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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苍生何茫茫

7.1“圣人”要“国父”拜师甲午战后在中国兴起的政治改革热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进、缓进两派的。康有为所发动的缓进派,比杨衢云、孙逸仙所搞的急进派还要早两年——孙中山于一八九三年在广州行医时,原来也是个缓进派。他为仰慕康氏,曾托友好转致结交之意。谁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拒不见孙。中山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何能拜康有为做老师呢?二人因此就缘悭一面了(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孙上书李鸿章时,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缓就急,遂转往夏威夷自组其“兴中会”,并结交了杨冲衢云来联合造反。谁知杨衢云又是个唯我独尊的人(见《谢缆泰回忆录》)。一槽容不下二驴,中山其后竟变成急进派的单干户。康有为原来也是个求政治改革的单干户。当他在传统的科举制度里屡考屡挫的沮丧心情之下,他就想到科举制度。甚至所有传统官制和社会习俗之没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带租界里的所见所闻,益发增加了他要求改革开放的信心。一八八八年秋,那时年已三十一岁,在北京参加乡试,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为,感身世之落泊,思国事之蜩螗,内心实在忍不住了,乃认定时在朝中当权得势而颇负时誉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荫、徐桐为目标,投书论国是。主张变法维新——这是他搞变法改制实际行动的开始。以一介“布衣”向朝中当权的公卿,写公开信,论国事,评时政,并自述身世学养,发怀才不遇的牢骚,原是我国古代穷知识分子的老传统。在那个既无报章杂志能让你投稿,又没有民主墙能让你贴“大字报”的专制时代。这本是穷知识分子发表政见,和在人才市场标售自己唯一的办法。“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们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条腿“千里马”自况的韩文公韩愈,便用这种方法在人才市场亮过相。同样的我们那位“斗酒诗百篇”、古今第一大诗仙李白,也在这一自由市场中标价出售过自己。篇前所言,我们的孙国父,不也上过书?那些“买主”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权贵,为着“爱才”、为着“颇受感动”,或许只是为着“沽名钓誉”搞“野无遗贤”的玩意,往往也“礼贤下士”一番。如此劳资两利。相互宣传,足使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也得以扬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这个传统之下,康有为向三位权贵上书之后,竟颇受青睐。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对他最为器重。7.2透过皇帝的老师上书翁同龢那时是个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师”。他是同治、光绪两个小皇帝的老师,出入宫禁三十余年。在百日维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庆宫去替光绪讲书的。在小皇帝日渐长大。垂帘老太后预备“归政”之时,同龢正是当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卫的“协办大学士”;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他与那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朝政。时人揶揄他二人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权势亦可想见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状元及第”,系出所谓“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翁氏名门,真是天下无双的士林泰斗。有了这样一条好“关系”和大“后门”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场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渐高涨。台阁之中既不乏纡尊降贵的高官时加捧场;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结为荣。这样一来,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写信了。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时贤名士,为着国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写信,也是我国的老传统。自周武王时代的伯夷、叔齐开始,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如法炮制。可是搞“上皇帝书”是有重大冒险性的。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龙颜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蚕室”,弄到杀头抄家的下场。康有为搞第一次“上皇帝书”是在一八八八年,也就是他见重于翁同龢的那一年。这时刚好在皇帝祖坟附近发生了“山崩千余丈”的灾难。这在传统的迷信上,叫做国有大故,天意示警。康氏乃夸大这个天意,上书请皇帝“变法维新”;并责难朝廷“不复登用人才”。但是皇帝是没有通讯处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递。孰知翁氏览书胆怯,就打了回票。康之上皇帝书虽然上不去,可是毕竟是轰动朝野的大事。该害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呕心沥血之作;一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章,遍传海内。水涨船高,有为也就随之文名大噪。因此这年他落第还乡,办起“万木草堂”来,不特新科举人梁启超慕名而来;那位潜龙在田的孙中山也想结交他一下。中山于一八九四年向李鸿章上书的灵感,可能就得自康有为。7.3“公交车上书”始末有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书,想不到时来运转,于一八九三年,三十六岁的老童生居然在广州乡试中了“举人”。有了“举人”的资格,康圣人也就可以与比他小十五岁的天才学生梁启超,联袂去北京参加“会试”,争取“进士”的学位,作“天子门生”了。康、梁师徒于一八九四及一八九五年两度入京。这时中日“甲午之战”方酣。我海陆两军,兵败如山倒;全国震动、人心惶惶。朝臣或主迁都抗战,或主订约媾和,莫衷一是。当时年轻的光绪皇帝,和他那并不知兵的老师翁同龢,原属主战派;而比较知彼知己、老谋深算的李鸿章集团,则说动年老怕洋的西太后,实行议约谋和,因此也发生一连串的“广岛拒使”、“马关议约”的国耻大事。——朝中也隐隐地形成帝后二党,暗中对立。就在这国族岌岌可危的年头,北京却是个热闹非凡的城市。第一,一八九四这一年慈禧太后(一八三五~一九〇八)虚龄六十岁。这位有权而无知,当国三十五年性喜奢华的女独裁者,挪用了海军经费和京奉路款,加上内府外省的各种奉献,共花去白银数千万两,大修其“颐和园”及东陵的坟墓。奇技淫巧。工匠艺人,麋集北京,极一时之盛。第二,是年又是科举制度中的“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各倾家当,齐集北京参加会试。谁知就在这场熙熙攘攘的假繁荣里,忽然渔阳鼙鼓动地来,王师溃败,噩耗频传。一八九五年初春当乙未科进士正企待发榜之时,《马关条约》中对台湾与辽东之割地及两万万两赔款之噩耗,亦适时而至。一时群情鼎沸。新科举人数千人乃发动学潮,伏阙上书,誓死抗日。其中尤以台湾籍青年举人之痛哭流涕,最是感人。在此群情激昂之时,康氏原有他“上皇帝书”的老底子;梁则是一位“笔端常带感情”的煽动性作家。所以学潮一起,他师徒就领袖群伦了。在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康、梁师徒经一昼两夜之力,写成上皇帝“万言书”三章,呼吁“拒和”、“迁都”、“变法”。十八省在京举人集会响应。一时联署者多至一千二百余人。五月二日乃由康、梁师徒领队,率十八省举人及市民数千人,齐集“都察院”门前,递请代奏。——此一群众集会,也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第一次学潮吧。这就是那桩名垂史册的“公交车上书”了。7.4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康梁这次上书是连一部“黄包车”也没有的。所谓“公交车”者,在一百年前无人不知;一百年后就无有人知了。