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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诞生记,二十世纪左翼文学与社会

亲爱的阿尔伯特:幸亏沙博理①提醒我,使我补救一个不小的过失。我十分抱歉,因为忙和病,我竟至于忘记回答您在去年四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长信。事情是这样的:您那封长信到我手上时,我正要到东北各省视察工作。因为信中并没有立即要答复的事情,那时我打算等视察完了再写回信,不料一个月后从东北回到北京,我就病了,接着又忙于别的工作,这样就把写回信这件事耽误下去,而且,实在万分抱歉,竟连有这封信需要回答这样一件事也忘记了。现在我写回信,已经相隔一年,这一年内,世界有了重大的变化,中国也有了重大的变化;正因为变化多,我们都感觉到日子过的太快,虽然相隔一年,好象只有一个月。您的长信,使我发生很大的兴趣。的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①沙博理外文局翻译家。某些作品的评价,问题尤其复杂。有些作品当启发表时,获得相当高的评价,后来不久就被遗忘了,另外有些作品的命运则相反。如果结合着作启发表的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来看,这两者都是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的。我们不讳言,我们是功利主义者,我们首先是从作品对于当时当地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来评价一部作品的;但是,我们也反对只看到眼前的效果而忘记了长远的利益。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应当是在当时当地既产生了社会影响而且在数十年乃至百年以后也仍然能感动读者。不过,这样的作品,在短时期内不会大量产生。在一个变动得很快的社会内,短时期内能够大量产生的,是对于当时当地会发生影响但不一定能够长久受到注意的作品。这也许是新社会的新文学艺术在发展中不能避免的一个过程。我们的责任在于创造条件使这过程缩短。我们既不应当满足于目前的情况,也不应当低估目前成就的价值;自满使我们不求进步,而低估成就也会打击新生力量的积极性。我想,我和您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看法,基本上是相同的;您不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几条重要原则吧?我相信您是不反对的。但是,原则上的意见一致,并不要求我们对于创作上的一些具体问题也要意见一致。创作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果强求一致,那就会束缚了作家们的活泼、自由的创造力,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不利。因此,我们反对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条主义的解释,同时也反对修正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诬蔑。亲爱的阿尔伯特,您一定同意,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从事于这两条战线的斗争。我感谢您对于《子夜》的细致而深刻的分析。您指出这部小说的结构上的缺点,完全正确。书中的几个共产党员的形象,不够鲜明清晰,这也是重大的缺点。这几个共产党员(做工人运动的中级干部),其中有教条主义者,也有托洛斯基分子。这是一九三○年中国上海的一种情况。因为写得隐晦,今天的中国青年也不会一看就明白,无怪乎一个外国读者会弄不清了。但主要还应当归咎于我没有足够丰富的生活经验,故而不能把这几个党员的形象写得真实而又生动。我听说您已经获得出国护照,将于最近游历欧洲,我为您和您的夫人庆贺。我希望您和您夫人能够借此机会到中国来。您和您的夫人将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客人,到中国各处去看看。我希望您能够及时接到这封信,并且希望您在欧洲旅行的时候,随时和我联系。(妥当一点,请把信写给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而不写给我个人。因为四月后我也许要到外省去视察,不一定常在北京。)我和我的朋友们都盼望在不久将来能在北京欢迎您和您的夫人。您的忠诚的茅盾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北京H附录I《关于茅盾与马尔兹的交往》美国进步作家、短篇小说和电影剧作家阿尔伯特。马尔兹是麦卡锡非美活动委员会迫害的好莱坞十人之一。他上了黑名单,失了业,被迫移居到墨西哥城。一九五六年,马尔兹读了我译的茅盾的《春蚕》。他给我写信对茅盾的文学天才深表钦佩。我把他的话告诉茅盾。茅盾让我转达对马尔兹的问候和对他的著作的赞赏。马尔兹通过我把他的一些新作送给茅盾。茅盾推荐了其中部分作品给某些同志译成中文。我为两位作家传递信件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文化革命才被迫中断的。沙博理一九八一年六月九日

