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信息公开 2019-08-22 20:23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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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内古特,五号屠场

听:毕利·皮尔格里姆挣脱了时间的羁绊。他就寝的时候是个衰老的鳏夫,醒来时却正举行婚礼。他从一九五五年的门进去,却从另一个门一九四一年出来。他再从这个门回去,却发现自己在一九六三年。他说他多次看见自己的诞生和去世,随心所欲地回到他的生与死之间的一切事件中去。他是这么说的。毕利在时间上患了痉挛症,无法控制他下一步往哪儿去,而且那行程也未必有趣。他说他经常像新演员一样,感到怯场,因为他从不知道下一步他得表演他生活的哪一部分。毕利于一九二二年出身在纽约州的埃廉市,是那儿一位理发师的独子。他是个样子有趣的孩子,以后又成了个样子有趣的青年——高而瘦,外形像一只可口可乐瓶子。他在埃廉高中毕业时名列前茅,是班上的第三名,然后在埃廉验光配镜专科学校夜大学念了三个月便应征入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兵役。战争期间他父亲因为打猎出事而逝世。就这么回事。毕利曾作为步兵参加过欧洲的战斗,并被德军俘虏。他一九四五年光荣退伍后.重新进入埃廉验光配镜专科学校学习。念到四年级时,他与这所学校的创始人和校产所有人的女儿订了婚,而后就患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他在普莱西德湖附近的退伍军人医院进行医治。医院给他进行电休克治疗后就让他回家了。他和他未婚妻结了婚,完成了他的学业,由岳父帮他在埃廉市开业。埃廉这地方对从事验光配镜的人特别有利,因为通用锻铸公司就在那儿。每个职工都需要配一副安全眼镜,在进行生产的地方都得戴上它。这家锻铸公司在埃廉有六万八千名职工,需要大量的镜片和镜架。镜架能赚钱。毕利发了财。他有两个孩子,巴巴拉和罗伯特。他的女儿巴巴拉长大后嫁给了另一个配镜师,毕利也资助他开了业,毕利的儿子罗伯特在高中时老惹麻烦,但后来参加了著名的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他改邪归正,成了一个好青年,正在越南打仗。一九六八年初,包括毕利在内的一批配镜师包了一架飞机从埃廉飞往蒙特利尔参加国际配镜师会议。飞机在佛蒙特州的糖槭林山顶撞毁,除毕利外全部死亡。就这么回事。当毕利正在佛蒙特的医院里康复时,不料他的妻子却意外地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去。就这么回事。在飞机撞毁后,毕利终于能回埃廉市自己的家里,过了一阵安静的日子。他头顶上有一块可怕的伤疤。他不再重操旧业。他请了个管家。女儿几乎每天到他这里来。后来,毕利事先也没讲一声,便到了纽约市,在广播电台的通宵节目里发表讲话。他大谈挣脱时间羁绊的问题。他还说他一九六七年被一架飞碟绑架,这飞碟是从541号大众星①来的。他说他被带到那儿,把他光着身子放在动物园里展览。他在那儿与蒙塔娜·怀尔德赫克结为夫妻,这女人原是地球上的电影明星。【①音译为特拉德麦多尔。作者在他的另一本小说《泰坦星上的海妖》中说,特拉德麦多尔一字有两种含义:“我们大家”和“541号”。】一天夜里,埃廉市晚睡的人听到了毕利在广播中的讲话,其中一个人把这事告诉了毕利的女儿巴巴拉。巴巴拉大为不快,便和丈夫到纽约把毕利带回家。毕利和气地与女儿说,他在广播中的讲话都是真的。他说,在女儿举行婚礼的那天晚上,他被都架走了。他说谁也没有发现他不在,因为他们使他穿过时间的经线,在541号大众星上度过了多年,而离开地球的时间却只不过一微秒。一个月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然后毕利写了一封信给埃廉市的《新闻领袖报》,并在该报上发表了。信中描述了541号大众星上的生物。信上说他们有两英尺高,呈绿色,形如铅管。他们用吸盘吸在地上。他们的手臂极为柔软,通常都冲着天空。每只手臂的顶端有一只小手,掌心有一只绿眼。他们态度友好,能见到四维空间。他们为地球上的人只能见到三维空间而感到可惜。他们可以教给地球上的人许多奇妙的玩艺儿,特别是关于时间的概念。毕利应允他将在下一封信中谈谈这些奇妙的玩艺儿。第一封信发表时毕利正在写第二封信。信的开头是这样的:“我在541号大众星知道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是:当人死去时,他只是貌似死去。他在过去仍然是非常富有活力的。因此人们送葬时哭泣是很愚蠢的。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时间一直存在,而且永远存在。541号大众星生物可以看见不同的时间,比方说像我们一下子看到落矶山脉一样。他们能见到所有的时间长存不灭,而且可以见到他们感兴趣的任何时间。我们地球上的人认为时间好似一串念珠,一个紧挨一个,而且认为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这种看法只不过是幻觉。“当541号大众星牛物看到一具尸体,他只不过认为这个死人在那特定的时间情况不妙,但他在其它许多时间却很好。如今,当我听说某人死了,我只耸耸肩,并像541号大众星生物谈到死人时那样讲一句:‘就这么回事’”。如此等等。毕利正在那空房子的地下室的娱乐室里写这封信。这一天是他的管家休息。娱乐室里有一架旧打字机。这东西很笨,与蓄电池一样重。毕利不便把它搬得很远,因此不能在别的地方而只好在娱乐室写这封信。加热器停了。一只老鼠把通恒温器的电线的绝缘层咬破了室内温度下降到华氏五十度,但是毕利一点没注意到冷,他还穿得很单薄。虽然已是下午四点钟了,他仍然光着脚板穿着睡裤和睡衣。他那光着的脚板都已冻得又青又白。不过,毕利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一团火正在燃烧着。毕利认为他把时间的真情告诉人们,可以使许多人得到安慰,正是这一信念使他感到心里热乎乎的。上面的门铃响了又响。那是他女儿巴巴拉要进来。接着她用钥匙开了门,走过他头顶上那个房间的地板,喊着:“父亲呢?爸爸,你在哪里。”如此等等。毕利没有回答她,于是她几乎变得歇斯底里起来,以为要见到他的尸体啦。后来她意想不到地朝那娱乐室望了一眼。“我叫你,你为什么不回答?”巴巴拉站在娱乐室门口问道。她手里拿着当天下午的报纸,上面登载了毕利描述的541号大众星上朋友们的一封信。“我没听见。”毕利说。附带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年仅二十一岁的巴巴拉认为他父亲已经衰老了,其实他才四十六岁——他之所以衰老是由于他在飞机失事中脑部受了损伤。她也自认为是一家之长,因为她曾张罗母亲的葬礼,又曾为毕利找了一个管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事。而且巴巴拉和她的丈大还得照顾毕利商务上的事情,而这方面的事务是相当多的,因为毕利似乎已不再注意这些事了。如此年轻就承担这些重担使她成了一个饶舌的女人。同时毕利竭力想维护自己的威严,想说服巴巴拉和大家相信他不但一点儿不老,而且相反,正专心致志于比商务高尚得多的事。他认为他现在所从事的工作不亚于给地球上的人配矫正眼镜呢。毕利认为许多的人之所以迷惘、沉沦是因为他们不能像他的541号大众星上的朋友对事物看得那样透彻。“别骗我,爸爸,”巴巴拉说,“我很清楚你听到我叫你的。”她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姑娘,只是她的腿和爱德华时代的大钢琴的腿相似。接着她为报纸上登的那封信大吵大闹。她说他正把自己和他的亲友变成笑柄。“父亲,父亲,父亲——”巴巴拉说,“我们拿你怎么办呢?你要逼我们把你送到你妈妈那里去吗?”毕利的母亲仍然活着。她躺在埃廉市边缘被称之为松树丘的老人收容所的床上。“我的信里有什么东西使你这么生气,”毕利问道。“全是疯话。没有一句是真的!”“全是真的”毕利没有跟着发火。他从不生气,就这一点而言,他是很可爱的。“没有541号大众星这么一个行星嘛。”“如果你要问这件事,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地球上看不到它,”毕利说,“从541号人众星上也看不到地球它,它们都很小,而且离得很远。”“你从哪儿找来541号大众星这么一个名字?”“住在那儿的生物是这么称呼它的。”“哦,上帝,”巴巴拉说,并且转过身来,用击掌表示自己的失败。“我可以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吗?”“当然可以。”“为什么在飞机失事之前你从未讲过这事呢?”“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如此等等。毕利说他首次摆脱时间的羁绊是一九四四年,远在他去541号大众星之前。541号大众星生物与他摆脱时间羁绊毫不相干。他们只能让他洞悉事物目前实际进行的情况。毕利首次摆脱时间的羁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期间。战时,毕利是随军牧师助理。美军里的牧师助理通常是个可笑的人物。毕利也不例外。他对伤害敌人或帮助朋友都同样无能为力。实际上,他没有朋友。他是牧师的随从,不指望提升或获得奖章,也不背枪,温顺地信仰那位可爱的基督,而大多数士兵对基督感到非常讨厌。毕利在南卡罗来纳州进行军事演习时,曾用防水的黑色小风琴演奏他童年时就熟悉的赞美歌。小风琴上有三十九个键盘和两个音柃——人声音栓和音节栓。毕利还负责保管一个手提祭坛——附有叠进式腿架的草绿色的公文箱。箱上衬着深红的长毛绒,长毛绒上镶着一个铝制的十字架和一本圣经。祭坛和小风琴是新泽西州坎丁市一家真空吸尘器公司制造的——据说是这样的。有次进行演习时,毕利演奏《强大的堡垒,我们的上帝》,这个歌子由约翰·塞巴斯蒂安·贝奇作曲,马丁·路德作词。这是星期天早晨,毕利和牧师在卡洛林纳山旁召集了大约五十个士兵,来了一个有裁判的演习。不一会到处都是有裁判的演习,他们说在这演习的战争中谁取胜,谁就算活着,谁失败,谁就算死了。有裁判的演习带来了有趣的新闻。一个假想的敌人从空中假想地发现了这些集合起来的人群。于是他们都假想地死去了。这些假想的尸体笑了,并且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若干年后毕利想起这件事时,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边假装死边吃饭的情景,他们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同541号大众星生物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一样的。演习快结束时,毕利因紧急事件部队批准他立即请假回家,因为他父亲,纽约州埃廉市的理发师在狩猎逐鹿时被一位朋友开枪误打死啦。就这么回事。毕利假期结束回到部队后,接到命令要他到国外去。在卢森堡作战的一个步兵团的指挥连需要他。这个团的牧师助理于执行任务时丧了命。就这么回事。毕利到团里时,这个团正在著名的突击部战役中遭到德军歼灭。毕刹永远没见到他准备前往协助的那位牧师,也没有领到钢盔和军靴。此时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正值德军发动最后一次强大攻势之际。毕利幸存了下来,但是他迷惘地徘徊于远离德军新战线的后方。三个不那么迷糊的流浪汉允许毕利尾随在他们后面。三人中两个是侦察兵,一个是反坦克炮手。他们没有吃的,也没有地图。为了躲避德国人,他们需要在万籁俱寂的乡间走着,饿了就用雪充饥。他们成一路纵队前进。走在前面的是两个侦察兵,他们聪明、文雅、安静,身上背着来福枪。随后是反坦克炮手,他身体笨重,呆头呆脑,为了警戒德国人,一只手中拿着一支零点四五英寸口径的柯尔特式自动手枪,另一只手中握着一把匕首。最后一个是毕利·皮尔格里姆,他两手空空,凄惨惨地准备一死。他的样子反常得可笑——身高六英尺三英寸,而胸腔和双肩却好像火柴盒。他没有铜盔,没有大衣,没有武器,也没有长统军靴。他脚上穿的是廉价的短统民用鞋,那还是他为参加父亲的葬礼而买的。他已经丢了一只鞋后跟,因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这不自觉地高一脚低一脚的舞步使他臀部的关节隐隐作痛。毕利穿着一件薄薄的田间工作的短外套,一件衬衫和一条粗毛料裤子,他长长的衬衣已浸透了汗水。四人中唯有他蓄着胡子,一簇乱蓬蓬的硬胡子。有些硬毛已发白了,虽然他只不过二十一岁。他的头也秃了顶,寒风和剧烈的运动使他满脸通红。他那样子根本不像兵,倒像一只肮脏的红鹤。在他们流浪的第二天,当他们走过一条狭窄的砖头路时,有人从远处向他们四人开枪,放了四枪。第一枪打的是两个侦察兵,第二枪打的是那个叫罗兰·韦锐的反坦克炮手。第三颗子弹打的是那只肮脏的红鹤。当那致命的子弹嗡地一下擦过他的耳朵时,他一动不动地停在路中间。他彬彬有礼地站在那儿,让那个射手又打了他一枪,这是因为他对作战规则作了一种错误的理解:应该给射击手开两枪的机会。第二枪离毕利的膝盖头只几英寸远,从声音上听起来好像足打的一连串子弹。罗兰·韦锐和侦察兵已安全地躲进一个壕沟,韦锐对毕利大吼“离开马路,你这个大笨蛋。”最后一句话在一九四四年出于白人之口,还是很新颖的哩。毕利听了感到既新鲜又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么骂过,但这句话发生了效果,他听了清醒过来,并离开了马路。“还是保你的命吧,你这个小笨蛋。”韦锐在壕沟里对毕利说。几天来他一直在保毕利的命,咒骂他,踢他,打他耳光,拽他走。