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信息公开 2019-08-22 20:23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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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号屠场,冯内古特

牲口哞哞叫,圣婴惊醒了。但小主基督,不哭也不闹。①【①传说基督降生在马槽里。】下面的这一切基本上是实情。至少有关战争的部分是颇为真实的。我认识的一个人因为拿了别人的茶壶而真的在德累斯顿被枪毙了。我熟悉的另一个家伙确实发过誓,说战争结束后他要雇一批人来干掉他的仇人。如此等等。不过这里我没有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我确实于一九六七年用古根海姆基金给我的钱再次去过德累斯顿。这地方很像俄亥俄州的戴顿城,比戴顿城还空旷。那儿地下埋藏的尸骨一定有好多吨。我是与我的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一起重返德累斯顿的。我们与出租汽车司机交上了朋友,他驱车送我们去屠场,我们当战俘时就被关在那里。司机名叫格哈特·缪勒尔。他说他一度作过美国人的俘虏。我们问他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怎么样,他说开始时可怕,因为每个人都得努力工作,而且衣、食、住都不够。但目前情况好得多了。他有了一套舒适的公寓房间,他的女儿也受到很好的教育,他的母亲已在德累斯顿大火中化为灰烬。就这么回事。缪勒尔于圣诞节寄绐奥黑尔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祝你的家人和朋友圣诞节愉快,新年快乐,并希望有朝一日碰上机会,能在和平、自由世界里的出租汽车中再见。”我很喜欢“有朝一日碰上机会”的说法。我真不想告诉你们这本小说花费了我多少金钱,多少心血和时间。二十三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回到家里,当时我认为写德累斯顿的毁灭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只需报道我目睹的那些情况就行了;而且我还认为这部作品一定会成为名著,或者至少可以捞一大笔钱,因为这书的题目很大。不过当时我脑子里关于德累斯顿并没有多少话要讲——横竖不够写一本书。就是现在,儿子已经成人,我已是一个饱经风霜,萦怀往事.爱抽帕玛牌香烟的老头儿了,却依然没有多少话要讲。虽然我感到回忆德累斯顿的往事毫无用处,但它却引诱着我非把它写出来不可,这使我想起了那有名的打油诗:一个青年来自斯坦波尔,对着他的工具自言自语:“你花去了我所有的钱财,又把我的健康毁坏,如今你屁用没有,你这个老蠢才。”而且它还使我想起了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在下名叫雍永森,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工作单位是木材厂。有时走在路上撞见了人,他们问我:“请问尊姓大名?”我回答说:“在下名叫雍承森,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如此等等,周而复始。多年来,见到我的人常问我在写什么,我总是回答说,主要是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一次我对电影制片人哈里森·斯塔尔说这话时,他扬起眉毛问道:“是一本反战作品吗?”“我想是的。”我说。“当我听说有人写反战作品时,你知道我对他们讲什么?”“不知道。你说啥,哈里森·斯塔尔?”“我说呀,与其写反战作品,何不写反冰河的作品?”他的意思当然是说:战争总会有的,反对战争就像拦截冰河一样,谈何容易。我也这样想。即令战争不像冰河那样不停地涌来,人总还是要死的。前两年。当我着手写这本关于德累斯顿的名著时,我想打电话给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问他我是否可以去看他。他那时是宾夕法尼亚的地方检察官,而我是住在科德角的一个作家。我们在部队里当过兵,是步兵侦察兵。我们从没指望战争后发什么财,但是我们生活得很好。我让贝尔电话公司找他,贝尔电话公司很有办法,设法找到了他。有时在深夜我会发病,发病时就想喝酒和打电话。我喝醉酒,散发着玫瑰花和芥子气的味儿,便把妻子熏跑。然后我就庄重而文雅地拿起电话筒,请电话员帮我跟多年不见的这个或那个朋友接通线路。就这样我与奥黑尔通了电话。他身材矮小,而我个儿高大。战争期间我们是亲密的伙伴,我们曾同时被捕。我在电话里说明我是谁,他一下子就听出来了。他还没有上床,正在看书,他家里的人却都睡着了。“听我讲——”我说,“我正在写那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我希望有人帮我回忆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到你那里去看你,我们可以一块儿喝酒,聊天,回忆。”他的反应并不热烈。他说他记的事情不多,但是他还是叫我去。“我认为处死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是全书的高xdx潮,”我说,“这是极大的讽刺。整个城市化为灰烬,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就在这时候一个美国士兵因为拿一只茶壶而在废墟中被抓了起来。他受到一般的审讯后,就被行刑队枪毙了。”“嗯。”奥黑尔说。“你不认为这件事的确应当成为全书的高xdx潮吗?”“这个问题我一窍不通。”他说,“你懂这一行,我可不懂。”我确实靠贩卖高xdx潮、惊险的情节、人物素描和精彩独特的对话来维持生活,我曾多次拟过德累斯顿故事的写作提纲。其中最好的.或者也可说是最美的一个是写在一卷糊墙纸的背后。这份提纲是用我女儿的颜色笔画的,一种颜色代表一个主要人物。糊墙纸的一端是故事的开头,另一端是结尾,两者中间的全部空白是故事的中间部分。蓝线碰到红线然后碰到黄线,黄线突然中止,因为黄线代表的那个人物死掉了。如此等等。德累斯顿的毁灭是用橙色的井字形垂直线条表示的,凡通过它而幸存的线条就出现在纸的另一边。这些线条停止的终点是哈雷市外易北河岸的一片甜菜地。天正下着雨。欧洲的战争已结束两个星期了。我们——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南非人、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全都列队站在那儿,由俄国士兵看守着,我们成千上万的战俘即将获得释放了。在甜菜地的另一边是成千上万的俄国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等等,由美国士兵守卫。在雨中进行了战俘交换——一个换一个。奥黑尔和我与其他许多人爬上一辆美国大卡车的后面。奥黑尔没捞到什么战利品。其他人几乎都有。我的战利品是德国空军使用的一把正规马刀,我至今仍保存在身边。我在本书中称之为保罗·拉扎罗的那个发狂的小个子美国人大约有一夸脱钻石、绿宝石、红宝石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德累斯顿地窑里死人身上取下来的。就这么回事。一个傻头傻脑的英国人,牙齿掉光了,把他的战利品全收在一只帆布背包里。这只背包就放在我的脚背上。他不时地眯着眼睛看看背包,并扭着他细而瘦的脖子,转动眼珠,想发现有谁向他的背包投来贪婪的目光。他还用布包拍打我的脚背。我以为他是无意的。但是我错了。他总得向谁显示一下他背包里的东西,而他认为我是可以信任的。他与我的目光相遇,眨眨眼,打开了背包。其中有巴黎铁塔的石膏模型,上面涂了金,里面还有一只钟。“这玩艺儿真好。”他说。飞机把我们送到法国的休养营地,那儿的巧克力、麦酒、冷冻牛奶及其它富有营养的食物把我们养得像个胖娃娃。然后我们被遣送回国,我还要了一个漂亮姑娘,她也养得像个胖娃娃。我们还有了小孩。他们现在都长大了,我也成了一个许多往事萦怀,爱抽帕玛牌香烟的老头。在下叫雍永森,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工作单位是木材厂。有时在深夜里,我妻子上床后,我想打电话给我从前的女朋友。“电话员,不知道你能否告诉我某某太太的电话号码。我想她住在什么什么地方。”“先生,对不起。名单上没有。”“谢谢,电话员。找不到没关系,谢谢。”于足我放出狗或者说放狗进来,谈上几句。我让它知道我喜欢它,它也让我知道它喜欢我。它对玫瑰花和芥子气的臭味并不介意。“你很好,桑迪,”我想对狗说,“你知道吗?你蛮好。”有时我打开无线电收听波士顿或纽约的谈话节目。如果我喝了大量的酒,录制的音乐会使我讨厌。我或迟或早地上床,妻子便问我已经什么时候了。她总是想知道时间。有时我不知道,就说:“我说不上来。”也有时我想到所受的教育。二次大战后我一度上过芝加哥大学,是人类学系的学生。那时他们教我们,说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同。他们现在教的可能还是这一套。他们还教导说,可笑的人、讨厌的人、坏人或荒谬的人是没有的。我父亲去世前不久对我说:“你知道,你写的小说全没有坏蛋。”我告诉他,这是我战后从大学里学到的道理之一。我为了成为人类学家一面在校学习,一面在外边兼职,每周挣二十八美元。我担任了著名的芝加哥市新闻局的警察通讯员。一次,他们把我从夜班调到日班,我一连工作了十六个小时。我们受到该城所有报纸的支持,如美联社、合众社等等。我们报道法庭、警察局、消防局、密执安湖沿岸救生查缉队等有关情况。我们通过芝加哥地下气压传信管与支持我们的机构保持联系。通讯员在电话里把报道告诉戴着耳机的记录员,记录员便把它打在蜡纸上,经过油印,这些报道便被塞进铜和绒制成的筒子里,这些筒子又被气管所吞没。最厉害的通讯员和记录员是妇女,她们顶替了去前方的男人的工作。我的第一篇报道就是在电话里讲给这么一个厉害女人听的。报道的是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他找到一个工作,在一座办公大楼里开老式电梯,一楼通电梯的门上有铁的饰边。