全国文协,全称“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49年7月23日,1953年10月改称中国作家协会。

“左翼文学”又称“革命文学”,狭义上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左联”有关的文学创作活动,广义上包括四十年代以反映抗战和无产阶级反抗压迫和剥削的“解放区文学”“工农兵文学”。文学史上对左翼文学有着两种极端的评价:一是惟左翼文学为正统,忽略或排斥非左翼作家;一是否定或贬低左翼文学的成就(文革十年对30年代“文艺黑线论”的批判和八九十年代的一些学术观点),2000年以来,“左翼文学”重新成为研究热点,对“左翼文学”的评价也日益趋于理性和客观。

本网讯: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发布公告,我校文学院青年教师晏杰雄获批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继校长张尧学院士、文学院欧阳友权教授、阎真教授、聂茂教授之后我校又一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也使得我校拥有的中国作协成员人数位居全省高校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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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文学”又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般指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以前的文学创作,秉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注重文艺大众化,强调文艺的人民性,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艺术上遵循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其中又分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如同对左翼文学那样,文学史家对“十七年文学”也经历了一个从贬斥到肯定和基本肯定的过程,由于政治的原因,对“文革文学”则始终持否定和贬斥的态度。

中国作家协会是独立的、中央一级(正部级)全国性人民团体,其前身是1949年在北平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荟萃了我国文学界的人才精华,历任主席为茅盾、巴金、铁凝。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文学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作家身份确认的标志之一。

1949年7月,毛泽东主席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接见与会代表。

作为曾经对20世纪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两种文艺思潮,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自不待言。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暴露出其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作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支配下的文学艺术,在价值空心化和商业化的文化工业齿轮下,也越来越丧失了文艺应有的精神品格和批判力量。在此背景下,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如何避免被业已成为主流的资产阶级文学体系不断被边缘化和“博物馆化”,重新激活文学中消失已久的批判现实和追求社会公正平等的理想主义精神,便成为了一种“当务之急”。

晏杰雄老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一直坚持学术研究“走出去”理念,致力于把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实践对接。近几年来,他密切跟踪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动态,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多篇当代文学评论,业已成长为国内有一定影响的青年批评家。曾参加2010年度中国文联第五届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研班,主持2010年度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入选2012年度湖南省文艺扶持人才“三百”工程首批人选,入选中国作家第一村首批村民。2013年,专著《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入选中华文学基金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系本省历年来首次入选文学评论集。2014年,获批省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新世纪湖南小说创作论”,最近成为东莞文学艺术院第五届签约作家。

筹备

有鉴于此,我们拟编选《二十世纪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经典》一书,对这两种重要文艺思潮中的经典作家和作品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梳理。全书分上下册,将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并授权硬壳笔记本和新世纪评论公众号陆续推送,以飨读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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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北平宣告和平解放。随着北平的解放,大批华北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北平,许多长期在国统区艰苦奋斗的文学艺术家也陆续来到北平,再加上原来在北平坚持文艺工作的同志,这就形成了中国新文艺大军第一批的大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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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在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协联合举办的“招待在平文艺界茶会”上,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嘉兴桐乡人,中国现代着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1916年与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现实主义文学,任《小说月报》编辑、主编,《民国日报》主笔,1928年东渡日本,1930年回国加入左联,抗战爆发后与巴金等人在上海合编《呐喊》、《烽火》,后任香港《文艺阵地》主编,新疆学院文学系主任,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理事,1940年赴延安在鲁艺讲学,后在重庆、香港等地从事文化活动,1946年访问苏联,回国后任《小说月刊》主编,1949年后历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人民文学》、《译文》杂志主编,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1年3月27日,茅盾逝世。

郭沫若提议:发起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以成立新的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界的组织。全体与会人员表示赞成,随即成立了筹备委员会,负责进行召开全国文代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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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成立。筹备委员会共有42人,由郭沫若任筹备委员会主任,茅盾、周扬任副主任,沙可夫任秘书长。

农村三部曲

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6月30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举行预备式,通过丁玲等99人为大会主席团,郭沫若为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总主席。

