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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枪林弹雨突然朝周恩来袭来

周恩来端庄、高雅、细致。他的翩翩风度和彬彬有礼,他温馨的目光和极富魅力的微笑给人印象太深了,以致不少人忘记了他那更深沉也更基本的性格特征:喜欢挑战,勇于冒险。早在他领导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就喜欢上最前线。炮弹近在咫尺地爆炸,他及时卧倒而幸免于难。纠察队员劝:“总指挥,这里太危险。”他淡淡地说:“我喜欢危险。”他一生都是轻描淡写论危险。五四运动时,请愿代表遭逮捕,他平静地说:“被捕不算什么,用不着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他推开军警的枪,强行闯入直隶省公署的衙门口,被逮捕,度过半年铁窗生活,末了只说一句:“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前几年,我们几位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老人共同议了议,议出周恩来出生入死的遇险履险竟达22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他担负了重要领导职务之后。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中,像他这样多方面地频繁地遇险履险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沙基惨案”,英、法军警突然打出第一排枪时,周恩来身边挽臂而行的同志,一左一右都倒下去牺牲了。老天执意把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留给中国人民。在搜捕刺杀廖仲恺的凶手时,蒋介石突然改变口令,提前戒严,使驱车前往司令部的周恩来遇到迎面射击。司机看到对面举枪的刹那,出于本能打方向盘准备躲闪,射向周恩来的子弹连续钻进司机的头部,老天再次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周恩来。第四次反“围剿”后,6架国民党飞机突然来到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头顶扔下炸弹,周恩来大喊一声“卧倒!”扑过去将乱跑的18岁的肖华压在身体下边,这样一来,老天不但再次为中国人民留下周恩来,也不得不留下18岁的肖华,让他最终当上人民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历史上,杰出人物都有许多大难不死的经历,而被后人津津乐道。其实,这不全是运气,更不是什么天意。大难不死自有不死的道理,偶然性里深藏着必然。每当这种时刻,杰出人物的全部勇气、智慧和力量都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本能地发挥出来,这种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显示出的英雄本色,使人们无法不为之折服。比如“劳山遇险”,就是一次在猝发的枪弹面前的大难不死……一辆军用的敞篷卡车在延安南门外驶上依山修筑的黄土公路,这路是通向西安,也通向谈判。卡车驾驶楼里,坐着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昨日他同毛泽东谈话一整天,现在要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谈,然后还要上庐山与蒋介石谈;谈国共合作,谈联合抗日。一路黄尘滚滚,车上笑语阵阵。车厢里有张云逸、孔石泉这样的著名将领;有头戴礼帽身穿西服的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有负责护送任务的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连同警卫战士,连同记者、翻译,连同司机,这一车共有25人。他们中的多数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像这样坐着“轮子”进西安这一古都市,生平还是第一道,难免心动神驰,笑语不断。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延安城里潜伏着的土匪坐探冯长斗,已经在前一天将情报送出。毛泽东生前谈警卫工作,特别举过这个例子,批评警卫形式张扬,而缺乏警惕性。这是1937年的4月25日,那时延安地区的土匪还很多,有数千之众,夜聚昼散;抓起刀枪便打家劫舍是土匪,拿起镢头又晃身一变成了农民,不好收拾。其中人数多危害大的是李清伍这股悍匪。李清伍是河南人,随父母逃荒来到延安府黄龙山麻洞川老沟村。他自小耍枪弄棒,是个不安分的人,长大后成了土匪一个小头目。1935年陕北红军占领甘泉,将其队伍收编为甘泉县独立营,他被任命为教导员。这位教导员不懂共产主义也不懂三民主义,只精通吃喝嫖赌抽,借东北军围攻陕北红军之机,杀了甘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与国民党临镇民团团总姬延寿相勾结,重操土匪旧业,四出烧杀抢掠。他也打劫东北军的车,也打劫红军的车,就为了抢钱抢财物。接到坐探冯长斗的情报后,他就率了100多名土匪连夜翻过龙盘山,埋伏在了劳山腹地。劳山自西向东,隔开延安和甘泉两县,是黄龙山的一条支脉。在黄土高原那波状起伏的地貌里,这山虽算不得高,但由于有千沟万壑,满山都是梢林荒草,那地形便显出奇突惊险。卡车吼叫着,喘息着,沿劳山北麓的坡路,从一道沟谷爬上一道山梁。过了梁就是甘泉县境,卡车一头扎进了那簸箕形的山坳坳里。“砰!”一声脆响,在旷谷里引来颤动的回音。“什么声音?”陈友才本能地去摸手枪。“好像是甩鞭子。”刘久洲张望着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收敛了反共气焰,也讲了团结抗日的话。延安到西安,沿途驻扎着已成友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至于土匪,在我们清剿之下躲都躲不赢,难怪警卫员没有马上想到是枪声。可是,卡车忽然怒吼加力,朝着正前方的十多丈高的大坝梁子猛冲直闯。原来那“砰”的一响也传入了驾驶楼,周恩来在卡车冲入山坳坳时就感到这是块险地,异常的声响乍起,他便马上想到敌情,一边朝外观察,一边向司机下令:“冲,加大油门,冲上那个坝梁!”话音末落,又是“砰砰”两枪。司机也意识到了情况危急。冲过那道坝梁自然可以摆脱敌人,他将油门一踩到底,卡车吼叫着喷出黑烟,直冲大坝梁。可是,坝梁上忽然炒豆一样叫响了,埋伏在坝梁上的土匪,机枪步枪同时扫射,这些土匪枪法还准,刹那间司机便倒在驾驶座上,身上多处冒出血来,卡车轮子也打瘪了,车头一歪,嘎然而止。不等车停,几乎是在对面枪响的同时,周恩来已然飞身跳下车。车前窗被子弹打出一串洞眼,却未能伤及他一点皮毛。他贴身车头,朝车上人急令:“下车!散开!还击!”张云逸将军一边拔枪还击,一边命令陈友才:“陈副官,你和警卫员马上掩护周副主席转移,陈排长,你负责组织战士抵抗!”干部战士纷纷跳下车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陈友才还没来得及跳车,腿上已经中弹。警卫员回身想扶他,他奋力将手臂一挥:“别管我,掩护周副主席撤!”他本是穿着解决“西安事变”时的那身西装,戴着礼帽,挥手间,马上吸引了众多敌人的火力,因为敌人以为他是最大的官。陈友才也意识到敌人这种误解,为了能吸引更多的敌人,索性不走了,利用车头车帮和车上的行李作掩护,与敌人进行周旋。当你受到淬发的打击而陷入危急之中时,最紧迫的事莫过于迅速看清形势,定下行动的方向。周恩来在听到第一声枪响时,已经看清地形:山坳谷地中间的个“湫”,也就是潭。潭左是一片苇塘,苇塘后是沙质的沿湫山;潭右是一片茂密的大梢林,梢林后是被雨水冲出的深沟大壑。枪声连续响起时,周恩来已判明形势:坝梁上枪声密集,已被封锁;左侧沙质山包和山上的峰壁上是最先响枪的位置,显然也有埋伏。只有右侧的梢林一片寂静。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现场的枪声判断,袭击者不大可能是国民党军,最大可能是劫财的土匪。那么土匪瞩目的自然是“载货”的卡车,卡车遇伏只有朝坝梁上冲,不可能朝沟里栽,所以梢林及林后的沟里很可能不会有伏兵。“突围,尽快摆脱敌人!”周恩来在分秒之间已经定下决心,将手一挥:“向梢林里撤!”张云逸、孔石泉、吴涛等人在周恩来带领下,迅速离开公路,钻进右侧的梢林中。事后查证的情况果如周恩来所料,李清伍就是在坝梁上的山神庙里指挥这次伏击。他的护兵李卓才曾指着钻林子的周恩来一行人喊:“看,那几个要跑!”“嗯,”李清伍鼻腔里喷一股粗气,“早就看见了。”“快叫上几个人去迫吧!”“追他干毬甚!”李清伍白一眼护兵,“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细软都在车上呢!”周恩来进入梢林后,虽有子弹把树枝打得纷纷折落,但这种乱枪已带了很大盲目性,威胁性小多了。一行人转过一个山头,喘喘气,才发现张云逸的手部被子弹擦伤一块皮,孔石泉的衣领被打穿两洞。真够玄。顺沟转过几个山包,糟糕,发现进了沟掌:前边是两丈多高土崖,两侧全是悬崖峭壁。由于并没完全脱离危险,警卫战士急得满头大汗。“不要紧张。”周恩来轻轻摆了一下手。据战士回忆,口气轻松得像日常聊天。他接着仰面望望崖上,目光落在低垂的树梢上:“嗯,办法是想出来的么。”轻松的语气驱散了浮动在人们心头的急躁惶恐,战士曹鸿都顺周恩来的目光望住那低垂的树梢,心中忽有所动,跳几步纵身一跃,抓住了树枝,顺势荡去,脚在崖壁上紧蹬两下,一把抓住崖头的灌木便翻了上去。他迅速解下绑腿,放下来,把崖下的同志一个个拽到了崖上。这里还能听到沿揪山的枪声。周恩来伫立崖头,望着枪响的方向,久久没作一声。他在想什么,惦念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作为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陈友才为了吸引敌人火力,掩护周恩来等领导撤退,拖着一条受伤的腿,拼命向敌人射击,直到最后牺牲。这场战斗,我们共牺牲了11名同志。据当时曾在李清伍手下当过土匪的高彩娃回忆,当土匪们一窝蜂地拥上卡车时,全傻了眼。车上既无银元,也无烟土及任何值钱的东西。他们不死心地去搜检牺牲了的战士,只从陈友才身上搜出一张名片。这张名片是陈友才为在西安联络工作而带在身上的。有识字的土匪拿着名片念出三个字:周恩来……李清伍刚听完这三个字,立刻像被烙铁烫了一般跳起来,脸孔刷地全变白了,惊叫道:“啊呀,坏了!捅下大乱子了!快,快跑!”刹那间,这群土匪便如鸟兽散。李清伍还算明白,他确实捅下大乱子了!几乎成为历史和民族的极大罪人。此后不久,他和他的土匪部队便全部被红军剿灭了。他受到了应有的严厉惩罚。当周恩来一行走到三十里铺时,卡车遭土匪袭击的消息便迅速传到延安。一批批的骑兵、步兵、民兵紧急出动,进赴出事址点。然而土匪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望着公路边,田埂旁那战友们的尸体和鲜血,随增援部队一道杀回来的张云逸哭了。周恩来没有休息,第二天便又起程赶赴延安。起程前,他匆匆跑一趟军委医务所,看望安慰负伤的警卫战士,其中包括打伤臀部,伤及中枢神经的贴身警卫刘久洲。“周副主席,我不能保护你去西安了……”刘久洲话没说完便哭了。“别哭,小鬼,很快会好起来的。我还会来看你。”年,周恩来还到北京前门饭店看望了担任饭店革委会主任的刘久洲同志。他对在场的同志们说:“30年一晃眼。30年前他跟我在一起,我在劳山遇险,他为了掩护我,身负重伤,是个好同志啊!”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到延安访问,谈到劳山遇险时,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生中曾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他要为陈友才等同志扫墓,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同志的坟墓不曾保存下来。周恩来难过地说:“陈友才同志牺牲得很英勇,要把烈士们请进陵园,给他们立个碑!”年6月,陕西省甘泉县人民政府,在沿揪山发生战斗的地方,为烈士们立起了一块石碑。周恩来的一生,最多的是工作,最缺的是时间。他对时间的珍惜处处都能表现出来。比如他不会走慢步,双脚不动则已,一动就是高频率。比如他不赞成毛泽东乘飞机,那个年代的飞机安全系数太小;但他自己又酷爱乘飞机,他说:“能节约很多时间,冒点险值得。”我们这些老人一块议论,周恩来的遇险履险,最多的还是在飞机上。比如由西安飞延安途中迷航,幸末像“4.8”烈士那样撞山;比如出访阿拉伯国家,在灯火全无的黑夜里被迫盲目迫降;比如赴万隆会议时,他所拟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中爆炸;比如为了吊唁胡志明逝世,飞机冒险进入雷雨区,风狂云卷,更有电光雷火,整个天空黑透红透,那惊险壮观的景象就连飞行几十年的老驾驶员张瑞霭也生平仅见过一次。当我惶恐不安地想去提醒驾驶员太危险时,周恩来竟能稳稳坐在舷窗旁,入戏一般欣赏着外面的风云变幻,烈焰满天!最后,飞机侥幸未被雷电击中,在云隙中钻出险区。机上所有人都大汗淋漓,神经差点绷断,周恩来却始终一身轻松:“我知道瑞霭有办法。”在议论中,我讲了这样两次各富特色的飞行遇险和履险……年1月30日,我跟随周恩来冒着严寒赶到西安机场。冬日天短,快9点了,太阳才不过一竿子高。不过,这是一分难得的大晴天;极目四望,云彩丝儿都不见。停机坪上,一架美军c一47型运输机被朝晖染上一层淡淡的玫瑰色。我心里一阵欢乐,一阵轻松。欢乐是因为8年抗战终于胜利,“政治协商会议”也即将结束,何况昨天办事处的周子健、伍云甫招待我们在西安上等浴池洗了个痛快热水澡,扫荡一遍身上虱子,这辈子还没洗过这么舒适的澡。说轻松是因为天气好,免去昨夜的担忧。“政协会议”结束前,周恩来赶回延安是为了同毛主席党中央商量如何再向国民党让一些步,以求达成协议。会议明天要闭幕,周恩来无论如何会坚持今天飞回西安。我只担忧遇个恶劣天气,他也会坚持起飞,那前途可就难卜了……幸亏是个大晴天!机长已经出现在舱门的舷梯旁,当周恩来走近时,他马上立正敬礼,并大声报告。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军人士气正高,何况这是马歇尔将军专门为周恩来指派的专机,何况周恩来在这次“政协会议”上被定为上将军衔,以便开展军事三人小组的调处工作。所以,美国飞行员都称周恩来为周将军。除了我们随行的工作和警卫人员,依次登机的还有陆定一和邓发同志,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以及叶挺将军的爱女小杨眉。舱里共坐10个大人1个小女孩儿,这个女孩子便成为话题的中心。“杨眉,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能出来吧?”邓发问。“知道。”小杨眉生得聪俊,特别招人喜爱。“周伯伯说,蒋介石打了败仗输了理,不得不答应恢复爸爸自由,让他光荣出狱。”“蒋介石这个人,从来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陆定一幽默地评论,“他要不跟你玩名堂,他就不是蒋介石了。”“那他要不放爸爸出来怎么办呀?”杨眉着急了。“这次他不想放也得放,”邓发作个手势,“这次我们是用5个大坏蛋跟他换2个人,换回你爸爸和廖承志叔叔。”“叔叔你骗人!”杨眉瞪大天真稚气的眼睛,她不信像爸爸那样的好人怎么会用坏蛋去换取。当时杨眉那双容不得一点污垢的清澈的眼睛留给我极深的印象,至今想来都不由得流泪。