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新亚洲彩票app下载 2019-08-24 07:23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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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笔下的尹雪艳到底是什么,王谢堂前的燕

在白先勇的《台北人》全集中,开卷的《永远的尹雪艳》,是最“冷”的一篇。其他各篇,虽然也都采用客观叙述,虽然也都包含社会批评,但读者很容易感觉出作者对故事里人物的同情。惟独在《永远的尹雪艳》里,作者像是完全把自己隔离,冷眼旁观,采用全知叙事观点,不探入任一角色之意识内,只限于人物外貌言行与情节发展的具体客观之描述。《永远的尹雪艳》,是《台北人》中嘲讽意味最浓的一篇。此嘲讽意味,前后一贯,藉由全文之“语调”——即“叙述者”之口吻——有效地传达给了读者。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何谓“叙述者”。我们时常误以为一篇小说的叙述者,就是小说的作者;叙述者所说的话,就是作者要说的话。其实并不尽然。特别是在讽刺文中,作者有时故意让叙述者道出与自己本意完全相反的话;而此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差距,最能拍击而产生嘲讽效果。在《永远的尹雪艳》里,白先勇就运用了这种让叙述者说反面话或歪扭话的嘲讽技巧。举数例如下:叙述者的话:尹雪艳总也不老……不管人事怎样变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作者的本意:孰能不老?即使像尹雪艳,外表看似没有改变,人人以为“永远”,其实还不是自欺欺人。叙述者的话:尹雪艳名气大了,难免招忌,她同行的姐妹淘醋心重的就到处嘈起说:尹雪艳的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作者的本意:尹雪艳的八字确实带着重煞,使人家败人亡。这和她的名气大,招忌,倒没什么关系。叙述者的话:洪处长……一年丢官,两年破产……尹雪艳离开洪处长时还算有良心,除了自己的家当外,只带走一个从上海跟来的名厨司及两个苏州娘姨。作者的本意:尹雪艳真没良心。洪处长破产后,她不但离弃他,而且把她自己的一切家当与仆人都带走。叙述者的话:尹雪艳站在一旁……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客人们,狂热的互相厮杀,互相宰割。作者的本意:尹雪艳毫不悲天悯人,观赏着客人们互相宰割。白先勇的另一种嘲讽技巧,即在叙事时故意使用成语、陈腔滥调以及夸张言语。成语或陈腔滥调如“五陵年少”、“两鬓添霜”、“一腔怀古的幽情”、“津津乐道”、“高朋满座”、“世外桃源”、“呆如木鸡”、“倾诉衷肠”等。夸张的比喻与描写更是俯拾皆是,给全篇小说带来含有喜剧意味的嘲讽效果。举例如下:望着天上的月亮及灿烂的星斗,王贵生说,如果用他家的金条儿能够搭成一道天梯,他愿意爬上天空去把那弯月牙儿掏下来,插在尹雪艳的云鬓上。用钻石玛淄串成一根链子,套在尹雪艳的脖子上,把她牵回家去。洪处长休掉了前妻……答应了尹雪艳十条条件;于是尹雪艳变成了洪夫人。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即使是十几年前作废了的头衔,经过尹雪艳娇声亲切的称呼起来,也如同受过借封一般,心理上恢复了不少的优越感。尹雪艳的话就如同神谕一般令人敬畏。尹雪艳亲自设计了一个转动的菜牌,天天转出一桌桌精致的筵席来。轻盈盈的来回巡视着,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向尹雪艳发出讨救的哀号向尹雪艳发出乞怜的呼吁这种夸张得近乎滑稽的描写,是全篇揶揄语调之主流,呈现给读者一幅活生生的社会讽刺图画。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里,我探讨《台北人》的生死主题时,曾论及《永远的尹雪艳》这篇小说的寓意。为了方便,我将有关的几段抄录于下:细读《台北人》,我感触到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潜流于底层。白先勇把《永远的尹雪艳》列为第一篇,我觉得绝非偶然。这篇小说,固然也可解为社会众生相之嘲讽,但我认为“象征”之用意,远超过“写实”。尹雪艳,以象征含义来解,不是人,而是魔。她是幽灵,是死神。她超脱时间界限:“尹雪艳总也不老”;也超脱空间界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她是“万年青”;她有“自己的旋律……自己的拍子”。白先勇一再用“风”的意象,暗示她是幽灵:“随风飘荡”、“像一阵三月的微风”、“像给这阵风薰中了一般”、“踏着风一般的步子”、“一阵风一般的闪了进来”,而她“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一身白色的衣衫,双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观世音”,“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等等,明喻兼暗喻,数不胜数。加上任何与她结合的人都不免败亡的客观事实,作者要把她喻为幽灵的意向,是很明显的。我之所以强调白先勇故意把尹雪艳喻为幽灵,即要证明《台北人》的底层,确实潜流着“一切皆空”的遁世思想。因为尹雪艳既是魔,既是幽灵,她说的话,她的动作,就超越一个现实人物的言语动作,而变成一种先知者之“预言”,也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作者对人生的评语。其功效有点像希腊古典戏剧中的“合唱团”,也类似莎士比亚《马克白》剧中出现的妖婆。所以,当尹雪艳说:“宋家阿姐,‘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这也就是高高在上的白先勇对人世的评言。而当“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出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的互相厮杀[表面意思指打麻将],互相宰割”,我们好像隐约听到发自黑暗古墓后面的白先勇的叹息:“唉,可怜,真正可怜的人类!如此执迷不悟!却不知终归于死!”人,皆不免一死。死神,一如尹雪艳,耐性地,笑吟吟地,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看着他们互相厮杀,互相宰割。然后,不偏不袒,铁面无私,将他们一个一个纳入她冰冷的怀抱。如此,《永远的尹雪艳》,除了表面上构成“社会众生相”之一图外,另又深具寓意,是作者隐形的“开场白”。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我们采取了此篇的象征含义,而视尹雪艳为死亡之化身,则文中蕴育的那么一点诙谐性;完全丧失,全篇小说立刻变得“死一般的严肃”(deadserious)。许多原本夸张得近乎滑稽的比喻与描写,一下子变得不夸张,不滑稽,完全认真。尹雪艳真的变为“永远”,不再是作者的反面话。她的言谈真的是“神谕”。她真的是一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人们在她面前,真会发出“讨救的哀号”与“乞怜的呼吁”。这些本来靠着夸张与故意的做作而激发讽刺效果的言语,突然之间一针见血地勾绘出人类与死亡的关系。可怜的人类,囿于生命之“有限”,不论有多么重大的抱负,都无法与死神抗争。其无助、无能之处境,正是吴经理以苍凉沙哑的嗓子唱出的: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尹雪艳的公馆,是“世外桃源”,给人“乐不思蜀的亲切之感”,坐在沙发里,倚在柔软的丝枕上,“人一坐下去就陷进了一半”,“叫人坐着不肯动身”。