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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红色资源为何格外亮眼,知识饥荒

去年有过一部"好评啧啧"的国产影片,名字记不清了,①也没有上影戏院去看过,只在报纸上连天看见了广告和"影片",现在还记得一句警句,说是"青年失学,失业,失恋的三部曲"。①指《十字街头》。我相信这部影片一定是好的。因为只要翻翻报纸上的“社会新闻",就知道这"三失"是普遍的现象,而且严重到每天有悲剧。然而我又敢悬揣这部影片尽其能事亦不过做到了"暴露","建设"二字还谈不到;因为也只要翻翻报纸,就知道我们的社会或国家还没有对于这"三失"做过什么救济的工作,影片的编者和导演如果要忠于现实便只好暂时受一句责骂:只有暴露。但同属文化事业的出版界却抓起了小兄弟电影界所提起的这问题,来谋救济了。当然不能三管齐下。"失业"是极大的社会问题,全世界除了苏联都没有办法,何况上海的出版界?"失恋"呢,问题更复杂了,其中包括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而它在中国之所以成为普遍而严重的问题,主要的还是社会的原因,区区出版界当然对之爱莫能助。剩下来只有"救济"失学。出版界有办法!这办法就是为失学青年大开方便之门的自修自学的丛书、定期刊、小册子滚滚而来,成为去年下季到现在的上海出版事业的洋洋大观。给失学的青年开一方便之门,谁说不是功德;虽然印行自修自学书籍的出版业者也有同时制造大量的"色情文化"的(这,是否为了想安慰青年的失恋呢?),而且自修自学书籍之竞出,本意亦在薄利而多卖,但他们肯在失学问题上投机,也就足见可与为善。虽则大批的自修自学书籍其中岂不乏误人的粗制品,即幸而免于错误却又不免是高深学者所嗤笑的“未能自度而先度人",但是在这知识饥荒的现在,"小先生"的即知即传的精神应用到出版界,总是好事一件,即使教人以"人之初"者,自己亦刚刚读到"性本善",只要"人之初"是该教的,谁能说他的工作是有害而无益?中国的青年群感到知识饥荒,不始于今日。前清末年,辛丑前后,是第一次;"五四"前后,是第二次;一九三○年前后是第三次;这最后一次依客观情势之转移而日渐深刻而普遍,到去年遂成为出版家营业竞争的目标。这三次的知识饥荒,其主体及其所要求的对象,并不相同。在第一次,感到饥荒的,只是少数的知识分子而且尤以世家子弟为多。他们要求的对象是西欧的政制法律和声光化电。第二次的范围可就扩大了;主体是大多数的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所要求者是西欧的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政治思想和社会问题了。最后最近这一次却在青年学生而外加进了大群的失学青年——店员和小职员乃至小学教员和一部分的青年工人,他们的要求更实际而具体,而且有选择;他们要求能指引他们到自由解放并能激励他们的要求自由解放情绪的哲学、文学、艺术,他们要求能使他们认识自己民族地位及使命的政治思想、国际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了。主体的广大既如彼,而其所要求者之实际而具体又如此,"小先生"们的责任是并不轻的。对于目前的自修自学的书籍,我觉得有一缺点,即讲述国际形势与初步的社会科学、社会问题、文艺知识的书籍多于建立思想基础的著作。并不是说前者不重要,然而后者是人生各种问题的钥匙,是行动的指南针。三十年前的志士,要求西欧政制法律和声光化电的知识,但此所谓"新学"后来变成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了;十五六年前的志士谈"新文化"——易卜生主义,实验哲学,罗素……,但"新文化"也成为攀取利禄的垫脚凳;甚至马克思主义,普罗文学,也会被聪明的冒险家用作投机的资本。这些教训,使我们知道知识固然重要,但尤岂不可缺的,是作为行动的指南针的思想基础。6月3日。

发布时间:2016-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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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高地清末民初的上海,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最大的窗口。无论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先传到上海,在上海有了相当厚实的基础后,再传到其他通商口岸和内地。西方新学说、新思想传播到上海,其数量之大、比例之高,今人可能是很难想象的。由于这样开放的文化氛围,上海聚集了很多进步文化人才,出版了很多宣传共产主义和民主革命的文艺作品。秘密斗争的理想场所上海是近代中国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地方。上海航运系统在19世纪后期已经形成,有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运系统,出入上海的轮船和吨位占全国总数的1/5以上。此外,毛岸英三兄弟被地下党安排到在上海,而不是离湖南更近的武汉、广州,也正是看中了上海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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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艺成为一种生活

