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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国中之国

——兼论小刀会起义上海及英人窃据我海关始末邓小平先生的小女儿毛毛,最近出版了一本畅销书《我的父亲邓小平》,颇可一读。我忍痛花了重价,买了一本,读了一遍。这本书不论在文学上或史学上,都可称得上第一流,虽然她还是站在高干子女的立场写的,看不出一点极权政党的阴暗面。这本书的另一特点是,毛毛是我的同行,书中口述史料的成分很重。可惜的是毛毛的爸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对他这位掌上明珠不愿多讲。有许多极严肃的史实,往往只三言两语带过;有时甚至只有几个字。举个例子吧:当女儿家问他对“长征”的亲身体验,老头子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逼得小公主没办法,只好去另找“伯伯”、“妈妈”、“阿姨”……诸长征老古董,另行口述过。“妈妈”、“伯伯”、“阿姨”口述之不足,我们这位小班昭还搬出《毛选》来抄它一段。毛毛抄道:毛泽东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见毛毛书页三二五。转引自毛泽东,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不才老朽,如果是毛毛的博士论文导师,为着达到“国际水平”,我就劝她把这一段引文“划掉”。因为那是一段“狗皮膏药”、“废话”、“党八股”。毛毛呀!从文学观点、从史学观点来说,还是您贵老爸的三宇经“跟着走”,最传神、最真切,也是最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应该打一百分!6.1“长征”以前的长征你看老毛自吹自擂那一段,不但废话连篇,他对历史事实也未搞清楚。他的老师胡适之先生就教导过他:“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试问毛所说的“‘红军’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有什么证据?事实上黄巢的长征从山东征到广州,再由广州回征洛阳。这位大齐皇帝的长征纪录,不管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比朱、毛红军要长得多。再看闯王李自成、大西皇帝张献忠,其长征成绩均不在“红军”之下。而朱、毛红军的长征纪录则更远落于“长毛”之后。一部“太平天国史”从某些角度来看,也可说是一部长毛长征史,把捻军的长征也算在一起,前后连续长征了十九年之久。上篇已详言之,太平天国史一开头便是一部长征史。洪、杨于一八五二年春夏之交自永安出发,不足一年便征到南京。中西对比,那就是在短短的一年之内,长毛就从巴黎征到莫斯科!奠都天京之后,席不暇暖,李开芳、林凤祥又搞起第二次的北伐长征。一年之内,又自浦口绕道河南和山西征到天津。“天京事变”之后,石达开又带了大批人马搞第三次长征;他征回故乡广西不算,又北上西征,直到大渡河。历时七载,足未停征。太平亡国之后,孤臣孽子的遵王赖文光(广西人,一说广东人。金田起义元勋,长征老干部)、梁王张宗禹,和鲁王任化邦(亦名任柱,安徽蒙城人),恢复了捻军组织,继续又长征起来。捻党原是皖北私盐贩的一种秘密帮会组织。早期由张乐行领导(乐行又名洛行,是张宗禹的胞叔),曾于一八五三年在安徽故乡,造反称王。后受编加入太平军,积功晋封沃王。一八六三年死难。余众经上述赖文光、任柱,及张宗禹重振成强大“捻军”,恢复流寇生涯,又在黄淮大平原上长征起来。捻军在我们黄淮地区留下的英雄故事,那真是说下尽的。他们是不分日夜的在马上作战。不像后来的红军长征,多半时间,都在深山大壑之内“跟着走”呢!一八六五年,捻军在山东曹州高楼寨,一举把清廷最剽悍的主将僧格林沁亲王击毙,僧军几乎全军覆没(红军长征,尚无此战果)。翌年捻分东西,把湘、淮二军都拖得要死不得活。一八六七年,在鄂西尹隆河一役,准军主将刘铭传被打得花翎落地(见罗刚著《刘公铭传年谱》),落荒而走。“淮军之良”的悍将唐殿魁,在短刀肉搏中,负重伤被马队踩死。这位“淮军之良”是笔者的祖宗之一。他死在恶战中的惨烈故事,在淮军老兵和族中老辈绘影绘声的传述之下,真是在电影中和小说里都未见过。这也是口述历史也。但东捻赖文光在豕突狼奔、所向无前,纵横数省之后,终于一八六八年一月在扬州就义。西捻张宗禹远征及于陕甘,最后在北风凛冽、大雪纷飞之中,抢渡“雪桥”,窜入鲁东,一八六八年八月在茌平县全军覆没。宗禹只身偷渡徒骇河时,生死不明。宗禹部将袁大魁,在抢渡雪桥时被截,回师陕北,窜入保安。他最后在保属老岩窑的堡垒,终于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清历四月十七日?天历己巳十九年四月十一日),被清军攻破,全军殉难。这也就结束了惨烈的“捻军长征”,也就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太平天国这个悲剧小朝廷的“正朔”。也算历史上的一段巧合吧!捻军长征的终点地区,陕西省保安县,也正是七十年后红军长征的最后归宿。