大家谈的是“老话”,“都有一腔怀古的幽情”,“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老朽得眼圈都已开始溃烂的吴经理,居然听信尹雪艳哄他的“干爹才是老当益壮”这句话,于是“心中熨帖了,恢复了不少自信”。在这种描述里,作者对社会国家的批评与影射,显而易见,不必解释。然而其中的“自欺”之旨意,亦可适用于作者视野中的人类根本之处境。真的,我们那一个人,不也同样避免面对“终归一死”的残酷现实?我们那一个人,不也盲目自欺地贪恋着虚空的人生,陷入暂时的安适与欢乐中,不肯动身?尹雪艳招待客人的京沪小菜,名为金银腿,贵妃鸡,抢虾,醉蟹,显然也都有暗示含义,影射人类愚昧无知,贪求富贵,迷醉于富贵。《台北人》中的许多角色,都喜欢打麻将。打麻将这件事,在《台北人》世界中,一般影射麻木不仁,逃避现实,遗忘痛苦,自我陶醉。在《永远的尹雪艳》里,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影射外,随着主题含义之引申,“麻将桌”进一步变为整个人生的缩影。尹雪艳的公馆里,“打麻将有特别设备的麻将间、麻将桌、麻将灯,都设计得十分精巧”。围着尹雪艳的麻将桌“互相厮杀互相宰割”的朋友们,其实也就是陷落在人生的泥沼中徒然打滚的人类。而尹雪艳,这位铁面无私的死神,当然自己不下场,只是旁观。她总预先下一番工夫,替客人们安排好牌局,准备得完善妥帖,为的却是能够尽情观赏人类无助的挣扎,以为自娱。没有一人能够成为胜利者,因为“在麻将桌上,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受控制”。真的,既有“死亡”之存在,谁还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一如尹雪艳转动菜牌选菜,谁知道死神下次选中的,是你是我?一旦我们了解了埋伏在社会讽刺画面下的死亡主题,再从头细读这篇小说,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作者是如何仔细如何费心地选择精确的字句,制造生动适切的意象,并充分利用且发挥惟独中国文字才具有的那种暗示潜能。为了影射尹雪艳是“魔”,作者一再采用“风”之意象;以写实观点而言,是比喻她姿态轻盈,以寓意而言,当然就是象征她“无实质”,尹雪艳确是一个没有实体的妖孽:“脚下没有扎根”,“轻盈盈的来回巡视”,伺机攫取下一个祭品。她的“嘴角一径挂着那流吟吟浅笑”。这句话中的“流”字,有如画龙点睛,十足表达出尹雪艳之不可捉摸。尹雪艳是“冰雪化成的精灵”,心硬似铁,性冷如冰,难怪她奉上的,是“冰面中”,是“一盅铁观音”,是“一碗冰冻杏仁豆腐”。尹雪艳周身透着“麝香”,“薰得……人……进入半醉的状态”,她客厅中细细透着的“一股又甜又腻的晚香玉”,是致命的妖气,在人被薰得怡然入醉时,已中毒素而步向死亡。我们不难注意到,白先勇在形容尹雪艳时,一再取用与巫术、庙字有关的字汇与意象语,以暗示她的“超自然”性质。如“通身银白的女祭司”、“祈祷与祭祀”、“徐徐的喷着烟圈”、“神谕”、“像一尊观世音”。她邀请徐壮图,一道研究“麻将经”。她客厅中的晚香玉,“到了半夜,吐出一蓬蓬的浓香来”。她害得徐太太,“两腮一天天削瘦,眼睛凹成了两个深坑”。另外,白先勇在这篇小说的情节结构中,纳入一大节关于法师吴家阿婆的来历与言行之详述。我觉得白先勇选用这一角色的目的之一,是借用这位道人的口,来表达一下他自己显然多少相信的“乱世出妖孽”或“妖孽造乱世”的玄论。(参阅《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中,所讨论白先勇的“冤孽观”。)这使我们联想起《水浒传》里,就因为宋仁宗时傲慢愚顽的洪太尉,坚持命人打开“伏魔之殿”,不意走脱了老祖天师洞玄真人镇锁在内的妖魔,才引致以后的多年盗乱。然而,吴家阿婆这一角色的最大功能,还是在于加浓整篇小说里本来就已萦回缭绕的宗教神秘气氛。白先勇接着又详细描写设在极乐殡仪馆的徐壮图灵堂,道士之打解冤洗业酪,僧尼之念经超度,拜大悲忏。这些,除了也都加添宗教神秘气氛外,更烘托出此篇小说的“死亡”主题。死亡,不论多么可怖,却亦有一股令人不解的惑力,就像一身银白的尹雪艳,能把人“拘到跟前来”。(这里的“拘”字,含义多深!)尹雪艳闯进徐家的灵堂时,“大家都呆如木鸡。有些显得惊讶,有些却是忿愤,也有些满脸惶惑,可是大家都好似被一股潜力镇住了,未敢轻举妄动”。这几句描写,我觉得也很能适用在人类面临死亡时,一般所经历的诸种或诸阶段反应。白先勇选择文字的用心,处处可见,例子实在举不尽。现在让我们研析一下他如何利用颜色,暗示尹雪艳是死神,是致人命的妖魔。白色,是死亡之色;而作者描绘尹雪艳时,几乎离不开“白”字:“素白旗袍”、“混身银白”、“一身雪白的肌肤”、“犯了白虎”、“雪白……的冰面中”、“通身银白的女祭司”、“月白……旗袍”、“月白……绣花鞋”、“一身白色的衣衫”、“一身素白打扮”。这样再三反复的暗示,即使最粗心的读者,也该不致忽略。而当尹雪艳在替吴经理做六十大寿的庆生酒会上(“庆生”!何等之反讽!)选中了徐壮图时,象征死亡的白色之上,突又增添了象征血腥的红色。穿着月白旗袍月白绣花鞋的尹雪艳,“破例的在右鬓簪上一朵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那朵血红的郁金香颤巍巍的抖动着”。即连她捧给徐壮图的食品,也是红白相映:“一碗冰冻杏仁豆腐……上面却放着两颗鲜红的樱桃”。红与白,流血与死亡——这里,已预兆着徐壮图无法逃避的噩运。但“预兆”不止于此。我们细读尹雪艳当天的打扮与装饰,可发现作者选用了一些多少可以使人联想到凶杀利器的字眼:“簪上一朵……血红的郁金香”,“耳朵上却吊着一对寸把长的银坠子”,“案上全换上才铰下的晚香玉”。这些,都隐隐预示不久之后,徐壮图将被一个工人用一把扁钻刺杀身亡。实际上,徐壮图的命运,在他踏进尹雪艳公馆,“嗅中一阵沁人脑肺的甜香”时,就已经注定的了。尹雪艳鬓上的“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正是妖魔等着飨饮的一大杯徐壮图的鲜血。对徐壮图,以及从前的王贵生,甚至洪处长,尹雪艳都没磨大多时间,在短期内就结果了他们。但对吴经理,她所施展的手段,却是更加冷酷的“凌迟”。吴经理是尹雪艳的干爹,是上海百乐门时代直到今日的老相识。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吴经理患有风湿,沙眼两种慢性疾病。其中的象征含义,不难理解。事实上,白先勇不只一次,而是三番四次,提醒读者吴经理的肉身之逐渐腐蚀:吴经理的头发确实全白了,而且患着严重的风湿,走起路来,十分蹒跚,眼睛又害沙眼,眼毛倒插,常年淌着眼泪,眼圈已经开始溃烂,露出粉红的肉来。……眨着他那烂掉了睫毛的老花眼……苍凉沙哑的嗓子……每到败北阶段,吴经理就眨着他那烂掉了睫毛的眼睛,向尹雪艳发出讨救的哀号。尹雪艳把黑丝椅垫枕到吴经理害了风湿症的背脊上……因为连日奔忙,风湿又弄翻了,他在极乐殡仪馆穿出穿进的时候,一径拄着拐杖,十分蹒跚。小说的最后一景,又是大家围着尹雪艳的麻将桌打牌。吴经理的手气却出了奇迹,一连串的在和满贯。“他不停的笑着叫着,眼泪从他烂掉了睫毛的血红眼圈一滴滴淌下来”。到了第十二圈,他突然双手乱舞大叫道:阿媛,快来!快来!“四喜临门”!这真是百年难见的怪牌!东、南,西、北——全齐了,外带自摸双!人家说和了大四喜,兆头不祥。我倒霉了一辈子,和了这副怪牌,从此否极泰来。阿媛,阿媛,依看看这副牌可爱不可爱?有趣不有趣?这段话,除了含蓄着作者对社会国家处境的影射外,暗示出吴经理的盲目与无知。他早已半死(真正是在极乐殡仪馆“穿出穿进”),身体已溃烂得差不多了,却还妄想“从此否极泰来”。(但当然,我们也可扭曲一下解释说,以死亡来结束“倒霉了一辈子”的生命,倒是真正的“否极泰来”。)小说结束时,尹雪艳“轻轻的按着吴经理的肩膀”,笑吟吟说道:干爹,快打起精神多和两盘。回头赢了余经理及周董事长他们的钱,我来吃你的红!好个“我来吃你的红”!这句双关语,真是一针见血。可怜的吴经理,离开死亡只差一步,死神已按着他的肩膀,等着吸干他的生命浆液。而他却还笑着叫着,不知不觉。《永远的尹雪艳》,虽是《台北人》中最“冷”的一篇,(写死神,岂能不“冷”?)我们还是能从叙述者一贯的嘲讽语调下,隐约感觉出作者对人类愚昧的惋惜与慨叹。

