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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四零后老人的回忆录,惜别林场

小丁下乡的第二年,便查出患了血吸虫病,被送进镇血防站住院。有天,天快亮的时候,被酒石酸锑钾折磨得七死八活的小丁好不容易刚刚睡着,又被吵醒了。黑暗中,他队上的两个知青正并排挤在两张病床之间的狭窄过道上,一边低低地“吃吃”笑着,一边弯着身子往他的床头柜里放什么东西。那东西是从一个袋子里往外倒出的,在柜里撞出沉闷的“突突”声。“你们捣什么鬼?”小丁吃力地欠了欠身子。“嘘——”他们抬起身子,听了一会跟小丁相邻的那张床上的粗重的呼吸声,这才鬼鬼祟祟地说,“跟你搞梨子来了。”“哪里搞来的?”“镇林场的。”“怎么,今天不是六指头守夜?”“正是。“那么你们怎么……”“妙就妙在这里。”……在六指头守夜的时候偷梨子,等于从王母娘娘的后花园里盗灵芝草。六指先在镇林场(一片几亩地的果树林子)看守果园。他被叫作“六指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有一只手的确生着六个指头;另一个是由于他的性格。“六指头”,在本地土话中是一种从词源学上考究颇不雅的譬喻(原文为“手捏xx巴充六指头”),常常比附那些在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上喜欢充好汉、出风头的人。但是,此中三昧,又全在你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镇林场的这位六指头,并不是个好出风头的人。说他“充六指”,主要因为他有一种超乎常人的责任感——人们只要交给他一点什么责任,哪怕只是芝麻大的那么一点责任,他马上就会觉得似乎天下兴亡系于他一身。林场是镇办企业,按月拿工资,吃定销粮。六指头不是林场的正式工。他原在生产队种菜。大队有知青后,临时把他找来给新开伙的食堂挑水烧火。能进镇办企业的人,大多跟大小干部多少沾亲带故。而他出身富农,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没有“教育好”之前,就跟地富分子差不多。因而他离开生产队的时候,许多人都愤愤不平,觉得大队的阶级路线出了问题。大家都晓得六指头做裁缝的妹子桑叶是大队书记殷道严的姘头。六指头沾的就是这个光。不消说,六指头自己心里也肯定觉得有愧。也许正是这种愧疚,成为六指头那种责任感的基础。他整天装束严整,衣服扣子一直扣到领根。不管多么热,决不敞开领口、捋起袖子和裤腿。他做的事别人的确无可挑剔:食堂的水缸总是满的;水缸跟前很难看到通常一定会有的一摊摊积水;案板被洗得可以数清木纹;灶口永远不会有积存的灰烬;他劈出来的硬柴堆出来的垛,跟火柴盒里的火柴一样整齐;他编的菜园竹篱笆,好像是用针织出来的。他在食堂的库房里占据了一个角落。这个角落被收拾得就像洞房:紧靠床头的桌子,是一个农药包装箱,却用白纸裱糊得雪白。上面小油灯(库房里没有安装电灯)灯罩擦得一尘不染(这盏小油灯是公家买的);他床上垫的是厚厚的稻草,用两片洗得发白的旧麻袋片小心地裹得连一根草屑也露不出来;一床棉被尽管缀满了补钉,却永远叠得有棱有角;最能看出他的严谨风格的是枕头。大约是受到知青们带来的文明的影响,他第一次在林场拿到工钱的时候,悄悄地去镇上买了一条针织提花枕巾——显然是他一生中极少有的一次奢侈。这给他的生活造成了莫大的麻烦。为了不使这条高贵的抗巾受到伤害,他在枕巾上覆盖了一块剪得跟枕巾一般大小的大布,还觉得不放心,又在大布上盖了一块老化的塑料薄膜。睡觉的时候,这块硬梆梆的薄膜就在他头底下吱吱喳喳地歌唱。“你干脆就用这块塑料薄膜盖枕头嘛,何必买枕巾呢?”有人笑他。他笑笑,不置可否。大概心里认定,枕巾是必须有的,因为林场里几乎人人都有——他要尽可能使自己像一个林场的正式工。他努力从别人的印象上,也从自己的心理上巩固自己目前已有的地位。但是他并不向谁低三下四,说奉承话,或是做出什么讨好的举动,只是努力尽自己的本分。既不偷懒,也不沾哪怕是最小的一点便宜。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的那只由公家统一买来编号分发的饭碗不见了。本来,这种事是最平常不过的。林场里许多更有分量的财产也在日复一日地被人据为私有,掉一只碗算得了什么呢。跟有关的人说一声,再领一只就行了。但他却因为自己连一只饭碗也守不住觉得甚为痛心,“这不是死人守不住棺材么?”他难过地说,决心要立即把它找回来。但又不便公开查询,因为那很可能得罪人。他于是走到在食堂外面的空场上吃饭的人中间,磨磨蹭蹭地在人们身边转来转去,煞有介事地好像要从地上捡什么东西似的弯下腰来,然后一侧脸看一下端在别人手上的碗底——编号都写在那上头。所有男人们手上的都看过了,剩下的最后一只碗端在一位女知青手上。这位穿短裙的美人极优雅地分开两条腿坐在一张不到一尺高的小板凳上。她端饭的那只手,正好放在弯起的膝盖上,离地面的距离之低,给六指头的调查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是,尽管有些为难,他却不折不挠。略略踌躇了一阵之后,还是咬紧牙关弯下了身子。结果是可以想象的,那位女知青当即从小板凳上跳起来,大哭大喊得就像真的在那一刹那丧失了贞操。大慨是因为这一切的缘故,林场领导让六指头担任了果园的守夜人。这个决定英明极了。希望在金秋时节让自己的口袋也殷实起来的贼们,这一下算是遇到了克星。每年果园的果实累累之日,也正是林场领导头痛不堪之时。对果园的最大威胁实际上来自林场内部。在指定六指头为唯一守夜人之前,果园是由林场的正式工轮流值夜的。这给其中的许多人提供了堕落的机会——轮流值夜反而更有效地把果实莫名其妙地从树枝上清除出去了。六指头庄严地接受了重任,因为这种对他的极大信任而感激涕零。为了不辱使命,他特地回家带来一条凶恶得跟狼一样的大灰狗,也给林场果园的夜晚带来了恐怖的气氛。谁要是未经许可进入了果园,至多五步以内,它就会像鬼怪一样从地上无声地然而却是极凶猛地冒出来,狠狠地咬住你的脚后跟,一直到它的主人出现。至于六指头本人,则更是无可通融,他根本就不容许你有采取类似解释、说服甚至买通的进一步行动的机会,就把你赶走了。这样的情形重复过几次之后,所有的冒险家都绝望了。恰恰在这时候,小丁住院治疗血吸虫病。要注意营养,医生叮嘱说。“酒石酸锑钾”的使用说明书上写明:死亡率千分之二。但“营养”是要价钱的。而小丁当时付得起的价钱不多:收入除了抽烟和喝酒,剩下来的刚够买二十八天的食堂饭菜票。于是林场的几位知青打起果园的主意来。“怎么样,打个商量吧,哥儿。”几个人一面凄凄惨惨地诉说着小丁的困境,一面把带嘴烟一支接一支地递到六指头手头上,“夜里请你高抬贵手。”六指头一言不发。他把所有的烟拨到一起,放回到那个人的巴掌上。“为了能转正,你就行点善也不肯么?”因为六指头的出色表现,场长好几次许诺过要给他申请转正式工。“行善归行善,做贼归做贼,不是一回事。”“你这是何苦呢。”知青们的脸色阴沉下来,“你夜夜守通宵,白天照样烧火、挑水、盘菜园,这样卖命,他们多给你一个工分了么?再说,你守得了夜晚,守得了白天么?管得了我们,管得了那些干部么?他们凭一张白纸条子,就把果子大筐小筐地拎走,你问得了么?”“那不关我的事。我只管夜晚不准有第二个人进园子。”知青们即便能把死人说活了,他也无动于衷。这一次,他们获得的机会,是非常意外的。吃早饭的时候,场长忽然对六指头说,一两天里头,会有人来替换他,他可以捆铺盖回家了。六指头好像被人突然从后面往他的头顶心打了一门根,怔怔地站着,用筷子一下一下地拨着碗里的饭粒,终于一口也没有吃。好像是事先经过了安排似的,下午,那个到林场来给六指头洗过几次衣服和被褥的瘸腿女人来了。六指头曾说那是他妹子,来过几次后才不得不承认是他还没有过门的媳妇。她特地来证实六指头是不是真的要离开林场。起先,他们在六指头往的库房里嘀嘀咕咕了一阵,后来就从里面传出了哭声。临走时候,她的眼睛已经红肿得像桃子一样了。六指头没有送她,只是倚着门框默默地看着她因为哭泣而不断抽搐的背脊。因为这抽搐,她的腿也就瘸得更见厉害。他们的关系就此中断了。女的说,一回家就让娘家把礼金退回给六指头。她跟六指头的婚约其实早该作废的。两家本是换亲:六指头的妹子桑叶嫁她哥哥,她才嫁六指头。桑叶后来要跟富农家庭彻底划清界限,不肯认家里早年给她定的那门亲。按说这个女子也早可以退掉六指头这门亲的,所以迟疑着拖到今天是因为他在镇上的企业做事。现在,既然他又要回去作田,那么,他那个多余的指头和富农成份就不能迁就了。辞退六指头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头一天,镇政府有个干部从林场经过,随便向场长提到,他有一个远房亲戚跟他讲过好多次,想让自己的一个侄子到林场来,随便做什么都行。场长问过大队书记殷道严。殷道严说:“你定就是,做什么问我。”场长讪讪地笑说:“怕桑叶不高兴。”殷道严推他一掌:“桑叶有什么不高兴,她早跟家里划清了界限。”这样,六指头专心致志、孜孜以求的一切就成了一场梦。不过,六指头毕竟是六指头。在接替他的人没有到之前的这天晚上,他仍然带着他的大灰狗到果园去过夜。还没有到半夜,小丁的朋友们便放心大胆地走进了园子,那条凶神恶煞的狗果然没有出现。寂静中,他们先是听见一阵从狗嘴里发出的“噜噜”咆哮声,紧接着,就听见一声低沉的喝斥它的声音,然后,四周就又像死一样静下来。远远的靠近树脚的地方,有一点小小的火光在一明一灭。显然是六指头蹲在那里抽烟。知青们的心里忽然起了一种怜悯和慈悲。他们把带去的口袋装满后,居然想到去向六指头道声别,仿佛他们是在替六指头对林场的不义行为进行报复似的。六指头没有抬头,依然不停地吸着烟。他跟盗贼们进行了唯一的一次合作。……天亮了。窗帘开始发白。病房虚掩着的门忽然被缓缓地挤开了。同从逐渐加大的门缝里透进的亮光一起出现的,是一只大灰狗的毛茸茸的头和背脊。狗一直走到小丁的病床头边,前脚直立着坐下来,若有所思地眨着眼睛。然后在门口出现的是六指头。他在门外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才走进来。这显然是一次友好的访问。知青们赶紧在狭窄的病床过道上给他让出位置,小丁也连忙支撑起来。他一直走到小丁面前:“还是给钱吧。”“给什么钱?”“梨子呀。那一袋梨子,至少有十斤的。”“难道有别的什么人发现了么?”“没有。”“他们又打算不辞退你?答应给你转正?”“我把行李一路挑来了,就在门外头。”六指头垂下眼睛,难以觉察地叹气。似乎他是被人驱逐出来的。“那你何必管他们的闲事?”知青们一个个睁圆了眼睛。“没有法子。这样的事,做了一回,我一生一世都会不安心的。”他避开大家的眼光,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要是没有钱,就把梨子还我,我送回林场去。”“这叫怎么回事?看看床上的这个人,你忍心么!”知青们低声吼起来。六指头抬起头,轮流对知青们的脸看一眼,然后把目光留在半死不活地靠在病床上的小丁身上,叹了口气:“那你就吃吧。钱,等我女人退了礼金,我给你垫上。”随后,他就轻轻地唤起他的狗,走了出去。