谁能想到呢,这样天真纯洁的孩子,在2个月后竞死在了空难中……当时,周恩来给杨眉作了解释,说蒋介石节外生枝,提出要我们党释放他们进攻我抗日根据地而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官马法五等人,他们才释放叶挺将军和廖承志。为了尽早迎接叶挺将军出狱,我们只好答应了。说话间,飞机已经发动。从西安飞往重庆的航线是极为特殊的,不是仰角向前升空,而是以大角度一个劲作螺旋式爬高。这是由于秦岭一拔千仞地横在航线上,飞机必须先爬高到5000米以上高度才好向前飞越它。飞机油门不断加大,马达的震动使得机体像要碎裂一般,飞机上升仰角大,每个人不但要系紧安全带,还不得不用手扳着铁凳维持平衡。那时飞机简陋,舱内金属骨架裸露,又没有保温设备,不久我们便开始经受那种这一生再未曾经受过的严寒的考验。然而,这还不够。开始气短,开始耳胀,五脏六腑开始翻涌,多数人终于按捺不住地大吐特吐起来。我正理不清嘴里鼻腔里的刺人的酸辣味道,机身又颤抖起来,并且像断线风筝二般忽上忽下,左右无根基地晃荡浮沉,头顶和身后的钢铁骨架惊心动魄地咯嘣乱响,好像随时都可能散架。“把口张开,张开耳膜就不那么鼓胀了。”这是周恩来轻松而亲切的声音。我狠狠吐出从胃翻上嘴里的腌臜物,掀眼帘望去,周恩来没事人一样,还笑呢。我笑不出来,张大了嘴巴喘气。我听到机身上砰砰乱响,接着是江青不安的声音:“冰雹,遇冰雹了。”江青去重庆是为医治她的牙齿。在延安她捂着腮闹牙病,周恩来说:“到重庆去看看吧,我认识一个牙科专家,是给蒋介石看牙的医生。”就这样,江青和我们一同上了飞机。那位给蒋介石和江青看牙的医生的儿子,现在是北京医院的副院长。西安飞重庆也不过一小时,遭了这样的罪,那一小时就显得太漫长了。我感觉飞很久了,看看表还不到10分钟。这时间怎么停了步?飞行组里一位大个子美军从驾驶室来到机舱,脸色很难看,好像比我们还负担重,走到周恩来和陆定一面前叽哩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也叽哩咕噜说英语,我们听不懂,只觉得那手势和神情都有些不妙。周恩来站起身,随大个子美军去了驾驶室,在那边还是叽哩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会英、法、德、日、俄五种外语,除俄语稍差些,另外4种语言当时讲得都很帅,这也是我常为共产党感到自豪的地方,蒋介石可没这两下子!“何副官!”周恩来朝我招呼,“你过来。还有李秘书!”我和李全德跌跌撞撞走过去。周恩来以很少使用的严厉声音命令:“机长说现在必须减轻载重,你们把那些可以丢掉的货物和行李都甩出去,注意文件箱和公文包,要保护好,别丢错了!”显然,我们遇上严重的危险了。安全第一,人命要紧,没什么可犹豫的。大个子美军拉开舱门,寒风呼啸着冲进舱内,冲撞、扫荡、屠杀。两耳轰轰响成一片,听不见谁喊什么,反正动作要快,拎着机上的便梯、铁桶、铁箱就往外甩。扔光了美国人的东西再扔我们自己的东西。几箱子延安梨扔出去了,几捆羊皮筒子扔出去了,几匹延安纺的毛呢料扔出去了,手枪箱子、个人行李,连江青的行李皮箱也扔出去了,最后把为延安购药的一箱子20万元钞票也扔了!他妈的,那大个子美军眼睛转着还要找东西扔,再扔就该扔人了!说实话,先扔美国人的东西,扔一件就像扔一个包袱似地轻松,轮到扔我们自己的东西,扔一件就像割去一块肉,带来的不是是锥心的痛楚。我们经济上多困难哪,一支香烟几个烟鬼轮着一人狠狠吸一口,现在这么多钱和财物大手大脚全扔了……可是,也怪不得美国大兵还要找东西扔,这天气跟国民党蒋介石一个毛病,你让一步他逼一步,你让多少步他就不放松地逼多少步。气温越来越低,机翼机身结满了冰,而且越积越厚,机翼的冰引起气流改变,升力骤减,连飞机的升降和转舵都难以操纵了。大个子美国兵再找不到可扔的东西了,又走到周恩来跟前,俯下身子一脸无奈地叽哩咕噜,还不时指点我们这些乘客作手势,那手势叫我直抽凉气,分明是要“扔人”了,扔几个来保住剩下的人!周思来一脸严峻,眉宇间蹙起“山川”,终于点点头。于是,陆定一便立起身来,那是要宣布重大决定的神情。我当然不相信扔人,但美国大兵的手势绝对明确是朝舱门外扔人。他想扔谁?20年后也许人们会说先扔江青,那时扔谁也不可能扔她和杨眉两个女同志啊。不是首长的只有作家戈茅、秘书李全德、军事参谋童陆生和我这个副官……“外面气候恶劣!”美国大兵说一句,陆定一大声翻译一句,“为了先生们的安全,请作好准备,背用降落伞,必要时就跳伞离机!”原来是这么回事!美国大兵开始给我们发伞,边讲边示范:如何背伞,如何跳,如何拉伞,什么是错误的动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刚刚放松一点的神经,随着他讲一项要求又绷紧一步,到最后,无异“扔人”一样紧张了。谁跳过伞啊,跳出去伞张开张不开呀?探望舷窗外,秦岭一条条山脉像章鱼伸出的狰狞的爪子要攫住我们的飞机和每一个人……邓发走到我身边,脸孔像秦岭那寒风中的岩石,一字一顿对我说:“小鬼,如果跳伞,你一定要好好紧跟周副主席,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首长放心!”我用力点点头。人就是这么怪,一旦想到责任,其他杂念便立刻烟消云散,那种庄严神圣又慷慨激昂的情绪便澎湃起来。大个子美国兵站到了舱门那里,等候机长命令,随时准备拉开舱门招呼我们跳。因为这种飞机还没有跳伞的自动开伞装置。他没有背伞,机组人员都没背伞,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条令对运客飞机机组人员的规定,是为了替每一名乘客负责任。望着他那严肃待命的表情,我心里忽然一热,产生了好感和敬意,这真是一批经过严格训练的富有强烈责任心和荣誉感的好兵啊!震耳的马达声中,我忽然听到一阵隐隐的呜咽声,像蚊虫似地微弱。寻声找去,原来是小杨眉。她坐在江青身边,伏身嘤嘤轻泣。我正要过去,周恩来已经先一步过去,坐在了杨眉另一边,轻轻抚慰她:“杨眉,不哭,不要怕……”“周伯伯。”小杨眉抽泣着,“我,我没有伞包……”真是忙中出错,竟忘了这个小人儿。周恩来立即站起身,解下身上的伞包,给杨眉背好,一边安慰着:“勇敢点,杨眉,学习你爸爸,什么都不要怕!”这个情节后来传扬出去,成为尽人皆知的周恩来让伞的佳话,并且被编入学生的语文课本。周思来在危难时刻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确实使机上每个人都深深受了震动和感动。我马上解下身上的伞包,走过去递给周恩来。当我们互相坚持让给对方背时,大个子美国兵又找出一个伞包给了我,并且伸出大拇指朝我们叽哩咕噜一番。飞机还在颠簸飘摇,终于,机长的命令传下来,情况严峻,无法过秦岭,只能返回西安。周恩来尊重他们坚持科学的态度,同意返航西安。飞机在西安机场着陆停稳后,我那颗悬着的心才从喉咙落回到胸腔里。下飞机一看,好家伙,机身晶明透亮一层厚冰,在阳光下咔咔地响着裂开,大块小块往下掉。“中午在鸿宾楼请客,”周思来大声说:“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一下这些美军人员,他们的态度和精神是值得钦佩的。”美军人员对周恩来如此厚待他们,高兴不已。席间,美国大兵说:“今天能大难不死,这是上帝保佑你周将军。”周恩来笑着说:“不是靠上帝,是靠你们美国军人高超的技术和艰苦顽强的努力。”美国大兵听了都鼓了掌,兴奋不已。当局思来表示一定要赶去重庆,下午还要冒险一飞时,机长马上同意了,并且很有信心地说,有经验了,下午先升到5000米以上,避开结冰的气温层,然后再飞越秦岭。饭菜鲜美,美国大兵个个吃得红光满面。我们这些上天就吐的人却敢看不敢吃,都吐怕了。午后2点,我们带着希望、信心,也带着紧张和风险又登上了那架美国运输机。飞机扶摇直上,重新笼罩我们的又是冷。奇冷、酷冷,比上午还冷,我过雪山也没觉这么冷,这辈子再没遇过那么冷!周恩来脸色灰白,胸脯起伏着,我们也都强烈地感到胸闷气短,拼命作大呼吸。登机前机长就提醒,这一次飞得高,会缺氧,现在我们尝到了缺氧的滋味,我脑子里不时闪出离了水的鱼儿拼命煽动两腮,嘴巴翕动不已……周恩来忽然起身,头重脚轻地走到驾驶舱,请大个子美军拿来飞行员自备的氧气。若不是忍耐到极限,周恩来不会这样做……可是,我错了。周恩来没有吸氧,他喘息着说:“何副官,你给江青吸吸氧。”周恩来对江青的关心是格外的。午饭时,我和李秘书向他检查,不该匆忙间扔掉万元钱,周恩来并没责怪我们,却吩咐办事处周子健处长赶紧替江青买些生活必备品带上,以免到了重庆临时受窘,生活不方便。现在,他自己忍受着缺氧的折磨,却首先关心江青缺氧,显出不支,由我和大个子美军帮她戴上氧气罩吸氧。江青大口大口地吸着,苍白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她感觉好一些,便拿下来给她心爱的小杨眉吸。说实话,江青是真喜欢天生丽质,无比聪俊的小杨眉,时时惦着她,关心她,跟她聊天,见她冷就搂紧她,用体温温暖她,那种爱时时可以从一瞥目光或一声轻唤中感受到的。然而,她什么都可以关心照顾到小杨眉,唯独到了最紧迫关头作不到把自己的伞让给小杨眉,只会焦急地喊:“哎呀,小杨眉还没有伞呢,快,快,小杨眉还没有伞呢!”周恩来平时没有江青那么表现出对杨眉无时无刻不在的关心,但他最后让出了自己的伞。小杨眉一定是明白这里分量的差别吧?她接过氧气不肯吸,一定坚持要周恩来吸。她依向周恩来举着氧气罩向他鼻子上送:“周伯伯,你吸,你吸呀……”小杨眉哭了,“你不吸,我决不吸一口……”周恩来眼圈湿了,我们在场的人眼圈都湿了。由于飞机绕道成都加油,所以傍晚时节才到达重庆上空。重、庆四季多雾,冬春尤其大雾不断,人称“雾都”。飞机开始下降,大个子美军来到机舱比划手势叫我们系好安全带。窗外云雾如翳,舱内一片昏暗,有夜色的感觉。飞机降得很快,我们的心也跟着下坠,下坠,因为始终不曾钻出云雾,而飞机放起落架的声音已经听到。我们虽然不懂飞行,可也懂得,钻不出云雾,飞机不可能降在跑道上……蓦地,那颗下坠的心向上一跳,飞机吼叫着又直向上空钻去,显然,第一次降落失败了。无线电里不时传出陆空对话声,周恩来以其事必躬亲的一贯作风走去驾驶舱,我本能地跟过去。机长说明云雾太大,而且低垂,找不到机场。而机场塔台也不同意降落,说天气恶劣,要求飞机返回成都。“你们要沉着冷静,”周恩来没有讲英语,由陆定一翻译他的话,“一定要做到安全着陆。”美国驾驶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种自信心,简直可以说是自负,好像任何怀疑都是对其荣誉的伤害。机长说:“只要能判明地面一两个目标,我就能安全降下去!我飞过多次重庆,这个机场三面环山,一面丘陵,条件是差,可我有经验和技术。”飞机再次下降,穿云作低空飞行。钻云雾真是一种阴森森入地狱的感觉,飞机下降下降,没完没了地下降,好几次我都以为要撞山或栽进地里去了,但始终没听到那轰然的截止声,倒是又听见发动机一声怒吼,飞机再次朝天上骤升,一个劲地升上去。塔台通过无线电命令飞机返回成都降落,机长大声说:“那样就会发生燃料不足的问题!”周思来转身望住舱内,目光依次扫过每个人面孔。我们都无法掩饰那种懊悔的心情。早知落不下去,实在不该作这次冒风险的飞行。“镇定。”周恩来轻轻说一声,忽然笑了,那是使人忘记外面危险的微微一笑:“我们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为了能最后签订政治协议才掐着日子回延安,又掐着日子赶来重庆,冒点风险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天黑得很快,机舱里亮起两只昏黄的灯泡。美军驾驶员在争取最后的一线希望,第三次下降,争取在天黑前能落下去。周恩来又钻进了驾驶室,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飞机的前方,其实也是下方。在一阵难熬的下降飞行之后,左前方忽然闪现一个隐约的目标。“那里!”周恩来手指目标叫一声。美军驾驶员的目光一瞟,已经拉起机头,将飞机重新升上天空,并朝周恩来举起拇指作个有力的赞赏表示。这些美国大兵确实技术厉害,眼前就晃了一下隐约的目标,外人根本不知那是什么东西,是山是楼是塔台?他们已经信心十足地一推驾驶杆,迅猛地进入第四次迫降。下降、下降……崩!所有人一震,还没完全明白过来,飞机已经变成水平运动。经验马上告诉我,这是在地上滑行!由于东西全扔了,飞机没滑行多远便停稳。我们欢呼着差点跳起来。下飞机一看,乖乖,差不到5米就冲出跑道了。原来飞机是在跑道中段才触地,要不是负荷轻,真不知又要出什么危险呢。周恩来带着我们全体乘客去向美军机组人员表示感谢,同他们一一握手。大难不死,这些美国大兵的神情永久地留在了我记忆中。那位机长立正敬礼,然后握手,然后将一只手朝天上伸去:“周将军是伟大的人物,上帝总是保佑您的。”那个接触最多的大个子美军还挺严肃认真地点点头:“能为周将军服务我感到荣幸。”最近我常想,这些美国大兵还有在世的吗?如果他们知道周恩来以后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所受到的广泛尊重和爱戴,他们一定会为这次“服务”更感荣幸的吧……我讲的第二件事发生在柬埔寨,真是说险不险,说不险比哪次都惊吓人,所台风险比哪次都大。那是1960年,我跟随周恩来出国访问。当时我的职务已经从总理副官改为机要秘书。在越南访问时,就传来柬埔寨国王去世的消息。柬埔寨是我们出访的国家之一,周总理一得到消息,马上叫我发电致哀。到了印度,周总理又叫我们每人买了一套白色西服,去柬埔寨时穿。我不理解:“总理,为什么穿白色西服去柬埔寨?”周恩来说:“穿白色西装,到柬埔寨也算我们的悼念。”我说:“国王死了,我们是外宾,还给他穿孝服呀?”周恩来指点我说:“何秘书,这个道理也需要我讲吗?人家国王逝世,是国丧期;从礼节上,从理解上,我们都应该这么做。去吊丧是我们出访柬埔寨的重要内容之一,你告诉大家,这个思想一定要明确。”到达柬埔寨时,我们清一色白色西装,友好而肃穆地走下飞机。西哈努克亲王见了,大受感动。这是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访问柬埔寨,与西哈努克亲王立刻建立起了很深的私人友谊。周恩来要和代表团一起住旅馆,西哈努克亲王不答应,坚持要周恩来住王宫。总理早就给我们出访定下了规矩,重要的一条就是“客随主便”。客随主便,周思来被西哈努克接入王宫。当时王后还在,周恩来同西哈努克都住在了王宫里。王宫不大,还不如我们北京的官园大;房子不大也不多,我和总理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没地方休息,只能轮流进地下室去休息。不过,王宫的花园不小,非常漂亮,体现了真正大自然的美。客随主便,西哈努克安排周总理参观柬埔寨的医院,电台,这都是我们援建的。西哈努克亲自担任讲解。从见面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强烈地感受到这位新国王很聪明,受过很好的教育,举止言谈文雅礼貌,风度翩翩。柬埔寨的华侨非常爱国,周总理每次外出,华侨们都全体出动,在马路两边和公共场所自动形成纠察线进行保护。因为当时柬埔寨不太平,南越人经常搞偷袭,每次外出公开活动都包含有一定危险性。西哈努克对于华侨们的表现满意又自豪,两眼朝周恩来一闪一闪地望着,说:“这是柬埔寨的华侨,他们爱第一祖国,中国;也爱第二祖国,柬埔寨。”这天晚上看过演出,陈毅外长对周恩来说:“总理呀,咱们明天可得分开活动了。我去吴哥窟,纯是游玩,你和西哈努克参观白马,可是重头。”第二天,周恩来与陈毅便分开活动了。这一切都是客随主便,听西哈努克亲王安排。陈毅先走了。陈毅走后,西哈努克才请总理出发。我们当时谁也没料到这是西哈努克早已心中想好的一步棋。简易机场上停有两架小飞机,螺旋桨式的小飞机。西哈努克陪周恩来上了第一架飞机。这是西哈努克的飞机,里面装饰过,很漂亮,但是很小,坐不多人。西哈努克带了个警卫,周恩来只带了法文翻译齐宗华,我们都没上去,主人安排我们上第二架。上飞机前,只遵循客随主便的原则,也没多问,都以为去白马参观。西哈努克一上飞机,形势全变了。他突然赶开飞机驾驶员,说:“今天我亲自给周总理开飞机。”我的天哪,西哈努克要开飞机?而且是载着我们的国家的总理周思来!西哈努克当时还很年轻,完全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我们的总理可是62岁的老人了。