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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一个人的万卷书

10.1教我做research的启蒙师在海内外大中学里教授文史学科,简直就教了一辈子。行有余力则以撰文;以中英两文著书写稿,至今也在千万言以上。不知老之已至,还在不断涂鸦。引句时髦话,说我自己是个“职业史学工作者”(professionalhistorian),大致也不算过分。毕竟搞了一辈子嘛。俗话说:“家有黄金万两,不如一技随身。”我这个“职业”史学工作者,如果啖饭维生,也有“一技随身”的话,想来想去,这个“一技”,就应该是英语里的research了。research这个英文单字,近日几乎成为现代学人的口头禅。小至在学术上情窦初开的大一大二的在学青年;老至白发盈头的国学大师,大家忙个不停,都是在“做research”。但是research究竟是什么通义,翻译成汉语,可不大容易。我个人最初对这一辞汇发现翻译上的困难,那还是大学一、二年级的事。那时我阅读“西洋通史”班上的英语教科书,学会了这个辞。但是翻查所有的英汉辞典,都把这个辞译成“研究”、“探索”……一类的意思。其实“研究”、“探索”等等,均不能涵盖这个research的英文单字。“research”是个很具体的治学的法则与程序;而“研究”(正确英译应为study)则是空泛的抽象名词。正如我们日常口语常说的,对某件事物要研究、研究。意思是探索、探索,讨论、讨论。这就不是research了。research是近代西方科学兴起以后的研究法则和研究程序的总名称。这种法则和程序,在我国传统学术里有一些与它有关的零星名词,如“考据”、“训诂”、“由约及博”、“由博返约”等等,而没个涵盖一切的总名称。所以“做research”的完整程序,就要包括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要包括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如今时近二十一世纪,胡、傅之说已早嫌不足。在当前的“行为科学”里,还有个“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程序。然后再找出,大至宇宙发展,小至社会里的酒色财气等等运行的“规律”(laworrules)。严格的说起来,这一整套的法则和运作的程序,才叫做research。聪明的胡适把这一套简化成“科学实验室的方法”;这也就是他宣传一辈子的现代化的“治学方法”。虽然以偏概全,也不太离谱。适之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他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无意中翻到的。以后就受用了一辈子。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看出来的。郭廷以先生学会这套“方法”,显然是在清华大学读研究院时,受了蒋廷黻和罗家伦两人的影响。罗是清华校长;蒋是历史系主任。他两位对郭老师都是最赏识的。蒋是哥大的博士,与胡适一个山门出来的。罗则是胡的学生,讴歌胡适一辈子。我自己开始学“做research”,则是在大学二年级,上郭廷以老师中国近代史一课,逐渐摸索出来的。那时我已知道这套治学方法和程序叫做“做research”。但是怎样翻译成中文呢?我就苦思不得其解了。原来在比较文化学上,两种语言的互译,一般都是具体翻译易,而抽象翻译难。例如我国道德观念里的“仁”、“义”二字,尤其是“义”这个辞,在英语里就无法直译。《三国演义》上说关云长“义薄云天”。这个“义薄云天”简直就无法翻译。因为在西方的道德范畴里,没有“义”这个概念。因此英文里就没有这个同义字了。要把“义薄云天”这宗汉语道德观念,译成英文,你就得噜噜苏苏,转弯抹角,讲它一大片了。research这个西方概念,也没个汉语同义字,因为我们原先没这套东西。我学了这套东西,是在郭老师课堂里摸索出来的。至于怎样摸索的,那还得从头说起。10.2《万有文库》没啥好书那时是抗战中期最艰苦的岁月。一九三九年夏季,我在熔全国“流亡学生”于一炉的“国立中学”毕业。接著参加科举考试,竟然考进了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战时中学毕业生参加“全国统考”,能考入顶尖的中央大学,那真比满清“乡试”中,考个举人还要难。我以一个十九岁来自沦陷区的流亡学生,穿著草鞋短裤,千里步行,翻山涉水,在敌机狂炸声中,跑到了重庆。头发已两月未剃,初生的小胡须,已在腮上唇边,四处萌芽。加以经年不知肉味,两条腿瘦成两枝泥稀稀的竹竿。那副尊容,今日回思,仍觉可笑。就这样,我跨入了沙坪坝,那全国青年心目中最崇高尊贵的“国立中央大学”;真是板儿进了大观园。那时全国统考,只考“笔试”,未考“口试”。我考入中大时,首先还要在形式上补考个口试。我乃到历史系办公室的门外去排队候试。当那位助教唤我进去时,我看那上面坐著一位面目森严,戴著一副黑框大眼镜的“教授”。我向这“教授”鞠个躬。他头也不点一下,只是把手一指,叫我在他公案前的小凳子上坐下。他稍看一下我的文件,两眼向我一瞪,问道:“你在中学里读过些什么书?”我一下就被问慌了。想不出在中学里读过些什么“书”。只是记得战前我校有一部崭新的《万有文库》。我们师生爱惜它,借阅时,都用手帕包著看,以免污染。所以我情急智生说:“读过《万有文库》。”“《万有文库》?”教授说:“《万有文库》里,没什么好书!”“……”我情急智不生,不知如何作答。“还读过些什么?”教授又追问一句。“还读过《史记菁华录》。”我恭敬作答。其实那不是在“中学里读的”;是在私塾里读的。姑且举出来搪塞一下。教授闻言还是面无表情。“还有呢?”教授又问一句。“还读过《资治通鉴》。”我忽然想起那是在“中学时期”读的;虽然不是在“中学里面读的”。“哪一段?”教授又问。“都读过,只漏掉一本。”我诚实地回答。因为我家那部《通鉴》丢掉一本。“好啦。”教授手一挥。那助教就招呼我可以退出了。我站起来又向教授鞠个躬,然后缓步退出门外。结束了这场紧张的口试。在门外,我悄悄地问一位似乎更年长一点的同学:这位教授叫什么名字。“他是郭廷以教授!”他老腔老气的回答我一声。抹抹我头角的冷汗。乖乖,今日想来,犹有余悸。十多年后,郭廷以老师在我纽约的公寓里吃稀饭——他那时长途飞行劳顿,时差又作祟。有点发烧,在我家休息。后来精神好转时我戏说此一故事。郭老师居然还完全记得我们那一小段对话。并解释给我新婚的妻子听,为什么《万有文库》里没有好书。——郭老师的记忆力是天下无双的。他能说出我同班同学每一个人的名字。口试完毕我就到柏溪分校去报到入学了。柏溪是中大一年级新生所在地。郭老师那时是大牌教授,大牌教授是不教一年级的,所以我就选不到他的课了。只记得他有一次专程来柏溪向我们新生讲演训话,面目还是如许森严,戴的还是那副黑框大眼镜。拄了一枝大手杖,坐滑竿而来。十分庄严肃穆。至于他那次训了些什么话,我已完全记不得了。大二,我们就选入沙坪坝了。“中国近代史”是大二必修课。我就正式作了郭老师课堂里的学生了。10.3定远军舰四炮齐发那时沙坪中大,师生两造的阵容都十分整齐。