个地产生出来,又一个一个地被推翻了去,他期冀着能从这些供词中发现出一丝纰漏和矛盾来。冯汉章的派遣机关是哪里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的供述究竟可信不可信呢?“我是里克公司的代表,我的派遣单位在护照上写明了的。”这是审讯记录里的一段话。“你非法搜集我国军工生产情报,陷害我国公民,难道这也是代表里克公司干的吗?”“当然,我承认,干这些事并不是出于里克公司代表的职责。我是为了金钱才干的,有人愿意付给我很高的酬金,就这么回事,至于说那是个什么机关,我无可奉告,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究竟是……是什么机关。”冯汉章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副故作轻松的神态,这使段兴玉当场就把脸沉了下来,得给这家伙的心理上造一点儿压力了,天底下就有那么一些吃硬不吃软的人!“冯汉章,我提醒你注意,被审讯者在回答问话时,是不得使用外交辞令和戏谑的语气的,你虽然是外籍人,但是你背着你的国籍国政府在中国领域里进行侵害中国利益的犯罪活动,同样要受到中国法律惩处。我奉劝你认真思考一下,争取一条从轻处理的道路才是上策。”冯汉章默不作声,脸色变得阴涩起来。“你不知道向你提供金钱的机关,但直接给你钱的那个人,你总该知道吧?”“那个人叫威利,我叫不出他的全名,也许连威利也是个假名字,我们以前是在渥太华偶然地认识的,他好像是个推销商,我们后来见过几次面,都是泛泛的接触,次数也不多。在里克公司决定派我来中国常驻以后,他来找我,同我谈起一家大财团愿意和我做一笔生意,只要我去中国后向他们提供某些他们感兴趣的经济情报,就可以得到数目可观的酬金,我同意了。当然,威利不肯说出那家财团的名称,这是做掮客的规矩。”“你们怎么联系,情报怎么传递?”“我把我在香港所住的饭店告诉了威利,在我每次去香港度周末的时候,有人会打电话来,通知我什么时间到什么地点去,把情报放在指定的地点,这种放置情报的地点都是他们事先选好的,比如:公园的凳子下面,垃圾站附近的石头堆里,空酒桶里等等,这也是他们向我付钱的渠道。”“你向他们提供了什么情报?”“很杂,很零碎,从市场价格到出口贸易的情况都有,也包括施季虹给我的那些情况,要我一样一样地谈吗?”“你一样一样地谈。”冯汉章在谈那些情报的项目和内容时,态度很认真,回忆很仔细,但段兴玉却觉得他是在耍滑头,在装腔作势地演戏,他故意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一大堆极不重要的情报项目,连计划生育和居民换房子这方面的情况都列了上去,避重就轻的用心是很明显的。段兴玉耐着性子听完了,突如其来地问了他一句:“你指使施季虹在江一明家盗窃绝密情报,事前是怎样接受指令的?”冯汉章当时怔了一下,但很快便镇定地说:“对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接到过什么指令。”“施季虹已经在盗窃现场留下了痕迹,案发后,你们唯恐罪行败露,串演了一出移花接木、嫁祸于人的丑剧,难道连这个你也否认吗?”“不,我不否认帮助施季虹诬陷了那位卢先生。施季虹不爱他,一心想甩开他,她来找我帮忙,我不知道为什么竟鬼使神差答应了她,也许在那一分钟里我爱上她了,我也只爱过她这么一分钟,可是这对于我,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不过我们和江一明家里的那桩盗窃案没有关系,千真万确没有关系。”他们真和盗窃案没有关系吗?这是不可能的。但要立即向冯汉章证明这一点不可能,却仍然是一件棘手的事,段兴玉只好把这个问题先搁下了,他换了个方向往下问:“我们是在你登上去香港的飞机前一分钟逮捕你的,据我们知道,里克公司并没有来电报召你回去,我们还知道,你在北京的生意正在得手,尚未完成。你回答,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不告而别呢?”“说实话,我很后悔帮了施季虹那个忙,我到后来才意识到我给她那些东西——密写药、照相机,是多么的荒唐和……担风险。这件事压在我的心上,使我昼夜不安,有时我很绝望,觉得我完了,几天前,我突然动了逃走的念头,因为我预感到……”“段科长,”周志明的呼唤声打断他的思索,把他的视线从审讯记录上拉了起来,“该吃饭啦,今天食堂吃饺子。”周志明把手里的铁饭盒摇得哗哗响。他没动,若有所思地凝望着周志明,自言自语地问:“他真是凭着预感才决定逃走的吗?真是虚无飘渺……”“你说冯汉章吗?”周志明放下饭盒,“也不是不可能,他估计到自己罪行早晚会败露,三十六计走为上……”“不不!”他断然地摇摇头,敲着桌上的审讯记录说,“据我的印象,他绝不是他自己在供述中所描绘的那种一时冲动犯了错误,以后又风声鹤唳,吓得要死的人,绝不是的。你没发现吗?他在被捕之后是多么冷静,在审讯中的对答是多么有条不紊、恰如其分,这种超乎常人的冷静自然使人感觉到他似乎受到过专门的训练。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擅自离开自己的工作职位,置商业信用于不顾而放弃成交在望的买卖,甚至连自己的东西都扔在前门饭店不要,也不同饭店结账便不告而别,这简直可以说是在仓皇逃命了,难道仅仅是凭了莫名其妙的预感,凭了虚幻的第六神经吗?不不,这是说不通的,他一定是接到了表示危险的确实信息,不得已,才猝然出走的。”“确实信息?”周志明疑惑地眨眨眼睛,“施季虹贴在歧山路的报警信号,按说不会发生报警作用呀,她是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四点多钟贴的,冯汉章到二十九日上午在北京已经买了飞机票要溜了,一共不到两天的时间,那个胶布条也太神了。”“你看……冯汉章会不会另有一条闻警途径呢?”段兴玉非常迟疑地说。“啊?”周志明有点儿呆,没说出话来。段兴玉的指尖在审讯记录上轻轻弹着,缓缓地又说:“不管怎么说,这家伙肯定没有向我们缴械,我可以肯定这一点!他的供述和施季虹的供述之间,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比如陷害卢援朝这件事,施季虹说是受他的指使逼迫,而他却说是受施的请求帮她的忙,从这两个人的个人情况和我们掌握的材料分析,当然是施季虹的供述更可靠些。还有照相机、密写药这些东西,冯汉章说是在国外买的,既然是商品,为什么没有商标?技术部门初步研究了一下,他们的意见认为不像是西方国家的民用产品,今天上午把一个书面意见送来了,虽然不是最后的鉴定结论,但我看那几条意见还是挺有价值的。密写药、显影药还没有化验出来,不过目前也已经排除了民用品的可能,因为它们配方成分的化学水平很高,也很复杂,你看看这些材料。”“可是……”周志明接过化验说明材料翻览着,说:“可是冯汉章的供词也自成一套逻辑,而我们这些证据又都不是那么肯定,总不能单凭着分析和推理来打倒他吧?”段兴玉点头说:“这是当然。他的供词显然是深思熟虑的,他料定我们手中的证据主要来自施季虹的口供,才敢这样有恃无恐地做文章,这倒也足见此人非同一般,我想,他的后台老板大概决不是什么威利之流。”