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信息公开 2019-08-22 09:02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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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第十三章

他装作没听懂,“她对谁都挺热心的,我们处里一个姓陆的小伙子很喜欢她,大伙都想帮着促成这个事呢。”“啊,是吗?”萌萌笑了。他们回到家,厨房的餐桌上摆着快要凉的饭菜,萌萌一边洗着手,一边问吴阿姨:“他们都吃过了?”“吃过了,都在客厅。”吴阿姨忙着帮他们点火热菜,又带着几分大惊小怪的神气悄悄补了一句:“你爸爸正跟小虹说话呢。”果然,他们刚刚吃上头一口饭,就听见施万云在客厅里提高了声音,语气似乎有点异样。“怎么能这样比呢,难道这不是‘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吗?”“老是‘四人帮’破坏,‘四人帮’打倒多久了,还赖‘四人帮’?”季虹的声音,“我就不服这个说法。”“那你说,你说!因为什么?”施万云明显忍耐着。“因为什么?因为咱们自己!哼,你瞧人家日本,盖一座楼,十几层,一个星期就交工,咱们呢?神农街那座楼盖了多久啦?别说盖大楼了,就连咱们门口修的那条地下管道,从十一月初,修了半个月,到现在,土还摊在那儿没人管,这还是在太平街,要是在老百姓的小巷里,堆三年也是它。噢!这也是‘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哼,我看纯粹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越穷越懒,没治!”宋凡的声音:“对了,这真是个事,万云,你明天想着和市政工程局说一下,这门口老是这样堆得乱七八糟怎么行,叫他们派人来清理一下。这些人,你不提出来,他就永远不管你。”施万云又开口了,声音还是冲着季虹的,“我看你们这些干部子弟,就是生活上和精神上都太优越了,那些真正住小巷子的群众,倒不像你们这样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的。”“牢骚满腹?我满腹牢骚还没发呢,你就说我调工作这件事,要是在国外,有什么本事做什么差事,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可咱们国家,哼,事儿多了,什么工转干啦,什么跨行业啦,什么调户口啦,什么名额分配啦,想要干成点儿事真是难透了。”“行了!我不想听你再发你那点儿牢骚了,你自己碰过一点儿不顺利,就对什么都看不惯,都有气,你现在的思想成了什么样子,自己都不清楚!你周围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吹嘘西方资本主义的话你都信,可我跟你讲了那么多正确的道理一点儿也听不进,你还要说什么!”施万云动气了。志明和萌萌不由都停下碗筷,不无担心地把注意力投向客厅的方向。“算了算了,你爸爸好不容易能休息一个晚上,你让他安静一点儿吧。”宋凡是一副息事宁人的语气,“万云,医生不是说过了吗,不要动不动就发火。”“我周围是什么人,”季虹的声音明显弱了下来,“无非是一些朋友来跳跳舞。”“你们要跳着迪斯科走到共产主义去吗?”施万云的火却按捺不住了,“那几个男人,留那么长的头发,像什么?你要跳出去跳,我的家里不允许这种假洋鬼子进来!”“人家舞蹈演员,都留那么长头发,妈,你瞧爸爸,简直不让我说话了。”“哎呀,你们都吵个什么?虹虹,爸爸也是对你负责嘛,那些男的留那么长的头发是不好,还留着小胡子,完全是追求资产阶级那一套,我看着也不顺眼,总带到家里来跳舞对爸爸在外面该是什么影响呢?你们从来不考虑的。”“哼,”季虹还是有点嘟嘟囔囔,“美国人日本人也留长头发,不也搞得挺富吗……”“虹虹,算了,少说两句行不行?那是资本主义嘛……”“咱们倒是社会主义,可搞了几十年还那么穷。”“咣!”是茶杯重重地扣在桌子上的声音,连周志明和萌萌都吓了一跳。“出去!你简直不像我的女儿,不像一个共产党员的后代!”施万云终于爆发了,“你们是从蜜罐子里长出来的,以为自己天生就该享福,你们见过中国过去是什么样吗?见过帝国主义杀中国人吗?我们死了多少人才打出社会主义,死了多少人!光攻四平,就死了多少人!……打出了社会主义,是为了给你们随便骂的吗?你们这些娃娃,竟然对毛主席也指手画脚,有什么资格!滚出去!”客厅的门砰的一声,一阵咚咚的脚步在走廊穿过,接着,季虹的房门撒气般地狠狠摔了一下。客厅里,宋凡唧唧咕咕地埋怨着,一会儿,全都静了下来。“哼哼,”施肖萌的鼻子里很勉强地笑了两声,然后端起饭碗,“没事儿,我爸爸就这样儿,老头们对现在的年轻人总是理解不了,动不动就拿旧社会比。”周志明闷头吃饭,心里面沉甸甸的。在感情上,当然,也在道理上,他是不接受季虹的观点的,季虹放这种“厥词”已经不是一两次了,他并不像头一次听见时那么难受,似乎“久闻不知其臭”了。此刻心里的沉重,大半倒是为施伯伯刚才的激动而来的。他能理解他的激动,但对他批评季虹的角度却多少觉得有点简单和陈旧。他觉得季虹对自己的生活道路已经有了相当固定的和具体的看法,远非一两句道理所能改变,如果一味拿她已经幻灭的那些理想信念来说教,只能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适得其反而已。周志明自己也说不出,如果一个人对所有的大道理,革命的信念和原则都已经感到苍白乏味了,那么该用什么来使她警醒和服气呢?他说不出,也许,也许,只有历史吧……他很想把这些话同萌萌交流交流,话至嘴边又止住了口。萌萌最近埋头功课,政治思想方面的事儿不去多想多看,跟着她那些同学人云亦云,他和她一谈起来,每每不投机。特别是他自己还没有搞懂或者找到答案的问题,他现在就避免和萌萌谈,萌萌很任性,免得不快。所以他只是低声地对她咕噜了一句:“你姐姐是不对。”“社会上本来就有很多阴暗面嘛,咱们国家有的方面就是没搞好,还不让人发发牢骚?发牢骚也是忧国忧民,我们大学里的同学也净发牢骚。”“发牢骚看怎么个发法儿,我也发,可你姐姐……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吧,她有点,怎么说呢,我说是有点自私,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不能触犯,也不能委屈,真的,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我就是有这个感觉。你姐姐有好多优点,我承认,但一个老是觉得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的人,看事物的眼光大概会变得越来越阴暗的。”“我不懂什么叫阴暗,你就说那条破管子吧,从十一月初就开始修,到你来的那天才修完,足有半个月天天回家都得跳沟,晚上沟边还支个二百瓦的大灯泡,照得你一宿睡不着觉,连江伯伯那些天都跑市委招待所过夜去了。到现在,废土还不给清,就冲市政工程队这帮官商老爷,谁没个意见呐,发发牢骚就是个人主义,自私,眼光阴暗?”萌萌笑了一下,“我看你才阴暗呢,你这职业习惯就老是把别人看得那么坏。”“你说的和我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算了算了。”他觉得还是不该在背后多说季虹的坏话,所以没再恋战,闷着声往嘴里扒着饭。突然,他的筷子一停,霍然抬眼,“你说什么?咱们门口的地下管道是夜里施工的?”“可不是吗,等你白天上班了,他们也回去睡觉了,你下班休息了,他们又来了,把我们给气坏了!”“原来是这样!”他扔下饭碗,猛地站起来,从饭厅跑出去了。“怎么啦?一惊一乍的,什么毛病!”施肖萌端起碗,莫名其妙地跟出了饭厅。“有电话号码本吗?”他按着电话,愣愣地问了一句。“有,就在电话下面的抽屉里,你要干什么?”他不答话,找出电话本,把纸页翻得哗哗作响。“你到底要干什么,给谁打电话?”施肖萌满腹疑惑地走过去,她一眼看到周志明那只在电话本上划动着的手指停在了一行字上——城东区,市政工程队。城东区市政工程队的院子里,凌乱地堆满了钢管、缆绳、小推车、十字镐一类的器材和工具,办公室的门都上了挂锁,只有一间供夜班工人休息的小屋子,还亮着混浊的灯光。小屋里生起了一只火炉,炉子上坐着一壶开水,几个工人拥挤着围坐在炉子边上抽烟烤馒头,炉盖儿被掀得劈里啪啦不停地响着。带着股酸味儿的煤烟气,水壶口上噗噗作响的水蒸气和人们嘴里喷出的烟草气融汇成一片灰暗的浊雾,弥漫了整个屋子。靠门边,摆着一张破旧的“两头沉”,挨着桌子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位胖胖的工人,年纪约有五十开外,另一个便是周志明。“那么,太平街这条管道是什么时候修完的呢?”周志明用钢笔帽在自己的记录本上轻轻敲打着。胖师傅手里捧着一只硕大的洋瓷缸子,一面吹着缸子里的热气,一面竭力回忆着,“干了有半拉月吧……哎,小傅,太平街那活你们什么时候干完的?”从炉边的烟雾中,抬起一张煤黑熏染的脸,“不是有工作记录吗,查记录不就得了。”“对对对,”胖师傅被提醒了,拉开桌子的抽屉翻了半天,翻出一个卷了边的本子,打开来,一页一页地寻找着,“我记得他们是十七号干完的,因为从十八号开始我们就……你看,我说没错吧,是十七号完的工。”他把查到的记录指给周志明看,随后眨巴着眼睛问道:“出什么事了吧?”炉子边上的几个年轻人也瞪起眼睛,投来好奇的目光。周志明简单解释着:“没什么大事,有人丢了东西。”“是不是和我们这儿谁有牵连?”胖师傅神秘地压低了声音。“不不,偷东西的人可能经过你们的工地,所以我是想了解一下你们每天干活儿的时间。”他把询问的目光移到炉子边那张熏着煤黑的脸上,显然,这个工人是在太平街修过管子的。姓傅的工人顶多不超过三十岁,慢吞吞地吮着烟卷,一双窄窄的眼睛望着水壶里喷出来的白花花的热气,简短地说:“开头几天上白天,后来改夜班了。”“最后几天上什么班?”周志明钉着问。“夜班,后来一直是夜班。因为那段管子修到太平街路面上去了,白天施工影响交通。”他在本子上飞快记着,嘴却没停下来,“夜班是从几点到几点?”“夜班呀,晚上十二点开始,”胖师傅抢着回答,“到早上六点收工,然后白天就休息,我们这儿夜班都是这个钟点。”“那就是说,在太平街的最后一班是十六号夜里十二点到十七号早上六点,对吗?”“没错儿。”年轻工人说。他合上本子,思索片刻,又问:“你能不能回忆一下,十七号早晨是整六点收的工吗?因为那是最后一天了,活儿是不是完得早点儿?”“最后一天?噢,那天活儿倒是不多了,可干完活儿还得收拾工具,拆电线,归置归置什么的,怎么也得到天亮,我记得我们是五点四十五分到五点五十分这时候撤的。”青年工人说完,站起身来,端开水壶给炉子加煤,圆鼓鼓的脸被炉火映得通红。“啊——”周志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怎么样?”胖师傅见他站起来,很负责地问道。“啊,谢谢你们啦,打扰啦。”他握了握那胖而粗糙的手。出了市政工程队的大门,他的心跳有点儿急促,大概,科学家在突然遇到新的发现之后,神经也是处在这样强烈的兴奋状态之中吧。显然,刑警队完全没有料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作案人进入现场的必经之路上,竟有一大帮工人在明烛高挂地修管子。他刚才的这一收获,至少把有条件作案的时间缩小了五个小时以上,这可以肯定是个重要的发现。街上有风,风把地上枯干的败叶扫得哗哗响,他奋力蹬起自行车,没有回太平街,而是向机关骑来。那么这个发现究竟重要在哪里呢,价值在哪里呢?他的耳鼓吼着呼呼的风响,脑子里却异常清晰起来。杜卫东在十六号晚上九点钟到十点半钟这段时间,被叫到警卫连去修暖气,江一明和援朝、季虹他们离开家是七点半,距九点钟正好一个半小时,这段时间太平街上人很多,杜卫东在这段时间里匆匆跑来跳窗子作案是不可想象的事。从十点半他修完暖气到十二点市政工程队的工人上班,也是一个半小时的间隔,从941厂骑自行车到太平街,玩命骑恐怕一个小时也拿不下来,坐公共汽车倒来倒去就更慢,如果他真是用十点半到十二点这段时间作案的话,就不能不考虑是不是用了其它交通工具,可他能有什么交通工具呢?时间又掐得这么合适,就像是事前反复观察算好了似的,为四十块钱的蝇头小利,值得这么处心积虑吗?或者……果然是政治性盗窃?或者根本就不是他干的!他骑车赶到处里,已经入夜十点了,跑进办公室,抓起市公安局的内线电话,拨通了刑警队的值班室。听筒里传来马三耀困意蒙碦的声音,“啊——,是你呀,晚上怎么没来?什么?你慢点儿说,又发现哪块新大陆啦?”“你知道吗,我刚从市政工程队来,市政工程队——,对,从十一月十六号晚上十二点,不,是十七号凌晨的零点,到早上六点,他们在太平街施工,对对,就是堆着渣土的那儿,那儿不过离江一明家二十米远,对,这说明……”“行了,我明白了!”对方没等他说下去就咣的一声挂断了电话。“他不高兴了?”他慢慢放下嘟嘟作响的电话听筒,热烈的心情骤然冷落下来,自己是不是太认真了?这毕竟是人家搞的案子,事外之人这样热心会被人家看做挑刺找茬的,可是干公安这一行,不认真点儿怎么得了呢?手里头捏着人命哪!他离开办公室,骑车子回太平街,他想好了,明天说什么也要再去找一下马三耀,不管他发脾气也好,连损带挖苦也好,反正这个案件是不该这么急就打上句号的,他得尽一番“苦谏”的责任去。施家的走廊里黑洞洞的,静无声响,他蹑足走向自己的房间,从虚掩的门缝里,他发现自己的屋子亮着灯光,推门一看,是施肖萌趴在床边的桌子上睡着了,桌上台灯的幽幽绿光,在她酣甜的脸上泛出一种大理石般的细腻。她的胳膊下面,压着张照片,他轻轻抽出来,这是萌萌几年前照的,那时候头上还扎着两条稚气的“小刷子”,脸上露着俏皮的微笑,非常非常的自然,在萌萌所有的照片中,他最宠这张,也许是他心目中最喜欢这样的萌萌吧,可萌萌自己却不喜欢,为此,前几天还对他下过“艾的美敦书”呢。“告诉你,以后别把这张照片压在玻璃底下,讨厌死了,换一张现在的。”“我就喜欢这张,不带一点儿脂粉气,”他把照片对着她,“小姑娘,多可爱!”“我现在照的相片带脂粉气?”萌萌盯问他。“脂粉气倒没有,可就是有点儿……任性的样子,还有,你总想摆出一副成熟的架子来,让人看了不敢亲近。”“那是你老那么别扭,对你就得任性一点儿。”他借着灯光,对着照片看,照片上的人也对着他看,“再过几年,你又变成什么样儿呢?”他苦笑了一下。“你回来了?”萌萌醒来了,看了看手表,“你到底出去干什么?你现在干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她不无恼火地说。“我到市政工程队是为了工作上的事,非今晚上去一趟不可。”“你怎么又把这个照片压在玻璃板下面了?”萌萌转移了话题,扯过他手上的照片来。“好好好,那就换一张吧。”他觉得很累,没心思和她争辩了,“把这张给我。”“不给你。”萌萌把照片揣到兜里去了。他坐在床上,看了她一眼,讨饶似的说:“困死了。”“也不知道你整天瞎忙什么,哎,跟你说,我妈妈明天上医院看病;我明天有大课;我姐姐他们剧院的《货郎与小姐》马上就要彩排了,忙得要死;爸爸明天要上北京开会。我跟妈说了,让你陪她去医院,你明天请半天假吧。”他心里明白,只要家里有什么“家务”,萌萌都尽量揽来给他做,为的是联络他和宋阿姨与季虹之间的感情,他点点头:“行。”“那你早点儿睡吧。”萌萌哈欠连天地走了。他把闹钟的铃拨到了五点钟上。闹钟在早上五点响了,他浑身酸懒地爬起来,轻手轻脚跑到厨房里擦了把脸,然后,搬着自行车出了大门。这时候的天色还带着浓夜的深沉,几颗星星孤零零地挂在墨黑的天幕上,路灯睡眼迷离地亮着,萧瑟的寒气中,浮动着片片冰冻的雾,偶或有几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从影影绰绰的街对面传来,令人为之一醒!他骑着车去刑警队,因为上午要陪宋阿姨上医院,下午不知道又会有什么事,而杜卫东案的起诉意见书今天上午就要被报到检察院去,所以他想利用早上这点儿时间和马三耀见一面,昨天晚上马三耀在队里值班,早上肯定不会走得这么早的。刑警队的院门洞开,院子里没有一个人,楼里也静得出奇,使他不由不下意识地把脚步放轻,循着木制的楼梯上了二楼,推开了队长办公室的房门,他一下呆住了。屋子里坐了五六个人,桌面上凌乱地摊着各种材料,地上的烟头和废烟盒狼藉不堪,空气十分污浊。“你们在开会?”他僵在门口。马三耀从桌子后面站起身来,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进来进来。”他招呼着,又对另外两个有些面生的人介绍说:“周志明,认识吗?以前是咱们队的。”挨近志明的一个刑警握了握他的手,“是‘四人帮’时期给抓起来的那个吧,听说过,那时候我在分局呢,西城的。”周志明被让到马三耀身边坐下,马三耀从桌上拿起一沓照片递过来,“你看看这个。”他俯身去看了一会儿,抬起头说:“这些鞋印照片我都看过了呀。”马三耀用一种异样的目光凝视着他,嘴角的肌肉突然舒展开,笑了。“你胜了,杜卫东不是作案人。”志明的眉尖高高地扬起来。“你看,这几张是杜卫东的。”马三耀从照片堆里挑出了几张,成一字形摆开,说:“足迹表面有雨淋斑点,看这张,边沿倒塌,轮廓不清,这都是他雨前在江家修管子的时候踏的。你再看这几张——”马三耀又挑出几张来,“也是他的,这是留在洗漱间窗户外面的那几个鞋印,足迹表面光洁,花纹清晰,是雨后留的。”周志明点头说:“这些我昨天都看了,我知道杜卫东的嫌疑就出在这几个没有雨点儿的鞋印上。”马三耀笑笑,“我们原来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根据你昨天晚上的调查结果,罪犯的鞋印只能是在十七号零点以前,也就是说,在修地下管道的工人上工以前留在现场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他拿起一只放大镜递给周志明,接着说:“在江一明家周围那种比较松散的泥土上留下的足迹,如果是午夜以前的,足迹表面的泥土应呈细末状,如果是午夜以后留下的,表面泥土呈块状;午夜前的足迹上常有昆虫爬过的痕迹,而午夜后的则通常没有,你看杜卫东这几张雨后的足迹和其它三个人雨后的足迹相对比,区别不正在这里吗?这说明……”周志明恍然大悟地站起来,“这说明杜卫东在夜里十二点以前没有去过现场,而十二点以后也不可能去现场,他在洗漱间窗子外面的脚印的确是早上天亮以后踏下的,是去找弹簧尺的时候留下的,对吗?”“对。”马三耀坐下身来,说,“我们得谢谢你……”“得了,”他也坐下,“那我可受不了。”一屋子的人都愉快地笑起来。“好,”马三耀面向刑警们说:“咱们的会也该结束了。大家也都够困的了,不过,把困劲儿攒足了一块儿睡倒也更过瘾。你们先休息一下,吃点儿早饭,呆会儿上了班,我跟王玉山上局里汇报,老武,你和小李子根据咱们这个会研究的意见写一份书面材料;老程、小柳抓紧把对杜卫东的审查结论写出来,争取上午能拿到看守所给杜卫东看了,然后释放他,你们先把释放通知书和释放证明书填好,我上局里汇报之前好批一下。还有什么要做的?……就这些,大家赶快办吧。”大家纷纷站起来,走了出去,王玉山收拾着桌面上的材料,马三耀忽然叫住了他:“王玉山,调资办给我写的鉴定还在你那儿吗?”“在,等上班我就还给他们,最迟今天就得报到局里去了。”“你拿来。”“怎么,你不是说不看了吗?”马三耀没有回答他,转脸对周志明说:“谢你还是要谢的。怎么样,这个案子得重新查起了,你现在在五处忙不忙?来跟我们一块儿干吧,我去找你们老段借你来行不行,说不定还真能搞出个窃密来。”王玉山把取出的调级鉴定材料递给了马三耀,马三耀没看,哧——一声,把材料撕个两半,摔进废纸篓里去了。“这是干什么?”周志明被弄得一愣,“用不着嘛。”“人贵有自知之明。”马三耀挥了一下手,“这一级不要了!”他扔下周志明,顾自走出了屋子。周志明是怀着一种得失相间的矛盾心情离开刑警队的。作为一个侦查员,他觉得自己没有白干,不是个废物,成功的喜悦一跳一跳地直冲心口。可是对马三耀呢,他那个二十几年无错案的显赫纪录,却被这半路上的一闷棍打断了,将要到手的升级也打飞了!马三耀的脾气他知道,这一级是绝不会再要了。作为朋友,他又有点儿难受,甚至觉得欠了马三耀什么情分似的,其实欠了什么呢?对了,该去西夹道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大爷、淑萍他们,他心里闪过这个念头,旋即又打消了。算了,这种人情好事,该让给马三耀去做的。看看表,还早,路边的副食店刚开门,他进去转了转,看见有活鸭子,买了一只,高高兴兴地回太平街来了。然而,高兴之后,心里又茫然。上午陪着宋阿姨看病就忘东忘西、神不守舍,在透视室甚至还拿错了另一位病人的透视单子,结果弄得宋阿姨一看到单子上写着“肺癌待查”四个字的时候,差点儿没背过气去。他心里的结子又沉重起来,“真正的罪犯是谁呢?”他没有想到,两天之后,案情突然发生了意料不到的进展——一个检举人出现了!绿色的上海牌轿车从灰色大门里疾驶而出,车轮微微跳动着,在干卷的枯叶上轧过,发出一串劈劈剥剥的响声。透过弧形的风挡玻璃,周志明的视线漠然地投向路边一闪即逝的建筑物,脑子里慢慢清理着自己的思绪。11·17案结论的推翻,杜卫东的冤情的洗白,使他在两三天之内蜚声全处。关于他和刑侦专家马三耀争论的始末,也演绎成各种版本的故事,在各科室不胫而走,成为人们闲扯的话题。正式的和玩笑的赞扬纷纷灌进他的耳朵,有得体的,听了还坦然;有言过其实或者没正形的,却叫他如坐针毡似的不安定,直到陆振羽拍着他的肩膀,说了那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以后,他才明白自己是被人彻底地误会了。“人哪,要打算一辈子不默默无闻,打算有点儿什么成就的话,光靠勤勤恳恳不行,总得爆出些引人注目的声响,给别人留点儿不寻常的印象来。”陆振羽做出一副深得此道的神态说:“不管到什么时候,人们一提起你,首先能想起来的,还是那些不同凡响的印象。就像咱们纪处长、段科长,他们在侦查系统的名气,还不就是叫五十年代那几起大案带出来的?这就叫老本儿,老本儿!知道吗?反正你小子这下算抄上了。”他摇摇头,未加解释地苦笑了一下。许多人把出人头地视为乐事,他却不,从心眼儿里不想嚼这个蜡。也许只有那些蹲过监狱,或者在其他什么阴山背后趴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一个倒霉蛋在转运之后的那种不求闻达,但求默默的心理状态和战战兢兢地做人的处世哲学,而这种心理状态和处世哲学在他身上,几乎成为一个固定的性格侧面了。坐监狱那会儿,在田保善这帮家伙的压迫下,他并没有一时苟全,而是拼命地争斗过。现在出了狱,他倒常常反而希望能与世无争地过日子了,什么事儿都别锋芒太露,宁可示人以无为,即便是在盛极的时候,也不要失去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不能有一丝忘形,如今的世界大概真像萌萌所说的那样,得意洋洋的人总是让人讨厌的。可是,看到那些不管就容易毁误的事情,他总憋不住还要去管,这也许是一种双重人格吧。这回,就算是“抄上了”吧,给马三耀挑的这个“刺儿”是挑对了。可现在冷静地自省一下,他仍然觉得自己那个死认真的脾气是个坏毛病,这毛病是他性格上的另一个侧面,肯定会有人看不惯,以为他是想爆出点儿不寻常的声响来呢。可这毛病也是难改呀。汽车在红灯路口停下来,随着一阵呛人的烟气,坐在后排座上的大陈把脑袋探了过来。“科长,是怎么样个检举人,纪处长在电话里没提吗?”段兴玉手里把握着舵轮,眼睛注视着前方,一动不动地答道:“没提,他在局里开别的会,大概刚才刑警队打电话向局里汇报这件事,马局长就说叫我们五处出面同检举人谈一谈,纪处长在电话里只交待了这么多。”陈全有把身子往后一仰,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卷儿,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一个盗窃案件,为什么让我们插手?难道真有可能是政治性的……?”“怎么没可能?”坐在他身边的严君说道,“江总工程师的笔记本里掉出来的那个小条子就很可疑嘛。咳咳!”她连连咳嗽了几声,把车窗玻璃摇下来,“你少抽几口行不行?”“也说不定那字条是老头儿自己无意中弄掉的呢。”大陈把烟扔进烟灰斗里。“和检举人谈完了再看吧,”段兴玉轻轻松开离合器,汽车穿过路口,“谁知道检举的是什么问题呢。”他又说。汽车开进刑警队的院子。他们先到办公室里,段兴玉看了检举人和马三耀谈话的记录,然后他们四个由马三耀陪着来到了刑警队的群众来访接待室。没进门的时候,马三耀在周志明的脖子上轻轻拍了一巴掌,小声说:“这人你认识。”认识?谁呢?他肚子里打了个问号。果然,一走进那间陈设简单的接待室,他还没看清检举人的脸就认出了那身很刺目的黑色小西服。施季虹也看见了他,抢先和他打招呼:“噢,你也在这儿呀,原来你是干这行的。”他笑着点点头,没说什么。经过马三耀极简短的互相介绍,他们和施季虹面对面坐下来。施季虹坐在一把款式陈旧的高背木椅上,显然对这类场面很不习惯,有点儿局促地对马三耀问道:“怎么着,是不是要把刚才同你谈过的跟这几位再谈一遍?”段兴玉翻弄了一下刚才的谈话记录,很客气地对施季虹问道:“被检举人是你的未婚夫,对吧?”“是我的男朋友。我们认识很久了,啊,他知道。”施季虹用手指了一下周志明,随即更正说:“我不是检举他,我只是向你们反映一下那天晚上我所见到的情况,究竟是不是他,那要靠你们调查甄别了。”“你为什么没有在案发后立即报告,而要等到今天呢?”段兴玉的问话是很尖锐的,语气却依旧礼貌温和。施季虹已经开始从局促中松弛下来,恢复了平时那种雍容自持的态度,像外国人那样耸了耸肩膀,两手一摊,说道:“我知道你们会这么问。怎么说呢?……其实那天夜里我完全是偶然的失眠,也完全是偶然地走到窗前,又无意地站在那儿往窗外看。当时,我还以为见了鬼呢,或者是看花了眼。要知道,这些年我和他常常在一起,会不会是由于一种生物电流的作用使我把一个在夜深人静翻进江伯伯家窗子的贼看成是卢援朝了呢,我想大概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当时可真把我吓坏了,钻进被子一宿都没睡好。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跑到窗边去看看,江伯伯家的窗子都好好的,所以我想那天晚上看到的卢援朝,也许就是我自己的幻觉,一种神经质的臆想吧,或者是我梦游了?哼,反正我没再把它当回事。那几天我也特别忙,我们歌剧院在排歌剧《货郎与小姐》,我是演B组的阿霞的,我这是头一次参加专业演出,歌剧又是艺术上的重工业,难度特别大,像我们这些年轻演员就得刻苦点儿,呃——噢,我把话扯远了吧?我想那几天我们是搞什么来着,对了,那几天正赶上合乐、舞台合成,所以我每天都是很早就到剧场去,很晚才回家,回家就在自己屋里睡觉,结果一直没有听说江伯伯家被人偷了,我是直到你们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了解情况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而且我还知道因为那天下午我去过江伯伯家,所以也成了涉嫌人的。那两位民警同志找我谈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又想起了那天晚上看见的那个像卢援朝的人,可是,我没跟那两位同志说出来。因为我就是在月光下面看了那么一眼,谁知道准不准呢?我没把握就乱说,那不成了诬陷吗?当然,我没说出来还有另外一条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我根本不相信他会是个贼。后来,大概没几天,又听说这个案子破了,小偷就是那天在江伯伯家修管子的那个工人,所以我也就没再把这档事放在心上。昨天下午,突然又听说那个人抓错了,真正的小偷还没抓到……”施季虹沉默下来,段兴玉没有催问,静静地等着。片刻,她又接着说下去,声音略略低沉了一些:“我……犹豫了很久,我和卢援朝认识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的相处,虽然够不上一部罗曼史,但可以说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当然,挑剔地看,他并不是我的理想中人。他的兴趣很狭隘,性格也嫌呆板了些,可他有他的长处。他不是个没主意的人,脾气也不错,而且我们都是过了‘而立之年’的人了,彼此还挑什么劲儿呢。我们本来是计划春节结婚,家具都打得差不多了,噢,对不起我又扯远了。唉——!”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实话,我来你们这儿,是经过痛苦的犹豫的,从感情上讲,我真不愿意失去他。”施季虹在说话的时候,眼睛几乎一直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脚尖。这时,她又把话头停住,像是说得疲倦了似的,做了个重重的深呼吸。马三耀借着这个暂短的停顿,直截了当地插问了一句:“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又促使你站出来检举他呢?”“我害怕,我放不下心去,我不能同一个盗窃犯同床共枕地过日子,假如那天我看见的人果真是他的话。”施季虹微微仰起头,声音抬高了一些,但有点儿发抖,“我不能糊里糊涂地跟他结婚,让怀疑和恐惧折磨一辈子,所以我下决心来找你们,我相信公安局一定能把这事搞清楚的。如果真是我看花了眼,那我也就可以放心的和他组织家庭了。我想他是会谅解我的。如果他真的犯了罪,那我对这样一个人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她停住了嘴,足足有一分钟的光景,沉默占据了这间屋子。段兴玉轻轻地按压着手指的关节,打破沉默问道:“你到我们这儿来,和你父母谈过吗?”“我父亲去北京开会,前天上午就走了,那时候我还没想到会到这儿来呢。至于我母亲,我怕她精神上一时受不了,所以也没告诉她。不过,如果卢援朝真是那个小偷的话,她迟早会知道的。”段兴玉又拿起那份谈话记录翻看着,大家都静静地听着他手上的纸哗哗响。作为刑警出身而又半路改行搞反间谍的周志明最清楚,五处的案子和刑警队的不同,案情常常复杂而微妙,前途也多变难测,非一般刑事案件可比,所以,搞反间谍工作的人多长于谨慎。比如像现在这样的谈话,要在刑警队,常常是七嘴八舌地问话,而五处的习惯,除了在场身份最高的人主谈外,其余的人是不乱插嘴的。哪些先谈,哪些后谈;哪些深谈,哪些浅谈或不谈;以及用什么方式和口气谈,这些个谈话的路数和技巧,主谈人自有腹稿。别人插嘴插多了,不但容易搅乱他的逻辑思路,而且插话的过与不及,都非所宜。所以这时候,他们几个都缄封了口没有说话。段兴玉的眼睛从材料上抬起来,问道:“你所看到的那个人穿的是一件尼龙绸登山服,对吗?他穿了什么裤子呢?”“这我记不得了,就是一般的裤子吧。”“能想想吗?”“好像……咳,的确记不清了,好像是……”“记不准就算了,以后再说吧。”段兴玉没有再问这条裤子,因为硬要别人回忆印象模糊的事情是取证的大忌,有的证人为了不使询问者失望,常常硬想硬说,结果免不了掺进个人的猜测和编造。段兴玉改口问道:“卢援朝有没有尼龙绸登山服呢?”施季虹不假思索地答道:“有的,可他不常往外穿,而且颜色也不同。他的那件是橙黄色的,而跳窗子那个人穿的是银灰色的。”段兴玉合上材料,沉吟一下,又问:“根据你这些年对卢援朝的了解,他是个十分看重金钱的人吗?”“不,他不是那种满身铜臭的人。我们一向都是把钱看作身外之物的,从来没在经济上闹过矛盾。当然,我也不是缺钱花的人。”段兴玉顺着她的逻辑推下去,“他既然对钱是这么一种超然的态度,那为什么还要为了几十块钱冒险呢,从道理上看是不是有点儿矛盾?”施季虹点点头,“是的,我也觉得不好解释,按说他不是这种人,但愿是我看错了人吧。”段兴玉没有再提什么问题了,他看了马三耀一眼,表示可以结束了。马三耀又对施季虹嘱咐了几句关于注意保密之类的话,然后站起身来。“好,谢谢你提供的情况,我们今后可能还会去打扰你的。”他说了这句例行的告别辞令。施季虹由刑警队的一位女民警送出接待室以后,马三耀笑着对段兴玉问道:“怎么样老段,感觉如何?”“咳,还不就是你刚才问的那些情况,看起来还可信就是了。”马三耀两手抱着肩,说:“这案子倒不大,可是越搞越古怪,我们两家一块儿搞怎么样?你这位‘大手笔’要是能参加,我们就全仰仗了,你要是不能参加,就叫周志明来跟我们一块儿凑凑主意也成。这样一来,今后要是判明真是敌特案件的话,你们接过去也就方便了。”“好哇,”段兴玉站起来,说:“你这个刑侦专家自愿帮我们处的年轻干部搞实战练兵,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不过,前些天周志明去你们那儿,只是了解情况而已,要是以五处人员的名义正式参加到你们专案组里去,恐怕还得局里批一下,否则就名不正言不顺了。下午马局长不是要亲自听汇报吗?这案子究竟怎么搞,看他的决策吧。”三楼会议室里,11·17案的汇报会正开到一半儿。这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一扇扇宽大的落地窗朝南而辟,豁然开朗,因为采光面大,所以冬暖夏凉。这种大窗户在近些年新建起的建筑中已不多见了。