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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海漫步,乐为采茶圆新梦

副镇长老杨在镇政府分管文教卫生工作。小丁那次找到他,他也很难过。沉吟了好久,说:“我去同镇文化站商量一下。”商量的结果,是小丁到镇文化站做“费用工”,也就是从文化站的事业经费里给临时雇用打杂的人支付一点劳务费。费用工不在编制里,一般也不允许长年固定。老杨说,先做了再说吧,以后慢慢设法。镇文化站已经有了一个打杂的,叫洪艺兵。小丁后来听说这名字是“文革”初期改的,先前叫洪一鸣。改成这样,是为了谐“红色文艺兵”的意思。洪艺兵给人的感觉是一只弹簧,总在长长短短、高高低低地伸缩,他一旦见到人,就永远是点头哈腰微笑。他戴着近视眼镜,有时眼镜被水汽蒙住了,看不清,但只要见到人影,他就点头哈腰微笑。即使从一个正在破口骂街的泼妇身边走过,他也无一例外地点头哈腰微笑向她致敬。别人跟他说话,他也永远是无比荣幸地点头哈腰微笑,不管别人说什么,他自己听清没听清,他的回答永远是“是的,对的,是是是,对对对……”有时候别人向他问路,或打听什么事,他也这样点头哈腰微笑地“咿咿唔唔”。别人就以为他在敷衍,难免不高兴。他一旦发觉,马上就大惊失色,连连顿足捶胸,恨自己耽误了革命同志的大事,痛心疾首得让对方不知所措。平常他主动开口说话的时候很少。一旦开口,便往往是检讨。检讨又往往过分。比如,写字的时候,偶然不小心碰翻了半瓶广告颜料,他马上就会连连说:“该死,浪费有罪,罪该万死,死无葬身之地,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类似的话要说上半天,声咽气绝的样子,说得很悲惨,文化站从领导到群众以至半条镇街人人都听到,听烦了,反倒来劝他,安慰他,再三说明打翻了半瓶广告颜料决不算犯罪,更不该死一万次,请他千万放心,放一百二十个心,革命的领导和革命的群众,是完全可以谅解的。他于是才逐渐平静下来,别人也于是安生。洪艺兵从烧茶倒水、扫地抹灰,到刻蜡纸写标语什么都做。他做得尽心尽力,又能干,没有第二个人能代替他。那两年,文化站的主要任务就是写语录牌,画领袖像。一个小小的镇子,街头巷尾,凡是能写字画画的地方,都留有洪艺兵的手笔。即便这样,洪艺兵也只是个临时工,不能转正。原因就是他出身不明不白。他没有老子,跟着母亲过。母亲是本县人,老屋在山里,解放前是个大户,在镇上开得有店铺,所以能送她到镇上念初中。有一回学校组织一个什么活动,把学生带到高镇子几十里路外的城里,她就在那一回跟城里的一个什么人跑了,一去没有音讯,到土改时候,带了一个上十岁的男孩子回来,说是她的儿子。问她的男人,说是死了,就再没有二话交待。那时候,她老子在乡下已经划了大地主。老屋她是回不去了,便留在镇上给人洗衣浆衫,抚养儿子成人。这“儿子”便是后来的洪艺兵。然而关于他老子,镇上是有传闻的,说是国民党的官吏,解放前夕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抛下了洪艺兵母子。传闻毕竟只是传闻,并没有经过认真查实。总之洪艺兵的来历很复杂。尽管如此,镇革委反复讨论、研究,还是让洪艺兵进了“宣传队”。这主要得力于洪艺兵母子在镇上十几年如一日的为人。十几年间,他们母子两个蟋在一间低矮的披厦里(这披厦原是洪艺兵外祖父在镇上开的南杂铺堆放柴禾的,这南杂铺土改时没收归公了),无声无息地过日子。偶尔有人见过洪艺兵母亲在镇外河边洗衣服时,用捶一边捶着河水里的石头,一边口里喃喃地连发恨声,骂“婊子,婊子”。一旦发现身边有人,就立即住了口,慌慌地做出似乎在河水里摸索失落了的东西的样子来掩饰。此外,她从没有给镇上任何人看过难看的脸色。洪艺兵则因为读书到高中毕业,比他母亲更有文化,做人也就比他母亲更有特色。本来,有了洪艺兵这样的人,小丁就完全是多余的。但洪艺兵却另有重任,镇上决定调他进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是“文革”最闹热的年头办起的,很神圣的。进去的人,都要查三代。洪艺兵能进去,差不多是个奇迹。二当时,负责组建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是徐光荣。他祖辈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民,所以他说话做事就很大胆果断。洪艺兵最后终于参加“宣传队”,就是他拍板决定的。他在镇革委表态说,我是让他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敢干别的,我就先灭了他!他对洪艺兵说:你好好干,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洪艺兵调进宣传队之后,没有让徐光荣失望。他一如既往,不管谁喊他做事,也不管做什么事,做得了做不了,他都永远唯唯诺诺。哪怕你甩块尿布给他洗,他脸上也会毫无难色地接过去。他做所有的事都极其认真,瘦骨嶙峋的手精确而热情地工作着,活像一架永不停息的机器上的杠杆。他的工作是舞台美工,但每到一个地方,卸车、装台,常是他唱独脚戏,常常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口,又让他管大幕。有一回他实在熬不住,该关幕的时候他睡迷糊了,别人帮着关了幕,接着是七手八脚的换景。他被换景的响动闹醒了,发现上一场已经演完,赶紧去关幕,结果却把幕拉开了。刚刚演了阿庆嫂的那位女演员因为下场要演江水英,卸了先前的戏装,还没有换上新戏装,只穿着个大红裤头帮着搬道具,幕布突然拉开,两条光光的大腿一下暴露在台下的众目睽睽之中,羞得她一头钻进正准备撤下去的春来茶馆的茶桌底下。那茶桌做得不规范,矮而窄,她上身进去了,红得灿烂的臀部却无论如何拱不进去,成为一个鲜明的“三突出”。台下顿时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在宣传队,洪艺兵最恭敬的自然是徐光荣。省地矿局的一个勘探队在本县某地发现了盐矿,这件事成为一桩证明“文革”伟大胜利的大新闻。宣传队为了及时配合反映,由徐光荣带了编创人员赶赴当地去体验生活。住了些日子,大家有些消沉,觉得光是找矿这件事,编不出什么节目来。徐光荣急了,说,怎么编不出来,关键是你们缺乏工农兵感情。几个人不服,说,那你试试,你有感情,你祖辈是农民,你自己做过泥水匠,也就是建筑工人,又当过民兵,还是连长,工农兵全了。徐光荣挺了挺身体,慷慨地说,试试就试试,工农兵可以改造一个世界,还编不出一个节目?不过两天,他召集大家开会,说,节目已经有了。取材就是这次盐矿被发现的真实故事:当地供销社一个女营业员偶然尝出商店后面那口水井的水有咸味,就去报告了正在这里搞矿产资源普查的勘探队。从而使他们真的勘探出一个储量丰富的岩盐矿,使“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又一丰硕成果。徐光荣的节目就是编一支歌歌颂这位女营业员。他把歌词完整地想出来了:我是供销社里营业员,找矿报矿人人要上前。商店后面有口井,井水有点咸。估计里面可能有盐,赶快报告勘探队,为世界革命作贡献,作贡献。徐光荣说完,二目如炬,很兴奋昂然地看着大家,等着掌声响起来。第一个表态的是洪艺兵。“好!”他大喊了一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完全达到了样板戏的水平!”但洪艺兵的表态是唯一的,没有得到响应。其他人大都定定地看着徐光荣,牙根紧咬着,脸色有的铁青,有的通红,就像便秘的人蹲厕所想释放又未释放出来时的那种样子。