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信息公开 2019-08-17 15:34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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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律师,格里森姆

星期天早晨我起得很晚,是克莱尔打来的电话把我叫醒的,又是一番冷冰冰的谈话,她只是告诉我她什么时候回来。我提议说晚饭去我们俩都喜欢的一家餐馆一起用餐,可她说没有兴致。我也没有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对这类事我们谈话时从不谈起。由于我们的公寓在三楼,所以《星期日邮报》从来不能直接投到家里,虽然我们想了几个办法,但半数情况仍不如意。我洗了个淋浴,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天气预报说最高温度是华氏二十五度,正当我要离开公寓时新闻广播员匆匆地报道了一下头条新闻,这条消息把我惊呆了!我听到了报道,但开始时没有引起注意,我走近靠厨房墙角处的电视机,我的脚步沉重,血液似乎已凝结,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夜里十一点左右,特区警察在城东北部的一个公园附近发现一辆小汽车,那个地方是经常有枪战的。车就停在路边,都已磨平了的车轮陷进了一堆外壳已结冰的雪堆里。车里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都已窒息而死。警察猜测这个家庭就住在车里,而且为了让车里暖一些,就打开了发动机,由于汽车的排气管被路面清雪车所堆起的雪掩埋起来了,废气无法顺利排出,细节情况所知不多,也没有报道死者的姓名。我冲到人行道,在雪地上滑了一下,但没有跌倒,然后沿着P街跑向威斯康星大街,穿过大街后又跑到三十四街的售报亭,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抓到一张报纸,心中充满恐惧。报纸头版的下面一角就是这个报道,很显然,这条报道是在报纸排版的最后时刻才插进去的,也没有报道死者的名字。我把报纸打开,翻到A栏,把其余几页报纸就扔在潮湿的人行道上,这则报道在十四页上有继续报道,主要是警方的一些评论性的文字,还有一些警告性的话,告诉人们如果汽车排气管被堵塞可能会发生的危险,接下来的就是令人心碎的细节:母亲是二十二岁,她的名字叫朗蒂-伯顿,婴儿叫特米科,两个已学会走路的孩子叫阿朗佐和丹特,是双胞胎,都是两岁,最大的孩子叫奥塔里欧,年龄四岁。我当时一定是发出一声怪叫,因为一个路过的人朝我看了一眼,眼光很怪,好像我是个危险人物。我走开了,双手仍拿着那份打开的报纸,我迅速地浏览了其余的二十个栏目。“对不起,”一个难听的声音在我身后说道,“你还没付报钱。”我仍继续走着。他从后面走近我身边,喊道:“喂,伙计!”我站下来,从衣袋里掏出五美元的一张票子,扔在他的脚下,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在P街上,离我的公寓不远的地方,我靠在一幢漂亮的联立式楼房前的挡土墙边。人行道上的雪已被清除了,清除得十分彻底。我又一次读了一遍这篇报道,我读得很仔细,希望并不是这样的结局。各种想法,各种问题一古脑儿涌上来,我简直应接不暇,来不及细考虑,唯有两个问题不断在我心里反复出现:他们为什么不回避难所?那个婴儿死时是否包着我那件夹克衫?越想越感到心情沉重,几乎连脚步都迈不动了。在震惊之余,一种负罪感又袭上心头。星期五夜里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时为什么不为他们做点什么?我本可以把他们带到一个温暖的汽车旅馆里让他们吃顿饱饭的。我走进公寓时,电话铃正响着。是莫迪凯打来的。他问我看没看这则报道,我问他是不是还记得那个湿尿布。就是这家人,我说。他从未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我告诉他更多的是我和奥塔里欧的交往。“听了这件事我很难过,迈克尔。”他这时声音充满了悲痛。“我也很难过。”我欲说无言,真不知说什么才好,我们说以后见面再谈。我回到沙发上,一动不动地一直坐了一个小时。后来我回到车上,把我为他们买的一袋袋食品、玩具和衣物都搬了下来。仅仅是出于好奇,莫迪凯中午时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一生中在不少大公司工作过,这次来主要是想看看那位先生死的地方。我带他走了几个主要的地方,并简单地叙述了一下当时做人质的情况。我们坐他的车一起离开。星期天交通并不繁忙,莫迪凯对别的车在干些什么也毫无兴趣。“朗蒂-伯顿的母亲今年三十八岁,因倒卖可卡因而服刑十年,”他告诉我,他曾打过电话,“两个兄弟也都在监狱里。朗蒂本人有过卖淫和吸毒的历史,不知道谁是她的父亲,也许不止一个父亲。”“谁向你提供的这些信息?”“我在一个居民村见到了她的外祖母。上次她看到朗蒂时她才有三个小孩,当时她正在和她妈妈一起卖毒品。根据这位老奶奶的说法,她已同她女儿和孙女脱离了关系,就是因为毒品的问题。”“那么谁会来埋葬他们呢?”“就是埋葬德文-哈迪的那些人。”“一个比较像样的葬礼需要多少花费呢?”“那要讨价还价的,怎么,你有兴趣吗?”“我只是不想让他们被草草地安葬。”我们正行驶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路过议会大厦庞大的办公大楼,背后是国会大厦,不禁心里暗骂两声,这些大楼里的混蛋们每月浪费数十亿美元而仍让那么多人无家可归,那四个无辜的孩子死在大街上,可以说就死在国会大厦的阴影之下,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栖身之处!我们那个住宅区的有些人会说他们根本就不该出生!这些尸体被送到总医院检验官的办公室,那里也有停尸房。那是特区总医院的二层棕色楼群。这些尸体将停在那里等候有人来认领,如果在四十八小时内无人来认领,这些尸体就可以使用一些防腐剂,然后放在很像样的木棺之中,并很快在公墓中安葬。莫迪凯把车停在一个仅供残疾人停车的车位上,过了一会儿,他问道:“你真的想进去?”“我想是的。”他曾来到过这里,而且事先打了电话。这时一个穿着很不合身的制服的保安人员上前企图阻止我们,莫迪凯气冲冲地向他说话,声音之大部令我害怕,我的胃都有些痉挛。那个保安人员让步了,巴不得尽快离开我们。有几扇玻璃门上都用黑字写着停尸房的字样,莫迪凯走了进去,就好像他就是这儿的主人一样。