几乎是这个叫桑叶的女人在大队出现的第一天,李欣就注意到了。在乡下闲得无聊,工作组几个后生常常到处乱转,寻访漂亮妹子。都说“林深有好鸟,山深有好女”,几个人来了许多日子,竟无从证实。见到的所有女人,要不拙手笨脚,要不瘦骨伶汀,面色则一律像是山里熏肉的烟熏出来的,不知给本来枯燥无味的日子又添了几多空虚寂寞,乃至饥渴。几天下来,他们遍访公社至各大队的医院、商店、学校,终无所获。偶有一个引起注意,却经不起观察,稍作讨论,便否决了。精疲力竭时,几个人很哀伤,高一声低一声地唱着当地山歌回来:远望大姐一枝花,近看大姐一脸麻。走起路来风摆柳,跨里夹只癞蛤蟆。没有想到,最后那回,却在回来的路上有了意外的惊喜:先前因为放了寒假而冷冷清清的大队小学里,忽然真的冒出一个他们踏破铁鞋寻了多时没有寻到的“好女”,让人的眼睛顿时一亮。一回大队,就晓得了,那个女孩子叫桑叶。在县中学初中毕业。是本大队人。因为要跟富农家庭划清界限,毕业后不肯回生产队,在县城跟一个亲戚学了几个月裁缝手艺。亲戚是远房亲戚,住不长,便回来,向大队交了决心书,希望大队支持她的革命行动。殷道严就答应了。一个大队这么大,也实在需要一个做裁缝的,何况人家是要革命。这件事,听说黄帽子保留了看法,但因为毕竟是大队的内政,黄帽子当时不便过多干涉。李欣却莫名其妙地觉得心里有些充实,有一丝说不清道不白的甜甜的味道。隐隐觉得阴暗沉闷的日子有了一线光亮。李欣不止同一个女孩子谈过恋爱了,每回都是这样,一旦成功,马上就觉得意思不大了,心里像装着全世界美女似的,总难有个满足的时候。情绪老也稳定不下来,真正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他也晓得这样不好,又拿自己没有办法。但这一次,李欣相信自己是发现最后的目标了。桑叶有一种泉水一样的清纯,一旦把他现在的女朋友,那个县剧团的花旦小敏同她相比较,便立刻显出了小城镇长大的女孩子的俗气。桑叶又一点不像乡下人,说话举止倒像是一个资本家出身的上海知青。脸和身材也实在太好看了,让人恨不得眼睛里伸出手去。假如要把她弄到手,李欣是有十足信心的。桑叶是富农女儿。富农活着的时候,给她说过一门亲,她嫁了那一家,那一家就把一个女儿嫁给她哥哥六指头。那个时候她还在上小学。后来富农死了,后来她又上了中学,晓得了要划清阶级阵线,就不肯再认跟富农老子有关系的一切事情,包括自己住过的屋,屋里的娘,以及人们叫“六指头”的哥哥,当然更包括了那个从来没有感情基础的未婚男人。何况对方的家庭成份也很高,是上中农。这样一个女孩子,有一个李欣这样的县级机关干部做丈夫,怕做梦也不敢想的。问题在于李欣下不下得了决心。真要把这爱情实行起来,不晓得会有多少障碍,也不晓得要作怎样的牺牲,那牺牲对他来说,怕同自杀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值不值得做这么重大的牺牲呢?对于他一生的幸福,桑叶是不是真的就是唯一的、最后的目标了呢?这之前的每一回恋爱,一开始不都认定了是最后一次的么!桑叶就真的比他先前好过的女孩子都值得他去作牺牲么?世上的事就是这样难得圆满!桑叶人出众,但社会条件却又糟。李欣很感叹自己的命运。看起来尽是机会,却没有一个机会是十全十美的。李欣迟疑着,难于走出接近桑叶的步子,却又反而激发了由桑叶引起的冲动。终于有一天,李欣毅然踅进了桑叶做裁缝的屋子。“您好。”桑叶打招呼很城市化。她正在案上裁剪。见李欣进来,立刻放下手上的事,轻轻拂着身上的划粉:“也来做衣服?”“是,”李欣的脑子灵,“我这风衣的下摆嫌长,想麻烦你改短些。”这个理由在踏进门槛前一脚还没有想出来。“我手艺不怎样的,只怕……”“可以的。”李欣已经脱下了风衣,“明天来取,行么?”“不用的,我就给您改好。”李欣有些失望,明天还有什么可以裁短的呢?桑叶很仔细地剪裁完了,伏到缝纫机上。李欣站在侧面俯看着她乌黑的头发,头发没有掩上的粉红的耳朵、面庞和露在领口上的如脂的脖子。进一步想象着领口以下,想象她果真赤裸时会是怎样的一种样子。清醒的时候李欣晓得自己这习惯有些不雅。但是一旦见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又是这样近的距离,又是在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他就很难控制住自己走神。桑叶却似乎是一眨眼就完成了改风衣的一切事情,忽然转过脸,抬起眼睛,看见了李欣的出神,原先粉红的脸一下子充满了血,似乎立刻就要绽放出来。李欣及时捉住了这羞涩,很敏锐地定定看住了她。那一刻时间是凝固住了。听得见两个人的呼吸声以及心跳声。再有几秒钟,李欣就会伸出手去。外面忽然一声发喊:“李同志,你在这里,那边找你开会!”李欣打了个冷噤。发喊的是殷道严。进了门,殷道严的面色倒是和善,催李欣说:“民兵都集合好了,等工作组的同志上台去坐。你先去,同杨组长说一回,我钉几个扣子,马上就到。”李欣看一看殷道严胸口那一片酱赤色的肉,心想,他什么时候开始也晓得要文明了呢。殷道严也看他,眼睛里的光有些狡黠。看得李欣心虚。李欣尽量端平了肩膀走出去。那天下午是参加冬季集训的基干民兵大会。李欣走进大队礼堂的时候,民兵们正在拉歌子:“一排唱得好不好?”“好!”“再来一个要不要?”“要!”“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很着急!”“……”闹哄哄的声音在屋顶裸露着瓦片、门窗全无门扇窗扇、用一些土砖土瓦代替坐椅的空空荡荡的礼堂里回荡。民兵会要比社员会热闹得多。第一因为基干民兵多是后生家;第二——这是主要的,因为大家都晓得,同样是后生家,不是哪个都能当基干民兵的。乡村里的头面人物除了各级干部,就该是基干民兵了,就有了优越感,就很亢奋。李欣心里乱糟糟的。那闹哄哄的声音逼迫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他走上台去,凑到老杨的耳朵边上,说:“开大会,没有我什么事,想请假,去看看女朋友。”老杨正低着头在喘,一边喘一边吃力地回答:“好,好。”李欣出了会场,直奔小学桑叶做裁缝的屋子。殷道严没有到会场来,他肯定留在桑叶那里了。李欣无声地一下窜到屋子后面,然后就沿着墙根潜行过去。他轻捷而小心,生怕出一点意外。心里暗暗担心有没有惊动那屋里的人,脚底下却反而噗地踩裂了一块瓦片,把他吓了一大跳。他贴紧墙根,吁了口气,狗似的竖起耳朵,听听那边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便又更加小心地继续移动。窗子落下了遮日头和雨水的窗板。但那窗板已腐朽,尽是裂缝,一点不妨碍屋外对屋里的窥视。李欣睁大了眼睛,又揉一揉,再睁大眼睛。然后他就觉得头顶上被人猛击了一闷棍,顺窗根滑下去,在地上蜷缩成了一团。那事实不是难以相信,而是难于接受。李欣头一眼看到的是两样东西:一张小课桌上的煤油灯和靠在床头上同煤油灯并列的正在抽着香烟的殷道严的头。然后他就看见那颗头下面赤裸的胸口上,另一颗从被窝口伸出来的被纷乱的长发掩埋着的头。“你个小骚精,今天亏得你答应了我,要不然……”“不然怎样?”“我就送你到民兵会上去斗争,就说你想拉拢腐蚀我。”“你今天召开民兵会,就是为这个?”“当然。要不,开个鸟会!”“殷书记,你好厉害。”“厉害个鸟,老了。”“就是的,就是的,我说的就是这个,不老。”“你个小骚精。”“今夜你再来。”“再来我会日死你的。”“我情愿。”“肚子大了嫁不出的。”“那就不嫁。”“一生一世不嫁?”“一生一世不嫁。”“那你图什么?”“什么也不图,就图你喜欢。”“你这样真心为我?”“殷书记……”“莫喊我书记。”“那喊什么?”“喊叔。”“你不是我叔。你是……”床就吱吱嘎嘎地响起了。一下比一下激烈地撞着窗子底下的土墙,撞着窗子外面的李欣。李欣感到下巴上有很粘稠的东西在流,顺着下巴流进颈窝。那是被咬破的嘴唇流的血……殷道严离开桑叶,又去了会场,精神抖擞地大步走上讲台,东拉西扯地大讲了一通民兵工作怎样怎样要紧。二黄帽子当然是不肯罢休,背着老杨组织工作组里的几位有志之士继续去那颗百年老樟底下蹲战壕,为桑叶值更。这些人觉得虽苦犹甜。蹲战壕时浮想联翩,就像是把桑叶轮奸了一遍一样。加之采取了秘密方式,更添了几分刺激。日间尽管呵欠连天,却掩不住眉飞色舞。竟让殷道严有了察觉。有一天工作组聚在大队食堂灶间吃早饭,他一把掀翻了那张代作餐桌的案板:“我操你祖宗八代,有种的今天跟老子站出来,老子陪你到县委去讲个理:你们工作组下来是抓阶级斗争的,还是寻共产党烙壳的?!”一屋子人都呆住了,像泥菩萨。“老杨,你是组长,你出来说句公道话。”殷道严接着点将,“我要犯法,你让他们拿出把柄来,我马上就辞职,去服法。要是没有把柄证明我犯法,那乱猜疑,破坏农村基层党组织威信,算不算犯法?”殷道严的目标所向,很明白。他点老杨的名,就等于把老杨排除在当事人之外。黄帽子不能不站出来说话。黄帽子用眼睛在人丛里搜寻李欣。殷道严以攻为守,而他则是有充分信心反攻过去的,只要李欣往前走一步。李欣却避开黄帽子的眼睛。对殷道严的爆发他其实并不吃惊。