    前段日子看到知乎上很喜欢的一个答者蔓玫姐姐推荐了白先勇先生的作品,闲下来的时候决定先从短篇小说开始看。

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一本深具复杂性的作品。此书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写作技巧各篇不同,长短也相异,每篇都能独立存在,而称得上是一流的短篇小说。但这十四篇聚合在一起,串联成一体,则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说之幅面变广,使我们看到社会之“众生相”,更重要的,由于主题命意之一再重复,与互相陪衬辅佐,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义,并使我们得以一窥隐藏在作品内的作者之人生观与宇宙观。先就《台北人》的表面观之,我们发现这十四个短篇里,主要角色有两大共同点:一、他们都出身中国大陆,都是随着国民政府撤退来台湾这一小岛的。离开大陆时,他们或是年轻人,或是壮年人,而十五、二十年后在台湾,他们若非中年人,便是老年人。二、他们都有过一段难忘的“过去”,而这“过去”之重负,直接影响到他们目前的现实生活。这两个共同点,便是将十四篇串联在一起的表层锁链。然而,除此二点相共外,《台北人》之人物,可以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之各阶层:从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到退休了的女仆顺恩嫂,从上流社会的窦夫人到下流社会的“总司令”。有知识分子,如《冬夜》之余钦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桥荣记》之老板娘;有帮佣工人,如《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有军队里的人,如《岁除》之赖鸣升;有社交界名女,如尹雪艳;有低级舞女,如金大班。这些“大”人物,“中”人物与“小”人物,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而这份“过去”,这份“记忆”,或多或少与中华民国成立到迁台的那段“忧患重重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夏志清先生在《白先勇论》一文中提到:“《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说得不错: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我们好像都可在《台北人》中找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岁除》、《梁父吟》),抗日(《岁除》、《秋思》),国共内战。而最后一篇《国葬》中之李浩然将军,则集中华民国之史迹于一身:桓桓上将。时维鹰扬。致身革命。韬略堂堂。北伐云从,帷幄疆场。同仇抗日。筹笔赞襄。在此“祭文”中没提到,而我们从文中追叙之对话里得知的,是李将军最后与共军作战,退到广东,原拟背水一战,挽回颓势,不料一败涂地,而使十几万广东子弟尽丧的无限悲痛。而他之不服老,对肉身不支的事实不肯降服的傲气,又是多么的令人心恸!诚如颜元叔先生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提到,白先勇是一位时空意识,社会意识极强的作家,《台北人》确实以写实手法,捕捉了各阶级各行业的大陆人在来台后二十年间的生活面貌,但如果说《台北人》止于写实,止于众生相之嘲讽,而喻之为以改革社会为最终目的的维多利亚时期之小说,我觉得却是完全忽略了《台北人》的底意。潜藏在《台北人》表层面下的义涵,即《台北人》之主题,是非常复杂的。企图探讨,并进一步窥测作者对人生对宇宙的看法,是件相当困难而冒险的工作,大概就因如此,虽然《台北人》出版已逾三年,印了将近十版,而白先勇也已被公认为当代中国极有才气与成就的短篇小说作家,却好像还没一个文学评论者,认真分析过这一问题,我说这项工作困难,是因《台北人》充满含义,充满意象,这里一闪,那里一烁,像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遗下遍处“印象”,却仿佛不能让人用文字捉捕。现在,我愿接受这项“挑衅”,尝试捕捉,探讨《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并予以系统化,条理化。我拟在个人理解范围内,凭着《台北人》之内涵,尝试界定白先勇对人生的看法,并勾绘他视野中的世界之轮廓。我愿将《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分三节来讨论,即“今昔之比”,“灵肉之争”与“生死之谜”。实际上,这种分法相当武断,不很恰当,因为这三个主题,互相关联,互相环抱,其实是一体,共同构成串联这十四个短篇的内层锁链。我这样划分,完全是为了讨论比较方便。今昔之比我们读《台北人》,不论一篇一篇抽出来看,或将十四篇视为一体来欣赏,我们必都感受到“今”与“昔”之强烈对比,白先勇在书前引录的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点出了《台北人》这一主题,传达出作者不胜今昔之怆然感,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说,《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笼统而言,《台北人》中之“过去”,代表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美、理想与生命。而“现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乱、西化、物质、色欲,肉体、失败、委琐、绝望、丑、现实与死亡。“过去”是中国旧式单纯、讲究秩序、以人情为主的农业社会;“现在”是复杂的,以利害关系为重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工商业社会。“过去”是大气派的,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现在”是失去灵性,斤斤计较于物质得失的西洋机器文明。“过去”是纯洁灵活的青春。“现在”是遭受时间污染腐蚀而趋于朽烂的肉身。贯穿《台北人》各篇的今昔对比之主题,或多或少,或显或隐,都可从上列国家、社会、文化、个人这四观点来阐释。