“我是莫迪凯-格林,伯顿一家的律师。”他冲着办公室后面的一位年轻人大声说道,那声调不像是在告诉他什么,倒像是在下战表。那位年轻人看了看写字夹板,又翻了几页。“你在干些什么?”莫迪凯又怒气冲冲地问了一句。那位年轻人抬起头,装腔作势地看了看,这时发现他的对手不是个好惹的。“请稍等。”他说,然后向计算机走去。莫迪凯转过身对我大声说道,“你能想象吗,这里有过停放一千具死尸的情况。”我意识到他对那些官僚机构,政府工作人员是从没有耐心的,而且我又想起了他让社会保障部门的那位秘书当面道歉的故事。对莫迪凯来说,半数的案子都是靠强硬的态度和吼叫来办的。这时一个面色苍白的先生走了进来,他的黑发是染出来的,但染得很糟,冷冷地握了握手之后,自我介绍说他叫比尔。他穿了一件蓝色工作服,一双有很厚胶底的鞋子。他们到哪儿去找人来到停尸房工作呢?我们跟着他穿过一道门,沿着一条已消过毒的通道走着,这里的温度越来越低,然后来到停尸问。“今天有几具?”莫迪凯问道,好像他是为检查尸体数量来的。比尔一边扭动门钮,一边答道:“十二具。”“你还好吧?”莫迪凯问我说。“我也不知道。”比尔打开了那扇金属门,我们迈进房问。屋里阴冷,有一股防腐剂的气味。地上铺的是白色地砖,灯是蓝色的荧光灯。我跟随着莫迪凯,低着头,尽量不向四面看,但这很难做到。尸体都用白布单从头到脚地盖着,就和电视上看到的一样。我们看到几双白人的脚,他们的脚趾上挂着一个标签,接着就是几双棕色的脚。我们拐了一个弯,停在一个角落里,左边是个轮床,右边是张桌子。比尔说:“朗蒂-伯顿。”他十分熟练地把白布单拉到胸部。正是奥塔里欧的母亲,她穿着一件白色长袍。从她的脸上看去不像死去了,好像她正在睡觉,我忍不住盯着她的脸看着。“就是她。”莫迪凯说,似乎他们已是多年的老相识了。他看了看我让我再确认一下,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比尔把床推转过去,我几乎屏住了呼吸。几个孩子只用一个白布单盖着。他们整整齐齐地躺成一排,一个紧挨着一个,双手都在胸xx交叉着,像小天使般地睡着,这些终日在街头的小战士终于安息了。我想摸一摸奥塔里欧,拍一拍他的胳臂,向他说声对不起。我想唤醒他,带他回家,让他吃饱饭,给他一切他所喜爱的东西。我又向前凑近一些要更看得仔细一些。“别摸他。”比尔说。我点了点头。莫迪凯说:“就是他们几个。”比尔又用白布单把他们盖了起来,我闭上眼睛,给他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祈祷,是仁慈和请求宽恕的祈祷。再也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上帝对我说。在大厅的一个房间里,比尔拉出来两个网兜子,里面装的是这一家人的个人物品。他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张桌子上,我们帮助他清点这些物品。他们穿的衣服又脏又破,我那件劳动布的夹克是那里边最好的一件。有三条毯子,一个钱包,一些不值钱的玩具,婴儿营养粉,一条毛巾,又是一堆旧衣服,一盒香子兰饼干,还有一听没有打开的啤酒,一些香烟,二只避孕套,以及二十美元零零碎碎的钱。“她的汽车在市停车场,”比尔补充说,“人们说那辆车已是破烂不堪了。”“我们会处理的。”莫迪凯说。我们在物品清单上签了字,带着朗蒂-伯顿一家的全部资产离开了。“我们把这些东西怎么处理呢?”我问道。“把它们送到她外祖母那儿去,你的那件夹克衫还要吗?”“不,不要了。”举行葬礼使用的屋子是莫迪凯所认识的一位牧师的。莫迪凯并不喜欢这个牧师,因为他所在的教堂对无家可归的人不够友善,但他却能左右这个人。我们在教堂前停下了车,教堂在哈佛大学附近的佐治亚大街。这个地方比较清洁整齐,附近房子的窗子上没有钉那么多木板。“你最好待在车里,”他说,“如果我单独和他谈话,话能说得更坦率一些。”我真是不喜欢一个人坐在车里,但这时我已把生命都托付给他了,只能说,“没问题。”于是我坐得更低一些,这样可以向四周张望。“你会没事儿的。”他走了,走时把车门锁了起来。几分钟以后,我放松了一些,并且开始思考问题。莫迪凯要单独会见那位牧师自有道理。如果我要露面很可能会把事情弄得复杂了。他会问我是谁?我为什么对这一家人感兴趣?这样一来,花费就会大大增加。人行道上行人不断。我看着行人匆匆而过,寒风吹袭着他们。我看到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穿着很好,他们手挽着手。当昨夜奥塔里欧一家人挤在狭小的汽车里受冻,呼吸着没有气味的一氧化碳直至死去时,这些人在哪里?我们这些人又在哪里?这个世界已经完了,一切都没有意义。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已看到六个无家可归的人死去。对这样的令人震惊的事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我是个白人律师,我受过良好的教育,锦衣玉食,收入颇丰,而且很快就可以成为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富人。不错,婚姻是要吹了,但我可以从头来过,世上不乏漂亮的女人,我从未为此而担心过。我诅咒那位先生,是他让我的生活脱了轨,我诅咒莫迪凯,是他让我有一种罪恶感,我也诅咒奥塔里欧,是他叫我心碎。这时有人敲车窗把我吓了一跳,几乎魂都没了,原来是莫迪凯,他站在路边的雪地上。我摇开车窗。“他说他要二千美元,把五个人都埋葬了。”“不用管他要多少!”我说,他又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坐回驾驶座位,把车开了起来。“葬礼定于星期二,就在这个教堂。木棺材,但都是不错的。他还准备些花儿,你知道,这样看起来才像样。他开始要三千,但是我告诉他新闻界还要来人,你还可以上电视,结果他就同意给二千了。二千块还算不错。”“谢谢你,莫迪凯。”“你还好吗?”“不怎么样。”他没有再说什么,我们开车回到我的办公室。克莱尔的弟弟詹姆斯已确诊为何杰金病,所以全家都祈祷上苍。这倒与我无关,我只是听她讲述她一家人是如何度过这个周末的。先是听到这个吓人的消息,接着就是抱头痛哭,祷告,安慰詹姆斯和他的妻子。这一家子就好抱头痛哭。看来她没叫我去她家真是谢天谢地。医治立即着手进行,据说预后还不错。她回家来还是让人高兴的,家里总算有人可以述说一下心中的烦闷。我们在公寓的舒适的小屋中喝酒,烤火,脚上盖着毯子,那情调真有点浪漫,尽管我内心受到伤害太多,几乎想不到那些充满柔情的事。我尽力去听她的讲述,对可怜的詹姆斯说些同情的话,不时地用些适当的词儿。这种情况是我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否是我所需要的。我想我们可能会闪烁其辞互不说破,也许还会发生小的摩擦。