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信息公开 2019-08-23 22:14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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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视阈下的启蒙困境,向警予论妇女解放

南京有一位小学教师王光珍女士,因为在磨风社公演的《娜拉》新剧中担任了女主角娜拉,就被学校当局解除了职务。同时还有三位女学生也因为同样的"罪名"或被开除,或被记过。其中有一位只得十四岁,是南京女中的学生,学校当局开除她的理由是"行为浪漫"。这件事发生后,就引起了许多批评,自然都是"仗义"的正论了,然而到现在为止,解职者依然未曾复职,开除者也未能重返校门。在这年头儿,"娜拉"也会惹祸,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娜拉"在今日的中国也还是危险分子,因为她胆敢反对传统的为妻为母的责任。十多年前,《娜拉》剧本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上没有妇女的地位;十年以后的今日,我们看见凡是公共的场所已经到处有妇女,而且少不了妇女,我们看见女子不但做律师,做记者,而且做官,而且警察也有女子。十多年的时光,似乎已经使得妇女的社会地位大不相同。然而这是表面的变化。这不过是传统地要靠男子养活的妇女现在也能够自己养自己,或者反过来倒能养活男子而已。在这范围之内,"娜拉"是决不会闯祸的。如果想跨出这范围一步,妇女们想在家庭关系中建立起"独立的地位",一想使得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附属于男子的女人,那她就被视为危险分子了。这是十多年来始终如一的"真实",并不是今年特别"复古"。从前妇女问题初初喧腾于口头的时候,许多人都说妇女的社会地位的真正提高须待妇女们有了独立生活的时候,所谓独立生活,自然指自食其力,不必依靠男子。那时候有些“新女子"开口一个"经济问题是妇女问题的中心",闭口一个"妇女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她们大抵是太太小姐,她们那时好像并没知道有些——而且许多够不上太太小姐身份的妇女不但自食其力而且还要养活丈夫,然而她们何尝有"地位"。现在似乎更加弄得明白些了,单单是不靠男子来养活,还不够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还有比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中心的问题在那边呢!演几次《娜拉》,不会就将那更中心的问题解决了的。何况那出走的"娜拉"实在自己也不明白跑出了那"傀儡家庭"以后应该到哪里去。不过现在的兴中门小学校长之类委实是神经太衰弱,见了一点点就会大惊小怪,所以扮演"娜拉"的王光珍女士还是敲破了饭碗,而其他三位女士受了开除。于是乎应该不会惹祸的"娜拉"在民国二十四年的开头就惹了一次祸。校长之类即使拿出"行为浪漫"的理由来做口实,然而他这"浪漫"二字的意义跟普通所谓"浪漫"是不同的。"浪漫"的,并不是危险。一般的社会意识以及分有此意识的校长之类,何尝会那样糊涂呢!君不见浪漫的交际花自由自在真天真!2月22日。

从性别视角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女性的塑造主要由男性倡导和推动,旨在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致使新女性遭遇的诸多困境,凸显出个人解放与社会制度转型的矛盾,女性解放与男权中心为基础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冲突。延伸到其后中国共产党把妇女解放统摄到阶级、社会解放的出路选择,女性获得的始终是在不触动男权制的权力框架内的有限解放。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三——三四页-毛主席语录

社会性别/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女性/困境/男权制

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为《新中国妇女》杂志的题词,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新中国妇女》创刊号-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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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进入到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视野,源自鸦片战争之后国人日益产生的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从晚清时期维新知识分子倡导妇女做“贤妻良母”以承担对种族、国家的母性职责,到辛亥时期的知识分子动员“女国民”直接投身革命来贡献国家,直至五四新文化知识分子疾呼妇女“人格独立”从而奉献社会。女性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而是被作为一种有利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和社会资源。

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六五页-毛主席语录

娜拉或子君们出走之后,不过是换一扇门再回来?

一、新女性塑造之双重诉求

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 《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二六——一二七页-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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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对新女性的塑造,一方面从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制入手,另一方面,援引欧美女权运动的思想资源,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女性自由独立的社会生活。作为启蒙运动重要阵地的《新青年》,从1916年第2卷第6号起:开辟了“女子问题”专栏,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纷纷撰文,抨击“夫为妻纲”、“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封建旧道德造成了女性的依附地位。吴虞的《女权平议》一文,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提倡女权,到以美国女性具体享有的教育平等权、法律、行政权等为例,向国人展示了欧美女权的发达,说明中国应该进行“女权革命”。[1]

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 《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一文的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三五七页-毛主席语录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曾抛出一个世纪大命题,各路考生纷纷作答,却始终难有完美答案。

1918年6月,胡适在《新青年》第4卷发表了《易卜生主义》一文,介绍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作品《玩偶之家》。剧中的女主人公娜拉从依附于丈夫到离家出走,不再做男性的玩偶,走向个人的觉醒。因为她觉悟了自己“也是一个人,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2]娜拉的离家出走,因为她的女性身份,被赋予了除人的解放之外,女性走向解放的性别含义。所以,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娜拉成为新女性的典范,其“出走”的意向引导了众多女性冲破旧家庭,走向臆想中的自由生活。

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一文的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六七四——六七五页-毛主席语录

这道考题的确切出卷时间,是1879年,题目出在易卜生著名的剧作《玩偶之家》中,问题是一道阅读理解题:娜拉出走后怎样了?

1918年9月,胡适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作了题为《美国的妇人》的演讲。他分别从女子教育、女子职业、女子婚姻三个方面,介绍了当时美国妇女独立自由的生活。他认为,美国的妇女“无论在何等境遇,无论做何等事业,无论已嫁未嫁,大概都存一个‘自立’的心。……‘自立’的意义,只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以不依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做事。”[3]他呼吁超“贤妻良母”的人生观,号召女性摆脱从属、奴隶的地位,做自立自强的人。至此,新女性的形象被启蒙运动塑造起来。

使全部妇女劳动力,在同工同酬的原则下,一律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个要求,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予以实现。 《邢台县民主妇女联合会关于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妇女工作的规划》一文的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六六页-毛主席语录

《玩偶之家》主要写主人公娜拉从爱护丈夫、信赖丈夫到与丈夫决裂,最后离家出走,摆脱玩偶地位的自我觉醒过程。

然而,吴虞提倡女权,是希望中国女性“同男子奋斗于国家主义之中,追踪于今日英德之妇女,而固非与现在不顾国家之政客、议员,较量其得失于一朝也”。[1]胡适呼吁女性自立,是因为“有了这些‘自立’男女,自然产生良善的社会。良善的社会绝不是如今这些互相倚赖、不能‘自立’的男女所能造成的。所以我所说那种‘自立’精神,初看去,似乎完全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其实是善良社会绝不可少的条件”。[3]他后来在《新青年》撰文回复读者来信时所言:“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4]