徐光荣把这表情理解成一种心灵受极大震撼的无声的激动,他于是举手指了指作曲的郑风:“既然大家喜欢,那就这样定了,你抓紧把曲子谱出来。”郑风一直把头伏在桌上,两个肩膀地震似的抖动着,终于压制不住,一下仰起身子,放肆地笑出声来,两只眼角早已挂着憋出的泪水。他一放肆,其他人也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爷呀娘呀地乱叫着,满屋子打滚。只有徐光荣和洪艺兵很庄严,横眉冷对千夫指。三在徐光荣最终离开宣传队之前,洪艺兵有过一段大红大紫的日子。那段日子洪艺兵和徐光荣如影随形,徐光荣不管走到哪里,都尽可能地带上洪艺兵。洪艺兵的话明显比先前多了,常常是徐光荣说上句,他就补充下旬。徐光荣的话多是大白话,而洪艺兵恰恰是个引用政治术语的狂热分子,对徐光荣就起到极大的烘托和拔高的作用。大家于是喊他做“政委”。他听了,起先还做脸做色,要大家“莫发胡说”,后来就渐渐坦然。他那种习惯性的点头、哈腰、微笑,有些吝啬了。吝啬归吝啬,依然是有的,但主要是面向徐光荣以及比徐光荣更重要的人。对一般人还是会尽可能做,只不过总让人觉得有些偷工减料,不能把戏做足。他竟有了求偶的迹象。他进宣传队的时候已经三十出头了。母子两个却从没有在人前提过婚娶之事。如今,表面上看,洪艺兵依旧没有一点区别的对每一个人都有求必应,但常常是为女人们做得更多也更主动。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女人们总是依赖心重,娇气,需要帮的事也确实多些。比方乡下的河,常常要蹚过去,水急了吓人,天冷又冰人,脱鞋脱袜持裤脚也烦人,于是不管老的少的,就都让他背过去。又比方剧团日子没有规律,早上起得晚了常常错过食堂开饭时间,特别是女演员又少不得零食,这些事,都由他包了。终究也有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让他这种看起来似乎无一例外的殷勤露出了别有用心的马脚。四徐光荣灵感突发写出那首女营业员找矿歌的歌词后,充分认识到诗原是人人可写的。于是就决定发动全宣传队的人都来写诗,而且规定了任务,每人至少一个礼拜要交一篇。如果宣传队人人都是诗人,他就不仅仅是宣传队队长,还是当地诗坛领袖了。那正是一个诗的年代,滚烫火热的豪言壮语铺天盖地。宣传队大多数人东一句西一句地乱摘,轻轻松松就打发了徐光荣。也有老实的。就不知所措。拉手风琴的周燕就是一个。周燕的母亲名声不好,原因是离过两次婚。先前住在城里,后来带着周燕到镇上来,嫁了县中学的一个老师。周燕拉手风琴就是那个继父从小教会的,她也就因为这个特长招进了宣传队。她在整个镇子,公认是长得最好看的一个,也就最惹眼。她自己平常却总是不声不响,没有事的时候就一个人找处安静的地方拉琴。她很求上进,进宣传队不久就写了人团申请。徐光荣号召写诗,她就真心地希望自己不但一个星期能交出一首诗,最好一天能交七首诗。但她又实在不晓得怎样写才好。跟别人那样瞎抄,她又不敢。眼看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纸上却一个字也划不出来,她只有急得抹眼泪。洪艺兵就是在这时候现出原形的。有一天,趁周燕的寝室没有别人的时候,他把自己写的一首诗塞给周燕抄了交任务。周燕进宣传队住集体宿舍之前,跟她母亲和继父住在一起。他们家就在镇街上文化站紧隔壁。镇街都是旧房子。房子与房子之间是板壁,洪艺兵在文化站打杂时落脚的那间办公室,正好是周燕睡觉的屋子。周燕的继父就经常在那里教她拉手风琴。周燕那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黄毛丫头,洪艺兵对她起先没有怎么注意。忽然有一天,他听出隔壁的响动有些异样:风琴声停了,然后是很可疑的静默,然后是周燕很细很轻的挣扎声。好多年过去,洪艺兵一直很清晰地记得周燕当时很凄惨又很压抑的喊声:“不要!不要!我痛!”这声音常像刀子一样割他,使他一旦想起,就立刻浑身冰冷,额头上冒出大颗大颗的冷汗。他记得很清楚,周燕那一年刚进初中,还不满十四岁。而她的继父差不多五十岁了。在那之后不久,周燕的母亲又一次离婚。她们搬离了镇街,在镇外的农民那里租了一间房子。大家自然都说周燕的母亲不好。但这次婚变的真正原因只有四个人最清楚,其中一个就是洪艺兵。洪艺兵没有对任何人,包括自己母亲说起过他那天听到的声音。他跟她们共守一个秘密的事实,使他有了一种对她们的莫名的亲近感。随着周蒸日益出落成人,这种亲近感又常常引起一种莫名的骚动。在宣传队他其实最情愿帮助的就是周燕,但周燕却是得到他帮助最少的一个。周燕不需要任何人背她过河,周燕从不吃零食,周燕绝少剧团女孩子惯有的恶习。但是这一次,周燕应该是需要他的帮助的。他这回是真心诚意的,没有丝毫表演的意思。也许有一点奢望,但肯定不是主要的。他想错了。周燕还不到能够跟他沟通的年龄。周燕那时一心想做革命青年,一心想要抹掉母亲给她的生活涂上的污点,她不能做对不起领导,对不起徐光荣的事。周燕把那首诗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徐光荣,揭露了洪艺兵的丑恶嘴脸。五徐光荣当时的态度远没周燕本人那么激烈。他觉得周燕只要不全文照抄,学习学习也不是环事。洪艺兵的用心终究说不上恶毒,诗大歌大颂大好形势,我都未必写得这么好嘛!把周燕说得疑疑惑惑直眨眼睛。徐光荣对洪艺兵的偏爱是明白无疑的,倘不是紧接着宣传队改成剧团,随即又更换了团长,洪艺兵的梦很难说圆不了。这个镇跟邻省的一个镇交界。每年两个镇的文艺团体都要举行互相间的慰问演出。本来,每次都是由镇上的主要领导带队(这时候宣传队就改叫了“慰问队”)。逢到各自举行的欢迎和欢送一类仪式,都是由这位主要领导致词,宣传队的领导只负责演出。当了几年队长,徐光荣渐渐地有了不满足。在宣传队,他凡事做主,凡事说了算,做惯了主角,没有做配角的心理准备。因而,逢到慰问这一类重大的外交场合不让他出头露面,他岂能不觉得委屈。恐怕也是他的劫数到了,这一回他实在克制不住,镇上带队领导刚刚说完,掌声还没有完全停止,他就主动站起来,高举起斟满酒的杯子,红通通的脸上满是激动,说:“各位,我再补充一句:我们两省两镇是邻居,又都是革命老根据地,真正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满场愕然,继而就爆发出大笑。本镇的人晓得他就是这种水平,心实是诚的;外镇的人以为他在剧团是专演丑角的,说话幽默。镇上带队的那位领导很愤怒,回来汇报,就上纲到政治事故。一研究,把徐光荣免了,去管农贸市场。这使他的演讲才能得到一个尽兴挥洒的地方,又不至误什么大事。徐光荣走后,宣传队正式更名为剧团,派了刘宗吾来当团长。刘宗吾原是教师出身,“文革一开始前就担任县文教局副科长。后来受到冲击,下放回原籍,这次是落实政策。“刘宗吾”这名字听起来就是学究,他说话咬文嚼字,开会讲话,一定事先写好稿子,其中凡讲到自己的地方,不是说“我”,而是说“卑职”。剧团换了新领导之后,洪艺气忽然觉得迷茫和空虚。刘宗吾虽然并没有怎样为难他,但肯定也不可能像徐光荣那样成为他的靠山。他的背脊一下又弯了下去,点头哈腰微笑又变得极规范化普遍化。政治上也更其严谨。“政委”是断不敢当了,但“政委”的原则性却是更加坚定了。这反倒恰恰给他惹了祸。那一年林彪出了事,按规定已经传达到了公社一级的干部,实际上满天下已经沸沸扬扬了。那时候小道消息正值鼎盛时期,是一般人得知新闻的主要渠道。但洪艺兵是绝对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从不参与这类私底下的七嘴八舌,他的消息也就很闭塞。那回剧团加餐,喝酒前,他照例端起酒杯,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本来“红海洋”那个热潮已经过去了,但洪艺兵却坚持恭敬如仪。他这样做虽然不时兴,但也没有违反什么禁令,大家也就一直由他。