西哈努克如果60岁,他决不会这么冲,这么冒失,他的这个举动充满了青年人所特有的血性、锐气和热情,但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带来的可是承受不起的压迫力。我承认西哈努克聪明,聊起天来,天文地理,鸡毛蒜皮,什么都懂一些;他还会作诗,会作曲,会唱,会表演,他会开汽车,但说啥也没想到他还会开飞机。这毕竟是1960年啊,一国元首开飞机我实在是第一次听说,并且马上要见识……陈毅元帅要是在就好了,他一定会巧妙地谢绝阻止。可他已被聪明的西哈努克先打发走了,剩我们这些人,事前不知道,事发也没法劝,这种场合可是没有我们说话的份,只能看周总理自己的态度了。而总理的态度,不看也知道,肯定是客随主便。果然,总理只是微笑点头,毫无担忧和拒绝的表示。然而事情还没完,西哈努克坐上了驾驶位,又发话了。“总理,咱们今天不去白马了。”他回头望住周恩来,“咱们今天去××岛,到那里视察一下。”这个岛名我现在记不准确了,当时所受惊吓太大。因为那个岛就在南越的边边上。这个岛本来是属于柬埔寨的,南越反动当局在美国支持下搞霸权,争这个岛,说应该归南越,所以经常派武装部队去骚扰。那岛子是兵家所争之地,已经充满危险性,偏又听说还有土匪,更是险上加险。西哈努克现在就要开飞机去闯那个岛。今天讲起来,我不能不佩服西哈努克那种勇敢无畏的闯劲,他虽然出身高贵,从小生活优越,但在为民族和国家的奋斗中,确实不乏献身精神。在当时,我却实在认为他是年轻人的冒失,并且也明白他的用意:你南越不是有美国人支持吗?我有中国朋友!现在中国的总理陪我一道来视察岛子了,这就是承认并支持柬埔寨对这个岛屿所拥有的主权。客随主便,飞机起飞了。虽然距离很近,飞行时间不长,我却汗透两层衣。想想刚访问过的尼泊尔,比亨德拉国王叫周恩来坐他的飞机,起飞后就发生故障,飞机差点坠毁。那次周恩来、陈毅都在飞机上,警卫人员基本没上去,也是这种小飞机,我在场,急得我心差点从嗓子眼跳出来。那场惊吓的后遗症还没消失,现在又乘上了这种小飞机,我一个劲地从窗子朝外扫视,就怕前面的飞机出事。我相信,老国王要是不去世,决不会发生这种事。始终没有望见总理的飞机。舱里不知谁喃喃,美国和南越的飞机常窜过来……我的心咯噔一下,忙又朝窗外望,这次可就怕发现飞机了,要是南越飞来几架战斗机,那可成大事呢。我还记得1956年11月那次,周恩来与贺龙从河内飞金边,航线恰好要从美国控制的南越和泰国的空军基地间穿过,那里仗打得正凶,周恩来却说:“不管危险多大,一定要飞过去,人家在等着我们呢,不能第一次打交道就失信,我们代表的是整个国家!”那次周恩来亲自参加飞越的研究会,设想各种应付方案。飞越险区时,无线电里一直响着美军基地的陆空对话声,周恩来和贺龙却一路谈笑风生,使我多次想起草船借箭里的诸葛亮,想起当年跟随周恩来参观武侯祠……那次低空飞行,平安过了战火激烈的险区。我还跟总理穿越过美国和蒋介石封锁的台湾海峡,虽然都过来了,却每次都压力大得减寿。以一国总理之尊,屡次冒这样大的风险,值得吗?谢天谢地,飞机终于着陆了。我不等出舱便看到了西哈努克驾驶的那架飞机,长长舒口气:这个年轻国王还真有那么两下子。下飞机时,突然听到叭叭一串清脆声响,实在是跟随总理多年,年年都遇有险情,稍有情况便联系起一堆经验之想。我马上想到了劳山遇险那一次,曾错把枪声当成鞭子声……土匪!这是生出的第一个念头。刹那间的紧张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我紧冲两步,发现周恩来一脸平静轻松的微笑,完全是游览名胜的悠闲自在的神情。有人在喊:“中国的总理来了!”“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前来参观视察!”我稍松一口气,到底没弄清那声响是枪声还是鞭炮还是甩鞭子声?总之岛上的人一听说是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到了,都表现出热烈、激动和友好。我能鲜明地感到中国的国威,感到周恩来的赫赫英名就是在这荒僻小岛也尽人皆知,并且民皆仰之。特别是华侨,那激昂热烈的情绪使我坚信,真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事发生,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用生命和鲜血来保卫代表祖国出访的周恩来总理。那一趟视察,无论风景多美,异国情调多么迷人,我始终不曾有丝毫的轻松可言。直到回了金边,那汗还没有出完。一到王宫,我就抱怨:“总理,这可太危险,太不象话了。”周恩来淡淡一笑:“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不该这样说。人家是国王,是元首,你们不能把总理考虑到国王、元首之上。”他眨了一下眼,目光变得深沉。“你们替我担心着急,一方面是负有责任,另方面是不是有大国思想?不要把大国的总理考虑在小国的元首之上。无论大国小国、穷国富国,在国际关系上都是一律平等的,不但要这样说,更要这样想,这样做。”陈毅元帅来了。他显然听说了这件事,那坦荡的性情再配上个大嗓门,一见总理便嚷起来:“不行,我得去找西哈努克亲王说说,这还得了,这么大的事……”他被周恩来一个严厉的手势止住了,怔怔地望着周恩来。“国王、元首给你总理开飞机,你说什么?你再高有人家元首高?”“可也得打个招呼哟。”“人家国王也去了嘛,我们要支持,那岛子本来就是人家的么。”陈毅同西哈努克的友谊是很深的,私人交往也密切,很有感情,所以说话没那么多顾忌:“唉,他是够勇敢够敢闯的,又开飞机,又拉了中国总理去岛子上向南越示威……”周恩来笑了:“人家元首开飞机,我能拒绝吗?越是小国家,我们越是要尊重,决不能损伤小国的自尊心。我们坚持的就是这么一个原则:大国小国一个样,穷国富国一个样。生活中人与人交往也不能嫌贫爱富啊,何况是国家之间。”陈毅连连点头,不再提这件事,转而介绍他参观的吴哥窟。周思来也并没把这次冒险当回事,在他的经历中,这也确实算不得什么“险”。他只是遗憾没看到吴哥窟:“唉,未能一睹为快啊,可惜!””不同于枪弹下的幸免于难,也不同于空中的遇险,周恩来还曾多次在大的政治较量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凭着大智大勇,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转危为安。那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度,堪称千古一绝。年4月下旬,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实在是段灰暗的日子。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送中央代表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谁能想到这2人变成两股祸水?张国焘到了那里后,利用“肃反”将开辟鄂豫皖根据地的优秀红军将领几乎杀光,其黑暗和残酷程度在60年后的今天都不宜全部披露,最后发展到分裂党,另立中央的地步。对于张国焘的罪恶人们已经知道不少,无须多讲。这个护送张国焘的顾顺章还可以再谈谈。他虽然危害时间极短暂,却对中共中央的安全造成从未有过的极大威胁,堪称创造了一项中共党史之最。顾顺章原是个上海工人,参加共产党后,到这时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领导中央特科工作,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熟知中共中央机关和多数中央领导人的住址,掌握党的大量重要机密,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他护送张国焘走后,在武汉被捕,很快叛变,并且向国民党当局献计献策,想以突然袭击的办法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在这一危急时刻,首先立大功的是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他获悉情报,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并转报中央。要在极短时间里,要在敌人统治下,迅速完成大规模的疏散隐蔽任务,其艰巨性,危险性在白区工作中都是罕见的。中央将这一重大事件的处理委托给以周恩来为首的几位同志全权处理。周恩来一分一秒不放松,与陈云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同志协助下,销毁大量机密文件,疏散所有党的负责人和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捕的干部;切断叛徒在上海可能利用的所有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赶在敌人行动之前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避免了一次后果极端严重的大破坏。周恩来在重大关头所表现的这种惊人的静气,他在危难时刻所显示的钢铁意志,周密准确地估量形势,果断正确地采取行动,在以后重大政治斗争中多次再现。比如长征途中张国焘准备加害中央之际;比如加纳发生谋刺总统事件后,他如期访问加纳给予支持;比如尽人皆知的“9.13”事件中。邓颖超曾对我们讲述她与周恩来在大连遇险脱险的经过,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明周恩来每临大事有静气,沉着、机智、果敢的品格。年,中共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当选为代表,邓颖超列席会议,两人在五月初一道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船过青岛时,周恩来与邓颖超上岸吃饭,并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当时山东济南刚发生日本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的惨案,因惨案发生于5月3日,所以又称“五三惨案”。报纸上几乎全是报道这方面的内容。周恩来买许多报纸,引起日方侦察员注意,轮船停靠大连码头后,周恩来与邓颖超正准备下船,面前出现了3名穿警服的日本人,也不讲话,目光灼灼盯紧周恩来,就那么沉默着挡住去路。人心中但凡有隐秘,最惊的莫过于这种莫测高深的目光和沉默,许多极富经验的斗士也难免栽在沉默中。周恩来却表现出超人的静气,显出一种惊讶、不解和不满的神情,皱起眉头问:“这是什么意思?有事吗?”日本水上警察厅的警官没有诈出破绽,便冷冷而又突然地问出一声:“你的,什么的干活?”“做古玩生意。”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应上一句。虽然他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但自小受家庭熏陶,关于古玩的知识却不少,完全可以周旋下去。“你买那么多报纸干什么?”又一个警察用流利的中国话抢问。“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消遣。”“你要去哪儿?”“吉林。”“到东北干什么?”“去看望舅舅。”个敌人交换一下目光,指住周恩来:“你的,跟我们走一趟。”“去哪儿?”周恩来不耐烦地又皱起眉头。“水上警察厅。”“我跟你们一起去。”邓颖超不放心。“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周恩来发火地瞪一眼邓颖超,那神情态度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夫妻在家庭中各自所占的位置。周恩来转望住3名警官:“我可以跟你们去。不过,你们先帮我找个旅馆,把我夫人送旅馆住下,回来我也好找她。”名警官怔了怔。不要小看这几句话,这里所显示的自信确实具有震撼力,3名警官顿时有些泄气,心劲明显减弱,帮邓颖超找好旅馆,安排邓颖超住下,然后才带周恩来走。在水上警察厅,他们拿出记录的纸笔,例行公事地问一遍姓名、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情况,然后吸燃香烟,这是正式交锋的前奏。周恩来始终是那么坦然,那么自信,那么既来之则安之,就是没有一点惶恐不安,连目光都不颤一下。“你舅舅姓什么?”敌人冷不防问。“姓周。”“叫什么?”“曼青。”“干什么的?”“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这几句问答行云流水,一气完毕,又快捷又干脆。可是,主审官嘴角流出了得意的略含讥嘲的冷笑:“你大概忘了你姓什么?”“姓王。开始我说过。”敌人口气陡转,又凶又急:“你舅舅姓周,你怎么姓王?”这次轮到周恩来笑了。他的笑中含着苦涩也含着讥嘲,那是“秀才遇见兵”的神情:“先生,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叔叔和我姓氏一致,舅舅可不一致,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所以我舅舅姓周我姓王。”敌人有些尴尬,嘴唇张了张,不甘心地站起身,逼视着周恩来:“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而是当兵的。”周恩来表情的变化是那么自然而适度,始而惊讶,继而苦笑,伸出两只手:“你看我像当兵的吗?”几个警察都去看那双手,那是一双写字的手。主审官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卡片仔细看着,猛一掀眼帘,目光直逼周思来,叫:“周恩来!”周恩来茫然地皱起眉头,既没应声也无脸红,被喊愣了一般。“你就是周恩来。”敌人肯定地再说一句。周恩来脑子马上闪出上海登船后,餐厅里遇到的两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天津口音,是商人。很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他的……然而,近10年过去了。周恩来抚下满腮的胡子,笑着摇起头:“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姓王,淮安人,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周恩来?”主审官张了张嘴,没有答出来。他重新坐下,拿过记录,将问过的话再重新问一遍。周恩来对答如流,与记录上一字不错。他那非凡的记忆力确实超出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于是,敌人终于缓下态度:“对不起,误会了。先生,你可以走了。”周恩来却不忙于走。他是在日本人的势力下活动,走出警察厅容易,再被请回来也很容易。“唉呀,耽误快两小时了。”周恩来看看表,认真请求道:“先生,我还得麻烦你们一下,帮我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敌人再次面面相觑,终于点点头:“可以。”“辛苦你们了。”周恩来将钱递上,“我在旅馆等票。”至此,周恩来才不慌不忙走出警察厅。回到旅馆,他仍是那么从容不迫,喝水休息,只是喝水时低低交待一句:“把接头证件销毁。”邓颖超若无其事地上厕所去了。很快,厕所传出了冲马桶的声音。就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拿了警察厅代买的火车票,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连……这一段大连遇险脱险的经过,《八小时以外》等杂志登过文章。邓大姐曾说,“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周恩来在北戴河讲过这件事,邓大姐也对我们讲过。她说:“我是亲身经历了那次事件的两个人之一,恩来也跟我详细讲了他在警察厅同敌人斗智的情况。”

