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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王谢堂前的燕子

在《台北人》全集中,《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很可能是最难了解的一篇。它之复杂,异于《游园惊梦》之复杂,不在于结构形式,而在于潜藏内里的神秘含义,以及回闪其间,极难捉摸的大量隐喻与象征。如果我们不追究蕴含的旨意,单就文字与情节结构来论,这篇小说可以说十分简易。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让一个大专刚毕业正在服兵役的青年,以旁观者身分,用简单语言,口述他目睹的一场悲剧。除了小说最后两段说的是王雄自杀一年后的情景,他的口述主要是简单“倒叙”:先说结局,即他到基隆附近荒凉海滩上认尸的情形,然后回过来,从头开始,直线方式,叙述他因服兵役调来台北,常来舅妈家走动,而认得了四十岁的男佣王雄;王雄和舅妈的独生女丽儿,是如何的“有缘”,和风骚的下女喜妹,又如何“对峙”。丽儿入中学后,改变对王雄的态度,开始疏离他,王雄变得沉默暴戾。一日,他与喜妹发生冲突,之后,他趁人不见,对喜妹肉体施暴,几乎掐死了她,就此失了踪。这个年轻的叙述者,在这篇小说里的作用,和《一把青》里的秦老太相似,都是以第一人称叙述另一个人的故事。自己的主要身分是旁观者。但他们两人,同时也都是“参与者”,只是参与的方式很不同。秦老大的参与显而易见,她是推动小说情节的一个要人,她的存在,直接影响到主角朱青的命运(譬如朱青丧失丈夫后,若非师娘细心照顾,很可能病死,那就没有后面的故事可说了)。然而《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叙述者,与小说情节发展,看来没什么大关系;他的存在,与王雄的命运也无明显牵连。那么,除了讲故事,他在整篇小说里,又有什么样的重要性?他的重要性,不在于推动故事情节,而在于展示作者赋予这篇小说的特殊意义。这并不是说,这个叙述者具有特别洞察力,能够理解阐释王雄悲剧的含义。相反的,他虽然确是一个怀有同情心的旁观者,但对王雄的内心症结他并不了解,对于所发生的悲剧含义,更是懵然不知,他不是一个喜欢深思分析的人,因此他讲故事,除了有一段(描写金门老士兵的一段),相当主观外,可以说颇客观,不常介入自己的意见或判断。他展示作者旨意的方式,不是“解说”;而是,从他不存心、不在意的客观描述,读者可以处处拾得叙述者本人没感觉到、没体认到的含义,而听到作者的弦外之音。如此,我们有所凭藉,可用自己的思考判断能力,加以分析研究,来了解——或尝试了解——隐藏在这篇小说里的复杂旨意。在讨论这篇小说的隐喻与象征之前,我们必须先对这篇小说的主旨有个概念,因为文中大量的隐喻与象征,全是用来暗示故事的含义,与故事表面的情节发展倒没有必然的关系。我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谈到《台北人》灵肉之争的主题时,曾以这篇小说为例,做了一个简短的阐释。现就抄录于下,以便展开我们的讨论。《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是个男佣,显然没受过什么教育,对于自己的行为与感情,完全没有了解力、反省力。但我们可从白先勇几句轻描淡写的对话叙述中,窥知这男主角对丽儿如此痴恋的原因:他要在丽儿身上捕捉“过去”。丽儿的影象,与他少年时,湖南乡下定了亲的“小妹仔”,合而为一,他今日对丽儿的迷恋,其实正是他对“过去”的迷恋。如此,在他不自觉中,“过去”的魅影统摄着他——“灵”的胜利。这期间,“肉”也起来反抗,企图将王雄拉往相反方向:那“肥壮”“肉颤颤”的下女喜妹,就是王雄体内的“肉”之象征。但“灵”的力量太强,挤压“肉”于一角,“肉”完全抬不起头,却想伺机报复。这种灵与肉的对峙对敌,白先勇在几句叙述中点出:舅妈说,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王雄一来便和她成了死对头,王雄每次一看见她就避得远远的,但是喜妹偏偏却又喜欢去撩拨他,每逢她逗得他红头赤脸的当儿,她就大乐起来。然而时间不能永驻,丽儿必须长大。入中学后的丽儿之影像,就开始不再能符合凝滞于王雄心目中那十岁的“小妹仔”之影像,而丽儿在实际生活上,开始脱离王雄,也是白先勇特意用外在现象,来投射王雄的内心现象。最后,当丽儿舍弃了王雄,也就是说,当“过去”舍弃了王雄,他的生活意义顿失,“灵”即衰萎。剩下的,只是空空的“现在”,只是肉体,只是喜妹。但他那被阉割了的“灵”,哪里肯就此罢休?他最后对喜妹之施暴,与自杀身亡,其实就是他的“灵”对“肉”之最后报复,最后胜利。可不是吗?他死后,灵魂岂非又回丽儿家里,天天夜里在花园里浇水,把那百多株杜鹃花,浇得像喷出了鲜血,开放得“那样放肆,那样愤怒”!我们或可概括而言:王雄表之于外的行为,构成这篇小说的情节,王雄潜意识的心理状态,则是这篇小说的主旨含义。王雄对丽儿的爱情,不是一般男女之爱,而是他不自觉中对“过去”的执着(Obsession)。也就是说,他对“小妹仔”,对往日简朴生活,特别对年轻时候纯真的自己之无限眷恋与痴迷。他用全部生命力量设想抓住的,与其说是丽儿的感情,不如说是丽儿的童真气息所能给他的“回到过去”的幻觉。如此,卫护丽儿的“童真”(Innocence),使之永久存在,成为王雄生活的惟一使命,全部意义。而这种抽象的,精神上的“卫护”,在小说里以实际生活中对肉身的卫护,来表征,来具体化。如此,王雄被作者安排为丽儿家的男佣,服侍陪伴丽儿,保护她上下学。如此,作者让叙述者以略带幽默的口吻,把王雄送丽儿上学的三轮车,比喻为一辇“宫车”,把王雄比喻为“护驾卫士”:王雄把他踏的那辆三轮车经常擦得亮亮的,而且在车头上插满了一些五颜六色的绒球儿,花纸铰的凤凰儿,小风车轮子,装饰得像辇宫车一般。每次出去接送丽儿,王雄总把自己收拾得头干脸净的,任是大热天,也穿戴得体体面面,当丽儿从外头走进大门来时,扬起脸,甩动着她那一头短发,高做得像个小公主一般,王雄跟在她身后,替她提着书包,挺着腰,满面严肃,像足了丽儿的护驾卫士。用绒球花纸等玩物装演车子,是十分幼稚的儿童游戏。王雄这种完全不适合他年龄的行为,正反映出他欲停留在纯真童年的心理状态。与丽儿在一起,沉浸在包围着她的纯真童稚气氛中,王雄觉得安全快乐,因为他不必面对自己早已迈入中年的事实,不必面对时间早已污染了他,使他不再洁净的事实。由于他痴恋的,实际上不是丽儿,而是丽儿的童真,作者一再强调丽儿纯真无知的稚气,以及在安全保护下她那种丝毫未受经验世故与人为修养所沾染的自然行态。让我们看看叙述者如何介绍描写丽儿:我母亲告诉过我,丽儿是舅妈含在嘴里长大的,六岁大,舅妈还要亲自喂她的奶,惯得丽儿上六年级了,连鞋带都不肯自己系。可是丽儿的模样儿却长得实在逗人疼怜,我从来没有见过那家的孩子生得像她那样雪白滚圆的: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连鼻子嘴巴都圆得那般有趣;尤其是当她甩动着一头短发,咯咯一笑的时候,她那一份特有的女婴的憨态,最能教人动心,活像一个玉娃娃一般。然而她那一种娇纵任性的脾气,也是别家孩子少有的……这里,“女婴的憨态”数字,表达出作者赋予丽儿这一角色的特殊含义。作者就是要加强暗示,丽儿如同婴儿,洁白无瑕。一般儿童,长到十岁,多少应已沾上了点世俗尘埃——除非受到异于寻常的极端保护。所以丽儿是“舅妈含在嘴里长大的”。后来王雄自杀后,全宅惊动,“只有表妹丽儿,我们瞒住了她,始终没有让她知道,因为怕她害怕”。她之受极端保护,又获一明证。婴儿般的丽儿,所做的游戏,当然是天真无邪的。譬如她跨骑王雄背上,装做骑马;或戴满一身玻璃珠子串成的项链手镯,手擎两球艳红杜鹃花,在花园草地上跳“山地舞”。这些游戏都带着一种自然的,原始的气味,表露出她的童稚无知。然而,就王雄这方面来说,由于他一心一意攀住童稚的幻觉,居然以四十岁的肉身,学着兽行,让丽儿骑在背上,一同玩耍;或用“黑秃秃的巨掌”,满地捕捉红红绿绿的玻璃珠子,来串项链。这样,实在给人一种滑稽、不调和、甚至怪诞的感觉,难怪连不很敏感的叙述者也觉得他“笨拙有趣”。这种不调和的感觉,从作者几句文字构成的一幅生动画面,有力地传达出来:王雄也围着丽儿,连蹦带跳,不停的拍着他那双大手掌。他那张大黑脸涨得鲜红鲜红的,嘴巴咧得老大,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来。他们两个人,一大一小,一黑一白,蹦着跳着,在那片红红的花海里,载歌载舞起来。作者一方面暗示,四十多岁的大人停滞在幼童的心理年龄,是多么奇特,不对劲;另一方面却又为了同样的理由,因王雄拒绝接受现实,而特别同情他,怜爱他。作者对这一个刚从行伍退下来当男仆的王雄,所怀的同情与爱怜,除了从小说语气隐约流露外,特别藉由叙述者在全文中惟一发表主观意见的一大段话传达出来:我在金门的时候,营里也有几个老士兵,他们在军队里总有十来年的历史了,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一径还保持着一种赤子的天真,他们的喜怒哀乐,就好像金门岛上的烈日海风一般,那么原始,那么直接。有时候,我看见他们一大伙赤着身子在海水里打水仗的当儿,他们那一张张苍纹满布的脸上,突然都绽开了童稚般的笑容来,那种笑容在别的成人脸上是找不到的。这里,叙述者可以说是作者的代言人。“喜怒哀乐……那么原始,那么直接”、“苍纹满布的脸上……童稚般的笑容”等语,主要是针对王雄说的,而“赤子的天真”这几个字,和“女婴的憨态”相同,正是王雄拼命想保存的。同段末尾,叙述者又提到一个在海滨月下拉二胡的老士兵,“使我联想到,他那份怀乡的哀愁,一定也跟古时候戍边的那些士卒的那样深,那样远”。这几句叙述者的主观感触,看似与王雄毫不相干,其实正揭露王雄故事的谜底。王雄自己并不知觉,但他的悲剧,他的那份执着,与“那样深那样远”的“怀乡的哀愁”,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小说里,叙述者和王雄的两三次聊天,显得都漫不经心,在情节发展上好像没什么重要性,然而实际上,却是了解王雄悲剧含义的主要关键。对白总是寥寥数句,但每次都牵涉到“怀乡的哀愁”。一次,使我们得知他少年时在湖南乡下,曾与“白白胖胖”十岁“小妹仔”定亲,而使我们窥知他痴恋丽儿的原由,或部分原由。(这个小妹仔,在老娘要打她屁股时,总躲到王雄身后,所以王雄对她也曾是个“卫护者”。)另一次,使我们得知他的身世:他本在湖南乡下种田,十八岁时,有一天挑谷子上城去卖,一出村子就被人截去打日军,“一混便是这么些年,总也没能回过家”。紧接着又有几句对白,非常重要,因为作者隐约向我们暗示,王雄为什么后来采取跳海方式自杀:“表少爷,你在金门岛上看得到大陆吗?”有一次王雄若有所思的问我道。我告诉他,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得到那边的人在走动。“隔得那样近吗?”他吃惊的望着我,不肯置信的样子。“怎么不呢?”我答道,“那边时常还有饿死的尸首漂过来呢。”“他们是过来找亲人的,”他说道。“那些人是饿死的,”我说。“表少爷,你不知道,”王雄摇了摇手止住我道,“我们湖南乡下有赶尸的,人死在外头,要是家里有挂得紧的亲人,那些死人跑回去跑得才快呢。”显然,当王雄被丽儿舍弃,被“过去”舍弃,他还是不肯接受现实,接受喜妹,而决定回老家“找亲人”去。我上文中提到,这篇小说的叙述者并不明显参与情节发展,他的存在也不明显牵连王雄的命运。但在这次“聊天”中,他却不知不觉地向王雄指示出一条最后的“出路”,因而暗中影响到王雄的命运。然而我们这个为追寻理想而杀死自己肉身的主角,是否终于找到了他的理想?是否终于找到了他的亲人?不然。这里,我们暂且抛开灵魂存不存在的问题不论。