原来在两千年前的汉朝,政府官吏很多都是地方举席的。这些被举之人抵达京师,照例都由朝廷派“公交车”接送。乘“公交车”是多么光鲜的事。自此以后“公交车”和“举人”就分不开了。公交车就是举人;举人就是公交车。所以康、梁这次所领导的学潮,实在是一个“举人造反”的团体行动。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举人造反就等而下之了。就在这造反未成之时,朝廷的威胁利诱一时俱来。它一面声明要严办聚案滋事,一面又贴出了黄榜,学潮总指挥康有为,高中第八名进士。这一下“金榜挂名”,数十年灰溜溜鸟气全消。马上脱青衫、着红袍,保和殿面圣去者。还闹啥学潮呢?那些名落孙山的榜外公交车,也只有打点还乡,还债、赖债、打秋风去了。台湾割给日本,让唐景崧和胡适的爸爸去善后受罪吧!他们在痛哭流涕一番之后,也暂时管不着了。大家鸟兽散,颟顸无能的大清政府,未派一辆坦克上街,天安门的大学潮,也就烟消云散了。诛心而论,天下原无不是之学潮!康、梁师徒为着变法改制,虽然后来都变成在逃的死囚犯,但是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最近的《人民日报》不是心血来潮,对康、梁和王安石等人,又补作了至高的评介。既然领导那个小学潮的康、梁是历史上值得歌颂的人物,那么硬说魏京生、王丹、包遵信、王军涛等是该关该杀的“暴乱分子”,岂不是睁着眼说瞎话?人生苦短,一时烜赫,究竟是白驹过隙、过眼烟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倒真希望领袖万岁。当朝诸公长生下老。再过他一百年,回头看看“小平变法”的过程;看看将来的历史家对他们是怎样下笔的。7.5人民问政的开始和“太子党”“公交车上书”这一出小闹剧末搞出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地还是照割;款也照陪。可是举人造反这一闹,却闹出个庶民问政的风气。关心国事,却变成了一时的风尚。关心之道,则是纠合志同道合之士,组织社团,报效国家。士大夫们目光远大、满腹经纶,就要组织他们的“强学会”、“保国会”;江湖豪杰,气功师、武术师,忠肝义瞻、视死如归,就要组织他们的“义民社”、“义和团”来“扶清灭洋”;海外华侨青年,海内知青和秘密会党,也要组织他们的“辅仁文社”、“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时组织林立,百会蜂起。据梁启超所作统计,自甲午至辛亥有章程可考的各种公开社团,盖有一百六十余家之多。——其宗旨除少数的革命造反之外,盖多为保种强国,扶清灭洋而设也。“扶清灭洋”可能就是后来中共“兴无减资”的老祖宗吧!在这百余种社团中,那最有声势、最有内容、也是最先组织的团体,应该是由康、梁领导的“强学会”了,原来康有为在领导公交车上书之后,一时名满天下,变成了时代的宠儿。朝野士大夫皆折节下之。大家都认为改制维新是中国必走之路,而康有为是这条路上的明星甚至是先知。康氏如果真是个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大有可为的。不聿我们在一百年后的“恩怨尽时”为他“论定”,才发现他老人家二者都不是,后节再详论之。虽然他也为着他所想象中的“变法改制”,不眠不休地投下了百分之百的精力,和一个胞弟的生命。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几个月之间,中国朝野在痛定思痛之余,大家真是洗心革面,想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办报办学,组织社团从事革新。那时中国居然也有个“太子党”(且用今日的语言来说)——那批有改革思想的“高干子弟”,如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赓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名史学家陈寅恪之父)、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等数十人——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了。写历史的人不能小视“太子党”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家庭影响深远;教育最好。知道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们如果不流于吃喝螵赌、贪赃枉法而有心为国为民,他们往往是传统中国里,最精彩的接班集团或进步改革人士,甚至是造老子反的地下革命头头。汉、唐、明、清早有先例;国、共两党政权中,且变本加厉。——我们只要单挑一、二人如台湾的陈履安和大陆的叶选平就足够说明一切了。清末除这个太子党之外,一批有能力有经验的中年官僚军人如袁世凯、聂士成、孙家鼎、张謇等人:老年官僚甚至是李鸿章,都是倾向于改革开放。至于张之洞、陈宝箴、翁同龢等太子党之父就更不必提了。——这一情况与今日大陆上的政治发展,颇有其异曲同工之处。康有为是搞英国式君主立宪缓进派政治改革的领袖。他对上述的保皇集团应善加领导,耐心教育才对。谁知他一开头便四面树敌,自我孤立呢?7.6“强学会”的成立和声势原来“强学会”在一八九五年夏发起于北京之时,它最热心的赞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张之洞,而最诚挚的实际组织者,便是上述这批太子党了。一次翁氏曾折节亲访康有为于其私邸,不遇。康回访时,二人竟如老友晤谈数小时。翁对康真是推心置腹。且看有为的自述:“翁说”与君虽初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艺阁(名廷式。翁的学生,亦一改革派)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数巡之者。故吾不敢见客,盖有难言也。(见康著《自编年谱》)康有为这时是个才拿到学位的小知识分子。在工部当个芝麻绿豆的小京官,而翁傅师宰相对他折节若此。试问后来国、共两党的高干,做得到吗?朋友,若说“固有文化”,实应于此等处求之。近来新加坡李光耀要提倡“儒教”,可能他看中的也在这个“温柔敦厚”的一面。但其结果有时亦适得其反者,其中牵涉学理之深邃,就一言难尽了。——这当然是题外之言。“强学会”在北京之成立,便是由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并拨出一部印书机开始的。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座房屋作会址。其后复由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五千银元。现役军人如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的末庆,亦各捐数千元。其它小额捐献更是所在多有。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学会的会务照理是应该一帆风顺的。不幸的是它一开始便发生了若干政策性的争执。其中有部分负责人想把这个学会逐渐办成个自给自足、提倡新思想、推动改革开放的出版文化事业,庶可自力更生,长久维持。但是这一构想却为康某所峻拒。他认为这样做是“以义始而以利终”,结果争辩得“举座不欢”。一个社团的成员对政策发生争执,原是正常而应该有的现象,可是它如发生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组合里,往往就要产生并发症而导致分裂和解体。再者这一内因之外,它对外亦示人以不广。这时因战败失势而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对“强学会”也十分敬慕,自愿出银二千元,加入作一会员或赞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请竟被该会所否决。康有为自然也是这项否决的主要决策人。李鸿章那时是世界闻名的中国政治家。虽然暂时失势,他的潜势力,他的国际声望,尤其是他在后党中的地位,仍是一时无两的,而康有为这个六品小京官,居然公开刮其胡子——这也可见当时康的气焰了。所以那时纵是最器重他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记里也说“康祖诒狂甚”。7.7新政、新思想毁于教条主义康有为于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的清望真如日中天。谁知他的气焰不但未丝毫减退,反而因之水涨船高。这时在中国最有权有势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员”,实在是张之洞。张于此时适自武昌调到南京,出任南中国最重要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包括当时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市)。康一到上海,张之洞便派专人把他接到南京去。在南京,康有为一住二十余日,变成张之洞的上宾。张对他真是言听计从。这期间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强学会”,和该会的机关报《强学报》之发行(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二日),都是由张之洞支持的。〈上海强学会序〉这篇重要宣言,便是由康有为执笔,用张之洞名义发表的。谁知张、康这段合作的蜜月,后来竟被康有为的教条主义彻底的破坏了。让我们再抄一段康有为的夫子自道:入江宁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自任。