很快就会变得撕破脸皮,后来还可能变得平缓,就像真正成年人那样分手。但是,自从奥塔里欧那件事之后,我再也不想涉足情感,我的情感已经枯竭。她不断地提醒我说我看上去很疲惫,我真得感谢她。我一直注意地听她的讲述,一直到完,后来话题又转到了我及我的周末过得如何。我和盘托出,向她讲了我所经历的一切,我在避难所做志愿服务者,后来又讲了奥塔里欧和他的一家,把报纸的有关报道也给她看了。她真的有些感动,但也有些困惑,好像我和上周相比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她不知道她是喜欢这后一种形象呢还是原来的形象,就连我也说不清楚——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我和克莱尔都是工作狂,又年富力强,所以根本不用闹钟,特别是周一的早晨当我们面对新的一周工作挑战的时候。我们五点钟就已起床,五点三十分吃点麦片粥,然后就各奔东西了,甚至比赛似的看谁先离开家。可能是喝了些酒的缘故,我一夜没有做梦,没有梦到周末所发生的事情。在我开车上班的路上,我决心从此以后要让自己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保持一定距离。但我仍要参加葬礼,不时地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做些公益性的工作,并且保持同莫迪凯的友谊,经常到他的办公室去。也偶尔会到多利小姐那儿帮忙,去为无家可归的人做饭。我会捐一些钱让他们改善一下伙食。我想我如果出钱肯定比那些穷律师出得更多。我来到办公室时,天色尚未亮,我决心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一连工作几天,这样可以调整我自己。我近来的所为已和我的事业脱了轨,这样疯狂地工作一阵子会把事情正过来。只有傻瓜才会离开我现在的轨道而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我乘电梯时特意不再进那位先生曾经乘过的那一部。他已成为了历史,我决心不再想他。我也不再去看那间会议室,当时他就死在那里。我把公文包和大衣扔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去冲咖啡。还不到六点钟,我就已走在办公大楼的厅廊里,与这位同事打个招呼,与那位职员问个早,脱去上衣,卷起袖子,一切都是重新开始的架势。我先浏览了一下《华尔街日报》,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报纸是从不报道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接着我又读了一下《邮报》,在“大都市”栏中对朗蒂-伯顿一家有一段简单的报道,还有一幅照片,是她的奶奶在一所房子外面哭泣的情景。我看过之后,把报纸放到一旁。我比报道的内容知道得更多,我已决心不再为之所动。在《邮报》下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法律文件大小的马尼拉纸文件夹,这类文件夹我们公司每天不知用上多少。上面没有任何标记,所以格外让人疑惑,它就放在那里,没有封口,在我的桌子角上,一定是有人偷偷地放的,我慢慢地打开它。里面只有两页纸,第一张上就是《邮报》上昨天登载过的那报道的复印件,也就是我昨晚给克莱尔读过好几遍的那个报道。在这张纸的下面是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官方文件中提出来的一份档案,标题上写着:被驱逐者的名单——河橡公司。在左栏中有从一到十七的编号,其中第四号就是德文-哈迪。第十五号上写的是朗蒂-伯顿以及三四个孩子。我慢慢地把这份档案放在桌子上,先是站在那里,然后又走到门边,把门锁好,又靠门站了一会。开头的几分钟里一切都是那么平静,我注视着桌子中间的那份档案,我不得不相信这份档案是真实可靠的,可是是谁把它放到我这儿来的呢?于是,我又一次拿起这份材料,仔细看,在第二页纸下面,就在档案里,这位不肯通报姓名的人用铅笔写下这样的字:这次驱逐住户的行动是不合法的,也是不人道的。这些字都是用印刷体字母写成,很显然是怕我分析字迹而认出写字的人。笔迹也十分不清楚,就好像用铅笔十分轻地在档案上写上去的。我的办公室门一直锁了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我一会儿站在窗前看日出,一会儿坐在桌子那儿看看这份档案。楼厅,走廊中的人渐渐多起来,我可以听到波利说话的声音。我打开了门,向她问好,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并要继续装下去。整个一个上午除了开会还是开会,其中有两个会是鲁道夫和他的客户的。我表现得很得体,尽管我已根本不记得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鲁道夫看到他的一员干将又精力充沛地回到工作岗位,他感到十分骄傲。我对那些仍想谈起人质事件或问起我事后感觉的人都不很客气。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精力充沛,干劲十足。所以,人们渐渐就不再关心这些事了。后来,父亲给我打来电话。他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打电话到我办公室的我也记不清了。他说孟菲斯在下雨。他每天就在房子周围坐一坐,感到很无聊,还说他和我妈妈对我都有点担心。我对他们说克莱尔挺好,为了怕他们进一步问起她,我找了个话题,把她弟弟詹姆斯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在我婚礼上曾见过他一面。我表现出对克莱尔一家人的关心,这能让他高兴。爸爸往我办公室里通了电话,他很高兴。我仍在这里工作,挣着大钱,而且会越挣越多。他要我常给他打电话。半小时后,我的哥哥沃纳也从他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区的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他比我大六岁,也是一家资金雄厚的大公司股东,是一位不受任何限制的律师。沃纳和我小时候并不总在一起,但我们在一起时又是彼此感到很愉快。在三年前他离婚期间,他几乎每周都打电话给我,把他的心里话和我说一说。他也和我一样是个守时的人,所以,我知道我们的电话不会很长的。“多和爸爸谈一谈。”他说,“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我想他是会告诉你的。”