关键词:上海;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学说;出版;移民;人口;通讯;传播;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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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在论争中确立现代思想广阔平台

作者简介:

读书是毛泽东一生最大的爱好。他常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又说,“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和阅读偏好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养成,也正是在那个时期,他与图书馆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文 | 李怡

  “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由于这样开放的氛围,上海聚集了很多进步文化人才,出版了很多宣传共产主义和民主革命的文艺作品。在这个大潮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拓宽了眼界、饱读了西方书籍、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孩儿立志出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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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方杂处,使近代上海社会更具异质性、匿名性和流动性特点。据邓颖超回忆:“我们的住处只有两三个同志知道。还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这说明了上海社会生活的便利性,也表明了共产党人的得心应手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五四文学的发展是在一系列新旧、东西、古今论争中展开的,因此,要理解五四文学,首先就需要理解这些思想论争对于文学的特殊价值。在我看来,论争看似激烈,却并不像我们曾经所描述的那样有多么的“断裂”,多么的势不两立,甚至其中的“偏激”之声也并不具有真正的破坏性,“保守”之词亦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可怕。重要的是,不同的思想其实建构起来一种“斗而不破”的思想的平台,而不同思想的探求却在最终为五四文学的发展拓展了空间。

  在中国,红色常被用来象征革命。近代中国红色资源的形成路径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根据地式的;第二类是纪念地式的;第三类是半根据地、多纪念地式的,上海的红色资源即属此类。那么,近代上海的红色资源到底具有怎样的独特性?

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冲,来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上学。临行前,他改写了这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表达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决心,激动难以自抑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今天,常常有人以为《新青年》上发表的言论是“偏激”的。问题在于,这种判断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立足于对历史事实的把握。

  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高地

东山高等小学原为东山书院,随着清末教育制度的革新而改为新式学堂。同旧式私塾相比,东山高等小学除了传统的经籍外,还设有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新科目。学校新设了藏书楼,里面收藏大量中外书籍和新潮报刊,这是毛泽东接触图书馆的开始。

如果考察一下五四的词语史与解说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关注五四,不断提及五四,需要借五四说话的决非就是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偏激”言论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成为现代中国诸多阶层“发声”的基础。这里有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如罗家伦;这里有更年长的近代学人,如梁启超。从青年学生到青年学者,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反对者到旁观的思想前辈,都充分意识到了五四与自己的人生世界的联系。到后来,中国共产党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确定了五四的革命意义(尽管从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到“民族形式讨论”他们一度想超越五四),亲历五四的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提出:“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总之,它就是现代中国诸阶层、诸文化的共同的思想平台,或者说是一种现代思想相互对话的平台。

  清末民初的上海,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最大的窗口。无论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先传到上海,在上海有了相当厚实的基础后,再传到其他通商口岸和内地。

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是中外历史和地理方面的书籍,他对外国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世界英雄豪杰传》中所记载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故事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毛泽东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特别喜欢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他的表哥文咏昌曾借给他一套《新民丛报》合订本,他反复阅读,一些重要文章能背出来,还写下许多批注。

在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当认真掂量这一“平台”存在的重要意义。

  以马克思主义传播来说,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1899年,《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述及欧洲社会主义流派和马克思学说。这些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最早传播的记录。

“极有价值”的半年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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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新学说、新思想传播到上海,其数量之大、比例之高,今人可能是很难想象的。当时,全国新的出版物,上海要占到75%以上。其中,以新学说、新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书籍比例更高。从洋务思想、维新思想到革命思想,上海都是全国传播基地和思想高地。

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在此期间,国文教师柳潜借给毛泽东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他读得非常认真。学校课程有限,加上校规刻板,半年后毛泽东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从学校退了学,并且制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图书馆去看书。

