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信息公开 2019-08-17 15:34 的文章
当前位置: 新亚洲彩票平台-新亚洲彩票app下载-新亚洲彩票平台免费下载 > 信息公开 > 正文

格里森姆,贫民律师

在公司的八楼,股东们有一个私人餐厅,作为非股东的职员如能在那里就餐是一份荣幸。鲁道夫以为七点钟在这间特殊的屋子里请我吃碗燕麦片就可以让我回心转意,他也真是够傻的了。他以为我怎么也不会置这影响未来充满权力的早餐于不顾。他告诉我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昨天夜里他同阿瑟商量过了。说给我十二个月的年假。另外再按莫迪凯那个事务所所付工资的数量给我增加工资。并且说那是件值得去做的事,他们尽力去保护穷人的利益,我可以作为一位特定的公益人员为他们干一年活儿,这样他们会满意,我也可以充满精力地回到公司来,我的兴趣也就得到了满足,就可以把我的才华全部奉献给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了。我也对这个想法有些动心,不禁盘算起来。我告诉他说我会考虑这个建议的,而且尽快给他答复。他又提醒我说这件事必须要交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因为我不是股东。公司对非股东还从来没有过这种特殊待遇呢。鲁道夫非常希望我能留下来,这与我们之间的友谊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公司的反垄断部门事情多得不得了,我们至少还需要两个像我这样有经验的律师。所以我要离开,势必会造成公司工作的一定困难,但我不在乎这个,因为公司有八百名律师,总会有合适人选来填充这一空白的。去年我的收入将近七十五万美元,这也是我之所以能在他们这个舒适的小屋用早餐和听他们迫切挽留我的建议的原因。如果我拿一年的收入把它捐给无家可归的人或慈善事业,然后在一年之后再回来工作也不失为好主意。在讨论完年假的事情之后,我们又转而商量迫在眉睫的问题,即我的工作交接事宜。正当我们一项一项地讨论要做的事时,布雷登-钱斯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张餐桌上,他一开始没有注意到我。屋里大约有十来个股东在用早餐,大多数人都是单独的,边吃边读早报,我也尽量不去看他。但后来我还是看见他在注视着我。“早晨好,布雷登。”我大声打着招呼,结果他吓了一跳,也使鲁道夫扭过头去看那人是谁。钱斯点了点头,但没有说什么,又去吃他的烤面包了。“你认识他?”鲁道夫小声问道。“我们见过面。”我回答说,在我去他办公室找他时,他曾问过我负责我这一部门的股东是谁,我告诉过他鲁道夫这个名字。看来他倒是没去找过鲁道夫说我的坏话。“一个蠢货。”鲁道夫不禁说道,这声音钱斯几乎都能听得到。我的看法和鲁道夫完全一致。他又翻过一页,早把钱斯忘到一边,又继续我们的事了。我办公室的未完成的工作的确不少。我不知不觉地想到钱斯和那份驱逐住户的档案。他看起来很和善,白净的皮肤,五官清秀,举止文雅。我很难想象像他这样的人会到街上去检查里面往满擅住者的废旧仓库,为了把他的工作任务完成而不惜脏了自己的手,当然,他并没有去做这样的事,他有一些帮办。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翻阅那些文件而已,当他每小时有几百美元收入的同时,公司里的赫克托-帕尔马们在干着这种令人恶心的事。钱斯在同河橡公司的执行者们共同进着午餐,打着高尔夫球,这才是作为一个股东的事情。他很可能并不知道从河橡公司旧仓库中驱逐出去的住户的名字,他何必要知道呢?他们只是一些擅自强住的人。他们是无名之辈,无家可归,没有社会地位。他不必亲自带着警察去把他们一个个拖出来,赶到街上去,而是赫克托-帕尔马他们干的。如果钱斯不知道朗蒂-伯顿一家人的名字,那么他就不会把这次驱逐行动与他们的死联系在一起。或许他现在已经知道了,可能已有人告诉了他。这些问题赫克托-帕尔马将不得不回答,而且很快就得回答。现在是星期三,我星期五就将离开公司。鲁道夫吃完早饭已是八点钟了,他八点钟在办公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参加的都是一些要人。我回到办公室,读《邮报》,报上登了看了令人心碎的五口棺材停放在教堂中的照片,有关葬礼的报道,以及对后来进行的游行的评论。还有一篇社论文章,文笔很好,主要是质问那些有饭吃有屋住的人为什么不去想一想这城里像朗蒂-伯顿一家那样的无家可归者。他们并没有走掉,他们不可能从街上一扫而空,他们躲在一些角落里,所以我们看不见他们。他们住在汽车里,他们蹲在棚户里,他们在活动帐篷中瑟瑟发抖,或就睡在公园的长椅上,在那里等候着能挤进本已十分拥挤而且可能很危险的避难所里。他们还会冻死饿死在街头。我把这篇社论剪了下来,折起来装进我的钱包里。通过律师帮办网络,我与赫克托-帕尔马接触上了。如果直接与他联系恐怕并非明智,因为钱斯会在旁边偷偷监视。我们在三楼的大图书馆的书架之间、不受别人注意也不会受保安摄像机监视的地方碰头,他很紧张。“是你把档案放到我办公桌上的吗?”我单刀直入地问道,因为我们的时间并不多。“什么档案?”他问道,说话时不时地四下打量,就好像有人拿着枪在跟踪我们。“河橡公司的那起驱逐住户案。那件事是你经办的,是吧?”他也摸不清我究竟知道多少底细,所以支支吾吾地答了声,“是的。”“档案呢?”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装作在认真看的样子。“所有的档案都在钱斯那儿保管。”“在他的办公室里?”“是的,都锁在档案柜里。”我们说话的声音极低,简直就是耳语。我原来对这次会面不很紧张,但四下看了看之后,我发现人们都在看着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在商量着什么。“档案里都是什么内容?”我问道。“没有什么好内容。”“告诉我。”“我有妻子和四个孩子,我可不想丢了饭碗。”“请相信我。”“你反正要走了,你当然什么也不在乎了。”消息传得真快,但对此我也不感到吃惊。可我不知道是谁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些闲话,律师,也可能是他们的秘书,也很可能是那些帮办们。“你为什么把那份材料放在我的桌子上?”我又问道。他又从书架上换了一本书,他的右手有些发抖。“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他又翻了几页,然后走到那排书架的另一头。我也跟了过去,确认当时身边没有旁人。他停下来又找到另一木书,他还想要继续谈话。“我需要那份档案。”我说。“可我没有。”“那我怎么才能拿到它呢?”“那就只有偷了。”