“我知道你现在的感觉,我们都经历过。你工作努力,收入可观,从来不停止地帮助小人物。后来发生了点事,你就回想起法学院,想到我们在一年级时的事情,那时我们充满理想,想将来用我们的法学知识来拯救人类,你还记得吗?”“记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一点不错,我们一年级时,学校做过一次调查,我们班有一半的同学都想学公共利益法。可三年后当我们毕业时,大家又都想去挣大钱去了。我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法学院让你变得贪婪。”“大概是吧,我们公司有一项计划,你可以有一年的假期,就像学术年假之类的假期,在这一年之中你可以从事公益法。十二个月后你再回来,就像从来没离开一样。你们公司怎么样?”文塔吉-沃纳有过同一个问题,他已然解决了这个问题,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十二个月,我就可以脱胎换骨了。真是一条捷径,而且我的前途也不受任何影响。“可非股东成员不行,”我说,“我也听说有一两个股东曾离开这里为别的什么机构干一两年,然后又回到这里。但从来没有一个非股东成员这样做过。”“但你的情况不同,因为你是这一公司的成员,精神受到极大伤害,甚至几乎丧了命。我会用我的力量去说服一些人,告诉他们你需要一段时间休息。就休一年吧,然后再回来干。”“这可能会奏效。”我说,尽量不打击他的情绪。他是A型行为者①,有时会一意孤行,常常一句话不当就会争论起来,特别是在家庭成员中问。“我得忙去了。”我说,他也有事要做,我们约定以后再详谈。①A型行为是一种行为类型,常表现为高度进取心和紧迫感,性情急躁,凡事认真求全。这类人易引发心脏病。与之相对的B型行为则是轻松悠闲,无紧迫感。这些用语是美国心脏病专家MeyerFriedman等人首先使用。午饭是与鲁道夫以及一个客户在一家豪华的饭店吃的。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工作午餐,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喝酒,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客户对这段时间也要付费。为鲁道夫一小时要付四百美元,而我则是三百。我们连工作,谈话,再加吃饭共是两个小时,那位客户就要为这顿午餐付出一千四百美元。我们公司在这家饭店有账户,所以饭钱可以记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账上,如果教堂地下室的伙食管理员也把账记在这位客户的账上就好了。整个一个下午又是不停的电话,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仅凭我的意志力就能使我看上去是精神抖擞、干劲十足的,所以这些事我是应付裕如的。我这样每天的收入都是十分可观的。但反垄断法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显得繁忙和无聊。直到五点钟时我才得空一个人坐一会儿。我和波利说了声再见,又锁上了门。开始打开那份神秘的档案,并在记事本上胡乱地记一些什么。划了许多带箭头的线条,从各个方向指向河橡公司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其中大部分箭头都指向了布雷登-钱斯,这个我曾在档案中看到的房地产股东。我想送这档案来的是他的律师帮办,那个曾听到过我们尖刻的话,并在几秒钟之后当我们离开他们房间时把钱斯比作蠢驴的那个年轻人。他对这次驱逐行动的底细一定十分清楚,他会有机会接触这份档案的。为了避免公司录音,我使用我的手机向反垄断部门的一位帮办打电话。他的办公室从我这个办公室转个弯才到。他把我当成了另外一个什么人了,而我没费多大劲就知道我所要找的人是赫克托-帕尔马。他在公司已工作三年了,一直搞房地产方面的工作。我想找到他,但是不能在公司里找他。莫迪凯打来电话,他问我晚饭打算在哪儿吃,他说:“我请客。”“请我喝汤?”他笑了:“当然不是,我知道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我们约好七点钟碰面。克莱尔又回到那种外科医生的精神状态中去了,把时间、吃饭、丈夫早就忘到了脑后。她下午三四点钟才上班,简简单单说上两句话,然后就不知何时才能回家,总之是不会早的,至于晚饭男人只有自己照顾自己了。这一点我并不反对。她已从我这里学会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了。我们在杜邦广场附近的一家餐馆碰头。餐馆里酒吧柜台前站满了一些收入可观的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在进城上班之前在这里喝点什么。我们是在后面一个小包厢里喝着啤酒。“伯顿的事越来越引人瞩目。”他呷了一口干啤,说道。“对不起,在过去的十二小时里我就像在山洞里一样,外面什么事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许多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四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都住在汽车里,一起死在了大街上。他们死的地方就离国会山不到一英里,而国会山上还正在开会要改革福利政策,这会使更多的母亲和孩子流落街头。你看吧,有好瞧的了。”“这样一来,他们的葬礼就会更让人注意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已经和十几个这方面的积极分子谈过话了,他们打算把他们的人都带上,这样葬礼的会场就会挤满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报纸、电台又会报道一番。四口小棺材再加上他们母亲的棺材排成一排,摄影,照像,六点钟的新闻你就看吧。我们先集会,后游行。”“这样一来,他们的死很可能带来好的结果。”“很有可能。”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大城市的律师,我当然知道每次午餐或晚餐的邀请背后总是有些目的的。莫迪凯准是找我有事,从他的眼神我就看得出来。“知道他们为什么成为无家可归的吗?”我问道,试探一下他是否知道什么。“不知道,大概和其他无家可归的人情况差不多吧。我还没来得及打听这些事。”我转念一想,决定还是先不能告诉他那份神秘档案和里面的内容。这还是保密的。我能知道这件事只是因为我在公司中的位置。