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新亚洲彩票app下载 2019-08-24 13:23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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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杀人,去者日以疏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我小时候,村里人使用的语言,词语就住在它们表述的事物表面。所有名称与事物贴切契合,事物和自己的名字如出一辙,二者像缔结了永久的契约。对多数人而言,词语和事物之间没有缝隙,无法穿越它望向虚无,正如我们无法滑出皮肤,落进空洞。日常生活的机巧都是依赖于直觉、无须语言的熟练劳动,大脑既不与它们同行,也没有另辟蹊径。脑袋的存在只是为了携带眼睛和耳朵,供人们在劳作中使用。我们常说:“他肩膀上扛着个脑袋,是为了不让雨淋进脖子。”这句话可以用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似乎也不尽然。冬天室外无事可做的时候,看着父亲把日子一个接一个喝倒,为什么外婆总这样劝母亲:“如果感觉难受,就整理一下衣柜吧。”收拾衣物能让脑子平静下来。母亲把她的衬衣和父亲的衬衫,她的长袜和父亲的袜子,她的裙子和父亲的裤子,重新叠好,摞起来,或一件件挂好。两人整理过的衣物挨在一起,仿佛能阻止父亲醉醺醺地把自己从婚姻中摇出去。只有众人一起干活,相互依赖对方的手艺时,语言才会伴随劳动。但此时人们也未必交谈。扛麻袋、挖沟、砍伐、收割,所有这些重体力活,都是沉默的课堂。体力消耗过度,没有力气用来讲话了。二、三十人能够连续几个小时默默干活,一言不发。有时我待在一边想,我就这么看着,看你们如何在劳动中荒废了话语的能力,等你们从劳作中走出来,会忘掉所有的词语。人的行为无须言语重复,词语会妨碍手的动作,横亘在身体之路上。这一点我早已明了。然而,外在的双手和内在的大脑出现不一致时,就会知道:你此时的所想超越了你的能力,也超出了他人对你能力的估计。你想的其实是别的什么,只有在你感到恐慌时才会来到。我并不比别人更胆小,也许只是和他们一样,为着无来由的、大脑中遐想出来的东西感到害怕。这遐想出来的恐惧不是单纯的幻像,人们与它纠缠不清时,它同来自外界的恐惧一样真实有效。正因为植根于大脑,我们可以称之为没头没脑的恐惧。之所以没头没脑,是因为它没有准确的缘由,因而无从消除。爱弥儿·齐奥兰(EmilM.Cioran)曾说过,无来由的恐惧的瞬间也许最接近真实的存在。人们在瞬间对意义的追寻,精神的发烧,情绪的冷颤,都发生在提出下面这个问题的时候: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专横地抨击庸常,从“平常”时刻闪烁而出。我无须忍饥挨饿,也不用赤脚行走,夜晚躺在熨过的干净床单上,关灯之前,外婆还为我唱“主啊,入眠之前,我要将我的心献上”的催眠曲??然后,床边的壁炉化为村口爬满野葡萄藤的水塔。荷嘉·诺瓦克(HelgaM.Novak)美丽的诗句:“水塔周围的野葡萄,如士兵的下唇一样凋谢时,将自己的颜色完全褪去”,我在那时还未能真正领略。本应让人安然步入梦乡的祷文,在我脑海中却掀起层层波澜。所以至今我都无法理解,信仰为什么能够帮助别人平抑恐惧,平衡心理,平静思绪。而在我眼中,每一句经文,包括人们天天机械吟诵的祷词,最终只能成为范式,需要我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出诠释。双脚的位置在地面,往上是小腹,然后是肋骨,头,最高处是头发。我们如何让心灵越过头发穿过厚厚的屋顶,到达上帝的住所。外婆的愿望无法达成,为什么总对我唱着这些陈词滥调?野葡萄在我们方言中叫“墨水葡萄”,因为它黑色的果实将手染黑,沁入皮肤,几天都洗不掉。床边的水塔,它上面野葡萄的黑色一如深沉的睡眠。我知道,进入梦乡,就是溺死在墨里。我也知道,睡不着的人,良心不安宁,脑子里装着坏东西。