对毕利残酷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毕利对保全自己的性命无所作为毕利想就此罢休。他又冷又饿,不知所措,无能为力。他已是虽醒犹睡,虽行实止,到第三天上,他仍然没有什么重大改变,仍是走了站,站了走。他希望谁都别管他。“你们别管我,只顾朝前走吧。”他一再这样说。韦锐与毕利一样,是首次上战场。他也是顶替别人的。作为炮兵队的一员,他曾满腔怒火地帮着发射一颗炮弹——是从一座五十七毫米口径的反坦克炮筒里发射的。炮弹在空中发出开拉链似的吱吱声。一条二十英尺长的火舌舔着雪地和树木。火苗所到之处留下了黑色箭头,正好向德国人指出大炮隐蔽的地方。而这发炮弹并末击中目标。那没被击中的目标是一辆虎式坦克。它转动着它那八十八毫米口径的大鼻子嗅着。它看到了地上的箭头,于是开火啦。炮兵队的人除韦锐外全部报销。就这么回事。罗兰·韦锐只有十八岁,刚结束他的大部分时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度过的不幸童年。他在匹兹堡是一个并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呆笨,肥胖,平庸,而且不管他怎样洗来洗去,总洗不掉身上那股咸猪肉味。在匹兹堡别人常常对他感到非常乏味,谁也不愿与他为伍。韦锐感到别人不理他很不是滋味。当别人不理他时,他就找一个比他更不受欢迎的人。装着友好的样子跟他玩一阵子,然后便找个什么借口把那人打得屁滚尿流。他就按此方式行事。他与最终遭他痛打的人形成一种狂热的、色情的、凶杀的关系。他向他们谈起他父亲收集的刀枪、刑具、脚镣等等。韦锐的父亲是个装修水管的工人,他确实收集了这类东西,而且为它们保了四千美元的险。他在这方面不是孤家寡人。许多收集这类东西的人组成了一个大社团,他是其中一员。韦锐的父亲有一次给韦锐的母亲一副尚能使用的西班牙拇指夹刑具,作镇纸用。还有一次他给她一盏台灯,台灯的底座是一个高一英尺的著名的“纽伦堡铁姑娘”的模型。真正的“铁姑娘”是种中世纪刑具,可以说是外形像女人的一座锅炉,里面布满了铁钉。女人的正面有两扇带铰链的门。犯人放进去以后,门就慢慢地关起来。正对着犯人眼睛的地方有两只特大的钉子。锅炉的底部有一条血槽,排出全部血水。就这么回事。韦锐曾经向毕利·皮尔格里姆谈起“铁姑娘”,谈起它底部的那条血槽及其用途。他还对毕利谈到达姆弹①。他还谈到他父亲的大口径小型手枪,这种枪可以放在背心口袋里,但却可以在人身上打出一个大洞,“一只大蝙蝠在它里面飞都碰不到翅膀”。【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一种杀伤力很强的软头子弹。】一次韦锐高傲地与毕利打赌,说他肯定不知道血槽为何物。毕利猜想那就是“铁姑娘”底下的那条血槽,但是不对。所谓血槽就是剑或刺刀上的那道浅槽。韦锐向毕利谈到他在书上读到,在电影上见到,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巧妙的酷刑——还有他自己发明的刑罚。他的一个发明是把牙科医生的钻头插入别人的耳朵。他问毕利最厉害的刑罚是什么。毕利答不上来。原来正确的答案是:“把某人绑起来丢在沙漠的蚁冢上,知道吗?使他脸朝上,在他的生殖器和嘴上全涂满蜜,然后把他的眼皮割去,使他在被蚂蚁螯死之前一直得眼睁睁地望着烈日。”就这么回事。此刻,当韦锐与毕利和侦察兵等人遭到射击后躺在战壕里时,他让毕利仔细端详他的匕首。这把匕首不是政府发的,而是他父亲给他的礼物。刀口长十英寸,它的横断面呈三角形,匕首的柄上有一串铜环,韦锐粗壮的指头就套在这些圆环中。这些圆环很不平常,它的四周还有倒刺。韦锐把这些倒刺放在毕利的颊旁,轻轻地刺着他的脸蛋说:“尝尝它的滋味,怎么样——嗯?嗯——?”他问道。“不好受。”毕利说,“你知道刀口为什么是三角形的?”“不知道。”“这样,它留下的伤口就不能愈合。”“噢。”“它会在身上留下三面的伤口。用一般的刀砍人,只会留下一条裂口。对吗?一条裂口一下子就愈合了,对吗?”“对。”“放屁,你懂什么?你们大学里教些什么鬼东西呀?”“我在那儿的时间不长。”毕利说,这是真话。他在大学里只呆了六个月,而且还不是正规大学,而只是埃靡市验光配镜专科学校的夜校。“典型的大学生。”韦锐尖刻地说。毕利耸耸肩。“从生活中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韦锐说,“你会发现这一点的。”蹲在战壕里的毕利对此不置可否,因为他认为谈话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然而毕利有点儿想讲,对于三角形伤口他是略知一二的。毕利毕竟在童年时代的几乎每天早晚对酷刑和可怕的伤口进行过思考?毕利在埃廉市他的小卧室的墙上挂着一个非常令人毛骨悚然的钉着耶稣的十字架。一位外科军医,会十分赞赏艺术家在再现基督的伤口时所表现的临床上的真实性。这些伤口包括矛和荆棘留下的伤痕,还有铁钉戳的洞。毕利的基督死得很惨,真叫人可怜。就这么回事。毕利虽然是看着墙上的那个可怕的钉着耶稣的十字架长大的,却不是天主教徒。他的父亲不信教。他母亲在该市附近好几个教章里作过代理风琴手。她演奏时,常常把毕利带在身边,也稍微指点他如何弹琴。她说等她断定那个教会正确后,就立即皈依它。她从未断定出来。但她对于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却产生了强烈的喜爱。当他们的小家庭于大萧条期间到西部旅行时,她从桑大·费礼品店买了一个那种十字架。她像许多美国人一样,企图从礼品店里找到的物品中建立某种有意义的生活。就这样,耶稣受难十字架在毕利·皮尔格里姆的墙上挂起来了。两个侦察兵一面在战壕里欣赏来福枪的胡桃木枪托,一面咬着耳朵说,又可以走出战壕了。十分钟过去了,却没有人来看一看他们是否被打中,也没有谁来结束他们的性命。向他们开枪的人显然离他们很远,而且是单个儿。四个人从战壕里爬出来没有再遭到袭击。他们像不幸的大哺乳动物爬进大片森林,然后直立起来,并快步前进。这是一座阴暗而古老的森林。松树井列成行,中间没有矮树丛。地上覆盖着四英寸厚的积雪,雪上不见一点痕迹。这几个美国人却不得不留下足迹,它们像书上画的舞蹈图解一样清晰:起步,滑步,停——起步,滑步,停。“就谈这些,你可别告诉其他人!”他们出发时罗兰·韦锐警告毕利·皮尔格里姆说。韦锐看起来像特威德尔丹姆或特威德尔迪①,一身包扎得紧紧的,随时准备战斗。他又矮又胖。【①此处系指矮胖子。】部队发的装备和家里给他的礼物,他应有尽有:钢盔、钢盔衬垫、羊毛无边帽、围巾、手套、棉毛衫、羊毛衫、毛线衣、运动衫、上军装、短外衣、外套、棉毛裤、羊毛裤、毛线裤、线袜、毛线袜、军靴、防毒面具、饭盒餐具、急救箱、匕首、军毯、半幅双人帐篷、雨衣、防弹圣经、一本名为《熟悉敌情》的小册子、一本名为《我们为什么作战》的小册子以及一本有英语注音的德语词组小册子,它可以帮助韦锐向德国人作如下的发问:“你们的司令部在哪儿?”“你们有多少榴弹炮?”或者告诉他们:“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如此等等。韦锐有一块质地坚而轻的木块,被认为是狐壕枕,还有一个医药箱,里面装有两只坚韧的“谨防疾病”的避孕套。他有一只哨子,他在被提升为下士以前不准备给任何人看。毕利和两个侦察兵都是瘦子。罗兰·韦锐身上倒可以烤出油束。那一层层羊毛衣服、皮带和帆布使他简直成了一个热烘烘的火炉。他精力旺盛,在毕利和两个侦察兵之间跑来跑去,传递没有人叫他传递也没人高兴收到的哑口令。由于他比别人忙碌得多,他开始认为他是他们的头目。他很热,而且又被衣服包得紧紧的,因此他似乎不感到危险了。他的视野局限于他透过钢盔帽沿与围巾之间的一条细缝所见到的小天地。他从家中带来的这条围巾遮掩着他鼻梁下的整个面部。他裹着这条围巾感到很舒服,以致可以自己骗自己说,他已从战争中幸存下来,安然回到家里,并对他的双亲和妹妹讲述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其实战争仍在进行。韦锐叙述的真实战争故事是这样的:德军大举进攻,韦锐和他的反坦克伙伴们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最后只韦锐一个人幸存下来。情况就这样。后来韦锐碰上了两个侦察兵,他们立刻变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决定要打回去,找到自己的队伍。他们将快步前进。他们决不投降。他们彼此一一握手。他们自称为“三个火枪手”。但是这时这个倒霉的刚上大学的毛孩子,这个根本不配参军的病夫却提出能不能让他跟在后面一块儿走。他连一支枪,一把刀都没有。他甚至没有钢盔,没有帽子。他连好好地走路都不会——老那么一瘸一拐的,很容易暴露目标,因此叫人看了真急得要发疯。他那样子也叫人可怜。“三个火枪手”一路上把这个大学生毛孩子连拖带拉地带回部队,韦锐的故事是这样讲的。他们救了他,免遭上帝的谴责。在实际生活中,韦锐常要折回看一看毕利有没有出了什么事。他告诉两个侦察兵等等他,他要回去找那个大学里的小家伙。他从矮树下走过。树枝咕咚一声打在他的钢盔顶上,但韦锐没听见一只大狗在什么地方汪汪地叫,韦锐也没听见。他的战争故事正进入非常激动人心之处。一位长官正祝贺“三个火枪手”,并说要为他们申请铜星奖章。“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吗?”长官问。“有,长官,”一个侦察兵说,“我们想一直呆在一起,直到战争结束,长官。你有什么办法能保证‘三个火枪手’不被拆散吗?”毕利·皮尔格里姆在森林里停下来了,倚靠在一棵树上闭上眼睛。他的头倾到后面,鼻孔怒张,像一个诗人在安息国似的。他的注意力开始庄严地回旋在他生命的圆弧中,到达死亡,它是紫色的火光。没有什么别的人在那里,别的什么也没有,只有紫光——和嗡嗡声。接着,毕利又回旋到活的时刻,再倒退到出生之前,这时是红色的光和噗噗声。然后他又回旋到活的时刻而停了下来。这时他是一个小孩,同他那多毛的爸爸在埃廉市基督教青年会洗淋浴。他闻到隔壁房间游泳池里的氯气味,听到跳板发出的隆隆声。小毕利感到害怕,因为他父亲说要任凭毕利自己沉浮学习游泳。他父亲将把毕利扔进深水里,而毕利将因此而学会游泳。这事简直像受刑。当毕利的父亲把他从淋浴室抱到游泳池去时,他浑身麻木了、他闭起了眼睛。等他睁开双眼时,他已沉入池底,听见到处都有悦耳的乐曲。他失去了知觉,但乐声仍不绝于耳。他模糊地意识到有人在援救自己。毕利对此感到不高兴。他从那儿作时间旅行来到一九六五年。这时他四十一岁,正前往松树丘访问他衰老的母亲,仅一个月前他把母亲送进了这个老人收容所。她得了肺炎,看来活不了啦。然而,她却又活了若干年。她的声音十分微弱,因此毕利要听她讲话,只好把耳朵凑近她那白纸般的嘴唇。她显然有很重要的话要讲。“怎么……”她刚开始又停了下来。她十分疲倦。她希望她没有讲完的话,毕利可以代她讲出来。但是毕利不知道她心里想什么。“怎么什么呀,妈妈?”他催问道。她很艰难地咽了一口气,淌了几滴眼泪。接着她从她那整个衰朽的躯体,甚至从她的脚趾和指头拚命凑集力量,她终于聚积了足够的气力低声说完了这句话:“怎么我变得这么老啦?”毕利的老母去世了,他跟着一位漂亮的护士走出房来。当毕利进入过道时,一具盖着床单的老头儿的尸体正被人用车子推着从身旁送走。此人当年是一位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就这么回事。这事情发生在毕利因飞机失事而摔破脑袋之前,而且在他大谈飞碟与时间旅行之前。毕利在候诊室里坐下。他这时还没有成为鳏夫。他感到他那垫得又软又厚的椅子坐垫下有个硬东西。他把它拖出来,发现它原来是一本书,是威廉·布莱福德·胡伊所著的《二等兵斯洛威克行刑记》。这本书叙述了编号为36896415的兵士斯洛威克在美国行刑队前被处死的真实情况,自南北战争以来,他是美军中由于胆小怕死而被处死的唯一士兵。就这么回事。毕利读到军法参谋回顾这一案件时的意见,意见的结尾部分是这样写的:他已直接地向政府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今后能否维持纪律有赖于对此挑战作出坚决的答复。如果开小差可以处以死刑,此案即应以死刑论处。就此案而言,死刑并非惩罚性措施,亦非报复手段,而是为了维护纪律,只有依赖纪律,当孤军作战时,才能克敌制胜,此处心慈手软实不足取,也无人作如是主张。就这么回事。毕利于一九六五年眨眨眼睛,便在时间上旅行到一九五八年。他参加为小联队举行的盛宴,他的儿子罗伯特是这个球队的队员。球队的教练正在讲话:“说老实话,我认为给这些队员当个送水员也是光荣的。”毕利于一九五八年眨眨眼睛,便在时间上旅行到一九六一年。正是新年除夕,毕利因为在宴会上喝得酩酊人醉而大丢其脸,参加宴会的人都是从事验光配镜行业的,或是嫁给配镜师的。毕利通常不大喝酒,因为战争败坏了他的肠胃。但这天他确实喝了大量的酒,而且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妻子瓦伦西亚不忠。他不知怎的把一个女人勾引到洗衣房,然后就坐在开动着的煤气干燥器上。那女人也很醉了,她让毕利脱去她的紧身褡。“你刚才要跟我讲什么来着?”她问。“没什么。”毕利说。他的确认为没什么。他想不起那女人的名字啦。“他们为什么不叫你威廉却叫你毕利?”“由于商务上的原因。”毕利说。这是真话。他那位拥有埃廉市验光配镜专科学校并帮助他开业的老丈人,在这方面是一个天才。他要毕利鼓励别人叫他这个名字——它使人不容易忘记。它还会使他似乎具有那么一点儿魔力,因为这一带别的成年人都不叫这个名字。并且它使别人不得不把他当成朋友。大约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情,人们都对毕利和那女人表示厌恶,毕利不知怎的走进了自己的小汽车,设法想找到驾驶盘。此刻主要的是要找到驾驶盘。最初,毕利像风车似的转动双臂,希望能侥幸找到。这个办法没有奏效,他便一丝不苟地进行毫不放松的摸索。他让自己紧靠左边的车门,然后搜索他面前每一平方英寸的空间。他仍旧没有找到驾驶盘,他向前移动六英寸,再继续搜索。