让我们姑且假设,人死后,灵魂真的会去寻找“挂得紧的亲人”。可是,就算王雄的灵魂真的飞回故乡,回到了湖南湘阴乡下的老家,他还找得到白白胖胖的十岁“小妹仔”吗?他还找得到拿着扫把打小妹仔屁股的老娘吗?二十多年已经过去。时间永远不能回溯。即使老娘、小妹仔还活在人间,她们已经不是当年的老娘和小妹仔,永远不能再符合凝固珍藏王雄心底的影像。所以,他是无论如何找不到他们的了。为了加强暗示这一点,作者让王雄的尸体“被潮水冲到了岩石缝中,夹在那里,始终没有漂走”。也就是说,作者以王雄尸体夹在石缝,没能漂向大陆的具体事实,来象征他无法找到亲人,来暗示由于时光不能逆流,他根本没法子寻得他的理想。既然无法找到当年的小妹仔,王雄那依然不肯屈服的“灵魂”,就又回到丽儿家的花园,天天夜里浇杜鹃花,呕心沥血,继续卫护丽儿还没失去的“童真”。我们注意到,叙述者去认尸时,王雄的尸体已腐坏不堪,只有他的手掌出奇地没有变形。作者以此暗示,王雄虽然身死,灵魂仍不屈服,既抓不回小妹仔,他还要用他那双“巨掌”,灌溉杜鹃花呢!我已提到,我们读者可从这篇小说的客观叙述,处处拾得叙述者本人没有体会到的神秘含义,而听到作者的弦外之音。这个戏剧故事的结尾,便是一个好例子。篇尾二段,写的是王雄自杀约一年后的情景。丽儿的母亲,自从家里发生“那桩不吉利的事情”,就失去健康,夜夜失眠。她悄悄对叙述者说:“天天夜里,我都听见有人在园子里浇水的声音。”对此,我们这个大专毕业的年轻叙述者,当然有十分理性的,合乎逻辑的解释:“母亲说过,舅妈是个神经极衰弱的女人,一辈子专爱讲鬼话。”然而,读者读到此,又紧接着看到满园杜鹃花异样盛开的情形,就会隐约觉出作者另有含义,事情并不似叙述者的解说那样简单,那样能够理喻。事实上,这里“魂兮归来”的暗示,早在小说开端就有了准备。在全文第二段,叙述者就说过:王雄之死,引起了舅妈家一阵骚动。舅妈当晚便在花园里烧了一大叠纸钱,一边烧,一边蹲在地上念念喃喃讲了一大堆安魂的话。先是舅妈在花园里烧纸钱“安魂”。于是灵魂归来,安定在花园,卫护丽儿的童真。前面后面,很巧妙地相对呼应。另有一点很值一提,即有关杜鹃的一则古代神话:按《说文》,古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惭,亡去,化为杜鹃鸟。春天来时,杜鹃哀鸣泣血,其血化为杜鹃花。白先勇显然取用这一典故,将其神秘含义揉入小说内,暗示王雄和杜宇一般,由于“情”的执着而魂兮归来。又,根据辞海,杜鹃“鸣声凄厉,能动旅客归思,故亦称思归、催归”。这和王雄的“怀乡的哀愁”也暗中吻合。作者这一类的“弦外之音”,此起彼落,在全篇小说里回旋颤荡,等待知音者之聆听品赏。例子不胜枚举。丽儿考上中学后,头一天准备上学,穿上一身笔挺的童军制服,神气十足,“顷刻间,她好像长大了许多似的,俨然是一副中学生的派头了”。王雄推三轮车出来,一眼看到她,“好像猛吃了一惊似的,呆望着丽儿,半晌都说不出话来”。必须等到丽儿“猛推了一把”,他才走动,可见他发呆的程度。这里,叙述者的意思,不过是说丽儿的模样和平日不同,使王雄吃了一惊。然而细心的读者会感觉到,王雄这种可以说是“震惊”的反应,并不是丽儿打扮和平日不同这么一件小事,可以刺激引起的。初读时,我们不易领会,但再读三读时,我们就会了解,王雄之所以猛吃一惊,是他猛然之间发现丽儿长大,突然她不再能十分符合凝固在他心中的“小妹仔”的影像了。果然不久她真的开始摆脱他。丽儿一天长大多少,两人间的距离也就增加多少。作者用丽儿拒坐三轮车上学的事实,来影射她不再需要“宫车”;她已开始伸向尘俗世界,不肯再接受王雄精神上的卫护。丽儿之开始舒伸向俗世,在小说情节里是埋伏着证据的。入中学之前,她是百分之百的真,百分之百的纯。她的心,如同一块洁玉(“活像一个玉娃娃”),不掺杂一丝尘世的污垢,喜怒哀乐完全出乎自然。她表现的,是天性,而非人性。她对王雄的感情,也不混杂丝毫世俗价值观念,两个人是完全平等的游伴。然而进入中学后,她开始“长大”,像所有身心健全的孩子那样长大。她开始接受俗世的价值观念,因王雄只是一个仆佣而变得看不起他,练习英文时指着他说“Youareadog”。又因王雄长相丑陋,怕被人笑话,而拒绝他的保护。丽儿脱离王雄后,王雄变得格外沉默,孤独徘徊花园内,完全退缩到自己里面去了。他不修边幅,“满脸的胡子渣,头发长出了寸把来也没有剃,全头一根根倒竖着,好像个刺猬一般”。把根根头发倒竖的头颅,喻为“刺猬”,诉诸视觉,异常生动。但作者亦存心用“刺猬”这个意象,影射王雄的心理状态。刺猬是极端孤独的动物。极端内向的动物。它素食,不侵犯别的动物,但受到重大威胁时,会为了自卫而冒死反伤威胁者。在这样一个看似平易无奇的意象里,作者暗示出王雄当时的绝对孤独,并隐约预示王雄对喜妹威胁的反攻。然而这篇小说的首要意象,是舅妈家的那个大花园。我们注意到,故事情节多半在这个宽敞的花园里进展。一开头,作者即通由叙述者向我们交代说明,舅舅生前是做大生意的,死时留下了一大笔产业。所以我们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人口拥挤的台北市,舅妈母女居然住得起这么一幢“三百多坪的大花园洋房”。让我们看看这大花园大致是什么样子:舅妈家的花园十分宽敞,新植的草木花树都打点得非常整齐,中间是一块绿茸茸的朝鲜草坪,四周的花圃里却种满了清一色艳红的杜鹃花,许多株已经开始打苞了……那丛芭蕉树……这里的描绘,以及这之后又几次的描绘,使我们看到一个红颜绿色,一尘不染,充满春日朝气的人间天堂,而故事的大半,实际上也发生在杜鹃花开放的春季,值得注意的一点,即作者每每让童稚的嬉笑与纯真的欢乐,弥漫在这春日的花园里,这人间的天堂里。如此,叙述者首次进入花园,“便听到!丽儿一连串清脆滑溜的笑声”。丽儿把王雄当马骑,“乐不可支的尖笑着”。在绿茸茸草地上,丽儿赤足跳山地舞,王雄也一同蹦着跳着,“在刀”片红红的花海里,载歌载舞起来。小说末段,叙述者听了舅妈的“鬼话”,来到花园,发现杜鹃花异样盛开。这时,丽儿正和一群女孩子在园里捉迷藏,“女孩子们尖锐清脆的嘻笑声,在春日的晴空里,一阵紧似一阵的荡漾着”。这个大花园,在本质上,可比《红楼梦》的大观园。同样彩色鲜艳,同样整齐美观,而最重要的,同样给人一种印象,觉得它象征永恒童稚与纯真,是一个不被俗世或肉体污染的灵性世界(即连不见在花园走动的舅妈,也和李纨一样是寡妇)。这样一个世界,便是王雄拼命想抓住,想固定为永久的。然而,“肥壮”“肉颤颤”的下女喜妹,时时闲荡花园里,成为这个童真世界的一大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他与她“对峙”,视她为“死对头”,丽儿拒受他的“卫护”后,他变得沉默孤独,但还是不肯放弃心目中的生存使命,每天垂头弯腰在花园里,“哗啦哗啦……灌溉着他亲手栽的那些杜鹃花”,固执地要保持这个“人间天堂”的原貌,不准它枯萎变质。但当有一天,喜妹连浇杜鹃花的水都不给他用,严重威胁到杜鹃花所象征的“生命之春”之持续,王雄再也忍受不住了。正如王夫人因痛恨傻大姐抬得的绣有色情图画的五彩香囊,而大抄大观园,撵出威胁处女童真的“罪人”,王雄对花园里这一个威胁灵性世界的肉性罪人,痛恨之余,进行剿除。于是他掐杀喜妹,把她肉体“掐得一块一块的淤青,她颈子上一转都是指甲印”。然而,喜妹毕竟没死;“肉”,毕竟不能消灭。这是小说的反讽。由于时间永远前流,一刻不停,没有人能够永久保留完整的童真;没有人能长期保持婴童一般洁白的心,不受世俗气息、世俗价值观念的污染。大观园终必垮废,灵性世界不能常在。即连摆脱了肉体桎梏的王雄“灵魂”,也不能改变这个残酷事实,因为,尽管他暂时把喜妹逐出花园,她还活着,随时可再回来;尽管他天天夜里浇水,呕心沥血,使园里杜鹃花“开得那样放肆,那样愤怒”。但花之“盛开”,正是“凋落”之前奏,春天一过,季节一变,任凭怎样努力浇水,亦是枉然。故事叙述者,首次见到花园时,杜鹃花还只在“打苞”。丽儿的童稚纯真,那时还有一段前途,但两三年后的今日,“全部爆放开了”的花朵,所能预期的,就只是枯萎的开始。正如园里女孩子们尖锐清脆的嬉笑声,“一阵紧似一阵”,紧到极点,必将绷裂。如此,我们钻人这篇小说情节结构的外壳,体味到深藏在内的核心——灵肉对立之主旨。然而,关于文中表现这个主旨的隐喻与象征,有一点,特别容易使人困惑。我就此提出来讨论一下。首先,我们注意到,这篇小说里有许多“性”象征。这些性象征,当然,时常随伴代表“肉性”的喜妹出现。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里,潮湿闷热的夏夜,常影射肉欲的饱和状态。叙述者描绘的花园,虽然多半牵联春日,与纯真女孩子的嬉笑,但有一段描写的是夏夜的景象。这时出现的角色,可想而知,是肉颤颤的喜妹。她“摇着一头湿淋淋的长发”,“把那挂烤就鱼往嘴巴里一送”,“躺了下去”。园子里“一轮黄黄的大月亮”刚爬过墙来,照得那些“肥大的芭蕉树叶”都发亮了。面对着这等样难以抗拒的“肉”之威胁,拥抱“灵”而排斥“肉”的王雄,当然只得“霍然立起身来,头也不回……向屋内走了进去”。我们亦注意到,躺在靠椅上的喜妹,摇着一柄大薄扇,“拍嗒拍嗒的打着她的大腿在赶蚊子”。这使我们惊觉:这花园原来也有蚊子!到底不完美,不是人间天堂!(然而,生为人,而非仙,谁能没有瑕疵!谁能不受肉体现实的沾染?)话说回来,这篇小说的性象征,用在喜妹,固然很可理解,但使人困惑的,是作者在加强暗示王雄对“灵”的执著时,有时也取用隐约的性意象来表征。譬如小说叙述者首次看见王雄时,王雄“手脚匍匐在草坪上,学着兽行,丽儿却正跨在他的背上……腿子……不停的踢蹬”。这种可以使人联想到性行为的描写,呈现的却是不含丝毫肉意的完整的童真。又如王雄被丽儿舍弃后,每天沉默不语,垂头弯腰,“手里执着一根长竹竿水瓢,一下又一下,哗啦哗啦,十分迟缓的,十分用心的在灌溉着他亲手栽的那些杜鹃花”。王雄全神贯注灌溉杜鹃花的含义,当然,是王雄不肯让花谢掉,要抓住春天,长保灵性世界。然而他浇水的方式,用“一根长竹竿水瓢”,“一下又一下”,规律地灌入花丛内,亦可能使人联想到性交动作。此外,作者用“血”字形容杜鹃花,固然是取“杜鹃泣血”的含义,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血”这个字和肉体攸关,而杜鹃花,在这篇小说里,主要是象征生命之春,象征“灵性”。还有,最后王雄对喜妹的施暴,旨意是剿除“肉”,以获“灵”。但他施暴的方式,却像是保弃“灵”,以获“肉”。然而,这种看似矛盾、令人困惑的灵与肉之交相隐喻,却正微妙地暗示出灵与肉之间极端暖昧复杂的关系。作者显然爱灵而恨肉;他显然认为,没有“灵”的肉身,就像走脱了灵魂的王雄肉尸,算不得“人”,只是腐臭得叫人作呕的“庞大的怪物”。一般人,随着年岁的增添,肉性加重,灵性减少。“肉”与“灵”仿佛相克,“肉”一旦成熟发达,就有歼灭“灵”的趋势(就比如男女之爱,一旦越过肉身结合的高峰,就从互相追寻心灵印证的精神阶段转入共享或共担现实生活的肉体阶段)。然而,可悲的是,我们既然降生为“人”,而非神仙,我们的“灵”就又必须寄生于肉,附属于肉。首先,如果没有男女肉体的交媾,生命根本就无由产生。我们的灵魂绝对不能超脱肉体而独立存在,若要独立存在,就必须像王雄那样,毁灭自己肉身,成仙或成鬼,而丧失“人”的身分。所以灵和肉,一方面互相排斥,一方面却纠缠一处,不能分解。佛洛依德认为人类有两种基本上互相矛盾的本能:一种是性的本能,即延续肉体生命的求生本能;另一种更深匿于潜意识内的,是死的本能,即破灭肉体生命的自毁本能。细想起来,佛洛依德的这一大套道理,其实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灵肉之争。灵,要挣脱肉,人就不得不自毁;肉,要继续生存,人就必须满足性欲,不断繁殖。所以,《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采用的虽是简易文字和客观写实的架构,作者却透由隐喻与象征的高明使用,把人类与生俱来的神秘错综之困境赤裸裸呈现我们面前。