屋子的北墙上,并排挂着大幅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东西两面墙,对称挂着我国边界图和南州市街道详图,这种“装点”虽说独出心裁,倒也实用大方。屋子中央,宽大的条桌上铺着军绿毛毯,毛毯上成一字摆着几个雪白的瓷烟缸,桌边绕了一圈铁制的折叠椅,给整个会议室落了个朴洁严肃的格调。纪真坐在桌子的一端,凝目望着保暖杯口上冒出的缕缕热气在眼前散开。他右手夹着根香烟,没点,左手的手指用重复的动作摆弄着一只外表精巧的石英打火机,在周志明向他汇报案情的过程中,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几乎就没有停止过。这类会议,照例该由组长陈全有进行汇报的。但因为周志明对全案的情况更熟些,所以今天便改由他来讲。他讲得快而简单,可讲可不讲的细节一律省去不讲,可读卷可口述的一律口述,他看了表,整个汇报统共用了二十四分钟的时间。侦查员汇报案情也好,写报告也好,除了力求准确、全面地反映情况外,还得学会一手不可或缺的本事,那就是得掌握住每个领导各自的习惯和性格。有的领导听汇报、看材料,喜欢详尽、具体,一条小线索,一项无关紧要的证据,每天外线的侦查情况,甚至连侦查员误餐补贴的数目、支用特费的单子都要毫不遗漏地一一过目,而纪真却恰恰相反,他讲究简明扼要,反对面面俱到,年轻的侦查员给他汇报案子,多少都有点儿提心吊胆,稍有?唆,他就会表现出不耐烦,任何重复都会被他当场打断。所以周志明的汇报就专注在一个“简”字上,刑警队对此案从立案到侦查的全过程,他只是一带而过,至于他自己发现问题、调查取证这一段则干脆一字未提,全部略去了。讲完,他合上卷宗,目光仍然留在卷宗皮上,并没有到纪真的脸上去看他的反应,他实在有点儿怵这位处长。纪真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慢慢地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半天,才纡缓地吐出来,面向陈全有问道:“你们汇报完了?最后连个意见也没有吗?下面的工作打算怎么进行啊?”陈全有一时语塞,不知所措地把目光朝段兴玉投去。段兴玉知道,“四人帮”横行时,纪真就养成了这么个毛病,各科向他的请示汇报,事无巨细都得行文,然后领导轮流传阅画圈,自己是不敢说了算的。那个时候嘛,纪真处境不好,凡事不愿负责也是难怪的。可这会儿,粉碎“四人帮”这么久了,他的文牍作风反倒变本加厉,各科给他汇报工作,不管轻重缓急,一律公文往来,并且还非要明确写上科里的意见,然后他再在这个意见上划批。弄得侦查员搞案子,得有一半儿的脑筋花在笔墨功夫上。写报告,重要事项当然非写不可,可一般小事也要动笔做“文章”,不光段兴玉不满意,各科室都有点儿怨声载道。段兴玉把身体转向纪真,略一思索,说:“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嘛,他们组里倒是有个初步想法。不过,这个案子是马局长亲自批转给我们的,对下一步工作的部署免不了还得往局里报,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想先向处长汇报一下再成文,定下来的方案就可以作为处里的意见直接报局,也省得一份报告再处里科里组里的改来改去了。”纪真没有吭声,一来段兴玉是政保系统的“老底子”,又是年轻时的患难之交,面子一向大;二来案子牵涉到了市委政法委书记的女儿,马局长又怀疑有特务背景,也的确不可等闲视之,所以他没有表示什么反对的意见,默然地听段兴玉接着说下去。“这案子刑警队已经搞了一段,现场勘查和一些调查材料都是现成的。从昨天下午马局长批示刑警队把案子转交我们侦查到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小时了。从小周刚才汇报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发案前后,现场只留下四个人的脚印,这四个人中,江一明可以排除作案嫌疑;941厂工人杜卫东经刑警队鉴定脚印,也已经排除。剩下的两个人,刑警队原来是排除的,理由是不具备盗窃财物的主观条件,那么如果马局长对这个案件性质的估计不幸言中的话,这个主观条件就得重新考虑了。虽然施季虹站出来检举了卢援朝,但从客观条件上来看,他们两个人谁也不能排除。当然啦,卢援朝的嫌疑更大些。”“你们初步的意见该怎么办?”纪真问道。段兴玉没有直接回答,迂回地说:“马局长的怀疑并不是捕风捉影,这些年敌特机关对941厂觊觎已久,所以这件盗窃案是不是敌人的情报行动也未可知。不过案子既然由刑侦部门转交给我们,那下一步侦查所追求的目的,就不能仅仅像刑事案件那样,是为了查出作案人,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而还要考虑到其他方面,比如,罪犯用什么方式向敌人传递情报;用什么方式接受敌人指令,是靠‘盲发’电台,还是靠无人交接点?或者是有秘密交通员?诸如此类的情况都得搞清。”段兴玉停顿了一下,似乎是要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然后他接着说:“所以我看,最佳方案是对嫌疑人进行秘密监视和调查,把情况掌握起来再看,现在不宜采取什么公开的举措。”“不妥。”纪真毫不犹豫地打断了段兴玉的话,“这事牵涉到万云同志的子女,应该迅速查破,搞久了市里不会同意。再说,施季虹整天和万云同志住在一起,你怎么监视啊?监视了她,就等于监视了市委负责干部,弄不好要扣你一顶对党内搞侦查的帽子哩!我们不干这种事。还有,施季虹不是计划春节结婚吗?已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你对卢援朝查不清她就不会结婚,如果卢援朝真有问题,显然会有警觉的。”段兴玉其实何尝不知道他提出的这个方案会在实际工作中碰到麻烦呢,他之所以提出来,无非是想撞撞运气,如果纪真肯出面撑腰,那倒不妨试一试。不出所料,纪真果然心怀顾忌,断然否决,他当然也就不再坚持。喝了口水,说:“还有一个搞法,既然卢援朝有重大作案嫌疑,按条件可以先行拘留,通过审查搞清问题。不过这一抓人,案子也就没有什么搞头了。”“我看可以。”纪真斩钉截铁,一言定局,“卢援朝有重大嫌疑,又被目击者指认犯罪,完全可以拘留审查,就这么定了吧。”纪真的口气是不容商量的,会议就算到此结束了。大家站起来离开会议室的时候,纪真把段兴玉单独留下来了。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纪真踌躇了少顷,说道:“兴玉,你看这个案子周志明要不要回避一下?”段兴玉似乎完全没有料到他会提出这么个问题,先是一愣,随即摇摇头,说:“我看不必,完全不必要。”纪真掸掸烟灰,说:“施季虹是他女朋友的姐姐,这种关系按说可以不实行回避,要是放在别人身上,我都无可无不可,可是对他,就算我是成见作怪吧,反正不太放心。”段兴玉的眉头拧起来,“怎么,对曝毁胶卷那件事,你至今还耿耿于怀吗?老纪,我可实在不敢苟同你的成见,办事情总要讲个道理吧,周志明这件事做得有什么不对?他当时在广场事件问题上的觉悟,是我们所不及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处里不仅没有宣扬过他的事迹,反而对他的彻底平反问题持一种漠然的态度,许多群众对此是有议论的,这些你是听不到的。你是一处之长,小周回来以后,我就没听你对他说过一句勉励的话、安慰的话,连我这个一向感情麻木的人都要替他抱不平了。现在这个案子,如果是因为和施季虹的关系决定他回避倒也成理,如果因为胶卷那件事,那就太不公道了。”对段兴玉这番颇为激烈的指责,纪真并没有感到不快。虽然在下级干部中,只有段兴玉一个人敢于这样直言无忌地当面指责他,但段兴玉在群众中总是维护他的。于是他露出一副豁达大度的微笑,说道:“当然,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周志明是对了,我在政治上对他并无成见,只不过对他的那个做法有点儿不接受罢了。好啦,好啦,我们不争这个啦,我知道这小伙子你使着顺手。”纪真用指头点点段兴玉,话锋由此一转,“那么对卢援朝,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我看抓紧一点儿吧。”“今天晚上,等他下班回家以后。”段兴玉说。晚上七点半钟,大灰门里开出两辆“北京212”型吉普车,一前一后向南城驶去。周志明随着段兴玉坐在后面一辆车里,头仰靠在座椅的靠垫上,车身时缓时烈的颠动,使他的心绪越发麻乱不堪。11·17案发展到现在的局面,是他始料未及的,尽管卢援朝在案情中的嫌疑所系,十分明显,但在自己的全部内心感觉中,却搜寻不到半点儿可以解释他犯罪的印象来。直到现在,他坐了车去抓他,可心里头仍然不相信他就是作案人。在这种情况下,侦查员执行任务的复杂心情,外行人大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无论是昨天夜里他们分析案情的时候,还是今天上午向处长汇报的会议上,他都没有把这个心情流露出来,因为他毕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自己的这个直觉,毕竟不像对杜卫东被抓那样,怀疑得那么强烈,那么明确。即使是对杜卫东,倘若不是和马三耀厚交,他大概也断断不会到刑警队去讨个没趣。整个下午他一直忙忙碌碌,先跟大陈去941厂保卫处“通气”,顺便了解了一下卢援朝日常上下班的时间规律。他和安成有好久没见了,见了面还是挺亲热厮熟的样子。据安成介绍,卢援朝每天下午五点半下班,下了班就回家,一般不在厂里逗留。他看得出,安成对今天晚上的举措虽然没有发表任何看法,但显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惊讶。从941厂出来,他们又直奔南城区杏花西里的941宿舍区,实地观察了一下卢家的位置和周围地形,等回到处里,就匆匆吃晚饭,换民警服、检查枪支、手铐等物具,忙得不闲,他也没有再分心去解心里的疙瘩了。但是在刚才他们离开办公室下楼去坐车的时候,段兴玉突然莫名其妙地问了他一句话。“卢援朝这个人,你很熟吗?”“还可以吧。”他低着头往楼下走。在楼梯上,段兴玉又问:“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没什么。”“是不是对拘留他有什么想法?”在楼梯电灯无力的侧射下,段兴玉的脸庞挂上了一圈淡黄色的镶边,在他闪亮着白色反光的视网膜周围,黑红色的血丝隐隐可见,周志明看了他一眼,心情犹豫地站住了。“别停着,边走边说,我看出你是有些想法的。”段兴玉继续朝楼下走去。志明跟在他后面下了几节楼梯,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杜卫东身上产生过的直觉,现在又来了。你说,我的第六感官是不是挺准的?”这回是段兴玉站住了,他仰起布满倦意的脸,眉毛低低地压在眼睛上,对周志明凝视片刻,才说:“对,我承认直觉对一个侦查干部来说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实际证明你上次的直觉是对的。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还有另外两条是同样不能忽视的:第一,断案需要直觉,但不能只有直觉或依赖直觉,不能走到‘自由心证’的方法上去;第二,我们不是诗人,不是文学家,不能仅仅注重一己的感受,老是这样或一味这样,非出差错不行。告诉你,我现在也有很多想法和怀疑,有些也许是你不会想得到的。但是作为一个侦查员,首先应当注重和依凭的是事实,这是你一进公安大门就明白的道理嘛!”周志明默然了。当然,段兴玉的道理是无可置疑的,他强调的是事实,什么叫事实?在法律意义上说,事实=证据!汽车大拐了几个弯之后,猛然停在一幢简易的红砖楼前,小楼的门边上,挂着一块长形的牌子,在幽暗的路灯下牌上的字依稀可辨:“南州市公安局南城分局杏花西里派出所”。坐在司机位置上的小陆下车走进门去,不大一会儿工夫,领着一个中年民警走了出来,一同上了车。段兴玉和周志明隔着汽车前座的靠垫和他握了握手,陆振羽向段兴玉介绍说:“这是林所长。”“林谦和。”那位民警十分礼貌地笑着说。“段兴玉,”科长也通报了姓名,然后对着车窗外透来的一丝亮光,看看手表,用商量的口吻对林谦和说道:“林所长,如果情况没有变化,现在就动手怎么样?”汽车向941厂宿舍楼开去。路上,段兴玉又问:“搜查工作的见证人请好了?”“请好了。”林谦和苦笑一下,“咳,现在请个见证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了,邻居们大都不愿意出头露面得罪人,怕往后见了面不舒服。我们请到的这个人就住在他楼上,是街道上的老积极分子。”在离卢援朝住家几十米处,他们停了车,步行来到楼下,因为卢家住二楼,他如果拒捕的话,从楼后阳台往下跳是可能逃脱的。所以,小陆同原来守候在这儿的一个派出所民警到楼背后去堵那条唯一的逃路,林所长到楼上去请见证人,其余的人便来到二楼。楼道里静静的,周志明同段兴玉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敲响了卢家的门。屋子里,传来咯咯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在门前停住。被一种很俗气的淡黄色漆成的房门拉开了,正房里日光灯刺目的光线把门边走道的墙壁映得瓦白一片,在门口的逆光处,站着一个女人,眨着吃惊的眼睛,想辨认这一群穿蓝色警察服的不速之客。周志明没容对方有所反应就一步跨进门去,宽宽的肩膀把猝不及防的开门者撞在一边,那人尖声叫了一下,周志明不由得愣住了!“萌萌!你怎么在这儿?”施肖萌先是惊讶得发呆,旋而又用恐惧疑惑的眼神瞪着拥进过道冲向内室的几个警察,声音发抖地对他问道:“你……你们要干什么?”卢援朝和他弟弟卢跃进正在房间里看电视,望着闯进来的警察,手足无措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你叫卢援朝吗?”陈全有跨步向前,声音在突然静下来的屋子里显得分外响亮。“是。”卢援朝似乎很快便镇定下来,点了一下头。“现在拘留你。”陈全有亮出拘留证。“我犯了什么罪?”卢援朝紧张地质问道。“签字!”没做任何解释,陈全有果断地把拘留证摆在桌子上。“他犯了什么罪?”施肖萌从走廊里冲进屋子,突然横在陈全有和卢援朝中间,“同志,请问他犯了什么罪?你们有逮捕证吗?”陈全有冷冷地瞥了她一眼,“你是他家的客人吗?我们在执行职务,请你马上离开。”周志明从走廊里跟进来,拧着眉毛正要对肖萌说什么,隔壁房里传来卢援朝母亲颤巍巍的声音:“谁呀,是谁来了呀?”施肖萌朝隔壁跑过去,段兴玉跟着一起过去了。卢援朝没有再争辩,伏在桌子上很认真地在拘留证上签了字,陈全有又向他出示了搜查证,他也一块儿签了字。然后,抬起头对陈全有问道:“我们单位知道不知道?我手头上正在翻译一份外文资料,厂里急等着要用的。”陈全有收起拘留证,答道:“厂里的工作你不用管了,跟我们走吧。”周志明过去给卢援朝戴上手铐,目光在卢援朝脸上很快地扫了一下,似乎能感觉到卢援朝的眼睛冲他流出一种宽容的微笑来。隔壁屋里,传来老太太呜呜咽咽的哭泣,夹带着段兴玉温和的劝解声。卢援朝被两个民警一前一后押着往外走,到了门口,突然转过身来对他弟弟说了一句:“别怕,我什么事也没有。”卢跃进是个待业青年,年纪比周志明还小一点儿,和他哥哥的书生外貌相反,他长了一副宽脸盘,短脖子,背阔腰圆,样子很茁实。在陈全有他们刚进屋的时候,他被这种严厉的场面弄得有些惶然不知所措,在他哥哥被押出屋子以后,心头的紧张才渐渐平息下来,代之而起的却是年轻人的自尊心和好胜心,他的两手怒气冲冲地插在腰上,斜棱起眼睛,冲着跟在林谦和身后走进屋子的一位女邻居喊起来了:“出去出去!没你的事,看什么热闹!”陈全有把搜查证又在他眼前抖了一下,“我们现在要对这间屋子进行搜查,她是请来的见证人,你无权让她离开。你也别走,作为卢援朝的亲属,你也是见证人。”卢跃进一梗脖子,“怎么着,要抄家吗?”陈全有根本不去理他了,和周志明、林谦和几个人开始在屋里搜翻起来。卢跃进的浑劲儿也上来了,用短粗的胳膊把正要搜查书架的林谦和一挡,吼着说:“少动!这是我的东西,你们要搜搜他的,那是他的床,其他都是我的东西,我又没犯罪,你们搜不着!”陈全有沉下脸,走过来厉声说:“我警告你,不要继续阻碍我们依法执行公务,否则你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周志明和卢跃进不熟,但有一面之交,他拉开他的胳膊,连推带劝地把他弄到沙发上,“跃进,搜查证上写明是搜查你哥哥的住处,不是光搜他个人的物品,你不懂,别再惹事了。”卢跃进望望陈全有胖大的身躯,比他足足猛出半个头,只好顺势下了台阶,不吭声了。这间屋子摆设不多,除了两兄弟各自睡觉的床,一个小衣橱,一张桌子,一个书架等几样旧家具外,墙角立着一个没完全打好的大立柜,一对小沙发也显然是新打的,样子不坏,这大概就是杜卫东的手艺吧。塞在床下的箱子也拉出来了,施季虹提到的那件橙黄色的尼龙登山服正放在里面,周志明取了出来,在扣押物品的清单上登了记。床上床下,桌子的抽屉,连那个尚未挂门的大立柜都细细地搜了,什么可疑也没有。大家差不多都停了手,只有林谦和还蹲在书架下一本一本地抖着书页。周志明知道,卢援朝这个书架,所载不多,种类却繁,有单位里发的政治书籍,新新的,大概从来没有翻动过;有外文书,是清一色的技术资料和工具书,还有几本新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大约是卢跃进的财产,奇怪的是几本关于天文学知识方面的书不知怎么也上了这个书架。他站在屋子当中朝书架看了一会儿,轻轻对陈全有说:“怎么样,差不多了吧?”陈全有点点头,刚要说什么,林谦和突然喊叫起来:“这是什么?你们来看!”所有人的目光一齐投向他,他手里拿着一个青色的小金属盒子,陈全有接了过来,对着灯光看了看,冲卢跃进冷笑了一下,说:“这架微型照相机也是你的东西吗?”卢跃进脸色顿时煞白,吃吃地说道:“我不知道,不是我的,我不知道……”“这儿好像还有东西。”林谦和把书架最低一格的旧杂志统统搬出来,从杂志后面又拿出两只小瓶子,周志明接过打开,闻了闻,他觉得背脊上有股凉丝丝的汗往下流,事实!这就是事实!事实无情,他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糨子。“什么东西?”“密写药,还有显影药……”他发呆地说。卢援朝被抓的消息几天之内不胫而走,一时间,在941厂内成了头条新闻,卢援朝也成了名噪一时的新闻人物。这个看起来老实巴交、与人无争的书呆子,竟然是个间谍特务,人们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间谍,除了电影上能见到几个外,在人们的感觉中,就如同“天外来客”一般遥远。而现在,一个活生生的间谍,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自己的身边……人们无不感到惊讶和新鲜。在熟人的眼睛里,卢援朝是个历来不大关心政治,上班来,下班走,和和气气,无亲无仇的人,业务上挺不错,生活上又攀了市委政法委书记女儿的高枝,运气正在得意。也许正因为现实与印象如此相悖,才更使这个原来看上去很平凡的人物带上了一圈神秘甚至怪诞的光晕。关于他的种种猜测于是添枝加叶地在厂里和社会上哄传起来。有人说他有一部高级电台,在发报的时候被公安局的讯号检测车查出来了;有人说在他家里挖出了手枪和炸弹;还有人说他准备把941厂破坏掉以后逃到国外去……,据从厂保卫处传出的“权威”消息说,他七五年去法国时就和外国人有过不正常接触,在里昂住旅店又违反出国人员住宿规定,一个人住了个单间,半夜有个年轻漂亮的女特务钻进了他的屋子,等等,不一而足。由于对卢援朝的公开拘留,11·17案已无密可保,继续经营和扩大战果都丧失了可能性。剩下的便只是如何公开处理的问题了。因为卢援朝与市委政法委书记施万云家的关系众所周知,一些在下面叽叽喳喳的群众便常免不了要把议论的锋芒指向施家,甚至还流传了一部特务策反市委政法委书记女儿的现代“阴谋与爱情”的故事。这些“民间传说”和“群众创作”虽然漏洞百出,不能自圆,但毕竟影响很广,因此市委领导指示公安局在短期内迅速结束预审,提请起诉,交付公开审判,一来教育群众,二来肃清流言。为了尽快结束预审、提请起诉,陈全有小组一连十来天都住在单位里加班,因为从卢家当场搜出了微型照相机和密写器材等特务用具,所以第二天便将卢援朝由拘留转为逮捕,并押往预审处看守所,由五处和预审处共同进行审讯。周志明这些天的工作主要是对几个细枝末节的证据做补充调查,有时也帮严君一起整理审讯录音。对卢的审讯他没有直接参加,但每次大陈和严君从预审处回来,都能把当天的审讯情况大致描述一番,从他们嘴里,他知道卢援朝断然否认了对自己的全部指控。“这家伙,给你来个死不承认!”大陈摇着头笑道,“其实他这一手不但救不了自己,反而落个认罪态度不好。现在咱们国家的法律,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像这样的案子,有目击者的揭发;有现场勘查的痕迹,又当场搜出特务器材,人证物证俱全,可以说是铁案如山,他自己不承认,白搭!预审处的同志说,按间谍罪,判他个无期徒刑,富富有余!”在卢援朝被逮捕两个星期以后,结束了预审工作,全部案卷连同证据材料,随起诉意见书移送了人民检察院。他们在处理了两天扫尾工作以后,大陈因为孩子割阑尾请了事假;小陆准备学习驾驶摩托车,也忙着办他的“学习执照”去了;案子上既没什么事可做,严君便也抽身出去收拾这些天积累下来的内勤事务,办公室里顿时清静下来。晚上,快下班的时候,段兴玉走进办公室,看了一眼独自趴在桌上抄写案卷目录的周志明,突然问:“你多少天没回家了?”“有两个星期了吧,干吗?”“得回去看看了,那也是你的家嘛,总该回去帮着干点儿什么家务事,尽些义务。今天下班回去,明天别来了,给你两天假。”是该回去看看了。下了班,他骑上车回施肖萌家来了。施伯伯还没有从北京回来,家里,因为卢援朝被抓而带来的阴影显然还没有消退,晚饭的气氛是沉闷的。宋凡脸上有点儿浮肿,饭厅里的暖气虽然烧得烫手,她还是在棉衣外面又披了件粗呢短大衣,她很没有胃口地吃了小半碗饭,便放下了筷子。周志明看了看她的脸色,轻声劝了句:“阿姨你吃得太少了,我再给您盛一点儿?”宋凡摆摆手,问道:“你这么多天没回来,净忙卢援朝的事了吧?他究竟属于什么问题,查清了吗?”周志明没想到她会知道自己参加了这个案子的工作,先是一怔,马上明白小萌一定是把在卢家看到他的情况告诉她了。于是支吾了一下,未及回答,宋凡又说:“我到市委问过了,还是前些天问的,他们说正在查。外面的人们都议论他是里通外国,他又跟小虹有这么个关系,我当然应该去问问清楚,如果他真有严重问题,小虹也好早有个态度呀,这牵涉到你施伯伯的名誉问题。”志明瞥了季虹一眼,她埋着头只顾吃饭,从宋凡的话中可以听出,季虹显然没有把她出面检举的事向母亲透露。他迟疑了一下,对宋凡说:“拘留卢援朝的时候,我去了,后来审查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听说是有严重问题的。”“听说?哼,过几天都要公开审判了。”宋凡淡淡地一笑,接过吴阿姨刚刚沏好热茶的保温杯,打开盖子嘘了一下浮在水面上的茶叶,又盖上,说:“我知道你们公安局有纪律,工作上的事,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儿,更不要说我们了。既然不愿意跟我们说,好吧,等老施回来我叫他去问吧。”她说罢站起身来,端着保温杯离开了饭厅。季虹匆匆扒了两口饭,放下碗也走了。从刚才宋阿姨的辞色上,周志明明白她对他的吞吞吐吐是很不满的。此刻他想对肖萌说点儿什么,但见她也始终沉着脸,慢吞吞地数着米粒往下咽,便没开口,默默吃完了自己碗里的饭,到厨房里帮吴阿姨刷了一会儿碗,等又回到饭厅的时候,施肖萌已经吃完了,正坐在饭桌前发呆。他在她身边坐下,斟酌了一下词句,说:“那天,在卢援朝家里,我看你不该说那些打抱不平的话,你那么一嚷嚷,卢跃进也来劲儿了,你走以后他差点儿要动武,像他这样的小伙子,一冲动起来什么荒唐事都敢干的。”他停了一下,观察着她的反应,又说:“我原来也不相信卢援朝会有问题,结果事实证明真有问题。看来咱们平时只了解他的表面,并不了解他的实质。”施肖萌冷冷地抬起眼皮,望着他,说:“我还是那句话,在你们搞公安的眼里,天下没好人,谁都可以怀疑,谁都可能是特务,是反革命。现在社会上小偷、流氓狂得不得了,你们倒不抓,凭个照相机就能认定是个特务!”“照相机,你怎么知道?”“卢跃进早告诉我了。”肖萌很不屑地说:“你们这些搞公安的也太土了,还真以为跟电影里那样,特务都跟傻瓜似的,拿个照相机专偷秘密图纸?人家比你先进多了,要你的图纸干什么?你们懂不懂科学?人家的卫星把你有几根汗毛都数出来了,还有什么密可保啊!”“那照相机怎么解释呢,自己长出来的?”“就不能是其他人放的吗?现在这种照相机在国外街上随便买。”“现在并不是光凭这架照相机定案的,我们还有其他证据。我的意思是,你那个不分青红皂白的同情心实在让人受不了,将来到法院、检察院工作怎么能适应呢?”“我的志愿是做律师。在某种意义上说,罪犯是弱者,我是同情弱者的,我愿意在法律上给他们帮助。我说的是政治犯,小偷、流氓不管!”“律师的责任是站在国家和法律的立场上帮助法庭公正审判,尽管是为被告人争取无罪和从轻,也绝不等于同情政治犯呀!这话说得没一点儿原则,难道坏人也值得你同情吗?”“坏人,有几个?自从‘文化大革命’以后,坏人我见得多了,我过去比你还恨这些人,真心的恨!可究竟谁是坏人,有多少?连我爸爸妈妈都当过坏人。行了行了,我们这一代人受够愚弄了,现在我谁也不相信,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我不知道什么好人坏人,我只知道——人!”“人又不是抽象的,你,简直荒谬!”“你现在说我荒谬了?你在自新河烧砖那会儿,我如果不是凭着对你这个‘坏人’的信任,凭着同情心,能不顾一切地去看你吗?那会儿你怎么不说荒谬呢?”周志明张口结舌,“好人坏人,总有客观标准嘛……”“你就是客观标准?”肖萌越说越抬杠了。“算了,我讲不过你,讲对了你也不服,反正你不要固执己见,对卢援朝这件事,你不了解全部情况,最好别在外面乱发表意见。”施肖萌从座位上站起来,真生气了,“以后别老这么嘱咐我行不行,我不是小孩子,不想总让别人指手画脚!”志明皱起眉头,“你今天碰上什么不顺气的事了,说话这么刺儿。我劝你别管卢援朝这件事也不是坏话,怎么叫指手画脚呢?”“卢援朝的事我管定了,明天上午我还要去看守所看他去呢。”周志明在鼻子里哼了一声,“算了吧,这你还骗得了我?卢援朝是未决犯,未决犯是不准探视的。”施肖萌冷冷地说:“我可没那么大心思跟你骗着玩。今天上午法院已经正式通知我,卢援朝请我做他的辩护人,我决定接受了。明天我要同我的委托人会面,请问公安人员,这符合规定吧?”他愣住了,“什么,你做辩护人?你又不是律师,你还没有毕业嘛!你当什么辩护人,你,你别去。”“你不是很懂得规定吗?法律规定:除律师外,被告人的亲属、朋友、同事以及人民法院允许的任何公民,都可以担任辩护人,这是我的权利,请你别干涉。”“卢援朝的案子铁证如山,你能辩出什么来?让法院为他指定一个律师当辩护人不也很好吗?不是职业律师的人当辩护人,只能了解简单的案情梗概,连案卷都不能看的。”“怪事,你为什么不愿意我出庭辩护?为什么?如果不是冤假错案,不是轻罪重罚,你们怕什么?我非去不可,这是我的权利,就是我爸爸妈妈反对也没用。”志明重重地出了一口气,脸色阴沉着向门口走去,“这是你的权利,你要去就去,是不是冤假错案,是不是轻罪重罚,到法庭见吧。”他拉开饭厅的门,愣住了……宋凡脸色难看地站在门口。“你们,在说什么?”他没回答,低下了头,让开了路。“小萌,你们在说什么?”宋凡走进饭厅,声色俱厉,她显然已经听到了他们刚才的争吵。“我要给卢援朝出庭做辩护人。”施肖萌毫不畏惧地说。“谁让你去的?”“我自己。”“这是你自己的事吗?你要不是我女儿,我根本不管!刚才我已经和你姐姐谈了,连她都同意和卢援朝划清界限,不再保持关系了,你还要往里掺。现在外面对家里的谣言有多少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一来,不更要弄得满城风雨了吗?”“阿姨,”周志明说话了,“这是卢援朝自己提出来要萌萌做辩护人的,法院也许可了。”“她不会不答应吗?法院总不会强迫嘛。卢援朝自己提出来的,他怎么不提别人,不找个律师,专找你呢?”“我也是学法律的。”“他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人家是冲着你爸爸来的,还不明白吗?你爸爸是市委政法书记,他拉上你,好让法院判轻点儿,这是司马昭之心,明白得很的!”“你,你怎么把人想得那么坏!”宋凡气急败坏地说:“萌萌,你怎么学得这么倔呢?你不要把家里的话当耳旁风,这几年,你干的那些一意孤行的事,没有一件是和我商量过的,我是不是你母亲?这种母亲我真当够了!”周志明在旁边一声不吭,他心里明白宋凡还在翻萌萌去自新河看他的老账,或者还包括擅自把他领到家里来住……“志明,你说说,你怎么看这件事,你劝了她没有?”“宋阿姨,”他咬了一下嘴唇,“我不同意她去,是因为她这样做的指导思想不恰当。可这是她自己的事,应该她自己做主。”宋凡脸上发青,饭厅里出现了一阵紧张的沉默。“那好,我的话算没说,你们大了,自己做自己的主去吧!”她说完走出去了。门,砰然发出一声巨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席的正上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在碧蓝的衬幕前赫然醒目。上午八点半,可以容纳五百人的旁听席上座无虚席,一片嗡嗡的声浪从黑压压的人头中传来。周志明和严君是在开庭前半分钟来到法庭的。周志明来旁听,与其说是为了欣赏肖萌的辩护,倒不如说是因为案件的本身,这个看起来普通实则奇特的案件,已经把他牢牢地吸引了。至于施肖萌的辩护,他并没有抱多大兴趣,甚至觉得对肖萌自己来说,这场辩护也是一件十分无味和十分难堪的事情。严君却是实打实地冲着施肖萌的辩护而来的,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古怪的心理,大概是觉得周志明今天的主要兴趣一定在肖萌身上,所以也想来看个究竟吧。他们两个往四下里找了半天,才发现了两个不挨着的空位子,在一连串“劳驾”、“对不起”的抱歉声中挤了进去。施肖萌已经坐在了审判台右侧辩护人席位上,为了使自己显得庄重,她今天穿了身很老式的蓝上装,雪白的皮肤在深色衣服的衬托下,更给人一种娇嫩的感觉。她低头翻着摆在面前的辩护词,一丝紧张隐然牵在嘴角上,——也许,只有周志明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吧。在她的对面,是公诉人的席位,坐着一位四方脸盘的中年人,正侧着头,目光自若地在旁听席上扫来扫去。侧门开了,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和书记员鱼贯走进大厅,人声顿时静下来。审判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同志,身材瘦小,双颊苍白,眯着的眼睛里带着一种凛然的气质,坐在她两侧的人民陪审员都是四十岁开外的中年人。铃声。静场。“卢援朝充当外国间谍,窃取我国绝密情报一案,现在开庭。”审判长略显苍老的声音在肃然的大厅里清晰有力。“提被告人卢援朝到庭。”旁听席上一片细细骚动,人们伸长脖子,几百双眼睛一齐注向左侧的耳门。卢援朝在两个法警一前一后的押解下,走了出来。他穿一身深灰色的棉衣,没有罩外衣,显得有些邋遢,剃光的头上刚刚长出些茸茸的短发,刺猬似的立着,脸虚胖,眼皮微觉浮肿,一双眼珠却仿佛比以前还有精神似的,在眼镜后面一闪一闪地往听众席上张望。审判长用平静的声音有条不紊地宣布案由;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和辩护人的名单。然后,她面向卢援朝:“被告人卢援朝,对法庭组成人员和公诉人,你有权申请回避,你申请吗?”卢援朝似乎对要他享受这一法律上的权利没有什么精神准备,迟疑了一下才摇头说:“不。”“现在,由国家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审判长向左侧的检察员点了一下头。公诉人站了起来,周志明这才发觉他是个体格异常魁梧的大汉,他首先向审判席行了一个礼仪性的注目礼,然后从容地环视了一下会场,操着淡淡的山东口音,朗声宣读起来:

