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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社科网,一百年后回看戊戌变法

任何思想家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的出现是有其时间和空间的背景的。胡适当然不能例外。所以我们要研究胡适,首先就是检讨他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历史”长河里的位置;然后才能讨论他在这段历史河流中所发生的作用。9.1李鸿章的惊叹,汤恩比的茫然李鸿章以前曾说过,他所处的那段清末的时代,是中国“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为什么现代中国之“变局”为“二千年来所未有”呢?我们试为李言作注,大致可以这样说:我国自秦汉而后,二千余年的历史之中,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运作的方式,乃至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标准的厘定,一脉相承,实在没有太大的变动。可是这个一成不变的国家组织和社会型态,相沿至满清末季,忽然大“变”特“变”起来。这一“变局”,震撼了首当其冲的国家决策人李鸿章,所以他才认识到此一“变局”为中国二千年来所未有。至于这一“变局”之发生,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呢?这一点不但我们的李中堂不懂,连那位被学界恭维为史学泰斗的汤恩比大师,也为之茫然。汤恩比说,中国文明自秦汉以后就“僵化”了,停滞不前了,没进步了。为什么停滞不前?汤氏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胡说一通了。至于李鸿章,他一不通马克思主义,二不懂现代社会科学,说不出所以然来,就更为傻眼了。9.2中国历史上两大“转型期”再追根问一句,清末这个“变局”,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呢?说穿了,这个“变”原是一种社会“转型”的变动,而这个“转型”之变,在中国近两千年来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一次发生在古代的公元前二、三世纪,另一次便发生在李鸿章和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了。发生在我国古代的社会转型期,实始于东周之末,而终于秦皇汉武之世。一“转”数百年,才又产生出另一“定型”来。一“定”两千年,直至清末,才又开始作第二次的“转型”。李中堂不明此道,才为之惊叹不置。要知道第二次是如何的“转”法,我们得先看看第一次是怎样变动的。那发生在古代的第一个“转型”,转变了些什么呢?长话短说,主要的有下列三项:一曰废封建、立郡县也。“封建制”是初民“部落主义”的滥觞。“郡县制”则是更高一级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中的文官制度——清代中叶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施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便是这一转型的零星的延续。清末大臣且有主张把属国朝鲜“郡县化”,事实上也属于这一类。今日北京的人民政府,对西藏内蒙的政策,也是变相的“废封建、立郡县”。由封建到郡县的“转型”原是人类政治管理上的一大进步。二曰废井田、开阡陌。井田是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开阡陌”则是开放国有土地,任民买卖。化土地公有为私有。此一演变早见于东周之初。至秦孝公时,始为商鞅所落实。商君之后,一沿两千年,至二十世纪五〇年代,始为毛君土改所逆转。王莽当年亦尝试行类似的逆转土改。土改未成却把自己的脑袋搞掉。土地公有和土地私有,孰优孰劣?大家去见仁见智吧!三曰由百家争鸣,转变为独崇一术。秦始皇所独崇的是法家;汉武帝所独崇的即是儒家。哲学不同,独祟则一也。至于处士横议、百家争鸣,和罢黜百家、独崇一术之间的是非优劣,吾不愿主观地评论之。此地只说明这个“转型”的事实罢了。我国古代的国家和社会就为这三椿小事而“转型”。一转敷百年,死人千万,才转出个大一统帝国制度,这个中国特有的“定型”来。此一固定的型态一延两千年未变。到清末才再度转型,面对此二千年所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就为之张目结舌了。第二次“转型”要转出些什么来?我国古代的第一次“转型期”,大致延长了三百年,才转出一个农业大帝国的“定型”来。根据这个定型,我们再作第二次“转型”,又能转出个什么样的“定型”来呢?将来的“定型”大致也不会超出三项主要原则。这三项应该是:第一,化君权为民权也。这一转变,李鸿章不及见,而我们今日则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一政治权力的蜕变是层次分明的。从满清大皇帝、老太后,传子传妻的绝对权力,通过袁蒋毛三公掌权的不同形式,直到邓小平今日的“垂帘听政”,到李登辉的三权互制。如今己转了八十年。可怜的“转型期”中的中国老百姓,虽然被他们“转”得死去活来,但是君权递减的现象,还是很明显的。何时才能“转”出个民权的定型来,今日虽尚未可期,但是趋势倒是很值得乐观的。第二,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也。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是前一期的定型。今后的生产方式,当以工商业为主流。社会经济一变,则百事随之而变。自李鸿章开路矿造洋船之后,我国经济向工业化变动,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成绩不著。时至今日,此一社会“转型”在台湾已立竿见影;而大陆还在摸索之中。中国大陆上的经济今天基本上还未脱离以农为主,则其党政制度便无法摆脱中古的老套。何时始能定型,吾不知也。历史家只是看戏的,不是演戏的。所以只有等到大轴戏落幕,才能写戏评。本篇落笔于一九九一年,预料大陆经济也会“起飞”,初不知其起飞若是之速也。(作者补注于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四)第三,在文化发展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也。文化的发展原是与社会经济制度同步转变的。社会经济发展至某种程度,文化亦作等位的变动。吾人翻阅世界史,未见有文化领先而经济落后者;亦未见有经济落后而文化超越者。因此经济起飞,则思想必然开放;思想开放,则经济亦会随之起飞。鸡之与蛋、蛋之与鸡,无法辨其先后也。这便是我们当前文化转型之内涵与远景。在我国二千年历史之中的“第二个转型期”内,我们就为这三桩小事,“转”了一百多年,死人亿万,至今还未转出个“定型”来——虽然这定型的出现可能就在目前。9.3处士横议中的“胡适学”读者们批阅拙篇,可能要掩卷一间:足下写了这一大篇,究竟舆“胡适”何关呢?答曰:这本是胡适这位思想家的“时间”与“空间”的背景。他就在这样的背景里,看出了问题也想出了答案。可是根据这同一背景,看出了问题、想出了答案的现代中国的思想家并不只胡适一人。远一点的有魏源、王韬、容闳、洪秀全、洪仁玕、张之洞、李鸿章等等。近一点的有康有为、粱启超、孙文、陈独秀、李大钊……乃至自夸为“没有我民族就要减亡,文化就要遭殃”的粱漱溟;自认为“伟大导师”的毛泽东和黑猫白猫的实验主义哲学家邓小平……小一辈方露头角的还有魏京生、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刘宾雁等等。他们都是聪明人或自作聪明人;他们对“第二次转型期”内,中国发展之前途与方向,以至将来定型下来的永恒模式,都有各自的看法与主张。严家其就肯定的说,那个未来的定型是个“联邦制”。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胡适之先生事实上只是这些七嘴八舌的公婆之一而已。但是他却是本篇所讨论的唯一的对象。“胡适学”如今已再度成为显学。以后更要发扬光大。将来“注疏家”的作品,可能要敦十百倍于胡适本人的著作。笔者不学,早已不想追随时贤,重入注疏之林。只是个人曾一度追随胡师整理其“自传”。在先生生前,余即已把他光辉的一生,分为前后两大段。三十年来拙见未改,既承盛会之中老友不弃,谨再就原论补充之,以就教于通人。9.4几句疯话,暴得大名胡适活了七十二岁。在他四十以前的前半生中。他是个“暴得大名”的青年(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启蒙大师。他没有枪杆、没有政权,但是年未而立便把当今世界上一个影响人口最多的,最全面、最古老的文明砸得七零八落;砸得天下喝采,砸得全民族的下一代鼓掌称快。青年胡适究竟“启”了些什么“蒙”呢?让我们三言两语带过:曰“打倒孔家店”也;曰“全盘西化”也;曰“废除文言、使语文一致”也;甚至“废除汉字,用罗马拼音”也……这些话出诸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之口,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之中,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是罪足砍头、甚至诛九族的疯话!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初季,胡适竟靠这些疯话而“暴得大名”,享誉国际;出了一辈子锋头,至死不衰,何也?一言以蔽之,青年胡适是在替他青年期那个时代说话!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发言人,所以能一唱百和。可是胡适的青年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读者如不惮烦,且让我们为这一时代精神的发展,再来搜搜根。9.5李鸿章的“四个现代化”前段已言之,我国三千年历史上,只发生过两个社会转型期,而这两个转型期的形成,却有性质上的不同。那发生在古代的“第一个转型期”是“自发的”、“主动的”——它是我国自己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舆外族无关。但是发生在我们现代的“第二个转型期”则是“他发的”、“被动的”。我们原对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社会型态、生活方式十分满意。我们原不要“转型”,而我们终于转型。实在是外族强迫的结果。外族怎样强迫我们呢?说来极简单。在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西方帝国主义不断地侵略我们,我们不停的打败仗、割地赔款。要对付外夷,就要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这样我们就出了第一个夷务专家魏源。他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换言之,就是要向洋人学习科技。用目前的语言来说,就是“四个现代化”。魏源之后,把魏源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便是张之洞一黟人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用句目前的语言,那就是“四个现代化”,加“一个坚持”——“坚持孔孟之道”。把这项体用之学发展到最高峰的,还是我的老乡李鸿章。在甲午之前,李鸿章所搞出的一些“坛坛罐罐”,像强大的“北洋海军”,真是煞有介事。谁知李氏这写坛坛罐罐罐被日本小鬼几炮便打得精光。9.6魏京生、康有为、孙中山甲午战后,搞“四化”的人泄气了。他们知道光是发展“科技”,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光是发展科技,科技也搞不上去。中国问题之真解决,还得靠“第五个现代化”。因此一时之间,全国的进步分子,都变成了魏京生。而魏京生主义者又分为文武二派。文派主张缓进,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他们的领袖便是康有为。武派主张激进,搞美国革命式的“建立民国”。他们的领袖便是孙中山。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两派合流,就真把个民国建立起来了。可是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在民国初年还是彻底的失败了——失败到“民国不如大清”、“袁世凯不如光绪爷”……军阀横行。我们搞了半个世纪的“四化”,救不了国。再搞二十年的“政治现代化”,还是救不了国,并且愈来愈糟,何以如此呢?全国的上下阶层均不得其解,忿激之余,便激出个胡适和胡适的时代了。七十年过去了,同样的失败,在大陆上又激出个“河殇派”来。9.7“西化”的最后阶段:“全盘西化”胡适(乃至今日的“河殇派”)认为只有两位西方老头“赛先生”和“德先生”才能救中国(这两位老头的中国名字是陈独秀取的)。