奇怪的是,他最后已贴近右边的车门了,却仍没发现驾驶盘。他认为一定有人把它偷走了。他从汽车里走出来,大为恼火。原来他坐在汽车的后座上,哪能找到驾驶盘呢?这时有谁摇醒了毕利。毕利仍有醉意,仍为驾驶盘被偷而生气。他又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躲在德军的后方。摇晃他的是罗兰·韦锐。韦锐扭住毕利田间工作的上衣的前摆,把他往树上撞,然后又拖着他离开那棵树,顺着他便劲的方向把他摔开。毕利停下来,摇摇头。“你朝前走吧。”他说。“什么?”“你们走,别管我。我没问题。”“你没什么?”“我很好。”“上帝呀——我见人生病就讨厌。”韦锐透过从家里带来的围了五层而现在带有湿气的围巾说。毕利从来未见过韦锐的脸。一次他竭力想象他的样子,想到了放养活鱼的盆里的癞蛤蟆。韦锐推推踢踢,使毕利走了四分之一英里。两个侦察兵正在一条冰冻的小河中间等着。他们听到了狗吠,也听到有人来回呼叫——好似熟知猎取物在何处的猎人呼叫。小河岸相当高,侦察兵站在两岸之间,外面的人根本看不见。毕利可笑地、摇摇晃晃地走下河岸。韦锐跟在他的后面,身上冒着热气,哗啦哗啦、叮叮噹噹地乱响。“他在这儿,伙伴们,”韦锐说,“他不想活了,但是他横竖得活。凭上帝发誓,如果他能活下去,他得感谢‘三个火枪手’。”两个侦察兵还是第一次听说韦锐把他们和他本人叫做“三个火枪手”。毕利·皮尔格里姆在河床上想:他,毕利·皮尔格里姆,正毫无痛苦地化为蒸气。如果别人能让他单独地呆上片刻,他想,他决不会再给任何人添麻烦。他愿化为蒸气飘到树梢上去。那只大狗又在什么地方汪汪叫了。恐惧、回声和冬日的寂静使狗的叫声像大铜锣一样地响亮。十八岁的罗兰·韦锐巴结地站在两个侦察兵之间,用他肥大的双臂一边抱住一个。“那么,‘三个火枪手’现在干什么呢?”他问。毕利·皮尔格里姆正陷入愉快的幻觉之中。他穿着干燥、温暖的白色弹力袜,在跳舞厅的地板上滑步。数以千计的人为他喝彩。这不是时间上的旅行。这事从未发牛过,将来也不会发生。这是一个鞋子里塞满了雪的正要死的年轻人的胡思乱想。一个侦察兵低下头,让唾沫从嘴唇上流下来。另一个侦察兵也是如此。他们研究唾沫对雪和历史的极微小的作用。他们个儿小,举止优雅。他们以前曾多次呆在德国人的后方——像林中的动物一样,时时刻刻生活在有益的恐怖中,用脊髓而不是用头脑进行思考。他们现在从韦锐的友爱的手臂下挣脱出来。他们告诉韦锐说,他和毕利最好去向什么人投降。侦察兵不会再侍候他们了。于是他们把韦锐和毕利撇在河床上不管。毕利·皮尔格里姆接下去溜冰,穿着汗湿的袜子表演花样滑冰,这些花样简直令人叫绝——转圆圈,然后踮着脚尖站住,如此等等。喝彩声不断,但是随着幻觉转变为时间上的旅行,喝彩声的调子也变了。毕利不溜冰了,他此刻站在纽约州埃廉市一家中国餐馆的讲台后面,时间是一九五七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一两点钟。狮社的会员正起立为他鼓掌。他刚被选为该社社长,因此他应该讲几句话。他吓呆了,认为大家完全弄错了。这些资产雄厚的有钱人就会发现他们选举了一个荒谬可笑的流浪儿。他们会听到他脆弱的芦笛般的声音,是他战争期间有的特殊声音。他咽了一口气,他知道他的喉咙不过是用柳条制的一只口哨。更糟的是他无话可讲。人群安静下来,大家都红光满面。毕利张开嘴巴,发出深沉、洪亮的声音。他的嗓子是很好的乐器。他讲的笑话博得满场喝彩。他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他又讲了几句笑话,最后讲话的口气很谦恭。这一奇迹的意义是:毕利正在学习对公众演讲。然后他又回到冰冻的河床上。罗兰·韦锐准备把他打得屁滚尿流。韦锐满怀悲愤,他又被抛弃了。他把手枪塞进枪套子,把刀插进刀鞘,就是那把三面都有血槽的三角刺刀。然后他使劲摇晃毕利,敲他的脑袋瓜,并把他往堤岸上撞。韦锐透过他从家里带来的,围了几层的围巾咆哮着,哭着鼻子。他用令人难以理解的言词讲述他为毕利所作的牺牲。他大讲特讲“三个火枪手”的虔诚和英雄行为,以鲜明的、热情奔放的色彩描绘他们的美德、宽宏大量和他们获得的不可磨灭的荣誉,以及他们为基督教作出的贡献。韦锐认为,这一战斗组织不复存在,完全是毕利的过错,毕利应该受到惩罚。韦锐猛打了一下毕利的下巴颏,把他从岸上打到河中间覆盖着雪的冰上。毕利四肢着地,趴到冰上,韦锐又踢他的肋骨,让他在雪地里打滚。毕利竭力想把自己蜷缩成圆球。“你根本就不该当兵。”韦锐说。毕利不由自主地发出痉挛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笑声。“你认为可笑,嗨?”韦锐问。他绕到毕利的背后。由于遭到踢打,毕利的外套、衬衫和内衣都被推到肩膀附近,因而使背部袒露在外面。毕利的可怜的脊椎棘突离韦锐的军靴头只几英寸远。韦锐缩回右靴,一脚踢在毕利的脊梁骨上,踢在他神经中枢通过的椎管上。韦锐准备摧毁这只椎管。但是这时韦锐发现有人在看他。五个德国兵和一只用皮条系着的警犬正朝河床上看。德国兵的蓝眼睛里充满着非战斗人员的朦胧的好奇心,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一个美国人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要竭力杀害另一个美国人,而受害者居然还笑。

毕利·皮尔格里姆说,在541号大众里生物看来,宇宙不像许多明亮的小点。他们能同时看见每个星星的过去、现在以至将来的去向。所以在他们看来,天空里充满了一条条纯净的、灿烂的光芒。他们也不把人类看成是两脚动物,而看成是大百足虫,用毕利·皮尔格里姆的话说,是“婴儿的腿在一端,老人的腿在另一端”的百足虫。毕利在去541号大众星的途中,想要些读物看看。他的劫持者把五百万部地球上的书录在微型胶卷上,但在毕利的座舱里无法投射放大。他们只有一本实在的英文书,将藏在541号大众星的博物馆里。这本书是苏珊·杰奎琳的《姑娘之谷》。毕利读了,认为它有些地方写得很好。书里人物自有他们的悲欢离合。但毕利不愿再重读那老一套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于是询问这儿有没有其它的读物可看。“只有541号大众星小说,恐怕你读不懂。”墙上的扬声器说。“不管怎么说,让我看一本吧。”于是他们给他送来好几本。书很小,十来本的体积也许只有一本描写悲欢离合的《姑娘之谷》那样大小。毕利当然读不懂541号大众星上的文字,但至少能看到书的版面是怎样设计的,一簇簇简洁的符号,由许多星号分开。毕利看了发表感想说,这一簇簇符号也许是电报。“正是的。”一个声音说。“是电报?”“在541号大众星上没有电报。不过你说得对:每一簇符号是一则简明而急迫的消息,描写一桩事态,一个场景。我们阅读这些符号并不按先后次序,而是一览无余的。所有的消息之间没有特定的联系,除非作者细心地进行加工。这样一下子读完以后,符号便在读者脑海里产生一个美丽、深刻和令人惊异的、活生生的印象。故事没有开头,没有中段,没有结尾,没有悬念,没有说教,没有前因,没有后果。我们的书使我们感到喜爱的是:一下子就看到许多美妙时刻的深奥道理。”一会儿工夫飞碟进入了一个“时间经线”。毕利被抛回到童年时代。他这时十二岁,同他们的父母站在大峡谷边缘的“明亮的安琪儿点”上,浑身簌簌直抖。这个人类的小家庭的全体成员正向一英里深的谷底目不转睛地张望哩。“嗯——”毕利的父亲说,勇敢地把一块小圆石子踢进空中,“就在那儿啦。”他们驾了汽车来到这块游览胜地。他们的车胎沿途七次爆裂。“真是不虚此行,”毕利的母亲欣喜若狂地说,“啊,天哪,值得来呢。”毕利不喜欢这个大峡谷。他想他一定会跌进去的。他的母亲碰了碰他,他把裤子尿湿了。其他的旅游者也俯视大峡谷,一个森林看守人在回答旅游者提出的问题。一位老远地从法国来的法国人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这位森林看守人打听是不是有许多人从这儿跳下去自杀。“有的,先生,”他回答说,“每年大约有三个。”就这么回事。毕利作丁一次很短的时间旅行,只有十天光景,所以他还是十二岁,仍同他的一家在西部旅行。他们现在到了卡尔斯巴德大洞穴。毕利祈祷上帝,但愿洞顶在他离开以前别坍下来。一位森林看守人解释说,一个牧童看见大群大群的蝙蝠从地洞里飞出来,于是发现了这个大洞穴。他说,他要关上洞穴里所有的灯,也许大多数人会生平第一次陷入漆黑之中哩。灯灭了,毕利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在世上。接着什么可怕的东西浮在他左边的空中,数目不少呢。他的父亲掏出怀表,这是夜光表。毕利从一团漆黑走进强烈的灯光中,发现自己回到战场,又回到灭虱站。淋浴已经洗完。一只看不见的手关了水龙头。毕利取回他的衣服,衣服还和原来一样脏,只不过生活在上面的小生物全死了。就这么回事。新发给他的外套因冰化了而变软,毕利穿起来嫌太小。外套上有毛领和红绸衬里,显然是给乐队指挥穿的,这人可能和拉手摇风琴的猴子的个儿一样大。外套上弹痕累累。毕利穿上衣服,同时也穿上那件小小的外套。外套的背部绷开来了,肩部也裂了缝,袖口完全脱落了。因此这件外套变成了一件带毛领的背心。它本来是在腰部向下放大,呈喇叭形的,但毕利穿上后,它却都在胳肢窝那儿膨胀开来了。德国人发现他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看到的最令人发笑的人之一。他们笑呀笑呀直笑个不停。德国人命全体美国人以毕利为基准排成五列横队。然后整个队伍开出去,又穿过一扇扇门。他们见到了更多挨饿的、面孔发亮的俄国人。美国人比刚才活跃些。热水淋浴使他们兴奋起来了。他们来到一间小屋,那里一个只有一只胳膊、一只眼睛的班长在一本红色大簿子上写上每个战俘的姓名和号码。现在他们正正当当地活着,而这以前,他们被认为失踪或阵亡了。就这么回事。当美国人等着继续朝前走时,队伍的最末尾发生了争吵。一个美国人讲了句什么话,一个卫兵听了不高兴。他懂英语,他把这个美国人从队伍里拉出来,把他打倒在地。这美国人吃了一惊。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口吐鲜血。他的两颗牙被打掉了。他表示他讲话并无恶意,他显然没想到那卫兵会听见而且听懂了他的话。“为什么打我?”他问卫兵。卫兵把他推回队伍里去。“非什么打你?非什么不打别人?”①他说。【①德目兵讲的蹩脚英语。】毕利·皮尔格里姆的名字被写在俘虏营的登记簿上时,他还领到一块挂在脖子上的印有号码的铁牌子。印号码的是一个波兰来的苦工。他现在已经死了。就这么回事。德国人叫毕利把这块牌子和他那块美国军人牌①一起挂在脖子上,他照办了。这块德国牌子像一片苏打饼干,中间穿了孔,身强力壮的人用手就可以一掰两半。假若毕利死了,就将牌子的一半标记在他尸体上,另一半标记在他的墓前。【①战时美目士兵挂在颈上的小牌子,刻有姓名和所属部队。】那可怜的中学教员埃德加·德比后来在德累斯顿被枪毙后,医生宣布他已死,并把他的牌子一掰两半。就这么回事。美国人在登过记并且挂上牌子以后,又由卫兵带领穿过一扇扇门。再过两天,他们的家庭将从国际红十字会获悉他们仍活在人世间。走在毕利身后的是答应要为罗兰·韦锐报仇的小个儿保罗·拉扎罗,他此刻想的不是报仇,而是他可怕的腹痛。他的胃已缩小到胡桃那么大,干缩的胃囊像生疖子似地疼痛。拉扎罗的后面是可怜的、判决要死的老埃德加·德比。他的美国和德国的牌子像项圈一样展示在他的衣服外面。他曾期望凭他的年龄和智慧能升任上尉,弄个连长当当。如今他却在半夜里来到这个捷克斯洛伐克边界上的德国俘虏营。“立定。”一个卫兵喊。美国人停下步来。他们静静地站在寒冷之中。他们现在住的小屋与他们走过的几千间小屋外表是一样的。不过也有差异:这些小屋有小烟囱,烟囱上飞出的火星像星星般闪闪发亮。一个卫兵在一个门上敲了敲。门一下了从里朝外打开了。亮光立刻射出门外,似乎以每秒十八万六千英里的速度从监狱门逃出。同时走出五十个中年英国人。他们边走边唱《彭赞斯海盗》的插曲:“欢迎,欢迎,我们一伙全在这儿。”这些身体强健、满面红光的歌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抓到的第一批英国战俘中的一些人。他们正向很可能是最后的一批俘虏唱歌。他们有四年或四年多的时间未见过一个妇女或一个孩子,也没见过鸟儿,连麻雀也不能到俘虏营。这些英国人是军官。他们之中每一个人曾在别的牢房试图越狱,至少一次。现在他们被集中在这里,海中的一个死亡中心,在这儿的俄国人正在成批死亡。让这些英国人任意挖地道吧。他们爬出地道时必然会进入被铁丝网网着的长方形地段。跟他们打招呼的将是那些无精打采的走向死亡的俄国人,这些俄国人不会讲英语,没有食物,没有能派用场的情报,也没有逃跑计划。让这些英国人任意去偷车逃走或躲在车里逃走吧,可是他们的住地从来见不到车辆。如果他们高兴的话,可以装病,但这也不能使他们获得去别的地方的机会。英国俘虏大院里有一所医院,俘虏营里只有这么一所医院,里面有六张病床。这些英国人整洁,热情,体面而结实。他们的歌声嘹亮,悦耳。几年来他们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唱歌。几年来他们还一直举重,拉单杠。他们的腹部好像搓衣板。他们的小腿和手臂的肌肉像炮弹。他们全是下棋、打牌、玩字谜游戏、打乒乓球和打弹子的能手。就饮食而言,他们可以归入欧洲首富之列。战争初期,可以把食物送给俘虏,由于办事员粗心大意造成笔误,红十字会每月应该运送给他们五十包食物却运送了五百包。英国人巧妙地把这些食物储存起来,因此当战争行将结束的现在,他们还有三吨糖、一吨咖啡、一千一百磅巧克力、七百磅烟草、一千七百磅茶叶、两吨面粉、一吨罐头牛肉、一千二百磅罐头黄油、一千六百磅罐头奶酪、八百磅奶粉和两吨桔子酱。他们把这些东西保存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他们把敲平的罐头铁皮铺在墙上和地板上,以免老鼠光顾。他们受到德国人的敬慕,德国人认为这样做符合英国人的派头,他们使战争显得时髦、合理而有趣。因此德国人让他们住了四间小屋,虽然一间小屋已足够他们居住。为了交换咖啡、巧克力或烟草,德国人还给他们油漆、木料、钉子和布,供他们修整房屋。