“对了,我也这么看,一个财团,怎么会对941这种军工企业发生那么直接的兴趣,甚至这么不惜工本地进行非法情报活动呢?我想……会不会是这个!”周志明用食指在桌面上写了一个“D”字,“从过去我们破获的一些案件上看,他们对941的兴趣倒是很强烈。”“唔——”段兴玉望着桌面,点点头,说:“你是说,D3情报总局?”冯汉章到底是什么背景?不查清楚,整个案子就是一笔糊涂账,所以在元月二号,段兴玉决定南北分兵,陈全有和严君南下广东,设法请有关部门协助查证一下冯汉章口供中涉及香港的那些情况,他自己和陆振羽则北上赴京,准备请权威单位再重新对那架微型照相机和密写药进行鉴定和化验。陈、严的广东之行,他并没有抱多大希望,因为冯汉章在香港的活动不会没有掩护,想从那儿查出他的马脚来的确是件难以办到的事,倘不是出于无奈,他决不会花两个人日夜兼程去搞这种事倍功半的查证,这也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撞撞大运吧。至于他和小陆的北京之行,他却寄以十足的希望,他反复想过,对这些物证的检验,也许是认定冯汉章的派遣组织的唯一途径了。不知为什么,在他心里发出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这个案子不是已经进入了尾声,而是处在乱无头绪的开端。一大早,大陈和严君拿着两张全国铁路通用票登上了一列南去的火车,段兴玉和小陆现买了两张站台票也挤上了火车往北去了,办公室里只剩下周志明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埋头整理11·17案的卷宗。现在在他面前摊放着的,是从前门饭店冯汉章房间里搜查和扣押的物品,差不多已经分门别类整理完了,只剩下一个纸包还没有动过。他打开纸包,从里面倒出一堆碎纸片来。这是从一个垃圾篓里拣出来的碎纸。当时他们已经把冯的房间全部搜查完毕了,他一个人留在屋子里正和饭店楼层的负责人核对扣押物品的清单,几个服务员进来开始收拾这间客房。他看见一个服务员从洗脸间里拿出个纸篓来,好像是搜查中没有注意到的,便要了过来,伸手进去翻了翻,发现里面除了废烟盒、废包装纸外,还有些写着字的碎纸,他向服务员要了一张旧报纸,把这些碎纸拣出包起,带了回来。可这包东西,竟使大陈抱怨了好几次。“你成拣破烂的啦,把这些烂纸头拿回来干什么?这有什么价值?这倒好,按规定,拿回来的东西一律不能随便销毁,还得一张张裱起来入卷,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当时小陆站在旁边,冷冷地敲着边鼓:“人家是又要发现点儿什么,好一鸣惊人了。”他不以为然地冲大陈笑笑,“我抓空儿裱出来不就完了吗,即便没有证据价值,也许还有研究价值呢。”他没理小陆,小陆那阴阳怪气的腔调儿使他不舒服。他知道小陆对他的嫉恨未消,便尽量避免和他冲突起来,惹不起,总躲得起吧?写着字的这些废纸都被撕得很碎,他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勉强地拼接起来,裱糊在衬纸上,一共裱出三张。一张是一个账单,上边草草地记了些日常行住的花销,另一张记的是北京几个单位的名称和地址、电话。他看过这两张,都放在一边,又拿第三张来看,这一张撕得最碎,十八开大小的纸,竟撕成了三十多片。他把它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原来是一封信,一封很简短的信。冯汉章先生台鉴:你寄来的钱,已经收悉。病危入院的家父,于前天脱离危险后,即命我代为执笔,速寄一信与先生,以转达他的谢忱。他下周便可移榻回家了。看来他的病,迄今无大渐,你付予的帮助,使他在自己残烛之年又得到了一位热心的朋友。刘亦宽信上没落日子,他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看不出什么疑点,而且又没有信封,只好也放在一边,准备等将来审讯冯汉章的时候再做核查。忙忙碌碌地过了一天。晚上吃过饭,他一个人走进办公室,准备继续整理卷宗,刚打开保险柜,他却犹豫了。“得回去看看肖萌了吧?”自从年前在法院审判厅的过道分手以后,他们还没见过面呢。趁现在没有急茬的事,应该回去看看了,他把保险柜关上,锁好,然后骑车离开机关,往太平街而来。路过南州饭店,被一串从饭店大院里鱼贯而出的小汽车拦在路边,他蓦然记起那次下班后在这儿碰上季虹和冯汉章的情形,也不知道那次他们谈了些什么……小车队过去了,他却呆愣在路边没有动弹,一个令人为难的问题钻进了他的脑袋。“回去了,宋阿姨问起季虹的事怎么办?”他心里飘过一阵胆怯,上次他对卢援朝问题的守口,已经叫宋阿姨不高兴了,这次又轮上她的女儿,如果问了,怎么说呢?他又蹬起自行车,慢慢的,边蹬边想辙,辙没想出来,心里却愈加烦躁缭乱,这时候冷不防一个小伙子骑车从身后超过来,压住他半个车轮子,一拧把,把他别了个措手不及,歪在了马路沿上。那小伙子在他前面停下来。回头冲他咧嘴直笑,他定一定神,不由也跟着笑起来。“好哇你杜卫东,你敢别公安局的,不怕罚钱呀?”杜卫东带着一串笑,把车子滑到他跟前,说:“我跟公安局的缘分深,这不,我是二进宫啦。”“这次不算的。你现在怎么样,在淑萍他们家还好吗?”“还行吧,人家对我不错,我怎么也不能往人家身上抹黑呀。可是你们这些个警察呢,一出点儿什么事就总往我身上怀疑。你知道这次是谁抓的我吗?还是你认识的那个黑大个儿,这家伙,咱们这种有前科的人在他眼里,屎壳郎,一辈子都是臭的。”“这你可错怪人家了,实际上正是他在证据上发现了问题,才改正了错案,要不然你又该回自新河啃窝头去了。你现在还在941厂吗?”杜卫东像是很得意地一挺胸脯,“当然啦!”周志明突然想到什么,眉尖一挑,“哎,我还没吃你的喜糖呢,你们什么时候给我补上?”杜卫东非常郑重其事地答道:“对对对,不光喜糖,还得请你喝顿喜酒,淑萍以前也没告诉我,到现在我才知道我的新房原来就是你的家,占了你的房子,淑萍他们家老过意不去,整天念叨,结果现在我倒反过来老宽慰他们,我说,周志明跟你们是老邻居,跟我是患难之交,铁哥们儿,没说的,再说你现在也跟我一样,反正到别人家‘倒插门儿’去了,那家是高干,还在乎这两间房子吗?”周志明笑笑没说话,杜卫东话头一转,又说:“哎,对了,那天我可看见你那位了。”“我那位?”“就是施肖萌啊,现在我们厂没有不知道她的,外号都有了,叫‘施洋大律师’。我是在那天审判会上见到她的,厂里保卫处专门给了我一张票。嘿,说真的,你那位没治了。”“怎么没治呢?”“要口才有口才,要长相有长相,够派!比她姐姐漂亮多了。其实你说施季虹那模样配人家卢援朝也就可以了,可她还那么不知足,非扒上一个华侨不可,这事儿你听说了吗?那华侨叫张什么还是什么章的,据说比施季虹大三十多岁呢,都老没牙了,真的,不信你问去,我们厂的人都知道了,这叫什么?叫‘桃色新闻’吧?反正这种新闻传得最快,人家说,这次整卢援朝就是那老帮子出的点子。”周志明不置可否地笑笑,转移话题说:“你刚下班吗?”“不,今天我倒休,上卢援朝家帮他做家具去了,他们请了我一顿,这不才吃完。”“对了,卢援朝的家具我见过,那大立柜就是你的手艺吧?”“怎么样,手艺不赖吧,什么时候你办事,我也给你打,这还是在机修厂木工组打的底子哪。唉,卢援朝这下也结不成婚了,打出来这些家具都准备先给他弟弟结婚用了。”他们在路边就这么闲扯了半小时,直到脸上冻得发僵才握手言别。周志明回到施肖萌家时,已经七点半钟了。