图片 1遇险后的周恩来张云逸 作为中共重要人物,周恩来一生遇险无数但总能化险为夷,令他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次,整个护卫队基本都牺牲了,当时和他一起遇险的还有张云逸大将。 那是在1937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前往西安,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谈判。然后,还要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国共合作,谈联合抗日。 25日上午8时许,周恩来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参谋孔石泉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辆德国造奔驰牌柴油敞篷卡车,出延安南门驶上通往西安的黄土公路。这辆卡车是国际友人赠送,是当时延安最先进的交通工具。 车上除了周恩来、张云逸等人外,还有记者、翻译和警卫人员,以及西北保卫局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率领的一个班战士,共有25人。 当汽车行至延安30公里外的甘泉县劳山下时,突然遭到当地200余名土匪的袭击。埋伏在坝梁上的土匪,用机枪、步枪同时扫射。两个警卫班和随行人员来不及隐蔽和抵抗,有不少人都牺牲在汽车上,司机也受伤不能开车了,情况十分危急。 此时,驻守在劳山的红军通讯班,听到枪声立即向延安总部报告。延安城顿时震惊。刘伯承马上派人给三十里铺的驻军打电话,要他们即刻出动,赶往救援。刘伯承又命令中央警卫团长黄霖把身边的人员集合起来,把首长的马匹统统牵来,向劳山进发。 毛泽东闻讯赶来,向警卫团长招招手,急促地说:“什么也不要考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接回来。” 毛泽东边说边挥手,示意部队立即出发。 在劳山那边,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在仅剩几名干部战士的护卫下,迅速离开公路,钻进右侧的密林中,沿着一条小山沟,安全抵达三十里铺。张云逸的手被子弹擦伤一块皮,孔石泉的衣领被打穿两个洞。 黄霖率队赶到三十里铺,负责警卫周恩来。周恩来立即布置分工,由张云逸和检查站站长率队到沿湫山营救。 这场战斗一共牺牲了18名干部战士。事后才弄明白,劳山事件是国民党和土匪策划的一个阴谋,潜伏在延安城里的土匪坐探冯长斗,在前一天就已经将情报送出了。 周恩来等人返回延安后,延安南门外,欢声雷动。毛泽东和干部群众始终在等周恩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见面时,两人都很激动,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互相注视许久,才说出话来。周恩来在谈到殉难的干部战士时,眼中涌出了热泪。 周恩来对张云逸说:“云逸同志,我们不仅是战友,又成了难友了。” 周恩来、张云逸和幸存者一起合影留念。后来张云逸把这张照片保留在身边,一直到去世。