铁制的常春藤在孔洞里穿进穿出,一根铁的枝条上栖息着两只铁制的情鸟。这位退伍军人打算把电梯开往地下室,他关起门来往下开,但是他的结婚戒指被门口的饰边钩住了。他被挂在空中,而电梯继续往下降,于是电梯的顶棚把他砸得稀烂。就这么回事。我在电梯里汇报了这个情况,准备打蜡纸的那个女人问我:“他妻子怎么说呢?”“她还不知道哩,”我说,“事情刚发生。”“给她打个电话,看她怎么说。”“什么?”“告诉她你是警察局的费恩上尉。说有不幸的消息。把这事告诉她,看她说什么。”我照办了:她说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有个婴儿,如此等等。我回办公室后,那女记录员本人想了解情况,又问我那家伙被砸烂时是什么样子。我向她讲了。“你感到恶心吗?”她问。她正吃着三个火枪手牌的棒糖。“哦,不,南希,”我说,“战争期间我见过许多比这还惨的事儿。”那时人们就认为我在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了。当时美国不大知道这次空袭。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它比——譬如说——广岛的轰炸还厉害得多连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没怎么公开。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我偶尔向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谈到我所看到的这次空袭,谈到我要写的这本书。他是一个称之为“社会思想委员会”之类组织的会员。他向我谈起集中营,谈起德国人用犹太死人身上的脂肪制造肥皂和蜡烛等等。我能说的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使每个人变得很刻苦。我成了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通用电气公司的对外宣传联络员,并自告奋勇地担任了阿尔普劳斯村的消防队员,我在那儿买下了我的第一所住宅。公司的老板是我可望碰到的最刻苦的人之一。他曾担任巴尔的摩海军对外宣传联络中校。我在斯克内克塔迪时,他加入了荷兰改革教会,那的确是个严格的教会。有时他常嘲笑地问我为什么没当上军官,好像认为我干了什么错事似的我妻子和我都瘦了。这是我们的“清瘦之年”。我的朋友中的许多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妻子也都瘦了。我认为,斯克内克塔迪最好的退伍军人,最善良、最有趣、最憎恶战争的退伍军人是真正打过仗的军人。那时我就曾写信给空军,询问德累斯顿空袭的详情:谁下的命令,是多少架飞机干的,为什么要这样干,想取得什么样的结果等等。答复我的人与我一样,是负责搞对外宣传联络工作的。他说他很抱歉,这些情况仍属绝密。我向妻子大声朗读来信,并说:“保密?天哪——向谁保密?”当时我们是世界联邦分子。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人。我想,是电话员吧。我们打电话很多——至少我打得很多,而且在深夜。在我与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通过电话两周以后,我真的跑去看他了。那大约是一九六四年——总之头一年举行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呵,光阴似箭。①在下名叫雍永森,一个来自斯坦波尔的青年。我带了两个女孩子与我同往:我的女儿南尼和她最要好的朋友艾莉逊·米切尔。她们从未离开过科德角。我们看见了一条河,便得停下来,这样,她们可以在河边欣赏一会儿。她们从未见过这种不含盐份、河床狭窄的流水。这是哈德逊河。河里有鲤鱼,我们能看得见。它们挺大,像核潜艇。我们还看到了瀑布,那是些溪流,它们从悬崖上飞奔而下,注入特拉华河。要停下来看的东西很多——然后又该往前走,总得催她们走。小姑娘们穿着舞会上穿的白色礼服和黑鞋子,因此陌生人一眼就看出她们多么可爱:“姑娘们,该走了。”我不时地提醒说。于是我们又往前走。后来太阳下山了,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里吃了晚饭,然后我便去敲伯纳德·弗·奥黑尔家漂亮的石砌房子的大门。我手里拿着一瓶爱尔兰威士忌,那瓶子就像吃饭时摇的铃子。我会见了他的贤妻玛丽,这本书就是奉献给她的。还奉献给德累斯顿的出租汽车司机格哈特·缪勒尔。玛丽·奥黑尔是位训练有素的护士,当护士对妇女来说是份好差使。玛丽很赞赏我带去的两个小女孩,让她们与她自己的女孩一起玩,一起去楼上嬉戏、看电视。等孩子们走后,我才意识到玛丽不喜欢我,或许是对这夜晚有什么不快。她的态度客气而冷淡。“你们的房子很好,很舒适。”我说,这房子真是呱呱叫的。“我安排了个地方,你们可以在那里谈话,不会受干扰。”她说。“好。”我说,我想象一间隔板套间的火炉前摆着两张皮椅子,两个老兵可以坐在那儿喝酒聊天。但是她却把我们领到厨房。她在铺着白瓷桌面的餐桌旁放了两张直靠背椅。头顶上一只两百瓦灯泡的光线照射在桌面上,令人眼花缭乱。玛丽似乎为我们准备了一间手术室,她在桌子上只放了一只杯子,是专给我用的。她解释说,战争结束后,奥黑尔就不能喝烈性饮料了。于是我们坐了下来。奥黑尔很窘,但是他不肯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情。我也没想到是我惹得玛丽如此恼火。我是个有家室的人。我只结过一次婚。我不是醉鬼。战争期间我也没有陷害过她丈夫。她给自己调了一杯可口可乐,盛冰砖的盘子碰到洁白的小锈钢水池上,发出很大的声响。然后她又走到别的房间去。但是她坐立不安,满屋子转来转去,把门打开又关上,甚至把家具搬来搬去,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怒火。我问奥黑尔,我说了或做了什么,使她这么不高兴。“没什么,”他说,“你别烦心。这跟你毫无关系。”他一片好心,他在扯谎。这跟我很有关系。我们决定不理玛丽而回忆战争。我拿出随身带来的两瓶酒。我们有时哈哈大笑,有时又微微一笑,似乎又想起了战时的情况,但是我们谁也回忆不起什么好事。奥黑尔想起在德累斯顿挨炸之前,有一个家伙喝得烂醉,我们只好用手推车把他送回去。这件事也不值得写本书。我回想起有两个俄国士兵抢劫一个钟表厂。他们拉了满满一马车的钟。他们兴高采烈,酩酊大醉,抽着用报纸卷的粗大香烟。我们回忆起来的大约就那么多,而玛丽仍然在弄出各种响声。她最后又到厨房里来调可口可乐。她从冰箱里又拿出一盘冰砖,把它砰的一声丢进水池,虽然那里面已经扔了不少冰块了。然后她转向我,让我知道她多么生气,并且是生我的气。她一直在自言自语,我只听到了她的片言只语:“那时候你们不过是娃娃!”“什么?”我问。“打仗的时候你们不过是娃娃——就像楼上的那些娃娃!”我点头表示这是真的。战争期间我们是傻头傻脑、天真烂漫的孩子,我们的童年时代刚刚结束。“但是你不准备那么写,是吧。”这不是问话,而是责备。“我——我不知道。”我说。“噢,我知道,”她说,“你会假装你是成年人而不是娃娃,然后弗兰克·西纳特拉和约翰·韦恩或别的富有魅力的明星、好战的脏老头会在电影中扮演你们。于是战争看起来简直妙不可言,所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战争。而打仗的将是像在楼上玩的那样的娃娃。”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是战争使她如此气恼。她不愿意让她的娃娃或别人的娃娃死于战争。她认为书本和电影对鼓动战争负有部分责任。因此我举起右手向她保证:“玛丽,”我说,“我并不认为我能完成这本书。我写好五千页后肯定又会搁下来的。如果我真的会写完这本书,我可以向你保证:书中决没有弗兰克·西纳特拉或约翰·韦恩可以扮演的角色。”“告诉你吧,”我说,“我要给这本书题名为《儿童十字军》。”这次谈话之后她成了我的朋友。奥黑尔和我停止了回忆,来到起居室,谈论别的事情。我们很想知道真正的儿童十字军是怎么回事,因此奥黑尔便翻阅他的一本书,法学博士查理·麦凯所著《异常流行的欺骗和大众的狂热》,一八四一年初版。麦凯对所有的十字军都评价很低,他却感到一次儿童十字军比十次成年人十字军其卑鄙程度不小多少。奥黑尔大声朗读下面这段佳作:历史以其庄严的篇章告诉我们十字军参加者只不过是些无知的野蛮人,他们的动机纯粹是执拗和偏见,他们的道路布满了血和泪。但另一方面,传奇文学却夸大了他们的虔诚和英雄主义,用最热烈而激情的色调描绘他们的美德和高尚行为,描绘他们为自己赢得的不朽荣誉和为基督教作出的伟大贡献。然后奥黑尔又朗读下面一段:那么这一切斗争的重大成果是什么呢?欧洲耗尽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和两百万人民的鲜血,而一小撮争吵不休的骑士却占据巴勒斯坦百年之久!麦凯告诉我们,儿童十字军始于一二一三年,当时两个僧侣想在德国和法国招募儿童军,然后在北非把他们卖给别人当奴隶。有三万名儿童自愿参军,他们以为是去巴勒斯坦。麦凯说,他们无疑是些被遗弃的、懒惰的儿童,充斥于各大城市,沾染了各种恶习,胆大妄为,肆无忌惮。教皇伊诺森三世也认为他们是去巴勒斯坦的,他激动地说:“当我们沉睡时,这些孩子却醒了。”用船把大部分孩子运出马赛港,其中大约半数在船只失事时淹死。另一半到达北非后被贩卖了。有的儿童出于某种误会跑到热那亚去报到,那儿并没有贩奴船来接他们,却有些好心人供给他们吃住,和蔼地询问他们,然后给了他们少量的钱和大量的劝告,把他们送回家。“热那亚的那些好心人可真好哇!”玛丽·奥黑尔说。那天晚上我睡在一间婴儿卧室里。奥黑尔在我的床头桌上放了一本书。这是玛丽·恩德尔写的《德累斯顿,历史,舞台和画廊》,此书于一九○八年出版,前言是这样开头的:我希望这本小书对读者有所帮助。本书企图使英语读者概括了解德累斯顿在建筑上如何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在音乐上,由于几个人的天才,如何达到今天的盛况;本书还着重指出艺术上几个永恒的里程碑使该城的画廊经常吸引画家到这里来寻求隽永的印象。再往下我读到以下的历史:如今,一七六○年,德累斯顿遭到普鲁士人围攻。七月十五日开始炮击。美术陈列室着火。