他看到大门前的空地上斜停着一辆漆黑发亮的“奔驰280”,心里不由一动,“是施伯伯回来了?”进了门,先进厨房擦了擦脸,从吴阿姨那儿,他知道施伯伯并没有从北京回来,在客厅里同宋阿姨说话的,是个刚刚到的客人。“小萌也不在家?”“不在。小萌这些日子好像不痛快,话也不说一句。唉,她爸爸也不回来。”吴阿姨重重地叹着气。他穿过走廊走向自己的房间,从客厅紧闭的门里,能听到有人在说话。一个洪亮的声音突然抬高了传出来,口气果断而自信。“这件事,市委政法部当然是可以过问的,……”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扭亮桌上的台灯,总觉得桌面上仿佛缺少点什么,想来想去,才想起玻璃板下面压着的施肖萌那张扎小辫的照片被她拿去了,心里淡淡的有点儿别扭。他拉开抽屉,在里面扒拉着想再找出一张好的来,找来找去不满意。在这一两年的照片里,她几乎都是那么一副冷漠,矜持,过于自信,过于固执的样子。他比了半天,挑出一张“傻笑的”塞在玻璃下面,好在并无娇嗲作态,总算傻相可掬吧。客厅的门响动了两下,宋阿姨和客人的说话声移到走廊里来了。宋阿姨好像是哭过一样,用伤风发哑的嗓子哝哝地说:“老乔,孩子出了这种事,真叫你操心了,老施偏偏这个时候又不在……”那个响亮的声音略略柔和了一些,“老施在北京的会也快结束了。我今天和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同志说了一下,季虹的事先不告诉他,让他安心把会开完,再说他的身体也不好,还是等他回来以后再说吧。老宋啊,你也不要太难过了,萌萌那样做还是对的,不要太责怪她,为难她了。她的那件事我也听说了,孩子现在心里也是不好受的,不管怎么样,他们毕竟是相好了一段时间嘛。以后我叫乔真多过来安慰安慰她。最近他们学校要分出一部分学生到外地去办分校,你知道这个事吗?乔真在学校里到处帮萌萌活动着留在总校,分校的学习条件太差,毕了业还要往外地分,要是现在能留就尽量争取留下来。乔真已被系里留下了。对了,你的腰痛病怎么样了?乔真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搞按摩的,据说在南州小有名气,约个时间叫乔真领你去一趟。”“这孩子,真难为他想着了,叫他以后常来玩啊。”宋阿姨有气无力地说。“现在一般的按摩大夫……”说话声又移动了,消失在大门口。门外,汽车响动了一阵,开走了。周志明听见宋阿姨的脚步声从大门那儿转回来,在走廊里拖动着,一声一声好像越来越近,他有点儿发怵,生怕她突然进来向他问起他没法回答的事,可那脚步声终于走进客厅里去了。他轻轻松了口气,也许宋阿姨根本就不知道他回来了,不知道也好。“可是萌萌呢,这么晚了上哪儿去了?”他闷闷地想。早上上班的铃声响过,严君走进办公室,心事重重地坐在桌子前。“怎么了,小严?”大陈投过一注怀疑的目光,“在广州两天没睡觉眼睛都没肿,怎么回来反倒……”她轻轻按摩了一下发肿的眼睛,想松弛一下哭酸的角膜,她一向自认为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可昨天,仿佛把一生所有的眼泪都流干了。唉,女人的眼泪。昨天下班的时候,小陆交给她一张字条,约她晚饭后去建国公园谈一谈,并且写明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为了自己请求她了。她一边吃着晚饭,一边琢磨着这封情辞恳切而又颇有点儿最后通牒味道的“约书”,心绪被难以名状的烦恼攫住。她如约来到公园门口,小陆已经等在那儿了,大概因为都觉得彼此的心情和公园里的环境气氛不大相称,所以他们没有进去,而是顺着马路向西走去。在路灯如豆的寒气中,她看见了街头拐角处那片在风中摇曳的光影,不觉依稀记起三年前在施肖萌去自新河探望周志明的前一天晚上,她同她也是沿着这条大街走向那个幽暗的拐角的。过了拐角,他们没有停下来,继续默默地往前走,走了一会儿,小陆开口了:“小严,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你答应我吧,我,我爱你。”他的声音中夹带着胆怯的颤抖,听起来怪可怜的,她聚集在胸中的烦躁倏地溶解了,心平气和地说:“你看,现在案子这么忙,不是考虑这种事的时候吧。”“哼,干咱们这行的什么时候不忙呢?你们从广州空手而回,我们在北京四处碰壁,物证虽然留在了北京,可是究竟能不能检验出来,什么时候才能检验出来,都是没准儿的事。这个案子要是一拖拖上十年二十年,难道让我们也跟它一起长期挂着吗?”“小陆,我们做一个好朋友吧,我们原来就是好朋友,这样不是很好吗?”“这么说,你还是不同意啦?”话中似乎挟着些隐隐的威胁。“我很愿意和你做个普通的朋友,我们保持一种亲密的友谊关系何尝不好呢?”她几乎是用了恳求的语气,心里却有点儿冒火儿了。“我就那么使你讨厌吗?”小陆咬着牙问。“我并没有说讨厌你,从来没有,但你要求的那件事,无论如何不行。”“为什么不行?”“别问为什么。”“你总有个原因,我一定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说不清了,别问了,我还有事,我们分手吧。”她觉得无法再谈下去了,转身离开他,大步往来的路上走去,刚走出几步远,猛然听见他在身后说道:“我知道,我长得不如周志明漂亮!”这句话使她全身像顿点儿一样顿住了,她转回身,冒火的眼睛直盯着那张在夜幕中变得模糊的脸,陆振羽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子弹一样打在她的心上,“可你,也并不比施肖萌漂亮!”“你!”她舌根发僵,“别忘了你还是一个公安干部,说这种无聊的话,太无聊了!”“对,我是无聊,可你和周志明,你们有聊吗?”“小陆!”她从来没有这样厉声喊叫过,以致把他弄得一愣。“好吧,”他说,“你用不着发火,我明白就行了,我不会妨碍你们的,可是请你们也别再拿一件破毛背心之类的玩意儿把别人涮着玩儿!”他过街走了,怒气冲冲地走了。她强撑着回到家里,扑在床上嘤嘤地哭起来,委屈的泪水湿了一片枕头。几年了,她的感情所受到的冷遇,她的苦苦的,毫无希望的等待,从未得到过一丝一毫的同情和安慰,她得不到自己的所爱,又不能下决心当着小陆公开否认这爱的存在,大概,人生最苦,莫过于有苦说不出了。她感觉到大陈关切的目光还停留在自己脸上,连忙强作轻松地拢了拢头发,说了句:“没什么,昨天睡晚了。”“今天我们俩到941厂去一下,找卢援朝再谈一次,需要他亲笔写的证据材料得请他赶快写出来,介绍信我已经开好了。”大陈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公文包里装笔记本。她从抽屉里取出自己的公文包,正要和大陈走,段兴玉走进来了。“今天上午都不要出去了,纪处长要召集咱们开个会。”“召集全科吗?”大陈问。“不,就你们这个组。走吧,现在就到会议室去吧。”“什么事啊?”“我也不知道,刚才纪处长在走廊里对我只说了要开会。”他们坐在会议室里,等纪真来,空气中蔓延着百无聊赖的沉默。她的目光在长桌对面大陈的脸上茫然地停了一会儿,滑向左边的小陆,小陆沉着脸,狠劲儿地抽烟,再左面的位子上,周志明两手托在后脑勺上,眼睛望着天花板,一眨一眨的不知在想什么。