以下是百度百科的剧本主要情节,帮助大家温习一下:

所以,新文化运动塑造新女性具有双重诉求,一则要女性抛弃依附于男性的旧形象,树立具有独立人格的新女性;一则要中国告别被儒家专制思想所钳制的旧形象,建构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新国家。启蒙知识分子心中的女性,除了指涉具体的性别群体,还代表着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备受列强欺压的中国。他们塑造新女性的出发点是解决两性间的不平等问题,落脚点却是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寻找出路。

中国的女工,最受压迫,应当是妇女中最革命的一部分了。

海尔茂律师刚谋到银行经理一职,正欲大展鸿图。他的妻子娜拉请他帮助老同学林丹太太找份工作,而那时海尔茂刚好已经解雇了手下的小职员柯洛克斯泰,所以就答应让林丹太太接替空出的位置。娜拉前些年为给丈夫治病而借债,无意中犯了伪造字据罪,柯洛克斯泰拿着字据要挟娜拉。海尔茂看了柯洛克斯泰的揭发信后勃然大怒,骂娜拉是“坏东西”“罪犯”“下贱女人”,说自己的前程全被毁了。待柯洛克斯泰被林丹太太说动,退回字据时,海尔茂快活地叫道:“娜拉,我没事了,我饶恕你了。”但娜拉却不饶恕他,因为她已看清,丈夫关心的只是他的地位和名誉,所谓“爱”“关心”,只是拿她当玩偶。于是她断然出走了。

二、新女性的践行及困境

中国妇女运动不发达,重要原因是大多数女子受宗法社会礼教的遗毒太深,男尊女卑,以顺为正的思想,充塞脑际。她们是很软弱的,受着压迫,只有隐忍啜泣,没为反抗的勇气,所以女性历来成为形容弱者的代名词。

《玩偶之家》的故事,终结于娜拉一声高贵的关门声,宣告着家庭主妇娜拉摆脱玩偶地位,实现自我觉醒的伟大进步。

1915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启蒙知识分子对女性解放的内容和方法争论很多,涉及女子教育、婚恋自由、经济独立、财产继承以及参政权等诸多方面。其中教育平等和婚恋自由问题格外引人瞩目,并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果。

一切政治文化上的压迫都因经济的压迫

可是,走出家门的娜拉走向哪里?这是易卜生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他抛出的一张问卷。

启蒙知识分子认为,男女教育平等是塑造具有独立人格的国民的重要途径。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现代大学创办不足20年,政府严厉禁止招收女生。李大钊、张申府、蔡元培、胡适等极力呼吁男女同校,教育平等。1919年3月15日,蔡元培在向北京青年会所作的《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的演讲中指出:“改良男女的关系必须有一个养成良好习惯的地方,我以为最好的地方是学校了。外国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国的中学也是大多数男女同校。”[5]2645月17日,身处西北甘肃遵化的女生邓春兰,就《邓春兰吁请大学解除女禁》致信蔡元培。一时之间,该信被京沪多家报纸转载,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当年冬天,北京大学率先打破女禁。1920年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相继开始招收女生。1920年10月,广东省政府公告了第一个大学开放女禁的官方文件。国立大学男女同校从此开始。

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是陷女子于奴隶地位的樊笼,觉悟的女子为获得自身的解放,不可不努力去打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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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同校带来的社交公开,直接导致了关于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争论热潮,倡导婚恋自由成为启蒙运动塑造新女性的另一个重要途径。1919年11月14日,长沙女子赵五贞因不满父母的包办婚姻,在出嫁的花轿内自杀身亡。第二天,长沙《大公报》以《新娘舆中自刎之惨闻》为题报道了赵五贞自杀事件。随后,舆论界围绕这一事件就婚制改革、妇女解放等问题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讨论。毛泽东作为《大公报》的馆外撰述员,先后在12天时间里发表了10篇评论。他认为赵五贞的母家、夫家和社会“三面铁网”是主要凶手,“这事件的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6]

女子的解放,是人类的最后解放;她们与男子有共同的目标----打倒压迫阶级,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他们在这争斗的过程中,应当携手合作的进行。

易卜生的这道问题,在1925年的中国文坛有了第一个交卷的考生,此人笔名叫做鲁迅。

毛泽东之所以对赵五贞事件如此关注,一方面是受当时的启蒙氛围影响;另一方面,他本人于五年前因反抗父母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当时启蒙运动中关注婚姻问题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从其自身的经历看,都对旧式婚姻制度的弊病感同身受。20世纪20年代前后,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践行婚恋自主的事例层出不穷。抗婚、逃婚的不仅仅是觉醒了的女性,还包括男性在内。

中国妇女运动中的弱点,便是缺乏领袖的人材,这些人材,应当是能吃苦耐劳,勇敢奋斗的,她们能带着主义的使命,到女工群众中,到女学生中间,讲演宣传,鼓起群众反抗压迫的勇气,为她们计划反抗的方法。

只见他唰唰唰运笔如神,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伤逝》,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娜拉出走后,并没有真正的出路,不过是回到曾经勇敢挣脱的原生家庭,然后在封建礼教的寒刀霜剑下寂寂而亡,再没有激起任何水花。

然而,在貌似摧枯拉朽的女子解放风潮中,鲁迅却给了启蒙运动当头一棒。1923年,鲁迅在北平女子师范学堂作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他认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7]168鲁迅道出了新女性出走后的解放,只不过是摆脱了传统家庭的伦理束缚。由于社会制度只给男性经济权,新女性仍然要受到男性主导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支配。而要争取经济独立,“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7]168即在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上实现男女平权,是女性获得经济独立的基础。

不要怕恶社会的引诱,惟有在恶社会中能抵抗住恶势力,改造恶势力,才算真正的学识。你不问能不能作,但问要不要作。你们姊妹们的痛苦,也是你们的痛苦,你们为什么不根据你们的学识去解救她们,并用解放全人类呢?

