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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森姆,贫民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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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奥里奥的审判室在卡尔-莫尔特里大楼的二楼,与基斯勒法官的审判室相去不远。我的严重盗窃罪的案子在基斯勒法官那里待审,而且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大厅里充满了刑事辩护律师和那些经常在电视中或巴士站点可以看到的平淡无奇的普通人。律师和他们的当事人挤在一起,那些人看上去几乎都犯了某种罪,我简直难以相信我的名字会和那些人一同出现在待审名录上。我们什么时候到达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对莫迪凯来说似无此必要。我们不敢姗姗来迟,德奥里奥是相当守时的,但提前十分钟到达会让我受不了,唐纳德-拉夫特和阿瑟势必会对我指指戳戳,也许在开场前还会发些了无新意的议论。天知道他们还会带些什么人来,我可不想和蒂尔曼-甘特利共处一室,除非法官阁下已经到场。我要在陪审团席位上找个位子坐下,旁听整个过程,不想被打扰。我们在一点差两分时进入审判室。德奥里奥的助手在分发议程表。她把我们引向座位——我单独坐在陪审席上,对此感到满意;莫迪凯坐在与陪审席相邻的原告席上,我们的受托人威尔马-费伦早就到了,因为对即将讨论的问题没有任何补充意见,所以早已感到无聊。被告席上各方的位置安排很策略。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聚在一端;蒂尔曼-甘特利和两名律师在另一端;居中作为缓冲的是河橡公司的两名法人模样的人和三名律师,议程表中还列出了所有出席人的名单,被告方共有十三人。我原以为,甘特利干过拉皮条的勾当,必定戴着戒指和耳环,穿着俗艳的衣服,谁知道不是这样。他身着漂亮的藏青色西装,穿得比他的律师好,正在看文件,对周围的人视若无睹。我看见了阿瑟、拉夫特、内森-马拉穆德,还有巴利-纳佐,我打定了主意不为一切所动,但还是没想到见到巴利,公司派出了三名与我一同被动持的人质是在传递一条微妙的信息——被那位“先生”恐吓过的其他律师每个人都没留下精神创伤——我究竟怎么啦?为什么我在紧要关头就靠不住?他们中的第五人名叫L-詹姆斯-苏布,是来自保险公司的一名律师。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重金投保了过失险,但我怀疑投保范围是否适用。投保政策排除了故意行为,如律师帮办或公司股东的盗窃行为,或者蓄意违反某个行为规则的举动,公司律师的疏忽造成的损失在投保范围之内,蓄意造成的过失则不然,布雷登-钱斯不只是忽略了某条法规,或某则法律条文,或某条定规,他是在明知仓库占住者是事实上的租住户的情况下知法犯法,强行驱散了他们。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与它的过失行为者之间暗地里必然有一场狗咬狗的争斗。让他们斗去吧。德奥里奥法官于一点钟准时从里间出现了,在法官席上就座。“下午好。”他坐下时粗声说。他身穿法官袍,使我感到有点不伦不类,这不是正式的出庭,只是非正式的调解会。他调好麦克风的音量,开口道:“伯迪克先生,请把门锁上。”伯迪克先生是穿制服的法庭保安员,在门背后警戒。观众席上空无一人,这是一个非常秘密的会议。书记员开始记录。“我的助手告诉我各方及他们的律师均已到场,”他说,瞥了我一眼,好像我是又一个受审的强xx犯,“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调解本案。经过昨天与各方代理律师的多轮磋商,我认为在这个时间召开这样的会议也许不无益处。我从未在提出申诉后这么短的时间内主持调解会议,但既然各方均无异议,花这个时间还是值得的。首先是保密的问题,今天的会谈内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透露给新闻界,明白吗?”他看看莫迪凯,再把目光移向我。被告席上的所有人都扭头对我们怒目而视。我想站起来提醒他们是他们先把消息透露给新闻界的,我们确实是施以重拳,但是是他们打出了第一拳。法庭助理递给每人一份两段文字的秘密协议,每一份中都夹着分发对象的姓名,我签名后交还她。律师在紧张状态下读不完两段文字,也不能迅速做出决定。“有什么问题吗?”德奥里奥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那帮人。