这时候,他用筷子很轻松地敲了敲空碗:“殷书记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啊,什么事,你也没讲清,哪个猜疑、哪个破环你了?”“哪个?!自己晓得!一清早,这一地的泥巴脚印子哪里来的?帽子头上的露水还没有干呢。”这等于是点黄帽子的名了。一屋子人,只有黄帽子戴了帽子,且真是半干不湿的,且脚下的鞋帮上真有湿泥巴。黄帽子通红的细眼睛对李欣几乎是仇视地挖了一眼,很不情愿地说:“殷书记你只怕是有什么误会吧?我帽子湿,脚上有泥,我有我的工作呀,哪个猜疑你了?”“工作?鸟工作!哼!你就是猜疑,又咬我卵蛋!”黄帽子后来受了老杨很严肃的批评,黄帽子又去批评李欣,说他没有党性,不坚持原则讲真话。李欣反驳说,我一个人看见的,不足以成为证据,说了不如不说。殷道严是只老狐狸,关键是要捉住他的尾巴。黄帽子无话可说。恨只恨自己没有能力钻进被窝捉住两个奸人。李欣表面上尽量装得若无其事,心里却整天刀绞似的。只要一个人独处,那天晚上的情形就会跑出来折磨他。在最亢奋的时候桑叶硕大的Rx房和浑圆的大腿离他只在咫尺之间,却同他远隔天涯。那么美好的一个身体却被那么粗鲁的一个野兽所蹂躏(李欣直觉得是蹂躏,他决不相信桑叶会喜欢殷道严)。老天爷也太不公道讲理了。他不能想象同样的场景继续重复发生下去。他觉得,每一次都将是对他的一次掠夺。黄帽子对这件事的介人和殷道严的警觉,也许对他不失为一件好事。那至少可以对殷道严有所抑制,也使殷道严有所收敛。这样,他心里便稍稍能得着一些安宁,一些平衡。似乎,应该属于他的财富总算得到保护,可以免受继续损失一样。李欣没有想到事情会是后来那种样子。再见到桑叶,是在至少一个月之后。她是让公社的武装部长带了两个武装民兵押送回来的。跟她一起被押送的还有殷道严。两个人是在邻县县城的一个旅店给人捉住的。进店时,他们一个人登记了一间房间。但是旅店的人眼睛尖,他们一转身,店里的几个人就互相对了眼色。当天半夜去敲门,里面反锁了。为头一个男人就直接用肩头挤开了门。结果是把两个人送到当地县公安局。殷道严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先前,他在大队盖章的证明上写的是“社员”,到这里他晓得再瞒不过了)。当地县公安局又报告当地县委。当地县委又挂电话同殷道严所在县的县委联系。回话说,让他们回来,接受处理。两个人原是商量好到这个县的县医院给桑叶做人工流产。本来是可以滴水不漏的,但殷道严闲不住。殷道严要胡搞就在自己县里胡搞,怎么胡搞到人家县里去了?按照县委指示精神,作了让殷道严停职反省的决定;又决定在新的大队书记产生之前,由县委路教工作组行使大队领导责任。上回休假之后,工作组的人事有些变化。老杨回镇之后住了院,暂时没有回大队,黄帽子就成了工作组的唯一的组长,现在又等于是大队的书记。正确路线到底占了上风,黄帽子一度受了压抑的积极性顿时高涨。黄帽子以工作组和大队党支部名义作的第一个决定是召开全大队社员参加的批斗大会。以桑叶腐蚀大队党支书殷道严的活生生事实敲响警钟,掀起大队阶级斗争高xdx潮。是一个雪后的大晴天。开一个全大队社员的会,能到这么多人,怕也是史无前例的。下了好长时间的雪,在屋里窝得久了,人都有些觉得要沤烂似的。有一个赶闹热的由头,正好出来伸伸手脚。这个闹热又是很有赶头的。都听说桑叶长得好,又犯的是风流罪,年轻人想想,心里头就由不得不兴奋。若是斗争一个烧仓库或是炸水库的阶级敌人,许多人来也会来,只是未必有这样赶庙会看戏似的起劲。学校的操场上,人很散乱,没有秩序。黄帽子让工作组的干部、大队的干部去整顿,去的人喊了几嗓子,就溜到一边去了,没有什么效果。黄帽子于是就只有自己起身来喊。喊了好久,喉咙在这冷天里很快就嘶哑了,效果也仍不大。看看大约是没有希望把人排得像仪仗队了,便在一片集市般的闹哄中宣布开会,叫把阶级敌人押到历史的审判台上来。这一下,场上气氛骤变。先前东一批、西一伙的人们,“轰”的一下一齐往台前拥来,聚成一片,并且一下子鸦雀无声。黄帽子以为是自己最后一喊显出的威严吓住了大家,心里很豪迈。清了清嗓子,就开始宣布桑叶的罪行。等他说到桑叶先前是如何伪装进步达到“拉出去,打进来”的目的,而现在该是“剥下她的画皮,露出她的原形”的时候,台底下跟着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呼应:“好,要得!”“让她现原形!”“看看她那个地方,怎么就能糟了我们的好书记!”黄帽子起先以为这些人是义愤填膺,很激动,听听就觉出自己的意思可能遭了误解。便放下原先写好的讲话稿,声明:“我说的原形是比方,是抽象的……”底下乱糟糟地打断他:“像不像,看看就晓得!”李欣就站在台侧一个角落,他既没有跟工作组的人一起坐到台子上的座位上去,也没有站到台下群众中间。他不晓得自己应该扮演哪一个角色。他的眼面前一片昏昏然,一盏煤油灯的灯火很顽固地闪着跳着。他下意识地挥了挥手,赶苍蝇似的,却赶不掉那星灯火。那个曾经在那盏灯光下那么放荡的桑叶现在雪人似的在台子前站立着,一动不动,好像是冻僵了。只是刚上台时低着的头,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有些抬起,眼睛看着人堆后面远远的什么地方。身前身后的这一片闹热似乎同她没有关系。三对路教工作组副组长黄帽子来说,这一年的冬天是沉重的,又是振奋的。阶级斗争的形势由一度的沉闷胶着,终于变得惊心动魄了。就在批斗桑叶的那个上午,又发生了李八碗(当地人私下仍习惯喊老地名)解放以来最大的一起凶杀案:在前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先后有三人被杀死,两个被杀伤。消息传到批斗会场上来的时候,一切已经无可挽救。来报信的人满头满身都是血。她一路疯喊着,连滚带爬,很怕人。人们团团围起她之后,她惊恐地比划着,好久也没有把事情说清楚。人们看出她神志已经失常。一些人认出来她是一队老德的嫂子,就晓得是一队出的事。批斗会不得不紧急中断。一队屋场上的情形很惨:死者是老德,老德的老婆雪呐以及他们不到两岁的伢子。伢子就死在窠桶上,头上只受了一斧头,劈开了。他当时正在吃豆粑角。一只装豆粑角的葫芦瓢就翻在窠桶脚下,豆粑角撒了一地。离伢子不远的地方仆着他母亲雪呐,手长长地伸向自己的伢子。砍杀是很猛烈的,地上墙上到处是血。先前那么干净利落的一间屋子,现在成了屠宰场。第三个死者在屋后的菜园子里,是老德。他的伤口在后脑壳上,显然是从后面遭到突然袭击的。当时他正蹲在地上栽菜,手上还抓着菜秧子。他就那样蜷在菜地沟里,像他活着一样窝囊地死了。老德娘是在来老德家抱伢子的时候迎头撞上凶手的(老德上面有个哥哥,两兄弟分了家,母亲跟老大住,也在这个屋场上)。凶手当时已经完成了在老德家的杀戮正要寻到他们家去。跟老德娘一起的还有老德嫂子,她是顺路来邀老德两口子一起赶批斗会闹热的。还没有等她们反应过来,凶手已经抢圆了斧头。但是斧头已经钝了,凶手的力气显然也不够了。老德娘不用砍,吓也吓倒了。老德嫂子头上受了一斧头后还很清醒,转身往堤上跑。凶手追了一阵,便不追。一把血淋淋的斧头遗在堤上,人则不知所去。但很快他就被捉到了。武装民兵循着雪上的血迹和脚印找到了他。他当时站在村子外面的一口井边上。他大约是想投水,却又犹豫着。他是不久前从林场被辞退回来的富农儿子六指头。雪呐家的成份是上中农。她男人老德说,你这样高的成份,不是因为嫁到我这个贫农屋里,殷书记会跟你好么?倘若你妹子嫁到富农屋里去,不是送她上死路?先前是说跟你哥哥换亲,我们不好打破嘴。现在亲不换了,你怎么还能眼睁睁看着妹子跳火炕?老德的嫂子则说,你妹子要是嫁富农,我们不就成了富农的连襟了?她死活不要紧,你们总不能害自己的侄子吧,他明年就到当兵的年纪。沾上一门四类分子亲戚,当不了兵,他要寻你们拼命的。六指头一年三节,连着送了好多年的彩礼。自己除了同娘两个糊住嘴过日子,什么也顾不上。那个瘸腿女人退了亲,却一直不退彩礼。她小时候因为小儿麻痹症瘸了一条腿,一时也找不到别的合适人家。没有彩礼来替换,也就一直拖着。明明是因为晓得没有人肯为六指头撑腰。桑叶出了事,六指头想想再没有指望了,就生了杀心。大队开桑叶的批斗会,他也跟大家一起走,只是怀里揣了把斧头。斧头是头天夜里磨了又磨的。娘在半夜里听见他磨斧头,问他,他回答说明天要杀狗。他走到一队的时候,一队的人大都去开会了,这里离大队近。屋场上静静的。跟他一路来的人已经走远了,他就向老德屋场走来。没有引起任何惊动。屋场上的狗大约都跟去批斗会赶闹热了。几只鸡在很专心地刨食,懒得搭理他。他就向那伢子走近去。那个很干净伶俐的伢子大大的眼睛,红红的脸,像个肉团子。六指头在一刹那间曾经起过怜惜的念头,但立刻就掐灭了。人家要绝你香火,何曾怜惜过你呢?本来,他寻个瘸子做里头人,不就只为的是香火么。伢子吃豆粑角吃得很开心(这种豆粑角,是用麦磨成浆,在锅里烫成饼,切成菱角形的块状,晒干,再回锅炒焦。说不上有什么好吃,比较讲究些的顶多只是在烫豆粑时撒上些芝麻),见来了人,抬起头嫣然一笑。六指头抽出斧头,对准那张笑脸的中间劈下去。那张没有任何内容的笑脸立刻就被血淹没了。