但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自己的赛先生和德先生呢?那是我们民族文化里有其内在的死桔。我们民族文化害了癌症,已面临死亡了。“中国不亡、实无天理”。与其天要其死,不如人促其亡。“中国文化”这个病老头既然非死下可,那就把他病榻上的氧气管抽掉,让他早日死去。老头死了,孔家店打烂了,然后子孙们脱胎换骨——“全盘西化”!这就是胡适青年期,那个“五四”前后的时代的时代精神;它也是中国近代“转型期”中,一阶段按一阶段,循序而来的“西化运勤”的最后阶段。说“疯话”时青年胡适,便是这一阶段的发言人。他在他本阶段所起的“启蒙”作用,和魏源、张之洞、康有为及孙中山在其各自的阶段中所发生的作用并无两样。9.8科技现代化只有一个,政治现代化花样繁多“西化”这个东西,在魏源时代叫做“通夷务”;李鸿章时代叫做“办洋务”。张之洞叫“习西学”;胡著叫“西化”。二次大战后改名“现代化”。在现在大陆上叫做“向先进国家学习”或“向国际水平看齐”等等,其实都是一样的货色,只是时间有先后,学习分量有多寡而已。魏源的通“夷务”(正如邓小平的搞“四化”)指的是单纯科技。张之洞所倡导的只是“半个西化”。上述魏、康、孙三公所坚持的则是“政治西化”。至于二〇年代进入中国的共产主义,和三〇年代进入中国的法西斯,也都是“西化”,或可名之日:“偏激的西化”。搞“人权”、搞“民权”原都是西化的一部分。毛泽东否定“人权”这个概念说,没有“天赋人权”,只有“人赋人权”,或可叫做“欠通的西化”。所以搞“西化”也是分门别类、花样繁多的。当然我们如专搞“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那么“四化”或“现代化”就只有一个。但是我们进化到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各部门来,那么花色就谈不完了。盖“西化”者始自“西方”也,而“西方”并不是个整体。笔者即尝为“西方”学生授“西方文化史”。在其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别其异同。如希伯来之异于亚利安也,盎格鲁?萨克逊之异于日耳曼也;拉丁之异于条顿也……如此,再回看我国近百年来的“西化运动”又何择何从哉?9.9孙中山权“变”,胡适不“变”就以孙中山先生来说吧。孙公在辛亥之前,搞的全是美国模式。二次革命之后乃渐次主张独裁,最后干脆“以俄为师”。粗浅的看来,中山先生是因为搞革命受了挫折和刺激,为求速效乃舍弃温和的美国方式,改采激烈的俄国办法。但是更深刻的看法,则是中山所采取的办法,实在是从盎格鲁?萨克逊的民族文化传统,跳到斯拉夫和日耳曼的民族传统里去。须知文艺复舆以后四百年来的欧洲和南北美的历史,原是一部白种民族的春秋战国史,时历数百年,民族数十种,大小百余战,强凌弱、众暴寡,五霸七雄兼并的结果,最后最大的胜利者不是“虎狼之秦”,而是比较温和有礼的盎格鲁?萨克逊。邱吉尔扩大之为“英语民族”。英语民族为什么能建立一个“日不没”的帝国主义大帝国,和一个“超发展”的民主合众国呢?卑之无甚高论,实在是因为他们善于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他们搞“等富贵,均贫贱”,用不著“阶级斗争”。他们搞“攘外安内”也不需要“西安事变”。他们要把讨厌的最高领袖赶出唐宁街或白宫也用不著“三大决战”和“苦挞打”。爱国青年也毋需打什么“红旗”或穿什么“褐衫”或“蓝衣”。他们的政治领袖也大半都是些混沌水、和稀泥的庸才。但是搞搞混沌水、和和稀泥,不但能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还能向外扩张,克敌致胜,建立空前未有的殖民地大帝国。——他们这套本事,不但我们自高自大的黄帝子孙学不到,连和他们同文同种的拉丁、日耳曼、斯拉夫诸大民族也望尘莫及。英语民族的国度里的富强康乐,和灿烂的文化,当初不但降服了胡适,也降服了孙中山。所以五四时代胡适所倡导的“全盘西化”(后又修正为“充分西化”),更正确的说,应该是“全盘英美化”或“充分英美化”。哲学家约翰?杜戚的“实验主义”原是“英美传统”经验的概念化。所以胡适之就做了杜学东传的一世祖而终身不渝。“二次革命”前的孙中山原来也是服膺全盘英美化的。可是孙先生是个搞行动的革命家。他要和袁世凯争政权、抢总统。为追求政治上立竿见影的效果,“孙文主义”就发生修正从权之变了。——他从一个比较高级耐久而缺少特效的英美传统,转变到有特效不能持久的德义俄的偏激传统里去。——孙中山栽培了共产党。可是在过去四百年的“春秋战国”里,英美传统却是最后的战胜者。二次大战后,德义日三个战败国,均以政从“英美化”而复兴。君不见在九〇年代的世界里,东欧各国乃至共产主义的“祖国”苏联,不也都英美化了哉!9.10臭烘烘和香扑扑胡适思想最大的特点便是它永远不变。适之老师言必称美国,也一辈子未改过口。他四十岁以前是一位最有影响力的青年“启蒙大师”,他启蒙的实效便是介绍美国——介绍美国的哲学思想、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他终身治学是“围绕著方法二字打转”。他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的“方法”,也只是美国大学研究院里写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方法”。四十以后的胡适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自由男神”。他这个男神和站在美国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虽然性别不同、肤色有异,二者的形象和功能却完全相同。可是近百年来的中国却是摇摆不定,甚至十年一变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因而“美国”这个百年不变的抽象名词,在中国也就时香时臭;因而代表“美国”这个抽象名词的另一个抽象名词“胡适”也就香臭随之。五四时代的胡适是芬芳扑鼻,三〇年代的胡适则“臭名昭彰”(这是他最得意的共产门生,现在有心做和尚的千家驹先生对老师的评语)。的确,这时他的殖民地都全部独立了。文学界、思想界为“左联”所篡夺;政治界为蒋廷黻、蒋中正、张学良所遗弃。胡适变成了孤家寡人,“阳春教授”。四〇年代他又时香时臭。五〇年代也就是笔者做他的小道僮的时代,他真是一灰到底——右边骂他思想有“毒素”;左边骂他是“买办学者”。——永远笑嘻嘻的白面书生胡适之,却永不认错,死而后已。9.11国民党容忍“异党”,共产党“一分为二”胡适死后,“胡适的幽灵”(胡老师生前的自挽辞)时隐时现,其遭遇和生前还是一样的——一个思想家,升华到“胡适”的阶层,也就无所谓“生死”了。——国民党为着“异党”问题,竟然把胡老师的第一号大信徒雷震逼死了。又谁知现时现报,目前却被个不讲理的异党逼得走投无路,连老夫人携点细软出国,也要被异党奚落得尴尬无比呢?——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最可笑可叹的却是共产党。“我的学生毛泽东”背叛了老师之后,把老师和老少同学们“脱裤子、割尾巴”割了敦十年。谁知毛死之后,尸骨末寒,胡适的幽灵便把他的贵党一分为二。胡老师当年要把可教的国民党一分为二,我曾当面笑他是“子之迂也”。谁知他剖国未成,如今却把个不可教的共产党一劈为二,劈得如此干净利落!胡适的幽灵,不但把中共一分为二,它竟然把邓小平也砍他个“三七分”——邓公小平今日是“七分胡适,三分列宁”。“三分列宁”为的是政权也,面子也,饭碗也,愚下也。“七分胡适”者,时势也,真理也,现代化也,前途也。邓公如此,该党亦然。吾人但见许家屯、千家驹、严家其、苏晓康……流落海外,走投无路。但诸公只冰山之一角也。三分僵死派,要融化这七分冰山,我知其骆驼钻针眼也。——这就是日耳曼、拉丁、斯拉夫诸民族,在政治上斗不过盎格鲁?萨克逊的关键所在了——他们不能以和平的方法解决内部的问题。“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毛公早言之。而共产党内乃至中国国内,以胡适、列宁为界,一分为二,分得如此干净利落,实出我辈台下看戏人意料之外也。至于他们双方如何继续纠缠下去,那就骑驴子看话本,走著瞧吧。好戏多著呢!9.12大方向和水的方向列宁之余威,吾知之矣。但是胡适的幽灵,竟有如此力量,则非始料所及也。其实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原为现时代的时代精神而已,何可归功于一人。只是胡适之是这项外来思想,最有力的启蒙大师。五四以后,大师小师之间也只有他一人,不计毁誉、不论成败而坚持到底。时至今日“胡适”与“自由民主”,已一而二、二而一的分不开了。“胡适”这个具体的人名,已足以代替“自由民主”这个“抽象”的概念,所以他才有足与列宁相抗衡的力量,足以左右中国的将来。胡先生告诉我,中国传统思想中他最信服的是老子。老子比孔子更“老”。他是孔子的老师。孔子的思想是受老子影响的——我的朋友成中英教授,运用西方逻辑推理治中国思想史,也是如此说的。胡先生说,他的思想成熟期,是在康乃尔大学时代。某天早晨他在校园内的铁索桥上,俯视绮色佳大峡谷,见到山岩被水冲刷成溪的迹象,而对老子以“至柔克至刚”的哲理顿有所悟。事实上胡适的思想也就是山峡中的流水。它迂回、它漩绕、它停滞、它钻隙……不论经过何种阻扰,它是永远地流下去。溪流冲石,千年万年,岩石总会消蚀成一个大峡谷来。——这便是胡适的大方向;一个潮流的方向;中国前途的方向。胡先生最喜读的一首宋诗,大体是:千岩不许一泉奔,拦得溪声处处喧,等到后头山脚尽,悠然流水出前村。这实是有自信心的夫子自况,也是胡适思想终能风靡全国的道理。9.13疮痍满目的小框框当然天下原无十全的圣人。我们尾随适之老师顺流而下,但并不是说适之先生所有的教条都是金科玉律。胡适和孙中山先生一样,他跻身圣贤的条件,是他的宗师形象和学术思想的大方向。大宗师如谈起具体的小问题来,他往往也和其他的学者一样是疮痍满目的。胡适以二十来岁的青年,一日自海外归国,便大讲其五千年文明的优劣而要以一厢情愿的思想改造之,如禁读文言、毁灭方块宇等等,未免是瞻大妄为。至于他的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也只是拾乾嘉之余慧,为社会科学前期的辅助技术而已,谈不到是什么真正的“治学方法”。不过这些都是若干无关宏旨的小框框,瑕不掩瑜。笔者对这些小框框所论已多,不想重复。烘云托月,还希望后来的注疏家去继续发挥吧!尚感读者贤达,不吝教之。*为纪念适之先生百龄冥诞而作

人类是动物之一种。按“社会行为”来分类,则动物又可分为群居动物和非群居动物两大类。像黄蜂、蚂蚁、鸿雁、企鹅、鸽子、海狗,乃至马牛羊和狼犬等等皆为群居。它们必须生活在一起。个体是不愿离群独居的,除非是被迫被诱而失去了自由意志。至于其他动物如狮虎、豹子、熊猫,乃至鹞鹰和龟鳌等等,则是非群居动物。它们多半是单干户,除交配之外,是各不相顾的。这是现代动物学上,研究“动物社会行为”所发现的很有趣而不易理解的现象。人类则是属于前一类的群居动物。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个人是可以真正地离群索居的。既然群居,则群居动物就分群而居。这在初民的社会生活上,便叫做部落生活。8.1初民部落生活的特征但是人类毕竟是“万物之灵”。他灵的地方是他会利用经验来改善生活。生活的改善也不只是个体,它也包括整个的部落。所以在初民的部落之间,他们也就有优劣强弱之分。再者人类也是群居动物中,在社会行为上比较下流,可能也是最下流的一种。他们残酷自私、好杀好战好货,也无限制的好色。他们不但个体之间如此;团体之间也是如此。不但人兽之间如此,人人之间也是如此。不但异族之间如此;同族之间也是如此。原始宗教劝民为善,也是劝人如此行为的。因此现代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发现,初民之间的部落战争是打不完的。部落之间不但没有和平共存的习惯,也没有和平共存的观念。强凌弱、众暴寡,是他们价值观念的基础,也是生存方式最重要的一部分。战争既然打不完,则彼此之间就必有胜负之分。有胜负之分,也就有了统治与被统治之别。这样发展下去就发生了不同型类的奴隶制度;再进一步,不同型类的封建制度,也就出现了。以上是初民社会中所发生的大同小异的现象。因为人总归都是群居动物之一种。人的“社会行为”是有其通性的,所以他们早期的社会生活方式,是有其类似之处。但是人毕竟是“异于禽兽”。在他经验累积愈多愈复杂的长期过程中,“性相近、习相远”,由于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之不同,他们的社会发展起来也就渐渐的南辕北辙,不是一个模式所能概括得了的了。8.2“国家强于社会”的东方模式之形成试看我国古代社会的形式与发展,就有其特殊的模式,为其他文明所未尝有。我国在西周时代所形成的封建制,便是那个蒙古族中,武力较强、人口较多的姬姓部落以武力强加于其他落后部落的结果。文武周公强迫这些小部落奉周室正朔,服从周室规定的封建等级,向姬姓王室服兵役、劳役、贡献财货,甚或去掉其原有酋长,改奉“姬姓诸侯”为本部落的领导。——总之它是以半独立部落主义,作为当时政治社会的基层结构的。但是这个结构历时数百年,经千万场部落战争,彼此兼并的结果,到战国时代(公元前四〇三~前二五六)就无法积蓄了。迨秦始皇削平群雄,把东亚大陆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这种以部落主义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就彻底崩溃了。