他们在找协议中的破绽。我们在这方面训练有素。他们签了名,交给了法庭助理。“我们根据议程表的安排来进行,”法官道,“第一条是陈述索赔的事实和理由,格林先生,你提请了诉讼,请你讲一讲,给你五分钟的时间。”莫迪凯站起来,没拿任何书面的东西,双手深插在口袋里,态度很从容。两分钟内他清楚地陈述了我们的案子,然后坐下。德奥里奥欣赏他的简洁。阿瑟代表被告方发言。他不得不承认了相关事实,但对索赔提出了异议,他连篇累牍地谴责了“反常的”暴风雪,它笼罩了全城,给每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不便。他还认为朗蒂-伯顿举措失当。“她有许多地方可去,”阿瑟道,“许多紧急避难所都开放了。前一天夜里她和许多人一起呆在一座教堂的地下室里,她为什么要离开?我不知道,但没有人逼她那么做,至少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逼迫她的人。她的外祖母在东北区有座公寓。难道她不该承担某些责任吗?难道她不该想办法保护她的孩子吗?”这是阿瑟唯一的机会诋毁一位死去的母亲。大约一年后,陪审团的席位上会坐满与我肤色不同的人,不论是阿瑟,还是任何一位头脑正常的律师,都不会持这样的看法:朗蒂-伯顿要对她孩子的死负哪怕是部分的责任。“那她为何要开始流落街头呢?”德奥里奥厉声问。我忍不住要笑。阿瑟并未气馁:“考虑到本次会谈的目的,法官大人,我们愿意承认疏散是非法的。”“谢谢。”“别客气。我们的意思是那位母亲应承担部分责任。”“多少?”“至少百分之五十。”“那太高了。”“我们不这样认为,法官大人,也许是我们使她流落街头,但悲剧发生前有一周多的时间。”“格林先生?”莫迪凯站起身来,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好像阿瑟是个刚入学的法学大学生,对法学基本原理还不甚了了。“这些人不能立即找到住处,雅各布斯先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为无家可归者的原因,你承认是你使他们流落街头,而他们正是在那里死去的。我很愿意与陪审团来谈这件事。”阿瑟的双肩耷拉下去,拉夫特、马拉穆德和巴利听着每一个字,一想起莫迪凯-格林在法庭内对一个黑人陪审团侃侃而谈的情景,表情就变得极不自然。“赔偿责任是显而易见的,雅各布斯先生,”德奥里奥道,“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将这位母亲的疏忽对陪审团说,尽管我不赞成这么做。”莫迪凯和阿瑟坐下了。如果开庭审判时我们证明了被告方负有赔偿责任,那么陪审团会考虑赔偿数额的问题。这是议程表上的第二项。拉夫特拿出了那份关于陪审团裁定的赔偿额的最新行情的调查报告,想以此蒙混过关。他谈起了在现今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下死去的儿童价值几何,但当他说起朗蒂的就业史和她一生损失的工资总额时就变得琐碎而乏味。他最后得出了同样的数目:七十七万美元,这也是他们前一天的报价,他认为这个数字不可能再高了。“这不是你们的最终报价,对吗,拉夫特先生?”德奥里奥问,语气中似有所待,他当然不希望这是他们的最终赔付额。“是,大人。”拉夫特答道。“格林先生。”莫迪凯重新站起来:“我们拒绝这个提议,阁下,那些先例说明不了什么,我只关心我能从陪审团那里得到的数额。那将比他们的报价高得多,我这么说并没有不尊重拉夫特先生的意思。”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怀疑他的话。他驳斥了他们那种认为一名死亡的儿童只值五万美元的观点,他强烈地暗示道如此低的估价出于一种歧视,一种对不幸生为黑人的无家可归的儿童的歧视,甘特利是被告席上唯一没有感到局促不安的人。“你有个儿子在圣阿尔班上学,拉夫特先生。你愿意用五万块钱换他的性命吗?”拉夫特的鼻尖离标准拍纸簿只有三英寸的距离。“我能使陪审团相信这些儿童每人至少值一百万,他们和在弗吉尼亚、马里兰上预备学校的孩子没什么两样。”这是很厉害的一招,一下子击中了他们的要害,人人都清楚他们的孩子在什么样的学校就读。拉夫特的调查摘要略去了受害者临终前所受的苦楚。这样做的理由虽然没有明说,但很明显。他们平静地死去,吸着无味的一氧化碳直至飘然升上天国,没有烧伤和外伤,也没有流血。拉夫特为他的省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莫迪凯对朗蒂和她的四个孩子的最后几小时做了一番详细的描绘;对食物和温暖的寻找,漫天大雪和刺骨的寒冷,对冻僵的恐惧,母子抱成一团绝望的挣扎,对葬身于暴风雪的极度恐慌,栖身于一辆格格作响的破车内,汽车的马达转动着,眼看着燃油渐渐耗尽。这绝对是一番活灵活现的描述,一个天才的说书人的即兴表演,作为唯一的陪审员,我说不定早给他开了一张空白支票。“不要跟我谈什么痛苦与煎熬。”