简介

7月2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正式开幕。出席代表753人,会议期间增加至824人。郭沫若致开幕词,茅盾报告大会筹备经过。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董必武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华北局,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先后向大会致贺和讲话。

茅盾的这三篇小说,从《春蚕》写蚕丝业萧条所引起的农村破产,到《秋收》写农民在饥饿中的抢粮风潮,到《残冬》写农民在一年生计完全绝望以后,终于自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正好反映出了那个年代旧中国农村变化和农民觉醒的全过程,给我们留下了一幅清楚、生动的历史图画。因此,这三篇小说也是姐妹篇,合起来称为“农村三部曲”。

7月6日下午2时,周恩来作《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庆贺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来逐渐被迫分离在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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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指出:“不仅我们要成立一个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的联合会,而且我们要像总工会的样子,下面要有各种产业工会,要分部门成立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因为我们不可能常开这样的大会。希望在会中或会后,就把各部门的组织成立。”

春蚕

7月6日下午7时20分,在周恩来将要结束报告时,毛泽东突然莅临会场。全体代表起立欢迎,高呼“毛主席万岁!”

《春蚕》,最初发表于1932年11月《现代》第2卷第1期,写的是清明节后所发生的事情——老通宝在这一个月时间里,经过“大紧张,大决心,大奋斗,同时又是大希望”,好不容易获得了蚕茧大丰收,可是卖茧所得却还“不够偿还买青叶所借的债”,结果气得生了病。

会场安静下来后,毛泽东向大家说:“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

秋收

7月8日,大会主席团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茅盾主持会议。主席团经讨论后决定:按不同业务分文学、戏剧、美术、电影、音乐、舞蹈、旧剧、曲艺等八个小组,推定各组召集人,负责召集会议,商讨组织文艺各部门协会的方案。

《秋收》,发表于1933年4月、5月的《申报月刊》第2卷第4期、第5期,主要写到 六月底,“春蚕时期的幻想,又在老通宝的头脑里蓬勃发长”;他设法赊来豆饼施肥,全家没日没夜地车水灌溉。又经历了许多紧张和奋斗,到秋天,终于见到稻下垂,又获得了一个好收成,可是结果米价飞跌,又白辛苦了一阵子,又背了一身债。

7月12日上午,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初步拟定会议议程:一是本月20日召开第二次全体筹委会;二是本月22日后召开全体代表大会,预定两日完成之。

残冬

7月19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举行闭幕式。全国文联正式成立。

《残冬》,发表于1933年2月《东方杂志》第30卷第4号刊物。写的是老通宝的儿子多多头,他早知道父辈们想靠苦干来改善处境只不过是幻想,在那个社会里“规规矩矩做人就活不了命”,他和六宝的哥哥陆福庆等人,在一个夜晚,摸进反动武装保卫团“三甲联合队”的驻地,缴了他们的枪,走上了武装革命斗争的道路。

7月20日下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筹委会在北京饭店召开第二次会议。茅盾主持会议,丁玲报告筹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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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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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在中法大学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会代表208人。丁玲主持会议,首先通过主席团名单及大会日程。

接着由茅盾致开幕词。

茅盾说,这个会的主要任务是要依照全国文联的章程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工作者协会。文代会确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把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普及到新解放区与待解放区去。我们要求产生更多的表现新时代、新人民英雄的作品,也要求加紧文艺组织工作。我们的任务不轻,我们前面也还有不少困难,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反动文艺还在广大人民中间有影响,摆在我们眼前的迫切工作,不光是肃清那些反动的有毒的东西,而且要有新鲜的富于营养的东西去代替它们。我们有信心能够完成任务的。今天在座的各位代表是十八般武器件件精通,有老解放区的经过考验而成绩卓着的文艺工作者,也有在国统区奋斗多年的文艺工作者,更有老解放区的埋头苦干、经验丰富的文艺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一致在毛主席文艺方向之下,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我们要团结得很好,同时也要坦白地互相批评,互相帮助。最后,茅盾说,文代大会已经胜利闭幕,现在各人将按他的任务组织起来,准备开上前线。然后在全国文联领导之下,配合各兄弟部队,在毛泽东旗帜下,迈步前进。

