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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评传【新亚洲彩票平台】,伪自由书

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 炸进去之一例曰:“日内除飞机往匪区轰炸外,无战事,三四两队,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队飞宜黄以西崇仁以南〔2〕掷百二十磅弹两三百枚,凡匪足资屏蔽处炸毁几平,使匪无从休养。……”(五月十日《申报》南昌专电) 炸进来之一例曰:“今晨六时,敌机炸蓟县,死民十余,又密云今遭敌轰四次〔3〕,每次二架,投弹盈百,损害正详查中。……”(同日《大晚报》北平电) 应了这运会而生的,是上海小学生的买飞机,和北平小学生的挖地洞。〔4〕这也是对于“非安内无以攘外”或“安内急于攘外”的题目,做出来的两股好文章。〔5〕住在租界里的人们是有福的。但试闭目一想,想得广大一些,就会觉得内是官兵在天上,“共匪”和“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外是敌军在天上,没有“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损害正详查中”,而太平之区,却造起了宝塔〔6〕。释迦〔7〕出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此之谓也。 但又试闭目一想,想得久远一些,可就遇着难题目了。假如炸进去慢,炸进来快,两种飞机遇着了,又怎么办呢?停止了“安内”,回转头来“迎头痛击”呢,还是仍然只管自己炸进去,一任他跟着炸进来,一前一后,同炸“匪区”,待到炸清了,然后再“攘”他们出去呢?……不过这只是讲笑话,事实是决不会弄到这地步的。即使弄到这地步,也没有什么难解决:外洋养病,名山拜佛〔8〕,这就完结了。 五月十六日。 记得末尾的三句,原稿是:“外洋养病,背脊生疮,名山上拜佛,小便里有糖,这就完结了。” 十九夜补记。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2〕宜黄、崇仁,江西省的县名。宜黄以西崇仁以南是当时中央苏区军民反“围剿”斗争的前沿地区。 〔3〕蓟县、密云,河北省的县名。一九三三年四月,日军进袭冀东滦河一带时,曾派机轰炸这些地方。 〔4〕上海小学生的买飞机一九三三年初,国民党政府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上海市预定征募二百万元。至五月初仅得半数,乃发动全市童子军于十二日起,在各交通要道及娱乐场所劝募购买“童子军号飞机”捐款三天。北平小学生的挖地洞,指一九三三年五月,北平各小学校长因日机时临上空,曾派代表赴社会局要求各校每日上午停课,挖防空洞。 〔5〕据手稿,这里还有下面一段:“买飞机,将以‘安内’也,挖地洞,‘无以攘外’也。因为‘安内急于攘外’,故还须买飞机,而‘非安内无以攘外’,故必得挖地洞。” 〔6〕造起了宝塔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客戴季陶邀广东中山大学在南京的师生七十余人,合抄孙中山的著作,盛铜盒中,外镶石匣,在中山陵附近建筑宝塔收藏。 〔7〕释迦即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佛教创始人。《瑞应本起经》卷上有关于他出生的记载:“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时,化从右胁生。堕地即行七步,举右手住而言曰:‘天上天下,唯我为尊。’”(据三国时吴国支谦汉文译本) 〔8〕外洋养病,名山拜佛这是国民党政客因内讧下野或处境困难时惯用的脱身借口,如汪精卫曾以生背痈、患糖尿病等为由,“卧床休息”或“出国养病”;黄郛退居莫干山“读书学佛”;戴季陶自称信奉佛教,报上屡载他去名山诵经拜佛的消息。

