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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森姆,贫民律师

露比星期一早晨又出现了,对早点和新闻的胃口都很大。当我比往常晚些于八点钟赶到办公室时,她正笑吟吟地坐在台阶上等着,并热情地招呼我。为了提防甘特利,我不得不迟些出发,并且绕路而行。她看上去还是老样子,我想也许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出她滥用毒品的痕迹,但并无异常,她目光呆滞而忧伤,但情绪很好。我们一起进了办公室在老地方坐下来。有人在大楼内做伴多少让我感到心安。“你过得怎样?”我问。“很好。”她说着伸手从纸袋中取了一块饼干,食品共有三袋,全是上周买的,是专为她准备的,虽然莫迪凯留下了一些饼干碎屑。“现在住哪儿?”“住在车里。”还能住哪儿呢?“我真高兴冬天就快过去了。”“我也很高兴,你去过‘内奥米之家’吗?”我问。“没有。但今天准备去。我不太舒服。”“我用车送你去。”“谢谢。”交谈有点僵滞,她等我问她上次住旅馆的事,我本来想问,但后来改变主意不问了。咖啡煮好了,我倒了两杯,放在桌上,她正在吃第三块饼干,像老鼠一样沿着饼干的边缘不停地小口啃着。我怎能对这样一个可怜的人凶巴巴的呢?还是让她听新闻吧。“读报给你听?”我问。“好啊。”报纸的头版上登了市长的一幅照片,既然她喜欢政治新闻,既然这位市长对有色人种一直不错,于是我首先选了这篇。这是一篇星期六的采访记。市长和市议会暂时结成了脆弱的统一战线,要求司法部调查朗蒂-伯顿一家惨死的原因。黑人的民权有没有受到践踏?市长的语气中带着强烈的暗示,赶紧让司法部插手此事!因为这件案子受到了多方的瞩目,一个崭新的犯罪集团被指责为这出悲剧的罪魁祸首。谴责市政当局的呼声逐渐稀落下来,与国会的对骂也已停止。那些起初承受了指控压力的人更是兴奋不已,他们乐于把矛头转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以及它的富有的客户。露比对这篇报道很感兴趣。我向她简单介绍了这件案子的基本情况以及起诉后引起的反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又一次被报纸攻击得体无完肤,它的律师不禁要问自己:“这事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了结?”不仅仅是一会儿。在报纸头版的底部登了一则简讯,邮政总局决定停止华盛顿东北区的邮政大楼工程。围绕着那块地皮和仓库的收购,将河橡公司和甘特利公司卷入的诉讼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因素在做决定时都必须予以考虑。河橡公司失去了一项价值两千万美金的工程。任何花了差不多一百万现金买下市区内一幢废弃建筑物的野心勃勃的房地产开发商都不会善罢甘休,河橡也不例外。它会追究律师的责任。压力逐渐扩大。我们浏览了国际新闻,秘鲁发生的一场地震引起了露比的注意,于是我读给她听了,翻到都市版,我看了第一眼后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在基托-斯派斯的同一幅照片下,用比上次大一倍的字体印着一条触目惊心的标题:基托-斯派斯遭枪杀,正文中回顾了星期五关于斯派斯先生与伯顿之间瓜葛的介绍,接着对他的身亡用三言两语带过。没有目击证人,没有线索,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是华盛顿街头又一个遭枪杀的小流氓。“你没事吧?”露比的问话使我回过神来。“嗯,没事。”我努力收一收心神。“你为什么不读了?”因为我太惊讶了,没法大声读下去,我必须很快将全文扫一遍,看有没有提到蒂尔曼-甘特利的名字,没有。为什么没提到呢?这对我来说再明白不过了。斯派斯这小子出过风头,说得太多,他对我们原告方来说太有价值了,因此很容易就成了攻击的目标。我慢慢地把这篇报道读给她听,留神着周遭的动静,观察着前门,希望莫迪凯快来。甘特利肯定发过话。我们即使找到其他的目击证人也没用,他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踪影全无。干掉目击证人做得太绝。如果甘特利要对付律师我该怎么办?在恐惧之中我突然意识到这篇报道对我方有利。我们虽然失去了一个可能的关键证人,但他的话不会再被怀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又一次被提到,在今天早晨的第三篇报道中,与谋杀一个十九岁的罪犯有关。公司高贵的面纱已被撩开,声名一落千丈,它骄傲的名字竟然与被谋杀的街头流氓相提并论。我设想回到一个月以前,那时那位“先生”还没有冲进我们的办公室。清晨,太阳尚未升起,我坐在办公桌前,读着这样一份报纸,因为看过其他的报道,所以得知诉状中的最严重的指控确实是真的,我该怎么办?毫无疑问,我会质问我的顶头上司鲁道夫-迈耶斯,他同样会去质问董事会。我将召集同僚——公司的其他高级律师,我们会要求公司在状况进一步恶化之前把事情一劳永逸地解决掉。我们将坚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对簿公堂。我们将提出各种要求。我怀疑绝大部分的高级律师和所有的股东正在做我设想的这一切,过道上是如此吵闹,什么工作也完成不了,公司的效益几乎为零,整个公司一片混乱。“读下去。”露比再次提醒我。