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新亚洲彩票app下载 2019-08-17 09:43 的文章
当前位置: 新亚洲彩票平台-新亚洲彩票app下载-新亚洲彩票平台免费下载 > 新亚洲彩票app下载 > 正文

贫民律师,格里森姆

我们不知道朗蒂-伯顿的父亲是谁,也许这世界上压根儿就没人知道,她的母亲和弟弟又都在狱中。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做出一个巧妙的决定,绕过伯顿一家,为他们请一个财产管理人,让他充当我们的当事人。星期一早晨我在芝加哥时,莫迪凯去了特区家庭法院,请求法官指派一个临时受托人,充当朗蒂-伯顿和她孩子的遗产监护人。这是私下里的一种例行公事。那位法官与莫迪凯相熟。申请很快被批准了,这样我们有了新的当事人,她的名字叫威尔马-费伦,是一位社会工作者,莫迪凯与她相识,她在诉讼中所起作用有限,如果我们索赔成功,她只能分得一小部分。从经济角度看,科恩信托行管理不善,但对一个非赢利性的律师事务所来说它却有着巨大的约束力。伦纳德-科恩当过律师,明显对细节有着强烈的兴趣,我们事务所对非法造成的人身伤害或死亡科以人身意外罚款也不算逾规,虽然这种做法为信托行所不喜。罚款的最高限额不超过赔款的百分之二十,而标准的收费额是三分之一。按惯例刑事案的律师要收取百分之四十。在百分之二十的罚款中,律师事务所可以保留一半,剩下的百分之十归信托行所有,十四年来,莫迫凯曾接过两件这样的案子。第一件因为陪审团的原因而输了官司;第二件是替一个被公交车撞了的无家可归的女子打官司,以获得十万美元的赔偿而告终。他为事务所净赚一万美元,用这笔钱添置了电话和电脑。法官勉强同意了百分之二十的合同,我们准备起诉。篮球赛于七点三十五分开始——乔治顿对叙拉库斯,莫迪凯好不容易才搞到两张票,我所乘的航班六点二十到达国家机场,三十分钟后我与莫迪凯在兰多佛的国家机场东出口处见了面,我们身边有将近两万名球迷。他递给我一张票,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厚厚的未拆的挂号信,收信人是我,发信人是华盛顿律师协会。“今天到的,”他说,清楚地知道信的内容,“我在座位上等你。”他消失在一群学生中。我撕开信封,在外面找了一个光线足的地方看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那帮朋友正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我。这是上诉法院发出的一封正式指控信,谴责了我的不道德行为。指控的内容占了三页,其实一段完全够了,我偷走一份文件;我违反了保密法;我道德败坏;因此必须永远取消我的律师资格,或中止律师资格若干年,或予以公开惩戒,因为失窃的文件尚未追回,事情很紧急,所以调查和一切手续应从速办理。信封中还有一些通知、表格等其它文件,我看都没看。这令我震惊,我背靠着墙稳定一下情绪,整理一下思路。是的,我早料到他们会有这一手,如果认为公司不会通过所有的渠道来索回文件,那也太不切实际了。但我以为我的被捕会稍稍平息一下他们的怒气。现在看来错了,他们要的是血。这是一家典型的大公司,手段强硬,要将对于赶尽杀绝,这一点我再了解不过了。他们不知道明天上午九点我将亲手将他们送上法庭,控告他们非法造成了伯顿一家的死亡,并索赔一千万美元。据我估计,他们再没有什么招数来对付我了,不会再有拘捕令,不会再有挂号信,所有的东西都摆到桌面上来了,所有的道儿都划下了,手中拿着信,我心中竟然有一丝如释重负的感觉。同时我心中也有一丝恐惧。十年前我就入了法学院,从没认真考虑过别的行当。如果被吊销了执照该怎么办呢?可是索菲亚不是也和我一样,没有律师执照吗?莫迪凯在看台的入口处接我,我讲了控告信的大致内容,他安慰了我几句。比赛确实精彩激烈,然而我们的首要目的不是看球。杰夫-麦凯尔在洛克-克里克保安公司只是业余兼职,他也担任球场的保安工作。索菲亚白天已把他的情况摸清楚。我们猜想他肯定在那一百名穿制服的保安之中。保安们正四处巡逻,免费观看比赛,他们的视线在女大学生身上溜来溜去。我们对他是老是少、是白是黑、是胖是瘦一无所知,所幸的是保安在左上口袋别有胸牌。我们在座位之间的通道上以及各个入口处来回搜寻。半场休息前,莫迪凯终于发现了他,他在第四入口处无意中撞见了一个搔首弄姿的女检票员,而那个地方我已检查了两遍。麦凯尔身躯庞大,白皮肤,长相平平,年龄与我相仿,他的脖子和胳膊都很粗,胸膛厚实饱满,我和莫迪凯商量了几句,决定还是由我出面较好。我用两根指头夹住名片,不慌不忙走向他,自报家门。“麦凯尔先生,我是迈克尔-布罗克,律师。”他不解地望了我一眼,默默地接过名片。我打扰了他和那位检票员的调情。“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我用审讯杀人犯的口吻问道。“你可以问,我可以不回答。”他向那个检票员眨眨眼睛。“你有没有为本市一家大的法律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干过保安工作?”“有可能。”“有没有帮他们疏散过住户?”这句话击中了要害,他的脸色立即变了,一切都明白了。“我不这样认为。”他说着扭开了头。“你肯定吗?”“不,答案是不。”