而潜流于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感,则源于作者对国家兴衰、社会剧变之感慨,对面临危机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对人类生命之“有限”,对人类永远无法长葆青春,停止时间激流的万古怅恨。难怪《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全是中年人或老年人。而他们光荣的或难忘的过去,不但与中华民国的历史有关,不但与传统社会文化有关,最根本的,与他们个人之青春年华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朴公或李浩然将军,创立轰轰烈烈的史迹,固然在他们年青时,或壮年时,其他小人物如卢先生或王雄(《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所珍贵而不能摆脱的过去,亦与他们的“青春”攸关:卢先生少年时与罗家姑娘的恋爱,王雄对他年少时在湖南乡下定了亲的“小妹仔”之不自觉的怀念。(他们的悲剧,当然,在表面上,也是实际上,导源于民国之战乱)。这些小人物的“过去”,异于朴公、李将军,在别人眼中,毫无历史价值,但对他们本人,却同样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台北人》中的许多人物,不但“不能”摆脱过去,更令人怜悯的,他们“不肯”放弃过去,他们死命攀住“现在仍是过去”的幻觉,企图在“抓回了过去”的自欺中,寻得生活的意义,如此,我们在《台北人》诸篇中,到处可以找到表面看似相同,但实质迥异的布设与场景,这种“外表”与“实质”之间的差异,是《台北人》一书中最主要的反讽,却也是白先勇最寄予同情,而使读者油然生起恻怜之心的所在。首先,白先勇称这些中国大陆人为“台北人”,就是很有含义的。这些大陆人,撤退来台多年,客居台北,看起来像台北人,其实并不是。台北的花桥荣记,虽然同样是小食店,却非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的花桥荣记。金大班最后搂着跳舞的青年,虽然同样是个眉清目秀腼腆羞赦的男学生,却不是当年她痴恋过的月如,《一把青》的叙述者迁居台北后,所住眷属区“碰巧又叫做仁爱东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她公馆的势派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但她的公馆明明在台北,而非上海。《岁除》的赖鸣升,在追忆往日国军之光荣战迹时,听得“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却不是“台儿庄”之炮火冲天!而是除夕夜人们戏放之孔明灯。《孤恋花》之娟娟,是五宝,又非五宝。《秋思》之华夫人,花园里种有几十株白茸茸的“一捧雪”,却非抗日胜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园中盛开的百多株“一捧雪”。《冬夜》里余教授的儿子俊彦,长得和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但他不是当年满怀浪漫精神的余钦磊,却是个一心想去美国大学念物理的男学生。窦夫人的游园宴会,使钱夫人一时跃过时间的界限,回到自己在南京梅园新村公馆替桂枝香请三十岁生日酒的情景。但程参谋毕竟不是郑彦青,而她自己,年华已逝,身分下降,也不再是往日享尽荣华富贵的钱将军夫人。白先勇对这些大陆人之“不肯”放弃过去,虽然有一点嘲讽的味道,但我认为却是同情远超过批评,怜悯远超过讥诮。所以。我觉得,颜元叔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说白先勇“是一位嘲讽作家”,容易引起误解;而他说白先勇“冷酷分析……一个已经枯萎腐蚀而不自知的社会”,这“冷酷”二字,实在用辞不当。当然,白先勇并不似颜先生所说,只处理上流社会(白先勇笔下的下流社会,真正“下流”得惊人)。但就是在处理上流社会时,他对其中人物之不能面对现实,怀着一种怜惜,一种同情,有时甚至一种敬仰之意。譬如《梁父吟》。我觉得,白先勇虽然刻画出朴公与现实脱节的生活面貌,他对朴公却是肃然起敬的。叶维廉先生在《激流怎能为倒影造像》一文中,论白先勇的小说,写道:《梁父吟》里的革命元老,叱咤风云的朴公,现在己惺忪入暮年,他和雷委员对弈不到一个钟就“垂着头,已经矇然睡去了”。不但是革命的元气完全消失了,而且还斤斤计较王孟养后事的礼俗,而且迷信:合于朴公那一代的格调已不知不觉的被淹没……我细读《梁父吟》,却和叶维廉有些不同的感受。如果我没错解,我想白先勇主要想表达的,是朴公择善固执、坚持传统的孤傲与尊严。从一开头,白先勇描写朴公之外貌,戴紫貂剂冒,穿黑缎长袍,“身材硕大,走动起来,胸前银髯,临风飘然……脸上的神色却是十分的庄凝”,就使我们看到朴公的高贵气质与凛然之威严。而朴公事实上之“脱离现实”,恰好给予这篇小说适度之反讽,却不伤害作者对主角的同情与敬意。朴公与雷委员对弈,“矇然睡去”之前,却先将雷委员的一角“打围起来,勒死了”。而他被唤醒后,知道身体不支,却不肯轻易放弃,他说:也好,那么你把今天的谱子记住。改日你来,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此篇最末一段,白先勇描写朴公住宅院子里的景色:“……兰花已经盛开过了,一些枯褐的茎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的发着一丝冷香。可是那些叶子却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盛开过的兰花与残苞,显然影射朴公老朽的肉身。而“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的叶子,应该就是朴公用以创建民国的那种不屈不挠,贯彻始终的精神吧!《台北人》中之人物,我们大约可分为三类:一、完全或几乎完全活在“过去”的人。《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多半属于这一型,明显的如尹雪艳、赖鸣升、顺恩嫂、朴公、卢先生、华夫人、“教主”、钱夫人、秦义方等人。不明显而以变型行态表征的,如《一把青》之朱青与《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这两人都“停滞”在他们的生活惨变(朱青之丧夫,王雄之被人截去打日本鬼)发生之前,于是朱青变得“爱吃‘童子鸡’,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而王雄对丽儿之痴恋,却是他不自觉中对过去那好吃懒做,长得白白胖胖的湖南“小妹子”之追寻。