而这一回,他却犯了大忌。刘宗吾吓坏了。他是听了正式传达的。虽然他晓得洪艺兵并非故意唱对台戏,但这样的事一旦传出去,自己是要担责任的。他于是只有向镇上报告。镇上也晓得洪艺兵一向的为人,就让刘宗吾找个理由把事情掩盖过去。刘宗吾于是找洪艺兵谈话,说:“要是上面来人问你那天聚餐的情况,你就说你喝醉了,说过什么话都不记得了。”洪艺兵很疑惑,说:“那天我没有说什么,就是给大家敬酒前先敬祝了毛主席,又敬祝了林副主席,当时我还滴酒未沾呢。”他没有翻供,镇上也就只有来人,来的人直截了当地说:那天你肯定喝醉了,说过什么肯定忘记了,云云。他却更焦急,更严肃地反复声明:我给大家敬酒之前根本没有喝酒,不先敬祝毛主席他老人家,再敬祝林副主席他老人家,我怎么能先喝酒呢。不管你怎么给他挖沟,他的水就是不往那儿流。这就不能不引起别人对他的怀疑了:他是真不晓得,还是故意装戆说反话!上面于是决定:发动群众,查他一查。洪艺兵后来很不明白,这么多年来,他在剧团,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巴结得不能再巴结,却不晓得为什么,别人对他积聚了这么大的仇恨,个个同仇敌汽。男演员们最为愤慨,对他声讨最烈的是他“是不是打过周燕的环主意,是不是癞蛤蟆想过吃天鹅肉”。那些他曾如同母亲般地孝敬过的女演员们也不甘心被他冷落,全体奋起,呼天抢地。那个被他暴露过仅仅穿着大红裤头形象的阿庆嫂问:“那次你是不是故意的?”那些下过河被他背过的人也同样声色俱厉地逼问:“那次你的手为什么搂得那么高?”洪艺兵自始至终没有抗辩一句,对所有的控诉他都一律点头称是。六换了别人,也许就很难把人再做下去了。但洪艺兵从小就是在别人的鄙视下面长大的,让他矮人一头,他把身子缩一缩就是,早已惯了的事,不难。进了剧团,实在是他走了运。他在这里总是遇到贵人相助。徐光荣之后,刘宗吾对他实行的也是温和政策。毕竟是读书人,凡事总是多些人情味,对他们母子的身世,他心底里其实是颇同情的。现在洪艺兵在他手底下,怎样的提携,他是没有徐光荣那样的魄力去做,但不把他整得太苦,并且尽可能给些实在的起码帮助还是可以的。以一个老年人的心情,他觉得洪艺兵最大的事是成家。暗中,他跟老伴商量,为洪艺兵物色了一个对象。这对象便是李月娥。当时她同李欣一家僵持了好长时间。刘宗吾内人是李欣的姨妈。能撮合洪艺兵和李月娥,可收一举四得之功:解亲外甥之厄;饱洪艺兵之饥;让司法部门体面下台;使李月娥得到真正可靠的归宿。先前人们没有发觉,或者是没有往这方面去想——洪艺兵有一张棱角分明的国字脸,天庭饱满,地廓方圆。又有副高出一般人的身材,宽肩窄腰,长臂长腿。平时他又很注意边幅,浑身上下虽然满是补钉,但很干净,很合体,文文静静,清清爽爽。真要是挺直了腰板,换一身新衣,抖抖精神,原是很潇洒的一个男人。年纪大几岁,比那个轻薄的李欣倒更显出几分男人的沉稳。刘宗吾唇然成功了。这在镇内外成为一段佳话。世上的事往往就是这样,一个人怀了极诚恳的好心去帮人,结果却糟透了,坏透了,几乎等于惨害。完全不是始料的那种样子。洪艺兵同李月娥的婚姻,根本就是一场灾难。这一次的问题同情感没有关系,他们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是物质性的,是最基本的自然需要。然而,结婚使洪艺兵得到有保障的性满足,却给他的食欲带来了可怕的危机。洪艺兵一直就有着惊人的食欲。他的粮食定量远不够他的需要,母亲的定量匀给他一半,仍不够。母亲死后也同时带走了她的粮食定量,给他留下的是永远的饥饿感。他似乎从来就没有吃饱的时候,动不动就因为能量的缺乏脸色发白,冒虚汗,很厉害地痉挛。他平时谦恭卑微、低三下四,但一到吃饭的时候他的面部就现出了咄咄逼人的凶猛甚至狰狞,眼睛闪闪发亮,牙骨强而有力地格格作响。他最向往的是下乡演出的日子,吃饭不必交粮票而且管饱,最激动人心的是那些用巨大的瓦盆盛出的实实在在的大块肥肉。出于一贯的谨慎,他不敢抢先,极力控制住自己有节制的动作,以至于全身微微颤抖。但一旦行动,使极有效率,完全是一种“鲸吞”。一顿饭将完未完,别人将走未走的时候,他便往往失去最后的耐力,迫不及待地问:“你们不要了吧?”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便猛扑上去以风卷残云之势用自己的舌头把桌上的所有碗盘盆钵清理个一干二净。婚姻剥夺了他作为单身汉仅的这最后的一点快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李月娥一下子给他带了三张嘴来:她自己,她从异县带来的那个女儿,她同县委秘书生的女儿。后者因为她同本县司法和行政当局的对抗,有关方面没有给她报上户口,使之成为“黑人”。不久,“黑人”又有增加,那是她同洪艺兵生的儿子。这一次有关方面又按第三胎计算,以超生(当时的政策允许生两胎)为理由不上户口。事先他们已经晓得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洪艺兵坚持要一个自己的儿子——并且一定要是儿子。面对着李月娥高耸起来的腹部,他已经在为儿子设想这样的前途:省级以上的行政长官、司令官、科学家或者至少是国际性乐队的指挥,以使自己黯淡的人生在儿子身上得到有光彩的补偿。为了成为一个骄傲的父亲,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所有的收入,只能用来买口粮。有限的定量粮之外主要依靠黑市粮。为此,他们不得不把其他的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洪艺兵总是光着膀子做事,以减少衣服的磨损。下乡的时候,在石头嵯峨的山路上,他脱下鞋子,把鞋带连接起来,挂在脖子上。脚板则被尖锐的石头划得鲜血淋漓。他的道理很正确:衣服鞋子坏了要钱买,皮肉破了自己会愈合,如果要上医院,也是有公费医疗的。饥饿甚至使洪艺兵近于疯狂。有天半夜,从他家里传出惊动半条街的吵闹声,那个夜晚,他把李月娥打得死去活来。原因很简单:李月娥起来小解,弄醒了他的梦。而他当时梦见的是自己刚刚在一张堆满了巨大的红烧肉块的桌子边坐下来。洪艺兵喜欢梦境的暧昧——这梦境常常因饥饿而引起;他不喜欢赤裸裸的有限的现实情景——那往往就是尖锐的饥饿本身。洪艺兵和李月娥常常这样吵扰得四邻不安。打闹的原因,洪艺兵从来是缄口不言的,但李月娥却不是一个有城府的人。因此大家都很晓得,多半是为了吃饭。李月娥买东西时被短少了斤两,李月娥淘米时不小心倾出了米粒,李月娥对财政支出和粮食库存拮据状况的抱怨等等,都可以是战争的导火线。而一旦战争爆发,洪艺兵便毫无节制决不手软。战争的高xdx潮是摔东西。李月娥摔的是洗衣板、捶之类;洪艺兵摔的是有极大反响声的水瓶碗碟。李月娥于是就绝望而恐惧地悲号:我摔的都是摔不烂的东西,你怎么能掉水瓶呢?你怎么能摔碗呢?你真是心狠手辣!你真的不想过了么?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人跟人的关系也真是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因缘。连李月娥也想不明白,自己一向天不怕、地不怕,为什么偏偏怕了这个洪艺兵。在他面前,她不由自主地就成了一个软弱的女人?洪艺兵也想不明白,自己一向对所有的人都逆来顺受,为什么竟有一天居然得到驾驭一个人的权威,并且随着日子的推移,从肉体到意志都得着了对别一个人的完全的占有。在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一个人是可以听任他肆意压迫的。他的对命运的从不流露和那饱满充盈的不公正的感觉,终于得着一条可以尽情宣泄的出路。婚姻使他面临了物质的极大贫困,却使他的精神获得某种程度的胜利。这恐怕是他的明显不幸的婚姻的一份意外的幸福吧。