“你没有在二月四号帮他们驱赶一座仓库中的住户?”他摇摇头,咬紧牙关,闭起眼睛。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已警告过他,或者多半威胁过他的雇主。至少麦凯尔被吓得面无人色。那位检票员正全神贯注于她的指甲。他们把我赶开。“迟早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我说。他下巴的肌肉抽搐着,但仍一言不发。我不准备逼他太甚,他言辞不善,盛怒之下会饱我以老拳,把我这个无足轻重的贫民律师放倒。两个星期以来,我受的伤也够多的了。下半场比赛我只看了十分钟。离开时背上一阵痉挛,那是车祸留下的后遗症。又为露比选择了一家地处贝塞斯达市北郊的新的汽车旅馆,仍然是每晚四十美元。三个晚上过后我再也负担不起这种独居疗法的费用了。梅甘认为让露比回家的时候到了。如果她决意戒毒,她必须过了街头这道难关。星期二早晨七点半,我来到旅馆的二楼敲她的门。梅甘告诉我露比住220房问。没人应门。我又敲了几次,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门锁着,我来到前台,让服务员打电话到220房间,还是没人。没有人结账离开,也没听说有异常事件发生。我召来一位经理助理相间,并使她相信情况确实紧急。她叫来一名保安,于是我们三个人上楼查看,一路上我向她解释我们正帮露比戒毒,因此房间不是以露比的名字登记的。她得知我们把她的旅馆作为戒毒场所颇为不悦。房间里空空如也,床上纹丝未动,显然夜里没人住,一应物品均未挪位,也无一件她的物品留下。我谢过他们后离去,这家旅馆距我们办公室至少十英里,我打电话提醒梅甘,然后驱车在拥挤的车流中奋力向城里赶。八点一刻时路遇红灯,我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索非亚有没有见过露比,她说没有。诉讼条款简短而有力,作为朗蒂-伯顿和她的孩子的遗产监护人,威尔马-费伦将起诉河橡、德雷克和斯威尼、TAG三家公司,状告他们蓄意非法驱逐住户。案子条理清晰,因果关系明显。倘若不被赶出公寓,我们的当事人便不至于流落街头;倘若不流落街头,他们便不至于丧命。道理很简单,正因为其简单才更有说服力,相信任何陪审团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由于被告的疏忽或故意的举动而导致的死亡是可以预见的。厄运降临在那些漂泊街头者的头上,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单身母亲,什么都有可能在她们身上发生。非法将他们赶出家门,如果他们遭遇不测那么你得付出代价。我们也曾考虑过为那位“先生”的死讨个公道,他也属于被驱逐者一员,但他的死不能算做可预见的死亡。挟持人质、被击身亡不足以构成民事案中的一环,况且,陪审团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好感,我们只好让他长眠于地下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会立即敦请法官催促我归还文件,法官很可能会同意他们的请求。我如交出文件就等于自认有罪,我的律师执照会被吊销,而且,被窃文件不能用作证据。星期二我和莫迪凯将起诉书的终稿浏览了一遍,他再次问我足否愿意打这场官司,为了保护我,他愿意彻底放弃这个案子,我们曾反反复复商量过这件事。我们甚至有过这样的打算:暂且放下伯顿的案子,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讲和,洗刷我的罪名,待一年后事情稍稍平息,再把案子悄悄转给莫迪凯的朋友,这个主意不算高明,我们刚一有这种念头就把它否定了。他在诉状上签了名,我们动身去法院,他开车,我把诉状又看了一遍,离法院愈近,我感到手中的诉状愈沉。庭外和解是关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极注重自身的形象,以信誉可靠、服务上乘而著称。案件如曝光则必然使它的声誉受损。我了解这帮精英律师的心思和禀性,他们推崇从不出错,如果被识破了,他们肯定会气疯的。他们向来是一面大把捞钱,一面奢求树立同情弱者的形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错了,尽管我怀疑它还不清楚错误的严重性。我想象着布雷登-钱斯此刻一定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内,战战兢兢地祷告,希望自己能逃过此劫。但是我也错了。也许我们双方都作些让步,达成协议,如若不然,莫迪凯就有幸将这个案子很快交给一个友善的陪审团去审,并向他们索取高额赔偿;公司也会将我告上法庭,让我付出惨重的代价,后果不堪设想。伯顿一案永远不会对簿公堂。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特区的陪审团,稍一受挫就会使他们争相谋求减少损失的法子。亚伯拉罕的大学同学蒂姆-克劳森是《邮报》的记者,正等在法官办公室外,我们给了他一份诉状副本。莫迪凯提交原件时他看完副本,随即向我们提问。我们自然是有问必答,但要求他不得发表。