只是红军命带贵人。碰到个张少帅;长毛没这个好运道罢了。可是捻军长征的时空纪录,也非红军长征所能比啊!捻军的起覆,是中国近代史中的大题目、小现象。笔者无意把它另辟一专题,所以在太平军长征史中,多加两段,就不再另提了,尚恳读者谅之。6.2“长征”是老百姓的血泪史长征、长征:你这个名字多么神秘和罗曼蒂克啊!我们每次提到你,都会想到那些美丽的名山大川,和那些英勇的革命战士。他们不避艰险,替天行道。老百姓箪食壶浆,欢迎他们;真是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多么伟大啰!我们当然也知道,你是多少公侯将相的光荣背景、政治资本;和多少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儿们的富贵源泉、特权祖荫啊!那些聪明的洋专家,像我的老相识索兹伯理、小同事布理津斯基,也要循着你的足迹前进,而得了国际新闻大奖,和大把大把的美钞啊!但是朋友,你真以为长征是像诗人们所说的:“万水千山只等闲”那样轻松吗?或是像革命党所宣传的永远光荣伟大正确吗?非也。它是由红血和白骨铺成的,纵横于神州大陆的康庄大道和羊肠小径;沿途是哭声盈野、饿殍遍地,寡妇孤儿成千上万呢!慢说黄巢、张献忠的长征,是赤地千里、日月无光。——朋友,农民起义,在历史家的笔下和革命家的嘴中,是何等轻松。你可知道“赤地千里”,这是绝对的事实。纵使是颇有宗教性和人道主义的洪、杨长征,你可知道他们烧毁村落,裹胁青壮,吃尽民粮,遗下老弱妇孺的后果?他们在湘江洞庭、长江汉水,掳掠民船,动辄万艘!您可知道,这些民船都是贫苦船民的私产。你掳走一条,就一家挨饿;掳去万条(包括它的男主人被拉夫),则万家的妻儿都要饿死。——我们写历史的人,都是英雄崇拜者,坐在皮椅之上,香烟缭绕,满口大话。你可知道革命功成万骨枯。制造一个革命英雄,和一二两个潇洒风流的高干子女,要多少斛人民的鲜血,来加以灌溉?以上所说的还是长征的“正面”——那些自命为替天行道,解救人民的革命英雄。至于被这些英雄“拖死”的官兵,那些升“剿匪”官、发“长征”财的贪官污吏,其趁势奸掳焚杀之劣迹,可能倍于“流寇”,所谓“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其可怕,就更是说不尽了。再者,长征(也就是传统史书上的“流寇”)之起,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这现象在两千年前的中国政治术语上,叫做“王纲解纽”。王纲解纽,在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国度里,便是社会秩序大乱——这在我们江淮地区的俗语,叫做“遍地黄花开”。遍地黄花一开,那就像项羽的老婆在《霸王别姬》这幕“梅派”好戏(也是大陆上今日的“得奖电影”)中所唱的什么“秦王无道把江山破,英雄四海起干戈!”英雄四海起干戈,革命锋头十足。小百姓就民无噍类矣。噍类:本指能吃东西的动物;特指活人。忆幼年闻长者言,在江西、安徽一带的国共战场里,路上行人走路,要两手摆动不停。一个人如在野外,两手背着踱方步,万水千山只等闲地欣赏风景,一不小心,就野狗四合,尾随追逐。因为狗儿有经验,它们看到背着手的人,以为他就要被枪毙了。——它们随后就可大嚼一餐。——人喜欢吃狗肉,狗也喜欢吃人肉啊!年轻的读者们,别以为这是“危言耸听”。这是民国史上,千真万确的事实啊!长征是搞着玩的吗?它是英雄们的浪漫诗篇;它却是黎民小百姓的一部血泪史啊!6.3绿营清军的不断围剿太平天国的斗争史,是有两大部门,可以载然不同地分开来写的。第一便是上篇和上节所说的“长毛长征史”。这个长征史,除掉自永安至南京的那一段之外,另外两段,像北伐和石达开的西征四川,都是“断了线的风筝”,与在天京之中所发生的事,没太大关系。至于上节所简述的捻军长征史,那就更是个“没有线的气球”。自飘其飘了,所以笔者不想再列专篇分述之,就一笔带过了。至于以南京天王府为中心的长毛军政文教大事,那我们就应言归正传,来另行爬梳一番。这儿有一些看来无足轻重的小题目,殊不知却是历史上害及百年的大事。太平天国的好汉们,一共只搞了十四年,以南京为中心时只有十一年(一八五三~一八六四)。这十一年,让我们借用一个孙中山的名词,只是以打仗为主的“军政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军事行动,也可分为:1、清廷正规军的“围剿”;2、太平军的“反围剿”;3、湘军、淮军、欧美雇佣兵的联合围剿;㈣太平政权的毁灭及遗患。在清军“江南大营”第二次崩溃之前,清廷围攻长毛,是以传统官军“绿营”为主、“湘军”为辅的。在清制湘军的士兵,只能叫“勇”,不能称“兵”。前篇已言之,清廷正规官军原有两种:八旗和绿营。八旗在清末已骄惰到一无可用。清末的内战外战就全靠绿营了(后来也用一些蒙古兵和关东兵)。但是满清的政绩笔者曾一再替它平反,却比汉、唐、明都要好。清朝不征兵,所以无“兵役”,也不征夫,所以也无“徭役”。绿营是“募兵制”,把社会上的游民、惰民和失业工农,都募去当兵,以减少社会负担。不像汉、唐、明三朝和今日台湾,要发“六郡良家子”或“户有三丁抽一丁”,或“中学毕业服兵役”。所以在清朝,“好男”就“不当兵”了。读者应知道,征兵、征夫都是最“扰民”的。因此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扰民最少的朝代。