“好,我到哪儿去找到一把钥匙呢?”他端详了我好一会儿,好像是看我是否是认真的。“我没有钥匙。”他说道。“那你是怎么知道那些被驱逐者的名单的呢?”“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当然明白,是你把它放在我桌子上的。”“你这个人真不可思议。”他说,然后就走开了,我等着他再次停下来,但是这一次他没再停下来,走过一排排书架,走过前台的办公桌,一直走出图书馆。在公司还有三天时间,这几天里我也无意再如何表现自己,也不在乎鲁道夫会怎么想。相反,我却故意把办公桌搞得混乱不堪,上面堆满了废纸,门也关着,两眼发直地盯着墙壁,微笑地看着这即将离开的一切。这样我就一阵一阵地感到越来越轻松。再也没有争分夺秒似的那种紧张工作,再也不会因为其他同事每周干八十五小时工作而也必须每周工作八十小时,再也不必给上司拍马屁,看他们的眼色,再也不会做当不成股东而惊醒的噩梦。我给莫迪凯打了个电话正式通知他我接受那份工作。他听了大笑起来并开玩笑说一定想办法付我工资,我星期一就上班。但他要我早一点过去一下,简单地介绍一下情况,我回忆着十四街那个事务所的内部结构,琢磨着我会在哪间办公室办公,好像这件事还挺重要似的。下午晚些时候,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与朋友和同仁告别上了,他们要证实我是否真发疯了。不过我还好,我已向圣人又迈进了一步。就在这同一时间,我的妻子在拜访一位负责离婚的律师,她是个很有名气的律师,尤其在钻空子方面很有一手,又是个很少同情心的家伙。我六点钟回到家里时,克莱尔正在等着我,我平时六点钟根本回不了家的。厨房的桌子上放满了条子和计算机空白表格程序纸,一个计算器已放在一边随时备用,她表情如冰,已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一次,我走进了埋伏。“鉴于我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建议我们还是离婚吧。”她很愉快地先开口说了话,“我们无需吵架,无需相互指责,实际上我们心里都明白,只是没说出来而已,那就是,我们的婚姻该结束了。”她住了嘴,等着我说些什么,我可不能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既然她决心已下,反对又有什么用呢?我也必须做出像她那样冷漠的样子。“那当然。”我说,尽量装作无所谓。最终能如此坦诚,我心里也算是轻松多了,但心里感到不舒服的是她要求离婚的愿望比我还强烈。为了占据上风,她接着就提到她已找过杰奎琳-休姆,就是她新找的负责离婚案子的律师。我知道她将要提出的那些为她自己利益的条件,实际上是她的这位律师出的主意。“你为什么要雇律师呢?”我打断她的话。“我只是想我要受到保护。”“你认为我会占你什么便宜吗?”“你是律师,我也要请个律师,问题很简单。”“你要是不请她,你可以省一大笔钱。”我说道,我也故作争辩状,毕竟这是离婚呀。“不过,请了律师我心里踏实多了。”她把证据甲递给我,这是一份我们财产和债务清单,证据乙是财产分割和债务分担的建议,毫不奇怪,她企图得到财产的大部分。我们有一万二千元的现金,她想用一半去偿还买汽车时的银行欠款,其余的钱我能得到二千五百元。至于我买车时所欠的一万六千元她连提也没提。我们共同积蓄的五万一千美元中,她要去四万元。我自己的四十万零一千当然归我。“这并不怎么公平。”我说。“我们并不是二一添作五那样的平均分配。”她说,那神气就好像有必胜的把握,因为有那位雇来的律师作后盾。“为什么不呢?”“因为我不是经历中年危机的人①。”①中年危机:人步入中年之后对自我价值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焦虑。“这么说是我的错了?”“我们不是分担错误而是分割财产,原因你最清楚,你已决定每年要减少九万美元的收入,我为什么要一同跟你承担这种后果?我的律师有把握说服法官说你的行为已把我们的经济收入给毁了。你要发疯,行啊,可别指望我跟你去挨饿。”“这不太可能吧!”“我不想争吵。”“我要是心满意足了,我也不想吵。”我感到我不得不设置点麻烦。但我们不会大吵大叫,摔东西,更不会大哭大闹;我们也不会互相攻击,无中生有,更不会酗酒撒泼。我们的离婚就是这个样子。一种不温不火的离婚。她根本不搭理我,继续摆弄她那些单子。其中一份肯定是给她那位律师准备的。“这个公寓的租期到六月三十号,我得住到那个期限,那是要花一万美元租金的。”“你要我什么时候走?”“你随时都可以走。”“好吧。”如果她让我走,我是不会求她让我留下的。这是一种不甘示弱的做法,谁比谁差呀?我差点说出点蠢话,比如,“是不是等不急了要招个什么人进来?”我想激怒她,看看她的反应。可是我还是克制了自己。“我周末搬出去。”我说道。她没有回答什么,但也没有皱眉头。“你为什么得我们共同资金的百分之八十呢?”我问道。“我并没有得百分之八十,我要付一万美元的房租,三百美元的公共设施费,要两千美元来付清我们俩共同的信用卡,我们的租钱一共还要交六千美元,这总共就是二万一千了。”证据丙是个人财产清单,从客厅的东西列起,以空空的卧室的物品结束,这些坛坛罐罐的谁也不会为它去争吵,所以这次分家是平静的。“你愿意拿啥就拿啥。”我说过好几遍这句话,特别是提到毛巾、床罩之类的东西时。我们之间也交换了一些东西,但手法巧妙,有几件东西与其说是不愿意放弃,倒不如说是由于拥有它更有一种自豪感。我要了电视机和几只盘子。单身生活似乎一下子就来临了,要考虑安置一个新家我还有些麻烦,而她却不然,她已经生活在未来好几个小时了。不过,她还是公平的。在我们把这十分枯燥的证据丙完成之后,我们都认为这样做算是平均分割了,我们都将各自签字表示同意,再等六个月,到法庭履行一下法律手续就算正式离婚了。我们俩谁也不想再互相谈一谈,我找到我的大衣,到乔治顿大街散了很长时间的步,想着生活变化是如此之大。我们婚姻的破裂是缓慢的,但也是势不可免的,而这次事业上的变化不过是个导火线而已。情况是变化得快一些,但我是无力阻止的——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第二天上午我在耶稣会为无家可归者进行法律咨询,这时我的技巧与已经在这行干了多年的律师不相上下,十一点一刻,我终于忍不住了,打电话问索菲亚有没有莫迪凯的消息,她说没有。我们期待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会谈长一些,我一直希望他也许会打个电话来,说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通常我睡得很少,尽管缺乏睡眠与身体上的不适毫不相干。为会谈一事我焦躁不安;我洗了一个很长的热水澡,又喝光了一瓶酒,可心情还是没有好转。我的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我做咨询时,也不能收拢心神。