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突以暴力清党反共,中共猝不及防,几被赶尽杀绝,生还者也难觅安全的栖身之所。不意共产党里出了一个毛泽东,不按牌理出牌,而大搞农民革命,于同年八月一日组成红军,先在井冈山发展革命根据地。这无疑是一点星星之火,需要时间才能逐渐燎原。蒋介石却于无意中为星火提供了燎原所需的时间。所以当一九二九年春,蒋桂战争大起,毛泽东高兴地填了一阕《清平乐》: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毛词说得很明白,国民党军阀开战,使他能够乘机“直下龙岩上杭”,大搞“分田分地”的农村革命。等到蒋介石打完中原大战,国民党四大集团军同室操戈完毕,“匪势已经猖獗”,已非一点点星星之火了。红军已活跃于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五个省份。 蒋于一九三O年年底,确定“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并命令他的亲信江西省主席鲁涤平,限期收复吉安,以及肃清赣江上下游。然后于十二月二日致电南昌鲁涤平、汉口何成濬、长沙何键,要他们严督“剿匪”计划,务于一个半月内收复失地。同月五日又以国府主席名义发表《告误入共产“匪党”民众书》,发动宣传战。然后由南京启程于九日抵达南昌,召开“剿匪”军事会议,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计划围攻朱德与毛泽东在赣南的根据地。此一军事行动,史称第一次围剿。 此次围剿兵分三路,主力由江西省主席鲁涤平率第九路军(下辖五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负责“围歼”,即包围红军根据地后聚歼之。朱绍良率第六路军《下辖四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于鲁军之东协剿。蒋光鼐率十九路军,自粤入赣。十九路军尚未集中完毕,蒋介石已指定于十二月十六日开始攻击。鲁军的张辉瓒师自右方由吉水、永丰前进,于二十日抵达东固,但红军已撤走,又适逢大雾,竟把约略同时抵达的鲁军公秉藩师误为敌军,而激战四小时。公秉藩一怒之下自由行动,张辉瓒亦不与联络,径自向龙岗方向进发,犹如盲人骑瞎马,行行复行行,离开龙岗不到六里,即遭伏兵阻击,结果全军覆灭,张辉瓒也被活捉。鲁涤平获知败讯,电令所属谭道源师向第六路军靠拢,进据源头,却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与红军遭遇,损失过半。第三天到了东韶,已是疲惫之师,在火网交射下全线溃败,谭道源北遁宜黄,逃到抚州,已是一九三一年的元月五日,立刻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 职师江晨在东韶遇朱、毛、彭、黄全部号称八军之众,孤军重围,作殊死战,自辰至酉,黄团长敬及营长X等相继阵亡,初级官兵死伤尤重,战斗之烈,从来未有。职随从员兵或俘或伤,势穷力竭,几难幸免。除将突围官兵移驻抚州整理外,所有损失数目容详查续报。 左路朱绍良军的毛炳文师听到败讯,不愿再孤军深入,径自撤兵。但是蒋介石却要“趁匪共得意出动之时”,电令朱绍良、蒋光鼐两路军,向红军“巢穴龙岗进剿,切勿因此撤退,以张匪氛”。(蒋介石元月三日致鲁涤平等电)然而士气既挫,已无法挽回,只好暂时罢兵。蒋原意趁中原大胜余威,一个半月足够荡平山野草寇,哪知张辉瓒兵败被俘,片甲不还,总共被俘不下一万余人,缴枪六千支,机枪数十挺,子弹百万发,红军并借此展开战略进攻,扩张地盘,苏区更加扩大了。毛泽东又高兴地填了一阕《渔家傲》: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倒霉的师长张辉瓒入了毛泽东的诗词,可谓不朽,但死得确实很惨。他替蒋介石卖命,到江西剿匪,发现任何人家有去当红军的,满门抄斩,并焚其屋,在东固烧杀尤烈,以至于民愤极大,在公审时被处死刑。头颅被割下,钉在张氏宗祠的一块大匾上,旁插小白旗,上书“张辉瓒首级,送给鲁涤平”,放入赣江,顺流北漂吉安,张辉瓒号石侯,蒋介石得讯后,有“呜呼石侯,魂兮归来”的惊叹!鲁涤平更是胆战心惊,失去了斗志,被蒋训斥:“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见蒋介石复鲁涤平电)遂把鲁调往浙江,由何应钦来接替南昌行营主任遗缺,部署第二次围剿。 这一次的兵力增加了一倍,除了原来的第六路与第十九路军外,加上王金钰指挥的第五路军与孙连仲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以及行营直辖的五个师和三个航空队。王金钰与孙连仲都是降将,属于蒋介石的杂牌部队,蒋以官位与奖金来鼓励他们赴赣作战。蒋即已领教到游击战的厉害,不敢再掉以轻心,除了军事外,注意到党政的配合来封锁苏区,寻求老百姓的合作,加强地方团队武装,以及从事清乡以破坏红色工农组织等等。进攻命令则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发出。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即进犯东固,但进入苏区后,人烟全无,隐藏的游击队则鸣枪示威,此出彼伏,伺机偷袭,捕捉掉队的士兵,令敌人有点神出鬼没之惧。五月十六日,王金钰所属公秉藩师在东固遭到伏击,死伤枕藉。公师长仓皇逃至吉安,分别向在南昌的何应钦和南京的蒋介石报告噩耗。蒋一面命公秉藩入京面谈,一面严令王金钰等立即向东固反攻猛进勿延,“切勿以公师而稍受影响,免中赤匪之狡计。此次我军围剿之实力甚厚,即使一部失利,被匪冲破一点,是正可使我主力各部袭击匪军之侧背,以为一鼓剿灭之机。”(蒋介石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七日电令)但是战场上的发展并未遵从蒋的命令,王金钰兼领的四十七师亦告失利,败退水南,与郭华宗师的一个团合并。但郭师听说公秉藩师全军覆灭,心理上已有了压力,无心恋战,再退白沙时遭红军追击,损失惨重。至于在藤田布防的王军郝梦龄师,知道红军各个击破的战略后,不但未听从蒋命,“有进无退”,反而远撤至永丰。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就此败下阵来。孙连仲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于四月一日分别自宜黄、乐安,浩浩荡荡南下,当接到蒋介石增援东固的命令时,即派所属高树勋师,取道中村,直奔藤田,然而由于郝梦龄师未战先撤,于五月二十三日被红军包围于一狭长的山谷之中,损失两个团,高树勋率残部退回,孙连仲无意再冒进,将整个军撤至宜黄。孙一面请中村败绩之罪,另一面则谎报回师之原因,说是得知红军将逼近南昌的情报,为了顾全大局而回师云。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信以为真,居然予以嘉勉。 朱绍良的第六路军率三个师,自南丰出发,于五月十日进占广昌,然而侦知另两路友军被击退后,仅留一个师守广昌,其余撤回南丰。留下的胡祖玉师于五月二十七日遭到攻击,胡师长伤重毙命。红军乘胜追击,切断南丰与建宁之间朱军的联系。并击溃朱军刘和鼎师的一个团于福建建宁。五月三十日,整个朱军溃退。于是朱、孙、王三路军皆败,驻守在兴国的第十九路军,实际上是按兵未动。 蒋介石以七倍的兵力围剿朱毛三万红军,竟大败亏输,被毛泽东各个击破,再度暴露蒋介石在军事上的低能,“棋差一着,输个满盘”,以及凸显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正是灭自己威风,大涨他人气概。蒋介石于六月二十一日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时,竟痛骂部将无能,甚至当场痛哭流涕。毛泽东为“反第二次大围剿”,又填了一阕《渔家傲》,颇多写实: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蒋介石原想一举歼灭红军,结果反而助长了朱毛的军威,大大提高毛在共产党中的声望,红军的实力更是大幅增加。虽有上千成百的伤亡,却有上千成万的俘虏,不计其数的枪炮弹药,还获得在苏区极为难得的药品与电报设备等等。蒋介石岂能甘心,乃迫不及待筹划第三次围剿,并决定“御驾亲征”,早于六月七日致电朱绍良与孙连仲谓,十日后到江西督师,“自当能与诸兄同存亡”,且谓“一听中正之命令,必能转危为安”云云。六月二十日,果然抵达南昌,遂即举行军事会议,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驻守南昌,由外国军事顾问参谋策划。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两路进击军与两个军团。陈铭枢被邀亲自指挥十九路军兼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包括蒋介石调配给他的四个嫡系师,总兵力达三十万人,比上次又超过十万,为红军之十倍。其声势如此浩大,可知志在必得,蒋介石并誓言“如不获全胜,死也不回南京”!他所定作战的方针是,“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先求击破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再逐渐清剿。”他并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正式签署《第三次围剿作战命令》。(参阅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页二O一至二O二) 作战命令既下,何应钦左翼军的七个师担任主攻,自南城、南丰向广昌、宁都进发,企图捕捉红军主力,结果扑了一个空。左翼第一路挺进军总指挥陈诚、第二路挺进军赵观涛,到处寻找无着,疲于奔命。原来朱毛军自南丰、建宁一带,沿武夷山经过长汀、瑞金、雩都西移,来了一个外围大圈的“千里回师”,于七月二十八日结集于兴国县的高兴圩地区。此时右翼军上官云相所率的第三路进击军,自永丰抵达龙岗,与找不到红军主力的陈诚相遇,以为红军已经流窜而去,陈诚续向东固行进,上官则西向莲塘前进。八月三日,右翼蔡廷锴的第一军团三个师行抵崇贤,左翼第四军团蒋鼎文的一个师进至兴国,左翼陈诚的两个师到达富田,与红军主力在赣江东岸对峙。朱毛派一部伪装主力退向万安,蒋介石的侦察飞机误以为真,立命陈诚西进扑向万安,令赵观涛与蒋鼎文进军良口,欲歼红军主力于赣江之畔。然而朱毛三万主力实未西移,调虎离山后,于六日中午来到莲塘,等候右翼第三路上官云相来投罗网。上官所辖师旅回良村进向莲塘时,果然钻进红军的“口袋”,遭到伏击,一个旅全歼,旅长谭子钧阵亡。在良村的旅长张銮绍被击毙,消灭了一个团,三千余人被俘,缴获枪炮马匹更多。之后,朱毛又令一军佯攻龙岗,实际率主力东进,包围黄陂,与左翼第三军团朱绍良的毛炳文师对垒。七日午时,红三军彭德怀和红四军林彪冒大雨集中火力猛攻,突入黄陂,歼敌三个团后,师长毛炳文于午后三时向宁都方向突围而去。八月中旬,朱毛又以红十二军引走卫立煌、赵观涛、陈诚诸部,使红军主力得以在白石与枫边地区整休,以逸待劳。是年九月初,两广异动,兵指衡阳,朱毛乘机歼灭蒋鼎文的一个旅于老营盘,击败蔡廷锴的一个团于高兴圩、一个师于方石岭。及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不得不接受败绩而收场。此役动员三十万人,进入赣南苏区,跑上千里路,周旋四十余日,不仅没有捕捉到红军的主力,而且又是损兵折将。何况蒋介石亲自督师,并侈言“剿匪任务约月内可完”(见蒋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九日复福建省主席杨树庄电)、“预计本月可全部歼灭”。(见蒋介石同年七月二十三日《剿匪宣言》)结果又落此惨败,真是颜面何存?红军方面虽有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被飞机炸死,士兵伤亡约六千人,但斩获甚多,除获得大量人员与武器外,中央苏区扩张为二十一县连成一体的赣南、闽西地盘,面积达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人,已成局部燎原之势。剿“匪”变成煽风,愈扇火势愈大。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不肯抗日,反而仍要继续内战,名之曰“攘外必先安内”,哪有把国力消耗于内战之后,更有力量攘外之理?自然引起公愤与党争,逼蒋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弄到淞沪停战协议,仍然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帜(见《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二十期),积极组织第四次围剿,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然难度也增一成,蒋介石必须在全国抗日怒潮中,强行剿“匪”!同年十二月十四日,驻守宁都的一万七千名官兵,因不准北上抗日,径自投共去也。 蒋介石虽然继续称共为“匪”,但已不敢小视,实已把数万红军当作大敌,动员数十万众。为了应付浩大的军费,还向美国政府借得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小麦贷款。这一次,他决定对赣南中央苏区先采守势,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欲先铲除这三个省份的中共革命根据地。他以武汉为总司令部,分左、中、右三路军,自兼中军,以刘峙为副,何成濬指挥左路,副总司令李济深兼右路,以王均为副。