我们匆勿阅毕都市版,部分原因是我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相关报道。没有。然而有一篇关于警察清理街头流浪者的报道。这次行动是伯克霍尔德遭枪击事件的反应。一名为无家可归者服务的律师严厉批评了这种做法,并威胁要打官司,露比爱听这个故事。她认为有这么多篇关于无家可归者的报道真是太好了。我开车送她去“内奥米之家”,她像老朋友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妇女们轮流拥抱她,紧紧地抱着她,有的人甚至流下了眼泪。我在厨房里和梅甘调笑了一会儿,但我的心思并不在这上面。当我回到办公室时,一屋子的人在等着向索菲亚咨询,室内人来人往,到九点五名客户贴墙而坐。她在打电话,用西班牙语恐吓着某人。我走进莫迪凯的办公室,看他有没有看今天的报纸。他正面带微笑地读着那份报纸,我们约好一个小时后讨论案情。我静静地关上办公室的门,把档案一个个取出。两周内我受理了九十一件案子,了结了三十八件,我落后了,需要努力工作一上午,不停地打电话,才能赶上进度,这几乎不可能。索菲亚敲门了。门没插上,因此她一边敲一边随手推开门。没有“哈-”,没有“对不起”。“从仓库里疏散出的人员名单呢?”她问,她的双耳上各夹了一支铅笔,眼镜架得很低,这个女人有重要的事情。那份名单一直在手边,我递给她,她飞快地浏览了一遍。“咦。”她失声道。“什么?”我站起来。“第八个,马奎斯-迪斯,”她说,“我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熟。”“有点熟?”“是的,他正坐在我的办公桌前。昨晚在拉斐德公园被装进囚车,途经白宫,最后在洛根广场被丢下来,他是在扫荡中被抓的。今天是你的幸运日。”我跟着她走进了前面的房间,迪斯先生坐在房间的中央,她的办公桌旁。他长相与德文-哈迪极其相似——四十大几,灰白的头发和胡须,戴着厚厚的墨镜,像早春三月绝大多数的流浪者一样裹得严严实实,我一边在远处打量他,一边去莫迪凯的办公室通知他这个消息。我们小心谨慎地对付他,莫迪凯负责盘问他。“对不起,”他非常客气地说,“我叫莫迪凯-格林,是这里的律师,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我们俩都站着,俯视着迪斯先生,他抬起头道:“可以。”“我们手上有件案子,涉及到住过一座旧仓库的人,那座仓库位于佛罗里达街和纽约街的交界处。”莫迪凯缓缓地解释道。“我在那儿住过。”他说,我深吸了一口气。“真的?”“真的,被赶出来了。”“那正是我们接这个案子的原因。我们代表那些被赶出来的人。我们认为那次疏散是非法的。”“你说对了。”“你在那儿住了多久?”“大约三个月。”“你付房租吗?”“当然付。”“付给谁?”“一个叫约翰尼的家伙。”“付多少?”“每月一百块,只要现金。”“为什么只要现金?”“不想留下字据。”“你知道那座仓库的主人吗?”“不知道。”他回答时没有丝毫犹豫,我无法掩盖我的兴奋。如果迪斯不知道甘特利是业主,那他为什么要怕他呢?莫迪凯拉过一张椅子,严肃地对迪斯道:“我们想让你做我们的当事人。”“干什么?”“我们正在就疏散一事起诉某些人,我们认为你们被赶出来就是受了不公平的对待。我们愿意做你的代理律师,代表你起诉。”“但是那座仓库公寓是非法的,所以我付的是现金。”“没关系,我们帮你索赔。”“多少?”“现在还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损失吗?”“我想不会。”我拍拍莫迪凯的肩。我们打过招呼,退回莫迪凯的办公室。“怎么样?”他问。“考虑到基托-斯派斯的下场,我想我们该录下他的证词。就现在。”莫迪凯挠了挠胡子:“好建议,我们来搞一个书面证据,让他签上名,索菲亚公证。这样即使他有什么不测,我们手中也有个证据。”“有录音机吗?”我问。他四下打量了一下房间:“有吧,我记不清放哪儿了。”既然他说不知道在哪儿,得花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用摄像机怎么样?”我问。“这里没有。”我想了一会儿,道:“我去把我的拿来。你和索菲亚稳住他。”“他没打算离开。”“很好。给我四十五分钟。”我冲出办公室,驱车疾驰,开向西部的乔治顿。我用手机连打三遍,终于在克莱尔课间休息时找到了她。“什么事?”她问。“我需要借一台摄像机,现在就要。”“它还在老地方,”她慢慢地道,一边在盘算,“为什么?”“为了一份作证书,介意我用它吗?”“不至于。”“仍在客厅?”“对。”“你换锁了吗?”我问。“没有。”不知为什么,这个回答让我感觉好了点儿。我仍拿着钥匙,如果我愿意的话还可自由出入。“有没有警报器?”“没有,还是老样子。”“谢谢。我迟些给你打电话。”我们让马奎斯-迪斯坐在一间只有文件柜的办公室中。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后面的白墙上空无一物。我摄像,索菲亚速记,莫迪凯提问。他的回答简直是天衣无缝。整个过程持续了三十分钟,所有该问的问题都问过了。迪斯说他知道两个被驱逐者的住处,答应去找他们。我们计划替每一个我们能找到的被扫地出门的人单独起诉;一次一名,再把详细情况捅给《邮报》的记者,我们知道凯尔文-兰姆呆在“创建非暴力社区”,他和迪斯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两名证人,他们不会获得太高的赔偿额——如果每个人能得到二万五千美元的赔偿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但他们的加入会使我们的被告雪上加霜。