他对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咆哮道,“你们根本不了解它的含义。”他说起朗蒂就好像她是他多年的老相识。一个孩子刚生下就断绝了全部的希望,是谁造成了这些可以预见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一个深爱她孩子的母亲正竭尽全力地想爬出贫穷的深渊。她直面自己的过去和吸毒的陋刁,正努力戒断毒瘾。这时,被告将她一脚踢回街头。他的声调抑扬顿挫,义愤时声调高亢,愧疚时声音低沉。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每一句话都击中了要害。他给他们下了一剂猛药,让他们事先领教一下他在陪审团前的风采。阿瑟负责签发支票,口袋里的支票簿一定已把衣袋烧出了个洞。莫迪凯最后使出了撒手锏,他大谈特谈惩罚性损害赔偿的作用——惩戒作恶者,以儆效尤,防止他们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反复抨击了被告所犯下的罪行,富人对穷人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他们只是一帮占住者,”他的声音在室内回荡,“把他们扔出去!”贪婪使他们无视法律的存在,合法的遣散至少需要三十天,那样与邮政总局的交易肯定吹了。三十天过后大雪必定过去了,街头也会变得安全些。这是一件绝对应科以罚款的案子,他深信陪审团会赞同他的观点,我当然也赞同,此时此刻,无论是阿瑟,还是拉夫特,还是坐在被告席上的其他律师,全都怕了莫迪凯-格林。“我们索赔五百万了结此事,”他给自己的发育画上句号,“一分也不能少。”接着出现了短暂的冷场,德奥里奥做了些记录,回到议程上来。下面讨论被窃文件一事。“文件在你手上吗?”他问我。“是的,大人。”“你愿意交出吗?”“愿意。”莫迪凯打开他的破旧的公文包,取出文件,交给了那名助理,她转呈法官。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逐页翻看,足足有十分钟。我感到拉夫特瞪了我几眼,但谁又在乎呢?他和其余的人急于拿回文件。看完文件,法官言道:“失窃的文件已经追回,雅各布斯先生。现在我们手边有一件待决的刑事案,我已经跟基斯勒法官谈过此事。你意下如何?”“大人,如果我们能就其它问题达成协议,我们将不再坚持起诉。”“我想你不会有反对意见,布罗克先生?”德奥里奥道。见鬼!我怎会有反对意见?“是,大人。”“继续进行,下一项是关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对迈克尔-布罗克违反职业道德的申诉,雅各布斯先生,你愿意就此事发表看法吗?”“当然,法官大人。”阿瑟“噌”地一下站起来,对我的不道德的行为做了一番谴责,他的口气不算不严厉,发言也不算太长,但似乎并无喜悦之情,阿瑟是律师之律师,律师界的元老。他对律师应遵守的职业道德不仅言传而且身教。他和公司永远不会原谅我的所作所为,但我毕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正如布雷登-钱斯的行为已经使整个公司蒙羞,我的操守失当也同样如此。他最后强调说我必须为我的盗窃行为而受惩罚。这是对公司的客户——河橡公司的利益的严重侵害。我不是一名罪犯,他们也不难放弃刑事起诉;但我是一名律师,而且还很出色,他承认道。既然如此我就该承担责任。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撤回对我的违反职业道德的申诉。他的论证理由充分,很有说服力,连我也不得不信服,河橡公司的人看上去态度尤其强硬。“布罗克先生,”德奥里奥说,“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本没准备发言,但并不害怕站起来说出我的感受,我直视着阿瑟的眼睛道:“雅各布斯先生,我过去一直很尊敬你,现在依然如此,我没有什么要辩解的,我拿走文件不对,我为这件事后悔过一千次。我知道真相被掩盖了,我想找到有关它的情报,但这不成其为理由,我向你、公司的律师、还有你的客户河橡公司道歉。”我坐下来,不敢看他们。莫迪凯后来告诉我,我的谦恭态度使室内的气氛大为缓和。德奥里奥随即做了一件大好事,他宣布讨论下一个问题,即尚未提出的诉讼。我们先打算替马奎斯-迪斯与凯尔文-兰姆起诉,直到我们能找到的其他所有的被驱逐人都轮遍。德文-哈迪和朗蒂已经死了,所以还剩下十五名可能的原告。莫迪凯已经首肯了这种做法,并通知了法官。“如果你承认了赔偿责任,雅各布斯先生,”尊敬的法官道,“那么你必须报一个赔偿额,你愿意为另外十五人出多少?”阿瑟与拉夫特和马拉穆德低声商量了一下,道:“呃,法官大人,我们估计这些人居无定所已有一个月左右。如果给他们每人五千美元,他们可以找个新住处,说不定比原先的住处要好得多。”“这个数字少了,”德奥里奥道,“格林先生。”