康熙爷连“禁缠足令”这项德政都没有推行,为的就是“怕扰民”。哪像我们民国时代,尤其是毛主席治下,连夫妻睡觉主席都要管呢!在绿营当兵,每月有饷银四两五钱;战时还有食米津贴。江南大营的月饷,最好的时期可以发到每月十两,养五口之家,绰绰有余。所以吃粮当兵,亦并不太坏;至少比一些失业工农,和游民惰民日子好过得多。长毛在永安时期被官兵围剿,就是这种官兵;其后守桂林、守长沙也是他们。由于步步追逼长毛,以致逐渐脱颖而出,官兵统帅像钦差大臣向荣,也并不太“鲁”。他跟踪追到南京,在孝陵卫建起“江南大营”。迨洪、杨攻陷南京,向荣将绿营兵五、六万之众,便把南京三面包围起来。但是向荣无水师,所以对南京北郊下关,就只好网开一面了。这时太平军有民船万艘,乃顺流而下,打下镇江和瓜洲;再沿运河北上便占领了扬州。那位原来在鄂西襄阳、樊城一带的清廷钦差大臣琦善,此时也率领少数旗兵和数万绿营兵,自江北旱路追到扬州;在扬州郊外的雷塘集,也建了个“江北大营”,把扬州团团围住。清朝的署理江苏巡抚许乃钊,这时也奉向荣之命,统率了大队绿营兵,防堵于镇江东南。因此苏杭、上海一带,太平军还鞭长莫及。6.4上海“小刀会”的插曲由于洪、杨造反的成功,定鼎金陵,天下草莽英雄均大受鼓励,纷起效尤,造反响应。在东南一带,首先拔刀而起的便是刘丽川的“小刀会”。“小刀会”原属“洪门”,是华南会党“天地会”的一个支派。鸦片战后,随“五口通商”之开放而蔓延及于宁波和上海。地下组织约以区域语言之别,分为广东、福建及上海宁波本地人三大帮,而以广东帮最强。刘丽川为广东香山人,故被拥为帮主。一八五三年九月四日,经过一番酝酿,小刀会徒众突然造反,一举占领了嘉定城。九月七日由丽川亲自率领,未经过太多暴动,便占领了上海县城,并俘掳清廷官吏上海道吴健彰。未几靠近上海的青浦等几个城镇,也被小刀会占领了,一时声势大振。小刀会在上海一带一共闹了一年多,直至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七日刘丽川在清法联军猛攻之下和英法帝国主义阴谋之中被捕杀,才结束了这段小插曲。今日上海市里还有个“刘丽川起义纪念馆”,地居要冲,平时游人如织。余今夏有感于刘君起义百四十年之祭,曾与堂弟德诠啜茗其中,面对英雄遗像,谈造反史迹,有余慨焉。小刀会本有他们自己的佛、道难分的宗教信仰,对耶稣并无兴趣;他们打的也是“三合会”、“反清复明”的旗号。一旦首义上海,丽川便自称“大明国招讨大元帅”。他下面的几个头头林阿福等亦各有左右元帅的封号——亦如洪、杨之在永安时也。——小刀会造反原自成系统,本与太平军无关。但是丽川自知势孤,不足以独打天下,为着实际需要与乡亲关系,他曾派秘使自称“未受职臣”,向洪天王拉关系。不幸他们与洪、杨之间为清军所阻隔,无法合流。但是他们两方始终不能结合的道理,主要还是洪、杨对他们的冷漠。盖他们虽同系粤人,同为反清复明的志士。不幸他们之间“客家”与“土著”畛域未泯;“拜上帝会”与“三合会”斗争的旧恨犹在,而宗教信仰又南辕北辙。加以洪秀全又是个天大的教条主义者,认为刘丽川既不能清除各异端神祇的偶像,又吸食鸦片,违反“天条”……,因此对刘的触角未予重视。大错既成,太平军自此对这个“人民如海、财货如山”的上海地区,就无法染指了。小刀会之占领上海,为时虽短,但是它在清末的对外关系史上,小题目、大事件,却是极重要的一页。刘丽川的实力并不大,内部三派争吵不已,太平军又不加援手。清军饷械充足,以众敌寡,本不难收复上海。但是清军火攻数月,地道爆了好几条,还是一筹莫展。其主因便是帝国主义想养寇自用,以便浑水摸鱼的结果。盖上海县城北面紧靠租界。一八五四年四月一次清军围城,偶近城北,竟为洋人自组的“上海义勇队”(ShanghaiVolunteerCorps)所击退,颇有伤亡。是所谓“泥原之战”(BattleofMuddyFlat)。这是一件百分之百的损害中国主权的武装侵略,可是英国驻华使领却大受伦敦表扬。自此清军再不敢轻去城北冒犯洋人。上海城的北门,因此生意照常,熙熙攘攘,刘丽川的叛军粮饷弹械也就不虞匮乏了。但是洋人之纵容甚或接济叛军,亦以洋人自己的利益为度——他们要养寇自用;但也不要寇过分成长以致尾大不掉。因此小刀会只能株守个上海城。等到他们失去存在的价值时,就被强大的清法联军消灭了。总之,小刀会这次在上海造反,跟中国近代史中所有的内战一样,只是替外族侵略者制造趁火打劫的机会而已。6.5英国的算盘与三强的矛盾洋人,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利益最大的英国人,如何利用这次动乱来趁火打劫呢?其要点盖有二端:第一,他要利用小刀会之乱把在上海的“租借地”,变成“殖民地”。按条约划出的“租借地”,主权还是中国的。把租借地变成“殖民地”,则主权就属于洋人的了。第二,深沉而有手腕的英国殖民者要趁小刀会之乱,取得中国海关的管理权。英国如能控制中国海关,渐次它就可以插手于中国内地的路矿邮电的开发、建筑和管理了。它如掌握了中国的路矿邮电,那么大清帝国不作第二印度,也是印度第二了。为此,可怜的刘丽川,就变成大英帝国在远东殖民政策中的一颗棋子。但是,大英帝国这项暗盘,却不一定为美、法二国使领所接受。为了解他们三国之间的矛盾,我们还得把当时租界的历史,稍作补充说明:根据一八四二年中英的规定,欧美商人和传教士,可以在上海等“五口”之内,租地建屋,以便通商和传教。