学生个个都是乡试出身的举人,不用说了。教授阵容也十分坚强。但是中大毕竟是继承明朝国子监:民初两江、东南的国学传统。讲起历史来,内容既高且深又大,真是天马行空。我记得缪凤林老师曾把二十五史“圈点”三遍。胸若渊博,口若悬河。动不动就来一套“汉唐明之往史可证”。他老人家还写了一套长逾千言的白话诗,印发我们诵读。也是开口闭口汉唐明不断的。金毓黻老师授我们“宋辽金史”,也是一挥千里的。我记得他老人家讲到王安石变法时,把变法条款,一条条写在黑板上,然后逐条评论说:这条很好!那条不好。这时我们在大二,已有几分“胡迷”倾向,对金老师那样传统史学中“赞论式”的史评,已大为存疑。但是在班上师威咫尺,谁也不敢问一声。沈刚伯老师那时授我们“西洋通史”。他老人家上堂,只大褂一袭、粉笔一枝,其外别无长物,但讲起希腊罗马来,却一泻如注。在沈老师堂上,我们向不记笔记,大家只是跟随他那口湖北调,前仰后合,欢声雷动。在这群天马行空的教授阵容里,郭廷以老师倒别具一格。我记得他上堂时,总是抱著大宗讲义和参考书,另加拐杖一枝。他面目森严地讲起课来更是一章一节,有板有眼,一丝不苟的讲下去。他老人家手既不舞、脚也不蹈;声音亦无阴阳顿挫。他有条有理的口述下去,我们记笔记的,也就头也不抬,眉也不皱,奋笔疾书,他讲啥、我记啥。只要你记得快,笔记并不难记,因其章节分明也。日子久了,功夫到家,老师咳个嗽,我们也可照样记下,不爽丝毫。一学期下来,厚厚的一本笔记,便是一本很详尽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我特别记得他讲甲午战争,黄海之役那一段。老师说:“……刘步蟾忽然下令开炮,定远舰上四炮齐发,把天桥震断,丁汝昌被摔下桥去,受了重伤……”他讲得像背书一样,声调既无节奏,内容似乎也平淡无奇,但这桩故事,我们记笔记的人听来,可说是惊心动魄。尤其是上一课堂才听的“汉唐明”一锅煮;下一堂课,则是“四炮齐发”——二者之间的“史学”距离,未免太大了。听中国传统史学听惯了,对汉唐明一锅煮,不觉稀奇;但是在“四炮齐发”之后的结果如何?就有“且听下回分解”的迫不及待的求知欲了。郭老师讲这节课时,不但念出他讲义上的正文,并在黑板上写出他的小注和中西文参考书。我们急于要听下回分解的人,就真的去翻阅参考书了。——中文参考书阅览之不足,为著求知欲,也是为著时髦,也就真的去碰碰洋书了——老师不是说过,开炮的原是洋炮手?原始故事,也出自洋书?10.4洋书中竟有新天地我个人那时便是郭师班中几个好奇者之一。尤其是我的祖先曾当过淮军,到过台湾,到过高丽。对他们当年的故事,我自幼即耳熟能详,但永远是一知半解。这一下好了,在郭老师班上愈陷愈深,兴趣愈浓,我就真的跑到松林坡顶的图书馆中,想借阅那些洋书了。谁知这些洋书自南京装箱运至重庆后,迄未开箱。当那个图书馆员拿到我的“借书条”,口中喃喃自语说“尚未开箱、尚未开箱”时,图书馆范馆长适自他身边走过。他便把我的借书条顺手递给范馆长。馆长见条,未加考虑便说“开箱、开箱”!——这倒使我这个并不认真的借书者感到过意不去。我并不那么认真要读此书。劳师动众,私衷何敢?后来我才知道这原是出于罗家伦校长的条论。他说在空袭无常的时代,珍贵图书,能不开箱,便不开箱。但若有师生要借阅,则务必开箱。——这小事也可看出有功中大的罗校长的学术眼光与气魄。为我这位大二的小萝卜头,无意中的要求,大学图书馆竟为我劈锁开箱,把两本大洋书让我借出。——书既已出箱,我就不得不借,既借了,纵使看不懂,心理上也不得不看——真是大错错已成,追悔莫及。这是我治中国史征引西书的破题儿第一遭。书看得似懂非懂,但是郭老师讲义上那许多故事,却都被我找到了。并且还找到一些郭师未引用的故事。真是别有天地,眼界大开。因而我把我课堂上所记的笔记,也大事补充了一番,并注明出处,真是得意非凡。这时我有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刘次辰先生,他刚从国立第八中学升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作讲师。该院新成立,图书设备全缺。刘老师苦无教科书可用。他知道我在沙坪坝,乃专程访我取经。他看到我那本中国近代史笔记,竟如获至宝。他借去之后乃将练习簿拆散,叫他班上学生每人各抄敷页,拼起来,便成为一本厚厚的中国近代史讲义了。此后他隔周必至。我那两学期的笔记,也就变成他现炒现卖的教科书了。刘老师抄得得意之余,曾力劝我将此册笔记出版,他保证有销路。但是这是郭廷以老师的讲义,我何能据为己有加以出版呢?!不过刘老师对我的鼓励,倒启发出我另外一种灵感——我自己为何不能另起炉灶,自著其书呢?!既有这样的灵感,我也想找个好题目来“上穷碧落下黄泉,勤手动脚找材料”,自著其书了。——这一个构想与筹画,也就是我个人“学做research”的开始,而这个起步,则是自郭廷以老师的“中国近代史”班上得到启发的。10.5从海军史到郡县考说做就做。我真的选了个海军史的题目作期终作业,“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写了起来。我在试撰中国海军史时,遇到很多困难,我想只有郭老师可以指导解决。不幸在当年大陆上受高等教育的旧传统里,师生的距离太远,学生对老师是可望而不可及。有“学”而无“问”。我们自己在做些什么研究,老师全不知道。我们也不敢告诉他们;更不敢间他们。——十余年后,我个人教读海外,我看到外国大学里,师生融融乐乐、不分彼此、打成一片的情形,才了解到我们旧传统里“程门立雪”那一套师生关系,太可恨了。——那是学术界被官僚作风所污染,不能自拔的结果。我国民主政治搞下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这种官僚传统,演化为入党做官,变成党僚作风在作祟。就以胡适之先生来说吧!适之先生在美国和我们这些后辈学生真有说有笑,有问难、有辩论,亲如家人。可是我看池后来在南港,却被他的“秘书”、“副官”、“部下”、“学生”们,“先生”长、“先生”短的捧成个官僚。蒋老总统在“官邸”之内,被内侍称“先生L而不名。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南港“官邸”之内,也被他的秘书、副官称先生而下名——“院长”本是“特任官”嘛!我看他在南港由副官和秘书们,捧着个小本子,终日低声下气的跟在屁股后面写“起居注”,把“胡院长”捧成个“蒋总统”。这哪是“胡适”呢?这是对适之老师莫大的侮辱!但是适之先生是位最通情达理之人,最能随俗。他对“捧”他的人,有时也破格爱护,屈予优容——这是“人情”,而胡适则是个最有人情味的人。他最民主、最平凡,但是环境硬要强迫他“做官”,他也可做总统!后来我在大陆上也参加过若干次学术会议。我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和我们一道挤大巴士、吃大锅饭的平民作风,倒颇像“胡适”,令我这位“归国华侨”,内心肃然起敬。而回到台湾的胡适,反被副官们捧得不像“胡适”,也真是天大怪事。话说回头,那时我虽然未敢去找郭老师,而郭师对我们倒颇为关心。一次我和数学友嬉笑于松林大道之上,忽见老师手拄巨杖自坡顶施施而下。我们赶紧收起笑声,肃立道旁让路。老师走近了,忽然停下,用手杖指指我,说:“唐德刚你那篇文章写得不错,嗯。”他说得我好脸红,无言苦笑以对。