我几乎盼着警方对街头再来一次大扫荡。迪斯走时莫迪凯警告他切不可走漏风声,我坐在索菲亚旁的一张办公桌上打了一份三页的起诉书,代表我们的新当事人马奎斯-迪斯控告原先的三名被告非法遣散租住户,随即又替凯尔文-兰姆打了一份,我把起诉书存进电脑,这样下次发现新的当事人时只要更改一下原告的姓名即可。正午前,电话铃响起来,持续了几分钟。索菲亚在她的办公室打电话,我只得抓起听筒,“律师事务所。”我随口道。听筒里传来一个威严的年长者的声音:“我是阿瑟-雅各布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我想跟莫迪凯-格林先生谈谈。”我只能说:“好的。”按了一下等待键。我盯着话筒,慢慢站起身,走向莫迪凯的办公室。“是谁?”他问,正埋头查阅《美国法典》。“阿瑟-雅各布斯。”“他是谁?”“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他笑了,“终于来了。”他说,我点点头。他去接电话,我坐下来。交谈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是阿瑟说,我想十有八九他要求面谈,而且越快越好。搁下话筒,莫迪凯特意转告我谈话的内容:“他们想明天坐下来谈谈那件案子。”“在哪里?”“在他们的地方,上午十点,要求你不在场。”我没指望他们邀请我。“他们急吗?”我问。“他们当然急。距申辩他们还有二十天的时间,现在就要求谈判,可见他们有多急。”——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第二天上午我在耶稣会为无家可归者进行法律咨询,这时我的技巧与已经在这行干了多年的律师不相上下,十一点一刻,我终于忍不住了,打电话问索菲亚有没有莫迪凯的消息,她说没有。我们期待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会谈长一些,我一直希望他也许会打个电话来,说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通常我睡得很少,尽管缺乏睡眠与身体上的不适毫不相干。为会谈一事我焦躁不安;我洗了一个很长的热水澡,又喝光了一瓶酒,可心情还是没有好转。我的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我做咨询时,也不能收拢心神。当我的命运悬而未决时,我怎能对食品券、房屋补贴、少年犯的父亲等问题感兴趣呢?午餐准备好了,我离开了那里,我的存在远远不如吃饭问题那么重要。我买了两只素馅的面包圈和一瓶水,开车在环城公路上兜了一个小时。我回到事务所,看见莫迪凯的车停在楼旁,他在办公室等我,我关上门。会谈的地点在阿瑟-雅各布斯的私人会议室,在大楼的第八层,一个我从未涉足过的禁区,莫迪凯受到了贵宾般的礼遇,接待人员飞快地接过了他的外套,咖啡的味道调得正好,新鲜的松饼随意取。他坐在桌子的一侧,对面坐着阿瑟、唐纳德-拉夫特、一名负责公司的过失保险索赔的律师和一名代表河橡公司的律师。蒂尔曼-甘特利也有律师,但没受到邀请。即使达成了协议,也没人指望甘特利出一个子儿。对方阵线中的唯一缺口是那名代表河橡公司的律师,但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两个公司的利益有冲突,莫迪凯说它们之间的分歧是显然的。阿瑟代表他那一方做了大部分的发言,莫迪凯很难相信他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有关事实不仅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对答如流;尽管超时工作,分析问题时思路异常清晰。首先双方同意这次会谈的一切内容不得泄漏;赔偿责任仅限于当天有效;任何建议在落纸成文并经双方签字之前不具法律效力。阿瑟开言道这件案子的被告,尤其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河橡公司,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对于公司的名誉损失和新闻界的猛烈抨击他们既恼火又束手无策。他对他心爱的公司所处的困境直言不讳,莫迪凯只是听着,在整个会谈过程中很少发言。阿瑟指出本案涉及诸多问题。他首先谈到了布雷登-钱斯,并透露说他被赶出了公司。他没有主动辞职,是被公司开除的。阿瑟坦言直陈钱斯的过错,他独立负责河橡的业务,知道TAG公司关闭仓库的方方面面,并督导了整个行动。当他同意执行驱逐计划时也许犯下了过错。“也许?”莫迪凯道。呃,好吧,不是也许,钱斯批准执行那样的计划大失专业水准;他窜改了文件;他试图掩盖他的所作所为;他显然对他们撒了谎。阿瑟说这些话时没有丝毫不安。在人质事件发生后如果钱斯说出真相,公司就能避免这场官司,也不会受到潮水般的舆论攻击。钱斯使他们处境相当尴尬,他已成为过去。“他是怎样窜改文件的?”莫迪凯问。对方想知道莫迪凯是否已经看过文件,那该死的文件现在究竟在哪里?他不答。阿瑟解释说钱斯抽掉了一些文件。“你们见过赫克托-帕尔马一月二十七日的备忘录吗?”莫迪凯话声刚落,他们就警觉起来。“没有。”阿瑟回答道。这么说钱斯实际上把备忘录也抽了出来,连同朗蒂的房租收据,一起扔进了碎纸机。莫迪凯郑重其事、得意万分地从公文包中取出几份备忘录和收据的复印件,恩赐一般地扔向对面,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的律师们一把抓起。