许多名画被运往柯尼施泰因,但有些已被炸弹碎片严重损坏——特别是弗朗西亚的《基督的洗礼》。而后,庄严的十字架教堂的塔楼——月夜观察敌人动静的瞭望哨,也被大火吞没了。这座教堂后来屈服了。与十字架教堂的可怜的命运相反,圣母院的圆顶虽然遭到普鲁士炸弹阵雨般的袭击,弗里德里克最后被迫停止围攻,因为听说他所征服的要地格拉茨危急。“为了不致失去一切,我们必须到西里西亚去。”德累斯顿遭到的破坏是惨重的。当学生时代的哥德访问该城的时候,他还能看出那一块块糟透了的废墟而感慨说道:“从圣母院的圆顶上我看到散布在这井井有条的城市中心的一块块讨厌的废墟,圣母院看守人在一旁向我称赞建筑师的本领,说他已考虑到这令人不快的情况,把圣母院和圆顶造得坚不可摧。然后这位善良的看守人把四面八方的废墟指给我看,沉思地、言简意赅地说:“是敌人干的!①”【①此处引用哥德的话,原文为德文。】第二天早上,我和两个小女孩在华盛顿当年渡过特拉华河的地方过了河。我们到了纽约世界博览会,看见了福特汽车公司和沃尔特·迪斯尼①所设想的过去情况,并看见了按通用汽车公司设想的未来世界。【①美国著名的动画片制片人。】关于现在,我自问自:它有多宽、有多深,我有多少东西能留存。后来,我在衣阿华大学著名的创作讲习班开了两年创作课。我陷入了非常可爱的麻烦,不久又脱了身。我下午教课,上午写作,谁也不准来打扰。我当时在写德累斯顿那部名著。大约就在那时,一位叫西摩·劳伦斯的好人给了我一份写三本书的合同,我说:“好,三本书的第一本是我的那本名著德累斯顿。”朋友们都叫西摩·劳伦斯为“山姆”。我现在对山姆说:“山姆——给你书。”山姆,这本书又短又杂乱,因为关于大屠杀没有什么聪明话好说。人们设想大家都死去,不会再讲什么或要求什么。人们设想大屠杀之后非常寂静,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只有鸟儿除外。鸟儿又说些什么呢?难道对大屠杀就叫叫“普—蒂—威特”之类算完了吗?我曾告诉我的儿子,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参加大屠杀,听到屠杀敌人不应当感到得意和高兴。我还告诉他们不要为制造屠杀机器的公司工作,对认为需要这种机器的人要表示蔑视。如我所说,我最近曾与友人奥黑尔重返德累斯顿。我们在汉堡、东柏林、西柏林、维也纳、萨尔茨堡和赫尔辛基过得很愉快,在列宁格勒也一样。这对我很有好处,因为我看到了为今后我要写的小说构思故事的种种可靠背景材料。其中之一将称之为“俄罗斯的奇异风格”,另一个将是“禁止接吻”,还有“金元大棒”,“如果偶然有机会”,如此等等。如此等等。有一架西德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由费城飞经波士顿,再飞往法兰克福。奥黑尔打算在费城上飞机,我准备在波士顿上飞机。我们于是离开了。但是渡士顿有大雾,没有通话联系,飞机只能从费城一直飞往法兰克福。我在波士顿无所事事,汉莎航空公司把我和其他几个无所事事的人用小汽车送往旅馆,度过了无所事事的夜晚。时间无法消磨。有人玩弄时钟,不仅玩弄电动钟,而且玩弄发条钟。我手表上的秒针颤动一下就算一年①,然后再颤动又算一年。【①作者为下文的时间旅行埋下伏笔。】我完全不能这么做。作为地球上的一个凡人,我只能相信时钟和年历。我带了两本书,准备在飞机上看的。一本是西奥多·罗斯克的《咏风词》,其中我读到这样的诗句:我慢悠悠地醒来,醒而复睡。于无畏时知命,于不得不去处知情。另一本书是艾丽卡·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赛林纳和他的梦幻》。赛林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一名勇敢的法国士兵——后来他的头盖骨震裂了。从此以后他不能入睡,而且老听到脑袋里嗡嗡的声音。后来他当了医生,白天给穷人看病,晚上则通宵写怪诞小说。他写道:没有与死亡跳过舞,就不可能有艺术。真理即死亡,他写道,我已尽可能地与它进行过恰当的斗争……与它跳舞,给它饰以彩灯,与它跳华尔兹圆舞……给它披上彩带,使它愉快……时间使他烦扰。奥斯特洛夫斯基小姐使我想起“按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死亡”中的奇异情景,赛林纳想赛止住街上人群的喧闹,他在纸上大声疾呼:让他们停下来……不要让他们再动一动了……喂,让他们站住不动……永远地!……这样他们就再也不会消失了!我在旅馆房间里翻阅基甸①圣经,找关于大毁灭的故事。日头出来后,罗得到了琐珥。当时上帝将硫磺与火,从天上降到所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①基督教旅客团契,它的一个活动是把圣经放在旅馆房间里。】就这么回事。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城里住的都是坏人,没有他们,世界还好些。罗得的妻子被劝告不得回头看这些人的家乡。但是她却回头看啦,我感到她这一点很可爱,因为这是非常合乎人情的。她为此被化为一根盐柱子。就这么回事。人们不许回头向后看,我以后一定不再向后看了。现在我已经写完了我们这本关于战争的书,下次可要写一本有趣味的书啦。这本书是一个失败,而且不能不如此,因为它是由盐柱子①写的。书的开头是这样的:听:毕利·皮尔格里姆挣脱了时间的羁绊。书的结尾是这样的:普-蒂-威特?【①作者在这儿开玩笑,因为他回顾战争,向后看了,也可能变成盐柱子,但富有人情味。】

罗伯特肯尼迪的避暑别墅距我常年住的家有八英里远,他在两天前遭到枪击,昨晚死于非命。就这么回事。马丁·路特·金在一个月前遭枪击,也死了。就这么回事。我的政府每天给我报出尸体的数字,这些尸体是在越南的军事科学所酿成的。就这么回事。我的父亲在多年以前去世了,属于正常疾故。就这么回事。他为人和蔼。也是个枪迷。他给我留下许多枪。但枪都锈了。毕利·皮尔格里姆说,在541号大众星上,大家对耶稣基督不太感兴趣。地球上的人给541号大众星生物印象最深的当推查尔斯·达尔文了,他教导人们:死意味着生命的结束,尸体只存在利用价值。就这么回事。基尔戈·特劳特写的《大布告板》也反映了同样的思想。飞碟上劫持特劳特的那些生物也向他打听达尔文的情况,还向他打听了打高尔夫球的情况。如果毕利·皮尔格里姆从541号大众星生物那儿学来的道理是对的活,那么不管我们有时似乎死亡到什么程度,我们将永远是健在的,我①对此却并不过分高兴。如果我会永久停留在这个时刻或那个时刻的话,那我就感恩不尽了,因为其中有许多时刻是最开心的。【①作者再一次在书中露面。】我和我的老战友奥黑尔重返德累斯顿的旅行是我最近过得最开心的时刻之一。我们从东柏林乘坐一架匈牙利班机。驾驶员留着八字胡,长相像阿道夫·门乔。当飞机起动时,他抽着一支古巴雪茄。在起飞时,没有吩咐乘客束紧座位上的保险带。我们飞上天空时,一个年轻的服务员给大家递送面包、香肠、牛油、干酪和白酒。我面前的那个折叠餐盘打不开,服务员到座舱里找了开启工具,把它撬开了。还有六个乘客,他们操多种语言。他们也很开心。东德就在下方,灯火一片辉煌。我想象着朝这些灯火,这些村庄、城市和集镇上投炸弹的情景。奥黑尔和我从未想到要赚什么钱,可是我们此时此地却特别富裕。“如果你在怀俄明州的科迪的话,”我对他慢吞吞地说,“那就去请怀尔德·鲍勃得啦。”奥黑尔身上带着一本小笔记本,本子背面印有邮资比率,航空距离和名山高度以及有关世界各地的其它主要情况。他寻找德累斯顿的人口数字,小笔记本上没有这一项。当他看到下面的这一段时,他把它递给我看:全世界每天平均有三十二万四千个婴儿出生,每天平均有一万人饿死或死于营养不良。就这么回事。此外,有十二万三千人死于其它原因。就这么回事。世界上每日净增十九万一千人。人口统计局预计,在二○○○年以前,世界人口的总数将翻一番,增至七十亿。“我想他们那时的生活都不会好的。”我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奥黑尔应道。毕利·皮尔格里姆也同时旅行回到德累斯顿,但不是此时的德累斯顿。他正返回到一九四五年的德累斯顿,该市被烧毁的后两天。毕利和其他人被卫兵带到废墟堆上。我当时也在那儿。奥黑尔也在那儿。我们在瞎眼老板的旅店的马厩里住了两宿。当局在那儿找到了我们。他们吩咐我们要干的活儿:向邻居借洋镐、铲子、木杠和手推车,然后去废墟中的某某地点劳动。在通往废墟堆的主要街道上障碍重重,德国人被阻在那儿了,无法向前探索这个月球。许多国家的战俘那天上午都在德累斯顿的某地汇合。通令说要在这儿开始挖尸体。于是挖掘开始了。毕利发现和他一起挖掘的是新西兰的一个毛利人,他是在托布鲁克被俘的。那个毛利人的皮肤像深棕色的巧克力。他的前额和两颊刺有漩涡形画纹。毕利和毛利人挖掘这月球上不活动的,没有什么东西可挖的砂砾层。砂砾层的质地很松,常出现小塌方。一下子就挖了许多洞。谁也不知道这时要找什么。多数洞里一无所有,有的洞通到人行道,有的则通到他们无法搬动的大圆石。这儿没有机器,连马、骡或牛都不能到这块月球表面上来。毕利、毛利人以及帮助他俩挖一个特别的洞的其他人终于挖到一个由木板和石头凑巧胡乱拼成的圆屋顶。他们在木板上捣了个洞,里面的空间不小,但漆黑一团。一个德国兵带着手电下去了好一会儿。他走出来以后向站在洞边的一个上级报告说,洞里有几十具尸体。他们还坐在板凳上,身上没有标记。就这么回事。这位上级说,木板上的洞应当挖大,然后放下梯子,把尸体搬出来。他们就这样开始了挖德累斯额的第一个死人坑。接着他们又逐渐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死人坑。死人坑开始时像蜡封的博物馆,没有臭味。但后来尸体腐烂,化水,发出了玫瑰花和芥子气的味儿。就这么回事。与毕利一起劳动的那个毛利人在被派到臭坑里挖死人后,因呕叶不止死了。他吐了又吐,吐断了肠胃。就这么回事。他们想出了一个新办法,尸体不扛出来了。士兵用喷火器进行火葬。士兵站在洞口外面,把火喷进去就行了。那可怜的老中学教员埃德加·德比从这儿的一处地窖里拿了一茶壶被逮住了。他是在犯抢劫罪的名义下被捕的,审判以后就被枪毙了。就这么回事。这时春天来临了。死人坑被封闭了起来。士兵们都打俄国人去了。在郊区,妇女和孩子们在挖藏枪的坑。毕利和他的那一批人被关在郊区的马厩里。一天早晨,他们起身后发现门上没有锁。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已经结束了。毕利和其他的人到林xx道上散步。树木在抽芽。路上没有人,也没有任何来往的车辆。有一辆被弃了两匹马拉着的运货马车,车是绿色的,样子像棺材。鸟儿叽叽喳喳地在谈话。鸟儿对毕利·皮尔格里姆说“普-蒂-威特?”