白先勇冷静刻画这些不能或不肯面对现实的人之与现世脱节,并明示或暗示他们必将败亡。但他对这类型的人,给予最多的同情与悲悯。二、保持对“过去”之记忆,却能接受“现在”的人。《台北人》角色中,能不完全放弃过去而接受现实的,有刘营长夫妇《岁除》、金大班,《一把青》之“师娘”,《花桥荣记》之老板娘,《冬夜》这余钦磊与吴国柱等。他们也各有一段难忘的过去,但被现实所逼,而放弃大部分过去、大部分理想。剩下的只是偶然的回忆。如此,负担既减轻,他们乃有余力挑起“现实”的担子,虽然有时绊脚,至少还能慢步在现实世界中前行。这些角色对于自己被迫舍弃“过去”之事实,自觉程度各有不同,像“师娘”,就没有自觉之怅恨,但余钦磊与吴柱国,却对自己为了生存不得不采的态度,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无可奈何之惆怅。这份无限的感伤,反映在《冬夜》之结语中:台北的冬夜愈来愈深了,窗外的冷雨,却仍旧绵绵不绝的下着。白先勇对于这类型的人,也是深具同情之心的。而且,他的笔触传达出发自他本人内心之无限感慨:要在我们现今世界活下去,我们最大的奢侈,大概也只是对“过去”的偶然回顾吧!三、没有“过去”,或完全斩断“过去”的人。《台北人》中的这型人物,又可分二类,其一是年轻的一辈,也就是出生在台湾,或幼年时就来到台湾,而没有真正接触过或认识过中国大陆的外省青年男女。他们是没有“根”,没有“过去”的中国人。例如《冬夜》中的俊彦,《岁除》中的骊珠和俞欣,即属于此类,他们因为没能亲眼看到国家之兴衰,未曾亲身体验联带之个人悲欢,对于前一辈人的感触与行为,他们或漠然,或不解,或缺乏同情,永远隔一段不可越逾的距离。另一类是“斩断过去”的人。例如《冬夜》中的邵子奇,《秋思》中之万吕如珠,《梁父吟》之王家骥,就属此类。他们之斩断过去,不是像朱青《一把青》那样,由于“回顾”过于痛苦(朱青其实没能真正斩断),却是因为他们的“理性”(rationality),促使他们全面接受现实,并为了加速脚步,赶上时代,毫不顾惜完全丢弃了“传统之包袱”。惟独对于这种为了“今”而完全抛弃“昔”的人,白先勇有那么一点儿责备的味道。但是责备之中,又混杂着了解,好像不得不承认他们有道理:“当然,当然,分析起来,还是你对。”也可以说,白先勇的“头脑”赞成他们的作风。但他的“心”,却显然与抱住“过去”的众生同在。让我们比较一下《台北人》中两个都是从外国回来的中年人:《梁父吟》之王家骥,和《思旧赋》之李家少爷,前者显然是个很有理性,完全洋化,抛弃了中国传统的人。他的父亲王盂养去世,他从美国回来办丧事,却对中国人的人情礼俗非常不耐烦,也不了解,把治丧委员会的人和他商量的事情,“一件件都给驳了回来”。王家骥舍弃了传统,失去了中国人的精神,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却能成功,跟上时代潮流,不被淘汰。李家少爷却正相反:他也是中国旧式贵族家庭出身,父亲当年也是轰轰烈烈的大将军。他出国后,显然因为突然离了“根”,不能适应外界环境,终于变成了一个白痴,我们不清楚他在国外,是否遇到什么特别事故,引发导致他的精神崩溃。但我们却知,他之退缩到痴癫世界,根本原因还是他不能接受现实,只肯回顾,不能前瞻。一个作家,无论怎样客观地写小说,他对自己笔下人物所怀的态度(同情或不同情,喜欢或不喜欢),却都从他作品之“语气”泄露出来。我们读《思旧赋》,可从其“语气”感觉出白先勇对李少爷怀着无限怜惜之情。这使我联想起美国文豪威廉·福克纳(WilliamFaulkner)。在其巨作《声音与愤怒(TheSoundandtheFury)中,他对坎普生家庭(TheCompsons)的那个白痴男子宾居,也寄予同样深厚的怜悯。事实上,虽然白先勇和福克纳的作品,有很多不同处(譬如作品之“语气”,白先勇冷静,福克纳激昂),我却觉得此二作家有几点相似:一、他们都偏爱喜回顾,有“清”,但逃避现实的失败者,在《声音与愤怒》中,福克纳怜爱宾居,也怜惜蔑视肉体“贞操”的凯蒂,更悲悯与死神恋爱,对妹妹怀着某种乱伦感情而最后自杀的宽丁。但他对坎普生家庭的兄弟姐妹中,惟一神经正常,有理性,抱现实主义的杰生,不但不同情,而且极端鄙视(白先勇对王家骥,倒无鄙视之意)。二、他们都采用痴狂、堕落、死亡等现象,影射一个上流社会大家庭之崩溃,更进而影射一个文化之逐渐解体。福克纳所影射的,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衰微下去的“南方文化”(SouthernCulture)。这“南方文化”之精神,颇有点像中国旧社会文化:农业的,尊重传统与荣誉的,讲究人情的,绅士派头的。福克纳对这被时代潮流所卷没的旧文化旧秩序,也满怀惦缅与乡愁。所不同的,美国南方文化,不过一二百年的历史。而白先勇所背负的,却是个五千年的重荷!灵肉之争灵肉之争,其实也就是今昔之争,因为在《台北人》世界中,“灵”与“昔”互相印证,“肉”与“今”互相认同。灵是爱情,理想,精神。肉是性欲,现实,肉体。而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灵与肉之间的张力与扯力,极端强烈,两方彼此撕斗,全然没有妥协的余地。《花桥荣记》之卢先生,来台多年,却紧抱“过去”,一心一意要和他少年时期在桂林恋爱过而留居大陆的“灵透灵透”的罗家姑娘成亲。这一理想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有了它,他不在乎也看不见现实生活的艰辛痛苦,因为他的“灵”把他的“肉”踩压控制着,然而,当现实之重棒击碎了理想,使他再也没有寸步余地攀住他那梦幻,“灵”立刻败亡,“肉”立刻大胜,于是他搞上一个大奶大臀唯肉无灵的洗衣妇阿春,整日耽溺于性欲之发泄:既失去“过去”,就绝望地想抓住“现在”。但当他连丑陋的“现在”也抓不住时(阿春在卢先生房里偷人,他回去捉好,反被阿春“连撕带扯”咬掉大半个耳朵),他马上整个崩溃,而死于“心脏麻痹”。他之死,他之“心脏麻痹”,可以说是他的灵肉冲突引致的悲剧。《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和卢先生的故事旨意,基本上很相似。王雄是个男佣,显然没受过什么教育,对于自己的行为与感情,完全没有了解力,反省力,但我们可从白先勇几句轻描淡写的对话叙述中,窥知这男主角对丽儿如此痴恋的原因:他要在丽儿身上捕捉“过去”。丽儿之影像,与他少年时代湖南乡下定了亲的“小妹仔”,合而为一,他今日对丽儿之迷恋,其实正是他对“过去”的迷恋。如此,在他不自觉中,“过去”之魅影统摄着他——“灵”的胜利。这期间,“肉”也起来反抗,企图将王雄拉往相反方向:那“肥壮”“肉颤颤”的下女喜妹,就是王雄体内的“肉”之象征,但“灵”的力量太强,挤压“肉”于一角,“肉”完全抬不起头,却想伺机报复,这种灵与肉的对峙对敌,白先勇在几句叙述中点出:舅妈说,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王雄一来便和她成了死对头,王雄每次一看见她就避得远远的,但是喜妹偏偏却又喜欢去撩拨他,每逢她逗得他红头赤脸的当儿,她就大乐起来。