白先勇先生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第一次遇到《台北人》的时候,真的是让我既惊喜 又惊叹,怎么还会有怎么好的书。

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一本深具复杂性的作品。此书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写作技巧各篇不同,长短也相异,每篇都能独立存在,而称得上是一流的短篇小说。但这十四篇聚合在一起,串联成一体,则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说之幅面变广,使我们看到社会之“众生相”,更重要的,由于主题命意之一再重复,与互相陪衬辅佐,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义,并使我们得以一窥隐藏在作品内的作者之人生观与宇宙观。先就《台北人》的表面观之,我们发现这十四个短篇里,主要角色有两大共同点:一、他们都出身中国大陆,都是随着国民政府撤退来台湾这一小岛的。离开大陆时,他们或是年轻人,或是壮年人,而十五、二十年后在台湾,他们若非中年人,便是老年人。二、他们都有过一段难忘的“过去”,而这“过去”之重负,直接影响到他们目前的现实生活。这两个共同点,便是将十四篇串联在一起的表层锁链。然而,除此二点相共外,《台北人》之人物,可以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之各阶层:从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到退休了的女仆顺恩嫂,从上流社会的窦夫人到下流社会的“总司令”。有知识分子,如《冬夜》之余钦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桥荣记》之老板娘;有帮佣工人,如《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有军队里的人,如《岁除》之赖鸣升;有社交界名女,如尹雪艳;有低级舞女,如金大班。这些“大”人物,“中”人物与“小”人物,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而这份“过去”,这份“记忆”,或多或少与中华民国成立到迁台的那段“忧患重重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夏志清先生在《白先勇论》一文中提到:“《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说得不错: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我们好像都可在《台北人》中找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岁除》、《梁父吟》),抗日(《岁除》、《秋思》),国共内战。而最后一篇《国葬》中之李浩然将军,则集中华民国之史迹于一身:桓桓上将。时维鹰扬。致身革命。韬略堂堂。北伐云从,帷幄疆场。同仇抗日。筹笔赞襄。在此“祭文”中没提到,而我们从文中追叙之对话里得知的,是李将军最后与共军作战,退到广东,原拟背水一战,挽回颓势,不料一败涂地,而使十几万广东子弟尽丧的无限悲痛。而他之不服老,对肉身不支的事实不肯降服的傲气,又是多么的令人心恸!诚如颜元叔先生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提到,白先勇是一位时空意识,社会意识极强的作家,《台北人》确实以写实手法,捕捉了各阶级各行业的大陆人在来台后二十年间的生活面貌,但如果说《台北人》止于写实,止于众生相之嘲讽,而喻之为以改革社会为最终目的的维多利亚时期之小说,我觉得却是完全忽略了《台北人》的底意。潜藏在《台北人》表层面下的义涵,即《台北人》之主题,是非常复杂的。企图探讨,并进一步窥测作者对人生对宇宙的看法,是件相当困难而冒险的工作,大概就因如此,虽然《台北人》出版已逾三年,印了将近十版,而白先勇也已被公认为当代中国极有才气与成就的短篇小说作家,却好像还没一个文学评论者,认真分析过这一问题,我说这项工作困难,是因《台北人》充满含义,充满意象,这里一闪,那里一烁,像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遗下遍处“印象”,却仿佛不能让人用文字捉捕。现在,我愿接受这项“挑衅”,尝试捕捉,探讨《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并予以系统化,条理化。我拟在个人理解范围内,凭着《台北人》之内涵,尝试界定白先勇对人生的看法,并勾绘他视野中的世界之轮廓。我愿将《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分三节来讨论,即“今昔之比”,“灵肉之争”与“生死之谜”。实际上,这种分法相当武断,不很恰当,因为这三个主题,互相关联,互相环抱,其实是一体,共同构成串联这十四个短篇的内层锁链。我这样划分,完全是为了讨论比较方便。今昔之比我们读《台北人》,不论一篇一篇抽出来看,或将十四篇视为一体来欣赏,我们必都感受到“今”与“昔”之强烈对比,白先勇在书前引录的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点出了《台北人》这一主题,传达出作者不胜今昔之怆然感,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说,《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笼统而言,《台北人》中之“过去”,代表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美、理想与生命。而“现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乱、西化、物质、色欲,肉体、失败、委琐、绝望、丑、现实与死亡。“过去”是中国旧式单纯、讲究秩序、以人情为主的农业社会;“现在”是复杂的,以利害关系为重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工商业社会。“过去”是大气派的,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现在”是失去灵性,斤斤计较于物质得失的西洋机器文明。“过去”是纯洁灵活的青春。“现在”是遭受时间污染腐蚀而趋于朽烂的肉身。贯穿《台北人》各篇的今昔对比之主题,或多或少,或显或隐,都可从上列国家、社会、文化、个人这四观点来阐释。而潜流于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感,则源于作者对国家兴衰、社会剧变之感慨,对面临危机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对人类生命之“有限”,对人类永远无法长葆青春,停止时间激流的万古怅恨。难怪《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全是中年人或老年人。而他们光荣的或难忘的过去,不但与中华民国的历史有关,不但与传统社会文化有关,最根本的,与他们个人之青春年华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朴公或李浩然将军,创立轰轰烈烈的史迹,固然在他们年青时,或壮年时,其他小人物如卢先生或王雄(《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所珍贵而不能摆脱的过去,亦与他们的“青春”攸关:卢先生少年时与罗家姑娘的恋爱,王雄对他年少时在湖南乡下定了亲的“小妹仔”之不自觉的怀念。(他们的悲剧,当然,在表面上,也是实际上,导源于民国之战乱)。这些小人物的“过去”,异于朴公、李将军,在别人眼中,毫无历史价值,但对他们本人,却同样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台北人》中的许多人物,不但“不能”摆脱过去,更令人怜悯的,他们“不肯”放弃过去,他们死命攀住“现在仍是过去”的幻觉,企图在“抓回了过去”的自欺中,寻得生活的意义,如此,我们在《台北人》诸篇中,到处可以找到表面看似相同,但实质迥异的布设与场景,这种“外表”与“实质”之间的差异,是《台北人》一书中最主要的反讽,却也是白先勇最寄予同情,而使读者油然生起恻怜之心的所在。首先,白先勇称这些中国大陆人为“台北人”,就是很有含义的。这些大陆人,撤退来台多年,客居台北,看起来像台北人,其实并不是。台北的花桥荣记,虽然同样是小食店,却非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的花桥荣记。金大班最后搂着跳舞的青年,虽然同样是个眉清目秀腼腆羞赦的男学生,却不是当年她痴恋过的月如,《一把青》的叙述者迁居台北后,所住眷属区“碰巧又叫做仁爱东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她公馆的势派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但她的公馆明明在台北,而非上海。《岁除》的赖鸣升,在追忆往日国军之光荣战迹时,听得“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却不是“台儿庄”之炮火冲天!而是除夕夜人们戏放之孔明灯。《孤恋花》之娟娟,是五宝,又非五宝。《秋思》之华夫人,花园里种有几十株白茸茸的“一捧雪”,却非抗日胜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园中盛开的百多株“一捧雪”。《冬夜》里余教授的儿子俊彦,长得和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但他不是当年满怀浪漫精神的余钦磊,却是个一心想去美国大学念物理的男学生。窦夫人的游园宴会,使钱夫人一时跃过时间的界限,回到自己在南京梅园新村公馆替桂枝香请三十岁生日酒的情景。但程参谋毕竟不是郑彦青,而她自己,年华已逝,身分下降,也不再是往日享尽荣华富贵的钱将军夫人。白先勇对这些大陆人之“不肯”放弃过去,虽然有一点嘲讽的味道,但我认为却是同情远超过批评,怜悯远超过讥诮。所以。我觉得,颜元叔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说白先勇“是一位嘲讽作家”,容易引起误解;而他说白先勇“冷酷分析……一个已经枯萎腐蚀而不自知的社会”,这“冷酷”二字,实在用辞不当。当然,白先勇并不似颜先生所说,只处理上流社会(白先勇笔下的下流社会,真正“下流”得惊人)。但就是在处理上流社会时,他对其中人物之不能面对现实,怀着一种怜惜,一种同情,有时甚至一种敬仰之意。譬如《梁父吟》。我觉得,白先勇虽然刻画出朴公与现实脱节的生活面貌,他对朴公却是肃然起敬的。叶维廉先生在《激流怎能为倒影造像》一文中,论白先勇的小说,写道:《梁父吟》里的革命元老,叱咤风云的朴公,现在己惺忪入暮年,他和雷委员对弈不到一个钟就“垂着头,已经矇然睡去了”。不但是革命的元气完全消失了,而且还斤斤计较王孟养后事的礼俗,而且迷信:合于朴公那一代的格调已不知不觉的被淹没……我细读《梁父吟》,却和叶维廉有些不同的感受。如果我没错解,我想白先勇主要想表达的,是朴公择善固执、坚持传统的孤傲与尊严。从一开头,白先勇描写朴公之外貌,戴紫貂剂冒,穿黑缎长袍,“身材硕大,走动起来,胸前银髯,临风飘然……脸上的神色却是十分的庄凝”,就使我们看到朴公的高贵气质与凛然之威严。而朴公事实上之“脱离现实”,恰好给予这篇小说适度之反讽,却不伤害作者对主角的同情与敬意。朴公与雷委员对弈,“矇然睡去”之前,却先将雷委员的一角“打围起来,勒死了”。而他被唤醒后,知道身体不支,却不肯轻易放弃,他说:也好,那么你把今天的谱子记住。改日你来,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此篇最末一段,白先勇描写朴公住宅院子里的景色:“……兰花已经盛开过了,一些枯褐的茎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的发着一丝冷香。可是那些叶子却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盛开过的兰花与残苞,显然影射朴公老朽的肉身。而“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的叶子,应该就是朴公用以创建民国的那种不屈不挠,贯彻始终的精神吧!《台北人》中之人物,我们大约可分为三类:一、完全或几乎完全活在“过去”的人。