在《伤逝》中,中国版的娜拉,名字叫做子君;中国版的海尔茂,名字叫做涓生(声明一下,涓生不是涓子生的,按时间逻辑,他和我确实没有血缘关系)。

五四运动后,女权组织掀起了开辟女子职业、促成女子经济独立的运动。诸如,北京女性陈丽华等成立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女界创办女子华贞商业所;四川女性人赵友兰在上海创办女子工业社,专门制造家庭日用品,借以解决女子职业问题。然而,这些实业活动大多失败了。在社会给女性提供的有限就业机会中,她们又面临着同工不同酬、劳动环境恶劣、超体力劳动、缺乏劳保等种种不平等待遇。1924年2月中东路女职员争取职业平等权的斗争就是典型的例子。“中东路各附属机关,向来女职员很多,如女电务生、学校女教师、女办事员、医院产妇、女医生等”,但“男职员不但其本身享用免费车票、免费就医,即其眷属,亦可享用;而女职员概无此种权利。”[8]

妇女运动的第一步工作是在为被压迫女子的目前利益而争斗,女学生为要求通信,社交爱国,组织学生会等自由,女工为增加工资,减少时间,改良待遇,男女同工同酬,生产前后请假不扣工资等利益奋斗。第二步引导妇女做广大的社会运动,为女子参政,男女法律上平等(如男女同享有财产继承权,婚姻自由,不许蓄婢纳妾等),全国职业机关,教育机关均为女子开放,第三步,参加革命的斗争,如先进的妇女加入国民党及共产党,领导被压迫的妇女,与学生,工农联合作国民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第四步则为改造社会制度,除去女子所受的经济的压迫,实现男女平等的共产社会。自然,有些斗争是可以而且同时进行的。我希望妇女运动中的改革家,不要忽视了自己的责任,应当在妇女中间多做宣传组织的工作,在妇女中间放几把火烧得通红,追踪劳动运动,农人运动,学生运动的进步。

继续偷懒,用百度词条,帮助大家温习《伤逝》的情节:

所以,新女性出走后的困境,凸显了启蒙背后的核心问题:革“旧”之后如何建“新”?个性解放能够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吗?新文化运动时期,从旧制度中出走的不仅仅是女娜拉,还有众多的男娜拉们。他们接受启蒙思想,走出家庭,在新式学校读书,渴望自立。但同时要面对传统道德、包办婚姻、经济问题的困扰,无法摆脱整个社会对个人的束缚。个人觉醒与旧的社会制度之间产生了剧烈的冲突。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包含观念更新、制度重构的系统工程。这样的转型,仅靠启蒙造成少数人的觉醒是很难完成的。

各地的妇女协会应当群众化,应当多吸收女学生及女工加入,不应只做上层的宣传工作。她们尤应在她们的争斗中,注意参考国际妇女运动的经验以加速中国妇女运动之进行。-----------------------------节选自蔡和森论《妇女运动》 《中国青年》第一一七期,1926.3.13

涓生和子君都是五四式新青年。子君认识涓生后,便不断地拜访他,听他讲新文化、新道德、新观念,深受其影响,并与之相恋。之后,子君又坚决地对涓生表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接着,与涓生一起寻住所、筹款子,并不顾亲朋的反对而同居,建立小家庭。但子君很快就陷入家务之中,他们的爱情也未能“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不久,涓生为当局所辞,他们便生活无着,涓生对子君的爱情也随之消减以至最后消失;但涓生又不便说出,只好外出躲避。迫于生计,子君宰吃了所饲养的油鸡,放掉了所喂养的狗。最后,涓生对子君坦露自己不再爱她的真实想法,她便被其父亲领回了家,并在无爱的人间死了。当涓生得知实际上是自己说出的真实导致了子君的死时,他追悔莫及,于是,长歌当哭,凄惋地唱出了自己的悔恨和悲哀,写下这篇手记,为子君送葬。

三、新女性的“突围”

--------------------------------------------------------------------------------------------------------------------------------------------------------------------向警予论妇女解放

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最伟大之处,便是超越时代的眼光。当五四的启蒙先锋们的境界,都还在被“娜拉出走”的华丽身影鼓舞着,还停留在鼓励“娜拉们”从家里走出去时,鲁迅却开始回答“娜拉们”走出去后能走向哪里的问题。所以即便一辈子没有一部长篇小说加持,鲁迅,依旧是中国文坛难以望其项背的一座高峰。(在此,顺便荡开一笔,为家乡绍兴自豪一把!)

就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展启蒙运动之时,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深刻影响了启蒙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路径乃至20世纪中国的发展方向。有学者作过统计,《新青年》杂志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国际事件,排在第一位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次是十月革命。[9]409

大家都以为非求社会的均齐发展,不能达到人生的共同幸福

鲁迅用《伤逝》告诉启蒙先锋们,离开社会改革,谈个人追求,不过是在虚无缥缈的地基上建筑大厦。社会大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追求个人自由幸福的妇女,根本没有办法立足。那么,所谓的娜拉出走,也不过是冲出一个牢笼又陷进另一个牢笼,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解放。

1918年,启蒙知识分子对一战后中国的处境改变是比较乐观的,“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10]然而,1919年1月巴黎和会的召开,打破了中国人的迷梦,启蒙者们由此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的弊端。1919年2月,李大钊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女性的境况。他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指出:“预想这回战后,欧、美妇人社会发生许多难解决的问题:第一,就是妇女过庶问题。……这时的社会,必起许多悲惨的现象,生活一天难似一天,结婚也不容易,离婚却更增多,卖淫、堕胎、私生子,一天多似一天。第二,就是女工对男工的问题。欧战既起,做工的男子都上了战场,一时非用女工填他们的缺,……到了战后,从前赴战场的男子都要还乡土,看见他们做工的地盘都被廉价的女工们占领,自然要同这些女工们起一场争斗。”[11]进而,他认为,“现代欧美的Democrary,仍然不是真正的Democrary。因为他们一切的运动,立法,言论,思想都还是以男子为本位,那一半妇女的利害关系,他们都漠不关心。就是关心那人代为谋的利益,也绝不是他们的利益,决不像他们自己为谋的恳切。”[12]103李大钊对一战后欧美妇女境遇的关注,表明一部分启蒙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西式民主制度的弊端。

艰苦卓绝的精粹人才愈多,则成绩愈好

这样的悲剧,其实在当时的女作家萧红的身上有着典型的演绎。这个我以为五四时期最为天赋异禀的女作家,这个文字张力与生命力狂甩同时代绝大多数作家几条街的天才,从封建包办婚姻杀出来后,却不过是一辈子菟丝花一般,攀附完这个男人,再攀附另一个男人。如此才华卓绝的女子,也不过是又一场“伤逝”的女主角。

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成功时,并没有引起启蒙知识分子的特别关注,这从《新青年》中出现的“十月革命”这个词的数量变化可以窥见一斑。[9]410十月革命被大张旗鼓地介绍,是在1919年,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几乎与此同时,李大钊1919年9月会见了俄共党员布尔特曼。1920年初,李大钊经俄共党员柏烈伟介绍,又会见了俄共使者荷荷诺夫金,商谈在中国建党的问题。[13]