一镇政协的委员当中,最惹眼的两个人,一个是艾老;一个是洪艺兵。论说起来,艾老是镇上的世家。他叔公当年弃官回来,路过县衙门的时候是不落轿子一径走过的,倒是县太爷后来到镇上来访他。这中间当然有些过节:发达之前,他原是做道士的。有一回在一户人家做道场念经,熬不过瞌睡竟当堂睡着了,遭了东家的劈头问棍。从此便发誓回去读书。功成名就回来,自然是堂堂正正,不会把一个县太爷看在眼里——虽然他的官职并不大过县太爷。缘故是那县太爷是那户打过他问棍的人家的后人。这说法虽然有点藐视的意思,但那做人的骨气到底是在的。到了艾老这一代,又成为本镇文化界有分量的人物。那年“三百例”大会战,小丁不顾一切地愤而出走后,《平地也能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的执笔任务落到老董头上。老董事先已有了准备,趁着小丁走的时候气得晕头晕脑,他把小丁写的那份初稿不声不响地留了下来,一字不动地重抄了一遍,就拿到小冯那里交差。小冯审阅之后,在稿子第一面的天头上批了几个字:“我意召开讨论会。”下面署了自己的名字,又交还老董。老董看了他的批示,不理解怎样执行,便又去问他:“讨论会哪些人参加?”“当然是我们三个。”“哪个召开?”“当然是我。”“那你是让我通知艾老?”小冯想想说:“不必了。”就对身边的艾老说:“我们开个讨论会。”接着就让大家发言。艾老说稿子还没有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小冯就把稿子递给他,问老董:“你的意见呢?”老董回答:“我的意见都写在上面了。”小冯于是清清喉咙,说:“那好吧,我谈谈我的看法。”他先讲了总的印象,时代的高度,路线的深度,英雄的气度,政治的热度,感情的浓度,云云,又从观点、结构、文字分门别类作了具体评判,基本意见是肯定的,只是觉得语言还不够生动。然后,拿过一边艾老手上的稿纸,翻到某一页,说,这个地方可以加上这样一段话:“县里干部黑皮包,公社书记黄书包,大队干部手叉腰,生产队长扛张锹,这样的工作作风是绝对不行的,必须像镇革委主任……”以下就接上了原稿。小冯的话没有说完,艾老一拍桌子大喊了一声好,冯组长发表“看法”的时候,艾老的脖子随着冯组长语调的抑扬顿挫一伸一缩,及至冯组长说到精彩处,他便忍不住击节。老董尽量维持住脸上的微笑,只止不住眼睛不停地眨。那四句话,除了“大队干部手叉腰”似乎可以说形象不佳外,其他几句跟“作风”问题不晓得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但他没有表示异议,略略迟疑一会,就把稿纸从小冯手中取过来,加上了小冯的那段话。小冯把老董加了字的那一页仔细审阅了一遍,最后拍板说:“我看行了,这个稿子,写之前我们有决心,写的时候用了心,现在拿去送审,我有信心。你们看呢?”艾老说:“要得,要得。”老董说:“我去再抄一遍。”送审的结果却颇不遂心。审稿人的意见,稿子的不足仍在语言上,就是没有一句“闪光的语言”。这原是“三百例”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小冯试着去声明,关于干部作风的那四句好像在别的文章里还没有看到(他这样说是很谦虚的,心里头他认为那四句话简直就是千古绝唱)。省革委办公厅那个负责审读他们这个地区稿件的人很生硬地说,那四句话他注意到了,听起来顶生动的。但“闪光的语言”是从正面表现的豪言壮语。我们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那四句话却抹煞了这个本质,把支流当成了主流,你们把它写进“三百例”,岂不是容易被阶级敌人所利用?要知道,只有阶级敌人才会这样处心积虑地污蔑攻击我们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在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之后,其狼子野心之恶毒,不是显而易见的么。那个人越说越来劲,调子越唱越高,直听得小冯一头冷汗,背脊上爬满鸡皮疙瘩。回来,他镇定了一下情绪,尽量做出欣欣然的样子,说,稿子基本上通过审查了,让我们再努把力,锦上添花,把关于干部作风的那段话再提炼一下(这之前,他已经把那四句话用墨汁涂得一点痕迹也看不见)。艾老说,那四句话,提炼得很精的呀,让满纸生辉的呀,是通篇的精气神呀,已经炉火纯青了,还怎么可以提炼?!发现那几句话已经被抹了黑,他更是如丧考妣,义愤填膺地惊叫起来:这是哪个做的事,简直莫名其妙,扯xx巴蛋么,不是东西么!小冯端起缸子喝水,那缸子很大,差不多遮住了他大半个脸。“咕嘟”了一阵,他放下缸子,说:“人家也是严格要求,精益求精的意思。”艾老依旧是咕脓个不停,为冯组长抱屈。小冯只好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接下来的几天就有些沉闷。小冯再也无心同艾老修改剧本并憧憬剧本未来的成功。三个人整天围着一口火盆,为“闪光的语言”冥思苦索。小冯重任在肩,不敢懈怠。老董有烟提神,勉强支持。唯艾老到底年纪大些,身体又弱,时常打熬不住,瞌睡时弄不好就一脚撞翻了放在火盆边沿上的茶杯,搅得烟雾和炭灰冲天而起。这中间就有别地别单位等待审稿结果的人来串门闲坐,坐多了,就有一两个相对熟悉且富有同情心的人见他们苦恼不过,悄然给他们传经,问他们有没有给省里审稿的人送一点土特产。一句话提醒了小冯。豁然开朗的小冯说真是火不拨不旺,灯不点不明,就去给小镇挂了长途电话。第二天,镇上就派人送来了几大坛酱菜。小镇下面这个农业大队,除了少量种些油菜,打籽瓜,长年种的都是各类菜蔬,卖不完吃不了的就腌起来。镇上唯一的工厂就是酱菜厂。所腌的各类酱菜远近有些名气,小镇人很自豪,以为它业已誉满全球。但是把齐膝高的这样几大坛黑不溜秋的酱菜搬到省革委招待所来,也就实在有些煞风景了。那一两个为小冯出高见的人很怜悯地笑说:“你们小镇到底偏僻了些。”言下之意当然是说他们缺见少识。把小冯说得恼怒,对镇上来的那几个人大发了一通脾气:“你们以为是打发猪狗么!回去问你们镇长,对省里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什么态度!”几个镇上干部回去如实汇报,镇长也火了:“我一个癞痢,两头都是光的,就那么几根稀毛,他们要不要?!只怕肉是酸的。”发火归发火,完了还是让人另外去搜罗了些花生、芝麻、黄豆、菜油等物连夜送到省城去。就在这往返之间,省城里小冯他们三个也开了窍。三个人正枯坐着,听外面走廊里革命歌声荡漾,好几个人音调参差地拖着腔唱过来唱过去: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帮工。白天下地去劳动,夜走山路打灯笼。……老董最先得了灵感,两个巴掌用力一拍,说,操,这不现成的么。小冯和艾老吓了一跳,颇不以为然。听他说完,也不由兴奋起来。按老董的想法,直接把那段歌词根据小镇的特点稍作些改动,移植过来就是了:“小镇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为了节约手电筒,夜里走路打灯笼(‘灯笼’其实是火把,为了压韵写成‘灯笼’——附记)。”小冯也一拍膝头说:要得!这歌天天在耳边响,怎么先前就没有悟到呢。想想又说,不过,有个地方恐怕还要改动一个词,小镇叫“干粮”不叫“干粮”,叫“干饭”,应该改成“自带干饭去办公”。“改得好!”第三个拍巴掌的是艾老,“‘干粮’改成‘干饭’,真是‘一字师’!”稿子改出来,小镇新的贡品也送到了。小冯按照别地别单位已经创造出来并且行之有效的经验,等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送到省革委办公厅那位同志家里去。也许因为在家里,那个人脸色不像上次在办公室那么森严,很和悦地批评他们几个熬得很辛苦,应该注意身体之类,把小冯感动得热泪盈眶。现在,轮到他们进入怀了十分把握等待审稿结果的悠然愉快的日子。第二天中午,三个人凑份子去买了一瓶烧酒,把那些酱菜坛一一打开,加餐庆功。那酱菜在省城上不了台面,他们自己还是喜欢的。几巡酒过去,几个人就都放了肆,小冯却不过艾老和老董的轮番敬酒,愤愤道:“狗日的,下面想于不能干,上面不想干偏要干!”艾老连忙附和说:“莫说是你,有才有貌,年纪又轻,就是我这样的,当初也不晓得害了几多妹子得相思病呢。”老董对艾老的谄媚始终厌恶,借了酒气,冷笑道:“你老这么个小玩意,还能害人?”艾老细小的眼睛放出尖锐的亮光,驳斥说:“小?!莫看我人小,鼓捶是大的!”《平地也能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到底通过了终审。在终审的通知下达之前,三个人又少了一个。是老董。在省革委招待所同样是来搞“三百例”的人中,老董遇到了大学的一个女同学,这女同学当时在学校里很俏,谁也看不上眼。对老董倒是有过些意思。老董毕业分到报社,听说让一个苏联女专家看上了,她也就收起了先前一点并不深刻的念头。她后来的生活上却颇不幸,嫁的丈夫在武斗中被打残了,而且是下身。老董的婚姻也没有幸福,因为那位苏联女专家的缘故,他到下乡后才经人介绍胡乱结了婚,妻子是个工人,对他倒是体贴,只是他热不起来。如今旷男怨女碰到一堆,同是天涯沦落人,旧恨新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同小冯、老艾喝酒庆功的当夜,趁他们两个昏然睡去,老董把女同学邀到了自己房里(小丁走后,这房间没有安排别人进来)。却没有想到,女同学一个单位同来的人早已留了心,当夜就把他们赤裸裸地揭露出来。老董因此成了这一次全省“三百例”大会战中最出名的人物之一。事后众人议论纷坛:岂止是“平地也能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三百例”应该加一个新篇章:《省革委招待所也能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竞成为一个经典佳话,流传了很多年。