在十二个小时之前,英国人已经得知美国客人上路了。他们从未接待过客人,而现在他们就像可爱的小淘气一样工作起来,打扫,烹调,烤面包,作稻草床垫和粗麻布背包,摆好桌子,在每个席位上放上花束和礼品等等之类的玩艺儿。此刻他们在冬夜里唱着歌欢迎他们的客人。他们的衣服散发着筹办盛宴的香味。他们的装束半似打仗的服装,半似户外运动的服装。他们为自己的殷勤好客,为那摆在屋子里的糖果而十分高兴,以致他们唱歌时没有好好看看客人。他们想象自己正为刚平定骚乱面凯旋归来的军官同僚唱赞歌呢。他们一边亲热地把美国人拉到小屋门口,一边让夜空响彻他们男人的胡话和兄弟般的狂言。他们称客人为“美国佬”,告诉他们“有趣的演出”,并断定“杰里①在溜之大吉”等等。毕利·皮尔格里姆茫然不知谁是杰里。毕利走到屋里,站在红通通的铁炉旁边。炉子上炖着十多把茶壶,有的发出嘘嘘声。还有一大锅金黄色的汤。汤很浓。毕利只见汤上面重重地飘浮着一层原汁浓汤的油沫。室内排着一条条为举行宴会而布置的长桌。每个座位上摆着用奶粉罐头盒做的碗,用小罐头盒做的杯子,用细而高的罐头盒作为高脚“玻璃”杯。每个高“玻璃”杯里盛满了热牛奶。每个座位上放着一把保险刀、一条毛巾、一包刀片、一块巧克力、两根雪茄、一块肥皂、十支香烟、一盒火柴、一支铅笔和一支蜡烛。只有蜡烛和肥皂是德国货。它们都带有同样可怜的乳白色光泽。英国人无从知道其中底细:这些肥皂和蜡烛是用犹太人、吉卜赛人、漂亮姑娘、共产党人以及这个国家的其他敌人身上的脂肪制成的。就这么回事。宴会厅被烛光照得通明。桌上摆满一堆堆新烤的白面包、一块块的奶油、一罐罐桔子酱、一盘盘罐头牛肉片。快要搬上桌的还有汤、炒鸡蛋和热腾腾的果酱饼。在小屋的那一边,毕利看见了一些粉红色的拱门,门上悬挂着天蓝色帷幕,还见到了一座大时钟、两把金色的宝椅、一只提桶和一把拖把。这是在为即将举行的招待晚会,演出大家十分熟悉的歌剧《灰姑娘》作准备。毕利·皮尔格里姆因为站得离火红的炉子太近,衣服着了火。他的太小的外套的折边在燃烧。火静悄悄地、不慌不忙地燃烧着,像朽木着了火似的。毕利想知道能不能在这儿找到电话机。他想打电话给他妈妈,告诉她他还活着,而且身体挺好。屋里顿时鸦雀无声了。英国人惊讶地望着他们如此兴高采烈地、简直像跳着华尔兹舞进来的这些邋遢家伙。一个英国人发现毕利身上着火了。“你着火了,小伙子!”他说,并把毕利从炉子边拉开,用手扑灭火星。毕利对此毫无反映,没有讲任何感激的话。那英国人问他:“你能讲话吗,听得见吗?”毕利点点头。英国人满怀怜悯地又在他的身七到处摸摸。“唉,我的上帝呀,他们怎么对待你的,小伙子,你简直不像人了,成了个破风筝啦。”“你真是美国人?”英国人问。“是的。”毕利说。“你的军衔呢?”“士兵。”“你的靴子呢,小伙子?”“不记得了。”“穿那衣服是开玩笑吗?”“什么,先生?”“这玩艺儿你从哪儿弄来的?”毕利费力地想了想。他最后说:“他们给我的。”“杰里给你的?”“谁?”“德国人给你的?”“是的。”毕利不喜欢别人问问题,这些问题使他感到厌烦。“啊哈,美国佬,美国佬,美国佬,”那英国人说,“那衣服对你是侮辱。”“先生,这话怎讲?”“他们故意侮辱你呀。你决不能让德国佬干这种事。”毕利昏倒在地。毕利苏醒过来时,面对舞台,坐在一张椅子上。他好歹已经吃了一些东西,现在看英国人演《灰姑娘》。他身体的某些部分显然有好一会儿工夫在欣赏演出。毕利一个劲儿地哈哈大笑。扮演女人的当然是男人。午夜时钟刚敲了十二下,灰姑娘正在恸哭:“天哪,时钟已经敲过——哎呀,我那倒霉的运气啊。”毕利发觉这两行诗非常滑稽,听了不仅哈哈大笑,而且尖声叫喊起来。他不停地叫喊,直至把他抬出这个小屋而放进另外一间小屋里,医院就设在这儿。这是一所六张病床的医院,除了他没有别的病人。大伙儿七手八脚地把毕利安顿在床上,并把他绑了起来,给他注射了吗啡。另一个美国人自愿照看他。他就是将在德累斯顿被枪毙的中学教员埃德加·德比。就这么回事。德比坐在一张三脚凳上。别人给他看一本书。这本书是斯蒂芬·克莱恩写的《红色英勇勋章》。德比以前读过这书,现在当毕利·皮尔格里姆进入吗啡的乐园时,他又在读这本书了毕利在吗啡的昏迷状态中梦见动物园的长颈鹿。一只只长颈鹿沿着砾石路踯躅向前,接着停下来咀嚼树顶上的糖梨。毕利也成了一只长颈鹿,吃着一只糖梨,是一只很硬的梨,嚼不动,很难嚼出汁水来。长颈鹿们接收毕利为它们的一员,而且可笑地把他看成是它们的同类,一样是无害的动物。两只长颈鹿从对面向他靠拢,然后偎倚着他。它们有着长长的、肌肉发达的、可以形成喇叭口形状的上唇。它们用上唇同他接吻。他们是母长颈鹿,呈米色和柠檬色,角像门上的球形捏手,上面覆盖着鹿茸的嫩皮。嗯,怎么回事呀?夜幕降临长颈鹿的动物园,毕利·皮尔格里姆睡着了,有一会儿没有作梦,接着作了时间旅行。他醒来时头蒙在一床毯子下面,住在军医院一间非暴力的精神病病房里,医院设在纽约州的普莱西德湖附近。时值1948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三年。毕利掀开毯子,把头露出外面。病房的窗子是打开的。鸟儿在窗外啁啾。“普—蒂—威特?”一只鸟儿问他。太阳高高挂在空中,有二十九个病人被指定住在这间病房里。他们现在都在户外休憩,愉快得很,他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如果他们高兴的话,甚至可以回家。毕利·皮尔格里姆也可以享受同等待遇。他们是自愿到这里来的,他们被外部世界吓怕了。他决心在埃廉市验光配镜专科学校读完最后一年。谁也没有想到这时他会得神经错乱症的。大家认为他身体健康,举止正常。现在他住院了,医生诊断他已经精神失常。他们认为这与战争无关。他们断定毕利的精神快崩溃了,因为在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把他甩到基督教青年会游泳池的深水里,还把他带到大峡谷的边缘。被分在毕利邻床的那个人是前陆军上尉埃利奥特·罗斯瓦特①。罗斯瓦特生病和疲惫是由于长期酗酒而致的。【①埃利奥特·罗斯瓦特是作者另一本小说《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里的主人公,是一个所谓‘神圣的傻瓜”。】是罗斯瓦特介绍毕利读科学幻想小说的,特别介绍了他读基尔戈·特劳特的作品。罗斯瓦特在他的床底下收藏了大量的平装本科幻小说。他把这些小说放在一只旅行皮箱里带到了医院。那些可爱的比较脏的书本散发出来的气味弥漫了整个病房,一股像一个月没有换洗的法兰绒睡衣发出的气味或洋葱土豆炖羊肉的味儿。在当代活着的作家中,毕利最喜爱基尔戈·特劳特,科幻小说成了他唯一的读物。罗斯瓦特比毕利机灵双倍,但他和毕利一样,以相同的方式对付相同的精神危机。他们两人都认为人生毫无意义,原因之一是他们有不幸的战争经历和遭遇。例如,罗斯瓦特用枪打死了一个十四岁的消防员,把他错看为德国兵。就这么回事。而毕利目击了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屠杀,即轰炸烧毁德累斯顿。就这么回事。所以他们想重新创造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世界。科幻小说帮了大忙。有一次,罗斯瓦特对毕利谈了一本书上的一桩趣事。那本书不是科幻小说,而是陀斯妥耶夫斯基著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他说,有关人生的一切都包括在这本书里。“但是那已嫌不够了。”罗斯瓦特说。另一次,毕利听见罗斯瓦特对精神病医生说:“我认为你们这些人应该提供许多美妙的新谎言,否则人们简直不想活啦。”在毕利的床头桌上摆着静物:两粒药丸,一只烟灰缸,烟灰缸上搁了三支抽过的香烟,一支还点燃着,一杯汽水。汽水走了气。就这么回事。空气正想从那杯走了气的汽水里逃脱出来,气泡粘在水杯壁上,力量太弱了,爬不出来。香烟是毕利母亲的,她抽起烟来,一支连一支。她去找公共女厕所去了。厕所与已经发疯的陆军妇女队员、海军妇女队员、海岸警卫队女子后备队员和空军妇女队员的精神病房相隔。她马上就会回来的。毕利又用毯子盖住他的头。当他的母亲来精神病房看他时,他总是把脑袋盖在毯子里,而且病情总是变得严重得多,直到她离去。这倒不是她长相丑或口臭或人品不端正。她是一位极为可爱的白种女人,标准体型,标准服饰,棕色头发,受过高等教育。她使他心烦意乱,主要因为她是他的母亲。她使他很为难,很讨厌,很软弱,因为她费了这么多心血给他以生命,使他生存,而毕利却根本没有生的留恋。毕利听见埃利奥特·罗斯瓦特走进来躺在床上。罗斯瓦特的弹簧床吱吱嘎嘎直响。罗斯瓦特块头很大,但力气不大。他的样子看起来似乎是由船头油灰造出来的。毕利的母亲从厕所走回来,坐在毕利和罗斯瓦特的两张床之间的椅子上。罗斯瓦特用悦耳的声调热情地同她打招呼,问她今天身体如何。听到她说身体很好时,他好像感到非常高兴。他试图对他遇到的一切人表示无比同情。他认为这样做会使人生在世感到愉快些。他称毕利的母亲为“亲爱的”,而且正试着用“亲爱的”称呼大家哩。“以后,”她答应罗斯瓦特说,“我还是要到这里来的。毕利那时会掀开毯子,你知道他会说什么吗?”“他会说什么呀,亲爱的?”“他会说:‘你好,妈。’而且带着微笑。他还会说:‘嘻,看到你真好,妈。近来可好?”“今天他就可能会这样说的。”“我每天夜里祈祷。”“这样做是好事呀。”“如果人们现在知道人世间有多少好事是祈祷者祈祷出来的话,他们会大吃一惊呢。”“你从来没讲过比这更富有真理的话,亲爱的。”“你母亲常来看你吗?”“我的母亲死了。”罗斯瓦特说。就这么回事。“我听了很难过。”“她至少生前活得很幸福。”“不管怎么说,这话听了使人感到安慰。”“是的。”“你知道,毕利的父亲死了。”毕利的母亲说。就这么回事。“孩子需要父亲呀。”两个人二重唱似的对话,就这样无休无止地进行着,一个是虔诚的笨太太,一个是空虚的大块头。大块头总是令人愉快地随声应和着“当他生这个病的时候,他还是班上的学习尖子哩。”毕利母亲夸奖说。“也许他太用功了吧。”罗斯瓦特说。他手里拿了一本要想看的书,但他太客气,不好意思一面看书一面谈话,尽管给毕利的母亲以满意的回答是轻而易举的。这本书是基尔戈·特劳特写的《四维空间里的疯子》。书里谈到那儿的人患的精神病是不治之症,因为病因全在四维空中引起的,三维空间的地球上的医生根本不可能查出或甚至想象出病因来。罗斯瓦特挺喜欢特劳特说的一件事:确实有吸血鬼、狼人、妖怪和天使等等,不过他们却在四维空间。根据特劳特的看法,罗斯瓦特所喜爱的诗人威廉·布莱克,以及天堂和地狱也在四维空间。“他同一个非常有钱的姑娘订了婚。”毕利的母亲说。“很好,”罗斯瓦特说,“有时候钱能给人很大的安慰哩。”“它确实能的。”“当然能啰。”“如果拼命追求每个子儿的话,那就没有什么趣了。”“有一个休息室该多好啊。”“验光配镜专科学校是这姑娘的父亲开办的,毕利就在那儿学习。在我们州里,他还拥有六个公司。他有自己的专机,在乔治湖还有一所别墅。”“那是非常美丽的湖呀。”毕利在毯子里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又回到俘虏营,被缚在医院的床上,他睁开一只眼,看见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秉烛阅读《红色英勇勋章》。毕利闭起了那只眼睛,记起并想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老埃德加·德比将站立在德累斯顿废墟上,身后是持枪的行刑队。行刑队由四个士兵组成。毕利以前听说过,按惯例要把一只装空子弹的枪发给行刑队里的某个人。毕利认为在连连战乱中,不会对一个小小行刑队考虑发空子弹的。英国俘虏的头头到医院里来为毕利进行检查。他是在敦刻尔克被俘的一个步兵上校。给毕利注射吗啡的就是他。这个大院里没有一个真正的医生,因此诊治的事归他管。“病人怎么样了?”他问德比。“不省人事。”“但没有死。”“是的。”“多好哇——什么也不知道,但又不失为活人。”德比站起来,作了个可怜的立正姿势。“不用啦,不用啦,还是坐下吧。现在每个军官只带两个兵,而且所有的兵都病倒了。我想我们可以免去官兵之间的一般礼节啦。”德比仍然站着。“你看上去比别人年纪大些。”上校说。德比说他已四十五岁,比上校大两岁。上校说,其他美国人都刮过胡子了,只有毕利和德比两个还蓄着胡子。他又说:“你知道,我们只能在这儿想象战争,我们一直以为战争是由像我们这样年纪大的人打的。我们忘记了战争是由孩子们打的。当我看到那些刚刮过胡子的面孔时,我大吃一惊。‘上帝呀,我的上帝——’我对自己说,‘这是儿童十字军呀。’”上校问德比被俘的经过。德比说,他和其他大约一百个惊慌的士兵躲在树丛里,战斗已进行了五天。坦克把他们撵到了林子里。德比描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人造气候,这是地球上的一些人为了不使地球上另外的一些人再住在地球上而创造出来的。他说,炮弹在树梢上像巨雷似的轰隆隆地爆炸,扔下了如雨般的钢刀、针尖和刀片。当炮弹爆炸时,镀铜的小块铅片在树林里交叉乱舞,飕飕地飞过天空,闪电般的速度超过音速。许多人被击毙或负了伤。就这么回事。炮击停止了,一个隐蔽的德国人在扩音器里叫美国人放下武器,高举双手走出树林,否则他们将继续炮击,炸到树林里的人死光为止。因此美国人放下武器,高举双手走出树林,如果可能活的话,他们是想要活下去的。毕利又进行时间旅行,到了军人医院里。毯子罩在他的头上,毯子外面静悄悄的。“我的母亲走了吗?”毕利问。“是的。”毕利从毯子里面向外窥视,看见他的未婚妻坐在访客的椅子上。她名叫瓦伦西亚·梅柏尔,是埃廉验光配镜专科学校的开办人的女儿。她是富家女,因为不停的大吃大喝而使身体胖得像一座房子。她现在正吃着一支三个火枪手牌棒糖。她戴一副三焦距透镜的眼镜,镜框是五颜六色的,并饰有仿制的金钢石。镜框上的仿制金钢石同她的订婚戒指上的钻石交相辉映。这颗钻石保险费为一千八百美元,是毕利从德国拾来的,是战利品。毕利不想同丑八怪瓦伦西亚结婚。她是他患病的原因之一。当他听见自己向她求婚时,当他请求她接受钻石戒指并成为他的终身伴侣时,他知道自己要精神失常了。毕利向她问好。她问他是否要吃糖果,他回答说:“不要,谢谢。”她问他身体如何,他说:“好多了,谢谢。”她说,“验光配镜学校里的每个人都为他生病感到难过,并希望他早日康复。”