因此,在一八四五年英、法二国乃与上海中国地方政府议定,在上海城北郊各划地皮一小块,作为“租借地”,是所谓。但是所谓“租借地”者,只是规定两国侨民有权在此划定地区内租地而已。地犹中国地,界内行政管理等要务,仍由中国政府负责。这便是后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原始形式。读者欲知其详可参阅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一九八九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巨著甚为详尽。虽偶有小错,然瑕不掩瑜也。在一八五三年九月小刀会占领上海时,这两片租借地是属于中国的上海道台直接管辖的。这时的上海道是广东香山人,刘丽川的小同乡吴健彰。在刘氏突然造反之前,他二人曾有私仇。一旦乱起,吴健彰竟被刘丽川活捉了。在中国农民起义史的老传统中,地方官一旦被起义农民所活捉,总归是人头落地的。这次小刀会起义,那位上海县知事袁祖德,便自知不免一死。据说他索性穿起官服,高坐于县衙大堂之上等死,当然就殉职了。可是他的上级吴道台被活捉之后,不但幸免一死;后来还化装逃了出来,最后还带了大批民团,和江苏巡抚许乃钊一道回来“剿匪”;刘丽川反而被他杀了。——这桩历史何以不循老样板发展?其中就大有文章了。首先吴道台幸免一死,可能是与他籍贯有关。刘丽川的广东帮小刀会之中,多的是吴的乡亲,甚或结拜兄弟和部属。他们都是“关云长”的信徒。所以在此“华容道”中,就放他一马了。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项,则是吴道台有海外关系——吴道台是一个博士论文的好题目,他可能是盛宣怀和孔、宋的前辈;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资产阶级富商从政。他据说是广州“十三行”之一的吴爽官的兄弟行,捐官出任候补道起家的,并拥有外国公司股票的买办官僚。吴或许也是美团“旗昌洋行”(Russell&Co.)的大股东。他也是美国公使马歇尔(HumphreyMarshall,一译马沙利或马绍尔)所很看重的中国官僚,所以刘丽川对吴氏也就颇有顾虑了。刘丽川本人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典型的“转型人物”。出身市贫,据说刘曾到新加坡打工,在英国洋行做过事,是洪仁玕一流的人物,深知洋人的厉害和好恶。对洋人也有崇洋、恐洋和自卑等复杂的心理。所以在他拿下上海城当天的第一项要务,便是到租界里去,亲自拜访各国使领人员。因此他和英使文翰(SirGeorgeBonham)和英领事阿利国(RutherfordAlcock)以及美使马歇尔、美领事马辉(R.C.Murphy)和法国领事爱棠都有很诚恳的谈话。第一,他声明自己是洪、杨属下,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一支。在他们与满清政府的战争中,他要求列强保持绝对的中立——不助太平军,也不助“清胡”。第二,他也对列强保证租界的绝对安全。革命军绝不入侵租界;租界一切维持现状。清政府在租界内的海关,仍可照常运作,不受骚扰。刘是深通外情的。不像洪、杨那样胡涂的自高自大。因此他对列强使领的要求和保证,可说是合情合理和符合国际公法的。可是这时英、美、法三强,对刘的反应,那就同床异梦了。6.6由“租借地”变成“殖民地”反应最具体的当然是英国。英国当时在上海原是一强独大的。它垄断了中国东南沿海如疯若狂的鸦片贸易。英使文翰、英领阿利国,即公开扬言不惜以超法律手段(extralegal),扩张商务特权。大批英国商人,包括财势最雄厚的“怡和银行”的老板威廉?渣甸(WilliamJardine)的家族,可说是人人有份,人人发财。“恰和”这个行号,本是鸦片战前,广州十三行某商中,最雄厚的浩官伍崇曜的行名,声闻中外,信誉卓著。不幸战后五口通商,贸易中心北移,伍家衰落破产,这一响当当的招牌乃被英国渣甸家族所袭用,至今盛势不衰。至于经常的进出口贸易,英商亦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航运量更逾百分之九十。因此这时的英租界之内也真如当年广州一样,金钱堆满十三行,熙熙攘攘,一片兴隆气象,不像那些眼大于腹的法国人,仍然只靠天主教会和上海徐家汇,中国原有的耶稣会士,来撑持门面。美国则自始至终,还没个租界,它“依亲为生”,寄居于英租界内,受尽英人鸟气——美国领事馆最初在英租界赁屋开张时,英国人竟不许它“升旗”,把老美气得胡子乱飘!可是,英国领事馆这时在上海,却有大衙门一座,气势显赫。其中办公人数可能不在当时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之下。——读者们千万别为今日老美的气势所慑,以为它当年也是如此煊赫。那时美国还是个小国。远东对他们来说,还是“远”在天边呢!英国人在上海既有如此群众、如此衙门,因此上述那支“上海义勇队”(后改称“上海万国商团”),基本上是一支由英国海军陆战队支援,由英国领事领导的英国武装。他们既一战赶走了清军;小刀会又望洋却步,这个真空状态下的“租界”,就被他们鹊巢鸠占了。这支乌合的“义勇队”自觉管理城市经验不足,身兼香港总督的文翰乃从香港调来一批印度警察,维持治安。