隔日一谈,每至深夜。鲁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星海来言。吾告以“孔予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吾人读上段文字,便不难想象出康有为当时气焰之高了。其语言之横蛮,态度之恶劣,可说是达于极点。但是这篇回忆还是他失意之后追记的。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其猖狂的态度,可能更甚于此。尽管如此,这位比康年长二十一岁的南洋大臣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对他还是曲予优容、热心的支持和诚恳的劝勉。但是康有为对这位开明的老辈和上级领导,硬是不假辞色。且再把康氏有关的回忆看下去。康说:在江宁时,事大顺。吾曰,此事大顺,将来必有极逆者矣。黄仲弢梁星海议“强学会”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涛以论学不合背盟。电嘱勿办,则以“会章大行,不能中止”告。乃开会赁屋于张园旁。远近响应,而江宁一切不来,处处掣肘,即无杨崇伊“御史”之劾,亦必散矣。在这段记述里,康有为认为强学会之失败是由于张之洞的“背盟”。但是根据他的夫子自道,分明是他自己拒人于千里之外。哪是张之洞的背盟呢?康、梁师徒在甲午战后所推动的这个“强学会”运动,实在是满清末年在中国最有“智慧”;最有“契机”的一个全国性新文化、新思想、新制度三位一体的群众运动。它如搞得好,则后来的“华兴会”、“光复会”乃至“同盟会”,可能都不会另起炉灶。没一个“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军阀乱政,哪还轮到后来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去搞什么“五四运动”呢?须知当年支持强学会这批人,实在是中国知识界(也可说是“资产阶级”吧)的菁英。他们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于当时保守派中的徐桐、刚毅和荣禄等人。这种集体力量之未能发挥,实在是和“强学会”的崩溃血肉相连的;而强学会之崩溃也就直接缩小了其后“保国会”的阵容,和光绪皇帝搞变法维新的声势。这种搬石头砸自己脚的办法,都是康氏搞“教条主义”的后遗症啊!7.8报酬大于贡献“强学会”的失败,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实在是一大顿挫,顿挫于康有为在“今文经学”里的教条主义。“今文经学”是个什么东西呢?笔者为使一般读者对它有个粗浅的了解,特辟前篇为万言专论加以阐述。读者批览后,便知今文经学在我国的“儒教”里,除被一些官僚利用于一时之外,在学术界并未成过大气候。所以自汉以后,轻视甚至鄙弃今文经学的儒家,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张之洞之劝康有为搞变法“匆言此学”,实在是一个长辈学人的善意劝告。翁同龢在一八九四年也读过康著《新学伪经考》。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其实把康说看成“野狐”,又何止张翁二人。其后的章太炎、胡适之,以及最近才去世的钱穆,对康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记得笔者本人在重庆读大学期间,便有一位同班同学专治公羊学为毕业论文。余亦偶涉之,但觉以“三世”论,读《春秋》,未始非“通经”之一说,若要以它来“致用”,那就是“迂儒”了。不学在五〇年代亦尝试述文,阐两汉“太学”。在拙篇中,我自己亦斥汉代的今文家不只是“迂儒”,简直是把持立国意蒂牢结的“学阀官僚”也。——当时也是有感而发。当然那时的“学阀官僚”的学术水平与两汉和清末的今文家相比,还差得远呢!康有为不自量力,引学术入政治,也就从“迂儒”逐渐蜕变成“学阀官僚”。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最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翁同龢等都摈之门外。以他这个六品主事的小官,来独力抵抗那红顶如云的顽固派,那就是螳臂当车了。果然在一八九六年初,在数名昏聩老领导授意之下,御史杨崇伊一纸弹章,张、翁等实力派在一旁幸灾乐祸,康有为的“强学会”就烟消云散了.强学会一散,小会分立。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新思想,就没有共同语言了。记得胡适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说过:“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那时去古未远;我们记忆犹新。对汪精卫,余曾撰文论汪之“十大错误”。认为汪犯了九大错误,社会和历史都原谅了他,使他有“复出领导”的机会。只是他把第十大错误做得太“绝”了。历史无法原谅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汉奸”之名遗臭史册了。康有为当年犯了他那教条主义的绝大错误,但是这错误虽使他铩羽而去,却没有影响他衣锦还乡,为老太太做寿的风光。其后他曾一度想移民巴西,到海外去另觅前途。谁知一八九七年山东曹州教案突起。全中国很快的又被卷入另一个更严重的危机。在朝野束手之时,闻鼙鼓而思将帅,大家又想到康有为毕竟是个人才;他的变法维新的主张,也是“今日中国之必需”,这样康有为也就东山再起了。7.9瓜分的威胁和图强的意志所谓曹州教案原是发生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有两位德国传敦上在山东巨野县为暴徒所杀的小事——在当前纽约市上,每天都有五至八人为暴徒所杀(最近遗有一位前来开会的日本大学校长被杀)——可是这件小事却被那时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引为借口,强占了胶州湾;并要求在山东省筑路开矿。老实说,我们本钱大。出租胶州湾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时甲午新败,大清帝国已至死亡边缘,德国人一开其端,其他帝国主义援例一哄而来——俄国人要租旅顺大连,英国人要租威海卫和九龙,法国要租广州湾,日本要在厦门一带打主意……,这样群盗入室,划定“势力范围”、割据自雄,那问题就大了。——弄不好,大清帝国就要步波兰后尘,被列强瓜分了。为应付这种严重局面,那在总理衙门办外交的清室诸大臣也并不太颟顸。李鸿章就是个搞“以夷制夷”的老手。在他访问俄期间(一八九六年四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三日,共四十四天),便与俄国订有密约以应付贪得无厌的日本。胶州交涉期间,翁同龢、张之洞乃至康有为等也想联英法而拒俄德。但是帝国主义哪就那么笨让你去以夷制夷呢?他们要搞他们自己的“权力平衡”(balanceofpower);划定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spheresofinfluence);要把东亚病夫“瓜分”掉(partitionofChina),哪由得你“支那曼”去自作主张呢?所以清廷的外交至为棘手,而瓜分之祸,则迫在眉睫。这时当政不久的光绪皇帝和有远见的大臣们,就感到与其治标则莫如治本。这样他们就想到要“变法图强”。要变法,就少不了那个变法专家康有为了。而康氏自己也当仁不让。一八九七年底,有为乃携满箧奏稿与所著新书,赶往北京。康氏这时在北京自然又变成变法的智囊了。因为他毕竟写过一些小册子,什么《俄国彼得大帝变法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等等。若论内容,这些名著只不过是今日台湾主局初中历史教科书耳。然在那时的一般朝野人士则闻所未闻。据说光绪皇帝后来看到《波兰分灭记》,曾为之掩卷流泪,西太后读之也颇为感动。再者,有为此时既然仍在工部挂名为主事,他的上皇帝书依法也可由本衙门代递。不幸康氏个人与“本衙门”之内的人事闹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阶层的留难。所幸光绪曾看过他公车上书期间的奏章而极为重视,此次知康来京即思召见而为老叔父恭王奕欣所劝阻,乃明谕“总理衙门”中诸大臣先期约见,谈个底子,然后再由皇帝亲自召见。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康有为乃应约至总理衙门与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五大臣,先来一套舌战公卿。旋奉论作书面条陈,以待皇帝召见。在书面条陈里,康的主要建议是先设立“制度局”,来从事研究设计如何更改全部旧法与官制。康甚至主张“六部尽撤”、“则例全废”,而代之以“十二局”(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电、会社、海、陆军)。各省则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笔者行文至此真是感叹不尽,近年来余亦尝与一些新朋友严家其、阮铭、陈一谘诸先生谈小平变法。殊觉康、梁变法与小平变法有其异曲同工之处。只是康、梁叫“制度局”,阮陈诸公叫“体改所”罢了。“司令员”与“司令官”有什么分别呢?!而时间却浪费了一百年而已。康、梁搞得一败涂地;小平一定要成功?吾拭目待之也。7.10只保中国,不保大清?康有为这一制度的构想,显然为光绪皇帝所看中。这位有心为治的年轻皇帝就预备召见康氏面询变法了。