正在堂屋里忙碌什么的雪呐惊叫一声扑过来。六指头已经抢进了堂屋,当胸给了她一斧头,那一斧头砍得很重,一下就砍断了她的锁骨。她双脚一软就跪了下来,却不去招架六指头的斧头,只是极力地伸出手,去抢儿子。六指头没有让她接近儿子,她的脖子几乎被砍断。然后轮到老德,老德的母亲和嫂子。六指头在县监狱,对这一切都供认不讳。他只是不肯承认这是阶级报复。他不管什么阶级,是人总要讨老婆的,你不让我有家,我也不让你有家。就是这样。既然这样凶残的罪行是成立的,他承不承认某种动机,已经不能影响判决。事实本身已经构成了明白的结论。一个星期后,六指头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临行前三天,按照惯例问过他有什么要求。他说,他欠过大队林场的钱,他让几个知青摘了林场的梨子,本来讲好了归他用人家退了礼金的钱还的,可惜现在不可能了。他很遗憾地叹了口气。这使监狱的警察觉得他很可笑。宣判会是在癞痢山脚下开的。死刑也就在那里执行。这里承袭古习,土改反霸时开过刑场。好多年不见,又成了新鲜事。这件命案又是极惊动人的,因而围观的人很多。附近公社的人潮水似地拥来。原先让大家站在山坡上,但站远了就看不清,人们就慢慢往坡下移动。后边的人拥着前边的人,越拥越近。一些后生则往树上爬。冬天的树枝枯了,好些人从上面跌落下来,惹起一片讪笑:该死的还没有死呢,莫把你这个不该死的跌死了。武装民兵清了好久的场子还是不够理想。倒是六指头自己想出一个切实的办法,他建议说,让我到那个藕塘子里去吧,这样你们就方便些。六指头指的那个藕塘子宽大且深,冬天挖了藕,塘子里是干的,既不影响围观者的视线,又较为安全。刑警于是同意。六指头于是大步走进那个藕塘子。临跪下之前,他对刑警说:打哪里都行,只求打准些,早些了事。我杀他们也是这样的,死罪比活罪好受些。刑警扬起枪,照六指头的嘴巴砸了一枪托子。一个反革命,那样从容不迫地说话,倒显得他大义凛然似的。后来枪就响了。可能是因为事先生了气,枪打得不准,应该打心脏部位的,结果打到脑壳了。弹孔进口小,出口大,前面的脸整个是一团血。因此,六指头最后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是一副从容不迫的表情,好像他是胜利者。四黄帽子布置人在到处贴满了大幅标语,欢呼破获一起反革命大案,阶级斗争打了一个大胜仗,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又一伟大胜利。欢呼路教工作的丰硕成果。其他那些无声无息的工作组,这回是怎样也无法同他的这个工作组争高低了。这一段时间,他兴奋得不得了,不吃不睡也能过日子。那双老也睁不开的细小的红眼睛总是闪着红光。本来扣得很低的黄帽子也掀到了后脑壳了,眉毛似乎高了三尺。因为久不见阳光而惨白的脑门上几根稀毛也很不安分地站了起来。六指头被打掉的那一天,大队刚好死了一条老牛。牛剥出来,那个生产队的队长照例送了一些给大队食堂。起先还有些担心黄帽子不肯受腐蚀。哪知黄帽子这次一反常规,很大幅度地一摆手,说:“要得,留下来,大家辛苦了,加个餐。贫下中农的一片阶级感情嘛!”当晚就在大队的礼堂中间,生起一堆火,周围垒起砖。把一口大锅从灶上拔出,架到火堆上,牛肉全部扣进锅里,加足佐料大火烹煮。各人拿了自己的茶缸子盛酒。“我们在朝鲜的雪地上就这样干过,战斗的生活多火热多美好!”黄帽子感叹说。几口酒下肚,他的豪情上来了,不顾礼堂破烂的窗洞里灌进的风,敞开了棉袄的胸口。他原来竟很能吃喝的。大块的牛肉不停地往嘴里添,喝酒也是大口大口的,一缸子烧酒“咕嘟”几声就见了底。“黄组长好酒量啊!”几个大队干部从来没有见他这样英雄过,不由赞叹。“不怕你们笑话,要说行,我老黄什么不行?”黄帽子的眼神渐渐有些恍惚,舌头开始发直,“什么不、不行、行呢!今天高、高兴,给你们讲、讲点我的风、风流事吧,我老黄当年也是一、一把好手、手呢。”一个转业军人,有光荣历史,又年轻,在一个县城里面还是有头有脸的。那时候,在单位上很受器重。现在的李欣是绝对比不了的。社教,他才二十几岁,就当了工作组长,一个大队就交给了他。那时候的社教,哪像现在这样懒懒散散,“上楼”的“上楼”,“洗澡”的“洗澡”,紧张得很。社教干部跟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点没有特殊,像现在的这顿牛肉,是绝对吃不成的,更莫说平时吃饭,去挖猪油了——“李欣你莫、莫有气,我这里是随、随便说的”——“三同”自然是好,密切了干群关系。就是一桩不好办:那地方的乡风,女人偷人越多越有脸面。姐哩都到肚子大了才嫁人,哪个弄大的自己也搞不清。一旦嫁了人,就跟男人一样打赤膊,乘凉、下田,都脱个精光,两个xx子看不得。看不得你也要看——那才过瘾哩,有几个年轻人咕哝——“过瘾?你要去、去了,只、只怕,抬不起头,那世、世面,哼”——夏天洗澡,她们就在门外的屋檐下,见有人路过,不论男女生熟,她们都一边大搓大抹,一边大喊大叫:“吃了啵”,“来戏下哩啵”。男人不在,就可以放胆跟相好过夜。倘若男人恰好撞回,只要见到放落了帐子的床前有双不是自己的男人的鞋,并且鞋头是朝里的,一般情况下都会转身避让。为此起杀心的,也有,但极少。真正的礼让三先。要是猜出了那填空的人,自己便可以到他家里去补缺。他在的那个队,有天夜里,队长派一个社员去放水,自己却去跟这个社员的老婆睡。早上那个社员回来,晓得了原委,便去队长家。队长带男劳力出早工了,队长老婆在灶间烧早饭——那里的妇女不出早工——那个社员把她按在柴堆上,说,我来还帐。晓得这个地方没有教化,社教干部便只有自己格外小心。跟社员同住是不可能了,还是像现在这样集中住。出门、下队、吃派饭,都至少两个以上搭伴。这样,一直没出事。到社教快结束,却放松了警惕。那天晚上他蹲点的生产队开会欢送社教干部。一向跟他搭伴的那个干部因为家里有事提前请假,他想,这一段的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两天也就是告别应酬,打点行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也就同意了。生产队的欢送会,他也就只有一个人去参加。那个生产队离大队有四五里山路。去时是一个人,回来是两个人。同行的是大队的妇女主任。她那天是特地安排好了到那个队去开计划生育会的。因为娘家在那个生产队,下午就提前去了。夜里接着开欢送会,开完了,就非要跟他做伴回大队。也不晓得是怎样的鬼迷了心窍,他一边劝着她去娘家过夜,一边又随她跟着走了。大热天,半夜里,月亮又好,四五里山路,就一男一女两人,都是干柴烈火,还有个不出事的——“过程?那就不好细说了,我没有、有醉,你们莫、莫捉我开、开心”——事过之后,他后悔得不得了,夜风一吹,浑身竟打起抖来。妇女主任倒是高兴,一路哼曲儿——“那曲儿我还记、记得的”——情姐门前一颗蒿,三年长得两人高。你要开花开到杪,你要结果结到莞,后生亲姐亲到头。妇女主任唱了,歇一歇,对他说,她早就想上他了,夜里想得向痛。说完了,又唱。她这是钉住他了,要跟他订终身啊。他只有恨自己,恨到极处,简直想一把揪下那惹事的祸根。看看快到大队了,他听似温存实是哀求地对妇女主任说:爱情是心灵的秘密,你我相爱,千万莫告诉人,那才有情调……妇女主任似懂非懂,痴痴听着,憨憨笑着。这一夜,他长吁短叹,没有一刻安宁,又不敢出大声。想想,只有指望妇女主任读过的那几年书了,读了书,又是干部,总该晓得些文明的。但是,这侥悻第二天早上还没有吃完早饭,就打破了。妇女主任一早上就在女人最稠密的水塘边宣布了她的胜利。昨天晚上她帮他料理的时候,从他身上摸走了他的笔记本。她说,那是他送她的信物。他后来就留在这个公社监督劳动了一个月。要不是他终于答应了娶她,差一点被开除了公职——“那、那个时、时候,这件事管、管得严,哪、哪像现、现在,搞一、一百个也没有、有事”——结了婚,他回到了县城,但提拔的机会错过一回了。最要命的是他不喜欢这个女人。结婚以后,她随他进了县城,在一家商店里做售货员。他老是出差,或者找机会下乡蹲点,单位上年年的路教都有地的份,他就是不愿呆在家里。后来就有了风言风语,他老婆同商店的经理勾搭上了。他开始就装憨,更加回去得少了,尽他们的马跑,等到他们难分难解了,他就设了个计——“什、什么、计?就、就是大、大家都晓、晓得的那、那种”——捉了他们的奸,让他们两个赤条条地当场写了保证。他把这个保证书作为证据,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只有批准。离完婚,他很快就跟现在这个老婆结了婚。嚼不烂的牛肉和高浓度的劣质酒,让黄帽子百感交集。下乡以来,黄帽子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显得不成体统。李欣没有参与庆功。他站在曾经监视桑叶的那棵樟树底下发呆。夜里起了小风,“嗖嗖”的,聚起一天云,这没了星月。偶尔从两团云之间的薄弱处透下一抹极细微的阴沉月光,使浓浓的夜显得恐怖。“桑叶,桑叶!”李欣在心里喊,不觉喊出了声。