然后是中共中央委员林伯渠讲话。他号召文学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文代大会仅仅是团结的开始,必须把大会的团结精神普遍到全国各个地区去,带到文学部门的各个方面去。林伯渠强调,一部分共产党的与老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曾经早些接触过工农兵生活,有些可贵的经验,但不能因此就沾沾自喜,骄傲自满,应十分警惕。林伯渠号召文学工作者进一步联系起来。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这就是写工农兵及其干部,并且给他们看和给他们听。既然是为了他们,写作者就不能不熟悉工农兵的生活感情,思想意识。这就发生了联系群众的问题。老解放区一部分文学工作者获得了一些经验,但这经验,还仅仅是联系群众的初步知识。表现与教育群众的作品,则还远远落在革命形势的后面。为此,林伯渠号召文学工作者进一步地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中去,真正与工农兵打成一片,参加并深刻地体会实际的斗争,把它全面真实地反映出来。为达成进一步的团结与进一步深入群众的目的,还必须加强理论学习与加强文学工作者的组织工作。

随后,丁玲报告筹备经过。下午,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章程草案,并进行了选举。

24日上午,艾青主持会议。冯至报告选举结果,选举91位文学界着名人士组成全国委员会,主席茅盾,副主席丁玲、柯仲平,大会通过。郑振铎临时动议,全国文协应向毛主席、朱总司令通电致敬。茅盾安排何其芳起草电文。最后,由郑振铎致闭幕词,大会闭幕。

发言

在文代会上,茅盾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

他作出说明:“这个报告起草以前,经过起草本报告的小组会议决定:电影、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等等,应另作专题报告,并各有小组负责起草,本报告暂以文学范围为限。”

会议期间,丁玲作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发言。

她提出,要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批判地学习西洋文学,尤其是学习苏联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还要学习研究民间形式。提倡向民族的民间的形式学习,因为这个是为群众所熟习、所习惯的形式,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而且也只有用这种形式,从这种形式中发展、提高了的形式,更容易深入群众。“一个真真为人民服务的作家,应该养成一种真真的、一切为工农兵的、冷静的、客观的、忘我的大气概。”

巴金作了《我是来学习的》发言。

他说,在这个大会中的确得到了不少的东西。看见人怎样把艺术和生活糅在一块儿,把文字和血汗调和在一块儿创造出来一些美丽、健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新中国的灵魂就从它们中间放射出光芒来。“现在我发现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仅用笔,并且还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他们的作品。那些作品鼓舞过无数的人,唤起他们去参加革命的事业,他们教育着而且还要不断地教育更多的年青的灵魂。”

冯至写下了《写于文代会开会前》:

“我个人,一个大会的参加者,这时感到一种深切的责任感:此后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要对整个的新社会负责,有如每一块砖瓦都要对整个的建筑负责。这时认明一种严肃性:在广大的人民的面前要洗刷掉一切知识分子狭窄的习性。这时听到一个响亮的呼声,‘人民的需要!’如果需要的是水,我们就把自己当作极小的一滴,投入水里;如果需要的是火,就把自己当作一片木屑,投入火里。”

赵树理作了《也算经验》的发言。

他说,他的材料大部分是拾来的,而且往往是和材料走得碰了头,想不拾也躲不开。在群众中工作和在群众中生活,是两个取得材料的简易办法。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而易举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可以说,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

此外,柯仲平的《文代会上“数来宝”》、胡风《团结起来,更前进!》、柳青的《转弯路上》等,都刊载在《文艺报》第九期上。原来,早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大会筹委会编辑出版《文艺报》,作为会刊,并于文代会期间刊发了大量文章。

改组

1949年7月29日上午,全国文协在东总布胡同22号机关召开第一次常务会议。茅盾主持会议。会议推选周文、冯乃超负责组织部;赵树理、田间负责创作部,宗旨是在创作方面能帮助着作者的创作;冯雪峰负责研究部(后为郑振铎、周立波),研究中外文学及各种文章;艾青、钟敬文、何其芳负责编辑部;吴伯萧负责秘书处。设立顾问委员会,主任:茅盾、丁玲、柯仲平。