当我的命运悬而未决时,我怎能对食品券、房屋补贴、少年犯的父亲等问题感兴趣呢?午餐准备好了,我离开了那里,我的存在远远不如吃饭问题那么重要。我买了两只素馅的面包圈和一瓶水,开车在环城公路上兜了一个小时。我回到事务所,看见莫迪凯的车停在楼旁,他在办公室等我,我关上门。会谈的地点在阿瑟-雅各布斯的私人会议室,在大楼的第八层,一个我从未涉足过的禁区,莫迪凯受到了贵宾般的礼遇,接待人员飞快地接过了他的外套,咖啡的味道调得正好,新鲜的松饼随意取。他坐在桌子的一侧,对面坐着阿瑟、唐纳德-拉夫特、一名负责公司的过失保险索赔的律师和一名代表河橡公司的律师。蒂尔曼-甘特利也有律师,但没受到邀请。即使达成了协议,也没人指望甘特利出一个子儿。对方阵线中的唯一缺口是那名代表河橡公司的律师,但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两个公司的利益有冲突,莫迪凯说它们之间的分歧是显然的。阿瑟代表他那一方做了大部分的发言,莫迪凯很难相信他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有关事实不仅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对答如流;尽管超时工作,分析问题时思路异常清晰。首先双方同意这次会谈的一切内容不得泄漏;赔偿责任仅限于当天有效;任何建议在落纸成文并经双方签字之前不具法律效力。阿瑟开言道这件案子的被告,尤其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河橡公司,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对于公司的名誉损失和新闻界的猛烈抨击他们既恼火又束手无策。他对他心爱的公司所处的困境直言不讳,莫迪凯只是听着,在整个会谈过程中很少发言。阿瑟指出本案涉及诸多问题。他首先谈到了布雷登-钱斯,并透露说他被赶出了公司。他没有主动辞职,是被公司开除的。阿瑟坦言直陈钱斯的过错,他独立负责河橡的业务,知道TAG公司关闭仓库的方方面面,并督导了整个行动。当他同意执行驱逐计划时也许犯下了过错。“也许?”莫迪凯道。呃,好吧,不是也许,钱斯批准执行那样的计划大失专业水准;他窜改了文件;他试图掩盖他的所作所为;他显然对他们撒了谎。阿瑟说这些话时没有丝毫不安。在人质事件发生后如果钱斯说出真相,公司就能避免这场官司,也不会受到潮水般的舆论攻击。钱斯使他们处境相当尴尬,他已成为过去。“他是怎样窜改文件的?”莫迪凯问。对方想知道莫迪凯是否已经看过文件,那该死的文件现在究竟在哪里?他不答。阿瑟解释说钱斯抽掉了一些文件。“你们见过赫克托-帕尔马一月二十七日的备忘录吗?”莫迪凯话声刚落,他们就警觉起来。“没有。”阿瑟回答道。这么说钱斯实际上把备忘录也抽了出来,连同朗蒂的房租收据,一起扔进了碎纸机。莫迪凯郑重其事、得意万分地从公文包中取出几份备忘录和收据的复印件,恩赐一般地扔向对面,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的律师们一把抓起。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他们把备忘录看了一遍又一遍,逐字逐句,希望发现其中的漏洞,妄想断章取义,死抠字眼,做出有利己方的解释,可是一无所获。赫克托行文非常清楚,叙述无懈可击。“我能请教一下这份文件从何而来?”阿瑟礼貌地问。“这并不重要,至少目前如此。”很显然,他们一直非常在意这份备忘录。钱斯临走时肯定描述过它的内容,原件已被销毁。但是万一留下了副本,该怎么办?他们手捧着备忘录,简直不敢相信。但是他们是老练的律师,所以很快恢复了常态。他们把文件抛在一边,好像有把握来处理这件事。“我想这把我们带到了失窃的卷宗的问题上。”阿瑟说,急于扭转劣势。他们有一个目击证人,在我取走文件的那天夜里看见我逗留在钱斯的办公室旁;他们有指纹;他们在我的办公桌上发现了那份包着钥匙的神秘的文件;我曾向钱斯要过有关河橡和TAG公司的文件,我有作案动机。“但是无人可以作证,”莫迪凯道,“这些全是间接证据。”“你知道那份文件现在何处?”阿瑟问道。“不知道。”“我们不想让迈克尔-布罗克蹲监狱。”“那你们为什么坚持要以刑事罪起诉他呢?”“一切都在桌面上明摆着,格林先生。如果就此案达成了协议,我们当然会罢手。”“太妙了,你的建议是?”拉夫特递过来一份十页的调查概要,附有五颜六色的图表。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在非法致死案中儿童和年轻的文盲母亲值不了多少钱。这是典型的大公司的办事作风,细致、全面。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幕僚们花费了无数的时间调查全国范围内的侵权赔偿案的最新行情。最近一年的行情,最近五年的行情,最近十年的行情,各个地区、各个州、各个城市的行情,学龄前儿童的死亡陪审团会判多少?没多少。全国平均数是五万五千美元,在南部和中西部要低得多,在加州和大城市略高些。学龄前儿童不工作,没有收入,法院一般不允许预测他们将来能挣多少钱。对朗蒂工资损失的估计相当公允。考虑到她的工作时断时续,他们做出了一些颇有分量的假设。她今年二十二岁,有朝一日会很快找到一份全职工作,拿最低工资,这是一个慷慨的假设,但是拉夫特也愿意承认。她要戒酒戒毒,就业期间不得怀孕,又一个好心的假设。她边就业边接受培训,然后换个工作,薪水是原来的两倍,保持这份工作直到六十五岁。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把她一生的收入折合成现在的美元,拉夫特得出的数字是五十七万美元。没有外伤也没有烧伤,没有任何痛苦,他们在梦乡中死去。为了了结这场官司,洗刷公司的名声,公司慷慨地补偿每个孩子五万美元,再加上朗蒂的工资损失,赔偿总额为七十七万美元。“这个数字不够,”莫迪凯道,“单为一个孩子我就能从陪审团那儿拿到这个数。”他们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他接着几乎对拉夫特精心准备的摘要中的每一点都提出了异议。他不管达拉斯或西雅图的陪审团是怎样判决的,也不管其可比性,他对奥马哈的法律程序也不感兴趣,他只知道怎样与华盛顿的陪审团打交道,这才是事情的关键。如果他们以为只花这点钱就能过关,那他该走了。拉夫特在找莫迪凯话中的漏洞时,阿瑟重申了自己的立场。“这事好商量,”他忙不迭地说,“这事好商量。”他们的调查摘要中有意避开了惩罚性损害赔偿,莫迪凯指明了这点。“一个富有公司的富有律师故意纵容非法的疏散行为,而这么做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我的当事人被抛向街头,活活冻死,坦白说,先生们,这个案子难道不应科以惩罚性赔款吗?