十、惜别林场
收到何立伟的来信,成杰恨不得马上飞身去县城。
自从那天晚上场长把他带回林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以后再没有人来找过他的麻烦。然而他总觉得自己头上悬着把利剑,随时随地都可能掉下来。现在何立伟出来了、平反了,他还怕什么、还等什么?他要离开林场去县城,再次投身火热的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成杰所在的林场坐落在一匹山梁上,可能是全县规模最小的、也是最简陋的林场。男女九个知青,四个老场员,加起来是西方最不吉利的数字。整个林场仅有五间半屋,原本是一家富农的三合院,被强行划出一半,中间的堂屋还两家共用。林场的五六亩望天田和七八亩薄土分散在三四个山头,开始时连一棵树都没有,后来从附近生产队划出一片山林,算是给林场正了名。
虽然林场简陋而平凡,甚至令人有些失望,但是真要离开,哪怕只是暂时的——当时是这样认为的,成杰心中依然有说不清的留恋和惆怅。在某种预感的驱使下,他把林场走了一圈。五百多个日子的酸甜苦辣,原本如同一堆零散的碎纸,现在却自动地镶拼成许多鲜明的图片:

第一章:童年一

成杰清楚地记得,他们来到林场的当天,正好是1965年的中秋,也是他16岁的生日。眼前简陋凋零的景象和他们一路上所梦想的林场相去太远:没有巍峨的大山,没有茂密的森林,没有成群的牛羊,甚至没有连片的土地,仅有半座普通的农家小院。大家失望了,心沉甸甸的,都不愿说话,有的同学还下意识地捏紧背包绳不愿放下。
唯独何立伟满不在乎,他兴奋地鼓动大家:“同学们!我们是来建设山区的,不是来享福的。如果林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了,还要我们来干什么?吃别人嚼过的馒头没味道,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算什么英雄?穷则思变。我们的林场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不正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去挣得‘牛奶面包’,去创造‘电灯电话’!大家赶快收拾好自己的床铺,今天是成杰同学的生日,让我们一起来祝贺他生命中、也是我们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天!”
同学们心中的火焰又熊熊燃烧起来,开始动手整理自己的新家。
晚上,大家围坐在一起,第一次欣赏到大巴山的月夜:长空清辉,纤尘不染;群山裹素,溪涧泻银。月亮分外的圆润,月光分外的皎洁,月夜分外的静谧。大家谈起了林场,谈起了将来,谈起了世界……

上一章:去江西三

理想是美好的,但现实毕竟艰苦。
那七八亩屙屎都不生蛆的黄泥巴地硬得像铁板,抡圆锄头挖下去,震得双臂发麻,地上只留下寸把深的白印。几天下来,手掌满是血泡,手臂肿得拿筷子都困难。土地分散又僻远,担一挑粪水来回要走几里路。庄稼好不容易种上了,收多收少还得老天爷说了算,如果遇上天旱水涝什么的,可能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那五六亩“望天田”没有水源,只能依靠老天爷发慈悲给点雨水,“错过一回雨,一年就望到起。”所以,“抢水”是所有农活中的重中之重。只要一下雨,不管白天黑夜、人困肠饥,背起蓑衣、带上斗笠、拿起锄头就得往外冲。挖渠沟、堵缺口、捶田脚、搭田坎,努力不让一滴水流失。天黑路滑,雨大风疾,雷鸣电闪,浑身上下透湿,牙关冻得咯咯直响,手脚的皮肤被泡得起皱泛白,甚至露出鲜红的肉来,不小心碰上就钻心的痛。即便这样苦,也没人敢松懈,雨水就是粮食、就是命啊!
1966年初夏,老天爷久旱无雨,秧子插不上,大家心急如焚。一天下午,老天突降暴雨,知青们欣喜万分,赶紧冲入雨中去抢水。很快,大雨变成了暴雨,倾刻之间,路不见了,树不见了,山不见了,天也不见了!整个成了水的世界!蓑衣斗笠完全失去作用,成杰感到雨水从四面八方向自己涌来,全身都浸在水中。不但辨不清方向,连呼吸都有些困难。狂风一阵猛似一阵,刮得人立不起腰,头上的斗笠飞得不知去向。他脚下一滑,失去重心,人被狂风卷进水田中……
劳动艰苦,生活也不易。五个男知青住在低矮的小阁楼里,进门就得低头弯腰,睡在床上也常常“未敢翻身已碰头”。夏天阁楼里热得像炒锅,人赤条条地躺在床上,煎鱼式地被炒得半熟。冬天寒风从瓦缝里钻进来,针一般地透过薄薄的被盖,冷得被盖里的人经常半夜起来做俯卧撑。
木床是定做的,宽大而结实。刚来林场的他们很奇怪,带队的干部告诉他们:“将来用得着。”当时男同学一阵是懂非懂的傻笑,女同学红着脸转到一边。而这些床终于没有等到“用得着”的时候就人去床空了。

本章:    去江西四

其实,对知青来说,最无可奈何的是那些在大城市里从未体验过的“切肤之痛”。
第一就是每天和肌肤相亲,捉不尽、杀不绝的虱子,它们在衣服被子里安营扎寨,高兴就咬上一口,不高兴也咬上一口,让你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好在虱子的动作还比较温和,只是让你痒得难受,时间一长也就麻木了,所以有“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之说。
跳蚤就不一样了,冷不丁地跳上来就是一口,针刺一般,痛得你跳得比它还高。你还没来得及还手,它已经偷袭成功,扬长而去。不像虱子,一怒之下还可以捉它出来讨还血债。
“贴身三剑客”中最厉害的当推臭虫,它们坦克似的一辆辆一行行从席子缝和床缝里开出来,对人身的任何部位都毫不留情地痛下杀手,让你身上肿得小包接大包。“喂不饱的臭虫。”最可恶的是,它即使攻击得手,只要还没吃饱,就绝不善罢甘休。你想与它一决雌雄,它会东躲西藏地跟你展开游击战,一只臭虫就可以搞得你通宵难眠、精疲力尽。
蛇的袭击固然可怕,有了打草惊蛇的经验,出事的几率很小,但是也经常吓得人心惊肉跳。有一次,一个女同学掀开被子准备睡觉,却见一条菜花蛇盘在被窝里,吓得她口吐白沫晕倒在地。
更多的是耗子的攻击。这些耗子既不受粮食政策的管束,也不吸取“除四害”的历史教训,长得又大又肥且行为嚣张。大白天里,他们公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招摇过市,抢夺人们吃饭时掉下的饭粒菜屑。你横它一眼,它就还你一眼;你一跺脚,它大不了缩缩头,一会儿又伸了出来。一到夜里,它们更是肆无忌惮地满屋乱窜,甚至把被盖当做运动场,在上面奔来跳去,根本不在乎下面还睡着个大活人。有时还自作多情地吻吻你的脸,舔舔你的脚指头。
一天晚上,成杰在睡梦中感到有什么东西搔得脸痒痒的,下意识一挥手,打在一团肉毛身上。那家伙也不是省油的灯,翻脸不认人,一口咬住他的右无名指尖。他大叫一声,从床上弹起,右手用力一甩,一只大耗子在楼板上滚了两圈,翻身逃走,成杰的手指上却留下了终身的纪念。
山区的蚊子个特别大,成群结队,排空而来,轰轰作响,好像要把人撞翻。叮在身上“入肉三分”,拔断了身子都拔不出嘴来。好在它们的飞行速度较慢,目标显著,进攻往往要付出血的代价,还算得上是公平搏斗。
比芝麻粒小得多的墨蚊,当地俗称黑猫子,是另一种战法。它们像一团幽灵,无声无息地盘旋在你的周围,挥之不去、驱之不散,你身上任何裸露部位都可能成为它们攻击的目标。别看它个头小,叮到哪里,哪里就冒起一个硬疙瘩。有时身上会粘上黑乎乎一片墨蚊,拍都拍不过来。要不了多久,你就浑身上下全是硬疙瘩,而且越搔越痒,越痒疙瘩越大。
除了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水里的袭击也不得不防。否则你会发现脚杆不痛不痒,但流血不止,一些黑色软体动物贴在腿上,扯都扯不脱,那是蚂蝗干的好事。