  那天,西安七贤庄红军办事处里,一片紧张气氛。电台台长林青不断和延安联络,因为周恩来未能按时到达西安,会不会半途出了意外?这时,延安也一片紧张。因为延安已经得知周恩来半途遇险,已派出了骑兵救援,尚不知详情如何。已经迁入延安北门内凤凰山下凤凰村窑洞的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关于周恩来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袭击,使延安产生疑虑:会不会是蒋介石在玩弄什么花招?那天,周恩来在副官陈有才和中央警卫营两个班战士等护送下,一行二十五人,乘了一辆大卡车,从延安朝西安前进。  

人们所熟悉的周恩来总理,或者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脸上洋溢着光彩照人的明媚的微笑;或者威严冷峻、坚定顽强,目光里闪烁出钢和冰的性格。然而,“重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还不是全部的周思来。在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深深感动我的还有另一个公开场合所不易见到的周恩来,这就是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周恩来。我曾见过周恩来立在西花厅的海棠树下,仰面观花;树上花开似锦霞,他独个儿神思悠悠,四周围人迹渺渺,就那么久久地沉浸在静温无言的美妙的退想中;我也曾见过周恩来躁动不已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急步声中,两眼时而漆黑,时而打闪一样进出火光,由于受到内心激烈情绪的冲撞而战栗着握紧拳头……他的自控自制能力极强,但是他的感情也太丰富太充沛,所以仍然不乏失去自控自制而任由情感自然流泄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有不形于色的时候,也都有自然流泄的时候。比如我多次见到总理泪水涌流,难过伤心,悲不自胜。其中印象深刻,使我心灵震颤的有四次。第一次是1942年7月,在重庆市红岩嘴发生一件意外的事,就是周老太爷突然中风了。周老太爷就是周恩来的父亲周助纲,我们工作人员都按那时的社会风俗称他周老太爷,邓颖超大姐叫他老爷子。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重庆住的时间长,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都先后来到重庆。周恩来的父亲与邓颖超的母亲是风格气质不同又一样受人尊重的老人。邓母主要穿旗袍,个子比邓颖超稍高一些,有文化修养,有大家风度,用当时的标准衡量是比较现代派的。周老太爷与他的儿子周恩来身高差不多,但气质上显老派,常穿夏布或黑绸的长袍,老实、忠厚、胆小。南方局在重庆的公开活动阵地,主要是红岩嘴、曾家岩和新华日报社。曾家岩50号在城里,是一幢三层小楼,对外称“周公馆”。周恩来住这里时间并不多,因为它离国民党首脑机关所在的上清寺地区太近,周围环境相当复杂,无论去哪里,都须经过一条通向崖边的马路,而路旁一所白色砖墙的三层小楼,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住宅。“周公馆”进出之人,都要在特务头子眼前曝曝光。为了安全起见,周思来住红岩嘴,只有在城里办公办得太晚时,才在曾家岩50号休息。红岩嘴是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距市中心区约5公里,有一片不小的山地,是个果园农场,由南方局和办事处的人员自己动手盖起来的一所三层楼房。周老太爷来重庆后,大家看他老实忠厚,怕他出门被国民党特务骗走,安排他住在了红岩嘴。这里四周住户少,相对比较安全。周老太爷身体本来挺好,气色也不错,属于那种不生事不惹非,安分过日子的人。除了喜欢喝点酒,没有其他嗜好也没什么事要操心。我们照顾他也只是关照他少喝酒,少出去走。没想到会闹什么病。年6月底的一天,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等人都聚在周恩来的房间里等车。南方局、新华社、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共用一辆车,平时主要是接送秘密客人和送急病号使用,司机段廷英任劳任怨是个很好的同志。今天就是等他开车来送周恩来住院作手术。初步诊断,周恩来患的是膀胱脓肿。等车的工夫,大家聊些闲天,正在讲话的是董必武。董老说话慢条斯理,但是很幽默。他早晨挤公共汽车碰上了张国焘。本来钱之光劝他不要坐公共汽车,小段忙不过来可以雇个马车坐。那时周恩来和董必武常坐马车,雇来很方便,比现在某些城市叫出租车还便当。董必武说:“挤公共汽车有什么?你看参政会那个张国焘,他不是照样没汽车,也跟大家一起挤公共汽车吗?我今天又撞上他了。”邓颖超说:“国民党也用完他了,他也没搞出啥名堂。”钱之光撇撇嘴:“当个特务,混个参政员,连个小车也没混上。”当时,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位同志为中共的参政员,开参政会常碰到张国焘,虽然也点个头算是打招呼,但张国焘自觉无颜,常常很尴尬。“在陕甘宁边区叫他当个副主席,他嫌小不肯干,”董必武抹抹两撇胡子,晒笑道,“他来重庆当主任,他这个主任没汽车,雇马车也发生经济困难……”“这就是叛徒的下场,就值那么个价儿。”我在门口插一句,听到了我们的汽车声,“周副主席,车来了,走吧”周恩来住进了歌乐山中央医院。经过住院进一步检查,决定动手术。情况报到延安,毛泽东主席给董必武打来了电报:“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董老当然很注意,他与邓颖超、钱之光等天天轮替着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可是就在这时,周老太爷突然中风,那时的医疗技术不行,送医院没抢救过来,很快就死了。一个难题马上摆在了董必武、邓颖超等人面前:要不要把这一消息告诉周恩来?如果告诉,周恩来刀口未痊愈,他又是孝子,又是中华民族敬老传统的典范,大悲大痛不利于身体且不说,还肯定会跑出医院奔丧……“我看暂时不能告诉周公。”董必武拿主意说,“大前年他去绍兴省亲,见了族长三鞠躬,见了姑丈推至上座执晚辈礼,不敢以政治部副部长自居。现在父亲去世,他必然不肯再留医院。”“先不要告诉他了,这边的丧事我们先办着。”邓颖超同意董必武的意见,“天气太热,尸体不好保留,先坚持几天看看,到时候看周公身体恢复情况再决定。”于是,周老太爷去世的消息就瞒了周恩来。然而,周思来的目光何等敏锐,心思何等细密?瞒一天可以,瞒两天就被他察出异常了。当时我在医院照顾他,傍晚时,他忽然问:“董必武怎么两天不露面?”“可能忙吧?”我含糊道,“南方局可能有事?”“滑稽。”周恩来不满或生气时喜欢说这两个字。我能感觉到他那锐利的目光正在我脸孔上扫瞄,故意装着清理卫生,有事没事也要干点事。可是,周恩来叫住我:“你不要乱找事了。我问你,家里是不是出事了?”我心里咯噔一下,周恩来太厉害了,他怎么一下子就猜想到是家里出事了?“没听说什么事呀。”我努力镇定自己,“南方局……”“你不要南方局,南方局。”周恩来真火了,“南方局越有事他们越往我这里跑得勤,怎么会不露面?滑稽!”我一怔,被噎住了。可不是吗?越有大事急事,董必武他们越来得勤,甚至几个人一起来,请示商量。南委组织部长被捕叛变,带领特务破坏了广西省工委,董必武和邓颖超就是当即赶到周恩来这里,马上商量决定将受到威胁的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调回重庆。如果又发生了什么大事,怎么可能不露面呢?“他们研究什么事,也不会告诉我呀。”我终于找出一条理由。周恩来用狐疑的眼光最后打量我一遍,挥挥手不再说什么。他显然不信我讲的话,但也不好再逼我。不该知道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能说,这是他严格遵循并且严格要求我们必须作到的原则和纪律。第3天,吴克坚来了。他问候周恩来也罢,汇报一般情况也罢,周思来都不作声,两眼就那么望着吴克坚,目光严肃、真诚、认真。吴克坚再有城府再有水平也承受不起周恩来的目光,越来越不自然,脸上的肌肉全僵硬了,笑不像笑,哭不像哭地,勉强问一声:“周副主席有什么指示?”他似乎急于想溜,舌尖在干燥的嘴唇上舔过一下,很快又接一句:“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回去了。”“家里是不是出事了?”周恩来劈头问了这么一句。“没、没什么……”吴克坚僵笑着耸起肩膀,摊开两手。“要是不能说,你就不要讲话。”周恩来突然严厉起来。他平时和蔼可亲,所以稍露严厉,分量就十分重。“但是不许说假话!我再问一遍,家里是不是出事了?”吴克坚嘴唇翕动一下,没作声。沉默中,周恩来点点头,声音转柔和:“这就对了,你回去吧。”吴克坚刚走,周恩来就要下床:“小何,我马上出院。”“哎呀,”我忙上去拦挡,“不行,刚拆线,你伤口还没愈合好……”“你不要讲了,我一定要出去。”我明白,事情到这一步,谁也拦不住了。只好退一步说:“那也得办出院手续,要车来接啊。周副主席,我现在就去联系,你先躺下歇歇……”靠这个办法,才拦住周恩来没有当下走。办过手续,向董必武联系后,大家都知道拦不住了,第二天一早就来车接周思来回红岩嘴。下车时,周恩来已经感觉到气氛不对,脸色变得苍白,也不多话,匆匆奔向办公室。他过去走路快,但现在刀口没全长好,这样的急步令人担心。我想追上去挽扶,被他甩开了,一溜小跑似地进了办公室。邓颖超听到响动,正迎出来,周思来已经抢先一步跨入办公室,一眼看到邓颖超臂上的黑纱,猛地停下步,恰似面前突然横出一道万丈深渊,仿佛再走一步就会坠入黑沉沉的渊底。片刻的惊愕,那沉甸甸的寂静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周恩来那浓黑眉毛下的两只本来十分精神的两眼刹那间变痴变僵,直瞪瞪地望着邓颖超,凝固了。好像很久,又像只有两三秒的时间,当邓颖超脸上浮起一种歉意而又悲痛的神情欲有所言时,周恩来才猛抽一口气,从恶梦中惊醒一般,目光忽然惶恐地战栗了,他的嘴唇抽搐着,睫毛抖得厉害,好像内心受到淬不及防的巨大冲撞,全身都跟着颤抖起来,终于从胸腔里冲出一声:“怎么,怎么回事?”周恩来从来不曾这样失控失态地显出慌乱,以致于邓颖超难过地低下头,没有敢说出话。周恩来已经左右扭动着颈项,连续问着:“出了什么事?到底出了什么事?”其实,以周恩来的聪明,早已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这一悲痛的现实。“老爷子……去世了。”邓颖超终于小声地说了一句。周恩来的身体一阵悸颤,随即摇晃一下,我忙扶住他左臂。他没有感觉,两眼仍然痴痴的,好像还无法接受这一现实。邓颖超继续小声说:“中风,很快就不行了,三天前去世的……”周恩来静静地站着,嘴唇微张着一直在颤栗,凝滞的眼睛里慢慢地泌出一眶泪水;我听到了他的呼吸声,并且越来越清晰,那是鼻腔和喉咙壅塞的原因,这种粗重颤动的呼吸终于变成抽泣呻吟的节奏,泪水已经盈满眼眶,泉水一样漫溢下来,丰饶地淌过灰白的面颊。我在心里叫着:周副主席,你要节哀,要注意身体啊。但我一句也说不出口。皖南事变时我见过他哭,但这一次的哭与那一次不同。究竞不同在哪里?我一时还说不准……蓦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呜——”我听到一声长长的凄哀的号哭,周恩来的手捂到脸上,仿佛流泪已经无法减轻内心尖锐的痛楚,他终于松开喉咙,大放悲声,并且一屁股坐倒在地上。在场的人,有的惊愕,有的慌张失措,有的难过地跟着一起掉泪。我也流泪了,因为我终于听出这一次的哭声与以往的不同。这是大忠大孝的哭声,带着我们民族的浓厚气息,带着传统和伦理道德的力量,凝聚了五千年文明的气势,猛烈地进发而出。这哭声使我心灵震颤,生出一种悲壮的轰轰烈烈之感;望着痛哭失声的周恩来,我忽然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党,对我们党的领袖生出一种新的深刻一层的认识。我隐约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团结人民,之所以有长盛不衰的力量,成为凝聚人民和民族的核心,极重要的一条原因就在于她继承和发扬着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人类五千年所创造的一切文明……邓颖超大姐和几位同志趋前劝慰,扶住周恩来不让他躺倒在地。周恩来坐在地上,两只脚前后倒动,突然地抬起头来。悲痛、怨懑、懊悔、愤怒在刹那间爆发出来,泪飞如雨,斥声似火:“你们没爹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啊,呜呜,他是我父亲!”哭声斥责声此起彼伏,连续不断:“我父亲死了你们封锁我,马克思主义也没说不要爹!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说亲生的父母都不要了,呜呜……”邓颖超不敢再劝,也劝不了,赶紧叫来董必武。董必武不安地上前说:“恩来同志,我们本意……”“你没有爹啊?”周恩来痛哭失声:“呜吗……你们搞封锁,我父亲死三天你们不通知我一声,他是我父亲!呜呜,不敬父母,不忠不孝,那算什么共产党员?啊!”“恩来同志,唉,大家是为了你的身体。”董必武弯着腰,俯身小声解释:“大家怕影响你的伤口啊……”“我也不是你们通知我,我就活不了啦!呜呜,他是我父亲,没有父亲有我吗?这是人之常情么……”“大家也是好心,”董必武难过地摇摇头,“我们考虑不周。恩来呀,你就不要上火了。”周恩来抹着眼泪,抬起头:“国民党本来就攻击我们没人情,不尊祖上,六亲不认,你们还敢封锁我。整整封锁我3天!”“我们考虑不周,都是我们考虑不周。”董必武连连自责,周恩来的哭声减弱一些。董必武趁机进一步解释:“恩来呀,决定你动手术,主席很关心,专门给我们打来电报,你看么,‘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电报打给我,叫我加以注意,我得完成主席的嘱托啊,不能不考虑你的身体情况啊。主席说不痊愈不应出院,我怎么办?我也难哪,考虑来考虑去,现在看来考虑得还是不周到。事情已经这样了,还请你原谅。主席还嘱托‘出院亦须节劳多休息’,叫我加以注意。恩来同志,节哀吧,注意身体,这是主席的要求和嘱托,也是大家的希望……”周思来流着泪看过毛泽东的电报,在董必武的劝说下渐渐止住痛哭,依然流着泪问:“我父亲的遗体呢?”“保留着。”董必武赶紧点头,“天气太热,弄冰困难,我们在山上搭了个棚子,遗体停放在山上。”周恩来从地上站起身,一边擦泪,一边走到桌前,拿笔拿纸,略想想,泪水又涌得多流得急了。他用衣袖用力擦一下泪,开始挥笔疾书,嘴唇紧闭,受到极大委屈似地嘟着,很快写下几行大字,交我说:“马上给主席发电。”我送电文时,看了那内容。显然,周恩来的悲痛还需要排遣。他不好继续对大家发火,也不想再多批评,毛泽东主席便成了他唯一能诉说委屈和悲痛的人。“主席,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电文发出,很快便接到毛泽东的复电慰问:“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周恩来当天即拖着未曾痊愈的病体,上山为父亲守灵。他戴着黑纱,迈着沉重的步子登上山,南方局和18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的许多同志跟随在后。来到停尸的席棚前,周恩来立住脚,深探地三鞠躬,而后默哀。尸体盖着白布,四周围熏着香火和艾篙,因为天热,用冰极困难,所以用了这种土法来护尸驱味。周思来走到尸体前,自己揭开白布,最后瞻仰了父亲的遗容,再次三鞠躬,然后就在灵前坐下来。没人能劝他回去休息,也没人敢劝他离开。他守灵一夜,第二天仍然不肯回去稍息,一直守到下午起灵。工作人员用担架将尸体抬下山,放在马车上,送往小龙坎。我们在那里买了块墓地,办事处的人死了都埋在那里,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以及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被国民党兵打死的李少石同志等20多人,先后都葬在了那里。周老太爷落葬时,周恩来填了第一锹土,然后大家才开始帮忙填土。堆起坟后,又是周恩来堆最后一锹土,仔细将坟头拍实修理整齐。周恩来在墓前向父亲默哀,向父亲深深地鞠躬,鞠躬,再鞠躬。他那泪花迷离的两眼中,流出深深的忆念和哀痛……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思来的第二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的4月8日。送走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同志后;我跟随周思来回到上清寺他的办公室。当时我们中共代表团已经搬到了上清寺,这也是为了国共和谈的方便。王若飞、博古是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情况。叶挺将军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后刚被营救出狱。本来周恩来劝他多休息几天,另乘飞机走,但他去延安的心情迫切,坚持搭这趟飞机走,并且带上了他的女儿小扬眉。邓发是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归国的。周恩来在办公室门口停下步。送别战友时的笑容还残留在唇际,但他的两眼却显露出某种张然若失的神情。如今想来,那或许是人们常说的“第六感官”给人带来了隐隐的不安吧?他的目光在不长而清寂的走廊里前后扫了一扫,眼皮一眨,叹声道:“唉,一下子冷清了!”他的右手顺走廊一划,像以往一样,由于手臂的残疾,挥手间肩膀和身体跟着动,显得很有力度,目光依次扫过几个屋门:“小扬眉就在我们屋里穿来穿去……邓发和乔冠华昨天还在我那屋里打打闹闹呢。”他感慨着摇摇头,对电台的同志说:“注意和延安联络,飞机到达后马上来通知我;”这一天周恩来没有外出活动,就守在办公室里等电报。他一生乘飞机履险十来次,却仍然酷爱乘飞机,原因就一个:快。他的时间太宝贵。正因为遇险多,所以,自己爱坐飞机却不大放心战友们乘坐飞机。比如建国后他就不主张毛主席坐飞机,比如身边同志坐飞机他就始终有些提心。这次也一样,他无法安心看文件。拾起放下,放下又拾起,强看过几页又蓦地扬起头,听到什么响动似地,继而把文件推到一边,起身围绕办公桌转过来绕过去地踏步。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有些类似“恨别鸟惊心”的情况。秘书陈浩走进来时,他敏感地一颤,立住脚问:“延安来电了吗?”“没有。”陈浩摇摇头,“飞机没有这么快,还没到呢。”“噢,还没到。”周恩来看看腕上的表,“还要过半个钟点多呢。”他在办公桌前坐下,刚要看文件,又一下子站起身。是王若飞的爱人李佩芝进来了。李佩芝的担心不安之色流露得更多几分。于是,周恩来那种不宁静的表现便被驱除了,恢复了惯有的从容镇定,指着腕上的手表说:“还不到,也快了。你就不要走了,我们一起等电报。”不安的情绪流动时,人们会出于本能地往一起凑,似乎这样才能互相依靠支持,得到一些镇定。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渐渐聚了一些人,大家竭力找一些轻松话题聊天,借以松弛一下纠缠心头的那种莫名的紧张情绪。正处于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可以说,周恩来那时最大的担心还是怕国民党蒋介石搞破坏。记得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双十协定尚未签署,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便准备奉命回国。周恩来听到消息非常焦急,立刻驱车去找赫尔利,见面便严肃提出:“大使先生,你把我们的毛主席接出来了,你就必须把毛主席再送回延安。现在的协议还没签字,你就要走,这是不行的。你这个时候定将失信于天下人!”当时,蒋介石确有加害毛泽东的打算,尽管他还顾虑重重,不得不考虑人心及国际舆论和影响而末敢轻举妄动,但心思有,可能性存在。他在双十协定签字前,又派张治中去甘肃省当省主席。在我们看来,只有赫尔利和张治中这两个“保人”调离重庆,他才好有作为。周思来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当时他那种紧张、担心、焦急更甚于现在的等候飞机消息,他闻讯后立刻去拜访张治中。他明白,飞机上只要有赫尔利和张治中两个“保人”,蒋介石的阴谋就无法施为。他情绪激烈地对张治中说:“文伯兄,你不能失信于天下人。你把毛主席接出了延安,你就必须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否则我们是不答应的!”之后,周恩来又去拜访蒋介石,态度坚决强硬地提出同样要求。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和政治影响,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要求。毛泽东终于安全地飞回了延安。现在,周恩来又不能不为叶挺、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志担心了。随着时间一点一点逝去,延安那边始终末见到飞机,李佩芝越来越焦急。周恩来开始出于责任和所处位置,还努力保持了一定的沉着,以镇定李佩芝及其他同志的情绪,讲着小扬眉的活泼可爱和邓发的豪迈热烈。后来,他看过几次手表便渐渐沉默下去,话越来越少,终于再不敢提小扬眉了……早就应该到了,延安仍然没有见到飞机。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延安紧张查找。周恩来和李佩芝坐在椅子里一声不响,陈浩每进来一次,他们便急切地朝她望去。无须语言,一望之后便又垂下头,那神色明显是没消息。他们的脸色已不再是焦急,换上了一种阴郁沉重的神情。“可能天气不好,在哪里迫降了。”我小声喃喃。现在我才理解,当我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到各地时,地面的同志是什么心情;一次又一次改变航线或转换降落机场,那些等候消息的同志和我现在的心情不是一样吗?我们不肯放弃的希望就是天气不好而改变了航线或临时换了降落机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飞机早已没油了,不可能还在天上;即便降到了其他机场,现在也早该联系上了。谁都意识到出事了,但是谁都不说,大家不肯放弃那迫降野外的唯一的可能性……但是,飞机失事的电报终于来了!周恩来接到电报时,两道浓眉毛猛地抽缩聚拢,仿佛一阵锥心的痛楚窒住了他的呼吸,脸色在刹那间变得煞白。他的目光在秘书脸孔上停滞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转向电报纸时,显得犹疑而艰难。我近在咫尺地站在周思来身边,纪律使我不能偷看那电文,我只能从周恩来的目光和神情上去“读”内容。我看到周恩来的目光刚触及电文,便颤栗了一下,那些铅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样携着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他的手开始抖动,嘴角哆咳着,目光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朦胧,渐渐地,眼角开始闪烁。他突然把头仰起来,眼皮微合。我明白,他想抑制住泪水,独个儿承受那种痛楚。可是,眼角那颗闪烁的泪珠越凝越大,仿佛是从心头一点一点绞出来的,终于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他张开了嘴,以便让壅塞的喉咙畅通一些,但眼角又开始闪烁,痛楚在他的心头一点一点绞紧,绞出来那颗晶莹的泪珠,然后又扑簌簌地滚落下来……无言的痛楚是最大的痛楚。于是,我们都垂下头,默默地跟着流泪。李佩芝最先哭出了声。眼泪在她胸口中已然蓄积了许久,终于急骤地流淌出来,她放声大哭。哭声对悲痛到极点的人是有益的,可以减轻那种哀伤的重压。先是女同志们,接着是更多的同志,都随着哭出了声。周恩来终于也跟着哭出了声。那是一种不忘领导责任又无法完全压抑住的沉重的抽泣声,一边将食指弯曲着拭抹颊上的泪水。“若飞同志……”周恩来从胸腔里发出一声颤抖的呼唤,马上以窒住声息,憋了很久,苍白的脸已经重新胀红起来,那哭声、诉说声才再次急泄地涌出:“都怪我啊,那怕、那怕是分乘两架、两架飞机……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对不住同志啊……”其实,周思来是劝说过叶挺带小扬眉另乘飞机,只是没有坚持到底罢了。他一生总是严于责己,出了什么事一定要首先找自己的责任做自我批评。