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他们把备忘录看了一遍又一遍,逐字逐句,希望发现其中的漏洞,妄想断章取义,死抠字眼,做出有利己方的解释,可是一无所获。赫克托行文非常清楚,叙述无懈可击。“我能请教一下这份文件从何而来?”阿瑟礼貌地问。“这并不重要,至少目前如此。”很显然,他们一直非常在意这份备忘录。钱斯临走时肯定描述过它的内容,原件已被销毁。但是万一留下了副本,该怎么办?他们手捧着备忘录,简直不敢相信。但是他们是老练的律师,所以很快恢复了常态。他们把文件抛在一边,好像有把握来处理这件事。“我想这把我们带到了失窃的卷宗的问题上。”阿瑟说,急于扭转劣势。他们有一个目击证人,在我取走文件的那天夜里看见我逗留在钱斯的办公室旁;他们有指纹;他们在我的办公桌上发现了那份包着钥匙的神秘的文件;我曾向钱斯要过有关河橡和TAG公司的文件,我有作案动机。“但是无人可以作证,”莫迪凯道,“这些全是间接证据。”“你知道那份文件现在何处?”阿瑟问道。“不知道。”“我们不想让迈克尔-布罗克蹲监狱。”“那你们为什么坚持要以刑事罪起诉他呢?”“一切都在桌面上明摆着,格林先生。如果就此案达成了协议,我们当然会罢手。”“太妙了,你的建议是?”拉夫特递过来一份十页的调查概要,附有五颜六色的图表。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在非法致死案中儿童和年轻的文盲母亲值不了多少钱。这是典型的大公司的办事作风,细致、全面。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幕僚们花费了无数的时间调查全国范围内的侵权赔偿案的最新行情。最近一年的行情,最近五年的行情,最近十年的行情,各个地区、各个州、各个城市的行情,学龄前儿童的死亡陪审团会判多少?没多少。全国平均数是五万五千美元,在南部和中西部要低得多,在加州和大城市略高些。学龄前儿童不工作,没有收入,法院一般不允许预测他们将来能挣多少钱。对朗蒂工资损失的估计相当公允。考虑到她的工作时断时续,他们做出了一些颇有分量的假设。她今年二十二岁,有朝一日会很快找到一份全职工作,拿最低工资,这是一个慷慨的假设,但是拉夫特也愿意承认。她要戒酒戒毒,就业期间不得怀孕,又一个好心的假设。她边就业边接受培训,然后换个工作,薪水是原来的两倍,保持这份工作直到六十五岁。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把她一生的收入折合成现在的美元,拉夫特得出的数字是五十七万美元。没有外伤也没有烧伤,没有任何痛苦,他们在梦乡中死去。为了了结这场官司,洗刷公司的名声,公司慷慨地补偿每个孩子五万美元,再加上朗蒂的工资损失,赔偿总额为七十七万美元。“这个数字不够,”莫迪凯道,“单为一个孩子我就能从陪审团那儿拿到这个数。”他们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他接着几乎对拉夫特精心准备的摘要中的每一点都提出了异议。他不管达拉斯或西雅图的陪审团是怎样判决的,也不管其可比性,他对奥马哈的法律程序也不感兴趣,他只知道怎样与华盛顿的陪审团打交道,这才是事情的关键。如果他们以为只花这点钱就能过关,那他该走了。拉夫特在找莫迪凯话中的漏洞时,阿瑟重申了自己的立场。“这事好商量,”他忙不迭地说,“这事好商量。”他们的调查摘要中有意避开了惩罚性损害赔偿,莫迪凯指明了这点。“一个富有公司的富有律师故意纵容非法的疏散行为,而这么做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我的当事人被抛向街头,活活冻死,坦白说,先生们,这个案子难道不应科以惩罚性赔款吗?这里是华盛顿。”“这里是华盛顿”只意味着一件事:黑人陪审团。“我们可以商量,”阿瑟重复道,“你预想中的数字是多少?”我们曾讨论过第一次的开价数,在诉状中我们索赔一千万,这个数字不是天价,否则的话赔偿额会高达四千万或五千万甚至一个亿。“每人一百万。”莫迪凯道。他的话重重落在红木桌面上。坐在另一侧的人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但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五百万?”拉夫特问,声音几不可闻。“五百万,”莫迪凯大声道,“每个受害者一百万。”四个人突然意识到手中拿着记事簿,每人都写下几行字。过了一会儿,阿瑟重新分辩说我们的索赔理由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天气的影响——暴风雪——是造成死亡的部分原因,随后是关于天气的一通长篇大论,莫迪凯打住话头道:“陪审团成员知道二月份还下雪,二月份仍很冷,二月份有暴风雪。”在整个会谈中,只要他一提起陪审团,对方总有短暂的沉默。“他们对庭审怕得要命。”他告诉我。他对他们说,我们索赔的理由经得起他们的反驳。不管是出于蓄意而为,还是由于严重的疏忽,驱逐住户的行为终归发生了。我们的当事人被迫在二月里流落街头,无处藏身,这是可以预见的后果。他可以向任何地方的陪审团陈述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但对华盛顿的正直的公民来说就更有说服力了。在索赔上没占到上风,阿瑟转而打出了他们的王牌——我。具体说来就是我从钱斯的办公室窃取文件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是明知故犯。