总场到潭口林场三十多里路,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我是再也走不动了。场部地处在山脚下的一小片平地上,左右是两排住房,中间算是一个篮球场,竖立着两个破烂的篮球架。朱指导员的家也在球场的边上。我们到达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大家都睡了,朱指导员的爱人马上起来煮面条给我们吃。她是江苏启东人,叫崔培琴,也是作为上海知青到“八一场”来的,启东和海门是相邻的县城,说相同的语言,人在外地能碰到家乡的人都称之为老乡,所以感觉特别亲热,有说不完的话,她说以后就叫我弟弟,所以后来我就称她为姐姐了。当然,朱近荣我可不能叫姐夫,还是叫朱指导员。

人被动物咬的机会是天天有,人能“咬”动物的机会却少得可怜。
山区的农民,国家是不供应肉的,要吃肉得靠自己喂猪,然后国家收一半、自己留一半。林场也喂了两条猪。然而人尚且吃不饱,哪还顾得上猪?喂了半年,猪不但没长大,反而轻了几斤。场长戏称它们是“三快猪”——背脊梁比刀子快,屁股比锥子快,躺下去比爬起来快。要靠它们打牙祭,猴年马月的事了。
好在下乡的第一年,国家为每个知青每个月配了一斤肉,于是吃肉就成了林场最喜庆的日子。先是扳起指头算时间,好不容易盼到月初的第一个逢场天,大清早知青们就连哄带推地把场长催出门,千叮咛万嘱咐地把他送上赶场的路。
上午的活路一定是安排在看得见场长回来的地方。大家心不在焉地干着手上的活路,眼睛却死盯着山间小路。时过中午,赶场的人开始陆续回家,山路上不时出现背背篼的身影,然而“过尽千帆皆不是”。大家有些急躁不安了,开始胡乱猜测,手中的活路也停了下来。终于场长的身影从山林里钻了出来,望眼欲穿的知青们兴奋得振臂高呼:“场长万岁!”
厨房成了最热闹的地方,帮得上忙、帮不上忙的都挤在里面,大呼小叫地忙进忙出、蹿来蹿去。煮肉的香气从锅里冒出,弥漫在空气里,大家一边深呼吸一边咽清口水。
肉捞到了案板上。都说钝刀见肉快,无奈林场的菜刀长期只与酸菜萝卜红苕打交道,已经患上“恐肉症”,面对案板上半生不熟的肉砣子半天都切不下一块。女知青退了下来,几个男知青又轮番上阵,手被刀把打起血泡,也没切下几块肉片。
这时候大家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老场员刘师傅,于是齐声呼喊:“刘师傅,快来切肉!”
千呼万唤后,五短三粗的刘师傅才嗑灭了叶子烟,把烟杆插进腰带,从火塘边慢慢站起来,嘶哑着声音说:“你们不是说缺了红萝卜也办得席吗?啷个还是要喊我?”
刘师傅正值壮年,孔武有力,连林场那头逢人便撞的打谷子牛都虚他三分。有人说他解放前当过土匪,他自己说是干赤卫队。据说他还学了点功夫,有一次高兴了,曾在知青面前露了一手:只见他双手着地拿了个大顶,然后两腿倒夹住房柱,猛一收腹,身体向上,手就抓住了屋檐的横梁。他也是单身汉,人虽鲁莽性格却十分小气,说话稍不注意就得罪他了。知青们都知道,要他做事就得像哄小孩似的,顺着毛毛抹。平时可以不理他,今天急着吃肉,大家只得恭维这尊菩萨了。
看见知青们诚惶诚恐的样子,刘师傅的气顺了。他一副“舍我其谁”的神情,来到案桌边,把菜刀往旁边一甩,抓起剁猪草的泼刀,在屋沿石上光了几下,对围观的知青们喝道:“让开,莫把我的亮挡到了!”然后对准案板上的肉就是一刀,引起一片惊叹:“啊,闪闪!”
分肉的时刻到了,厨房里安静下来。大家神色庄重地盯着桌子上的十三个碗,目光整齐划一地随着舀肉的勺子移动。掌勺人一丝不苟地把盆里的肉块和汤汤水水都均匀地分进碗中。然后换了筷子,围着桌子转了一圈又一圈,用筷子平衡着每个碗中的份量,还不时征求监督者们的意见。最后退得远远的,再扫描了一下十三个碗,终于说了声“好了,端!”人影一闪,顷刻之间,桌子上就空空如也了。
有人当即就秋风扫落叶一般,把碗中的肉倒进肚里,以解一月之馋。也有的——特别是女生,却在尝了几块后,把剩下的珍藏起来,在以后一段日子里,偶尔拈出一块切成小片,放进锅里炒入饭菜中,香喷喷地慢慢享用,馋得旁边的人直咽口水。有一次,一个女同学伤伤心心地哭起来,原来她辛辛苦苦从嘴边省下的一碗肉被耗子偷了个精光。

我的宿舍安排在指导员对面的二层木结构大楼上,这座“大楼”除了墙是用土砖砌的,其它都是木结构,所以上楼时吱吱嘎嘎的声音很响。如果有人快点从楼梯上上来,整座楼上的人都听得到。楼下空空的作为大礼堂用,开会、放电影都在这里。和我同宿舍住的也是一个上海青年,一见面他就风趣的向我作了自我介绍:“我叫阎光泽,阎王老爷的闰,蒋光头的光,毛**的泽”。大家都叫他小胖子,但是看上去他并不胖。可能刚来八一垦殖场时是胖的。

到了第二年,国家供应的粮钱肉油全部停止,自力更生由虚幻的口号变成残酷的现实。饥饿像幽灵一般紧紧缠住了知青,“吃”成了重中之重。由于红苕洋芋酸菜不断的收刮,每个人的肠子都锈得打了结,“吃肉”更成了梦寐以求的美事。
有一天下大雨没法出工,又没有什么可玩的,大家就坐在一起张丞相望李丞相。“落雨兮兮,想吃东西。”平常要劳劲,还可以分散一些注意力,这一闲坐下来,满脑子想的几乎都是一个吃字。
越想越说,越说越馋。不知是谁开玩笑说:“干脆把林场喂的羊子杀一只来解馋!”场长随口答道:“谁有本事谁就去杀。”不要说杀羊,知青中连杀过鸡的人都找不出来。打了一阵精神“牙祭”,事情也就过去了。
没想到,不大一会,羊圈里传来一阵惨叫,大家冲了过去。眼前的场景让所有的人目瞪口呆:那个曾经被蛇吓得昏死过去的女同学站在羊圈里发抖,一只重四五十斤的大公羊背上插着把尖刀,四条颤抖的腿艰难地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嘴里不断发出痛苦的哀鸣。
不敢想象,这个胆小体弱的女同学是怎样把刀插进羊背的!
场长说了声:“造孽啊!”拔出尖刀,刺进大公羊的脖子。血喷了出来,大公羊挣扎着摇晃了几下,“咚”地倒了下去。
女同学脸色苍白,梦游般地说:“我,我太想吃肉了!”
大家吃上了香喷喷的羊肉,那个女同学也成了英雄。

铺好了床,准备睡觉,可是怎么也睡不着,耳朵里老是充满了哗哗的,涓涓不息的流水声,越是夜深人静水流声越响,加上这位闰小胖子呼呼的打鼾声,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眯着眼睛强迫自己数数儿,好不容易有点睡意了,天却亮了。

环境恶劣,生活艰苦,但知青们的精神世界却大放异彩。
一份《中国青年报》是知青们了解外面世界的主要信息通道。报纸一周两期,还要经过无数人的手才能辗转到林场。如此珍贵的东西,谁都想先睹为快,以至经常为看报发生争吵。为了避免“分配不公”,大家议决:报纸一律留在晚上集体朗读。于是,每天晚饭后成了最珍贵的时光。
十几个人围着旧方桌,脑袋几乎抵着马灯,贪婪地倾听着报上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则消息。越南人民抗击美帝的胜利让大家摩拳擦掌,《欧阳海之歌》的连载勾得人心如猫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听得大家唏嘘不已,32111钻井队的英雄壮举令大家热泪盈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旧方桌又成了争论的论坛。各地寄来的传单、《十六条》、《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读得人人热血沸腾:反帝反修的重担落在了我们肩上,中国的命运、世界的未来将由我们决定,共产主义的大厦将由我们建成,这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荣光!
阁楼旁边长着一株银杏树,高大挺立,直指苍穹。不甘被大山封锁的他们在树尖装上一根天线,用二极管和耳机来捕捉太空中的无线电波。夜深人静之时,还果真断断续续地收到过几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虽然这对于劳作得筋疲力尽的他们来说,耽误睡眠的代价太大。
阁楼的外面挂着一个纸盒做的百页箱,里面放着温度计和棉花制成的简易干湿度计,这是他们用来“耕云播雨”的工具。浸了盐水的棉球放在简易天平上,从棉球的升降可以看出即将下雨还是天晴,着实让林场周围的山民们开了眼界。许多山民专门赶来林场看这团“鬼神附体”的棉团。房东老太婆每当看到棉球移动了位置,嘴里就要轻轻地念一声“阿弥陀佛”!
房檐上挂着小纸包,里面是他们精心选出来的麦种,有的还是经过异株授粉提取的,这是跟农民出身的水稻专家陈永康学的招。在毛主席亲自制订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宪法中,良种是粮食增产最经济、最实效的手段。他们希望通过不断的筛选和提纯,能够培育出小麦新品种,让大巴山变成大粮仓。但是,这些精选的种子还没有来得及播下,就永远地挂在那里了。
上阁楼有一挂木梯,休息的时候,男同胞就像上树的公鸡,一人坐一梯,笨手笨脚地补衣裤。他们拒绝了女同胞的帮助,美其名曰“针线不让巾帼”。还有板有眼地唱着“小小针线包,革命传家宝。当年红军爬雪山,用它补棉袄。”成杰好不容易补好一条裤腿,得意洋洋地举给大家看,大家笑得差点从楼梯上滚下来,原来他把另一条裤腿给缝在一起了。后来卫生员靳松“发明”了用胶布和伤湿止痛膏做补丁,才解决了这一世界性“男题”。
房子后面的山坡,有他们千辛万苦移栽来的二百多株野果树。经过嫁接,许多已经抽出了新芽。他们曾雄心勃勃地商议,要在南溪建立第一座百亩果园。可是现在,那些嫁接好的枝条已经全被荒草淹没。