公务员小范走进来,在长桌的一端摆下一只公用的茶杯,在里边放了些茶叶,沏上水,盖好盖子走了,他的动作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可是谁也没说什么,“会不会是市局的头头要来听汇报?”她胡乱猜想着。果然,两分钟后,纪处长陪着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走进会议室。那人六十来岁年纪,胖胖的,用严君的标准看,风度很不错。他热情不拘地同每个人都握了手,然后才在座位上坐下。“这是市委政法部的乔仰山部长。”纪真介绍着说:“乔部长今天专门来同我们一起研究一下11·17案的情况,特别是对有关人的处理问题。乔部长,要不要先把全案的情况向你汇报一下?”“基本情况我都知道喽。”乔部长摆了一下手对大家说:“你们这一段工作还是很不错的嘛,有成绩,很辛苦,我们都是了解的。”他用茶杯温暖着双手,又说:“我来,主要是想和你们研究一下对施季虹的处理问题。你们都知道,她是我们南州市市委政法书记施万云同志的女儿,她犯了这个错误,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市委是很重视的,要求尽快地,严肃地加以处理。不能因为她是干部子女就另眼看待,法律面前是要人人平等的嘛。老纪呀,她的问题是不是都查清了?”“她的问题基本是清楚了,可是主犯冯汉章的眉目还比较模糊,我们可以抓紧一下,争取尽快结案吧。”纪真说。“施季虹的问题既然已经搞清,我看可以先行处理,倒不必等着结案。她的羁押时间快半个月了,从时间上看也不宜再拖太久,我们可不能搞‘四人帮’‘久押不决’、‘以捕代判’那一套啊。”纪真先是迟疑了一下,随即笑着说:“对,我同意这个意见。老段,今天趁乔部长在这儿,我看索性把对施季虹的处理意见定下来,这样也省了以后上上下下的许多公文往来了,今天研究定了,咱们就可以直接成文往上报批了,啊。”“行。”段兴玉有点儿勉强地点了一下头。乔部长先开口说:“政法部的意见,劳动教养三年。”他用征询的目光环视了一圈,笑笑,又说:“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太重了?我刚才说过,正因为她是干部子女,才更要严肃处理,法不阿贵嘛!”大家闷着声,谁也不说话。过了片刻,纪真首先打破沉默,迟疑地说:“我看,可以吧。”严君把打开的记录本合上,她知道这个会议该结束了,因为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无须经过检察院的起诉和法院的判决,而是由公安局直接呈报市政府,再由市政府发“劳教通知书”就行了。既然政法部长和公安局的主管处长意见一致,事情便算是大概定局了,他们这些普通干部还能有什么争议呢?但是,出乎她的意料,她刚刚合上本子,斜对面的周志明却偏偏开口了。“我有个不同意见,能说吗?”“说吧,畅所欲言嘛。”乔部长嘴上虽然这么说,但脸上分明露出些意外的神情。周志明把身子往前靠了靠,说:“我有点儿糊涂了,施季虹诬告卢援朝,情节应该说是很严重的了,在这之前,她还多次向冯汉章提供我们军工生产的机密情报,还有盗窃江一明住宅这件事,目前虽然不能完全查实,但她的嫌疑最大,就是不算这件事,不也足以构成反革命间谍罪了吗?为什么不追究刑事责任,而要给个行政处分呢?我看不是重了,而是轻了,轻得……有点儿没道理。”这一席话,把屋里的空气弄得有些紧张,严君偷偷看了一眼乔部长,见他还把手捂在茶杯上,脸上似笑非笑的。“怎么,你认为施季虹是反革命,是吗?”“她的犯罪性质当然是反革命的。”“啊——嘿嘿,”乔部长淡淡地笑了两声,“不能那么说吧,过去在‘四人帮’时期,只要犯了罪,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扣上一顶反革命的黑帽子,什么反革命小偷犯、反革命强xx犯,多得很哟。现在我们要给人戴这顶帽子,可不能那样简单喽。现在的政策界限是很分明的,鉴于前几年的教训,对于反革命的认定不但要加倍谨慎,而且还非得规定下一些严格的框框不可。我查了一下最近的有关文件,反革命确切的含义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这句话将来是要正式写进《刑法典》里去的。别看只是这么短短的一句,却是很科学很严谨地叙述了反革命犯罪的构成。啊——,比如说,一个人干了危害国家的事,但他事先并不是抱了反革命的目的,这类情况就不能以反革命论处,否则不是又成了‘四人帮’那一套客观归罪的搞法了吗?我们可不能再这么搞了,也不管人家主观上有没有反对革命的想法,统统按反革命打翻在地,这样还有不搞冤假错案的?那么,什么叫以反革命为目的呢?我也查了一下,具体地说,就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施季虹的供词我看了,她无非是想通过冯汉章的关系到外国去留学嘛,留学也不是坏事,坏就坏在她使用的手段是错误的,最后被敌人利用了,但作为她本人,充其量不过是个个人主义泛滥,道德品质败坏嘛,还不能够以此就断定是居心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至少我个人看是不能这样推演的。”乔部长停下来,又是一阵沉默。严君本来是下决心站出来支持周志明的,可现在却踌躇了,乔部长讲得似乎也很有道理,她心里有点儿拿不准了。只听乔部长又说:“你刚才说到的所谓提供军工生产机密,不过是她向冯汉章讲了一些零配器件的进货数量,当然喽,这的确是不应该对外透露的,但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无限夸大,对不对呀?至于诬告卢援朝的问题,因为毕竟没有造成恶果,所以也应该按照‘未遂’从轻处理,你的意见呢,老纪?”纪真点头说:“我同意乔部长的意见,按乔部长刚才的分析,劳教三年也不算轻了。哎,老段,你发表发表看法?”段兴玉用迟缓的动作在烟灰缸的沿上搓着烟头儿,踌躇地问道:“乔部长,对施季虹劳教三年的处理,市委政法部是不是已经做了正式决定?”乔仰山说:“政法部只是个建议,你们是具体办案单位,我们总该把意见统一起来嘛。”段兴玉哦了一声,没有再说话,似乎还在考虑着什么。这时候,会议室的门开了一道缝,有人探进个头来,轻声说道:“大门口有人找周志明。”“哪儿来的?”周志明抬头问。“自新河农场的,姓丁。”周志明把征询的目光投向纪真,纪真问:“你还有其他意见吗?”“没有,我仍然认为劳教三年的处理略轻,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国家情报,诬告别人,这都不算犯罪?我想不通。其他的没有。”“好,”纪真板着脸,“你会客去吧。”周志明出去了,屋里气氛很僵,没人吭声,半晌,乔仰山转脸对纪真问道:“这年轻人叫什么?”“周志明。”“啊,果然是他。”“乔部长知道他?”“噢,前几天我们找施季虹的母亲谈话的时候,她反映她的小女儿施肖萌最近与周志明关系很坏,主要原因好像是周志明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呃——”他停顿了一下,大概觉得这种场合是不便具体加以说明的,话头便绕开了,“至于周志明和施季虹的关系,那就更紧张了,因为施季虹曾反对过她妹妹和周志明的恋爱关系。老纪,这种情况……周志明继续参加这个案件的工作是否合适,你们没有考虑过吗?”