这是一八九八年的初春。也正是四夷交迫、国政如麻之时。光绪一面要应付列强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一面又要在新旧派群臣之间,折冲抉择。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进呈的泰西新学。最重要的,他还要应付那个泰山压顶的慈禧老太后——光绪的任何决定,都要以西后一言为准。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后决定权的。这一个春天可说更是康有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风得意的一季。这时他独承天眷,终日忙于草折著书。另外,在举朝瞩目和各省名流的簇拥之下,他更要恢复他那一度风行天下的强学会的组织。前文已交代过,当“强学会”在一八九六年夏季被强迫解散之后。结社集会已成一时的风气,如火之燎原、水之就下,不可遏阻。强学会被禁,全国虽失去一个统一领导的中心,而散居各省的地方性组织,如湖南的“湘学会”、广东的“粤学会”、湖北的“质学会”、广西的“圣学会”、浙江的“保浙会”、云南的“保滇会”、上海的“蒙学会”、“农学会”等等则如雨后春笋,一时俱起。但是这些组织者之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还是康梁师徒。康氏如今东山再起,他就想再来个统一组织、统一领导了。以他原有的“粤学会”为基础,康、梁师徒乃于一八九八年二月底创立了“保国会”于北京的“粤东馆”。这个“保国会”虽比不上当年“强学会”的声势,然也网罗了一些豪杰。没来为变法维新而杀身成仁的“六君子”——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谭嗣同等几乎全部都是“保国会”的发起入或赞助人。这个会言明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以“讲求变法、研究外交、谋求经济实效”为方法。它一开头就以显明的政治面貌出现,并且得到光绪帝的认可。所以有些政治史家竟认为它是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第一次出现;而康有为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政党的党魁。可惜的是这个党魁的格局太褊狭了。他虽没有后来中共所具有的“三宝”,但是至少可以玩玩一宝,打打“统战”嘛,那时强有力的所谓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都还算是开明的。而这三督和一般开明派,都不在康、梁“保国”的圈圈之内。少了这批开明而成熟的实力派(西太后也让它三分的实力派),则康、梁等保国分子,就只是“儿皇帝”之下的一群红卫兵了。红卫兵能夺掉谁的权呢?所以保国会一成立,吏部主事洪嘉与、御史潘庆澜便交章弹劾;老顽固派刚毅、荣禄等更在老太后前制造谎言,说“保国会”“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老妇人耳朵软,受不得播弄。一怒之下,加以杯葛,则帝后异途,冲突就不能免了。但是醉心改革的年轻皇帝,认为他既然有了这一群年轻有为的班底,他不能做“亡国之君”——朋友,一八九八年的大清帝困的确已到了被列强瓜分的边缘——他就要不顾一切地去变法改制了。7.11可敬可悲的光绪皇帝我们治中国近代史的人,每谈到戊戌变法,总是过分的突出了康有为,光绪皇帝似乎只是个次要角色。这个印象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其实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还是光绪皇帝。康有为只是他看中的一个变法顾问而已。但是康派之毕其功于一役的过激作风,却颇能说服那急于求治的年轻皇帝。皇帝既有过激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机派的联合阵线和反击。而康派的教条主义和过激作风,也拒斥了开明而强大的中间派。开明派和中间派靠边站,剩下的过激派和顽固派两极分化,势均力敌,就短兵相接了。在这两派较劲之时,过激派也就是所谓帝党吧!原是个纸老虎、空架子。一旦临阵交锋,其结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现在且让我们搜搜根,看看光绪皇帝是怎样搞起维新变法的: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一八七一~一九〇八)原是道光皇帝的孙子、咸丰皇帝奕詝的胞侄、同治皇帝载淳的堂弟、醇亲王奕譞和西太后妹妹的儿子。慈禧是他的亲姨妈。当同治皇帝于一八七五年驾崩之时,西太后已当政十余年,权势已立。她不想为自己的儿子载淳立后,因清法太皇太后不能听政,所以她就选择了既是胞侄也是姨侄的载湉来承继咸丰。如此,她就又可以继续去“垂帘听政”了。载湉四岁即位。自此便受教于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慈禧原是一位干练而无知的满族老妇:个性又泼辣凶狠,残酷无情。她不是个好妈妈。所以光绪帝自孩提时代起,就畏之如虎。偶遭斥责,便跪地颤抖,齿牙撞击作声,至年长亲政时,亦不能改。但载湉是个聪明俊秀,有见识有良心而爱国的佳子弟。在一个状元老师的教导之下,熟读儒家礼教的诗书。知识渐开,自知为一国之主,也颇想做个明皇圣主,至少不能作“亡国之君”。一八八七年二月光绪帝十七岁行“亲政”礼,实习做皇帝。一八八九年一月“大婚”。册立一后二妃——瑾妃十五岁、珍妃十三岁。二妃为亲姊妹。载湉不喜皇后而爱二妃,尤其是聪明美丽的珍妃。但在那太后独裁,宗法礼教下的皇家,他哪里能享有爱情自由呢!同年三月,太后依法“归政”,迁往新近完工的“颐和园”去颐养晚年。按法理,载湉这时就是真正的皇帝了。但是在任何专制政体之内,哪有不死就退休的独裁者呢?不管他是男是女。所以西后也坦白承认她身在园中、心在宫内。日常政务,不妨由儿皇帝去管;军政大权,她是一寸不放的。这时的王公大臣、军头疆吏,原都是她当政四十年一手栽培的。他们被她管得俯首帖耳,也视为当然。在这种母后专政的压制之下作儿皇帝,最好的方式便是作个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或勤政而不揽权的周恩来。要有野心,则做个日积月果,奉命操劳,慢慢培植自己肱股的蒋经国,以待天降大任。接班人富于春秋,水到渠成,是急不得的。最下策则是做个荒淫酒色的昏君,也可避祸。如迫不及待,搞林彪式的政变,那就误己误国了。所幸光绪亲政之后,国无大故,而李鸿章等所主持的,侧重路矿、海军的所谓“洋务”、“新政”(也可说是“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吧),表面看来,实颇有可观。至少不在日本之下,而北洋海军在吨位和炮力上说,且超过日本。——事实上中国这时也真是个海军大国,所以西太后才看上了海军。她之所以不顾国情民意,挪用海军经费数百万两去修造颐和园,可能就是出自她私心自觉当家数十年,历尽艰辛;如今国家承平,海军强大;她自己退休了、“归政”了,理应造个好的花园来享享清福的“老姨太”心情。7.12“东事三策”中的“下策”可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亦在向西方帝国主急起直追。到一八九四年它居然插足朝鲜,抢夺中国主权,做个后来居上的东方帝国主义。为对付日本,那时的朝中老臣如久涉洋务的恭亲王奕欣,和一手创造“北洋海军”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均知国际战争不可轻意发动。透过总理衙门,他们条陈“东事三策”:上策是“郡县化”,把属国朝鲜变成一省;中策“国际化”,开放朝鲜,制造国际均势,以夷制夷;下策“用兵”,以武力驱逐日寇。当时李恭诸老成分子均主采上中二策;而缺乏实际主政经验但是清望颇高的翁同和,乃至那些清议制造者的各省名士和“公车”,以及许多李鸿章的政敌御史等人,则力主用兵。其时亲政未几而求胜心切的青年皇帝,在心理上原来就是个主战派。再加上个有“独对”(可以单独向皇帝说话,在蒋毛二公时代叫做“通天”)特权的状元老师之不断怂恿,也就主张用兵。至于那个有最后否决权的西太后,她老人家原是个村妇出身的姨太太,她恐“洋”;但不一定恐“日”。所以在多数朝臣谏诤之下,她也就批准了儿子的要求,“下诏宣战”。一战至全军尽墨,举国惶惶之时,他们又把这战败责任,一古脑放在李鸿章头上,把李氏骂成“汉奸”——“汉奸”一辞后来之流通全国,就是从骂李鸿章开始的——使鸿章百口莫辩。老实说,大清帝国之亡国,并非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甲午战争”。甲午之败把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历时五十年,尤其是其后期的二十五年的“科技现代化”的总成绩,给寃枉地报废了。甲午之败也拆穿了大清帝国五十年科技建设的纸老虎,而使新帝国主义加紧进逼,而形成一八九八年的瓜分危机。甲午之败也使那个有见识有权力,集中兴名臣于一朝的官僚集团,胆战心寒而全部自动或被迫的靠边站,对变法国强丧失了信心。这一集团的隔岸观火,乃导致上述朝政之走向“两极分化”。皇帝与太后既然不能靠边站,乃各趋极端,一分为二。林肯说:“一个分裂的房屋,是不能站立的。”大清皇朝这座“房屋”哪能例外呢?*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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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既已没,苍生何茫茫——戊戌变法之始末