起床后,我急着要解开那让我一个晚上睡不着的声音之谜,就四下去察看。原来,就在离我们宿舍的后面不到五米有一条小溪,水不深,只能没到膝盖吧,但是水流却不慢,因为是从远处高山中流下来的,小溪中有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有的石块还很大,所以水流冲击石头后发出的声音很大。

若到动情处,草木亦恋人。
林场有两头大黄牛。一头是性格温顺、有着黑油油皮毛的沙牛(母牛),还生了一头和它一样漂亮的小沙牛。另一头是标准的秦川牯牛,体格高大雄健,脾气倔强,稍不如意就以角相向,不知顶翻过多少人。好在它生性高傲,攻击得手后,就睁着大眼睛静静地看着它的“角下败将”,从不作第二次进攻,否则它早就“英勇就义”下了汤锅。当然,它得以保全性命,还因为它是林场的“摇钱树”,林场周围的牛,许多都是它的后代。
清早,成杰把它们从牛棚里牵出来,踏着露水去牧放。大巴山的晨雾美极了:似棉田,似羊群,似奶酪,填平了千沟万壑。巍峨的山梁如岛屿、如巨舰,时而沉入大海,时而跃出波涛,变幻莫测,气象万千。晨风吹拂,云雾浓浓地飘来,围绕在你的身旁。那云朵简直触手可得,轻轻地掬上一捧,送进口中,甜甜的,还带有树叶的清香。牛角在梦幻般的云层里漂浮,时隐时显;叮当的牛铃声从云中传来,清脆悦耳,有如天籁。成杰挥动着鞭子,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到哪里去了……”美中不足的是,黄牛不比水牛,惊背,不能骑着走。
当然,放牛也不都是诗情画意。“牛无夜草不肥,马无夜草不壮。”一天要割几背牛草,胳臂腿上被茅草划得血痕累累。草丛里突然窜出的虫蛇,也吓得人心惊肉跳。一次,他觉得双脚一阵冰凉,低头一看,一条长长的乌稍蛇在他两脚之间绕了个8字,慢悠悠地梭入草丛中去了。他傻呆呆地看着,大气都不敢出,心里比脚上还凉。还有一次,那头秦川牯牛可能是玩高兴了,一低头就把他送下了半匹坡……
啊!还有崖边那口水井,不深,用几块青石砌成。水面漂着水草,水特别清澈甘甜。热天干完活,灌上一瓢,井水像珍珠一样滚下喉咙,透心凉,透心甜。如果再从头到脚淋上一通,浑身爽得赛神仙!那年天旱,附近的水源都干涸了,整座山都干得点得着火。就这口井,用它源源不断的清泉,救活了一林场的人!离开林场以后,他再也没有喝过这么清、这么甜的水了。

还有人拿着八磅大榔头敲击着小溪中的鹅卵石,然后一手翻开石头,一手在石头下面摸,能摸到被震昏的小鱼,听说小鱼叫“石板鱼”,这种鱼特别鲜美,肉多骨少,基本上没有内脏。这条小溪也是大家洗衣、洗脸、洗菜的地方。每天早上地这河边洗脸、刷牙、洗衣服的人排成一长溜。这水从山沟里流过来,上游没有人家,一点污染也没有,喝一口,比现在的“农夫山泉”还甘甜呢。

甜不甜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
指导员是复员的志愿军。他告诉知青,在朝鲜行军非常艰苦,走得小便都带血。但是他去得晚,还没有见到美国兵就回国了。他是林场唯一的共产党员,但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和口才远不如场长,每次读报学习时,支着头睡得流口水的一定是他。
他很委屈地告诉成杰,他是个篾匠,出去编篾每天有一块二的收入,还吃香的、喝辣的。来林场每天收入不到二角钱,还照顾不到家里,要不是披着党员的皮皮,他早就不干了。
他说成杰脑子灵,让成杰跟他学编篾,“一技在手,吃穿都有”。他手把手地教成杰,砍竹要问“姚(摇)三姐”——从手感和声响中判断竹子的质量好坏;片竹要问“陈(寸)三娘”——持刀的右手与握竹的左手距离要近,缓缓移动,便于控制竹的粗细厚薄。在他的耐心指导下,成杰很快学会了编背篼、编篓筐、打席子,还跟着指导员几次外出,去吃香的、喝辣的。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学艺生涯,也许他已经像指导员一样,成为一个农村匠人了。
那个被知青们称作王师傅的老场员,五十多岁,光杆一人,除了吃饭睡觉,嘴里随时都含着一根竹子削的叶子烟杆。他总把知识青年叫做“青年知识”,怎么都改不过口。
王师傅是老“背二哥”,上过汉中,下过广元,当年还闹过红军,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物了。比如说穿鞋,他的观点是:“贵不过草鞋,便宜不过皮鞋,好看不过球鞋,好穿不过布鞋。”颇有点朴素辨证法。但问起往事,就说不出个子曰了,“反正红军来了就杀保长甲长,白军来了就杀乡主席农会主席。老百姓懂个㞗,今天当赤卫队,明天当还乡团,要吃饭要活命噻,哪面不干都脱不到爪爪。”问他啷个不安家?他含含糊糊地说:“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多撇脱,安啥子家哟!”
看见成杰割不够牛草,他经常来帮忙,也不用镰刀,伸手在刺丛中几抓几不抓,不一会儿就是一大堆。休息时,他天真地问成杰:“渝城像个啥样?”成杰想了半天说:“有十多个广元那么大,房子挨房子,望不到边。”他听了直摇头,“咋会呢?广元多大!广元还有火车。那回我还听见火车叫,像黄牛,声音大得很。你说,他们从哪里找来啷个多黄牛装在箱箱里头?”
只要一坐在火塘边,他就会说:“唱个歌吧!”无论什么歌,他都叼着叶子烟杆跟着哼,但只限每一句歌的最后一个尾音。哼着哼着,他的眼睛慢慢闭上了,口水顺着烟杆滴下来。但是只要歌声一停,他的眼睛马上睁开,惊奇地问:“啷个不唱了呢?”也许他永远都不会知道,就他这德行,竟熏陶出了个曲不离口的成杰。

我们的食堂在宿舍楼的隔壁,食堂里有一个用水泥建的大水池,里面储满了水。在水池上面悬挂着一根长长的毛竹管道,有水从竹筒里源源不断地淌下来,发出潺潺的水声。这毛竹管道是用很多根中间打通了的毛竹连接起来的,间隔一段又用竖立的毛竹像架桥那样把管道顶起来。我沿着毛竹管道一直走,在百米远处发现它竟然一直通向食堂对面山沟里,水是从山沟的石头缝隙里流过来的,我还用双手捧起这山泉水喝了一口,爽爽的、这原来就是我们食堂用的水,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然“自来水”啊。这样我基本弄清了晚上这些声音的“来龙去脉”。

场长知道成杰要走,有些难过。他送了成杰一程,说:“从你们来林场那天起,我就晓得这个塌塌终究留不住你们。毛主席把你们派到这里来占领山头,是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作准备,当预备队的,哪里会让你们在这里呆一辈子?‘人不出门身不贵,火不烧山地不肥’,‘猪圈里跑不出千里马’,趁年轻,到处走走有好处。当年如果我……哎,不说那些了,走吧。问何立伟好!”
五十多岁的场长给人的印象是能说会道、为人精明,当地的人评价他是“树上的麻雀都哄得下来”。成杰曾经领教过他的这一本事。那次他同场长去场上卖林场喂的一头病猪,场长一阵摇舌鼓唇,三吹两不吹的,病猪就成了金不换的神猪,惹得几个买主争得差点没打起来。
事后,场长洋洋得意地对站在一旁目瞪口呆的成杰传授“真经”:“生意人哪个不说假话?不会说假话的,真话也是假话;会说假话的,假话也是真话。最聪明的假话是十句真话中只有一句是假话。”场长肯定没有读过《红楼梦》,但是对“真作假时假亦真”的悟性绝不在曹雪芹之下。
对于老场长,成杰过去多少有些看不起,因为他离开了红军,因为他当过还乡团,也因为他在林场有时的自私。后来,他知道了林场的几个老场员当年既当过红军赤卫队,也干过保丁还乡团。再后来,他知道了很多山民当年都如此。他很是想不通,这与他心目中的革命者相去太远。在他的心目中,革命者就应该像水晶一般纯洁,像钢铁一般坚强。
后来成杰知道了,红军从1933年1月攻下南溪到1935年初离开南溪,中间只有两年时间。而在这两年里,敌我双方始终处于围剿与反围剿的拉锯状态,要求所有的老百姓都成为坚定的革命者是不现实的,真正的坚定者大多倒在长征和西征的路上了。
多年以后他才进一步懂得:每个人的心灵里都同时寓藏着光明与阴暗,高尚者终将以光明驱走阴暗,卑劣者终将用阴暗吞噬光明,如此而已。在这人生最艰难最痛苦也是最漫长的搏斗中,并非每个人都会成为伟大的高尚者。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要他能守住做人的最后底线,不整人害人,对得起良心,不被阴暗最后吞噬,就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与命运共舞了,虽然不是高手,甚至动作有些笨拙。
“场长,等搞完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回林场!”
场长笑而不答,只是挥挥手,“走吧!走吧!”
路过石笋河时,成杰停住脚步,远眺那根神异的石笋。此时刚好正午,太阳底下,石笋上又反射出一道红光,好像还有奇妙的音乐声。他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买的那根钢针,在阳光之下,也是发出这样奇异神秘的光彩和乐音。
成杰一甩头走了。他完全没有料到,他这一走,几十年都没能回头。从此,他再也没有见到那又恨又爱的林场,再也没有见到指导员,再也没有见到王师傅、刘师傅,再也没有见到老场长,再也没有见到那神奇的巴山石笋……这一切的一切,都永远留在了梦中,留在了心底深处。