这里是华盛顿。”“这里是华盛顿”只意味着一件事:黑人陪审团。“我们可以商量,”阿瑟重复道,“你预想中的数字是多少?”我们曾讨论过第一次的开价数,在诉状中我们索赔一千万,这个数字不是天价,否则的话赔偿额会高达四千万或五千万甚至一个亿。“每人一百万。”莫迪凯道。他的话重重落在红木桌面上。坐在另一侧的人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但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五百万?”拉夫特问,声音几不可闻。“五百万,”莫迪凯大声道,“每个受害者一百万。”四个人突然意识到手中拿着记事簿,每人都写下几行字。过了一会儿,阿瑟重新分辩说我们的索赔理由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天气的影响——暴风雪——是造成死亡的部分原因,随后是关于天气的一通长篇大论,莫迪凯打住话头道:“陪审团成员知道二月份还下雪,二月份仍很冷,二月份有暴风雪。”在整个会谈中,只要他一提起陪审团,对方总有短暂的沉默。“他们对庭审怕得要命。”他告诉我。他对他们说,我们索赔的理由经得起他们的反驳。不管是出于蓄意而为,还是由于严重的疏忽,驱逐住户的行为终归发生了。我们的当事人被迫在二月里流落街头,无处藏身,这是可以预见的后果。他可以向任何地方的陪审团陈述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但对华盛顿的正直的公民来说就更有说服力了。在索赔上没占到上风,阿瑟转而打出了他们的王牌——我。具体说来就是我从钱斯的办公室窃取文件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是明知故犯。他们的立场很强硬,他们愿意庭外和解,可对我的不道德行为却绝不放过。“他们要怎样?”我问。“吊销执照两年。”莫迪凯沉重地说。我说不出话来。整整两年,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对他们说他们疯了,”他说,可是语气不如我期待的那样强硬,“绝对办不到。”我还是无言以对,只是心里不断重复着:两年,两年。他们在赔偿金额上又交锋了几次,但分歧太大,事实上他们什么协议也没达成,只是同意尽快再举行会谈。莫迪凯最后交给他们一份即将起诉的马奎斯-迪斯诉状的复印件。诉状上列出了相同的三名被告,要求就他被非法驱逐出户赔偿微不足道的五万美金,莫迪凯向他们保证以后还有。我们的真实计划是每周起诉两件,直到所有的被驱逐人都得到赔偿。“你准备把这个透露给报纸吗?”拉夫特问。“为什么不?”莫迪凯道,“一经起诉它自然成为公共记录。”“不错,不过,我们已经受够了媒体的攻击。”“是你们先挑起事端的。”“什么?”“你们泄漏了迈克尔被捕的消息。”“我们没有。”“那么《邮报》上怎么会登出他的照片呢?”阿瑟一句话就让拉夫特闭上了嘴。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紧盯着墙一个小时才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来,公司愿意出一大笔钱来避免两件事:一是进一步的名誉损失;二是对簿公堂所引起的严重经济损失。如果我交出文件,他们就不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一切都会画上圆满的句号,只是公司要惩罚我解解心头之恨。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个仅是个叛徒,而且是整个事情的罪魁祸首。正是因为我才使他们深藏不露的丑事曝了光。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丢脸就足以让他们恨我,而要让他们与心爱的美元作别则点燃了他们复仇的火焰。我做这一切全凭内部情报,至少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显然不知道赫克托在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我偷走了文件,找到了我需要的全部证据,构想出这件诉讼。我是犹大,我理解他们,尽管不无遗憾——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我和克莱尔都是工作狂,又年富力强,所以根本不用闹钟,特别是周一的早晨当我们面对新的一周工作挑战的时候。我们五点钟就已起床,五点三十分吃点麦片粥,然后就各奔东西了,甚至比赛似的看谁先离开家。可能是喝了些酒的缘故,我一夜没有做梦,没有梦到周末所发生的事情。在我开车上班的路上,我决心从此以后要让自己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保持一定距离。但我仍要参加葬礼,不时地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做些公益性的工作,并且保持同莫迪凯的友谊,经常到他的办公室去。也偶尔会到多利小姐那儿帮忙,去为无家可归的人做饭。我会捐一些钱让他们改善一下伙食。我想我如果出钱肯定比那些穷律师出得更多。我来到办公室时,天色尚未亮,我决心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一连工作几天,这样可以调整我自己。我近来的所为已和我的事业脱了轨,这样疯狂地工作一阵子会把事情正过来。只有傻瓜才会离开我现在的轨道而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我乘电梯时特意不再进那位先生曾经乘过的那一部。他已成为了历史,我决心不再想他。我也不再去看那间会议室,当时他就死在那里。我把公文包和大衣扔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去冲咖啡。还不到六点钟,我就已走在办公大楼的厅廊里,与这位同事打个招呼,与那位职员问个早,脱去上衣,卷起袖子,一切都是重新开始的架势。我先浏览了一下《华尔街日报》,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报纸是从不报道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接着我又读了一下《邮报》,在“大都市”栏中对朗蒂-伯顿一家有一段简单的报道,还有一幅照片,是她的奶奶在一所房子外面哭泣的情景。我看过之后,把报纸放到一旁。我比报道的内容知道得更多,我已决心不再为之所动。在《邮报》下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法律文件大小的马尼拉纸文件夹,这类文件夹我们公司每天不知用上多少。