“太少了,”莫迪凯附和道,“同样,我从陪审团的角度考虑问题。相同的被告,相同的过失行为,相同的陪审团,我能轻轻松松地为每个人争取到五万美元。”“你想要多少?”法官问。“两万五千美元。”“我认为你该付这笔钱,”德奥里奥对阿瑟道,“要价不无道理。”“十五个人每人两万五?”阿瑟问,他的镇定自若的风度在双面夹击下荡然无存。“你说得对。”紧接着,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四名律师各执一词,私下争执起来。很显然,他们不与另外两名被告的律师商量,公司将单独掏钱了结此事。甘特利似乎全然无动于衷,他的钱没有危险。河橡公司也许事先威胁过,如果调解不成,它要自己起诉。“我们愿意付两万五千。”阿瑟平静地宣布道。三十七万五千美元流出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腰包。万事开头难。德奥里奥知道他可以逼他们接受小额的赔款。钱一旦开始哗哗向外流,就不会轻易止住,直到满足我们的要求为止。去年一年,在支付了我的薪水和福利费以后,再从我的本营业额中拿出三分之一与日常开支相抵,公司从我身上赚了大约四十万美元,而我只是八百分之一。“先生们,我们现在落实到两个问题上,第一个是关于钱的问题,究竟赔偿多少钱才能了结此案?第二个是关于布罗克先生的纪律处分问题。表面上看这两个问题互为条件。会谈至此,我想私下里跟双方谈谈,先从原告方开始,格林先生和布罗克先生,请到我的私人办公室来。”法庭助理带我们走向观众席后的过道,走进一个用橡木板贴墙的美轮美奂的办公室。法官阁下脱下长袍,叫秘书上茶。他问我们要不要,被我们谢绝了,法庭助理关上门,留下我俩与德奥里奥共处一室。“事情有进展,”他说,“我得告诉你,布罗克先生,关于你违反职业道德的申诉是个问题,你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吗?”“我想是的。”他把指关节掰得叭叭作响,开始在室内来回踱步,“华盛顿曾经有位律师,那是在七八年以前,耍过同样的花招。他从一个公司辞职后,带走了一些披露材料,这些材料最后神秘地到了另一家公司的手上,而恰恰是这家公司给了他一份好工作。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马科夫,布雷德-马科夫。”我说。“对了。他后来怎样了?”“停业两年。”“这正是他们所要求的。”“不行,大人,”莫迪凯道,“要我们同意吊销执照两年绝对不行。”“那你们同意多长时间?”“最多六个月,不可以讨价还价。大人,您瞧,这些家伙怕得要死,您是知道的。是他们害怕而不是我们,为什么要我们让步呢?我宁愿面对陪审团。”“不会到那个地步。”法官走近我,盯着我的眼睛。“你同意停业半年?”他问。“是,”我答道,“但他们须付清赔款。”“多少?”他问莫迪凯。“五百万。我从陪审团那儿能得到更多。”德奥里奥走向窗户,陷入深思,双手摸着下颌。“从陪审团那里是能得到五百万。”他背对着我们说。“我能得到二千万。”莫迪凯道。“谁将得到这笔钱?”法官问道。“那将是一场噩梦。”莫迪凯承认道。“律师费有多少?”“百分之二十,其中一半归纽约的一家信托行所有。”法官猛然转过身来,再次开始踱步,双手紧扣在脑后,“六个月轻了点儿。”他说。“这就是我们的条件。”莫迪凯坚持道。“好吧,让我跟对方谈谈。”我们与德奥里奥的秘密会谈持续了十五分钟不到,而对方那帮坏家伙则占用了一个小时。当然,他们是赔钱的一方。在大楼忙碌的大厅内,我们坐在长凳上喝可乐,默默地注视着无数的律师匆忙的身影,他们在追逐客户的同时也在追求正义。我们在大厅里走着,看着那些惊慌失措的人,他们因为种种非法行径即将出庭受审。莫迪凯和几名相熟的律师讲了几句,我一个都不认识。大公司的律师不到高级法院来。法庭助理找到我们,领我们回到审判室,大家各就各位,事情没有转机,德奥里奥深感焦虑。阿瑟和他的同伴看上去筋疲力尽。我们坐下来等法官发话。“格林先生,”他开言道,“我见过了被告方的律师。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三百万美元,布罗克先生停业一年。”莫迪凯刚一落座就弹了起来,“那么我们是在浪费时问。”他说完抓起公文包,我站起来紧随其后。“请准许我们离开,法官大人,”他说,“我们有更好的选择。”我们走向观众席的中间过道。“你们可以走了。”法官非常沮丧地说。我们匆匆离开了审判室——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我刚打开车门,口袋中的移动电话响了起来,是德奥里奥法官打来的。“是,大人,我们五分钟内赶到。”听到我这么说,莫迪凯笑了。我们磨蹭了十分钟,在底楼的休息室里逗留了一会儿,慢慢走,一级一级爬楼梯。这样德奥里奥就有足够的时间向被告进一步施压。我们进了审判室见到的头一件事就是杰克-博林,河橡公司的三名律师之一,已经脱去了上装,卷起了袖子,正离开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我怀疑他把他们给揍了,他看上去有能力也愿意那么做。