老同志们一道议论时,都说周恩来是做工最多,做自我批评也最多的人。“叶挺……将军,邓、邓发同志……昨天他还和乔冠华他们有说有笑……”周恩来泣不成声地呼唤战友的名字,“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建国后当个常务副总理,可以,可以为我分劳多少……”“周副主席——”李佩芝朝着周恩来哭喊一声,双手重新捂脸,哭声更痛更哀。周恩来泪流满面,并不用手去捂,只是偶尔将食指弯曲着擦拭一下,继续边哭边诉,像是自言自语,像是诉说给我们听,又像是冥冥之中有一个不公平的神灵,周恩来责怪他对人们命运的安排竟如此残酷:“小扬眉昨天还,还在我屋里跑进跑出,她才多大,那么,那么好的孩子,可是,可是……”周恩来说不下去了,肩头起伏,两眼红红地朝我们大家张望,任凭泪水流淌,抽泣着抱怨:“我没想到,你、你们为啥……为啥也不提个醒,啊?哪怕、哪怕分乘两架飞机,也、也可以减少损失,你们为啥也没提个醒啊……”我难过愧疚地垂下了头。我想起几星期前跟随周思来从西安飞重庆,过秦岭遇险的情景。天生丽质,美丽无比的小扬眉那一次吓哭了,周思来马上将自己的伞让给了她。这一次飞机遇难,活泼可爱的小扬眉是怎样的一种惊恐痛苦?我简直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直到46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一想就心颤,哀伤欲泪。许多领导同志一边流泪一边互相劝说节哀,派几位女同志照顾劝慰李佩芝,其他人开始准备善后事宜。4月19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的大会。在追悼会上,周思来再次痛哭失声,流着泪报告了遇难诸烈士的生平事迹。同一天,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大家如此悲痛,一方面是怀念战友,另方面还有一种情绪。由于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国民党暗杀行动相当普遍,许多人都认为这次空难是国民党预谋的一次政治暗杀行动。周恩来虽然万分悲痛,但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坚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调查了解,他对我们说,不应该妄猜是政治暗杀。他举出我们过秦岭遇险的例子,说美国飞行员都是认真负责的,不会那么做。这次的不幸事件,实事求是讲是一次偶然发生的空难,是因为天气骤变,飞机不幸撞在了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三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10月28日。他的这一次痛哭,有个过程,是国共谈判以来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的总爆发;是在付出巨大心血和牺牲之后,谈判终于破裂时爆发出来的。周恩来本是个笑口常开,“宰相肚里能行船”的人物,并且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他开怀大笑时,常常是双手抱臂,把头向后仰去,笑声响亮,热情洋溢。建国后这种时候很多,留下的“镜头”也多。但是在1945年到1947年,我一次也没见过他这样笑,反而多次见到他悲痛落泪。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扬言要在48小时内全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等将领率部队主力奋起反抗,分二路向西突出重围,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竭力想避免的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从那天起,周恩来的神情一天比一天冷峻严厉。他在致电中共中央时作出判断:“现在形势,边打边谈,打又为主。”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对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也加紧迫害。7月11日,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15日又暗杀民盟另一位中央委员闻一多。这两位著名民主战士的连遭暗害使周恩来“悲愤到极点”,我目睹他“脸色苍白,热泪流淌”,就连叶剑英也表示,周恩来所表现出的极大悲痛“使我受到很大震动”。我跟随周恩来去见马歇尔时,周恩来曾义愤填膺地说:“国民党用武力来打中共,双方还可以对打,我们中共有武装。民盟并无武力,国民党有一切权力可用而不用,却采用了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这已是无耻到家的法西斯作风,我愤慨得无话可说……”周恩来讲到这里,眼圈红了,湿施施地闪着光,却忍住没有叫泪水流出。隔了几天,民盟中央常委陶行知先生因受刺激过深,突患脑溢血去世。周恩来和邓颖超赶去看望,周恩来握住陶行知还未完全僵硬的手时,眼里又溢满泪水,强忍住没流下来,哽咽道:“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你放心去吧……”到10月份,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连续攻占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并下令召开伪国大。至此,国共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国民党打下张家口后已下令召开“国大”,证明要破裂。南京、上海为争取时间疏散人员,拟在四五天内保持沉默,请中央严厉批评国民党。紧张的撤离疏散工作开始了。但是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有不少人仍对和平抱一线希望,张君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到上海思南路周公馆劝周恩来去南京最后争取和平的希望。周恩来为了争取民主党派,让事实教育第三方面的人,在痛斥国民党蒋介石之后,还是来到南京作最后的和谈努力。就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国民党一方面加紧进攻解放区,一方面积极筹备召开伪国大,向各民主党派许愿封官。这种形势下,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为和平焦急,又为国民党诱惑,办了糊涂事。月28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提出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利的停火方案,没和中国共产党商量,也末打招呼,先把方案分送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孙科和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之后,梁漱溟才到梅园新村来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周恩来拿到方案,听说方案已经送给了孙科和马歇尔,脸色就开始有变。因为前不久,他刚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一道订有“君子协议”,记得当时谈得热烈真诚,一致同意在采取重大行动时,要事先打招呼,相互关照,共同协商,共同行动,一致对付国民党。现在,梁漱溟的行动显然违背了这个君子协议。周恩来看着方案,勉强听梁漱溟解释了几句。当梁漱溟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时,周恩来忽然把手一摆,双眉深锁地望住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他把头向梁漱溟伸过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泄而出:“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梁漱溟赶紧解释:“恩来兄,现在的形势,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国民党的态度,目的是为了和平……”“做人要讲信义,你们不守信用。”周恩来难过地摇头,“我们有君子协议,我们有协商好了的意见,你们单方面不打招呼就这么做了。你们跟蒋介石打招呼,不跟我们打招呼。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团结得很好,交了朋友。现在我们困难,你们不是尽力帮忙,反而……”周恩来越说越激动,胸脯开始起伏。他突然憋住声,忍了几秒钟,蓦地迸出一声:“你们不够朋友!”我记得很清楚,周思来就是讲到“你们不够朋友”时哭的。这一次的哭来得急促突然,没有“眼圈一红”和“泪溢眼堤”的过程,随着“不够朋友”的话音,泪水下下子就进溅出来,那是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在这对朋友的失望中猛地喷发了。这种喷发确实惊人而激烈,不但声泪俱下,而且带着感情受到极大伤害的愤激的指责:“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义!”周恩来作着激烈的手势,苍白的脸孔在愤激中胀成通红,眼里有泪水涌流,更有灼人的火星进出:“你不用辩解。我们早有君子协议,事前商量,一致行动,共同对付国民党。现在你们是怎么做的?哪一条够我们的君子协议?你们对得起共产党吗?对得起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诸烈士吗?”说到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周恩来哭得更悲愤。梁漱溟不由得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颤。因为周恩来与民主人士交往,历来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像这样激烈地发泄情绪确实是绝无仅有。在他声泪俱下,慷慨陈词时,愤怒、失望、惋惜、痛苦、甚至是挖苦,各种激烈的情绪在眼里,在嘴角,在手势上交织而现:“你们不同我商量,搞了这种提案,而且先给蒋介石,后来通知我。行啊,我们没啥,大不了再去打游击。我们本来就是打游击出身的。可你们怎么办?没有共产党你们怎么办?你们不就是靠了共产党才能存在下去吗?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党同他斗,他能允许你们存在?你们可以出卖朋友,不讲义气,但我要劝你们一句,眼光放远些,没有共产党,你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恩来兄,你别说了。这件事我理亏了,我们想办法来挽回。”梁漱溟诚恳地自我批评,并且马上采取行动,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都找到梅园新村来,大家一商量,一致决定将已经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来,并且立刻分头行动。到马歇尔处,因为马歇尔外出未回,文件还没有拆封,所以很容易很顺利就拿回来了。到孙科那里,国民党已对这个方案进行过讨论。他们赶紧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把文件拿到手就带回来了。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和人士,绝大部分都是够朋友的。蒋介石搞的伪国大,虽然推迟4天才召开,仍然没能拿几个“第三方面的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也发表谈话:“民盟决不参加一党国大。”最后,国民党搞的“国大”,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参加。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四次痛哭,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事还得从周思来与陈云一道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讲起。历史上,有几次在重大问题上周恩来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不能为毛泽东所接受,反而挨了批。他虽然有看法,但是从大局着想,为了维护团结和中央的统一,总是委屈自己,做出检查。当时听知情者讲,周恩来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因为有人提出个高指标,毛泽东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心切,对高指标很欣赏。周恩来不同意,说必须讲平衡。毛泽东对这个高指标比喻为:“一马当先,才会万马奔腾。”周恩来在会议之后找毛泽东谈观点。他说:“我是总理,我在具体工作上的体会是:一马当先,会引起全面紧张。一个方面高指标,方方面面都要吃紧,经济建设不讲平衡不行,这样搞,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呢。”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指示报纸社论提出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他认为反冒进就是右倾保守,就是给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泼冷水,就是不要发展生产的高速度,因此在会上会下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不许再这样提,再这样提就是右倾。于是,周恩来也会上会下地多次做检查。那天,周恩来把他的理论秘书范若愚找去了,请他帮助写检查。范若愚从周恩来那里回来后,脸色很沉重。过了几天,我们才知道,周恩来对他谈了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事。总理心里很难过,有几次谈到伤心处,眼里都含了泪。那时,我们工作人员就发现了一个不成规律的规律。在搞经济建设上,周恩来和陈云观点比较一致。第一个五年计划本来完成得很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当时是稳步而又快速的。毛泽东批“反冒进”,直到后来搞起“大跃进”,打乱了建设步伐。当毛泽东能支持周恩来和陈云的做法时,他们都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当毛泽东不能容忍他们的做法时,周恩来总是作检查,而陈云准就“生病”,或住院或休养,躲开了,他不肯作检查。等毛主席发现大跃进搞不下去了,“家贫念贤妻”时,陈云的病也就好了,又全力投入工作。当国民经济好转,毛泽东松口气说:“看来问题没那么严重么”,又要搞运动了,陈云便又生病躲开了。周恩来躲不开,他是总理,而且必须配合毛泽东搞工作,为大局为团结,他只能作检讨。党内公认总理的组织观念最强,从不犯自由主义。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没听到过他背后议论哪位同志的缺点,总是讲这个人有什么什么长处,那个人如何如何好,有什么什么贡献。对于缺点错误,他坚持当面提或公开讲。这次为了“反冒进”而挨批评的事,他也一样不议论不提别人有什么“错误”,只谈自己的“错误”,谈自己的担心和苦恼,找认识上的差距,设法跟上毛主席的想法。范若愚帮总理写检查,认识“问题”,总理没多久又不让他帮了。说要自己写。后来我们才听说,毛泽东讲了话:“不要叫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毛泽东是想让总理自己动手,以便真正“提高”认识。那天,我见总理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工作袖套,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那份检查纸,久久不动,凝固了一般。然而,他的眼神在悄悄变化;两道浓眉毛庄严沉重地横直在左手的下缘,眼皮有节奏地三秒钟一夹,三秒钟一夹,始终不曾停止;目光落在稿纸上不移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然。稿纸上无字胜有字,我从那目光的明灭闪烁之中,读到了反省、思考;疑惑又信任,清醒又迷悯;有愿望有不解有决心又有痛苦……有几次,总理似乎想通了什么,决心了什么,右手的笔落到纸上。可是,笔尖触到纸上的刹那,又突然停住了,僵持一瞬,又疑疑惑惑地提起来。他几次落笔几次提笔,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印痕,却不成字体不成文句。忽然,总理放下笔,将砧污了的纸揉成团,扔入废纸篓,重新换一张纸。可是他没有重新抓笔,将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屋顶的某一点,像是在出神。摹地,他眼圈忽然一红,泪水渐渐升起,润湿了眼角。他轻轻合上眼皮,眼角始终湿润,但始终不曾淌下泪,像一尊汉白玉的石雕……总理好难哟!我心里酸酸地想,眼圈也湿润了。我悄无声地退出总理办公室。我事后也感奇怪,总理这一次“哭”,仅是眼圈一湿便合上了眼,始终无声无息,但使我受到的震撼却如此经久不衰,至今想起便心酸眼酸想流泪。而且,随着时间越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越客观全面时,这种感觉也就越强烈。现在,有的人对历史上某些事情感觉不好理解时,我第一句话总是说:总理好难哟。我相信,历史和人民最终都能正确理解这一点。邓大姐有自己的原则,从不插手总理的工作,看到总理犯难,她只在办公室的门外转来转去,不好劝,不好帮,甚至也不好进那个办公室的门。后来她忍不住,就给范若愚打了一个电话。她不知毛主席让周总理自己动手写检查的情况,在电话里说:“总理那么难,你就忍心丢下他定呀?”范若愚一脸难色地说:“大姐,不是我要走,是总理要自己写。”“他现在写不下去呢。”邓大姐着急担心地说,“他很难过,你帮帮他嘛。”范若愚又匆匆赶到总理那边去。可是,他到底没帮上总理的忙。周恩来还是坚持自己动手写了检查。从批评“反冒进”,进而发展到“大跃进”,天灾人祸,国家终于陷入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记得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民政部汇报全国各地的灾情。总理以往听汇报,喜欢询问、纠正、指导。这次他几乎没有插话,微微低着头,静静地听,间或胸脯起伏几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肃穆沉重,眉头蹙紧,仿佛笼罩在蚀骨的哀伤之中。从我们这个位置望去,可以看到他悲伤地低垂着的额和耷下眼皮的两眼,嘴角抿紧,向里抽回。我们了解总理,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进行严厉的自责和反省……民政部从四川讲到云南,讲到一些山区穷极了苦极了,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这时,我发现总理睫毛抖得厉害,两道泪水从眼角顺着苍白的脸颊悄无声息地淌下来,附在脸上默默地闪烁。他稍稍抬起一些头,泪花迷离地望住会场,喉结使大劲抽动一下,沙哑地说出一声:“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他哽住了。附在脸上的泪痕尚未干涸,又盈上了更为丰饶的泪水,终于有泪珠掉在了胸襟上。会场静极了,静极了,静得能听到总理泪珠掉在胸襟上的卜卜声。于是,我心头一酸,泪水夺眶而出。于是,会场起来一阵隐约的唏嘘,大约在场的政府官员都哭了。毕竟,他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那时的干部极少极少有人以权谋私,不敢不会甚至想也想不到。他们是一批有理想,热衷于献身的人,然而,现实却残酷地让他们流下了泪……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不遂人愿的现实又一次令我们的总,理流下了泪。那是1970年3月,周恩来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来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市的领导。总理要求陕西省要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区,派科技人员,帮助延安发展5小工业。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口里知道这个事……”总理所说“身边一个同志”就是我,所说“小孩子”就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在1968年才15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1970年3月回京探亲。总理喜欢我的女儿,在我女儿小时,他和邓大姐多次抱着我的女儿邀请:“俐俐,住到我家里来吧。”现在,总理听说她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问到延安地区群众生活时,俐俐说了实话。说到那里人民群众的一些穷困现状,总理听着听着,停住了吃饭,放下了筷子,难过地垂下头。当我的女儿讲完时,总理慢慢抬起头,泪水已经俏无声息地流出眼角。“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所有这几次无声的哭,都带了青石般的隐忍,有多少说不出的苦衷、委屈、不甘和无奈在其中呵!这种苦涩的泪,他只能默默吞进自己的肚子里。我明白,对于总理来说,这才是最痛的痛哭。这一章结束时,我想附带再讲几句。毛泽东晚年时,常常落泪,有时不能自己。陈永贵去看他,他握住陈永贵的手,讲不出话,泪如泉涌。陈永贵也跟着痛哭不止。毛泽东请长年跟随他身边劳累过度而住院的护士长吴旭君看电影,看到解放军入城,痛哭失声,以致满场哭声,电影未能放完……总理晚年却一次也没有哭。发现癌症,住院,手术,战友同志来看望;谈过去,谈现在,谈未来;话题是工作也罢,生活也罢,他从没流过一次泪。总理住院到逝世,我始终服侍在他身边,那情景在最后一章将详细介绍。在那最后的三四年间,我没见他流一滴泪,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显得严峻、深沉、镇定、庄重。病重而难以下床之后,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人都曾去看望。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三位同志去得更多些,叶帅有段时间几乎是天天去。每次去了,总理都是打起最后一点精神,说说笑笑,而且只谈工作不谈身体,那气氛总给人一种身体很好,快要病愈出院的感觉。只要客人一走,总理就会一头躺倒,头冒冷汗,再无力气动一动身体或说一句话。我亲眼看到,叶剑英和李先念每次出病房后都要抹眼泪。他们在总理面前不流泪,打起精神说话,还可以笑。但一出门就哭。他们彼此都是强压悲哀,安慰对方,怕影响对方情绪。那一种感人心魄的战友之情叫我躲出去痛哭不知多少次。我清楚地记得,李先念有几次离开病房后,一边抹泪一边加快步子,泪越流越急,步越走越快,快憋不住的样子,走到楼道尽头,再也忍不住了,呜地一声,号陶大哭。见者闻者没有一个不跟着痛哭失声。特别是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在总理昏迷时可以被允许进来默默看一看。出门后,好几个放声大哭,一头昏倒在地。不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是难以理解那种情,那种痛。然而,我们的总理始终没流一滴泪,直至默默无声地离开这个世界……