在食堂,我还看到有一个一人高的大木桶放在一个大铁锅上,那是用来烧洗澡用的热水。山里的木村何其多,食堂的灶膛里一直都不会熄火,所以,随时都有洗澡水供给。

林场只有一幢砖结构的房子还比较像样,那是书记、场长住的地方。其它的房子都是土砖垒起来的,在八一垦殖场以及周边的老百姓的房子大多都是用土砖垒的房子。

第二天,整个林场都知道新来了一个技术员,是上海人,场里又来了新人,大家见面感到特别亲切,尤其同是上海知青的那些同事,更是兴奋。林场里的上海知青都是徐家汇的知青,1958年就来到了场里。

林场的书记叫宾清树,广西人,原来在部队是中尉。场长叫万天文,在部队是少尉。指导员、队长一级都是由退伍军人担任,也有一些当兵的做点管理员、小队长的职务,反正以军人为主,下面主要是上海知青和江西赣州的知青,还有几个刚分配来不久的江西“共大”弋阳分校的毕业生,总共有二百多人。当时当兵的工资有四十多元,上海知青二十二元,赣州知青只有十六元,弋阳分校的是初技毕业生,二十四元,我是中专毕业二十九元伍角。

林场有砍伐队、营林队、管后勤的包括食堂、托儿所、蔬菜队和养猪场。我被分在了营林队,营林队里大多是女的,只有少数几个男的,还都是身小体弱不能去砍伐队,只能到营林队,祘是照顾的。那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都分在“砍伐队”。营林队的主要工作是植树造林,育苗。其中最辛苦最累的活要数拖毛竹了,由砍伐队把砍下的毛竹去掉枝叶,从山上滑溜到山沟里,营林队的要从山沟子里把毛竹拖到林区的公路上。每个人都用一根自己特制的两尺多长的小扁担,两头用绳各系上一根毛竹,有的一次还要拖四根。因为山沟里的小路很窄,只能容一个人走,路又是高低不平,山沟里还有小溪,溪边的石头上长满了青苔,大家肩上扛着扁担,两只手还要把毛竹夹在腰里,就这样一步一步拖着毛竹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从一二里路的山沟里拖出来,全身拖泥带水不说,大腿两边都磨破了皮,我只拖过一次毛竹,真的太累太苦了,实在受不了。

山沟里阴暗潮湿,小溪边还有一种很小很小的飞虫,大家都叫它小黑虫,抓不着,看不见,摸不着,叮在腿上却是黑麻麻的一片,成千上万只,数也数不清。用手在腿肚子上一撸,手上黑色的是虫,红色的是血。被咬的地方又红又肿,痒得要命,忍不住就会去抓,如果抓破了,很长时间都不会愈合,严重的还会发炎引起高烧。同事们说第一次上山要先过这一关,过了这一关,以后就不怕了,可能是有了免疫力。

营林队里的女将们很历害,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在山上干活时,二三十个人中只有两三个男的,她们拉屎拉尿无所忌讳,尤其是年龄大一点的女人,几个小青年都老老实实的不敢得罪她们,要不然,她们要剥谁的裤子毫不留情,决不手软。有一个小青年嘴上不服气,曾被教训过一次,只能甘拜下风。

在林场以班、排、连,为单位,都是军队编制。长官的意志,谁都不敢违背,只要有场领导在边上,大家都不敢吭气。有一次,场长带着大家在苗圃地里种芝麻,整好了地,场长随手抓了一把芝麻就往地里撒,我立即阻止他说下芝麻种怎么能这样撒?可能是从来没有谁敢这样对待过场长,他愣了一下,有点莫名其妙,等反应过来了就训我:“你懂个屁!刚从学校出来的娃娃!”我坚持说:“你这样撒就是不对,你这样撒浪费了种子不说,以后出苗又不整齐”。我拿起芝麻种子同砂土拌在一起,再撒给大家看,场长倒也大气,随即表现出服气的样子不再和我计较说;“好,好,好,照正确的做”。年青气盛的我竟然还说,我是技术员,有些方面你们还得听我的。

潭口林场是专职林业,主要是砍伐和造林、营林。林场原有两个林业技术员,都是在江西赣州林校毕业的,他们是林场的主要技术骨干。我虽然也是名符其实的技术员,可我学的是果树专业,整个八一垦殖场都没有果树,我的专业对不上口,所以林场也只能把我当普通劳动力来使唤了,一会儿安排在营林队,一会儿又到砍伐队里体验生活。

砍伐队里都是重体力活,我只能给他们做做下手。砍伐队里的每个人都会抽烟,刚开始我很不理解,后来共处了一段时间就慢慢了解了,因为每天上班走到作业的山场要爬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到山上后就得先休息一下,边休息边听队长安排工作,边抽口烟能解除一点疲劳,砍伐工作特别累,砍倒几棵树后,又得歇一歇抽口烟,中午在山上吃完饭,休息的方式也是抽烟、聊天。他们说在山上工作之余抽口烟、聊聊天是最好的休息,是调节身体最好的办法。

砍伐队每个人都备有一把斧头和一柄弯把锯。以前也配备过用汽油发动的电锯,但是太笨重,在地形复杂的山上不好用,后来就不用了。在砍伐队要有一定的体力,还要有这方面的技术和知识。在山上要砍下一棵树,先要看好地形,立脚的地方一定要稳妥,选择在树的上方。选好砍伐的部位和方向,如果有籐蔓缠在树上,先要清除掉籐蔓,才会安全。

有一次,园岭林场砍伐队有一个上海青年叫吴章徳,是一个年轻有为,文字上很有功底的青年,还不到三十岁,刚和一个共大毕业的女青年结婚不久。一次在山上砍伐一棵大树时,由于挂在树上的籐蔓没有清理干净,在大树倒下时缠住了树枝,使大树突然改变了方向。因为山上坡陡,地形复杂,人一时躲不开,就被倒下来的大树压住了双脚,大家立即用撬棍把树挪开后才把他拖了出来,才好不容易从山上背下来,立即用手扶拖拉机送到总场医院抢救。医生先清除去烂肉里的泥沙、烂树叶,再消毒接上压断的骨头,本想保住他的两条腿,结果引起炎症续发了败血症,那时候无药可医,一个很有才学的年轻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砍伐的木头是场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选中了一片山林,就不管大大小小的树木全部砍掉,树木砍掉枝叶,锯成二米、二米半、三米、四米等不同的规格,全部滚下山沟运出来。从山沟里运木头也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先要在山沟里开挖出一条一米多宽的小路,用拖车把木头拖出山。林场的板车都是用大木头特制的,可以经得起折腾。一车木头有一、二千斤,装车的要控制好重心。在上坡时一个人掌控方向,三四个人合力推。而下坡是最危险的,车头要翘得老高,方向特难掌控,一定要几个人齐心协力控制车的速度和方向,还要在拖车下面捆上一根木棍,用来做刹车。车把往上一抬,车下的木棍就碰到了地下,增加了和地面的摩擦力,车子就可以减速。所以,这是又要力气又要经验的活。山间的小道走的车子多了,木棍就在小车道的中间摩擦出一道很深的凹槽,板车很不容易控制,因此常有人受伤。

木头运到公路边,有的用汽车运走,还有的是水运。在每个林场山间的小河里都筑起了小水坝,使水的落差达到五米以上,打开闸门,水像脱缰的野马奔腾而出,木头或竹排顺着急流沿江而下,如有木头搁浅或是被河里的石头挡住,就要立即清理。到目的地时还要把木头一根一根拖上来。这在当地有一个很形象的称谓叫“赶羊”。木头到达后要专门的检尺员测量木头的直径和长度,算出木头的体积。再由收货方验收。

木头运下山后,一把火把这座山上的枯枝、杂草全部烧光,这叫做“清山”。清山后这座山就成了个大光头,远远看去特别的显眼,可谓“万绿丛中一点黑”。到秋冬由营林队在清过的山上开“条垦”准备来年种树。所谓“条垦”,就是在陡峭的山坡上用锄头挖出八十到一百厘米宽的水平带,使整座山像梯田一样,来年春季就可以植树造林。这工作也特别辛苦,因为在陡坡上要站稳脚都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不管是砍伐队还是营林队的,每次上山下班回来时规定都要带柴火回来,所以,食堂里的柴火是永远烧不完的。林场食堂的灶口特别大,二、三十公分的大树枝直接往里捅。

我长得比较廋小,林场领导可能是照顾我,砍伐队和营林队在离开分场较远的山场作业时,就让我去送饭。这算是比较轻松的活,但是我肩挑着十多个人的饭、菜、汤水,要保持平衡不让汤水沷掉,还要走六七里山路,虽然只有四五十斤重,时间一长却也腰酸肩疼并不轻松。

下一章:去江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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