莫迪凯理想中的陪审团裁定的高额赔偿将由三名被告共同承担。显而易见的是河橡公司已被调解会议吓得够呛。它肯定发出了威胁,兴许还决定出一部分钱,我们无从得知。我避开了陪审席,坐在莫迪凯的身旁。威尔马-费伦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分歧在缩小。”法官道。“我们在考虑撤回我们的条件。”莫迪凯用更高的嗓门宣布道。我和他并没有商量过这件事,也超出其他律师和法官的意料之外。他们猛地扭过头来,面面相觑。“镇静。”德奥里奥道。“我是认真的,大人。我在这里坐得越久,就越使我相信有必要把这件荒唐事暴露在陪审团前。至于布罗克先生,他的前东家可以通过刑事指控得遂心愿,不过那没什么大不了。他们收回了失窃的文件,他没有前科,连上帝也知道监狱人满为患,里面关的尽是些毒品犯子和杀人犯;对他提起公诉会成为笑柄。他不会入狱。至于律师协会的申斥,就由它去吧。我将对布雷登-钱斯,甚至还可能包括卷入此事的其他一些律师如法炮制,然后我们再来一场泼污水比赛。”他指着阿瑟道,“你跑去向报纸求援,我们也跑去向报纸求援。”十四街律师事务所不可能不在意报纸对它的议论;甘特利即使在意也不会表露出来;河橡公司即使口碑不佳,还是能继续赚钱;但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靠的只是其声誉。莫迪凯的这一通长篇大论不知从何而来,他们听后完全怔住了。“你说完了吗?”德奥里奥问。“我想是的。”“好,对方的报价涨到四百万。”“如果他们掏得出四百万,那肯定付得起五百万。”莫迪凯的矛头再次指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这名被告去年的总营业额差不多有七个亿。”他略作停顿,这个数字在审判室内回响。“七亿美元,仅仅是去年一年。”他又指着河橡公司:“这名被告拥有价值三点五亿的不动产。给我个陪审团吧。”他似欲住口时,德奥里奥再次问道:“你说完了吗?”“没有,大人,”他刹那间变得出奇地平静,“我们要求对方预付二百万,一百万律师费,一百万归死者的继承人,余下的三百万在十年内付清——一年三十万,加上合理的利息,被告方每年完全能够掏出三十万,他们也许会被迫提高房租和计时收费,但他们肯定知道如何去做。”这样一个分期付款、有条理的方案很有道理,鉴于继承人的不确定性,以及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迄今为止身份不明的事实,这笔钱将由法院监管。莫迪凯的最后一着相当高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明显松了一口气,他给了他们台阶下。杰克-博林和他们拥抱在一起,甘特利的律师和他们的当事人一样冷眼旁观。“我们可以接受赔款方案,”阿瑟宣布道,“但对布罗克先生我们坚持原先的立场,停业一年,否则达不成协议。”我突然再次恨起阿瑟来。我是他们手中的最后一着棋,为了保存他们那所剩无几的颜面,他们要榨出最后一滴血。但是可怜的阿瑟并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他只是在绝望地挣扎,外表看上去也是如此。“这么做究竟有何用处?”莫迪凯对他吼道,“他已经同意承受交出执照的名誉损失,多加六个月对你有什么好处?荒唐透顶!”来自河橡公司的两名年轻的法人代表已经觉得无法忍受了。他们对法庭有种天生的恐惧,听了莫迪凯三个小时的演讲后,这种恐惧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两个星期的审判他们无论如何也顶不下来。他们沮丧地直摇头,低声激烈地争吵着。甚至连蒂尔曼-甘特利都厌倦了阿瑟的故意找茬儿,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快了结这见鬼的纠纷吧!片刻前,莫迪凯曾大叫道:“这么做究竟有何用处?”他说得对。这么做确实毫无意义,尤其对我这样一个贫民律师来说,临时吊销我的执照一点也不影响我的工作、薪水以及社会地位。我站起来,非常礼貌地道:“法官大人,我们双方各退一步吧。我们要六个月,他们要十二个月,我赞同九个月。”我边说边向巴利-纳佐望去,他对我微笑表示赞许。如果此时阿瑟开口反对,肯定会被饱以老拳。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包括德奥里奥,“这样双方达成了协议。”他没等被告方开口就宣布道。他的极富效率的助手在观众席的前排飞快地敲击打字机的键盘,几分钟之内就打好了一页《调解备忘录》,我们在上面迅速签名后离开了。办公室内没有庆祝的香槟酒。索菲亚一如往昔地在工作,亚伯拉罕正在纽约参加一个有关无家可归者的会议。