  离延安四十多华里处的甘泉县北之劳山,有一极为险峻之处。笔者曾踏勘过那里。那是陡峭的峡谷,公路从中间通过。周恩来的卡车,正是从谷底驶来。猛然间,从左边射来密集的枪弹,枪声震撼着山谷。据周恩来的同行者孔石泉回忆,枪弹首先击中了司机的大腿。“吱”的一声,卡车急刹车。这下子,卡车成了枪林弹雨的中心。约莫二三百人,从前、后、左三个方向射来枪弹。显然,他们早已居高临下在此等候。周恩来的卡车进入了他们的“口袋”——伏击圈。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显示了他的沉着、坚毅,他第一个从卡车上跳了下来,指挥战斗。战士们在他的指挥下,纷纷跳下车来,拔枪还击。无奈,周恩来他们所持大多是驳壳枪,何况是仓促应战,又身居谷底;对方则使用机枪、步枪,地势又极其有利。在战斗一开始,大批红军战士已倒在血泊里。  

  周恩来见右壁无敌,迅即率领战士弃车向右侧突围,很快占领了右面山头。然后,朝来路边打边退,这样,才逐渐摆脱了敌人密集的火力圈。枪声惊动了附近的红军,急派骑兵来救援。那股敌兵见大批援军赶到,不得不撤走了。经清点,周恩来的警卫十七人牺牲,内中包括他的副官、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有才,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刘九洲脱险。这是周恩来一生当中,又一次遇险——前一次,一九三一年四月由于顾顺章叛变,周恩来在上海差一点落进国民党特务手中。由于遇险,周恩来不得不折回延安。毛泽东见到周恩来安全归来,松了一口气。 