要把我所知道的一位客户的活动情况曝光,是有违职业道德的,更何况我还没有得到任何证实。侍者上了色拉,我们开始吃起来。“我们今天下午开了个会。”莫迪凯边吃边说,“我一个,亚伯拉罕一个,还有索菲亚,我们需要有人帮助。”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什么样的帮助?”“还需要一名律师。”“我想你已破产了。”“我们还有一点储备,我们打算采取一种新的营销策略。”十四街的律师事务所还在考虑什么营销策略让人听起来感到滑稽,但他却是认真的。我们俩都笑了。“如果我们要是再有一个律师每周花十小时的时间来搞募捐,那他就能自给自足。”我们又是相视一笑。他继续说道:“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也不得不说,我们的存在将依靠我们募捐的能力,科恩信托公司每况愈下,幸好我们还没去行乞,不过,现在情况变了。”“其他的工作呢?”“搞贫民法,你对这个不外行,我们那个地方你也看见了,就那么个地方,索菲亚是个泼妇,亚伯拉罕是个蠢货,客户身上尽是味儿,钱吗,就是叫人笑掉牙的几个子儿。”“工资是多少呢?”“我们一年可以给你三万,但我们只能先付你头六个月的。”“为什么呢?”“信托公司六月三十日结账。到那时他们会告诉我们下一个财政年度会有多少钱,新的财政年度是从七月一日开始。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储备来支付你后六个月的工资了。最后我们四个人再把支出之余的钱分了。”“亚伯拉罕和索菲亚会同意吗?”“他们同意,我没费多少口舌,我们想你和律师界很熟,又受过良好的教育,人长得也帅,这些加到一块,你要是搞募捐真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要是我不愿意搞募捐呢?”“那我们四个人的收入就更低了,每人每年能拿到二万就不错了。甚至会是一万五,如果公司再一垮,我们也得流落街头,和我们的客户没什么两样了,成了无家可归的律师了。”“这么说我成了十四街律师事务所的前途和希望了?”“这正是我们的意思。我们把你作为正式股东,让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着急去吧。”“我有点动心。”我说,但我也有点害怕。这份工作报酬并不是没有预料到的,只是这件事实际是向我敞开了一扇门,而我实在是犹豫不决:是进还是退。黑豆汤上来了,我们又要了一些啤酒。“亚伯拉罕是怎么个人?”我问道。“他是布鲁克林人,犹太小伙子,他来到华盛顿是做莫伊纳汉参议员的工作人员,在国会山上待了几年,后来失业流落街头。这个人绝顶精明,他经常和那些大公司的公益律师合作办案,他现在正在催促统计局把无家可归的人数量搞准,也在要求特区的教育系统要保证无家可归者的孩子能有书读,他不会为人处事,但他在幕后策划方面十分擅长。”“那索菲亚呢?”“她是个职业社会工作者,在法学院夜校听课长达十一年,无论言行都与律师无异,特别是在和政府工作人员打交道时更是这样。你一天不止十次地听她在接电话时说:‘我是索菲亚-门多萨,法律代理人。’”“她也是秘书吗?”“不,我们没有什么秘书。我们自己打字,整理档案,冲咖啡。”他向前探了探身子,压低嗓门,“我们三个人已在一起工作多年了。迈克尔,我们都是老面孔,老一套了,说实在的,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面孔,新的思路。”“工资倒是挺吸引人的。”我说,勉强做出幽默的样子。他也笑了:“我们不是为钱而工作,而是为了我们的灵魂。”我的灵魂让我几乎一夜未能入睡。我有退出的勇气吗?我是否认真考虑过选择一个收入如此之低的工作呢?这就等于是向数百万美元说再见。我所梦寐以求的东西将成为泡影。但是时机是很不错的,婚姻一结束,如果一切都来个戏剧性变化也是恰逢其时——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我星期五夜里到家时,公寓的房间当然是空无一人的,但却有些新的转变。在厨房的角落有一张纸条。她学着我的样子,也回普罗维登斯她父母的家去了。她没有说明原因,只是叫我回来后打电话给她。我打电话给她父母时,他们正在吃饭。我们艰难地谈了五分钟,这段谈话只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我们两人都很好,还有就是她大约在星期天下午回来。我挂上电话,去煮咖啡。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凝视着卧室的窗外,看着行驶在P街上的车辆。路上还覆盖着雪,看不出有融化的迹象。我猜想她一定也会把困扰我的那个令人不快的故事讲给她的父母听,在我们自己都没有面对现实之前双方都对自己的父亲十分坦诚了。这对我们来说是既令人伤心又很奇怪,但又不是让人感到意外的。我已厌倦了这种做法,我想很快,或许就是这个礼拜天,我们就会坐下来,很可能就在餐桌上,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把我们的想法、担心都讲出来,我可以肯定地说,并开始计划我们的分居生活,我知道她想要出去,我只是不曾想过会是怎样地离开。我练习着我将说给她听的每一句话,直到我感到这种说法很有说服力为止,然后我就出去散步,出去很长时问。外面的温度是华氏十度,冷风刺面,打透了我的风衣。我经过一幢幢房屋,一排排联立屋,我看到那些真正的家庭正在吃饭,谈笑,享受着家庭的温馨。我转到M街时,看到不少人站在人行道上,他们是因为久居室内而有些烦闷,所以出来透透风。M大街是充满生气的,就是在寒冷的周末夜晚也不例外,酒吧里坐满了人,餐馆里都排上了队,咖啡厅里也是座无虚席。我伫立在一个音乐俱乐部窗外,站在齐踝深的雪里,听着里面演奏的勃鲁斯音乐,看着青年男女一起饮酒跳舞。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我已不再是青年人了。我已三十二岁,在过去的七年里,我工作的时间比别人二十年工作的时间还多,我已累了,当然不是老年人那种累,而是中年人所承受的重压。我承认我已不像大学刚毕业时的那个样子了,姑娘们很少再回过头多看我两眼。我感到很冷,这时又下起雪来。我买了个三明治,把它塞在衣袋里,又向我的公寓走去,我喝了些烈性酒,笼起火,在昏暗之中我感到格外孤独。从前,克莱尔周末不在家时,我就待在办公室里,一点愧疚感也没有。现在我坐在壁炉旁边,对这种念头产生了反感,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我走以后也会长久存在而且还会兴旺,而那些客户和问题,那些看起来是如此重要的问题将由一些年轻的律师去应付,我的离职会在公司引起小小的震动,但不会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的位置用不了几分钟就会有人接替。