为著适应新时代的新需要,秦人乃根据他们原有的比较有效、更有进步意义的“秦制度”,从事一个全国性的改革开放和变法改制。这就是我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了。前者是政洽改制,后者是经济开放,化公为私,根据供需规律,提高农业生产。这是我们中国——不是,是我们东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大奠基;也是我们东方民族,第一次社会生活的大“转型”——从一个高等群居动物的“部落主义”(tribalism),转上一个以自由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中央集权,而以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宇宙帝国(universalempire)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新制度和新的生活方式之下,它继续不断的统一了千百个还生活在部落主义方式下的“少数民族”。把他们通统纳入一个“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混合民族“大熔炉”中,去称兄道弟,共拜祖宗;同其安乐,也共其患难。各民族之间的畛域终于渐次消灭,而至于天衣无缝。这项诸民族不断融合,文化不断成长,而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却一成不变的观念与实践,竟历两千年而未稍衰。两百多年前雍正皇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改土归流”,还不是“废封建、立郡县”的延续?两周之前,台湾刚选出的六位“山胞立法委员”,不也是这项民族融合的最新事例?民国初年在“五色国旗”——每色代表一族——之下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反对“五族共和”这个概念,就是因为这个概念不符史实。纵然时至今日,中国境内还有“少数民族”五十个以上,则秦汉时代的数目不是十倍百倍而有余?“五族共和”哪能概括得了呢?所以“中国”不是像英法德义或爱尔兰、乌克兰那样单纯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汉人”(洋人口中的Chinese)也不专指某一特定民族。“汉”原是个地理名词,后来发展成一个朝代的名称而已。正如“亚美利加”原是一个人的名字,后来变成西半球两个大陆的名字;最后竟变为拥有数百种民族的“美国人”(Americans)所专用的共名。当年东亚大陆上的“汉人”正和今日北美大陆上的“美国人”一样,它并不代表某个特定的民族;它是千百种民族大融合之后的一个共名。只因融合日久,它终于使用一种共同语文,形成了今日所谓“汉语民族”。正如二次大战前后,那位十分自豪的邱吉尔所强调的“英语人民”(English-speakingpeople)一样,是个“书同文”的文化现象。只是到目前为止,那些黑白分明的“英语人民”,还没有真正地融合成一个“英语民族”罢了。我的老朋友张绥教授最近证明今日中国境内并没有个“犹太民族”。但是张教授也不否认犹太民族早日移民中国的历史。只是时历千年,犹太民族己与汉语民族融合得天衣无缝罢了。——这可能是三千年犹太移民史中极少有的例外。在一般情况之下,犹太人是绝少为土著民族所同化的。不过秦陵兵马俑不早就说明,远在两千年前,我们的国防军已经是一支不同民族的混合部队了吗?因此在两千年前,由汉语民族所推动的那一次社会“转型”运勤,原是一种自发性的、起自社会内部,而具有世界规模的社会模式大转型。推动这一转型的主观、客观、必然和偶然的千百种基因,是说不尽的。它和发生在西欧、北非、中东、南亚,结果完全不同的其他民族社会的转型程序一样,不是起于某一单纯的社会,或某种特殊的基因,而单线发展出来的一种所谓“历史的必然”。更具体一点的说,这次东方民族社会的大转型,是起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商鞅变法”,而完成于公元前二世纪末由汉武帝所落实的“盐铁专卖”。由这次转型,从封建社会转变到“国家强于社会”这一特殊模式的“宇宙帝国”,其后竟变成一种“定型”。一延两千余年,没有发生基本上的改变!——在这两千余年中,朝代兴亡、民族分合、文化盛衰、英雄起伏,生产升降、商业胀缩……千变万化,更是说不胜说。但是换人不换马,运行于这个定型之中的政治经济的组织原则,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识分子的思维逻辑、伦理与价值观念的社会基础等等,却稳如泰山,丝毫未动。根基既然屹立不移,则社会的上层建筑纵有剧烈的变动,也万变不离其宗。8.3从“千年不变”到“十年一变”再把范围缩小来说。那约束人民社会行为的“三纲五常”,不但丝毫未动,就小到如“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嫡庶同居的多妻习俗、“守孝三年”的丧葬旧礼、“三考取士”的科举考试、之乎也者的晦涩文言、五言七言的旧体诗歌、载歌载舞的表演艺术、水墨为主的传统国画、千篇一律的宗教雕塑……乃至于痛苦呻吟的裹脚缠足,哪一项不是千年不变呢?生活方式不变,并不是说社会没有进步。其实两千年来,就科技发展来说,至少有一千年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中国的“四大发明”不用说了,就是内外科医术、制瓷、缫丝、造船等,直至现代前期,中国都是领先世界的。但是科技之进步与生活方式之变化是互为表里的。从常理推测,或根据白种民族的历史经验,则科技进化必然会导致生产力的递增;生产力的不断上涨,势必要引起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动。从而产生出“资本主义”。但是在那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中国里,这种社会自然进化的力量,却克服不了本社会中已经制度化而早巳根深蒂固的社会惰性。这一惰性也就限制了科技在促进生产力方面的发展。相反的,它却发生了抑制生产力的反作用,而迁就其一成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换言之,人工制造的社会惰性,为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设限;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极限,则生产力就不能促进社会本身作性质上的变化。如此一来,则社会发展的程序,也就就地打转,两千年不变。资本主义也就永远出不来了。但是话说回头,“不变”又有什么不好呢?因此我们的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都没有觉得不变有什么不好。相反的,大家对现状不满,却认为是今不如古,变坏了的结果。把乌托邦、理想国,建立于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大家就里应外合地搞出一套完整的东方文化的体系来。——这个文化体系与“西方文明”、“中东文明”、“印度文明”、非拉的土著文明是截然有别的。他们分别发展,各具特性,不是任何单纯的社会模型或发展公式可以概括得了的。可是我们这个就地打转、千年不变的社会发展的模式,在十九世纪中叶,突遭冲击。既经冲击,我们这个“静如处子”的古老社会,忽然就“动如脱兔”的变了起来——简直是十年一变。一变则面目全非。女大十八变,一百五十年来,我们那个千年不变之习,一下就变了至少十五变。清末民初的古代不去谈了,就看蒋毛二公逝世后的最近二十年,海峡两岸各自在政治社会上的性质变化,就何止三变?慢说“三变”,就是一变——如台湾的“言论自由”和大陆上的“一国两制”,在传统中国都是一千年也变不出来的花样啊!读者可能不以为意,因为你“身在此山中”。我们搞历史的一翻历史书,就大惊失色了。两岸今天还在变啊!大陆上要变出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台湾要变出个“没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穷则变、变则通。变“通”了,则可以维持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两千年不再变了。这就是所谓“定型”。变而未通,就只好继续变了。历史原是没有底的嘛!时间反正多的是。——但是生为“华裔”,我们总希望这个“通”和“定型”早日到来。8.4“突破”与“转型”的规律反过来再问一句:中国历史原是千年不变的嘛!为什么一旦变起来,便十年一变,变得没个底呢?简单的说来,就是个“瓶颈”的问题了。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都会发生瓶颈淤塞的现象。瓶颈一旦淤塞,则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就要像上节所述,只能就地打转,盘旋不进。永远冲不出瓶颈,则只有老死、横死或老而不死,带病延年,慢慢拖下去。这项冲出瓶颈的程序,在哲学上叫做“突破”,在史学和社会学上则叫做“转型”——由某种社会模式转入另一种社会模式,以图继续向前发展。可是不论“突破”也好,“转型”也好,二者都有“穷则变”的规律。换言之,也就是一宗文化或一个社会,当其面临崩溃,滑坡至山穷水尽之时,人心思变,它就变。相反的则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或一个居高临下、傲视四方、自满自足的文明,它也不会庸人自扰,主动的去求变。把这一历史现象概念化一下,也可说是衰世文化就要变;优势文化则不变。变也有“量变”、“质变”之别。量变则是“改良”;质变则是“改制”。改制亦有文改、武改之别。文改则为“变法”;武改则为“革命”。革命亦有“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也有积小革命为大革命的“多次革命论”,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大家慢慢革下去。试看今日美国。美国是以都市为灵魂的现代化国家。可是它今日的灵魂已变成匪窟、毒区、妓寨和相公堂。它这个堕胎国家的社会,已被个人主义的滥用而频临崩溃的边缘。它如果不能实行一项彻底的“变法改制”,它这个“瓶颈”便永无突破之一日。但是美国佬如今忙于捍卫他们的“美国生活方式”(TheAmericanWayofLife)之不暇。他们的嬉皮大总统正为著“中国的人权问题”、前南斯拉夫境内和中东北非等地的“部落问题”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怎会想到那些朝朝寒食、夜夜春宵的“美国生活”也急需搞个“变法改制”呢?我们这些外国来的旁观者清的教授老爷,偶在课室之内讲讲笑话,鼓吹变法改制,说得黑白学生起立鼓掌、欢腾一片,而我们的美国土生上司们,还以为你在危言耸听、鼓动学潮,要加以杯葛呢!本来嘛!一个正处于巅峰状况的优势文明,怎会想到它的灯红酒绿之间也已经暗藏杀机呢?美国今日之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瓶颈,正和我国两千年不变的道理如出一辙。8.5“汉族中心主义”与婆媳循环两千年来,我们的朝代嬗递、农民暴动,中原板荡、夷狄交侵,老百姓惨不忍言呢!但是我们这个“文化”却始终没有丧失它那自高自大、自满自足、居高临下、傲视四夷的崇高地位。——再用一个文化学上的术语来帮肋解释,这就叫做“汉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我们这个滚雪球式不断扩大的“汉语民族”,常常被“四夷”、“五胡”打得灰溜溜,有时甚至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我们皇帝对异族的统治者叫爸爸叫哥哥。被人家活捉去了,也不惜忍辱偷生,穿起女服务生的制服,向外族主子“青衣行酒”。但是奇怪,我们这个“汉族中心主义”却始终没有动摇过。君不见当十三世纪边疆少数民族的蒙古人入侵中原时,他们不是搞一蒙古二色目,把“汉人”打成三等公民?更不见他们把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汉族臭老九,排班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所谓“八娼九儒十丐”)。但是曾几何时,元朝大皇帝不也要开科取士。满口文武周公的臭老九,不还是“四民之首”?总之,我们传统“中国”凌驾“四夷”的中心主义的观念,盖远在商周时代即已萌芽,至秦汉大一统之后而变本加厉。自此以后汉家制度在东方人的观念中就成为天下的通制。——什么君臣父子、贫富贵贱、男尊女卑、士农工商等等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人人视为当然。不用说明君贤相、公卿大夫不想去变动它,纵是被压迫阶级出身的私盐贩黄巢、小和尚朱元璋、贫下中农李自成、张献忠也不要去改变它。——满腹怨恨的媳妇,只想去做婆婆;做了婆婆,再去虐待媳妇。因此我们传统社会的发展,便在婆媳之间作恶性循环,兜了两千年的圈子!或问:婆媳之间为什么不能搞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保障人权”呢?答曰:这些文明概念,基本上与群居动物社会行为的通性是不符合的。杰弗逊说:“人人生而平等。”