“这个,原来我们也考虑过让他回避的问题,可是……”“回避,在法律上也是个制度嘛,不是相信不相信哪一个同志的问题,恰恰相反,是爱护同志。再说,谁也不能保证没有人在办案中自觉不自觉地掺杂进个人的好恶恩怨嘛。”“也好,”纪真敲了一下指头,“老段,乔部长的意见是对的,我考虑小周还是回避一下的好,你看呢?”“我不同意。”段兴玉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熄掉的烟从嘴上拿下来,很干脆地说:“周志明不是侦查对象的直系亲属,按规定不在必须回避之列。他做侦查工作这些年,各方面表现大家都是清楚的,还没有发现他因为个人感情或者私人利益而影响公正侦查的问题,在这方面,对这个同志应该是信任的。”纪真表情复杂,语气缓慢,似乎是一边斟酌一边说道:“如果……说到侦查员的职业品质,我倒又想起他曝毁胶卷那件事了。当然,客观上是反了‘四人帮’,政治上是对的,这是应该承认的。但就这件事本身来说……怎么说呢?反正我是做不出来的,老段,换上你怎么样?你搞了三十年侦查工作了,你说说。”段兴玉还没有答话,乔仰山对着陈全有问起话来:“你是周志明的组长吧?你谈谈看法嘛。”大陈嘴角嗫嚅了半天,才挑选着词句说:“要说周志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这个同志的最大特点是责任心强,呃——,的确还没有发现过在办案中感情用事现象。至于,至于,纪处长讲的那件事,呃——,我个人的看法,作为周志明本人来说,这个这个,当时的动机还是反‘四人帮’的嘛,人家贴了反‘四人帮’的诗词,他才保护了人家,又不是跟他沾亲带故,其实他也并不认识人家……”“不对!”一直沉默不语的陆振羽突然阴沉沉地打断了陈全有的话,“不是那么回事,这件事的底细我都清楚。”严君抬起头,茫然地向小陆望去,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上。“我也是才明白的,他在广场事件中保护的那个人不但和他认识,而且还有特殊的关系,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施季虹。我是在前几天审讯的时候认出她来的。”场面猛地静了下来,谁都想不起该说些什么。严君觉得脸上涌满了滚烫的热血,陆振羽的面孔刹那间变得那么丑恶,丑恶淹没了正义和美好!她真有点儿受不了了,“你拿出些公正和良心来吧!”她竭力用牙咬住嘴唇,压制住冲向喉间的怒喊!纪真摊开两手,对段兴玉说:“我早就想到了,这里总有一点儿原因嘛。”乔仰山打开茶杯盖,并不去喝,只是无动于衷地嘘着水面上的茶叶,静了一会儿,才用总结性的口吻说:“这件事嘛,反‘四人帮’这个大的、基本的方面还是应该充分肯定他的,至于其他,我看,不去提了吧。”没人再说话,大家又缄封了嘴巴,沉默到各自的思绪中去了。乔仰山吹了一会儿茶叶,把茶杯盖又盖上,然后专门把脸冲向段兴玉,说道:“怎么样,你们再研究研究,看看叫他回避究竟合适不合适呀。”段兴玉想了一下,说:“我的意见是不回避,既然在侦查、收集证据阶段都没有回避,为什么到了结案阶段反倒要回避了呢?不过,这只是个人意见,按法律规定,决定侦查人员是否回避的权力在侦查单位的负责人,这件事儿,处长定吧。”“还是让他回避吧。”纪真不加犹豫便说。“那我通知他。”段兴玉冷漠地点了一下头。纪真想了想,又嘱咐说:“不要采取简单通知的办法,要专门找他谈一谈,做做解释工作,不要让他有什么思想负担,这不是不信任他的问题,而是……”段兴玉摆了一下手:“放心吧,他不会想那么多的。”话音还没落,周志明出现在屋子里,严君没有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他显然已经听到了刚才的决定,默默地走到长桌跟前,收拾自己放在那儿的笔记本,用平静的声调对纪真说了句:“我执行回避。”便向外走了出去。气氛变得更加沉重,冷冷的,像灌满了冰冻的铅。片刻,乔仰山把目光从面前的茶杯上抬起来,环视了一圈,用洪亮的、若无其事的声音说道:“继续开会吧。”散了会,大家都下楼吃午饭去了。严君看见周志明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不动窝,迟疑了一下,留住了脚步,等楼梯上杂沓的脚步声渐渐平静以后,才轻轻对他说:“别想了,吃饭去吧。”周志明仍然没有动,胳膊支在桌沿上,一只手插进厚厚的头发里,两条长长的眉毛打成一个团。严君又说:“其实,回避倒也松快,反正这个案子的精彩部分你都参加上了,现在进入了结案阶段,剩下些扫尾工作、清理工作,不干也没什么,你……”她觉得枯肠索尽,实在找不出什么宽解的话了。周志明仰起脸,若有所思地望着她,半天才说:“我是觉得这样做对他反而不好,反而不好……”“谁?”她莫名其妙地眨眨眼睛。“对季虹的家里,对她爸爸,对市委,对党的威信,都不好。决定教养而不判刑,就意味着她的行为不算犯罪,出卖国家情报都不算犯罪,这是明明白白的姑息养奸,群众会怎么想?”“咳,”她拦住他的话,“你把心都操到哪儿去了。”耽了少顷,又放重语气,说:“志明,有句话我一直不想跟你说,可现在我觉得应该跟你说,你……应该在事业上有个稳定的环境了,生活上,也该有个幸福的家庭了,这些,其实都已经摆在了你的面前,你,你不要破坏它。这个案子,你不再插手,对你只有好处,况且,况且一个政法书记的女儿,判教养三年也就算可以了,总比一点儿不判好吧?”“政法书记的女儿就可以重罪轻罚吗?”周志明没有被说服,反而情绪激动地站起来,好像要冲她发一顿火儿似的,但却没有马上接着说下去,隔了一会儿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平静地说:“你知道,我也是个干部子弟,从感情上,我特别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真正有威信,真正受尊敬,受爱戴,因为在人们的眼睛里,他们是代表了党的。所以我一看到有些领导干部办些不自觉的事情,心里就沉甸甸的放不下。你说我操心太多了,对了,我是太爱操心了,没办法呀。现在常常能听到对党发牢骚和抱怨咱们国家的话,说实在的,不管这些话有没有道理,我在感情上都是不痛快的,就好像别人骂了我自己的爹妈一样,总忍不住想跳出来说几句解释的话、维护的话。可是有时候,我自己也忍不住要发牢骚,因为看到的那些事,更叫人不痛快。”严君沉默了。“小严,你不觉得乔部长今天专程到这儿来讲的这番话,在冠冕堂皇里面掺杂着私情吗?我是觉出来了。我并不是为了我的回避而生气,就说是正常工作中量刑偏轻,那也没什么。可乔部长以政法部的名义跑到办案单位来直接定调子,而且又轻得失去了原则,纪处长不认真考虑就随声附和,这难道是正常的吗?我知道我提意见没有我的好处,可我偏要提,把话说出口,我心里就无愧了。”“唉!”严君不能再劝什么了。中午,她从食堂回到办公室。屋里只有小陆一人独坐桌前闷闷地抽烟,她连看也没有看他,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拉开抽屉,取出一本书看起来,就像屋里没有他,就像上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她现在对小陆反而很平静了。“你恨我吧?”小陆阴沉沉地把一口呛人的烟气吐过来。