“从那儿以后,我开始有计划地巩固和加深同施季虹的关系。我先是求她替我做一些非常小的事,这些事小到让她不好意思拒绝。有一次我随便找了个借口求她把家里的市委内部电话号码本借我看一看,其实我并不需要这东西,只是想借此来逐步扩展她的‘良心范围’,因为从自己家里拿出一个电话本虽然极为方便,但毕竟是件小小不然的违法行为。在她的‘良心范围’扩大到做任何事可以问心无愧的时候,我就开始让她定期向我提供941厂仓库里几种零配件的进货数目。马尔逊很需要这个数目,它可以使间谍机关的情报分析专家推算出中国空军一些机型的生产能力和装备数量。可是她向我提供这些数目的时间不长,就调到歌剧院去了。”他停下来,把抽得很短的烟头扔在脚下踩灭,没有继续说下去,等待着审讯者的提问。“窃取941厂总工程师江一明的笔记本,也是马尔逊的部署吗?”“不,”他咂了一下嘴里烟草的苦味,“这件盗窃案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并不是我们干的。马尔逊没有给我这个指令,我也没有让施季虹去干……”他还没说完,就看出审讯席上是一片不信任的冷笑。“徐邦呈,”姓段的把身体向前倾了一下,“你想在这件事情上隐瞒什么是毫无意义的,这并不能减轻你的罪责。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明,在案发当天进入盗窃现场的人中,只有施季虹可能作案。”他望着审讯席上那张紧绷的脸,半天说不出话来,在姓段的那十分肯定的目光中,看不出一丝诱诈的痕迹。猛然间,他眼前浮现出两个多月以前,在马尔逊的第二次香港招见之后,他和施季虹会面的情形。当时她说的那些话,那种神情,的确有些古怪,可自己怎么就没有多想一下呢?对,看来问题就出在这儿!那次见面是他打电话把她约出来的。为了保密起见,他没有领她到南州饭店他的房间里去,也没有照往常那样在某家饭店订个雅座,而是开上汽车把她拉到郊外宽阔人稀的环城马路上。那时天色已经擦黑,路灯的间隔又远,公路上一片黑暗。他们的谈话一直是在汽车里进行的。已经很久了,他们的关系就失去了初识时那点儿温情脉脉的色彩,而完全系于互相利用的心理状态上了。开始彼此还都极力掩饰这一点,而现在,这种心理状态已经渐渐表面化,有点儿开诚布公了。他承认,他的确是缺乏和自己所讨厌的女人相爱的本领。不出他所料,施季虹在听完他的话以后,沉默了一会儿,拒绝了。“我不干,”她的口气淡淡的,“好歹他是我未婚夫,你们也总应该照顾我一下!”他并不着急,没有恳求也没有威胁,只是矜持地转动着方向盘。他是故意做出这副漠然的样子,以防备她漫天要价。他清楚,施季虹显然是不会硬推到底的,因为她刚才并没有一下就断然拒绝,而是先沉默了一会儿,这一会儿,等于一个没有经验的商人在交易场上把自己的老底露给了对手。他们都沉默着,他把车开到路边一个远离灯光、四周荒凉的土堆边上停下来。他想这个环境也许能在她矛盾和动摇的心里发生一点儿孤立无援的恐怖感,他沉着脸,缓缓地问:“怎么样?我们可别闹僵了,亲爱的。”她的视线从车窗外的荒土堆移到他脸上,摊牌似的反问:“我再问一遍,我出国留学的事你到底打算怎么办,你过去许的愿全是空头支票吗?”“我们最好别这么说话,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和你谈这件事的。我虽然是个商人,可我不愿意在朋友之间的友谊里也掺进讨价还价的商人作风。”“哼,男女之间没有什么友谊。要么是爱情,要么什么也不是。你当初向我求爱时说的话你倒忘得快。现在,我身子也给了你,你倒不认账了。叫我怎么信任你?”“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儿。”他换了副笑脸,伸手进怀里,取出几张叠了一折、白雪似的道林纸来,“你看,我都准备好了,巴黎音乐学院,听说过么?你上次给我的录音带,已经给这个学院的委员会听了,还满意,同意你自费进修。不过你得先去那儿的一个法文补习学校学一年,看,这是那补习学校的入学证书。还有这个,银行出的财产保证书,还有移民局的入境签证,你看看,这么多手续,难道是一天两天办得过来的吗?”施季虹再也不能端着她那个目空一切、玩世不恭的架子了,他看见她的手在抖,身子在抖,接过那几张格格作响的证书,对着昏暗的夜色,看了又看,带着一丝颤颤的哭腔,她压抑不住咯咯地笑起来了。“你……你怎么不早说,行,够朋友。”他这才把手伸过去,搂住她的肩膀,“亲爱的,你什么事都太性急了,其实,我怎么能不希望你有成就呢?不过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出境签证怎么办?这我可帮不上忙了。”“这个不用你操心了。”施季虹胸有成竹,语气变得异常兴奋,“哎,怎么谢谢你呢?我虽然不是商人,可我和别人相处,总希望能礼尚往来,公平交易,我觉得这样才能使彼此的关系更稳固更长久,就是再好的朋友也不例外。”他把手从她的肩部滑向她的脖子,当触到那松弛的皮肤时,他感到一阵麻扎扎的恶心,可还是把嘴巴凑了过去,闭眼憋气地吻了她一下,“亲爱的,如果你非要还我情的话,那就把那件事帮我办了。”施季虹也把嘴凑上来了,动作从来没有这么温柔过,“我帮你,我帮你,可我不明白,你非要整人家卢援朝干什么?”他竭力同她亲热,一边又闪烁其辞地喃喃着,“虹,我爱你,你这么聪明,总该不用问就知道的。”她捧起他的脸,“是你爱我,还是你有什么把柄叫他抓住了?”他直起身,顾左右而言他地说:“这儿太黑了,我们走吧。”“等等,”施季虹突然又拉住他,“我帮你办了这件事以后,你要是不认账了怎么办?”他愣住了,好半天才摇头苦笑,“怎么,你真要当个商人?”“哼,”她也笑了,“好吧,为了你,我可以舍了卢援朝,不过我出国学习的事,只要你还有一点……就算是朋友之情吧,就帮我办到底,办成!到时我还会再谢你的,我这儿还有货,待价而沽!”对!就是最后这句话,当时他没有在意,只是敷衍地笑了笑,便把车子发动起来开上大路,他已经急着要向她交待具体的行动方案了。这句话现在看来,显然不是随口无心的空谈。“好厉害的女人,过去倒小觑了她。”他一边想着,神情一边安定下来,对着审讯席说道:“我明白了,是她自己干的,是施季虹,她想出国留学都快要发疯了。我想她一定是发现了江一明有这么个本子,又料定我一定需要它,就偷拍了下来,想用来作为我资助她出国的交换资本。她这种女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都愿意干!”审讯者脸上的气候还是冷冷的,“那么诬告卢援朝呢,也是她自做主张干的?或者还是你在帮她甩包袱?”“不,这件事是我叫她干的。这是马尔逊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连我都不过是个执行者。这个阴谋的所有细节都是事先在D3情报局的办公室里设计好了的。马尔逊在D3被称作‘现代谍报战争的计谋大师’,搞这一套阴谋勾当很有点名气。这件事起因于我在香港的一次例行汇报,其中偶然谈到江一明家被盗的事,马尔逊很感兴趣,认为可以用来做点儿文章,于是就设计了这样一个行动,称其为0号计划。选定卢援朝做‘替罪羊’,用伪造证据的方法,企图造成你们的错觉,把这个普通刑事案件当作间谍案件来侦查。这个行动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是想将南州市公安机关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注意力吸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消耗在一个永远查不清的无头案上;其次是通过这件事来观察中国侦查部门的水平、素质以及侦查手法;最后,还可以使施季虹更加受到官方信任,可是……哼!”他的嘴角牵出一丝苦笑。“什么?”他把苦笑收敛回来,突然觉得一股无法压抑的恼怒和恶毒在胸中涌撞起来,真是混蛋!马尔逊为什么不放下架子考虑考虑自己也会失败?为什么!他现在才明白,他正是被马尔逊的神化,被他那轻敌的自信和大意的乐观冲昏了头脑,才糊里糊涂地葬送了自己。“这不过是跟中国开个小玩笑,别让他们太松闲了。”马尔逊的幽默倒成了这位“大师”自身的悲剧。而霍夫曼呢,更是个没用的家伙,除了拍马尔逊的马屁不会别的,“马尔逊先生的计谋一向是天衣无缝的,足以经住任何反间谍机关的严格调查。”真是见鬼!他们全都陶醉在过去的成功上,而根本不去考虑今后可能会出现的意外,不考虑中国完全不同于西方,更不会想到那个盗窃犯其实就是施季虹。结果怎么样?不但牺牲了他,同时也葬送了马尔逊自己的名誉!“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审讯席上传来了最后的问话。他摇摇头,朝着那一排庄严而冰冷的面孔望了一眼,用很微弱的力量说道:“你们很高明,是胜利者,我承认。”笑声,充满着喜悦和激动的笑声快把上海轿车小小的顶篷都要掀开了。“科长,咱们南州市公安局破获这样重大的特务案,怕还是新媳妇坐轿头一回吧?”陈全有乐滋滋的,颇有点儿明知故问。“那还用说!”兴奋使小陆一扫几天来的阴沉,亮着嗓门儿说:“徐邦呈这小子受过长期的特务训练,两次来中国,特别是这次,是经过了辗转的迂回派遣才进来的,又有极好的职业掩护,像这号大鲨鱼,在咱们局捕获的特务分子当中,当然要挂头牌了。”严君嘲弄地冲小陆说:“那还不是亏了你,要不是你硬赖小周听了11·17的录音,这案子还不得八年持久战呀?今天能一口气突破两案,这功劳簿上,我看你应该挂头牌!”“,。”小陆窘得脸涨红,有气也发不出。此时,获胜的狂喜也涌满了周志明的胸间。他在刚才的审讯中,一直担任记录,全副精力都贯注在急速划动的笔尖上,无暇细细地顾及徐邦呈的供述对这两个曾使他魂牵梦系的案件,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徐邦呈把朱红色的指纹压在那一沓审讯记录的结尾时,他的心里才朦胧地升起一阵激动。直到现在坐在回机关的汽车里,耳朵中灌满同伴们的说笑,他才明确地意识到,他们付出了心血和艰辛的11·17案和311案,已经在刚才那个“历史时刻”大白于天下了。他的心不由得咚咚地跳起来,高兴得直想叫几声。一个侦查员、一个保卫国家安全的战士,当看到敌人的阴谋被自己顽强的战斗所粉碎的时候,那种无可代替的幸福感、那种对自己职业的自豪感,是怎样随着沸腾的热血跳跃着涌遍全身的,局外人也许绝难体会得到!他挤在大陈和小陆中间,身子靠着身子,随着车身的颠簸一同摇晃着。他觉得自己很幸福,很快乐,觉得大家都是那么可亲可敬,连小陆,仿佛也突然变得可爱起来。共同的胜利会使人们抛开积怨前嫌,共同的欢乐可以使人相谅相亲。这时,他想不起来应该说点什么,憋哧了半天,才说:“小陆的耳朵当真是有点儿实在的功夫,不服不行。一看外国电影,谁是毕克、谁是乔榛、谁是刘广宁、苏秀,一耳朵就能听出来。看来干侦查的,还是得多预备些随身本事,不定什么当口就派上用场了呢。”大家随声附和了两句,话题就转移开去。大陈像个预言家似的说:“这下,纪处长准又来精气神儿了,战况空前啊!你们等着吧,工厂里现在不是有奖金吗?我看咱们公安系统早晚也得实行论功行赏。”小陆哈欠连天地说:“奖不奖无所谓,要奖最好能奖咱们几天假。这阵子咱们就没打过一个安稳盹,吃过一口囫囵饭;澡堂子的门朝哪开都忘了;身上脏得一打哆嗦就掉渣儿;衣服脏得都洗不出颜色来了,放咱们几天假是真的。”想是这么想吧,放假当然是不可能的。纪真在听完了陈全有他们几个争先恐后的汇报以后,脸上那冻住的笑纹非常难得地绽开了,一连声地笑着说:“嗬,这可是出人意料的大丰收哇!”笑过,他坐下来又说:“不过也不奇怪,你们多搞几个案子就知道了,这种现象也是咱们这行的一个特点。某些小小的,看上去仿佛是很偶然的发现,有时候竟可以导致整个案件的全面胜利;反过来,一个不起眼的疏忽,也能使到手的胜利飞了。大陈,你们这一仗打得不错。老段,我看311和11·17两案可以合并,抓紧结案。结案报告和徐邦呈的起诉意见书都要尽快斟酌动笔;施季虹的劳教请示报告写出来没有?太拖拉了,要马上搞。要是让政法部领导再来催问就不好了,。”段兴玉踌躇了一下,“处长,这两个案子,呃——,我倒觉得是不是可以不急于结案。冯汉章的来龙去脉虽然是清楚了,但他和施季虹的口供之间差距还比较大,从施季虹这个人的素质和堕落的程度来看,要说她半夜跳窗子去偷拍江一明的笔记本,这个……似乎不太像,她自己也是不承认的。可徐邦呈却认为是她,这就复杂了。还有,从三月计划的徐邦呈到0号行动的冯汉章,看得出这个人是个城府极深的老油子,他目前对我们仍然有部分隐瞒是很可能的。所以我的意见是不要轻易给这两个案子打句号,还是让我们接着往下搞搞再说,你看行不行?”纪真低下头,很认真地思考了半天,抬眼对大陈问:“你什么意见?”大陈愣了半晌,“哎呀,这个,我还没有仔细想过。不过,段科长讲的道理是对的,我看……”“你们几个怎么看?”纪真转脸对其余的人问。严君、小陆没吭声,周志明先说:“我心里也有很多疑点,我同意段科长的意见,这案子不能结,得搞下去。”纪真盯着周志明,想了一会儿,说:“好吧,我到局里、到政法部去替你们说,案子,先不结,你们接着搞。但是,施季虹的劳教还是照常往上报,不然,我在政法部领导面前不好交待。徐邦呈的起诉意见也不能无限期地拖着,久押不判是违法的。”纪真说完,看看表,走了出去。段兴玉看看窗外早已黑下来的天色,表情似乎有点儿沉重,环视了大家一眼,闷闷地说:“今晚不干了,大家回家去吧。”大家都默默地离开了办公室。自从审判卢援朝以后,周志明就一直忙得没有回过太平街了。明天以后不知又要忙成什么样子,所以他决定今晚上一定得回去看看。他刚把自行车推出机关大门,听见段兴玉在后面叫了他一声。“回施肖萌家去吗?走,我们可以顺一段路。”他们并肩骑上车子,周志明以为段兴玉是想和他谈什么事情,可是走了半天也不见他开口。从今天审完徐邦呈以后,他就明显地察觉出段兴玉的兴奋中是带着很大保留的,并不像他们几个人那么“绝对”热烈。他犹豫着先开口问道:“科长,案子上现在的这个局面,你怎么想?是不是觉得胜利来得太容易了?”“啊,那倒不。”段兴玉摇摇头,停了一下,又说:“在现代反间谍战中,突来的胜利是常见的事,隐蔽斗争嘛,双方的胜负常常是难以预卜的。就像纪处长刚才讲的,看上去是个胜局的案子,疏忽一步,就会满盘皆输;相反,一盘死棋,要能一下走到对方的漏洞上,也能转手为赢,这都不奇怪。我只是觉得……”他又停了一下,似乎在寻找一个恰当的字眼儿,“我觉得这案子还有些地方不大顺,还得费点儿琢磨。比方说,徐邦呈对他自己为什么仓皇出逃这一点,就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说实话,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倒也凑合能结案,反正一个教养一个判刑,都算有了结果。我要求接着搞,其实也是自找麻烦,要是搞不出什么新问题来,你看好了,保险有人要说难听的了,纪处长那儿就满意不了。咳,我也想开了,就像你说的那样吧,侦查员嘛,本来就是个麻烦的差事,要干就干脆干好它,别的,不管那么多啦。”周志明默然地笑了笑,像有了个主心骨。车子骑到幸福路,段兴玉用手拍了一下他的背,“我该拐弯了,你直走吧。对了,你上次不是说施肖萌并不懂天文学知识吗?我后来琢磨了一下,这的确是个有意思的现象,她怎么一下子就抓住了整个证据当中的这个重要环节了呢?真是够有运气的。你见了她,可以绕着跟她聊聊这事。啊!第一,注意别泄密;第二,别让她反感。好了,明天见吧。”和段科长分手以后,周志明骑车一直往北。南州的冬天,风总是这么硬,无数细小尖利的砂粒被风卷起,直撞在人的脸上,麻扎扎地十分难受。不知为什么,离太平街越近,他的心情就越加悬悠起来。这些天,他之所以没回来住,一来确实是工作忙,二来是有点儿……多少有点儿吧,害怕见宋凡的面。萌萌呢,大概因为近来常常和他有点小小的口角,加上他们在为卢援朝出庭辩护这个问题上的不痛快,显然在越来越多地接受着她妈妈的偏见和猜疑。不然,何以一见到他和严君在一起便那么警惕呢?和严君之间的关系,他以前并没有想得那么多,直到在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的那个晚上,陆振羽“冲冠一怒为红颜”之后,他对她才加倍地谨慎和检点起来,绝不做半点过于亲昵的言笑。但愿严君最后能爱上小陆,而自己也和肖萌终成眷属,皆大团圆,相安无事吧。尽管小陆有着令人难以容忍的偏狭,但毕竟也有许多长处,有许多能吸引住别人的优点,他也是应该在生活中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幸福的。他进了施家的门,看见客厅里幽幽地亮着灯光,略一踌躇,还是推门进去了。在落地灯凝止不动的光影里,宋凡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用一种极为陌生的目光注视着他。良久才冷冷地问道:“你还来干什么?”这种冷峻的、充满敌意的态度使他怔在门口,有点吃惊地眨眨眼睛,慌慌张张地问:“宋阿姨,您好像生我气了?”“那我怎么敢呢?你是公安人员,手里拿着刀把子,我敢生你的气吗?”宋凡冷笑的脸被激怒扭歪了。他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个难看的样子。口吃地问:“我做错什么事了?”宋凡的眼圈忽地红了,泪水打着转儿,“不是你做错了事,是我们做错了事,我是劝你同我们划清界限,既然我们都成了反革命家属了,你还来干什么?”他心中忽地一下明白了。是那封信,那封他写给马局长转市委的信叫宋凡知道了。这下好啦!他心里很清楚,与宋凡的这场冲突是绝躲不掉了。这一直使他惴惴不安的冲突终于来了,既来了,他反倒坦然起来。“宋阿姨,我知道您生我的气,说两句气话我也情愿听着,可是这件事只能怪季虹自己,这几年她把施伯伯和您的话全当耳旁风,自己走上这条路,也是无可挽回的事情,我心里也是同样不好受的。”“好吧,你既然这样说,我再问你一句,你说心里话,说良心话,你在我家里也不是一两天了,对小虹不是没有了解的。你说,你是不是真心认为她是反革命?”“从法律上讲……”“你不要跟我讲法律,实事求是,你讲真心话,她能不能是反革命?”“是,她犯了反革命间谍罪。”“好,好。”宋凡脸上的皮肉直打颤,声音不大,却发着狠说,“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我们革命队伍里有那么一批喜欢整人的人,我见得多了,就是没见过你这样敢把整盆的墨往别人头上泼的。”周志明简直被噎得说不出话了。他竭力压制着委屈和恼火,结结巴巴地说:“您,您这么说就不对了……”“我有什么不对的?小虹是犯了大错误,很大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很坏的影响,我革命这么多年,还能袒护她吗?你在这儿住着,难道没看见我老批评她吗?可是组织上明明已经对她错误的性质做了认定,你为什么还非要插一杠子,非要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呢?你昨天还在叫她小虹姐姐,还和她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今天就能翻脸说她是反革命!我还一直以为你不会是这样一个人,要不是市委政法部的领导亲口讲的,我还不相信呢!”周志明让自己冷静下来,一直等她把话说完停下嘴,才开口说话:“宋阿姨,我完全懂得您现在的心情,可我觉得您这两年并不那么了解季虹了,她背着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您并不完全清楚。她的问题构成什么性质,怎么处理,法律上都有明白的规定。难道因为她是政法书记的女儿,就可以减轻处罚吗?那还怎么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他头一次这样正色地同宋凡说话。“好了好了,我不同你争辩。我不懂法律,那市委政法部懂不懂法律呢?也不懂吗?幸亏你才是个二十四级的干部,要不然,你还敢把小虹枪毙了呢。告诉你,现在不是‘四人帮’时期了,党是有政策的,你这么点儿水平的人,还是回单位里好好学习学习去吧。”宋凡突然转换了一种非常客气的语气,又说:“好了,你也不要再说什么了,既然你这么反感我们,这么容不得我们,那么应该有点儿骨气,你可以搬出去嘛。”志明浑身像烧了火,觉得自己受了侮辱,气闷得眼泪直想往下掉,“好,我这就搬出去,你们对我这几个月的照顾,我是不会忘记的。”说完,一扭身,跨出客厅,跑进卧房,他忍着泪把自己的东西一股脑地塞进帆布手提包里。他想给小萌留个条子,旋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最后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推开房门,提着手提包走了出去。只走了几步,他便像根木桩似的在走廊里定住了。施肖萌,也像根木桩一样一动不动地在他面前僵立着,在日光灯惨白的光线映射下,呆板的脸上仿佛结了一层冰冷的霜。他不知该怎么说,张皇地垂着手,费力地从喉间挤出一句话来:“肖萌,我要搬回机关去住。”一股泪泉在施肖萌眼眶中闪了一下,涌出来。她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厉声喊道:“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他吃惊地半天说不出话来,“萌萌,你这是怎么啦,是为了你姐姐的事?”“你不是一直烦她吗?这下她是反革命,你高兴了吧?”“萌萌,这种糊涂的话是不应该从你嘴里说出来的,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不,我从前以为我了解你,以为你老实、善良、正直,可现在我不了解你!你把我蒙在鼓里,当傻子一样蒙在鼓里。我姐姐千错万错,可有一件事她没有错,她说对了!你长得漂亮,你就凭着这个资本和那位女公安人员去奔你们的幸福吧!我决不妨碍你们,我自己的悲剧,我认了!”“你,你听到别人胡说什么了?听到什么了!”他控制不住地大叫起来。“你不用解释,我听到了,我也看到了,你们真会选地方,岐山路,那地方安静,人少,正好谈情说爱,我要不是偶然路过那儿,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哪!”“啊——”他恍然大悟,语气平静下来,“萌萌,你误会了,我们那天是有工作的,具体情况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说。”“你别再欺骗了,我不相信,不相信!我就是再迟钝,也不至于不明白你们那种亲热劲是怎么回事,你的工作保密,谈情说爱也保密吗?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要听了,你要走就快走,快走!”她的泪水不断地涌出来,泣不成声地把脸别向一边,“我过去,爱过你,真心地爱过你,现在……我恨你!恨你!”他的手一松,咣地扔掉提包,痉挛地一把抓住她的胳膊,“肖萌,你应该叫我说完!”“别碰我!”她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声,猛地把他推开,“让我忘了你!”宋凡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客厅里出来了,用平静的、甚至还有点儿婉转的声调说道:“你现在后悔了吗?晚了。我们一家有什么错待你的地方?‘四人帮’那会儿,萌萌跑到自新河去看你,同情你。你知道,为这个我们一家替你担了多大风险?可你,你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怎么对待萌萌的?太忘恩负义了吧!”对这种客气而又居高临下的声调,周志明实在受不了了,木然松开掩面啜泣的萌萌,提起地上的手提包,他只说了一句话:“友谊和爱情是共同创造的,不是一方给另一方的恩赐。”他推开大门,向咆哮的大风里走去。他又搬回了机关西院的小工具房。用了一个晚上和一个白天,收拾了这间荒置的“旧居”,把墙角、顶子都用旧报纸严严地糊住,糊完以后又找了个小推车去寻觅废砖头,准备盘上那个原来想盘而没有盘的炉子。组里的几个人对周志明从施家搬回来的事各有各的判断,大陈以为他是因为回避的问题才赌气从施家搬出来的,免不了对他说了些“何苦来”之类的话;小陆则断定他一定是主动和施肖萌吹了,所以一开始对这事的反应是冷冷的,直到后来看见他踽踽独行地满世界捡砖头,才真地动了恻隐之心,竟挨过来扭捏地说了一句:“你到锅炉房后面去过吗?那儿有不少砖呢。”“锅炉房后面?”他有点儿诧异地看看小陆,随口应道:“能过去吗?”“能,我陪你去。”小陆居然自告奋勇当了向导,这显然是在表达一种和好的愿望了。对这件事始终不动声色的,只有段兴玉一个人,在周围没人的时候,他悄悄对周志明问道:“是那封信吗?”周志明垂下眼睛,点了点头,随即又说:“也不全是……没什么,我不后悔,本来就一直想搬出来呢。”段兴玉很带感情地拍拍他的肩膀,仿佛想用手臂把力量和鼓舞传导给他似的:“上我家去住,愿意吗?……好,不愿意我也不硬拉,我知道你不想打扰别人,也不习惯和别人家伙着过日子。那,等春天吧,局里的宿舍楼到四月初就可以竣工住人了,咱们科就是分一间屋也是你的。”头两宿,屋里没有火,实在是够冷的,周志明穿着厚的毛衣毛裤,扣着棉帽子,还是在被子里时醒时睡地筛了两宿糠。第三天上午他开始盘灶,刚和好泥,严君来了。“砌炉子?”她一进屋就脱下大衣要伸手帮忙。“我干什么?”“别别,”他说什么也不让她拿家伙,态度异常坚决,“你昨天就帮着糊了一晚上墙了,这活儿你也不会干,别沾手,要不我就不盘了。”严君无可奈何地放下手里的一块砖,呆呆地耽搁了半天,才说:“这几年,你吃够苦了,刚舒服几天,又要过这种苦行僧的生活,我真不愿意你这样生活,你,你们干吗要吵架呢?我知道你是需要她的,不能再和好吗?”他看了她一眼,在嗓子眼儿里咕噜了一句:“我也不知道。”他默默地干活,见她呆站在旁边看着,反复想了想,终于说;“你,你走吧,现在人手这么忙,我已经请了一天假,你再出来……怕不好。”严君摆摆手,“没事,小陆出去调查去了,大陈修改那份劳教报告呢,我这会儿没事……对了,我借你那本《普希金诗选》看完了,什么时候还你?”严君扯开话题。他还想劝她走,没来得及琢磨出一句合适的话,门外已经由远及近传过一片乱纷纷的脚步声,夹带着处长纪真大声的说话。“这儿的卫生归哪个科管呀?这间屋子是干什么的?”话音随着拉门的声音走进屋来,“哟,还住着人哪?”屋里屋外站满了十几个人,周志明直起腰来看看,哪个科的都有,他明白这是全处查卫生呢。“你现在住这儿?”纪真在屋里四下打量着,问他。“啊。”“这是干什么,砌炉子?”“啊。”“你会砌吗?”“凑合吧,在自新河学的。”“啊啊。”纪真上下又看了看,转身对那些卫生委员们问:“还有哪儿没检查?”“差不多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应着,然后簇拥着纪真呼隆呼隆地走了。下午四点来钟,周志明接到了杜卫东打来的一个电话,约他下了班以后到西夹道去一趟。“今天晚上?什么事?”他笑着问,“是给我补你们的喜酒吗?”“喜酒?噢,不不,喜酒等过两天我和淑萍请你到外面吃,九仙居修缮内部不开了,咱们上‘砂锅温’,不过今天晚上八点我还得去厂里值夜班哪,所以今天不成。”“既然你八点钟值夜班,还让我上你家干什么?”他有点儿诧异。“你七点以前来,我有事。”杜卫东语气坚决,没有一点儿开玩笑的意思。“什么事?”他满腹狐疑地又问了一句。“喂喂,我这儿是公用电话,说话不方便。反正你下了班就来吧,到这儿来吃晚饭。这不算该你的那顿喜酒,行吧?”他还想问个究竟,但转眼看见段兴玉手里拿着一份材料在等他,只好匆匆结束了同杜卫东的对话:“好的,晚上见了再说吧。”段兴玉看着他放下电话听筒,把手中的一张纸递过来,问道:“小严说这是你裱的,这封信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没做注明就放到副卷里来了?”他接过来看了一下:“啊,这是从前门饭店徐邦呈房间的纸篓里拣出来的,一共拣出三张,除了这封信,还有一个通讯录,一个账目单,后两样我都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前几天我到看守所提审徐邦呈的时候,把这封信的情况问了问他,据他说,这个写信的刘亦宽是北京的一个中学教员,曾经在今年暑假期间给他做过几天义务导游,他送过刘一支带电子表的圆珠笔,香港货,不值钱。后来听说刘的父亲住医院了,就又给了刘二百块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来往。”“刘亦宽住在什么地方问了吗?”段兴玉问。“住北京甘雨胡同,在中学教书,这都是刘对他说的。”“这些情况你核查了吗?”“已经打电话请北京市公安局帮着查了,不过,北京八九百万人,叫这个名字的恐怕不止一个,再说,接受外国人的馈赠,大概不会用真名实姓和确切住址,所以,从户籍卡片上查可能不会有多大意思。北京还没有回电,所以对这封信的注明就还没有填。”段兴玉没有表示什么态度,转脸对严君说:“把刚才志明说的一段审讯录音拿来听。”一盒TDK磁带从木柜里取出来,装进了录音机的卡盒里。因为是周志明自己刚刚审过的情况,记忆犹新,所以他很快就在这盘磁带中找到了段兴玉要听的那一段对话。喇叭里先跳出来的是他自己的声音:“……还有一个问题,你在国内还和什么人有过来往?”隔了片刻,徐邦呈的声音才出来,“除了生意上有来往的,再有就是……就是住饭店认识的服务员。还认识什么人呢?……不记得了,我想我都讲过了。”又是周志明自己的声音,“你听到过刘亦宽这个名字吗?”徐邦呈的声音,“刘亦宽,这名字有些熟,啊,……他,给我来过一封信……”“是这封信吗?”“是的。”“你是在什么地方认识他的?”“你问什么地方?啊,在北京。”“他在北京是干什么的,你们怎么认识的?”“啊,我们是萍水相逢……”“咔!”段兴玉伸手关掉了录音机,倒回来,又把这段重听了一遍,然后往椅背上一仰,眼睛看着志明,说:“听到了吗?你的问话有个很大的空子,给这家伙钻了。”周志明浑身一激灵:“什么空子?”段兴玉说:“现在很难说刘亦宽是不是北京人,而要判断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最直接的根据是信封上的邮戳。既然信纸没有彻底毁掉,那信封一般也不会单独毁掉,说不定让他信手塞在什么地方了,但是徐邦呈并不一定知道我们没有搜到信封,如果你在审讯中始终不让他摸到这个底细,他是断然不敢胡说八道的,那样,主动权就在你手里了。”周志明恍然大悟,“哎呀,对了,我不该问他是在什么地方认识刘亦宽的,也不该问刘是在北京什么地方工作,哎呀……”“是的,因为你第一个问法,让他察觉出我们根本不知道刘的所在地区;第二个问法,等于告诉他你已经对刘在北京工作这样的供述不怀疑。”“对对对,真该死,我当时只想把这封信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好装卷,没想太多。怎么,难道这封信会有问题?”一直在旁边听他们说话的严君插了一句嘴,“信文上好像还看不出什么破绽来。”段兴玉用食指敲敲那封信,“你们好好看看。”两个脑袋凑到一起,看了半天,严君先把头抬起来,“我看不出什么。”周志明迟疑了一下,说:“文笔不错,可为什么字写得这样差?歪七扭八像个小学生,我看像个低年级小学生。”段兴玉看着那封信,不动声色地说:“笔迹是经过伪装的。”“有伪装?”严君惊叫起来。志明连忙把信又抓过来看,果然,笔迹确实带有明显的伪装痕迹。他虽然把这封撕得烂碎的信从纸篓里拣回来,实际上却并没有对它抱多大希望,除了粗粗研究了几遍信文内容就是准备打入副卷了,竟至对笔迹上的显著问题视而未见。他带着点儿惭愧,连连说道:“是有伪装,是有伪装。”段兴玉从抽屉里取出一只放大镜,贴近信纸,说:“看嘛,笔画顺序混乱,不规律;比例搭配失调;运笔僵硬,你们看这儿,还有这儿,凡是收笔的地方都有个小倒勾,典型的左手书写。不过看起来这个人并不具备文字伪装的专门知识,虽然把自己的真实笔迹掩盖了许多,但是做得太露骨了,不高明。”周志明脸上发热,“哎呀,我险些把它放过去了。”段兴玉话里带着明显的责备口气,“这样的信应该早跟我说一声,怎么能当一般材料自己随便处理呢?你们想想,徐邦呈是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十点钟离开前门饭店去机场的,我们当天下午搜查他的房间,发现这封信还在纸篓里,饭店的纸篓一般一天倒一次,那么这封信很可能就是徐邦呈十二月二十九号当天或者是二十八号收到的,换一句话说,徐邦呈是在收到这封信不久才仓皇出逃的,那这封信是否和他的逃跑有关,就不能不格外怀疑了。”周志明思索一下,说:“科长,这封信会不会就是你估计的那个向徐邦呈预示危险的确实信息呢?”段兴玉沉吟着没有回答,严君说:“会不会是信封上有密写或者显微点,他看完以后把信封毁了?可如果要是特务信件的话,为什么不把信纸也销毁了呢?”段兴玉点点头,“当然,按道理是应该销毁的,间谍斗争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很高的艺术,许多间谍行动都被精心设计得天衣无缝,但任何人都难免会有纰漏,反间谍部门的水平常常就体现在能不能不失时机地一把抓住敌人的疏忽和纰漏,然后顺藤摸瓜,揭开全案。哎,对了,徐邦呈的危险信号是什么来着,1127,对吧?”周志明他们两个人异口同声地答道:“对。”“你们看看信上有没有这个数字。”他们在信上仔细寻找了一遍,“没有。”段兴玉拿起信来看了看,又放下,在屋里来回踱了两趟,突然站住,说:“信文里会不会有漏格密码?”周志明和严君的脑袋又凑到一起,按“漏格密码”的拼译方法,先试着把每句话的第一个字拼连起来。信的全文是:“你寄来的钱,已经收悉。病危入院的家父,于前天脱离危险后,即命我代为执笔,速寄一信与先生,以转达他的谢忱。他下周便可以移榻回家了。看来他的病,讫今无大渐,你付予的帮助,使他在自己残烛之年又得到了一位热心的朋友。”他们拼成:“你已病于即速以他看讫你使”十二个字,怎么看也是无机联系,不成话。“可能是‘乱码’。”严君直起身,不无扫兴地嘀咕着。周志明又把每句第二个字拼起来了,拼成:“寄经危前命寄转下来今付他。”他泄气地在纸上捶了一下。段兴玉摆了下手:“算了吧,实在不行送到技术部门让专家们破译去吧。”周志明无精打采地把这封信又放回到卷里去。