老师走了,我们就嘻嘻哈哈的跑掉了——这要在美国,我们就和老师一齐嘻嘻哈哈了。郭老师本来就很严肃,再加上个严肃的师生传统,使我们见到他正如小鬼见阎王一般。他说了一句话就走了。我们立刻开溜,溜著好轻松。郭老师的一句评,当然对我也是个大鼓励,因为在课堂上,批评其他名作家是习以为常的。海军史的尝试是我写长篇的处女作。其时我与那《海军整建月刊》的主编通信频频,都是用老腔老氧的文言文写的,使他把我误认为“中大教授”。我想去函更正,但是我系中一些臭皮匠好友,一致认为“犯不著”。因此做了一阵假教授,真是可鄙之极。附带说一句。那时中大二、三年级学生为大后方报刊写专栏是成筐成篓的,没啥稀奇。好友庞曾濂那时竟在重庆《大公报》上写“星期论文”,郑士镕我们叫他“郑状元”。他以〈三民主义宪政论〉一文,荣膺当时教育部主办“全国大专学生论文竞赛”的首奖。“状元”是当时陈立夫部长亲“点”的。庞、郑二人那时都享誉全国,文名借甚;所论也都掷地有声。——我那点灰溜溜的假教授论文,在沙坪学友中是上不得枱盘的。我和牙祭好友都相约保密。庞、郑两兄今日皆定居纽约。我们几位白头宫男,偶尔相聚,戏谈沙坪往事,还是欢笑不绝的。我那部处女作俊来写得半途而废。主要的原因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尤其是洋书。第二则是那位主编希望我“倒写”;我不习惯。那时美日在太平洋上的海空鏖战正烈。主编要我以当前大战为借鉴,先自“将来”写起。——事隔五十多年了,想不到他那时对我的指派,今日竟由我的学生和朋友王书君教授,一肩挑起来了。书君近在哥大荣任“访问学者”,他的两本有关二次大战海空战钜著,正畅销两岸,真可喜可慰也。另一个改变我写作计画的原因,是research经验多了,在其他课程的期终作业里也可尽量发挥。我选贺昌群老师的“南北朝史”和“秦汉史”,秦汉史的期终作业,我就把它通俗化一下发表了。稿费是够三个臭皮匠,吃一顿“小金刚”(沙坪坝上香味四溢的小餐馆)。大三时,我选修顾颉刚先生的“商周史”,也把期终作业写成〈中国郡县起源考〉。曾蒙顾老师用朱笔作长批,说什么“有眼光、有裁断”,大大奖励一番。前年顾师百年冥诞,各界盛大纪念。我忽然也收到一份请东,便道去苏州参加。我问顾潮学妹如何找到我的名字。她说她们正替顾师编年谱,查看顾师日记,发现了我的名字,“还有分数呢!”——半个世纪未碰“商周史”了,真愧对名师。但是这篇短短的期终作业后来在“安徽学院”的学报上发表了,史系主任李则纲教授和中文系主任朱清华教授都批览了。它竟变成我进入安大教书的敲门砖。后来我进哥大,它也帮我在哥大的“中国历史研究部”找了一份工作,因为它证明了我可读中国古书。最可笑的是,它又把我介绍成“小门生”的身分,去替胡适老师写自传。替胡老师写自传(写传记或年谱是另一回事),不深入古籍,胡老师是不要的。这一点我想罗尔纲先生一定知道。——一篇短短的期终作业,混了这么多碗饭吃,真如胡老师所说的:“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然追根究底,我这项“一技随身”,实启蒙于郭廷以老师“中国近代史”那一课。做会了research,兴趣也广泛了,学不主一,东掐掐、西抹抹,结果一事无成,连郭老师所启蒙的一本简明中国海军史,也没有缴卷,真愧对数十年来的良师益友。老大徒伤悲,悔恨无已。“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后辈青年学子,毋步老朽后尘。10.6纽约接机以后一九四三年我在中大毕业后,曾考取中大历史研究所作研究生。无奈离家日久,返乡省亲心切。其时家乡敌军已退走,川皖之间尚有安全的陆路可通,我就还乡了。翌年汤恩伯打败仗,河南陷敌,我又得机入“安徽学院”作讲师,中大便没再复学。一九四八年赴美留学;四九年大陆政权易手,回忆沙坪师友,就如同隔世了。谁知在五〇年代中期某月日,我忽然收到一封发自台湾的国际邮笺,字迹好熟悉。一看原来是郭廷以老师寄来的,真喜出望外。信中他说即将访问纽约,并写出班机时刻,盼我能接机,余事面详。我接书真十分兴奋。届时乃开了我那百元老爷车赶往“荒怠机场”(IdewildAirport,后改名甘乃迪国际机场)接机。那时荒怠机场名副其实,还是一片荒野。四周芦苇高过人头。汽车自芦苇夹道中,缓缓开入机场。但是地虽荒僻而接机者仍是人头济济。我站在鐡栏之外,见百码之外的机上旅客循梯而下。接机人群均摇手欢迎。郭老师刚出机门,还在梯上时,我就认出了。——那倒不因为他是中国旅客的缘故,而是因为他那熟悉的体形和动作,虽然他已不用手杖;蓝布大褂也改成了西装。我虽然举手大摇,我想他是不会认识我的。他有学生千百人,相别十余年。他何能认出我呢?当他走近了,我正预备自报姓名时,老师竟抢先破容一笑说:“德刚,你来啦。”我接过他的手提包,握手相迎(仍然不敢用西式拥抱),师生都高舆无比!那是郭老师第一次访问美国。人地生疏,一切由我安排。我做他的随员,他的秘书,他的代表,他的翻译,和他的司机。到处奔走洽谈,日夜不停。郭廷以教授那时正忙著组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五〇年代的台湾仍有其“文化沙漠”之名;经济上也一穷二白。郭师美国之行的目的,第一是向福特及其他基金会,申请补助,第二是想舆美东诸名大学挂钩。——那时美国的“名”大学,都还在美东呢!天下事最难的是伸手向人要钱!次难的是订立不平等条约。人家荣华富贵,你一穷二白,攀起亲来,门不当、户不对嘛!纵使贵人好见,而贵人之下的与你说相同语言的“二爷”、“马弁”等人的脸色有时是直如秋霜、如破鞋,令人出而哇之。郭老师原本是一位寡言鲜笑的严肃学者,为著中国近代史而向一些不值一顾的假学者、烂政客,强作笑容,低声下气,我这位老师的道童、随员、小和尚、汽车夫、樊哙……每为之怒不可忍,衷心尤为之恻然。——然郭老师有传教士精神,为著“近史所”这个baby,他任劳任怨,筚路蓝缕,一锹一铲地为它奠基,真令人感动,也令人悲伤。——这是他第一次的美东之行。其后郭老师又数度访美,一次并偕一青年随员李念萱兄同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近史所已逐渐成型。当我于一九六二年接管哥大中文图书馆时,郭师曾看中了我馆珍贵的“复本书”(duplicates)。我也签请哥大备案,送了他七大木箱之多,并为他承担运费。郭师如获至宝,连说:“这样我们图书馆就有基础了。”那时书市不大,基本参考书和政府档案如北京政府公报,都早已绝迹也。郭廷以老师原是位纯学者,寡言鲜笑,应付复杂的政治环境,原非其所长。在他“拜拜”成长期中,他这保母是焦头烂额的。——笔者那时也被无辜地卷入哥大的校围政治,在数个政客互斗之间,也额烂头焦,不能自拔。我们沙坪老师生偶尔聚会,也只能相濡以沫——人生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我们师生两造的辛酸过程,可说彼此都终始其事。郭师向我求援和诉苦信件,我相信还可找出不少封来,虽然一大半都给我丢了——何从说起呢?!郭师后来在纽约逝世时,张朋园教授和我,可能是他仅有的两个“老学生”去给他送葬了。他是我做research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平生为老师送葬的唯一的一个人。师生遇合有绿,谨撰此篇略表追思之忱。