1898年9月28日,历史上有名的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6人在北京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其中最有名就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了,后来一直流传谭嗣同在临刑前吟诵一句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根本考证谭嗣同临刑前并没有吟诵。不过当时的现场任然十分惨烈,大家在电视上看过古代的行刑,刽子手手起刀落,犯人人头落地,是一个非常迅速的过程。但是戊戌六君子就没有那样的待遇了,因为杀他们时候用的是一把大将军刀,大将军刀就是没有刀刃的一块铁片,所以戊戌六君子差不多每个人被砍了一二十刀,非常惨烈。

林则徐与徐继畲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呼吁改制 ,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同治中兴”期间,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名臣更是把科技现代化搞得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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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 还有一批有改革思想的“高干子弟”,如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之父)、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等数十人。不能小视“高干子弟”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家庭影响深远;受的教育最好,知道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们如果不流于吃喝嫖赌、贪赃枉法而有心为国为民,他们往往是传统中国里最精彩的接班集团或进步改革人士。看起来改革派的背景还可以,怎么就失败的那么惨?

甲午海战开战之前,北洋舰队海军士兵们意气风发、群情激昂,他们投戎从军,加入了全中国最先进最现代化的军队,保家卫国成为大清海上的钢铁防线。

山民遇水

说个事情吧,因战败失势而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对维新派组织强学会也十分敬慕,自愿出银2000元,加入做一会员或赞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请竟被该会所否决。李鸿章那时是世界闻名的中国政治家。虽然暂时失势,他的潜势力,他的国际声望,尤其是他在后党中的地位,仍是一时无两的,而康有为这个六品小京官,居然公开刮其胡子——这也可见当时康的气焰了。那时强有力的所谓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后任两广总督),都还算是开明的。而这三督和一般开明派,都不在康、梁“保国”的圈圈之内。少了这批开明而成熟的实力派(西太后也让它三分的实力派),则康、梁等保国分子,就只是“儿皇帝”之下的一群孤臣了。以儿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权臣”,则成败之数,岂待蓍龟?

可是北洋舰队高级将领都心有戚戚焉,他们太清楚腐烂朝野之下的北洋海军面临多严峻的现实,所以他们下定必死之决心,要以身殉国。

试图用一篇文稿来讲述戊戌变法,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它之于中国的非凡意义书说难尽。这是中国内部产生出变革诉求的第一次全国性尝试,亦宣告自此中国需要以融入世界为国是。变法所想要追求的目的和变法时代人们的理想,持续影响着中国百余年来的历史并仍在继续催动中国历史向前。在政治上,它试图将现代政治文明带入中国;文化上,它试图打破“只能统一到一种思想之下”的桎梏;经济上,则试图建立起一套以私营工商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作为一起短暂的政治改革探索,这场变法有一个看似不可违逆的、宿命一般的悲剧归宿。而无论究竟有多少不如人意之处,皆无法掩盖其照耀着后世的伟大光芒。

再者,当时维新派想搞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族政权是决不容有所谓立宪的。当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掌握主权的是满洲人,哪里是像他所谓的皇帝专制呢?他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专制,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专制一变而为皇帝立宪。这一制度之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在拥护,在支持。不是皇帝一人就可以专制,皇帝背后有他们的部族——满洲人在拥护这皇帝,才始能专制。现在光绪皇帝既跳不出满洲人的这一圈,如何能改革这制度?

一场中日甲午战争,我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北洋舰队被日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

唐德刚先生有一个观点:““革命”易而“变法”难也。盖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则敌我分明、对象显著,而手段单纯。变法者,变自己之法也。变自己之法则对象不明、敌我难分,而手段千变万化也。唐德刚的这个观点可以说对大部分失败的改革有借鉴意义,革命是革他人之命,改革却是要从自己身上割肉的,人性使然,改革才如此之难。成功的改革往往是外力所逼迫而为。

1895年2月,北洋舰队几艘残舰退守威海卫,被日舰重重包围,走投无路。当海军提督丁汝昌与海军总兵张文宣正预备自杀殉国之时,他收到一封敌军主将的劝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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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提督你久经沙场、英明神武,你一定知道北洋舰队战败的真正原因吧?我们日本三十年前怎么样丁提督也应该很了解,但是我们励精图治,改换新政,现在的日本早就不是当初的日本。而大清呢?大清如果还是和现在一样的政治制度,大清必败,北洋必败!”

变法时期的世界格局及潮流思想

收到这封劝降书,十天之后,丁汝昌就自杀了。

中国融入世界的百年大潮,在其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深受外部思想所左右。那些思想在这古老的土地上争斗不息。有一股冥冥中的力量,在左右着这种角逐的胜负关系——那种潜藏在中国士大夫们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此物究竟为何?值得写一部洋洋洒洒专著。士大夫阶层从一个在思想上颐指气使的傲慢者,被打垮成匍匐在地上自卑客,大大地强化了此物的非理性层面。

搞“坚船利炮”搞了数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梦初醒,原来没有个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 。

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地缘政治上德国和意大利实现了统一,英法主导欧洲的时代正在过去,亚洲的日本则崛起成为一个强国。这些世界范围内版图格局的变迁,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民族主义是一个可以随时改嫁的新娘,她与民主政治的联姻曾经在欧洲制造出一系列民族国家,使民主政治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向欧洲腹地蔓延。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兴起正在令这桩婚事陷入严重的感情危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今天已经鲜有门徒,但在当时却有席卷之势。它把丛林法则引入人类社会,并认为群与群、国与国之间的优胜劣汰,正是人类文明向前的动因和规律。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合,被二十世纪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称为:“三流作品中最令人作呕的渣滓。”它们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为沙文主义扩张提供了精神了动力。受其影响最深的是日本、俄国和德国。到了19世纪的最后十年,英国所主导的以商贸为目标的对华政策,正受到新兴国家的强烈挑战,英国本身也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瓜分中国”的热潮掀起。中国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国权危机煎熬,同时也深受这对伉俪所影响。

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 (1894 —1898 )之间 ,主张变法改制的时论和奏章,真如狂风暴雨,雪片飞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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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戊戌变法,必须讲到两个重要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

维新派的思想准备

康有为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家中有四壁图书,堂叔家还有座“二万卷书楼”,古今典籍应有尽有。康有为本人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饱读诗书,下笔成篇,熟知朝政时事。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试图从自身之外的世界中寻找出路,放弃“世界中心”、“天朝上国”式的大妄自尊大,以世界的一部分而存在,并寻求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一转变的伟大意义不言自明,但对大部分习惯以世界中心自居的人们来说,却是不可接受的耻辱。尽管人们或多或少地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但井底称王的记忆对相当多人来说,仍远远胜过在广阔天地里大开眼界的快意。

但是这么一个神童,考秀才考了三次才中,考举人六考六败。没想到时来运转,中举两年后,连科及第,中了进士。所以这科举制度好像确实不靠谱啊。

1891年,前水师学堂教习、留学英国海军军官严复弃戎拾笔,公开宣扬维新变法。尤其在1895年战败后他在天津《直报》大声鼓噪,抛出不变法则亡国之论。严复具有深厚的西学背景,在留学英国期间已经成为一名坚定的民主派。他对中国传统持几乎不屑一顾的态度,呼吁“开明智、兴新德”,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体系进行全盘改组,完全堪称当时中国思想最为激进的人。矛盾的是,这位思想上的激进派,因为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认为社会变革就象物种演化一样,应该是个无声无息的漫长渐进过程。虽然坚信“时代必进,后胜于先”,但在具体的改革主张方面,又表现出过度谨小慎微的保守。也为日后他成为拥清派反对共和革命,以及袁世凯复辟的拥趸打下来基调。

其实科举制度也是有其套路所在的。秀才、举人的考试主要是看文采和考试技巧,康同学确实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是考前总不看考试宝典,不好好押题,有学问无文采,所以怎么都考不上。

真正引起思想轰动的人,是广东南海的康有为,因为生长环境的缘故,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思想和政治制度。他的思想是一锅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非儒家思想,佛教外加基督教文化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大杂烩。在他早年的思想里,“变法”的目的并非为了“救国”,乃是为了救济“天下苍生”。他引起轰动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非常擅长利用中国传统的词汇库,来诠释自己所接受的西方主张;或者反过来说同样成立:他非常擅长用西方的观点来重新定义中国传统词汇。他独特的世界观将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分别对应着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共和立宪,在最后的太平世里,天下苍生将步入大同。人类社会形形色色的苦难被他归结于人本身根深蒂固的自私欲望,只有抹平社会生活中各形各色的不平等,才能有效地限制这种自私欲望,实现大同。在他的理想中,随处可见儒家式的乌托邦幻想、墨学的兼爱、佛教的救世情怀、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卢梭式的平等观和斯宾塞的进化论,在重新定义儒家思想这件外衣之下混为一炉。