比较起来,这佳话比那“三百例”文章影响更大。老董本人虽说有了新闻价值,调回报社的希望却彻底破灭。没有跟小丁一样做“反革命”就算是天有眼,他后来被带回小镇隔离审查。三个可能因“三百例”改变命运的人中,现在只剩下艾老了。艾老并不以“三百例”的成功自满,相反他嗟叹不已,觉得自己壮志未酬,真正的好作品并没有完全成熟。这好作品就是二十年前给他带来大福大祸的那部歌剧。据说,当时的演出是很成功的,戏到动情处,台上台下口号声雷动。戏写的是,在三面红旗指引下,矿山决定使一口废井复活,青年突击队长因为任务艰巨而临阵动摇。暗藏的阶级敌人兴风作浪,突击受阻。突击队长的爱情濒于破裂。于是矿党委书记出示一件遗物,讲出一段英勇壮烈的故事:先烈为保护祖国宝藏而炸毁矿井。那先烈也就是突击队长的父母。执行任务前,他们把儿子托孤给了他。突击队长因而幡然醒悟,带领队员奋起攻坚,终于打开废井,并从中发现烈士临难前揭露叛徒的遗言,叛徒即是现今暗藏矿山的阶级敌人。于是云开雾散,水落石出,叛徒被抓,废井复活,爱情新生,凯歌高奏。每次演出结束,在座领导都要登台接见合影,报纸、电台记者采访,热闹异常。艾老当时还时常接到多情女子附有玉照的来信。只可惜当时剧本还只是自己手刻的油印本,演出也只是非正式的业余汇演。因为他成了“工商业主”,那大作品的前途也随之夭折。所幸的是他一直把剧本传家宝似的珍藏着,终于使这名山事业有传请后世的机会。老董走后,小冯和艾老还在省革委招待所呆了些日子。那几大坛子酱菜因为开盖走了风,发出一股日益浓郁的酸臭气味。他们就在酸臭气味中满怀激情地千锤百炼他们的“第九个样板戏”。那酸臭后来广泛地弥漫了省革委招待所的全楼道,以至引起了严重的抗议。回县不久,小冯就让县剧团把《红井》搬上了舞台。事先议好了,编剧署名是“工农兵集体创作”,因为生活的素材确实是工农兵提供的。剧本写作过程,也听取了许多工农兵的意见。但演出前字幕打出来,却无端多了一个“执笔”,而且是小冯一个人的名字。应邀观摩首演的艾老当时一下就在剧场的座位上瘫下去,回去卧床吐了好长日子血。这回卧床吐血,使他明显的“身体不合格”,失去了由赤脚老师转正为公办老师的机会——这原是小冯预先许诺过的。此后他就再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不久他就到了在编人员应该退休的年纪。好多年后他到处告状,要给耗了自己毕生心血的剧本争著作权。没有得到受理。因为他那个剧本并没有正式发表过,也就没有发生署名纠纷的文字依据。早年上升到地委去分管宣传口领导工作的小冯听说之后,不免感叹:“看不出来,一个人老也老了,还这么犟,这么有进取心。那剧本就算是你一个人写的,又能怎样呢。”这时候的小冯已经不知担任过多少名人著作的“总主编”或“总顾问”,多少得奖影视剧的“总策划”或“总监制”,那么一个“文革”中的剧本的事,他早已淡忘了。小冯说得很对,艾老即使争回了著作权,戏也是演不出的。一是当地早没有了剧团;二是即使有,那本子也没人要。尽管如此,艾老在本镇文化界的影响,却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二洪艺兵成为镇政协委员的主要条件是因为他是台属。那时候,地富反坏右都摘了帽子,“海外关系”成了时髦。镇上一时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了许多的“台属”。这些人先前都像洪艺兵母亲那样,守口如瓶地瞒骗了政府瞒骗了人民潜伏着,现在则逢人便声称自己是台湾某人的哥兄老弟或外甥侄子。多年来关于洪艺兵的身世的种种扑朔迷离的传说,居然有了确凿的回声:他的父亲果然真的在台湾,已经写信给大陆的有关部门,找儿子来了。但洪艺兵却不肯承认自己有一个台湾父亲。不管有关人员怎样向他说明,对方提供的证明完全符合他们母子的情况,又反复向他解释,政策已经有了重大改变,他完全不必有政治上的任何顾虑。到最后就很明白地动员他,他老子在台湾的政界是位有影响的人物,他认不认这个老子,并不只是他个人的家事,而是关于统一祖国的大业……随你怎样苦口婆心,洪艺兵就是坚如磐石,信誓旦旦,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不会的,我决不会有海外关系。父亲的事我一点记不清楚,母亲已经故世,一切查无对证,这一位台湾老先生一定弄错了人。有关方面的人无奈,也理解他是心有余悸,只有耐心等待他解放思想。剧团的人则很觉遗憾:如果他是大人物的儿子,大家也就是大人物儿子的朋友了;他不肯做大人物的儿子,大家也就做不成大人物儿子的朋友了。他是不是故意跟大家怄气,不让大家沾他的光呢?其实,当初大家批判他,是别人唆使的,并不是自觉自愿的,莫非他还不肯原谅?洪艺兵连忙矢口否认:不是,不是,不是,是我自己不争气,真的没有台湾父亲。辜负了各位的好意,对不起!洪艺兵最终接受台湾父亲的事实,是小丁离开小镇两年以后的事,告知小丁这件事的郑风,口气里充满了艳羡和妒意。没有赴台之前,洪艺兵已经被选为镇政协的委员,这使他最终摆脱了种种疑虑。随后他去了台北,年迈的父亲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见到这个仿佛是照自己的模子复制出来的儿子,高兴得差一点在复发的心脏病中死去。问及其母,不免又是几番啼嘘。往事实在不堪回首。当初离开大陆的日子,正是拥如夫人入怀之时,对新宠的百般要求,一味依从,致使弃下洪艺兵母子不顾。不料去台湾之后,如夫人未有生育。岁月如水逝去,少年荒唐渐少,怀旧之心日深,兼之寂寞老病,由是寝食不安,度日如年。如今总算等到两岸门户略略开启的一天,但那位如夫人的骄横却少有改变,对这位大陆的“阿乡”很看不上眼,懒得答理。这自然是既不合时宜也不明事理之举。今天的洪一鸣(去台之前,他恢复了原来的名字。改名和复名,都是潮流使然),已经不是昨日的洪一鸣。“你算个什么呢!”他在心里冷笑。关于这位父亲的妾,母亲在先前的那些孤寂的夜晚,一千次一万次地给他讲过,“秦淮河上的烂婊子!”母亲一说起她的时候便浑身颤抖,咬牙切齿,恨不得生吞了她。母亲是大家闺秀,对父亲的玩女人没有什么不可以容忍,但父亲竟用一个贱东西轻易地代替一个正统的结发夫人,她到死都不原谅。母亲的一生都在诅咒这个女人,是这个女人使她和她的儿子失却了大好前程,蒙受了那么多的屈辱和艰辛。这无时无刻不萦绕于怀的深仇大恨甚至使她常常脱口失言,使他们几近蛰居的生活出现暴露的危险。他们曾经是怎样地忍受了常人难于忍受的克制和防范的痛苦啊。而现在,这一切都终于到了应该清算的时候了。洪一鸣报复父亲当年对他和母亲的遗弃所采取的行动是断然返回大陆。这是他赴台两个月以后的事,大家以为他步了父亲当年的后尘,弃了李月娥几个,在台湾花花世界过花花公子的逍遥日子,他却忽然在镇上出现了。“清算”、“报复”种种,是人们的推测,他自己的解释倒是轻描淡写,只说是在那边住不惯,还是这里山好水好人好。再说,党和政府培养了多年,哪能说不回就不回呢,等等。很有政协委员的气度和水准。洪一鸣于是成为当地的风云人物。他从台湾回来不久,县里开政协大会,他又当选为县政协委员,政治上大红大紫。不过,镇上人谈论得最多的还是他的暴富。据说他得到很大一笔遗产,大得足以买下一条镇街。证明着这事实的是一个流窜到镇上来的小偷。有一天夜里他在洪一鸣家的墙上掏了一个洞,恰好里面立着一架厚重的大柜,未能得逞。小偷本来是从镇上人的谈论得了情报而行动,但镇上人又以小偷的行动做了自己谈论的注脚。逻辑上倒是通顺的,他家里要是没有横财,贼怎么会打主意呢。真正的证明是洪一鸣自己拿出来的。他后来在离开镇街不远的地方,择了一个依山面河的佳胜处,造了一幢私宅。宅子造得很雅致,一个静静的小庭院,遍栽修竹,一幢二层的小楼,曲廊回环。据说仿照的是他父亲台北寓所的格局,而他父亲台北寓所的格局又仿照的是大陆老籍祖宅的格局。俨然是小镇上头号的大户大家了,让镇上的人个个眼红得出血。显然是出于大家想得到的念头,洪一鸣发起组织了一个“团友联谊会”。让业已风流云散的镇剧团的人都到镇上来聚会,由他做东。接到那封“团友联谊会”的邀请函之后,小丁给后来调到镇文化站的郑风打了个电话。郑风早已不再作曲,利用文化站邻街的房子开了个小门面,销售音像制品,维持自己的工资。他是个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的人,自己做不成作曲家,却喜欢对别人指指划划。如今还改不了这习气。守店无聊的时候,就写些音乐批评文字,把自己天天贩卖的那些港台天王和大陆的准天王大骂一通。又找不到地方展示他的高见和宏论,就常常寄到小丁这里来,让小丁帮忙找地方发表,他们也就因此常有些联系。洪一鸣就是洪艺兵,郑风在电话里大声说。他很粗重地喘着气,好像在说一件人间不平事。上述有关洪艺兵去台前后的种种,在小丁听来也确如天方夜谭。难怪郑风之流心理失衡。你们不妨来开开眼界,这小子如今抖得很了,跟一件擦得锃亮的出土古器一样呢。小丁老婆应邀去了小镇,亲眼瞻仰了命运发生巨变之后的洪一鸣的风采。郑风说的有一部分是不错的,小丁老婆回来后证实说。如今的洪一鸣,依旧是高大但富态了;依旧是多礼但自信了;依旧是谦和但让你觉出居高临下了;依旧是不失节制但明显不再卑微了;衣着依旧得体但质地和式样绝对今非昔比;头发依旧一丝不乱但因为焗了油染了色而闪闪发亮;眼镜依旧戴着但镜架换成了金丝边……总之,舞台还是那个舞台,场景变换了;演员还是那个演员,角色变换了。先前的洪艺兵瘦得几乎只是一个衣服架子,永远像一只饿伤了的麻雀,有气无力地叽叽喳喳,说的都是关于胃和口粮之类的事。而现在,改称了“洪一鸣”的他跟每一个应约前来的人大谈特谈的是:一个人如果不享受感情和被感情所丰富,忘记艺术和被艺术所忘记,他就是一个畸形人,一个不完全的人。洪一鸣的家依旧是那个家,成员依旧是那几位,但是他同其他成员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他如今像一位国王一样君临在他们头上。他单独用膳,李月娥每餐按照他所规定的保健标准给他做独食。他的食量依旧很大,但他不希望别人注意到这一点。