郭廷以(1904—1975)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人物,早年与罗家伦、蒋廷黻诸先生相过从,由垂手从教而至相与论学,交谊久长。自1928年起,已创拟《近代中国史》十九册的宏大写作计划,并有意与罗、蒋合撰近代史以供一般阅读。30年代以降,又陆续推出一系列“史事日志”类编年巨著。更为人知的是,他作为台湾中研院近史所首任所长,擘画创建,养成人才,使得一个新兴学术机构成长为近代史研究重镇,乃至卓然而立、孕育出享誉学界的“南港学派”。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近代中国史纲》在香港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和读者重视与欢迎,先后3版13次印刷,继又在台湾刊行,目前在大陆也已有两个版本。今人论及郭氏史学贡献,常列举其多种以“史学日志”命名的著述。综计相关作品有《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二册、《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二册、《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四册。此外《太平天国历法考订》、《郭嵩焘先生年谱》等书同属编年系事性质,也在所谓“年代学著作”范畴内。王尔敏归纳乃师史学功力所在,“基本上是春秋家正宗学养,研治史事,重视年代学”。(王尔敏:《郭廷以先生与中国近代史之学术建树》,《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第14页)可以说,史志体裁的写作几乎贯穿郭廷以学术生涯始终,堪谓其史学著述中最具特色的一种。郭廷以出生在河南舞阳一个小康的地主家庭,初小而高小,是最早一批新式学堂的试验者。1918年考入开封二中,后转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1923年被保送入东南大学历史系。柳诒徵主讲中国文化史,因材料不好解决,鸦片战争以降一段几乎无从讲起,授课只好参考日文著述,并要求学生对照《东华录》比读。这实际成为郭廷以接触近代史料的初步。他说,“初看茫无头绪,后来越看越有兴趣,从道光朝看到咸丰朝,再往前看看到乾隆朝,我另编出一套章节,很得柳先生赞许”。约自大学二年级,郭开始做读书笔记,并渐将札记范围扩充至记录时事。北洋时期军事繁兴,郭据能接触到的资料,随时记录内阁变迁、各省军队番号、驻防区变更、军官出身等等,并列出表格,这些工作为“后来研究现代史的准备”,可见其已有保存当代史料的自觉。在东大最初两年渐摸到研究门径,但真正引领郭廷以进入近代史研究天地的,还是罗家伦。他大三时,罗聘入东大历史系,郭回忆当时课堂情形:“由于罗先生名气大,讲话风趣,最初上课轰动一时,以风雨操场做教室,文科学生固然要听,其他科系学生也挤去听”。罗家伦犀利的谈锋、崭新的观念,给他极大震撼,由此结下学术之缘。1927年郭大学毕业,经罗家伦推荐,进入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时值北伐,战争一发动后,郭就以史家的敏感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据报刊逐日记“大事志”。他所在的政治部下属编史局,专门收集国民革命军史料,因此有条件写作“日志”,为将来撰写军史做预备。郭廷以有过史料学训练,在搜集资料方面非常用心,据他自述:“当时我收集资料的范围很广,标语也加以收藏,并记载了某年某月在某地某个机构贴出来的标语,由此可发现军政方面变化的迹象。”不久后,郭廷以转入中央党务学校编译部,一面担任编译,一面纂写民国大事志,范围渐渐前推,“把清末至最近的近代史大事写出一个大概,对研究近代史有了一个骨架了”。至1928年春,完成《清季史事日志初稿》,由中央政治学校印行。当年郭应清华大学新任校长罗家伦之邀北上协助行政,并以历史系教员名义与罗合授“中国近代史”。1930年离开清华,相继执教于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至1932年赴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直至1949年。在中大郭廷以开设了近代史课程,并编写多部讲义,课余还常去各图书馆查阅资料。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英文书多,地方志也有七八百种,这里成为他读书的“福地”。郭晚年忆及在图书馆狭小阁楼上查书的情形:“我把所有地方志都看过,善本书也全看过,相当下功夫,当时为了防蚊子叮,穿好衣服,但逢暑天温度一高,汗流浃背,非常之苦。”利用北京、南京等地资料,“近代中国史长编”得以不断充实内容,覆盖时段上自16世纪,下迄至民国20年代。他选出其中相对成熟的部分,以《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太平天国大事日志》独立成书。后者原名《太平天国大事日志》,据中大学生王聿均言,“改名可能是出于罗家伦先生的建议,史事日志是指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事件,而非一般事件”。两书出版后轰动一时,郭也由此奠立与简又文、罗尔纲鼎足而三的“太平天国史先驱大师”地位。至迟不晚于1939年,《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写作已基本完成,但郭廷以精益求精,不愿匆忙定稿,加之抗战军兴,辗转耽搁,一直到60年代,即台湾近史所时期才正式出版。当时《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也已初具规模,郭的多位弟子张朋园、吕实强、陆宝千、陈存恭等人对内容增补均有所贡献,而最终定稿是他晚年在纽约完成的。在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郭廷以仍旧保持着数十年前初操史觚时的工作热情,在美国各大图书馆搜集资料,逐日逐条加以增订,“到死还是没放弃”。该书出版经历了波折,张朋园后回忆说:“郭先生去世十年后,近史所才在所长吕实强的主持下,出版郭先生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在此之前,我们几乎都认为郭先生这套书没希望出版了,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人敢批评政治,不像现在,就算你不喜欢总统也可以批评他,但在当时,你只有生闷气的份。”无论如何,多种史志终得以汇齐出版,总算是对郭先生身后的告慰。今日流传最广的郭著《近代中国史纲》完成于上世纪70年代,而往前再推30年,郭廷以还出版过两大册以《近代中国史》为标题的著作。长(商务印书馆1940、1941年)这两册各达600多页的大书非一般意义上的近代通史,而是各以早期中外关系、鸦片战争为主题,按时序做“史料之整辑排比”的文献集,其性质不完全同于“史事日志”,但方法或内容均多近似。郭本人自承,在史学方面“比较影响我最大的是罗家伦先生,……影响我最大有二,其一是注意外国资料,其二是研究近代史。”1931年罗发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一文,就“科学的近代史”研究宗旨、方法及范围提纲挈领,直言“现在动手写中国近代史还不到时候”,“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此文作为“引论”收入《近代中国史》第一册,同书“例言”说:“历史研究应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国史论,现在尚为史料整理编订时期,而非史书写著时期”。史料取舍也严格按照罗所论以“原料”为尚,必不得已,始一用“副料”。这类带有干燥的、实证气味的史学体裁,易造成一种刻板形象,让人以为郭廷以只是一个会写史事编年的“史匠”。其实撰写《近代中国史》时,除了排比史料,他还特别注意使分立不同的记载“互相联通”,各主题附以简要解说,以使读者获得“一贯明了之认识”。张朋园以今日眼光视两册《近代中国史》,认为其中“不只是史料,还有郭先生对史料的独特见解,并非没有解释”,并进而指出,解释历史的观念是由蒋廷黻所种下的。郭廷以在清华只待了短短两年,有一个重大收获,就是结识了蒋廷黻。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学术界充斥“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各大学史学课程日趋专门化,而主持清华历史系的蒋廷黻却对此学术风气有自觉反拨,偏向为综合史学鸣锣开道。郭、蒋有过一同工作的经验,无论重实证的研究路数,或历史理解的宏观方面,皆多所共鸣。按郭的理解,“将史事按史时顺序排次,则全局悉入眼中,分条来看,容有支离破碎之感,综合参证,自有其脉络系统可寻”,理论上所谓待史料工作告一段落,再行深入研究,两者间并无截然分界。之所以视史事编年如此重要,在于他特强调历史连续性。郭常以李白诗句“前水非后水,古今相续流”作喻,将史实视为前水、后水,为一种不能中断的永恒连续,“历史研究首须认清史事,方能了解它的意义;史事须以史时来联贯,史时失去正确,史事即因而紊乱”。郭还重视中西“交通”的因素,认为历史不可分,不仅时间有连续性,空间亦有交互性,所谓“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此种现象“以近代为尤著”。对编写史志的工作本身,郭廷以倒看得相当平易。他视史志为“一部近代中国的综合记录”,认为是一种“极平凡而相当繁琐的工作”,并归纳“有兴趣”、“肯耐烦”、“广涉猎”、“勤动笔”、“慎选择”数项标准,在实践中身体力行。郭常向学生灌输“勤动笔”的观念,“看到什么东西,觉得有意思,应该马上动笔把它记下来”,鼓励学生从档案中找专题进行研究,如果不是经过相当时期的史料训练,他是不放心让学生直接从事专题研究的。这一观念对近史所治学风格有着深刻影响。李恩涵总结说:“当时凡是遵照量宇师指示,肯下功夫的,如李国祁、王树槐、王尔敏、张玉法等人就有很好的专书著作;没有照他的方法去做的,在近史所待了三、四十年也写不出一本好书的大有人在。”刘敬坤出自郭在中央大学历史系所教的最后一班,也是他为数不多的留在大陆从事史学工作的学生之一。对于应在史料方面下的功夫,他在多年后有所反思:“很后悔没有照郭先生所说的去做,一直到后来我自己做研究,才发觉郭先生的路子是对的。”他承认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圈子里,郭廷以是一个“奠基者”,不过遗憾地表示:“目前在大陆,有几个人走郭廷以的学术路线,但却不是郭先生教的”。