伯顿一家的惨剧很快成为华盛顿的热门政治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舆论大哗,市当局各部门的头头互相指责,中议会指责市长,市长反过来指责市议会和国会。众议院的一些右翼分子早就心怀不满,这次终于逮着机会,将市长、市议会和市当局一占脑儿给骂了。将这个案子归咎于少数富裕的白人律师,这本身就是极好的新闻素材,人如其名,克劳森冷酷无情、尖酸刻薄①,再加之他在新闻界浸淫有年,所以对这件事表现出空前高涨的热情。①克劳森的英文为“Claussen”,与英文“callous”音形相近。“callous”有“对别人的感受漠不关心”之意。新闻界对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狂轰滥炸并未使我良心上感到丝毫不安,我只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上周我被捕的消息就是他们透露的。我能想见当时拉夫特和他那帮讼棍们兴高采烈地围坐一桌。对!把他被捕的消息透露给媒体;不仅如此,最好再提供一张他的照片,他们以为这样做会使我难堪,羞辱我,让我内疚,迫我交出文件,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了解他们的心思,知道这套游戏是怎样进行的。我知道怎样应付记者——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我发誓要弄张床,在地板上将就一直睡不好。我这么做不是为了给别人看,只是为了证明一下自己。在无边的黑夜里,我坐在睡袋中,答应给自己找个软点的东西睡,我一千次地感到奇怪,露宿街头怎么能挨下来。派伦咖啡店里温馨怡人,咖啡桌边香烟的烟雾缭绕,室内充满了咖啡豆的香气,与往常一样凌晨四点半店里就挤满了新闻迷。伯克霍尔德是此刻大家关注的焦点人物。他的照片登在《邮报》的第一版上,另外还有几篇报道谈到了他的个人情况、枪击事件、警方对此案的调查。对街头大扫荡则只字未提,莫迪凯迟些时候会告诉我有关细节。我在都市版发现了一个惊喜。蒂姆-克劳森显然是个有使命感的人,我们的案子激发了他的兴趣。在一篇很长的文章中,他依次分析了三个被告的情况,从河橡公司开始。它有二十年的历史,由一伙人共同投资共同拥有,在投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克莱顿-本德的来自东海岸的房地产大亨,相传他的资产达两亿。本德的照片登出来了,旁边配以一张位于马里兰州哈格斯坦市的公司总部的照片。二十年来公司在华盛顿地区建了十一幢办公大楼,另外在巴尔的摩和华盛顿郊区还开了无数家购物中心,它拥有的总资产大约有三点五个亿。它也欠了银行许多债,其数目不可估计。文章极为详细地回顾了公司在东北区筹建大宗邮件服务中心的历史,接着文章谈到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果然不出所料,公司没有提供任何信息,电话打不进去,克劳森介绍了它的基本情况——规模,历史,几个著名的公司前股东。文章从《美国法律》杂志转摘了两幅图表,其一列出了全美规模最大的十家法律公司,另一幅根据各公司股东去年的平均收益将它们加以排名。拥有八百名律师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规模上排名第五;股东去年的平均报酬为九十一万零五百美元,据此则排名第三。难道我真的放弃了那么多钱吗?最后文章谈到了被告中最不可能被谈论的一个:蒂尔曼-甘特利。他的复杂经历在记者的笔下变得透明了。警察们发表了对他的看法,他以前的牢友大唱他的赞歌,来自东北区的某个派别的牧师讲述了甘特利是怎样为穷人的孩子建篮球场的,一个当过妓女的女人诉说了被他毒打的经历。他是TAG公司和甘特利集团的幕后操纵人,通过它们他拥有三个旧车停车场,两个小型购物中心,一幢曾发生两起枪杀案的公寓楼,六幢供出租的二联式公寓,一间曾发生过一起强xx案的酒吧,一家录像片出租店,和他几乎没用什么代价就从市当局购得的无数块空地。甘特利是三名被告中唯一愿意开口的人。他承认于去年七月以一万一千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佛罗里达大道上的那座仓库,并于今年一月三十一号以二十万的价格将它卖给了河橡公司。他说他很幸运,那座仓库一钱不值,但那块地皮的价值远远超过一万一千美元,这就是他买下它的原因。那座仓库一直吸引了不少擅自强住者,他说。事实上,他不得不撵他们走,他从未收过房租,也不知道这谣言从何而起。他有许多律师,将要发动猛烈的反攻。文章中没有提到我,也只字未提德文-哈迪和他劫持人质那一幕。对朗蒂-伯顿和诉状中的指控也涉及甚少。接下来的第二天,声誉卓著历史悠久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被描绘成是前一天提到的那个恶棍的同谋者,确实,文章的语气暗示了那帮律师是比蒂尔曼-甘特利坏得多的罪犯。报纸预告说明天将有连续报道——关于朗蒂-伯顿的悲惨生活。阿瑟-雅各布斯对他心爱的公司的名誉备受糟蹋还能忍受多久?它成了最容易攻击的目标。《邮报》会不依不饶,那名记者明显在日夜不停地工作,一则报道将引出另一则报道。九点过二十,我和我的律师到达位于闹市区的第六大街和印第安纳广场交界处的卡尔-莫尔特里大楼。