这便是后来我们所亲眼看到的“红头阿三”的一世祖了。上海租界既然被这支英国武装实际的占领了,它总得还有个文官衙门,来负起政务管理的责任。为此,他们又组织一个执行委员会(executivecommittee)。这个委员会逐渐扩大和改组,就变成后来上海的“工部局”(MunicipalCouncil)了。如此这般的文武双管齐下,很快的,上海的英法“租借地”就变成国中之国的英法殖民地了。但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它没个法律基础。其唯一的借口只可说是小刀会作乱,租界成了无政府状态,洋人“替天行道”,在紧急状态下,不得已组织个临时组织来应急。但是一旦紧急状态不复存在,这个“临时组织”也就应该适时结束。这样则刘丽川大元帅暂时的存在,也就有其法理性的必要了。相反的,等到一切临时设施,都变成既成事实,中国当局无法改变时,刘大元帅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当刘丽川已不复存在,这项应付紧急状态的临时措施,其后却一共存在了八十八年之久;到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后才正式结束。6.7英入代管中国海关的奥秘至于英国人如何取得中国海关的管理权,其发展就更为巧妙了。根据上引《上海史》,编者所说的故事是这样的: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的第二天(一八五三年九月八日),位于租界内的上海海关被起义群众捣毁。租界当局马上派兵占领海关。……(九月九日英美领事乃协议搞出个“领事代征制”,由英美领事替中国政府代征关税。)(见唐振常主编《上海吏》页一七二。)我的宗家唐主编写了这段故事,就上了英国人瞒天过海的大当了。他的史料是根据英国官书和英商《北华捷报》的报导,以及后来英美史家摩尔斯(HoseaBallouMorse)和费正清(JohnK.Fairbank)师徒的说法。其后的中国官书和中国史家,文献不足,只好根据英国史料,亦作如是说,真令人浩叹。其实当时租界内,根本没有什么“起义群众”——根据,租界之内是不许华洋杂居的。刘丽川在起义当天,就对英美领事作了保证,哪还有“第二天”的“群众捣毁”呢?至于“租界当局”派兵占领海关一事,那就更为荒唐了。“租界当局”原是中国道台吴健彰。吴氏在城区被小刀会所俘之后,“租界当局”便是英国海军陆战队,和临时组成的“上海义勇队”。这儿问题来了:第一,刘丽川分明保证了租界的安全。中国海关设在租界之内,何处忽然冒出了“起义群众”到租界之内来“捣毁海关”呢?第二,租界当局事后派兵去“占领海关”,为何不事前“派兵保卫”呢?余早年读书至此,不疑处大疑。知英国官书不可信,英商报纸更不可信,力倡“帝国主义下存在论”的费正清学派尤不可信。根据他们众口一辞所说,而写出的中国官私著作,被英国人蒙蔽而有疑处不疑,也就不可相信了。笔者后来细翻美文件,发现其中记载极为明确,而美国外交档,则是“摩费学派”的盲点所在。不禁掩卷长叹:原来如此!6.8美国公使的见证原来就在小刀会占领上海城这一天,美国公使马歇尔也在上海。马氏是西点军校毕业的职业军人,曾参加过美墨战争,胆子很大。这天小刀会突然暴动,马氏不顾危险,却偏要出街去巡行,一探究竟。当他便道踏入外滩江边“中国海关大厦”时,眼见一个英国商人正率领一批搬运工人,冲入大厦,强行搬走室内寄存的商品。接着另批英人也进入抢劫,借口说是海关欠其船租未付,特来搬运存货,以为抵押。直至中国海关被这批“英国绅士”(Englishgentlemen)洗劫一空之后,海关公署四门大开,街头中外游民才潜入行窃。此一英人洗劫过程,行之于光天化日之下,中国关员伫立在一边,无力遏阻;四邻华洋商人均所目睹。最可笑的是这位美国公使,竟然也是目击者之一。马君在一旁看得气愤不过,乃向华府上司据实报告之。马歇尔说:我曾向您报告过,第一次向租界之内的中国海关施暴,其非法行为而导致街头人民入内者,并非始自中国之叛逆也。(末句特别加重。见马歇尔致美国务卿麦塞报告书第三十六号。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发自澳门。笔者曾另有较详尽分析。见拙著英文《中美外交吏》页一三八。)读者或许感觉奇怪,中国海关为何变成货栈,存有大批商品呢?原来是由于太平军进入长江之后,内陆洋货滞销,进口商因货无买主,不愿纳进口税,乃将百货寄存海关栈房,待有买主,再行报关纳税。此次趁小刀会之乱,兼海关监督的吴道台被俘,他们就乘机一哄而入,把存货搬走,就变成免税入口了。摩尔斯的《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巨著,对这些英商把货物存栈,待有买主时再行报关的措施,记载未缺;但是英商窃货毁关这一段,他就支吾其辞了。——这可能因为摩尔斯也不知事实真相;但是更可能的则是这些英商都是当时沪港伦敦商政两界的头面人物,与摩氏直接及间接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摩氏在其划时代的巨著中,为亲者讳可能也就势所难免了。康尔斯之书原名叫TheInternationalRelationoftheChineseEmpire,应译为《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但是这时的“中华帝国”实为大清帝国。