他的已经上了高中的儿子有一次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当他的面念了《红楼梦》里形容刘姥姥“吃下一头猪,不抬头”的顺口溜,他觉得是冒犯了他的尊严,给了儿子一巴掌,打落了未来的省级以上的行政官员、或是司令官、或是科学家、或是国际性乐队指挥的一颗门牙。对他最为服帖的是李月娥,她已经完全没有年轻时候的那一股巾帼豪气。在他面前,她彻头彻尾成为一个畏畏缩缩的小老太婆了。随着丈夫在政治上的如日中天,她也妻从夫贵,从临时工转成了正式工,最主要的是她现在是一个知名人士的夫人了。但这名人夫人她做得很不踏实,老是在担心着大富大贵的丈夫会继承父亲好色的传统。为此,她加倍小心,曲意逢迎,尽心服侍,成了洪一鸣的绝对奴婢。洪一鸣职业没有太大的改变。剧团解散后,他依旧回到文化站。只是不再像当年那样打杂,而是担任了副站长,成了郑风的领导。郑风进剧团之前也在文化站,那时候他常常随心所欲地支使洪一鸣干这干那。现在,他跟洪一鸣的位置调了个过。不过洪一鸣从来不在他面前摆领导的架子。副站长对他的批评往往是他早餐的质量,说,你们家怎么还老是臭豆腐、水泡饭当早点呢。这太过时了,对身体没有好处的;不可以来块蛋糕,煮碗牛奶或是咖啡么。郑风便回答说,谢谢领导关心,我对西式早餐很无知,又没有机会到台北去上短训班。他听了,就推一推金丝眼镜,很惊讶地眨一眨眼睛,然后很不可理喻似的摇摇头,走开。郑风把这些告诉小丁老婆的时候,特别强调说,无论我怎么刮他,他不敢跟我来势的。他不要忘记了,先前那些年,他怎样老是低声下气地向我讨粮票救急的。现如今他倒是人五人六了,什么东西!但洪一鸣毕竟是一鸣惊人了。他现在是镇上的士绅。世事如棋局局新,这原是没有法子的事。洪一鸣招致了越来越多的郑风这一类的敌意。同时越来越浓厚地包围起他的,还有对他的失望的情绪。在这个穷困的乡镇里,领导曾经对他寄予过很大的指望,指望他能为当地的改革开放打开一条海外的通道。遗憾的是他的父亲作为一个政界的人物随着老朽而失去了一切有价值的影响力。后来洪一鸣得到遗产,这笔遗产尽管也许没有传说中的那样一个天文数字,但对于一个年年赤字的乡镇财政来说,一定会是一个不容忽略的支持。人们曾经指望过他将这笔遗产投资开发实业,比如复兴那传说中的两处古迹,但这一类对公益有利的事情他一件也没有做,并且连这打算也没有过。这笔钱,甚至连镇上的储蓄所也没有进,而是据说存在市里的一家银行。这样镇上就连这笔钱的储蓄利润也得不到。他这个样子,让人很难理解。屋可以做,西服革履可以穿,蛋糕可以吃,牛奶咖啡可以喝,奉献精神却一点没有。这就很难不引起人们的义愤,也就是很自然得到一个同郑风相似的结论:他忘记他当初是个什么东西了么?在小丁老婆的直觉当中,洪一鸣在小镇似乎重新陷入一种孤独的境地,他发起这次聚会也许就是为了抚慰这孤独,或许他想向人们解释什么。但是这次应约参加“团友联谊会”的人,多是已经离开了小镇的人。剧团解散后仍分配在镇上其他单位的人大都没有参加,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意无意地把应约从外地来的团友拦扯走。那天下午,洪一鸣特地给李月娥请了帮手,在他那个小庭院的宽大客厅里准备好了几桌饭,但到时候来的人还不到他预计的一半。剧团的老领导里,徐光荣倒是来了。他已经退休,成了个糊里糊涂的糟老倌,没喝几盅酒就醉了。刘宗吾没有来,但很客气地托人带了首旧体诗来,说是“休道世事深难测,人离团散岂堪忧”。也不知他说的“世事”指的是什么,又为什么不堪忧愁。那个聚餐,尽管洪一鸣从头到尾都尽力保持着笑颜,到底有些凄凉。这是一个失败的派对。洪一鸣事后用了一句台湾的习惯用语对小丁老婆感叹说,那一次,小丁老婆是他说话的主要对象。洪一鸣说,他不晓得怎样向人们说清楚,他其实并没有得到什么遗产。父亲沉沉浮浮了一生,到头只不过做了一个拿养老金的寓公。他离开台湾返回大陆的时候,父亲把大部分积蓄都交给他,让他回来造幢屋。到时候,他打算回到儿子身边来养老。父亲自己的老籍已经没有什么至亲的人了。儿子随母居住了这么多年的小镇他从没有来过,如今前妻早已葬在这里,他欠她很多,应该在最后来陪陪她。但屋还没有造好,他已经客死在台湾了。洪一鸣说着,声音渐渐暗哑。山坡上的庭院很静,浓浓的竹林婆娑,从院墙上向远处望去,河对岸的小镇高低错落,一片参差,有一盏没一盏的昏暗灯光闪闪烁烁。洪一鸣嗟哦良久,又窸窸窣窣地从身上的什么地方摸出几张纸头来,交给小丁老婆,说你把这个带回去,给丁兄看看。他重重地吁了口气,说:我原是希望他能来的,这么多年不见,很想看看他。那几张纸头,是周燕对他的邀请函的回信。信的抬头却写的是“团友联谊会”,这原只是一个说法而已。信里说,她见到邀请函,很高兴,又很难过。因为她很忙,不能前来参加盛会。又说,十年来,她也常常怀念那些翻山过河,演戏写诗的日子,她常常在梦里回到小镇,回到剧团。可惜,那一切都不可能在现实中重现了,她最后祝洪老师,祝所有的团友全家幸福,万事如意。周燕现在在一个沿海城市的一家夜总会做领班,听说曾经跟一个马来西亚老板同居过,又不晓得为什么分开了。三“余委员”不是正式委员。镇上有这个意思,但是他本人生死不肯。因为毕竟有过这回事,大家也觉得他该当,便强加似的硬叫他作“余委员”。这“余委员”便是余自悦。按说,改革开放了,余自悦这样的人应该再度发迹。下放到镇上各处的各色人都先后回城,蛇有蛇路,鳖有鳖路。余自悦一家竟没有走。他若走,还是一条光明正大的路子。山上的交际处又派人来寻他回去。他连说“不敢不敢”,当初年轻还不称职,如今老朽了,就更无用了。那边无奈,就要挟他:倘若不上山,市里饮食服务部门也不能回。他也就不回,每天一副小担子挑到镇街的集市上,找个角落蹲下来。那副小担子,一头是个小炭炉,一口小铁锅;一头是一小铝桶拌好料的面糊,一小壶油。他就在那里炸油果子卖。每天早上挑出去,半上午就卖尽。然后铝桶里装着现买的肉、鱼回来。细心的人计算,那半个上午,他净收入不会下于二十元。一角钱一个的油果子,就那么一小匙面。哪个都晓得吃亏上当,哪个又都甘愿吃亏上当,因为味道就是跟别人的不一样。小镇当局渐渐就晓得原来有一尊大菩萨屈就在他们小庙里。于是派人来拜访他,为他落实政策,把他一家人从李八碗迁到镇街上,恢复了城镇户口。老婆伢子都跟他一起进了国营餐馆,而且都掌了厨。他离开交际处之后,他的哑巴儿子也辍学回家。尽管他对儿子发过狠:学千学万,莫学做饭;但是哑巴儿子整天跟在两位烹饪大师身边,不学做饭,又能学什么呢?庐山脚下,近年新辟出了几处古迹,扩大了庐山游览风景点。从小镇过路吃饭的人渐渐地增多了。一镇人本来正为找不到经济开发的路子苦恼着,竟无意中得着了一线希望。许多人庆幸,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一下于把目光集中到了饮食业上。那些过路的时有从省、市、县来的领导同志,由镇上的有关负责人陪同来吃余自悦的手艺。余自悦等于又进了镇上办的交际处。不同的是,先前的交际处是有账目的,现在许多人吃过了,却没有哪个付账。有时,领导的子女来了,镇上的领导不做陪,但是要打电话通知,说明请你们今天中午安排几个人的饭,这几个人是谁谁的儿子或女儿,不要让他们付钱云云。这类事多了,许多职工就有意见,但都是打肚皮官司。余自悦的哑巴儿子性子直,总是忍不住,用锅铲敲着锅沿,咿哩哇啦地乱叫。别人不懂,余自悦句句都懂,就喝斥道:“你一个哑巴吵什么,你懂个屁!”哑巴确实是不懂事理,他不晓得许多大人物酒酣耳热的时候,趁兴头划个条子,镇上不知要增加多少拨款。镇上后来陆续增加了几家饮食店,许多资金来源于此。余自悦对儿子严加管束,使镇上的领导对他格外的欢喜器重,都说他不光技术精,还有很高的觉悟,最是难能可贵。要选他作政协委员。“不敢当,不敢当。”余自悦一再推让。看看推不脱,竟打了退休报告。一退休,也就成了闭居的老头。没有事,他就搂着满嘴鼻涕的孙子到哑巴儿子店门口去晒太阳。他耷眉合眼,石礅子一样坐着,对满街的熙来攘往,不闻不问。这回他是真在打瞌睡了。瞌睡却打不安生。没有几天,镇上的国营饮食店又实行承包或者租赁,他哑巴儿子的这一家,门面虽偏,生意却旺盛,究其原因,就是余自悦在店门口的闲坐。他等于是张广告,说明该店手艺得余家真传。即便是初来镇上的客人,也会很快晓得其中缘故慕名而来。于是许多店竞相来请他,名义上聘作顾问,其实无须他动口动手,只要他在营业的时候到店门口坐一坐。为了争取到他,各家把红包的数字越加越大。余自悦一动不动,坚持打他的瞌睡,吵烦了,就说:“你们先去吧,我回头想一想。”结果是他把孙子抱到镇上新盖的影剧院的台阶上,加入了那里的“老儿会”。不过别的老儿热热闹闹地下棋、赌牌,谈古论今,他仍是打瞌睡。他一走,他哑巴儿子店里的营业额自然受到影响。哑巴原是有雄心的,赚足了钱,就把承包的店买下来,或者干脆另开一家店,重振余家的雄风。如今老子却不合作,儿子气不过,哇啦哇啦地跟他吵。余自悦把那双细眼雪亮地一睁,厉声道:“你吵个屁!要你哑巴来振兴家业,几十年前我就是无产阶级了!”事情到这里没有结束,余自悦一鼓作气,乘势迫使哑巴儿子放弃了承包:“你个哑巴一句话都说不出,手拿xx巴充什么六指头,别人饿不死,独会饿死你?”哑巴儿子出头承包,余自悦就是不同意的。如果说,当初他年轻气盛,上庐山隐姓埋名还于心不甘的话,那么,如今他是到了帮儿子摆脱六根之累的年纪了。镇上许多人对余自悦的做法不解。觉得他大约是上了年岁,脾气坏了,甚至是老糊涂了,看不清世事。略知些底里的人则说,他这辈子是苦头吃多了,吃怕了。内中究竟也有真懂得余自悦的,并能把他的处世态度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那便是艾老。艾老对照余自悦,总结自己的一生,无限感唱:他争了一辈子,也就坎坷了一辈子。跟余自悦比,他是糊涂了一辈子,白活了几十岁。为了表示自己打心眼里的钦佩,过年他写了一幅条幅,花钱装裱得极精致,恭恭敬敬送把余自悦,上书: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被人由衷认作“圣人”的余自悦看了这条幅,也认真听艾老作了详细解释,却不知是不是仍不懂,一直没有把它挂起来。他自己仍打他的瞌睡。艾老却并没有因为余自悦辜负了自己的一番好意而觉得他不知礼,反而赞叹余自悦真正修养到了家:“所谓复归于婴儿,其在斯人矣!”