毅姐呀!我们常常不有一种根本改造的思想吗?北京大学正是我国里改造思想的中枢。改造思想的中枢里有了你,也算是增加了一个健全分子,改造力当然增大,这是第一桩好处。但是我国内女子,大多数懵懵懂懂,不知道什么,大学中间有一部分健全分子,做全国的指导,言论实际,双方并进,自然可以感化国内的女同志,这是第二桩好处。我们的学识能力,虽然不足,但是我们自信我们的脑筋是纯洁的,我们的思想是彻底的,将来根本改造的大任,我们应当担负的。作大事业,须大准备;我们这时候要准备起。最要的是散播种子,凡重要的机关地点,我们同志应该到处分布。北京方面,我已是鞭长莫及了,所以很希望你去,以促起我们女子的觉悟。以你的热忱,那件事做不好!这是第三桩好处。

实际上,张爱玲《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也是出走的娜拉的另一种版本,在离开了就是婚姻后的白流苏,在娘家度日如年,不过是以赌徒心态投入与范柳原的角逐。原本她最好的下场,也不过成了他的情妇,恰好香港的沦陷成全了她,战火中的相依为命感,让范柳原许给了她以婚姻的保障。于是走出一扇门的娜拉走入了另一扇门,白流苏长期饭票到手,施施然往桌子底下踢了一下蚊香盘,不再去计较范柳原如今的情话说给谁去听了。

一部分启蒙知识分子对西式民主失望之余,十月革命给他们提供了社会重建的一种可能的路径。1920年,《新青年》增加了“俄罗斯研究”专栏,《每周评论》《东方杂志》以及上海《民国日报》等刊物,纷纷发表了一系列介绍苏俄革命及其妇女解放的翻译文章,详细介绍了俄罗斯妇女,尤其是劳工阶级妇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参政议政、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和活动。“劳动的女子和农村的女子对于劳务大有助力。他们在苏维埃议会中,或高等委员会中都有他们的位置,责任并且很重,常常见有在前敌执兵役和看护妇的。中等社会的妇女和农家的妇女对于各种机关,非常活动。看护产妇、婴孩、老人、病人等,也很能尽社会的责任。”[14]

我们生长这个时候,假如毫没牺牲,毫不能奋斗,简直不能立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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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下层劳动妇女的关注,启蒙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代替资产阶级人权平等学说,作为分析女性问题的思想武器。他们区分了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和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差别。李大钊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中谈到英国女权运动的要求与劳动阶级的妇人不相同。“那些中产阶级的妇人们是想在绅士阀的社会内部有和男子同等权力。无产阶级的妇人们天高地阔,只有一身,他们除要求改善生活以外,别无希望。”[11]然而,要解决妇女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摧毁私有制制度,因为“照现在的经济制度,妇人底地位,一面脱离了家庭的奴隶,一面便做了东家的奴隶;即于自由恋爱一层,在财产制度压迫和诱惑之下哪里会有纯粹的自由!”[15]所以,“妇人问题彻底地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11]简而言之,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基于共同利益的无产阶级男女联合起来,先实现阶级的解放,才能实现妇女的完全解放。

然则我们女子解放,是应从旧家庭解放到新家庭去么?是应从个人苦痛的地位解放到个人快乐的地方去么?是应从家政的窟笼里解放去参猪仔代议政么?是应从附属的经济地位解放到个人的私有的经济独立么?据我看来,新家庭或者比较的是个安乐窟,但是我深信他不能解决女子的问题;至于个人快乐主义和私有财产制的好成绩,弄得世上大多数的平民要变畜牲了;而嫡派的代议制正是他们两的护符,所以现在掀天揭地的世界革命,就是革他们三位先生。

时间的轮轴转到1988年,在香港文坛,出现了又一个交答卷的考生——女作家亦舒。只见她唰唰唰,写了一个长篇小说《我的前半生》。这部小说,明显是致敬鲁迅,小说主人公名字原封不动,照搬了《伤逝》里的“涓生”“子君”,仿佛是给半个世纪后的新时代的子君,指出一条出走后的新道路。

四、结语

然而二十世纪的新人生观,是以社会主义的互助协进来替代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这是可以深信无疑的。将来社会的经济能否实行共产,固尚有待研究,然而总是朝着这方面走,是可以相信的。

小说梗概,请允许我继续偷懒,直引百度词条:“子君在遭到丈夫遗弃的致命打击后,被迫改变其依赖丈夫、缺乏独立意志的生活惯性,而以一个普通妇女的身份,投向社会。在谋求职业、争取独立的社会地位的拼搏过程中,子君发挥了她的聪明才智,焕发出她的青春,并因此博得了人们的尊重倾慕。最后,她在事业和爱情上获得了幸福而美满的结果。”

在近代中国民族、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男权势力依然强大的背景下,女性通过将争女权融入到争国权的运动中,在民族独立、国家重建的层面获得了男性的支持和政治上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等妇女解放运动的迅速发展。但这种由男性启蒙者倡导、把女性问题完全统摄到阶级、民族解放的现代化之路,造成了两性间在阶级、民族利益上的一致性和在婚姻关系、家庭角色分工等方面的紧张与冲突,女性获得的是在不触动男权中心的权力框架内的有限解放。“邓颖超曾经为了革命事业选择不要孩子;向警予、刘清扬、杨之华等不得不把孩子送给家人代为抚养,以此来维护她们作为领导者所需要的自尊。”[16]350丁玲因揭示革命阵营内部歧视女性的现象而受到严厉的批评,不得不放弃女性立场。这些经历了新文化启蒙的女性们,她们遭遇的情感、生活困境说明,启蒙时代包括其后的中国女性解放,始终没有走出男权的藩篱。