1997年5月25日,我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奠基人、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罗尔纲,因病在北京逝世。

引言:明清史这个提法大而不当。但是一些学者的论文集多用明清史题名,所以给大家一种笼统的错觉。如果细分的话,明清史应该包括,明史,清史,包括入关前与明史并行的女真史,还应该包括南明史,晚清史。如果我们打开那些题名为明清史的论文集,基本会发现,没有一本涵盖以上所有范围的。其实,这个提法,真正有成就的学者是不怎么提的。孟森的《明清史论文集集刊正续编》,是商鸿逵搜集整理的并题名的,他自己出版时叫《心史丛刊》。《明清史讲义》,应该分为《明史讲义》和《清史讲义》。郑天挺的论文集叫《清史探微》。吴晗的论文集叫《读史札记》。本篇主要谈明史。

罗尔纲1901年出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1930年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部中文系之后,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并曾兼任广西通志馆编纂及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是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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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纲治学70年,主要从事太平天国史与晚清兵制史的研究,先后完成并出版学术专著40多种、发表论文400余篇,计约700万字。他1937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是最早系统介绍太平天国运动的专著,揭示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建国以后,他出版和印行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著作达30部之多,其中150余万言的巨著《太平天国史》,不仅是他个人毕生心血的结晶,也是新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总结。