到了会试,需要学问和真知灼见,所以康同学一举拿下,雀屏中选。

尽管早在康有为之前,象冯桂芬、郭嵩焘、严复一类的有识之士们,在反驳守旧派的攻击时就曾经说过:“如果古代圣贤生在今日,一定会致力于取西法变革”一类的话。康有为则将士大夫们不敢僭越的孔子,打扮成一位致力于“改制”,推动社会向大同演化的改革家。并声称儒家传统的精髓在于鼓励怀疑精神,而非墨守成规。他对儒家经典的激进诠释引发了士大夫阶层巨大的震荡,呼吁维新的人们不再被当作受了洋人收买、勾引,不足以论道的“汉奸”。变法成了中国固有传统的一部分,并且唯有变法,才是中国传统得以延续的唯一出路。

康有为在科举失利的那些年,师从大儒,熟读诗书,精专儒佛道学,加上从南到北赶考求学,见多识广。

康有为远远不满足于当一名著述者,他拥有勃勃雄心,要将变法在现实中推进。1888年,他进京赶考时,联合赶考的各地举人们联名向清帝上书,请愿变法。这次请愿并未获得重视,也未赢得多少支持。随后康有为受邀前往梁启超等人创办的“广学会”讲学,并将梁启超等人收为门徒,从此不再孤军奋战。1895年,康梁一党再次借赴京应试之机,联合十八省举人发起上书,史称“公车上书”。有了羽翼相帮,这次上书声势浩大,十几道呈文终于“上达天听”。随后康梁等人借机在京建立“强学会”,宣扬变法,不仅吸引了大量士子入会,还吸引了不少朝廷重臣、王公贵胄、外国领事和著名传教士。他甚至请教传教士李提摩太,想用基督教的组织模式来改组中国的儒教信仰。强学会因为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等大员们的入会而红极一时。很多省的举子们建立了强学会的地方分会,康有为指望待科考结束,士子们返乡,即可将强学会自然而然推广到各省。

日子久了,老康颇具盛名,远近学子都慕名拜访。这之中有个学生叫梁启超。

但强学会的声势很快冷却下来,仅三个月,便被御史参了一本,遭到取缔。但他们几个月来主打的王牌:“丧师辱国”之痛,已在人们心中引发广泛共鸣。康有为决不就此罢休。次年,在黄遵宪、张之洞、严复等人赞助下,维新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主笔梁启超脱颖而出。他犀利而充满激情的笔调大受欢迎,迅速使自己摆脱了“康有为门生”的帽子,成为维新运动另一位核心人物。他的文章中,掩盖在康有为论调之下,潜藏着与康有为大不相同的独到见解。他并不盼望大同社会式的乌托邦,也不承认逐渐发展演进的进化论调,更没有居高临下式的救苦救难情结。在他笔下是对现代民族国家和公民社会的渴望,“中国”这一概念既不是某个王朝,亦非某种政治、文化秩序,或者一群知识精英。“中国”所指的,是这片土地上一个个活生生的“国民”,未来的国家,一定是这一个个活生生的国民结成的共同体。国家凭借承载着来自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族裔的每一名国民的共同利益,而受到他们的热爱和拥护。反过来,中国的文明富强,亦来自这一个个具体国民的文明和强盛。这种强盛更多的是指认知层面。变法的理想,并不追求建立道德上乌托邦,甚至不追求道德水准的提升,而是使国民获得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力,这种“德政”自然会使个人道德败坏的行为得到有效限制。

梁启超是12岁“进学”,17岁中举的小神童。有一天梁举人和康秀才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学识渊博但是被科举调戏得有点儿惨的康有为愤怒地指出,现在学的这些没用的玩意儿简直是垃圾。

梁启超代表着维新时代的纯粹民主派和原色民族主义,他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声誉,他的思想似乎直接来自和西方人的交流,甚至带有一丝卢梭色彩。但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在影响并推动着维新运动向前,他们是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的一派。他们把甲午战争的失败理解为日本明治维新对中国洋务运动的胜利。中日之间共同的种族、文化起源和相近的近代史及地理位置,使他们坚信将日本制度照搬到中国之后的光明前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黄遵宪曾在日本当过4年外交官,对日本的制度了如指掌。他们并不热衷于纯粹的民主政治,甚至还略有抵触。他们信奉一种由知识精英和职业军人主导、国民发奋图强的秩序,日本和德国的崛起,似乎为这种精英政治提供了绝佳的成功例证。

梁神童虽然科举学霸一路开挂,但是还是觉得老康说得有道理,于是就尽弃所学,去向康秀才从头学起了。

在所有这几派思潮中,康有为似乎是最落伍的一派,但他的学说却最容易在当时的环境里引发震荡,获得朝野注目,再加上永不罢休的幻想家气质,使他成为变法运动当之无愧的代言人和领袖。而所有的维新派,几乎都一致支持在中国建立宪政秩序,并以变革教育体系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事务。

康秀才一看梁举人都投到自己门下,那必须正式挂牌讲学啊!这就是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康梁变法理论的温床,也是戊戌变法的干部养成所。

康有为当时在万木草堂中,向梁启超等学生所讲的学问,总的说来,大致有两大类:“西学”和 “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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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大购汉译西学之书,潜心阅读。但是康有为不谙外语,而当时汉译(或自日文重译)西书,极其有限,所译亦均为最初级的作品。

光绪皇帝其人及帝后关系

所以康有为关于“西学”的认知其实非常有限,但是很多知识已经是当时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了。

世界上有许多赫赫帝王,而唯有路易十六,以其对人民的挚爱而名垂史册。在个人性格方面,光绪皇帝和路易十六颇有相似之处。柔弱、聪慧、天真、通情达理,对自己君王的身份惴惴不安,并怀着美好愿望,想要通过变革旧秩序来使自己的不安情绪得到平抚。以他们的气质而言,会是一位无可挑剔的立宪君主;而这种个性却又使他们无力领导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柔弱良善的气质无法令他们在残酷的政争中做出果断地杀伐取舍;也不懂如何网罗党羽以打击异己、扩大权势;他们缺乏事必躬亲的精神以至于对现实产生过多的误判;有时会沉浸在脉脉亲情中而忘记了国运所托付在自己肩头的沉重责任,尤其在紧要关头更是如此。于是最终与他们的国家和人民一同历经命运的悲剧。路易.波培被他所挚爱的人民送上了断头台,而载湉则很可能是死于自己衷心孝顺的母后“亲爸爸”之手。

“中学”方面,康氏认为东方文明的正统是儒教,儒教的正统是今文学,而今文学自东汉以后,2000年来都是假的,直到今天才有康圣人来恢复圣教真义,所以康有为是清末民初也就是现代今文学的宗师,这就是他的江湖地位,也是他的骄傲甚至狂妄。