他们的立场很强硬,他们愿意庭外和解,可对我的不道德行为却绝不放过。“他们要怎样?”我问。“吊销执照两年。”莫迪凯沉重地说。我说不出话来。整整两年,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对他们说他们疯了,”他说,可是语气不如我期待的那样强硬,“绝对办不到。”我还是无言以对,只是心里不断重复着:两年,两年。他们在赔偿金额上又交锋了几次,但分歧太大,事实上他们什么协议也没达成,只是同意尽快再举行会谈。莫迪凯最后交给他们一份即将起诉的马奎斯-迪斯诉状的复印件。诉状上列出了相同的三名被告,要求就他被非法驱逐出户赔偿微不足道的五万美金,莫迪凯向他们保证以后还有。我们的真实计划是每周起诉两件,直到所有的被驱逐人都得到赔偿。“你准备把这个透露给报纸吗?”拉夫特问。“为什么不?”莫迪凯道,“一经起诉它自然成为公共记录。”“不错,不过,我们已经受够了媒体的攻击。”“是你们先挑起事端的。”“什么?”“你们泄漏了迈克尔被捕的消息。”“我们没有。”“那么《邮报》上怎么会登出他的照片呢?”阿瑟一句话就让拉夫特闭上了嘴。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紧盯着墙一个小时才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来,公司愿意出一大笔钱来避免两件事:一是进一步的名誉损失;二是对簿公堂所引起的严重经济损失。如果我交出文件,他们就不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一切都会画上圆满的句号,只是公司要惩罚我解解心头之恨。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个仅是个叛徒,而且是整个事情的罪魁祸首。正是因为我才使他们深藏不露的丑事曝了光。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丢脸就足以让他们恨我,而要让他们与心爱的美元作别则点燃了他们复仇的火焰。我做这一切全凭内部情报,至少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显然不知道赫克托在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我偷走了文件,找到了我需要的全部证据,构想出这件诉讼。我是犹大,我理解他们,尽管不无遗憾——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我们不知道朗蒂-伯顿的父亲是谁,也许这世界上压根儿就没人知道,她的母亲和弟弟又都在狱中。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做出一个巧妙的决定,绕过伯顿一家,为他们请一个财产管理人,让他充当我们的当事人。星期一早晨我在芝加哥时,莫迪凯去了特区家庭法院,请求法官指派一个临时受托人,充当朗蒂-伯顿和她孩子的遗产监护人。这是私下里的一种例行公事。那位法官与莫迪凯相熟。申请很快被批准了,这样我们有了新的当事人,她的名字叫威尔马-费伦,是一位社会工作者,莫迪凯与她相识,她在诉讼中所起作用有限,如果我们索赔成功,她只能分得一小部分。从经济角度看,科恩信托行管理不善,但对一个非赢利性的律师事务所来说它却有着巨大的约束力。伦纳德-科恩当过律师,明显对细节有着强烈的兴趣,我们事务所对非法造成的人身伤害或死亡科以人身意外罚款也不算逾规,虽然这种做法为信托行所不喜。罚款的最高限额不超过赔款的百分之二十,而标准的收费额是三分之一。按惯例刑事案的律师要收取百分之四十。在百分之二十的罚款中,律师事务所可以保留一半,剩下的百分之十归信托行所有,十四年来,莫迫凯曾接过两件这样的案子。第一件因为陪审团的原因而输了官司;第二件是替一个被公交车撞了的无家可归的女子打官司,以获得十万美元的赔偿而告终。他为事务所净赚一万美元,用这笔钱添置了电话和电脑。法官勉强同意了百分之二十的合同,我们准备起诉。篮球赛于七点三十五分开始——乔治顿对叙拉库斯,莫迪凯好不容易才搞到两张票,我所乘的航班六点二十到达国家机场,三十分钟后我与莫迪凯在兰多佛的国家机场东出口处见了面,我们身边有将近两万名球迷。他递给我一张票,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厚厚的未拆的挂号信,收信人是我,发信人是华盛顿律师协会。“今天到的,”他说,清楚地知道信的内容,“我在座位上等你。”他消失在一群学生中。我撕开信封,在外面找了一个光线足的地方看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那帮朋友正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我。这是上诉法院发出的一封正式指控信,谴责了我的不道德行为。指控的内容占了三页,其实一段完全够了,我偷走一份文件;我违反了保密法;我道德败坏;因此必须永远取消我的律师资格,或中止律师资格若干年,或予以公开惩戒,因为失窃的文件尚未追回,事情很紧急,所以调查和一切手续应从速办理。信封中还有一些通知、表格等其它文件,我看都没看。这令我震惊,我背靠着墙稳定一下情绪,整理一下思路。是的,我早料到他们会有这一手,如果认为公司不会通过所有的渠道来索回文件,那也太不切实际了。但我以为我的被捕会稍稍平息一下他们的怒气。现在看来错了,他们要的是血。