在九点钟过后不久,电话铃响了,让我从这段清醒的白日梦中醒来。是莫迪凯-格林打来的,他的嗓门很大,“你忙吗?”他问道。“唔,不怎么忙,有什么事?”“天太冷了,又下了雪,我们现在很缺人手,你能不能过来帮几个小时的忙?”“干什么?”“干活,我们这儿的确缺少几个能干的人。避难所和施粥所都人满为患了,我们没有那么多志愿者来帮忙。”“可我不知我是否能干得来。”“你会不会在面包上涂花生酱?”“那没问题。”“那你就能干得来。”“好吧,我到哪儿去?”“从办公室走十个街区左右,就在第十三大街和欧几里德大街交汇的地方,你会在右侧看见一个黄色的教堂,就是以便尼派基督教会。我们就在地下室里。”我把这些话用笔写了下来,我越听就越有些发抖,因为格林先生让我去的地方是常发生械斗的地区。我想问问我是否需要带上枪,我也不知道他是否随身带着枪的。但他是黑人,而我却不是。还有我那辆车怎么办?我那辆昂贵的车。“明白了吗?”他停了一会儿,问道。“是的,明白了。二十分钟以后我就会到的。”我仗着胆子说,可心里却不停地在打鼓。我换上牛仔裤,穿上汗衫和标名远足鞋。我也把信用卡和钱包里的大部分现金随身带上。在衣柜的顶端,我发现一件旧细帆布的上衣,还是个有皮里的,上面有咖啡渍和油漆渍,这还是上法学院时穿的,现在可以算做文物了,我穿戴好之后照照镜子,使自己尽量看上去不是个很富裕的人,但还是不行。如果在某个杂志的封面上,一个年轻的演员穿上这身衣服,说不定马上会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我特别需要一件防弹背心,我有些害怕。但是当我锁好门,走到风雪中时,我又有一种异样的兴奋。飞车开枪射击邻近车辆和聚众攻击行人的事情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出现。由于天气的缘故,路上几乎不见什么车辆,十分安全,起码那时是这样的。我找到了那个教堂,把车停在街对面的一个停车场上,这个教堂虽是个主教堂,但并不大,看样子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很明显,原来的教会组织早已把它废弃了。在拐角处,我看见一群人龟缩在一起,等在门外。我迅速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就像我十分清楚要去哪儿那样。就这样我走进了一个流浪汉的世界。正当我假装很熟悉的样子向前慢慢走时,突然我走不动了,我被惊呆了,地下室里挤满了无家可归的人,数量之多难以置信:有的人躺在地板上,打算睡觉;有的三五成群坐在一起,低声谈话;有的坐在长条桌旁吃东西;有的则坐在他们的折叠椅上,靠墙的每一英寸都坐满了人,他们背靠着空心煤渣砖墙。小孩子有的在哭,有的在玩,母亲总是尽量把自己的孩子拉到身边。醉汉僵直地躺着,打着鼾,志愿者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给他们发放毯子和苹果。厨房在地下室的一端,里面忙作一团,有的人在准备食品,有的在发放。我看见了莫迪凯,他在一群人的后面正往纸杯里挤果酱,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在厨房的门口摆放食品的长桌前站着长长的一队人,他们在耐心地等候领到一份食物。屋里很暖和,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再加上煤气一熏,闻起来很不舒服,这时一个流浪汉撞到我的身上,他穿戴得和那位先生十分相像,是该动一动的时候了。我直奔莫迪凯走去,他看到我十分高兴。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握了握手,他把我介绍给另外两个志愿服务者,他们的名字我从来没听说过。“真有意思,”他说,“天下大雪,气温骤降,我们却在这儿整夜地干活,你拿着那盘面包。”他指着那边一盘切片面包。我拿起那个盘子跟他走到长桌前。“这可不简单,你从这儿拿一片大红肠,再从那儿拿点芥末和蛋黄酱。一半三明治上抹些芥末,一半抹蛋黄酱,再把大红肠夹在两片面包中问。每十来个再加些花生酱。懂了吧?”“懂了。”“你学得很快。”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就又不知道忙什么去了。我很快就做好了十来个三明治,自认为已十分熟练了。接着我就慢下来,看着排在队里的人们,他们低着头,但总是不时瞥一眼桌上的食物。他们每人发给一个纸盘,一只塑料碗和一只勺子,以及一块餐巾纸,随着队伍不断地向前移动,他们的碗里添上了汤,盘子里先是半个三明治,然后又是一只苹果和几块饼干,最后是一杯苹果汁。大多数人部对发放果汁的人轻声说声“谢谢”,然后就走开,小心翼翼地端着食物,甚至孩子们都静静地等候着,对食品也十分仔细小心。大多数人都吃得很慢,享受这里的温暖,品味着嘴里的食物,而有些人则吃得很快。我的旁边是一个煤气灶,有四个炉盘,每个上面都煮的是汤。煤气灶的另一端是一张桌子,上面是各种蔬菜,有芹菜、胡萝卜、洋葱、蕃茄,以及整只的鸡。一个志愿服务者用一把很大的刀飞快地又切又剁,另外两个志愿者照顾着炉火,还有几个人负责往桌子上送食物,而我的任务暂时就是制作三明治。“我们还需要一些花生酱三明治。”莫迪凯回到厨房里时大声地说。他来到长条桌旁,手中拿着一个两加仑的花生酱瓶子。“你能行吗?”“我是个行家里手。”他看着我干活,这时排队的人渐渐少了,他开始想要同我聊一聊。“我想你做过律师吧。”我一边往三明治上涂花生酱一边说。“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律师,两者可以兼得,但不太容易,我们要使更多的人受益。”“这些食品是从哪儿来的?”“食品贮存库,都是捐赠的,今天我们挺幸运,因为还有鸡。这算是美餐了。通常只有些蔬菜。”“面包不是太新鲜的了。”“是不太新鲜了,可它是免费的。是一个大面包厂捐赠的,是隔夜的食品,你要饿也吃个三明治。”“谢谢,我已吃过一个了。你也在这儿吃吗?”“很少在这儿吃。”从莫迪凯的这个避难所的样子看上去,他平时是不供应汤和苹果的。他坐在桌子的另一端,看着这群人,说道:“这是你第一次到这样的地方来吧?”“是的。”“你最明显的感觉是什么?”“一种绝望感。”“可想而知,但很快就可以过去的。”“这里住多少人?”“一个也不住。这只是一个紧急避难所。但这里的厨房每天都开伙,只准备午餐和晚餐。这不是专门的避难所,只是在天气不好时教堂才出于善心让人们来避难。”我想要了解这方面的事情。“那这些人平时住在哪儿呢?”“他们有些人哪儿都住,有的住进废弃的建筑物里,这算是幸运的;有的就睡在大街上;有的睡在公园里;有的蹲汽车站;有的在大桥下面栖身,只要天气可以他们就能对付。今天夜里是太冷了。”“那些避难所在哪儿呢?”