隔壁,有人在打扑克,一阵喧哗笑骂声穿墙送过,把这间屋子里半凝固的酸苦的空气稍稍冲淡了一点儿。窗外,大概很远的地方,噼啪地响起了零星几声鞭炮,像是急性的孩子在催促着春节的到来。鞭炮声很脆爽,听来仿佛是从自己压抑的心里迸出的几粒小气泡。“我可怜你。”她竭力平静地说,连头也没抬,但却能感觉到他射来的疑惑的目光。“我上午只不过是披露了一下事实,难道也有什么不对吗?”小陆朝天长长地喷了口烟气。“行了,”她抬起头来,“又没有人谴责你,既然你问心无愧,何必要急着表白解释呢?”“我看得出你生气了,你恨死我了。可我声明,我揭发他绝不是为了你,绝不是!”“你揭发他?你有这个资格吗?对他你只欠着情分,只有感激的义务,报答的义务,而没有落井下石的权利!要是我,绝不为了你那点儿本来就活该的委屈去坐牢!”她压不住一腔的愤慨。“他为我坐牢?难道当初是我请他曝毁我的胶卷的吗?哼,现在一说起来好像都觉得我欠了他多少恩典似的,我就不服这个气!”“你的胶卷?那是你的耻辱,耻辱!”“得了,别跟我来这一套了,你没镇压过群众?周志明没镇压过群众?没镇压,你们七六年上广场干什么去了?说穿了,他当时要不是为了未婚妻的身家前途,也未必要毁那个胶卷,不然,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为什么一直守口如瓶呢?不就是想让人说他是出于公心吗?这点把戏我还不明白吗?哼,我看咱们全一样,谁脑袋顶上也没有一层圣洁的光圈。”严君气得直打哆嗦,“你,你当然不会懂得他的,他为什么要毁掉胶卷;为什么挺身出来承担牺牲;为什么不把救命之恩告诉给当了政法书记的施万云同志和他的一家。不!你根本不懂,他的为人,你是绝不会懂的!”陆振羽的嘴巴鼓了鼓,她完全想象得出他内心里已经把她和周志明想到什么阴暗的地方去了。她镇定地等待着难以入耳的讽骂,可他却一句话也没有再说,只是把烟狠狠地拧灭。她也不再理他,把头埋进书里。然而又怎么能看得下去呢?她的心里乱纷纷的。的确,以那样一个理由决定周志明对11·17案的回避,是不公正的,但这不公正却并不全然是陆振羽泄私愤所能造成的,他不过是用这个胶卷的事情印证了乔部长和纪处长的偏见,可他们,这么有水平的领导,干吗要死抱着那个没道理的偏见呢?天下总还有这么多叫人憋气,叫人想不通的事儿!自从和小陆发生这场争执以后,她心里一直堵着口闷气。一到夜里躺在床上,思绪便像脱线的风筝,漫无方向地飘来飘去,她一连失眠了好几个晚上。这天早上醒来,窗外还是一片漆黑,她脑袋昏沉沉的,睡不着也不想再睡,心烦意乱地拧开灯,穿起了衣服。隔壁房间里的灯也亮了,隔了一会儿,传来姑妈睡意蒙碦的声音:“小君,怎么起得这么早?还不到六点啊。”“我到菜市场转转。”她一边系着扣子,一边敷衍地答着。“哦,你看鸡好就买一只来。”姑妈咕噜了一句,关上了灯,一阵吱吱嘎嘎床板响动,又没声儿了。她好久没有光顾菜市场了,没想到菜市场还真是这么早就开了张。波浪形的瓦顶上吊着的日光灯熠熠亮着,水泥地面上薄薄地喷了层水,踏上去很舒服。架子上,蔬菜的品种虽不多,却按照对称颜色摆得井井有条。在宽大的肉案上,新搭上来的几大片猪肉红白鲜明,很是诱人。她买了只肥鸡,又四处转了转,水产部已经排上了一列不算短的队伍,只有油盐酱醋的柜台前冷冷清清,但从那儿飘溢出来的混合着酱油、熏醋和五香粉味道的空气,却弥散在整个菜市场里。她小时候是最爱闻这种富于刺激性的气味的。淡淡的,儿时的回忆倏地变成了一种强烈的憧憬,对未来生活的渴望突如其来地撞上了她的心头。这是她从未领略过的一种渴望。真是活见鬼!像她这么个事业心极强,一向视家庭生活为琐屑的人,此刻竟突然向往起贤妻良母的人生来了。啊——,真该有个自己的、暖暖的家呀!这温馨的向往反而使她打了个寒战,心里酥酥地有股凉气窜上来。她不由加快了脚步,跑起来,逃命般地跑出了充满着馋人气味的菜市场。想这些干什么呢?也许注定她就该是个悲剧人物吧!她回家放下鸡,骑车来到处里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没上班呢,楼里挺静的。来到办公室的门口,发现门是虚掩的,里边有人在窃窃地讲话,她推门的手不由自主缩回来。“这事,你还和别人说过吗?”是段科长的声音。“没有。”这是周志明。他们来得这么早,在谈什么呢?听两个人的口气,好像是谈一件关系重大而又不愿意示人的事情。“我不想叫别人为难。”周志明又补了一句。“可你毕竟……你想过后果吗?”“想过,不会有多严重的。三中全会都开过了,我怕什么。我是觉得,既然干了侦查员这一行,索性就彻底干好它。科长,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么做有不妥当的地方?”“不,你要先和我讲了,我还说不定跟你合个伙儿呢。既然你已经做了,那就先等着看看结果再说吧。另外,昨天我和大陈在局里碰上马局长了,大陈把决定你回避这件事向马局长提了意见。你看大陈这个人,一向不爱多惹事的,这回居然主动提了意见,连我都很意外。”楼下响起杂沓的脚步声,间或夹杂着大声的问候,上班的人陆续来了,她只好推门打断他们的谈话了。“嗬,来得真早啊。”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笑着同他们打招呼。“你早啊。”段科长随口答了一句,出去了。她扫了周志明一眼,看见他的桌子上摆了科里的录音机,旁边摊开着记录稿纸,便笑着问道:“这么早就干上了?”“没有,我也是刚来,”他答道,“311案有好几段审讯录音当时没有整理成文字,我现在居闲了,干脆整理出来算了。”“噢。”她站在他的桌前,很想问问他们刚才谈的事情,话没出口又憋住了。她并不是那种以窥探别人的秘密为乐事的女人,但是刚才听到的只言片语,却深深地使她不安。她多么想知道个清楚,多么想替他分担一点儿忧虑和风险啊!小陆进来了,把他的灰色马桶包往桌上一扔,用冷冷的、看破一切的眼光斜了他们一眼,那神情,活像是又发现了别人的什么丑事。周志明打开录音机,手上的笔随着转动的磁带刷刷地写起来。她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从抽屉里拉出一张报告纸——这是大陈昨天推给她的任务——在眉头写下一行洒脱清秀的钢笔字:关于对施季虹实行劳动教养处分的请示房门打开,她抬起头,看见段兴玉从外面走进屋子,身后跟着愁眉苦脸的大陈。大陈的眉端和嘴角都朝下挂着,一路嘟囔着走进来。“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周志明不能干了,你又抽出去干别的,案子还没完就这么釜底抽薪,你叫我怎么干呀?”“你们三个人还搞不了一个扫尾的案子?再说,我又不是抽走不管了,只不过是临时去一两天嘛。”“科长要去哪儿?”她问大陈。“市里要开个法治座谈会,非叫他去不可。”大陈发牢骚似的回答。段兴玉一边准备着要带的材料,一边说:“市委政法部请公检法系统的一些干部开个座谈会,分三期,每期座谈一个专题,局里要咱们处去个人,纪处长非要我参加一下不行。今天是第一期,讨论人治与法治问题。下一期是权力与法律问题,第三期……”“这有什么讨论的,”大陈插嘴说,“谁还不知道现在应该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呀。”“光简单提倡不行,总得从理论上搞清楚嘛。”“算了吧。”小陆突然开口了,还是那个阴沉沉的腔调,“什么法治不法治,我早看透了,到时候还是领导说了算。