段兴玉又拿起另一份材料,对严君说:“严君,这是你写的吧?这种材料不光要写上徐邦呈这个原名,他那个冯汉章的化名也要注上,还有代号2711,危险号1127,还有……”段兴玉指点着的手突然在半空停住了,呆怔了片刻,突然像发现了什么大钻石那样,叫了一声:“他的危险信号是1127!”“是呀。”周志明和严君莫名其妙地同声答道。段兴玉指着周志明手上的副卷,“拿出来,那封信,按他的危险信号拼,按1127拼,试试看!”周志明如梦方醒,飞快把那封信又取了出来。他们按1127的顺序,先把第一、第二句的头一个字;第三句的第二个字;第四句的第七个字拼连在一起,眼前不由豁然一亮,这句话拼成:“你已危险。”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段兴玉也几乎不能保持固有的矜持,叫起来:“往下拼!”按1127的顺序,他们拼完全信,拼出的十二个字端端正正写在一张白纸上。“你已危险,即速转移,看讫付烛。”他们激动得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一种既庆幸又后怕的心情在周志明心里交错起来,这是在他不算短的侦查员生涯中从未有过的一种复杂感触。他庆幸能把这包碎纸片带回来而没有被饭店的服务员当垃圾倒掉,又为自己把它当成普通信处理的疏忽而后怕,差点儿就是无头案了呀!大陈和小陆去市检察院联系工作回来了。当他们听完严君兴高采烈的叙述之后,自然也是惊讶不已。谁能想到这个近于扫尾的案件又突然节外生枝,重开了一片神秘莫测的天地呢?段兴玉脸色凝重,环视众人,说道:“都谈谈看法吧。”陈全有的目光在那封充满了扑朔迷离的未知数的信上停了一会儿,顺口说:“会不会是施季虹发的?”这个怀疑马上被段兴玉摇头否定了,“不会,施季虹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三点多钟还给南州饭店打电话找徐邦呈,说明她在此之前不知道徐已经去了北京,在此之后一直到在火车上被捕,她始终是在我们的监视控制之下的,没有发现她发过信。我想这封信一定是另外一个人发的,而且一定是在南州发的;发信时间只能是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午十二点半到下午六点半这几个小时里。”周志明的脑子里也做了同样一番推断,他点头附和着说:“对,徐邦呈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午已经买好飞机票要逃走,那最迟得在二十八日下午接到这封报警信,二十七日中午十二点半是法庭散庭时间,下午六点半是咱们市里邮局对当天发往外埠信件的最后销邮时间,所以这封信只能是在这其间的六个小时之内发出的。”大陈挠挠头,“有道理,呃——我倒想,南州会不会有一个秘密电台,由这里的潜特先向北京使馆里的特务组织报警,再由使馆的特务在京给徐邦呈发这封信呢?”“也不会。”段兴玉指指这封信,“如果是使馆在京发信,就用不着煞费苦心地做文字伪装了。你看,费那么大劲儿,写得歪歪扭扭,还不就是为了逃避我们的调查吗?有句俗话叫‘灯下黑’,我看这个人肯定就在南州市,就在我们灯下的黑影里。”大陈拿起这封信,仔细审视了一阵,说:“这是用普通横格纸写的,看来得从查这张纸入手了。”他把信纸哗啦哗啦晃了两下,笑着对周志明说:“你小子啊,有运气,拾破烂还真拾回个金娃娃来,说不定,全案大白就在这张薄薄的纸上了。”天色已经晚了,严君早已把屋里的电灯拉开。下班的铃声不知什么时候打过了,机关里业已人去楼空。段兴玉不慌不忙地踱了几步,在屋子当中站定,说道:“我们手头的所有调查工作、材料工作全部停下来,从明天开始集中力量查这种纸,还要提审徐邦呈。今天晚上,周志明跟我去找纪处长汇报,噢,对了,小周还得回去给屋里生火,那就大陈……算了,大陈也回家吧,省得你爱人又欺负你这个大丈夫,小陆晚上跟我去吧。明天,明天是星期天,我看……”段兴玉略略停顿思考了少顷,“上午也算了,休息一下,个人的事抓紧办了,明天下午,大家都来。”报警信的破译,使整个案子变得复杂和急迫起来,但大家还是打心眼儿里希望能有一个喘口气的机会,哪怕只有半个星期天,也好松弛和调节一下长期紧张的神经。周志明穿上大衣,心里盘算着是先去西夹道找杜卫东还是先回去把炉子生上,他行色匆匆地正要走,电话铃响了起来,小陆接了,问了一句便把听筒冲他一杵,“找你的。”见鬼!这么一会儿接了两个电话了,他有点儿烦躁地接过听筒,毛愣愣地问道:“谁呀?”听筒里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使他全身悚然抖了一下,“是,我就是。”他的语气似乎也胆怯下来。他没有再问那人的名字,他已经听出是谁了。低垂的夜幕下,风在肆虐。街上,下班人流的高xdx潮已过,一些临街住家的窗户里,透出点点落落温暖的光。这会儿,正是一家人围在火炉边上吃周末团圆饭的时辰了。周志明骑车到了幸福路,没有拐弯去西夹道,而是顶着带哨的寒风一直往北,经南州饭店,奔太平街来了。从施伯伯在电话里的声音中,他几乎想象不出那该是怎样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施伯伯是第一次用这样低沉和郑重的语气同他说话的,“还没下班吗?哦,我是上午从北京回来的。下了班,你到家里来一趟好吗?我……想同你谈谈。”他没有再问什么,要谈的问题当然是可以猜到的,除了季虹的问题还能有什么呢?尽管他在给市委写那封信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和施家闹翻的精神准备,但施伯伯在回到南州的当天就打来电话约他去谈,却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他在内心里意识到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胆怯和紧张。是觉得有负于施家吗?不!他做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自惭过,他自信是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的,但是在感情上,当然,多少还有面子上,他是不愿意,非常非常不愿意和施伯伯直接冲突起来的。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放弃了去西夹道同杜卫东的约会,到太平街来了。施家的门口停着两辆小轿车,示意着家里正有客人。果然,当他在走廊里脱大衣的时候,就听见客厅微掩的门里传来一阵亲热的说话声。“老乔哇,老马已经在这儿谈了半下午了,你这一来,我看万云也别想休息了,我这儿快成了你们的第二办公室啦。”“老宋,这你可就冤枉我啦,我是下班顺路来看看,保证不谈工作,不谈工作,啊。”周志明推门走进客厅。客厅里,除了宋凡和乔仰山之外,施万云和马树峰也在座。他们中断谈话,一齐把目光投到他身上来。他拘束地欠欠身,问候说:“施伯伯回来啦。”宋凡把意外的目光盯在他脸上,皱起眉,冷冷地问:“你来了,有什么事吗?”她还没等回答就下了逐客令:“啊,今天我们这儿有客人,他们要在这儿谈工作,你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好不好?”施万云闷闷地开了口:“是我叫他来的,志明,你坐下吧。”他在墙边一只折叠椅上坐下来,屋子里的空气刹那间有些尴尬,只有马树峰偏过头来跟他简短地打了个招呼:“才下班?”他点点头,转目注视了一下施万云,他仿佛今天才刚刚发现施伯伯的面容是那样苍老,带着似乎永远去不掉的疲惫和憔悴,鼻子不由酸了一下,原来那种胆怯和畏缩的心情一下子竟被一种无限的怜悯所代替。他深深地感触和体会到了施季虹的事,给这位钟爱她的父亲带来了多么大的刺激和创痛。马树峰从沙发上站起来:“老施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告辞了。你今天一回来就没顾上休息一会儿,难怪老宋要骂我们了。”乔仰山也站起来,“好,有话下星期再谈。”施万云摆手让他们坐下,“先不忙走。既然都来了,我有几句话想对你们说。”宋凡细声细语地劝道:“你累了,今天早点儿休息吧。再说,大星期六的,人家老马老乔还没回家呢。”施万云没有说话,眉宇间凝结着沉思。屋里难堪地静了一会儿,马树峰和乔仰山只好又坐了下来。“今天回来,”施万云眼睛勾在自己的脚尖上,哑声说道:“李直一同志找我谈了季虹的事,把有关材料给我看了。我知道,对季虹的处理问题有人是向市委写了申告信的,直一同志虽然没有告诉我,但我心里明白,有些群众是不满意的。我想,我想……”“咳,老施呀,”乔仰山截住话头,说,“我看这件事你就不要亲自过问了。老马刚从广州回来,季虹的处理问题一直是我抓的,办案单位的意见是劳教三年,政法部也是同意的,等过几天他们就会把请示报告报到市公安局法制科去。唉,有什么办法呢,孩子糊涂嘛,出了这样的事,我们考虑不处理一下的话,下面群众也要有意见,我看这样吧,老马,”他转脸对马树峰说,“季虹的身体比较弱,还有……”他把目光飘向宋凡。“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宋凡叹口气,“这都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几年坐下的根子。我和老施那时候都在‘住读’班里,家里就是虹虹带着她妹妹过。唉,弄得一身病。”乔仰山连连点头,接着说:“是啊,那些年咱们都一样,我,老马,还不都关起来了。大人挨批挨整住牛棚,孩子们也跟着受罪,熬过来不容易。老马呀,我看根据季虹的身体状况,将来可以叫劳教所安排她保外就医嘛。”马树峰手里机械地转动着一只茶杯盖,沉吟了片刻才答话道:“季虹的案子,我原来一直没有怎么过问,最近因为有人对她的处理问题向市委写信提意见,所以前几天我也调卷来看了看。劳教三年嘛,我看还值得研究一下,过一两天可以叫他们具体办案的同志一块来开个会。……啊,我们今天不是不谈工作吗。老施也累了。”施万云的话题却依然执着在这个案子上,说:“对施季虹的处理,我是要回避的。我现在同你们谈这件事,不是作为工作而谈的,而是作为一个了解季虹的人,也作为一个老法律工作者,同你们二位主管这项案子的同志谈谈个人的看法。我想这总是可以的吧。”屋里静下来,马树峰和乔仰山都没有再打断他的话,他疲乏的声音继续说着:“季虹小时候,是个很好的孩子,我和宋凡都是很喜欢她的。我们爱她胜于爱萌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你们都知道,家里全靠她了,她一个人带着萌萌过,还偷着到隔离班来给我送过炒辣椒……”宋凡插嘴说:“还给我送过味精呢。”“从我打隔离班一出来,我就感觉出她思想上有些毛病已经很深了。偏激、绝对、目光短浅。十一广场事件上她是很勇敢的,但实际上并不算一个十分清醒的革命者。她当然也是为了国家的命运而恨‘四人帮’的,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不满于自己当时的生活现状。这些弱点,公允地说,是很难怪她的,连我当时心里也都是有不少矛盾和痛苦的。她是一个孩子嘛,在那个乱世荒年没有随波逐流地堕落成坏人,已经是不容易了。我是个共产党员,革命快一辈子了,我多么希望我的后代能继承父业也做一个革命者,所以季虹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给孩子起的名是继承的继,红色的红。后来,她自己嫌这名字太俗太左,给改了。改就改吧,名字嘛,不过是个符号,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做革命的人,不在乎是不是一定要起个革命的名字。可是,可是,今天,当有人对我说,施季虹,你的女儿,是个反革命的时候,我是不愿意相信的,怎么也不愿意相信的!我的女儿,她本来应该是一个革命者的呀!”乔仰山的目光在施万云情绪激动的脸上动了动,似乎觉得此时应该出来说几句宽解的话了。“老施呀,你不要太激动,谁说季虹是反革命啊?这些年让‘四人帮’搞得,有些人还是那些习惯,对犯错误的人,不看全面,不看历史,动不动就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反革命那不又成了汪洋大海了吗?季虹的问题,不管有什么这样那样的说法,不管有谁上书言事,组织上总要实事求是嘛,是不会轻易把反革命的帽子扣在一个受过党的培养教育,又有很好的家庭熏陶的失足青年身上的。”他说完,用严峻的目光扫了周志明一眼,然后把眼皮悻悻地耷拉下来。“直一同志找我谈的时候,我是很意外的。但是当我现在冷静下来,当我让自己只用法律工作者的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的时候,我只能承认,他是对的,那个写告状信的人,他是讲了真话的。我的女儿,是反革命,她的的确确是犯了反革命罪!”“万云!”宋凡满脸疑惑地站起来,直勾勾地望着施万云,像是在望一个陌生人。她惊慌地把手贴在他的额头上,“你今天怎么了,不舒服?老马、老乔,你们先回去吧,他今天太累了。”她用恳求的口吻说。“也好,今天不谈了吧。”乔仰山附和着说。“老宋,”马树峰反倒在沙发上坐稳了,“你不用担心,我知道老施现在是最清醒的。”施万云把目光移到宋凡脸上,良久,才说:“宋凡,你还记得我去北京之前和小虹发的那次脾气吗?你仔细想一想她这两年思想发生的变化吧,我们的女儿,已经不是过去的虹虹了。我这次在北京想了很多,本来想这次回来认真和她谈一谈,可是,已经晚了,宋凡,我们给党找了麻烦了。”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唉——”乔仰山用厚厚的手掌慢吞吞地向后梳抹着像年轻人一样浓密的头发,斟酌着词句说:“你是政法书记,老施,对自己的孩子犯错误的事承揽责任,这个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他说着望了一眼马树峰,似乎表示他的这句话自然也是代表了马树峰而说的。但见马树峰没有做出任何响应的辞色,只好继续说下去,“但是,但是,在组织处理上,还要根据全面情况进行分析考虑嘛。季虹这孩子,我还是熟悉的。这几年可能是沾染了些坏思想,犯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可是错误该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现在对认定反革命的限制是很严格的。老施、老马,你们不要看我过去不是搞政法工作,对这件事我可是专门查了有关规定的,只有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犯罪才构成反革命犯罪。施季虹无非是羡慕西方那一套生活方式嘛,想出国留学嘛,出于这个目的泄露了一些国家机密,诬告了别人,情节当然是严重的,但还算不上什么反革命。我们同被害人卢援朝也谈了,他也表示了对季虹的宽恕。按照法律规定,对尚未成事实的诬告,是可以从宽或者从免的,啊。”他又向马树峰投去了寻求支持的目光。马树峰这回开口说话了,“老乔,你知道我一直是搞公安的,对法律嘛,粗知一点儿实用条文,理论上也不大精熟。可是搞公安的和搞法律的人都有一个同样的性格,就是认死理,绝不违心地苟同别人的观点。你刚才讲的条文是不错的,可是对这些条文怎么理解,恐怕就各有不同了。比方说,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而出卖国家机密的,究竟该怎样确定这种犯罪的目的性?属于反革命的,还是属于刑事的?这种问题恐怕还需要斟酌。如果按你刚才的观点,那恐怕谁也不能算反革命了。所以我说嘛,还是要请几方面的人坐下来,开个会,统一一下认识再处理。你说呢,老乔?”乔仰山没法接这个话茬,故意把带着苦笑的目光转向施万云。施万云的声音仍旧很低沉,却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果断口吻:“季虹这件事,我看不必再开会了。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她明显是犯有间谍罪的,犯间谍罪所使用的手段又犯了诬告罪,这类罪犯在法律上叫牵连犯,处理的原则是‘从一重处断’,你们公安局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向人民检察院起诉,政法部对这类具体案件不必干涉。你们不要考虑我和她的关系,否则就是我在你们眼里的觉悟太低了,那才真正叫我难受呢!”他停顿了一下,转过脸来对乔仰山说:“老乔,讲法律,我是个老资格的检察长,吃了十几年的法律饭,在这间屋子里总算得上是个内行了。过去‘四人帮’人为制造阶级斗争,天下没好人,物极必反,现在千万不要走到另一极端去,好像反革命都成了出土文物了。不不,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你看,我的家里不就是出了个反革命吗?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他的喉咙发哽,不得不停了下来。“万云,”宋凡声音颤栗着,“难道你,你也认为虹虹内心里就是为了反革命才干那种事吗?”施万云冷静下来,口气坚定,就像当年的检察长在进行着临庭演说:“一个罪犯,当他进行危害国家的反革命犯罪活动的时候,如果他的文化程度、知识水平和智力状况足以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发生什么样的客观后果的话,那就说明他在实施犯罪时对这个客观后果是抱着故意的心理状态的。既是故意犯罪,他所追求的目的就应当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为图财;是为贪利;还是像季虹那样是为了出国,都不过是促使他犯罪的内心起因,法律学上叫犯罪动机,老乔,你在季虹这个问题上是把犯罪的动机和目的混为一谈了。”乔仰山张口结舌,尴尬地啊啊两声。“万云!”宋凡爆发了,“你这是干什么?组织上已经定下来的事,你为什么还要推翻。你太过分了!你愿意当反革命的父亲,我可不愿当反革命的母亲!”“宋凡!”施万云用力击了一下沙发的扶手,厉声喝断了宋凡的责怒。宋凡被这突然一喝吓住了。望着他那张震怒的面容,愣了片刻,嘤嘤啜泣起来,屋里出现异常难堪的气氛。施万云把情绪缓和下来,慢慢地说道:“宋凡,你是她的母亲,我知道你不愿看到她这个下场。可你仅仅是一个母亲吗?对于她的堕落,能仅仅凭着母亲的感情来说话吗?不,不能够这样。你是党员,干部,你首先应当站在党的利益上、党的原则上说话。宋凡,季虹这几年确实是变了,我有时候都觉得自己不认识她了。我们是爱她的,可是她连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主义都不爱了,她和我们在政治上有了这么大一个距离,难道还会爱你吗?她的那些话,那些牢骚,你不是也听见了?她甚至已经羞于做一个中国人了。为了到外国去求取一点儿物质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开放,她竟可以抛开一切,连祖国、父母、妹妹、爱人都可以割舍掉、出卖掉、牺牲掉!这就是我们的女儿吗?这样一个只爱她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拜金者,难道还值得我们去宽恕吗?我们过去宽恕她太多了,这样下去,人民就不能宽恕我们了。”宋凡用手掩着脸,压抑着哭泣跑进卧房里去,卧房的门砰地响了一声,给客厅里的空气中加上了一点儿沉闷的重压感,大家各自沉默到自己的思绪中去。好一会儿,乔仰山淡淡地说:“有些事情,也怨不得孩子,在他们长思想长知识的黄金时代,正是‘四人帮’横行时期,季虹也是这段历史的受害者和牺牲品。所以,对这些青年,我总不主张严厉过甚,总希望能拉他们一把,他们是很可怜的,这一代青年,是很可怜的。”马树峰正色地说:“老乔,我又要唱反调了。现在青年的主流不是可怜,而是可喜。叹息的、埋怨的、彷徨的、空谈的,有;像季虹这样背叛自己国家民族的,也有。但是这些落荒者、败坏者绝不是青年的主流,而那些勤奋的、实干的、进取的青年才真正代表了这一代人,他们不是同样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的,同样经历了这一段历史吗?像他——”马树峰指指坐在墙边的周志明,“是坐过监狱的呀,也没有就变坏了嘛,我看关键还是在于自己。周志明,你是年轻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周志明被问得猝不及防,咳嗽了一下,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我没想那么多。”他憋了一下,还是说了下去,“反正,我们年轻人……大家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想,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那段历史如何乱,大概只有对我们国家的今天和今后都绝望了的人,才会彻底变成一个完全自私的、完全不爱祖国的人……我,没想那么多……”“哎,有道理。”马树峰很兴奋地说。“啊,道理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乔仰山应了两句,转脸对施万云说:“今天实在是晚了,你还是休息吧,我们告辞了。”马树峰站起来,“好,走吧。”乔仰山挠挠头皮,感慨地说:“啊呀,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以前老施当检察长的时候,铁面无私,执法铮铮的名气就很大,现在看来,果然不虚。这样吧,季虹这件事我和老马再根据你刚才的意见研究一下,然后再向你汇报啊。”施万云没有站起来,只是很疲倦地摇摇手,“我已经回避了,你们依法办事,不要向我汇报。另外,老乔,等下星期上了班,我们找个时间好好谈一谈,就谈谈这件事。作为施季虹的父亲,我有失教育之责,给国家造成损失,我是准备向市委请求处分的。我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也有不公道、不妥当的地方。我们可以交换一下意见。你想想,你是政法部长,我是政法书记,如果把我们之间的人情关系带到我们的执法工作上来,那不真叫‘官官相护’了吗,老百姓会怎么样?是要骂我们腐败的呀!”“啊,好,好,可以谈谈,谈谈。”乔仰山难堪地和施万云握了一下手。咯咯咯的皮鞋声在门厅里消失了。门外,响起汽车门沉闷的碰撞声,发动机嗡嗡了一阵,又静了下来。周志明等了一会儿,见施万云默默地坐在沙发里发呆,似乎并没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了,便站起来,轻声说道:“施伯伯,你休息吧,我也走了。”施万云没有挽留他,从沙发上站起来,一直把他送出了客厅,又送到了大门那儿。对这位老人的敬意使他怎么也不能憋住那句几次冲到嘴边的话了。“施伯伯,那封信,给市委的信,是我写的。你……别生我的气呀。”施万云似乎毫不感到意外,微微点点头,“我知道,今天我叫你来,就是想对你表明我的态度。”他心里直抖,来以前对施伯伯的畏惧和来以后对他的怜悯全都荡然无存,现在他只觉得他是那么可敬,那么好,那么……伟大!走廊里的那盏日光灯斜照在施万云的脸上,显出一种衰弱的苍白。他有些颤颤巍巍地站在周志明面前,魁伟的身躯变得佝偻起来,似乎有什么话欲言又止,嗫嚅了一会儿,终于说:“你,同萌萌……究竟怎么样了,算完了么?”周志明勾下头,“我也不知道……”一只温暖的手掌在他头上轻轻抚了一下,又放下了,“你们,唉,好自为之吧。”自从他认识了施伯伯,在一所房子里住过,在一张饭桌上吃过,但像今天这样深的感情交流却从未有过。他甚至恍若觉得父亲站在了面前,他真想叫一声“父亲!”然而他没有叫,只是向施伯伯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不知道这样行大礼意味着什么,是尊敬,是感激,是安慰,还是歉意?他转身打开大门向外走去。他一直走上了太平街的马路,才回首顾望,那被白杨树阴影掩映着的窗口,露出萤火一般的灯光,暖暖的,暖暖地熨在他的心上。从太平街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他又在工具房里冻了一夜。清晨,早早地爬起来,带着牙膏手巾跑到办公楼厕所里的水池这儿来洗脸。楼里有暖气,毕竟舒服多了。他正刷着牙,行政科老万披着个大衣进来解手,他见老万下面光着腿,便打着招呼问:“昨天没回家?”“我值班。喂,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找你半天也没找着。”“昨天晚上?出去了一趟,干吗?”“941厂一个姓杜的给你打电话。”“说什么?”他满嘴牙膏沫子,直起腰来问。“没说什么,我说你不在,他就把电话挂了。”老万解完手走了,他用水杯里的水慢慢地涮着牙刷,心里悬悠悠地有点儿放不下了。杜卫东昨天两次来电话,看样子颇有些急切,他这人难道还会有什么重要事情吗?他倒掉水杯里的水,决定趁上午的空闲,到941厂找他一趟。因为是星期天,处里食堂要到九点钟才开饭,他便在街上随便吃了点儿,然后骑着车一路顺风朝941厂而来。在厂门口,他意外地碰上了卢援朝。卢援朝也正推着车往大门里走,笑着对他打招呼,“怎么,到我们厂吗,有何贵干哪?”这是他在那个审判会以后第一次见到卢援朝。卢援朝的口气中虽然多少有点儿戏谑的味道,但似乎并无嘲讽的意思,于是他笑着应道:“找杜卫东,私事,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吗?”“我加班,有个外文资料,厂里急等要的。”两个人说着话,走进大门,门卫室的老头儿一听周志明是公安局的,也没让他费事登记,飞快地在他手里塞了一个进门牌,并且主动地指点着说:“顺这儿一直往东,走到头一拐就是。”周志明不觉有些诧异,他并没有对老头儿说过要找杜卫东,可老头儿所指的方向恰恰就是杜卫东的管子工值班房。他无暇仔细多想,只顾得要和卢援朝分手道别。卢援朝却说:“我陪你走一段吧,到我们那个办公楼走这条路也行。”两个人沿着厂内的大马路骑着车,默默无话。走了一会儿,卢援朝突然问了他一句:“听小萌说,你们闹意见了,你已经搬出去了?”他猝然未及思考,随口答了一声:“啊。”卢援朝笑笑,“你别看小萌平常挺温存的,真要耍起小性儿来,硬是谁的也不听。不过她有一点倒是难能可贵,她看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的。你忘了她还去自新河看过你吗?那时候你可是个实打实的‘阶级敌人’呢,还有我的这件事。”他未置可否地唔了两声,没有多解释,因为他从施家搬出来这件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而且要说清楚就非得涉及到季虹,现在跟卢援朝说季虹的事,那不是哪把壶不开提哪把壶吗?不过他也知道,卢援朝似乎倒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痛恨季虹,从他这会儿轻松的情绪上看,甚至对这个使他翻天覆地的事件也早就不放在心上了,连一点痕迹都不留,这也真是难得的宽宏大量啊。他们顺着马路拐了个弯儿,管子工的值班房就在前面了。但是不知出了什么事,不远的地方,一堆密密匝匝的人群把道路严严堵住,有人冲他们喊:“绕道吧,绕道吧,这儿不通啦!”他们走到近前,只见堵在后面的人都拼命踮起脚尖,徒劳地伸着脑袋往里瞧。周志明顺着人们张望的方向看去,发现在攒动的人头前面,露着一辆现场勘查车的蓝色顶篷,心里不由一沉。他把自行车锁在路边,拨开人群,拼命要往前面挤。卢援朝向身边一个熟识的工人问道:“这儿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周志明听见一个又老又哑的声音在回答:“谁知道,可能是煤气中毒了。”另一个年轻的声音带着几分夸张插上来,“什么呀,准是这儿被偷了,你看公安局的都来了,那车就是公安局的化验车,里面什么家伙都有。”“屁!”另一个声音咂了一下嘴巴,“要偷偷财务处去,偷管子工宿舍干什么?”他顾不得理会那些争执,一鼓劲儿挤到前面。几个干部装束的人一面把围观的人拦住,一边大声嚷着:“别看了,别看了,都上自己的班去,有什么好看的呀。”他认出其中一个半熟脸是厂保卫处的干部,连忙向他招呼说:“我是公安局的,出什么事啦?”“哪儿的也不行。”那人显然没认出他来,仍旧不客气地把他和挤在前面的人往后推,“散开,散开,别围着啦!”他正在着急,突然看见安成和刑警队的王玉山一边说着话一边从杜卫东的屋里走出来,便急忙冲他们喊了一声,把两个人的视线都吸引过来。王玉山惊讶地说:“你怎么来啦?进来进来。”安成叫维持秩序的保卫干部放他进来,然后说道:“你的消息倒是真快呀。”他愣愣地问:“到底怎么了?我什么也不知道。”王玉山扯了扯他的胳膊,“来,进来看。”他们走进屋子,屋里光线很暗,摆设也十分凌乱。几个刑警队的现场勘查人员正在忙着清理刚刚用过的器具,他一看就知道,勘查工作已经收尾了。屋子正中站着马三耀,指手画脚地正在指挥着什么,看见他进来,先是意外地一愣,随即说:“你来得正好,你看。”他顺着马三耀手指的方向,朝摆在墙根的床上望去,一刹那间,他的呼吸几乎都停顿了,后背上有股森森的凉气直往上蹿。他看见杜卫东硬挺挺地伏尸床上,像触电一样打了一个剧烈的战栗!“啊?这是怎么啦!怎么回事?”他痉挛地叫起来。马三耀用冷静的声音只说了一句,“我们来的时候,他早就无法抢救了。”他全身哆嗦,一股生理上无法压制的心慌意乱牢牢地占据了他。杜卫东那双由于瞳孔扩散而变得灰暗混浊的眼球,一动不动地凝止在半开的眼皮中间,脸面微微有些青紫肿胀,口唇发绀,舌尖于齿列之间略略挺出,眼睑结合膜上的出血点清晰可见,任何侦查员都能从这副尸相上毫不费力地判断出,他已经窒息而死多时了。周志明从十五岁起吃公安这碗饭,也算是经过不少战阵了,在刑警队工作时,出人命现场也不止一次。他也曾扒过死人水肿的眼皮;也曾用手指按压过尸斑;甚至还曾捏着腐尸的双颊从臭气熏天的口腔里往外掏过脏东西。他做这些事,从来没有觉到过一点儿恐惧和恶心,而完全是作为自己职业的一部分,以坦然冷静的心情去进行的。但是,眼前的这具僵尸,是自己的朋友,是一个不久前还活生生地在电话里交谈的朋友!他的头皮酥酥地发麻,怎么也平静不了了。“他是怎么死的?”他神经质地抓住马三耀的胳膊。“勒死的。”马三耀冷静得像尊会说话的泥佛,手里下意识地摆弄着刚刚脱下来的白纱手套,说道:“从尸体的僵冷程度和尸斑上看,约莫已经断气十个小时左右了。”他环顾着杂乱无章的屋子,又说:“可惜,原始现场没有保护,进来的人太多,嗅源也破坏了,除了尸体没动,其它都叫厂里的工人们搞乱了。”周志明胸口发堵,良久,低声又问:“是他杀?”“不。”马三耀对着杜卫东那张丑陋变形的脸孔瞟了一眼,说:“根据我的经验,是自杀。”“自杀?”周志明抬起脸,眉宇间凝聚着毫不掩饰的怀疑。马三耀把两只拳头半握起来,向上举到胸部,两手之间好像有条绳索似的往两边拽了几下,说:“死者身体仰卧,绳结在前,死后双手还松松地攥着绳子,典型的自勒姿势。”“你仅从姿势上判断吗?”他露出极不信服的神情。“当然,不能那么简单,你看这儿——”马三耀戴上白手套,轻轻托起死者的下巴,说:“颈部索沟的深度较浅,皮下的软组织看上去损伤不重,至少,从表面上看没有严重的外皮剥脱现象。”他直起身来接着说:“你过去不是学过的吗?如果是自勒,有十公斤的重力压迫颈部就可以致死。但是他勒的情形就不同了,索沟深、皮下组织损伤严重,往往有皮下出血,甚至甲状软骨骨折。因为自勒和他勒的心理状态不同,所以勒力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再说,杜卫东这样一个七尺汉子,当要被人杀害的时候,岂能束手待毙?可是你看,他的衣服这么整齐干净,不要说身上找不到任何抵抗伤,搏斗伤,就是连一点儿挣扎的痕迹也没有,如果不是死于自勒,又该做何解释呢?”周志明无言以对,只得默然点头。马三耀又说:“不过现在只是初步断定为自杀,还不是最后结论,最后结论还要等法医鉴定和一些化验的结果出来才能做。”杜卫东的尸体被一条白色布单从头到脚地蒙住了。周志明最后向那触目惊心地半开着的眼睛投去一瞥,觉得连呼吸都不能通顺了。那双没有瞑闭的眼睛,朝天仰望,像是在等待什么,又像是要吐诉什么……他脚步发僵地跟着马三耀走出这间光线昏暗的屋子,户外明晃晃的阳光刺激得眼睛发酸。不远,仍然有不少人围着没有散去,一只无线电喇叭还在不厌其烦地高叫着疏导人们离开。在他们身后,几个刑警正用一只细窄的担架把全身素裹的杜卫东从屋里抬出来,塞进勘查车尾部的装尸盒里。马三耀碰碰他,说:“我该回去啦,你今天休息吗,怎么想起到这儿来了?”他若有所思地啊了一声,握住马三耀伸过来告别的手,犹豫一下,说:“最后的结论,能告诉我吗?”马三耀笑笑:“你又要找事了。”他晃晃周志明的手,“好吧。”带着金色“公安”字样的现场勘查车在围观的人群中缓缓挤出一条缝,昂昂地鸣了一声喇叭,走远了。周志明推着自行车,夹在议论纷纷的人群中寻来路往回走,身边几个工人大声的说话,把他的心情搞得难过万分。“喂,究竟是谁啊?”“行政处的一个管子工,新来没一两年,可能是上吊了。”“死没死?”“死了,你没看见用白单子包着抬出来的吗?”“是不是偷江总家的那个呀?职工处那帮人干什么吃的,怎么净招这号人进来?”