我的脑子里就装着这样的坏东西,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村庄的夜晚,户外也是墨。水塔控制了四周,把大地和天空移走,村人在墨中无一例外只有弹丸之地可以立足。青蛙从四面八方鼓噪,蟋蟀欢闹着指引通往阴间的小径,同时将通道封锁,以防有人从阴间折返,把村子变成盒子的回声。和所有孩子一样,我也曾被带到死者身边。他们被安放在宅中最漂亮的房间,进入墓穴之前,我们去做最后一次拜访。棺木的盖子开着,死者的脚被高高垫起,鞋底冲着门的方向。人们走进门,从他脚的位置环绕一周,凝望死者。青蛙和蟋蟀是亡者的喽,在夜里对着活人说些透明的话,把他们的脑子搅乱。我尽量屏住呼吸,想听个明白,却忍不住换气。我很想弄懂它们的语言,但不愿为此丢掉脑袋,踏上不归路。我想,谁一旦明白了那透明的话语,双脚会被捆住,离开地面。从村庄大盒子里被交出去,让周围吃掉的感觉,在光线刺眼的炎热日子里,在山谷放牛时也会袭上心头。我没有手表,我的表是开往城里的火车路程:每天有四列火车驶过山谷,第四班开走时正好是晚上八点,我可以上路回家。这时,天空开始啃噬青草,把山谷拉向自己。我必须在山谷被拉上去之前赶快离开。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在辽阔的、放肆地碧绿着的山谷中,我无数次问自己,我生活的意义在哪里。我把皮肤上捏出块块红斑,想知道我的腿和手臂是什么材料做的,上帝会在什么时候把它们从我身上拿走。我嚼着叶子和花,希望舌头变成它们的同族,希望自己像花和叶一样通晓生命之道。我用通行的名字和它们打招呼。“乳飞廉”(Milchdistel),是一种花茎有乳浆叶子带刺的植物,但它不中意自己的名字,不愿听从。我试着重新给它起名,叫“刺肋”或“针颈”,不出现“乳”和“飞廉”的字眼。此时,在正确的植物面前,所有错误名字的谎言中,面向虚无的缝隙出现了。自己大声独语而不和植物对话,对我是一件丢脸的事。在四列驶过的火车上,窗户会猛然打开。旅客们穿着短袖站在车厢里。我向他们挥手,尽量靠近铁轨,希望能看清一点他们的脸。旅客都是干净的城里人,一些女人身上的首饰和红指甲熠熠发光。列车驶过之后,我飘起的裙子重又贴在身上,头被突然中断的气流搅得发昏,像旋转木马骤然停下后,眼睛涨痛,眼球仿佛从额头拉开,被气流冷却后,大得眼眶几乎无法将它们包住。我呼吸无力,胳膊和腿上的皮肤脏污,到处是划痕,指甲也被染成绿色和褐色。每次列车驶过之后,我都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厌恶自己,更清晰地看着自己。此时,山谷的天空是一块巨大的蓝色垃圾,草地是一片巨大的绿色垃圾,而我是它们中间的一小块垃圾,毫无价值的一小块垃圾。方言中没有“孤独”这个词,只有“独自”,读“allenig”,听着像“wenig”。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玉米地里的感觉是一样的。花序是老人的白发,可以用来编辫子。玉米粒是破碎的黄色牙齿。我的身体簌簌作响,像尘土中空旷的风一样微不足道。嗓子干渴,头顶一个陌生的太阳,像上等人把一杯水递给客人时手中的托盘。直到今天,长长的玉米地依然会令我感到悲伤。无论在火车上还是在汽车里,每每驶过玉米地,我都被一种恐惧攫住,我闭上眼睛,怕玉米地会直挺挺地环绕整个地球。我讨厌执拗的田地,它们吃掉野草和野物,只为了喂饱蔬菜和家禽。每一块耕地都是无边无际的死亡形式的陈列馆,是绽放的尸体盛宴。每一片风景都在执行着死亡。花效仿着人类的脖颈、鼻子、眼睛、嘴唇、舌头、手指、肚脐、乳头,纠缠着借来蜡黄、灰白、血红或灰蓝的器官,在绿的陪衬下,挥霍着不属于它们的一切。缤纷的色彩随意从死者皮肤中穿过,愚昧的生者虽乞求却不得,它们只愿傍在亡者身边,在凋零的肉体上盛开。我在看望死者时认识了蓝色的指甲和淡绿耳垂上的黄色软骨,植物已在那里露出牙齿,等不到走进墓穴,迫不及待地在宅中最美丽的房间开始了它们的分解工作。走在村庄的街道上,在房屋、水井和树木之间,我心想:村庄只是世界的花边,人应当在柏油马路的地毯上生活,地毯只在城里才有。我不想被这盛开的、铺张着所有颜色的陈列馆俘虏,我不要将自己的身体奉献给这贪婪的、用鲜花伪装的燃烧的夏天。