然而时间不能永驻,丽儿必须长大。入中学后的丽儿之影像,就开始不再能符合凝滞于王雄心目中那十岁的“小妹子”之影像。而丽儿在实际生活上,开始脱离王雄,也是白先勇特意用外在现象,来投射王雄之内心现象,最后,当丽儿舍弃了王雄,也就是说,当“过去”舍弃了王雄,他的生活意义顿失,“灵”即衰萎。剩下的,只是空空的“现在”,只是肉体,只是喜妹。但他那被阉割了的“灵”,哪里肯就此罢休?他最后对喜妹之施暴,与自杀身亡,其实就是他的“灵”对“肉”之最后报复,最后胜利。可不是吗,他死后,灵魂岂非又回丽儿家里,天天夜里在园子里浇水,把那百多株杜鹃花,浇得很像喷出了鲜血,开放得“那样放肆,那样愤怒!”过去是爱是灵,现在是欲是肉,这一主题含意,除了在上述二篇外,在《台北人》其他篇中,也时常出现。过去在南京,朱青以全部心灵爱郭轸。现在,在台北,“朱小姐爱吃‘童子鸡’,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过去,在上海百乐门,金大班曾把完整的爱给过一个名叫月如的男学生。现在,在台北夜巴黎,她为求得一个安适的肉身栖息处,即将下嫁老迈的富商陈发荣。“教主”(《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以前在上海,对那具有“那股灵气”的姜青之同性恋,是爱情。现在,他与三水街小幺儿的勾搭,是肉欲。余钦磊的前妻雅馨,是灵,是爱,是理想。他现在的妻子,是他为了维持“肉体生命”,被迫接受的丑陋现实。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灵”与“肉”之不可能妥协,或“昔”与“今”之不可能妥协,归根究底,起源于一个自古以来人人皆知之事实:时间永不停驻。时间,不为任何一人,暂止流动,青春,不为任何一人,久留一刻。卢先生一直期待,一心一意要和罗家姑娘成亲,抬回“过去”。但谁能拾回过去?即使他住香港的表哥没有骗他,即使罗家姑娘真的由大陆来到台湾与他成亲,他怎能捡回失落的十五年岁月?单就“时间”的侵蚀这一点而言,她也已不可能再是相片中的模样:“那一身的水秀,一双灵透灵透的风眼,看着实在叫人疼怜”。而卢先生自己,“背有点佝……一头头发先花白了,……眼角子两抓深深的皱纹”,怎能和当年那个“穿着一身学生装,清清秀秀,干干净净的,戴着一顶学生鸭嘴帽”的自己相比呢!如此,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爱情”与“青春”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人既不能长葆青春,爱情也只在凝固成一个记忆时,才能持久(所以白先勇小说里的爱情,必维系于生离或死别)。然而可怜的人类,却往往不甘于只保留一份记忆。他们要把这份凝固的过去,抓回移置现实中,以为这样就能和从前一样,却不想到流动的时间,无法载纳冻结之片刻。“过去”,永远不能变成“现在”。如此,白先勇那些台北人,所追寻的理想,是根本不能实现。上面讨论“今昔之比”之主题时,我将《台北人》的人物分为三类,并指出白先勇对此三型人物之同情程度。现在我们亦可从灵肉观点,作同样之分析。白先勇给予最多悲悯的,是抱住“灵”而排斥“肉”的人,如卢先生和王雄(当然,我们亦可引申而包括所有活在“过去”中之角色)。但他显示出这些人必将败亡,因为大多的“灵”,大多“精神”,到底不是血肉之躯所能承受的。对于只有肉性而无灵性的人,如喜妹,阿春,余教授现在的太太,白先勇则不同情,而且鄙视。但他又十分同情那些被现实所逼,不得不接受“肉”,却保留“灵”之记忆而偶然回顾的人。如金大班,余钦磊。白先勇好像满怀悲哀无可奈何地承认:人,要活下去,要不败亡,最多只能这样——偶然回顾。在《台北人》世界中,对过去爱情或“灵”的记忆,代表一种对“堕落”,对“肉性现实”之赎救(redemption)。如此,现实俚俗的金大班,在想到自己与月如的爱情时,能够突然变得宽大同情,把钻石戒指卸下给朱凤和她肚里的“小孽种”。“祭春教”的“教主”,之所以异于一批比他资格老的“夜游神”,而有“那么一点服众的气派”,是因他过去曾有三年辉煌的艺术生命,并曾全心全意恋爱过他那个“白马王子”。余钦磊接受了现实,却还能保持人情与人性,是因他对前妻雅馨的爱情之记忆,以及他对自己参与五四运动的那种光辉的浪漫精神之偶然回顾。生死之谜而时间,无情的时间,永远不停,永远向前流去。不论你是叱咤风云的将军,或是未受教育的男工,不论你是风华绝代的仕女,或是下流社会的女娼,到头来都是一样,任时间将青春腐蚀,终于化成一堆骨灰。一切伟大功绩,一切荣华富贵,只能暂留,终归灭迹。所有欢笑,所有眼泪,所有喜悦,所有痛苦,到头来全是虚空一片,因为人生有限。人生是虚无。一场梦。一个记忆。细读《台北人》,我感触到这种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潜流于底层,白先勇把《永远的尹雪艳》列为第一篇,我觉得绝非偶然。这篇小说,固然也可解为社会众生相之嘲讽,但我认为“象征”之用意,远超过“写实”。尹雪艳,以象征含义来解,不是人,而是魔。她是幽灵,是死神。她超脱时间界限:“尹雪艳总也不老”;也超脱空间界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她是“万年青”,她有“自己的旋律……自己的拍子”。白先勇一再用“风”之意象,暗示她是幽灵:“随风飘荡”,“像一阵三月的微风”,“像给这阵风薰中了一般”,“踏着风一般的步子”,“一阵风一般的闪了进来”。而她“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一身白色的衣衫,双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观世音”,“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等等,明喻兼暗喻,数不胜数。加上任何与她结合的人都不免败亡之客观事实,作者要把她喻为幽灵的意向,是很明显的。我之所以强调白先勇故意把尹雪艳喻为幽灵,即要证明《台北人》之底层,确实潜流着“一切皆空”的遁世思想。因为尹雪艳既是魔,既是幽灵,她说的话,她的动作,就超越一个现实人物的言语动作,而变成一种先知者之“预言”,也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作者对人生的评语。其功效有点像希腊古典戏剧中的“合唱团”,也类似莎士比亚《马克白》剧中出现的妖婆。