作为现代中国的共同思想平台,五四很难根据其中某种思想来加以界定。例如,今天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偏激”的印象其实是来自于激进革命的话语,而这样的理解,其实不过是一个省略了的五四、单一的也很不真实的五四。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被我们称为“五四新文化派”,除了这一派,或者说除了这一派别中某些重要人物外,同样存在于五四的知识分子群体是否还有其他人?他们是被历史排斥在外了呢,还是有机地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作为现代中国的共同思想平台,是否也有不同倾向的文化人的参与?除了积极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人们,我们是否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参与时代主题的知识分子群落——姑且称之为“五四文化圈”?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梁启超。

  拿与中国共产党创立关联度最高的新文化运动来看,上海既是发动地,也是制高点。《新青年》在沪创办;个性解放、妇女解放以及批判孔教、推行白话文等思潮,在上海早已发轫或颇有声势。五四运动以后,上海进一步成为全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高地。

湖南图书馆创立于1904年,是我国最早用“图书馆”命名的省立公共图书馆。当时,毛泽东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早出晚归,步行三里地到位于浏阳门外定王台的图书馆,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一个图书馆管理员在回忆中说,那时候,我们图书馆每天早上一开门,就“欢迎”毛泽东,因为他来得最早,他已等多时了;每天下午关门,要“欢送”毛泽东,因为他走得最晚,不催他,他不走。

在一般人印象中,戊戌失败后流亡异邦的梁启超曾经大力学习西方文化,倡导了中国文学与文化在一系列领域的变革,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进行大胆的批判,然而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在接触了解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之后,却转而宣扬西方文明破产论,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思想趋于保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多有批评。其实,欧游归来的梁启超虽然确有思想上的重要变化,但对这一场正在导致中国变革的文化运动却抱有很大的热情和关注,甚至认为它们从总体上符合了他心目中的“进化”理想:

  以男女平等而论,19世纪70年代以后,上海在这方面的学说已有很多。同时,很多妇女在工厂里工作,随之而来的是要求放脚,发动天足运动,要求男女平等,进而倡导婚姻自由。以白话文而论,上海晚清时候就出了不少白话文报刊和书籍。以批评孔孟之道而论,晚清时期的上海亦相当普遍。特别是,《童子世界》等杂志对于孔孟之道的批判,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他阅读的书籍非常广泛,传统的经史子集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哲学和文学著作,无所不读。不过,他的主要精力还是用来研读西方18、19世纪资产阶级的哲学和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近代科学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严复翻译的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比较系统深入地接触和了解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曾几何时,到如今‘新文化运动’这句话,成了一般读书社会的口头禅。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易卜生差不多要推倒屈原。这种心理对不对,另一问题,总之这四十几年间思想的剧变,确为从前四千余年所未尝梦见。比方从前思想界是一个死水的池塘,虽然许多浮萍荇藻掩映在面上,却是整年价动也不动,如今居然有了‘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的气象了。虽然他流动的方向和结果,现在还没有十分看得出来,单论他由静而动的那点机势,谁也不能不说他是进化。

  相比之下,北京没有上海这样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没有这么多的现代企业,没有这么多的妇女在工厂里工作,也没有这么多西洋的东西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于是,当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宣传新学说、新思想、新文化时,就引起了尖锐的冲突。

在一师打好文化基础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39卷39-48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不同地方的知识分子多认可上海在新学说、新思想、新文化方面的领先情况。所以,1920年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上海已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对此,有人作出了这样的具体描述:“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那里时而举行群众大会。出版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刊登有苏俄人士,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购买踊跃。”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当时学校条件较差,没有阅览室和图书杂志,毛泽东每天必到学校里悬挂当天报纸的地方看几十分钟,周末常到湖南图书馆看书,到朋友处借书。

针对当时一些守旧人士的怀疑指谪,梁启超提出:

  由于这样开放的文化氛围,上海聚集了很多进步文化人才,出版了很多宣传共产主义和民主革命的文艺作品。从建党初期的《新青年》《共产党》、中共早期创办的日报 《热血日报》《红旗日报》,到顶着白色恐怖面世的《前哨》、宣传抗日救亡的《大众生活》,再到解放前夕出版的《新少年报》《文萃》;从马恩原著译本、进步读物《大众哲学》《西行漫记》《鲁迅全集》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国际歌》翻译、《大刀进行曲》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无一不在这里。