现在讲一讲毕利·皮尔格里姆丧妻的经过。验光配镜师乘坐的那架专机在休格布什山头失事之后,毕利被救护到佛蒙特的医院。他处于昏迷状态。瓦伦西亚闻讯后,驾驶着家里的高级轿车从埃廉市赶往医院。人们直言不讳地告诉她说,毕利可能活不了,如果不死也会呆。她听后变得如痴如狂。瓦伦西亚很喜欢毕利,禁不住嚎啕大哭,哭得错过了高速公路上该转弯的地方,因而出了岔子。她揿制动器时,后面的一辆汽车向她的轿车冲了过来。谢天谢地,谁也没受伤,因为两人都束了保险带。真是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啦。那辆汽车只撞掉了一只前灯,而她的轿车后面撞得一塌糊涂,车尾行李箱和挡板都垮了。裂开来的车尾行李箱看上去像乡村白痴张大的一张嘴巴,他胡言乱语地在解释着什么傻事儿。挡板则耸起了肩膀,保险杠还高高举起了手。贴在保险杠上的一张标语上写着:“选里根当总统!”车后的玻璃裂开了一条条纹路,排气管摔到了路上。开那辆汽车的人走出来看看瓦伦西亚是否受伤。她歇斯底里大发作,胡言乱语,说到毕利,说到飞机失事,然后发动汽车,穿过分道线,丢下排气管开走了。当她到达医院时,人们冲到窗户看看外面为何有这么厉害的噪声。她的高级轿车由于失落了消声器,发出的声响像一架重型轰炸机嗡嗡地飞来。瓦伦西亚关了发动机,瘫伏在方向盘上,喇叭嘟嘟嘟地直响。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急冲冲走出来看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可怜的瓦伦西亚失去了知觉,吸了过量的一氧化碳。她正向碧蓝的天堂走去。一个钟头以后,她离开了人间。就这么回事。毕利一点儿也不知道她已经去世。他在做梦,进行着时间旅行。医院里很挤,毕利不能单独住一间病房。他同哈佛大学的历史教授伯特伦·科普兰·朗福德合住。朗福德不必抬眼看毕利,因为毕利躺在装有橡皮轮的病床上,罩在白亚麻帐子里,但他可以听到毕利不时自言白语。朗福德在滑雪时摔断左腿,现被牵引在病床上。论年龄,他已到古稀之年,但论体力和精力,他却像三十来岁的人。他摔断腿时刚和他的第五个妻子度蜜月呢。他的妻子名叫莉莉,二十三岁。正当宣布可怜的瓦伦西亚的死讯时,莉莉夹了一捆书走进毕利和朗福德的房间,这些书是朗福德派她到波士顿取来的。他正在写一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空军史。带来的书是关于轰炸和空战的情况,那时莉莉甚至还没出世哩。“你们继续走吧,别管我。”毕利·皮尔格里姆说着胡话,这时漂亮的小莉莉走进来了。在朗福德见到她并决心娶她时,她还是一个跳阿哥哥舞的舞女。她在高中时缀学,她的智商是一百零三。“他吓死我啦。”她指着毕利·皮尔格里姆对他的丈夫低低地说。“他搞得我厌烦透顶啦!”朗福德瓮声瓮气地说,“他在梦中全是说什么放弃战斗呀,投降呀,道歉呀,要求让他一个人留下呀。”朗福德是空军后备队的退休准将,空军史官,正教授,二十六本书的作者,一直是水手竞赛中的佼佼者,落娘胎就是拥有数百万家财的大寓豪。他的最流行的一本书是关于六十五岁以上的男人的性和剧烈的体育运动。朗福德吩咐莉莉做的事情之一是在波士顿取一份哈里·S·杜鲁门的声明。在这份声明里,杜鲁门向世界宣布一颗原子弹已投掷广岛。她复印了一份,朗福德问她有没有看。“没有”她的阅读能力不强,这是她在高中退学的原因之一。朗福德命她坐下来读杜鲁门的声明。他不知道她不能读很多书。除她能在大庭广众作为活证据,证明他是超人外,他对她的了解微乎其微于是莉莉坐下来,假装读杜鲁门的声明:十六个小时之前,美国飞机向日本重要军事基地广岛投掷了一颗原子弹。那颗炸弹爆炸力超过两万吨梯恩梯,它比英国的“大满贯”炸弹的爆炸力大两千多倍,它是战争史上所使用的最大的炸弹。日本以空袭珍珠港挑起战争。他们已经付出了多倍的代价。事情还没有到此为止。由于有了这种炸弹,为我们武装部队日益增长的力量增添了新的、革命性的毁灭性威力。像现在这种形式的炸弹目前正在制造,比这更有威力的炸弹正在发展之中。它叫做原子弹。它利用了宇宙里基本的能量。太阳吸收的能量被它释放出来,以反对那些把战争带到远东地区的人。一九三九年以前,科学家们公认释放原子能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谁也不知道释放原子能的实际方法。不过到了一九四二年,我们了解到德国人狂热地想研制出一种释放原子能的方法,把原子能用到所有的战争武器上,妄想以此奴役世界。但是他们失败了。我们也许要感谢上帝,德国人后来才得到V1飞弹和V2飞弹,而且数量有限,更要感谢上帝的是,他们根本没有研制出原子弹。不仅是空战、陆战和海战,而且是实验室之战,给我们大家带来致命的危险。如同我们赢得了海、陆、空之战,我们现在也赢得了实验室之战我们现在准备更迅速、更彻底地消灭日本人在任何城市里、地面上的每一个生产性企业。我们将摧毁他们的船坞、工厂和交通。让我们准确无误地打击,我们将彻底摧毁日本发动战争的能力在莉莉带给朗福德的书中.有一本是英国人戴维·欧文写的《德累斯顿之毁灭》。这本书有一个美国版本,于一九六四年由霍尔特·茉因哈特·温斯顿出版社出版。朗福德想引用这本书的两篇前言的部分。这两篇前言是他的两位朋友写的。一位是退休的美国空军中将艾拉·C·伊克和一位英国空军上将罗伯特·桑德比爵士。他的朋友伊克将军在他的前言中写道:英国人或美国人为敌方的人民被杀而哭泣,可是对我们的英勇战士在与凶恶的敌人进行战斗而牺牲不流一滴眼泪,我对此大惑不解。当欧文先生描绘平民在德累斯顿被杀害的可怕情景时,我认为他最好要记住:正好就在那个时刻,德国的V1飞弹和V2飞弹按照预定计划和预定发射目标,投掷到英国,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了无数的平民百姓。最好也要记住布痕瓦尔德①和考文垂②。【①德国市镇。1934年至1945年德国法西斯曾在此设立集中营,残杀爱国者和战俘。】【②英国城市。1940年11月遭穗国法西斯空袭,全城濒于毁灭。】伊克的前言是这样结束的:我对英、美两国的轰炸机在袭击德累斯顿时炸死了十三万五千人深感遗憾,但是我没有忘怀是谁发动了这场战争,更使我感到悲痛的是同盟国方面为了完全打败和彻底摧毁纳粹而不得不丧失五百万人的生命。就这么回事。空军上将桑德比在他的前言中尤其提到:谁也不能否认,轰炸德累斯顿是一场大悲剧。读完这本书后,谁也不会相信这次轰炸有什么军事上的必要性。这是战时偶尔发生的可怕事件之一,由于某些机会不幸地凑拢来而引起了这次事件的发生。那些赞成轰炸德累斯顿的人既不恶毒也不残酷,不过他们很可能距离残酷的现实太远了,以致不能充分了解一九四五年春天空袭的可怕破坏力。主张裁减原子武器的人似乎相信,如果他们的目的能达到,战争就可以马马虎虎过得去。这些人读读这本书,并想一想德累斯顿的命运,是有好处的,德累斯顿由于遭到常规武器的一次空袭而失去十三万五千人。一九四五年二月九号晚,美国重型轰炸机用燃烧弹和烈性炸弹对东京空袭,使八万三千七百九十三人丧生。扔在广岛上的原子弹炸死了七万一千三百七十九人。就这么回事。“如果你在怀俄明州科迪的话,”毕利·皮尔格里姆在白亚麻布帐子里说,“那就要问问怀尔德·鲍勃了。”莉莉·朗福德听了不寒而栗,继续假装看哈里·杜鲁门的声明。毕利的女儿在那天晚一些时候来了。她昏昏沉沉,眼神呆滞,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在德累斯顿被枪决前一刻的眼神也是这样的医生给她服了丸药,以便她能继续走动。尽管她的父亲摔伤了,母亲死了,她仍这样呆若木鸡。就这么回事。她由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陪同。她的弟弟罗伯特从越南战场正乘飞机回家。“爹——”她勉强地叫她的父亲,“爹——?”但毕利这时已年轻了十岁,回到一九五八年。他正为一个蒙古少年白痴检查眼睛。给他配合光的眼镜。白痴的母亲在那儿给他充当翻译。“你看见了多少点子。”毕利·皮尔格里姆问他。毕利向后进行时间旅行,回到了十六岁,在一个医生的候诊室里治疗他的一个受感染的拇指。在候诊室里还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他因为煤气中毒而痛苦万分,不停地放屁,不断地打嗝。“对不起,”他对毕利说。然后他又是放屁又是打嗝。“啊,天哪——”他说,“我知道人老了是不妙的。”他摇着头,“但不知道是这样的不妙。”毕利·皮尔格里姆在佛蒙特的医院里睁开双眼,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守护他的是他的儿子罗伯特,他身穿著名的特种部队军装,头发很短,一脸小麦茬似的短胡须,全身整齐清洁,并且佩戴着紫心勋章、银星奖章和铜星奖章。罗伯特在中学因成绩不及格而退学,十六岁时就成了酒鬼,同一帮小阿飞鬼混。他们有一次因搞倒了天主教墓地里几百块墓碑而被捕。他现在改好了,升了军官,举止洒脱,成了翩翩少年。他的皮鞋擦得雪亮雪亮,裤子烫得笔挺笔挺。“爹——?”毕利·皮尔格里姆又闭上了眼睛。毕利病得很厉害,无法参加妻子的葬礼。不过在埃廉市安葬瓦伦西亚时,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毕利苏醒以后讲话不多,对瓦伦西亚的死亡和罗伯特的回家以及其它等等的事情反应不强烈,所以大家认为他已经傻了。据说后来给他动了手术,可以改善血进人脑部的血液循环。毕利表面显得无精打采,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倦怠的外表遮掩了十分活跃的思想,这使他能写一封封信,进行一次次演说就飞碟、轻生和时间的实质等问题发表他的独特见解。