毕利回说:“你见到他们时,代我向他们问好。”她答应照办。她问他是否要她从外面带什么东西,他说:“不用了,我需要的东西这儿都有了。”“书呢?”瓦伦西亚问。“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图书馆之一就在我旁边。”毕利说,他的意思是指埃利奥特收藏的科幻小说。罗斯瓦特在邻床看书,毕利拉他攀谈,问他现在看的是什么书。罗斯瓦特告诉他说是基尔戈·特劳特著的《来自星际空间的福音》。它写的是关于星际空间的一个来访者,外形很像541号大众星上的生物。这位来访者对基督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如果有可能的话,他想了解基督教徒为什么这么容易变得残酷无情。他的结论是:至少部分原因是《新约》里讲的故事太马虎。他认为,福音的首要宗旨是教育人们在任何情形中都要仁慈,甚至对低贱人中最最低贱的人也要慈悲为怀。但福音实际上是这样教育人的:在你杀死某个人时。要绝对有把握他没有富有的亲戚。就这么回事。星际空间的来访者说,基督故事的缺点在于:基督看上去不十分像是宁宙中最有权力者的儿子。读者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来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图像面前时,自然地认为(罗斯瓦特这时也大声地朗读起来):啊,孩子——那时他们准选错了人来受刑!而且还认为:“有合适的人选受刑。”若问是谁?他们有同样的想法,没有富贵亲戚的人。就这么回事。这位星际空间的来访者赠给地球一本新福音书。从这本新福音书里可以了解到,耶稣真的是无名之辈,而且对许多有富贵亲戚的人来说,他是个该砍头讨厌的家伙。他还得重复他在其它福音里已经说过的那些可爱的和使人捉摸不定的话。所以人们有一天寻开心,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又把这个十字架插在地上。处私刑的人认为不可能留下什么影响,读者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新福音一再讲得很好,耶稣是无名之辈。可是在这位无名之辈临死之前,天堂的门打开了。雷电交加,上帝的声音霹雳般的传了下来。他告诉人们说,他正收这位贱民为他的儿子,永远赐这位宇宙创造者之子以全权和无上的荣耀。上帝说:从此刻起,他将严厉惩罚虐待无富贵亲戚之贱民的人!毕利的未婚妻嚼完三个火枪手牌棒糖之后又嚼起银河牌糖来。“甭谈书啦。”罗斯瓦特把那本书摔在床底下。“让书见鬼去吧!”“听起来怪有趣的。”瓦伦西亚说。“天哪,如果基尔戈特劳特写得像样就好了。”罗斯瓦特大声说。依他之见,基尔戈·特劳特不闻名于世活该。他的文笔太可怕了,唯独他的思想还不错。“我想特劳特从来没离开过美国,”罗斯瓦特继续说道,“我的上帝,他一直写地球上的人,而且全是美国人。实际上美国人不住在地球上。”“住在哪儿呢?”瓦伦西亚问道。“谁也不知道,”罗斯瓦特回答说,“我能奉告的是,只有我听说过基尔戈。他从来没有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过两本书,我每次通过出版商转信给他,信总是给退了回来,因为出版商无法传递。”接着他改变了话题,祝贺瓦伦西亚戴了订婚戒指。“谢谢你,”她说,伸出戒指让罗斯瓦特仔细瞧瞧,“毕利是在战争中得到这颗钻石的”“战争的诱人之处就在于此,”罗斯瓦特说,“每个人都从中得到点什么小东西。”基尔戈·特劳特究竟住在哪儿呢?他其实是住在埃廉市——毕利的家乡。他没有朋友,受人歧视。毕利不久会遇到他。“毕利——”瓦伦西亚·梅柏尔说。“嗯?”“你愿意谈谈我们的银器图案花式吗?”“当然啰。”“我决定从两种式样中选择:不是罗亚尔·丹尼斯式,就是伦伯勒·罗斯式。”“伦伯勒·罗斯式吧。”“这事我们倒不必急着定下来,”她说,“我的意思是,不管决定买什么花式,我俩将来就要与他生活一辈子了。”毕利端详着一张张照片。“还是买罗亚尔·丹尼斯式吧。”“克罗尼尔·蒙拉特式也怪可爱的。”“是的,也很好的”毕利·皮尔格里姆说。毕利进行时间旅行,到达了541号大众星动物园。他四十四岁了,被放在一座略呈三等面球形屋顶的大厅里展览。他躺在睡椅上,在他的星际旅行途中,这把躺椅便是他的床。他身上一丝不挂。541号大众星上的生物尤其对他的身躯感到兴趣。有几千个541号大众星生物在外面举起一只只小手,以便让手上的眼睛能看见他。毕利在541号大众星上呆的时间等于地球上六个月。他对这群生物习惯了。逃走是不可能的,屋子外面是氰化物,而且远离地球446120000000000000英里。他们模仿地球上人的习惯,把毕利放在动物园里展览。室内的装备大都是从衣阿华州的衣阿华市的西尔斯-罗伯克公司仓库里偷来的。一台彩色电视机,一张可以翻转开来当床使用的长沙发,沙发旁有几只茶几,茶几上摆着台灯和烟灰缸,一只酒吧柜,两只凳子,一张有六只落袋的小撞球台。除了厨房、浴室和在地板中间的铁制气孔盖外,其它的地方都铺地毯和挂壁毯。长沙发前的咖啡茶几上放着杂志,一本本杂志排成扇形。一张立体声唱片在留声机上哇啦哇啦旋转着,电视机没有开,一张美国西部牧人相互打斗的照片贴在银屏上。就这么回事。这个半球形大厅里没有墙,所以毕利无处可藏。绿色浴室附属装置是敞开的。毕利从睡椅上站起来,走进浴室洗澡,大家见了欣喜若狂。毕利在541号大众星上刷牙,把一些假牙放进嘴里,然后走进厨房,他的煤气架子、电冰箱和洗碟机的颜色也是绿色的,电冰箱的门上圆了一幅画。画上有一对男女穿着“快活的九十年代”①。式的服装,骑在双人两轮车上。【①系指美目在1890年至1900年所流行的服式。】毕利看看那幅画,想想与这对男女有关的事儿,但想不出来,似乎没有什么可想的。毕利吃的早饭很好,是罐头食品。他洗了杯子、盘子、刀叉、汤匙和平底锅,然后把它们收起来。接着他做他以前在部队里学来的那套操:叉腿跳跃,深屈膝,仰卧起坐,俯卧撑。大多数541号大众星生物无从知道毕利的身体和脸并不漂亮。他们以为他是稀世尤物呢,这使毕利感到很高兴,因为他们生平第一遭开始欣赏他的身体。体操做过以后,他进行淋浴,然后修脚趾甲,刮胡子,朝胳肢窝里喷除臭剂。站在外面平台上的一位导游这时便向参观者解释毕利在干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干。这位导游只是站在那儿进行心灵感应式的谈话,对观众发出思想波。平台上还有只带键盘的小仪表,他用这只仪器把观众的问话传给毕利。从电视机的喇叭里传出来一个问题:“你在这儿快乐吗?”“同我在地球上一样快乐。”毕利·皮尔格里姆说。他这话是真话。541号大众星生物有五种性别,在每个新个体的出生过程中,每种不同性别的生物都须按顺序参与生育。在毕利看来,他们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的性别的差别全是在四维空间里的差别。毕利对541号大众星生物的性现象感到莫名其妙。541号大众星生物对毕利说的许多话也感到莫名其妙。他们难以想象他的时间概念。毕利因为解释不清只好作罢。在外面的导游只好尽其所能进行解释。导游请观众设想:他们在天气明朗时越过沙漠看山脉,他们可以任意看到面前的一个山头或一只鸟或一团云或一块石头,甚至还可以看到身后的峡谷深处,而在他们中间却有这位可怜的地球人.他能看见什么呢?他的头套在他永远不能脱掉的钢质球罩里。他只能通过罩上的一个洞向外看,在这个洞上还焊了六英寸长的管子。毕利的苦难还不仅仅如此呢,他还被皮带绑在钢框里。框子绑在行驰在铁轨上的平板车上,他的头无法转动或接触那根六英寸的管子。管子的远端也绑在平板车上的两脚支撑架上。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只是通过管子看出去的一小点。他不知道自己是在平板车上,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有什么特殊。平板车有时慢慢地向前移动,有时飞快地奔驰,不过常常停下来平板车时而开上山坡,时而开下山坡,时而弯走,时而直行。可怜的毕利通过管子,不管看到什么东西,只好对自己说:“那就是生活。”毕利以为地球上一切战争和种种形式的谋杀会使541号大众星上的生物迷惑不解,大为惊恐。他还以为他们怕地球上人的暴行和触目惊心的武器可能最终摧毁部分或整个混沌的宇宙。科学幻想小说使他预料到这一点。但他们一直没有谈论战争,毕利本人触及到这个问题时大家才谈起来。一个观众通过讲解员问毕利,他到目前为止在541号大众星上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毕利回答说:“学到一个星球上的全体居民如何能和平生活。你们知道,我原来居住的那个星球开天辟地以来就进行着愚蠢的杀戮,我亲眼目睹过被我的同胞在小塔里活活煮死的那些女学生的尸体,当时我的这些同胞还自认为与邪恶斗争而感到自豪哩。”这是真话。毕利在德累斯顿看到过许多被热水烫过的尸体。“我在俘虏营里晚上用来照明的蜡烛就是用人体的脂肪制造的,而屠杀这些人的人则是那些被煮死的女学生的父兄。地球上的居民想必是宇宙的恐怖分子。如果说其它星球没有受到来自地球的威胁,那么它们不久就会受到威胁了。所以请授给我秘诀:星球上的人如何能和平地生活?以便我带回去,拯救我们大家。”毕利意识到自己在夸夸其谈。当他看到541号大众星生物扬起小手以闭上他们的眼睛时,毕利感到情况不妙,便不讲下去了。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知道那表明他在讲蠢话了。“请,请你告诉我——”他非常泄气地对导游说,“我那样说蠢在哪儿呢?”“我们知道宇宙将如何毁灭——”导游说,“而地球与此毫不相关,除非它也被毁灭了。”“宇宙将如何——如何毁灭呢?”毕利问道。“我们用于飞碟的新燃料会使宇宙炸崩。一个541号大众星试飞员按一下起动器揿钮,整个宇宙便会完蛋。”就这么回事。“既然你知道了这个危险,”毕利问道,“难道没有什么办法阻止它爆炸吗?难道你不能阻止试飞员按揿钮吗?”“他经常按揿钮的,而且经常要按的。我们经常让他按,而且经常要他按。这个重要时刻就是那样被安排好了的。”“所以嘛——”毕利带着试探的口气说道,“我认为在地球上阻止战争的想法也是愚蠢的。”“当然啰。”“但是你们这儿确是一个和平的星球呀。”“今天是平平静静的,但过些日子就会发生战争啦,和你亲眼看到的和从书本上读到的一样可怕。我们无法阻止战争,所以干脆不看算了。我们不理睬这些战争,而把人生用来看愉快的时刻,像今天在动物园里那样。这难道不是令人愉快的时刻吗?”“这倒是真的呢。”“如果地球上的人想刻苦学习的话,有一件事他们可以效法的:不去理会糟糕透顶的日子,专注于美好的时光。”“嗯。”毕利·皮尔格里姆应道。那天夜里,他上床睡后不久便在时间上旅行到另一个很美好的时刻,即与他的前妻瓦伦西亚·梅柏尔结婚的那个夜晚。他已经离开了退伍军人医院六个月了。他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他从埃廉验光专科学校毕了业,学业成绩住全班四十七个学生中名列第一。他同瓦伦西亚正睡在可爱的小型公寓房间的床上。这座公寓建在麻省开普安码头的一端,隔海可以看见格洛斯特市的灯光。毕利正与瓦伦西亚同房,其结果将生下罗伯特·皮尔格里姆。他将是高中里的一个捣蛋鬼,然后浪子回头,成为在越南的特种部队队员。瓦伦西亚不是时间旅行者,但有丰富的想象力,当毕利同她睡觉时,她想象自己是历史上有名的女人,正成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哩,而毕利恐怕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了。毕利两手枕着头睡在瓦伦西亚的身旁。他现在变富了,这是与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与之结婚的女子结婚而得到的报偿。他的岳父给了他一辆崭新的汽车,一套全部电气化的住宅,还使他成了最生意兴隆的公司——埃廉公司的经理,使他每年至少可得三万大洋。这是很不坏的哩,而他父亲只不过是个理发师罢了。正如他的母亲所说,“皮尔格里姆家正到了出头之日了。”他们在新英格兰度蜜月,时值小阳春。他们沉醉在甜蜜蜜、苦丝丝的神秘气氛之中。这对夫妻的房间的一面墙非常罗曼蒂克,全装了法国式窗户,面向阳台和远处油腻腻的海港夜色苍茫。一艘红绿相间的海轮轰隆隆地从他们的阳台旁经过.离他们的结婚床只有三十英尺。轮船正驰向大海,船后拖着一条闪闪发亮的长浪,空轮船发出洪亮的回响,使引擎的歌声圆润而嘹亮。码头开始同唱一只歌,接着,这对度蜜月的夫妇的床头板也唱起歌来了。海轮驰远以后,歌声仍久久不息。“谢谢你。”瓦伦西亚终于说道。床头板正以蚊子般的声音在歌唱。“不用谢。”“很好。”“我很高兴。”她接着哭了。“怎么啦?”“我非常幸福。”“好。”“我从来没想到有人会同我结婚。”“嗯。”毕利·皮尔格里姆说。“我要为你减肥。”她说。“什么?”“我要按规定进食,使自己为你变得漂亮。”“我喜欢你原来的样子”“你真的喜欢吗?”“真的。”毕利·皮尔格里姆说。他由于进行时间旅行,老早就看到了他们的结婚生活,知道他们的结合至少自始至终还差强人意。一只名叫舍赫雷察德的大摩托游艇现在正从他们的新婚之床外面驰过。游艇是用低音唱歌的,船上灯光通明。一对漂亮的青年男女穿着晚服,斜倚船尾的栏杆,他们不管是醒着还是梦里,总时时刻刻,相亲相爱。他们也在度蜜月。新郎名叫兰斯·朗福德,罗德岛新港人,新娘——从前的辛西亚·兰德里,曾经是麻省海恩尼斯港的约翰·下·肯尼迪幼时的亲密伴侣。这儿还有一个偶然的巧合。毕利·皮尔格里姆日后将同朗福德的叔叔,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空军官方编史家伯特伦·科普兰·朗福德同住一间病房。当这对漂亮的新婚夫妇乘游艇驰远以后,瓦伦西亚向她那位滑稽相的丈夫问起战争来了。对地球上的女人来说,这样把性生活同战争联系起来想是头脑简单的表现。“你想过战争的事儿吗?”她说,把手搁在他的大腿上面。“有时候想的。”毕利·皮尔格里姆说。“我有时候看着你,”瓦伦西亚说,“便产生一种滑稽的感觉,觉得你有许多许多的秘密。”