译为《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反而更为明暸。朋友,写书的人往往也各为其主嘛!我们中文著作中把帝国主义骂得血口淋淋的动机还不是一样的?只是许多中英文外交史的作者们,没有摩氏的功力和技巧罢了。费正清先生当年评拙著,曾说我把个莫名其妙的马歇尔也要辩护一通,但他并没有指出我所辩证的哪一点是错的。那时我想反驳费公,我有这个地盘吗?费公仙逝,笔者至感悼念。因为打麻将要有好搭子;下棋要有好棋友。自郐以下,不足论也。6.9上海变成自由港所以,“捣毁海关”者,非中国“起义群众”也;大英帝国之“上等侨民”也。在他们捣毁海关之后,翌日再派英国水兵站岗,加以封锁。声称海关为中国暴民捣毁,不能运作。说成外国领事们不得已,只好挺身而出,替中国政府帮忙,“代收关税”。官书如此,报纸报导亦然。事为当时在江西打长毛的卫道大师曾国藩听到了,他不禁叹息说:“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儒道。”(见上引唐编《上海史》,页一七七,引。载《曾文正公文集》,世界书局出版,书牍,页七五)。是亦“君子可欺之以方”也欤?英国这一记做贼喊捉贼的行为,竟然流传一百多年,无人拆穿。连现时的年轻的中国史家如唐振常先生等一伙,都还被他蒙在鼓里。也足见英国人搞外交技巧之高明,和手段之稳健了。不特此也。后来吴道台脱险归来,要重开海关办公。但是此时中国海关已为英国人条封。户外有英国水兵站岗,吴氏不得其门而入,乃想在同街另行租屋设关,亦为英人所阻,无法实行。吴不得已乃租得洋商铁皮船二艘,在黄浦江边,海关门前,设关江上,亦为英舰所驱逐。吴又移关至黄浦江口,英人亦借口“违反条约”,不许在内地设关。吴被逼走投无路,终于接受英领阿利国建议,由各国领事代征关税。但代收关税时,英商亦在英领特许之下,只打“白条”(Promissorynotes),不付现款。此种“白条”斯时人所共知废纸一张而已。果不其然,未几阿利国便奉到伦敦外交部训令,将“白条”原封退还商人了事;自此,上海便与香港无异,成为事实上免税之自由港矣。然此时在一旁明眼观察,深知内情的美使马歇尔,对英国这种浑水摸鱼、趁火打劫的作风,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有义务维持此一“条约体制”(treatysystem),并在中国内战中,严守中立。乃训令美国副领事克宁汉(EdwardCunningham),凡美商报关纳税,一律需缴现金。马歇尔这条军令,不得了立刻引起在华美商及在美商眷亲友的轩然大波。一时抗议函电雪片般飞来。华府纽约各地报刊因而也充满了反马的报导。甚至克宁汉也不直马氏之所为,转而同情美商。那位恨马恨得牙痒痒的,马之秘书兼翻译,拿钱不做事的伯驾(PeterParker)牧师,这时更是小报告横飞。伯驾是位力主美国占领台湾,与英国携手侵华的唯一的美国外交官,他这一记窝里反,就使那不知底蕴的国务卿和总统,认为马歇尔在华失职了。在众意难违之下,马歇尔一气,乃又训令克宁汉副领事停收美商关税;在他看来,与其打白条作伪君子,倒不如干脆不报关,作真小人之更为可取也。可是上校有所不知,搞政治要学司马懿,人家贻尔巾帼,也不能动气。他这一气,出尔反尔;上海这个“自由港”之形成,英国绅士虽然早巳把它变成事实,而背此破坏中国主权之黑锅者,翻为美国上校也。公使的纱帽也就保不住了。朋友,搞政治要凭手腕。是非从何说起呢?语云弱国无外交,但是纵使是强国的外交,也只是苏秦、张仪的天下啊!言忠信、行笃敬者,是子之迂也。6.10“外人帮办税务”经过马歇尔公使这一来,秘密的上海自由港就公开化了。从当时清政府内乱方殷,粮饷无着的紧急情况之下着想,年入百万的上海关的关税,对满清政府是太重要了。分明知道大清帝国是饥不择食了;中国关税已由英美领事代征。——领事既已代征白条;将来要催收白条,当更非领事莫办,这样经英领阿利国发起,法美两领事一致同意,阿利国便向吴道台建议了。吴道台如能使海关复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则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怡良和皇上,也没有不同意之理。因此招请“外人帮办税务”就是顺理成章的后果了。其后他们一连串的中外协商,毋烦多议。一八五四年夏,英国副领事威妥玛(ThomasFrancisWade)便临时受任为上海关监督,携同两位美法助手,代收关税。迨一八五八年夏,中国为英法联军所迫。接连签订,及(十一月八日签订于上海)时,“外人帮办税务”一条,乃订入善后条约之第十款,而通行于全国。翌年英人李泰国(HoratioNelsonLay)乃受清政府委派为第一任“税务司”,从此中国海关,便正式落入英国人掌握中矣。直至民国初年军阀时代,英国税务司就变成中华民国的太上财政总长了。小刀会在上海一闹,经英人翻云覆雨,几记小手脚,中国便丧失了海关自主权至七十余年之久,能不令人浩叹!英国人担任的中国海关税务司,在民国以后对中国的政治、军事、金融各方面的影响太大了。与他有血肉关系的中国当政者如亲英的张公权(当时“中国银行”总裁,后来的江浙财团首脑),和亲美的顾维钧(直系军阀时代的国务总理),对笔者都有最惊人的述评,有机会再详论之。