一个人的万卷书,一个人的取经路

罗尔纲主要成绩

明史研究的早期开拓者,胡适和梁启超,都是学术史,这是他们学问的一部分,所以,不能算作专门的明清史学者。胡适指导了吴晗研究明史,信收在罗尔纲写的胡适杂忆里,今天的研究生,照着胡适的指导做也会很有成绩,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吴晗的研究集中在元明之际和明朝早期,代表作便是《朱元璋传》,他自己说,这本书也可以叫做大明帝国开国史。吴晗由于建国后当官,学问作的少了,但没有放弃朱元璋传的修订,主要从事历史普及工作,推动历史小丛书和写历史剧,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也因为朱元璋传修订不符圣意,所以借着海瑞罢官的由头,被迫害,这些事,可以看虞云国的文章,收在《敬畏历史》一书。现在有人拿吴晗六十年代在中央党校的讲课稿——《明史四讲》,来作为明史的入门书,其实,这本书讲的不好,对比韩儒林的《元史纲要》和郑天挺的《清史简述》就知道了。何兆武在《上学记》里,说不喜欢吴晗的文章,把历史弄得细碎。其实,这是吴晗受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想影响。解放后,吴晗忌讳和胡适的师承关系,发过批斗文章,但我觉得言不由衷,他心里还是感激胡适的。如果当年不是胡适看了他的胡应麟年谱推荐他入学,如果不是破格录取他,他不会取得明史的成就。吴晗的弟子很少,张显清是,编写了《明代政治史》,著作《严嵩传》。

罗尔纲主要从事太平天国史和晚清兵制史的研究,搜集、整理和编纂有关太史的文献资料三千多万字,先后出版学术著作40多种,发表论文400余篇。其中,他于1937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是最早系统介绍太平天国运动的专著,提示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建国后他撰写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著作达34部,其中《太平天国史》这部有150多万字的巨著,不仅是他个人毕生心血的结晶,更是新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总结。

梁启超的弟子中,研究明清史的,是谢国帧。谢国帧的治学是明清之际,一面延续了梁启超的学术史路径,一方面重视史料的收集与南明史。谢刚主的学问很大,《增订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南明史略》,都是今天研究这段历史的必读之作。谢国帧的弟子,有李洵,商传。李洵主要在东北,代表作是《下学集》,取论语下学而上达之意。编写一套明帝列传。实际上,有两套明帝列传,以年号为书名的,如洪武帝,写的不好。李洵编写的都是某某大传,如永乐皇帝大传。这套书比较好。弟子很多。商传是商鸿逵的儿子,读的谢国帧的研究生。稍后谈。

1901年1月29日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1925年就读于上海浦东中学。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1928年转入上海中国公学,以在全校成绩最优异的前五名而得免费。1930年毕业于中国公学文学系。1930年7月至1931年9月在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家整理其父胡传的文稿。1932年至1933年任广西贵县中学教师,同时兼任贵县修志局特约编纂,担任太平天国史部分编纂工作。

孟森先生是明清史研究的奠基人,代表作主要是清史方面,《明元清系通纪》,《满洲开国史讲义》,《清史讲义》。何龄修称其为清史学科的杰出奠基人。明史研究方面,主要是一部《明史讲义》。这部讲义的重要性,我打算从两方面说,这都是别人没说过的。大家都知道,吕思勉先生写了4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这4部断代史的特点就是从正史取材,排比史料。但是由于吕先生逝世,宋以后的断代史没有这样的史料整理。我个人认为:宋辽金元方面,可以用姚从吾的辽金元史讲义和金毓黻的宋辽金史来补充,明清史方面可以用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讲义补充,由于孟森的清史讲义只写到鸦片战争之前,所以,鸦片战争之后,还应该用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来补充,这样就完整了。这是孟森先生这两部讲义的意义。另一方面,明朝断代史的写作,一般以1644年为止,但孟森先生却把南明史写上了,此后继承孟森先生写法的,只有傅衣凌主编的《明史新编》。这一写法,看似没什么,其实包含的史识是对南明史的重视。

1934年11月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助理员,做整理艺风堂金石拓本工作。1936年8月任助教,著有《金石粹编校补》及《艺风堂金石文字讹误举例》。1937年写成《太平天国史纲》一书。

孟森先生,因七七事变忧愤而死,死前题诗,卅年披尽前朝史,天假成书意尚殷。遗恨之情,令人扼腕。他的遗憾,同先秦史领域徐炳昶没有编写完传说史料,张光直没有来得及汇总一生心得,胡厚宣没有写完殷商史,宋史学界里的张荫麟、辽史学界的傅乐焕,元史学界韩儒林没有看到自己主编的《元朝史》的出版,一样令人唏嘘。一位优秀的学者没有把自己的成果和盘托出,对于学界的损失,是不可补救的。

1936年兼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助理员。1937年秋北平沦陷,11月,奔赴长沙,转入社会研究所工作。1939年升副研究员,1947年升研究员。在这期间先研究清代兵制史,写成《湘军新志》、《捻军的运动战》、《绿营兵志》等。1943年后专撰太平天国史,写有《太平天国史丛考》、《洪秀全》等。

孟森先生的弟子,有商鸿逵,单士元,吴相湘。商鸿逵之于孟森,犹如崔述的弟子之于崔述,辛辛苦苦保存、整理老师的著作,这样的弟子,即使没有什么成绩,也是应该表彰的。商鸿逵解放后在北大,学生有何龄修、郭松义,偏重清史研究。自己的儿子,倒是子承父业,研究明史。商传的书,普及型的不算,说起学术著作,就是永乐皇帝和《走进晚明》了。单士元主要是研究故宫,他儿子也是子承父业,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1944年广西通志馆向社会研究所借调至广西,研究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写有《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志》等。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科学研究所改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4年国务院从经济研究所调至近代史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以迄于今。从1950年12月起,在南京举办太平天国革命史展览,调查太平天国史迹,发掘编纂太平天国文献资料,接受筹建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任务,并兼任南京大学教授。至1964年工作完竣,始从南京返北京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此外还有两位第一代学者需要介绍。一是王崇武,研究永乐朝。代表作《奉天靖难记注》、《明本纪校注》、《明靖难史事考证稿》,都是经典。但是死的早,弟子张德信,我猜的,根据《张德信文集里》的文章推测的。张德信的弟子,私淑弟子高寿仙。另一位是王毓铨,早年研究秦汉史,解放后改行,代表作《明代的军屯》,弟子主要在社科院明清史研究所,具体都有谁,我没一一考证。

1958年起在编纂文献资料的同时,以“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史书体裁撰著《太平天国史》,经过5次修改,于1986年完稿。1981年后,以长达10年的时间,对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的原本和作者作深入的研究,发表了《<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一书,同时以其研究成果试行恢复罗贯中《<水浒传>原木》。罗尔纲于1926年10月20日发表《石达开故居》一文于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68年来,他从未间断学术研究工作,已写成著述约900万字。1986年在其从事学术研究工作60年之际,在广西、南京、北京为表彰其对学术工作的贡献,先后举行了集会和出版专刊、专书加以庆祝。