在康雍乾三代,清廷最忌惮的敌人是蒙古。作为同类,清廷深知强大的草原民族对中原王朝的致命威胁。满蒙表面上是同盟,实际上在不停地惨烈厮杀,争夺的焦点在今天的新疆,控制那里,可以把蒙古人的势力撕成两半;对蒙古人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因此在清朝中前期,文化上的基本策略是扶持喇嘛教为首,安抚儒教次之。通过实现对喇嘛教的控制来削弱蒙古王公的势力。随着沙俄的崛起,蒙古人的势力范围迅速萎缩,不再具备威胁到中原王朝的实力。汉人潜在的反抗变成了清廷的头号威胁,于是清廷将文化策略调整到全力扶持儒教上来。自嘉庆皇帝开始,清帝开始以儒教的忠实追随者和捍卫者自居。这种风气随着清廷对汉人力量依赖程度的不断加重而越发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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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正是一位被彻头彻尾的正统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皇帝。对他的精心教育不仅系帝国的需要,也与慈禧太后的利益息息相关。她需要一位具备纯粹的儒家“孝心”的皇帝,以便在其成年后继续施行控制。翁同龢这位彻头彻尾的守旧派,被慈禧委以教育皇帝的使命。光绪皇帝并没有辜负教导,他终生恪守着对“亲爸爸”的孝道。但年轻的皇帝自幼便表现出对西洋事物的极大好奇心,他阅读冯桂芬关于洋务的著作,仍不满足,还请同文馆的的外籍教习入宫为自己授课,很快超出了翁同龢能够容忍的限度。早期翁同龢对洋务运动的批判也许发乎纯粹,但随着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人的得势,翁同龢对皇帝追求西学的态度开始改变。作为“帝师”的他,名义上是百官中地位最尊崇的人,在皇帝亲政后他有望获得巨大权势,倒向洋务并将皇帝向洋务方面引导,处心积虑不可谓不深。

因为被科举虐得不轻,老康越想越觉得这些官场制度科举取士统统都没有道理,再加上他在香港、天津等租界的见闻,增强了他要改革开放的信心,于是老康投书向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荫、徐桐讨论国事。

光绪皇帝在1889年亲政,年方18。以往的皇帝登基或者亲政,首要事务便是重组军机处,但这一次与截然不同,军机处仍然是西太后时期的原班人马。光绪皇帝对慈禧的态度非常复杂,他与同治皇帝不同,同治的合法性来自继承父亲的皇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慈禧依赖同治。而光绪则是慈禧排除祖制一手所立,为彼所立亦可为彼所废。他对慈禧既存有纯洁的孝心,又心存恐惧。他从不单独在内廷接见大臣,需要单独接见时一定有太后在场同时接见。军机处设在慈禧居住的颐和园,所谓“亲政”不过徒有虚名。而“帝党”无非是些支离破碎的闲散人等,大部分人亲近皇帝并非为了权势,除了少数几个被载湉的温厚良善气质吸引的清淡之士,大多不过落魄之人想给脸上增点光而已,他们根本不具备与“后党”争权的实力。除了翁同龢,“帝党”中根本找不出一个实权之辈。而翁同龢也深知,自己名为“帝师”,权力的来源实为太后。这位“帝党”领袖曾公开表态,自己的职责就是维护两宫之间的团结和睦,令朝政精诚。言下之意,就是帮助西太后继续控制已经成年的皇帝。两党之间既无激烈的权势之争,更无意识形态的分歧。

不知道是权贵“爱才”、“礼贤下士”的追求,还是风水布局星座运势不错,康有为在向三位权贵上书之后,竟颇受青睐,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对他最为器重。

但这一切随着康有为的到来发生了剧烈改变。

翁同龢,“父子宰相 ,叔侄状元”的翁氏名门之后,“状元及第”,名副其实的学霸学神,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当朝宰相,与李鸿章平分朝政。

但随着年龄、见识的增长,光绪皇帝越发表现出对西洋政治、法律秩序不可遏抑的兴趣和好感,远远超出了翁同龢所能容忍的范围,以至于西太后禁止他再接触外籍讲师和西学。甲午战争后,李鸿章等人倡导的洋务运动彻底以失败告终,翁同龢似乎嗅到了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争权的契机,于是便将康有为推荐给皇帝,想藉着维新获得领导权,在权势上压过李、张之辈。当时的康有为还在翁同龢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无非喊一些“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之类的口号,其“变法”倡议也无非富国、养民、教民、练兵一类。从表面上,只不过是把洋务运动继续扩大化而已。

抱上这样一条大腿,康有为的名声也越来越响,胆子越来越大,一不做二不休开始向皇上上书。

但光绪对康有为的倡议非常感兴趣,从此康有为获得了直接上书皇帝的通道,不再受翁同龢所支配。

给皇帝上书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谁知道会不会触犯龙颜?所以翁同龢也没敢递交,但是这篇借“天有异象”劝皇上变法维新的大字报依然轰动朝野,康有为水涨船高名气也越来越大。

甲午战争,王师溃败,噩耗频传,1895年《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时值新科进士等待发榜之时,数千举人群情激愤,伏阙上书,誓死抗日。康、梁师徒经一昼两夜之力,写成上皇帝 “万言书 ”三章,呼吁 “拒和”“迁都”“变法”,这就是名垂史册的“公车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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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举人那就更不成了,所以“公车上书”很快就偃旗息鼓,考中进士的沉浸于金榜题名,没考中的要嘛复读要嘛找工作,大清国的地还是照割,款也照赔。

百日维新

可是举人造反这一闹,却闹出个庶民问政的风气。其中最有声势、最有内容、也是最先组织的团体,应该是由康、梁领导的强学会了。

1897年冬天,德国强租胶州湾后,朝野弥散在一片悲愤之中。制造声势的大师康有为从中嗅到机会,再次返回北京。皇帝得知后不久,便安排康有为与李鸿章、荣禄、翁同龢三人会晤,商讨维新之策。此时的康有为已经名满四海,不再如1895年那般收敛,他在会晤上抛出变革“祖宗之法”的论调,使三人大为惊愕。但翁同龢已经无法阻止康有为和皇帝之间的进一步接触,康有为的奏章无需任何中间渠道便可以直接送达皇帝手中。接下来康有为向皇帝连上三章,提出“制宪法”、“开国会”的建议。具体的行动步骤则包括三部分:大誓群臣,明变法决心;在午门置上书处,直接从社会底层提拔人材;建立内廷制度局,主持变法大计。

强学会最热心的赞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张之洞,朝野上下对强学会都青眼有加,几乎整个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和政治力量都支持强学会。

中国古代曾经有过皇帝为了绕开官僚体系,利用内廷甚至宦官来掌权的情况,但从未有过象康有为这样向整个官僚体系宣战之举。而康有为似乎对利用士子进京赶考这一时机情有独钟,1898年又是一次士子云集的赶考年,“保国会”迅速在士子中成立,但这一次已经没有了达官贵人们的支持。除了好事的御史李盛铎之外,朝中官僚们已经把康有为一党视为一个包藏祸心的集团。而除了动听的救国辞藻之外,康有为并没有多少有力武器。保国会仅仅存在了一个多月,便随着士子们的散去而化作乌有,他所幻想的全国性大规模变法论坛并未到来。但到了6月份,在湖南失败的梁启超率领一众维新党人进京与师父汇合,又给了康有为一针强心剂,无论经历多少失败,他从未停止过幻想以及实现幻想的狂热。

可是康有为锋芒太露、气势嚣张,自恃才高,四处树敌,其猖狂态度不仅得罪了当时中国最有权有势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员”张之洞,连翁同龢都直言“康祖诒狂甚”。这样的情况下,强学会可想而知,被迫解散,失败了。

6月11日,皇帝下诏宣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诏康有为进宫陛见。这场陛见长达数小时,其风气一如康有为所惯常,除了一些空洞的许诺:“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康有为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可行的行动步骤,仿佛只要催促皇帝不断地下谕,便可解决一切。

就戊戌变法来说,康、梁不过是高级顾问,真正主人公是清光绪皇帝。

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这一百天,光绪皇帝连下一百多道上谕,维新内容涵盖农工商、路矿、教育、科举、邮政、财政制度,并要求各省自办新军。这些上谕所收到的唯一回应,就是请诛康有为的情愿书。讽刺的是,在这些请诛康有为的奏折中,竟然还有当初为康有为积极张罗的御史李盛铎之作。有人甚至向慈禧上奏请废光绪皇帝。而西太后则早在《明定国是》诏一出,便逼皇帝连下三诏,将京畿附近兵马牢牢掌握在自己亲信手中,准备随时发动政变。几乎所有的传统官僚全部围绕到西后一边,变法阴云密布,随时可能因对手的行动夭折。而康有为并没有对铺天盖地的敌意做出任何切实的回应,不断地催促皇帝继续下诏制宪法、开国会,是他唯一的应对手段。8月,退休的日本前首相、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伊藤博文访华。光绪皇帝与伊藤博文会见,向他详细了解日本制度,下诏称将在9月举行变更国体的讨论会。