“没有呀。”毕利说。当然这是谎话。他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他所作的时间旅行,也没讲过关于541号大众星等等的事情。“你必定知道战争的内情。我猜想,或者不是内情,但那些事你不想谈。”“是的。”“我为你当过兵而感到骄傲。你知道吗?”“那好嘛。”“战争可怕吗?”“有时候。”毕利此时脑海里产生个怪念头。这个怪念头使他大吃一惊。原来毕利要为自己,也要为本书作者①写可算为上乘的墓志铭。【①这是冯内古特假托的本书作者雍永森在书中露面。】“如果我要你现在淡淡战争的话,你愿意吗?”瓦伦西亚问。在她巨大身躯的小洞洞里,她恰恰正在为制造一个特种部队队员聚集材料哩。“听起来像一场梦,”毕利说,“其他人的梦通常不是很有趣的。”“我听见你有一次告诉父亲关于一支德国行刑队的事儿。”她指的是枪决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嗯。”“你那时得埋葬他吗?”“是的。”“在他被枪杀以前,他看见了你拿着铲子吗?”“是的。”“他说了什么?”“没有。”“他被吓坏了吗?”“他们给他服了麻醉品,他的眼睛呆滞,没有神采。”“他们在他身上别了一个射击目标吗?”“一张纸。”毕利说。他下了床,道了一声“对不起”,便走进黑洞洞的厕所里去小便。他摸索着去开灯,当他碰到粗糙的墙壁时,他明白自己已经回到一九四四年了,又回到了战俘医院。医院的蜡烛熄灭了。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也在毕利旁边的病床上睡着了。毕利从床上起来,沿着墙想找个地力走出去,因为小便憋得慌。他突然发现一扇门,门开了,便摇摇摆摆地走到屋外,外面一片漆黑。他由于进行了一趟时间旅行和打了吗啡而发愣,他对着铁丝网篱笆小便,身上有十多处被钩住了,挣扎着想走开,但铁丝网上的倒刺却卡住不放。于是毕利就傻里傻气地与篱笆跳起舞来,时而这样举步,时而那样跨步,而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一个俄国人也出来小便。他从篱笆的那面看见毕利在跳舞,便朝这稀奇古怪的稻草人走过来,想同他拉拉呱,问问他是从哪一个国家来的。那稻草人却无动于衷,继续跳舞。俄国人帮他解开一个个挂钩,稻草人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讲就跳着舞步消失在黑暗里了。俄国人向他挥手,并用俄语在他后面喊了一声“再见”。他解开裤子,在俘虏营的夜色之中哗哗哗地朝地上小便,一边扣裤子,一边思忖他打哪儿来的,现在又该到哪儿去?夜幕笼罩着大地,附近传来啼哭声。毕利感到十分无聊,便循着哭声的方向走去。他不知道那些人为何如此伤心,以致于在屋外恸哭。毕利不知不觉地来到公共厕所的背面。厕所很简陋,用一根横木条搭的栅栏围成,下面放了十二只桶。栅栏的三边用废木板和敲平了的罐头铁皮遮住,敞开的那一边则面对着一间小屋的黑色柏油纸墙,英国军官就是在这间小屋里设宴招待他们的。毕利沿着厕所墙走到厕所出口处,只见柏油纸糊的墙上显出新写的几行字,字是用粉红色的漆写的,上次演《灰姑娘》时的布景色彩就是这种颜色。毕利的感觉很不可靠,他看见这些字悬在空中,也许是漆在透明的幕布上,而且幕布上还有许多可爱的银色小点子。这些点子实际上是将柏油纸钉在小屋上的钉头。毕利想象不出这透明的幕布如何能悬在空中。他以为这不可思议的幕布与这戏剧性的悲伤是他全然不知的某些宗教仪式的一部分。下面就是这几行字:请保持厕所清洁毕利望了望厕所的里面。呜呜咽咽的哭声正是从这儿传出来的,里面挤满了拉下裤子的美国人。迎新宴会使他们拉肚子,拉得像堤岸被大水冲决了似的,便桶拉满了,或者被踢翻了。靠近毕利的一个美国人哭诉着说,他除了脑浆没拉掉以外全拉空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拉空了,拉空了。”他指的是他们的脑浆拉空了。那人就是我,本书的作者①。【①作者又在书中露面。】毕利从地狱的幻境里踉踉跄跄地走开了。他走过三个英国人的身旁。他们从远处望着这一欢乐的排泄“宴会”,由于恶心而感到神经紧张。“扣好裤子上的纽扣!”一个英国人对走过来的毕利说。于是毕利扣好裤子上的纽扣,矇矇眬眬地走进那所小医院的门,发觉自己又在度蜜月,从厕所回到设在开普安的新房,睡到新娘身旁。“我想念你。”瓦伦西亚说。“我也想念你。”毕利·皮尔格里姆说。毕利和瓦伦西亚偎倚在一起睡着了。毕利这时又进行了时间旅行,回到一九四四年乘火车的时候。他在南卡罗来纳州参加军事演习,因为父亲去世而请假,乘了火车去埃廉市奔丧。他没有去过欧洲,也没作过战。这个时期的火车仍然用的是蒸汽机。毕利常常得换火车。所有的火车都很慢。车厢里弥漫着煤烟,配给烟叶、配给酒的气味和人们吃了战时食品而放出的臭屁。铁座位上而垫子硬邦邦的,使毕利很不好睡。离开埃廉市只有三小时路程的时候,他睡熟了,两只腿伸到繁忙的餐车门口。火车到达埃廉市时,列车服务员叫醒了他:毕利背了行李袋,跌跌撞撞下了车,跨八站台,在列车服务员身旁立定下来,想提一提精神。“已经美美地睡了一会儿,对不?”列车服务员说。“是的。”毕利说。“兵士,”列车服务员说,“对你是应该严厉些。”早晨三点钟,也就是紧接着毕利在俘虏营被注射吗啡的那晚以后的凌晨,两个朝气勃勃的英国人又招了一个病人到医院里来。这病人个儿瘦小,他就是那个浑身全是圆疮疤的保罗·拉扎罗,伊利诺斯州锡赛罗市一个偷汽车的。他从一个英国人的枕头底下偷香烟被抓住了。这半醒半睡的英国人打断了他的右臂,并把他揍得失去了知觉。打拉扎罗的这位英国人帮着把他抬进来。他头发火红,没有眉毛。在上演《灰姑娘》这出戏时,他扮演仙女。他一手抬拉扎罗,一手关身后的门。“还没有一只小鸡重哩。”他说。抬拉扎罗的脚的英国人是那位给毕利注射吗啡的上校。“仙女”感到很尴尬又愤怒。“早晓得我打山鸡,”他说,“我也不会打得那么重了。”“嗯。”“仙女”直言不讳地说所有的美国人是多么令人讨厌。“软弱臭乎乎、顾影自怜,是一伙哭鼻子、肮脏和愉东西的混蛋,”他说“他们比该死的俄国人还要坏。”“看起来的确可鄙得很。”上校甚表同意。这叫一位德国陆军少校走了进来。他把英国人当作朋友,几乎每天来邀请他们,同他们玩游戏,对他们讲解德国史,弹钢琴,教他们用德语会话。他常常告诉他们说,如果没有文明的英国人作伴,他准会发疯了。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为英国八不得不忍受这些美国兵表示歉意。他对英国人说,至多不过再麻烦一两天,美国人很快就要被运到德累斯顿当合同工了。他手头有一本德国狱吏协会出版的专著。作者是一个美国人,名叫小霍华德·W·坎贝尔①,他曾在德国宣传部谋有很高的职位。他后来变成了战犯,在等待审讯期间自缢身亡。【①作者的另一本小说《黑夜母亲》里的主人公。】就这么回事。当英国上校为拉扎罗受伤的手臂上石膏模子时,德国陆军少校大声口译小霍华德·W·坎贝尔的专著里几个段落。坎贝尔曾经一度是比较有名的戏剧家。他的书的开头是这样的:美国是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但人民多半很穷,而美国穷人常被怂恿憎恨自己。用美国幽默家金·哈伯德的话来说,“穷不是耻辱,但也可能是耻辱。”事实上,对美国人来说,穷是一种罪过,即便美国人是贫穷的国家,情况亦如此。其它国家都有有关穷人的民间传说,他们穷,但特别聪明,德行也很高,因此比有钱有势的人尊贵,美国穷人不讲这些民间故事,他们嘲弄自己,美化富人。本身很穷的美国人开的最差的饭馆或酒店的墙上很可能挂一块招牌,招牌上一针见血地向人提问:“如果你很聪明伶俐的话,你为什么不富?”将来也会有小孩的手那样大小的美国国旗粘贴在棒糖上和飘扬在收款机上哩。这本专著的作者是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人,有些人说他在所有被处绞刑的战犯中智商最高。就这么回事。这本专著继续说道:像其它国家里的人一样,美国人相信许多显然是不真实的东西。最富确破坏性的谎话是:任何美国人很容易赚钱,实际上他们不能看清金钱来之不易的道理,因此没有钱的人一个劲地责怪自己。这种内心谴责正迎合了有钱有势的人的需要。因此美国有钱有势的人无论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比任何时代的统治阶级(如拿破仑时代的统治阶级)为穷人做的事都要少得多。怪事在美国层出不穷。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没有先例的一件怪事是一大群不体面的穷人。他们不爱自己,互相也不友爱。如果读者诸君了解到这点,那么看到在德国牢房的美国兵言行不雅也不足为怪了。小霍华德·W·坎贝尔在书中评论美国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穿制服的情况时指出:在历史上,其它国家的军队,不管富强与否,甚至对最微贱的士兵,都想给他们穿得漂漂亮亮,以便他们在喝酒、交配、抢劫和暴亡时让自己和他人觉得很老练,很有气派,而美国军队派自己的兵士去打仗和送死.让他们穿上显然是为非军事人员改制的普通西服,这简直是慈善团体施舍给贫民窟醉鬼穿的衣服,消过毒,但没有烫平。穿得很讲究的美国军官向一个穿得如此邋遢的叫化子似的士兵训话,像任何军队里的军官那样地训斥士兵。但美国军官不像其它国家的军官用长辈的口吻训斥士兵,而是带着鄙视训斥,表现了对穷人的刻骨仇恨。这些穷士兵呢,对自己受苦受难不怨天尤人,而是责怪自己。应当事先告诉首次对付被俘的美国士兵的狱吏:别指望美国士兵有友情,即使在他们兄弟之间也不会相亲相爱。美国士兵之间也不会有密切关系。每个士兵都会是心情忧郁的孩子,常常想死。坎贝尔在书中叙述了德国人对付美国战俘的经验体会。他指出:众所周知,在所有战俘中,美国兵最自我怜悯,最不友爱,最肮脏。他们不能代表自己协同行动,而是鄙视他们当中的领导者,拒绝追随甚至听从他们的领导者。他们的理由是:他不比他们强,他应当停止摆架子。如此等等。毕利·皮尔格里姆睡着了,醒来时发觉自己在埃廉市的家里,屋里空空的,只有他这位鳏夫。他的女儿巴巴拉为他给报纸写荒唐的信而一直在责备他。“你听见了我说的话吗?”巴巴拉问。此时又是一九六八年了。“当然啰。”他打着嗑睡。“如果你还是处处像小孩的话,我们也许会像对待小孩那样地对待你了。”“下次不会啦。”毕利说。“那我们就等着瞧吧。”傲慢的巴巴拉现在觉得尴尬起来了。“这儿冷极了,没有暖气?”“暖气?”“暖气炉,就是地下室里的那个玩艺儿,就是使通风装置里进来的空气变热的那玩艺儿。我想暖气炉坏了。”“是的,也许坏了。”“你冷吗?”“我不觉得。”“啊,我的上帝,你是小孩啦。如果我们让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你会冻死和饿死的。”如此等等。她以爱的名义把他的尊严一扫而光,这使她异常兴奋。巴巴拉打电话叫来暖气工人,同时让毕利上床,井叫他答应躺在电褥下面直到电褥热了为止。她把电褥温度控制器调节到最高温度上,很快使毕利的床热得可以烤面包。在巴巴拉关上门离开之后,毕利进行了时间旅行,又回到541号大众星上的动物园。刚从地球上给他带来一个配偶,她名叫蒙塔娜·怀尔德赫克,是电影明星。蒙塔娜一直处于发愣的状态。戴防毒面具的541号大众星生物把她带进来,安置在毕利的黄色躺椅上,然后从他现在住的半球形大厅的气塞里退了出来。外面的大批观众看了很高兴。到动物园来的参观者数目打破了历史记录。全541号大众星上的生物都想来看地球上的人进行交配。蒙塔娜赤身裸体,毕利当然也一丝不挂。他恰巧非常兴奋。但是你决不可能知道谁将先采取主动。她现在不断地眨眼睛,眼睫毛上上下下地眨动着。“一切都很好,”毕利温柔地说,“请别害怕。”蒙塔娜打从离开地球的旅行期间一直处于昏迷状态。541号大众星生物没有同她谈话,也没有给她看到。她最后所能记得的是她在加利福尼亚的棕榈泉的游泳池旁晒太阳。蒙塔娜年方二十,颈子上挂着一根银项链,一只心形锁吊在项链下面,正好悬在Rx房之间。她转过头来看见外面无数541号大众星生物。他们快速地开合着他们的绿色小手,以示欢迎。蒙塔娜一个劲儿地尖叫起来。所确的绿色小手合拢了,因为蒙塔娜的恐怖表情很难看。动物园负责人命令身旁的起重机操纵员把海蓝色的天篷罩在半球形大厅上,以此模拟地球的黑夜,使里面暗下来。每隔六十二小时动物园里就有一个小时的黑夜。毕利开了落地灯。来自单个光源的光使蒙塔娜的漂亮身体感到极为舒适。这使毕利想起德累斯顿在轰炸以前的奇异建筑。蒙塔娜终于爱上和信任毕利·皮尔格里姆了。等她明白表示需要他时,他才抚摸她。她在541号大众星上住了相当于地球上的一个星期以后,羞答答地问他是否愿同她睡觉。他答应了。对他们来说,现在是无比幸福的时刻。毕利又进行了时间旅行,从541号大众星的快乐的床上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床上,即他的埃廉市的床上,电褥温度很高。他浑身是汗,模模糊糊记得他的女儿把他安顿在床上,并吩咐他躺在那儿.直至暖气炉修好为止。有人敲他房间的门。“谁?”毕利问。“暖气炉修理工。”“嗯!”“暖气修好了,暖气上来了。”“好。”“老鼠咬坏了恒温器上的电线。”“真糟糕。”毕利呼哧呼哧地用力吸气。他那滚烫的床发出一阵阵像蘑菇地窖里发出的气味,他在梦中同蒙塔娜温存而遗了精。在那夜梦遗后的早晨,毕利决定回到他的设在集市区的验光配镜店工作。像往常一样,店里生意兴隆,他的助手们经营有方。他们见到他的到来都感到吃惊。他的女儿对他们说过,他再也不会回来开业了。毕利却兴致勃勃地走进他的验光室,叫第一个病人进来。于是他们给他带进一个十二岁的男孩,男孩由寡妇母亲陪同。娘儿俩是生人,初来城里。毕利问了一下他们的情况,得知男孩的爸爸死在越南战场,在那次靠近达卡度附近的875号高地的五天五夜的著名战役中阵亡。就这么回事。在检查那个孩子的眼睛时,毕利对他讲了他确实在541号大众星上的奇遇,并且叫那无父亲的孩子放心,说他的父亲仍健在,孩子还会常常看到他。“难道那样不舒服吗?”毕利问道。孩子的母亲走出来告诉接待员说,毕利显然神经错乱了。于是毕利被带回了家。他的女儿又问他:“父亲,父亲,父亲,我们将拿你怎么办啊?”