此外,还有一些一骑绝尘的人物,如黄云眉及其代表作《明史考证》。南炳文最近修订的点校本明史,有一半以上容纳了他的成果。如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此后虽然韦庆远写了《张居正与晚明政局》,资料上超出前者,但是文笔欠缺。同样的情况,还有陈梧桐的《洪武皇帝朱元璋传》,资料上胜过吴晗,文笔不如。韦庆远的弟子,毛佩琦,柏桦。毛佩琦研究永乐,但是不如王崇武,也不如台湾的朱鸿。但是露面的比较多。

罗尔纲小传

还有一些半路杀出的学者。如许大龄,许大龄的老师是柴德庚,柴德庚的老师是陈垣。陈垣和柴德庚的著作关于明清史的,以思想文化学术为主,但是许大龄研究制度史。许大龄弟子,王天有,谭天星,也是研究制度。黄仁宇,也算在这里。他的明史著作,是《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通俗版便是《万历十五年》,对明代历史提出大历史观的看法,治史路径是以社会学科的方法观察历史。他的大历史观是这样的,先站在当下,看西方为什么能够进入现代社会,然后得出一些理论,然后,用这个理论来回顾中国历史,与西方合的便是数目管理,不合的便是缺乏制度性安排,属于史观先行。

罗尔纲曾经是胡适的得意弟子;他读书不止、笔耕不止,著作等身;毕生出版专著40多种,共700多万字,他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是我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奠基人。

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明清史中的经济研究。这可以说是明清史争论的持续热点了,早年的争论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现在改头换面,成立晚明变局。明史学者,不甘寂寞的人,都参与了这个讨论,而在早年最为重要的人物,是傅衣凌,但是,傅衣凌晚年已经承认自己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是错误的,见其遗作《中国传统社会》,终于清醒了。傅衣凌的弟子,则转为晚明变局和江南经济史以及早期工业化,这些新的名词,继续讨论。李伯重,他是李埏的儿子,他的研究,我认为是有代表性的,深入的。其他学者,就比较泛泛了。

求学成才

梁方仲先生,没有参与这种无聊的讨论,而是整理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这样嘉惠后人的工具书,注重扎实的研究,一条鞭法的研究,这个说的人太多,不提了。与江南经济史相关的是晚明史的研究。我很奇怪,为什么晚明史不包括南明史?万明主编的《晚明社会问题研究》,从弘治朝算起,樊树志的《晚明史》从万历朝算起,但不约而同第截止于1644。樊树志无疑是晚明史研究不得不提的学者,代表作是《晚明史》,他的全部著作都是围绕这三个字展开的。《万历传》和《崇祯传》合在一起构成晚明史的主干,其中《张居正和万历》是《万历传》的通俗版,《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是《崇祯传》的通俗版。《晚明大变局》,是《晚明史》绪论的扩充版。其他范金民等人的研究,属于纯经济史领域了。

罗尔纲的远祖是从福建南下,经广东逐步西迁,后来才落籍到贵县的。经过数代人的辛勤开拓,耕读诗书,罗家逐渐成为县上的名门大户。罗尔纲少年时在家乡贵县中学读书,1924年初冬,从贵县来到上海浦东中学特别班补习,准备报考大学预科。

南明史以及倭寇的研究,与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有关,而晚明民变的研究,与tg建立新中国有关,近代以来的政治人物也好,学者也好,都有一种明史情节,政治人物的明史情节体现在朱元璋身上,孙中山祭奠明孝陵,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也是从朱元璋的檄文里摘抄的,而且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中山陵挨着明孝陵,都是体现,政治人物的着眼是排满。共党的明史情节,主要是不想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和控诉对当局的不满,毛说进京赶考,不当李自成,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都是体现。而学者的明史情节,则重在表彰南明抗清的斗争,主要针对日本侵华而发,南明史的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史料收集与整理最重要的是钱海岳的南明史,非常庞大,为后来学者研究提供很多方便,钱在文革中死了,可惜。解放后的农民起义研究,则催生出了顾诚,这样优秀的学者,以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为起点,顺带变进入南明史,对于南明史的评价,何龄修已经写了,说他它对经济文化着墨不多。但我觉得这样的批评是上帝视角,南明的历史,就是晚明民变与清军入关的交汇导致残明势力与之周旋的历史,顾诚的研究把握了这条主线,在叙事上,考证上,史实上都堪称一流。晚年顾诚先生着眼于卫所制度的研究,写了4篇有分量的文章,可惜由于疾病过早地剥夺了他的生命,没有继续,真是可惜可叹。

罗尔纲在浦中求学时,曾经聆听过郭沫若来校作《科学与文学的关系》,也聆听过恽代英的演讲。在当时进步思想的激励下,他与浦中的师生一起,积极参加“五卅”惨案发生后的爱国运动,到南京路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

对于卫所制度,一般仅仅当做军事制度来研究,谭其骧将其纳入行政系统研究,顾诚先生则将其上升到国家制度安排上,这一点有助于理解整个明史。目前研究卫所的大体以上三种思路。顾诚的弟子,陈宝良,赵世瑜,梁志胜,彭勇。梁和彭两个人继承了顾诚在卫所方面的事业。陈宝良、赵世瑜主要是社会文化史方面。台湾的于志嘉,也研究卫所,主要涉及这一制度的社会影响方面。杨旸的研究主要是实证的个案。此外,对于郑和的研究,主要是郑鹤声、郑一钧父子,倭寇的研究,郑樑生的贡献很大。其他的研究,不一一介绍了,有兴趣的可以看《明史研究回顾》。

1926年,罗尔纲考取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这是由共产党人领导设立的大学。邓中夏为教务长,瞿秋白为社会学系主任,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如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萧楚女等人都曾在该校任过教。这所学校不仅开设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课程,而且学校的师生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故当时有“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的说法。青年罗尔纲在上海大学读的教本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他后来曾回忆说:这是他“一生得到最新的、最丰富的新知”。

总结一下吧,对于明史的研究,进展是《明实录》的整理,这是台湾学者作的。大陆仅有黄云眉,谢国帧。目前也没有人写一部全面的明史史料学。对于明史的整体把握,只有顾诚提出了。研究明前期的学者,重视洪武十三年的废丞相,以及稍后的内阁的兴起。研究明后期的学者,重视晚明的经济变化,无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还是晚明大变局的提出,都没有回答,为什么,为什么清朝仍然是传统皇权,而且强化到空前绝后的地步。李治安从元朝的视角,观察元和明前期的变化,以为元承明制。明史学者却强调明初对蒙元制度的遗弃。到底谁是谁非,留待后续学者的研究把。而晚明民变的研究,李文治开了一个好头,中间除了顾诚,几乎是倒退,台湾的巫仁恕则更进一步。