如果美国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有了五十万美元的进账而不声张,那就是十四街律师事务所,莫迪凯想添置一些电脑和电话,也许还会添一台空调,大部分钱将存进银行吃利息,以备难关。这是一笔很好的储蓄,能够维持我们几年的微薄薪水的发放。如果他因为把另外五十万送给科恩信托行而感到不快,他不会把这种感受表露出来。莫迪凯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他只考虑他能够处理好的问题。至少要花费九个月的辛苦劳动才能理清伯顿遗产继承问题的头绪,正好我有空来处理它。继承人的身份必须得到确认,找到他们,当他们知道有钱可领时与他们接洽,这些事办起来很棘手。例如,必须将基托-斯派斯、特米科、阿朗佐、丹特的尸首挖掘出来,进行DNA检测,以确定亲子关系是否成立。如果基托真是孩子的父亲,他将继承他孩子的遗产,因为他的孩子死在他的前面。现在他也身亡了,他的遗产等待继承,他的继承人必须被找到。朗蒂的母亲和两个弟弟的问题更加难办,他们在街头仍有熟人。几年内他们将被假释,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属于他们的那份弄到手。莫迪凯对另外两个计划特别感兴趣。第一个是事务所曾经组织过的为穷人服务的慈善计划,后因联邦政府的资助告罄而不了了之,在这项活动的全盛期,有一百名志愿律师每周花数小时帮助无家可归的穷人。他要我考虑恢复这个计划。我喜欢这个构想,我们可以增加这个活动的覆盖面,在律师界扩大影响,开拓更多的资金渠道。这就引到第二个计划,索菲亚与亚伯拉罕不善于募捐;莫迪凯有能力说动别人掏出口袋中的最后一分钱,但他讨厌求人。我既聪明又年轻,不仅是白人,而且受过良好教育,能与专业人士打成一片,并说服他们按年供给。“如果计划得当,你一年能筹到二十万。”他说。“我们用这笔钱做什么呢?”“雇几名秘书,几名助手,说不定还可以聘请一名律师。”索菲亚走后我们坐在办公室的前部,凝视着窗外暮霭渐合,莫迪凯开始构想未来。他渴望有那么一天,事务所内有七名律师忙碌的身影。虽然这间小小的事务所每天都忙乱不堪,但它是一股力量。它帮助了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者,政客和官僚们也不敢小觑它,它是一只号角。“五年来我们日趋式微,”他说,“穷人们在受苦受难,这是扭转这种局面的绝佳时机。”而这个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我是新鲜血液,是事务所的新生力量,必须重振事务所的雄风,使它达到新的高度。我将为事务所招募到新的志愿者,给它注入新的活力;我将建一台筹款“机器”,这样我们就能像别人一样在此领域开展法律业务;我们要扩大规模,将楼上也辟为办公场所,让富有才华的律师为我们工作。无家可归者的权利将得到保护,只要他们找上门来,我们将传达他们的心声——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我们不知道朗蒂-伯顿的父亲是谁,也许这世界上压根儿就没人知道,她的母亲和弟弟又都在狱中。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做出一个巧妙的决定,绕过伯顿一家,为他们请一个财产管理人,让他充当我们的当事人。星期一早晨我在芝加哥时,莫迪凯去了特区家庭法院,请求法官指派一个临时受托人,充当朗蒂-伯顿和她孩子的遗产监护人。这是私下里的一种例行公事。那位法官与莫迪凯相熟。申请很快被批准了,这样我们有了新的当事人,她的名字叫威尔马-费伦,是一位社会工作者,莫迪凯与她相识,她在诉讼中所起作用有限,如果我们索赔成功,她只能分得一小部分。从经济角度看,科恩信托行管理不善,但对一个非赢利性的律师事务所来说它却有着巨大的约束力。伦纳德-科恩当过律师,明显对细节有着强烈的兴趣,我们事务所对非法造成的人身伤害或死亡科以人身意外罚款也不算逾规,虽然这种做法为信托行所不喜。罚款的最高限额不超过赔款的百分之二十,而标准的收费额是三分之一。按惯例刑事案的律师要收取百分之四十。在百分之二十的罚款中,律师事务所可以保留一半,剩下的百分之十归信托行所有,十四年来,莫迫凯曾接过两件这样的案子。第一件因为陪审团的原因而输了官司;第二件是替一个被公交车撞了的无家可归的女子打官司,以获得十万美元的赔偿而告终。他为事务所净赚一万美元,用这笔钱添置了电话和电脑。法官勉强同意了百分之二十的合同,我们准备起诉。篮球赛于七点三十五分开始——乔治顿对叙拉库斯,莫迪凯好不容易才搞到两张票,我所乘的航班六点二十到达国家机场,三十分钟后我与莫迪凯在兰多佛的国家机场东出口处见了面,我们身边有将近两万名球迷。他递给我一张票,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厚厚的未拆的挂号信,收信人是我,发信人是华盛顿律师协会。“今天到的,”他说,清楚地知道信的内容,“我在座位上等你。”他消失在一群学生中。