其实婴儿呱呱坠地,智愚两分、强弱互见,有什么生而平等呢?8.6“自由平等”是社会力量平衡的结果平等是一种首见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中,两种社会力量相争而互不相下,结果和平共存、平等相处的结果。有平等才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它们都是先有此社会经验而概念化始随之而来的。(笔者曾另有专篇详论之,此处不再多赘。)我国通俗笑话书上有一首打油诗嘲笑欢喜在墙上写诗的诗人。诗曰:“满墙都是屁,为何墙不倒?两边都有屁,所以撑住了!”所以所谓“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这些现代文明的精髓,都不是什么神圣先知的告诫,或圣主明君的恩赐。它们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两个屁撑住了”的结果。——而两千年来,我们“汉族中心主义”所发展出来这个“国家强于社会”的模式,则始终是个“一边倒”的模式。只是“一边墙有屁”,则一座平等之墙就永远不能出现,社会永远不能“转型”;宇宙观也就永远不能“突破”了。但是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模式里,媳妇终有做婆婆之一日。小和尚也可做皇帝;牧牛儿也未始不可点状元……,社会也不无公平合理之处。胡适曰: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大家心安理得,也就无意求变了。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动的结果,至理明言也。但是马氏的老师黑格尔则认为群众的集体意志,也足以决定群众的集体行为。把他们师徒二人的智慧交互为用,则历史家对我们“汉族中心主义”两千年不变的认识,虽不中,亦不远矣。8.7“十年一变”是“转型”的阶梯以上各节是说明我们东方“汉族中心主义”的宇宙观,何以数千年无法“突破”(breakthrough);“国家强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何以两千年没有“转型”(patternchange)?以下则要说明,我国“千年不变”的老制度,何以在十九世纪中期,也就是“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忽然来它个“十年一变”?君不见鸦片战后,不及十年,便出了个儒释道三妖通吃的洪秀全;再十年之后在政制上又冒出个两千年未尝有的外交部;其后接踵而来便是李鸿章的洋兵洋操、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孙中山的建立民国和胡适的全盘西化。差不多都是十年一变。而每一变都是传统中国千年也变不出的新花样。再看我们“五四”以后出生的这个“老辈”——打我们记事时起,不是每十年一个不同的中国?且看二九(国民党的统一和内战)、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也不是十年一变,而且每一变都面目全非;每一变还不都是老中国千年也变不出的新花样?古语云:“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笔者这一代便是不幸地生于这段人不如狗的乱世。跟着时代翻了七八个觔斗,被翻得家破人亡,还不知伊于胡底?幸存海内,哪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偷生海外做“美国人”做“台湾人”,日子也不那么好过。痛定思痛,生为现时代的中国人,何以一寒至此呢?一言以蔽之,我们是不幸地生在中华民族史上第二个“转型期”中,而“十年一变”正是转型的阶梯啊!社会转型是痛苦的,是长期的——尤其是这个第二次转型。它不是自发的、渐进的。它是西方帝国主义欺逼之下,突发的剧烈的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吾人亲身卷入这场浩劫,竟能幸存。套句四川话,也应该自庆“命大”了。8.8“定型”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但是我们社会这个“第二次转型”,要转出个什么样的“定型”来呢?那样我们就得搜搜那些压迫我们转型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老根。笔者不学,不想效颦先贤再写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只是数十年来在多民族的大学课室里所说的话,而为各民族青年所能欣然接受者,再以汉语简述之,以就教于海内贤达耳。原来也以部落生活为基础的古代白人社会,最初在罗马共和,尤其是与我们东汉同时的罗马帝国的幅员之下,也有逐渐统一的趋势。不幸罗马帝国本身就始终没有摆脱部落的传统。西罗马帝国便是内亡于藩镇跋扈;外亡于蛮族入侵。西罗马既亡,西欧为蛮族(今英法德义人之祖宗)所盘踞,而此诸多蛮族虽终为天主教廷所统一,在精神生活上渐渐趋向于“行同伦”,但在政治组织上却四分五裂。直至九世纪以后,这些原始部落始逐渐进入略同于我国春秋时代的封建制。由封建时代他们也很快的进入一个相互兼并的战国时代。由于国际间的激烈竞争、生产力之不断增长,和中小城市之迅速出现,他们在战国末期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现象,这在西洋史上便叫做“文艺复兴”(一三〇〇~一六〇〇)了。凡此种种,中古的欧洲和先秦的中国,在社会发展的程序上,都有其维妙维肖的相似之处;只是西欧较东亚要晚了一千五百余年就是了。可是在“封建后”(post-feudalism)的发展中,东西双方就完全南辕北辙了。在东方,我们形成了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大帝国。在这个模式里我们迂回了两千余年,未能突破,已如上述。在封建后的欧洲则出现了无数个“民族国家”——燕赵韩魏齐楚秦平等竞争的局面,而他们的民族王国之间,却始终出不了一个秦始皇来削平群雄、统一欧洲。就在这诸多民族国家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们的航海技术也有了迅速的突破,使达伽马于一四九八年绕过了好望角直航印度,打开对东南亚的通路。哥伦布于一四九二年也发现了美洲。不旋踵之间,原先那些不见经传的欧洲海盗小国,一个个都变成向海外无限殖民、无限掠夺的大殖民帝国,吸血吮髓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亚非拉的无限财宝,无限的良田沃壤,迅速的养肥了欧洲,刺激了生产,引起了工业革命,壮大了城市,也培养了迅速成长的城市中产阶级。它对上要架空王室、排斥教会、夺取政权、解放思想、争取自由。对中层的自己伙件,则要搞民主法治、公平竞争、按理出牌。对下层工农,则恩威兼施、禁止造反。……迅速地一个“社会强于国家”的模式,便在西欧各国出现了。资本主义也就随之而来。以此为基础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宇宙观,也就囊括了世界。凡与这一宇宙观抵触的一切事事物物,不是“野蛮”(barbarian),就是“异端”(heresy或paganism)。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这个地球就是“欧洲扩张主义”(Europeanexpansionism)的天下了。也就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英国的鸦片毒贩所冲开。那宗老弱无力而昏聩自大的“汉族中心主义”,就和来势汹汹而新兴的“欧洲中心主义”短兵相接了。8.9向“欧洲中心主义”逐步让位众所周知的,中西文化一经接触,我们那经历两千年无劲敌的“汉族中心主义”就被摧枯拉朽了。因此一八四二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的不断让位史。——也就是由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式,向现代欧洲的社会模式让位的“转型史”。有许多现代史家,为顾全我民族的尊严,乃把这段历史美其名曰“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其实“五四”以前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与西化运动本是一个铜元的两面。“西化”就是“现代化”啊!在这历时八十年的“西化”过程中,我们首先向西方让位的是以“船炮”开始的科技西化。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六)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之谓也。在这项科技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得最起劲,工作最有成绩,失败也最惨的,要算是李鸿章(一八二二~一九〇一)和他的“北洋海军”了。可是纵在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之前,通洋务、有学识、有眼光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看出科技现代化而没有政治现代化相配合是徒劳无功的。这群人中之佼佼者,要算是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和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了。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个做事谨慎而畏首畏尾的老官僚。他虽早已看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他却不愿挺身而出,大力谋求政治改革。可是比张小二十一岁的康有为远在一八八八年就不顾一切,直接向皇帝写信,呼吁变法改制了。早年的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虽然也是个改良派(reformist),但是早在戊戌变法前四年,他就已经看出旧瓶不能装新酒。要搞政治改革,就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推翻满清专制,彻头彻尾,重新来过。在清末这三位政改专家是一个比一个激烈的;一个比一个彻底的。也可说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让步,愈让愈多。到孙中山名下,简直就变成政治制度全盘西化,彻底转型了。但是他们三位先哲却拖著一条共同的尾巴——他们都不愿和这个古老的“汉族中心主义”一刀两断;而偏要婆婆妈妈地来个藕断丝连。张之洞搞的是“中学为体”,不必谈了。康有为鼓吹的分明是个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他却偏要搬出传统的“今文经学”作陪衬,以表示他所致力的“变法改制”,是“为往圣继绝学”,不是以夷变夏。孙中山本是领导我们搞政治全盘西化的华盛顿,但是他老来也偏要自认是“承继文武周公的道统”。什么是文武周公的道统呢?三纲五常?君臣父子?男尊女卑?贵贱有别?士农工商?子分嫡庶?婚有妻妾?……这样承继下去,哪还有什么“民国”呢?凡此并不是表示我们老一辈的思想家的“思想”不彻底。天下并没有什么“彻底的思想家”;甚至没个一思便不再思的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他们都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发言人。在上述三位老辈的时代里,我们的社会,我们“汉族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对西方模式的让步还没有让到最后阶段。衰势文化对优势文化的让步,原是步步为营的,能不让就不让。它不被逼到山穷水尽、渣滓全销、无懈可击之时,它这个“对立面”只有被摧枯拉朽的份儿。它是作不出有效的反弹的。8.10“对立”、“统一”和“阶段性”且套用一句黑格尔和恩格斯辩证法上的术语,一个“正”(统一,thesis)向一个“反”(对立面,antithesis)加压力,这个“反”只有到无懈可击之时,它才能发出有效的反弹,与“正”重行组合以产生一个“新的统一”(合,synthesis)来。再举个最具体的例子。在清末提倡西学最为激进的思想家康有为,他本人便有妻妾六人。有妻有妾在“汉族中心主义”和孔孟道统之中,都是名正言顺的。但是在一个优势文化的“欧洲中心主义”挑战之下,这位新人物就是个行同禽兽的异端和蛮族了。孙中山后来便在这项西俗挑战之下让步到底。也只有让步到底,我们今日才能向爱滋横行的西方社会,在性道德和婚姻制度上,作出有效的反弹,而再来个东风压倒西风。——此是后话。所以过去一百五十年我国的社会转型运动——不管你叫它“西化”也好,“现代化”也好——它都显示出清晰的“阶段性”,它从科技改革开始,进步到政治体制的改制;再从君主立宪的构想,通过“辛亥革命”落实到议会政府的实习。每一阶段都有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进步(也可说是对“欧洲中心主义”作更多更大的让步)。