“到处都有,大约有二十个左右,一半是私人开的,一半是市政府开的。由于新的预算,可能有两个要关闭。”“有多少张床位?”“有五千个吧,有时多点,有时少点。”“有多少无家可归的人呢?”“这一直是个问题,因为要准确统计可不容易。总不会少于一万人吧。”“一万人?”“是的,这只是在街上发现的,现在可能还有二万人目前与家人或朋友同住,但一两个月后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人。”“这说明在街上就足有五千个人?”我问道,声调里充满了怀疑。“只多不少。”这时一个志愿服务者要几个三明治,莫迪凯帮我又做了十二只,做完后我们又停下来看着那群人。这时门开了,一个年轻的母亲走了进来,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后面还跟着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穿着短裤,袜子也不是成对的,没有穿鞋,颈上围了一条毛巾。其他两个至少还穿着鞋子,但衣服十分单薄。那个婴儿似乎是睡着了。这位母亲显得有些茫然,进门之后不知往哪儿去,桌子已占满了,她领着全家是为食物而来,这时两个志愿者满脸微笑地走上去帮助她,其中一个人把他们带到靠厨房的一个角落安置下来,并给他们送来吃的东西,另外一个人用几条毯子给他们披在身上。这一系列情景我和莫迪凯都看在眼里。我尽量不去盯着看,可是这种情况他们谁会在意是否有人在盯着他们看呢?“风雪之后她们还将去哪儿呢?”我问道。“谁知道呢?你为什么不去问问她本人?”这下子可将了我一军,我还没打算马上就卷进去。“你在特区律师协会里很活跃吗?”他问道。“还可以,怎么?”“只是好奇而已,随便问问。律师协会可为无家可归的人做了不少无偿的服务。”他在引我上钩,我可不打算上当。“我是处理重大案件的。”我骄傲地说,我也不是在撒谎。四年前,我曾帮助我们的一位股东为在德克萨斯州监狱的一个犯人写辩护状。我的公司就主张对其所有的同案犯提供无偿性的服务,但是免费的工作最好别影响了营业额。我们还在注视着那位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那两个两三岁的孩子先吃饼干等候汤凉下来,那位母亲有时很冷漠,一动不动,有时好像很惊恐。“她现在有地方去或有地方住吗?”我问道。“很可能没有。”莫迪凯冷淡地说,他的两只大脚在桌子底下晃来晃去,“就拿昨天来说吧,等在紧急避难所避难的人就不下五百号。”“寻找紧急避难?”“是的。市政府有一个避寒所,温度降到冰点以下时就开放。那个地方对她来说可能是个去处,不过到今天晚上那里也一定早就满员了。天气如果暖起来,那个避寒所就会关闭的。”那位助厨的志愿者得回去了。由于我住得最近,又没有什么事情,我就接过他的工作。莫迪凯制作三明治,我就切芹菜、胡萝卜、洋葱,切了整整一个小时,我的工作是在多利小姐密切监视之下做的,多利小姐是这个教堂的创办人之一,十一年来她一直负责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品,厨房是她搞起来的。我能在这里干活是我的荣耀。她说我的芹菜切得太长了,我立刻改正了这一缺点。她的围裙又白又干净,连一个污渍都没有,她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豪感。“你常常见到这些人吗?”我问她。我们站在灶前,一阵争吵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这时莫迪凯和牧师走过去平息了这场争吵,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从未见过,亲爱的,”她一边用毛巾擦着手,一边回答道,“这真令人不忍目睹,但一句谚语说得好,‘能让穷人吃上饭的人是幸福的人,’正是这句话支持我这样做的。”她转过身去,轻轻地搅搅汤。“鸡煮好了。”她冲我说道。“鸡好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把鸡从炉子上端下来,再把汤倒进锅里。等鸡凉一会之后再去骨。”看来给鸡去骨还真有点技术性,特别是用多利小姐的方法。我给鸡去完骨之后手被烫得厉害,实际上都烫出了泡——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我发誓要弄张床,在地板上将就一直睡不好。我这么做不是为了给别人看,只是为了证明一下自己。在无边的黑夜里,我坐在睡袋中,答应给自己找个软点的东西睡,我一千次地感到奇怪,露宿街头怎么能挨下来。派伦咖啡店里温馨怡人,咖啡桌边香烟的烟雾缭绕,室内充满了咖啡豆的香气,与往常一样凌晨四点半店里就挤满了新闻迷。伯克霍尔德是此刻大家关注的焦点人物。他的照片登在《邮报》的第一版上,另外还有几篇报道谈到了他的个人情况、枪击事件、警方对此案的调查。对街头大扫荡则只字未提,莫迪凯迟些时候会告诉我有关细节。我在都市版发现了一个惊喜。蒂姆-克劳森显然是个有使命感的人,我们的案子激发了他的兴趣。在一篇很长的文章中,他依次分析了三个被告的情况,从河橡公司开始。它有二十年的历史,由一伙人共同投资共同拥有,在投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克莱顿-本德的来自东海岸的房地产大亨,相传他的资产达两亿。本德的照片登出来了,旁边配以一张位于马里兰州哈格斯坦市的公司总部的照片。二十年来公司在华盛顿地区建了十一幢办公大楼,另外在巴尔的摩和华盛顿郊区还开了无数家购物中心,它拥有的总资产大约有三点五个亿。它也欠了银行许多债,其数目不可估计。文章极为详细地回顾了公司在东北区筹建大宗邮件服务中心的历史,接着文章谈到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果然不出所料,公司没有提供任何信息,电话打不进去,克劳森介绍了它的基本情况——规模,历史,几个著名的公司前股东。文章从《美国法律》杂志转摘了两幅图表,其一列出了全美规模最大的十家法律公司,另一幅根据各公司股东去年的平均收益将它们加以排名。拥有八百名律师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规模上排名第五;股东去年的平均报酬为九十一万零五百美元,据此则排名第三。难道我真的放弃了那么多钱吗?最后文章谈到了被告中最不可能被谈论的一个:蒂尔曼-甘特利。他的复杂经历在记者的笔下变得透明了。警察们发表了对他的看法,他以前的牢友大唱他的赞歌,来自东北区的某个派别的牧师讲述了甘特利是怎样为穷人的孩子建篮球场的,一个当过妓女的女人诉说了被他毒打的经历。他是TAG公司和甘特利集团的幕后操纵人,通过它们他拥有三个旧车停车场,两个小型购物中心,一幢曾发生两起枪杀案的公寓楼,六幢供出租的二联式公寓,一间曾发生过一起强xx案的酒吧,一家录像片出租店,和他几乎没用什么代价就从市当局购得的无数块空地。