我撕开信封,在外面找了一个光线足的地方看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那帮朋友正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我。这是上诉法院发出的一封正式指控信,谴责了我的不道德行为。指控的内容占了三页,其实一段完全够了,我偷走一份文件;我违反了保密法;我道德败坏;因此必须永远取消我的律师资格,或中止律师资格若干年,或予以公开惩戒,因为失窃的文件尚未追回,事情很紧急,所以调查和一切手续应从速办理。信封中还有一些通知、表格等其它文件,我看都没看。这令我震惊,我背靠着墙稳定一下情绪,整理一下思路。是的,我早料到他们会有这一手,如果认为公司不会通过所有的渠道来索回文件,那也太不切实际了。但我以为我的被捕会稍稍平息一下他们的怒气。现在看来错了,他们要的是血。这是一家典型的大公司,手段强硬,要将对于赶尽杀绝,这一点我再了解不过了。他们不知道明天上午九点我将亲手将他们送上法庭,控告他们非法造成了伯顿一家的死亡,并索赔一千万美元。据我估计,他们再没有什么招数来对付我了,不会再有拘捕令,不会再有挂号信,所有的东西都摆到桌面上来了,所有的道儿都划下了,手中拿着信,我心中竟然有一丝如释重负的感觉。同时我心中也有一丝恐惧。十年前我就入了法学院,从没认真考虑过别的行当。如果被吊销了执照该怎么办呢?可是索菲亚不是也和我一样,没有律师执照吗?莫迪凯在看台的入口处接我,我讲了控告信的大致内容,他安慰了我几句。比赛确实精彩激烈,然而我们的首要目的不是看球。杰夫-麦凯尔在洛克-克里克保安公司只是业余兼职,他也担任球场的保安工作。索菲亚白天已把他的情况摸清楚。我们猜想他肯定在那一百名穿制服的保安之中。保安们正四处巡逻,免费观看比赛,他们的视线在女大学生身上溜来溜去。我们对他是老是少、是白是黑、是胖是瘦一无所知,所幸的是保安在左上口袋别有胸牌。我们在座位之间的通道上以及各个入口处来回搜寻。半场休息前,莫迪凯终于发现了他,他在第四入口处无意中撞见了一个搔首弄姿的女检票员,而那个地方我已检查了两遍。麦凯尔身躯庞大,白皮肤,长相平平,年龄与我相仿,他的脖子和胳膊都很粗,胸膛厚实饱满,我和莫迪凯商量了几句,决定还是由我出面较好。我用两根指头夹住名片,不慌不忙走向他,自报家门。“麦凯尔先生,我是迈克尔-布罗克,律师。”他不解地望了我一眼,默默地接过名片。我打扰了他和那位检票员的调情。“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我用审讯杀人犯的口吻问道。“你可以问,我可以不回答。”他向那个检票员眨眨眼睛。“你有没有为本市一家大的法律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干过保安工作?”“有可能。”“有没有帮他们疏散过住户?”这句话击中了要害,他的脸色立即变了,一切都明白了。“我不这样认为。”他说着扭开了头。“你肯定吗?”“不,答案是不。”“你没有在二月四号帮他们驱赶一座仓库中的住户?”他摇摇头,咬紧牙关,闭起眼睛。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已警告过他,或者多半威胁过他的雇主。至少麦凯尔被吓得面无人色。那位检票员正全神贯注于她的指甲。他们把我赶开。“迟早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我说。他下巴的肌肉抽搐着,但仍一言不发。我不准备逼他太甚,他言辞不善,盛怒之下会饱我以老拳,把我这个无足轻重的贫民律师放倒。两个星期以来,我受的伤也够多的了。下半场比赛我只看了十分钟。离开时背上一阵痉挛,那是车祸留下的后遗症。又为露比选择了一家地处贝塞斯达市北郊的新的汽车旅馆,仍然是每晚四十美元。三个晚上过后我再也负担不起这种独居疗法的费用了。梅甘认为让露比回家的时候到了。如果她决意戒毒,她必须过了街头这道难关。星期二早晨七点半,我来到旅馆的二楼敲她的门。梅甘告诉我露比住220房问。没人应门。我又敲了几次,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门锁着,我来到前台,让服务员打电话到220房间,还是没人。没有人结账离开,也没听说有异常事件发生。我召来一位经理助理相间,并使她相信情况确实紧急。她叫来一名保安,于是我们三个人上楼查看,一路上我向她解释我们正帮露比戒毒,因此房间不是以露比的名字登记的。她得知我们把她的旅馆作为戒毒场所颇为不悦。房间里空空如也,床上纹丝未动,显然夜里没人住,一应物品均未挪位,也无一件她的物品留下。我谢过他们后离去,这家旅馆距我们办公室至少十英里,我打电话提醒梅甘,然后驱车在拥挤的车流中奋力向城里赶。八点一刻时路遇红灯,我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索非亚有没有见过露比,她说没有。