莫迪凯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过去从未来过莫尔特里大楼——华盛顿地区的民事和刑事审判法庭之家。正面入口处人们排成了长龙,长龙在缓慢地向前移动。律师、诉讼当事人和罪犯都在接受安全检查,大楼内部简直像个动物园——大厅里挤满了焦躁不安的人们,四层楼全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审判室。诺曼-基斯勒法官主持的法庭在底层114房间,门边贴了一张待审案件日程表,在“初次出庭”一栏下列有我的名字,另外十一个罪犯的名字与我列在一起,法庭内,观众席上空无一人,律师们忙得团团转。莫迪凯走进里间,我在第二排坐下,手捧一本杂志,装出一副对周遭情形漠不关心的样子。“早上好啊,迈克尔。”有人在过道上招呼道,原来是唐纳德-拉夫特,双手紧抓住公文包,他身后的人我有点面熟,以前打官司时见过,但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我点点头,勉强说了声:“你好。”他们匆忙走开,在法庭另一侧找位子坐下。他们代表受害人出庭,此外,还有那些有权听审我这案子每一诉讼程序的人。这只是初次出庭!我将站在法官面前听他宣读起诉书,申诉无罪,取保候审。拉夫特为什么来呢?谜底慢慢揭开了,我盯着杂志,极力不动声色,终于明白他的在场只是提醒我,他们认为文件失窃性质非常严重,他们会步步紧逼。拉夫特是个最聪明也最卑鄙的讼棍。他想我在法庭上见到他应该吓得发抖才对。九点三十分,莫迪凯从里面出来了,示意我过去,法官在办公室等我,莫迪凯把我介绍给他,我们三人在桌边随意坐下。基斯勒法官至少七十岁了,长着一头浓密的白发和稀稀拉拉的白胡子,讲话时一双棕色的眸子里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他和莫迪凯是多年的老相以。“我刚跟莫迪凯谈过,”他说,一只手打着手势,“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案子。”我点头表示同意,这件案子对我来说确实颇不寻常。“我认识阿瑟-雅各布斯有三十年了,事实上我认识那里的许多律师,他们都很出色。”确实如此,他们雇用最好的律师,然后加以磨砺。我感到不安,我的审判法官竟然对受害人如此赏识。“律师办公室失窃的一份工作文件的价值也许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它只是几张纸,对律师以外的任何人来说并无多大的价值。如果你公开出售它,它一钱不值。我并没有指控你偷窃文件,你懂我的意思。”“是的,我懂。”我拿不准我是否真懂他的意思,但我想听他继续说下去。“让我们假定你拥有那份文件,而且是从公司取来的,如果你现在归还,我来作证,给它标个价格,绝不会超过一百美元。这当然是个轻微的过错,但我们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然啦,你必须保证不援引那份文件。”“如果我不归还呢?当然仍是假设。”“那它的价值就不同了。严重盗窃罪罪名成立,我们将依法判决。如果原告证明了他的指控,陪审团认定你有罪,那么将由我来宣判。”他锁紧的双眉,刚毅的目光,严峻的口吻都毫无疑问地表明宣判的结果是我所不愿的。“另外,如果陪审团发现你的盗窃罪名成立,你将失去律师资格。”“我明白了,大人。”我诚惶诚恐地答道。莫迪凯一直保持缄默,只是用心在听。“与其他案子不同,本案时间是个关键,”基斯勒继续道,“民事诉讼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这取决于文件的内容。接受证据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我想在本案转为刑事性质之前就把它解决。我们再次假定文件在你手中。”“期限多长?”莫迪凯问。“我想两周时间足够你们考虑了。”我们同意两周时间比较合理。我和莫迪凯回到审判室,又等了一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生。《邮报》记者蒂姆-克劳森和一大批记者蜂拥而至。他虽看见我们坐在审判室内,但没敢过来。莫迪凯撇下我,好不容易才堵住他,告诉他两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唐纳德-拉夫特和另外一个人正在审判室内,也许他们会对报纸透露点什么。克劳森直奔他们而去,声音从后排座位上传来,拉夫特一直在那儿消磨时间,他们离开了审判室,在外面继续他们的争论。我与基斯勒面谈的时间正如我期待的那样短暂。我提出无罪申诉,填了一些表格,然后匆匆离去,拉夫特早不见了人影。“在我进去之前,你和基斯勒都谈了些什么?”我一坐进汽车就问。“他都告诉你了。”“他真不好对付。”“他是个好法官,但也做过许多年律师,是刑事辩护律师,而且是最出色的一个。他对一个律师窃取同行的文件不敢苟同。”“如果证实我有罪,会判几年?”“他没说,但你肯定得坐牢。”我们在红灯前停下,幸亏是我开车。“好吧,律师先生,”我说,“我们怎么办?”“我们有两周时间,让我们慢慢考虑,现在还不是做决定的时候。”——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严格来说,这只是我从象牙塔走出,来到街头身体上必须付出的代价。