就说咱们公安局吧,局长下令拘留什么人,处理什么人,谁敢抗命不从?”“你看,”段兴玉对大陈笑道:“这屋里不就有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吗,小陆说的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国这么穷,文化这么不发达,老百姓受了委屈要告状,说实在的,大概连状子怎么写,法院的门朝哪儿开都不清楚呢。再加上吃法律饭的又少得可怜,所以要想解决问题,还得去找官儿,能不能得到公正,关键还得看那位地方长官的好坏。不要说那些个天高皇帝远的山沟沟了,就是咱们这样的大城市、大机关里,长官意志实际上还是不能少的,这算不算人治呢?所以究竟该怎么看待人治,人治的提法是否科学,人治法治的相互关系怎么样,这些问题我看很需要研究一番呢。”段兴玉看了一下表,“行了,我得走了。你们先抓紧时间把全部案卷材料都整理出来,审讯记录按时间顺序先装订上。小严,录音磁带都要编好号,可不要一忙就搞乱了。”“不会的,”她敲敲身后的大木柜说:“我都编好放到柜子里了。”“不对吧?”小陆又阴阳怪气地插嘴,“11·17案的磁带,外面还有呢,瞒不了我。”这家伙实在讨厌,她扭过脸,故意不去理他。“外面没有了,我知道。”大陈对小陆说,“昨天下午是我和严君一块儿清点编号的,都锁在柜子里了。”小陆站起来,把手指向埋头在录音机前的周志明,说道:“他在听什么?听的就是11·17案的带子!”“他听了怎么啦?”严君恨不得要大吵大闹了。“怎么啦?处里已经决定小周回避了,为什么还要接触案子的材料?又是你叫他帮忙整理录音,对不对?”段兴玉望了望小陆有些激动的脸,转脸面对周志明,淡淡地问:“是11·17的带吗?”“不是,”周志明摊开两手,“我是在整理过去311案的带子,这有两盘当时没整出来的。”“是吗?”陆振羽冷笑,“你们不是老说我的耳朵灵吗?311的带子里,我怎么听出冯汉章的声音来了,啊?”周志明气得挑挑眉毛,“啪”的一声按下了放音键,“你听吧!”他调大了音量。大家都屏息听了几句,大陈说:“是311,这是徐邦呈嘛。”“等一等,”段兴玉突然一摆手,又专注地听了一会儿,眼睛闪出一种奇异的光,“小严,拿冯汉章的录音来听,还有他的照片,也拿出来,小周,你把徐邦呈的照片拿出来!”屋子里的空气骤然绷紧了,小陆还没回过神来:“怎么——”“嘿!”大陈一拍脑门,“明白了!又要出奇迹啦!”照片、录音带、案卷都摆在了桌子上。周志明嗫嚅地问了句:“我该离开一下吧?”“不用吧?”大陈面向段兴玉,不知是答还是问:“这不算是11·17案,算是311案,你可以不回避嘛。”段兴玉瞥了大陈一眼,对周志明做了个难以察觉的微笑。“对,算311案。”冯汉章一走进审讯室,便感觉到气氛有点儿异样,他在被捕后接触到的几个反间谍人员差不多都到齐了,在审讯室长大的桌子后面间隔错落地坐成一排。但是气氛与往日之有所不同,似乎还不在于今天审讯阵容的庞大,也不在于他们每个人眼神中流露出来的那种踌躇满志的沉着,究竟在什么?他并没有时间去分析,也许仅仅是在于他敏感的下意识吧。他的目光在屋里游移了一下,便和那位显然职务最高的人的锐利注视碰在一起了。他并没有回避开,竭力使自己坦然自若。他们已经打过好几次交道了,过去和现在。而他至今只知道他单姓一个段字,至于他在这几个人当中的最高身份,不过是一种判断而已。如果能知道他的确切职衔就好了,那就可以从对手的具体级别上,分析出自己在公安机关眼里的价值。“你的手术做得不坏。”姓段的突然用这样一句话敲响了开场锣鼓。“什么手术?”他的一颗心差点儿没从嘴里跳出来,声音也控制不住地慌乱起来。“整容手术啊。”对方轻描淡写的语气活像是在拉家常,“不仔细看的话,你简直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单眼皮成了双眼皮,鼻梁骨也挺起来了,嘴巴上的黑痦子也不见了,再加上一个绅士的发型,一副学者的金丝眼镜,比起三年前,可体面多了。”他呆呆的,恍然觉得自己置身在另一个地方。房间也是这样明亮,靠墙是一圈大玻璃门的书柜。从书柜顶上垂挂下来的一簇暗紫色的吊竹兰是那么耀目,这种越南彩竹兰在这里是很稀罕的摆设。……好像那间屋子的空气不太好,浓烈的烟草气息中又混杂了一种像是变了质的香水味儿。“不仔细看,你真的变成另一个人了。”马尔逊当时也是这么一句话。“我得恭喜你,你比以前漂亮多了,至少是年轻多了。”这是马尔逊第一次用“你”来称呼他,当然是一种亲昵的表示。“风度也改了。”霍夫曼在一边随声附和,“我们向沃尔夫医生提出的要求,是商人气质中带一点儿学者味道,看来,手术和化妆都是成功的。”这是三年前一个晴朗的上午所发生的情景,他那时还膨胀在对未来的无尽幻想中,没想到使他在三年后重温起这段记忆的,却是从审讯台后面传出来的这句何其相似的话……“你不懂我的意思?”那锐利的目光还在灼灼地烧着他。他眨巴两下眼睛,没有回答。只要拖上半分钟,脸上的火,身上的汗就都能冷下来,“镇静点儿,自然点儿,”他心里直喊!见鬼,你的训练、经验、素养,都到哪儿去了!好,来了!他的脸上慢慢堆起似懂非懂、莫名其妙的表情,用手摩蹭着腮帮子,随和地笑了一笑。“啊,啊,这些天我是瘦多了,虽说你们这儿监狱生活还不错,可毕竟……”对方打断了他的话,语气虽然还是那么淡淡的,却有着一针见血的直率。“我想,你也算老手了,你是应该明白现在的局面的。我们不是初交,三年前,你的名字叫徐邦呈,那次让你骗得了手,还想故伎重演吗?”这几句话把他最后一线幻想彻底打碎了。毫无疑问,姓段的是一位审讯的行家,像这样绕开常规的由浅及深的盘问而突然直接地提出结论,使对手在急转直下的情势前猝然无措,就显示了审讯者的经验与气魄。他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勉强挤出些笑,想保持住脸上的轻松感,冲审讯者点了点头,似乎是想感谢他这么干脆地截断了自己那本来已经毫无意义的侥幸心理。冷静了片刻,他沉沉地问:“你们想知道点儿什么吗?或者,就这么枪决我?”他注意到姓段的没动声色,而坐在桌边的那两个三年前陪他上仙童山的人却相顾对视了一眼,也许是对他这么快就放弃招架感到意外吧,他这样想。“你是危害了祖国安全的叛国分子,罪行是重大的,”姓段的这几句话中,带着明朗而不夸大的威胁口吻。“你说得不错,现在你确实是处在了生与死的路口上,要看你自己如何抉择了。”他把头低低地垂在胸前,但内心里却并没有像某些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产生什么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完全明白一个落网间谍除了屈服别无它路。他现在之所以垂下头不作声,是要故意用一段时间来做出痛苦思索的样子,以便使审讯者感觉到他有一个从犹豫到决断的过程,否则,他们可能会怀疑他的投降又是一囊仙童山之类的计谋,会把他的真话也当成假话。他知道,一个间谍,只要不被枪毙,就不能算是山穷水尽、生机断绝。例如:克格勃的著名间谍伊丹诺夫,还有化名为朗斯达尔的帕霍莫夫,甚至连那个“千面人”阿贝尔,还不都是被克格勃从外国的监狱里营救出去的吗?怎么能肯定这些尽人皆知的先例不会在他身上重演呢?这些年,他的忠勇可嘉的干劲儿已经博得了马尔逊的器重和爱惜,这一点他还是自信的。也许用不了多久,D3情报总局就会随便在哪一个国家里抓个中国人来换他回去。