第二年春天,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第一师范。一师图书馆藏书丰富,对师生开放,借阅时间不限,报刊开架阅览。毛泽东阅读的书籍,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无不涉猎,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都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凡一个社会当过渡时代,鱼龙混杂的状态,在所不免,在这个当口,自然会有少数人走错了路,成了时代的牺牲品。但算起总帐来,革新的文化,在社会总是有益无害。因为这种走错路的人,对于新文化本来没有什么领会,就是不提倡新文化,他也会堕落。那些对于新文化确能领会的人,自然有法子鞭策自己、规律自己,断断不至于堕落。不但如此,那些借新文化当假面具的人,终久是在社会上站不住,任凭他出风头出三两年,毕竟要屏出社会活动圈以外。剩下这些在社会上站得住的人,总是立身行己,有些根柢,将来新社会的建设,靠的是这些人,不是那些人。

  民主革命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马恩列名著都是在上海出版的。例如,《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资本论》《哲学的贫乏》(许德珩)、《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刘曼)、《马克思工资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及利润》(朱应会)、《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李膺杨)、《费尔巴哈论》(彭嘉生)、《自然辩证法》(杜畏之)、《反杜林论》(吴黎平)、《帝国主义论》(刘埜平),等等。

来到长沙以后,毛泽东就养成了阅读报纸杂志的习惯,阅读得最多的是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报纸,到1927年上井冈山为止,他从来没有中断过,购书费用占了他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支出。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包括学费在内他一共花了160元,其中三分之一用来购买报纸。此外,他还时常在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

——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需要强调的是,上海不是只出版马恩列的著作。这一时期,还掀起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的翻译、出版热潮。举凡西方的哲学、经济、社会、历史方面的名著和著名的文艺作品,在上海都有翻译,而且销路不错。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常说的一句话,毛泽东非常推崇这种读书方法。毛泽东在一师时积攒了许多读书笔记,后来送回韶山存放。1929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报和信札一起烧掉了。他幼年时的塾师冒险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幸存的这个笔记本,包括手抄的《离骚》《九歌》和70多页《讲堂录》,是毛泽东1913年10月至12月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

“革新的文化,在社会总是有益无害。”梁启超的这个重要结论,保证了他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文化发展的大致肯定,因此,他理当地成为了五四思想平台的一员。

  正是在这个大潮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拓宽了眼界、饱读了西方书籍、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并经过比较和检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北京之行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建立

那么,那些在五四时期对新文化运动激烈反对的人们又怎样呢?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曾两次前往北京。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和斯诺谈话,回忆起这段经历,深有感触地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人们长期以来追随新文化运动主流人物的批评,将学衡派置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对立面,其实,吴宓、胡先骕、梅光迪、刘伯明、汤用彤、陈寅恪、张荫麟、郭斌和等都是留洋学生,学衡派中的主要成员都接受过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学教育,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与反动军阀如何勾结配合。《学衡》竭力为我们提供的是它对中西文化发展的梳理和总结,是它对中西文学经验的认识和介绍。他们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文学的创新活动,正如吴宓自述:“吾惟渴望真正新文化之得以发生,故于今之新文化运动,有所訾评耳。” 这就是说,他所批评的不是新文化和新文学,而是目前正以“不正确”的方式从事这一运动的人,吴宓表白说:

1918年8月,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和萧子升、李维汉、罗章龙、熊光楚等24名青年联袂北上,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

世之誉宓毁宓者,恒指宓为儒教孔子之徒,以维护中国旧礼教为职志。不知宓所资感发及奋斗之力量,实来自西方。

要解决生活问题,同时又要满足读书求知的欲望,毛泽东通过杨昌济的介绍,认识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安排下,他当了北大图书馆的一名书记。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每天的工作除了打扫之外,就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

——吴宓:《吴宓诗集》卷末,《空轩诗话》第197页,中华书局1935年版

此后,毛泽东第二次来京,他利用北大图书馆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毛泽东后来多次回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由此观之,学衡派其实应当属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思想文化派别,同倡导“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他们也在思考和探索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道路,他们无意将中国拉回到古老的过去,也无意把中国文学的未来断送在“复古主义”的梦幻中。在思考和探讨中国现代文化的现实与未来方面,学衡派与其说是同各类国粹主义、复古势力沆瀣一气,还不如说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有更多对话的可能。