  那股伏击者是谁?是不是蒋介石派人暗杀周恩来?因为周恩来的行踪,西安方面是知道的。审问了俘虏,这才水落石出。原来,那是当地的一股土匪,企图拦车劫财。他们既不知道车上坐的是周恩来,也与蒋介石无关。虽然遇险,经历了一番浴血奋战,周恩来毫不在意,要求西安方面派飞机来,他于翌日再登旅程。翌日,一架飞机自西安来。周恩来在延安登上飞机,直飞西安。  

  据电台台长林青回忆,当周恩来这一回出现在西安七贤庄时,“呼啦”一声,红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们把他紧紧包围起来,显得那般的兴奋……  

  蒋介石告知,他不久要去洛阳巡视,周恩来可去洛阳和他见面。  

  这样,周恩来在西安七贤庄住了下来。他会晤了顾祝同、张冲,把准备同蒋介石谈判的意见先跟他们交换。五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和林伯渠到洛阳晤见蒋介石。蒋介石说:“这里谈话不方便。国民党不久将在庐山召集一次全国各界人士的救国谈话会,我们也到庐山去谈判吧!”周恩来表示同意,然后迅即电告毛泽东。翌日晚七时,署名“洛、博、毛”(即洛甫、博古、毛泽东)的电报,从延安发给周恩来。电报全文如下:  

  周:  

  我们觉得此次见蒋须谈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关于纲领及区、红军、共犯、党报、经费、防地等问题;  

  第二方面,对日、对英、对苏外交,国防军事、国防经济及国民大会、人民自由、政治犯等问题。请将你对上述两方面如何提法之意见电告,我们将于二十七日以前有一电报给你。因此请你准备二十八日飞沪。  

  五月二十五日,“洛、博、毛”再度给周恩来发来很长的电报,规定了在与蒋介石谈判时的条件。其中,“须力争办到者”有五条,现照录两条:特区政府委员九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  

  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但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至少四个师,一师长林彪,二师长贺龙,三师长徐向前,四师长刘伯承,先发表上述六人,余俟后呈请委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一九八五年版。这样,周恩来再度负命穿梭于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也就在这些日子里,延安打开了大门,欢迎第一批国民党客人的到来,表明了国共之间的冰河开始解冻。前来延安访问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国民党客人受到了中共的友善欢迎。国民党中央考察团的团长为涂思宗。中共中央派出了叶剑英、陈赓陪同考察。延安城头,高悬起“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及“巩固国内和平,实行对日抗战”大字标语。  

  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欢迎国民党中央考察团的晚会上致辞:“过去十年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第一次大革命就是国共两党搞起来的,今天为了抵御敌寇,两党团结一致,其作用和意义就更大了。  

  “十年内战已成过去,两党团结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这番话,说出了国共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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