当然也有表面上或大或小的逆流,使人感觉到“民国不如大清”。不过这些十年一变的小阶段都是过渡性的。既然是遇渡性的,没有永恒或较长时期存在的属性,则每一阶段的发展就必然以失败结束。这也就说明了近一百五十年来,我国出了无数个“失败英雄”的基本原因。但是这种带有明显阶段性和进步性的失败,也正是成为引发和推动次一阶段发展的基因。如此生生不息,一阶段一阶段地向前推移。穷则变、变则通,终于推入其“最后阶段”,百川汇海,发展出一个百年,甚或千年不变的“定型”来。只有在那个“虽百世可知也”的“定型”形成以后,中国文明才能恢复它已失去的“优势”;才能有效地向现有的西方文明作“反弹”,而推动全人类的历史进入其“超西方时代”(ThePostWesternEra)。笔者作此妄语,是否是“国学大师”式的自豪自信,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之最哉?非也。只是我们东方社会这次“转型”己转了一百五十年。一百五十年的经验已替我们累积足够的数据。就根据既有的数据,把“过去”看清楚,一个社会科学家不需有太多的“数学矩阵分析”(mathematicmatricalanalysis)的训练,也可据以推算“未来”,用不著像陈抟、邵雍(一〇一一~一〇七七)那样去寻找超自然的象数了。8.11从全盘西化到如何西化要言之,我国近一百五十年的“西化”过程里,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应该是个分水岭。五四之前我们的现代化运动的重点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被迫让位的问题。迨“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我们这个“让位”过程已在文化上一让到底——是所谓“打倒孔家店”也;是所谓“全盘西化”也。所以五四之后,已经不是应否西化的问题,而是如何西化和选择那样西化的问题了。“新文化运动”原是个“启蒙运动”,则继之而来的便是“启蒙后”的问题了。“全盘西化”之初次提出是惊世骇俗、全国哗然的,但是它也是势如破竹,当者披靡。读者今日可能尚有不服的。但是阁下与我都不妨对镜自窥,你我除掉黑眼球、黄皮肤之外,我们上自网球帽,分装发;下及洋袜、皮鞋,我们身上还有哪一点没有“西化”?西化原是个生活方式。试问我们自早晨起床,刷牙漱口,上班上学,到晚上看电视、穿睡衣上床;除掉拿筷子吃饭之外,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还剩下几两?西化是个价值观念,是一种文化心态和教育内涵。读者试思,我们从九年国教到四年大学,我们学了一身本领,有几项本领是来自传统国故?有几项不是来自西方?我们连中国语文的教学,都彻底西化了。朋友,吾日三省吾身——我们的生活和思想,至今还有几项没有西化?呜呼哀哉,我们都早已“全盘西化”了。只是其来者渐,我们都不知不觉罢了——这种全盘西化的过程,只是五四以后的一代,才心服口服的啊!但是站在五四这个分水岭上,左手承先、右手启后来推动这项全盘西化的“启蒙大师”,我们就不能不公推胡适为首了。8.12胡适的两大“突破”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这一阶段中的贡献,盖可归纳之为两大“突破”:第一,他突破了孔孟和儒家在“汉族中心主义”中所制造的瓶颈,而使“独崇儒术”恢复到先秦时代,群经与诸子平等的地位。这也就是把董仲舒以后,二千年来“被扭转的历史再扭转过来”。是一种文艺复古、文艺复原的文化运动。须知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原义就是文艺冲开中世纪教会所制造的枷锁,而复希腊罗马之古啊!不破不立。现代的欧洲文明之崛起,“文艺复兴”实在是第一炮。胡适所领导的“中国文艺复兴”(TheChineseRenaissance),高唱“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现代中国所发生的作用,也正是如此。第二,胡适更进而突破了“汉族中心主义”这项自我束缚的民族文化的瓶颈,而代之以“欧洲中心主义”的宇宙观。要中国民族文化的领导地位干脆让给洋人,以夷变夏。这是一桩放开小我,提高理智,极其大胆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也是那原先发自十八世纪巴黎的欧洲启蒙运动之延续。欧洲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末期,科学知识大跃进的结果。在新兴的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和人类学)光彩照耀之下,那原先的“造物主”上帝的权威,整个动摇了。可是上帝是今日所谓“西方文明”的总根;是白种民族安身立命不可一日或缺的精神源泉。上帝一旦不见了,则整个社会都要惶惶如丧家之狗,如何得了呢?所以他们在十八世纪这个所谓“理智时代”(TheAgeofReason),要把上帝、大自然和人类文明中新近才被解放出来的“理智”作个适当时安排。三造和平共存,相安无事,一个史无前例、光彩辉煌的近代西方文明,就在历史上出现了。胡适所领导的中国启蒙运动,也正是如此。它不是受科学发展的影响,而是受西方优势文明挑战的结果。在占绝对优势的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那至高无上的孔老夫子的权威,也整个动摇了。孔二先生那个孔家老店,搞垄断贸易,已搞了两千多年,把我们消费者压惨了,所以胡适要率领红卫兵“打倒孔家店”。朋友,你纵使是国学大师,你说孔家店不该打倒?你纵是神学大师,在新兴的“进化论”的科学论证之前,你还要坚持“人是上帝造的”?不破不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把孔家店打个稀巴烂,新的思想便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胡老师,本位文化真的就一无是处?”他的不疑处有疑的学生不免要怀疑一下。“哪个民族,能丢得掉他们的本位文化?”真的,十八世纪的欧洲丢不掉“上帝”;二十世纪的中国能丢掉孔子?把孔家老店要不顾一切彻底的破坏掉?孙中山不也说过“破坏难于建设”吗?打倒孔家店,只是个反托拉斯的运动,并不是要毁灭孔子。果然,旧文化、旧思想,落荒而去。新文化、新思想,就随著新的文化传播工具排山倒海而来!去岁余访沈阳“帅府”,见壁上斗大金字,歌颂张少帅是“千古功臣”。这就是《汉书》上所说的“曲突徙薪者无恩泽;焦头烂额者为上客”的标准例子了。焦头烂额的张学良,怎能比得上曲突徒薪的胡适之呢?若论共产主义在中国之兴起,“千古功臣”应该是毛泽东的老师胡适之啊!8.13水清无大鱼可是胡适对他自己在文化发展上所作出的成绩,和历史发展中所负的责任,却一辈子也未弄清楚。他一会儿西化,一会儿现代化,一会儿又是世界化。说了数十年,说得不知所云。记得四十年前,余尝把大陆上批胡之作,一篇篇地携往胡氏公寓,灯下与老师共读之,其乐融融。那些批胡之作虽多半都是“打差文章”,但亦不乏真知灼见的杰作。那时我尚年轻,遇有可诵者,我即以老师不牵鼻子之矛,以攻老师被牵鼻子之盾,和他认真辩难。适之先生为笔者所亲炙的最有容忍风度的前辈。但是他也是一位有七情六欲的老先生;我们师徒所见亦每有不同,而我学习的态度又十分认真——不被说服,即不愿苟同。所以有时老师也有几分恼火。他不喜欢一个学生,为一个有真知灼见的批胡者助阵嘛——这也是胡师很可爱而不矫情的地方。本来嘛!一位开创宗派和山门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宗教家像孔子、老子、墨子、释迦、苏格拉底、耶稣、穆罕默德、马克思、杜威等等,他们成佛作祖,往往都是无意间得之;甚或出诸百分之百的偶然。他们生前也往往不知道自己“一辈子在搞些什么”?这句话就是适之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夫子自道”。老实说,这也是我这位弟子在“夫子自道”中,所发现的百分之百的真理。耶稣这个小犹太牧羊仔,生前哪知道他死后合搞出个那么伟大的宗教来;两千年后他的生日派对,还那样风光?穆罕默德根本是个文盲,造反有理,当了皇帝。但是他又怎知道他那些文盲之言,后来竟成为穆斯林文化的总根呢?以上所说的是宗教。再看比宗教更有力量的马克思。马老在一八八三年入土之前,就抵死不承认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今日世界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年老了,动不动就说他要去见马克思。真要见了马克思,可要当心老马的拐杖呢!总之,成佛作祖的思想家、宗教家,都是圣之时者也。他们是站在各自时代的尖端的智者和贤者。按照时代的需要,以言教身教来推动或逆转他存身的社会发展。但是他们思想和信仰的成长的程序都是复杂的;他们思想的效验与影响亦有赖于历史前进中的长期实证,因此水清无大鱼,人类历史上任何宗教和文化的巨人,其思想体系都是朦胧难辨的。他一旦捐馆,弟子信徒和新仇旧怨,就各是其是,各非所非。因此儒分为八,墨别为三,佛有十宗,回有两派,耶有百种,马有千家了。胡适这位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也跳不出此一通例,因此当他在逐渐向历史海洋下沉的今日,他的思想体系、学术贡献、影响大小、功过何在,也早就言人人殊了。而今而后,批胡者固早有百家之先例;而研胡继胡者,各觅师承,也寻之不尽了。8.14“一国两制”和“半盘西化”再者任何思想家都是主观的;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不患不知人,患不己知也。因此他对他自己思想的历史背景很难有客观的认识;他对他自己加于将来社会的影响,也绝对不能逆料。——胡适也是如此!举个切实的例子来说吧:胡适言必称杜威,称了一辈子,为什么结果在中国反搞出个列宁来了呢?这是他所不能逆料,也不能提出合理解释的地方。但却是我们今日要提出的“启蒙后”(Post-Enlightenment)的问题了。须知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大转型(从中世纪的东方农业社会的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工商业的社会型态),实始于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之签订。但是你可知道〈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六年,一八四八年,欧洲又出了个〈共产党宣言〉(TheComunistManifesto)?〈共产党宣言〉意味著什么呢?〈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欧洲中心主义”分裂的开始。远在文艺复兴的初年和宗教改革的高xdx潮,欧洲的文化与思想,区域性已十分显著。在十九世纪中期欧洲中心主义开始分裂时,多少也是按老区域划线的。不幸的是当欧洲文明日趋分裂之时,也正是我们中国西化运动逐渐加深之日。结果呢,就在我们决定搞全盘西化之时(一九一九的五四运动),也正是他们彻底分裂之日(一九一七的十月革命)。试问我们搞“全盘西化”的启蒙大师们,现在“西化”一分为二,你们也只能搞“半盘西化”了,你搞哪一半呢?胡适选择了杜威。陈独秀选择了列宁。两位老友分道扬镳,《新青年》也就变质了,“启蒙后”中国也就一分为二,“一国两制”了。——一国两制是从一洲两制开始的。所以“一国两制”不是邓小平发明的呢!它是胡、陈二公根据“一洲两制”首先搞起的。只是胡、陈的模式是个你死我活的模式:“既生瑜、何生亮”的模式。邓公的模式则是个和平共存,“你死我做和尚”的模式罢了。朋友,不是瞎说吧!七十年来的中国悲喜剧,便是列宁的“半盘西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在中国斗争的结果。一九四九年列宁把杜威打败了。这项胜利的代价,据中国之友的史诺先生所作的最低估计是人头六千万颗啊!其后三十年发生在大陆上各项政治运动,还不是解放前“一国两制”斗争的延续?只是到一九七八年“三中全会”之后,邓公才把这桩“扭转了的历史,再扭转回来”。胡适之和陈独秀搞一国两制,一分为二,分了七十年。如今在邓氏指导之下地下相逢,又可以合二为一,再办其启蒙后的《新青年》了。8.15也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近十五年来,海峡两岸社会转型的速度是惊人的啊!按我们在海外所能读到的数据,十五年前从零开始,大陆上的私营企业中,个体户今已增至一千四百万单位;集体户亦有六百万之多。其他如外贸的发展和总生产的累积,人均收入的提高,都是史无前例的。笔者在资本主义国家教授资本主义历史,前后凡四十年,如今翻翻陈旧的教科书,对比一下手头崭新的数据,我还没有发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曾经有过像今日大陆上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呢!我应该告诉我的学生们,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还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呢?按社会科学的定义,它应该是后者。