毛泽东所说的三本书,分别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和柯卡普著、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第一次看了这三本书,“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今天我们对甲寅派的描绘其实最为笼统和不真实,其实在日本创办《甲寅》月刊的章士钊恰恰在政治文化的理论探索方面完成了根本突破,《甲寅》月刊无论是思想追求还是作者队伍都为《青年杂志》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2年胡适对此是感念甚多的,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首先提出了“甲寅派”这一名词:

在长沙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

甲寅派的政论文在民国初年几乎成为一个重要文派”,并称高一涵、李大钊、李剑农三人都是“甲寅派”主将。到后来章士钊任职北洋政府、《甲寅》以周刊形式在京复刊,其反对新文化派的种种表现并不能扭转《甲寅》月刊曾经通达新文化运动这一重要历史过程,而在总结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后人眼中,也依然承认落伍的《甲寅》周刊“若是仅从文化上文学上种种新的运动而生的流弊,有所指示,有所纠正,未尝没有一二独到之处,可为末流的药石。

1920年7月,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礼容等创办旨在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的文化书社。文化书社采用书店和图书馆合一的方式经营运作,既出售书籍,又设有阅览所。这一经营模式对于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起了巨大的作用。

——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第3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921年8月,出席中共一大回到长沙后不久,毛泽东与何叔衡、易礼容等人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自修大学以自学方式为主,所以极为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学校采用收旧、购新、寄存等办法丰富馆藏,所藏书刊分为经、史、子、集、哲学、社会学、文学、科学、教育、政法、经济、美术、外国文、历史、工商、杂著、地图、杂志等18类,特别是想方设法收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刊,以此开阔青年视野、活跃自修学员的思想。

1919年的林纾,虽然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荆生》《妖梦》,以人身攻击的方式引发了新文化阵营的口诛笔伐,以至有当代学者提出了“是文化保守主义还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严厉批判, 不过,这也不能改变正是林译小说开启了西方文学大规模进入中国、从而改变中国文化生态,最后走向新文学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现实。

比起文化书社阅览所,自修大学图书馆藏书要多得多,但是,这个图书馆服务的对象限于学友,因此不能算是公共图书馆。1922年,毛泽东又在长沙都正街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该馆的负责人,主持馆内一切事务。图书馆的一楼为普通的阅览厅,二楼为秘密阅览室,藏有《西洋伦理学史》《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之研究》等书籍,以及《劳动界》《新青年》《新教育》《先驱》《赤光》《时事新报》等进步书刊。图书馆一时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与《新青年》“新文化派”展开东西方文化大论战的还有《东方杂志》。作为“东方文化派”的如杜亚泉等人同样具有现代文化的知识背景,同样是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者。

图书馆既是毛泽东的良师益友,又是他推动革命事业的一个阵地。可以说,从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就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这种缘分也伴随他的一生。 (作者:吴密 为国家图书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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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曾被视作五四东西文化论战中最有分量的理论着作,但就是这样一本着作却包含了五四文化选择时期最复杂的信息。就努力揭示西方文化负面意义、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而言,梁漱溟显然与五四新文化派有异,然而有意思的却在于,他最后为中国文化发展开出的药方却依然是“全盘承受”西方文化, 这里无疑又包含了论者对于中国文化衰弱现实的深刻体会。一个深刻介入五四话题的梁漱溟显然是主动进入了五四思想平台。

今天,在重新评价五四“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时候,人们不断将揭示西方文明弊端的美誉赐予这些传统文明的辩护者,好像在这一点五四新文化派都较为“偏激”,因为“崇洋”而缺乏对异域文化的严肃审视,其实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像鲁迅这样的新文化先驱就充分意识到了西方文明的物质主义问题,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

传统文明的辩护者主张的是对西方文化的“全盘承受”,大力倡导“拿来主义”的新文化主将同样也是西方文明之弊的洞察人。这就是五四,一个中外文化视野混合、“新”“旧”交错的时代,居于这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同样出现了思想的交错与混合,尽管他们彼此之间意见有所分歧,但同时也有着那么多的共同话题,而就是这样或显着或潜在的共同关怀促成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五四思想的存在。

而这些不同流派、不同背景的学术思想自由论争,构成五四知识群体与现代思想发展的广阔平台,这即是五四文学精神的应有之义。讨论与对话不是破坏了历史发展的总体目标,而是带来了“必要的张力”,在张力之中,文学便有了向多方面突进的动力,也有了广阔的未来。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9年5月6日3版

本期编辑 | 丛子钰 康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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