这是一家典型的大公司,手段强硬,要将对于赶尽杀绝,这一点我再了解不过了。他们不知道明天上午九点我将亲手将他们送上法庭,控告他们非法造成了伯顿一家的死亡,并索赔一千万美元。据我估计,他们再没有什么招数来对付我了,不会再有拘捕令,不会再有挂号信,所有的东西都摆到桌面上来了,所有的道儿都划下了,手中拿着信,我心中竟然有一丝如释重负的感觉。同时我心中也有一丝恐惧。十年前我就入了法学院,从没认真考虑过别的行当。如果被吊销了执照该怎么办呢?可是索菲亚不是也和我一样,没有律师执照吗?莫迪凯在看台的入口处接我,我讲了控告信的大致内容,他安慰了我几句。比赛确实精彩激烈,然而我们的首要目的不是看球。杰夫-麦凯尔在洛克-克里克保安公司只是业余兼职,他也担任球场的保安工作。索菲亚白天已把他的情况摸清楚。我们猜想他肯定在那一百名穿制服的保安之中。保安们正四处巡逻,免费观看比赛,他们的视线在女大学生身上溜来溜去。我们对他是老是少、是白是黑、是胖是瘦一无所知,所幸的是保安在左上口袋别有胸牌。我们在座位之间的通道上以及各个入口处来回搜寻。半场休息前,莫迪凯终于发现了他,他在第四入口处无意中撞见了一个搔首弄姿的女检票员,而那个地方我已检查了两遍。麦凯尔身躯庞大,白皮肤,长相平平,年龄与我相仿,他的脖子和胳膊都很粗,胸膛厚实饱满,我和莫迪凯商量了几句,决定还是由我出面较好。我用两根指头夹住名片,不慌不忙走向他,自报家门。“麦凯尔先生,我是迈克尔-布罗克,律师。”他不解地望了我一眼,默默地接过名片。我打扰了他和那位检票员的调情。“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我用审讯杀人犯的口吻问道。“你可以问,我可以不回答。”他向那个检票员眨眨眼睛。“你有没有为本市一家大的法律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干过保安工作?”“有可能。”“有没有帮他们疏散过住户?”这句话击中了要害,他的脸色立即变了,一切都明白了。“我不这样认为。”他说着扭开了头。“你肯定吗?”“不,答案是不。”“你没有在二月四号帮他们驱赶一座仓库中的住户?”他摇摇头,咬紧牙关,闭起眼睛。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已警告过他,或者多半威胁过他的雇主。至少麦凯尔被吓得面无人色。那位检票员正全神贯注于她的指甲。他们把我赶开。“迟早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我说。他下巴的肌肉抽搐着,但仍一言不发。我不准备逼他太甚,他言辞不善,盛怒之下会饱我以老拳,把我这个无足轻重的贫民律师放倒。两个星期以来,我受的伤也够多的了。下半场比赛我只看了十分钟。离开时背上一阵痉挛,那是车祸留下的后遗症。又为露比选择了一家地处贝塞斯达市北郊的新的汽车旅馆,仍然是每晚四十美元。三个晚上过后我再也负担不起这种独居疗法的费用了。梅甘认为让露比回家的时候到了。如果她决意戒毒,她必须过了街头这道难关。星期二早晨七点半,我来到旅馆的二楼敲她的门。梅甘告诉我露比住220房问。没人应门。我又敲了几次,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门锁着,我来到前台,让服务员打电话到220房间,还是没人。没有人结账离开,也没听说有异常事件发生。我召来一位经理助理相间,并使她相信情况确实紧急。她叫来一名保安,于是我们三个人上楼查看,一路上我向她解释我们正帮露比戒毒,因此房间不是以露比的名字登记的。她得知我们把她的旅馆作为戒毒场所颇为不悦。房间里空空如也,床上纹丝未动,显然夜里没人住,一应物品均未挪位,也无一件她的物品留下。我谢过他们后离去,这家旅馆距我们办公室至少十英里,我打电话提醒梅甘,然后驱车在拥挤的车流中奋力向城里赶。八点一刻时路遇红灯,我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索非亚有没有见过露比,她说没有。诉讼条款简短而有力,作为朗蒂-伯顿和她的孩子的遗产监护人,威尔马-费伦将起诉河橡、德雷克和斯威尼、TAG三家公司,状告他们蓄意非法驱逐住户。案子条理清晰,因果关系明显。倘若不被赶出公寓,我们的当事人便不至于流落街头;倘若不流落街头,他们便不至于丧命。道理很简单,正因为其简单才更有说服力,相信任何陪审团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由于被告的疏忽或故意的举动而导致的死亡是可以预见的。厄运降临在那些漂泊街头者的头上,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单身母亲,什么都有可能在她们身上发生。非法将他们赶出家门,如果他们遭遇不测那么你得付出代价。我们也曾考虑过为那位“先生”的死讨个公道,他也属于被驱逐者一员,但他的死不能算做可预见的死亡。挟持人质、被击身亡不足以构成民事案中的一环,况且,陪审团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好感,我们只好让他长眠于地下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会立即敦请法官催促我归还文件,法官很可能会同意他们的请求。我如交出文件就等于自认有罪,我的律师执照会被吊销,而且,被窃文件不能用作证据。星期二我和莫迪凯将起诉书的终稿浏览了一遍,他再次问我足否愿意打这场官司,为了保护我,他愿意彻底放弃这个案子,我们曾反反复复商量过这件事。