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远景来看,则二者都无不可。但是如此发展下去,中国就不姓“社”了吗?非也。君不见美国在十九世纪末季的“镀金时代”(TheGildedAge)搞了一段很短的金权政治之后,一进入本世纪,它的资本主义就开始修正了?二次大战后,美国已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许多主要的优良制度,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国家。美国将来的问题是在社会道德之崩溃,和法律制度之瓶颈。它自动调节的经济制度,无膏肓之疾也。所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大陆经济如不节外生枝,则问题不大,而且顺利发展,必能合二为一,融社资于一制;拉平沿海与宝岛的差距,而引导两岸的政治合流。台湾今日“金权政治”的发展,原是一百年前美国“镀金”的模式。等到黄金不能左右选票时,它就会烟消云散。因此今日海峡两岸的前途多半仍决定在大陆。大陆如经济与政治平衡发展,则一百五十年来的“转型运动”,很快就会合二为一,进入“最后阶段”。制度出现“定型”,则百年盛世,东风压倒西风,也是预料中事,不算是什么奇迹了。不过,将来社会的定型,今日在地平线上虽已颇见端倪,但是历史发展毕竟因素繁多,中途转向,再兜几十年的圈子,也不算意外。只是当前两岸掌舵者能多一分远见,少一分私心,则最后十里应该不难渡过。只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翻车多在家门前,究不应掉以轻心罢了。8.16“启蒙后”的显学本篇之作的原始动机,是为吾友欧阳哲生教授的大著《胡适思想研究》,写篇序文。如今下笔万言,未提欧阳一宇,岂非离题千里哉?笔者之所以如此做者,正是看中吾之小友这篇论文的重要性,所以才不愿草率下笔,敷衍了事。我个人觉得,胡适思想研究,今日在海峡两岸既已逐渐解禁,按照压力愈大、弹力愈大的力学通则,它今后必成显学无疑!杜甫大师说得好:“汝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胡适是中国文化史上照耀古今的巨星,岂是暗探特务所能禁绝得了的。但是“胡适研究”这门显学,在下世纪的发展,又有个什么样的趋势呢?记得往年胡公与在下共读海峡两岸之反胡文学时(那时在大陆上叫做“反动学术”;台湾叫做“毒素思想”),胡氏未写过只字反驳,但是也未放过一字不看。他看后篇篇都有意见。只是当时没有袖珍录音机,我没有把话录下就是了。大体说来,他对那比较有深度的文章的概括批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胡适是位很全面的通人兼专家。他的专家的火候往往为各专业的专家所不能及。所以各行专家如只从本行专业的角度来批胡,那往往就是以管窥豹、见其一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为通人所笑,认为不值一驳了。最糟的还是胡适死后,他的遗嘱执行人年老怕事,任人乱挑学术大梁、妄下雌黄,不特使佛面蒙尘,也把个活生生的博士班导师,糟蹋成“春香闹学”里的学究,实太可惜。这些都是文化史上的不幸,今后不会再发生了。可是新兴的胡学又将何择何从?有一次在他公寓里,我记得胡氏兴致甚好,向我大谈民国政治。他表示对“民初国会”之失败深为惋惜。因为那些议员“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他又对国民党没听他话去“一分为二”,表示遗憾。否则中国当时不就有两党制了吗?听后,我嬉皮笑脸的反驳他说:“胡老师呀!您提倡的抽象学理,无一不对;您所作的具体建议,则无一不错。”胡公闻言颇为光火,大骂我“胡说、胡说”。但他还是留我晚餐,餐后还和我这位学生清客聊到半夜。我当时所说的虽是冒犯座师的一句戏言,但是四十年后反刍之,则觉学生之言,未始没有三分哲理。盖“抽象学理”每多出于智慧,可于参禅打坐中求之;而“具体建议”若无长期“实验”安知疗效。这原是“实验主义”之精义嘛!至若“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之实验主义的抽象学理,岂非“黑猫白猫”哉?微黑猫白猫,焉有今日一千四百万之个体户?余访大陆城乡,闻工农传语,今日之“万元户”只算“贫农”;小康者以十万元起码也。今岁春节,举国爆竹喧天、锣鼓动地,恭禧发财,万众欢腾,真是黑猫白猫不出,如苍生何?但是黑猫宗,实胡学之正宗也。邓子之徒或有异言曰:吾党“有中国特色之社会主义”也,与胡适河有?曰:无伤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不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两者究有什么区别?申韩法家岂非儒生荀卿之徒?儒法既是一家;国共又何分轩轾。分久必合,此其时矣。以上所说的实是石破天惊的胡学回潮的大事,然究系有质无名。可是有实有名的胡适研究亦已在大陆每一地区崭露头角,而这一新阵容竟以青少年为主。盖大陆上老一辈的胡学家已所余无几,而五四以后出生的中生代知识分子,则成长于一个“大陆不知胡适,台湾不知鲁迅”的沙漠时代。他们虽经恶补,亦难知三昧。盖胡周二人在此时期都被曲解。去其脸谱,重识真面目,至不易也。可是出生于胡适死后的这个新生代的中国知青,就不同了。他们有自由意志、安定环境和求知的欲望和训练。他们如今阵容之大,排山倒海而来的声势之猛,真使老辈瞠目结舌。一个新的中国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正山雨欲来。一种很快就要向西方倒流的东方新文化,正在起步。此非笔者哗众取宠;实是在大洋三岸兜了几十转的实际心得!试看大陆上的社会科学院一处即有研究人员六千人。生活虽苦,个个都在孜孜不倦,埋头钻研。统治者如停止文字狱,对学术自由不加干扰(现在差不多已是如此),让他们各自成家,那还得了!我辈偷生海隅,老大徒伤悲的陈腐高知,面对此一阵容,真有滴水被卷入钱塘巨浪之感。——这也是我对我的小友欧阳哲生博士特别看重的道理之一。8.17吾友欧阳哲生博士欧阳还是一位年未而立的青年,但是他这本优秀的博士读文已使他超迁而升任至少三十七岁始能担任的副教授。前年在两岸胡学论文竞赛中,竟然在胡学老巢的台北也压倒群雄,高挂榜首。我们算是有缘,在海外一次胡适思想研讨会上不期而遇。读其文、执其手、观其人、听其言;一表青年俨然又是一位小胡适。哲生要我替他行将出版的博士论文写篇序。我虽是个无事忙,也自觉不能不从命。哲生是他们这一代(胡适逝世后才出生的这一代),以自由意志而研究胡适,我所认识的第一人。他这本书也是他们这一代扎扎实实的第一本书。作者今后至少还有六十年的著作时间。十本八本更有分量的专著会接踵而来。在他背后,我也知道更会有几百几千和他类似的青年学者,相率出现。在他们推动之下,胡适学将有一番光辉灿烂的新天地。对他这本处女作作锦上添花的推崇或吹毛求疵的批评,都是不必要的。重要是他这第一本书,在这个启蒙后胡适学中所占的位置。因而我不想写一篇无关痛痒的序文。我想趁此机缘来谈谈我们这一辈对胡适的看法——胡适的出现是有个什么样的时代和文化的背景;在这一时代和文化的背景之中,他又起了些什么作用,把中国文明又推向另一个新时代。胡适是个很全面的人。各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他,他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我只是提出我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尤其希望青年的这一代的朋友们能对拙见有所匡正,那就是抛砖引玉了。

在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中,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承担了无数次大小“革命”,和两次大“变法”——由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和由邓小平领导的“小平变法”。粗浅的说来,“革命”易而“变法”难也。盖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则敌我分明、对象显着,而手段单纯。变法者,变自己之法也。变自己之法则对象不明、敌我难分,而手段千变万化也。毛泽东不言乎:“矛盾”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别也。敌我矛盾可以一枪了事;人民内部矛盾则抽刀断水,沾涟不尽矣。“变法”者亦“人民内部的矛盾”之一种也。君不见戊戌之变时有新旧之争、帝后之争、母子之争,甚至婆媳之争。帝党中有后党;后党中亦有帝党。开衙门、关衙门,纠缠不尽?更不见,小平变法时,邓公小平既做光绪、又做慈禧;当了儿子、再当妈妈。重用胡、又逼走胡赵。力主“开放”、又要“坚持”;坚持坚不了、开放又放不出……,结果弄得圣母老太后,真烦死人也;也矛盾死人也么哥!读者贤达:您以为在下有欠忠厚。不能替邓老分忧,还在一旁讲风凉话哉?非也。在目前,我们实在不知道老邓在搞些啥子。邓老本人固亦不尽知也。苏东坡不也说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苏子这话,并未说透。谈时政、评当朝;当局者固迷,旁观者亦未必清也。不信,到报摊上去翻翻,有几位大家名笔,不在自说自话,甚至瞎说胡扯?但是天下真有天不知、地不知的变法,非也。时间因素不够嘛!等它一百年。再回头看看,自会透明如水晶球。今且放下小平不谈;谈谈一百年前的康梁。4.1首先看看“社会转型”说笔者落笔至此,适逢电视报导,当今世界上位列第二位的超级强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一枪未响、无声无臭的情况之下,寿终正寝。这真是人类文明八千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怪事和大事。怪不得《纽约时报》以跨栏的头条新闻报导刊载之。但这头条新闻,在读者眼光中却远没有同一天副版上,甘乃迪参议员的外甥史密斯少爷的强xx案之紧张刺激,读者如云。苏联,马克思主义之祖国也。苏帝死得如此窝囊,连累得马克思也显得脸上无光。相形之下,资本主义之父的史密斯老先生却童颜鹤发、老而不死,神气活现起来。真的,那一度曾与成吉思汗同其威风的老马,现在居然虎落平阳,连甘乃廸的一个好色的小孙子也不如哉?在我们授世界史的教员看起来,此话言之过早也。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也有若干独到之处,不可一竿子打翻。马派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分五个“阶段”前进的,而每一阶段则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型态”。在这五个阶段一个接着一个嬗递前进之时,两个阶段之间,前后两个型态的转换,就“必然”有个“转型期”。既然历史的发展和转型是个“必然”的程序,干嘛又要去“闹革命”、“搞阶级斗争”呢,马家的门徒说,闹革命、搞阶级斗争的目的,就是要缩短这个必然发生的“转型期”。这种转型现象如任其自然发展,时间可能拖得很长;甚至无限制拖下去。——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便是根据这项学说的推理,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应该以暴力催生,使社会转型于旦夕之间,毕其功于一役。所以马列主义者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列宁如此,毛泽东更下必说了。当然这种马列主义的历史学毛病多着呢!各派史家,根据各民族的历史经验,对它加以批驳的,可说是汗牛充栋。笔者不学,亦尝追随群贤之末,根据我华族历史发展之经验撰文否定之。本篇不再重复。4.2“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瓶颈”可是马派史学正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如汤恩比的“挑战反应”论、杜威的“实验主义”说,和二次大战后支配联合国主要政策的“经济发展”论等等——不是“全对”,也不是“全错”。各该派的主要论断,在中国历史上都可找到“左证”。史家对任何一派完全肯定(如大陆上早期对马列学说之绝对认可),或通盘否定,都是错误的。例如马派史学上的“型态”论,和“转型”说,即有其可取之处。我们反证了它史分五段的“绝对论”(absolutism)。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中国近三千年社会发展的程序里,也的确有过两大“转型期”。——发生在古代的便是历时一百三十余年的“商鞅变法”;发生在现代的便是吾侪及身而见的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历时一百五十余年的近代史阶段了。我国古代社会的“转型”,确是如马派史学所说的,那是我国社会发展内因演变的结果。转型是“自动”的。而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程序,则是如汤派史学所说的,那是外因“挑战”(challenge)的“反应”。转型的程序是“被动”的。可是等到这“转型期”接近尾声时,朝野双方,不论黑猫白猫,又一切向“钱”看。