1930年,罗尔纲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部中文系,后来先后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并兼任广西通志馆编纂及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我热切地希望明史学界能够拿出有分量的成果,而不是在官方和西方思潮的影响下亦步亦趋。

师从胡适

20世纪30年代,罗尔纲从上海中国公学毕业,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对他勤学颇有印象,就留他在家帮忙。在胡适家里,罗尔纲 的工作一是辅导胡家两个公子胡祖望、胡思杜的学习,类似于家庭教师的角色;二是整理胡适父亲胡传的遗集、校正和整理《聊斋全集》;并因此得以浏览胡适的全部藏书,受益匪浅。

罗尔纲为人木讷、诚实、勤奋,深得胡适赏识。罗尔纲在胡适家先后共呆了五年之久,用他自己的话说,胡适对他的关怀——生活方面的、学问方面的和为人处世方面的——有如“煦煦春阳”。

还是在胡适家中工作的时候,罗尔纲出版了一本名为《太平天国史纲》的小书,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胡适看到后却非常生气,批评罗尔纲把太平天国写得太好了,没有同时指出这件事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后来,罗尔纲又写了一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的文章,也同样遭到了胡适的严厉批评。有一次,在胡家,胡适大声斥责罗尔纲为学之随意、马虎,令当时在场的吴晗都觉得尴尬。事后吴晗说,没想到胡 先生这么严厉。

罗尔纲在北大考古所当了一段时间的助理后,由于发表了一些学术文章,引起了学界一些大腕级人物的注意。当时,清华大学的 蒋廷黼 教授有事要离开岗位,便有意邀请罗尔纲接替自己的位子。那是一个比考古助理不知要高多少级的位置,罗尔纲当然有些心动。但胡适却反对他去,胡适对他说: 蒋先生是大教授,博学鸿儒,你是什么?你不过对个别历史现象有些了解,怎么能接替这么高级的职位?胡适又说,你在考古所不错,别人认同你,但换了个地方,别人还能这样认同你吗?在胡适看来,罗尔纲只适合做比较死板一点的研究工作,当时考古所的工作就适合他,对于那种需要多面才能的工作,他是无法胜任的。

罗尔纲后来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以考证为主,他严格按照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要求磨砺自己,勤奋踏实,埋头苦干,最终在学术领域连出硕果。成为太平天国的历史专家,名播学界。

胡适一生得过36个博士学位;1948年8月,他在写给罗尔纲的一封信中,说到罗尔纲写的回忆胡适教诲的文章《师门辱教记》带给他的光荣,甚至多于他的35个博士学位。可见,胡适很因为罗尔纲是他的学生而引以为荣。

胡适与罗尔纲的师生情

要说罗尔纲与胡适的师生之情,还得从70年前胡适批评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说起。

1937年初,罗尔纲怀着“理想的新史学应该属于整个社会和人民”的目的,经过两年努力完成的《太平天国史纲》一书出版了。书中首次提出太平天国性质是“贫民革命”,“含有民主主义的要求,并且参入了社会主义的主张”。这在当时是具有原创性的看法,殊属难能可贵。同年2月21日早上,罗将此书送给胡看,时胡刚从协和医院出来,盖着被躺在床上休息。罗说等身体完全好后再看,胡说立即看。罗中午回家时即看到了胡的条子,“叫我午饭后即去。那天吴晗来我家,我就同吴晗一起去。到了胡适家,他已下楼在书房里等候我。他一见我就厉声斥责,说我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却没有写,有失史家公正。”胡适批评罗书,“专表扬太平天国光明面,没有说到太平天国的黑暗面,我当时受了他的责骂,不但没有反感,而且以为自己有违师教,所以到六年之后我到桂林去,有一间书店要我写自传,我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师门辱教记》叙述这一件事。”可见,罗也认同胡适的批评有一定道理。更值得注意的是,白天胡适对罗是“盛怒下责斥”,晚上写日记却温和委婉了,只说“做书不可以学时髦”。

1943年,罗尔纲的《师门辱教记》由广西桂林文化供应总社出版了。他在此书中说:“我为什么叫《师门辱教记》呢?这是因为我著的《太平天国史纲》于1937年春出版了,适之师严厉训饬我偏于太平天国,有背史家严正立场,那时候,许多太平天国史料还没有发现,我也和当时人们一样认为杀人放火、抢劫掳掠是太平天国干的,所以我沉痛地感到有负师教与他对我的希望,因此把书叫做《师门辱教记》。”1944年,罗尔纲从湘乡曾家找回《忠王李秀成自述》和搜集到的新史料,写成《世传太平天国奸淫杀掠考谬》,“才知道杀人放火为清朝军队所干,太平天国军队是爱民的军队,我并没有偏袒太平天国。”尽管罗尔纲不赞成胡适对该书的批评,但仍肯定他“那片教学生的苦心却是可见的。胡适对我的督教往往如此。这种督教,严似冰霜,却也煦如春阳。令人向上,使人奋发”。这真是“煦如春阳的师教”。

罗尔纲于“1945年在四川李庄镇把《师门辱教记》修改后,寄到重庆独立出版社卢吉忱(逮曾)重印,卢先生要适之师写篇序。适之师于1948年3月才在北平写,他抄了一份寄到南京给我,在信中说我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那时我就觉得适之师这句话说得大重了。但后来事实来表明他的话是真实的”。胡适在序中高度赞扬罗尔纲治学“谨慎勤敏”和“不苟且的美德”,认定他“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罗尔纲则说,“适之师以‘不苟且’三个字教我,使我终生感戴,受用不尽”。罗尔纲对老师的尊敬,胡适对学生的挚爱,在此显露无遗,令人感动。

1958年12月7日,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把罗尔纲的《师门辱教记》改为《师门五年记》自费在台付印,不作卖品,只作赠品之用。1958年12月17日,据在台北参加北大60年校庆和胡适68岁生日的校友金承艺看到《师门五年记》一书后说:“我得承认这本小书使我很受感动。如果这本书,仅仅是罗尔纲自己与胡适之先生相处五年,对师恩称颂的报导,那我认为它就不会很感动人了。我所以受这本书感动,是因为这本小书中有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地描写他做学问的经验,……他不单是介绍出一位对学生态度如煦春阳,而对学生求学问的态度却又要求一丝不苟,一点也不马虎的先生,并且叙述出一个极难得的虚心、笃实肯接受教训的学生。做学问而一点不苟且,永远说实话,这大概在任何时代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可是在这本书里,有一个不苟且,说实话的学生,这不能不使人感动了”。1959年,台湾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友人处看到罗尔纲这本小书后给胡适信中说:“深感罗先生真璞可尚,而先生遇青年学生亲切、体贴、殷殷督教,无所不到至极,读之令人神往,深感此书不但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实为近数十年来之一奇书,不识先生手头尚有余否?如有存者,乞预留一册惠赐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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