我们甚至有过这样的打算:暂且放下伯顿的案子,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讲和,洗刷我的罪名,待一年后事情稍稍平息,再把案子悄悄转给莫迪凯的朋友,这个主意不算高明,我们刚一有这种念头就把它否定了。他在诉状上签了名,我们动身去法院,他开车,我把诉状又看了一遍,离法院愈近,我感到手中的诉状愈沉。庭外和解是关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极注重自身的形象,以信誉可靠、服务上乘而著称。案件如曝光则必然使它的声誉受损。我了解这帮精英律师的心思和禀性,他们推崇从不出错,如果被识破了,他们肯定会气疯的。他们向来是一面大把捞钱,一面奢求树立同情弱者的形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错了,尽管我怀疑它还不清楚错误的严重性。我想象着布雷登-钱斯此刻一定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内,战战兢兢地祷告,希望自己能逃过此劫。但是我也错了。也许我们双方都作些让步,达成协议,如若不然,莫迪凯就有幸将这个案子很快交给一个友善的陪审团去审,并向他们索取高额赔偿;公司也会将我告上法庭,让我付出惨重的代价,后果不堪设想。伯顿一案永远不会对簿公堂。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特区的陪审团,稍一受挫就会使他们争相谋求减少损失的法子。亚伯拉罕的大学同学蒂姆-克劳森是《邮报》的记者,正等在法官办公室外,我们给了他一份诉状副本。莫迪凯提交原件时他看完副本,随即向我们提问。我们自然是有问必答,但要求他不得发表。伯顿一家的惨剧很快成为华盛顿的热门政治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舆论大哗,市当局各部门的头头互相指责,中议会指责市长,市长反过来指责市议会和国会。众议院的一些右翼分子早就心怀不满,这次终于逮着机会,将市长、市议会和市当局一占脑儿给骂了。将这个案子归咎于少数富裕的白人律师,这本身就是极好的新闻素材,人如其名,克劳森冷酷无情、尖酸刻薄①,再加之他在新闻界浸淫有年,所以对这件事表现出空前高涨的热情。①克劳森的英文为“Claussen”,与英文“callous”音形相近。“callous”有“对别人的感受漠不关心”之意。新闻界对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狂轰滥炸并未使我良心上感到丝毫不安,我只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上周我被捕的消息就是他们透露的。我能想见当时拉夫特和他那帮讼棍们兴高采烈地围坐一桌。对!把他被捕的消息透露给媒体;不仅如此,最好再提供一张他的照片,他们以为这样做会使我难堪,羞辱我,让我内疚,迫我交出文件,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了解他们的心思,知道这套游戏是怎样进行的。我知道怎样应付记者——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星期五一大早我正坐在办公桌前,以律师和社会工作者的双重身份愉快地开始工作,这时,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阿瑟-雅各布斯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前。我愉快地招呼了他,同时心中暗白戒备,他在我对面的褐紫色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不要咖啡,只想跟我谈谈。阿瑟遇到了难题,我被这个老人所讲的一切深深地吸引住了。过去的几周是他五十六年的律师生涯中最艰难的日子。庭外和解并没有使他感到宽慰,公司在遭受了这个小挫折后又回到了正轨,但阿瑟发现自己难以成眠,他的合伙人犯下的大错导致了无辜的人身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朗蒂和她的四个孩子的死一事中永远洗刷不了自己的罪孽,不管它赔了多少钱。阿瑟怀疑自己能否彻底摆脱它的阴影。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所以只好听着,我希望莫迪凯也能听到他的话。阿瑟正受着内心的煎熬,不久我就对他感到同情,他今年八十了,几年来一直在考虑退休,但现在却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已厌倦了追逐金钱的生活。“我的日子不多了。”他坦白道,我原来怀疑他会出席我的葬礼。他对我们的事务所很感兴趣,我告诉他当初我是怎样误入其中的。它的历史有多长?他问道。有多少工作人员?经费来自何处?我们是怎样使它运行的?他既然给了我机会,我就趁机进言。因为接下来的九个月我不能做法律工作,事务所决定让我实施一个新的慈善计划,利用本城大公司的律师来帮助穷人,他的公司恰巧是最大的,我考虑从他那里开始。志愿律师在我的指导下每周只需帮工几个小时,就能帮助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阿瑟知道有这样的计划,但不甚确切,他有二十年没有从事过这种不计报酬的工作了,他遗憾地承认道,年轻人理当如此。