图片 1 想起来,是前几天的事了。那天李双马来找黄永乐,听李双马说了半天,也没听明白李双马到底要跟他说什么。起初他还有耐心听,至少在表面上做出了有耐心的样子,可听着听着他就没有耐心了。李双马的老婆病倒了,得听医生的话住进医院里去,住院费要好几千块钱。这样的一笔钱对有钱人来说是一件小事,对穷人来说就不是一件小事了。
  李双马在为这事发愁。人有时候就为几千块钱欲哭无泪,没有办法的事,谁叫你是穷人呢?这样的话黄永乐当然不会跟李双马说出来,他跟李双马说的都是同情的话,都是安慰的话。他确实也替李双马感到心酸,因为他也跟李双马一样是穷人。但是,同情的话他说了,安慰的话他也说了,李双马却没有走,而是继续向他诉苦,还唉声叹气的,眼里闪着泪光。这是怎么回事呢?李双马不会是认错人把他当财神爷,以为乞哀告怜一番,他就急着给掏腰包?他是弄不明白,李双马可是很明白,他没有穷昏了头分不清东南西北,他向黄永乐诉苦是有理由的,而且很快就察觉到黄永乐神色不对,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给黄永乐。
  这是一张借据,上面的字是黄永乐的老婆写的,也就是说一年前黄永乐的老婆跟李双马借两千块钱,写下了这张借据。这事要是发生在一年前,黄永乐再怎么穷也得砸锅卖铁凑够两千块钱还给李双马,可现在写这张借据的那个女人虽然名义上还是他老婆,却已经跟人家跑了,成了另一个男人事实上的老婆了,李双马怎么还为这事来找他呢?李双马说,我知道这事找你不合适,可我没有办法。黄永乐说,你没有办法,我就有办法?李双马说,她毕竟是你老婆,就算你帮我找找她吧。黄永乐说,我上哪找她?中国那么大,别说我去找,卫星都找不到哩!
  话是这么说,李双马走以后,黄永乐就睡不着觉了。这事他是可以不理,钱不是他借的,借据也不是他写的,你想要钱就去找借你钱给你写借据的那个女人。想都不用去想,没有他什么事,想了那是自寻烦恼。可他就是睡不着觉,不得不去想,不得不自寻烦恼,想不去想也办不到。你控制不住脑子,脑子说什么也要想,烦恼了也没法子,有事在心上你就得想。他想了又想以后,就觉得李双马来找他并不完全是病急乱投医,也不完全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他也有过为了几千块钱四处求人的经历,所以对李双马的遭遇不应该是仅仅在口头上表示同情和安慰,何况他跟李双马关系还不一般。两人曾经同住一间房,同吃一锅饭,跟兄弟一样是同一条堑壕里的战友。就这关系,当人家有难来向你寻求帮助的时候,你能说几句好话就把人家打发走了吗?他为自己那样对待李双马感到愧疚。
  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实在也是没有办法。他现在的处境还不如李双马,人家再怎么穷身边还有个老婆,病倒在床上也是老婆呀,而他连个老婆也没有。他就是因为潦倒落魄,前途茫茫看不到一丝曙光,老婆才失望地离开他去寻找希望的。上个月在广东打工的儿子交了一个女朋友,两人这山望着那山高要进一家比较好的企业,租一间比较像样的房子,翻箱倒柜算来算去还差三千块钱,打电话回来叫他帮忙。如果就儿子一个人,他就不管了,男子汉大丈夫出门闯世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吃点苦算什么,还有脸叫老头子出力。可儿子身边多了个女朋友,如今是男孩子多女孩子少的年代,找个女朋友不容易,说什么也儿子的人生大事,你想撒手不管吗?你日薄西山一步一步向坟墓靠拢,死了也算是为国家节约粮食了,儿子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美好的时光才刚刚开始哩!
  这么一想,他就觉得责任重大,义不容辞。想帮是想帮了,钱从哪里来?他一屁股债先不提,每月靠镇政府发给的一百块钱“低保”过日子,得一场感冒还咬紧牙关忍着舍不得花钱买药吃,上哪弄三千块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把房子低价租给人家开杂货店,街道中间带铺面的二层楼房,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年租金才一千块钱,租赁合同一签就是三年。这不能说人家老板趁人之危,是他愿意的,不愿意也不成,不然上哪弄三千块钱呢?房子租出去后,他搬到镇东头供销社已经废弃的那栋化肥仓库,以每年租金一百块钱住进一间曾有人上吊自杀的破屋子。这栋仓库死过人,又处在偏僻的坟墓遍地开花的荒坡下,人们称为鬼屋,都是外地来打工的人来租住的,镇上人别说去租用,平时路过总是避而远之。别人怕他不怕,自己活着都快跟死人差不多了,还怕住死过人的屋子吗?还怕身边有那么多坟墓吗?谁说得准自己距离进坟墓的时间还有几天?说不定到时候死了连一座埋葬自己的坟墓都没有哩!李双马的不幸遭遇,他是真心同情啊,可就眼下这被迫住进鬼屋的严峻形势,他想帮那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以为李双马还会来,他就想着该怎么跟李双马说,实在帮不上忙也不能像上次那样,那就不是对待有难弟兄的态度。李双马没有来。好多天过去了,李双马也没有来。李双马没有来,他有点怕他来,不知该怎么跟他说,老睡不着觉。不见李双马来,他还是睡不着觉。于是,他就上李双马家去。李双马住在镇西头河对岸的一个村子,平时隔河相望,直线距离也就是一箭之遥。出了镇西街道,迎面就是一座小桥,桥头有一栋三层小楼,那是镇文化站。二十多年前,这个文化站就是他和李双马创建的。
  想当年,两个血气方刚的青年高考落榜后,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带着振兴家乡文化事业的远大抱负,说服镇领导创建这个文化站。建站之初,镇政府经费有限,他们组织全镇青年自己动手搞基建。可以说,这栋三层小楼的每一块每一片瓦砖,都浸透了他们的血汗。他们还组建业余剧团,自己编排节目,下村为群众演出。两人的老婆就是当时业余剧团的台柱,也是镇上的美女。平时下村演出,他拉二胡,李双马吹笛子,两个美女载歌载舞,赢得一片喝彩。那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啊!
  然而,好景不长,五年前镇上一个叫张耀祖的家伙在外面发了,回来接管了文化站。这家伙早年因犯诈骗罪坐过牢,出狱后不知上哪淘金发了财,一回来就财大气粗地去找镇头头,要把文化站承包下来。镇头头也是见钱眼开,谁腰包鼓就认定谁是能人,自然对张耀祖言听计从。辛辛苦苦经营了十多年,有能力有魄力有功劳有苦劳,但在金钱面前却无能为力,只好卷包袱灰溜溜地挥泪而去。如果张耀祖能把文化站办好,那没什么说的,文化站是镇政府的,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优胜劣汰,谁有本事经营得更好就让位给谁。看一看张耀祖经营的文化站,把书桌撤下,换上麻将桌,打着娱乐的幌子行赌博之实。每次路过这里,他禁不住怒气填胸,要跺脚大骂一顿才解气。这回他没有骂,瞪一瞪眼,咬一咬牙,就走过去了。
  到了李双马家见到当年的美女躺在床上,面容憔悴,骨瘦如柴,说话有气无力的样子,黄永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还能说什么呢?又见到李双马一筹莫展,他心里更加难受了。坐了几分钟,他就走了。出门时他拍一拍李双马的肩膀,眼含泪花对李双马说,你那两千块钱,我就是把自己卖了,也要给你弄来。话是这样说,可一路走回来,他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把自己卖了,说得轻巧,你值多少钱呢?一头猪几百块钱有人买,你几百块钱拿到街上摆,谁来买呢?这么一想,他就感到做人有多么悲哀,一个大活人有时候真的不值几个钱。过了小桥,来到文化站小楼前,他想跺脚大骂一顿了。这时候他需要发泄,把心底下的气都发泄出来,不然他就会憋死。他运足气,跺了跺脚,刚要开口骂,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来。当然是与钱有关的事,此时此刻除了与钱有关的事,什么天大的事在他心里都不算事,只有钱才能使他心动。他有一千块钱,在镇派出所,还没去领哩!
  他怎么会有一千块钱在镇派出所呢?这是两个月前的事了。那天他也是路过文化站门口,听着里面传出搓麻将的声音,还有赢钱的人哼的下流曲子,输钱人拍桌子肮话连篇,气一上来就跺脚大骂。里面的人听他的骂声是听惯了,没人理睬,当是狗吠,连撩开窗帘瞟一眼都懒得瞟了。他骂出了一身汗,嗓门喊哑了,头也昏眼也花了,摇摇晃晃地走了。他已经不是当年在舞台上生龙活虎能歌善舞的小伙子,失去自己心爱的文化阵地所遭受的精神打击,加上病痛的折磨,已使他未老先衰,走起路来像个老人步履蹒跚,常常发出穷途末路的感叹,难怪人长得漂亮而又好高骛远的老婆把他抛弃了。
  以为跟往常一样,骂了一顿就骂了,什么事也没有,做梦也没想到,天色刚黑,他正在破屋子里想着晚饭该怎么吃,一个人影凶神恶煞似的闯进来,几下拳打脚踢就把他打翻在地嗷嗷惨叫。这家伙外号叫独眼狗,镇上有名的恶棍,打架斗殴少不了他的份,那只瞎了的左眼就是跟人打架给打瞎掉的。独眼狗跟他无冤无仇,怎么找上门打他来了呢?后经派出所处理,才知道独眼狗这受雇于是张耀祖雇,给多少佣金独眼狗死活不肯说。派出所罚独眼狗一千块钱,作为赔偿他的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这笔钱也是由张耀祖出的。因此,这钱他没有领取,是张耀祖的钱,他宁可痛死饿死也不要。上次儿子打电话回来催筹钱,他宁可把房子低价租出去,也没想着要去派出所领那一千块钱。现在他可不能这样想了,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遭难的弟兄。
  派出所的李警官见黄永乐回心转意来领钱,心里是高兴,但还是要严肃认真地把他教育一番。这钱是派出所处理的结果,你拒不领取,岂不等于对派出所的工作不满?往好说你是嫌钱少不要,说得不好听你这是不把警官放在眼里。他正急着要钱,李警官怎么说他怎么点头,就算骂他是狗东西他也认了,只要能拿到钱怎么都成。领到一千块钱,他又急匆匆直奔李双马家去。见他这么快就弄到一千块钱,李双马一脸的疑惑,不敢伸手把钱接过来。他把钱塞到李双马手里,理直气壮地说,我一不偷二不抢,这是我的血汗钱。说得太对了,他先是在文化站门口骂出了一身汗,然后被独眼狗打得头破血流,才换来了一千块钱,这是实实在在的血汗钱啊!李双马攥着那一千块钱,眼泪簌簌地流下来,不知该说什么。他没让李双马说什么,这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只有钱才是重要的。他安慰李双马说,你放心,还欠的一千块钱,我会想办法给你的。
  一路走回来,他就开动脑筋想。慢慢地走,慢慢地想,绞尽脑汁去想,渴望着突然想起在哪个角落还有一笔钱,就像在派出所还有一千块钱没有去领这事一样。可一直走到镇东头荒坡下的破屋子,又躺下来冥思苦想老半天,奇迹也没有发生。这真是穷得头脑出毛病了,人生在世果真人人都能心想事成,时时刻刻想着什么事,什么事就能从天而降,天底下还会有那么多不幸的人吗?你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奇迹是不可能发生了,但那一千块钱他得想办法弄到,不管怎么样也得弄到,向李双马保证过了的,他得说到做到。这是救命钱,不能失信于弟兄,失信了就不是人了。一千块钱,上哪去弄呢?
  以前,他没有为钱发愁过。还在与李双马经营文化站的时候,他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当时也并没有钱,可夫妻俩齐心协力,一天到晚都在想如何编排节目,如何出墙报,如何组织群众搞活动。那生活可是很充实,这种充实的生活不是金钱所能买来的。人生走下坡路,是在张耀祖接管文化站以后,他和李双马雄心勃勃,不惜倾其所有,投资搞一个文化活动中心,企图与张耀祖分庭抗礼,结果以惨败告终。
  当年筹建文化站,他们能一呼百应,那是有镇政府的支持,那文化站是镇政府的文化站,而现在则是时过境迁,他们搞这个文化活动中心纯属个人行为,也没有得到镇政府的支持,他们千呼万呼也没有一个人来应。十几万块钱投进去了,文化活动中心却半途而废。就这样,他落了个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下场。人的命运有时候就这样瞬息即变,在某个关口你只要能闯过去,那就能迎来光明的前途,要是闯不过去,那你就一落千丈,甚至永世不得翻身。想想人落到这种地步,活着真是累,说活受罪一点没错,活下去没有什么意义。有的人活着就得受罪,好像是为了受罪才来到这世上似的。谁想活受罪呢?都是没有办法的事。他现在就是活受罪,一点办法也没有。过着这种活受罪的日子,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什么意义,一点意义也没有。没有什么意义你也得活下去,没到死的那一天你不能自己去找死。那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你想逃避现实推卸责任吗?你的责任重大得很哩!远的都不说了,就眼下还得想办法给李双马弄一千块钱,那是救命钱!你死了这一千块钱谁帮你弄呢?
  这回他知道了,钱不是万能,没有钱是万万不能。你可以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千万别跟钱过不去。老婆跟人家跑了,他可以洒脱地挥一挥手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她去吧!现在弄不到一千块钱,你洒脱得起来吗?没办法,有时候为了一千块钱也能把人愁死。他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发问,一千块钱从哪里来呢?没有得到答案,他又责备自己,那是钱啊,不是风刮的树叶,也不是觅食的鸟雀,躺在床上拍拍脑门就能把它想来吗?在床上辗转反侧时间长了只会腰酸腿麻,只会头昏脑胀,一千块钱是想不来的。他走出破屋子,上街去了。他想去找开杂货店的老板,再商量一下,能不能把租房合同改一改,就是把租期延长一年,这样他就可以提前拿到一千块钱的租金了。目前基本上是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要筹到一千块钱,这是唯一的出路了。