朗福德教授把毕利的听觉说得很可怕,深信他根本没有脑子了。“为什么他们不让他死掉算了。”他问莉莉。“我不知道。”她回答道。“他不再是人了,医生是医治人的。应该把他送到兽医和树医那儿去。他们会知道如何办。看看他吧!根据医学常识,他还活着。难道生命是如此美好吗?”“我不知道。”莉莉回答说。朗福德有一次同莉莉谈论德累斯顿的轰炸,毕利全听到了对轰炸德累斯顿,朗幅德还有一个问题没搞清。他希望自己写的一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空军史》是二十七卷本《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空军史》的便于阅读的缩写本。不过问题是,虽然那部洋洋巨著获得了辉煌的成功,但书里几乎没有提及德累斯顿的轰炸问题。对轰炸德累斯顿的胜利程度在战后保守了多年的秘密,这是对美国人保密,当然对德国人或俄国人来说不算秘密。战后俄国人占领了德累斯顿,他们现在仍在那儿。“美国人最后还是听到了轰炸德累斯顿的情况,”朗福德在轰炸德累斯顿的二十二年后说道,“许多美国人现在了解到它比原子弹炸广岛还要厉害所以我把有关它的一些情况写进我的书里。从官方的空军观点来看,它是崭新的材料呢。”“为什么他们保密这么长时间?”莉莉问道。“可能担心许多内心受创伤的人,”朗福德说,“认为这样做很不光彩。”毕利·皮尔格里姆这时变得聪明起来,说道:“轰炸时,我在那儿哩”朗福德很难认真对待毕利,因为他长时间认为毕利很讨厌,不是人了,最好死掉。这次毕利的谈吐却很清楚,而且简明扼要。朗福德的耳朵想把他的话当作不值一学的外国话。“他说什么呀?”朗福德问。莉莉不得不充当翻译:“他说他那时在那儿哩。”“他在哪儿?”“我不知道,”她说,“你那时在哪儿呀?”她问毕利。“德累斯顿。”毕利回答说。“德累斯顿。”莉莉告诉朗福德。“他仅是重复我们说的话。”朗福德说。“唔。”莉莉说。“他现在患了模仿言语症啦。”“唔。”言语模仿是一种脑病,使病人能立刻准确地重复他旁边的人所说的话。但毕利确实没有患此症。朗福德只图自己的一时痛快,便坚持认为毕利得了言语模仿症。朗福德正以军人的风度考虑这个问题:基于实际原因,这个打扰其他人的人,这个非常想死的人,正患了一种使人讨厌的毛病。朗福德坚持认为毕利是患了言语模仿症,坚持了好几个钟头。他这时还对护士和医生说毕利得了这种病。医生和护士对毕利进行了一些试验,试图使毕利重复别人的话,但毕利一声也不吭。“他现在不重复人家的话,”朗福德生气地说,“你们一走开,他又要重复人家的话了。”对朗福德的诊断谁也不重视。大伙儿认为朗福德是个可恶的老头,自高自大,残酷成性。他常常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对他们说,弱者该死,而医生和护士当然忠于这种看法:应当尽可能地救死扶伤,谁也不该死。毕利在医院里的这段遭遇,对战时没有权力的人们来说是很普通的,即向一个故意装聋作哑的敌人证明:他对听和看还是有兴致的。他保持沉默,直到夜里灯灭了,周围已是万籁俱寂的时候,他才对朗福德说:“轰炸德累斯顿时我在那儿。我是战俘。”朗福德不耐烦地叹气。“我用名誉担保,”毕利·皮尔格里姆说,“你相信我的话吗?”“我们一定要现在淡它吗?”朗福德说。他听见了,但不相信。“我们根本不必淡它嘛,”毕利说,“我只是让你晓得:我那时在那儿。”那天夜里,对德累斯顿的问题他们不再谈下去了。毕利闭上眼睛进行时间旅行,回到五月的一天下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结束后的第三天,毕利和其他五个美国俘虏发现被扔在德累斯顿郊区的一辆棺材似的绿色四轮运货马车,于是坐在里面,由两匹马拉着,笃笃笃地走在废墟中开出来的一条小路上,这些废墟好似月球上的土堆。他们正返回屠宰场去找战利品,这使毕利想起他在童年时每天大清早听到埃廉市送牛奶的马蹄声。毕利坐在这轻轻摇晃的棺材后面,头向后仰,鼻孔朝天。他很开心,感到浑身暖洋洋的。车里有食物,有酒,还有一只照相机,一本集邮薄,一只猫头鹰标本,以及摆在壁炉架上的气压表。美国战俘被关在郊区,他们到那一带的空房子去过,把这些和其他一些东西都顺手拿来了。那些房子的主人们听说俄国人要来,要烧杀、抢劫和强xx,已逃之夭夭。战争已经结束了两天,但俄国人还没有到。废墟上一片死寂。毕利在去屠宰场的途中只见到一个人,是一个推着婴儿车的老头。车里放着茶壶、杯子、一把伞骨子以及他找到的其它东西。车子到达屠宰场以后,毕利呆在车里晒太阳,其他的人都下车找战利品去了。日后,541号大众星生物将劝毕利专注他生活里的快乐时刻,而不必去注意那些不快活的时候:当永恒还没逝去,要一直望着美好的事物。如果毕利能进行这样的选择,他准会把他那天在车后晒太阳打瞌睡的时刻,看作他最快活的时刻。毕利打瞌睡时身上带着武器,这是他自从接受基本训练以来第一次携带武器。他的同伴坚持要他带武器,因为谁也闹不清在这月球表面的洞穴里会隐藏什么样的杀人凶手——野狗,被尸体喂肥的成群老鼠,逃出来的疯子,杀人犯或在被杀死之前不断杀人的王八们。毕利的皮带上别着一支骑兵用的大手枪,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物,枪托上有一个环,枪膛里装了鸟蛋大的子弹,这支枪毕利是在一间房里的床头柜里发现的。战争结束时往往发生许多情况,这是其中的一种情况:任何人想得到武器都可以得到。武器遍地都是。毕利还得到一把军刀,是德国空军仪仗队用的军刀。刀柄上印着一只厉声尖叫的鹰,鹰背上扛着一个卐字,鹰眼俯视下方。毕利发现这把刀插在电线杆上,当运货马车经过时,他把它拔下来了。毕利的鼾声低了下来,他这时听见一男一女用怜悯的语凋讲德语。这两个人似乎悲天怜人地在大发感慨,那种腔调在毕利睁开眼之前听起来,仿佛是耶稣的朋友在把耶稣受残害的尸体搬下十字架时所讲出来的。就这么回事。毕利张开眼睛,看见一个中年男子和他的妻子对着两匹马哼哼唧唧地低声安慰哩。他们注意到美国人所忽视的地方:马嘴被马嚼子搞了很深的口子而在流血,马蹄也裂开了,每走一步都很痛苦,而且马渴得要死。美国人却不当作一回事,好像它们是六只汽缸的小汽车那样无感觉的交通工具。这两位马的怜悯者朝车后挪动几步,以恩主般的谴责目光盯着看毕利·皮尔格里姆。他细长而虚弱,穿着那件天蓝色“大礼服”和银白色靴子,看起来十分可笑。他们不怕他,他们什么也不怕。他们是医生,是产科医生。在医院被烧毁以前,他们一直不停地接生。现在他们正在过去住房的废墟上野餐。那女的婀娜多姿,因为长期只吃马铃薯而面色苍白。男的身穿普通服装,佩戴领带,马铃薯使他面容憔悴。他与毕利一样高,戴着有边跟镜。这对夫妻一天到晚忙于接生,虽然他们自己可以生育,却没有生过孩子。这是对整个后代繁殖问题的一个有趣的评论。他俩彼此可以用九种语言交谈。他们先试着对毕利讲波兰话,他穿得颇像小丑,因为可怜的波兰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自觉的小丑。毕利用英语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立刻用英语指责他把马糟踏得这副模样,让毕利从车上下来看看马。毕利看到那交通工具的惨象时不觉泪如雨下,他在战争期间还没有为别的什么哭泣过哩。他以后作为一个中年验光配镜师会有时偷偷流泪,但决不会像现在那样欷歔不止。本书引用著名的圣诞颂歌里四句作为题辞,道理也就在于此。毕利以前常常看到许多值得痛哭的事儿,但他很少哭泣,在这个意义上看,他至少像圣诞颂歌里的耶稣:牲口哞哞叫,圣婴惊醒了。但小主基督,不哭也不闹。毕利进行时间旅行,回到了佛蒙特的医院。早餐用过,杯盘也收拾了。朗福德逐渐勉强地把毕利当作人看待,生硬地考问毕利,对毕利真的到过德累斯顿感到满意。他问毕利德累斯顿那时是个什么样儿,毕利向他提到了两匹马和在那月球上野餐的一对夫妇。这故事是这样结束的:毕利和两个医生把马卸下来,但是马哪儿也不愿去,它们的脚伤得很厉害。接着俄国人骑着摩托车来了,逮捕了所有的人,却留下了马匹。两天以后,他们把毕利交给了美国人,让他乘慢速货轮“芦克雷霞·A·莫特号”返回美国,芦克雷霞·A·莫转是鼓吹妇女参政的著名美国妇女。她已经去世。就这么回事。“它注定如此。”朗福德在谈到德累斯顿被烧毁一事时对毕利说。“我知道。”毕利说。“那是战争”。“我知道,我并不在抱怨呗。”“它必定被烧得一塌糊涂了。”“是呀。”毕利·皮尔格里姆应道。“真为那些不得不干那件事的人惋惜。”“我确实为他们惋惜。”“你那时站在废墟上想必感慨万千吧。”“还好,”毕利说,“一切都很好,大家不得不做他们应做的事嘛,这是我从541号大众星上学来的道理。”那天晚些时候,毕利·皮尔格里姆的女儿接他回家。把他安置在他卧室里的床上,并打开“魔指”,还请了一个护士照看。毕利至少有一段时间不能工作,甚至不能离开卧室,并需要人照料。但当护士不注意时,毕利偷偷溜出来,驾了车子向纽约市开去,希望到那儿在电视上露面。他要向全世界谈谈他在541号大众星上所接受的种种教训。毕利·皮尔格里姆在纽约第四十四大街的罗雅尔顿旅馆办理了鳖记手续。他住的房间正巧是评论家兼编辑乔治·吉恩·内森曾经住过的房间。按照地球上的人对时间昀概念,内森早在一九五八年去世了。按照541号大众星生物对时间的概念,内森依然活在某个地方,而且将永远活下去。房间不大,陈设简单,而天花板上的装饰倒很讲究,两扇装有铰链的落地长窗面向同房间面积一样大小的阳台。阳台栏杆的外面很开阔,可以看到第四十四大街。毕利凭栏俯视下面熙熙攘攘的行人,他们匆匆来去,像一把把剪布时的小剪子,看上去着实有趣哩。夜里很凉,隔了一会儿,毕利进屋关上窗户。关窗户时使他想起度蜜月时的情景。在他的新婚燕尔期间,他同他的妻子住在开普安的安乐窝里,房间里装的也是带有铰链的落地长窗。这情况发生在以前,现在依然存在,将来会永远存在。毕利打开电视机,不断地调频道,寻找可能让他露面的节目。