车祸的创伤刚愈,但肌肉和关节的酸痛还要逗留几个星期。我的体重在减轻,有两个原因——我再也去不起以前常去的餐馆,而且也没什么胃口。我的背因为睡在地板上的睡袋里而疼痛不已。我之所以下决心这么做是要看看这种睡法是否可以忍受,我一直弄不清楚。随后一个街头小混混用他的光脚差点踢破我的脑袋。我每天晚上要冰敷很长时间,夜里每次醒来的时候,脑袋好像要爆炸。但我为能活下来而感到庆幸,庆幸被打入地狱几个小时后还能全身而退。无名的恐惧解除了,至少目前是这样。再也不用担心潜伏在暗处的警察了。严重盗窃罪可不是闹着玩的,尤其是我确实犯了此罪。这项罪名最多可判十年徒刑,我暂且把它抛在一边。星期六早晨天没亮我就出了门,冲向最近的卖报点。我住处的附近新开了一家小小的通宵面包店,店主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吵吵嚷嚷的一家子。这家面包店地处治安情况复杂的亚当斯一摩根地段。我偷哲到柜台前,要了一份报纸,打开一看,我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计划得很周密。都市版的第二页登有我的照片,那是一年前公司编辑员工名册时照的,只有公司留有底片。报道分为四段,篇幅不长,切中要害,其中的信息大部分由公司提供。我在公司工作过七年,从事反托拉斯法,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无犯罪记录。公司排名全国第五——有八百名律师,分布于八大城市,等等。没人发表评论,因为根本没必要那样做。这篇报道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我难堪,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在我照片的旁边是一行大字标题:“本地律师因严重盗窃罪而被捕”。报道中把被窃文件含糊其辞地称为“被盗物品”,还说是我最近离开公司时所为。这听上去像无谓的小口角——一帮律师不为别的只为了几页纸面吵个不休。除了我自己以及那些可能认识我的人,谁会在乎这报道呢?尴尬很快就会过去,这世界发生的真实故事也太多了。写报道的那个记者真够友好、真够耐心的。他写好文章直等到我被捕的消息传来才发表。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见阿瑟和拉夫特那班人是怎样花时间策划我的被捕,然后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这笔费用无疑会由河橡公司承担,只因为它是卷入此次事件的另一主角。多么漂亮的公关技巧!竟然在周末版上登出了这么长的报道。巴基斯坦人开的那家面包店不做水果夹心的油炸饼圈,我只好买了几块燕麦饼,然后开车去办公室。露比在门口睡着了,我边走边想她究竟在那儿呆了多久。她身上盖了两三条旧被子,头枕在一只大的帆布购物袋上,袋中装着她的随身物品。听到我的咳嗽声,她一下子蹦起来。“为什么睡这儿?”我问。她看着我手中装食品的纸袋,道:“我总得找个地方睡。”“我以为你睡在车中。”“是的,我大部分时间都那样。”与一个漂泊街头者谈论她该睡在何处不会有什么结果。露比饿了。我用钥匙开门,按电灯开关,去煮咖啡。她与往常一样,径直来到办公桌前,坐着等。我们喝咖啡,吃点心,我读早新闻给她听。我先选一则我感兴趣的新闻,再选一则她感兴趣的,轮流读给她听,我跳过了那则关于我的报道。露比昨天下午提前退出了“内奥米之家”的戒酒戒毒聚会。上午平安无事,下午她就逃之夭夭了。那里的负责人梅甘在加斯科现身前约一小时就打电话通知了我。“你今天早晨感觉如何?”读完报后我问她。“很好。你呢?”“我很好。我没吸毒,你呢?”她低下头,眼光投往别处,许久没说话,在犹豫是否该说实话。“是的,”她答道,“我没吸毒。”“不,你吸了。别对我撒谎,露比。我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律师,我会帮你见到特伦斯,但是如果你撒谎,我就帮不了你。现在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有没有吸毒。”她不自觉地往后退缩,眼光向下:“我吸了。”“谢谢。昨天下午为什么早退?”“我没有。”“那边的头说你早退了。”“我以为早结束了。”我不想和她继续争论,多说无益。“你今天去吗?”“去。”“很好。我开车送你去,但你得答应我参加完戒酒戒毒两个疗程。”“我保证。”“你必须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明白吗?”“好。”“那里的头会注意你的表现。”她点点头,又取了一块面包,这是第四块。我和她谈了特伦斯,戒酒戒毒的事。我再次感到染上毒瘾后的无望。她现在连二十四小时内不吸毒都做不到。我怀疑她吸的是可卡因,见效快,价格低廉。在开车去“内奥米之家”的路上,露比突然道:“你刚刚被捕过,对吗?”我差点闯红灯。她天没亮时就睡在我们办公室的门前,又几乎不识字,她怎会看得懂报纸?“是的,我刚刚被捕过。”“我想不假。”“你怎会知道?”“在街头总能听到点儿什么。”对了,不是报纸。流落街头者有他们自己传播消息的方法。莫迪凯事务所的那个年轻律师被抓了,警察把他带走了,他的遭遇和我们差不多。