大家都知道,经济“飞”不起来,则另一个“定型”便无法出现。今日台湾“蒋家政权”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陆上邓大人却在继续“垂帘听政”,还不是“钱”的关系?等到大陆上也能突破“开发中”(developing)的枷锁,而迈向“已开发”(developed)阶段。海峡两岸一国一制。我们的“转型期”就会正式结束。一个新的“定型”就会出现。这最后一段的发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学的重点所在了——不重实际效验、经济搞不上去,你得闭起鸟嘴,啥也没得好说的。回去搞你的独裁专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样的神气,还是不免要鞭尸亡国的。我国古代社会的“转型”,确是如马派史学所说的,那是我国社会发展内因演变的结果。转型是“自动”的。而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程序,则是如汤派史学所说的,那是外因“挑战”(challenge)的“反应”。转型的程序是“被动”的。可是等到这“转型期”接近尾声时,朝野双方,不论黑猫白猫,又一切向“钱”看。大家都知道,经济“飞”不起来,则另一个“定型”便无法出现。今日台湾“蒋家政权”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陆上邓大人却在继续“垂帘听政”,还不是“钱”的关系?等到大陆上也能突破“开发中”(developing)的枷锁,而迈向“已开发”(developed)阶段。海峡两岸一国一制。我们的“转型期”就会正式结束。一个新的“定型”就会出现。这最后一段的发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学的重点所在了——不重实际效验、经济搞不上去,你得闭起鸟嘴,啥也没得好说的。回去搞你的独裁专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样的神气,还是不免要鞭尸亡国的。话说千遍,一语归宗。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便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的现象。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长江通过三峡是滩高水急、渡翻浪滚、险象环生的。在这激流险滩中,摇橹荡舟、顺流而下的大小船夫舵手,风流人物,触礁灭顶,多的是可歌可泣和可悲可笑的故事……,可是船抵葛洲坝,你远看“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你就有心平气和,享有无恐惧自由之感了。因此在这转型期接近尾声的阶段,回看百年史实,便知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型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也可叫做“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吧!康梁师徒在这段历史潮流里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上述三峡中的一叶扁舟里的两个小船夫。在急流险滩之间,风驰电掣,顺流而下,终于触礁沉没——可泣可歌、可悲可笑,如此而已。4.3且看“皇帝”的慢慢蜕变可是吾人今日及身而见的一百五十年的转型期中,我们的老旧的社会型态——这个左翼史家一古脑称之为“半封建”的社会型态——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转”掉。就以“皇帝”这项制度来说吧!辛亥革命以后,我们虽然没有皇帝了,却多的是“变相皇帝”。朋友,您能说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三公不是“变相皇帝”吗?皇帝爷哪有他们三位的烛裁权力啊!所以历史的事实己证明“一次革命论”这项理论是错误的。我们的“民国史”上,从洪宪“皇帝”起“转”了七十多年,才“转”出个李登辉“总统”来。因此我们在社会发展中“转型”的程序是十分复杂的,是迂回曲折,进三步退两步,左进右退,上进下退……,有时甚至是干脆立正、向后转,真是花样繁多——但是从远景看来,向前发展的大方向是不变的;同时也是阶段分明的。大的阶段暂时不谈了,就看最近十年这段“小平变法”吧,它自七九年开始,一下便向前猛冲了八年。迨至胡耀邦被黜,开始煞车。及八九年“六四”,忽来个立正向后转,血流如注。这两年来,它既要继续开放、和平演变;又要反对和平演变。我们也看不出它怎样反对“和平演变”。跟毛泽东的“大跃进”相比,则毛是兔子,邓是乌龟了。但是历史也证明乌龟比鬼子爬得快。中国发展的“大方向”还是向转型前进的。(参见拙作〈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4.4“社会转型”需时数百年有人或嫌我们“转型”(也可说是“现代化”吧)太慢了一点。君不见日本转型,只需三五十年便可完工吗?其实日本转型是个例外,其它民族社会转型,均需三两百年,始见肤功也。我国古代的商鞅变法自公元前三五〇年变起,至前二二一年始皇统一凡一百三十年,始搞出“秦法政”来。但是秦皇“任刑太过”,再继续向前“转”进。又实验了一百余年,至汉武帝以后才慢慢地搞出个“霸王道杂之”的中央集权文官制和重农轻商的大帝园的“定型”来。这一汉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两千年。基本上没有原则性的改变——所以毛泽东告诉郭沫若说:“千载犹行秦法政。”——在始皇前、武帝后这两个定型之间,“转型期”延长至三百余年!近代欧洲社会的“转型”,实始于十四世纪初年的“文艺复兴”。一转也是三百余年,直至十七世纪之末,才逐渐“定型”;变成以自由个体为社会基础,以大规模机器生产财富来源的“资本主义”(capitalistic)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government或parliamentarygovernment)来。这一现代西方的“定型”已维持了四百余年。可是在一九九一年底苏联帝国之崩溃,原苏联各邦同意再组邦联。西欧各国与此同时也正在大搞其“帮同型”(commoncurrency),一个新的西方政治社会的“转型期”,又已显其端倪矣。——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尚前途漫漫,而当代西方社会又已开始转型,这大概是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必然后果吧!在近代世界社会转型史中,以日本转得最快。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跻身世界先进强权之列。这可能是维新前,日本的封建制度与中古欧洲封建制的基本“型态”甚为接近,因此日本一旦实行“欧化”,则社会发展程序若合符契,所以就一鸣惊人了;另一点则是岛居小邦的关系。西方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起飞”,都是从“小邦”(smallstate)开始实行的[而现在又逐渐走向大型的经济邦联(economiccommonwealth)];美国独立之初不也是十三个小邦的邦联吗?现在亚洲的“四条小龙”还不是四个“小邦”?我们中国是个有特殊历史和“亚洲式社会”(AsiaticSociety)背景的大国,一旦搞起“西式”的“现代化”(简称“西化”来,凿枘不投,就没有日本搞西化,一拍即合那么轻松了。我们搞“西化”,尤甚是搞脱胎换骨的“全盘西化”,那就要迂回曲折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慢慢地向前爬行了。——康梁变法便是这次爬行中的一小段;搞“全盘西化”的胡适则是另一小段的领袖。4.5固有文化的“现代”处理“全盘西化”这个口号多吓人!胡适原来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可是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咒骂之下,这位调和性极重的启蒙大师乃改口说什么“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其实“充分世界化”这口号大有语病,甚至欠通。“全盘西化”这口号听来虽吓人,但是我们今天如把海峡两岸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国共两政权管辖下的中小学教科书翻开来看看,其中除掉我们继续用筷子吃饭一些小事物之外,还剩下多少“固有文化”呢?近百年来在教育上,在日常生活上,朋友,我们几乎在不知不觉之间,是真的“全盘西化”了。在政治上、在社会上,我们虽然还遗留有若干固有文化的残余,如中央政府的极权制,和农村中的盲婚制等等,但是那些只是有待清除的渣滓啊。可是我们的固有文化就真的一无可取哉?——怎能如此说呢?“中国的固有文化”至少可以和“西方固有文化”分庭抗礼,甚或占“世界固有文化”之一半。怎能说一无可取?只是“文化”加“固有”二字,便属于前一型态或中古型态的文化了。它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西式“现代化”(二次大战前只叫“西化”)的洗刷,才能属于转型期以后的次一型态或现代型态。就以中医来说吧!我国传统医学是世界之宝,岂但“国宝”哉?但是“中医”(尤其是妇产科、小儿科)如不经过“现代化”的清理程序,则是一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也。文化云乎哉?(日本维新之后,严禁中医几至百年之久。国民政府早期亦曾封杀中医。)再说海峡两岸今日最时兴的“气功”吧!如不经过一番现代化的处理,则天大迷信一条也;刀枪不入的“义和拳匪”也。把它说成中国固有文化,岂不丢人哉?以此类推,则我国固有文明里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孔孟之道、四维八德……无一不需“现代化”(包括“科学化”、“民主化”)的处理始能适应于次一型态的社会。五一不需经现代化处理而能公之于全人类的。因此所谓“西方文明”,非本质优于我“东方文明”也。近三百年来西风之所以能压倒东风者——包括西方小说之能够压倒东方小说者——“固有”与“现代”之别也。近百年来吾人所见之所谓“西方文明”者,“现代文明”也。他们通过这个“现代化程序”。早于我们三百年;而吾人口口声声所说之“东方文明”者,仍停滞在“现代化”前朝之“固有文明”也。“固有文明”比诸“现代文明”就相形见绌了。等到东西两个“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现代化的程序,到那时两个“现代文明”,截长补短,才能言其高下。但是我们如果要把全部“中国固有文明”都要加以现代化的处理,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它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分段前进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所领导的“戊戌变法”,便是这“分段前进”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小段——集中于“政治现代化”的一小段。4.6从“科技现代化”到“政治现代化”但是康梁所领导的这一“小段”又是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哪一段?曰:从两千年的中国通史来看,它是第二个“转型期”中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政治改革阶段”。借用大陆上“文革后”的最新名词,盖亦可叫做“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改革”在清末原有“急进”、“缓进”二派。急进派以孙文为首。他们搞的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暴力革命,以美为师。缓进派则以康有为为首。他们主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和平演变,排除暴力,以英国制为鹄的。——这两派之同时兴起、殊途同归,都是受了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挫败,清廷丧权辱国的影响。在此之前,这两派原都寄望于“同治中兴”(一八六一~一八七五~一八九四)期间,中兴名臣所推动以科技为主。以船、炮、路、矿为内涵的新政,也就是所谓“洋务运动”。这种早期的“新政”,事实上便是我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科技现代化”的阶段。再用个最新的名词,那就叫做“四个现代化”吧!其实搞这四个现代化的老祖宗还不是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呢!当然更不是邓小平和陈云。