时间还太早,晚上让人发表独特意见的节目时间还没到。现在才过八点钟,这时的节目全是关于荒唐无聊的事儿或谋杀案。就这么回事。毕利离开房间,乘电梯慢慢下了楼,然后步行到时代广场,向琳琅满目的书店的橱窗望了过去。橱窗里有好几百本色情和凶杀的书,一本纽约市交通指南,还有一尊自由神塑像,塑像上还放了一只温度计。沾满灰尘和苍蝇屎的橱窗里还有毕利的朋友基尔戈·特劳特写的四部平装本小说。当天的新闻写在一条带有灯光的条幅上,两条条幅挂在毕利身后的一座大楼上面。书店橱窗玻璃反映了对面的新闻,这些全是关于权力、体育、愤怒和死亡的消息。就这么回事。毕利走进了书店。有一块招牌写着:只准成人入内。在屋后是西洋景,可以看到不穿衣服的男男女女的镜头,花两毛五分可以看一分钟。那儿还有青年裸体照出售,你可以把这些照片买回家。但是毕利没有被书店后面的黄色玩艺儿迷住,倒是被书店前面的基尔戈·特劳特的小说所打动。小说的题目对他来说全是新的,或者他认为全是新的。他打开了一本小说。他这样翻书似乎没有费多大力气。在书店里的其他人也在翻着书看。书名是《大布告板》。他浏览了几段,发觉好几年以前在退伍军人医院时已看过了,讲的是地球上的一对男女被其它星球上的人劫持的故事。他们被放在一个叫作212号锆石星的动物园里展览。在动物园里的这对男女有一块大布告板,挂在他们住房的一面墙上,算用作写证券行市和商品牌价的,一只时事新闻自动收录机,还有一部电话机,算是与地球上的掮客联系用的。212号锆石星生物告诉这对男女说,他们已为他俩返回地球投资了一百万美元,可以随意使用,这样他俩回到地球时将变成富豪。电话、大布告板和时事新闻自动收录机当然全是假货,只不过是为了提高他俩的兴趣,为到动物园来的观众好好表演,使他俩跳上跳下,贪婪地盯着东西看,绷着脸生气,撕头发,吓得魂飞魄散或者如在母亲怀抱里的婴儿那样心满意足。这对从地球上来的男女表现不错,当然有一部分带着伪装,宗教信仰也夹杂在里面。时事新闻自动收录机提醒他俩说,美国总统宣布了全国祈祷周,举国上下应当祈祷。在此以前,他俩有一个星朗在商品出售上很不景气,即在橄榄油期货交易中亏损了一小笔钱。所以他俩也进行了一番祈祷。祈祷这玩意儿很管用呢。橄榄油价格暴涨了。在橱窗里的基尔戈·特劳特的另外一本书是讲一个人造了一架时间机器,他可以在时间上倒回过去看见耶稣。这架机器很灵,他看见耶稣十二岁时的模样,耶稣正向他的父亲学习木匠活。两个罗马士兵带着一份画在莎草纸上的图纸走进木工场,要求他在第二天太阳出来以前赶制一个十字架,用来处死一个暴动头目。耶稣和他的父亲如期完成,他们乐意干这个活儿。后来那个暴动的头目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就这么回事。这书店是五个秃顶的矮子店员开的,他们看上去像五胞胎,嘴里嚼着没有点燃的湿透了的雪茄烟。他们的脸上从不露一丝笑容,每个人高高地坐在一张凳子上。他们靠黄色书和放映下流的西洋景赚钱,他们患阳痿症,毕利·皮尔格里姆和其他的人也是阳痿。这是一家很滑稽可笑的书店,卖的全是色情和生孩子的书。书店店员不时对白看书而不买书的人说,不买书就出去,别在那儿只翻着看,于是一些人不看书了,而是面面相觑。一个店员走近毕利说,好货色在书店后面,毕利看的这些书是橱窗装饰品。“看在上帝的面上,这些不是你要看的书,”他对毕利说,“你要看的读物在后面哩。”毕利向后倒退了几步,但不像一般成年人退得那么远。他心不在焉地出于礼貌而向后退,手里拿着一本特劳特写的书,是关于耶稣和时间机器的那本书。那本书里的主人公是一位时间旅行者,他一直回到圣经时代,发现了一个特殊问题:耶稣是否真正死在十字架上,或者他从十字架上被取下来的时候是否还活着?或者他是否真的还活着?这位主人公随身带了一只听诊器。毕利翻到书尾,看到下面这样一段叙述主人公混入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人群之中,他穿了那个时代时新的服装,首先走到梯了上,靠近耶稣,贴在耶稣的胸口,用听诊器听听他此时有无心音。在他那消瘦的胸腔里没有一点儿声音,这位上帝之子确实到天堂上啦。就这么回事。这位名叫兰斯·科尔温的时间旅行者还量了耶稣的身长,但没有称体重,耶稣身高五英尺三点五英寸。另外一个店员走到毕利面前,问他是不是要买那本书,毕利回说要买。毕利在收款机前等着找零钱时,瞥见旁边一箱有半裸体女人像的旧杂志,杂志封面上有一行字:蒙塔娜·怀尔德赫克现在怎么样了?毕利看见了这行字,当然清楚蒙塔娜·怀尔德赫克到底在哪儿,她在541号大众星上抚养婴儿。那本叫作《午夜猫》的杂志却断定她紧裹着外套,沉在圣佩德罗海湾的海水里有三十英寻深。就这么回事。毕利看了真想要哈哈大笑。那本供独身汉取乐的杂志编造这种故事,是为了登载蒙塔娜在十几岁演黄色电影时的一些照片。毕利没仔细看。因为照片很不清楚,斑斑点点,看不出她的真面目。毕利被带进书店后面,他这次走进去了。一个看厌倦了的水手从电影机旁走开,而影片还在放着。毕利向里一看,只见蒙塔娜·怀尔德赫克一个人坐在床上正剥香蕉皮。毕利在纽约的那天夜里没有在电视里露面,但他作了广播讲话。紧靠毕利的旅馆是一家无线电台。他看到办公大楼门口的电台信号,于是走了进去。他乘自动电梯想去播音室,在电梯上还有其他的人也要到播音室去。他们是文学评论家。他们认为毕利也是的。他们将马上讨论小说是否已经消亡的问题。就这么回事。毕利同其他的人围着金黄色的栎木桌就坐。他还专用一只麦克风。主持人问他的姓名和来自什么报社。毕利告诉他说,他来自《埃廉报》。他既紧张又高兴。“如果你在怀俄明州的科迪的话,”他自言自语,“那就去请怀尔德·鲍勃得啦。”在广播节目刚开始时,毕利举起手来想发表意见,但没有被同意立即讲话。其他的人在他的前面发言了。其中一个人说,把小说埋葬了就太平了,可是一个弗吉尼亚人在一八六五年的一百年以后却写了一本什么《汤姆叔叔的小屋》①。另外一个人说,许多读者在他们的头脑中想象不出书里描写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情景,所以作家们必须按照诺曼·梅勒②的样儿去做,在公众表演他所写的东西。主持人请大家就小说在当代社会可能起的作用发表意见。【①作者嘲笑评论家的无知,因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是康涅狄格州人。小说成于1853年。】【②诺曼·梅勒,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一个批评家说:“为雪白的房间里提供色彩。”另一个批评家说:“艺术地描写喷气机。”还有一个批评家说:“教导小官员们的妻子买什么东西和在法国餐馆里的举止风度。”接着,毕利得到发言的机会。他用训练有素的声音,娓娓动听地讲起来了,讲到飞碟,蒙塔娜·怀尔德赫克和其它等等的东西。在广告节目时间,他被叫出播音室。他回到旅馆,在连接他床的“魔指”机器里丢进一角五分钱便睡着了。接着他进行时间旅行,回到了541号大众星上。“又时间旅行啦?”蒙塔娜问道。这是屋子里的一个人造的夜晚。她正在喂小孩奶。“嗯?”毕利回道。“你又进行了时间旅行,我总是能猜得出的。”“嗯。”“这次你去过哪儿啦?没去战场。这我也是能猜得出的。”“纽约。”“大苹果。”“呃?”“大家通常叫纽约是大苹果。”“哦。”“你看了戏或电影吗?”“没有,我绕着时代广场走了一遭,买了基尔戈·特劳特写的一本书。”毕利漫不经心地说他看了她演的一部分黄色电影。她的反映也是漫不经心的,因为在541号大众星上,可以随心所欲,想到什么讲什么。“是的——”她说,“我听说过你在战时的情况,听说过你那时扮演的是怎样的个小丑,还听说过那位中学教员被枪毙的情况。他同行刑队演了一次黄色电影。”她把婴儿的嘴从一个xx头换到另一个xx头。一阵沉默。“他们又在玩弄时钟啦。”蒙塔娜说时站起身来预备把婴儿放到小床上。她讲的是动物园的看守人正在拨屋里的电钟,使电钟忽快忽慢,通过望孔观察这对地球人的举动。荣塔娜怀尔德赫克的脖子卜有一根银项链。挂在她的二个Rx房之间的是一只心形金属小盒,盒子里保存了她的醉鬼母亲的一张照片,模糊不清,看不清她原来的样子。在金属小盒的外边刻了几行字:上帝赐我以从容沉着,去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事物;以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事物;以智慧,常能辨别真伪。