他在淑萍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想想,问道:“杜卫东,他没有向你提起过我吗?”“没,他自尊心特别强,总不愿意谈起监狱这一段,他也怕别人老跟他提这些事儿。”“他一直不知道我以前住在这儿吗?”“不知道,我们没跟他说,只说这房子是借邻居的。”“噢——”他沉吟着,“他出了这个事,你觉得不觉得很意外?你以前没想到过吗?”“我一点儿也没想到,一点儿也没想到,”泪珠又在淑萍的眼窝里转悠了,“他干吗要干这种事呢?害了人家也坑了我,他又不缺吃不缺喝,刚从自新河放出来就找到了那么好的工作,多不容易呀!他原来还老怕别人拿老眼光看他,在厂子里特别积极,我以为他挺不错了呢,谁想到他还到外头去偷,我真是太老实了……”“那,你没发现他最近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吗?比如说,花钱是不是比过去随便了?”“没有哇,我要早看出来就好了。他每月发了工资全都交给我,然后再冲我要,最近他也没买什么东西。”“他每天除了上班都干什么?”“不干什么,这几天帮他们厂里一个姓卢的人打结婚用的家具,其他……,没干什么。”“他偷东西是哪天?噢,对了,星期天。那天他在家有什么不自然的表情和举动吗?”“没……我想想,那天,我们俩一块上百货商场买东西去了,对了,他那天碰上了一个好朋友,不过我没看见,他自己跑到街对过跟那个人说了一会儿话。再就是……再就没有什么啦。”“噢,我知道。”大福子和梅英端着个热茶杯走进屋来,放在他跟前。他看看表,对他们说。“我也该回去啦。”又劝了淑萍几句。他冲大福子使了个眼色,两人一前一后出了西屋。“谈得怎么样?”大福子先问。“我问了问杜卫东最近的情况,这个人在出狱以前已经表现挺不错了呢。”“我原来也觉得挺不错的,谁知道人心隔肚皮,人家都说偷东西这玩意儿有瘾,染上了就难改。”“你妈想叫淑萍和他办离婚,我倒觉得还是别操之太急的好,不如冷处理,让淑萍凉一凉,等心里头平静下来再考虑,家里最好别勉强她,别逼她。人家也毕竟是夫妻一场,总免不了要有些难以割舍的情分,你说呢?”“对对,回头我们都跟我妈说说。”“那我走了。”“哎,”大福子又拉住他,“杜卫东怎么处理,你能不能帮着给打听打听?”“呃——”他犹豫了一下,“有规定,没有结束预审的案件,办案单位是不对别人透露情况的。我知道杜卫东是市局刑警大队抓的,单从这儿就能看出案子不算小,你想想,偷到太平街去了嘛。刑警队我倒是熟人多,看情况吧,能问我就问问。”“行,反正别勉强,别破坏你们的规定。”从西夹道出来,他慢慢地骑着车子,心里又混乱又难过。杜卫东走上回头路,对他的确是一件非常难以下咽的事。诚然,人是会变的,但怎么会这么个变法呢?人,难道真的是一种全不可预言、不可捉摸的怪物吗?他实在悟不出道理来。回到太平街,把车子搬进大门的时候,他一眼瞥见萌萌那辆绿色的二六小车支放在走道里。“她今天回来了?”他心里想着。走廊的白墙上,新近添了两幅精裱的轴挂,一幅“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古画,是青石斋画店的水印;另一幅字,是南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龚裴文老先生的墨宝,录着一条古训:“行成于思,毁于随。”笔法确是豪放不拘,古风可叹。这是宋阿姨辗转周折托人索要的,昨天才裱好挂出来。他从那字幅下面走过,在衣架上挂大衣的时候,听见客厅里肖萌正在跟谁说话。“什么叫幸福?要我说,只要你产生了幸福感,那就算是有了幸福。互相喜欢不就是幸福吗?就像援朝哥哥,蔫蔫乎乎的,可你就喜欢这蔫乎劲,他也喜欢你,这就挺好嘛。”“援朝和他可不一样。”季虹的声音照例要冲一些,“你其实根本不了解援朝。他蔫蔫乎乎?错了,再没有比他更有主意的了。我喜欢他就是喜欢他心里拿得住,这是男子汉的一种气质。再说,援朝好歹是正经八辈的翻译,精一门外语,可他有什么?一个警察,扒拉个脑袋就能干,还挺保密似的,干什么的还不愿意说,我看说不定就是个管户口卡片的。你说你究竟喜欢他什么,他有什么可以吸引你的?说来说去不就是个形象好吗?这都是一时的。至于说他喜欢你,那当然了,咱们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条件,他当然不会有什么说的。”周志明本来是想进去的,季虹的话使他收住了脚步,心里头仿佛让人踩了一脚那么难受。又有一个声音响起来,原来宋阿姨也在屋里。“你不要太任性,萌萌,不要那样对待人家乔真,人家请你去玩玩有什么不好呢?志明那孩子老实是老实,可他毕竟是坐过监狱的。”“坐监狱?那还不是因为保护反‘四人帮’的人吗,现在也平反了!”“据说也不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人家乔真的爸爸就是管这些事情的嘛。”他没有再听他们说下去,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台灯,台灯是贝雕粘的,玲珑剔透,很漂亮。灯光从绿色的纱罩里泻洒出来,整个屋子沉浸在宁静的暗调里。是的,这儿很舒服,很优越,可这儿不是他的家,今后他也不会在这儿安身立命。本来,他是想把自己为什么坐这几年牢原原本本跟施伯伯和宋阿姨讲的,现在他决定不讲了,在季虹这样的人面前以恩人自居,换来她的好感与容纳,也许会使他比现在还要感到尴尬和无味。此刻,他无论如何不能控制住自己去想念死去的父亲。他爱自己的工作,爱周围的同志,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代替对父亲那种依傍的渴望,这也许是人的一种天性,没有亲人便会孤单,他现在就常常会切然地感觉到生活中和心灵上的这种难于弥补的欠缺和空旷。肖萌呢?肖萌是他的慰藉,尽管他们现在并不十分谈得来,但她毕竟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了。他之所以没从这儿搬出去,大半就是因为不想伤她。反正,将来就是结了婚,他们也得和这儿分开过,不在一块儿住着。那样,跟宋阿姨和季虹她们的感情,也许反而会好些的。夜里,他睡不着,倒不是为了这些疙疙瘩瘩的不痛快,顺逆荣辱,他多少都尝过一点儿了,当然不能还像“林妹妹”似的缠绕在这些无聊的愁怀和伤感中。对生活上的事,还是线条粗一点儿为好,管它那么多呢!这一夜使他辗转反侧的,还是杜卫东这件事,怎么想怎么是个不通!第二天,一到了办公室,他先给马三耀拨了个电话。“喂,我说,今天晚上我想见你一面,下了班,九仙居饭店怎么样?”“哈!”马三耀在电话里笑起来了,“你的消息真够灵通的啊,我这儿还没正式结案你就逼我还愿哪?”“你又是没空儿,是不是?”他先堵他的嘴。“空儿是有啊,可就是……我说,你等我下月关了饷行不行?还有一个礼拜。”“你来吧,今天我请你,九仙居的西餐部,那儿人少,说话方便。”“你出血呀?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只是那洋玩意儿咱吃不惯。好好好,晚上见吧。”“晚上见。”九仙居饭店是个有五十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坐落在马尾路深处一个殿堂式建筑的深宅大院里。原以经营鲁菜著名,后来又添设了西餐部。近几年,饭店的门面虽然装修了“洋气”的大玻璃门,可进到内部,还是个绿竹回廊的连套院儿,仍不失其古雅之魅。因为这儿远离商业中心,也不是交通干线,外地人一般涉足不到,本地人又嫌价格昂贵,轻易也不来铺张,所以在繁华拥挤的南州市内,是个得天独厚的避喧之处。周志明之所以把马三耀约到这儿来,图的就是一个可以安心说话的环境。他们找了个挨墙的桌子,他叫了菜,马三耀又在柜台上买了瓶“中国红”,两个人杯盏交错地对酌起来。“你也该请我,你比我阔多啦。”马三耀三杯酒下肚,脸色不变,一边吃菜一边说,“这两年的工资补了你多少钱?你爸爸又给你留了一万多,你可是个大富翁!”他没答话,却反问道:“听说这次百分之二的调级,你们刑警队有你一个?”“刑警队一共提了三个候选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反正最后三挑二呗,是谁还没定,不过目前我的呼声最高。”“为什么,你有那么出色吗?”“那当然,”马三耀掩饰不住地得意,“我搞刑侦快三十年了,由我自己牵头负责的案件,大小近百起,从没出过一起冤假错案;从没抓错一个人,这在全局都是最高的纪录,这一条还不够硬邦邦吗?包括十一广场那阵子,我抓的也全是小偷流氓,悼念总理反‘四人帮’的没碰过一个指头,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呀,你不服成吗?”“你现在这个案子搞得好像也挺顺手,什么时候完?”他开始把话题转过来。“你说的是江一明家那个案子呀,已经破了,马上准备往检察院送了。哼,说是大案,实际上就是一般的溜门撬锁,只不过因为是发生在太平街上,市委格外重视罢了。跟你说吧,搞这种案子,不是吹,轻车熟路,玩似的。你别急,等下星期发了工资准请你,赖不了。噢,对了,你猜作案人是谁?就是咱俩在广场事件那时候抓的那个小偷,叫杜卫东,还有印象吗?”“我和他在监狱里住一个屋子。”“是吗?!”马三耀惊异地叫起来,“搞了半天,你们还是难兄难弟呀!咳,当初也该把你排到涉嫌对象里去,哈——”“哎,跟你说,”他挨近马三耀,“我怎么觉得杜卫东不大像作案人呢?”“没错,冤枉不了他。哟,这是什么玩意儿啊?白不拉擦的,也没什么味嘛。”“奶油烤杂拌。跟你说真的,我看不像他。”马三耀的脸从奶油烤杂拌的盘子上抬起来,望着他严肃的面孔,敛起自己的笑容。“你怎么知道?”周志明放下手中的叉子,说:“前几天,我见过他,昨天晚上我又去过他家,他和我们家的邻居结婚了,那是很不错很本分的人家。从现在杜卫东本人的情况和家庭的情况看,他似乎不会干这种事。”“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以善良人的意志为转移,他偏偏就是干了,你有什么办法?”“你不知道,他出狱的时候是下决心要改恶从善的,既然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干这种连过去都没干过的大买卖呢?他过去只不过在街上偷过两次钱包,还从来没敢撬过门,更不用说到太平街这种地方撬门了。”“案,是他做的,这一点没错。至于他为什么作案,”马三耀仰脖喝干了杯中的酒,“那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的题目。我的责任就是查清他的犯罪事实,这个事实是由一系列调查材料、现场勘查材料和技术鉴定材料所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合法的证据材料所组成的,如果谁对这个案件的结论有什么异议,或者要推翻这个结论的话,那么同样,也得拿出证据来,你有证据吗?”“没有,我只是感到迷惑,想不通,只是在直觉上认为作案的可能不是他。”“我说你呀,干咱们这行也不是一两年了,怎么像个外行人似的想入非非?我看,你的直觉纯粹是一种臆想,也许那个姓杜的和你患难了两年,建立感情了吧。告诉你,侦查员只承认理智,不承认感情,你可不要感情用事。”周志明慢慢晃动着杯子里绛红色的酒液,自言自语地说:“我要是能看看案卷材料就好了。”“你比我要高明到哪儿去呢?”马三耀不无嘲讽地说,“你一看就看出问题来啦?哼!跟你说,你要实在想看看的话,也行,叫你们处向局里打个报告,要求把案子接过去重新调查,局长只要一批,我这儿立马就交,怎么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现场的情况,鉴定的情况,我什么都不了解,理智从何而来呢?”“得了,别操那么多心啦。抓特务大概我不如你,可抓小偷流氓,别忘了,我可是你的进门师傅。我吃这份粮二三十年了,我的那帮人也不是酒囊饭袋,对这个案子的假设,我们比你做的要多得多。事实是摆着的,现场勘查、技术鉴定、知情人证言,互相印证,不那么容易错!无赃无证不成贼嘛!”他看看马三耀,良久才解嘲地笑了一笑,“唉,也许是我神经过敏了吧。”“我们谈点儿别的吧。”马三耀往面包上抹着果酱,苦笑着说,“我这一天到头总是案子案子,脑袋累得不行,谈点儿别的吧,你跟我说说你到她家落户的情况怎么样?”“那有什么好说的,况且我也没在那儿落户呀。”“什么时候能叫我喝上喜酒?”“早着呢,她还上大学,至少还得两年。”“毕了业她准能分在南州市吗?南大是全国分配,可别给鼓捣到‘新西兰’去。”“谁知道呢,他们学校最近还要在外县办一所分校,要抽一部分师生去那儿学习,据说毕业以后分校的学生主要分往外地,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没上大学那会儿,只要让他上大学,怎么都干,现在上了大学,挑三拣四的,臭毛病全来了。”“怎么说呢,论条件,分校就是没法儿跟总校比,吃住不行,师资不行,毕业了还要往外地分,去了那儿也许就定了终生了。现在可不是‘祖国要我守边卡,打起背包就出发’的年代了。从施肖萌那儿我才知道,如今的大学生和咱们干公安的人可不一样,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主张,并不习惯服从谁,不愿意承认权威。现在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时候竟成了一句空话,做不做由你,信不信由我。没办法,谁让‘四人帮’过去搞空头政治,闹得现在人们连一点儿浪漫主义的东西都不信了,一个个都实惠得吓人。”“你也甭光赖过去‘四人帮’,现在有些人搞政治思想工作,还不照旧是形式主义?有的政工干部,自己没有水平,怎么教育别人呢?你就说上次局里政治部那位吴副主任讲的那堂党课吧,那叫什么呀,你听了没有?”“哪个吴副主任?什么时候上的党课?”“就是挺胖的那个。讲干革命要有良好的体魄,你猜他举了个什么例子?举了个佘太君!说佘太君因为常年坚持锻炼,结果活了一百多岁,是中国有名儿的长寿老人,他连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都分不清,这么当副主任,我也成!”“举例子嘛,你明白他的意思不就得了?”“举例子就能随便举?那孙悟空活了好几百岁,他怎么不举?”“这些事你倒是比我还认真,哼!”“我也是说说而已,不像你,还当真去操那份闲心。”直到九仙居要下班关门了,他们才离开座位。周志明有生以来头一次喝了这么多酒,脸上红扑扑的像上了层热彩。他和马三耀分了手,踉踉跄跄回到施家。不晓得是不是由于力不胜酒的缘故,这一夜他怪梦连篇,一会儿看到了那堵土黄土黄的砖窑,一会儿又看到黑黝黝的仙童山,最后,杜卫东不知怎么跑出来了,冲着他抱头痛哭,把他从梦魇中惊醒过来,身上净是冰冷的汗水,直到早晨起了床,精神还有些恍惚不定,他连早饭也没有吃就上班来了。在办公桌前坐定,用指甲掐了掐太阳穴,杜卫东和王大爷一家的形象就挤在发胀的脑袋里,轮番变幻着,原来那个疑团一下子又重新在心中凝聚起来。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把段科长叫了出来,在走廊没人的地方,他把他所想的,连带这个案件的情况全都对段兴玉讲了一遍。听完他的叙述,段兴玉很平静地说道:“这个事我听说了。昨天我在局里碰上搞内部保卫的邓处长,他说941厂保卫处向他们汇报了一件事,就是江一明同志在家里被撬以后,发现他的笔记本里夹着的一张小字条自己掉到地上去了,笔记本是和钱锁在一个抽屉里的,里面都是他在今年十月份参加航空工业技术规划会议时所做的记录,内容是绝密的。估计是小偷偷钱时无意触动了这个笔记本。江一明同志主动向保卫部门谈了这件事,并向厂党委和市委写了检讨,要求处分呢。”“科长,”他心里霍然一动,“你说这个盗窃案会不会有政治背景呢?我这是瞎想啊。”“这个,目前还看不出来。”段兴玉摇摇头,“至于你刚才的那几条怀疑,当然,是可以作为一种看法、一种分析而存在的,但要促成对这个案件的重新调查,分量就远远不够了,除非刑警队自己愿意复查,那又当别论。不过他们现在既然已经准备结案,没有充分切实的理由,显然是不会推翻成论的。马三耀不给你看卷完全对,因为不是你管的案子嘛,你看卷算怎么回事呢。”周志明叹了口气,“唉,我大概是过于自信了,我和杜卫东相处两年了,每天一块背床板,吃一锅杂粮,的确也容易被过去的实感缠住。可是,可是,他在出狱的时候,确实是改造得不错的,现在又有了那么好的工作,还有了小家庭,这对于一个劳改释放的人来说,生活所给予他的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得天独厚了。究竟是什么使他旧病复发呢,而且居然跑到太平街上去偷,这也太胆大包天了。不,他其实不是一个有胆魄的人,不是的。这一点没有人能比我更了解。所以我想不通,可是,我拿不出证据来,我没有证据。”段兴玉用手蹭着下巴。半天,才抬起眼,说:“你的想法,呃——,也不无道理。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可以试试。马局长不是经常去施肖萌家找她爸爸谈工作吗,你碰上机会,不妨跟他说说这个案子。江一明同志那个笔记本被动过的事,我想他应该是知道的。你再说说你的那些怀疑,不过千万不要说到要求重新调查的份上去,我们手里既然没有证据,当然就不能武断地否定别人的结论。我想,只要马局长同意让我们从失密的角度到刑警队去了解了解案子的情况,那咱们就可以详细考虑一下背景问题了。凭你和马三耀的关系,到时候找他看看卷总是可以的吧?”周志明想了想,“对,我在自新河就和马局长熟悉了,实在不行我找他去。”下班的铃声响起来,他们的谈话中止了。周志明知道萌萌学校的法律系要组织学生到自新河农场参观去,这几天她可能不会回家。但因为他已经和吴阿姨讲好了今天晚上帮她把厨房里的旧碗架用碱洗洗给油出来,所以便匆匆到饭厅吃了饭,没有再耽搁就离开了机关。从机关的大灰门出来,骑车走不远就上了大街,然后向西拐,奔幸福路。如果去西夹道的话,在这儿就得右转弯了,去太平街还得照直走,一直到南州饭店才能拐弯,他把车子骑到南州饭店大门前,要拐还未拐的时候,突然看见了施季虹。施季虹正站在饭店门前的一辆小汽车的边上,冲车里的人说话。自从进了文艺界以后,她身上的打扮一天比一天新颖。今天又穿了身黑色西服,倒也落落合体,一只款式别致的米色皮包挽在小臂上,在白灿灿的路灯下格外触目。他把自行车顶在汽车的屁股上。施季虹显然还没有看见他,只顾躬着腰把脸对着汽车的窗子大声抱怨着什么。“不是你非得约我去国际俱乐部的吗?我来了,你倒要上北京去,讲不讲信用?”“今天非得请你原谅不可了。这是个临时的事,我上午才决定的,连飞机票都是买别人退的。”汽车里的人冷冷地说。“算了,谁知道你怎么回事,你一贯说了不算的。”她挥着手,直起腰来。汽车里的人没有再?唆,车开走了。“小虹姐姐,”他发现季虹看见了他,便往前蹭了两步,“那是谁呀?”“一个朋友,你不认识。”施季虹翘望着远去的汽车,心不在焉地答道。“噢,我知道,是那个姓冯的吧?”他随口无心地笑着说。“嗬,”她把脸扭过来,似笑非笑的,“不愧是公安局的啊,谁的事都想打听个一清二楚,哼,职业病。”他让季虹刺得有点儿恼火,“随便问问,我要打听这干什么!”“你今天是不是跟吴阿姨说要刷碗柜?她把柜子都腾出来了,直问你什么时候回去。”季虹自己把话岔开了。“我现在就回去。”他骑着车拐过南州饭店,太平街就在不远了。这是太平街最拥挤的时候。推车上了马路沿,骑过一片开阔地,再过一排又高又密的梧桐树,用不着走到萌萌家的大门口,就能把太平街上的喧嚷甩在后面。这儿,还是挺安静的。周志明的眼睛倏然亮了一下,他看见马局长正从萌萌家的门里走出来,嘿!他心里叫了一声:“好运气!”天色有点暗了。施万云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心情有些空茫。透过旁边那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黄昏,窗前挖沟留下的泥土狼藉不堪,为什么这么久都没人来清整一下?将来这儿应当利用起来,种点儿青菜。刚才马树峰为了江总家被盗的案子来找自己聊聊,这会儿他并没走远,正站在那排已经掉光了叶子的梧桐树下,同下班回来的周志明说话。呵,对,他们是在自新河农场认识的。从侧面看去,志明那孩子真是长身玉立,显得十分挺拔。志明已经来了好些天了,宋凡有点不大满意,背地里向施万云嘀咕过好几次,“看他和萌萌的事还没定就这么住进来,万一以后有变化可怎么收拾呢?”“有什么可收拾的?孩子举目无亲,寄人篱下,也是很可怜的。”他生怕宋凡顺嘴说出什么伤人心的话叫志明听见,“他父亲也是个老同志了,就算是革命遗孤,我们也该尽责任照顾他嘛。”可宋凡还有另外一层顾虑,“坐过监狱的人,难保不养下什么坏毛病,我总觉着和萌萌在一起不大好。”“那倒无碍,你我不是也坐过非正式的监狱吗?”宋凡沉着脸,还是不高兴。好在志明这孩子比较懂事,人也勤快,默默不响的绝不用担心他会惹人讨嫌。窗外,那排梧桐树下,马树峰和周志明握手告别了。接着,他听见了开大门的声音,周志明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一下,移进厨房去了,很快就传出了吴阿姨咯咯的笑声。志明勤快,很讨吴阿姨喜欢。哎,马树峰是怎么走的,他好像没坐汽车,这个老马……据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群众对马树峰并没有多少气,所以他倒少受了不少罪,这大概和他平常比较俭朴,比较能联系群众的作风有关吧。连市委的干部都知道,老马的几个孩子至今都还在工厂里当工人。施万云心里忽然有点别扭,相形之下,说不定人们会认为,萌萌进南大,虹虹进歌剧院,都是出于他这个父亲的操持。其实他是一句话也没有说的。进大学凭考试,制度森严,他怎么能作弊?虹虹进歌剧院的事,她妈妈倒是活动了一下,不过后来也是经过了考试,合格后才录用的,总不为过分吧。对虹虹,他总觉得应该加倍好一点,能帮她的地方尽量帮。孩子在那个艰难年代对父母是尽了心的,他也总该还给孩子一点情分,尽一尽人父之责吧。特别是现在,虹虹越来越叫人放心不下了。父女之间的隔膜似乎越来越深,距离也越来越难以弥补,见了面,除了互相说几句“吃饭了吗?”“早点睡吧,”“注意别着凉。”之类的废话,几乎连一句正经话也没法谈,一谈就吵,一吵,全家不安宁。虹虹的思想以前就偏激,无论“左”还是“右”,都喜欢极而言之。如果仅此,还可以慢慢引导,慢慢说服,可令人不能容忍和原谅的,却是她身上那种过去未曾有过的个人主义的东西,赤裸裸的自私,无掩饰的自私。虹虹过去不是这样的,她就是在当红卫兵发疯的时候,心里也还有着许多火热纯洁的向往,这十年的颠云倒雾,一下子把人拧到反面去了,从盲目地相信一切到一切都不相信,对自己人生道路上这一串左右摇摆的脚印,虹虹自己并不觉察,也懒得反顾一下。可他做父亲的却是看得再清楚不过了,跟她说,她还不以为然,总是从鼻子里笑一笑,做着不屑一答的神情,仿佛说:“瞧,您又来了。”几次都搞得他极不愉快。说真的,他倒宁愿虹虹的思想重新复归到少年时代的狂热和盲从状态中去,只要国家的政治形势稳定,这毛病并不难因势利导,改过来,他实在不愿意看她这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冷笑。是不是他太严厉,太简单了,惹得孩子不愿意同他讨论事情?作为父亲,他是爱虹虹的,可这爱的确只停留在内心深处,很少表露出来。孩子是不是没有感觉到?仔细想想,也是,就从他恢复工作以后算起吧,他就没有真正帮虹虹办过一件事,连和孩子们在一起亲热的时候也极少,虹虹会不会因此生怨?看来也不全是,如果说,在“四人帮”时期虹虹的烦躁常常是不满于自己和家庭的处境的话,那么现在,她还有什么不满的呢?说到底,个人主义不得了,永远没有知足的时候。前些天,虹虹请她剧院里的一位院长来家里吃饭,他在饭桌上无意间问了几句剧院党组织的状况,结果那位副院长误会了,以为是向他暗示虹虹的组织问题,忙说了些许愿的话。他听了倒也没说什么,如果虹虹真的在单位里好好工作,把组织问题解决了,倒也是件好事。前天,那位副院长又给他来了封信,说解决虹虹的组织问题关键要过党小组和党支部这一关,可虹虹在剧院里——当然,信中的措词是含蓄婉转的,但意思明白——虹虹在剧院里的群众关系不好,而且到现在连入党申请书也没写,希望家里能配合点点她。他当即找虹虹谈了,一个青年,政治上对自己总要有要求吧?既有要求,就得严格约束自己,高标准衡量自己,高标准本身就包括了搞好群众关系这一项在内,而搞好群众关系,又首先要从反对个人主义做起……他说了将近半个小时,说到后来连自己都有点动感情了,“虹虹,你忘了你这名字了吗,我原来起的是继承的继,红色的红。这么多年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蹲牛棚挨批斗的时候,爸爸也还想着,我是革命的,我的后代,我的一家都是革命的,历史总会证明这一点。”他对虹虹是怀了多么大的期望与寄托啊,他的老泪都快要掉下来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相信虹虹是懂事的孩子,这些充满了父爱的话不会使她无动于衷的,他就是这么一厢情愿相信着自己的判断。他还记得市里的一位团委副书记在大会上讲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青年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粗野的、看破红尘的外表下,潜藏着一颗并未完全冻僵的心,他相信虹虹也没有冻僵。可是虹虹,他万万没有想到虹虹竟然会那样伤他的心,她怎么会这样呢!“爸!您别管我的事行不行?”她皱着眉头跺脚,简直有点气急败坏的样子,“市民盟的人刚找我谈过,都同意我参加了,要是知道我要入党,人家就不收了。回头党再入不了,参加民盟的事又吹了,我干吗呀!”“什么!”他大吃一惊,“你要加入民盟?这种大事,怎么也不先跟我说一下,不问问我的意见?”“我多大了,什么事还都得先跟您说呀?”“不行!”他拍了桌子,“我要你加入共产党,你是共产党的后代!”“爸,你不了解我们文艺界的情况,参加民主党派可吃香呢。再说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是中央的精神,您还是书记呢!”“你这是……”他无言以对。要再说,虹虹还会讲出一大套“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来堵他的嘴。他不知道该怎样来回那位副院长的信。施万云很沉重地在屋子里踱了两趟。屋子很闷热,暖气烧得太过火了。据说这一排“复辟房”的暖气是全市烧得最早,也是烧得最热的,热得叫人难受。他走到窗前,打开一扇窗户,初冬的凉气柔和地扑在脸上,令人清醒,远处的大街上,路灯明亮,一片都市傍晚的喧嚷随风传来。当市委政法书记两年了,他已经不大体会得出身居闹市的滋味了。前几天他在回家的路上,偶然停车到一家书店转了转,人挤人,顾客让营业员拿书,都是求爷爷告奶奶的口气。今天他回家的时候,特地留意了一下沿途的情形,结果看到所有菜市场的门口,都是人山人海,甩着长蛇似的大队。也许自己现在真是高高在上,不大容易晓得民生的疾苦了。群众也渐渐不大熟悉我们了,再下去就是疏远、陌生,搞不好还会生怨恨。群众的眼睛喜欢盯着我们的房子、车子、孩子……房子好说,是组织按规定分给他的,多了他也不要;车子也是国家根据工作需要配的,像今天宋凡到她一个老战友家做客这种事,也一概是自己坐公共汽车去的。可是孩子……唯一叫他难以理直气壮的,是孩子,叫人太不放心了。他在办公桌前坐下,拉开抽屉想取出那封信来再看看,在身体前倾的一瞬间,桌面的大玻璃板上映出他的脸,苍老的,有点浮肿的脸,额角处的一块老人斑越来越显眼了。唉,真的老了,成堆的会议,成山的文件,完全是在疲于应付,而虹虹现在又是这个样子,不能不顾。过两天,一定要找她再谈一次,坐下来,认真严肃地谈,不能再放任她了。他倒是觉得,假使虹虹还在941厂当仓库保管员的话,也许倒不会像现在这样叫人操心。从她现在那些个“披头士”模样的同事们身上,可以想象到她那个剧院里的政治思想工作已经薄弱到了什么程度,虹虹就是叫这些人耳濡目染地带坏了,还有那个姓冯的外商,不知道是怎么认识虹虹的,也不知道都对她灌了些什么东西。外国,外国也不是天堂!虹虹都三十岁的人了,怎么还这么轻信呢?以后,不能让虹虹再和这个姓冯的来往了,没好处!飞机是晚上八点钟到达南州市的。因为叫不到出租汽车,冯汉章在机场足足耽搁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南州饭店。他先到酒吧喝了杯威士忌,然后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回客房,他想先洗个热水澡,结果几乎在澡盆子里睡着了。洗过澡,精神略略清醒了些,他肌肉松弛地躺在席梦思床上,拉上被子。被子暖烘烘的,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樟脑味。在伸手关灯的一瞬间,他瞥见床头柜上的小座钟正指在0点的位置上,平静的心绪不禁又下意识地飘忽起来。“要不要听听收音机……”他明明知道不需要,可一到这个钟点,还是忍不住习惯地动一下念头,那个幽灵般的图书广告,还会不会再出现呢?“……本社出版《婚前辅导》,请听作者融会他所涉猎的哲学、神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社会学知识,娓娓细述……”三天前,当他从收音机里突然听到这个娘们儿嗲声嗲气的声音时,内心里的感觉说不清是抱怨还是恐慌。因为马尔逊曾经很明确地对他说过,例常的接头一概用他到香港度周末的机会同D3情报局的驻港联络员进行,而这则通过规定频率播发的商品广告,则是作为在紧急情况下的一种非常联络手段而备用的。可是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已经是第二次被这样“非常紧急”地呼叫去了。在第一次听到这个呼叫的时候,他还以为出了什么凶多吉少的大事,急如星火而又战战兢兢地赶到了香港,特别是当他看到等候在那里的并不是那个联络员,而是风尘仆仆的马尔逊和霍夫曼时,两条腿都禁不住发软了,他不知道他们的突然出现意味着什么。