但据我看来,代议制本是中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现在又成了无产阶级的障碍,根本业已动摇,而况我国这种样式的猪仔代表制,我们还愿要求加入么?并且我国近来人才之不经济,实因群趋于臭肉的政治之上,男子因此尚不知受了多大的损失,难道我们也应蹈他们的覆辙么?费了雷霆万钧之力,仍朝牛角尖里钻,真何苦呢?有的人说,现在政治方面虽卑污龌龊,何不可以改良他?这也是没有思虑,似是而非的说法。其实无论何事,说得上改良,总还有几分可取,现在的政治,你取他那一点来改良呢?政治的作用及目的,本来是调节整理各部份相互的关系,使人人能得到均齐充量的发展与幸福,女子尽可以研究参预的价值,可是现实的政治,资格太够不上了,我们有抱负的人还是干我们理想政治的生活罢。至于经济独立,为女子解放的惟一条件,在这时候,这层我是极表同意的。但是经济应该如何样的独立?要研究个适当的方法才是。我以为首先宜注意的,就是财产私有制应当存在不应当存在?财产私有制这位先生,是个人快乐主议孕育出来的,他是万恶之首,资本制度佣工制度都是由他派生的,无产阶级的生活,都被他剥夺尽了,幸福简直没有了。这种制度,在理不应存在,在势不能存在。试问分家权是不是这个制度下的东西?这种寄生生活,罪恶生活,即使我们争得了,有什么意味?我以为女子既是个人,即有销费,即当生产,为销费而生产,为生产而准备技能,组织团体,共同生活,实行互助,一方面为一般女子解决了各个生活的困难问题,他方面为全体社会建筑了共同生活的良好根基,寓经济独立于共同生活之中,这是较为的当妥善的方法,若乃旗旗号号的提倡个人经济的独立,为私有财产制扬波助焰,这不是解放女子,简直可说是替女子造孽障。至于个人快乐主义,在今日的伦理学上社会学上,都可以论证他没大价值。于是我请进而掊击新家庭,因为新家庭仍是女子完成男子的快乐主义啊,何以见得呢?家庭是以女治乎内为原则的,故家庭的中心人物即女子,家庭又是以男子为主体的,但他自己却并不来成,一切的事,概由女子处理,己则服务社会,惟居指挥使命的地位,所以女子在家庭服务,简直可说是受丈夫的委托做他家庭的常驻委员而替他专理衣食住养老育儿诸琐务。小家庭不过范围缩小点儿,实质却仍是一样。故家庭制度一日存在,即女子常驻委员的职任一日不能脱离,又那里能够在社会与男子同样活动呢?现在一般提倡新家庭的人,不啻又把女子送到一个新圈套里内去,这可算得真正解放吗?并用我们啧啧称羡的新家庭,就是欧美的旧家庭。看看欧美女子在社会的成绩,距离男子若是之远,这更是家庭牵累的真凭实据了。有的人说,新家庭是有新思想的男女构成的,他们两的结合一定是双方相互的真挚恋爱,事实上要分也分不开,自然会发生一个家庭的,并且他们既是有新思想的男女,必定富有做人的倾向;由男女两方面组织一个合意的家庭,于感情上的慰藉,学业上的互助,都是大有裨益的,尚有什么牵累可谈呢?这种讲法,好象也有片面的理由,但在我是终不敢赞同的。怎么呢?因为一有了家庭,则衣食住育儿养老诸事必须连带发生(我国社会现在并无养老制度,虽是小家庭,当然要负养老的责任),纵令女子神通广大,也免不掉要减少社会方面的活动,并且堕性是人人有的,女子尤其是几千年来寄生惯了的,家庭存在,久而久之,受了男子的驯养,弄得不好,一定又要返本还原的。故我可以赤裸裸的这样说:家庭制度不完全打破,女子是终不会解放的。更进一层,我们可以讨论新家庭到底是与我们理想的社会更为接近些么?就新旧两家庭的内涵观之,旧家庭是拢总的,新家庭是分析的,旧家庭的苦痛和坏处,已不待说!不过他也有点子好处,就是反乎个人主义的共同和联带,而新家庭乃全是建筑于个人主义快乐主义之上。据我看来,那专以个人主义快乐主义为前提而图减轻自己的负担,我敢大担武断他是堕性,是私心,不是向上的动机,我们的改造,当以社会人群全体的幸福做个目标,然后这个问题才有研究的价值。故我以为旧家庭的基础固然是已尼坍了的,而新家庭在我们的理想上,也无立足之余地了。至家庭---旧家庭,新家庭----制度,完全破了的时候,养老育儿,以及各个人的衣食住,当然是社会的责任,应由社会全体共同组织专门人才,协衷办理。比之各个自谋,日力,财力都要经济些,而各个人所享的幸福,又比从前还要增进些,这时候的女子才可算是真正解放。

生活在离《伤逝》半个世纪后的香港的子君,在女性自由和解放的道路上,终于走出了一条新路:她工作了,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而她的这份独立精神,让她收获了新的爱情。这部小书标志着:娜拉从《玩偶世家》里出走,历经一个世纪,终于在亦舒的《我的前半生》里,走出了一条独立的道路。

[1]吴虞.女权平议[J].新青年,1917,.

现在女子的病症在哪里呢?一般女子,有觉悟的,究竟占极少数。虽说觉悟了,而力能解决自己问题的,更占极少数。要诊第一个病,应从思想的启发入手,故研究宣传的工夫,是极不可少的。要诊第二个病,应从实际的运动入手,故组织团体的工夫,是极不可少的。我们的根本希望,固然是希望一般女子,各个自觉,各个自决,各个自动,然而在各个未能自觉,自决,自动之先,应得有几个发动的机关和实际的组织。

又是三十年过去,亦舒的这篇小说,被改头换面搬上电视,成了同名热播剧。除了男主人公从涓生,改为更接地气的俊生之外,故事背景也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被搬到了现下的魔都上海,一座引领大陆风气之先的时尚都市。

[2]胡适.易卜生主义[J].新青年,1918,.

婚姻能否自由,是女子能否解放的一个大关键。现在我国一般社会所通行的仍是捉合式的婚姻,腐败人格的婚姻。虽然有一部分人提倡自由恋爱,提倡自由结婚,然而终因旧社会的势力,支配压迫,行不起来,明知这是火坑,偏要一个个的朝那里内投去!但是别人虽送我们进火坑,也要我们自己肯进去,故这个问题,除开我自决外,实在没第二方法。只是个人力量,能不能够与恶社会反抗呢?湖南赵女士,广西李女士,他们两的痛史,就是我们的殷鉴了。因此,我们不能不结合拢来,实行团体的抵抗。所以婚姻自决的同盟,是刻不容缓的。我想这种组织,是我们青年女子切身的问题,谁不愿意呢?只要认清道理,放大胆子,马上就可以实行起来。小组织,大联合,仿照救国十人团的办法最善。有了团体,则个人的主张,可由团体向家庭通报,个人的意外,可由团体向家庭警告,个人至万不得已时,有了团体的帮助,必不至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自杀与投降的事,自然可以不再发生了,这是救人自救的唯一妙法。青年的同志呵,你要解决你自身的问题么?你想从事女子解放运动么?快些组织婚姻自决同盟!