在德累斯顿被炸毁的前两天,有一位很有趣的人物来访问屠宰场里的美国俘虏。此人就是小霍华德·w·坎贝尔,一个当了纳粹的美国人。坎贝尔就是写关于美国战俘恶劣表现的专著作者。他目前不是为了研究俘虏问题而来的。他到屠宰场来是为了替德国的军事组织——“自由美国大队”招募人员。坎贝尔是该组织的创始人和指挥者,该组织只准备在俄国前线作战。坎贝尔相貌平庸,但是穿着奢华,服装都是自己设计的。他头戴一顶白色宽边高顶帽,脚穿饰有卐字和星星的黑色马靴,全身套在长袜似的紧身衣里,黄色条纹从胳肢窝一直通到脚踝。他的肩章是亚伯拉罕·林肯酌侧面剪影,衬托在浅绿色的衬底上,他那宽宽的臂章底色是红的,上面缀有一个蓝色的卐字,一个白圈把卐字圈在里面。他这时正在水门汀造的仓库里解释这个臂章的含义。毕利·皮尔格里姆患了胃灼热病,胃里火烧火燎,因为他上班时整天偷吃麦芽糖浆。胃灼热使他的眼泪直滚,因此他看到的坎贝尔是被泪水的棱镜歪曲了的形象。“蓝色象征美国的天空,”坎贝尔正说着,“白色象征白种人,他们是大陆的拓荒者,他们把沼泽里的水排干,砍伐森林,修桥铺路,红色象征过去慷慨就义的美国爱国者的鲜血。”坎贝尔的听众昏昏欲睡。他们在糖浆厂劳累了一天,然后又在寒风中走了很长的路回来。他们骨瘦如柴,双眼深陷,皮肤上泛起溃烂性小块块。嘴上、喉咙和内脏里也溃烂了。他们在厂里偷吃的麦芽糖只含有少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坎贝尔现在向这些美国人说,只要他们参加“自由美国大队”,他们就能吃到食物,吃到牛排、马铃薯泥、肉汁和碎肉馅饼。“一旦打败了俄国人,”他继续说,“你们就可以从瑞士遣返回国。”听众里没有反响。“你们迟早得打共产党,”坎贝尔说,“何不趁现在打完算了?”看起来不答理坎贝尔是不行了。可怜的老德比,这个注定要死的中学教员,在此刻,或许是在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他笨拙地站了起来。本小说里几乎没有人物,也几乎没有戏剧性冲突,因为书里大多数人都病弱不堪,都是被巨大的力量要弄得无精打采的玩物。战争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到头来,人们失去了充当人物的勇气。然而,老德比现在却是一个人物哩。他摆出了一副趾高气扬的斗士架势。他低下了头,捏紧拳头,好像在等待命令和作战方案。接着,德比昂起头,骂坎贝尔是一条蛇。他又补充说:蛇就是蛇,无法变成其它东西,坎贝尔本来可以保持原来好的本性,但他失去了人性,因此比蛇,比老鼠,甚至比吸饱了血的虱子还卑鄙。坎贝尔这时却莞尔而笑。德比动人地讲了美国政府的形式,给全体人民以自由、正义、机会和公平。他说,在那儿没有一个人不乐意为这些理想而献身。他还讲到美国人民与俄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关系,讲到这两个国家将如何扑灭纳粹瘟疫的蔓延。这时德累斯顿的空袭警报在悲哀地嚎叫。美国俘虏,看守卫兵和坎贝尔在屠场下面的藏肉室里躲警报。藏肉室开凿在一块天然石上,室内有回声。通往该室的楼梯上下都有铁门。藏肉室的铁钩上挂着几只牛、羊、猪和马。就这么回事。室内还有许多许多空铁钩,可以挂几千只牲口。这是一间天然冷藏室,没有冷却器。室内有烛光。四壁刷了石灰,透出石碳酸味。靠一边墙摆着凳子。俘虏们向凳子走去,抹去凳子上的白粉末,然后坐下。小霍华德·W·坎贝尔像卫兵那样站着。他与卫兵讲着流利的德语。他曾用德文写过许多名噪一时的剧本和诗歌,并且娶了一个名叫蕾茜·诺思的德国名演员。她已经死了,是在克里米亚慰问军队时被杀害的。就这么回事。那天晚上平安无事,但第二天晚上德累斯顿的十三万人就要送命了。就这么回事。毕利发觉自己又在同他的女儿争论起来,你一言我一语,比比划划。“父亲,”她说,“我们对你怎么办?”……“你知道我可以杀谁?”她问。“你可以杀谁?”毕利问。“那个基尔戈·特劳特。”“基尔戈·特劳特当然过去是,现在也是科幻小说家。”毕利不但读了特劳特写的几十本书,而且也成了特劳特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痛苦的人都可以成为特劳特的朋友。特劳特住在埃廉市的一间出租的地下室里,离开毕利可爱的白房子大约两英里。究竟写了多少小说,他本人心中也无数,可能七十五本吧。没有一本小说赚了钱,所以特劳特以发行《埃廉报》糊口,专管报童。靠威吓、奉承和欺骗这些卖报的小孩子过活。毕利在一九六四年第一次遇见了他。毕利把他的高级小轿车开到埃廉市的一条后巷,他发现被几十个孩子和自行车挡住了去路,他们正在开会。一个满脸胡子的人向孩子们高谈阔论,他六十二岁,既胆小又凶狠,显然精于他的行当。他正吩咐孩子们马上出发到日报订户征订星期日版专号。他说,在两个月里,谁的订户最多,谁就可以同他的父母免费去马撒葡萄园岛玩一个星期。如此等等。其中一个报童是女孩,听了欣喜若狂。特劳特那张患妄想狂的脸对毕利来说太熟悉啦,他在许多书的扉页上已经见过。但他突然在家乡的背巷里见到那张脸时却想不出是谁。毕利暗想或许他在德累斯顿的什么地方见过这位疯弥赛亚①。特劳特看上去活像一个战俘。【①犹太人期望中的复国救主。】那个卖报的女孩举起一只手说:“特劳特先生——如果我赢了,可以带我的妹妹去吗?”“肯定不能,”基尔戈·特劳特说,“你以为钱是长在树上的吗?”无巧不成书,特劳特正好写了一本关于摇钱树的小说。一片片树叶是一张张二十元的纸币,一朵朵花儿是一份份政府债券,果实是钻石。它吸引了许多人在树下互相残杀,死尸成了很好的肥料。就这么回事毕利·皮尔格里姆把他的高级小轿车停在背巷里,等待他们的会议结束。散会时,特劳特仍需要对付一个报童。那孩子不想干了,因为工作太累.时间太长而报酬又太少。特劳特很担心,如果那报童真的不干了,他得亲自走那条路线去送报,直至找到另一个傻瓜为止。“你是什么人?”特劳特嗤之以鼻,“某种胆小的奇才?”这也是特劳特写的一本书的题目《胆小的奇才》。它写了一个能呼吸的机器人,他的口臭治好以后受到大家欢迎。这本书写于一九三二年,他的伟大之处在于预见了广泛使用凝固汽油烧死人类。凝固汽油是从飞机上向人类掷下来的,机器人担任投掷工作。机器人没有良心,没有安上想象的电路,因而想象不到凝固汽油投掷后对地面上的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特劳特写的一个主要的机器人活像人,可以谈话跳舞和做其它等等的事情,还出去陪姑娘玩。没有人能够阻止他向人投凝固汽油。人们忍受不了他的口臭。但他后来治好了口臭,于是人类欢迎他到他们中间来。特劳持力劝那个不肯干的报童卖报,但他碰了壁,他对那报童说,所有的百万富翁从小都是卖报的,那小孩回嘴说:“是的,但我敢打赌他们卖了一个星期的报纸就洗手不干了,这是怎样的一种勒索呀。”报童把装得满满的报袋放在特劳特的脚边,报纸订户名册放在报袋上面,他撂挑子不干了,让特劳特自己去送这些报纸。他没有汽车,连自行车也没有,而且对狗害怕得要命。一只大狗在附近什么地方汪汪汪地狂叫。当特劳特郁郁不乐地背起那只报袋时,毕利·皮尔格里姆走近他说:“特劳特先生——?”“嗯?”“你是,是基尔戈·特劳特?”“是的。”特劳特以为毕利要抱怨送报哩,他没有把自己视为作家,主要原因是世界从来不让他这么想。“这位——这位作家?”毕利说。“这位什么?”毕利以为自己肯定搞错了。“有一个名叫基尔戈·特劳特的作家。”“有什么?”特劳特看起来昏头昏脑,他傻里傻气地反问。“你从没听说过他?”特劳特摇摇头。“谁也,谁也没听说过。”毕利协助特劳特送报,用他的高级小轿车送他到各家各户去。毕利很负责,找到一家家订户,经过核对后再把报纸发出去。特劳特感到莫名其妙,从没遇到过这样的热心肠人,而毕利却如痴如醉地帮着他送报。特劳特告诉毕利说,他从没看见到自己的书被登广告,评论或者被出售过。“这些年来,”他说,“我一直打开窗户,向全世界表示爱情。”“想必你收到许多信了吧,”毕利说,“我多次想给你写信呢。”特劳特举起一只手指说:“一封信。”“热情洋溢吗?”“疯狂!写信的人说我应当做世界总统。”写这封信的人原来是埃利奥特·罗斯瓦特,毕利的病友,他们曾经同病房,住在普莱西德湖附近的退伍军人医院。“我的天哪,我当时认为他十四岁哩。”特劳特说。毕利邀请特劳特参加他的结婚十八周年宴会,只剩二天了,宴会在筹备中。特劳特坐在毕利的餐室里,狼吞虎咽地吃着有馅的吐司面包。他正同一个验光配镜师交谈,把费城乳酪和鲑鱼子吞满嘴巴。出席宴会的人,除了特劳特以外,全部与验光配镜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他在这儿大出风头。大家虽然没有读过他的书,但为有作家出席他们的宴会而异常激动。特劳特同玛吉·怀特谈心。她很漂亮,已经不做牙医的助手了,而成了一个验光配镜师的家庭主妇。她读过的最后一本书是《艾凡赫》。毕利·皮尔格里姆站在旁边听他们交谈。他摸着袋里的一个东西,是他要送给妻子的礼物——一只白而发亮的盒子,里面装了一只镶有一颗星的蓝宝石戒指,适合于在鸡尾酒会场合佩戴,价值八百美元。虽然人们出于愚蠢和无知奉承特劳特,但是他却像吸了大麻烟似的飘飘然起来。他非常高兴,哇啦哇啦地大声讲话,真大失体统。“我怕我不会读完我应当读的那些书哩。”玛吉说。“我们都怕某些东西嘛,”特劳特答道,“我就是怕癌症、老鼠和短毛猎犬。”“我应当知道,但我不知道,所以我得问一问,”玛吉说,“在你写的东西中,最有名的是什么?”“一个法国伟大厨师的葬礼。”“那听起来怪有趣的。”“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厨师都在那儿,真是一个漂亮的仪式呢。”特劳特一面讲,一面虚构。“在棺材刚要上盖时,送葬的人把欧芹和辣椒粉撒在死者身上。”据说是这样的。“真是这样的吗?”玛吉问。她很迟钝,但是对生养孩子倒是挺感兴趣的。男人们看着她,巴不得她生孩子。她一个孩子还没生养过呢,她使用避孕工具。“当然真的,”特劳特对她说,“如果我写没有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并想把它兜售出去,那我就要坐牢啦,那是欺诈行为。”玛吉相信了他的话。“我从来没想到过呢。”“现在就想一想吧、”“这像在登广告,你在广告里得讲真话,否则就要遭惹麻烦。”“对呀,写小说情况也是如此嘛。”“你想可能有朝一日把我们写进书里吗?”“我把碰到的一切事情写进我的一本本书里。”“我想我最好讲话要谨慎些。”“很对。不仅我在听你讲话,上帝也在听呢。在上帝的最后审判日,他将告诉你的全部言行。如果你的言行很恶劣而不善良,那对你就很不妙,因为你将永远被焚烧,永远受痛苦。”可怜的玛吉的脸变灰白了,她也相信那种说法,吓得发呆了。基尔戈·特劳特捧腹大笑,一粒鲑鱼鱼子从他的嘴里飞了出来,掉进了玛吉的裤裆里。一个验光配镜师提请大家注意。他提议为毕利和瓦伦西亚的结婚纪念干杯。根据程序,担任男声四重唱的验光配镜师唱起了歌,而其他人喝着酒,毕利和瓦伦西亚则手挽着手,红光满面。大家兴奋得眼睛闪闪发亮。他们唱的是“我原来的那伙人”:哎呀呀,我要让世界看看我原来的那伙人……永别了,亲爱的伙计和姑娘;永别了,亲爱的心肝宝贝和朋友,愿上帝保佑他们……真没料到,毕利·皮尔格里姆对这支歌和这个场合感到惴惴不安。