更加出人意料的还不在于此,当他知道他们召见他的目的不过是想了解一下他物色的那位“新朋友”的情况时,几乎没法儿控制住一腔子的无名怨火儿!他物色这个新朋友的事,在前一次接头时就已经同联络员讲过了,其实一切都不过是个开端,完全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小题大做,火上房似的赶来问究竟。如果单是霍夫曼,倒还可以理解,这家伙常常闲来生事,总想花样翻新地搞点动作,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存在,而根本不考虑这种紧急召见会在整天提心吊胆的情报员的心理上产生多大恐慌。可叫人糊涂的是,为什么连马尔逊也这么郑重其事地被惊动来了?那次莫名其妙的接头过去以后,好歹平静了一个时期。三天前,这则《婚前辅导》的广告,再一次从广袤的夜空不期而至。他仍然不敢有所怠慢,立即推掉了手头上几桩待办的业务,也推掉了和施季虹约好的消遣,甚至还来不及做出任何揣摩和猜测,便行色匆匆地登上了去香港的航班。他不知道这次召见仍然是小题大做还是真有重要事情,整个身心都笼罩在沉重的慌乱中,他倒宁愿还像上次那样,不过虚惊一场。他是讨厌霍夫曼的,而霍夫曼有句座右铭却是至理名言:“间谍职业的第一要素是勇敢无畏。”到现在,他才开始能用自身的体验来感受这句话所包含着的深刻而又具体的内容了。无可否认,青年时代的那种对冒险生涯的天然喜好一去不复返了,他对过去曾经那么崇拜和热衷的间谍工作已经彻底地厌倦了,只剩下那个不免可怜的梦求——退休!可什么时候才能熬到这个梦想中的归宿呢?干了这么多年,他才刚刚明白,退休,是一个间谍的最体面、最荣耀、最理想的结局。他把这几年的“自我”好好地回顾了一番,说实话,三年前他在这个危途上初试之后就开始有点儿畏惧了,以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点儿胆略和自信,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或者说是有意在为自己能够平安告退而争得一点儿资本,如此而已。即使这样,也是不容易的。一个在间谍舞台上活动的人,如果不是情愿的,那他就免不了得天天去咀嚼去体味那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恐怖感和重压感,得去长期忍受寂寞的折磨,这个折磨能把你的虚荣心一点儿一点儿地剥掉,让你很快就变得筋疲力尽、神经脆弱。他自己目前的状况不就是这样吗?就像一个在陡岸之间走钢丝的人,稍稍出乎常规的动静立即会使他心惊肉跳。一个没有外交特权,不享受司法豁免的人,别看你现在像个贵宾似的躺在这张温暖的席梦思上,说不定过一刻就会被扣上手铐,扔进阴暗的牢房中等死。不行,他身上麻麻地起了一层鸡皮,不能再想下去了。他狠狠翻了个身,竭力使自己从委顿不安的思绪中摆脱出来。仗还没打,就怕兵先疲了。他知道放任这种思绪来控制自己会有什么样儿的结果,他现在常常逼着自己往好处想,往宽处想,有时想起马尔逊,心里也会热一下。现在他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马尔逊关于情报员的价值高于情报的主张和种种爱惜、保护情报员的举措,实在是高明的,有远见的。就凭着这位上司,他有时倒也情愿再为他搏一搏!这次和他接头的,又是马尔逊和霍夫曼。马尔逊最近以D3情报局亚洲地区处的主任之身,又兼挂了D3派遣部副主任的衔头,上眷独隆,官势正盛,这可以从霍夫曼对他恭敬从命的态度上,看出一二。这无形中也加重了冯汉章自己的惶恐,在马尔逊和他谈话之前,他一点也估不出这位情报界的巨头千里迢迢赶来和他接头,是主喜还是主忧。接头是在马尔逊下榻的饭店里进行的。早有人替马尔逊订下了一间相当豪华的客房,房内的装潢据说是仿照了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样式,连水池的开关,洗澡的喷头都按中世纪的规格含了八成金。但冯汉章却觉得那套现代化的浅色沙发有点煞风景;落地座钟的外形也太单薄,缺少那种古典味道的沉重感,没办法,香港人的趣味向来俗,什么东西都能让他们搞得半古半今,非驴非马。马尔逊身著全黑的西装,外表上显得年轻了许多。当马尔逊用瘦骨棱棱的双臂紧紧拥抱他的那一刻,他的眼睛潮湿了,一个念头蓦然撞上心扉,“……如果,向马尔逊提出来,离开中国……行不行?”而这话却是极难启口的,他实在不愿意让这位对自己有着知遇之恩的上司感到一丝一毫的为难和失望。一向,他在马尔逊心目中的形象是忠勇可嘉的,他不能不珍视这点资本。“喝点咖啡?”马尔逊主人似的招呼他坐下,“你们中国讲究喝热茶,或者来点茶?”“不,来杯咖啡吧。中国人嘛,喜欢茶,而我更习惯咖啡的味道。”他在说“中国人”三个字时的那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招得霍夫曼怪里怪气地笑起来,那笑声使他觉得屈辱,妈的,我要是马尔逊的话,就绝不叫霍夫曼再管情报员!是速溶咖啡,沏起来很方便。马尔逊呷了一口,笑着说:“为了这次阔佬身份的旅行,我几乎同医生闹翻了。医生建议我到地中海一带去过冬,那儿的空气对我的老年支气管炎有好处。啊,怎么样,你的气色看来也不大好,工作上有困难?”机会终于来了,可他仍然拿不准该不该说。在短暂的沉默中,只有那架落地座钟发出哒哒的有节奏的鸣响,一下一下在他心头叩击着。从对面的镜子上,他能看到霍夫曼怀疑的目光剑一样射向他的脸,哦,那是一张相当老相的脸,可他,才四十岁,还有半辈子生活可以重新建设,他的安乐,他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安乐,如果只是因为今天的一点点虚荣心而被耽搁被错过的话,岂不是自误终身吗?不,他得早点善为己谋,谋一退身之路了。“最近,我的身体……常常有点儿,有点儿虚弱,老是头晕、心悸、气短、健忘,唉,真是见鬼,才四十来岁……就已经未老先衰了。”霍夫曼双肩一耸,夸张地做了个惊讶的表情,“你看过医生了吗?”他摆摆手,“医生是看过好几个了,他们的意思是说我有点疲劳过度,我想,也差不多,我在中共大陆工作的时间也的确不短了。”他观察着马尔逊的反应,继续试探地说:“如果能休养一下,松弛一下,时间长一点儿,当然,呃——,也许会好的。唉,精力确实是大不如前了,我那个公司也答应过给我休假,时间由我自己定。”马尔逊的脸上还是挂着老年人那种慈祥大度的微笑,但并没有对他的试探作任何表示,只是说:“你现在不过是战略性派遣,没有任何具体任务,所以精神上不妨尽量放松。”语锋一转,蔼然问道:“你的那位朋友现在情况如何?”他当时还以为,马尔逊突然问起他手上的这个情报来源,是出于对他能否撤出南州市的考虑,如果这个情报来源的价值很大,他作为指挥者和情报传送者当然就万万走不开了,不但走不开,还得死钉在南州市围着这个情报来源打转儿。经过这几年的间谍生活,他也算悟出点门道来了,像他这样的间谍,别看数年训练、迂回派遣,花的工本不小,可充其量不过是个中介情报员,只能搜集一般性情报和公开性情报,最多干点物色情报员和传递情报的差事。他的自然条件注定了他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相反,那种靠他发展起来的,能直接接近情报目标的当地人,才是真正的情报员,哪怕他们没受过任何训练,又笨又蠢,但就凭他们那个得天独厚的位置,也要身价百倍,而他这种全能间谍,其实反倒成了这些人的陪衬了。如果马尔逊认为这个情报来源不能放弃的话,那自己也就绝对走不了,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局面了。于是他略略想了一下,说:“这个人嘛,自从调了工作,可以说已经丧失了一个情报来源的价值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从这个人那里再没有得到什么,而我现在却还欠着帐,我原来是许过愿资助留学的。”“资助留学?”马尔逊却像是极感兴趣,“这么说,你们之间还有一条利益关系的锁链,好,这很有利。”“这不过是空头支票,我们没必要兑现的。”“马尔逊先生是另外的意思,”霍夫曼解释道,“我们考虑了一个很有趣的计划,想在南州小试一番,是的,计划并不复杂,但很有趣。”马尔逊用白细瘦长的手指点起一根乌黑粗大的雪茄,泰然吐出一口浓浓的带甜味儿的烟气,从容不迫地说道:“这事得我们共同来干,或者说,得由你来干。”到这时候他才明白了,马尔逊所要他来干的这件事,就是这次接头的事由了。他心里飘过一阵紧张,眼睛直勾勾地盯住马尔逊的嘴巴。“已经有很多年了,我们对南州的941厂一直……用一句中国的成语说,一直鞭长莫及,在我们的情报拼图上常常缺少这块重要的拼板,看来,今后短时期内也难于有所突破,你的那位朋友一走,我们就更无从得到什么了,这是很遗憾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可是从你上次汇报的情况看,南州市保安部门对我们在那个地区航空工业方面的情报兴趣似乎仍然是十分警觉的,这当然不奇怪,那里的军工企业,特别是941这样的单位,本来就是他们的保卫重点,对那个工厂发生的一切,他们都会是敏感的。这就好了,我们既然暂时打不进去,那就不如投其所好,利用他们的敏感来做一篇极妙的文章,这就是我们要进行的那个计划。”他一动不动地听着,马尔逊把节奏放慢了些,“这个计划的代号为0,目的是要造成南州市保安机关的错误判断,从而引诱他们自动把注意力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让他们在一个荒唐的战斗中自己消耗自己的力量。这类以假乱真的计谋在国际间谍战中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制造种种复杂的骗局扰乱对方的正常工作早就成为现代间谍技巧的一个重要方面,搞好了很有意思。特别是对中国,很多间谍机关至今还极少有机会对它施展一点哪怕是极小的骗术,用医学的观点来看,也就是说,中国保安机关对骗术缺乏抗菌力。现在这个机会来了,我很有兴趣在南州小试一下。”“机会?”冯汉章咀嚼着这两个字,他猜不透马尔逊的所指。“上次你不是同联络员谈起过一个发生在941厂总工程师江一明家里的盗窃案吗?”“是的,难道这对我们有什么用吗?一个普通刑事案件,而且已经破了案,事情早完了。”马尔逊把脸挨近他,包着一圈老人环的棕色瞳仁一动不动,嗓子里发出一种苍老的、的喉音,神秘,又有点恐怖。“我们可以不让它完!听着,年轻人,这个窃案是发生在一个大军工企业的最高技术人员的家里,如果你是那个地区的保安官员,你会无动于衷吗?不会!你的职务上的责任和习惯会使你做出许许多多的假设来,那么好极了,我们就成全你。0号计划的中心任务就是设置一个巧妙的陷阱,有意把这个普通刑事案件描上间谍活动的色彩,有意提供你所拼命追求的证据来证实你的富于戏剧性的假设。让你兴高采烈地去寻找和捕捉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幻影,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陷在这个只有天晓得的无头案里不能自拔!这样,我们这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便算是开成了。你明白了吗?”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但又问:“这个,……怎么才能使对方听命于我们呢?我不明白。”“一切细节我们都设计好了。”霍夫曼说着,瞥一眼马尔逊,“马尔逊先生在这方面是最权威的设计家。”马尔逊对霍夫曼的巴结似乎既不喜欢也无厌恶,无动于衷地说:“关键是要选择一个人,这个人,用西方的俗语说,叫‘替罪羊’。噢,具体行动方案霍夫曼已经像背电码似的背熟了。”0号计划的整个方案是霍夫曼叙述给他的。现在,躺在床上,他并没有兴趣去背诵马尔逊为这个计划规定的那些具体细节,他一遍又一遍想着的,是在接头结束时,马尔逊握着他的手,说出的那段直率得令人吃惊的话:“你目前的身体状况,我完全理解,情报员通常不愿意在上级面前承认长期忍受恐惧的痛苦,这无可非议,但是任何情报员都瞒不了我。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唔,我想——这样吧,等0号计划完成了,你可以去度你们公司里给你的休假,好好松弛一下,我劝你也到地中海沿岸去转转,那儿的冬天很暖和,摩纳哥,是个很不错的地方,我去过那儿,只是你不要陷在蒙特卡罗俱乐部里去就行,哈哈哈。”马尔逊很轻快地笑起来,嗓子里的壅痰作响。“当然,”马尔逊接着说,“如果你仍然感觉疲倦,也可以就撤回来做一段长期的休息,养精蓄锐,对我来说,情报是次要的,而情报员才是最宝贵的。况且,让情报员在不佳的精神状态下勉强工作,也容易危害情报事业的本身。究竟怎么办,由你自己考虑,如果你感到迫切需要回来长期休息,我随时准备在世界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地方欢迎你。但是有一条,我们刚才谈定的这个计划必须完成,这个计划必须完成!”马尔逊和他握手言别的这番慷慨大度,关怀备至的话,使他心里感到非常的意外和温暖,涌满了一肚子难以表达的感激。对于他,实质性的话只有两句,“我随时准备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地方欢迎你。”这是一;“这个计划必须完成!”这是二,而关键又全在第二句上,如果计划完不成,很显然,前一句许诺也就只能是雨后的彩虹,好看,摸不着的。床头柜上的小座钟轻轻地响了一下,几点了?他把飘远的思想拉回来。该睡了,该睡了。翻个身,把又困又晕的脑袋埋进软软的枕头里。就是在蒙碦中,他似乎也能感觉到自己内心里冲动着的希望和兴奋。早上刚刚上班,周志明就来到了刑警队。在队长办公室,马三耀皱着眉头,用极为挑剔的神情仔细审视着他的介绍信。“哼,我说你们五处的人就是弯弯绕太多,既然对我们不放心,把案子接过去不就完了吗。”他晃晃那封介绍信,“干吗还来个‘了解情况’啊,真是会动笔墨心思。”按说,周志明满可以不理他这一套,凭他和马三耀的关系,即使反唇相讥一通也并无不可,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解释了两句。朋友归朋友,工作归工作。“我声明在先啊,第一,不是不放心,第二,不是抢案子,因为江一明同志反映他放在家里的笔记本被人移动过,从政治保卫这个角度,我们处叫我到你这儿来了解了解情况,如此而已。”“嗬,真学得会说话了啊!我不听你这套虚的,前几天你在九仙居是怎么讲的呢?说来说去还是你对这个案子的结论不放心嘛,不冤枉你吧?”“我不放心管什么?你看看介绍信,我们还专门写上了这是马局长交办的事,就是怕你骂我们乱插杠子。九仙居?谁让你灌我那么多的,我那天酒后胡言,你也当真的。”“你那是酒后吐真言。”马三耀脸上浮起一层讥笑,“你嘛,市委书记的乘龙快婿,不然,马局长的大笔怎么那么巧就点到你的心思上去了。”周志明可有点儿恼羞成怒了,“你这是什么话呀,我来你不高兴了是不是?我就知道你会这样,你不是有史以来没错办一案,没错抓一人吗,有这个真本事还怕什么呢?”“我怕什么?别说你了,叫你们段兴玉来我也不含糊。小王,王玉山!”马三耀冲外屋喊了一声。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民警应声走进里屋,周志明一看,真巧,正是两年前到他家去抓他的两个陌生大汉中的一个。王玉山也认出了他,愣了一下,有点儿难堪地跟他点头打了个招呼,“你来啦,你现在还在五处吧?”“啊,啊。”他点点头。马三耀说道:“你到老武那儿去,把11·17案的全部卷宗都拿来,就是太平街那个案子。”王玉山答应了一声,刚要走,忽又想起什么,站下说:“对了,调资办已经把你的表现材料整出来了,现在在我那儿呢,说让你抽空看一遍,最迟明天就得往局里报了。”“我不看了。”马三耀想都没想便挥了挥手。王玉山走了,马三耀拍拍自己的椅子,对周志明说:“你就在我这儿看卷吧,我有事少陪了,有疑问的地方,你先记下来,回头咱们再谈。”他出了门,又回过头补了一句,“中午别走,就在我们这儿打尖儿吧,我有饭票。”马三耀刚走,王玉山抱着几本卷宗回来了,还刷了一只杯子给周志明沏了一杯酽酽的茶,搭讪了几句,也出去了。屋里,只留下他一个人。他坐在马三耀的位子上,开始翻看这些卷宗。大概是由于还未正式结案的缘故,主卷没有装订,材料全都散装在一个牛皮纸的大卷宗皮里,他先把现场勘查记录找了出来。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九时十五分,接到941厂保卫处副处长安成报告,该厂总工程师江一明家被窃,要求派员勘查。……发现被窃时间:七点三十分。发现经过……勘查记录的头儿他看得很潦草,凡不重要的地方只是一眼扫过,现场勘查人员、现场保护人员和见证人的名单、职业和住址,则干脆翻了过去。勘查工作开始时间:十时零五分,结束时间:十三时三十分。勘查程序……紧接着下面是现场所在地的位置及周围环境的记录,他在那儿已经住了十多天了,所以,那张“现场方位图”虽然画得过于“象征”,可他还是一看就明白了。……房屋坐北朝南,西墙距太平街路沿二十三米,并间隔一排南北走向的白杨树荫,东墙距34516部队营区围墙十米,南北两面均为同式房屋,间距十米。……洗漱间南窗虚掩,窗台上有很重的揩拭痕迹,玻璃窗和纱窗的锁别完好无损,从该窗至卧房现场中心的地面上均有揩拭痕迹,……在抽屉的锁眼周围,有半寸宽的木条被凿劈而断,破坏痕迹显著,破坏工具似为扁平铲类物件。……大门前及洗漱间窗前的土地上,鞋印凌乱,一直向西?穴太平街方向?雪延伸,约十余米后混杂难辨。鞋印系:二十六号大波纹底胶鞋;二十五号男皮底皮鞋;二十三号女皮底高跟鞋;二十五号塑料折纹底棉鞋,上述四种鞋印的鞋底花纹,磨损程度与室内鞋印一致。看完现场勘查记录,他的脑子乱麻一团,一点儿头绪也理不出来。索性推开那厚厚的一堆记录、图纸和照片,又接着看别的材料。到中午快下班的时候,他已经把现场访问记录,证人证言和审讯记录都粗粗地浏览了一遍。他用手指在隐隐作痛的眉尖按摩了一会儿,把身子重重地靠在椅背上,疲倦地出了口长气。从现场的地形、脚印的分布这两个情况来看,无疑,房子的西面,也就是靠太平街那一面,是作案人唯一的进出口。那四个人的脚印,也已经全部查明了,穿棉鞋的是江一明本人,穿皮鞋的那一男一女是卢援朝和施季虹,剩下的大号胶鞋,便是杜卫东的了。卢援朝和施季虹九月十六日下午四点至七点在江家做客,五点半钟左右,下了一场短瞬的阵雨,雨停后他们俩曾帮江一明把摆在洗漱间窗台上的五六盆花搬进家内,在门前和窗下留有杂沓的脚印是不足怪的;杜卫东下午三点至五点被厂里派到江一明家修洗漱间的漏水管子,在江家行走的正常路线是从大门到室内、经客厅、卧室而进入他干活的洗漱间,干完活再由原路离开,完全不用涉足到大门外东侧的洗漱间窗下,可是在那儿的一片纷乱的脚印中偏偏出现了他的大号胶鞋的波浪花纹,他是下雨前离开江家的,而窗前的这几个脚印却没有雨淋的痕迹,显然是雨后留的。他去那儿干什么?难道真像他在口供中所说的是第二天早上回去寻找落在江家的弹簧尺,在窗外往洗漱间里张望的时候才踩下这些脚印的吗?然而这个口供的真伪除去他自己,几乎没有任何人证物证可以证明。综合各方面情况分析,任何侦查人员的确都是很容易做出这样的推断的:一、从现场遗留的鞋印看,进入过犯罪现场的只有四个人,即:江一明、卢援朝、施季虹、杜卫东;二、江一明自晚七点钟离家直至第二天案发,一直参加市人大会议集体活动,夜间宿于市委第一招待所,无根据也无可能自盗铸案,因此应当排除嫌疑;三、卢援朝、施季虹晚七点钟与江一明同时离开现场,各自回家,以他们本人的情况及与江家之关系,也很难想象会为了区区几十元钱的蝇头小利而干这种穿墙越户的勾当,因此也可以排除;四、杜卫东在现场留有反常脚印,发案当晚他在单位值班,除了晚上九点钟到十点半钟被叫到厂警卫连营舍去修了一个半小时的暖气外,一整夜的时间就是一个人睡在管子工值班室,具备从晚上十点半到早晨六点半八个小时的作案时间,而且,他用来给卢援朝打家具的扁平铲与被撬抽屉上损坏痕迹十分吻合,本人又有盗窃前科,具备作案思想基础。这么分析,当然,那天进入过现场的四个人中,只有他具备了所有犯罪条件。但他为什么要翻动那个笔记本呢?是出于好奇而随手翻看一下吗?这无疑是最容易被接受的猜测和解释。他茫然瞧着面前的一大堆材料,潜然地,原来的那个自信又开始瓦解下来,他对杜卫东所持有的认识,与这些白纸黑字的材料是多么的矛盾,而按照道理来说,他的认识是一种主观,而材料却是一种客观。屋门开了一道缝,王玉山的大方脸探进来,他那大惊小怪的腔调把志明吓了一跳。“哎呀,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呢?食堂都快没饭了。”他这才猛省到午饭的时间早过,慌慌张张站起来,把材料清理归拢好,往门口走去,到门口又站住,问:“老马在饭堂吗?”王玉山一看就是个机灵人,领悟地掏出一只饭票夹子,递给他,“马队长不准在,你先用我的吧。快去,我们这食堂,去早了吃什么有什么,去晚了有什么吃什么,再晚点儿要什么没什么,快去吧,现在还赶趟。”在王玉山的唠叨中,他匆匆道了谢,三步两步跑下楼去。还好,食堂的饭正卖到“有什么吃什么”的阶段,唯一没卖光的菜便是一毛钱的熬白菜,要是在自新河那阵子,他也许两三口就能把这碗菜吞下去,可现在,他就跟受刑似的用这碗清汤寡水的白菜就着两个咧着大嘴的剩馒头往下咽。“当当当——”他背后响起一阵铁匙敲饭盒的声音,在空荡荡的饭厅里十分震耳,回头一看,原来是马三耀。马三耀把饭盒往饭桌上一扔,就势坐在他身边,“怎么样,看了一上午,发现什么新大陆了?”他不说话,复又把脸埋进菜碗。马三耀笑道:“早上我开了两句玩笑,你就生气啦?坐过监狱的人,至于肚量那么小吗?”他翻了翻眼睛,没接他的话茬儿,却说:“你们在办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过政治性窃密问题,材料里一点儿也反映不出来。”马三耀抓起空饭盒,在他后脑勺上一磕,饭盒里的铁勺咣啷响了一下,“我看你纯粹是看反特电影看出毛病来了,哪儿有那么多‘秘密图纸’被窃呀,不用说你,你去问问你们段兴玉、纪真,你问问他们这几十年碰上过几次‘秘密图纸’。”他有点儿不耐烦地吁了口气,又说:“杜卫东一个年轻人,总有好奇心嘛,笔记本和钱放在同一个抽屉里,他顺手翻两下不是很正常的事吗?那要是本黄色小说,他还一块儿偷走呐,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可杜卫东本人至今不承认犯有盗窃罪,他说留在卫生间窗外的鞋印是第二天早上去……”“你听他胡诌八扯呢!现在可不是‘无供不录案’的时代了,只要证据确凿,没有口供照样定案。你看,现场勘查是很清楚的,他下午在江一明家修水管子,在江的卧室来回过往好几回,这期间江一明曾打开过那个抽屉拿他儿子的信给施季虹和卢援朝看,杜卫东发现抽屉里放有钱财之后,遂起盗窃意念,临走时暗中拉开了洗漱间窗户上的插销,为夜间行窃做了准备,这是同类案件中罪犯常用的手法。可是杜卫东并不是一个高明的老手,他用布揩去了行窃时留在室内的鞋印,正好暴露了他进入现场作案的路线,他是翻窗而入直奔那个抽屉的,目标选择得很准,撬抽屉的工具也是自带的,这都说明他是有准备的,是看好了的!”“目标选择得准,说明罪犯对江一明家财物的位置很熟悉,盗窃的目的性很明确。可是杜卫东只去修了两个小时的管子,他怎么知道江一明只在那一个抽屉里放钱呢?按说他费了半天劲儿撬开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应该是乱翻乱找一通才甘心呢,噢,这么几十块钱就心满意足啦?这一点就不合理。”“江一明老头儿原来倒是个殷实之家,可是上个月把全部近两万块钱的存款交了党费,这事941厂人人皆知,杜卫东决不会没有耳闻。再说,941厂是每月十九号发工资,发案时间是十六号晚上到十七号早上,老头儿能有多少钱?能偷个几十块就算是大获全胜了。咳,问题根本不在钱多钱少,这些王八蛋贼养的,你就是有一毛钱他也偷!”“那么你们现在准备怎么处理这个案件?”“这一两天内就写出‘起诉意见书’往检察院报请起诉。这小子,有盗窃前科,刑满不足三年又犯同罪,构成累犯,累犯从重,这回够他一戗!”周志明还了碗,两人边说边走出食堂。在门口,马三耀说:“得了,你也别上我那儿休息去了,刚才你们处里来了电话,打到我们值班室去了,叫你下午回去呢。”“什么事?”“不知道,好像是开会吧。”“那你晚上还在这儿吗?有些卷我还没看呢。”“还要看?你小子能看出什么名堂来?真是犯犟!好,你要看就来吧,我今天晚上值班。告诉你,明天可就看不上了啊,‘起诉意见书’往检察院一报,案卷材料都得跟着走。今晚上你要是还挑不出刺来可就别怪我不给你看了。”周志明笑了笑,“行,不怪你。”下午,周志明在处里的饭厅听了一下午报告,是政治处从南州大学请来的一位讲师讲国际政治情况。因为是要求全体干部都要参加,所以科里才打电话把他叫回来的。一下午,说实在的,他几乎就没听进去一个字,而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梳理看完卷以后的麻乱头绪。搞案子非得这样反复琢磨、反复想,直想得烂熟于胸不可,不把所有的事件、人物、时间、地点、条件、线索、原因、结果统统理清楚,那你就休想挑出毛病来。散会的时候五点了,在从饭厅回办公室的路上,他把案卷材料记载的大致情况,向段兴玉叙述了一遍。“案情倒并不复杂,你现在有什么看法了吗?”回到办公室,段兴玉第一句话便这样问。“我?这个……”他苦笑着摊开两手,“一下子接触这么多材料,还有些蒙,至少现在还看不出什么问题来。”段兴玉靠在桌子上,思索了一阵,迟疑地说:“认定杜卫东盗窃的直接证据,好像弱了些吧?”“直接证据?”他心里豁然一亮,一直潜在肚子里的那个说不出来的朦胧感觉,竟让段兴玉的这句话一下子提纲挈领地点明了。对了对了,从案卷上看,杜卫东虽然具备作案的时间条件,并且在现场留下了足迹,但这都是证明案件某一侧面或某一片断的间接证据,并不能像指纹那样可以直接认定他的犯罪,也许他那天从晚上十点半到早上天亮的确是在值班室老老实实地睡觉呢;也许那可疑鞋印真的是早上他去寻找弹簧尺而留下的呢!这都是不能排除于万一的事。抽屉上被扁平铲破坏的痕迹,鉴定结论上只说与杜卫东做木匠活儿的那把扁平铲锋口吻合,并没有排除同类的其它工具,至于说杜卫东利用修管子的机会窥得财物,预先打开窗户插销,则更其属于主观推理了。严格地看,认定杜卫东犯有盗窃罪的直接证据似乎一样也没有!“对!对!”他不由鼓起掌来,“我就是这个感觉!”段兴玉还想说什么,严君进来请他去值班室接长途电话,他临走拍拍志明肩膀,嘱咐说:“这两天你再去刑警队把情况了解详细一些,重点是看有没有政治性窃密的可能,有什么想法带回来商量,不管你和马三耀多么熟,在兄弟单位也不要指手画脚的,发表意见千万不要太轻率太任性,人家也是经过了大量查证工作才下的结论,况且这个结论还要经过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和法院的审判活动两道关口的考验,案子究竟是错是对,大家都在负责嘛。”他点点头,心里明白,段兴玉说了这么多,主旨还是叫他尊重别人。段兴玉走后,他正想收拾一下自己办公桌的抽屉,严君走了过来。“哎,刚才施肖萌来了个电话。”“她回来了?什么事?”“叫你下了班到庆丰路第一百货商场门口去,她在那儿等你。”“到那儿干什么?”“我怎么知道呢?”“就说这个?”“就说这个。”“你怎么说的?”“我说呆会儿告诉你。”“咳,我今天晚上还得上刑警队去呢!”“那我怎么知道?你的事什么时候也不跟我说……”周志明笑了:“我这一天到晚,脑袋老跟桶糨子似的。哎,对了,你跟小陆的事究竟怎么样了?真的,小陆人不错。”“和小陆,什么事?”严君很超然地问。他看出严君的故意装傻,说:“你说我的事从不告诉你,所以你的事也就不告诉我,对等,是吧?”严君闷了片刻,“好,告诉你,我的事都可以告诉你,我这一辈子不结婚了。”严君动感情了,他赶快用半开玩笑的话把她的情绪隔断,“好嘞!你这话可搁在这儿,我看你能坚持多少年。”严君脸上一点儿笑意也没有,靠在桌边发了半阵儿呆,周志明转开话题,问道:“该下班了,还不回家吗?”他赶到庆丰路第一百货商场的时候,施肖萌已经等得一脸不耐烦了。“怎么才来呀?你们单位接电话那个女的什么时候告诉你的?”“下班前告诉我的,就是严君接的电话,你没听出来?”“严君,噢。”“你什么时候从自新河回来的?”他从肖萌肩上接过沉甸甸的书包,问道。“今天中午才回来,走吧,咱们进去吧。”她挽起他的胳膊向商场的大门走去。“干什么呀?你想买什么,还非得叫我来?”“嘿,人家别的男的想陪女朋友逛商场还愁没机会呐,你倒好,请你来还勉为其难的。”“好好好,逛吧逛吧。”“逛吧逛吧,跟应付差事似的。”施肖萌嗔笑着使劲拽了他一下胳膊。商场大厅里,灯光亮堂堂的,因为正是晚饭时间,所以顾客不算太多。一楼是卖食品和日用百货的,他们没有多逗留,爬上了二楼,肖萌拉着他直奔卖电讯器材的柜台来了。“妈妈好不容易答应了,让我买一台那种二百块钱的小录音机,我是叫你来帮我挑挑。”“家里不是有一台吗?索尼四个喇叭的,相当不错了。”“那是我姐姐的呀,我又不能带到学校里去。”施伯伯和宋阿姨对季虹的格外偏爱,是周志明早就感觉到的,而萌萌看来对此也十分习惯了,本来嘛,连她都是季虹带大的。他们在一位把脸板得像块三合板似的女服务员那里,买了录音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根本不让挑试,志明本想请她多拿几个比比外观,但一看那脸色,话简直就说不出口了。他抱着录音机的纸盒子,跟萌萌走出商场,这才想起来问道:“这次上自新河转一圈,怎么样?你也算是旧地重游了。”“咳,就那么回事吧。上次去看你的时候,只是觉得那儿荒凉、苦,这次去倒是变了不少,盖了好多新房子,也干净整齐多了。可那种地方,最大的毛病就是太闭塞,弄得干部一个个的都那么没水平。”“谁说的,好多干部还是很不错的。”“你跟我说的那个丁队长,我也见到了。”“是吗?”周志明兴奋地抬高了声音,“他问我什么了吗?你怎么不早说!”