“那是个误会。”我说,就好像她关心那是不是由于误会一样。她们已经开始歌唱了,当我们走在“内奥米之家”前的台阶上时,我们能听到她们的歌声。梅甘打开前门,请我进去喝咖啡。在第一层由会客室改建而成的大厅里,妇女们唱着歌。唱完后,她们倾听别人诉说自己的问题。我在那里观察了几分钟。作为唯一的男性,我感到不自在。梅甘在厨房里备好咖啡,然后领我浏览了这个地方。我们压低了交谈的声音,因为她们在不远处祈祷。一楼靠近厨房的地方有盥洗间和淋浴房,后面是小花园,供那些心情抑郁者一个人清静的地方。二楼有办公室,入会登记处,还有一间摆满了椅子的长方形房间,是酗酒者和吸毒者聚会的地方。我们在狭窄的楼梯上听到下面传来了一阵充满了欢欣之意的合唱声。梅甘的办公室在三楼。她请我进去,我一坐下她就把一份《邮报》抛到我的大腿上。“那一夜真够呛,嗯?”她微笑着说。我又看了一眼自己的照片:“还行。”“那儿怎么回事?”她指着自己的太阳穴问。“我的同监犯想要我的鞋子,他夺了去。”她看看我那双穿旧了的耐克鞋:“就这双?”“是的。挺好的鞋,不是吗?”“你在牢里呆了多久?”“几个小时。我几乎是捡回了一条命,现在我是个再生的人了。”她又嫣然一笑,我们的目光游移了片刻。我突然发现,天哪!她手指上没有结婚戒指。她身材颀长,略显清瘦,发色呈棕红色,剪一头俏皮的露耳短发,样子活像一个预备学校的女生。她长着一双浅棕色的眼睛,眼睛大而圆,与她对视时非常愉快。我忽然发现她很迷人,并感到奇怪,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我现在为什么兴奋?我在这里流连忘返难道仅仅是为了参观?昨天我为什么念念不忘她的微笑和这双眼睛?我们互陈了自己的经历。她的父亲是马里兰州的一名代理主教,是一个热爱华盛顿的印第安迷。她十几岁时就决定为穷人工作。那是至高无上的神的感召。我得承认我在两周以前从未想起过穷人。她被那位“先生”的故事迷住了,也惊讶于它对我的灵魂净化作用。她邀请我回来共进午餐,顺便监督露比。如果太阳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在花园里用餐。贫民律师与其他人并无二样。他们也能在奇怪的地方找到爱情,譬如说在收留无家可归的妇女的避难所。一个星期以来,我开车穿梭于华盛顿市区最险恶的地段,经常与避难所打交道,总的说来已和无家可归者打成一片。这时我感到没必要每次出去都躲在莫迪凯的背后。他是极好的保护伞,但我倘若想立足街头就得勇于承担风险,单独闯天下。我有一张名单,上面记录了近三十家避难所、施粥处、救助中心的名字,无家可归者经常光顾这些地方。我还有一张名单,上面是被驱逐的十七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星期六上午参观完“内奥米之家”后,我的下一站是靠近加拉德特大学的基列山基督教堂。从地图上看,它是最接近纽约街与佛罗里达街交界处的施粥所,而那里正是废仓库的旧址。施粥所的负责人是一位名叫格洛里亚的年轻女人,当我九点钟赶到时,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着切芹菜,正为招募不到志愿者而担忧。我作了自我介绍,又费了一番口舌使她相信我的证件没问题,然后她指向一张切菜台让我切洋葱。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贫民律师又怎能拒绝?我向她解释说我以前在“多莉之家”干过同样的活儿,那时正下着大雪。她出于礼貌有一搭没一搭地附和着我。我一边切一边擦眼泪,向她叙述了我手中的案子,并一口气报出了包括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在内的被驱逐者的名字。“我们对打官司不感兴趣,”她说,“我们只供他们吃。我没听说过这些名字。”一名志愿者带着一袋土豆过来了。我收拾着准备离开。格洛里亚谢了我,把名单抄下,答应帮我打听。我的行动早就计划好了,我还有许多地方要去,可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来到国会山医疗诊所,向其中的一名医生打听。这是一家私人赞助的面向流落街头者的不须预约的医疗诊所,保存着所有病人的记录。今天是星期六,那位医生答应我星期一让秘书查一下电脑档案,看有没有我要找的人。如果有,秘书会打电话给我。我来到罗得岛街附近的耶稣会,一名天主教神父接待了我。他仔细研究了那份名单,但没有他认识的。“名字太多了。”他说。上午遇到的唯一险情发生在“自由联合会”。那是一处大型聚会场所,建造者的名字早已被忘却,后来变成了一个社区中心。十一点钟的时候,一群人在大门口排队等着吃饭。我没打算在那里吃饭,所以就没排队,而是径直走向门口。有几个等着领食物的绅士认为我不守规矩,张口就是污言秽语。他们腹中饥饿,火一下子冒上来,竟然没注意到我是个白人。他们怎能把我误认为一个流落街头的人呢?门口有一名志愿者在维持秩序,他也认为我是个流浪汉。他毫不客气地伸出双臂阻挡我,第二次对我人身侵犯。“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气愤地辩解道,“我是一名为无家可归者工作的律师!”这才使他们安静下来,我突然又成了蓝眼睛的兄弟。我被允许进人大楼,没再遇到阻挠。