——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张绍旭的故事

采茶戏在我市流传广泛,为我市群众喜闻乐见、广受欢迎的一个古老的传统剧种。说到茅岭采茶戏,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这个古老剧种的承传人——张绍旭。

张绍旭是防城区茅岭镇文化体育广播电视站站长。他与采茶戏的不解之缘,可追溯至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几十年来,在他的努力下,茅岭镇采茶剧团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张绍旭的名气也随之而广为认知。近日,记者慕名来到茅岭镇采访他。

茅岭镇政府干部小吴把记者领到了镇文化站,不巧,张绍旭正好去防城办事,大约一小时后才能回来。

等待中,记者与文化站干部陈文娟到街上转悠。在街上,记者见到一位老大娘,便问:“你爱看采茶戏吗?”大娘回答:“爱啊,都看了几十年了,还天天都想看。”记者又问:“你认识张站长吗?”大娘很肯定地回答:“怎么不认识?采茶戏都是他组织的,我们个个都认识他。”大娘姓凌,今年70多岁了。她告诉记者,她没有文化,看电视听不懂普通话,也看不懂字幕,而采茶戏是用本地话唱的,通俗易懂,不但好看,还能受教育呢。

一个小时后,张绍旭风风火火地赶回镇文化站。一进门就说:“不好意思啊,剧团的道具车到时间年审了,刚去防城年审回来。”

记者问:“30多年来,你每天都这样为采茶戏操心,有没有觉得累?”他乐呵呵地回答:“没有啊,因为喜欢,所以不觉得累。我十几岁就开始唱戏了,到文化站工作后,我能够为采茶戏做更多的事,让群众能看到他们喜欢的戏,我很开心。”

1980年, 20多岁的张绍旭来到乡文化站工作。在那百废待兴、万物复苏的岁月里,在“文革”期间被封杀的采茶戏也迎来了重生的机会。为了传承和弘扬这个传统的地方民间艺术,张绍旭萌生了一个创办采茶剧团的梦想。当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后,他便立即着手组建“茅岭乡采茶剧团”。

白手起家,组建剧团谈何容易。为了物色演员,他走村串户。由于“文革”期间,采茶戏被认为是“封、资、修”而被禁演,群众的思想还没转变。要找的男女主角,他们的父母都不同意。当时,为了请到颜艳芳、何水清来剧团当花旦唱主角,张绍旭多次登门拜访,给她们的父母做思想工作,好不容易才能把她俩请到剧团当花旦唱主角。

但没有道具、服装、乐器,怎么办?他就和几个热心的伙伴一起筹钱买。没有排练场地,就借用乡镇企业办的一间仅有30多平方米的平房排练。在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一支采茶戏队伍终于组织起来了。1980年12月,经过两个月时间的筹备与排练,第一场《翠玉投江》传统戏终于与观众见面了,当时演出的场面他至今都无法忘怀:“因为太久没有看到采茶戏了,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挤得人山人海的,非常热闹。”打响了第一炮,演员们大受鼓舞,张绍旭也相信这条路子走对了,更坚定了他办好剧团的信心和决心。随后,他们又深入各地农村演出,场场爆满,大受群众欢迎。

为了剧团的发展,张绍旭大胆引进人才,不断更新设备。但要增添服装、道具,更新各种设备,都需要钱。演出的收入是很微薄的,为了筹钱,他绞尽了脑汁。无计可施时,他还瞒着老婆到信用社贷过款。“大概是1995年吧,我瞒着老婆偷偷到信用社贷了5000元钱来买设备。那时5000元可是一笔大数目呢,如果给她知道,不闹死我才怪呢。后来还了好多年才还完。” 他说起往事,仍觉得很对不起老婆。

经过多年的努力,茅岭采茶剧团名气也越来越大。要请他们去演出的地方和单位更多了。剧团根据邀请单位的要求,以宣传政策、法律法规和结合党委政府当前中心工作为内容创作了很多剧本,很多还是张绍旭自编自导自演的。例如,为计生宣传月创作的《婆媳劝家公》,为法制宣传月创作的《荒唐婚姻》等采茶戏通俗易懂,广受群众欢迎。采茶剧团还被邀请到钦州、邕宁、合浦、北海等地的乡镇演出。有时定好的演出日期就算是刮风下雨也不能改变,因为群众来了就不愿走。剧团的声誉也如高山上打鼓——越传越远。

辛勤耕耘必有收获。近年来,茅岭采茶剧团获得了自治区文化厅授予的优秀村屯文艺队荣誉称号,中宣部、文化部授予“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先进民营文艺表演团体”荣誉称号及广西农村欢乐演出年一等奖等诸多荣誉。张绍旭本人也荣获“2014年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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