所以,当尹雪艳说:宋家阿姐,“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这也就是高高在上的白先勇对人世之评言,而当“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的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的互相厮杀,互相宰割”,我们好像隐约听到发自黑暗古墓后面的白先勇的叹息:“唉,可怜,真正可怜的人类!如此执迷不悟!却不知终归于死!”人,皆不免一死。死神,一如尹雪艳,耐性地,笑吟吟地,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看着他们互相厮杀,互相宰割。然后,不偏不袒,铁面无私,将他们一个一个纳入她冰冷的怀抱。女此,《永远的尹雪艳》,除了表面上构成“社会众生相”之一图外,另又深具寓意,是作者隐形之“开场白”。这使我联想起《红楼梦》第一回中,亦有含义相差不远的“预言”。即“跛足道人”口里念着的: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但曹雪芹的“预言”是“明说”。白先勇的“预言”是采用现代文学技巧的“暗喻”。与尹雪艳同样深具含义的,是最后一篇《国葬》,中,突然出现于灵堂的老和尚刘行奇。这和尚也不是“人”。他对着李浩然将军的灵柩,合掌三拜,走了出去,回了秦义方两半句话,掉了几滴眼泪,便“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在寒风里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尹雪艳如果是幽灵,刘行奇便是个菩萨,他悲天悯人——由于亲身经历过极端痛苦,而超越解脱,而能对众生之痛苦,怀无限之悲悯。而老和尚那种因恸于世人之悲苦,连活都说不出来的胸怀,也正是《台北人》作者本人的胸怀。不错——自先勇是尹雪艳,也是刘行奇。既冷眼旁观,又悲天悯人。是幽灵、是禅师、是魔、是仙。另一方面,我觉得白先勇也抱一种“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的类似道家哲学之思想。凭着常人的理性与逻辑,“过去”应该代表死亡,“现在”应该代表生命。但在白先勇视界中,“昔”象征生命,“今”象征死亡。这一特殊看法之根结,在于白先勇将“精神”,或“灵”,与生命认同,而将“肉体”与死亡印证。如此,当王雄自杀,毁了自己肉身,他就真正又活起来,摆脱了肉体的桎梏,回到丽儿花园里浇杜鹃花。郭轸与朱青的逝去了的爱情,是生命;但埋葬了“过去”的朱青,却只是行尸走肉。朱焰“只活了三年”,因为随着他“艺术生命”之死亡,他也同时死亡。最后,我想借此讨论《台北人》生死主题之机会,同时探讨一下白先勇对人类命数的看法。我觉得他是个相当消极的宿命论者。也就是说,他显然不相信一个人的命运,操在自己手中。读《台北人》,我们常碰到“冤”、“孽”等字眼,以及“八字冲犯”等论调:会预卜凶吉的吴家阿婆,称尹雪艳为“妖孽”。金大班称朱风肚里的胎儿“小孽种”。丽儿的母亲戏称她“小魔星”,又说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顺恩嫂得知李长官家庭没落情形,两次喊“造孽”,而罗伯娘解之为“他们家的祖坟,风水不好”,朴公关心王孟养“杀孽重”。娟娟唱歌像“诉冤一样”,“总司令”拿她的“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都说是犯了大凶”。朱焰第一眼就知道林萍是个“不祥之物”。蓝田玉“长错了一根骨头”,是“前世的冤孽”。我必须赶快指出,我上面举的例子,若非出自作品中人物之对话,即是出自他们的意识,绝对不就代表白先勇本人的意思。事实上,这种谈话内容,或思想方式,完全符合白先勇客观描绘的中国旧式社会之实际情况。然而读《台北人》中的某些篇,如《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或,更明显的,如《孤恋花》,我们确切感觉出作者对“孽”之浓厚兴趣,或蛊惑。白先勇似乎相信,人之“孽”主要是祖先遗传而来,出生就已注定,根本无法摆脱。他好像也相信“再生”之说:前世之冤魂,会再回来,讨债报复。《孤恋花》中的娟娟,身上载有遗传得来的疯癫,乱伦引致的罪孽;她“命”已注定,绝对逃不了悲惨结局。白先勇确实有意把娟娟写成五宝再世。五宝是此篇叙述者在上海万春楼当酒家女时的“同事”,也是她同性恋爱的对象。五宝和“总司令”唱戏,“总爱配一出‘再生缘’”。后来她被一个叫华三的流氓客,肉体虐待,自杀身死,死前口口声声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十五年后,在台北五月花,“总司令”结识娟娟,长得酷似五宝,同样三角脸,短下巴,“两个人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她把她带回家里同居。后来娟娟结识柯老雄(与华三同样下流,皆有毒瘾),“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他万般施虐。然而,在“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娟娟突然用一只黑铁熨斗,将柯老雄的头颅击碎,脑浆洒得满地。白先勇用非常灵活的“镜头急转”之技巧,混淆今昔,使娟娟与五宝的意象合而为一,传达出娟娟即五宝的鬼之旨意。娟娟杀死柯老雄后,完全疯掉,但她已报前世之冤孽,也仿佛一并拔法了今世新招之孽根,虽只剩下一空壳,也好像没什么遗憾了似的。白先勇小说人物之“冤孽”,常与性欲有关,而且也常牵涉暴力。但我觉得白先勇亦存心将他的冤孽观,引申而影射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如果人的全部理性、都无法控制与生俱来的冤孽,那么,同样,一切人为之努力,皆无法左右命中注定的文化之盛衰,国家之兴亡,社会之宁乱。此种哲学理论固然成立,但毕竟太消极些,只能适用于“昔”,不能合乎干“今”。然而这种基于实用社会学观点的价值判断,却绝对不能介入文学批评之范畴内。因为实用社会学所针对的,是终将成为“过去”的“现在”,而文学艺术,惟有文学艺术,是不受时空限制,融汇“今”“昔”的,我就至少知道一位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威廉·福克纳,对人类命运的看法,与白先勇相差不远。在他作品中,doomcurse等字,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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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碎片时间不少,又怕自己没了耐性,长篇的看不下去,于是便先选了这本「台北人」。