负责人是基普牧师,是一个头戴贝雷帽、戴黑色领圈的脾气暴躁的小个子。我没给他留联络电话。当他意识到我是一名律师;我的当事人是伯顿一家;我在为这个案子奔走;将来有可能得到赔偿,他开始考虑能从中捞到多少钱。我在他身上浪费了三十分钟,离开时我发誓要让莫迪凯亲自来。我打电话给梅甘,推掉午餐约会。我托辞说我现在在城市的另一端,还有许多人要见。真实的原因是我拿不准她是否在向我表示好感。她漂亮、聪明,完全值得喜欢,正是我需要的那种人。我几乎有十年没谈过恋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她告诉我一则重大消息。露比不仅坚持了一上午的疗程,还发誓说要连续二十四小时不沾毒品。这真是个令人感动的情况,梅甘在戒毒室的外面看到了这一幕。“她今晚必须离开街头,”梅甘道,“十二年来她一直没离开过毒品。”我当然是帮不上什么忙了,梅甘倒有几个主意。下午和上午同样劳而无功,唯一的收获是弄清了华盛顿市内每一家避难所的地址。我见了许多人,和他们交谈,与那些可能再见面的人交换了名片。凯尔文-兰姆仍然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的被驱赶出户的人。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死了。我手中剩下的十四个人消失在街头的茫茫人海中。在无家可归者之中,只有小部分人是避难所的常客。他们时不时地光顾那里,只为了一餐饭、或者一双鞋。或者一条毛毯,然后踪影全无。他们不需要帮助,懒得与人打交道。很难相信剩下的十四个人就在这一小部分之中。一个月之前,他们还生活在屋檐下,并且付房租。要有耐心,莫迪凯反复忠告我:贫民律师必须有耐心。露比在“内奥米之家”的门口与我会合,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一见面就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她已经成功地度过了戒酒和戒毒两个疗程。梅甘已经为下面的十二个小时创造了良好的开端——露比不能再露宿街头了,她自己也默认了。我和她开车出城,向西驶入弗吉尼亚大街。我们在郊区的一家商场买了牙刷、牙膏、肥皂、香波和许多糖果。糖果的数量连过万圣节也够了。我们继续驱车向城外驶去,在一个名叫甘尼斯维勒的小镇上发现了一家金碧辉煌的崭新的汽车旅馆,招牌上说单人房每晚只需四十二美元。我用信用卡付了账,但愿它没有失效。我把她留在那儿,叮嘱她一定要锁好门,呆在房间里,哪儿也不要去,星期天早晨我会来接她——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星期五一大早我正坐在办公桌前,以律师和社会工作者的双重身份愉快地开始工作,这时,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阿瑟-雅各布斯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前。我愉快地招呼了他,同时心中暗白戒备,他在我对面的褐紫色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不要咖啡,只想跟我谈谈。阿瑟遇到了难题,我被这个老人所讲的一切深深地吸引住了。过去的几周是他五十六年的律师生涯中最艰难的日子。庭外和解并没有使他感到宽慰,公司在遭受了这个小挫折后又回到了正轨,但阿瑟发现自己难以成眠,他的合伙人犯下的大错导致了无辜的人身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朗蒂和她的四个孩子的死一事中永远洗刷不了自己的罪孽,不管它赔了多少钱。阿瑟怀疑自己能否彻底摆脱它的阴影。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所以只好听着,我希望莫迪凯也能听到他的话。阿瑟正受着内心的煎熬,不久我就对他感到同情,他今年八十了,几年来一直在考虑退休,但现在却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已厌倦了追逐金钱的生活。“我的日子不多了。”他坦白道,我原来怀疑他会出席我的葬礼。他对我们的事务所很感兴趣,我告诉他当初我是怎样误入其中的。它的历史有多长?他问道。有多少工作人员?经费来自何处?我们是怎样使它运行的?他既然给了我机会,我就趁机进言。因为接下来的九个月我不能做法律工作,事务所决定让我实施一个新的慈善计划,利用本城大公司的律师来帮助穷人,他的公司恰巧是最大的,我考虑从他那里开始。志愿律师在我的指导下每周只需帮工几个小时,就能帮助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阿瑟知道有这样的计划,但不甚确切,他有二十年没有从事过这种不计报酬的工作了,他遗憾地承认道,年轻人理当如此。我的主意真好。但他喜欢这个主意,事实上,我们讨论的时间越长,计划就变得越大。几分钟后,他表明要让他公司的四百名律师全部参加,每周花几个小时帮助穷人,这看上去并无不妥。“你能应付四百名律师吗?”他问。“当然。”我答道,其实心中根本没底,但我的脑子飞速地转动着。“不过,我需要一些帮助。”我说。“什么样的帮助?”