上面没有任何标记,所以格外让人疑惑,它就放在那里,没有封口,在我的桌子角上,一定是有人偷偷地放的,我慢慢地打开它。里面只有两页纸,第一张上就是《邮报》上昨天登载过的那报道的复印件,也就是我昨晚给克莱尔读过好几遍的那个报道。在这张纸的下面是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官方文件中提出来的一份档案,标题上写着:被驱逐者的名单——河橡公司。在左栏中有从一到十七的编号,其中第四号就是德文-哈迪。第十五号上写的是朗蒂-伯顿以及三四个孩子。我慢慢地把这份档案放在桌子上,先是站在那里,然后又走到门边,把门锁好,又靠门站了一会。开头的几分钟里一切都是那么平静,我注视着桌子中间的那份档案,我不得不相信这份档案是真实可靠的,可是是谁把它放到我这儿来的呢?于是,我又一次拿起这份材料,仔细看,在第二页纸下面,就在档案里,这位不肯通报姓名的人用铅笔写下这样的字:这次驱逐住户的行动是不合法的,也是不人道的。这些字都是用印刷体字母写成,很显然是怕我分析字迹而认出写字的人。笔迹也十分不清楚,就好像用铅笔十分轻地在档案上写上去的。我的办公室门一直锁了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我一会儿站在窗前看日出,一会儿坐在桌子那儿看看这份档案。楼厅,走廊中的人渐渐多起来,我可以听到波利说话的声音。我打开了门,向她问好,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并要继续装下去。整个一个上午除了开会还是开会,其中有两个会是鲁道夫和他的客户的。我表现得很得体,尽管我已根本不记得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鲁道夫看到他的一员干将又精力充沛地回到工作岗位,他感到十分骄傲。我对那些仍想谈起人质事件或问起我事后感觉的人都不很客气。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精力充沛,干劲十足。所以,人们渐渐就不再关心这些事了。后来,父亲给我打来电话。他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打电话到我办公室的我也记不清了。他说孟菲斯在下雨。他每天就在房子周围坐一坐,感到很无聊,还说他和我妈妈对我都有点担心。我对他们说克莱尔挺好,为了怕他们进一步问起她,我找了个话题,把她弟弟詹姆斯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在我婚礼上曾见过他一面。我表现出对克莱尔一家人的关心,这能让他高兴。爸爸往我办公室里通了电话,他很高兴。我仍在这里工作,挣着大钱,而且会越挣越多。他要我常给他打电话。半小时后,我的哥哥沃纳也从他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区的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他比我大六岁,也是一家资金雄厚的大公司股东,是一位不受任何限制的律师。沃纳和我小时候并不总在一起,但我们在一起时又是彼此感到很愉快。在三年前他离婚期间,他几乎每周都打电话给我,把他的心里话和我说一说。他也和我一样是个守时的人,所以,我知道我们的电话不会很长的。“多和爸爸谈一谈。”他说,“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我想他是会告诉你的。”“我知道你现在的感觉,我们都经历过。你工作努力,收入可观,从来不停止地帮助小人物。后来发生了点事,你就回想起法学院,想到我们在一年级时的事情,那时我们充满理想,想将来用我们的法学知识来拯救人类,你还记得吗?”“记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一点不错,我们一年级时,学校做过一次调查,我们班有一半的同学都想学公共利益法。可三年后当我们毕业时,大家又都想去挣大钱去了。我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法学院让你变得贪婪。”“大概是吧,我们公司有一项计划,你可以有一年的假期,就像学术年假之类的假期,在这一年之中你可以从事公益法。十二个月后你再回来,就像从来没离开一样。你们公司怎么样?”文塔吉-沃纳有过同一个问题,他已然解决了这个问题,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十二个月,我就可以脱胎换骨了。真是一条捷径,而且我的前途也不受任何影响。“可非股东成员不行,”我说,“我也听说有一两个股东曾离开这里为别的什么机构干一两年,然后又回到这里。但从来没有一个非股东成员这样做过。”“但你的情况不同,因为你是这一公司的成员,精神受到极大伤害,甚至几乎丧了命。我会用我的力量去说服一些人,告诉他们你需要一段时间休息。就休一年吧,然后再回来干。”“这可能会奏效。”我说,尽量不打击他的情绪。他是A型行为者①,有时会一意孤行,常常一句话不当就会争论起来,特别是在家庭成员中问。“我得忙去了。”我说,他也有事要做,我们约定以后再详谈。①A型行为是一种行为类型,常表现为高度进取心和紧迫感,性情急躁,凡事认真求全。这类人易引发心脏病。与之相对的B型行为则是轻松悠闲,无紧迫感。这些用语是美国心脏病专家MeyerFriedman等人首先使用。午饭是与鲁道夫以及一个客户在一家豪华的饭店吃的。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工作午餐,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喝酒,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客户对这段时间也要付费。为鲁道夫一小时要付四百美元,而我则是三百。我们连工作,谈话,再加吃饭共是两个小时,那位客户就要为这顿午餐付出一千四百美元。我们公司在这家饭店有账户,所以饭钱可以记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账上,如果教堂地下室的伙食管理员也把账记在这位客户的账上就好了。整个一个下午又是不停的电话,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仅凭我的意志力就能使我看上去是精神抖擞、干劲十足的,所以这些事我是应付裕如的。我这样每天的收入都是十分可观的。但反垄断法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显得繁忙和无聊。直到五点钟时我才得空一个人坐一会儿。我和波利说了声再见,又锁上了门。