在战略上,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即令地方厉行保甲连坐之法;在战术上,“先肃清鄂中与鄂西之匪,再剿豫皖。”(见蒋介石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致朱培德、李济深电) 蒋总司令于六月二十八日抵武汉部署,七月二日,召集湖北省政府委员,要他们注意守土责任,要求各县长应具与城共存亡的决心。翌日又召见湖北士绅,征询意见。七月十二日,亲自主持全省县长会议,做长篇训话,“希望湖北最近能剿灭赤匪,并且今后要做一个模范省”,要“剿灭赤匪”,须注意地方人民的力量(这一点很可能是外国顾问教他的),以及要效法曾国藩、胡林翼的精神(这一点绝对是他自己的)。(参阅《蒋总统秘录》,页一九九) 此次围剿的军事行动,自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旬陆续开始。先以数十万大军进攻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七里坪一战,蒋于八月二十日致王均电曰:“据俘匪供称,几乎丧失十之七八,是靠不住的,因据红四方面军俘虏蒋军一军官说,此战国民党有六名团长阵亡,伤亡一百二十余名(见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页一九八),可谓双方各有伤亡。不过,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确于七里坪战后准备撤退,于十月间率主力经豫陕入川。主力既撤,洪湖区的红三军也被迫转战于襄北、豫南、陕南,进占湘鄂边区,再转移到黔东打游击。蒋介石对这一仗十分满意,不仅驱走了红军,而且解除了苏区对武汉的包围形势。他高兴地把新集县改名为经扶县、金家寨改称立煌县,并于九月二十二日向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战果说: 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 所谓“江西残匪”,即赣南中央苏区,这是蒋介石的下一个步骤。此役总部仍然设在南昌。在发动之前,已做了政治性的“清剿”,诸如开筑公路、构筑碉堡、兴办保甲、封锁苏区等等。围剿的军事行动则分中路陈诚、左路蔡廷锴、右路余汉谋。蒋介石此时受到抗日的压力愈来愈大,而日本却不肯放缓脚步,步步进逼,使他更加迫切地想要尽速“肃清残匪”。在他的逻辑里,“剿匪”成为抗日的先决条件。(参阅《蒋总统秘录》,页一OO一)在积极推动下,陈诚率主力中路军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开始进攻,由赣北南犯,左路军负责肃清闽北,右路军负责清剿闽赣粤三省边境。蒋本人又自南京前往南昌督饬,于一月三十日举行“剿匪”军事会议,并于二月六日自兼“江西剿匪总司令”,设行营于南昌。但是日本已于一月三日攻陷山海关,威胁热河,抗日情绪更为炽烈,许多国民党官兵都要北上抗日,以至于“剿匪”的士气特别低落。而陈诚的主力军又在二月底三月初在黄陂严重受挫,国民党编的《剿匪战史》说,“激战两日,双方受创甚重”,掩遮了惨败的真相。让我们看看蒋介石于三月四日给陈诚的电文,便知端倪: 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情事,其精诚实足以惊鬼神、动天地而寒贼胆也。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从此我剿赤将士公仇之外,又加私恨。唯有踏着我已死先烈之血迹,奋其义勇,杀尽赤匪,方足报复我军上下官兵之仇憾,而为我阵亡先烈湔雪此无限之隐痛,以保存我军此次慷慨悲壮、杀身成仁、视死如归之光荣之历史,完成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有厚望焉。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颁发抚恤费五万元,以慰荚灵,而奖特功,此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 此一电文很像出自陈布雷的手笔,然而惨败的真相已和盘托出。实际上,不仅仅五十二和五十九两师,陈诚的先头部队第十一师,在霹雳山一带中伏,于三月二十一日晚上,师长负伤,全线崩溃,令陈诚震惊愤怒不已。 蒋介石有鉴于“剿匪”军事不顺利,而日军侵占热河更震动全国,不得不于三月二十六日回南京,将江西“剿匪”任务交由何键主持。(见蒋介石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致何键电,见同书,页三九—)蒋回京之后,汪精卫复行政院长职,积极对日妥协,但日军侵犯不已,至五月三十一日才达成塘沽协定。委曲求全,只不过是为了稳住日寇,以便集中精力“剿匪”。其实“剿匪”部署未曾间断,蒋于四月四日已再亲赴南昌督剿,四月六日已开始布置第五次围剿,四月下旬又在南昌大做精神训话,要大家“不成功即成仁”,把红军当“心腹之患”,而日寇反而是“皮肤小病”!自五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又亲自主持南昌政治训练班。又自是年夏天起在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至是年秋天,受训人数已达七千五百余人。受训内容无不与“剿匪”有关,诸如《剿匪手本》、《剿匪训练要旨》、《民众组织》、《战时政治工作》等等。蒋明言“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甚至说:“赤匪就是禽兽,我们剿匪就是要剿灭这个禽兽,要将匪区里的人民,统统救转过来做一个人。”(蒋介石《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再加上反共教育与提倡四维八德等论调,以鼓吹“统一意志”、“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一方面要求受训军官不要“偷生怕死”,以便替他卖命;另一方面“天无二日”的豪情壮志,也不再加以隐饰了。 蒋介石于八月间在南昌召开“五省剿匪军事会议”,声言“剿匪”乃全党全国的生死存亡关头。九月间订定《剿匪战术纲要》完成东南西北四面包抄的军事部署:北路顾祝同驻抚州,辖三十八个师,布置在南昌以南;西路何键驻宜春,辖三个师三个旅,布置在湘赣边境;南路陈济棠驻韶关,辖十一个师一个旅,布置在粤赣之间;东路蔡廷锴,辖十九路军的六个师和一个旅,布置在闽赣一线。以北路为主力攻入苏区,东路配合进而剿之,西路与南路阻敌逃窜,以便再聚而歼之。整个兵力不下一百万人,飞机二百架,德、意、美三国军事顾问参与谋划,可谓“倾巢而出”。难怪蒋于九月十日致电熊式辉转蒋鼎文、卫立煌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 有鉴于前四次失败的教训,这一次蒋介石听取了德国顾问纳粹将军施克(GeneralvonSeeckt)的建议,采用了严密的“反游击战术”(tacticsofguerrilla—partisanwarfare),并不急着冲进敌境,而是先构筑一连串的碉堡和公路,逐步推进,步步为营,缩小包围圈,稳扎稳打,压缩苏区,逼红军主力决战尔后消灭之。根据此一战术,蒋介石对于修堡筑碉,特为重视,一再于电文中强调:“封锁碉堡一日不完成,则进剿计划即一日不能实行,希照屡电之意努力如期完成勿误!”(蒋介石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致熊式辉井转蒋鼎文,卫立煌电)第五次围剿遂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蒋介石下达第二一三号令指示部队行动纲领后,正式打响。 这一仗整整打了一年。在厉害的碉堡战与持久战的压缩下、在众寡悬殊之下,红军再勇猛,似乎也难免劫运。然而红军方面处此大难,居然一反过去的运动战,避强击弱,各个击破,而与敌方碉堡打阵地硬仗,直如以卵击石。原来此时毛泽东被夺军权,中共由王明、博古等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家。秦邦宪当上总书记,年仅二十六岁,不过他们有共产国际的鼎力协助,并秘密派送一名德籍军事专家奥托·布朗(OttoBraun)前来当顾问。此人碧眼金发,身高一米有八,莫斯科伏龙芝军校毕业,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底,大战前夕抵达瑞金,取汉名曰李德,又署名华夫。中共的新领导瞧不起土包子毛泽东,而信任洋顾问李德。李德的打法是“不放弃苏区寸土”,以及“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数量众多敌军硬拼,一反朱毛的游击战术,使人数本来较少的红军,在消耗战中受到严重损失而难以增补,虽然坚持抵抗了一年,终不免于瓦解,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被迫决定突围,做战略性转移,国民党称之为流窜,共产党称之谓长征。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及机关人员八万六千余众,分别自瑞金、雩都、长汀,向湘西行进,开始漫长的长征。十一月十日,蒋介石的军队终于占领赤都瑞金。 蒋介石四次“围剿”失利的对手都是毛泽东,而这第五次“围剿”胜利的对手却不是毛泽东。如果由毛指挥,蒋能得手吗?毛虽熟读孙子兵法,但并不是神仙,如果没有机会,谁也无法凭空创造奇迹。然而洋顾问李德以及中共新领导却失去可以转被动为主动,甚至转败为胜的良机。那就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发生的闽变。围堵红军的十九路军突然宣言反蒋,在福州成立政府,以李济深为主席,使第五次围剿的四脚凳垮了一脚,很可能导致整个围剿的夭折。毛泽东不仅洞察此机,而且特别写信给总书记秦邦宪,建议两点: 一、红军与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在军事上互相配合,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二、鉴于蒋介石为了镇压福建事变,已将驻宁沪杭沿线的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全部调往福建,国民党江、浙、皖后方腹心地区兵力非常空虚,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迫使其进攻江西和福建的部队回援,这样既支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可解中央苏区之围。(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三十六) 无独有偶,据宋希濂转述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的话,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十九路军在福建的变乱,他们如同共军结合起来,形势是很严重的,委员长曾因此几晚不能安眠”。(宋希濂《鹰犬将军》上册,页一三一)可是总书记秦邦宪与洋顾问李德计不及此,坐视蒋介石调九个师的兵力平定闽变,全无动作,徒让蒋军攻破福建十九路军后,再破江西苏区,反被各个击破。由此看来,如果毛泽东不被夺去军权,恐怕蒋介石还会栽大跟头呢。然而李德在回忆录里,虽承认第五次围剿由他计划,但认为蒋介石动员了十倍的兵力之外,更有五百架飞机、一千五百门大炮,且为结合政治、警察、军事三方面的大举。言下之意,失败非战之罪,对毛之批评,甚不以为然,并斥毛是一阴谋家,显然不愿承担军事失利的责任。(阅Braun,ACominternAgentinChina.p.40-41,86-87,99.101) 不过,红军既被围死,以其八万余众,何能顺利突围,渡赣江而西?于是有蒋介石故意网开一面,于追剿之际,接收地方武力,以便“一箭双雕”之说。其实,若稍知蒋迫不及待要荡灭“共匪”的心情,便知此说不实。真正网开一面的是守在南边的陈济棠,南天王非有爱于共产党,而是与蒋有矛盾,怕被蒋一箭双雕,遂秘密“通匪”,只要红军不入粤境,答允借道西进,帮了共产党一个大忙。毛泽东有词为证: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那边烽火连天,瑞金失守,而这边得以借道,顺利西行,放下心头一块巨石,当然是“风景这边独好”!“南粤”,更点出广东方面的举措,使红军将士得以顺利过关。 蒋介石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得知第五次围剿胜利在望,高兴地于十月初带着宋美龄下庐山,去登华山游览,并访归绥、察哈尔、西安、太原、北平等地,没有想到久围疲惫的红军居然给跑了。蒋虽屡电诸将,要求“努力截追”、“务将西窜匪部聚歼于湖北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并未能克竟全功。他还亲自赴重庆、成都、贵阳等地督剿,亦无济于事;至一九三五年九月,自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下来,知道追剿失败,自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然则不彻底的胜利,并非真胜,甚至致日后之败。而中共红军虽遭惨败,然败而不溃,退而不乱,克服千山万水、高原草地,反而造成了一个真实而神奇的长征故事,奠立中共转败为胜的基础。一位美国学者认为,长征锻炼了中共铁的纪律、游击战伦理、摆脱共产国际控制,以及导致毛泽东的掌握中共最高权力(Wilson,TheLongMarch,P.292-317),甚是正确,若问孰令致之?岂非蒋介石欤!