可惜的是,我却看到新时代的上海女人子君,相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女子子君,丝毫没有进步,反而是实现了一次实质性的退步。

[3]胡适.美国的妇人[J].新青年,1918,.

团体的力量比个人的力量要大得多咧

上海女人子君,自然也有可喜可爱之处,从一个每日防备小三的纯家庭主妇,因为失婚而成为了职场女性,在职场,学会了向生活的妥协与对现实的圆融。

[4]胡适.通信:论译戏剧[J].新青年,1919,.

第一步注意于本身问题,即女子的解放改造,提倡看书报杂志,这是改造思想,滋养思想的唯一妙法。

然而,深究子君的变化,不过是一场接一场的被调教。离婚前,她被丈夫俊生调教成无趣的家庭主妇,最后被职场白领凌玲取代地位。离婚后,她接受闺蜜男朋友的调教,一步步又取代了闺蜜在男友心中的位置,自己又成了闺蜜的小三。

[5]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我们寿命长一点,贡献自然要多一点呵

最颠覆原作的地方在于,故事中真正的灵魂人物、核心人物,不再是成长的子君,而是无所不在的大boss贺涵。原小说中对应贺涵的那个角色,基本就是在小说收尾处出现的,是在子君已经全然实现了经济与精神的双重独立后才登场的。亦舒笔下的子君的成长,完全不曾邀请他参与。而在电视剧里,贺涵全然是无所不能、宇宙至尊,是子君回炉重造的那个炉子。其实这样的贺涵,不再是一个真的人,完全可以理解为是男权思想的一个拟人态。

[6]毛泽东.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N].大公报,1919-11-16.

归根一句话,被压迫的还是联络被压迫的罢!

于是,贺涵对于自己一手调教的第一代产品唐晶,似乎因为用力过猛、火候失当,最后深感失控,于是转手开始调教失婚妇人子君,将她调教成适合自己掌握,又看起来披着独立外衣的第二代产品,再然后,根据皮格马利翁效应,他爱上了自己的二代产品,将第一代产品淘汰出局。他爱的,始终不过是自己的作品,以及,制作作品的过程。

[7]鲁迅.娜拉走后怎样?[A].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所谓女权运动乃完全由于解决性的特殊问题而起。性的特殊问题绝非专属某几个妇女或某部分妇女的问题,乃指普遍妇女全体的问题,或表面上属于某几个妇女或某部分妇女而实际则含有全体的普遍性者。故女权运动的意义在于免除性的压迫,发展男女同等的本能,和争回妇女应有的人权。法律制度为社会生活之模型,人的思想行为常常要受这种模型的限制;立法运动系从根本上创造保障女权的法律,以新模型代替旧模型,其效力之普遍伟大,自然不是仅仅适用于少数妇女的做官运动所能比拟的。

似乎女人一辈子,便是从男人掌控的一扇门出去,再去寻找下一扇门走进去。这个子君,比起《倾城之恋》的白流苏,不过是多了份工作的粉饰,不再只是如白流苏寻找饭票,找的是精神上的主人,但在本质上,实在没有进步多少。

[8]中东路女职员要求待遇平等[N].妇女周报,1924-02-13.

一种运动之起,固然有它的经济政治的背景和历史环境的关系,不能由人们的头脑凭空创造,然而一种运动之起,究竟是人们中的少数先觉者领导多数后觉者,以人为的力量缩短历史必然的进程。故宣传为运动必不可少的要件。宣传方法本不止文字一端,然而幼稚的中国妇女团体的能力,却只能暂就文字方面着重努力;而且现在妇女运动最急切的是需要一班有头脑而热心运动的基本分子,做妇女运动的起重机,有了这个起重机然后才有办法。

我在香港女人子君身上看到的独立意志,又在上海女人子君身上失去。

[9]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要免除军阀和外力的压迫,只有人民本身团结的力量。要免除厂主的虐待和剥削,也只有劳工本身团结的力量。人民本身不能团结,而却镇日地希望第三者出来替他解围,或是直接向军阀和外力告哀乞怜,这是做梦。劳工本身不能团结,而只眼巴巴地望着社会的援救,或是苦求官厅主持公道,这也是做梦。

对于敢于和大boss分庭抗礼的唐晶,最后的结局便是被编剧安排出局,而非常适宜于调教的子君,便被安排为成为大boss的心头宝。敢于挑战男性权威的唐晶,是另男权社会感觉失控的,是必须出局的。只有服从男权,仰望男权的子君,才是合时宜的。

[10]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N].每周评论,1918-12-22.

你们须明白,现在社会建筑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上,完全是资本家的社会,是银子的社会,金钱势力可以颠倒是非黑白,法律也是专帮富人欺压穷人的。强奸十龄弱女的曹耀炳可以借资本家的臂膀逍遥法外,九姑娘不过是一个反抗厂主压迫的女工,本来无罪,资本家可以捏造罪名陷伊于刑网。这些都是眼睁睁的事实。你们再看,一个地方每年死于饥寒暑热的人有若干。上海通衢大道断手脱脚的残废,身披破衣,雨溅风吹,横卧泥中,哀号乞怜,有几人把伊们这恻隐之心持续到五分钟,替他们想个根本救济的方法。可怜的丝厂女工,想以你们的呼声感动冷酷无情的社会吗?我正告你们,甚么社会官厅都靠不住,靠得住的,还是:你们本身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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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大钊.战后之妇人问题[J].新青年,1919,.

人生价值的大小是以人们对于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判定的。

于是娜拉走了一百多年,最后不过是努力挤进了另一扇更华丽的门,通过与另一个女人的竞争,赢得了男权社会的认可。

[12]李大钊.李大钊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女权运动是妇女的人权运动,也是妇女的民权运动。不独妇女应起来运动,即不是妇女而是一个酷爱人权酷爱民权的男子也应起来帮着运动。故女权运动的真意义,绝不是性的战争。

所以,我深以为,如今的女人,经济独立只是走出了独立的第一步,距离精神的独立还远得很。所以我们才会孜孜不倦满足于看低配版的子君与凌玲抢俊生,版本升级后的子君与唐晶抢贺涵,仿佛女人升级换代,不过是为了抢更高层次的男人而已,而时代对女人的评价,依旧不过是:看你能不能嫁得好?

[13]肖甡.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组织的筹建[J].北京党史,2010,.

我们妇女谋救济附属地位与解放束缚的方法:一,男系独占制的教育运动;二,男系自私制的法律运动。。。。。。打倒国际帝国资本主义,打倒北洋正统的封建军阀,是我辈解决时局的目标。男系独占制的教育运动,男系自私制的法律运动,是我辈自行解放附属地位的途径。。。。。

相比所有交给易卜生的这些答卷,我更喜欢的,是场外考生舒婷的答案。

[14]震瀛.俄国与女子[J].新青年,1921,.