一个人消失的后面,只有沉寂,只有亲人和朋友圆睁的双眼。城市王不会暴露自己的弱点,他蹒跚时人们以为他在鞠躬,他鞠躬时却在杀人。我的王不会随便说说,我爱你们大家所有。他尖尖嘴的皇家犬,身着草绿华美制服,佩戴波纹的铁项圈。夜晚提灯下雪花飘扬,犬的跳跃与呼吸一样,像某人尽失人间之爱,清晨躺在狗腹中安身。村庄国王“微微鞠躬”,他摇晃着,仿佛周边的一切都在摇晃。我们生活的地方自我蚕食,直到连人一起吃掉,直到人们死在自己手上。只有城市国王践约着“国王鞠躬国王杀人”的后半部分。城市国王的手段是恐怖,不是村人与生俱来的害怕,而是有计划的、贯穿神经的、冷酷地强加于我们的恐惧。我从村庄花边来到城市的柏油路地毯,这里虽然没有死亡之日的陈列馆,但国家制造的死亡却爬上脚踝。头几年,这些恐怖的场景只发生在陌生人身上,我只在一般意义上感到害怕。离得近,为的是不看见,远远躲开,想搞明白它针对谁。本能的同情一时攫住我的神经,然后又离我远去。我站在那儿,看着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被逮捕、被殴打、被踩踏,我攥紧拳头,紧闭双唇,指甲深深嵌入掌心,直到疼痛为止。然后我继续前行,上腭干燥,喉咙冒火,步伐僵硬,仿佛胃和双腿充满腐臭的气体。内心充满因无力阻止而带来的软弱的犯罪感,夹杂着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卑劣的幸运感。实际上,每个围观的人都可能是下一个目标。因为除了呼吸,没有什么还被允许。要想找借口整人,放眼望去,比比皆是。几年后,我的一些朋友也被跟踪,被审问,住所被搜查,手稿被没收,被大学开除,被抓捕。之前只是隐约感到的压抑气氛,这时变成了具体的恐惧。朋友们在什么地方被如何折磨,我都很清楚。我们经常在一起商量,在诙谐与恐惧之间,鲁莽而烦乱地寻找出路。但既然不想改变初衷,就不可能有出路。迫害就这样一步步走近我的生活,几年后终于落到我自己身上——他们让我刺探工厂的同事并向他们报告,被我拒绝了。于是,发生在朋友们身上的审问、搜家、死亡威胁,我开始逐一经历。一段时间之后,我大致能判断出,下一次审问时,下一个工作日,或下一个街角,会有什么样的陷阱在等待着我。我知道,目光因恐惧而放大,不论说话还是写作,大脑的迷失离所有现存的语词远去,但对于两个朋友的死,我还是有义务写点什么。像当年在宽广而碧绿得放肆的山谷为乳飞廉找名字一样,我也为我们共同拥有的恐惧寻找适当的词。我想告诉大家,在今晚、明早、或是下个星期,当生命不再理所当然地存在的时候,我们彼此赋予了怎样的友情。“因为害怕,埃德加、库尔特、乔治和我天天待在一起。即便一起坐在桌边,恐惧依旧和我们来时一样,在每人心中独立存在着。为了掩饰,我们不停地笑,但恐惧还是会离开预定轨道。控制了表情,它会溜进声音,将表情和声音牢牢掌控,它又会离开手指,冲出皮肤。它附着在周围所有的物品,我们能看见各自的恐惧停在了哪里。深刻的了解和依赖让我们彼此常常难以忍受。”审我的人轻蔑地说道:“你以为你是谁!”这不是问句,正因为不是问句,我更要抓住机会:“我是和你一样的人。”这很有必要,对我很重要,因为他跋扈得似乎已经忘了这一点。在暴风骤雨般的审问中,他骂我狗屎、垃圾、寄生虫、母狗,平静点的时候叫我妓女或敌人。在审问间隙,他需要我填补他当班的时间,我像一块被揉来揉去的破抹布,只为展示他的敬业和权力而存在。离下班还早,他就在我身上做疲劳实验,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反刍着他已经咆哮了无数遍的废话。我不能走,否则钟表的滴答就失去了意义,否则他就失去了折磨人的对象。每次咆哮过后,他会在我身上玩猎“人”游戏。练习不能中断,这是他惬意的休闲方式。审问者的每一种情绪都有固定模式。童年时有关“生命意义”的问题于此显得陈腐,这样的问题只能发自内心,摆到桌面上,会给人逆反的感觉。人天性中的固执使他热爱生命,学会喜欢生活,使每一天都拥有价值。告诉自己我活着,尤其这一刻我要活着,这就够了,这比想象的更具有生命意义。它是经过检验的生命价值,和呼吸一样有效。生长于内心,抵御所有外部形态的生命欲望也是王,一个难以驾驭的国王。我了解它,所以从来没有尝试用词语去表达,我把它的名字藏了起来。后来我想出了一个词叫“心兽”,这样可以不必直接说出就能称呼它。多年后,当这段时光离我远去,我才从“心兽”走到那个真正的词——“王”。王微微躬身,夜如常步行而来。厂房屋顶倒映在河里的,是两只反穿的鞋,早早就闪烁着霓虹的惨白。一只鞋踢向我们的嘴将它封杀,另一只将我们的肋骨踢软。霓虹鞋在清晨熄灭,野苹果诙谐槭树羞红了脸,天边的星星一如爆米花行进。国王鞠躬国王杀人。方言中的韵律很早就将我引向国王:allein-wenig-koenig,我在山谷放牛时就开始把玩韵律与祖父象棋里的王:alleinig-wenig-Kenig。