时间匆匆


《永远的尹雪艳》 是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的小说集 《台北人》 的开篇之作。《台北人》由十四篇长短不一的小说构成,每篇皆可独立成篇,放在一起读来,则可更深的体会出作者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永远的尹雪艳

    "尹雪艳总也不老。"  , 尹雪艳是个有着谜一样的身世和吸引力的女人,整篇文章中介绍尹雪艳来历的也只有只言片语:

苏州腔的上海话

    尹雪艳风情万种,装扮迷人,气度熨帖从容:

见过尹雪艳的人都这么说,也不知是何道理,无论尹雪艳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别人伸个腰、蹙一下眉,难看,但是尹雪艳做起来,却又别有一番妩媚了

尹雪艳从来也没有失过分寸,仍旧显得那么从容,那么轻盈,像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脚下没有扎根似的

    全文对尹雪艳的心理描写不见一字,群像描述里一切都是那么的精致,像是摆在空旷展馆里的琉璃,但总是感觉缺了点灵魂和生气。

    文中平静严肃的话,从叙事者的口吻看来,显得讽刺意味十足。尤其是描述在台湾开公馆时的场景时的词句,严肃的有几丝荒诞味道。

当牌局进展激烈的当儿,尹雪艳便换上轻装,周旋在几个牌桌之间,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轻盈盈地来回巡视着,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替那些作战的人们祈祷和祭祀。

...

这个时候,尹雪艳的话就如同神谕一般令人敬畏。在麻将桌上,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受控制,客人们都讨尹雪艳的口采来恢复信心及加强斗志。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互相宰割。

    文章最后一句话,仿佛尹雪艳真的成了一个幽灵(或者是死神),嘲讽人性的愚昧。虽然我也不太清楚“吃红”这种说法是不是上海方言,但是读到最后,仿佛能感受到吸食人血的恐怖。

尹雪艳站到吴经理身边,轻轻地按着吴经理的肩膀,笑吟吟地说道:“干爹,快打起精神多和两盘。回头赢了余经理及周董事长他们的钱,我来吃你的红!


    我写作,是因为我希望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换成文字。——白先勇

欧阳子认为《永远的尹雪艳》放在首篇,除了表面上构成“社会众生相”之外,又是作者隐形的“开场白”,它与《红楼梦》中“跛足道人”口中念着的《好了歌》相似,但曹雪芹笔下的《好了歌》是明说的“预言”,而白先勇将《永远的尹雪艳》作为“预言”,则是采用现代文学技巧的“暗喻”。

从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来看,文学的无功利性背后又总是存在某种功利。

虽然《永远的尹雪艳》与直接的功利无关,但间接地仍旧有深刻的社会功利性,作者希望读者能够以鉴赏的态度去欣赏作品,最终能够审美地把握作品所传达的人生意义。

潜藏在《台北人》表层下的义涵是非常复杂的,但归根究底,起源于一个自古以来人人皆知事实:时间永不停驻

《永远的尹雪梅》作为《台北人》的开篇之作,也作为白先勇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深具作者对人生长河中命运无常的喟叹之情。

文章贯穿今昔之对比,一群曾经在上海有着地位有着派头的人,在社会变动的影响下,远离故土来到台北。可是,时间无情命途多舛,曾经得意的,曾经年壮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在国家兴衰、社会剧变之际,都变得物是人非。

他们在台北的日子平淡无聊,虽不必为物质生活而烦忧,可终究回不到那上海繁华之日,青春年少之时。

而文章的主人公尹雪艳却从未老却,也从未有半点变化,她就像是宇宙中永恒存在的时间,不急不缓的流淌,在某种意义上说,她是静止的流动。

“尹雪艳总也不老”“尹雪艳着实迷人”“尹雪艳迷人的地方实在讲不清、数不尽”“尹雪艳着实有压场的本领”,正因为尹雪艳的不老和迷人,“她在台北的新公馆很快地便成为她旧雨新知的聚会所”,在尹公馆里,各式摆设、各样点心,都不低于旧日在上海霞飞路时的排场,客人们坐在尹公馆里,就像是回到从前风光的时候,忘记自身已是身处他乡。

他们偶尔想起过往,谈谈老话,向着尹雪艳发发牢骚,“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

尹雪艳虽寄寓着众人怀念过往时有人懂得的期待,但也像是命运之于人生的潜藏噩运

欧阳子认为,尹雪艳以象征含义来解,不是人,而是魔。她是幽灵,是死神。她超越一个现实人物的言语动作,而变成一种先知者的“预言”,也就是高高在上者对人生的评语。

但其实,我认为,她就是象征着“时间”,而与她相结合的人都不免败亡,其实也是寓意着时间蕴藏无限力量,它能够将命运颠倒,不论你之前是多么繁华。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文学的艺术形象本身就蕴含着某种理性,艺术形象充满了活生生的感性直觉,这表面看来超越于理性过程之上,但实际上可能把人导引或提升到一个通常感性和理性都无法达到的至高理性境界,人通过对艺术形象的品味而深切地领悟到自身的存在价值。

尹雪艳就是一个包裹着迷人外壳的艺术形象,在这之下却蕴含着深刻的理性思想,当这二者结合,便给读者带来了某种说不明道不清的感觉。

这感觉像是要冲破那层艺术表象,但又不能准确的摸到作者心中的那层理性的薄膜,而在对作品的无穷回味中,读者在渐渐的感知这个世界,也感知到他的存在。

白先勇通过塑造尹雪梅的“永恒”形象,以及描写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一则表现了那一代人苍凉的人生现实,二则也透露出时间流逝人生无常,一切皆空的遁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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