它的两位老祖宗却是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和徐继畲(一七九五~一八七三)两位总督大人,尤其是前者。他的幕僚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呼吁改制,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见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版《海国图志序》)。魏之所谓“夷之长技”者,用句目前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也就是“科技现代化”,也就是“四个现代化”。——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我们搞“洋务”的历史又“重演”一次罢了。科技现代化经林徐二公首倡之后,至同治中兴,竟成显学。一时新政云涌,人才辈出,中兴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陈宝箴、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等,把四个现代化实在搞得有声有色。虽然我们历史家一直在咒骂昏聩淫佚的慈禧太后,把建海军、修铁路之款数千万两,拿去修治颐和园。纵使如此,我们的海军那时在规模上,还是超过日本的;路矿的资源就更不必谈了。自鸦片战败之后,我们苦苦的搞“四化”,搞了五十二年之久;纵自“同治中兴”算起,也有三十二年,谁知至“甲午中日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役,那些坛坛罐罐,被东洋鬼几炮就打掉了。我们甲午战败,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下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我们的“祖制”,也就是属于前一型态的老制度。搞“坚船利炮”搞了数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梦初醒。原来没有个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以古方今,这也是我的小老乡魏京生先生之所以认为“四个现代化”之不足恃;他宁愿坐牢,也要坚持搞“第五个现代化”的道理。——魏京生要改变的,也就是中共的“祖制”。远在魏子坐牢的八十多年前,这也是清末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他们那时所坚持的“变法改制”这个大方向,正和大陆今天的“开放政策”一样,是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代精神。除了最无知守旧和自私的少数冬烘之外,基本上是无人反对的(包括慈禧老太后在内)。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之间,主张变法改制的时论和奏章,真如狂风暴雨,雪片飞来。在当时这类文献里,我们读得最沉痛的,莫过于日本的战胜者,对我国战败者的“劝降书”了。4.7一封沉痛的日本“劝降书”在中日“甲午之战”的后期,我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北洋舰队”,被日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之时,剩下的几艘残舰,于一八九五年二月由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退守威海卫,被日舰重重包围,走投无路。当丁提督与他的高级僚属海军总兵张文宣正顶备自杀殉国之时,他收到一封敌军主将的劝降书。这封劝降书值得一读。以明国耻,以志其恸。今且节录若干段原文于后: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傍观者审。……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黩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上句或有抄脱之字,否则可能是译者文字欠通顺所致,因此函原稿属英文。]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因。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亡]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原函汉译全文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二册,第一九七~一九八页。)伊东此函作于一八九五年阳历一月二十三日。十天之后,丁汝昌就自杀了。伊东这封“劝降书”虽算不得是我国清末变法改制的重要文献,然此书出自把我海陆两军都打得全军覆没的敌军主将之手,它对麻痹已久的中国朝野,简直是一记“震击治疗”(shocktherapy),使战败国人民觉悟到“政治改革”实远比“科技改革”更为重要。因为在此之前,倡导变法改制的虽亦大有人在。——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吁请改制,便在甲午战争的六年之前。康之前还有冯桂芬、容板等人。但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同情者固不乏人;认真的就寥若晨星。可是这一次为日本小弟所战败,情况就不同了。再加上伊东这封连劝带讽的劝降书,一朝传出,对古老的大清帝国,真是一极大的震撼。自此以后“变法改制”的呼号乃如狂风暴雨,不可抗拒。康梁师徒,风云际会,也就一马当先了。康粱师徒何以会有这样的机运?下篇且把老康解剖一番,自见分晓。*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三期。

去年,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针对把中国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西方东西的现象,指出“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习近平同志在这里用了“去中国化”这一重要判断,表明他高度敏锐。其实,不只是文化领域有“去中国化”的现象,在社会思潮方面亦有“去中国化”现象。当下泛滥的一些思潮,其共同的特点是以“洋”为优,一切向西方看齐。这些思潮背后的实质是一些人心目中存在一个总体性的西化思维定势——西方模式是中国社会的最后走向。

西化思维定势是怎么来的

西化思维定势这个概念维系于中西方文化关系的扭曲状态。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卜铁感叹:在莱布尼兹时代哲学界、宗教界对中国问题抱有强烈兴趣,而“今则连极有限的少数人都难引起注意”,“我们每天认为野蛮的民族,他们早在我们的祖先尚居于高卢及日耳曼森林以前就达到极高的文明水平,现在仅引起我们一种深度的轻视。”(见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1页)这就是说,中国文化长期引领世界,在18世纪时尚能影响西方,但鸦片战争以后便发生了逆转。晚清重臣李鸿章在1874年深感中西方关系不再是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重演,而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西方列强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因此,关注西方世界成为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的选择。

在来自西方的前所未有的强大物质文化挤压下,任何一种具有古老生命力的文化都无法再自给自足地生存下去,人们不得不去重新认识并处理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西化思维定势就产生于学习西方文化的自觉愿望,但很快就发展到极致,即“全盘西化”,主张完全放弃中国文化,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用西方的观念及制度来改造中国。

一般地说,全盘西化论是建立在“中国文化整体上或根本上不如西方文化”之基础上的。早在19世纪70年代,清朝大员郭嵩焘在赴英国考察时,就改变了自己原来对中国文化——特别是道德的信心,认为中国在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都不如西方,这实际上已有全盘西化的倾向,因此他至死都受到舆论的抨击。从理论形态上说,20世纪初爆发的新文化运动标志了全盘西化思想走向自觉,因为当时对旧学——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对新学——西方文化进行了高度的称颂,其代表人物是胡适。正是从胡适那一代开始:“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西化思维定势与全球化本质紧密相关

西化思维定势之实质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全球化之本质联系在一起。对全球化最早作出概括和描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这就是说,西化之推行,民族文化之被摧毁,不是民族的幸事,甚至也不是中性的事件,而是民族的悲剧,结果是使自己这个民族更加适合于接受西方的奴役和剥削。160多年以后,看看当下那些被西化模式折腾而丧失自主性的国家,城乡满目疮痍,人们流离失所,难道马克思说的不对吗?

当然,正是西方文化的刺激,才使中国意识到世界的状态已经突破了传统视野,固步自封将给中国带来淘汰的命运,因而,西化主张的合理性在于推动了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这也是不必讳言的。

西化思维定势在当下中国并不合时宜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化思维定势之所以有着合理性,因为它的历史平台是西方的强大与中国的积弱积贫。1949年的革命取得了中国在政治上的独立,但经济的强大有待时日。1973年,毛泽东主席在会见发展中国家人士时还是说:“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的国家。你不要看中国有什么展览会啊,其实啊,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西方国家呢,不大行了,但无论怎么样,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初,全面学习西方成为一时之需。

改革开放进行37年了,今天的中国如何呢?中国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成为对世界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国家。2009年,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Jacques)的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在英美出版,引起极大影响。中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制造国,结束了长达一百一十年美国人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正如20世纪的革命和建设一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在既向世界学习又坚定地保持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特色的时候取得了成功,面对这一事实,还要顽固地认为中国只有完全放弃自己的一切才能成功的想法是多么僵化而过时,有识之士不会如此。印度学者潘卡杰·米什拉说得好,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西化思潮成了影响人们世界观的正统派信念,“西方单一民族独立国家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将逐渐在全世界推广,工业资本主义造就的志向高远的中产阶级会带来有责任感、有代表性和稳定的政府——简言之,每个社会都注定会像西方那样发展演变。”

对于西化思维定势在当下的不合时宜,习近平同志从方法论上指出,“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哪种思想方法才是科学的和理性的,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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