打从发生那件事件的二十五年以后,毕利·皮尔格里姆走上埃廉市的一架包机。他知道它将要坠毁,但他不愿说出来,以免自己被嘲弄。这架飞机预定要把毕利和其他二十八名验光配镜师载往蒙特利尔开会。他的妻子瓦伦西亚在飞机外面,他的岳父莱昂内尔·梅柏尔坐在他旁边,身上束着安全带。莱昂内尔·梅柏尔是一架机器。当然,541号大众星生物说宇宙里动植物都是机器。许多地球上的人听说自己是机器觉得受了侮辱,在他们看来却很可笑。飞机外面的那个名叫瓦伦西亚·梅柏尔·皮尔格里姆的机器一面吃棒糖,一面挥手道别。飞机安全起飞,原来注定如此。飞机上响起了男声四重唱,是验光配镜师们唱的,他们称自己是“四只眼的混蛋”。当飞机在上空安全飞翔时,毕利的岳父这机器要求四重唱的队员们唱一只他喜欢听的歌。他们知道他指的是哪一只歌,于是他们唱了,歌词如下:我坐在自己的牢房,满裤子污秽肮脏,我那两个圆玩艺儿在地板上轻轻地跳弹。当她咬我的裤裆,我看见了自己血淋淋的“树桩”。啊,我再也不会去同波兰佬纠缠。毕利的岳父听了直笑个不停,接着又请求四重唱队员唱另一只他非常喜爱的波兰歌。他们唱了一只宾夕法尼亚煤矿歌。歌词的开头是这样的:我和迈克在煤矿挖煤,唉呀呀,我们过得真美。一周领一次饷,唉呀呀,第二天就无活可干。提到波兰人,毕利·皮尔格里姆还有一段小插曲,在毕利到达德累斯顿第三天,他偶然看见一个波兰人在大庭广众中被吊死。那天太阳刚出,毕利和其他几个人恰巧步行去工作,走到绞刑架旁边,在台阶或看台前面有小群人。那个波兰人是个农工,因为同一个德围女人发生性关系而被吊死。就这么回事。毕利料定飞机快要坠毁,于是闭起眼睛,进行时间旅行,回到一九四四年。他又同“三个火枪手”回到卢森堡的森林里。罗兰·韦锐摇撼着他,把他的头朝树上直撞。“你们丢下我向前走吧。”毕利·皮尔格里姆说。当飞机撞在佛蒙特的休格布什山顶时,机上的四重唱队员还在唱着“等到太阳照耀,纳利。”除了毕利和副驾驶员幸存外,其他人全都蒙难。就这么回事。第一批走到飞机坠毁地点的是一些年轻的奥地利滑雪教练,他们是从下面的滑雪胜地来的。他们一面从一具尸体走到另一具尸体,一面用德语交谈。他们戴着黑面罩,眼睛前面开了两个洞,还插了根红羽毛。他们看起来像奇形怪状的黑面木偶。他们是为了取笑而装扮黑人的白人。毕利已经被摔得脑骨折了,但神智仍然清楚,就是不知道现在在哪儿。他的嘴唇翕动着,其中一个黑面木偶把耳朵贴近他的嘴唇,以便听到他的可能是临终前的遗言。毕利认为这个黑面木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系,于是低声告诉他他的地址:“五号屠场。”毕利被放在一只半底雪橇上,往休格布什山脚下运去。黑面木偶用一根根绳子控制住雪橇,以有节奏的呼叫来协同动作,一路选择便于滑行的地方向下滑。接近山脚时,大伙儿乘了供游览的架空滑车,沿着一排吊架滑行。毕利张眼望望这群年轻人,他们身着色彩鲜艳的弹力衣,脚穿大皮靴,眼戴护目镜,一个个坐在滑车的黄色椅子上,摇摇晃晃地穿空而行,帽子上的雪飞扬开去。他以为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令人惊异的一个新方面的组成部分呢。他感觉良好,一切都很顺利。他被送进一家私立小医院。一个著名的脑科医生从波士顿赶来给他动了三个小时手术。毕利手术后昏迷了两天,做了无数的梦,有一些是真事,时间旅行也是真事。其中的一件真事,是他住在屠宰场的第一个夜晚,他和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在已经空荡荡的牲畜栏之间一条肮脏的狭道上推着一辆空的两轮手推车。他们去公共食堂为大家取晚餐。一个名叫魏纳·格鲁克的十六岁德国少年看守他俩。手推车的车轴上满是死牲畜的肥油油污。就这么回事。太阳刚落,城市映在落日的余晖里。余晖在富有田园风光的空处形成了一座座低矮的悬岩,正对着空空如也的牲畜围栏。轰炸机可能要飞来,全市的灯火熄灭了。毕利没捞得上看见德累斯顿的一盏盏电灯闪亮起来的夜景,这是任何城市在日落以后所作的最愉快的一件事儿。有一条能反映德累斯顿灯光的宽阔河流,名叫易北河。如果不是实行灯光管制,它会使那些一闪一闪的灯光变得非常美丽。小卫兵魂纳·格鲁克是德累斯顿城里的一个男孩。他以前从没来过这个屠宰场,所以不了解厨房在哪儿。他像毕利一样,身材高而体质弱,也许可以成为毕利的小弟弟。事实上,他们是远房堂兄弟,不过他们永远不会发现他们的这种关系。格鲁克背的是一支重得难以想象的老式步枪,是早该进博物馆的货色,单发子弹射击,八角形枪杆,光滑的枪膛。他装上了刺刀,像一支长长的毛线针,没有血槽。格鲁克把他们领到他以为有厨房的一座楼,他把拉门推到一边,里面没有厨房。有一间化妆室,同淋浴室相接,许多蒸汽从浴室里冒出来。蒸汽里有三十个十几岁赤裸裸的姑娘,她们是从波兰的布雷斯劳来的德国难民。布雷斯劳已经遭到狂轰滥炸。她们也刚到德累斯顿。德累斯顿挤满了难民。当三个傻瓜找到公共食堂(主要为屠宰场工人做午餐)时,除了一个女工外,其他的厨房工人都回家了。她不耐烦地等着他们,她的丈夫已经阵亡。就这么回事。家里没有人了,但她已戴好帽子,穿了外套,也想回她的那个所谓的家。她的两只白手套并排地摆在锌板柜台上。她为美国人准备了两大罐汤,罐子炖在煤气炉上,用小火烧着。她还做了许多黑面包。她问格鲁克说,他参军是不是太年轻了,他回答是的。她问埃德加·德比说,他参军是不是太老了,他说是的。她问毕利·皮尔格里姆想干什么,毕利说不知道。他只是想使身体暖和些。“真正的战士全死光了。”她说。这倒是真话。就这么回事。毕利在佛蒙特昏迷期间看到的另一件真事是:在德累斯顿城被炸毁的前一个月,毕利和其他人的工作是在一个造麦芽糖浆的工厂擦窗户,拖地板,打扫盥洗室.把瓶子装箱并把硬纸板箱封好。糖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是孕妇的滋补品。麦芽糖的味道好似加了胡桃酒的蜜水,在厂里做工的人都成天悄悄地用调羹舀糖浆吃,他们不是孕妇,但是他们也需要维生索和矿物质。毕利上工的第一天没有舀了吃,其他许多美国人都吃了。毕利第二天饱了口福。厂里到处藏着调羹,椽子上,抽屉里,水汀后面等处都藏有调羹。这些调羹是偷吃糖浆的人听到有人走近时匆忙藏起来的。舀糖浆吃是犯罪行为。毕利上班的第一天,在水汀的后面打扫时,发现了一只调羹,他身后一桶糖浆在冷却。只有在外面擦窗户的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看得见毕利和他拿着的调羹,这是餐桌用的汤匙。毕利把它放进桶里,在里面转了又转,把糖浆搅成一大团,取出来塞进嘴里。片刻后,毕利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无限感激而欢欣地摇撼着他。窗户上发出轻轻的叩击声。里面的一切,德比在窗外全看见了。他也要些糖浆。毕利也给他搅了一团厚厚的糖浆。他打开窗户,把它塞进了可怜的老德比的张大了的嘴里。德比马上感激涕零。毕利关了窗户,把粘糊糊的调羹藏起来,有人来了。

这些德国人与那只狗正进行一种军事行动。行动的名称很可笑,但一目了然,很少有人详细描述过人类的这一伟业呢。这名称一旦作为新闻或历史报道出来,就会给战争狂们一种同房后的快感。在战争迷想象中,这似乎是人们在性交以后所进行的既舒坦又稍带倦意的调情。这种军事行动名曰“扫荡”。这是一只母牧羊狗,德国种,尾巴夹在后腿之间,浑身发着抖,在冬天狂叫得很凶猛,老远就能听到。它是那天早晨从农民那儿借来的,从来没有参加过战争,对正在玩的什么把戏一无所知。它名叫公主。在这些德国人中间,两个是十几岁的少年,两个是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老头——老掉了牙的呆瓜。他们不是正规军,是用从刚死的正规军身上取下来的破烂衣服和武器胡乱武装起来的。就这么回事。他们是德国边界那边的农民,离这儿不远。他们的指挥官是个中年班长,红眼睛,精瘦个儿,像牛肉干一样结实,厌恶战争。他负过四次伤,经过治疗又被送回战场。他是个很好的士兵,即将退役,快要找什么人去投降了。他的弯腿套在一双金黄色的骑兵靴里。靴子是他从俄罗斯战场上的一个匈牙利陆军上校尸体上剥下来的。就这么回事。那双靴子几乎是他在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财产。靴子是他的家呀,为此他还有一段趣闻呢:有一次,一个新兵看着他擦那双金黄色皮靴的时候,他便举起一只靴子对新兵说:“如果你朝里面看,看呀看,看到一定的深度,你就会看到亚当和夏娃了。”毕利·皮尔格里姆没听到过这段轶事,他躺在黑色的冰上,眼睛盯着班长的旧得发光的靴子,却在金黄色的深处看到了亚当和夏娃。他们赤条条,一丝不挂,那么天真烂漫,那么柔弱娇嫩,那么热情洋溢,真是落落大方哩。毕利·皮尔格里姆很爱慕他们。靠近这双金黄色军靴的是一双包着破布的脚。这双脚交叉地缠着帆布条,外面套着木屐。毕利抬头看看穿这双木屐的人的脸,原来是个白面金发蓝眼睛的天使——一个十五岁的男孩。这男孩像夏娃一样俊美。可爱的天使般的男孩把毕利扶着站立起来。其他人也走过来拍打毕利身上的雪,然后在他身上搜查武器,他什么武器也没有。他们在他身上找到的最厉害的凶器是一支用剩下来的两英寸长的铅笔。远处“碎碎碎”传束三声清脆的响声,是德国来福枪的枪声。丢下毕利和韦锐的那两个侦察兵被打死了。他们原准备伏击德国人的。德国人发现了他们,从后面向他们开枪。现在他们死在雪地里,什么也不知道了,把雪染成了冰莓子酱色。就这么回事。罗兰·韦锐成了“三个火枪手”中的最后一名了。韦锐由于恐惧而睁大了眼睛。他被解除了武装。那个班长把韦锐的手枪给了那个长得很俊的男孩。他对韦锐的那把凶残的匕首赞叹不已。他用德语说,韦锐无疑想用这把刀来对付他,想用那有倒刺的圆环划破他的面皮,把刀口插进他的肚子和咽喉。他不讲英语,而毕利和韦锐又不懂德语。“你的这些玩艺儿可真好,”班长对韦锐说,他把匕首交给一个老头。“这东西不美吗?嗯——?”他撕开韦锐的大衣和上装,铜纽扣像炒玉米花那样撒了一地。班长又把手伸到韦锐衣服敞开来的胸部,似乎想要掏出他活蹦乱跳的心,但掏出来的却是韦锐的防弹圣经。防弹圣经是小本本,可以放进士兵胸前的口袋。书外面有钢套。然后,他让韦锐坐在雪地上,脱下他的军靴。他把军靴给那个男孩,而把男孩的木屐换给了韦锐。韦锐和毕利现在都没有像样的军靴,而他们得步行好多好多英里。韦锐的木屐不断发出劈哩啪啦的响声,毕利的脚一瘸一拐,不断地碰撞韦锐。“对不起,”毕利开口闭口地说,或者说,“请原谅”。最后他们被带到岔路口的一幢石屋那儿。这里是战俘的一个集合点。毕利和韦锐被带进温暖而烟雾弥漫的屋子里。炉火熊熊,发出劈哩啪啦的响声,烧的是家具。除毕利和韦锐外,屋子里大约还有二十个美国人,他们背靠墙,坐在地板上,个个双眼凝视火苗——茫然地思索着什么。没有人吱声。谁也没有好听的战争故事可讲。毕利和韦锐各自找到了位置。毕利把头倚在一个上尉的肩上睡着了。上尉没有抱怨,他是个牧师,还是犹太教教士。他的手曾被子弹打穿过。毕利坠入梦中,进行了时间旅行。他睁开眼,发觉自己在盯视着一只碧绿的猫头鹰的玻璃跟睛。猫头鹰是机械装置,挂在不锈钢的杆子上,是在埃廉市的毕利办公室里的视力计。视力计是测量眼睛折射误差的仪表,经过测量就可以配到合适的眼镜。毕利在检测女病人眼睛的时候睡着了,她坐在猫头鹰的另一边一把椅子上。他在开始工作前就睡着了,开初觉得很滑稽,现在他倒担心起来了,担心自己的脑子出了毛病。他试验回忆自己多大岁数,但想不出来,再想今年足哪一年,还是想不起来。“医生——”女病人踌躇地说。“嗯?”他说。“你一点儿也没作声呀。”“对不起。”“你讲呀讲的,讲到后来就没有声音了。”“嗯。”“你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啦?”“可怕?”“我的眼睛有毛病吗?”“没有,没有,”毕利说,他又要打瞌睡。“你的眼睛是好的,只是看书时需要戴眼镜。”他吩咐她穿过过道去选购大小适合的眼镜框。她走了以后,毕利拉开窗帘,依然看不见外面的情形,视线被百叶窗挡住了,于是他咔嗒咔嗒地把百叶窗扯起来。明亮的阳光射了进来。几千辆汽车闪闪发光,停在外面广阔的铺着柏油的停车场上。毕利的办公宦设在市郊商业区之内。在窗子外面是毕利自己的高级小轿车。他看见保险杠上贴有标语。一条是“参观奥赛柏尔峡谷”,另一条是“拥护你的警察局”,第三条是“揭发厄尔·沃伦”。关于警察局和厄尔·沃伦的两条标语出自毕利的岳父之手,他是“约翰·伯切会”会员。汽车执照上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这意味着毕利·皮尔格里姆已四十四岁了。他自问道:“这些岁月到哪儿去啦?”毕利回头看他的书桌。桌上有一份《验光配镜业评论》,翻开的那页上是一篇社论,毕利于是微微启动嘴唇念了起来:“一九六八年所发生的事情将支配欧洲配镜师的命运至少五十年!有鉴于此,比利时眼镜商全国联合会秘书吉恩·少里尔特敦促成立‘欧洲验光配镜业协会’。他说,如果本职业不能取得社会地位的话,到一九七一年将势必降为眼镜商。”毕利·皮尔格里姆十分费力地考虑这件事。警报器响起来了,吓得他魂不附体,他随时感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警报器正报告此时是正午时分。警报器安在消防站上面的小圆屋顶里面,与毕利办公室仅一街之隔。毕利双目紧闭起米。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又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头倚在这位受了伤的犹太教士的肩上。一个德国人踢毕利的脚,把他叫醒,说是赶路的时候到了。美国人,包括毕利在内,在外面的大路上呆呆地列队。在场的有一个摄影师,一个带着莱卡照相机的德国随军记者,他拍摄了毕利和韦锐的脚。两天以后,这张照片被作为使人开心的新闻,被许多报纸刊登了出来。德国人想借此说明,尽管人人都夸美国富有,但它的军队的装备多么差劲。然而,摄影师还想得到更加生动的材料,即一张实际抓俘虏的照片。于是卫兵为他表演了一个。他们把毕利推到灌木林里。当他走出灌木林时,他露出一脸憨厚的神情,他们端着机枪威胁他,好像此刻正俘虏了他似的。