“当着那么多同学,我没跟他说你蹲监狱的事,光是随便聊了聊。”“噢,”他有些失望地降下声音,“你们聊得来吗?”“咳,就那么回事吧,我还好,我们有几个同学差点跟他辩论起来。”“噢?因为什么?”他有点惊讶。“那天正好是参观犯人劳动,我们一个男生问他,现在对政治犯的待遇和刑事犯有没有区别。”“他怎么说呢?”“他呀,他反问了我们一句,‘你们说的政治犯是什么含义呀?’后来那个男生说,政治犯就是因为政治目的而不是因为刑事目的而坐牢的人,西方国家的监狱对政治犯就是优待的,比如,要和刑事犯分别关押,免除劳役,不加极刑,提供书报什么的。你猜他说什么?”“嗯?”“他说你们不是学法律的吗,你们当然知道我们国家的法律是不使用政治犯这个词的。如果硬按你们的分法那么分的话,我们这儿的犯人倒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普通刑事犯,一类是反革命犯,他们同样都是触犯了刑律的,都得接受相应的惩罚和改造,而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分。其实他这叫瞎绕,反革命犯和政治犯还不是一回事吗,只不过咱们国家不愿意把这帮人叫得那么好听罢了。”“我看不是一回事,反革命犯和西方国家的政治犯在性质和对象范围上都有不同,因为国家的性质就不同嘛。难道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人和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是一回事吗,当然并不是说外国的政治犯都是进步的。”“你呀,干脆给我念段《共产党宣言》得了。”周志明苦笑了一下,“没办法,前些年搞阶级斗争,搞得洪洞县里没有好人,现在呢,成了桃花源中没有坏人了,一说起坏人,反革命,很多人都不觉着如何可恨,说起好人,先进人物,人们也不觉着多么可爱,人间的规律,真是物极必反。”“那也要具体看,小偷流氓我就恨,全枪毙大概也不会有人惋惜。现在我们正在讨论刑法草案哪,我就觉得对那些小偷流氓太宽了,他不把你杀了,你就不能枪毙他,而政治犯呢,又没强xx抢劫,嫖赌溜撬,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坐牢,结果在十九条罪行中,就有十六条可以判处死刑的。”萌萌争吵般的戗戗着。他也抬高了声音:“你以为政治犯都是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吗?对那些反对祖国,出卖祖国的反革命干嘛要格外开恩?你周围的那些同学都怎么回事?净是些非驴非马的观点。”路边几个行人停下步来看他们。萌萌把声调降下来:“非驴非马也不错,那是骡子,正经也是一物。”话不投机,两个人都闭了嘴,默默地在存车处取了车子,又默默地骑了一段路,志明看了她一眼,不无讨好地把话头又扯了起来。“哎,萌萌,向你请教个问题成不成?法律方面的。”“向我请教?可不敢当。”“瞧你,还拿糖。”施肖萌脸上的不痛快释解了,但还是矜持了片刻,才说:“什么?你说吧。”他稍稍琢磨了一下,说:“某地发生了一起窃案,某人被控告犯有盗窃罪,但是原告只能确认被告去过现场,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他在发案期间正在现场,换句话说,就是直接证据不足,而这个被告呢,虽然否认发案期间去过现场,但也提不出任何证据来加以证明,像这样的案件法院该怎么处理呢?”“这算什么?”肖萌好笑地偏过头来,“智力测验还是实际案例?”“你别管是什么,该怎样处理吧?”“你是搞公安的,连这个也不懂?别故意考我了。”“不是,我不大清楚这类问题在刑法理论上怎样解释。”“这个问题跟刑法没关系,这是属于诉讼法范畴内的举证责任问题。按照咱们国家的刑事诉讼原则,只有原告才负有举证责任,被告是不负举证责任的。”“……?”周志明费解地把眉头打了个结。“也就是说,原告必须负责向法庭提出被告的犯罪事实,并且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如果提不出证据或者证据不完全,就不能认为被告有罪,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是无须向法庭提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的,没这个义务,就好比我说你杀了人,可又拿不出多少证据来,而你呢,却完全用不着来解释你没有杀人或者不可能杀人,哪怕你根本解释不清,只要我这个原告提不出确凿的证据来,法院就只能宣告你无罪,不能判的。”“啊,啊,你的意思我懂了。”周志明又想起徐邦呈脱逃的事了,甘向前他们怀疑是他放跑的,不但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反倒叫他拿出证明自己没放的证据来,简直不讲理。可他仍然用迷惑的口气问道:“理论上是这么说吧,可实际上,什么叫证据不全呢?找不到直接证据的案件很常见,有时候几个间接证据加在一起不也照样判吗?这种事多了。”“这一类案例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讲过,这就是运用证据的技巧问题了。直接证据找不出来,间接证据如果充足,也可以连结成一条完整的、互相补充和印证的锁链,比如,有证明作案动机的,有证明作案结果的,有证明作案条件的,还有其他证明气候、证明光照度的等等。反正这条锁链运用好了,也是可以定案的。”周志明没有再说什么,一脑袋乱麻麻的头绪似乎开解了些。看来马三耀是对的,有现场勘查到的脚印,有作案工具,有作案动机,有作案时间,又有盗窃前科,所有这些间接证据有机地联结在一起,当然,谁能说不可以定案呢?“哎,”肖萌在身边又开口了,“问你,你觉得严君这人怎么样?”“什么?严君,挺好呀,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他心里有点儿明白,可还是淡淡地问。“没什么,随便问问,我认识她嘛。”“好好的,干吗问起她来了?”“好好的就不能问啦?我看……我看她对你还挺好的。”

“流氓!”他在心里骂了一句,鼓起全身的力气,两条长长的胳膊把住小车的铁把,一挺腹提起来,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只走了四五步,控制不住,车身一歪,从窄窄的木板道上翻了下去。险些连他也一起翻下去。犯人们都冷眼看着,没有人哗笑,也没有人过来帮忙。他跳下木板,把小推车扶上来。杜卫东二话没说,又给他装了个冒尖满,他使出全副力气来把握车子的平衡,走了七八步,重心一偏,仍旧翻了下去,这样一连翻了三车,杜卫东说话了。“装什么孙子,成心的是不是?”他压住火儿,“你装的土比别人多一倍,要不你推试试看。”郑三炮一脸蛮横地凑过来:“呵,还当着你小子是便衣呢!头一天就窜秧子。告诉你,这儿可不是你拔份的地方,叫你干你就得干,臭他妈便衣。”他看出来他们是在故意寻衅找碴子,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好半天才把车子咣地一扔,“我找队长去。”丁队长来了,皱着眉头,先朝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的田保善问:“你们是不是给他装得太多了?”“不多。”田保善肯定地回答,“刚才我看见了,装得不多。”丁队长把目光向其他犯人扫去,郑三炮恶人先告状:“他是故意耍奸捣蛋。”另外几个犯人也都众口一调,随声附和,丁队长把周志明从上到下打量一遍,说:“我可警告你周志明,你的态度要放老实些,这儿可不是让你摆架子养大爷的地方,劳动改造嘛,不吃苦还能改造好!”周志明气急败坏,“你相信他们,他们串通……”“好,真要是他们串通了整你,你再找我来。”丁队长又转脸对田保善说:“他新来的,给他车里装少一点儿。我可提醒你,对新犯人不能再来你那一套。”“行啦,您放心。”田保善点头哈腰,然后挥挥手,“大家散开干活儿吧,抓紧时间。”他吆喝着。周志明没办法,又回到小车旁边,虽然他是败诉而归,但杜卫东毕竟也收敛了些,第四车装得不是那么满了。昨天下了透雨,今天换了毒花花的太阳,才六月天气,却燥热得出奇,还不到中午他就已经出了几身透汗,仿佛全身的水分都出空了似的。小车的铁扶把晒得灼手,一身黑布服也被烤得极烫极硬,可他又不敢脱下来,那样身上保险会一下子晒脱了皮。中午饭是在工地上吃,他好像头一次尝到饿急了的滋味,还没容其他老犯人来抢,他的两个窝头就已经狼吞虎咽地下了肚。菜汤是萝卜和茄子煮在一起的,说不清是股子什么怪味,他尽量不让它在嘴里多停留,囫囵吞下去,整整一下午就不停地打着这种菜汤味的臭呃。晚饭是回监区吃,吃的是高粱米,这是种杂交高粱,嚼在嘴里又麻又涩,非得伸脖打噎不能咽下去。刚刚放下碗筷,郑三炮蹓跶过来,乜斜着眼睛说:“嘿!田头有令,今儿你倒泔水。”他筋酸肉麻地从铺上爬起来,尽量把口气放得友好,问道:“到哪儿倒啊?”卞平甲放下碗筷,凑过来:“我跟你去一趟,我告诉你。”卞平甲带着他到伙房推了泔水桶车,又陪他挨班去收泔水,然后再推到伙房后面的猪圈去倒。卞平甲在前面推着车,他跟在后面走,望着卞平甲窄削的肩背,他直想大哭几声,把一腔感激之情有力地表达一下,“好人啊,真碰上好人啦!”他心里喊着。在午饭后休息的时候,卞平甲凑过来同他闲聊,他这才知道了卞平甲的案由。他原来是南州市第二医院的一个化验员,因会涂两笔仿宋,六七年在一次给单位写标语的时候,笔下一糊涂,竟把万寿无疆写成了无寿无疆,意思弄了个满拧,结果以书写反动标语罪判刑七年。在刑期临满的前两个月,正赶上普及样板戏电影周,在看了《红灯记》回来讨论的时候,他说他最爱听“狱警传,似狼嗥”那段唱,还说李铁梅要是活到文化革命怕也要打成叛徒,奶奶和父亲都死在狱中,她一个人让敌人放出来,几十年后在毫无旁证的情况下如何说得清呢?这两段话被其他犯人汇报了,最后以“恶毒攻击革命样板戏”、“影射咒骂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加刑四年,所以一直在监狱里呆到现在。他们来到猪圈,把泔水桶从车上抬下来,卞平甲见他很吃力的样子,叹了口气说:“这一天,真够你受的,明天还行吗?”周志明脸上露出一点儿笑容,说:“凑合吧。”“这是给新犯人的下马威,杜卫东刚来的时候也是这么给整服的,新犯人,都得当几天孙子辈儿的。”周志明默默把泔水桶往猪圈里倒,倒完,他问:“田保善算干吗的,好像老犯人也怕他。”“他呀,是厂里的杂务。”“杂务?”“就跟班长组长差不多,管教干部不在的时候,他负责。”“那干吗不叫班长组长,要叫杂务呢?”“犯人中间是不能分三六九等,不准封官挂长的,所以就叫杂务。就跟前些年外面有的群众组织的头头不叫这个长那个长,而叫‘勤务员’一样。”卞平甲停了一下又说:“他解放前是郑庄煤矿的大把头,坐了二十多年监狱,老狱油子了,你别惹他,郑三炮、林士杰都是他手下的。”“郑三炮犯什么罪?”“他叫郑三波,郑三炮是外号,抢劫犯,混小子一个。”“林士杰呢?”“杆儿犯。啊,就是流氓强xx。”卞平甲说完,特又补充了一句:“你提防他一点,这小子不正经。”“田保善那么狂,队长们知道不知道?”“队长?两眼黑,知道个屁!这儿的干部不怎么样,从教导员那儿就没水平,连话都不会讲。我在三分场渔业队那会儿,他还是全场革命组织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哪。有一次到三分场来给犯人讲话,讲什么来着,我想……反正稿子是别人给他写的,咳呀,他念都念不好,那个笑话大了。”他们推着倒空的泔水桶从猪圈往食堂走,西面天际,晚霞把云霭烧得一片通红,金灿灿的十分耀眼。监房年久变黑的房顶被火烧云映上了一层绚艳的色彩,一眼望去,倒也有几分动人。周志明站下来,向房顶上跳动着的光晕望着,卞平甲却还在继续着刚才的话题。“连人家那稿子上有个括弧,里面写着‘少举几个例子’,他都愣给念出来了,‘括弧,少举几个例子,括弧完。’当时下面全笑了,把他笑火了,问我们笑什么,大家都不敢吭声,那时候田保善我们都是三分场的,唯独他站起来了,他说大家是因为听见有人放了个屁才笑的。田保善老狱油子明明是骂他哪,他不但没听出来,还训斥说:‘放屁有什么好笑的!’”“田保善既然这么耍他,怎么还叫他当杂务?”“咳,田保善什么人物啊,见风转舵快着哪,于教导员一当上砖厂的头儿,他立刻就糊上去了,舔屁股溜沟子这份儿拍,别提多露骨了。教导员只要一到工地,自行车往办公室门口一支,他准过去给擦得锃亮,结果还真给提了个杂务。”“于教导员怎么不提防他一点儿呢?”“也就是于教导员吧,要是在三分场,他这一套谁吃呀,三分场文化革命前是劳改系统的红旗单位,虽说现在不那么香了,可实际上就是比这儿强。丁队长就是从三分场调来的,在砖厂就吃不开,连犯人都看得出来。”卞平甲这一席话,使周志明在后来几天里心情格外沉重,他越来越明白地看到,在这个砖厂里,干部队伍涣散,牢头狱霸横行,管教力量薄弱,改造质量……当然更谈不上了。十五年!他将要在这里度过十五个寒暑年头,前途茫茫,那个“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懊悔一天甚于一天地折磨着他。那么急切地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光明磊落的强者,那么天真地想不辱没一个共产党员的坦白和责任,结果怎么样呢?连党员的称号也被剥夺了,而自己也并没有成为一个强者,说不定将来还会变得更加软弱和猥琐,他得服从田保善之流的支配,连杜卫东,一个扒鸡摸狗的偷儿,也敢公然从他碗里抢饭吃,他还得赔笑脸,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来。十五年!在这群历史的和社会的沉淀物的包围中,他也许会被这帮人淹了,溶解了!每天,他仍然很留意早上喇叭里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新闻,农业战线一片大好,工交战线一片大好,教育战线一片大好,可在这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的形势下,这个办了二十多年的大农场,为什么连一点荤腥都闻不着?为什么连段科长这样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硬汉,在一次偶尔听到群众中流传的总理遗言中周总理为老百姓的苦日子难过这话时也要掉眼泪?为什么性情耿直的江伯伯,谨慎持重的施伯伯,待人如兄长的安成,本来自己就是弱者还要同情弱者的萌萌,还有许许多多相识不相识的人们,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们,都要到十一广场,天安门前,去泼着命地闹事呢?难道那么多人都错了,都疯了吗?大家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替自己的国家着急,替自己的党着急吗!他曝毁胶卷为什么?从根儿上说,难道不是为公安事业本身吗!可是,国家,党,现在到底是怎么啦?为什么看不见老百姓的心呢?我没有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的事,为什么要让我在这儿和田保善他们挤在一通炕上?他想不通!他肯定是冤枉的,可跟谁说去,谁承认!一次在窑上休息的时候,他和卞平甲去推开水,路边没人,他忍不住问:“老卞,你说,外边那么乱,里边又这么糟糕,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卞平甲没听明白似的。“你说咱们国家,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咳!”卞平甲笑起来了,“你这都是操的什么心哪!”“老卞,”他犹豫了一下,“你过去是党员吗?”“我?哪儿够啊。”“我,我在外面是入了党的,你知道,我们搞公安的人就爱认真,我实在不愿意我们国家老是现在这个样子。不光我,你要是在外面就知道了,有多少人上了十一广场,还有北京的天安门!”“哎哎,咱别说这个了,咱别说这个了。”卞平甲胆战心惊地前后看看,“你呀,将来非得跟我一样不可,吃亏就吃亏在这张嘴上。你不是党员了,不是公安干部了,你是犯人,犯人说这个有什么用啊,弄不好罪上加罪。”他生气地叫了一声:“我没罪!”“得得,说这没意思,没意思,这不是找不自在吗?”卞平甲实在不愿意再谈下去了。他也不再说了。也许因为卞平甲关的时候太久了,对外间的民情已经十分隔膜,所以才没有他这种强烈的苦闷?可卞平甲是因为写错了个字而蹲牢的,岂不是比他更委屈吗?大概正像卞平甲第一次见他时说的那样,他是从小就没有受过委屈,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委屈感的。其实卞平甲并不深知他的身世,公允地说,他也是经历过一些委屈的,至少当过几年“可教子女”吧,而且父亲因那个坏保姆推脱责任,也错打过他,还关了他一整天呢,可父亲是爱他的,非常非常爱他的。想到这儿他心里突然轰一声亮起来了!是的是的,党是爱他的,公安队伍也是爱他的,但是,就像父亲也有受骗错打他的时候一样,党,有时也会被坏人蒙骗而一时委屈她的儿女们,而实际上,他仍然是一个党员,仍然是一个公安战士,不会永远被抛弃的。他知道,这也许纯粹是自我安慰,甚至是自我欺骗,但是这么想着,心里便能好受一点,有时连脸上都能情不自禁地绽出一丝笑来。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都把他的精力全部榨去,使他无暇去做更深的思考。杜卫东每天还是那么冷冷的、有意的在加大他体力的消耗。他心里的火儿已经越积越旺,不过他明白,杜卫东并不是他的直接对头,他不过是一杆枪,使枪的是那个田保善,至于这个封建把头干吗要这样和他过不去就不得而知了。他私下里琢磨,也许是他没有像其他犯人那样俯就他;也许是他身上那点儿不和其他犯人同气合群的孤傲劲儿刺激了他;也许仅仅是出于一种折磨新犯人的虐待狂的习性。连着一个星期,他咬着牙干活,田保善越整他,他反倒越发狠地不愿屈服,不愿逆来顺受。他的手掌心被小车的铁把磨得血肉模糊,有时累得几乎一松劲儿就能昏过去,但他仍然支撑着,支撑着,连他自己都惊奇,在他缺乏锻炼的筋骨里,何以能迸发出如此巨大的韧性和耐力来!人很快就瘦下来,瘦得脱了相,筋骨历历可数,手抚在上面,只能觉到隔着一层薄薄的皮。伙食又差得要命,菜里没有一点油水。这也难怪,这几年连南州市都见不到什么菜,更不要说这个主产粮食的劳改场了。他最恨的是每一次到开饭的时候,田保善便以杂务的身份支派他出去干这干那,等回来,饭盆里常常只剩下一个窝头或者半碗高粱米了。晚上睡觉也睡不好,郑三炮和杜卫东故意从两边挤他,翻个身都别扭,也亏了田保善安排这个铺位的苦心。饥困交加之下,他常常虚得两眼发蓝,差不多每一车土都要经过拼命挣扎才能推上通向制砖机的小坡。因为饿,吃饭吃得太急太猛,他的胃又开始捣乱,腹内常似有什么东西在疯狂地搅动,疼痛越来越多地耗去了他要用来干活的体力。这一天上工,他照常歪歪扭扭地走到那辆小车前,田保善突然拦住了他。“从今天起,你装土吧,杜卫东推车。”他警惕地看了一下那张阴险的老脸,放下了车子。林士杰笑微微地把那张大疤脸挨近了他,嘴巴里一股子口臭味儿直窜他的鼻子:“喂,小家伙,轮你报仇了。嘻——”杜卫东一脸丧气,蔫蔫地把车子推到周志明面前,等他装土。他装了一平车,便直起了身子不装了。从感情上讲,他倒是真想报复杜卫东一下子,出出前几日的恶气。他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想到自己到底是个共产党员、公安干部,不能随了他们的样子行事,连点正气也不要了。杜卫东却完全是一副挨打的面孔,戒心十足地望望这一车平平松松的土,凝聚着警惕说:“装不装啦?不装我可推了啊!”“推吧。”他态度随便地说。杜卫东迟疑着把交叉抱在胸前的手放下来,走到小车跟前,心有余悸地回头看了他一眼,一提把推走了。郑三炮在一边直嘬牙花子,“嘿!你小子怎么那么蠢呐,他前几天怎么给你装的?还不趁机会整整兔崽子,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他不搭腔,杜卫东把空车推回来,他还是那么平平松松地装了一车。田保善提着把铁锹,阴阴地踱过来,说:“这车装得太少了吧?”他一翻眼皮,答道:“别人不都是装这么多吗?再多装,他顶得下一天的活儿吗?不信你来试试,我给你装。”田保善给噎得僵在那儿,也没法发作,只好咧咧嘴说:“行,行,你还够仁义的。”郑三炮用铁锹在土块上打着拍子,哼哼呀呀地念道:“面无四两肉,此人必难斗……”周志明知道是在骂自己,装做没听见。到了晚上收工的时候,他悄悄去问卞平甲,“田保善今天怎么黑上杜卫东了?”卞平甲看看近处没人,轻声说:“昨天杜卫东倒泔水,偷着捞泔水桶里的剩菜吃,挨了田保善一顿狗屁呲,不服气,顶了两句。”“吃剩菜有什么,好多人都吃,我看见林士杰倒泔水的时候也吃过。”“大概还因为一本《水浒传》的事,杜卫东前两天在图书馆借来看的,田保善要先看,他没给是怎么的,咳,别管他们,狗咬狗。”收工的队伍照例要比出工走得快,有人往天上看了一眼,头顶上压着一大块黑而厚的阴云,朦胧发亮的落日余晖沿着它那一直铺向天边的参差不齐的边缘倾泻下来,宛如给大地罩上一层薄纱。队伍里传来三两句小声的猜测,“听,有雷呢,雨不小。”“下也下不长,明儿准晴,照样出工。”更多的人往天上观察了一阵,又低下头去走自己的路,下不长的雨比不下还要讨厌!刚刚跨进监区大院的门,犯人们突然霍地抬起头来,鼻子一齐拼命地抽动着,周志明也闻出来了,空气中飘溢着一股令人垂涎的大米饭的香味儿!他自从被捕以后,还从来没沾过一粒大米,这久违的香气对他那辘辘饥肠的诱惑,简直是不可抗拒的。值日的犯人端饭去了,其他人都捧着自己的饭碗屏息静气地等待着,屋子里没有了往日那种污秽的插科打诨的笑骂,寂静中能听见远远的地方滚动着沉闷的雷声,活像是预示着一场大战的将临。偏偏这个时候,田保善说院子里有一堆垃圾得马上清,把杜卫东硬给支派出去。杜卫东刚走,饭就端回来了,熬豆角的菜盆里还夹杂着几块猪腔骨。犯人们嗡地一声扑过去,眨眼间挤成一个人疙瘩,碗、匙、手一齐伸向饭菜盆子。卞平甲一边往里挤,一边挥手招呼周志明,“来呀来呀,要不你就吃不上!”周志明下意识地往前挪动了两步,又站住了,他简直见不得这种场面,一阵酸呕从胃里急泛上来,把食欲破坏殆尽,心里头仿佛有一道深沟在拦阻他,沟的那面是一群野兽在争食,不能往前走了,再走,你就也成了野兽,站在这儿,你就是人!此刻,他觉得以前自己并未格外注意到的人的那种最基本的尊严竟是这么难能可贵。他一只手叉在腰上,冷眼望着那一堆人团儿,恨恨地想:“吃不上就吃不上,不吃了!”不过最后他还是吃上了,虽然半饱,但总算尝到了大米饭的甜腻。他发现,田保善、林士杰这些老犯人的确是有经验,头一碗都不盛满,只盛个七八成,然后守在饭盆边上闷声不响地大口吞咽,趁盆里还有剩的,用惊人的速度吃下去,再盛第二碗,这第二碗就像杜卫东给他装的那一车土似的,盛得满满的,用力压瓷实,然后端着菜,找个舒坦地方一坐,再细嚼慢咽地品味儿去。周志明闷闷地站在屋门口,向南墙下的队长办公室望了一眼,一个念头突然在心里冲动了一下,“干吗不找队长谈一下?在我们的监狱里,歪风邪气这么盛行,这是合法的吗?”他几乎没有犹豫,便大步向队长办公室走去,心里坦荡荡的。田保善他们能怎么着,大不了是再叫他推车,前一个星期他不是也照样挺过来了吗!走到值班队长的屋门前,他鼓鼓气儿喊了一声:“报告!”“进来。”他走进屋子,一个只有三十来岁的队长正坐在小板凳上洗衣服,抬头看了他一眼,问道:“什么事?”“报告队长,我有点儿想法,想谈一谈。”他充满希望的目光所接触到的,却是一张冷漠的面孔,“我马上要交班儿了,呆会儿你跟丁队长谈吧。”那个队长说了一句便又埋头去洗自己的衣服。他好像被浇了一盆凉水,呆愣着没动窝。“你出去吧。”队长又抬起头,不耐烦地看着他。从队长值班室出来,往回走了几步,他突然看见教导员于中才独自从监区外面踱进院来,犹豫了一下,他迎了上去。“有事吗?”于中才嘴里嚼着什么,颏下的肥肉一转一转地晃动着,纤细的嗓门变得混沌起来。“教导员,我想同你谈谈。”“你说吧,什么事?”黑云越压越低,雷声越滚越近,他迟疑了一下,觉得站在院子当中说话很不方便,但看看于中才那张等待的面容,只好说出来。“教导员,我觉得这儿的犯人中,歪风邪气很盛,有人成了牢头狱霸,蒙骗干部,欺压犯人……”“谁呀?”于中才是一副漠然的表情。“田保善就是,这几天我算把他看透了。”“你不简单呐,才这么几天就能把一个人看透吗?”他还没来得及悟出于中才话中的滋味儿,不知怎么那么巧,田保善远远地向他们跑过来。“报告教导员,”田保善像个演员似的,声音捏得异常温驯,“报告教导员,杜卫东要闹监。”“想干什么?”于中才问。“谁知道,可能是嫌今儿晚上的大米饭没吃饱,又吵又骂的。”“少吃一点儿就要闹,像什么话!”于中才的脸沉下来,“你们帮助帮助他,再闹,就找值班队长。”“是是,”田保善诺诺连声,临走,还斜愣愣地盯了周志明一眼。“你还有别的事儿吗?”于中才又对他问。“教导员,我想能不能以后找机会跟你详细汇报一下,像刚才大米饭的问题,实际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田保善他们……”“周志明,我告诉你,田保善坐了快三十年监狱了,改造得是有成绩的,你才来几天?,自己的罪恶又比较大,改造任务还是很重的,我劝你把主要精力放在自身的改恶从善上,这才是你到这儿来的主要任务,至于别人怎么样,自有政府管教,不是你操心的事,!”这时候,常松铭跑过来,说是场部有人来了,于中才同他一起往监区外面走了。周志明木头似的愣了一阵,心里像被刺了一刀那么难受,虽然穿这身黑皮已经有两三个月了,可于中才的这番话仍然狠狠地挫伤了他的自尊,让他觉得有口气梗在喉间怎么也咽不下去。下雨了,雨点疏而大,干燥的土地上顷刻间印满了鸡蛋大的雨斑。他心绪败坏地走到监房门口,屋子里乱吵吵的似乎有些异样,突然,一记惊天动地的响雷在头顶上炸开,几乎同时,一声惨叫从半开的屋门里爆发出来,又被什么东西闷住了,他吃惊地推开了屋门。靠西墙的床板上,被褥狼藉不堪,像是刚刚经过一场搏斗。杜卫东被脸朝下按在床上,嘴里塞着一团枕巾,郑三炮和林士杰正用背包绳捆他,他们把他的手反绑在背后,拼命往上吊,几乎够到了后脖子,然后把绳子齐胸横绕两圈,两人各拽一条绳头,用脚蹬着他的身子,像捆背包似的用力一杀,杜卫东猛地弓起屁股,又扑地趴下去,嘴里唔唔地一阵挣扎。田保善像个鬼判官似的,高高地在被垛上正襟危坐。嘴里骂着:“不捆你小子,你还要翻天呢!你服不服?”郑三炮扯开杜卫东的口衔,一声嘶破的惨嚎从他嘴里迸放出来。“服!服!田头,饶了我吧,哎呀!田头,田大爷……”田保善板着脸,“什么田头田大爷的,浑叫什么,咱们都一样,都是犯人,你小子破坏监规,大伙不整整你?你说你该不该整!”“该该!放了我吧。”话没说完,嘴巴又被塞住了。周志明眼睛冒火,全身都滚烫起来,胸中所有积恨一下子喷发了,嘴唇上像炸了一颗雷!“放开他!你们都住手!”他穿着鞋就跳上床,宽宽的肩膀猛一横,搡开两个打手,伸手去解杜卫东身上的绳子。郑三炮冷不防被他一搡,一屁股坐在墙角里,恼羞成怒地跳起来,正想大打出手,被田保善叫住了。“算了算了,”他的目光阴阴地在周志明充血变红的脸上停了片刻,又看看脚下的杜卫东,说:“教育教育他也就行了,我看他闹不起来了,解开就解开吧。”杜卫东嘴里的枕巾被拿了出来,从喉咙眼儿里透出一阵颤动的哭泣。绳子解开了,可双臂仍旧僵僵地向后背着,麻木得动不了。手腕子上被绳子勒出的血红的沟印深得近骨。周志明俯下身想要扶他起来,刚一触及他的胳膊,他就哎的一声怪叫,声音惨瘆得吓人。杜卫东呻吟哀叫了一夜,第二天,两条胳膊仍旧动弹不了,皮下的淤血片片可见。早上起床的哨声响过好一阵,他才挣扎着爬起来,用身体蹭着墙往起提裤子,周志明过去帮他穿好衣服,又扶他上厕所,帮他脱裤子,系裤子,他的手连饭碗也端不住,周志明又喂他吃饭,其他犯人冷眼旁观,谁也不说话。吃过饭,周志明扯过毛巾给他擦嘴,他突然晃着脑袋呜呜地哭起来。“痛得厉害?”周志明问。“呜——,不,我不是人,不是人!”杜卫东晃着脑袋,声噎气断地哭着。上工之前,丁队长被周志明找来,看了看杜卫东的胳膊,板着脸把田保善狠训了一顿,走了。没一会儿又领着于中才回来,于中才又把杜卫东的两条伤臂上下审视一番,目光凶狠地在每个犯人脸上环视了一圈,没说什么,只是叫厂里的三轮小“东风”把杜卫东送到总场医院去了。捆伤了人,田保善没有受到任何制裁,照样神气活现地在工地上发号施令,故意做出满不当回事的样子。周志明果然又重操旧业,推起了小车。不过这次和他搭组的犯人没敢给他车上过量装载,装多一点儿他也不客气地拿铁锹给铲下去。跟这帮人不能太老实,不能摆出一副受欺负的架势来,该犯浑也得犯浑!他让自己像块烧红的铁疙瘩一样灼然不可侵犯!晚上,在厕所里,他见左右无人,便悄悄对卞平甲说:“老卞,我要写材料告他们!”“告谁?”“告田保善。”“我看你消停着吧,他们饱狗饿狗乱咬一通,你犯不着掺和进去。”“这难道是我们共产党的监狱吗!简直成了他们为所欲为的小天下了,这是犯法,我非告不可!”“哼,告他也白搭,田保善当杂务是于教导员‘钦准’的,他还能自己扇自己嘴巴?”“我可以越级告,往总场告,往劳改局告,犯人是有这个权利的。我们联名告怎么样,我负责写。”他用鼓励和期待的目光望着卞平甲,卞平甲的头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总场也不行,你告到哪儿也不行,到时候还不是把你的状纸转回来请原单位解决。去年来了位新场长在这儿搞整顿试点的时候,就想抓个犯人打犯人的典型,结果怎么着,典型没抓成,连那个整顿试点都给批流产了。要我说,咱们一个犯人,身外之事少管,慢慢熬自己的刑期,熬到头走人。”卞平甲不肯和他联名,他没有生气,甚至觉得这事儿本来就该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要别人勉为其难。卞平甲的规劝,他自然也听不进去,既然不屈服这个环境,不屈服这些个混蛋们,不使自己随波逐流地堕落下去,就不能仅仅像卞平甲那样洁身自好。他横了一条心非告不可,发下的一元五角零用钱全买了信纸和手电。夜里,犯人们呼噜呼噜地睡着了,他蜷在闷热的被子里,在手电筒的微照之下,写起来,汗,把被子都湿了……他坚信,四两正理能压千斤邪!