我熟悉方言中押韵的墙报、经文和天气谚语,小时候对它们很认真。等到了城市,少年的我开始嘲笑这些玩意儿。高中的岁月都消耗在歌德和席勒的长篇叙事诗中,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像敲地毯一样没头没脑地打着节拍:“穿过夜和风?/父亲与孩子”,还有,“雷诺蕾迎着朝霞出发/从沉沉的梦境醒来:/‘威廉,你是不忠,还是死了?/你还要犹豫多久?’”更糟的是那些颂歌:“我爱这片土地,它托付给了我/托付给了你,还有你,和所有的劳动人民/她的话语亲如母亲/为着和平,为着社会主义,为着幸福和力量。”韵律在这里磕磕绊绊,敲地毯也敲不出节奏来。如果连续朗诵六七段,听起来像头上被打了洞,令人感到一种难忍的韵律恶心。后来接触到特奥多尔·克拉默(TheodorKramer)和英格·米勒(IngeMueller)的天才诗句,我在其中感到一种小心翼翼的、敏感的节奏,仿佛诗人在创作时,他的呼吸在太阳穴的盒子里轻叩。我沉迷其中,不用特意学习,就可以倒背如流。这些诗句注视着我的生活,它们就是我的生活,在和我说话,能自行走进我的大脑。我过于钟爱这些诗,以至于我不敢去探究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我到今天依然认为,如何下功夫都无法使我们接近这两位作家的独特之处。我开始从报纸上剪下需要的词语,起初并没想到拼成诗歌,只是因为经常出门旅行,想给朋友们捎个信儿,往信封里塞点自己的东西,而不是本位主义摄影师镜头下的明信片。在火车上看报时,我把残缺的图片和词语一起粘在一张白色卡片上,或者拼成一两个句子,比如:“由此可见这个执拗的词”,或“如果一个地方是真实的,它就会轻触渴望”。起初我为报纸上松散的词也能有所作为感到诧异,接着韵律就自然流淌出来。我在家剪报的习惯由来已久,我随意把它们铺在桌上,看着看着,它们自己就组成了诗。基于对特奥多尔·克拉默和英格·米勒的诗句的信任,我接纳了那些未经加工、在桌面上偶然组成的诗句。这些词彼此相识,因为它们必须共同分享一小块地方。我无法把它们赶走,诗兴就这样渐次浓厚起来。从一开始我就会剪下所有见到的“国王”字样,绝不会把它留在报纸上。有一次,在拼贴之前,我数了一下,桌上并排摆着二十四个“国王”。我把第一个“国王”放进句子里,韵律也随之飘然而至。这说明通过诗歌能够接近国王。我们可以请他出场,诗韵将国王逼到他引发的心跳节奏,然后划一条光滑的弧线进入他制造的惊惶。韵律盘旋而起,整齐划一。整个诗句换步行进,与其他诗行协同一体。我们也可以逆向梳理韵律,把它们藏在句子中间,然后看它们如何将丢掉的再吞回去。句末的韵律可以浓墨重彩,立体地展现,但阅读时不宜强调,要隐藏在声音里。“国王”在我小时候就已植根于脑海。他隐身于事物中,即便我一个字都不写,他也存在着,以一个家喻户晓的恶人形象存在着,为着掌控生活中出现的新的错综复杂。国王现身之处,不会见到仁慈。然而,在生活远离可表达的范畴时,他可以整理生活,无须词语就能对付它的杂乱无章。国王一向是需要被经历的,而不是被说出的词,靠说话无法接近他。我和他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在那些时日,恐惧或多或少一直伴随着我。“心兽”与被经历的“国王”不同,它是一个被写下来的词。它在纸上诞生,写作时用来代替国王。因为我在死亡恐惧中必须为生命渴望找一个词,一个我当年在恐惧之中无法拥有的词。我需要一个像国王一样的双刃词,胆怯而专横,必须能进入身体,成为一个特殊的内脏,一个可以承载周围一切的内在器官。我想与住在每人身体里的无常对话,那住在我心里、也同样住在那些强势人物心里的无常。它不认识自己,被以不同方式填充着。随着偶然的进程与内心愿望对我们的改变,它有时驯顺,有时狂野。到德国后的第一个除夕夜,午夜时分,国王突然出现在派对上。当时,客人们都在铸铅,我注视着勺子里熔化的铅在凉水中滋滋冒气,凝固后成为一个全新的模样。我心里清楚,国王也是这么出来的,心兽亦然。大家让我也来铸一个自己的新年幽灵铅,可我不敢,笑着抽身离开,怕他们看出破绽:神经极度破裂的人最好不要铸铅。别人心里充满明亮的幻想,而我的顾虑太多太多,我怕幽灵铅会封锁我的心兽,让它整整一年都来烦我,在我想抓它时捆住我的手脚。所以我不要铸铅。还有——恐怕这是同一问题的延伸——,我担心大家从我的勺子里爬出来的东西上,看到我内心的残破,看到我如何费劲心机用“心兽”来定义我的内心状况。在弗里茨·朗格(FritzLang)那令人压抑的电影《橱窗中的女人》(中文另译名:《绿窗艳影》;德语译名:《危险的相遇》)中有一句台词:“你走进了一个几分钟前还完全不能意料的情境。”