《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多半属于这一型,明显的如尹雪艳、赖鸣升、顺恩嫂、朴公、卢先生、华夫人、“教主”、钱夫人、秦义方等人。不明显而以变型行态表征的,如《一把青》之朱青与《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这两人都“停滞”在他们的生活惨变(朱青之丧夫,王雄之被人截去打日本鬼)发生之前,于是朱青变得“爱吃‘童子鸡’,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而王雄对丽儿之痴恋,却是他不自觉中对过去那好吃懒做,长得白白胖胖的湖南“小妹子”之追寻。白先勇冷静刻画这些不能或不肯面对现实的人之与现世脱节,并明示或暗示他们必将败亡。但他对这类型的人,给予最多的同情与悲悯。二、保持对“过去”之记忆,却能接受“现在”的人。《台北人》角色中,能不完全放弃过去而接受现实的,有刘营长夫妇《岁除》、金大班,《一把青》之“师娘”,《花桥荣记》之老板娘,《冬夜》这余钦磊与吴国柱等。他们也各有一段难忘的过去,但被现实所逼,而放弃大部分过去、大部分理想。剩下的只是偶然的回忆。如此,负担既减轻,他们乃有余力挑起“现实”的担子,虽然有时绊脚,至少还能慢步在现实世界中前行。这些角色对于自己被迫舍弃“过去”之事实,自觉程度各有不同,像“师娘”,就没有自觉之怅恨,但余钦磊与吴柱国,却对自己为了生存不得不采的态度,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无可奈何之惆怅。这份无限的感伤,反映在《冬夜》之结语中:台北的冬夜愈来愈深了,窗外的冷雨,却仍旧绵绵不绝的下着。白先勇对于这类型的人,也是深具同情之心的。而且,他的笔触传达出发自他本人内心之无限感慨:要在我们现今世界活下去,我们最大的奢侈,大概也只是对“过去”的偶然回顾吧!三、没有“过去”,或完全斩断“过去”的人。《台北人》中的这型人物,又可分二类,其一是年轻的一辈,也就是出生在台湾,或幼年时就来到台湾,而没有真正接触过或认识过中国大陆的外省青年男女。他们是没有“根”,没有“过去”的中国人。例如《冬夜》中的俊彦,《岁除》中的骊珠和俞欣,即属于此类,他们因为没能亲眼看到国家之兴衰,未曾亲身体验联带之个人悲欢,对于前一辈人的感触与行为,他们或漠然,或不解,或缺乏同情,永远隔一段不可越逾的距离。另一类是“斩断过去”的人。例如《冬夜》中的邵子奇,《秋思》中之万吕如珠,《梁父吟》之王家骥,就属此类。他们之斩断过去,不是像朱青《一把青》那样,由于“回顾”过于痛苦(朱青其实没能真正斩断),却是因为他们的“理性”(rationality),促使他们全面接受现实,并为了加速脚步,赶上时代,毫不顾惜完全丢弃了“传统之包袱”。惟独对于这种为了“今”而完全抛弃“昔”的人,白先勇有那么一点儿责备的味道。但是责备之中,又混杂着了解,好像不得不承认他们有道理:“当然,当然,分析起来,还是你对。”也可以说,白先勇的“头脑”赞成他们的作风。但他的“心”,却显然与抱住“过去”的众生同在。让我们比较一下《台北人》中两个都是从外国回来的中年人:《梁父吟》之王家骥,和《思旧赋》之李家少爷,前者显然是个很有理性,完全洋化,抛弃了中国传统的人。他的父亲王盂养去世,他从美国回来办丧事,却对中国人的人情礼俗非常不耐烦,也不了解,把治丧委员会的人和他商量的事情,“一件件都给驳了回来”。王家骥舍弃了传统,失去了中国人的精神,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却能成功,跟上时代潮流,不被淘汰。李家少爷却正相反:他也是中国旧式贵族家庭出身,父亲当年也是轰轰烈烈的大将军。他出国后,显然因为突然离了“根”,不能适应外界环境,终于变成了一个白痴,我们不清楚他在国外,是否遇到什么特别事故,引发导致他的精神崩溃。但我们却知,他之退缩到痴癫世界,根本原因还是他不能接受现实,只肯回顾,不能前瞻。一个作家,无论怎样客观地写小说,他对自己笔下人物所怀的态度(同情或不同情,喜欢或不喜欢),却都从他作品之“语气”泄露出来。我们读《思旧赋》,可从其“语气”感觉出白先勇对李少爷怀着无限怜惜之情。这使我联想起美国文豪威廉·福克纳(WilliamFaulkner)。在其巨作《声音与愤怒(TheSoundandtheFury)中,他对坎普生家庭(TheCompsons)的那个白痴男子宾居,也寄予同样深厚的怜悯。事实上,虽然白先勇和福克纳的作品,有很多不同处(譬如作品之“语气”,白先勇冷静,福克纳激昂),我却觉得此二作家有几点相似:一、他们都偏爱喜回顾,有“清”,但逃避现实的失败者,在《声音与愤怒》中,福克纳怜爱宾居,也怜惜蔑视肉体“贞操”的凯蒂,更悲悯与死神恋爱,对妹妹怀着某种乱伦感情而最后自杀的宽丁。但他对坎普生家庭的兄弟姐妹中,惟一神经正常,有理性,抱现实主义的杰生,不但不同情,而且极端鄙视(白先勇对王家骥,倒无鄙视之意)。二、他们都采用痴狂、堕落、死亡等现象,影射一个上流社会大家庭之崩溃,更进而影射一个文化之逐渐解体。福克纳所影射的,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衰微下去的“南方文化”(SouthernCulture)。这“南方文化”之精神,颇有点像中国旧社会文化:农业的,尊重传统与荣誉的,讲究人情的,绅士派头的。福克纳对这被时代潮流所卷没的旧文化旧秩序,也满怀惦缅与乡愁。所不同的,美国南方文化,不过一二百年的历史。而白先勇所背负的,却是个五千年的重荷!灵肉之争灵肉之争,其实也就是今昔之争,因为在《台北人》世界中,“灵”与“昔”互相印证,“肉”与“今”互相认同。灵是爱情,理想,精神。肉是性欲,现实,肉体。而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灵与肉之间的张力与扯力,极端强烈,两方彼此撕斗,全然没有妥协的余地。《花桥荣记》之卢先生,来台多年,却紧抱“过去”,一心一意要和他少年时期在桂林恋爱过而留居大陆的“灵透灵透”的罗家姑娘成亲。这一理想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有了它,他不在乎也看不见现实生活的艰辛痛苦,因为他的“灵”把他的“肉”踩压控制着,然而,当现实之重棒击碎了理想,使他再也没有寸步余地攀住他那梦幻,“灵”立刻败亡,“肉”立刻大胜,于是他搞上一个大奶大臀唯肉无灵的洗衣妇阿春,整日耽溺于性欲之发泄:既失去“过去”,就绝望地想抓住“现在”。但当他连丑陋的“现在”也抓不住时(阿春在卢先生房里偷人,他回去捉好,反被阿春“连撕带扯”咬掉大半个耳朵),他马上整个崩溃,而死于“心脏麻痹”。他之死,他之“心脏麻痹”,可以说是他的灵肉冲突引致的悲剧。《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和卢先生的故事旨意,基本上很相似。王雄是个男佣,显然没受过什么教育,对于自己的行为与感情,完全没有了解力,反省力,但我们可从白先勇几句轻描淡写的对话叙述中,窥知这男主角对丽儿如此痴恋的原因:他要在丽儿身上捕捉“过去”。丽儿之影像,与他少年时代湖南乡下定了亲的“小妹仔”,合而为一,他今日对丽儿之迷恋,其实正是他对“过去”的迷恋。如此,在他不自觉中,“过去”之魅影统摄着他——“灵”的胜利。这期间,“肉”也起来反抗,企图将王雄拉往相反方向:那“肥壮”“肉颤颤”的下女喜妹,就是王雄体内的“肉”之象征,但“灵”的力量太强,挤压“肉”于一角,“肉”完全抬不起头,却想伺机报复,这种灵与肉的对峙对敌,白先勇在几句叙述中点出:舅妈说,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王雄一来便和她成了死对头,王雄每次一看见她就避得远远的,但是喜妹偏偏却又喜欢去撩拨他,每逢她逗得他红头赤脸的当儿,她就大乐起来。然而时间不能永驻,丽儿必须长大。入中学后的丽儿之影像,就开始不再能符合凝滞于王雄心目中那十岁的“小妹子”之影像。而丽儿在实际生活上,开始脱离王雄,也是白先勇特意用外在现象,来投射王雄之内心现象,最后,当丽儿舍弃了王雄,也就是说,当“过去”舍弃了王雄,他的生活意义顿失,“灵”即衰萎。剩下的,只是空空的“现在”,只是肉体,只是喜妹。但他那被阉割了的“灵”,哪里肯就此罢休?他最后对喜妹之施暴,与自杀身亡,其实就是他的“灵”对“肉”之最后报复,最后胜利。可不是吗,他死后,灵魂岂非又回丽儿家里,天天夜里在园子里浇水,把那百多株杜鹃花,浇得很像喷出了鲜血,开放得“那样放肆,那样愤怒!”过去是爱是灵,现在是欲是肉,这一主题含意,除了在上述二篇外,在《台北人》其他篇中,也时常出现。过去在南京,朱青以全部心灵爱郭轸。现在,在台北,“朱小姐爱吃‘童子鸡’,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过去,在上海百乐门,金大班曾把完整的爱给过一个名叫月如的男学生。现在,在台北夜巴黎,她为求得一个安适的肉身栖息处,即将下嫁老迈的富商陈发荣。“教主”(《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以前在上海,对那具有“那股灵气”的姜青之同性恋,是爱情。现在,他与三水街小幺儿的勾搭,是肉欲。余钦磊的前妻雅馨,是灵,是爱,是理想。他现在的妻子,是他为了维持“肉体生命”,被迫接受的丑陋现实。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灵”与“肉”之不可能妥协,或“昔”与“今”之不可能妥协,归根究底,起源于一个自古以来人人皆知之事实:时间永不停驻。时间,不为任何一人,暂止流动,青春,不为任何一人,久留一刻。卢先生一直期待,一心一意要和罗家姑娘成亲,抬回“过去”。但谁能拾回过去?即使他住香港的表哥没有骗他,即使罗家姑娘真的由大陆来到台湾与他成亲,他怎能捡回失落的十五年岁月?单就“时间”的侵蚀这一点而言,她也已不可能再是相片中的模样:“那一身的水秀,一双灵透灵透的风眼,看着实在叫人疼怜”。而卢先生自己,“背有点佝……一头头发先花白了,……眼角子两抓深深的皱纹”,怎能和当年那个“穿着一身学生装,清清秀秀,干干净净的,戴着一顶学生鸭嘴帽”的自己相比呢!如此,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爱情”与“青春”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人既不能长葆青春,爱情也只在凝固成一个记忆时,才能持久(所以白先勇小说里的爱情,必维系于生离或死别)。然而可怜的人类,却往往不甘于只保留一份记忆。他们要把这份凝固的过去,抓回移置现实中,以为这样就能和从前一样,却不想到流动的时间,无法载纳冻结之片刻。“过去”,永远不能变成“现在”。如此,白先勇那些台北人,所追寻的理想,是根本不能实现。上面讨论“今昔之比”之主题时,我将《台北人》的人物分为三类,并指出白先勇对此三型人物之同情程度。现在我们亦可从灵肉观点,作同样之分析。白先勇给予最多悲悯的,是抱住“灵”而排斥“肉”的人,如卢先生和王雄(当然,我们亦可引申而包括所有活在“过去”中之角色)。但他显示出这些人必将败亡,因为大多的“灵”,大多“精神”,到底不是血肉之躯所能承受的。对于只有肉性而无灵性的人,如喜妹,阿春,余教授现在的太太,白先勇则不同情,而且鄙视。但他又十分同情那些被现实所逼,不得不接受“肉”,却保留“灵”之记忆而偶然回顾的人。如金大班,余钦磊。白先勇好像满怀悲哀无可奈何地承认:人,要活下去,要不败亡,最多只能这样——偶然回顾。在《台北人》世界中,对过去爱情或“灵”的记忆,代表一种对“堕落”,对“肉性现实”之赎救(redemption)。如此,现实俚俗的金大班,在想到自己与月如的爱情时,能够突然变得宽大同情,把钻石戒指卸下给朱凤和她肚里的“小孽种”。“祭春教”的“教主”,之所以异于一批比他资格老的“夜游神”,而有“那么一点服众的气派”,是因他过去曾有三年辉煌的艺术生命,并曾全心全意恋爱过他那个“白马王子”。余钦磊接受了现实,却还能保持人情与人性,是因他对前妻雅馨的爱情之记忆,以及他对自己参与五四运动的那种光辉的浪漫精神之偶然回顾。生死之谜而时间,无情的时间,永远不停,永远向前流去。不论你是叱咤风云的将军,或是未受教育的男工,不论你是风华绝代的仕女,或是下流社会的女娼,到头来都是一样,任时间将青春腐蚀,终于化成一堆骨灰。一切伟大功绩,一切荣华富贵,只能暂留,终归灭迹。所有欢笑,所有眼泪,所有喜悦,所有痛苦,到头来全是虚空一片,因为人生有限。人生是虚无。一场梦。一个记忆。细读《台北人》,我感触到这种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潜流于底层,白先勇把《永远的尹雪艳》列为第一篇,我觉得绝非偶然。这篇小说,固然也可解为社会众生相之嘲讽,但我认为“象征”之用意,远超过“写实”。尹雪艳,以象征含义来解,不是人,而是魔。她是幽灵,是死神。她超脱时间界限:“尹雪艳总也不老”;也超脱空间界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她是“万年青”,她有“自己的旋律……自己的拍子”。