开始打开那份神秘的档案,并在记事本上胡乱地记一些什么。划了许多带箭头的线条,从各个方向指向河橡公司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其中大部分箭头都指向了布雷登-钱斯,这个我曾在档案中看到的房地产股东。我想送这档案来的是他的律师帮办,那个曾听到过我们尖刻的话,并在几秒钟之后当我们离开他们房间时把钱斯比作蠢驴的那个年轻人。他对这次驱逐行动的底细一定十分清楚,他会有机会接触这份档案的。为了避免公司录音,我使用我的手机向反垄断部门的一位帮办打电话。他的办公室从我这个办公室转个弯才到。他把我当成了另外一个什么人了,而我没费多大劲就知道我所要找的人是赫克托-帕尔马。他在公司已工作三年了,一直搞房地产方面的工作。我想找到他,但是不能在公司里找他。莫迪凯打来电话,他问我晚饭打算在哪儿吃,他说:“我请客。”“请我喝汤?”他笑了:“当然不是,我知道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我们约好七点钟碰面。克莱尔又回到那种外科医生的精神状态中去了,把时间、吃饭、丈夫早就忘到了脑后。她下午三四点钟才上班,简简单单说上两句话,然后就不知何时才能回家,总之是不会早的,至于晚饭男人只有自己照顾自己了。这一点我并不反对。她已从我这里学会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了。我们在杜邦广场附近的一家餐馆碰头。餐馆里酒吧柜台前站满了一些收入可观的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在进城上班之前在这里喝点什么。我们是在后面一个小包厢里喝着啤酒。“伯顿的事越来越引人瞩目。”他呷了一口干啤,说道。“对不起,在过去的十二小时里我就像在山洞里一样,外面什么事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许多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四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都住在汽车里,一起死在了大街上。他们死的地方就离国会山不到一英里,而国会山上还正在开会要改革福利政策,这会使更多的母亲和孩子流落街头。你看吧,有好瞧的了。”“这样一来,他们的葬礼就会更让人注意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已经和十几个这方面的积极分子谈过话了,他们打算把他们的人都带上,这样葬礼的会场就会挤满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报纸、电台又会报道一番。四口小棺材再加上他们母亲的棺材排成一排,摄影,照像,六点钟的新闻你就看吧。我们先集会,后游行。”“这样一来,他们的死很可能带来好的结果。”“很有可能。”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大城市的律师,我当然知道每次午餐或晚餐的邀请背后总是有些目的的。莫迪凯准是找我有事,从他的眼神我就看得出来。“知道他们为什么成为无家可归的吗?”我问道,试探一下他是否知道什么。“不知道,大概和其他无家可归的人情况差不多吧。我还没来得及打听这些事。”我转念一想,决定还是先不能告诉他那份神秘档案和里面的内容。这还是保密的。我能知道这件事只是因为我在公司中的位置。要把我所知道的一位客户的活动情况曝光,是有违职业道德的,更何况我还没有得到任何证实。侍者上了色拉,我们开始吃起来。“我们今天下午开了个会。”莫迪凯边吃边说,“我一个,亚伯拉罕一个,还有索菲亚,我们需要有人帮助。”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什么样的帮助?”“还需要一名律师。”“我想你已破产了。”“我们还有一点储备,我们打算采取一种新的营销策略。”十四街的律师事务所还在考虑什么营销策略让人听起来感到滑稽,但他却是认真的。我们俩都笑了。“如果我们要是再有一个律师每周花十小时的时间来搞募捐,那他就能自给自足。”我们又是相视一笑。他继续说道:“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也不得不说,我们的存在将依靠我们募捐的能力,科恩信托公司每况愈下,幸好我们还没去行乞,不过,现在情况变了。”“其他的工作呢?”“搞贫民法,你对这个不外行,我们那个地方你也看见了,就那么个地方,索菲亚是个泼妇,亚伯拉罕是个蠢货,客户身上尽是味儿,钱吗,就是叫人笑掉牙的几个子儿。”“工资是多少呢?”“我们一年可以给你三万,但我们只能先付你头六个月的。”“为什么呢?”“信托公司六月三十日结账。到那时他们会告诉我们下一个财政年度会有多少钱,新的财政年度是从七月一日开始。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储备来支付你后六个月的工资了。最后我们四个人再把支出之余的钱分了。”“亚伯拉罕和索菲亚会同意吗?”“他们同意,我没费多少口舌,我们想你和律师界很熟,又受过良好的教育,人长得也帅,这些加到一块,你要是搞募捐真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要是我不愿意搞募捐呢?”“那我们四个人的收入就更低了,每人每年能拿到二万就不错了。甚至会是一万五,如果公司再一垮,我们也得流落街头,和我们的客户没什么两样了,成了无家可归的律师了。”“这么说我成了十四街律师事务所的前途和希望了?”“这正是我们的意思。我们把你作为正式股东,让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着急去吧。”“我有点动心。”我说,但我也有点害怕。这份工作报酬并不是没有预料到的,只是这件事实际是向我敞开了一扇门,而我实在是犹豫不决:是进还是退。黑豆汤上来了,我们又要了一些啤酒。“亚伯拉罕是怎么个人?”我问道。“他是布鲁克林人,犹太小伙子,他来到华盛顿是做莫伊纳汉参议员的工作人员,在国会山上待了几年,后来失业流落街头。这个人绝顶精明,他经常和那些大公司的公益律师合作办案,他现在正在催促统计局把无家可归的人数量搞准,也在要求特区的教育系统要保证无家可归者的孩子能有书读,他不会为人处事,但他在幕后策划方面十分擅长。”“那索菲亚呢?”“她是个职业社会工作者,在法学院夜校听课长达十一年,无论言行都与律师无异,特别是在和政府工作人员打交道时更是这样。你一天不止十次地听她在接电话时说:‘我是索菲亚-门多萨,法律代理人。’”“她也是秘书吗?”“不,我们没有什么秘书。我们自己打字,整理档案,冲咖啡。”他向前探了探身子,压低嗓门,“我们三个人已在一起工作多年了。