第一节为何迟迟不抗日 日本自甲午之战后,即有侵华的野心。马关条约不仅要求朝鲜独立,以便日后的并吞,且要割取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补偿赔款了事。此事至少说明两项事实:其一,日本对中国确有领土野心;其二,帝国主义在华的均势。俄、德、法三国并非有爱于吾华而干涉还辽,实因其本身的帝国主义利益,雅不欲日本来破坏在华之均势也。但欧战一起,列强忙于空前未见的大战,全力投向欧洲,无暇东顾,不得不让日本在远东崛起,破坏均势,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高升,乃是势所必然,如币原大借款、如二十一条、如山东问题,接踵而至。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山东问题,证明列强所尊重的是强权而不是正义。中国与日本同属战胜国,却要把山东的权益移转给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对此事的反应是强烈的,爆发了有名的“五四运动”。但在蓬蓬勃勃的情绪挥发之后,举国上下并没有把精神放在面对日本的侵略上,更没有处心积虑来思考如何救国,仍然继续内争,打内战,从军阀混战到革命军的北伐,枪口一直是对内的。 北伐的胜利,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全中国人民对军阀的厌恶——他们卖国、他们喜打内战、他们欺压老百姓。北伐胜利之后,创立了中华民国的第二共和,蒋介石时代的来临。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虽以“民族主义者”自居,但他们对民族前途的考虑,并不比旧军阀好,有时更坏。他们同样地出卖国家利权、同样地打内战、同样地欺压老百姓!国民党打内战甚至打得更凶,先是一九二七年的血腥“清党”,然后是一九二九年的“武汉事变”,用武力来消灭国民党内的异己——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一九三O年的“中原大战”,用更大的武力来消灭国民党内的另两个异己——冯玉样的第二集团军与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中原大战的惨烈,对国家元气的损伤,实为军阀时代所未曾见。更由于中原大战,蒋介石游说张学良进关助阵,让日帝有机可乘,导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攻占沈阳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在东北的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想鲸吞满洲,显然是由于中国人的没出息,自相残杀,不能一致对外,有机可乘。九一八发动的那一天,蒋介石正在南昌坐镇“剿匪”呢。蒋介石在文稿中、在日记里,引九一八事变为耻。他以为耻,因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日军攫取了东三省。事实上,中国军队根本没有还击、根本没有抵抗。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背负了“不抵抗”的罪名,而“不抵抗”的命令却是最高统帅蒋介石下的。张学良手中握有“不抵抗”的电令,并曾对一些人透露过,包括北上责问张学良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内。其实在九一八之前,报上已登出蒋介石不欲抵抗的指示。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即已自江西发电给南京政府及张学良说: 官民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的《盛京时报》) 同年八月十六日蒋介石又拍“铣电”给张学良,说得更清楚: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接到命令后,于九月六日打电报给在东北的臧式毅代主席,有云: 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电文今藏辽宁省档案馆《日人中村案》第一○四号) 可见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仅事后不是什么秘密,事前亦甚明显。精于情报的日本关东军岂能不知?你不抵抗,我岂有不捡便宜之理?九一八一发动,中国果然不抵抗,如待宰的羔羊。不抵抗才是蒋介石之耻,但蒋介石却要张学良代背黑锅! 为什么不抵抗?有许多人说:中国太弱,不能与日本打。但抵抗不是宣战、不是挑衅,而是敌人打上头来时,必然的自卫行动,打而后输,总比不打就输要好。何况九一八时,在东北仍有不少部队。一九三O年张学良进关时,只调进七万人。驻在关外的辽宁有六万人、吉林有八万人、黑龙江有五万人,共计仍有十九万人之多,而日本关东军仅有一万多人。一万多的日本关东军,不折一兵、不损一将,轻易地夺去了东三省,而且乘机劫掠,据不完全的估计,中国的财产损失在十七亿以上。最可悲的是武器与弹药的损失,据最保守的估计,日本接收飞机二百六十二架、迫击炮及其他各种火炮三千零九十一门、战车二十六辆、步枪和手枪十一万八千二百零六支、机关枪五千八百六十四挺。(数字见陈觉《九一八后国难历史资料》第一卷)这样多的武器,如果东北军拼命抵抗,纵然失败,也必然给关东军以相当的创伤,挫其侵略锐气。不抵抗的结果,不仅平白让敌人夺去土地与武器,而且更增敌人的气焰,更进一步想要染指华北!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也就是九一八后两个月差四天,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外宣言中乃力称: 中国政府尊重国联决议,极力避免冲突,加意保护日侨,使无任何不幸事件发生。 半个月之后,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外交部长职宣誓会上的训词中又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 九一八以后的一二八事变,我们已经看到是十九路军开打的。蒋介石下野复出后,一心一意设法与日方妥协,缔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并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去打共产党。 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蒋介石在《对剿共军事将领训词》中,更强调: 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专心一志剿匪……无论外面怎样批评、毁谤,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惟一要务!(《西安事变资料》第一册,页六) 这是他在“自己人”面前所说极为露骨的话,东三省与热河如此轻易地失去了,居然“没有多大关系”,可见他站的是什么立场。为了“专心一致剿匪”,只有继续迁就日本。同年五月便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中国军队答应撤退,并保证“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蒋介石更于七月二十八日,以“妨害统一政令”为名,通电迫冯玉祥解散民众抗日军。但是处处退让,忍辱负重,并不曾减轻日军的步步进逼,进一步又要制造蒙古国了、又要强迫中央军退出华北了。然而,日本得寸进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继续忍辱负重,以至于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何应钦奉命签订了可耻的、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因其可耻,所以事后何应钦与蒋介石都矢口否认,说是根本没有《何梅协定》这回事。最近在台北出版的《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页四三三至四三四中,只提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声明,认为“所谓《何梅协定》,实系有意造作之名词”!当然在这本《纪事长编》中,不会有七月六日一条,从六月三十日一跳就跳到九月初去了。蒋介石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对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与学生代表的讲话中,也否认没有什么《何梅协定》,说是日本人的宣传,“完全是自欺欺人”,“绝对没有这一回事”,但同时又露出马脚,欲盖弥彰。蒋委员长说: 去年六月的时候,日本向何部长提出要求中国撤退河北境内的中央军队,并撤销所有平、津、冀、察党部和特务机关,何部长回一封极简单的信答复他说:这些事不待你要求,我们中国已经自动办好了,不必订什么条约,信中只说这几句话而已。 既然是书面答应了别人的要求,而且“自动办好”,再简单也是“协定”,有义务要遵守的。再说,这封简单的信,并不简单,原是日本人代拟的文稿,要何应钦签字的,其中并没有“不必订什么条约”云云。全文如下:. 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种事项期望,均承诺之,且自动实施。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宛。何应钦。 何应钦亲笔签字答应梅津承诺日本人的“各种事项期望”,并且“自动实施”,还不够称作“协定”吗?如果不是“协定”,日本人会“颇表满意”(高桥觉书的作者高桥坦的话)吗?事实上,何应钦签这个字,并不像蒋介石所说的那么轻松,他在被迫之余,立即向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请示,并附原文,汪院长复电同意,何遂于六日签署。最近台北党史会出版的抗战史料中,收录了一封出自《总统府机要档案》的电报,即何应钦在签字那天发给蒋介石的。全文如下: 特急,成都委员长蒋:哂密极密。关于河北纠纷事件,日方必欲我做正式书面答复,经与汪院长再三斟酌考虑,历时三星期,一再与日方磋商,近始决定由职备一普通信,送达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其文曰:“径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何应钦二四年七月六日”等语,原件于今日寄平军分会,派人送高桥转交梅津,此事即算告一段落,知注谨闻,职应钦。鱼未秘印。 两天后,七月八日,蒋介石觉得不妥,又致何应钦,指示他致梅津函“从缓发出”,谓:“即使要发,亦应有字句之改正,发否盼立复。中正。齐申机蓉。”翌日,何应钦回电,当然已经发出了。蒋介石对全国中学校长的讲话中,说得很轻松,但原件资料显示,蒋、何两人都不轻松,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这明明是一种书面的协定。既已白纸黑字签了字,又要赖账,是不可能的。至于蒋介石为什么肯签《何梅协定》呢?一语道破,他要贯彻“安内”政策,内既未安,他要不计一切代价地不抗日。当时全中国要求抗日的呼声愈来愈高,当然对蒋介石有压力,但他不为所动,坚持安内的既定方针。 蒋介石的不抵抗,如果能获得日本政府的善意回应,尚有可说,但日方是横横无理、得寸进尺的。然则不抵抗非仅不能救亡,反而会导致速亡!如果不抵抗可以赢得国际干涉与调停,亦尚有可说,但国际强权对制止暴日,并不热衷,而不热衷的原因之一,乃中国太乱、太弱、太没出息。如果中国人团结一致,举国抗日,打出一二次像十九路军在淞沪那样的英勇抵抗,必会令国际刮目相看,增加干涉与调停的意愿。其实,国际上关注九一八事变,主要不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而在乎日本违反了一九二八年缔订的《非战公约》,使世界安全秩序遭到威胁。如果中国强烈反抗,不仅日本因付出较高代价而有所自制,而且国际上也会更努力制止日本用暴力解决国际争端。是以,我们认为如果蒋介石全力支援张学良抵抗日军侵占东北,很可能不敢制造满洲国,也不一定会因九一八而导致全面的中日战争,所谓能战始能言和,是有道理的。国府首任驻日大使蒋作宾于九一八后的十一月二十日记道: 日报载,南京闻齐齐哈尔失陷,当开秘密会议,有蒋前往东省督战之说,各方人心至为奋激,美国得此消息亦态度转硬。(《蒋作宾日记》,页三八二) 此则并非空穴来风,美国驻华武官迈耶(WilliamMayer),曾于情报函中提到: 本周最轰动的消息:“蒋介石在十一月十九日国民党四全代表秘密大会上郑重宣布,他已决心北上尽其职责,为党国效命。”虽然是秘密会议而蒋的决定立即传出去。许多报道称他即将离开南京,但日期未定。