白先勇一再用“风”之意象,暗示她是幽灵:“随风飘荡”,“像一阵三月的微风”,“像给这阵风薰中了一般”,“踏着风一般的步子”,“一阵风一般的闪了进来”。而她“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一身白色的衣衫,双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观世音”,“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等等,明喻兼暗喻,数不胜数。加上任何与她结合的人都不免败亡之客观事实,作者要把她喻为幽灵的意向,是很明显的。我之所以强调白先勇故意把尹雪艳喻为幽灵,即要证明《台北人》之底层,确实潜流着“一切皆空”的遁世思想。因为尹雪艳既是魔,既是幽灵,她说的话,她的动作,就超越一个现实人物的言语动作,而变成一种先知者之“预言”,也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作者对人生的评语。其功效有点像希腊古典戏剧中的“合唱团”,也类似莎士比亚《马克白》剧中出现的妖婆。所以,当尹雪艳说:宋家阿姐,“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这也就是高高在上的白先勇对人世之评言,而当“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的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的互相厮杀,互相宰割”,我们好像隐约听到发自黑暗古墓后面的白先勇的叹息:“唉,可怜,真正可怜的人类!如此执迷不悟!却不知终归于死!”人,皆不免一死。死神,一如尹雪艳,耐性地,笑吟吟地,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看着他们互相厮杀,互相宰割。然后,不偏不袒,铁面无私,将他们一个一个纳入她冰冷的怀抱。女此,《永远的尹雪艳》,除了表面上构成“社会众生相”之一图外,另又深具寓意,是作者隐形之“开场白”。这使我联想起《红楼梦》第一回中,亦有含义相差不远的“预言”。即“跛足道人”口里念着的: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但曹雪芹的“预言”是“明说”。白先勇的“预言”是采用现代文学技巧的“暗喻”。与尹雪艳同样深具含义的,是最后一篇《国葬》,中,突然出现于灵堂的老和尚刘行奇。这和尚也不是“人”。他对着李浩然将军的灵柩,合掌三拜,走了出去,回了秦义方两半句话,掉了几滴眼泪,便“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在寒风里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尹雪艳如果是幽灵,刘行奇便是个菩萨,他悲天悯人——由于亲身经历过极端痛苦,而超越解脱,而能对众生之痛苦,怀无限之悲悯。而老和尚那种因恸于世人之悲苦,连活都说不出来的胸怀,也正是《台北人》作者本人的胸怀。不错——自先勇是尹雪艳,也是刘行奇。既冷眼旁观,又悲天悯人。是幽灵、是禅师、是魔、是仙。另一方面,我觉得白先勇也抱一种“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的类似道家哲学之思想。凭着常人的理性与逻辑,“过去”应该代表死亡,“现在”应该代表生命。但在白先勇视界中,“昔”象征生命,“今”象征死亡。这一特殊看法之根结,在于白先勇将“精神”,或“灵”,与生命认同,而将“肉体”与死亡印证。如此,当王雄自杀,毁了自己肉身,他就真正又活起来,摆脱了肉体的桎梏,回到丽儿花园里浇杜鹃花。郭轸与朱青的逝去了的爱情,是生命;但埋葬了“过去”的朱青,却只是行尸走肉。朱焰“只活了三年”,因为随着他“艺术生命”之死亡,他也同时死亡。最后,我想借此讨论《台北人》生死主题之机会,同时探讨一下白先勇对人类命数的看法。我觉得他是个相当消极的宿命论者。也就是说,他显然不相信一个人的命运,操在自己手中。读《台北人》,我们常碰到“冤”、“孽”等字眼,以及“八字冲犯”等论调:会预卜凶吉的吴家阿婆,称尹雪艳为“妖孽”。金大班称朱风肚里的胎儿“小孽种”。丽儿的母亲戏称她“小魔星”,又说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顺恩嫂得知李长官家庭没落情形,两次喊“造孽”,而罗伯娘解之为“他们家的祖坟,风水不好”,朴公关心王孟养“杀孽重”。娟娟唱歌像“诉冤一样”,“总司令”拿她的“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都说是犯了大凶”。朱焰第一眼就知道林萍是个“不祥之物”。蓝田玉“长错了一根骨头”,是“前世的冤孽”。我必须赶快指出,我上面举的例子,若非出自作品中人物之对话,即是出自他们的意识,绝对不就代表白先勇本人的意思。事实上,这种谈话内容,或思想方式,完全符合白先勇客观描绘的中国旧式社会之实际情况。然而读《台北人》中的某些篇,如《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或,更明显的,如《孤恋花》,我们确切感觉出作者对“孽”之浓厚兴趣,或蛊惑。白先勇似乎相信,人之“孽”主要是祖先遗传而来,出生就已注定,根本无法摆脱。他好像也相信“再生”之说:前世之冤魂,会再回来,讨债报复。《孤恋花》中的娟娟,身上载有遗传得来的疯癫,乱伦引致的罪孽;她“命”已注定,绝对逃不了悲惨结局。白先勇确实有意把娟娟写成五宝再世。五宝是此篇叙述者在上海万春楼当酒家女时的“同事”,也是她同性恋爱的对象。五宝和“总司令”唱戏,“总爱配一出‘再生缘’”。后来她被一个叫华三的流氓客,肉体虐待,自杀身死,死前口口声声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十五年后,在台北五月花,“总司令”结识娟娟,长得酷似五宝,同样三角脸,短下巴,“两个人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她把她带回家里同居。后来娟娟结识柯老雄(与华三同样下流,皆有毒瘾),“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他万般施虐。然而,在“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娟娟突然用一只黑铁熨斗,将柯老雄的头颅击碎,脑浆洒得满地。白先勇用非常灵活的“镜头急转”之技巧,混淆今昔,使娟娟与五宝的意象合而为一,传达出娟娟即五宝的鬼之旨意。娟娟杀死柯老雄后,完全疯掉,但她已报前世之冤孽,也仿佛一并拔法了今世新招之孽根,虽只剩下一空壳,也好像没什么遗憾了似的。白先勇小说人物之“冤孽”,常与性欲有关,而且也常牵涉暴力。但我觉得白先勇亦存心将他的冤孽观,引申而影射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如果人的全部理性、都无法控制与生俱来的冤孽,那么,同样,一切人为之努力,皆无法左右命中注定的文化之盛衰,国家之兴亡,社会之宁乱。此种哲学理论固然成立,但毕竟太消极些,只能适用于“昔”,不能合乎干“今”。然而这种基于实用社会学观点的价值判断,却绝对不能介入文学批评之范畴内。因为实用社会学所针对的,是终将成为“过去”的“现在”,而文学艺术,惟有文学艺术,是不受时空限制,融汇“今”“昔”的,我就至少知道一位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威廉·福克纳,对人类命运的看法,与白先勇相差不远。在他作品中,doomcurse等字,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他们是在基隆附近,一个荒凉的海滩上,找到王雄的。他的尸体被潮水冲到了岩石缝中,夹在那里,始终没有漂走。舅妈叫我去认尸的时候,王雄的尸体已经让海水泡了好几天了。王雄全身都是乌青的,肚子肿起,把衣衫都撑裂了;他的头脸给鱼群叮得稀烂,红的红、黑的黑,尽是一个一个的小洞,眉毛眼睛都吃掉了。几丈外,一阵腐尸的恶臭,熏得人直要作呕。要不是他那双大得出奇的手掌,十个指头圆秃秃的,仍旧没有变形的话,我简直不能想象,躺在地上那个庞大的怪物,竟会是舅妈家的男工王雄。王雄之死,引起了舅妈家中一阵骚动。舅妈当晚便在花园里烧了一大叠钱纸,一边烧,一边蹲在地上念念喃喃讲了一大堆安魂的话。她说像王雄那般凶死,家中难保干净。我告诉舅妈,王雄的尸首已经烂得发了臭,下女喜妹在旁边听得极恐怖地尖叫了起来,无论舅妈怎么挽留,她都不肯稍停,当场打点行李,便逃回她宜兰家中去了。只有表妹丽儿,我们瞒住了她,始终没有让她知道,因为怕她害怕。舅妈和我到王雄房中去收捡他的遗物,她对我赌咒,挨过这次教训,她一辈子再也不会雇用男工人了。我第一次见到王雄,是两年前的一个春天里。我在金门岛上服大专兵役,刚调回台北,在联勤司令部当行政官。我家住在台中,台北的亲戚,只有舅妈一家,一报完到,我便到舅妈家去探望她们。舅舅生前是做大生意的,过世得早,只生下表妹丽儿一个人。舅舅留下了一笔很可观的产业,因此舅妈和表妹一向都过着十分富裕的生活。那时舅妈刚搬家,住在仁爱路四段,一栋三百多坪的大花园洋房里。我到舅妈家的那天,她正在客厅里打牌,心不在焉地问了我几句话,便叫我到花园里去找表妹丽儿去了。我母亲告诉过我,丽儿是舅妈含在嘴里长大的,六岁大,舅妈还要亲自喂她的奶,惯得丽儿上六年级了,连鞋带都不肯自己系。可是丽儿的模样儿却长得实在逗人疼怜,我从来没有见过哪家的孩子生得像她那样雪白浪圆的: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连鼻子嘴巴都圆得那般有趣;尤其是当她甩动着一头短发,咯咯一笑的时候,她那一份特有的女婴的憨态,最能教人动心,活像一个玉娃娃一般。然而她那一种娇纵任性的脾气,也是别家孩子少有的,半点不遂她的意,什么值钱东西,拿到了手里便是一摔,然后往地上一坐,搓着一双浑圆的腿子,哭破了喉咙也不肯稍歇,无论什么人,连舅妈在内,也扭她不过来。舅妈家的花园十分宽敞,新植的草木花树都打点得非常整齐,中间是一块绿茸茸的朝鲜草坪,四周的花圃里却种满了清一色艳红的杜鹃花,许多株已经开始打苞了。我一进到园内,便听到丽儿一连串清脆滑溜的笑声。当我绕过那丛芭蕉树的时候,赫然看见丽儿正骑在一个大男人的身上,那个男人手脚匍匐在草坪上,学着兽行,丽儿却正跨在他的背上,她白胖的小手执着一根杜鹃花的核子,当着马鞭子一般,在空中乱挥,丽儿穿了一身大红的灯心绒裙子,两条雪白滚圆的腿子露在外面不停地踢蹬,一头的短发都甩动了,乐不可支地尖笑着。“表哥,看我骑马嘟嘟——”丽儿发觉我时,丢掉了手上的树枝,两手朝我乱招一顿,叫道,然后她跨过那个男人的头跳了下来,跑到我跟前来。那个男人赶忙爬了起来,向我笑着嗫嚅地叫了一声:“表少爷——”我发觉原来他竟高大得出奇,恐怕总有六呎上,一颗偌大的头颅,头皮剃得青亮,黑头黑脸,全身都黑得乌钢一般发出了亮光来,他朝我咧着嘴,龇着一口的白牙齿,有点羞赧似的,一直搓着他那双巨掌,他的十个指头却秃得有点滑稽。他穿着一条洗得发了白的军裤,膝盖上沾满了泥草。“表哥,”丽儿指着那个男人对我说道,“王雄说,他可以那样爬着走好几里路呢。”“那是从前打仗的时候啊——”王雄赶忙辩道,他的口音带着浓浊的湖南土腔。“胡说!”丽儿皱起眉头打断他的话道,“你那天明明说过:你可以让我骑着上学校去呢。”王雄讪讪地瞅着丽儿,说不出话来,浑黑的脸上竟泛起红晕来了,好像丽儿把他和她两人之间的什么秘密泄漏了一般。“表哥,我带你去看,王雄替我捉来了好多蝈蝈儿。”丽儿说着便跑在我前头,引着我向屋内走去,跑了几步,她好像又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停下来,转过身,向王雄伸出了她那双雪白滚圆的手臂叫道:“王雄,来。”王雄踌躇了一下,终于走上了前去,丽儿一把便捞住了他那粗黑的膀子,和他手牵手,径自蹦着跳着,往屋内跑去,王雄拖着他那庞大的身躯也跟着丽儿迟笨地奔跑起来。到了晚间,舅妈打完牌,和我闲聊起来,才告诉我,原来王雄就是她新雇的男工。本来是行伍出身的,刚退了下来,人是再老实不过了,舅妈颇为赞许道,整天一声不响,就会闷着头做事,而且,看不出他那么个粗人,打理起花木来,却别有一番心思呢。舅妈说,园子里那成百株杜鹃花,一棵棵都是王雄亲手栽的。为什么要种那么些杜鹃花呢?舅妈叹了一口气解说道,还不是为了丽儿。就是因为那个小魔星喜欢杜鹃花的缘故。“我从来也没见过,”舅妈突然笑得用手掩起了嘴来,“一个四十岁的大汉子,竟让个女娃娃牵着鼻子走,什么都依全了她。”最后舅妈摇着头赞叹道:难得他们两个人有缘!丽儿和王雄确实有缘。每次我舅妈家去,总看见他们两人在一块儿玩耍。每天早上,王雄踏着三轮车送丽儿去上学,下午便去接她回来。王雄把他踏的那辆三轮车经常擦得亮亮的,而且在车头上插满了一些五颜六色的绒球儿,花纸铰的凤凰儿,小风车轮子,装饰得像风辇宫车一般。每次出去接送丽儿,王雄总把自己收拾得头干脸净的,即使是大热天,也穿戴得体体面面。