甘特利是三名被告中唯一愿意开口的人。他承认于去年七月以一万一千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佛罗里达大道上的那座仓库,并于今年一月三十一号以二十万的价格将它卖给了河橡公司。他说他很幸运,那座仓库一钱不值,但那块地皮的价值远远超过一万一千美元,这就是他买下它的原因。那座仓库一直吸引了不少擅自强住者,他说。事实上,他不得不撵他们走,他从未收过房租,也不知道这谣言从何而起。他有许多律师,将要发动猛烈的反攻。文章中没有提到我,也只字未提德文-哈迪和他劫持人质那一幕。对朗蒂-伯顿和诉状中的指控也涉及甚少。接下来的第二天,声誉卓著历史悠久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被描绘成是前一天提到的那个恶棍的同谋者,确实,文章的语气暗示了那帮律师是比蒂尔曼-甘特利坏得多的罪犯。报纸预告说明天将有连续报道——关于朗蒂-伯顿的悲惨生活。阿瑟-雅各布斯对他心爱的公司的名誉备受糟蹋还能忍受多久?它成了最容易攻击的目标。《邮报》会不依不饶,那名记者明显在日夜不停地工作,一则报道将引出另一则报道。九点过二十,我和我的律师到达位于闹市区的第六大街和印第安纳广场交界处的卡尔-莫尔特里大楼。莫迪凯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过去从未来过莫尔特里大楼——华盛顿地区的民事和刑事审判法庭之家。正面入口处人们排成了长龙,长龙在缓慢地向前移动。律师、诉讼当事人和罪犯都在接受安全检查,大楼内部简直像个动物园——大厅里挤满了焦躁不安的人们,四层楼全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审判室。诺曼-基斯勒法官主持的法庭在底层114房间,门边贴了一张待审案件日程表,在“初次出庭”一栏下列有我的名字,另外十一个罪犯的名字与我列在一起,法庭内,观众席上空无一人,律师们忙得团团转。莫迪凯走进里间,我在第二排坐下,手捧一本杂志,装出一副对周遭情形漠不关心的样子。“早上好啊,迈克尔。”有人在过道上招呼道,原来是唐纳德-拉夫特,双手紧抓住公文包,他身后的人我有点面熟,以前打官司时见过,但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我点点头,勉强说了声:“你好。”他们匆忙走开,在法庭另一侧找位子坐下。他们代表受害人出庭,此外,还有那些有权听审我这案子每一诉讼程序的人。这只是初次出庭!我将站在法官面前听他宣读起诉书,申诉无罪,取保候审。拉夫特为什么来呢?谜底慢慢揭开了,我盯着杂志,极力不动声色,终于明白他的在场只是提醒我,他们认为文件失窃性质非常严重,他们会步步紧逼。拉夫特是个最聪明也最卑鄙的讼棍。他想我在法庭上见到他应该吓得发抖才对。九点三十分,莫迪凯从里面出来了,示意我过去,法官在办公室等我,莫迪凯把我介绍给他,我们三人在桌边随意坐下。基斯勒法官至少七十岁了,长着一头浓密的白发和稀稀拉拉的白胡子,讲话时一双棕色的眸子里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他和莫迪凯是多年的老相以。“我刚跟莫迪凯谈过,”他说,一只手打着手势,“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案子。”我点头表示同意,这件案子对我来说确实颇不寻常。“我认识阿瑟-雅各布斯有三十年了,事实上我认识那里的许多律师,他们都很出色。”确实如此,他们雇用最好的律师,然后加以磨砺。我感到不安,我的审判法官竟然对受害人如此赏识。“律师办公室失窃的一份工作文件的价值也许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它只是几张纸,对律师以外的任何人来说并无多大的价值。如果你公开出售它,它一钱不值。我并没有指控你偷窃文件,你懂我的意思。”“是的,我懂。”我拿不准我是否真懂他的意思,但我想听他继续说下去。“让我们假定你拥有那份文件,而且是从公司取来的,如果你现在归还,我来作证,给它标个价格,绝不会超过一百美元。这当然是个轻微的过错,但我们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然啦,你必须保证不援引那份文件。”“如果我不归还呢?当然仍是假设。”“那它的价值就不同了。严重盗窃罪罪名成立,我们将依法判决。如果原告证明了他的指控,陪审团认定你有罪,那么将由我来宣判。”他锁紧的双眉,刚毅的目光,严峻的口吻都毫无疑问地表明宣判的结果是我所不愿的。“另外,如果陪审团发现你的盗窃罪名成立,你将失去律师资格。”“我明白了,大人。”我诚惶诚恐地答道。莫迪凯一直保持缄默,只是用心在听。“与其他案子不同,本案时间是个关键,”基斯勒继续道,“民事诉讼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这取决于文件的内容。接受证据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我想在本案转为刑事性质之前就把它解决。我们再次假定文件在你手中。”“期限多长?”莫迪凯问。“我想两周时间足够你们考虑了。”我们同意两周时间比较合理。我和莫迪凯回到审判室,又等了一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生。《邮报》记者蒂姆-克劳森和一大批记者蜂拥而至。他虽看见我们坐在审判室内,但没敢过来。莫迪凯撇下我,好不容易才堵住他,告诉他两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唐纳德-拉夫特和另外一个人正在审判室内,也许他们会对报纸透露点什么。克劳森直奔他们而去,声音从后排座位上传来,拉夫特一直在那儿消磨时间,他们离开了审判室,在外面继续他们的争论。我与基斯勒面谈的时间正如我期待的那样短暂。我提出无罪申诉,填了一些表格,然后匆匆离去,拉夫特早不见了人影。“在我进去之前,你和基斯勒都谈了些什么?”我一坐进汽车就问。“他都告诉你了。”“他真不好对付。”“他是个好法官,但也做过许多年律师,是刑事辩护律师,而且是最出色的一个。他对一个律师窃取同行的文件不敢苟同。”“如果证实我有罪,会判几年?”“他没说,但你肯定得坐牢。”我们在红灯前停下,幸亏是我开车。“好吧,律师先生,”我说,“我们怎么办?”“我们有两周时间,让我们慢慢考虑,现在还不是做决定的时候。”——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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