诉讼条款简短而有力,作为朗蒂-伯顿和她的孩子的遗产监护人,威尔马-费伦将起诉河橡、德雷克和斯威尼、TAG三家公司,状告他们蓄意非法驱逐住户。案子条理清晰,因果关系明显。倘若不被赶出公寓,我们的当事人便不至于流落街头;倘若不流落街头,他们便不至于丧命。道理很简单,正因为其简单才更有说服力,相信任何陪审团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由于被告的疏忽或故意的举动而导致的死亡是可以预见的。厄运降临在那些漂泊街头者的头上,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单身母亲,什么都有可能在她们身上发生。非法将他们赶出家门,如果他们遭遇不测那么你得付出代价。我们也曾考虑过为那位“先生”的死讨个公道,他也属于被驱逐者一员,但他的死不能算做可预见的死亡。挟持人质、被击身亡不足以构成民事案中的一环,况且,陪审团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好感,我们只好让他长眠于地下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会立即敦请法官催促我归还文件,法官很可能会同意他们的请求。我如交出文件就等于自认有罪,我的律师执照会被吊销,而且,被窃文件不能用作证据。星期二我和莫迪凯将起诉书的终稿浏览了一遍,他再次问我足否愿意打这场官司,为了保护我,他愿意彻底放弃这个案子,我们曾反反复复商量过这件事。我们甚至有过这样的打算:暂且放下伯顿的案子,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讲和,洗刷我的罪名,待一年后事情稍稍平息,再把案子悄悄转给莫迪凯的朋友,这个主意不算高明,我们刚一有这种念头就把它否定了。他在诉状上签了名,我们动身去法院,他开车,我把诉状又看了一遍,离法院愈近,我感到手中的诉状愈沉。庭外和解是关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极注重自身的形象,以信誉可靠、服务上乘而著称。案件如曝光则必然使它的声誉受损。我了解这帮精英律师的心思和禀性,他们推崇从不出错,如果被识破了,他们肯定会气疯的。他们向来是一面大把捞钱,一面奢求树立同情弱者的形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错了,尽管我怀疑它还不清楚错误的严重性。我想象着布雷登-钱斯此刻一定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内,战战兢兢地祷告,希望自己能逃过此劫。但是我也错了。也许我们双方都作些让步,达成协议,如若不然,莫迪凯就有幸将这个案子很快交给一个友善的陪审团去审,并向他们索取高额赔偿;公司也会将我告上法庭,让我付出惨重的代价,后果不堪设想。伯顿一案永远不会对簿公堂。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特区的陪审团,稍一受挫就会使他们争相谋求减少损失的法子。亚伯拉罕的大学同学蒂姆-克劳森是《邮报》的记者,正等在法官办公室外,我们给了他一份诉状副本。莫迪凯提交原件时他看完副本,随即向我们提问。我们自然是有问必答,但要求他不得发表。伯顿一家的惨剧很快成为华盛顿的热门政治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舆论大哗,市当局各部门的头头互相指责,中议会指责市长,市长反过来指责市议会和国会。众议院的一些右翼分子早就心怀不满,这次终于逮着机会,将市长、市议会和市当局一占脑儿给骂了。将这个案子归咎于少数富裕的白人律师,这本身就是极好的新闻素材,人如其名,克劳森冷酷无情、尖酸刻薄①,再加之他在新闻界浸淫有年,所以对这件事表现出空前高涨的热情。①克劳森的英文为“Claussen”,与英文“callous”音形相近。“callous”有“对别人的感受漠不关心”之意。新闻界对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狂轰滥炸并未使我良心上感到丝毫不安,我只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上周我被捕的消息就是他们透露的。我能想见当时拉夫特和他那帮讼棍们兴高采烈地围坐一桌。对!把他被捕的消息透露给媒体;不仅如此,最好再提供一张他的照片,他们以为这样做会使我难堪,羞辱我,让我内疚,迫我交出文件,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了解他们的心思,知道这套游戏是怎样进行的。我知道怎样应付记者——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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