他从来没有他的一伙人。没有亲爱的情人和朋友。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想起了一个人,这时四重唱的和声力图缓慢而显得痛楚,而且变得越来越阴郁,难以忍受的阴郁,接着又甜美得透不过气来,过后又变阴郁了。毕利对和声的变化,在心理上有强烈的反应。他的嘴里充满了柠檬的酸味,他的脸色也变得很可怕,好像他的四肢真的被叫作拉肢刑具的毒刑在向四面拉。他看上去失了常态,歌唱完了以后,有几个人很关心地在议论。他们认为他可能心脏病发作,毕利去椅子那里,没精打采地坐了下来,这似乎证实了他们的看法。一阵沉默。“啊,我的天,”瓦伦西亚倚着他说,“毕利——你身体不适吗?”“还好。”“你的脸色很不好呢。”“真的——我很好。”除了不能解释那支歌对他的影响这么厉害外,他身体是好的,他多年来以为自己没有内心秘密了,但是这次证明在他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很大的秘密,他想不出这是什么秘密。一些关心毕利的人看到他的两颊有了血色和笑容,于是走了开去。瓦伦西亚陪着他,在人群边上的基尔戈·特劳特走了过来,显得很关心,也显得很机灵。“你看上去仿佛是见到了鬼。”瓦伦西亚说。“没有”毕利说。他什么也没看到,但真正在他眼前的是四个唱歌的人的脸,四张普通的脸。当他们从甜美的歌声转入阴郁而后又转入甜美的时候,他们睁大了牛眼睛,心不在焉,显得内心很痛苦。“我可以猜一猜吗?”基尔戈·特劳特说,“你是透过一扇时间窗户往外看的。”“什么?”瓦伦西亚问。“他突然看到过去或未来,我猜得对吗?”“不是。”毕利·皮尔格里姆说。他站起来,一只手伸进口袋摸那只装有戒指的盒子,接着拿出来,昏昏沉沉地把它交给了瓦伦西亚。他原来的打算是在唱歌结束时当众把它交给她。此时只有基尔戈·特劳特一个人在场。“给我?”瓦伦西亚问。“是的。”“啊,我的天。”她说。接着她说得更响了,以便其他人也能听见。他们聚拢了,她打开盒子。当她看到嵌有一颗星的蓝宝石戒指时几乎叫了起来。“啊,我的天。”她说。她对毕利狠狠地吻了一下。她说,“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许多年来,关于毕利送给瓦伦西亚一只多么了不起的宝石戒指的事,成了人们的美谈。“我的天——”玛吉·怀特说,“她得到了我所看见的最大钻石,当然电影中看到的大钻石不算。”她正谈沦着毕利在战后带回来的那颗钻石。他在乐队指挥的那件小上装的衬里找到的部分假牙恰巧放在他的梳妆台抽屉里的链扣盒里。毕利收集了许多顶呱呱的链扣。在每个父亲节,送给他链扣是他家里的习惯。这时他衬衫袖子上就缀有父亲节时送给他的链扣。这些链扣值一百多美元。全是用古罗马的钱币做的。他在楼上有一对链扣,上面有能滚动的小轮子。他还有一对链扣,一只链扣上面有温度计,另一只链扣上面有指南针。毕利现在在参加宴会的人群中走来走去,表面上显得很正常。基尔戈·特劳特尾随着他,很想知道毕利猜疑什么或看到了什么,特劳特的大多数小说毕竟涉及到时间经线、超感觉力和其它意想不到的事情。特劳特相信这类事情,非常想得到证实。“你有没有把穿衣镜放在地板上,然后让一只狗站在上面?”特劳特问毕利。“没有。”“那只狗将向下看,它突然意识到在它下面没有什么东西。它认为它站在稀薄的空气之上,它将向前一跳,有一英里远哩。”“它将?”“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啰,仿佛你突然意识到自己站在稀薄的空气上面一样。”又是男声四重唱了,毕利在感情上好像又受到拉肢的酷刑,这肯定与那四个人有关,而与他们唱的歌无关。他们唱的歌词如下:吃四十美分肉呀穿十一美分衣服,这样子穷人怎能活呀怎能活?快下雨了,咱祈求着太阳,事情越来越糟,人人被搞得发痴发狂,造了一个好酒吧,漆成了棕色,雷电劈来了,把它烧了个精大光。空谈无用,颓废也白搭,吃四十美分肉,穿十一美分衣服。穿十一美分衣服,税却装了一汽车,税务呀沉得要把咱可怜的背呀压垮……毕利逃到楼上雪白的安乐窝里去了。毕利要是没对特劳特说别跟着他,特劳特准会也跟他上楼了。毕利走进楼上黑洞洞的浴室里,闩上门,没开灯,渐渐明白过来了:他不是孤单一人,他的儿子也在里面。“爹——?”他的儿子在暗处叫他。未来的特种部队队员罗伯特那时是十七岁。毕利很喜欢他,但对他不十分了解。毕利不禁对自己怀疑起来了,居然对罗伯特的情况了解得不多。毕利打开灯一看,罗伯特坐在抽水马桶上,睡衣的下摆裹住他的脚踝。他胸前挂着电吉他,围着颈于挂一条带子,带子结在电吉他上,是他那天刚借来的。他还不能弹,事实上他从没学会弹。它是一只闪着彩虹光泽的宝货哩。“你好,孩子。”毕利·皮尔格里姆说。尽管楼下的客人需要他招待,他还是进了他卧室。他躺在床上,把“魔指”通上电,床垫于是抖动起来。床底下的一只叫做斯伯特的狗被赶出来了。非常乖巧的斯伯特那时还活着,它又躺到了屋角里。毕利使劲儿想着这四重唱演出小组对他造成的影响,接着便联想起许久以前一段经历。他这次没作时间旅行,而过去的情景却闪现在他的脑幕上:德累斯顿被轰炸的那天晚上,他坐在冷藏室里。头顶上似乎有巨人的脚步声。原来是对轰炸目标投下了一连串烈性炸弹。一个个巨人不停地走动着。冷藏室是个很安全的防空洞,这儿只不过偶尔掉下一层白粉。除了美国俘虏、四个看管他们的卫兵以及几只处理过的全羊、全猪外,没有别的东西在里面。其余的卫兵在轰炸前回德累斯顿家中过舒适的生活去了。他们都与家人一道被炸为灰烬。就这么回事。毕利曾亲眼见过的那些光着身子洗澡的姑娘们在牲畜围场的另一部分较浅的防空洞里正在被活活炸死。就这么回事。隔一会儿,有个下兵到楼梯口看看外面的情况,然后再走下来同其他的卫兵窃窃私语。外面是一片火海。德累斯顿成了一朵巨大的火花啦。一切有机物,一切能燃烧的东西都被火吞没了。到第二天中午,人才可以从防空洞里走出来。当美国人和看管他们的卫兵走出来时,天空已经被浓烟熏黑。太阳好像一个发怒的小针头,德累斯顿这时仿佛是一个月亮,除了矿物质外空空如也。石头滚烫,周围的人全见上帝去了。就这么回事。卫兵本能地相互靠拢,滴溜溜地转动着眼珠。他们的面部一下子一个表情,虽然嘴常常开着,却不吭一声。他们看上去像在无声电影里演出男声四重唱。“水别了,”他们可能唱着,“亲爱的伙计和姑娘;永别了,亲爱的心肝宝贝和朋友,愿上帝保佑他们——”“给我讲一个故事吧。”蒙塔娜·怀尔德赫克在541号大众星动物园里有一次要求毕利给她讲故事。他们躲开大家睡在一起,天篷罩在他们的屋顶上。蒙塔娜怀孕有六个月了,挺着大肚子,不时疏懒地要求毕利给她干这干那。她无法派毕利出去买冰淇淋或草莓,因为屋外是氰化气,而最近的卖草莓和冰淇淋的地方离他们有几百万光年。她可以叫他开冰箱,冰箱上画着骑在一部自行车上的一对茫然失色的男女。这时她可以向他撒娇说:“毕利我的爱,给我讲个故事吧。”“德累斯顿是在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晚被炸毁的,”毕利·皮尔格里姆开始讲道,“第一天,我们从防空洞里走出来。”他告诉蒙塔娜说,那四个又吃惊又悲伤的卫兵像男声四重唱的队员。他说,牲畜围栏的篱笆桩没有了,屋顶窗子没有了,到处躺着小段木料似的尸体。这些人都是在火海里烧死的。就这么回事。毕利还告诉她说,牲畜围场四周耸立的一座座高楼大厦全倒塌了,木头烧掉了,石头坍了下来,重重叠叠地在地上堆成优美的曲线。“就像在月亮上一样。”毕利·皮尔格里姆说。四个卫兵叫美国人排成四列横队,美国人照吩咐排了。然后卫兵让美国人回到已成为他们家的猪房。猪房的墙壁还在,但是窗户和屋顶全没有了,屋内除了灰烬和一团团融化的玻璃外,其它一切化为乌有。他们发现那儿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他们这些幸存者如果要继续幸存下去,就得爬过这个月亮上一个又一个废墟堆。于是他们就这么爬了。这些废墟堆只有从远处看上去才呈滑溜溜的曲线。在上面爬过的人知道,它们是捉摸不定而又崎岖不平的,摸起来烫手,踩上去不稳。如果哪块主要的石头被踏翻了,许多的石头就跟着滚下去,形成矮一些的但较为牢固的曲线。当这个探险队翻越这崎岖不平的月球表面时,谁也不吭声,没有什么合适的话可讲。有件事是显而易见的:城里的每个人,不论是谁,应当都死了。如果城里还有谁在走动,那就是说明轰炸计划仍然有漏洞。月球人是根本不存在的。美国战斗机穿过烟雾察看动静,看到毕利等人在那儿活动,于是用机枪扫射他们,但是子弹打偏了。飞机看到有人朝河边走去时又射击起来,有的人被射倒了。就这么回事。他们的目的在于使战争早日结束。毕利的故事很奇怪地以未遭到轰炸的郊区作为结尾。卫兵和美国战俘黄昏时分来到一家仍开门营业的小旅馆。楼下三个火炉里生着火。楼下的桌椅和楼上铺好的床铺正虚席以待,准备迎客哩。小旅馆里有个瞎眼老板和睁眼老板娘。老板娘掌锅铲,他们的两个年轻的女儿担任招待和女仆。这一家知道德累斯顿已被炸光了。他们一家有眼睛的人都看到它烧呀烧呀直烧个不息。他们知道如今已住在沙漠的边缘,然而照常开门营业。他们擦亮窗户,拨旺炉火,给钟上发条,然后盼望旅客光临。从德累斯顿城里来这儿逃难者不多。钟声嘀嗒嘀嗒地响,火劈劈啪啪地烧,半透明的蜡烛滴着蜡油。有谁在敲门,接着走进来四个卫兵和一百个美国战俘。老板问卫兵,他们是不是打从城里来的。“是的。”“还有人来吗?”卫兵答道,在他们选择的那条难走的路上,他们没有看到别的活人。瞎眼老板说,美国人晚上可以睡在马房里。他给了他们汤、咖啡代用品和少量啤酒,然后走进马房听他们在稻草上睡觉。“晚安,美国人,”他用德语说,“祝你们睡个好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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