施万云家的小屋里已经有许多天没有听见笑声了,日子垂头丧气地过着,嚼不出一点儿快乐来。一听到收音机里传来“人民大众开心之日,便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的一类广播时,一家人便相顾无言。最近几天,在沉沉不起的气氛中又增添了些不安。最让宋凡不放心的是大女儿季虹。941厂作为全市的重点单位已开始了大清查,像季虹这类老走资派的子女即便什么事也没有,也是当然的涉嫌对象,何况她在广场事件中又是那么活跃呢。前些日子,安成被停职办了学习班,谁能保险他不会为了保全自己而牵连别人呢?这几天,季虹每晚下班回到家,宋凡便先是紧张地观察着女儿的神态,继而又忐忑地询问着她在厂里一天的吉凶,如同惊弓之鸟一般。即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和丈夫都被揪斗隔离的那阵子,似乎也不像现在这般惶惶不可终日,那会儿是群众运动,大轰大嗡,反正一切都是乱的,而现在却截然不同了,北京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央定的性,十一广场上的闹事当然也得以此类推。季虹若是真给查住,那就是“正式”的反革命了,不但她一辈子翻不过身来,做父母的也难躲一顶“背后操纵教唆”的帽子,真要那样,全家怕要永无宁日了。昨天,季虹下班回来,总算带回一个叫人宽一口气的消息,安成从“走读”学习班“毕业”了,虽然尚未正式宣布恢复工作,但显然已经渡过了审查关。下班的时候,季虹在工厂门口碰见了他,他用难以察觉的动作颔首同她打了个招呼,似乎是暗示一切平安,她则把自己的心领神会连同潜意的感激全都安置在一个隐约的微笑里了。“安成这人很成熟,他当然不会乱说的。”宋凡捧着一只热水袋议论着,看了女儿一眼,又问:“卢援朝一直没出什么事吧?”“他?哼,书呆子,一贯不关心政治,谁会怀疑他,再说,他只是去广场看了看,又没抄诗又没贴诗,他有什么事。”季虹说。“唉——”宋凡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他好多天没来了,大概也是害怕了。不过,这一段彼此还是少来往的好。看江一明,就比较懂事,这些日子一直大门不出,避嫌嘛,省得人家背后说三道四,疑神疑鬼。倒不是我们有什么事不可示人,就是犯不着让某些人捕风捉影地乱说。”“哼!”施季虹愤愤地哼出一口气,“又跟前几年文化大革命似的,搞得人人自危。批邓,转弯子,说人家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谁服呀!反正现在人们也皮了,叫批就批,哄事儿呗!”宋凡一听到女儿这种大大咧咧的腔调就有点儿发急,“小虹,你这张嘴呀,没深没浅的,以后非出事不可,人家准会以为这些都是你爸爸的观点。”施季虹瞥一眼低头默坐的父亲,不吱声了。这些日子,施万云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默,心境十分抑郁,脾气也格外不好,整天不是垂着头便是板着脸。当着孩子们的面,他对十一广场事件和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事件被镇压,没有表示出半点不满情绪,甚至还言不由衷地批评过季虹的牢骚怒骂。“你太偏激了。”他对女儿说,“要是都像咱们那样真心悼念总理,当然是好事,可在天安门广场上又烧又打,性质就变了嘛,咱们十一广场上不是也有人乱来,要冲这儿冲那儿的吗?坏人还是有的……”干吗要这么说呢?是为了怕季虹在外面胡说出什么出格的话,给她的激愤泼一点儿冷水呢,还是为了宽慰自己那颗被惶惑和疑虑弄得快要破碎的心?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躺在床上,望着黑洞洞的天花板,常常陷入很深的孤独感中,觉得自己像个远离母亲、孤立无援的孩子,迷途的恐惧使他战栗得痛苦万分。“党啊,毛主席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是老了,跟不上了吗……”宋凡这些天也常失眠,使她辗转反侧的倒并不是如同丈夫那样痛苦焦虑的思考。她只是觉得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些年政治生活的大波大折,自己的神经已经越来越脆弱,再不想折腾,也再担不起惊吓了。她已经想好了,反正她所在的那个出版社是个撤销单位,人员还都闲着等分配,大概再等几年也不会有人来管,那时候她也就到了退休年龄,就可以像现在这样,和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地享天伦、度晚年,这对任何人都算不得是一种奢想。可眼下似乎又是一个不祥的关口,真是多灾多难。现在就只能巴望着虹虹不出意外了,她常常自我宽解地往好处想,“这股清查风也许就快平息了吧。”但是,萌萌,她一向没有去操心的小女儿,却突然提出一件事情来,把她,也把全家都震惊了。这一天吃罢晚饭,萌萌把桌子收拾干净,洗罢了碗筷,站在她面前,扭捏了一下才说:“妈,给我点儿钱行吗?”她觉得诧异:“你身上不是还有钱吗?”“我,想多要点儿。”小女儿吞吞吐吐的口气使她警惕起来。“你想买什么?”萌萌的话自然也引起了父亲和姐姐的疑惑,都把询问的目光投向她。“我要去看志明。”萌萌的口气一下子变得果决起来。“看谁?”宋凡几乎从椅子上跳起来,“疯话!你到哪儿去看他。”“我打听了,他现在在自新河农场呢,我要去看他。”萌萌的坚决几乎是不容置疑的。“你胡来!”宋凡叫起来,她觉得萌萌的想法简直是匪夷所思。施万云这一刻也觉得女儿的决定完全是荒唐的,禁不住插嘴说:“自新河,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是劳改农场,是监狱。再说离南州几百里远,偏僻极了,不是你想去就能去得了的嘛。”施肖萌自从那次参加了全市公审大会以后,这个强烈的愿望就占满了她的心。她悄悄四处打听周志明的下落,去西夹道问过邻居,去派出所问过民警,连公安局的接待室她也去过了,结果一无所获。直到昨天她不得不又使用了那个严君不让她打的电话,才算知道了他的确切行止。家里的反对是早在意料之中的,所以她的脸上毫无退缩的意思。“我主意定了,非去。爸爸,妈妈,你们给我一点儿钱就行,只要二十块。”“不行!”宋凡咬死了口,“你凭什么去看他,你算他什么人?我身体不好你知道不知道?还要气死我吗!”施肖萌的眼泪夺眶而出:“妈,他和我什么关系,你问我?那时候你是怎么跟我说他的,你,你,现在人家一倒霉,你就这么绝情!”施季虹觉得妹妹实在是个未经世事的孩子,脑子里还存着这么多浪漫得近乎荒诞的梦想,本来想讥讽几句,现在见她真的动了感情,便改用一种委婉的口气劝导说:“萌萌,这不是绝情不绝情的事,周志明究竟犯了什么罪,你完全了解吗?我知道,我知道,包庇广场事件的反革命,那不过是明面上的罪名,其实详细内幕你也不了解,你忘了上次在咱们家他对广场事件的态度了吗?我估计一定是他干了别的坏事了,要不干吗一判判了十五年?且不说你们原来就没确定关系,就是定了,为这么个全不托底的坏人,值得去殉情吗?”“好,好,别说了!”施肖萌抹了把泪水,“我不求你们!”施万云皱着眉头,勉强劝说:“萌萌!你冷静一点儿,这不是几个钱的事,是政治问题嘛。你爸爸,你妈妈,是共产党员,我们不能允许你和一个反革命保持关系。你想为了那点儿卿卿我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吗?”施肖萌痛哭起来,觉得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撕开了,父亲、母亲、姐姐……在这一瞬间,亲人们的脸都变得那么疏远陌生、那么冰冷可怖,她抬起泪痕道道的面孔,盯住了父亲。“爸爸,你难道,难道一点儿不了解他吗?你不是说他是个有出息的青年吗?他现在是反革命,可你,你难道没当过反革命吗?他怎么没在政治上,在政治上嫌弃……我们?”女儿的目光像是哀求,却又那么固执;满含着可怜的泪花,却又包蕴着一丝怨恨;声音抽噎断续,却如重锤砰砰地叩击着施万云的心,那常在不眠之夜袭来的惶惑又笼罩在他心头。他垂下眼皮,避开女儿针刺一般的直视,好半天,才用几乎觉察不出来的声音轻轻叹了口气:“好,你大了,你的终身,自己做主吧。”但是宋凡依然毫不让步,一连三天,天天盯着小女儿,连上街买菜都陪她一道去。肖萌虽然一直闷闷不乐,少言寡语,但也再没重提去探监的念头,宋凡也稍稍松了口气,她想那天晚上孩子不过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心气平静下来也就完了。到了第四天,她的腰疼病又来了一次小小的发作,焐着热水袋蜷在床上,只好让肖萌一个人出来买菜。肖萌随便买了点儿黄瓜、西红柿,便从神农街把口的菜市场出来,她并没有马上拐进自家的胡同。站在路边踌躇少顷,过了街,乘上了一辆从南往北开的公共汽车,坐了三站路,在校场口下来,往东走了几十步,进了那家全市最大的信托商店。在收购部的柜台前,她摘下腕子上的手表朝里递过去。“委托呀?”一个年逾半百的老营业员看了看那表,又放在耳边听了听,说:“这表可卖不了多少钱。”“您看值多少钱就给多少吧,我急等用钱。”“这表你是什么时候买的,有发票吗?”老营业员从花边眼镜后面透过怀疑的目光。这块半旧的“上海”表原来是姐姐的,姐姐参加工作以后,就更新了块“梅花”,这只“上海”便传到她的手上。至于表是何时所买,发票是否还在,她都说不出。老营业员想了想,招招手对她说:“来,你跟我到里边来,商量商量值多少价。”她跟着他走进柜台后面的一间屋子,老营业员并没有跟她谈什么价钱,而是向一个中年人耳语几句,便扭身出去了。中年人走过来,手里掂着那块表,表情严肃地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我没工作。”她说。“你住什么地方?”“你们收不收?不收就拿来,又不是查户口,问住哪儿干什么?”“这表是你的吗?”中年人不再绕圈子,直言不讳地问了一句,见她瞪大了委屈的眼睛,解释说:“我们这儿有规定,委托表呀什么的,得凭买表的发票,没有发票就得开具单位证明或者街道办事处的证明,可你什么都没有……”这是她头一次典当自己的东西,当然不明规矩,愣愣地不知所措。正在这时,有几个人从屋外大声争辩着走进来,其中一个穿着民警制服的女同志突然跟她打起招呼来。“咦,施肖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肖萌也认出她来,大喜过望地叫道,“严君!”严君的一身警察制服爽挺可体,显出一副英武俊丽的体态。她略带惊奇地问肖萌道:“你是来卖东西的?”中年人把表递给严君,说:“她想卖这块表,可什么证明也没有。”严君拿过表看了看,随口问:“怎么了,卖它干吗?”肖萌垂下头,对于严君,她从内心里是信赖的、感激的,甚至觉得严君是她现在唯一可以与之倾吐的人,只是眼下人杂,无法启口。严君审视的目光在肖萌脸上转了转,挽起她的胳膊,轻声说:“走,咱们出去说。”严君对这里像是很熟,领着肖萌推开屋子的另一扇门,穿过一个不大的院井,在通向信托店后门的一条阒静的夹道里站住了。“出了什么事吗?”严君的脸上并无多少表情。“我要去看他,家里不同意。”不用解释,严君完全明白这个意思了,她断然地摇了一下头:“不,你别去,别干傻事。”严君的果断看上去是毫无商量余地的,肖萌想笑一笑冲淡一下这种严肃的气氛,嘴角咧了咧,眼泪却先涌上来,她连忙把脸别向一边。“我打定主意了,我要去。现在他是弱者,需要温暖,需要同情。”“可你不想想,你又不是他的家属,你去了人家会让你见吗?就是家属去,也得先和劳改部门联系好了再去呀。再说,你去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说不定反而会给他带来烦恼,带来痛苦的。”肖萌摇着头,不让她说下去,“不不,他需要我,我知道他现在需要我去看他,需要同情、需要安慰,他太倒霉了,太惨了!”前面房子里,有人在高喊严君的名字,严君把手表塞在肖萌手里,说:“你别想得那么容易了,自新河农场的情况,你完全不了解。今天晚上七点半咱们在建国公园门口见面,正门。我详细跟你讲,表,千万别卖了。好,晚上七点半。”说完,她匆匆扭身朝前屋的喊声跑去。施肖萌站在夹道里怔怔地发了阵呆,茫茫的心绪沉甸甸地堵在喉咙上。她从后门走出去,坐车寻原路回到神农街。这一天,做饭、收拾屋子、看书,她机械地、发痴地干着照例要干的事儿,而真正的思绪却陷入深深的彷徨之中。严君的意见同家里是一致的,但比起家里来,她的话似乎又格外有分量。“难道我真的是在干傻事吗?”她开始怀疑自己了,“我这到底是不是一时虚妄的冲动?我的决心真的那么牢固吗?在一个有十五年刑期的囚犯身上去寻觅无法实现的爱,去寄予菲薄的同情,对他有什么意义,对自己又何以为了结呢?这些,自己以前并没有认真地考虑和权衡呀!也许,严君是对的,家里是对的,而我,我就是去了,就准能名正言顺地见到他吗?要是不去……不不!”公审大会的情景又浮现在她脑海里,周志明那被人揪住头发而仰起来示众的脸是那么苍白,那么憔悴,那么悲惨不忍一睹。这张脸在她心里刺下了抹不掉的印迹,一想到这张脸,一股义无反顾的责任感便填满她的胸怀,“他需要同情,需要怜悯,需要我,我得去!”整整一下午,两种思想在她的脑子里此起彼落地翻覆着、摩擦着、斗争着,一会儿,她觉得应当实际些,一会儿,又觉得种种顾虑实在是一种市侩的计算。一直到去建国公园赴约的时候,她依然是矛盾的、徘徊的,她无法预料如果严君再说出什么危言耸听的劝阻话来,她此行的决心会不会彻底崩溃掉。她是找了个去同学家串门的借口才出来的,母亲用戒备的目光在她脸上审视了好久,总算没有拦她。来到公园门口的时候,离约好的时间还早十分钟,她便站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等待着。节气已经过了立夏,天气一天热似一天,晚上进公园消夏纳凉的人群纷至沓来,公园门前的空场上熙熙攘攘。天色慢慢幽暗下来,远处电报大楼的大钟已经敲过了七点半的一记示响,钟楼的顶尖也被天边余下的一片黄昏薄暮的深紫,衬出一个近灰的轮廓,不一会儿,路灯亮了,青晃晃的光线水一般地泼在反光的马路上,有种阴森森的视感。她就着路灯看看手表,已经快八点钟了,仍然不见严君的人影,她决定不再等下去了。她离开公园大门,正要沿迤西的马路走到公园汽车站去,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叫她,扭过身,只见严君穿一身便服,拎着一只颜色素淡的尼龙布兜,朝她跑来。“忙到现在,好不容易出来,车又不顺。”她微微喘着,并没有说什么抱歉的话。她们顺着街往西走,都没有急于说话,沉默在两个人之间蔓延、扩展着。拐过街角,在路灯光照不及的暗影里,严君停下脚步,说话了:“我,呆会儿还得去市西分局,你拿着这个。”她从尼龙兜里掏出什么东西,在黑暗中塞到肖萌手上来。是钱!肖萌手指触在那硬挺光滑的纸面上,她看到手上握的,是三张十元面值的簇新的人民币,不由慌乱起来。“不不,我不能拿你的钱,我自己有办法,我不要……”她一迭声地把钱推回去。严君根本不去理会她那伸过来的捏钱的手,用一种极为果断的口气说:“我打听了,得坐慢车,每天早上七点二十从南州郊区站发车,中午就能到自新河了,然后还要换坐公共汽车。来回路费十二三块钱足够了,剩下的,你给他买些东西吧,他不抽烟,买点儿糖吧,别买太高级的,犯人有规定的食品标准,太高级了就不让他收了。”她顿了顿,声调有点发颤,“你,多费心吧,……谢谢你!”说完,扭过身,头也不回地跑过了马路,一辆刚巧进站的无轨电车把她带走了。这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肖萌手里攥着那几张已经被捏得发烫的票子,木然站在马路边上。从严君最后两句话的声音中,她察觉到了她内心的激动,而自己感情的波澜也似乎被一种巨大的力量牵动起来,决心和勇气终于重新凝结在一起,她毅然向车站走去。但是,严君的某些细微的表情又使她困惑不解,“她干吗反要谢谢我呢?”在公共汽车上,她这样想着。小火车“咣当”响动了一下,开走了。施肖萌茫然站在清清冷冷的站台上,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个同刚才那辆小火车一样老旧的小小车站。在一排简陋的砖房旁边,有些木栏杆向左右延伸,栏杆上早已胶满了狼藉不堪的灰垢,唯一新艳的,是贴在上面的用粉红纸写的一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标语。她提着一只不大的提包随着零落的乘客走出站台。按严君的告诫,她没敢买什么高级食品,提包里只装了两包普通糖块,一包点心和几斤苹果,显得空晃晃的。刨掉回去的车费,身上还剩下十几块钱,她不知道这些钱能不能被允许留给他。出了车站,不知该怎么走,手搭凉棚,四处望去。这里,除了几段被芜草蔽没的年深残毁的断墙之外,便全是光秃秃的庄稼地了。收割后的麦田在暑气蒸烤下散发出异常干燥的气息。远处的大道上,一辆大约是慈禧太后年代的大鼻子汽车停在那儿,她盲目地随了人们向汽车站走去。汽车的拉门前,站着一位身材矮胖的姑娘,脖子上挎着皮制的售票夹。高声叫着:“快点儿,跑两步,开车啦!”准备上车的人跑起来,她也随着加快了脚步,到了车跟前,她对售票员问道:“同志,去自新河农场,坐这车……”“上车吧。”胖姑娘不等她说完就挥挥手,“这就是农场的环行班车。”这可真是辆老古董车了,柴油机引擎发出劈里啪啦的响声,开动起来,整个铁皮车身都在左摇右晃。肖萌紧张地抓住一只座位的扶手,显得有点儿狼狈。售票姑娘靠在油漆斑驳的拉门上,身体随了车子的晃动,倒融合进一种特别的节奏感之中。她老练地招呼着乘客买票,不住地同熟人谈笑风生地闲扯,肖萌好容易凑了个她低头数钱的机会,问道:“同志,我是来看人的,请问该在哪儿下?”“那个人是哪个分场的?”胖姑娘反问。“自新河农场……”“我知道,一下火车就算踩上自新河农场的地圈了,我问的是哪个分场,这儿有八个分场,还有几个工厂……”“我也不知道哪个分场,可能……”“那个人是干吗的?”“……”“噢,是犯人吧,”胖姑娘恍然地说,“你是不是来探视的?”大概满车的人都把鄙视的目光集中在她身上了,她的背上像有无数小刺作怪,脸上烧起一片火来。那售票姑娘倒是见惯了似的,毫不在意,给她打了张五分的车票递过来:“要是不知道他在哪儿,就先到总场场部下车吧,到场部打听打听。”于是她在场部下了车,问了三个人,才辗转找到了狱政科的接待室,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干部接待了她。“你是周志明的什么人呀?”她一边翻着卡片柜一边问她。“我是,他爱人。”她生怕关系远了不让见。“爱人?”女干部抽出一张卡片看着,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没填呀?”扭过头来,又对她说:“你这次来,事先跟砖厂联系好了?”“什么?”“我们这儿有没有给你发通知书,或者是他本人给你写了信叫你来?”“不,我不知道,没有。”她紧张起来。“没有?”女干部放下手中的卡片,皱起眉毛,“没通知怎么就来了。你的介绍信哪,我看看。”“我没带介绍信,我不知道要介绍信的。”“那你的工作证哪,也行。”“我没工作。”“户口本带了吗?”她愣在那里。女干部有些不耐烦了,关上了卡片柜子。“规定带的证明你都没带,那就不好办了。这样吧,你先到招待所住下,能不能见,等我们跟砖厂联系了再说。”砖厂?女干部几次提到了砖厂,显然周志明就押在那儿。施肖萌接过一张介绍住招待所的条子,走出了接待室。她在招待所熬了三天,天天都去接待室询问结果,头一天得到的答复是:“还没联系上。”第二天的答复是:“正在研究。”到了第三天,接待室终于有了个能摸得着的说法,“最迟明天做决定,你明天来吧。”明天,就是第四天了。她“失踪”了四天,不敢想象家里头,特别是母亲该是怎样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明天一定要见上他,不能再拖了。所以她第四天一大早就堵在接待室门口,堵上了那位第一天接待她的“老太太”。“老太太”让她在屋子里坐下,先给她倒了杯开水,然后才慢慢开口问道:“你到底是周志明的什么人?”“我是他未婚妻。”“未婚妻,噢——,这样吧,你把通讯地址留下,先回去,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探视,我们给你发通知。”她脸色苍白地站起来,用全部力气克制着自己愤怒的眼泪,一句话也没说便往外走,把那“老太太”弄得愣住了,直到她跨出门槛才在身后说了一句:“地址也不留了吗?”她连头也没回,浑身发抖地走到大路口,这就是四天,足足等了四天所得到的答复!她恨得胸口发闷,觉得这儿的一切都是那么可憎。大路从脚下伸向远方,柏油路面在烈日下蒸着虚抖的热气。在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北京吉普,司机把头埋在扬起的前罩盖下,背上的衣服渍出一片汗渍,一个六十来岁的干部在旁边来回踱着步子。她向他们走去。“同志,请问去砖厂怎么走?”那个干部扬起一张瘦瘦的脸膛,很麻利地打量了一下她,用微哑的声音答道:“往西,一直走,再往北,远得很哪。你不是农场的孩子吧,到砖厂去做什么呀?”“找人。”“你是从南州来的还是从哪儿来的?砖厂有你什么人呀?”她没有回答,转身向西走去,心里头感到厌烦。在这些公安干部眼睛里,好像谁都是坏人似的,都得接受他们刨根问底的盘问,她讨厌这些盘问,也害怕这些盘问,她虽然背着家里跑出来,像个冲撞了闺戒的姑娘不顾一切地去私奔,但她毕竟害怕被人查到底细而连累家里,只盼今天一切都平安无事吧。加快脚步走了一段路,背上已是汗水津津,远远的,传来一阵汽车的马达声,越来越近,突然在她身后戛然而止,显然是冲她来的。她心惊肉跳地转过头,只见刚才那位给她指路的老头子从吉普车里探出身来,招呼她说:“喂,小鬼,要不要我们给你捎个脚啊?我们也是去砖厂的。”她犹豫起来。那人又笑着说:“凭你这两条腿呀,怕要走到后晌去了,上车吧。”她不管三七二十一,上了车。不知道这老头儿还得问她什么,她低着头,不说话,车子又开动起来。“姓什么呀,小鬼?”看,来了!“姓史。”她灵机一动,话到口边把施音念成了史音,这样就算以后给查出来,也还可以圆。“砖厂有亲戚?”“有,是犯人。”她索性自己先说了。“噢,叫什么?”那人的目光漫不经心地飘向车窗外边。“叫周志明。”“周志明?”那人转过头来,看了她一眼,思索着说:“是原来在市公安局工作的那个吗?”她点了一下头。老头儿显然有了点儿兴趣:“你是她什么人呀?”老头儿的表情没有半点儿恶意,但她仍然不愿多说话,“未婚妻。”“啊——”老头儿点点头,又把视线移向车外。一路上他们没再说什么。到了砖厂,老头儿领她找到了一个姓常的干部后才办他自己的事去了。这个干部有三十多岁,一副阔边眼镜给他不怎么好看的脸上添了些文质彬彬的风度,他把她领进一间办公室里,问道:“不是叫你回去等通知吗,场部没跟你说?”施肖萌长到这么大,从来没有这样哀求过别人,“同志,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求求你让我见一面吧,哪怕一分钟半分钟也成,求求你。”她望着那人的脸,心里有点儿急了。那人扶扶眼镜,郑重其事地思考了一下,说:“你先坐一会儿吧,我们研究研究。”那人走出了屋子,她满心焦急而又无可奈何地坐下来。屋子里的摆设不多,办公桌、文具柜,都是那么简陋、陈旧,墙皮上暴起一块块白花花的硝渍,叫人看了挺恶心;房顶大概是被冬天里取暖的炉子熏的,乌黑一片,早已埋没了原来的本色。四周围很静,静得让人害怕,空气中重压着透不过气来的闷热,有人从房前跑过,咚咚的脚步声沉重地砸在地上,在寂静中格外震耳。屋子的门吱地响动了一下,把她吓了一跳,看时,却不见有人进来。一会儿,有两个人在门外说起话来。一个细得像女人一样的声音:“马树峰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管,连犯人家属探视也得插一杠子,真他妈的……”下面骂的脏话她没听懂。另一个声音断断续续:“……跟他一起坐车来的,可能认识……”这是那个戴眼镜的干部。细嗓门儿又说:“……认罪态度那么坏,就不该让他见,况且……”越说越细,怎么也听不清。戴眼镜的干部附和着说,“马树峰既认识那女的,可能也认识周志明,要是让那女的见他,说不定她会把那份诬告材料直接捅到马场长那儿去。而且昨天小丁也问我周志明是不是写了份材料,我问他干吗,他又不说,哼,他对周志明倒是挺关心的……”“让他们捅去,我怕个什么,别说马树峰这么个挂名副场长,就是捅到陈政委那儿去,我也不怵。他那份材料我昨天又看了一遍,通篇都是攻击性言论,过两天我还想在犯人中公布出来呢。这家伙一来我就看出来了,那副公安干部的架子还端着哪,典型的‘乱说乱动’,非好好杀杀他的气焰不可。”这一段话,细嗓门儿也把声量放大了,施肖萌一字不漏地听在耳中,虽不很了解其中的原委,但却能明白无误地感觉到周志明似乎面临着某种危机,她心里害怕!戴眼镜的声音又低下去,“……那你看……”细嗓门儿赌气般地抬高声音,“叫他见,革命的人道主义还要讲嘛。你跟那女的交待一下,叫她也配合做做工作。”以后又静下来,施肖萌抬起手腕,那块没有卖掉的手表嘀嘀哒哒响着,时针斜指在十一点的位置上,一阵烦躁袭来,背上像爬上了毛毛虫,她魂不守舍地从凳子上站起来往窗外张望。“哎,”身后突然有人出了声,回头一看,戴眼镜的干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进了屋,他拉开桌子的抽屉,一边找着东西一边对她说:“我们研究了,决定特殊照顾你一下,让你见,现在我先把情况和你介绍介绍。哎,你坐吧,坐吧。呃,周志明到这儿来……来了一个月了,认罪态度一直没有端正,表现是不好的,这样下去有什么前途呢?一点儿没有。你见了他,也可以从你的角度配合政府做做工作嘛,可以说说外面各条战线的大好形势,也可以好好劝劝他脱胎换骨,认罪服判,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新人嘛。啊——”他拿出一个拴着小木牌的钥匙,“走吧,跟我来。”她跟他出了屋子,绕过这排平房,又穿过一条斜坡路,一个用电网高墙围绕起来的大院子赫然出现在眼前。他们没有从大门进去,而是打开了离大门不远的一扇低而窄的小门。这是一间十几米见方的屋子,里面除了几张条凳和一张没涂漆的长形桌子外,一无所有。“在这儿等一会儿吧。你先看看墙上贴的探视须知,——接见时间只有十分钟,你先把想说的话考虑好了,谈的时候不准涉及案情;不准说不利于犯人改造的话;不准使用外语、暗语;不准打手语,不准……你自己看吧。”戴眼镜干部推开屋子的另一扇门走了,在这扇门一开一闭的刹那间,她看见了门外面的大院子,看见了那一排间隔整齐的黑铁门,一股心酸泛起,“这就是他住的牢房吧?”那人一去不回来,时间一分一秒地熬过去。屋子的窗户都严严地关锁着,空间散发着一股霉腐的气味,闷热得几乎像个大蒸笼。已经十二点了,她耐着性子等下去。那扇门终于又开了,戴眼镜的干部走进来,身后跟着一个人。她紧张得心都快要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张皇地从凳子上站起了身子。这就是他吗?他那种象牙般光滑明亮的肤色从脸庞上褪去了,双颊变得粗糙黧黑,满头泼墨般的软发也只剩下一层被晒干了油色的刺毛儿,还遮不住黄虚虚的头皮,那对深不见底的眼眸现在竟是这样憔悴、疲惫和呆滞,从满是灰垢和汗渍的黑色囚衣领口伸出来的脖子,显得又细又长,几根粗曲的血管像蚯蚓一样触目惊心地蜿蜒在皮下……这就是他吗?她满眶泪水憋不住了。“小周,我,我看你来了……”只说了一句,喉咙便哽咽住。周志明并没有表现出她原来想象的那样激动和热烈,他只是在一见到她的瞬间发了傻,嘴唇微微张开,不知所措地喃喃着:“你来啦,你来啦……”她哭了。从他的声音中,一切期待和牺牲都得到了满足和报偿。她不顾危险来奔他,是因为要把自己弱小微薄的同情和怜悯给予他吗?不,她现在才明白,她来这儿不光是为了给予,同时也是为了追求,为了得到。因为内心的感情已经无可否认,她自己是多么需要他,需要他的爱和抚慰,需要听到他的声音……她扑到他的胸膛上,双肩抽动,有百感而无一言。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泥土和汗酸的混杂气味,她的手触在他单薄的脊背上,那肩胛瘦得几乎快要从汗渍板结的黑布服里支棱出来了。她盼着他能紧紧地拥抱她,但是他没有,却是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砰砰砰!”一阵恼怒的响声压过她的欷歔,戴眼镜干部用门锁在桌上用力敲着,以十分看不惯的神情干涉了。“哎哎哎,周志明可是个在押犯,这儿是监狱,不能那么随便啊,又搂又抱的成什么样子!坐下谈行不行,这不是预备凳子了吗,要说话抓紧时间,!”她感到周志明的身子缓缓地往后退了退,她也赶紧往后退了一步,生怕由于自己的失当而致看守人员移怒于他,使他今后在狱中的处境更难。他们隔着长桌坐下来,她说:“志明,我很想你。”“你……”他很拘谨,直挺挺地坐着,“你好吗?你爸爸妈妈,他们都好吗?”他的声音轻得近于耳语。“他们都好,你怎么变成这样儿了,你是不是很苦,很累……”她恨不得把所有想要问的话都问了。“还有你姐姐呢,她怎么样?她和援朝他们都好吗?”他仍然用一种小心翼翼的声音问着。“志明,你快说说你自己吧,你在这儿怎么样,你身体怎么样?”“我挺好的。你找到工作了吗?最近又去过知青办吗?我看如果……”“别说我了,快别说我了,”她几乎是哀求地说着,“我这么远跑来,我多想知道你的情况啊,你怎么这样瘦啊?全变了样儿了,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呀,你以后可怎么办呀……”她说不下去了。“我没什么,我没什么,你赶快回去吧。”他喃喃地、发呆地说。那个常干事站在桌子旁,看看她,又看看周志明,突然插进来说:“行了,到时间了,周志明,你出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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