我的意思还是从经济上谋解决,一面运动废倡;一面要做妇女的职业运动。济良所不是养成独立谋生技能的机关,还不济事。最好莫如为脱离苦海的姊妹倡办女工厂女制造场。至少也要以能容纳各地苦海姊妹为筹集工厂制造场资本的标准。资本筹集的方法可一面责成国库省库担任;一面向社会募捐。

舒婷的答卷,写于1977年。唰唰唰,她运笔如飞,写下了一首诗来回答易卜生的问题——《致橡树》

[15]陈独秀.答费哲民《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J].新青年,1920,.

在这种立场中的中国妇女,如若死板板地刻定十八世纪欧美各国女权运动的旧程式,闭着眼睛依样葫芦地喊男女平权,以为只要取得和本国男子同等的地位,便算目的已达。那么,结果就会是:参政运动成了功,一班桀黠的妇女趁机闯入北京或各省的猪圈,伙同一般男性的猪仔干那祸国殃民的勾当。职业运动成了功,女子脱离被保护的地位投入社会谋独立的生活,那时候,便可随时随地直接领略外国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土匪般掠夺的滋味。总而言之,在中华民国未能达到独立自由和平统一以前,漫说妇女的彻底解放不可能,就是十八世纪欧美妇女所悬为目标的女权也决难办到。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16]张素玲.革命与限制——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领袖(1921-1927)[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

所谓欧洲经济的复兴,不过资本主义最后的挣扎。

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

张文灿,女,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 100092

资本平衡愈弄愈糟,劳动问题愈逼愈紧。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

我是一棵木棉,和你一样身姿挺拔,有没有你在我身边,我都一样美好独立,开我的花,长我的叶。当然,你若是站在我身边,我们互相映衬,互相扶持着,那画面定然更美丽。

原来妇女与劳工所以降居奴隶的地位,全为经济制度的原因。我们要找实际的证据,最好看看原始共产时代的妇女。原始共产时代,人们每日共同的收获,刚足供给每日共同的消耗,并无所谓私有的财产。这个时代的妇女,除主持民族产业和抚育儿女外,在渔猎畜牧以及初期的农业生产上皆占相当的重要地位,至于食物与食品的调理,纺织与衣服的织造,兽皮的鞣制,陶器的发明,房屋的建筑,家具的制作,油与酒的酿造,家畜的驯养与兽乳的制取。。。。。。更是妇女重要的工作;妇女因为生产上居重要的地位,所以在社会上也居重要的地位。那时候的男女体力智力并无差别,而且有时女子且且过男子。到后来,畜牧农业日益发达,男子以长于战争和交易的缘故,地位陡然增高。男子的私有财产既已形成,女子乃渐被排斥于生产事业之外而编入极严格的家庭分工,成为满足男子性欲和专替男子育儿传统的机械。然则女子所以沦为奴隶,岂不全然和劳工一样是私有财产制度的罪恶吗?一般先觉的妇女,现在也都觉得妇女解放首先须经济独立,然而可惜还未觉到现制度下的经济独立恰好是使多数妇女脱下家庭的羁绊,带上工钱的枷锁,从前死生祸福由丈夫作主,此刻死生祸福由资本家作主。所以我说劳动解放与妇女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必劳动解放了妇女才得真正的解放。

所以,爱情和婚姻,对于真正独立的女性来说,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唐晶的成功都不是靠某个贺涵的调教获得的,唐晶是和贺涵们一起长成大树的。在如今,娜拉出走后,完全可以成为与贺涵分庭抗礼的唐晶;唐晶的人生,也根本不需要贺涵的加冕。

学问事业,原不是教师们能给与我的,根本还在自己的努力。但是仅止空空洞洞的努力,仍旧得不到结果的。第一要有目标,就是要知道我为什么读书;第二要有方法,就是要知道我应怎样读书。这样有目标有方法的读书,才能得着读书的结果,发生读书的效率。我以为欲定吾人读书的目标,首宜认清时代,次宜认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再次,宜认清今日社会急切的需要。在二十世纪的时代,重演前十几世纪的陈古董,未免逆转历史进货的潮流,为历史进化所不许。所以二十世纪的中国决不容有废女学毁女权的事实出现。也和决不容有称帝复辟的事实出现一样。二十世纪的时代是被压迫阶级从压迫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大变化时代。这个时代,是人类全体到平等自由之路的过渡时代。我们女子也是被压迫阶级的一部,我们处的是被压迫的地位。欲免除压迫,老实说来只有联合同阶级努力作战改造社会的一法。现在的社会简直是血包脓的社会,是万恶之丛。除了我们女子,还有整千整万在人类中占最大多数的弱小民族和工人,无一不在资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之下,辗转呻吟过那九死一生的生活。时至今日,社会需要再没有比革命改造还急切的。我们女子如果稍知时务,稍有人心,便宜无论为人类为同胞或为自身的解放,都非毅然决然踏上革命改造的前线不可。故那些“为读书而读书”,“为娱乐而读书”,或“为将来嫁一如意郎君而读书”,皆不是我们以人自居的觉悟女子今日读书的目标。我们读书的目标,应是:准备改造社会的工具。

身为女子,我只愿我们都能自由行走明媚绽放,始终坚持自身的精彩,始终忠于自己的内心。

我以为今日女子的第一任务在于了解她自己的地位和社会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尤宜明白社会进化的历史,明白政治经济的关系,所以历史学,社会学,社会进化史,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哲学等等,都应加一番体会。以先后缓急说,社会科学的研究应在自然科学之前。最可靠的还是自己的努力。

就一般原则说,教育是政治的副产物,教育无时无地不受政治的影响和支配。试把年来我国教育日趋黑暗腐败的现象细加分析,处处可以找到政治的原因。政治既被反动势力霸占了,教育当然也免不掉遭池鱼之殃。故彻底些说,革新教育应是革新政治以后的文章。但在政治问题未解决之先,我辈青年不能闲着不求学,故教育革新运动实是今日青年学子的急务。

一因大多数妇女不自觉并无人的教育的要求,以致少数分子孤掌难鸣,积极的革新运动做不起来;二因少数觉悟分子抱定“只顾自己”主义,听任大多数姊妹受现在女子教育的腐化,积极的革新运动无人提倡;三因少数分子虽勇敢奋斗,一方不能得大多数同学的后援,一方又要受官厅和家庭的压迫,社会的恶评,动被革除,无处可归。有此三因,故女学校发生学潮极不容易,即使发生也难持久而且得到结果。国内号称教育名家者流,大都视学潮为捣乱举动。