当丽儿从外头走进大门来时,扬起脸,甩动着她那一头短发,高傲得像个小公主一般,王雄跟在她身后,替她提着书包,挺着腰,满面严肃,像足了丽儿的护驾卫士。一回到家里,丽儿便拉着王雄到花园中嬉游去了。王雄总是想出百般的花样,来讨丽儿的欢心。有一次,我看见王雄独个儿坐在屋檐下,脚旁边地上摆着一大堆红红绿绿的玻璃珠子,他手里拈着根金线,聚精会神地串着那些珠儿。当他伸出他那双黑秃秃的巨掌,满地去捕捉那些滑溜乱滚的玻璃珠子时,显得十分的笨拙有趣。那天丽儿回家后,王雄在花园里,便替她戴满了一身玻璃珠子串成的手观儿和项链子。丽儿头上戴了两圈,两只膀子上,一边箍了五六个,她把鞋子也踢掉了,打了一双赤足,捞起了裙子,露出她雪白的腿子来,她的足踝上,也套了好几个五彩玻璃脚圈子。丽儿嘴里咿呀唔呀地唱着笑着,手里擎着两球艳红的杜鹃花,挥动着她那白胖的小膀子,在那片绿茸茸的草地上,跳起她学校里教的山地舞来。王雄也围着丽儿,连蹦带跳,不停地拍着他那双大手掌。他那张大黑脸涨得鲜红鲜红的,嘴巴咧得老大,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来。他们两个人,一大一小,一黑一白,蹦着跳着,在那片红红的花海里,载歌载舞起来。在联勤总司令部服役那段时期,一个礼拜,总有两三天,我在舅妈家留宿,舅妈要我替丽儿补习功课,因为夏天她就要考中学了。在舅妈家出入惯了,我和王雄也渐渐混熟了,偶尔他也和我聊起他的身世来。他告诉我说,他原是湖南乡下种田的,打日本人抽壮了给抽了出来。他说他那时才十八岁,有一天挑了两担谷子上城去卖,一出村子,便让人截走了。“我以为过几天仍旧回去的呢,”他笑了一笑说道,“哪晓得出来一混便是这么些年,总也没能回过家。”“表少爷,你在金门岛上看得到大陆吗?”有一次王雄若有所思地问我道。我告诉他,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得到那边的人在走动。“隔得那样近吗?”他吃惊地望着我,不肯置信的样子。我在金门的时候,营里也有几个老士兵,他们在军队里总有十来年的历史了,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一径还保持着一种赤子的天真,他们的喜怒哀乐,就好像金门岛上的烈日海风一般,那么原始、那么直接。有时候,我看见他们一大伙赤着身子在海水里打水仗的当儿,他们那一张张苍纹满布的脸上,突地都绽开了童稚般的笑容来,那种笑容在别的成人脸上是找不到的。有一天晚上巡夜,我在营房外面海滨的岩石上,发觉有一个老士兵在那儿独个儿坐着拉二胡。那天晚上,月色清亮,没有什么海风,不知是他那垂首深思的姿态,还是那十分幽怨的胡琴声,突然使我联想到,他那份怀乡的哀愁,一定也跟古时候戍边的那些士卒的那样深。那样远。“王雄,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有一晚,我和王雄在园子里乘凉,王雄和我谈起他湖南湘阴乡下的老家时,我问他道。“有个老娘,不晓得还在不在,”王雄说道,“还有——”突然间,他变得有点忸怩起来了,结结巴巴地告诉我,原来他没有出来以前,老早便定下亲了。是他老娘从隔壁村庄买来的一个小妹仔。“那时她才十岁,只有这么高——”王雄说着用手比了一下。他那个小妹仔好吃懒做,他老娘时常拿扫把打她的屁股,一打她,她就躲到他的身后去。“小妹仔长得白白胖胖,是个很傻气的丫头。”王雄说,他咧着嘴笑了起来。“给你一挂鱿鱼吃。”下女喜妹突然走到王雄身后伸过手来,把一挂烤鱿鱼拎到王雄的脸上。她刚洗完头,也到园子里来乘凉。喜妹是个极肥壮的女人,偏偏又喜欢穿紧身衣服,全身总是箍得肉颤颤的,脸上一径涂得油白油白,画着一双浓浓的假眉毛,看人的时候,乜斜着一对小眼睛,很不驯地把嘴巴一撇,自以为很有风情的样子。舅妈说,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王雄一来便和她成了死对头,王雄每次一看见她就避得远远的,但是喜妹偏偏却又喜欢去撩拨他,每逢她逗得他红头赤脸的当儿,她就大乐起来。王雄很自莽地把喜妹的手一拨,闷吼了两下,扭过头去,皱起了眉头,便不肯出声了。喜妹噗哧地笑了起来,她仰起头,把那挂烤鱿鱼往嘴巴里一送,摇着一头湿淋淋的长发,便走到那丛芭蕉树下一张藤靠椅上,躺了下去,园子里一轮黄黄的大月亮刚爬过墙头来,照得那些肥大的芭蕉树叶都发亮了。喜妹一面摇着一柄大蒲扇,啪嗒啪嗒地打着她的大腿在赶蚊子,一面却用着十分尖细的声音哼起台湾的哭调《闹五更》来。王雄霍然立起身,头也不回,拖着他那庞大的身体,便向屋内走了进去。丽儿到底是一个十分聪敏的孩子,暑假中,我只替她补习了几个礼拜,她很轻巧地便考上了省立二女中。舅妈笑得合不拢嘴来,一放了榜,便带着丽儿出去缝制服,买书包文具。开学的那天,一屋人都忙得团团转,舅妈亲自替丽儿理书包、烫制服,当丽儿穿着她那一身毕挺的童军制服,挂得一身的佩件,很俏皮地歪戴着一顶童军帽,提着一只黑皮新书包,摇摇摆摆,神气十足地走出大门口时,顷刻间,她好像长大了许多似的,俨然是一副中学生的派头了。王雄老早便推着三轮车在门口候着了,丽儿一走出去,王雄好像猛吃了一惊似的,呆望着丽儿,半晌都说不出话来,丽儿把书包往三轮车上一扔,很轻快地便跳上了车去,朝着我们挥了一挥手,然后把王雄猛推了一把叫道:“走啊,王雄。”丽儿对她的中学生活十分着迷,头几天,放学回来,制服也不肯脱,在镜子面前看了又看,照了又照,一有空,便捧起一本远东英语读本,得意洋洋地大声念起英文来。有一天,她立在通到花园的石阶上,手里擎着她那本英语读本,王雄站在石阶下面,仰着头,聚精会神地望着丽儿在听她念英文。“Iamagirl.”丽儿指了一指自己的胸膛念道,然后又指了一指王雄。“Youareaboy.”王雄微张着嘴,脸上充满了崇敬的神情。“Iamastudent.”丽儿又念了一句,她瞥了王雄一眼,然后突然指着他大声叫道:“Yorareadog.”丽儿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得前俯后仰,一头的短发都甩动了。王雄迷惘地眨了几下眼睛,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旋即他也跟着丽儿咧开了嘴,开心地笑了起来。开了学的三个礼拜后,一个星期六的中午,丽儿从学校回来,我们都在客厅里等着她吃午饭。丽儿进来时,把客厅门一摔开,满面怒容,王雄跟在她身后,手里替她提着书包。“下礼拜起,我不要王雄送我上学了。”丽儿一坐下来便对舅妈说道。我们都感到十分意外,舅妈赶忙询问丽儿为了什么缘故。“人家都在笑我了。”丽儿猛抬起头,一脸通红。“这有什么可笑的呢?”舅妈走过去,用手绢替丽儿揩拭她额上的汗,柔声地安慰她道,“坐三轮车上学的人也有的是啊。”丽儿一把推开舅妈的手,突然指向王雄道:“同学们都在说——他像一头大猩猩!”丽儿斜睨住王雄,脸上登时显出了鄙夷的神色来。舅妈打量了王雄一下,撑不住笑了。喜妹却捞起了裙角,笑得弯了腰。王雄捏着丽儿的书包,站在那儿,十分羞惭似的,黧黑的面孔一下子都紫涨了起来,他偷偷瞅了丽儿一眼,嘴唇一直抖动着,好像要向她赔一个笑脸,却笑不出来。自从丽儿改骑脚踏车上学后,她便很少跟王雄在一块儿了。她在学校里十分活跃,经常带领一大伙同学回到家中来玩。有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丽儿又带了七八个同学——全是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到家中的花园里来踢毽子,丽儿是个踢毽子的能手,一口气可以踢上百来个。我正站在石阶上,望着那群小女孩儿,个个捞起裙子,兴高采烈地踢着毽子,忽然看见王雄从那丛芭蕉树后问了出来,朝着丽儿直招手,悄悄地叫道:“丽儿——”“你来干什么?”丽儿走了过来,有点不耐烦地问道。“你看,我给你找了什么东西来?”王雄从一个牛皮纸袋里,拿出了一只精致的玻璃水缸来,里面有两条金鱼在游动着。我从前买过一缸金鱼送给丽儿,丽儿非常喜爱,挂在她的窗台上,天天叫王雄喂红虫给鱼吃,后来让隔壁一只猫跑来捣翻吃掉了。丽儿哭得十分伤心,我哄着她答应替她再买一缸,后来竟把这件事情忘掉了。“谁还要玩那个玩意儿?”丽儿把面一扬,很不屑地说道。“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两条呢。”王雄急切地说道。“我踢毽子去了。”丽儿一扭头便想跑开。“这是两条凤尾的——”王雄一把抓住了丽儿一只膀子,把那缸金鱼擎到丽儿脸上让她看。“放开我的手。”丽儿叫道。“你看一看嘛,丽儿——”王雄乞求道,他紧紧地捏住丽儿,不肯放开她。丽儿挣了两下,没有挣脱,她突然举起另外一只手把那只玻璃水缸猛一拍,那只金鱼缸便哐啷一声拍落到地上,砸得粉碎。丽儿摔开了王雄的手,头也没回便跑掉了。缸里的水溅得一地,那两条艳红的金鱼便在地上拼命地跳跃起来。王雄惊叫了一声,蹲下身去,两手握住拳头,对着那两条挣扎的金鱼,不知该怎么去救它们才好。那两条娇艳的金鱼最后奋身猛跳了几下,便跌落在地上不能动弹了。王雄佝着头,呆呆地望着那两条垂死的金鱼,半晌,他才用手拈起了那两条金鱼的尾巴,把鱼搁在他的手掌上,捧着,走出了花园。自从那次以后,王雄变得格外地沉默起来。一有空他便避到园子里浇花。每一天,他都要把那百来株杜鹃花浇个几遍,清晨傍晚,总看到他那个庞大的身躯,在那片花丛中,孤独地徘徊着。他垂着头,微微弯着腰,手里执着一根长竹竿水瓢,一下又一下,哗啦哗啦,十分迟缓的、十分用心的,在灌溉着他亲手栽的那些杜鹃花。无论什么人跟他说话,他一概不理睬。有时舅妈叫急了,他才嗄哑着嗓子应着一声:“是,太太。”旋即他又问声不响,躲到花园里去。直到出事的前一天,喜妹在园子里的水龙头接水洗被单,王雄老早便在龙头上挂着一只水桶,盛水浇花了。喜妹把王雄那只装得半满的水桶取了下来,将自己的洗衣盆搁到龙头下面去。王雄突然走了过来,也不做声,一脚便把水盆踢翻了,盆里的水溅得喜妹一身。喜妹登时恼怒得满面排红,她把长发往后一挽,一闪身便站到了王雄面前,用身子挡住水龙头,对王雄喝道:“今天谁也别想用水!”喜妹扬着脸,叉着腰,胸脯挺得高高的,她满面挂着水珠子,裙角也在淋淋沥沥地滴着水,她把木展踢掉了,赤了一双脚,很不逊地和王雄对峙着。王雄闭着嘴,定定地望着她。喜妹打量了王雄一下,突然间,她放纵地浪笑了起来,笑得全身都颤抖了,一边笑,一边尖叫着:“大猩猩——大猩猩——”喜妹的话还没有落音,王雄一把便伸出了他那双巨手抓住了喜妹肥胖的膀子,拚命地前后摇撼起来,一边摇着,他的喉头不住发出呜咽咆哮的声音来,好像一头受了重伤的野兽,在发着悲愤的吼声一般。喜妹痛得一脸扭曲起来,大概惊呆了,一下子喊不出声音。正当我赶过去阻止王雄的时候,喜妹才尖叫了一声,王雄一松手,喜妹赶忙捞走裙子便跑开了。一面跑她一面揉着她的膀子,跑到老远她才回过头来,朝着王雄吐了一泡口沫骂道:“考背!”王雄仍旧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重重地喘着息,额头上的汗珠子,大颗大颗地滚下来,一双眼睛红得要喷火了似的。我突然发觉,原来王雄的样子竟走了形。他满脸的胡子植,头发长出了寸把来也没有剃,全头一根根倒竖着,好像个刺猬一般,他的眼塘子整个都坑了下去,乌黑乌黑的,好像多少夜没睡过觉似的。我没有料到才是几天的工夫,王雄竟变得这般憔悴,这般暴戾起来。出了事,好几天,舅妈都不肯相信,她说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像王雄那么个老实人,竟会干出那种事情。“那个死鬼——”喜妹一提到王雄就捞起裙子掩面痛哭,一面抚着她的颈子,犹带余悸似的。那天早上,我们发现喜妹的时候,以为她真的死了。她躺在园子里,昏迷在一丛杜鹃花的下面,她的衣裙撕得粉碎,上体全露了出来,两只Rx房上,斑斑累累,掐得一块一块的瘀青,她颈子上一转都是指甲印。同一天,王雄便失了踪。他遗留下来的那些衣物,舅妈都叫我拿去分给了我们连上那些老士兵。在他箱子里,翻出了一大包五颜六色的玻璃珠子来,是那次他替丽儿串手钏子用剩的。退役后,我便回台中家里去了,直到第二年春天,我到台北来找事,才又到舅妈家去。舅妈病了很久,一直躺在床上,她显得非常苍白无神。舅妈说,自从她家发生过那桩不吉利的事情以后,她的身体就没有好过,夜夜失眠。她挣扎着起来,紧紧地执着我的手,悄悄说道:“天天夜里,我都听见有人在园子里浇水的声音。”母亲说过,舅妈是个神经极衰弱的女人,一辈子专爱讲鬼话。当我走到园子里的时候,却赫然看见那百多株杜鹃花,一球堆着一球,一片卷起一片,全部爆放开了。好像一腔按捺不住的鲜血,猛地喷了出来,洒得一园子斑斑点点都是血红血红的,我从来没看见杜鹃花开得那样放肆、那样愤怒过。丽儿正和一群女孩子在园子里捉迷藏,她们在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丛中穿来穿去。女孩子们尖锐清脆的嬉笑声,在春日的晴空里,一阵紧似一阵地荡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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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白先勇