清末民初的“海关”和其后由海关办起的“邮政”,读者知之否?却是洋人替我们代管的最有效率、有最好人事制度、员工薪给福利最好而贪污绝少的两个现代化大机关。朋友,让我沉痛言之,我们自己管不到这么好啊!等到我们赶走洋人,由自己来管,就一塌糊涂了。——国民政府如此!人民政府也不例外啊!夫复何言。6.11“华人”比“狗”值钱以上所述是我们在“租借地”上失去主权、治权;在自己的海关上失去管理权的经过。那都是外国侵略者,处心积虑,非拿去不可的结果。至于吾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连司法权也丢掉——换言之,就是我们在自己的国内犯了法,要由洋人来打屁股,那就是不可思议了。其实这也是我们内战和革命惹来的。原来在一八四五年根据第一次的规定,租界之内是不许华洋杂居的。界内土地必须租给洋人,华民不得在界内租地居留。可是一八五三年小刀会在上海起义;太平军又占领了南京、镇江、扬州……,各该地富民,便向上海集中;小刀会再占上海城,当地富人便逃入租界避难了。一逃便是两万,把个小小的租界,挤成人山人海。这时中国政府被洋人赶出租界,界内纳税洋人(少时数十人,多时百余人),上节已略作交代,乃自组其居民委员会(committeeofcooperation)和执行委员会,渐渐地就变成后来的“工部局”。形成一种洋人在中国境内的自治政府和会审法庭;租界也就变成国中之国了。当小刀会乱起,华人难民扶老携幼进入租界避难之初,这些“纳税洋人”曾一度引用,不让华人来和他们杂居。——他们其后不是也有“华人与狗”不许进入他们外滩公园的规定吗?他们自己国内的高等住宅区,不是也不许有色人种入内杂居吗?可是,在小刀会作乱的上海,喜欢暴利的洋人,很快就发现一个秘密——华人比狗值钱!这时扶老携幼而来的避难华人,很多都是携带细软,为着妻儿的安全,他们是不惜千金一室的向洋地主租屋暂住。一时人如潮涌,房租陡涨,纳税洋人更要赶忙搭篷造屋,广事招徕。华人避难有所,洋人笑口大开。他们就把“不许华洋杂居”这一款条约具文,存入仓库了。可是华人居民虽多,他们却不许在居民委员会中投票。因此,租界里的华人居民,就变成一群在自己国土上的外国人了!可是,这些假外国人如果在租界之内,闹出刑法、民法事件,又如何是好呢?这样那些真外国人就要组织法庭,来审判这些犯法的假外国人了。这时那位广东行商家庭出身的吴道台,颇通洋务。他认为洋人损伤他的治权太多。他管不了洋人,至少可以管管租界内的华人嘛!他乃行文各领事,要居民委员会提供一份“华人租界居民”的名单,以备查询。可是租界当局不但认为吴氏此项要求侵犯了华人居民的人权,也侵犯了洋人居民的治权,而相应不理。自此以后,中国政府再无权管理租界内事。外国租界也就变成了中国境内的独立国家了。6.12租界的阴阳两面“租界”这个中国近百年史上一个“怪胎”,用不着多说了吧!它的形成当然是我民族自我不争气的结果——正如胡适所说:我们事事不如人;中国不亡,实无天理的结果!但是一个指头打不响,它也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赤裸裸侵略的结果。是一种标准的“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的典型现象。近代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性质,和传统的汉族帝国主义的基本相异之处,是西方殖民者东来的目标是纯经济的。——目的只有一个:“快钱”(quickmoney)!在一个现代都市里,赚钱最快的,那就莫过于烟、赌、娼也。因此,首先在租界之内泛滥成灾的便是这三项了。洋人要赚中国的钱,不能没有中国代理人。要赚大钱,他必须利用中国知识分子作帮手,这就形成了我们的买办集团和与洋人勾结的军阀官僚。低等洋人要赚“黑心铜钿”,那就要纵容甚或利用地下的帮会了。帮会中大鱼吃小角——非我徒子徒孙,必然赶尽杀绝,因此,上海的烟赌娼三大金矿,就被青帮垄断了。大通悟觉,顺序安排,他们有钱有势,不但控制了基层的鸡鸣狗盗;上层满口仁义道卫的士大夫。面对黄金美女,有几个不走火入魔?人不是上帝造的。科学家已证明他只是禽兽之一种。禽兽在“兽欲”发作时,是六亲不问的。人为万物之灵,因此当“人欲”发作时,又何止六亲不问哉!——上海租界这个销金之窟,因此也变成最不堪闻问的人欲横流的藏污纳垢之所了。但是,人毕竟是人,洋人也是人。因此,在这个人欲横流的租界里,为人欲遭殃的不只是可怜的中国妓女和黄包车夫。高贵的洋人,偶亦难免。那时在上海滩上与青帮最能打得火热的高等洋人莫过于年入百万的法国总领事了。一年穷领事,百万雪花银!当年的百万足抵今日美钞三五百万吧!哪里来的呢?青帮徒子徒孙之孝敬也。但是拿人钱手软。一次他的副领事因小事不洽于某地下光棍,被光棍一枪处决。总领事只向巴黎报称遭“情杀”结案。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我们中国的“麻皮金荣”,也控制了帝国主义。宋公明说得好,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黄金荣亦丈夫哉。但是天下事哪能全是坏的呢,纵使是租界也有它的阴阳两面。罪恶渊薮之外,它是我国西化和现代化的策源地;是我国志士仁人搞革命,搞民主的避难所;也是我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宝山。