(UnitedStatesMilitaryIntelligenceReport,1911至1941微卷一,ReportNo.8149,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至二十五日) 但是事实上,他离京并不是北上抗日,而是借机下野,以表示他原来是要亲赴东北督战的,只因被逼下野,壮志不酬!我们如稍用点脑筋,便知他之所以下野,因九一八后不抗日之故。如决心抗日,必能团结党内外的抗日共识,又何必要下野呢?九一八之后,抗日不仅是国内的共识,连美国驻华武官也鄙视中国不抵抗,而为马占山喝彩,赞扬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认为表现出来的“战斗意志”,足以赢得中国抗日的最后胜利。外国人旁观者清,更能看出当时中国的分裂与不团结。但是团结的最大障碍乃是元首蒋介石的不抵抗。他的注意力放在国内的敌人,而不太在意国外的敌人。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绝对错误的、绝对说不通的,连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都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是自杀政策,主张从“攘外中求安内”。(见《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但蒋为什么要坚持他的错误政策呢?甚至于在九一八以后,他仍然顽固地不抗日,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为止。他的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是说把国内的敌人解决之后,再谈抗日,这个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似是振振有词,其实经不起分析与驳斥。所谓“安内”,要消灭“共匪”。其实……蒋介石要安的内,岂止共产党!他还要消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以及其他的诸多“杂牌军”。“其他”都是国民党,对北伐又有功,还是不行,照蒋介石看来,他们是“新军阀”。但是蒋介石要安的内,又岂止于国民党内的新军阀,像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照样要“安”!是以要安内成功,必须等到蒋介石成功地铲除一切反对他以及可能反对他的势力。 还有一个理由,说是中国太弱,需要时间养精蓄锐、整军经武,才能抗日。有的甚至还说,中国抗战得还太早,如果再过几年中国更强了,抗日可更加成功。这种说法实在可哂。这些人似乎认为,那时的日本帝国正在走下坡,而中国正在欣欣向荣。事实恰恰相反,九一八以后日本军国日盛,而中国的情况则每况愈下。要安内去拼命打内战是培养国力的办法吗?继续内战绝对是继续消耗有限的国力。所以,从这个观点看,先安内再抗战根本是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因为真正安内完毕,中国更加没有攘外的本钱,油尽灯枯,还抗什么战? 蒋介石的不抗日,引起全国骚然。蒋作宾于九一八之后十日,记道:“南京有六百余学生围攻外交部,王部长受重伤。此间留学生亦有请愿回国之集议。人情奋激,莫可如何。”(《蒋作宾日记》,页三六三)十月二日又记:“文武各学生均来要求回国。舌敝唇焦,苦口劝导,终不见听。”十二月八日又记:“闻国内学生大闹,共产党亦乘机而起,前途未可乐观。”十二月十五日又记:“南京学生大暴动,捣毁中央党部及外交部,各处已成无政府现象。蔡元培、顾维钧等均受重伤,蒋介石通电下野。”如果蒋介石真要北上督战抗日,群情激愤的学生能不欢欣若狂、一致拥戴,还需要下野吗?在广州的胡汉民等国民党因抗日而反蒋,蒋若抗日,又何必反蒋? 然而抗日激情不仅仅见之于年轻学生,稳健持重的国之硕老,如马相伯、沈恩孚、章太炎等也一再通电呼吁抗日。章太炎尤其积极,九一八之后,他并未立即抨击南京政府,因国难当头,他仍然希望政府在民情的激荡下领导抗日,但当他发现此一政府既无抗日的计划,更无抗日的意愿时,他便公开谴责南京政府卖国!一九三二年元月二十日,章太炎与熊希龄、马良等于上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致电南京当局:如果当局不愿或不能抗日,便应下台,由别人来领导抗日。章太炎当然知道一旦与日本开仗,中国很可能被打败,但他认为一个主权国家不能站起来为维护主权而战,根本不能算是一个国家。他虽失望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却受到东北义勇军以及十九路军抗日的鼓舞,乃不顾衰病之躯,决心到北方一行,当时陆路已经阻塞,遂改由海道经天津到北平。他最要见的是张学良,他与学良有旧,想借其个人的影响力促使学良抗日。据汤国梨的回忆,学良在太炎相逼之下,道出奉蒋介石之命不抵抗的隐情。至此他更深一层理解到,南京政府之坚不抵抗,对蒋介石亦益为鄙视,故尚在平、津一带访问时,即已严厉批评政府,同时趁讲学之便宣扬爱国精神,鼓励抗日。 一九三二年五月,章太炎到苏州讲学,特别表扬“儒行”,标出“行己有耻”之旨,显然是有现实的政治目的的。他要告诉国人、提醒政府,不抵抗外国的侵略,是极为可耻的。之后,他决心长住苏州讲学。这不是退隐,而是要继承顾炎武讲学以救时的传统。同年年底,日军炮击山海关,并声称热河为满洲之一部,以便侵占。章太炎愤怒之余,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与马良发表“二老宣言”,指出所谓满洲在汉代已为中国之郡,称为辽东或玄菟,明代更立建州,自为中国的领土,而热河从来不是满洲之一部,更是中国的领土。此一宣言曾寄达日内瓦的国联,在国内亦传诵一时,代表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承德之失,益增章太炎的怒火,他更严厉指责蒋介石之无能,以致继续丧失国土。他也更了解南京政府继续“安内”、不愿“攘外”的用心,于此力主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他不依赖外援,而把抗日的担子由全国的老百姓负起。他在与马良、沈恩孚共同发表的“三老宣言”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中国老百姓已别无选择,只有勇敢地站起来抗日。冯玉祥是南京政府官方人士中,第一个表态抗日者。他于一九三三年的五月,成立了“民众抗日同盟军”,誓死保卫察哈尔,并收复失地,冯氏此举,使章太炎尽释前嫌,两人成为好友。从最近发现的《章太炎给冯玉祥的五封信》看来,章对冯的抗日决心,推誉有加,把领导抗日的责任冀望于冯将军。但是蒋介石不想抗日,冯玉祥抗得起来吗?他的单独行动使蒋介石大为光火,乃于八月间将“同盟军”给解决了,章太炎立即痛责蒋氏的阻碍抗日。那时蒋介石仍在江西“剿共”,章太炎认为国难当头,仍然勇于内战,已危及民族的生存,这样的政府早已有负国民所托。但从蒋介石的眼光看来,章太炎这一批主张抗日者,不仅破坏对日和谈,而且为“匪”宣传,帮共产党的忙。但章太炎毫不减弱抨击政府不抗日的声音。于是蒋介石托张继警告太炎不要再谈时事,要他“安心讲学,勿议时事”。张继曾与章太炎有金兰之谊,奉命传言,结果被老哥训斥了一顿,指这位老弟要他不说话,“得无效厉王之监谤乎?”他告诉张继,他的持论已算是厚道的了,“虽明知当局之有阴私,犹不欲讼言斥之。”他又反问张继:“谁使吾辈为小朝廷之民者?谁使同盟会之清名而被人揶揄嘲弄者?”张继讨了没趣之后,蒋介石又派丁惟汾到苏州送上现款一万元作为“疗疾费”。太炎宣布此款作为公用后,继续逼蒋抗日,蒋介石送钱给他,当然是有塞他嘴巴的意思,但他的嘴巴是塞不住的,他继续不断地批评蒋氏的不抵抗政策,同时呼吁全国团结一致,准备抗日。一二九学运发生后,章太炎全力支援学生,亲自打电报给北平的宋哲元,要求立即释放学生,宋回电给他,保证“和平解决”。终于在章太炎逝世前一月,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给章太炎,保证相互信赖,庶几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章太炎于逝世前十日,回了蒋介石一信,提醒他相互信赖必须基于爱国主义,并指出为了抗日必须容共。章氏虽未及亲见国共因抗日而再度合作,他毕竟预见此一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前被手书,属以其信济艰之义,劝诱国人,抑言之非难,欲其心悦诚服则难,迩来所以语河北者,独云保爱令名,勿入陷阱而已。苟其人自惜羽毛,又知东人非始终可保,必不轻于依附。至于小小委蛇,如晋张轨之在凉州,非不与刘、石酬酢也,而领土必不肯弃,名号必不肯更,则所以自守者固在。一闻劝励,当必有努力增倍者矣。若欲其杀敌致果,为国牺牲,此在枢府应之以实,固非可以口舌致也。顷者,东方于津、沽等处,又增兵矣。观其用意,亦只以武力胁迫,欲为城下之盟而已,用兵则犹未也。然势之所激,往往有出虑外者,枢府虽以剿匪诸师进驻晋南,阴为犄角,一旦有急,则未知河北之意,果愿其入境否也?鄙意应之以实,本无他虑,彼在危急之中,而部下之不肯屈辱者,尚居大半,果以精械厚糈相助,唯有感激向前耳,安有据之以兴背证者耶?此事即行,又厚遇山东,以坚其意,彼知政府之不我遗弃也,能以一部应战固善,不能独战,则必有济师之请,而晋南诸师,可与并力矣。为今日保全华北计,唯有如此。若以河北难守,而但南抗黄河,河流既长,处处可以窃渡,幸遇水潦涨盛,容可暂安,水涸则必无以阻敌矣。抑鄙意以为今之国计,固不宜恣言远略,惟领土未亡者,则不可不加意顾全。北平既急,纵令勉力支持,察省必难兼顾。盖非常之时,必以非常之事应之。今共产党之在晋北者,其意不过欲北据河套,与苏俄通声气耳。此辈虽多狡诈,然其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服,明甚!若能顺其所欲,驱使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其能受我委任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军视之。如此,察省介在日、共之间,渐可成为缓卫之势,较今之左支右绌者,其得失必相悬矣。盖闻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与其使察、绥二省同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党之为害轻也。以上就形势立说,或不致有大差池。若夫开诚布公,以悬群众,使将相之视枢府,犹手足之头目,转移之妙,自在庙堂,此非草野所能与,而固不能不殷殷期望者也。匆遽阵辞,当不以临渴掘井为诮。六月四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页八七三至八七四) 自北伐以后,章太炎反对一党专政,不承认南京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遗民,遭到国民党党部的通缉,只好销声匿迹。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在给孙思昉的信中说:“东事之起,仆无一言,以为有此总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总司令就是当时的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副司令就是张学良。后来,他亲自北上面见张学良,始知乃是奉命不抵抗,益鄙视蒋氏的南京政府,攻击不遗余力。一九三二年三月,南京当局有鉴于抗日的呼声,宣布召开“国难会议”,但议程限于御侮、剿匪、救灾三项,基本上并无意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章太炎亦在邀请出席之列,但他断然拒绝,声称:“军事贵速,能断则一言而可,不断则众议而无成,纷纷召集,将以奚用?”要抵抗,马上决定抵抗,用不着召开什么国难会议。他怀疑“当事者志在屈服,而以联盟会议为分谤之机关”,所以雅不愿参加,以“为党国诸贤任过”。章太炎继续谴责日本侵略,更直指蒋介石“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置国土沦丧而不顾。乃要求以国民名义,“将此次军事负责者,不论在南在北,一切以军法判处,庶几乎平亿兆之愤心,为后来之惩戒。”章太炎在这最后的一封信里,重申九一八以后一贯的主张,要求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他直言共党与日本应两害取其轻,应该联共御日,不能再丧失领土于外人。当时蒋介石仍然坚决贯彻内战,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章太炎这种“国共合作”的建议,当然是完全听不进去的。无论国学大师章太炎或无数年轻学生,都手无寸铁,奈何不了蒋介石。但是,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西安事变爆发,张、杨终以武力逼迫蒋介石走上国共合作的抗日之路。(有关章太炎参阅Wong,SearchforModernNationalismch.8)