在间谍世界里,只要人活着,什么奇迹都是可能的。俗话说得非常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留得青山在”!向审讯者请求宽恕是简单的,只要态度显得真诚就行,做到这一点对他不是个难事,难就难在后面要交待的实际问题上,的确是要费一番斟酌的。审讯台上放了一架日产的录音机,静静地转动着。他先泛泛地谈了一遍在国外如何被特务机关招募,如何接受训练等情况,谈得极为笼统。看起来姓段的暂时也不打算在这些问题上花太多的时间。接着他开始谈到霍夫曼,也许中国公安机关多少掌握霍夫曼的一点材料,不管掌握不掌握,作为他的顶头上司,他的训练者和派遣者,他总得说出他来。马尔逊他也谈了,像这样高级的情报头子,对任何国家的反情报机关都不会是个秘密。姓段的手里不停地翻着一沓材料,有点儿像他在三年以前在这儿写下的笔供材料,果然,预料中的那个问题提出来了——“你三年以前那次潜入的任务是什么?”这也是必须照实答的问题,关键是“留得青山在”!于是他不假思索地说:“那次潜入是对我的实习性派遣,任务是‘专勤交通’,是要在南州市的一个秘密无人交接点里放几样东西,就是在我被捕时你们缴获的那几样东西,还有经费。噢,那个信号机和那张地图不算在内,这两样东西是为了防备我被捕而专门为假口供预备的物证。”“那个无人交接点在什么地方?”“市北区,红卫路,前些天我路过那儿,好像现在又改回到它的老名字去了,叫……健康路,大概叫健康路。在路口拐角那儿有一堵凹进去的墙,上面有个不大惹眼的墙洞,这不知道是他们什么时候选好的交接点,选得并不高明,我去了几次都因为附近人太多没有放成,后来我准备冒险夜里去放,结果下午就让你们抓住了。另外,马尔逊还给了我一项任务,就是要我在南州另外物色一处无人交接点,当然,也没物色成。”姓段的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停留,接着问下去:“你现在的代号还是1127吗?”“不,我的代号是2711。因为我的生日是十一月二十七日,能记得清,所以马尔逊就用这个数字做我的代号。按照外文的书写习惯,日期要放在月份的前面,所以就是2711。如果反过来用,就成了我的危险信号。在那次被捕以后,我写给使馆的那封关于‘三月行动’的联络信中,就是用的1127这个号码,所以实际上这封信就成了一封报警信了。”他边说边仔细地向上观察着,审讯者的脸上似乎很漠然,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惊讶来,“真是碰上硬手了!”他心里直叫苦。“你从仙童山跑回去以后又怎么样了?”“我?我当然是不想干了,可他们强迫我干,他们是不肯放过我的,因为要找到像我这样的文化程度而且符合他们条件的中国人,毕竟是不容易的。这些年D3情报局对941厂兴趣很大。我呢,第一是个南州通,第二懂英文,我是南大西语系出来的嘛,第三在新城地区干过几年外贸工作,懂得一点生意经,所以马尔逊就设计了一套迂回派遣的计划,想让我再返南州。叫他的整容专家沃尔夫给我做了手术,然后给我搞了一套假身份和假履历,派进了香港,不久又从香港移民欧洲,并且帮助我在和南州市有贸易关系的里克公司谋到一个不错的职业,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全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使我公开合法地进入中国,是战略派遣的战术掩护。因为连转两个地方,你们就不容易查到我的老底了。马尔逊很大胆,他认为你们决不会想到我会重回南州的。结果没用两年,里克公司要在南州设员常驻,我是中国人,又有间谍机关暗中替我活动,当然很容易就谋到了这个职务。”“你这次来南州的具体任务是什么?”“这次因为是战略性派遣,并不是为了哪个具体任务才来的,所以首先是站稳脚跟,暂时利用我的公开身份以合法手段搜集情报,同时要我注意物色并且发展一个能够接近941厂的人做情报员。”“你选中了施季虹,对吗?”“对的。这件事D3情报总局很重视,在我通过香港的联络员把同施季虹的接触情况向他们做了汇报以后,不到一个星期,马尔逊和霍夫曼就专程潜入到了香港。”“噢?你接着说。”“呃,能给我一支烟吗?”“可以。”烟雾在眼前散开,飘远了,又一团喷出来,凝浮着。这种质量很低劣的烟卷是姓段的向当年陪自己上仙童山的那个“大块头”要来的。他有一天没抽烟了,虽然烟次得直窜嗓子,可还是能感到一种叫人满足的刺激。烟障浮在眼前,把他和审讯台隔开,从烟雾中他仿佛又看到了香港九龙那家小小的饭店,看见了马尔逊那张沉思的面孔,也看见了霍夫曼那双在地毯上踱来踱去的白色皮鞋。他那时候就坐在靠近阳台的沙发上,也是这样发狠地抽烟。透过雪茄亚麻色的烟雾,他的心绪随着那双不停走动的白皮鞋飘忽不安。“不会是反间谍机关插进来的眼线吧?”霍夫曼一开口,就是这种毫无根据的乱猜,这使他十分反感。“怎么,您是否认为我有什么失检之处,被反间谍机关注意上了吗?”“不,我只是提醒你,中国的反谍报水平是很高的。”他轻轻吹了一下雪茄的烟灰,不理霍夫曼,转脸向马尔逊说:“我考验过她一次。我故意求她帮我搞一份南州市外贸年度计划表,当然我是以商人的需要和朋友的信任恳求她的。我看出她很为难,但最后还是答应试试看,结果……”“结果她没有搞到,对吗?”马尔逊说。“是的,如果她背后有一个希望她博得我信任的后台的话,这种并不算特别机密的文件是不难满足我的,至于她是怎样搞到这份文件的,他们随便就能教她编出一千个解释来。”霍夫曼打断他,“这么说,你很信任她了?”“至少看不出什么疑点。”他简直有点儿顶牛了。霍夫曼诡谲地一笑,“你和她……”他从来还没有在那张道貌岸然的脸上看到过这样轻贱的、失身份的笑态。他也冷笑一下,说:“在我的观念上,女人的美,一半是取决于年龄的,可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可惜你没有见过她,用句中国人的老话,叫作‘徐娘半老’,完全没有什么意思了。我是为了工作,完全为了工作,才以普通朋友的身份和她相处的。”“不,”马尔逊却出乎意料地摆了一下手,“依我看,在你们的关系中,倒是应该有一点造爱的成分,不要太露骨,但一定要让她觉出一点儿意思来,这样反而自然。让她内心里对你给她的那些好处有个顺乎情理的解释不是更好吗?不然,日子长了她总会起疑的。作为一个优秀的情报员,应该具备和他最讨厌的女人相爱的本领。”他默然无语,嘴里直反胃水。马尔逊接着说:“我看可以,你们的关系可以保持下去,注意巩固,不要急于发展。你暂时不要显露出对她的职业抱任何兴趣,重要的是要弄清她的偏爱和弱点。现在也不要给她钱,给她其他好处也要做得自然,不要使她感到屈辱甚至怀疑。我看像你刚才讲的那些方式就很好,比如:去南州饭店吃吃西餐;去国际俱乐部跳跳舞,逛逛游艺厅;用你租的汽车为她办点儿事,等等。这些好处尽管不大,却经常可以享受到,要让她慢慢习惯于这种享受,以至一旦中断就会感到某种欠缺。至于她想出国自费留学的想法,你的话不妨活一点儿……”在他叙述这次香港接头的情况时,审讯台后面的人始终没有打断他,只有在需要更换录音带的时候才挥手叫他停一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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