迈克尔,我们都是老面孔,老一套了,说实在的,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面孔,新的思路。”“工资倒是挺吸引人的。”我说,勉强做出幽默的样子。他也笑了:“我们不是为钱而工作,而是为了我们的灵魂。”我的灵魂让我几乎一夜未能入睡。我有退出的勇气吗?我是否认真考虑过选择一个收入如此之低的工作呢?这就等于是向数百万美元说再见。我所梦寐以求的东西将成为泡影。但是时机是很不错的,婚姻一结束,如果一切都来个戏剧性变化也是恰逢其时——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雪花在飘落着,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开着车。我已不记得我上一次是何时驱车驶过特区的街道而没有耽误开会的时间。坐在车里,我感到又热又有些口渴,我只是随着车流在向前行驶着,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这时最好不去办公室,要是阿瑟对我发火怎么办?我得接待一百个来访的不速之客,几乎都以同样的声调虚情假意地问:“你怎么样啊?”我车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是波利打来的,听声音有点惊慌,“你在哪儿?”她问道。“是谁要知道我在哪儿?”“很多人都想知道,阿瑟就是其中之一,还有鲁道夫,一位记者也打来电话。还有几位客户想向你咨询。克莱尔也从医院打来电话。”“她要干什么?”“她担心你,就像我们大家一样。”“我没事,波利,告诉大家我在医生这儿。”“你现在就在医生那儿吗?”“不,我很可能去那儿,阿瑟说了些什么?”“他倒没打电话来,是鲁道夫打的电话,他们在等你。”“让他们等一会儿吧!”她停了一会儿,又接着慢慢地说:“好吧,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也不知道,我想医生让我走时我就会回来的;你怎么不回家?我们现在正在风暴的中心区,我明天打电话给你。”我说完把电话挂了。这座公寓我在白天是很少看到的,一想到一边烤着火一边赏雪更是情不自禁。如果我去了一个酒吧,我可能就不会离开了。我驾着车驶上大街,这时家住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郊区而在城里上班的人们正匆匆向家赶去。我轻松地沿着几乎没有什么车辆的街道又回到城里,在体育场附近我找到了那块墓地,他们就是在这里把那些没人认领的死者埋葬的。在十七大街我经过了循道宗使命大街,我们昨天还没来得及吃的晚餐就是从这儿运来的。我驶过城里的几个地段,这些地段我几乎从没见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见到了。天气越来越黑了,雪下得很大,路上积雪已足有好几英寸了,但预报说雪还要下得更大。当然,就是暴风雪也不会让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关门。我知道那儿的律师喜欢半夜和星期天,因为只有那些时候电话铃是不会响的。大雪也是令人欢喜的,因为它可以推迟那些单调乏味的没完没了的各种会议的电话。在大厅里一个保安告诉我所有的秘书和大部分职员已在三点钟时回家了。我又进入了电梯,还是昨天那位先生用过的那一部。我桌子上整齐地摆了一排粉红色的电话留言条,足有十多个,没有一个让我感兴趣的,我走到我的计算机桌旁开始寻找我那些客户的索引。河橡公司是德拉维尔总公司的成员,一九七七年成立的,其总部设在马里兰的黑格斯顿。它是一家私人公司,因此资金情况不易了解。他们的法律代理人是N.布雷登-钱斯。我对这个名字不熟悉。我在大的数据库查找到了他。钱斯是我们房地产部的一个股东,就在四楼。他年龄四十四岁,已婚,杜克大学法学院毕业,本科阶段在葛底斯堡大学学习。这是一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且十分富于预见性的简历。由于公司一共有八百名律师每天接受各种诉讼案件,我们有三万六千份使用中的档案。为了确保我们纽约办公室不起诉我们在芝加哥的客户,每一份新的档案都立即输入到我们的数据系统中去。我们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秘书和律师帮办们人手一个特殊用卡,用它就可以进入总信息库查询所有档案。如果我们棕榈海滩的任何一个遗嘱验证代理人处理一件有钱的客户的房地产的话,只要我想要了解,都可以按几个键去了解我们事实陈述的基本情况。关于河橡公司,这儿共有四十二份档案,几乎都是这个公司购买下来的不动产转让。钱斯是每份档案记录的代理人,其中四份有驱赶住户的行为,有三起是在去年发生的,调查的第一个阶段是容易的。一月三十一日,河橡公司买下了佛罗里达路的那份房产,卖方是TAG三股份有限公司。二月四日,我们的客户从这份房产的一个废旧仓库中驱赶出一批擅住者,其中之一就是我所认识的哈迪先生。他个人曾要通过法律程序追回这份财产,因而就来找到律师。我把这份档案的名称和号码抄了下来,就向四楼走去。来到这个大公司的律师几乎没有人是愿意做不动产律师的,因为有不少更有吸引力的领域,可以施展才华,建立名气,诉讼无论何时都是更有利的,而且在公司里诉讼律师也最受尊敬。一些法人领域吸引了极富才华的律师,吸收和获得仍然是热门,保证和抵押一直受人青睐。我的领域是反垄断,是深受尊敬的行业。税法是相当复杂的,但这方面的开业律师却很让人羡慕的。政府关系(即在议会外为影响议员投票而进行的疏通或游说话动)方面的律师是人们所讨厌的,但收入却十分可观,所以在特区的每家律师公司都染指其中。但谁也不是主动想当不动产律师的。其原因我也说不清楚。他们不与人交往,他们也无疑要阅读那些抵押文件中印刷精美的文字,但总被公司的其他律师认为低人一等。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每个律师都在他的办公室内保存一些现时的档案材料,公司的其他部门能得到的都是已过时的档案材料,每个律师都没有义务把自己的档案材料出示给其他律师看。除非公司高级股东或委员会的执行人员要求他这样做。这次驱赶擅住者的档案材料仍然属于现时性的,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经过哈迪事件之后,这份档案材料一定会作为特殊保护对象的。我看见一位帮办在秘书处旁边的一张桌子那儿看一张蓝图,我就问他布雷登-钱斯的办公室在哪儿,他用头向我示意就在大厅对面的一个开着门的办公室。令我吃惊的是钱斯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那里显出很忙的样子,我的突然闯入让他有些不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礼貌的做法是我应先打个电话预约时间,然后才能来访。