我读书的速度很快,遇到长篇的悬疑或者是侦探小说的时候,总不愿意睡觉,一定要看到结尾解开所有的谜底了才善罢甘休。但是《台北人》这一本书,真的是我舍不得读完的一本书。害怕读完里面的美好就没有了。

每天给自己限定篇目,14个短篇,一天只能读两篇。不可以多读。一厢情愿地认为这趟旅途可以长久一些。

我觉得白先生的文章是被世人所小瞧了的,旅美的学者夏志清教授这样形容白先生:他是当代短篇小说届的领军人物,是一位奇才,一位对文体改革有贡献的作家,在当代华文作家中,他不是魁首,但绝对,是一位值得被后代铭记的,可以部分代表中国文学的,第一流大师。

先生一生,佳作频出,如果你愿意去豆瓣看一看,断然找不出先生有8分以下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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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评分

而其中受誉最多的,便是两本短篇小说集子,一本叫做《台北人》,另外一本叫《纽约客》。两本书,暗含先生漂泊的一生。

而《台北人》这本书,入选了20世纪最伟大的100本小说,排名第七位,是仍在是作家的最高排名。上一位是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下一位是巴金先生的《家》。

白先勇是国民党著名将领白崇禧的第八个孩子,其父担任过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一职。其家族显赫程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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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与其兄弟姐妹

说了那么多,我们回到《台北人》这本书上来。

《台北人》是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了14部短篇。包括《永远的尹雪艳》《一把青》《岁除》《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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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

《台北人》读起来像是一部画集,14篇小说,并无直接联系,你所见的,不像小说,更像是14幅独立的人物画。它们所用的技法不一,长短各异,却均是一等佳作。

首先作者在引言部分写道 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

书前引用刘禹锡的《乌衣巷》一诗,突出今非昔比这一主题。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后欧阳子著《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此书名字就叫做《王谢堂前的燕子》。可见这首诗对于这部小说集的思想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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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就《台北人》的表面观之,我们发现这十四个短篇里,主要角色有两大共同点:

  一、他们都出身中国大陆,都是随着国民政府撤退来台湾这一小岛的。离开大陆时,他们或是年轻人,或是壮年人,而十五、二十年后在台湾,他们若非中年人,便是老年人。

    二、他们都有过一段难忘的“过去”,而这“过去”之重负,直接影响到他们目前的现实生活。这两个共同点,便是将十四篇串联在一起的表层锁链。

    然而,除此二点相共外,《台北人》之人物,可以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之各阶层:从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到退休了的女仆顺恩嫂(《思旧赋》),从上流社会的窦夫人(《游园惊梦》)到下流社会的“总司令”(《孤恋花》)。有知识分子,如《冬夜》之余钦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桥荣记》之老板娘;有帮佣工人,如《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有军队里的人,如《岁除》之赖鸣升;有社交界名女,如尹雪艳;有低级舞女,如金大班。这些“大”人物,“中”人物与“小”人物,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而这份“过去”,这份“记忆”,或多或少与中华民国成立到迁台的那段“忧患重重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作者在一开头说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

《台北人》中的许多人物,不但“不能”摆脱过去,更令人怜悯的,他们“不肯”放弃过去,他们死命攀住“现在仍是过去”的幻觉,企图在“抓回了过去”的自欺中,寻得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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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把青》剧照

    首先,白先勇称这些中国大陆人为“台北人”,就是很有含义的。这些大陆人,撤退来台多年,客居台北,看起来像台北人,其实并不是。台北的花桥荣记,虽然同样是小食店,却非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的花桥荣记。金大班最后搂着跳舞的青年,虽然同样是个眉清目秀腼腆羞赦的男学生,却不是当年她痴恋过的月如,《一把青》的叙述者迁居台北后,所住眷属区“碰巧又叫做仁爱东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她公馆的势派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但她的公馆明明在台北,而非上海。《岁除》的赖鸣升,在追忆往日国军之光荣战迹时,听得“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却不是“台儿庄”之炮火冲天!而是除夕夜人们戏放之孔明灯。《孤恋花》之娟娟,是五宝,又非五宝。《秋思》之华夫人,花园里种有几十株白茸茸的“一捧雪”,却非抗日胜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园中盛开的百多株“一捧雪”。《冬夜》里余教授的儿子俊彦,长得和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但他不是当年满怀浪漫精神的余钦磊,却是个一心想去美国大学念物理的男学生。窦夫人的游园宴会,使钱夫人一时跃过时间的界限,回到自己在南京梅园新村公馆替桂枝香请三十岁生日酒的情景。但程参谋毕竟不是郑彦青,而她自己,年华已逝,身分下降,也不再是往日享尽荣华富贵的钱将军夫人。

之所以那么喜欢白先勇,是因为他的作品是当代少有的值得推敲的作品。文字中弥漫着古典文学的芬芳。他的作品不是那么好读,但是读起来有种说不出来的美感在其中。


白先勇和张爱玲

1920年,张爱玲生于上海麦根路,从此和这个城市结下不解之缘。

她曾经志在四方,然而太平洋战争打断了留学之路,终究从上海开始发光发热。她笔下的远东第一都会,是万丈红尘中隐隐含光的不夜城,有城开不夜的霞光灿烂,也有夜半无人私语时的凄美。

从《倾城之恋》《金锁记》《年轻的时候》《半生缘》到《色 戒》《小团圆》;在时代和战乱的夹缝中,她以犀利凄艳的笔触,透视社会、两性、教育、阶级,而又不断地展示那参差对照地上海风华,在今天已被视为惊天动地的奇迹。她穷究生命悸动的经验,以登峰造极的说书本领,为时代倾泻的一代繁华作见证。

而1946年,白先勇移居上海多伦路,初探这个大千世界。白先勇和上海,邂逅在生命初始的懵懂清明,继而繁衍成繁花盛景。在翻天覆地的年代中,上海,宛若注定的谶语,成为他永远的文学印记。

金大班、尹雪艳、李彤、吴钟英、朱焰这些浮华男女,在衣香鬓影中变换贪嗔痴怨的心计,在珠翠环绕间流转情场的爱恨离仇,全都是时代幽魂魅影城国的风景。上海对白先勇来说,宛若一场长夜漫漫的召唤,自政治的废墟中流露出幽古的芬芳,尽管流云变幻,却血肉相连而始终深情如一。

如果说张爱玲在李鸿章、张佩纶的显赫家世中传扬源远流长的真真假假,在骚乱中沉淀古老的东方神秘;那么白先勇就在家国与民族的离乱间倾诉着历史的兴衰,追溯金碧辉煌的起源。

很多人拿白先勇与张爱玲作比较,我之前也是喜欢死了张爱玲。总觉得她的文字凄艳凌厉,她穿着旗袍,从弄堂里缓缓走来,然后抬头看了你一眼,之前走进黑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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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

之前一直喜欢张爱玲的决绝,她看女人看的极为透彻。可是遇到白先勇之后,不知怎么我可能更喜欢白先勇多一些。

如果说他们两者有相像的地方,可能是因为他们师出同门。他们的作品都受了曹雪芹《红楼梦》的影响。所以你看他们的文字是带着古典韵味在里面的,并且有典故深意,就像《游园惊梦》中主角的名字,蓝田玉、桂枝香、月月红、蒋碧月都是有深意的。

至于另一相像可能就是张爱玲与白先勇,都怀抱着对上海永远的乡愁,融汇东西,福至心灵地将投射的对象献给了神话时代的上海。

张爱玲的意象或象征,固然确实生动有力,花样百出,却常过于华丽炫耀,匠痕显露,而且多半时候只是诉诸读者的感官,和使文字丰润多彩,不见得总是和小说主题有必然的关联。

在她那段镂金错采的青年岁月,张爱玲以堆砌字句知名。虽“笔触上信口堆砌”,但如今已经被普遍视为华文世界的宝藏。在它运用得当的时候,那凄艳凌厉的笔触确实拥有难以匹敌的成就。

而白先勇的文笔乍看和张爱玲皆属于跌宕华美一派,实际上,动态范围要较张爱玲为大。因为白先勇在绝大部分的时候,其象征意象,运用得较张爱玲含蓄。但是一旦冲破桎梏,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接下来我来举一个例子,比较害羞...

……他那双乌光水滑的马靴啪哒一声靠在一处,一双白铜马刺扎得人的眼睛都发疼了。他喝得眼皮泛了桃花,还要那么叫道:夫人。我来扶你上马,夫人,他说道,他的马裤把两条修长的腿子绷得滚圆,夹在马肚子上,像一双钳子。他的马是白的,路也是白的,树干子也是白的,他那匹白马在猛烈的太阳底下照得发了亮。他们说:到中山陵的那条路上两旁种满了白桦树。他那匹白马在桦树林子里奔跑起来,活像一头麦秆丛中乱窜的兔儿。太阳照在马背上,蒸出了一缕缕的白烟来。一匹白的,一匹黑的——两匹马都在流汗了。而他身上却沾满了触鼻的马汗,他的眉毛变得碧青,眼睛像两团烧着了的黑火,汗珠子一行行从他额上流到他鲜红的颧上来,太阳,我叫道。太阳照得人的眼睛都睁不开了。那些树干子,又白净,又细滑,一层层的树皮都卸掉了,露出里面赤裸裸的嫩肉来。他们说:那条路上种满了白桦树。太阳,我叫道,太阳直射到人的眼睛上来了。……

以上选自《游园惊梦》,没看过的同学我先交代一下背景。《游园惊梦》昆曲戏剧,源自明代剧作家汤显祖(1550~1616)最有名的一部作品《牡丹亭》。这个剧本一共有五十五出,中心故事是说杜大守的千金杜丽娘,待字闺中,因春色恼人,到花园一游,回房入睡。梦见和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书生柳梦梅,在园中牡丹亭上交欢,醒来之后就患相思病去世。后来果然有柳梦梅这样一个人,使杜丽娘还魂复活,结婚团圆,所以剧本又名《还魂记》。《游园惊梦》昆曲,便是由《牡丹亭》的第十出《惊梦》改编而成,剧情即杜丽娘春日游花园,然后梦中和柳梦梅缠绵性交那一段。此戏又可分成“游园”和“惊梦”上下二出,游花园的部分是“游园”,白先勇在小说里,藉徐太太的演唱,摘录下唱词中比较有名而且含义深长的句子。可是杜丽娘入梦以后,与柳梦梅交欢的“惊梦”部分,其热情大胆的唱词,白先勇全没引录,却以钱夫人的一段对往日和郑参谋私通交欢的“意识流”联想来取代。而这一大段藉由象征或意象表达出来的“性”之联想,热情露骨的程度,和“惊梦”唱词相当。如此,钱夫人仿佛变成了杜丽娘,在台北天母窦夫人的“游园”宴会里,尝到了“惊梦”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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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版《牡丹亭》