这时的毕利走出灌木林脸上露出来的微笑,至少同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奇特,因为他同时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时间里:徒步走在德国的国土上,在一九四四年;和驾驶着他的高级小轿车,在一九六七年。德国人已逐渐在他的眼前消失。一九六七年变得明亮而清晰,不受其它任何时间的干扰。毕利正驾车前往狮子俱乐部参加午宴。此时是炎热的八月天气,但毕利的车里装有空调设备。他开到埃廉市黑人区的中央看到红色信号灯便刹了车。住在这儿的人非常讨厌交通信号,以致在一个月以前烧毁了许多信号灯。这是他们的一切,而他们又把它毁了。这街道使他想起了战时看到的一些城镇。路旁镶边石和人行道被压坏了,显然国民警卫队的坦克和半履带式车辆来过这儿。在一家破败的食品杂货店的墙上用粉红色的油漆写着几个大字:“亲兄弟”。有人轻轻叩了一下毕利的车窗,一个黑人在车子旁边。他想要讲话。信号灯的颜色变了,毕利不管他,继续开车。毕利穿过一个情景更加荒凉的地方。这一带好像是遭到燃烧弹毁灭了的德累斯顿,也像月亮的表面。毕利小时候曾经住过的那座房子就在这儿什么地方,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一个新埃廉市政中心,还有艺术馆、皮斯海湖和高层公寓很快就要在这儿建立起来。这是城市的更新规划。对毕利·皮尔格里姆说来,这一切还是不错的。在狮子俱乐部午餐会上讲话的是一位海军陆战队少校。他说,美国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继续在越南作战,直至取得胜利为止,或者直至使共产党人明白:他们不能够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弱小的国家。这位少校曾两次因公专程到这儿来过。他讲了许多他亲跟目睹的可怕的和有趣的事情。他赞成轰炸升级,如果北越蛮不讲理的话,就把它炸回到石器时代。毕利对轰炸北越没表示抗议,对轰炸带来的严重后果也不感到震惊,困为他早已经历过了。他只是同狮子俱乐部的成员会餐。他是该俱乐部的前任会长①。【①作者有意在此混淆过去和现在的界限。】在毕利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只相框,框子里镶有一段祈祷文,以示他的生存之道,虽然他对活下去不那么热心。许多病人看了毕利墙上这段祈祷文后告诉毕利说:“它使我们想活下去了。”这段祈祷文是这样写的:上帝赐我以从容沉着去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事物;以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事物;以智慧常能辨别真伪。毕利·皮尔格里姆不能改变的事物中还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他这时被介绍给海军陆战队少校。介绍人告诉少校说,毕利是老兵,毕利的儿子是在越南作战的特种部队中土。少校对毕利说,特种部队正在从事伟业,他应当为自己的儿子感到自豪。“当然,那是当然啰!”毕利·皮尔格里姆说。毕利午饭后回家午休。他按照医生的吩咐,每天睡午觉。医生希望这会减少他的病痛:毕利常无缘无故的会黯然泪下。不过,谁也没有看见他哭过,只有医生了解底细。毕利总是暗地里掉泪,但没有夫哭,只是眼睛湿润了。毕利在埃廉市有一座可爱的具有乔治亚时代风格的住宅。他像克利萨斯①一样富有。他从来没有料到,一百万年都难以料到自己会如此荣华富贵。他还雇了五个配镜师在市广场商店中为他干活,每年净赚六万美元。此外,他拥有郊外54号公路旁的新“节日旅馆”的五分之一的资本,并拥有卖牛奶蛋糊冻的三个货摊的一半资本,这种冰凉的牛奶蛋糊像冰淇淋一样,给人以清凉的快感,但不像冰淇淋那样冷得使人舌头发麻。【①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吕底亚国的极富的国王。】毕利的屋里没有人。他的女儿巴巴拉快要结婚了,他的女儿和他的妻子已到市中心选购水晶饰品和银器。餐桌上留的一张条子是这么说的:没有仆人。人们对于家务事这种职业不感兴趣了。家里也没有狗。以前有一只狗,叫做斯巴特,但已经死了。就这么同事。毕利非常喜爱斯巴特,斯巴特也喜欢他。毕利走上铺有地毯的楼梯,进了他和妻子的卧室。卧室里糊了印花墙纸。有一张双人床,床旁有一张桌子,桌上摆了一只带有时钟的收音机,还放了电被子的调节器,以及一只开启拴在褥垫弹簧上的微震震荡器的开关。震荡器的商标叫做“魔指”。安放震荡器也是医牛出的主意。毕利摘下他的带有三焦距透镜的眼镜,脱掉上衣、领带和鞋子,关上百叶窗,拉好窗帘,然后在床罩外面躺下身来,但不能入睡,泪水夺眶而出,浸湿了被子。毕利打开“魔指”的开关,一边让震荡器轻轻摇着,一边饮泣。门铃响了。毕利下了床,透过窗户向前门台阶望去,看看是否有要人来访。下面有一个跛子。踱子走起路来一颠一簸,像毕利在痉挛症发作时的颠簸一样。痉挛使这个跛子跳舞般的一上一下地跳动,面部表情也随着改变了,仿佛他正在试图模仿各个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似的。另外一个跛子在街对面揿门铃。他拄着拐杖。他只有一只脚,身子撑在双拐之间,向下陷得很厉害,以至他的耳朵藏到两肩下面了。毕利知道这些跛子要干什么。他们在征订杂志,而这些杂志从来不会寄来的。因为这些推销员可怜巴巴,所以人们也就订了杂志。毕利两个星期以前,在狮子俱乐部听见一个演讲者谈到这个骗局,那人在“优良事务局”工作。那人说,凡看到跛子在街上征订杂志的人,应报告警察。毕利向街上望去,看见一辆崭新的汽车停在半条街以外的地方,有一个人坐在里面。毕利猜对了,他就是雇这些跛子干这种事的人,毕利想起这些跛子和他们的老板时便止不住伤心落泪。他的门铃这时一个劲儿地响着。他闭起了眼睛,然后又睁开来。他仍然在流泪,不过他已经又同到卢森堡了。他和其他许多俘虏排队步行着。寒风使他泪水汪汪。毕利自从为了拍照被推进灌木林去以后,一直看见水手守护圣徒的火光——一种电光在他的同伴和他们的捕捉者的头部周围闪耀。在树顶里,也在卢森堡的屋顶上闪闪发光,真是美不胜收。毕利和其他美国人高举双手向前行进。毕利一瘸一拐、一瘸一拐地走着,没在意碰撞了罗兰·韦锐,便忙不迭地道歉说:对不起。”韦锐的双眼也是泪水盈眶。他因为脚痛得厉害而哭了,铰链木屐正把他的脚变成血布丁。在每个岔路口,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高举双手加入了毕利的队伍。毕利对大家都报以微笑。他们像水一样,顺流而下,最后流到山坳里的一条大马路上。受辱的美国人在山坳里汇成了密西西比河。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慢慢地向东移动,捏紧拳头,高举过头,一个个垂头丧气,呻吟不息。毕利和他的一伙人加入了这条耻辱的河流。下午四五点钟光景,太阳钻出了云层。这条路线并不是专门为美国俘虏的。西去的铁路上的火车轰隆隆地向前奔驰,匆忙地把德国后备军送往前线。这些后备军人都饱经风霜,脾气粗暴,而且生气勃勃。他们的牙齿好似钢琴的键盘。他们身系机枪皮带,口叼雪茄,大吃大喝。他们贪婪地咬嚼香肠,用粗糙的手掌抚摸着像马铃薯捣碎器似的手榴弹。一个穿着黑军装的士兵独自在坦克顶上享受醉汉英雄的野餐。他向美国人吐唾沫。唾沫飞在罗兰·韦锐的肩上,算是授给韦锐的肩带,一条由鼻涕、香肠、烟汁和荷兰杜松子酒编成的肩带。这天下午的见闻使毕利深受刺激。出现在他眼前的东西真是五花八门;反坦克混凝土障碍物啦,杀人机器啦,一具具死尸啦,他们的脚板又青又白。就这么回事。一瘸一拐的毕利对一间布满机枪弹痕的淡紫色农舍嘻嘻地傻笑。歪斜的农舍门口站了一个德国上校,他身边还站着一个没涂脂抹粉的妓女。毕利又撞了韦锐的肩膀,韦锐抽抽噎噎地大声说:“走路当心点!当心点!”他们爬上一个小陡坡,到达顶点时便出了卢森堡国境,到了德国。边界上安置,电影摄影机,为的是记录这次不平凡的胜利。当毕利和韦锐走过时,两个穿熊皮衣服的非军事人员正靠在摄影机旁,他们在几小时以前就把电影胶片用光了。他们当中的一个一会儿把镜头对准毕利的脸,一会儿又瞄向远方。极目处青烟袅袅,那儿战火纷飞,人们正走向死亡。就这么回事。太阳下山了,毕利一瘸一拐地在铁路调车场上走着。一列列车厢呆在这儿等候出发,它们刚把后备军送到前线,现在准备把战俘运往德国内地去。手电筒的光柱狂乱地划破夜幕。德国人把战俘按级别分类,把军曹和军曹放在一起,少校和少校放在一起,如此等等。上校一个班在毕利身旁停下来。其中一个上校得了双侧性肺炎,正发高烧,烧得眼花缭乱,铁路调车场在他眼前团团转。他死死盯住毕利的眼睛,强自镇定下来。上校不断地咳嗽,他对毕利说:“你是我手下的士兵吗?”这位上校丧失了整整一个团,大约四千五百人,其中许多人的确是孩子。毕利没有回答,于是这个问题落了空。“你是哪个部队的?”上校问。他咳了又咳。他每吸一次气,他的肺就像油纸口袋一样嘎啦嘎啦作响。毕利记不起自己属于哪个部队。“你是四——五○——一?”“什么四——五○——一?”毕利问。一阵沉默。上校最后说道:“步兵团。”“唔。”毕利·皮尔格里姆说。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上校已病人膏肓,像快溺死的人那样越来越不行了。接着他泪流满面地大声说:“是我,孩子们!是狂暴的鲍勃!”他过去一直希望他的士兵称他为“狂暴的鲍勃。”听众中除了罗兰·韦锐外,谁也不是他团里的人。韦锐没注意听他讲话,只是注意自己的脚痛,其它一切都置之脑后了。然而,上校却以为自己对他的部下作最后一次演讲呢。他告诉他们说,他们没有什么可感到羞耻的,德国兵被打得尸体遍野,这些德国兵还向上帝祈祷,但愿听不到四——五○——一团的鼎鼎大名。他说,战争结束以后,他将邀请他团里的官兵到他的故乡怀俄明州科迪市欢聚,烤整牛款待。他讲这番话时一直盯住毕利的眼睛。他使可怜的毕利如堕五里雾中。“愿上帝和你们同在,孩子们!”他的话音不停地在大家的耳际缭绕。然后他说道:“如果你们到怀俄明州科迪市,请来找狂暴的鲍勃!”我去过那儿①,我的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也去过那儿。【①冯内古特假托的作者雍永森在书中露面。】毕利·皮尔格里姆和其他许多士兵被塞进一节货车车厢里。他与罗兰·韦锐分开了。韦锐被塞进同一列车的另一车厢。在车厢的四角,车檐下面,有通气孔。毕利站的地方靠近一个通气孔,当人群向他挤过来时,他为了松快些而朝车角的一根斜交叉撑柱上爬,直至他的视线与通气孔相平行,这样一来,他可以看到大约十码外的另一列火车。德围人用蓝粉笔在一节节车厢上写上每节车厢的人数,乘坐者的军衔、国籍、上车日期。还有一些德国人用电线、长钉以及铁路边上的其它废料,把车厢门搭钩扣牢。毕利听出有人在他的车厢上写字,但看不见写字的人。毕利车厢里的大部分士兵很年轻,他们的童年时代刚刚结束。但和毕利挤在一个角落里的是一个四十岁的人,他曾经当过流浪汉。“从前我可饿得更厉害呢,”这个流浪汉对毕利说,“我以前呆过的许多地方比这里糟得多,这儿还不赖。”在一节车厢里的一个人通过透气孔向外大声喊叫说,有人死在里面了。就这么回事。四个卫兵听了却无动于衷。“唷,唷,”一个卫兵迷迷糊糊点着头说,“唷,唷。”卫兵没有打开有死人的那节车厢,而是打开紧旁的一节车厢。皮尔格里姆被眼前的景象搞糊涂了:这节车厢宛如天堂,烛光通明,还有铺着被子和床垫的床铺,咖啡壶在炮弹壳做的炉上,喷着一股股蒸汽,桌上摆着一瓶酒和一大块面包,面包上搁了一根香肠,还有四碗汤。车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幅画,上面画有城堡呀,湖呀,漂亮的姑娘呀,等等。这是铁路卫兵滚动着的家,他们的职责是一直警卫货车从这儿滚到那儿,四个卫兵走了进去,关上了车门。一会儿以后,他们抽着烟走了出来,心满意足地用德语交淡着,嗓音深沉而圆润。其中一个卫兵看见毕利的脸从通气孔露了出来。他友好地摇了一下手指,以示警告,叫他乖乖地听话,别乱动。美国人隔着车厢再次对卫兵说他们车厢里有死人。于是卫兵从他们舒适的车厢里抬出一副担架,打开有死人的车厢,走了进去。里面根本不拥挤,只有六个活着的上校,以及一个刚死的上校。德国人把尸体抬了出来,是狂暴的鲍勃的尸体。就这么回事。夜间,有些火车头开始唧唧咕咕地你叫我吼起来,然后就轰隆隆开动了。每辆列车的车头和车尾各插一面橙色和黑色条纹旗,表示这是运送战俘的火车,而不是飞机轰炸对象。战争行将结束。火车于十二月下旬于开始向东开动。战争在五月份就要结束了。德国各地的俘虏营已完全满额,给战俘吃的粮食已经没有了,给他们取暖的燃料也光了,然而,战俘却源源不断地运来。毕利·皮尔格里姆所乘的列车是最长的一挂,已经停了两天还没开。“这不赖嘛,”流浪汉第二天对毕利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毕利从通气孔里朝外看,铁路调车场全空了,只是离得远远的侧线上躺着一挂有红十字标记的医疗列车,火车头“呜——呜——”地吼叫,毕利·皮尔格里姆乘坐的这列车也“呜——呜——”地大声回答。它俩在相互打招呼:“你——好——”即使毕利乘坐的这挂列车不开动,车厢也锁得严严实实的。不到达目的地,谁也下不了火车。对在火车外面走来走去的卫兵来说,每节车厢都是单个儿的有机体。它通过它的通气孔进行吃、喝和排泄。它也通过通气孔说话或喊叫。饮水、黑面包、香肠和干酪,从这儿进去,尿、屎以及语言又从这儿出来。车厢里的人用钢盔拉屎撒尿,接着把钢盔传给靠近通气孔的人,然后再倒出去。毕利是管倒污秽的。他们也把水壶传出去,让卫兵盛水。食物递进来时,大家很安静,互相信赖,举止文雅。他们分而食之。车厢里的人轮换着站立或躺下。那些站着的人,他们的腿好似栅栏的桩子插入温暖、蠕动、放屁和叹息的大地里。这奇特的大地是由像汤匙一样倚在一起睡觉的人体镶嵌而成的。火车终于向东爬行。圣诞节来到了。圣诞节之夜,毕利·皮尔格里姆同那位流浪汉像汤匙似地偎在一起睡觉,而且睡得很熟。他又乘坐了时间的车子,旅行到1967年,在这年的一天夜里。他被541号大众星的飞碟劫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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