我的主意真好。但他喜欢这个主意,事实上,我们讨论的时间越长,计划就变得越大。几分钟后,他表明要让他公司的四百名律师全部参加,每周花几个小时帮助穷人,这看上去并无不妥。“你能应付四百名律师吗?”他问。“当然。”我答道,其实心中根本没底,但我的脑子飞速地转动着。“不过,我需要一些帮助。”我说。“什么样的帮助?”他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派一个全职的协调员怎么样?这个人将与我共同处理各方面的业务工作。坦率地说,贵公司出了四百名志愿者,也该有个代表。”他掂量着这个建议,一切都是全新的,听上去又很有道理。我趁热打铁。“我恰好知道一个合适的人选,”我说,“他不必是一名律师,一个好的律师帮办就能胜任。”“谁?”他问。“你记得赫克托-帕尔马这个人吗?”“有点印象。”“他在芝加哥分部,是从华盛顿调过去的。他在布雷登-钱斯手下工作,受到排挤。”阿瑟极力在记忆中搜索这个名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不清楚他对此事知道多少,但我怀疑他没说实话,他似乎陶醉在灵魂的自我净化过程中。“受排挤?”他问。“是啊,受排挤,他一直住在贝塞斯达,三个星期前他突然连夜搬走了,他因工作调动,快速转至芝加哥。他知道遣散的内幕,我怀疑钱斯想把他藏起来。”我出言谨慎,不打算违反与赫克托的秘密协定。其实我大可不必,与往常一样阿瑟已听出了弦外之音。“他原先在华盛顿?”“是的,还有他的妻子。他们有四个孩子,我敢肯定他愿意回来。”“他有兴趣帮助穷人吗?”他问。“您最好亲自问问他。”我答道。“我会的。这是个绝妙的主意。”如果阿瑟把赫克托-帕尔马调回华盛顿,让他来驾驭公司对无家可归者新产生的热情,事情在一周内就会办妥。这个计划在我们的眼前呼之欲出,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每个律师每周必须处理一个案子。年轻些的律师将在我的指导下做接待咨询的工作,一旦案子接下来了,由赫克托分配给其他律师。有些案子只需十五分钟,我向阿瑟解释道,有些则需每月花几个小时,没问题,他说。一想起四百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突然热衷于保护街头流浪者的利益,我就感到有点对不起那些政客、官僚和公务员。阿瑟差不多呆了两个小时。当他意识到占用了我过多的时间时,他向我致歉。他走时变得快乐多了,他将带着新的目标,新的使命径直回到他的办公室。我送他至车中,然后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莫迪凯。梅甘的叔叔在特拉华海滨有一所房子,那里靠近马里兰航线上的芬威克岛,据她描述那是一所古朴典雅的两层楼房,门前长长的过道几乎延伸至大海,有三个卧室,是个理想的度周末的地方,时令在三月中旬,春寒料峭,我们可以坐在壁炉前读书。她略微强调了一下有三个卧室,这样有足够的空间保留各自的隐私,事情不会弄得很复杂。她知道我还没有从第一次婚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经过两周的小心试探,我俩都明白过来还是放慢点节奏为好,但是她提到三个卧室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星期五下午我们离开华盛顿。我开车,梅甘指路。露比在汽车后座上小口吃着燕麦饼,想起要在城外过几天兴奋得两眼直放光。那里是远离街头的海滩,她自然与毒品绝缘。她已安全度过了星期四的晚上,再加上在特拉华与我们共度的三个夜晚,她连续戒毒将达到四天,星期一下午我们将送她去国会山东部的一家较小的名叫伊斯特伍德的女子戒毒中心。莫迪凯与那里的渊源颇深,露比将得到一间较小的温暖的单人房间,至少可以在那儿呆九十天。在我们离城之前,她在“内奥米之家”冲了澡,换上新衣。梅甘仔细检查了她的衣服和包裹,没发现毒品。这么做侵犯了隐私权,但对瘾君子自当别论。黄昏时分我们找到了那所房子,梅甘每年来一两次,钥匙放在门前的擦鞋垫下。梅甘分给我楼下的卧室,露比不解,另外两间卧室都在楼上,梅甘想在夜里照应露比。星期六下起了一场冷雨,风掀起了海面上的浪花。我独自躺在门廊上的秋千架上,盖一层厚毛毯,思绪随着秋千的轻微晃动荡向远方,远处传来浪花飞溅的声音。门掩上了,里面的纱门“嗒”地一声响,梅甘走向秋千架,她拎起毛毯,挤进我身旁。我紧紧地搂住她,要不然她会掉下去。她很容易抓握。“我们的帮教对象呢?”我问。“在看电视。”一阵狂风裹挟着水汽打向我们的面庞,我们紧紧相拥。秋千索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我们一动不动,响声才渐渐消失。我们远眺着海面上翻滚的乌云,不知今夕何世。“你在想什么?”她轻轻地问。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远离了华盛顿,我第一次回顾自己最近的经历,想理出个头绪来。三十二天以前,我是另一个女人的丈夫,住在不同的房子里,在不同的公司工作,与我怀中抱着的这个女人全然不识。一个人的生活怎么能在一个月之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我不敢憧憬未来,过去的一切仍使我无法释怀——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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