他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派一个全职的协调员怎么样?这个人将与我共同处理各方面的业务工作。坦率地说,贵公司出了四百名志愿者,也该有个代表。”他掂量着这个建议,一切都是全新的,听上去又很有道理。我趁热打铁。“我恰好知道一个合适的人选,”我说,“他不必是一名律师,一个好的律师帮办就能胜任。”“谁?”他问。“你记得赫克托-帕尔马这个人吗?”“有点印象。”“他在芝加哥分部,是从华盛顿调过去的。他在布雷登-钱斯手下工作,受到排挤。”阿瑟极力在记忆中搜索这个名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不清楚他对此事知道多少,但我怀疑他没说实话,他似乎陶醉在灵魂的自我净化过程中。“受排挤?”他问。“是啊,受排挤,他一直住在贝塞斯达,三个星期前他突然连夜搬走了,他因工作调动,快速转至芝加哥。他知道遣散的内幕,我怀疑钱斯想把他藏起来。”我出言谨慎,不打算违反与赫克托的秘密协定。其实我大可不必,与往常一样阿瑟已听出了弦外之音。“他原先在华盛顿?”“是的,还有他的妻子。他们有四个孩子,我敢肯定他愿意回来。”“他有兴趣帮助穷人吗?”他问。“您最好亲自问问他。”我答道。“我会的。这是个绝妙的主意。”如果阿瑟把赫克托-帕尔马调回华盛顿,让他来驾驭公司对无家可归者新产生的热情,事情在一周内就会办妥。这个计划在我们的眼前呼之欲出,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每个律师每周必须处理一个案子。年轻些的律师将在我的指导下做接待咨询的工作,一旦案子接下来了,由赫克托分配给其他律师。有些案子只需十五分钟,我向阿瑟解释道,有些则需每月花几个小时,没问题,他说。一想起四百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突然热衷于保护街头流浪者的利益,我就感到有点对不起那些政客、官僚和公务员。阿瑟差不多呆了两个小时。当他意识到占用了我过多的时间时,他向我致歉。他走时变得快乐多了,他将带着新的目标,新的使命径直回到他的办公室。我送他至车中,然后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莫迪凯。梅甘的叔叔在特拉华海滨有一所房子,那里靠近马里兰航线上的芬威克岛,据她描述那是一所古朴典雅的两层楼房,门前长长的过道几乎延伸至大海,有三个卧室,是个理想的度周末的地方,时令在三月中旬,春寒料峭,我们可以坐在壁炉前读书。她略微强调了一下有三个卧室,这样有足够的空间保留各自的隐私,事情不会弄得很复杂。她知道我还没有从第一次婚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经过两周的小心试探,我俩都明白过来还是放慢点节奏为好,但是她提到三个卧室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星期五下午我们离开华盛顿。我开车,梅甘指路。露比在汽车后座上小口吃着燕麦饼,想起要在城外过几天兴奋得两眼直放光。那里是远离街头的海滩,她自然与毒品绝缘。她已安全度过了星期四的晚上,再加上在特拉华与我们共度的三个夜晚,她连续戒毒将达到四天,星期一下午我们将送她去国会山东部的一家较小的名叫伊斯特伍德的女子戒毒中心。莫迪凯与那里的渊源颇深,露比将得到一间较小的温暖的单人房间,至少可以在那儿呆九十天。在我们离城之前,她在“内奥米之家”冲了澡,换上新衣。梅甘仔细检查了她的衣服和包裹,没发现毒品。这么做侵犯了隐私权,但对瘾君子自当别论。黄昏时分我们找到了那所房子,梅甘每年来一两次,钥匙放在门前的擦鞋垫下。梅甘分给我楼下的卧室,露比不解,另外两间卧室都在楼上,梅甘想在夜里照应露比。星期六下起了一场冷雨,风掀起了海面上的浪花。我独自躺在门廊上的秋千架上,盖一层厚毛毯,思绪随着秋千的轻微晃动荡向远方,远处传来浪花飞溅的声音。门掩上了,里面的纱门“嗒”地一声响,梅甘走向秋千架,她拎起毛毯,挤进我身旁。我紧紧地搂住她,要不然她会掉下去。她很容易抓握。“我们的帮教对象呢?”我问。“在看电视。”一阵狂风裹挟着水汽打向我们的面庞,我们紧紧相拥。秋千索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我们一动不动,响声才渐渐消失。我们远眺着海面上翻滚的乌云,不知今夕何世。“你在想什么?”她轻轻地问。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远离了华盛顿,我第一次回顾自己最近的经历,想理出个头绪来。三十二天以前,我是另一个女人的丈夫,住在不同的房子里,在不同的公司工作,与我怀中抱着的这个女人全然不识。一个人的生活怎么能在一个月之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我不敢憧憬未来,过去的一切仍使我无法释怀——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本文由新亚洲彩票平台-新亚洲彩票app下载-新亚洲彩票平台免费下载发布于新亚洲彩票app下载,转载请注明出处:贫民律师,格里森姆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