“长春是在没有多少战斗的情况下慢慢地陷落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记述道,“二十万老百姓早已陆续溜出城,通过火线出去了。人民解放军收割了郊区的庄稼,并为附近农民运送庄稼提供了三千辆大车,城里颗粒未得。蒋只给他的部队空投粮食,而这些粮食还引起了部队之间的摩擦。六十军的士兵都是思念家乡的云南人,他们说大部分粮食都投给‘蒋的嫡系’,美国装备的新七军了。在长春每一个士兵都知道大势已去,但又不敢投降。他们的长官警告说‘共产党杀俘虏’。”

长春被东北野战军围困之后,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搭乘美军飞机进入长春,他看见长春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圆形广场,广场的一头是个旧货市场,“买卖从医院和工厂偷盗出来的货物,以及官员们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东西”。广场的另一侧是国民党当局专门处决犯人的刑场。“被处决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据说是共产党。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据说是间谍。一个五十六岁的老妇人,罪名是散布谣言。”处决时是在后面用手枪射击,“尸体向前扑倒”,围观的人们随即跑散。“在刑场的上方,高高悬挂着的蒋委员长的画像。画家把他画得咧着嘴,微笑着”。

早在一九四八年六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东北野战军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的策略,并随即组成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陈光、陈伯钧任副司令员,唐天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方任参谋长,统一指挥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四、三十五师,第六纵队十八师,独立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师和一个炮兵团,对长春实施严密封锁。

六月五日,林彪、罗荣桓、谭政联名下达《围困长春的办法》,其基本要义是:“断绝对长春的交通与一切商业关系,使城外各地物资,首先是粮食、柴草、蔬菜等项生活资料,不流入长春,使守军得不到长市外围的供应。同时,应用炮火及高射武器控制空域,使国民党军飞机不敢低飞投掷和着陆,以此限制其空运。”长春周围二十五公里以内被划为封锁区,“除军事必须外,应禁止人员车马自由通行”。“为反对长春守军的人口疏散政策”,对从长春成内出来的市民“必须予以相拦”,“使守军对城市人口不能大量和迅速地疏散,而达成减少其粮食之困难”。但特别规定,对出城市民不得“殴打和开枪”,“只宜采取劝阻的方法”。

围困长春的解放军部队十万,被围困的国民党守军也是十万。

早在三月间,时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郑洞国认为:“蒋、卫之间在东北撤与守这个战略决策问题上僵持不下,拖延时日,势必要将在东北的这几十万军队葬送掉。”他向卫立煌请假,要求到北平治病,决意离开东北。然而,郑洞国没有走成。先是四平遭到攻击,接着永吉守军第六十军撤退长春,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和卫立煌的恳留下,郑洞国赴任长春,出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兼吉林省府主席。他后来回忆道:“从那时以后,直到这年十月长春和平解放前夕,我度过了一生最为艰难和最痛苦的一段时光。”

长春四面被围,物资匮乏,士气低落,民心浮动。

郑洞国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防务,安定人心,以图长期固守。

对于长春城防,郑洞国忧虑不多,因为这座城市曾是伪满洲国的“都城”,因此城内和郊区早已修建了大量永久式、半永久式防御工事,特别是城市中央的原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四座高大的建筑物,已经成为巨大而坚固的堡垒,不但有坑道彼此相连,而且厚墙铁窗和钢筋水泥的屋顶一般炮弹根本无法击毁。中正大街上的中央银行,外墙全部由坚固的花岗岩砌成,厚度达一米以上,内部存放有大量的弹药、粮食和淡水,还能自行发电,郑洞国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让郑洞国不放心的是长春的部队。

长春守军主力是新七军和第六十军。新七军是陈诚于一九四七年冬天以新一军新编三十八师为基础扩编的,算是中央军嫡系部队。全军兵力三万左右,军长是原新编三十八师师长李鸿。但是,在这个军所辖的三个师中,暂编五十六师的前身是伪满部队,被改编时全师虽有七千兵力,但战斗力很弱,师长为新七军原参谋长张炳言;暂编六十一师也是由地方部队改编的,兵力也有七千多,战斗力不比暂编五十六师强多少,师长是新编三十八师原副师长邓士富;新七军全军只有新编三十八师能打仗,这个师基本保持了抗战时期的老班底,兵力一万二千人,且装备精良,师长是新一军原参谋长史说—算得上是国军精锐的新七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可以指望。第六十军是一支老牌滇军部队,全军三万官兵大多是云南人,自他们进入东北战场以来,在国民党军高层的眼中,这个军一直是个不稳定的因素。先是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在海城起义,接着在吉林地区的作战中一八四师残部和暂编二十一师大部被歼。经过整顿之后,以一八四师番号重组的部队,干脆被调到新五军去了。此时,第六十军下辖暂编二十一师,全师九千人,战斗力很弱,师长为陇耀;暂编五十二师,全师六千人,因为成分复杂,基本上没有战斗力,师长为李嵩;一八二师为老部队,全师一万人,战斗力强,师长为白肇学。

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已是隐患,更严重的是,新七军与第六十军之间隔膜很深。滇军向来不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尊重,长期受到歧视使云南籍官兵充满怨恨。两支部队的防区以长春市中心的中正大街为界,新七军驻守西半部,第六十军驻守东半部,两支部队共同驻防一城,不但互不来往,而且在中正大街的分界线处竟然设置了岗哨,拉起警戒线,俨然随时可能交战的对手。为了稳定第六十军军心,郑洞国上任后,保荐曾泽生军长兼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官。郑洞国还严厉告诫新七军的军、师将领们,必须注意与第六十军保持友好关系,以在危难时刻能够同舟共济。

让郑洞国忧心如焚的还有粮食。

上任之初,他就命令部队抓紧采购军粮,但是长春内外已经无粮可买,这导致了军队到市民家中强行搜购。到了五月,长春守军共采购和储存一百五十万公斤军粮。新七军因为驻守的时间长,有家底;而第六十军刚从永吉撤入长春,只能现购现吃,购不到就向新七军借,新七军从自己喂马的饲料里给了第六十军一些大豆和豆饼。郑洞国派部队出击城外去抢粮食,一度打到长春三十公里外的地方,但很快又就被东北野战军打了回来,不仅没有抢到一粒粮食,暂编五十六师和暂编六十一师都损失了部队,更糟糕的是大房身机场丢了,对长春的补给空运就此中断。长春市长尚传道在全市进行了一次户口清理和余粮登记,结果表明,无论守军还是市民,长春的粮食只能吃到七月底。

此时所有的迹象显示,林彪部并没有再次攻打长春的意图。

看上去,林彪是要等着长春自己气数渐尽。

空运补给断绝之后,守军出现饥饿现象。新七军和第六十军的六名师长联名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电报,诉说长春守军被围之艰苦境况,并请求派大军前来解围。蒋介石给六位师长每人都回了一封回电,内容大同小异:“我对你们及部下士兵如兄弟子侄一般,我没有一刻忘记你们的艰困。但是,如不准备好,赴援部队会在途中被歼,希望你们艰苦卓绝,支持到底。”接着,蒋介石给郑洞国发来一封密电,命令他长期固守,叫他把长春市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再允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郑洞国找到市长尚传道。尚市长明确表示:“我不能办这件事,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保证市属人员不贪污和勒索,办的结果,一定骚扰不堪。如果您遵照电令一定要办,请您另派市长。我实在没有这个本事。”尚传道最后说,即使把全市的粮食都收上来,“横竖只能吃到七月底”。

郑洞国决定不按蒋介石的命令办,他自己推出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准许市民留下能吃到九月的粮食,其余的粮食,一半卖给部队用作军粮,一半可以自由交易,但交易的时候必须按照政府制定的价格,哄抬粮价者严惩。结果,粮食问题没有解决,投机倒把瞬间盛行,引起粮食价格一路飞涨。一斤高粱米的实际价格只有几元钱,但到三月价格就涨到千元。飞机空投的万元钞票已经不够用了,郑洞国不得不命令长春银行发行大额钞票,开始时每张价额一百万元,以后逐渐递增到五百万、一千万、三千万、五千万、一亿,最后是一亿五千万。一斤高粱米的价格,到了十月已达到两亿五千万至三亿的天文数字。

郑洞国不得不采用了“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来对付粮价上涨,到处抓不按政府制定的价格买卖粮食的人。但是,囤积和倒卖粮食的不是手中无粮的普通市民,而是守军中的上级军官、军需人员以及与他们勾结的不法粮商。郑洞国“下令枪毙了一名营私舞弊、倒卖军粮的军需官,以杀一儆百”。由于长春的物价比关内其他地区高出成百上千倍,于是,长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开始大量向北平、上海、长沙、昆明等地成百成千亿地汇款,这些钱在长春只能买到几斤、十几斤高粱米,可到了内地就可以换成几十两、上百两的黄金。当长春的生存岌岌可危之时,横财令国民党军政大员们顿时成为巨富。

随着气候一天比一天冷,长春的燃料也面临危机。国民党守军开始拆民房,砍市内的树木,甚至把马路上的柏油也挖起来当燃料了。郑洞国命令第六十军暂编五十二师出击,占领长春东郊强行开采煤矿,结果又被围城的东北野战军打了回来,战斗中两百多名官兵被打死,其中包括暂编五十二师三团团长彭让。

战争中的受难者首先是平民。

一九四八年五月至十月间,同时被困于长春的普通市民处境悲惨。郑洞国回忆说:“七月以来,市内已有饿殍出现,许多老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大约在八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上发来电令,让我将长春城内居民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守军压力。于是我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但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欲退又回不来,加上一些土匪趁机抢劫,弄得百姓惨状百出,终日苦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长春本是个美丽的城市,此时却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为了减轻城内粮食的压力,同时也给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制造混乱,长春规定一个警察要赶出去八个人,一个保长要赶出去三户人家,成千上万饥饿的长春市民开始拥向城东和城南的封锁线,巨大的饥民流给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同时,这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果把封锁线敞开,不但围城的效果会大大减弱,而且因为人流巨大无法甄别,国民党守军会随着饥民趁机而出;但是,又不能让真正的百姓饿死冻死。九月九日,林彪、罗荣桓致电毛泽东,详细报告了几个月的围城给长春守军带来的巨大打击:大部分守军官兵每天只能用四两大豆维持。最近两个月,长春守军逃出来投诚的日渐增多,目前已经达万人以上,其中正规部队的官兵占投诚总数的一半以上。长春城内由于粮食已绝,国民党当局散布谣言,大量饥民开始向我军的哨卡冲击。一开始我军采取阻拦的政策,结果导致大量饥民停留在敌我警戒线之间。因为被赶出来的饥民的身份证件以及财物都被国民党当局没收了,他们已无法返回,几天之内这个中间地带便饿死两千多人。