所以骑马,流汗的意象我就不过多解释了。


总之,白先勇的小说不是那么容易读的。他和张爱玲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至于为什么我喜欢白先勇多一些,则是因为他书中体现了很多人文关怀。他小说主角很多就是社会下层的人,比如说舞女,娼妓等。长篇小说《孽子》则是以一群流落在外的男孩子作为主角,他是带有很多的同情心去写这些故事的。他没有嘲讽,没有居高临下,只是同情,写下每个人惊慌失措的不知道怎么办的人生。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对去写戏弄、嘲笑别人感情的文章不太感兴趣。”

而张爱玲是对人生看得很透的,她看到的人生很黑暗,很阴柔,为了生存,可以一点尊严都没有。她最让人惊艳的是当年她以一介妙龄少女,却初生牛犊不畏虎地、放胆去写这些无边无际地黑暗心理,剖析之犀利、洞悉之深邃,呈现出一种“超异能地成熟”。又想到了曹七巧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这种毛骨悚然地感觉实在难以描述,这一切只属于张爱玲。

所以试想如果张爱玲去写《孽子》她会怎么写,你就会明白我为何喜欢白先勇了。


孤恋花

14篇小说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孤恋花》和《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

《孤恋花》中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叙述者是一个中年的酒家女,以前在上海万春楼陪客,现在在台北五月花却当起“经理”来,看管年轻的酒女,因而得一绰号,叫“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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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司令是一个同性恋者,在上海的时候,和一个同在万春楼当妓女,比她年轻名叫五宝的女孩同居。后来五宝被吸鸦片烟的流氓华三肉体虐待,不堪痛苦而自杀,死前口口声声对叙述者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

十几年后,在台北五月花,叙述者结识另一酒女娟娟,娟娟唱台湾小调,和五宝以前唱戏同样,“也是那一种悲苦的神情”。两人脸形相似,“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

    “总司令”把娟娟带回自己家同居,后来她花费一生的积蓄,并变卖珍留的一对翡翠镯子(五宝的遗物),拼凑着在金华街买下一栋公寓,与娟娟“成家”。

而娟娟是苏澳乡下的人。(是《台北人》中唯一的台湾人)她母亲是疯子,被锁在猪栏里。娟娟幼年时,被母亲咬伤,颈上有蚯蚓似的红疤。

娟娟在15岁的时候被父亲强奸,一直和父亲保持着性关系。怀孕后被父亲抓到门口当着邻里的面揪着打,骂她偷人。殊不知,她的孩子就是父亲种下的乱伦的恶果。后父亲喂她一撮药,孩子便没有了。

和“总司令”同居约一年后,娟娟被一个有吗啡瘾的“黑窝主”柯老雄缠上,娟娟受尽虐待,乳头被咬破,像熟烂了的牛血李,淌着黏液。颈脖上有一转淤青的牙齿印,手腕上一排四五个青黑的针孔。可是娟娟“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他万般施虐而不抗拒。

到了中元节(鬼节)的晚上,娟娟却突然用一只黑铁熨斗,猛锤柯老雄的头颅,把他天灵盖敲开,豆腐渣似的灰白脑浆洒得一地。

  杀死柯老雄后,娟娟完全疯掉,被关在新竹海边的一个疯人院里。小说的末尾,“总司令”由林三郎陪伴,一同去新竹看娟娟。林三郎是五月花的一个老乐师,日据时代颇有些名气,自己会写歌,《孤恋花》这一首凄凉歌曲,就是他写的。

    两人见到了娟娟。她带着手铐,因为她变得会咬人。她不再认得人,“总司令”叫了她几声,她才笑了一下,“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坐了一阵子,没什么话说,两人便走出疯人院。在刮着海风的秋日黄昏,沿着漫长寂寞的黄泥道路,“总司令”搀扶着眼睛差不多全瞎掉的林三郎,一步一步走上了归程。

而那首小曲这样唱到:

月斜西月斜西 真情思君君不知
青春欉谁人爱 变成落叶相思载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钟爱这一篇,好像冥冥之中有中宿命在其中纠缠。娟娟是五宝的转世,后来在鬼节那一天把像华三的柯老熊杀死了。

她母亲疯癫,她父亲用一根铁链子套在她的脖颈上,把她锁在猪栏里。小时候,她一直不知道那是她妈妈,她常看见附近的小孩子拿石头去砸她。一砸中,她妈妈就张起两只手爪,磨着牙齿吼起来。那些小孩都笑了,她什么都不知道,也跟着笑。

后来,她的阿姨来到了她家。阿姨把她带到猪栏边,边哭边说道,“伊就是你阿母呵!”

那天晚上,她偷偷拿了一碗菜饭,爬进猪栏,递给她妈。她的妈妈接过饭去,瞅了她半天,咧开嘴笑了。

她走过去,用手摸妈妈的脸,妈妈却突然惨叫起来,把饭碗砸到地上,伸出她的手爪子,一把将娟娟捞住,牙齿咬到娟娟的喉咙上来。

后来她15岁被父亲强奸至怀孕。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头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

我很喜欢这篇,关于这篇其中的很多隐含意味我也说不清楚。我觉得欧阳子在《王谢堂前的燕子》中说的也不好。

我说的也不好,喜欢的同学可以看看原著。写的真的很好。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篇,作者也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让一个大专刚毕业正在服兵役的青年,以旁观者身分,用简单语言,口述他目睹的一场悲剧。

主要说的是一个叫做王雄的家仆王雄,他少年时在湖南乡下,曾与“白白胖胖”十岁“小妹仔”定亲,而他本在湖南乡下种田,十八岁时,有一天挑谷子上城去卖,一出村子就被人截去打日军,“一混便是这么些年,总也没能回过家”。

于是他把自己对小妹仔的那份爱倾注在了家中唯一的幼女也是文中舅妈的独女“丽儿”身上,王雄被作者安排为丽儿家的男佣,服侍陪伴丽儿,保护她上下学。

如此,作者让叙述者以略带幽默的口吻,把王雄送丽儿上学的三轮车,比喻为一辇“宫车”,把王雄比喻为“护驾卫士”:

王雄把他踏的那辆三轮车经常擦得亮亮的,而且在车头上插满了一些五颜六色的绒球儿,花纸铰的凤凰儿,小风车轮子,装饰得像辇宫车一般。每次出去接送丽儿,王雄总把自己收拾得头干脸净的,任是大热天,也穿戴得体体面面,当丽儿从外头走进大门来时,扬起脸,甩动着她那一头短发,高做得像个小公主一般,王雄跟在她身后,替她提着书包,挺着腰,满面严肃,像足了丽儿的护驾卫士。

用绒球花纸等玩物装演车子,是十分幼稚的儿童游戏。王雄这种完全不适合他年龄的行为,正反映出他欲停留在纯真童年的心理状态。由于他痴恋的,实际上不是丽儿,而是丽儿的童真。

婴儿般的丽儿,所做的游戏,当然是天真无邪的。譬如她跨骑王雄背上,装做骑马;或戴满一身玻璃珠子串成的项链手镯,手擎两球艳红杜鹃花,在花园草地上跳“山地舞”。这些游戏都带着一种自然的,原始的气味,表露出她的童稚无知。

然而,就王雄这方面来说,由于他一心一意攀住童稚的幻觉,居然以四十岁的肉身,学着兽行,让丽儿骑在背上,一同玩耍;或用“黑秃秃的巨掌”,满地捕捉红红绿绿的玻璃珠子,来串项链。这样,实在给人一种滑稽、不调和、甚至怪诞的感觉,难怪连不很敏感的叙述者也觉得他“笨拙有趣”。这种不调和的感觉,从作者几句文字构成的一幅生动画面,有力地传达出来:

  王雄也围着丽儿,连蹦带跳,不停的拍着他那双大手掌。他那张大黑脸涨得鲜红鲜红的,嘴巴咧得老大,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来。他们两个人,一大一小,一黑一白,蹦着跳着,在那片红红的花海里,载歌载舞起来。

作者一方面暗示,四十多岁的大人停滞在幼童的心理年龄,是多么奇特,不对劲;另一方面却又为了同样的理由,因王雄拒绝接受现实,而特别同情他,怜爱他。作者对这一个刚从行伍退下来当男仆的王雄,所怀的同情与爱怜,除了从小说语气隐约流露外,特别藉由叙述者在全文中惟一发表主观意见的一大段话传达出来:

    我在金门的时候,营里也有几个老士兵,他们在军队里总有十来年的历史了,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一径还保持着一种赤子的天真,他们的喜怒哀乐,就好像金门岛上的烈日海风一般,那么原始,那么直接。有时候,我看见他们一大伙赤着身子在海水里打水仗的当儿,他们那一张张苍纹满布的脸上,突然都绽开了童稚般的笑容来,那种笑容在别的成人脸上是找不到的。

然而时间不能永驻,丽儿必须长大。入中学后的丽儿之影像,就开始不再能符合凝滞于王雄心目中那十岁的“小妹仔”之影像,而丽儿在实际生活上,开始脱离王雄。

然而进入中学后,她开始“长大”,像所有身心健全的孩子那样长大。她开始接受俗世的价值观念,因王雄只是一个仆佣而变得看不起他,练习英文时指着他说“You are a dog”。又因王雄长相丑陋(“像一头大猩猩”),怕被人笑话,而拒绝他的保护。

    丽儿脱离王雄后,王雄变得格外沉默,孤独徘徊花园内,完全退缩到自己里面去了。他不修边幅,“满脸的胡子渣,头发长出了寸把来也没有剃,全头一根根倒竖着,好像个刺猬一般”。而刺猬是极端孤独的动物。极端内向的动物。它素食,不侵犯别的动物,但受到重大威胁时,会为了自卫而冒死反伤威胁者。也为下文王雄强奸喜妹后自杀埋下了伏笔。

说到喜妹,她是“肥壮”“肉颤颤”,按照欧阳子的说法,喜妹代表了了“肉”而王雄对过去的执念则是灵。后来丽儿不理他,他受不了沉重的打击。他最后对喜妹之施暴,与自杀身亡,其实就是他的“灵”对“肉”之最后报复,最后胜利。

他死后,每天都能听见有人在园子里浇水的声音。那百株杜鹃花,一球堆着一球,一片卷起一片,全都爆放开了。好像一腔按捺不住的鲜血,猛然喷了出来,洒得一园子斑斑点点都是血红血红的。杜鹃花开得那样放肆,那样愤怒。(莫非是他的灵魂回到旧宅中,每天给那片像血一样的杜鹃花浇水不。)

至于他的死因,王雄是跳海自杀的。文章有这样一段对话,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表少爷,你在金门岛上看得到大陆吗?”有一次王雄若有所思的问我道。我告诉他,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得到那边的人在走动。
“隔得那样近吗?”他吃惊的望着我,不肯置信的样子。
“怎么不呢?”我答道,“那边时常还有饿死的尸首漂过来呢。”
“他们是过来找亲人的,”他说道。
“那些人是饿死的,”我说。
“表少爷,你不知道,”王雄摇了摇手止住我道,“我们湖南乡下有赶尸的,人死在外头,要是家里有挂得紧的亲人,那些死人跑回去跑得才快呢。”

这一段,真的是看的我默默的流眼泪。那些人是过来找亲人的,所以我也要选择跳海死亡,这样我就可以回到我的家去。

白先勇就台湾文学巨擘,在他的文章中我仍可以读到一种文化乡愁,而这些却是很多内地作家所没有的东西。

先生把这一切说成是文化乡愁,他说:

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和,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的厉害。

而这也是我喜欢白先勇先生的地方。

PS:本来打算《台北人》和《纽约客》一起写的,无奈写了太多。

害怕一篇文章篇幅太长,你们就不喜欢看啦 就不喜欢我啦

于是准备把《纽约客》放到写一篇推送当中。

另外《台北人》中最著名的是《游园惊梦》啦,也超级好看,但是不好理解。我在这里就不贻笑大方了,你们可以自己读一读。真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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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推送依旧会写先生的短篇小说集《纽约客》和长篇小说《孽子》。真的很好看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先找出来读一读。然后下次的推送我们一起分享阅读经历。

祝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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