国民会议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建设人民政治的武器,一方面也是中国妇女达到男女平权的机会。

从历史上观察,妇女运动与国民运动是常相伴侣的。妇女运动是跟着国民运动起来的。没有国民运动也便无所谓妇女运动,有了国民运动然后才有所谓的妇女运动,历史上这一类的事实举不胜举。

欧洲女权运动是跟欧洲的民权运动一同起来的。我国的女子参政运动也是发轫于辛亥革命民国纪元的时候,其后政治暗淡,民权凋丧,而女权亦同时扫地无余。直至各省发生省自治运动,北京发生制宪运动的时候,各省和北京的女权运动才次第复活,这些都是妇女运动与国民运动不能分离,而且妇女运动是要靠国民运动去做得起来的铁证。

一两个女政客女官僚夫人小姐很漂亮地在国民会议上出几次风头这可算得参加吗?不!不!妇女在国民运动中一面要能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提出救国救民的政见:一面要能代表全体妇女的要求提出男女平权的主张,而且这样还不够,还要根据自己的政见与主张大声疾呼力向群众下死力宣传唤起群众的觉悟------尤其是妇女群众的觉悟,使她们人人明白我们的政见与主张就是代表她们的利益。为她们的利益奋斗,然后才能得着她们的同情与信心,大家起来作我们的后盾。这样才能增加国民运动的声势,在国民运动中成为强有力的劲旅。如果不是这样,专门预备为几个女政客,女官僚,夫人,小姐们出出风头,这与国民运动,妇女运动有什么相干。

中国妇女要将自己从层层压迫之中解放出来,站在“人”和“国民”的地位,只有“团结奋斗”的一个方法。要团结奋斗,必先“集中自己的势力”,所以妇女不独应有各地的组织,而且应有全国统一集中的组织,使全国的妇女运动在同一的目标同一的策略之下有系统有计划的进行,然后妇女运动才能成功一支社会的实力而唱最后的凯歌。

改造文化,演进文化,这是知识分子应负的使命,尤其是教育目标上天造地设的铁则。

我认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人选最低限度应有二十世纪社会革新的思想,而且根本赞成女子解放的见地。质而言之,要能一面反对东方国粹妾妇之道的教育,一面反对西方拜金主义的教育,而彻底了解二十世纪的新潮流。但是单靠校长达到根本改革学校的目的仍旧是不够的。何况校长能否符合我们的理想还是一个问题呢。因此我们不能不于校长之外更进一层谋个万全的方法,这万全的方法就是学生的自觉。这种自觉就是学生改造学校的压力。有了此种学生自觉的压力,坏校长坏教员自然立脚不住,而较好的校长和教员,因着学生的逼迫和监督,对于学校自亦不敢稍存敷衍之心,如此学校乃能日新月异。中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学和湖南文化中心的省立第一师范所以能够蔚为一国一省文化中心的原因,固然一方面是校长得人,而一方面却不能不承认是学生的自觉压力之功效。

如何革新同学的思想,如何改进学校的课程,如何吸收近代的知识,如何训练活动的能力,如何参加国民运动,如何领袖全国妇女,以及校长教员之进退。。。。。。种种重大问题都应归自治会精密讨论,坚决执行。你们如果毅然决然这样的干去,不独可达根本改革学校的目的,而且全国女子教育都要受着你们的影响。奋发有为的姊妹!你们表同情于我的建议吗?请勿望未来,认定现在,立即努力的前进!

第一,这个大会是为全中国妇女争普遍的权利,普遍的地位,不是为少数妇女争特别权利,特别地位的。少数妇女做官做议员的运动,只能叫个人活动,并说不上女权运动。因为少数女子的做官做议员,只是少数妇女本身的特权,未必能于全体妇女有什么利益。第二今日大会是对付一切摧残女权的恶制度,恶势力而不是女子对付男子。我们该知道摧残女权的并不是男子,是社会一切恶制度和恶势力。如果恶势力,恶制度不铲除,我们的女权就永远不能伸张。所谓恶制度,恶势力究竟是些什么呢?扼要点说得有二种:一是外国帝国主义;二是军阀。第三今日大会不是狭义的女权的运动而是在普遍的民权运动里去争女权的运动。民权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权利不是支配阶级给予我们的恩赏物,而是我们向支配阶级手里夺回的战利品。我们固然不能婢膝奴颜的向支配阶级乞求权利,我们亦不能够安然坐着等候权柄阶级把权利送给我们。

我们女子能否站到“人”和“国民”的地位,全看我们自己的奋斗,全看我们能否在失败中忍耐奋斗。我们不要因失败而灰心,要因失败而加倍努力!

原来自私有财产制度发展到资本主义后,人类经济完全操纵垄断于少数资本家之手,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类逐渐降为奴隶,大多数妇女除了卖力便只有卖淫一途。所以资本主义文明越发达,妇女越沦于悲惨之境地,那里还说得上经济独立呢?真要达到经济独立的目的,只有把万恶的资本主义推翻。

要铲除这个障碍,只有改造自己的环境,除与学校课本周旋外,应多读新书报,多与实际的社会接近------尤其是有目标有纲领有行动与妇女本身有密切关系而充实了革命精神的团体。我们应亲身加入以改造我们的环境。那些团体不独需要我们去服务,而且能供给我们以许多活的和实际的教育。我们如果随随便便,就连学校功课也应付不来,如果振作精神,正要从复杂的生活中训练我们改造自身改造社会的能力。我们的环境改造,我们的人生观也自然跟着变更,自然可以站在时代的前面,大踏步的行向革命之路。


“冉冰同盟”是一个爱情同盟,也是一个事业同盟,是从

历史上的“向蔡同盟”演变而来的,是要将历史上的“向

蔡同盟”之革命精神发扬于今天,服务于今天,造福国

人,造福社会,唤醒国人,革新中国,改造中国及世界,

我之所以提倡并坚持第二次文革,就是要用文革之精神全

面,综合,彻底的革新,改造人的思想面貌,根本解决这

个肮脏腐朽的社会。"冉冰同盟"愿做青年人,少年儿童的

好榜样,望更多的青年人都能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努力实

现伟大的毛泽东主义的复兴!

中国革命运动的“三杰”: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

中国近现代革命妇女解放的第一人:向警予

最终完成中国妇女解放的第一人:毛泽东

实现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必须是妇女解放,未来之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以母权为中心的共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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