我意料到了,我意料到这铸铅游戏会暴露一些我无法意料之事。国王追赶着我,从乡村来到城市,又从罗马尼亚来到德国。他是我一些永远无法明白的事物的反映。当大脑迷失,词语失灵时,它将这些事物拟人化了。所以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喜欢说:啊,国王来了!到了德国之后,一个朋友被发现吊死在住所。我知道朋友留下的地方,国王又一次鞠躬杀人了。罗兰德·基施,年仅二十八岁的建筑工程师,寡言少语,话音轻柔,不事张扬,喜欢写诗和摄影。我被宣布为国家敌人后,不论我在罗马尼亚还是在德国期间,他从未像别人一样与我断交。我定居柏林后,他明知有危险,还是不断给我写卡片。我曾希望他断绝我们之间的友谊,因为我很担心他的安全,同时又盼望收到他的来信——这意味着他还活着。他最后的消息,是他死前几个星期寄来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我们曾经常散步的一条街道,在我走后变化很大:街上新铺了有轨电车道,轨道上长满半人高的野胡萝卜,开着金边白伞花,似乎在向我预示朋友身处危险。我从那里抬脚离开后,我们的距离被拉开,随性的交往被没收,无法再直抒胸臆,阅读来信时要在它的小生境中寻找隐蔽的含意。野胡萝卜是我们分离的意象,我想,也许所有注视着人类无望的植物,都可能变成野胡萝卜。卡片背面只写着一行字,字体很小,仿佛不打算把纸上的空白填满:“有时我只有啃啮手指,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不久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句话的分量,比它所有词加起来所能表达的内容要重得多。它引领我们走到词语无法忍受自身之处,包括我们引用他的话时需要使用的词语。不是因为这句话,而是因为这个人,人本不应该像他一样,待在这样的一句话里,但他也是逼不得已。他死去的日子和这句话的情况类似,是五一。在劳动节这一天,热衷于草菅人命和建纪念碑的独裁者干掉了一个建筑工程师。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感觉国王扼住了我的脖子。让我们想象一下:晚上你独自坐在家中,有人敲门,你打开门,然后就被吊死了。邻居们现在回忆说,当晚他们听到不止一个人的喊叫,但没有一个人去帮忙。尸检也被拒绝了,因为国王不允许别人看他的牌。死亡证明书上,官方的结论是自杀。问题是:原本的计划就是吊死,他反抗时头被套进了绳索呢,还是被审讯和拷打致死,刽子手不知如何处理尸体,又把他吊上去的。吊死是预谋好的,还是因事情没有按计划进行,只好在匆忙中,在蔑视中,或者只是为了好玩儿,临时的一个处理办法。杀人者是职业特工,还是被雇佣或是被胁迫的罪犯?死亡带给我的震惊,尸检被拒绝的事实,使我想起童年时经历的另外一件事——村里的桑椹国王。无可争议的自杀,却不得不做尸检。他在患晚期癌症的最后日子里,只能得到盘尼西林,因为医生没有足够的吗啡。在无法忍受的病痛中,他与死亡定了个约会。他的后院有一棵桑树,上面靠着一架梯子。每年他的鸡都学会在树上睡觉。一到晚上,它们顺着梯子爬上树冠,一排排蹲在树枝上睡觉。天亮后,再顺着梯子下到院子里来。死者的女儿说,通过几个星期的训练,他让鸡们熟悉了他,这样他在上吊的时候,鸡没有受到惊吓飞起来,也没叫一声。那天夜里,院子里非常安静,悄无声息。她夜里三点醒来,起身去看看父亲。床上只有睡衣裤,人不见了。柜子门开着,衣架和他最好的一身西服不见了。她的第一个想法是,他可能想到院子里走走,减轻一点痛苦,但也不需要礼拜时穿的西装啊。她大着胆子来到院子。月光如洗,院子从黑暗中浮出,鸡像往常一样蹲在桑树上。白色的,尤其是那些白色的鸡,她强调说,像陈列柜里的白瓷餐具一样泛着光。他就在鸡的下面,吊在一根树枝上。他是我的邻居。事情发生后,我再看那棵树时,脑子里总是发生错觉,我不断对自己说:他们用的是同一个梯子,他和他的鸡。盘尼西林医生并不自责,他竟敢怀疑这不是自杀,坚持要做尸检。他把衣冠整齐的死者的尊严从他最好的西装上扒了下来,在炎炎夏日,在院子正中间,靠着桑树的梯子架起屠宰桌,扮演起尸检专家来。死者被解剖,放进他房子里最漂亮的房间后,棺木的盖子立刻被盖上。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看见了他脖子上深蓝色的勒痕,像树上桑椹一样的靛蓝。像鸡头上有冠一样,他脖子上的条纹就是他的冠。死者辞掉了肉身的陪伴,走进另外一种宁静的物质,逃进了果肉里。带着脖子上的勒痕和好西装,他把自己变成了树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颗桑椹。他是走入地下的桑椹王。