为了饥民的生存,我军三天内收留了两万多人,但顷刻之间,双方警戒线中间地带又被大量饥民塞满。经过反复地研究,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下,十一日,东北野战军首长致电萧劲光、萧华、陈伯钧、唐天际、解方: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春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的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第一步应就附近各县分批疏散安置,发动群众救济,使其出城后不再死去,或者少死,借以挽回影响,取得民心。混在难民中的特务,应予以清查扣留;敌方官兵则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团训练。中学二年以上学生、技术人员、专家等应努力争取来我区服务。以上开放难民出城,不是对长春敌人解围,围困敌人的工作,仍需继续,不得松懈。关于防止敌人利用秋收出城抢粮,及组织军民抢割抢收等,即照兵团指挥部的计划加紧进行,将执行情形望随时电告。

放行开始后,长春饥民蜂拥而出。为收容这些饥民,围城指挥所会同地方党政组织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数十个收容所。鉴于不少饥民见了馒头拼命吃被胀死的教训,收容所规定一开始只能供应稀饭,然后再逐渐增加馒头。东北野战军围困长春期间,共向百姓发放救济粮四千多吨,食盐五万多斤,救济金六亿元。关于一九四八年夏秋,长春市民在围困中的死难数字,长期以来说法不一。根据有关数据统计,长春在伪满“定都”时人口六十万左右,抗战结束后减少到五十万。内战爆发后,地处战场的长春动荡不安,城内人口不断外流,一九四八年初的统计人口约为四十万,其中包括十万国民党守军和家眷。在东北野战军对长春尚未形成合围封锁之前,长春人口再次大量外流,普通市民从陆地上跑,地主官僚们乘飞机跑,长春市人口减少至三十万左右。这一数据与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着的《全国解放战争史》中提供的“居民约三十万”的数据相吻合。自东北野战军采取放行政策之后,长春出城饥民约二十万,到长春解放时,长春市民统计人口约为“五六万人”。因此,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后来在回忆录中提供的数据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长春市民可以出城,但是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度日如年。

进入八月,长春守军除了新七军新编三十八师和第六十军一八二师两支主力部队每天有几两高粱米和大豆之外,剩下的四个师只能发代替口粮的代粮金。由于无粮可买,发的钱只能买到一根黄瓜,于是只有熬菜汤喝。卫立煌尽最大努力向长春实施空投,空投的粮食总数约有五千多袋,够十万守军维持两个月,但是其中三分之一落在了城外,剩下的经过长官贪污倒卖之后,真正到士兵饭碗里的所剩无几。

饥饿的长春守军开始收到各种各样让他们心情异样的东西:《蒋军官兵投诚通行证》、《告东北国民党军书》、《告长春市民书》、《告滇军六十军官兵书》、《告困守蒋军官兵书》、《包围长春漫谈》等等。饿得两眼昏花的守军官兵没有心思了解解放军要“漫谈”什么,但是这些传单上的内容还是让他们夜晚辗转反侧。解放军向国民党军官兵指出了三条路:一、困到最后饿死病死,然后城破被歼;二、如果指望向沈阳突围,路上要经过许多解放区,东北野战军主力和广大的翻身农民正在等着歼灭你们;三、举行反蒋起义,走革命的光明之路,这样到了解放区可以分到土地,还可以工作和学习。在这些宣传单中,有一些被称为“慰问袋”的东西:一个布袋子,里面除了装宣传品外,还有一个馒头,或者一块烙饼以及其他零星的生活品。袋子送到前沿之后,让守军官兵自己过来拿,或者让老百姓送进去发给守军官兵。中秋节的时候,慰问袋里竟然还有月饼。在送给第六十军官兵的慰问袋里,包月饼的纸上写有这样一首诗:“中秋佳节月儿圆,抛下双亲在云南。投降起义归故里,弃暗投明好儿男。”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长春四周的喊话声此起彼伏。白天还有长官监督,可是到了晚上,特别是后半夜,声音听得清清楚楚。解放军官兵通过自制的土喇叭“老乡”、“兄弟”地彻夜呼喊,甚至指名道姓地喊着某位军官或某位士兵的名字:“你们为谁卖命,死了又为谁?”“出来吧,我们发路费让你回家!”“为什么云南部队和嫡系部队的生活待遇是两个样子?”“我们这里的肉包子管够!”

不断有国民党军官兵悄悄跑到解放军的前沿阵地上来。第六十军跑过来的最多,开始是零星的官兵,后来发展到集体投诚,跑过来的整班有五十七个,整排有十个,整连有三个。第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一个团长的妻子和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弟弟的孩子跟随饥民跑了出来,解放军官兵很好地安置了他们,还让他们带着食品送进城去。李嵩的弟弟对哥哥说:“共产党军队很仁义!”

在第六十军里,最痛苦的是军长曾泽生。

长久地徘徊之后,曾军长打电话给他的两个师长,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和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请他们立即到军部来。

曾泽生说:“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我们过去已谈得很多,今夜请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决定如何办。”

陇耀师长性格直率,他已经察觉出了什么,所以痛快地表示:“商议什么,军长怎么决定就怎么办!”

白肇学性格沉稳,他表示要寻找个万全之策。

曾泽生将带领第六十军起义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晚二十二时左右。

此时,东北野战军已经包围义县并开始了外围战斗,沈阳的卫立煌正在为是否将主力从沈阳派往锦州方向的旷野之中犹豫不决,锦州的范汉杰在大军压境之际打来的电报除了沮丧就是绝望。于是,无论对在围困中煎熬的长春国民党守军来说,还是对渴望解放长春这个东北重要工业基地的共产党人来说,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就这样来临了。长春城中寂静沉闷,路灯下哨兵的身影清冷孤寥。

陇耀立即表示拥护:“我们六十军,这些年来受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白肇学的表情极其痛苦,他最后建议:把部队拉出去,放下武器,官兵解甲归田。他说:“我少年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确是自相残杀。我不是铁石心肠,我的心伤透了。”

两个师长当即争论起来,焦点是:第六十军是否调转枪口对准蒋介石。争论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三时仍然没有统一意见。

两个小时后,心绪复杂的曾泽生去了白肇学的一八二师,看见白师长“满眼血丝”,仿佛在生一场大病,白师长告诉军长:“从你那里回来后,一直睁着眼,想到天亮。”曾泽生说:“肇学,我们滇军有过护法讨袁、拥护共和的光荣历史,那几次光荣的起义,一八二师的前身都曾参加过,你知道吗?”白师长悲愁地说:“现在还提那些干什么。”曾泽生说:“你看,今天的蒋介石比当年的袁世凯如何?”白肇学毫不犹豫地说:“更坏!”曾泽生趁势进一步逼问:“那你为什么不同意起义呢?”白肇学默默地望着曾泽生,突然,他抓住军长的手说:“钧座,我赞成你!”

尽管蒋介石对滇军一直多有防范,但在东北战局岌岌可危的时刻,他对他的一个军长和两个师长秘密谋划起义之事竟然毫无所知—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地区的云南人,与酷寒中的东北地区的战事纠缠在一起,是国共内战中一件令人感叹不已的往事。在一九四八年的冬天即将到来的时候,国民党军至少有两个军的数万云南官兵被困在东北战场上,一个是长春曾泽生的第六十军,另一个是锦州卢浚泉的第九十三军。

出生于云南永善的曾泽生,毕业于云南讲武学堂。抗战时期就在第六十军供职,从团长升至师长。抗战结束后,滇军被整编为两个军,即第九十三军和第六十军,曾泽生因廉洁自持的品行和治军有方的才干,战胜了包括“云南王”龙云的儿子在内的对手,升任第六十军军长。滇军与蒋介石的关系,自北伐起就一直处在貌合神离的状态中,滇军首领从来都警惕着蒋介石对云南的蚕食。抗战胜利后,一个消息令滇军官兵兴奋异常,重庆国民政府命令滇军部队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本来以为这是云南人的巨大殊荣,谁料正当滇军跋山涉水朝越南开进的时候,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突然进入昆明,包围了“龙公馆”,并向留守云南的滇军发动了攻击。龙云被软禁在南京,已经进入越南的滇军奉命从那里直接去东北作战。龙云托人带话给曾泽生:“蒋介石让滇军去打八路,一是不去,不能不去的时候也要留个心眼,保存好实力就不怕老蒋。”滇军官兵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开赴遥远而寒冷的东北的。

自从到达东北战场,第六十军永远被部署在第一线,不断地受到林彪部的打击,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屡屡见死不救。一九四六年五月,一八四师就是在孤守无望、等援无望的情况下在海城起义的。自那以后,蒋介石似乎察觉到了滇军内部存在巨大的反叛可能,为此,他曾派蒋经国专门对第六十军进行了一次慰问,还不断地给曾泽生发来称兄道弟的亲笔信。但是,这一切还是无法排遣云南人内心的痛苦。这种痛苦和对家乡的思念混杂在一起,令在东北作战的云南官兵没有一天不在想解脱的出路。

十月三日,因为等待援军无望,而再拖延下去,困守中的部队只有待毙。郑洞国遂命令“拼死向沈阳突围”。清晨,新七军新编三十八师开始向长春西郊突击,两个小时后部队被打了回来。第二天,郑洞国命令第六十军派出一个团,配合新编三十八师再次出击。新七军军长李鸿来到第六十军前沿指挥所,曾军长对李军长说:“突围,六十军是没有希望,你们还可以。”谁知李鸿也表示出前所未有的悲观:“五十六师,不行!连六十一师、三十八师都靠不住。现在是师长有师长的盘算,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现在圈在城里,还能这样守着;出去,也就散了!”尽管国民党军炮火依旧猛烈,但就是无法推进到东北野战军的封锁前沿,郑洞国这才意识到:“军心已彻底涣散,士兵们已不能也不肯卖力气打仗了。”