1950年7月,为加强对文学工作的领导,中央宣传部决定:在全国文协成立党组,由丁玲、冯雪峰、何其芳、刘白羽、周立波、严文井、陈企霞等同志组成,丁玲为组长,冯雪峰为副组长。

1953年3月24日,全国文协召开第六次常委扩大会决定,拟于最近征得文协全国委员会的同意后,准备于6月召开全国文协会员代表大会(全国文协第二次代表大会)。

召开大会的背景: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更热烈地要求作家创造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崇高思想教育他们、鼓舞他们向社会主义前进,必须动员作家为这一庄严的任务而斗争。

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一是改组全国文协机构,使其成为实际的领导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团体;二是根据改组全国文协新的精神,修改会章;三是做关于文学创作思想问题的报告,认真地进行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学习。会议决定从3月底开始至6月以前,由全国文协领导北京文学界进行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习,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创作思想做好准备工作。

5月28日晚8时,全国文协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茅盾、副主任委员丁玲等出席。会议通过了全国文协召开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的计划,预定7月10日召开,会期以不超过十天为原则。筹委会下设秘书处,推选张僖同志为秘书长。通过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及工作机构。

6月29日,决定全国文协会员代表大会延期8月召开。7月20日上午,全国文协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拟暂定于8月下旬或9月初召开代表大会,确实日期待全国文联代表大会日期确定后才能确定。

9月23日至10月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更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期召开。

9月22日,胡乔木在第二次文代会党员大会上传达中央指示,指出五四以来的文艺,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因为已经有了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的文学应该从五四算起。”会议期间,周恩来作了《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的政治报告。

周恩来强调,“大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早已存在还是现在才提出的问题,有不同的意见,我想,应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早已存在的,并且从五四运动以来,它就已经成为文艺运动的主流。”“这一个历史的估价,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早有定评。”

会议期间,根据文代会大会主席团的建议,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10月4日,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的章程,并选出了领导机构——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和主席团,大会胜利闭幕。自1953年10月20日起,停止使用原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之条戳和便章,并启用中国作家协会方印、条戳和便章。

机构

根据中国作家协会1953年9月30日通过的章程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以自己的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积极地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自愿组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人民中国整个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也是指导和鼓舞作家、批评家前进的力量。

中国作家协会最高机构是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日常工作由理事会和主席团负责。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由88人组成。理事会主席茅盾,副主席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七人,并组成主席团。下设秘书长、副秘书长各一人:秘书长陈白尘,副秘书长张僖。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根据工作的需要,在1954年前设立有下列各种机构:

创作委员会:主任周扬,副主任邵荃麟、沙汀,下设小说散文组、电影组、戏剧组、诗歌组、儿童文学组、通俗文学组;

普及工作部:部长老舍,副部长韦君宜,创办了《文艺学习》期刊;

古典文学部(古典文学研究委员会):部长郑振铎,副部长何其芳、聂绀弩、陈翔鹤;

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萧三,副主任戈宝权;

文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茅盾,委员郑振铎、许广平、陈白尘等;

文学讲习所(前身是1950年12月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1953年11月改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主任田间,聘请丁玲、张天翼、田间、赵树理、刘白羽分担学员创作的辅导工作。

中国作家协会编辑出版下列各种刊物:

《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发刊于1949年5月4日,9月25日正式创刊,作为全国文协主办的机关报;

《人民文学》,主编邵荃麟,副主编严文井,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

《译文》,主编茅盾,创刊于1953年7月;

《新观察》,主编戈扬,创刊于1950年7月;

《中国文学》,主编茅盾,副主编沙汀、袁水拍、叶君健,创刊于1951年,1954年改为季刊。

中国作家协会在上海、武汉、沈阳、重庆、西安、广州设立有中国作家协会分会。

中国作家协会成立时,共有会员400余人,核定编制245名。

作者 | 中国作协办公厅副主任王军

编辑 | 王雅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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