光绪皇帝载湉是是道光皇帝的孙子、咸丰皇帝的胞侄、同治皇帝载淳的堂弟、醇亲王和慈禧妹妹的儿子,慈禧是他的亲姨妈。

9月初,皇帝终于走出了应对西氏围攻的第一步:在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军机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以低级官员“章京”的身份行走。这个玩具一般的“迷你军机处”并无任何权势,而这点小小的挣扎立刻引起西后一边的警觉。9月21日,政变既起,光绪皇帝被囚,慈禧宣布重新“训政”,通缉康梁一党。这场想要围绕软弱无权的皇帝而发动的变法,随着康梁一党的坐鸟兽散而惨淡收场。在朝廷,几乎整个官僚阶层都属于旧秩序的既得利益集团,纷纷站在西后一边,无论力量还是权术,双方都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在地方,士大夫和乡绅们仍以维护传统秩序为自觉任务;在更下层,则是在生死线上漠然挣扎,对世事一无所知的茫茫“黔首”。以卵击石的变法,若无怆然必死之决心,仅靠美好愿望,动听辞藻和想入非非,又焉能搭上可乘之机?

载湉四岁即位,聪明俊秀,有见识有良心,在一个状元老师的教导之下,熟读儒家礼教的诗书,知识渐开,自知为一国之主,也颇想做个明皇圣主,至少不能做“亡国之君”。

只有一个人,在百年之后仍高举着变法的火炬立于千秋,他是这场变法留给这个国家最珍贵的财富。这位在变法风起时并不出彩的走卒,却在变法失败后置生死于度外。他拒绝出逃,夜说袁世凯谋求兵变,并设计劫救载湉,想要从被浇灭的余烬中捞取最后一丝希望的火种。

光绪皇帝亲政之后,军机大权实际上依然握在慈禧手中。面对日本的狼子野心和挑衅滋事,深谙大清实力和外交的李鸿章和恭亲王主和,而亲政未几而求胜心切的青年皇帝光绪,在状元老师翁同龢的怂恿下,一力主战。

还有一位有资格站在他身边人——那位为兑一诺而被击毙在宫墙之上的屠狗之辈——大刀王五。他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今已无人知其面目。

慈禧“恐洋”不“恐日”,觉得日本居然敢叫板?这是缺教训了吧?打!结果甲午一战,全军尽殁。

甲午之败也拆穿了大清帝国50年科技建设的纸老虎,而使新(德日)旧(英法俄)帝国主义加紧进逼。帝后两派各趋极端,朝廷走向两级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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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的遗产

光绪向慈禧申诉他不能做亡国之君,如太后再不授权改革,他宁愿“逊位”云云。早就不想光绪继续在位的慈禧对此不屑一顾,西太后的对策是不动声色地布下陷阱,让光绪和他的新党去“胡闹几个月”。

变法作为一场政治行动以宿命的失败告终,未久,光绪皇帝颁布的上谕被慈禧太后悉数废除。在变法时期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对,反对不仅来自外部,还包括来自维新派内部的分裂行为。但在其被扑灭之后,却又引发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反思。王朝专制的政治传统,随着对变法的镇压而加剧丧失其合法性。原本对西学持普遍抵制态度士大夫和乡绅阶层,在短短数年内纷纷倒向从“新学”中寻找出路。这个中国旧秩序最坚定和支持者和最恒久的既得利益阶层,蓦然之间意识到自己实际上不过站在苍生的对立面而已,远非自古以来所自认为的,那种天下苍生福祉的缔造者。这转变得益于变法时期对“国家”一词的重新定义。国家系全体国民的共同体,而非属于某一家族或者某一团体。转变的速度之快令清廷和士大夫自己都始料不及,甚至连张之洞、瞿洪基一类的传统卫道士,也走到了传统秩序的对面。

康梁变法,质变而形不变。他们怕保守派顾虑失权失位而反对新政,就向皇帝建议表面上保留一切高官厚禄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职权;

民族意识的觉醒,使大量原先与自己的乡土牢牢结合在一起乡绅阶层们尝试着走出乡土,“自强”这一口号不再是想要拥有西方先进技术的政府行为,而成为那些以国民自居者们的自我追求,他们渴望获得更多的认知和阅历。新的阶层在20世纪早年登上社会舞台:私营工商业主和知识分子。他们一个显著的共同之处,是脱离的乡土的人际束缚,依靠自己才干、认知,在城市里赢得生存、发展的空间。中国融入世界的愿望已经不可阻挡,不可回头,只有不停地撞着南墙,头破血流地继续寻找出路。芸芸众生们随着这两个阶层的出现,渐渐意识到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尽管这种身份认同非常之微弱。然被家族链条牢牢拴在村庄之内的“子民”们,也模模糊糊地抬起头来,似乎想要寻找什么。

然在同一时间,则重用小臣主持实政来推动改革。例如裁汰冗员、撤销无职衙门、废八股、试策论、开学堂、练新军、裁厘废漕、满汉平等、满族人民自谋生计等等“新政”。

民族主义这位水性杨花的妖姬,在二十世纪历经多次荒唐的悲剧性婚变之后,发现原来只有和原配夫君——民主政治——的结合,才最牢靠稳固。也只有这位原配郎君,才是她幸福而安稳的终身归宿。只是不知她历经了无数感情伤害之后,是变得睿智安详,还是因那些伤害而更加歇斯底里?如果有一天,当她卸下妖冶的装束不再四处勾搭,那位最初的郎君,是否还愿意迎娶自己朴拙的新娘?

戊戌变法前后103天,光绪帝去了12次颐和园,这位年轻皇帝苦心孤诣恳求的改革,太后不同意,致其每遭训斥,尽人皆知。

新政最大的问题在于急于求成,同时施行和步骤有它本身的困难,很多条款一厢情愿,高高在上,完全不接地气。

与此同时,光绪帝的一举一动都在慈禧太后的严密监视之下。翁同龢被罢官和赶出政治圈,整个京津和华北地区全是慈禧的人,光绪除掉少数扈从太监之外,安全措施都是俯仰由人,他自己一无所有。

这时恭亲王已死,干涉无人。太后脸色一变,振振有辞,训斥新政“天下共愤”,光绪感觉到大祸临头、皇位难保了,为着保位保命,密诏康有为及四章京“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康有为在英国人帮助下,逃离京畿。

维新派寄希望于说动袁世凯兴兵勤王。袁世凯看起来是个新派人物,实际上他与太后的心腹荣禄勾结得很紧。

审时度势权衡再三,两天后袁世凯回到天津,把谭的计划向荣禄全盘泄漏。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结局大家估计也都知道:慈禧自园还宫,正式临朝“训政”,并下令京师戒严,火车停驶,随即幽禁皇帝、缉捕新党,尽废新政、恢复旧法。

这就是“戊戌政变”。

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这六人未经审讯就在北京菜市口被杀。

谭嗣同,本来有逃走的机会,但是谭嗣同对劝他逃走的朋友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豪杰御史杨深秀守正不阿、轻生重义。他本可闭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诘问光绪被黜之故,并抗疏坚请慈禧归政,以致被捕就义。

戊戌六君子,是理想主义的书生,从结局看,他们都失败了。但是他们都是英雄,因为弱者和强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只在信念是否坚定。

诸烈士既死,新党中坚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时俱尽。那些原与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开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龢),或被阻(如张之洞),或缄口自保、靠边站(如李鸿章)……朝中无人,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决策大权,完全掌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一群老朽昏庸、顽劣无知的自私官僚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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