我要离开花边,走上地毯,那里的脚下是坚实的柏油路,死亡无法从泥土爬上脚踝。我要像城里女人一样涂着红指甲坐火车,穿优雅的蜥蜴头皮鞋走在柏油路上,听鞋底啪嗒啪嗒的声响,像我两次进城看病时见到的那样。虽然我只了解农民,但我无法认同贪婪的庄稼地的生活,无法与映在皮肤上的叶的绿色妥协。我知道,庄稼养育我,只是为了将来吃掉我。它时时处处都在提醒,我们只是未来死亡陈列馆的一个候选人。我不明白,大家为何能安心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样一个地方。那时我很失败,因为我的行为无法说服自己,我的思想也无法令人信服。我将瞬间片刻打开的缝隙,不能大到人力所及之物可以填入。我挑战赤身走来的倏忽易逝,却无力找到可以勉强自己顺应世俗的尺度。从皮肤中滑出落入虚无令人蒙羞。我曾试图接近周围的环境,让它将我打磨,将我损耗,把我肢解到永远不能复合。现在看起来,当时的行为近乎乱伦。我渴望“正常的交往”,却又将它拒之门外,因为我无法做到对一切听之任之。我迫切需要心如止水,却不知如何才能做到。外在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我也从未想过讨论这些,但头脑中的“迷失”则须掩饰。方言中除了形容身体的“慵懒”和精神的“深邃”之外,没有其他词汇,当时没有,我至今也未找到。不是所有事物都有适合它的表达,人们也不总在词语中思考。我就是这样。我对很多事物的思考,无论在村子的方言德语,城里的标准德语,还是罗马尼亚语,无论在西德德语还是东德德语,还是在书本中,都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内心的领域无需言语的覆盖,它将我们带到词语无法驻足之地。最关键的东西往往无法言说,而言说的冲动总在它身旁流淌。只有西方人认为,说话能解决大脑的迷惑。但说话既不能打理玉米地里的生活,也不能安排柏油路上的生活。不能容忍无意义的事情,我也只在西方看到。说话能做什么?如果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失常,词语也会失落。我看到过我曾拥有的词语失落,我敢肯定,那些我可能拥有却并未拥有的,也会随之一起失落。不存在的会和已存在的一样,终会陨落。我永远不会知道,人们需要多少词语才能完全覆盖额头的迷失。而当我们为它找到词汇之时,迷失又匆匆离它们而去。哪些词,须以何种速度备用,并随时与其他词汇交替,才能赶上思想的脚步?怎样才算赶上了思想的脚步?思想与思想的交流,和思想与词语的交谈,本来就是两码事。尽管如此,表达的愿望依然存在。如果不是一直拥有这样的愿望,我不会想到要为乳飞廉取名,好用正确的名字去称呼它。如果没有这样的愿望,我也不会因适应环境的尝试失败而使自己陌生化。物品于我一向很重要,它们的外形和主人自己的影像一样。要想了解一件物品,只需看它的主人,他们之间密不可分。物品是从人的皮肤剥离的最外层部分,如果它们的生命比主人更长,逝者就会在他们遗留的物件中徜徉。父亲去世后,医院把他的假牙和眼镜转交给我。家中厨房放餐具的一个抽屉里,一直放着几把他的小螺丝刀。父亲在世时,母亲总是嘟囔着叫他拿走,可他死后,螺丝刀在那儿一放又是好几年。这时,厨房抽屉里的螺丝刀不再碍母亲的眼了。主人已不在桌边,至少他的工具可以和餐具放在一起。逝者已去,生者不再拘泥于常规,手下也对他们生出些敬畏。有时我会想,假如父亲能够重新回到桌边,他甚至可以用螺丝刀代替刀叉吃饭也未尝不可。父亲走后,固执的杏树也在院中扭捏着不愿开放。感觉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向外发散,只有少数几件物品会清晰地印在人们的记忆中,毫无道理可言,而且不直截了当。不是假牙和眼镜,而是螺丝刀和杏树一直在提示我们父亲已经不在的事实。我的目光荒谬地走进杏树,望久了,它们又秃又短的枝干,在我的视线中渐渐与小螺丝刀混淆起来。我在张望中长大,但这些东西依然别有用心地纠结在一起,和从前一样。柏林不适合杏树的生长,这里太冷。我在柏林并没有想念过杏树,却在不经意间碰到一棵。它紧挨着一座城铁铁路桥,人们一般不会往那儿去。它不属于任何人,顶多属于这个城市。它站在路堤的一个低洼处,树冠与桥栏一般高,离桥栏很远,要想摘到杏枝,得冒点风险弯过身子去拽。每隔几天,我都会路过那里。杏树对我意味着已经远去的一小块村庄,它来到德国的时间比我更久,仿佛当年有些树也厌倦了村子,悄悄从园子里溜走。远走他乡的树像背井离乡的人,在恰当的时刻离开了危险的地方,找到一块不很恰当的土地,在其中一个错误的地方停下来,再也下不了决心继续走下去。通往商店的路两旁都有通道,我可以避开杏树。但既然它存在着,就不可能只去商店。我经常面临选择,是去看树,还是绕道走。我对自己说:去看看它今天是什么样子,或者:它今天该不会让我心烦吧。我去看杏树不为父亲,不为村子,也不为国家——不是乡愁的驱使。树既不是负担也不会减轻负担,它站在那里,只是对时间的一种回味。和杏树在一起时,我脑子里沙沙作响的一半是糖一半是沙。“杏”(aprikosen)这个词很讨巧,听起来像“亲热”(liebkosen)。在与杏树无数次的相遇之后,我用剪报粘贴了下面的文字:停车场的猫拖着脚步,五六爪印如合欢豆荚印上台阶。当年村里我们大嚼歪杏,猫咪竖着鼻子板凳上团团围坐,一双双眼睛玻璃杯一样转动,梦乡里头发呼吸起伏。杏枝张开手臂发烧般冰冷,杏甜甜地伤害着,让我今天还在向停车场的猫们问候着。