十日,蒋介石给郑洞国空投下紧急公函:“目前共军主力正在猛攻锦州,东北局势十分不利,长春的空投物资亦难维持。望吾弟接信后迅速率部经四平街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转进。行动之日派飞机掩护,沈阳方面也有部队在路上接应。”郑洞国立即通知两个军长前来商议。但是,新七军的李军长说他病了,而曾泽生坚决反对突围:“现在城外共军兵力雄厚,而我军是兵无斗志,根本突不出去……就是突出去,这七八百里地,中间没有一个国军,官兵又都腿脚浮肿,不要说打仗,就是光走路都成问题。”既然两位军长是这种态度,郑洞国只好把将领们的意见报告给蒋介石。

十五日,锦州失守的消息传来。

第二天,蒋介石派飞机空投下一封措辞严厉的“国防部代电”:

长春郑副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酉电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行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而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正删日已来沈指挥,希知照。不突围是死,突围也是死,横竖都是一死,不如落一个坚决执行命令的军人名声。郑洞国决定:十六日晚准备,十七日“四面出击”,十八日开始突围。

这是令曾泽生焦虑不安的一天。十四日,他已将与共产党方面联络的人派出,预定的返回时间是十五日,但是直到十六日中午还没有消息。而目前的局面是,第六十军必须在十八日前起义,否则就要跟随郑洞国突围。一旦长春近十万守军四面出击,混战不可避免,那时候就一切都不可挽回了,包括他自己的人生命运。坐立不安的曾泽生一直等到黄昏时分,派出去的联络人终于平安返回,带回的消息是:共产党方面接受第六十军起义。

曾泽生来到暂编二十一师,营以上军官都被召集起来,曾泽生在陈述了滇军被歧视和排挤的往事以及目前长春守军的困境后,问大家应该怎么办。有人说“军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曾泽生坚持让大家发表看法:“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的大事情,应该大家考虑,以免将来有二话。”又有人说可以向沈阳突围,曾泽生说:“我们走不到沈阳,就会被消灭。”突然,一个军官喊:“咱们起义!”大家惊恐地回头看这个军官,又转回头看他们的军长,曾泽生等了一会儿,说:“这是可以走的一条路,我赞成这个意见,你们同意起义吗?”满屋子的军官齐声回答:“同意!”这时候,陇耀师长站起来说:“二十一师全师赞成起义,请钧座下命令!”曾泽生说:“立即向新七军布防。”

曾泽生接着去了一八二师,他对军官们说:“暂编二十一师已经决定起义了,我赞成他们,你们怎么办?”大家一致说:“起义!”曾泽生随即命令一八二师同时向新七军布防。他对白肇学师长说:“如果新七军想剿灭我们,就坚决和他们打!”

整个过程没有发生任何抗拒—这是一群在异乡饱受苦难的云南人。

第六十军中还有一个不是由云南人组成的暂编五十二师。曾泽生以开会为名把师长李嵩和三个团长叫到军部,云南士兵们的枪一下逼住了他们:“和我们一致行动,不然就先枪毙你们,然后剿灭全师!”李嵩用电话把副师长和副团长们都召来,他拉着副师长欧阳午的手说:“起义!起义!别拿脑袋开玩笑!”

但是,下午,欧阳午还是给郑洞国打了电话。郑洞国根本不相信这是事实,他知道暂编五十二师和其他两个来自滇军的师素有矛盾,因此认为这也许是第六十军内部发生了矛盾,暂编五十二师在故意夸大其词。郑洞国没有在意。然而半夜,新七军副军长史说跑来报告说,半个小时之前,军部附近突然遭到乱枪袭击,第六十军在与新七军的分界线以东加强了兵力,给他们打电话,总机说通往第六十军的电话线在三个小时前被拆除了。

如果第六十军起义,长春将有一半城区即刻被解放军占领,那么突不出去的新七军必定面临厄运。

十七日拂晓,郑洞国终于接通了第六十军的电话,第六十军新闻处长在电话里对郑洞国说:“曾军长命我转告您,六十军已决定光荣起义了。如果司令官赞成我们的主张,欢迎您和我们一同起义;如果您不赞成,我们也不勉强,就各行其是好了。”郑洞国要求与曾泽生通话,被拒绝了。但是,郑洞国特别记住了曾泽生转告的另一句话:“决不向您开第一枪。”

清晨,长春所有的军政要员都来到郑洞国这里,众人正在商议对策的时候,第六十

军政工处长来了,送来曾泽生的一封亲笔信:

桂庭司令官钧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于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甚幸,地方甚幸。竭诚奉达,敬候赐复。并祝戎绥。

曾泽生敬启

郑洞国说:“信我留下,就恕不作复了。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

这一天,曾泽生就国民党军第六十军起义向全国发出通电:

全国各团体、各报馆转各界同胞钧鉴:

蒋介石以权诈盗窃国柄,钳制民意,词严恫吓,假行宪之名,愚弄天下,对外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献媚于美帝国主义;对内不惜摧残国本,制造反人民战争。吾人经八年之艰苦抗战,创痛剧深,莫不希望和平,方冀产生民主政府,建设自由、平等之新中国。讵料蒋介石贪残险狠,倒行逆施,光复以还,变本加厉,时至今日,蒋区人民流离颠沛,水深火热,而蒋政府及其所属官吏之一起贪污腐化行为,会愈积极置国家民族之生死于不顾。吾人出关以来,举凡接收统治人员之贪污狼藉,东北同胞之流离失所,身经目击,为之疾首痛心。尤以今日之长春,死伤枕藉,饿殍载道,推源祸首,实由蒋家集团祸国殃民流毒所致。吾人至此,实已忍无可忍。为争取国家生存及人民生活,誓高举义旗,齐集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参加人民阵线,拥护土地改革,与全国反蒋革命军民携手同心,打倒蒋介石,彻底肃清美蒋在中国的统治,建立独立、民主、和平、富强之新中国!明及履及,终始此心,在维鉴领。

长春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及全体官兵同叩

十八日,郑洞国决定突围的时间到了,但没有任何部队执行这个命令。

沈阳方面派来掩护突围的飞机飞临长春上空,飞行员报告说看见大批部队正向城外走,请示如果是第六十军是否可以实施轰炸。郑洞国的回答是:“算了吧。”

曾泽生的第六十军陆续出城,东北野战军接管了半个长春。

出城后的第六十军官兵远远就闻见了久违的饭香,解放军官兵已经为他们准备了白米饭和猪肉炖粉条—几个月后,原国民党军第六十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曾泽生任军长。改编命令发布之后,全体官兵都换上了东北野战军崭新的黄色棉军装。十九日,郑洞国接到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和参谋长龙国钧的通报,说他们已经与解放军方面接洽,决定全军放下武器。郑洞国厉声骂道:“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为何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新七军放下了武器,意味着整个长春将被东北野战军占领。

此时,在长春城内,国民党军的地盘,就只剩下郑洞国所在的那座孤零零的中央银行大楼了。

杜聿明代蒋介石发来电报,说将派直升机接郑洞国出长春,问市内还有没有可以降落的地点。郑洞国回电说:“现在已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离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独自待在房间里的郑洞国想及自黄埔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北伐,参加古北口抗击日军的血战,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昆仑关会战,参加中国驻印军队反攻缅北战役,在亚热带崇山密林中艰苦鏖战十四个月,身为军事将领多年征战最终落得如此下场,不禁万念俱灰。二十日晚二十三时,他给蒋介石发出最后一封诀别电报:

十月十九日下午七时亲电谨呈,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及司令部与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十月十九日竟日激战,毙伤匪三百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本晨迄午后五时,仅有零星战斗。薄暮以后,匪实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窜占我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刻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已。职当凛遵训诲,克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唯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职郑洞国十月二十日二十三时亲印。

二十一日凌晨,跟随郑洞国的副参谋长杨友梅等人事先与解放军达成协议:中央银行守军朝天开枪,做出猛烈抵抗的样子。枪声大作中,大楼里的郑洞国认为最后时刻已到,他穿好军装,平躺在床上,准备自杀,但发现手枪没有了。正在寻找的时候,几个卫士把他抱住,时任吉林省府秘书长的郑安凡跪在地上恳求他不要走绝路,副参谋长杨友梅接着走了进来,请郑洞国“下去主持大计”。郑洞国下到楼下,看见解放军官兵已经布满大楼前厅。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哈尔滨公报》:

于长春放下武器之蒋军第一兵团及新七军全体高级将领,近日已安抵解放区后方。其中主要者计有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陆军中将郑洞国、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新七军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副师长彭立克,五十六师师长张炳言、参谋长刘大名,六十一师师长郑士富、副师长宁伟等将校军官百余名。人民解放军为欢迎他们放下武器,特派员沿途妥加护送并予以优待,其家属与所有随从人员及全部行李财产均一路同行。他们一路上看见解放军纪律严明,群众庄稼丰收情景,均感到极其新颖,大部表示愿在解放区参观。昨日路经我第一兵团司令部时,一兵团各首长均先后予以接见,并于今日上午设宴招待郑洞国等。新七军军长李鸿,因正在患病,昨日以专车送往后方医院休养治疗。

一九五0年,郑洞国去上海就医路过北京,当年围困长春的解放军将领萧劲光和萧华请他吃全聚德烤鸭,他们希望郑洞国出来“为人民做一些事情”,至于做什么、怎么做,完全尊重他个人的意愿。郑洞国后来回忆说:“共产党人这种恢宏大度的胸襟,使我非常感动和钦佩。”在上海养病期间,他提出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请求,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郑洞国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不久,他接到毛泽东派人送来的请柬。毛泽东和郑洞国同为湖南人,他操着郑洞国熟悉的乡音与他谈天说地,并且亲手给他点燃了一支香烟。谈话间,郑洞国突然问了一句毛泽东不知该怎样回答的话:“你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郑洞国直到离世一直保存着一本一九四八年他刚到解放区时得到的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他认为毛泽东写得最好的文章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朗朗地笑了,最后他回答郑洞国:“……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

一九四八年,东北雪花飘落的时候,国民党军只剩下一个兵力空虚的沈阳以及在沈阳以北呼啸的寒风中进退两难的数十万官兵了。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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