对这些繁文缛节,我也不太在乎。他没有给我让座,不过我也照样坐了下来,这倒也没影响他的情绪。“你就是其中一位人质?”当他把我的来访与人质事件联系起来之后,说话时显得有些焦躁。“是的,我就是。”“当时一定挺吓人的吧。”“现在一切都结束了,那个家伙,就是那位哈迪先生,在二月四日被人从一所旧仓库中驱赶了出去,是不是由我们公司驱赶的?”“是的。”他冷冰冰地说,由于他的防范态度,我猜想那份档案在白天就已挑出来了。他一定和阿瑟以及高层人物都仔细研究过了。“有什么事儿?”“他是擅自强住的吗?”“他当然他妈的是了。他们那些人都是擅自强占的住户。我们的客户打算清除这帮家伙。”“你可以担保他是擅自强住的人吗?”他把头低下,眼睛有些红,然后又喘了口气:“你想要知道什么呢?”“我可以看一看档案吗?”“不行,这件事与你无关。”“很可能有关。”“谁是你的监督股东?”他猛地把笔从衣袋里掏出来,好像要记下这个人的名字,好让这个人来责备我。“鲁道夫-梅斯。”他狠狠地把这个名字写了下来。“我很忙,”他说,“请你离开好吗?”“我为什么不可以看一看档案?”“因为它是我的,我说不行就不行。怎么样?”“恐怕这样不太好吧?”“这样对你有好处。你怎么还不走?”他站起身来,当他指着门时,他的手直颤抖。我冲他笑了笑,离开了。那位帮办把一切都听在耳里,当我走过他的办公桌时,我们交换了一下眼光,都感到有些困惑。“真不是东西。”他说这话时几乎是只做个口形而没有真正说出声来。我冲他也笑了笑,点了点头表示同感。不是个东西但是是个傻瓜。如果钱斯刚才态度和蔼,向我解释说是阿瑟或其他的什么头儿叮嘱过这份档案已经封存起来,我就不会产生疑心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边肯定有问题。能否得到这份档案将是个关键问题。我和克莱尔有各种电话机,无论是衣袋里或提包中的手机,还是汽车里的电话机,更不用说两只寻呼机,所以我们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容易的,但我们的婚姻状况使得什么都变得不那么容易了。我们要在晚上九点钟才能凑到一起。她每天工作都很忙,一天下来已是精疲力竭,她的每一天当然比我所做的任何事都更累,而我的工作则更为重要,因为我是博士,又是律师。我们的生活就像一种不顾规则的比赛。我已厌倦这种比赛,我看得出来,她很高兴看到我这次死里逃生所产生的余悸,看到我离开办公室满街闲逛。她的一天要比我更富成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她的目标是要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女神经外科医生、脑科医生,甚至是男医生在无计可施时都要向她求教的名人。她学习时成绩优异,意志异常坚定,有女中豪杰的男子气概。她要超过所有的男性,就像她现在正在超过我这个老练的有耐力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一样。这种比赛已经不新鲜了。她开的是一辆米亚塔牌跑车,不是四轮驱动的,所以,天气不好时我很担心。她再过一小时就该下班了,我要开车去乔治顿医院也得一个小时左右。我到那里把她接来,然后再找一家餐馆,不然就去中国餐馆买些外卖,这是我们常有的事。我开始整理桌子上的文件和物品,认真地驳回了最近的十份档案材料,在桌子上我只有十份材料,这是我从鲁道夫那里学来的,我每天处理一份,按小时付酬是个很主要因素。我最重要的十份材料中当然包括那些最有钱的客户,不管他们的问题是多么紧迫。这也是从鲁道夫那儿学来的伎俩。我预计每年要有二千五百小时是按小时付酬的,即每周五十小时,每年五十周。而付酬的数目是每小时三百美元,这样每年我可以从公司拿到七十五万美元。其中他们付给我十二万,外加三万保险金和二十万间接费用,股东把其余的留下,每年年终时按一个复杂得吓人的公式计算再分配给个人,结果每一次都争个你死我活。我们公司的股东们很少有人收入不足一百万,有人甚至达到二百万美元,一旦我也成为股东,我就会成为终身的。所以,如果我在三十五岁就顺利地当上股东的话,以后的三十年收入就相当可观,财产也是巨大的了。正是这个梦想让我们没日没夜地守在办公桌旁。我正在桌子上计算着这些数字,这是我经常干的,我想也是公司其他人经常干的。这时电话响了,是莫迪凯-格林打来的。“布罗克先生吗。”他很礼貌地称呼,他的声音十分清晰,但也可以听到电话里的背景声音在叮叮地响着。“是的,请叫我迈克尔。”“很好,你看,我已打过几次电话了,你不必担心,血检的结果是阴性。”“谢谢。”“不客气。”“我想你可能急于知道这个结果。”“谢谢,”我又一次道谢,这时他身后一阵吵闹声,“你现在在哪儿?”“在一个流浪汉的避难所里,雪太大了,他们一下子都跑到这里,结果饭不够吃了,我们都忙着这件事,好把他们安顿下来。”办公桌是桃花心木制作,样式古朴,地毯是波斯地毯,椅子包的是红色真皮,显得十分富丽,技术制造很具艺术性。我端详着这精美的办公室,多年来第一次考虑这样的问题:这些东西得花多少钱?我们难道不是在追逐金钱吗?我们为什么这么卖力地工作?就是为了买更高级的地毯,或更古老的办公桌吗?在我温馨漂亮的房间里,我想到了莫迪凯-格林,他这时正在义务地为避雪的无家可归的人忙活,为饥寒交迫的人布施食物,可想而知,他这时是满脸微笑,语言亲切。我们两人都有法律学位,我们都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我们都具有律师的雄辩的口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同宗同源的。但我是在帮助我的客户吞掉他们的竞争对手,让他们的进账金额上再加几位数,我也从中获了利发了财,而他却在帮助他的客户吃上顿饱饭有张温暖的床。我看着我在记事本上写的数字——每年一共收入多少,一共多少年,这样一步一步走上发财之路——一种愧疚攫获了我的心,多么露骨,多么无耻的贪婪。这时电话铃把我惊醒了。“你怎么还在办公室?”克莱尔问道,每个字都说得那么慢,因为每个字上都蒙着一层冰。我看了看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呃,噢,西海岸的一个客户打来电话,那边没下雪。”我知道这是常撒的谎,这没什么关系。“我在等你,迈克尔,是不是我得走回去?”“不,我尽快赶到你那儿。”我以前也让她等过。这也是竞赛的一部分,我们都太忙了,很难准时的。我匆匆走出大楼,走进风雪之中,不太在乎又一夜被白白浪费掉了——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本文由新亚洲彩票平台-新亚洲彩票app下载-新亚洲彩票平台免费下载发布于信息公开,转载请注明出处:格里森姆,贫民律师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