我并不指望这首诗能最终解释有关杏树的事情,它既不能否定也无法证明杏树问题对我的困扰。既然糖于我一半是沙子,并非我自己的文字,而是亚历山大·沃纳(AlexandruVona)那信手拈来的简洁而充满诗意惊怵的句子帮了我的忙:“我想象那飞速的记忆迷宫,它如此包罗万象,却只需要分秒,不论是持续一整天的内容,或甚是已被压缩的记忆??问题原本很简单:时间要去哪里?其实我们需要的,仅只是再次体验它为我们留下的那一点点东西?”我在事物面前曾无缘无故认生的地方,总会折返回来。事物在自我重复中找到我。亚历山大·沃纳写道:“事物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出场,我不明了其意图。”帽子具有一种无目的的潜伏性,在主人不经意间,秘密悄悄溜进头发和丝绸衬里之间。人们戴着帽子干活的时候,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但我能感觉出那里面藏着秘密。因此,“脱帽”并不一定表示行礼致意,它更可能意味着“亮出前额”。帽子摘下时,里面的白色丝绸衬里会露出来——帽子可以是带白色衬里的头部遮蔽物。一次,两个秘密警察来工厂找我,两人同时摘下毛皮帽子,脑袋中间,头发乱蓬蓬地向上着——大脑使头发立起来,想让它们离开头颅,我看见它就蹲伏在衬里上。两人傲慢无礼,行为粗鄙,只有白色衬里使他们显得可怜无助。这白色的光芒使我感到自己的神圣不可侵犯,让我在内心能够摆脱他们,生出许多大胆的想法,他们却无从得知是什么在保护我。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些小诗,我在心里默念,仿佛从丝绸衬里中读出。两人的脖子一副老相,面部沧桑。他们自认掌握着我的生死大权,其实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把握且不自知。我的小诗在白色衬里站立的地方,就是他们头颅的灵位。我喜欢戴帽子的人,因为帽子一旦摘下,大脑就得亮出来。一直以来,我在人们脱帽的瞬间都会低下目光,不去看,否则看到的东西太多。我永远不会给自己买一个有白色衬里的头部遮蔽物,否则我的太阳穴会跳个不停,因为它会立刻让我想到,在帽子的衬里面前,头无所隐瞒,它在每一顶帽子面前都没有秘密。我可以说出这一切:杏树也好,帽子的白色衬里也罢,但我无法用词语解释它们在大脑中的作为。词语被裁剪过,甚至被裁剪得很精确,用于说话。它们只为说话而存在。对于我,它们也为写作而存在。但杏树的螺丝刀枝条和大脑帽子,是词语无法理解的,它们没有能力做思想的代表。读书或写作也都于事无补。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认为这本书严肃,而另外一本却肤浅。我只能回答,那要看它在大脑中引发迷失的密度,那些立刻将我的思想吸引、词语却无法驻足之处的密度。文章中这样的地方越多,就越严肃,这样的地方越少,就越平庸。一直以来,我评价一篇文字的优劣仅此一个标准。每一个好句子都会使大脑无声地迷失,把读者带到一个它所释放的内容迥异于词语之表达的地方。如果说一本书改变了我,那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尽管大家总是强调诗歌与散文的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二者没有区别。散文同样要遵循这个密度,只不过它因篇幅不同所采用的方式也不同。经常举办诗歌朗读会的布鲁诺·甘茨(BrunoGanz)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是的,诗歌中每一个句子都能展开一片广阔的空间,并超越词汇赋予它的意义。每句诗行又以奇特的方式和下一行叠加,如此不断构造出新的空间。线性的散文则以论证方式出现,经常需要运用换位、垂直和异常独特的移位。在我看来,诗歌处于一个被空气包裹的巨大空间,它比词语直接表述的内涵更广,更能打动人。”布鲁诺·甘茨非常贴切地描绘出读者被文字吸引的情形,只不过它针对包括散文在内的所有文学形式。散文有时也会像玻璃一样清晰走来,汉娜·克拉尔(HannaKrall)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把她从维也纳的盖世太保带到奥斯维辛,隔离起来。三个月后,因为她丈夫在茅特豪森等着,只好放她出来。她在月台上找到门格勒医生,希望能允许她在列车上做护理??门格勒医生优雅、有礼,在站台上简单地做了个测试:‘你知道怎么区别动脉出血和静脉出血吗?’他问,这个她知道,她曾在犹太人聚居区的伤寒诊所学过。门格勒又问,‘人一分钟呼吸几次?’这个问题难住了她,‘心脏一分钟跳几下?’医生像个通情达理的教授,不愿看到学生考试不及格。‘要看情况,’她回答,‘看他是否感到害怕,和害怕的程度。’门格勒医生大笑起来。这时她看见他门牙上有个缝,她记起护理课上讲过,这样一个牙缝叫做先天性牙体间隙。”汉娜·克拉尔的记录保留了口述语气,其笔触饱含冷峻的精准和敏锐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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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一世,天地苍茫

去者日以疏,生者日已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作于汉末,其时正社会动荡、战乱频频,十九首非一人所作,但风格相近,用语古朴,慷慨悲怆。

人的一生本就充满离别相逢,有的人去了,又认识新的人。上一辈日渐衰老,下一辈步入壮年,小一辈逐渐长大,这是自然规律,谁都改变不了。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到“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即便如此,我们对那个话题还是有着本能的排斥,对死亡的畏惧在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

我们的一生都是在试图逃离。

墓地在村庄正南,松柏森森,人烟罕至,与耕地接壤,正如潘岳在《怀旧赋》中描述的那样:“坟垒垒而接垄,柏森森以攒植。”

最初,村庄的墓地并不集中,人们把亲人埋葬于自家耕地之中,因为是自家之人,劳作时即便四周空无一人也不会觉得害怕。解放之后,土改土地收归国家,全村进行了一场迁坟运动,将坟墓全部迁入墓地,只剩下没有直系后人的零星几座依旧散落在各处。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不自觉地对墓地充满畏惧。在我们漫山遍野乱跑之时,伙伴们都心照不宣地远离那片亡者的居所。我们去捉知了,很少往南走,即使知道那里的知了并不少。一次晚上壮着胆子去捉知了猴,找了一会便匆匆返回。

特别是听说那件事之后。传闻有人独自在田地里锄草,见一熟人沿着小路从南边过来,他们互相打了招呼,转眼间那熟人就不见了踪迹。她突然明白过来了,刚才遇到的那“人”早已去世多时,回过神来的她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也顾不得地里的活,跑着回了家,受惊后卧床不起,一连病了几日才恢复过来。这件事真假难辨,却让我们心生恐惧。

有一块在南舍窑(地名),距离墓地还有一段路程,即便这样,在这块地里干活的时候我们还是竭力控制自己不去想恐怖的事。一次暑假,我和弟弟两人在那块地里拔草,当时玉米已长得一人多高,我们隐身其中,视线完全被层层叠叠的玉米阻隔,四周静寂无声,仿佛天地之间只剩下我们两人。

记得我们刚开始一直一边干活一边闲聊,试图用高谈阔论来驱赶想拼命挤进脑海的各种奇怪念头。话题一个接一个,我们争论武侠小说金庸与古龙两位大家谁写的更好,谈起有人信教过于痴迷的事,说着说着我们都有些疲倦了,声音渐渐小了下去,最终停下了谈论。

当我们干到地南头时,田野终于归于沉静,只剩下我们的呼吸声、脚步声,气氛变得诡异起来,一种莫名的恐慌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将我们卷入其间。再开口,恐惧并没有减弱,我们加快了干活的速度,直到脱离了地南沟边那片树阴影的笼罩,才开始恢复正常,我和弟弟都心有灵犀地不谈论刚才的感受,继续埋头干活。回想起来,当时的恐慌一部分是因为四周无人、视野受限触发了人类对潜在危险的恐惧,另一部分则来源于鬼怪故事。

上高中时,父亲离开了我们。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死亡带给我们的悲伤、痛苦,天人相隔,永不相见。之后,爷爷、三叔先后离开我们,空留怀念。

每次上坟,见增添了新坟,同来的亲人会念叨这是谁的,今年又走了谁。英年早逝者令人惋惜,得以高寿无疾而终者让人夸耀,墓地的规模不断扩大。每一座坟,都有亡者居住,他们生前生活在同一个村庄,死后仍做邻居。清明之前,生者年年为逝者坟墓填土,用哭声来悼念离开的亲人。燃烧后的纸灰随风升空,我们非常希望自己能够相信逝者会收到寄去的信息,没有远离他们生活过的这片土地。

听过一种说法,人的死亡分为三次:一次是失去呼吸,这是生理死亡,一次是在葬礼之上,失去社会上的位置,另一次是在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离世之时,世上无人再记得他,这时死者才彻底与这个世界告别。

我常想一个人要怎样过完他的一生,死后留下什么才不枉在人世走一趟。给子女留下财富,能够帮子女过得更好;给世上留下贡献、声名,能够让后人念念不忘。无论留下什么都需要付出,如果能让活着的人永远记得,离世并没有带走人们对他的尊重,那么这个人就像是永远未曾离开,他的第三次死亡迟迟没有到来。

向死而,我们讨论死亡,为的是明白如何活着。正因为死亡的存在,鞭策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在无意义的事情上,催促我们大步向前。

略经世事之后,我已没有最初那般恐惧,知道一切都有其意义所在。只有奋斗过、努力过,造福社会、恩泽世人之后,迎来那一刻时才不会有遗憾。

那一天既然迟早要到来,恐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能做的是把握当下,好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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