有此三者,租界先生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就足够不朽了。我们日后写民国史,歌颂它老人家的机会多着呢。把它作为长毛史的谈助,我们就暂时打住吧!6.13白色棉纱敌不过黑色鸦片现在还要交代一下那位耿直的美国公使马歇尔上校。马歇尔这位英帝在华窃权的见证人,当时是激于义愤,也是为着保护美国商业利益而强烈反英的。其后竟因此而招致诽谤撤职。其实美使反英,不始于马氏。他的前任义华业(AlexanderH.Everett)和德威仕(JohnF.Davis)都是反对英国的。只是那两位前任之反英比较抽象。并且他们主张联法俄共同反英的。马歇尔反英则反得很具体;并且,他是主张不计后果,由美国独力反英的。——可惜这种英美之间的矛盾,不但我们颟顸的大清朝廷和愚昧的东王府、天王府,一无所知,不能加以利用;我们后来的革命史家,把帝国主义恨得牙痒痒的,动辄一竿打翻,都是不对的。颟顸:糊涂而马虎。在历时两百年的中美外交史中,来华报聘的共有两个马歇尔——亨福利?马歇尔和乔治?马歇尔。这两个马歇尔,老实说都还算是君子人;不像尼克松和基辛格那种法家策士。美国公使们为什么一致反英呢?他们要反的,第一是大英帝国主义。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在远东是不惜一切手段,对中国加以控制的。它自己的首相迪斯瑞理(BenjaminDisraeli)说得好:“大英帝国无永恒朋友,也无永恒敌人,只有永恒利益!”换言之,大英帝国为着永恒利益,它有奶便是娘。为着利益,它是不择手段、没有原则的。但是,英国外交的方法,则是做得最为高明,不像日本人和俄国人那样赤裸裸的不要脸。上述英国人趁火打劫、制造殖民地、掠夺海关,都是最标准的例子。美国人就不一样了。为着美国的商业利益,山姆大叔的对华政策,一开头便是搞“机会均等、利益均沾;门户开放、主权独立”的。美国朝野坚守这项原则,坚持了五十余年,至二十世纪初年八国联军时代,始由国务卿海约翰把它概念化了,载入史册的。上节所记那位老马歇尔,反英反的也正是这一点。他认为英国“破坏条约体制,破坏中国主权”,是违反美国利益的。美使反英的第二点是“鸦片贸易”。英国人当时不顾一切的向中国倾销鸦片(文翰便是鸦片贩的代言人,是十分可耻的)。在美国人看来——尤其是马歇尔这位美国南方人看来,中国人被黑色鸦片弄得民穷财尽,便再没有余财去买美南特产的白色棉纱了。这也是大有害于美国利益的,所以他要反对到底。第三点便是马歇尔是美国农村出身的直肠人;一位上校军官,大老粗,看不惯英国官僚的那种小手脚。凡此小手脚——例如上述的化租借地为殖民地;如抢夺中国海关等等——英国人都做得极其光鲜。但是他骗得了曾国藩,却骗不了马歇尔。所以,马歇尔要极力“维持条约体制”。在条约明文之下,中国一定要“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才最符合美国的商业利益。这个基本原则虽是纯粹为着美国利益而设计的,但是国际上没这个基本原则的牵制,中国可能就被列强瓜分了。马歇尔可能就是为着阻止英国在租界上玩手脚,才说动刘丽川把吴健彰释放的。马要他回来重行掌握租界和海关的管理权,但是吴健彰哪里能从虎口取肉呢?——当时中国朝野都盛传吴道台的脱险是美国公使要出去的,不过,马歇尔未曾为此居功。张学良将军告诉我说:“纵是日本人之中也有好人的。”正是这话。办外交是艺术,哪可一竿打翻一条船!6.14圣玛利亚与送子观音小刀会后来在上海的全军覆没,是法国出兵助清的结果。其实小刀会的实力太小了,只要洋人不“养寇自用”,它就必然被消灭无疑。刘丽川在上海闹了一年多之后,洋人所要浑水摸鱼的大小鱼也都摸完了。刘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再者,在太平军初入长江时,局势混乱,沪上进出口贸易大跌。可是经过一年多的演变,上海外贸回升,前篇曾略事钩沉。这一回升趋势竟远较战前为佳;至一八五六年“天京事变”前夕而登峰造极。生意好,大家发财,小刀会仍然占住上海,不时与围攻的清军对轰,对大家都不方便。既然清军无法消灭,则小刀会放下小刀也就是大家之福了。事实上,小刀会初起时,清方便要求列强助清灭匪,无人反应。可是至一八五四年中,法国使领就愿意出马,帮助清军来攻击小刀会了。法国何爱于清而要消灭小刀会呢?其主要原因则来自宗教。在法国眼光里,洪、杨之徒只是一群仇视“天主教”的“基督徒”。太平军也确因无知,在其反偶像斗争里,每把天主堂内的圣母圣婴,当成送子观音而打得粉碎。刘丽川自始便号称为洪、杨一伙,占据上海县城又正与法租界接壤,法国神父与使领便认为这个大异端正鼾睡于卧榻之侧了。上海,尤其是近郊的徐家汇,在法国人看来,原是耶稣会士的神圣教区,因为它是明末天主教先驱徐光启的老家(孙中山和蒋中正二公的丈母娘倪老夫人便是徐家的后裔。他们倪家也是近代中国里最老的耶稣教家庭之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呢?既经中国敦请,他们就乘势而来了。还有一点,可能也是新到的法军要借机耀武示威。上海本有英法两国租界。小刀会乱起,所有的风光都被英国人抢尽了。法国多少也得来一下,这也是帝国主义少不了的心态吧!五年之后,那个“东方凡尔赛宫”的圆明园之焚毁,也是英法“联军”共同放火的嘛!

小刀会起义是近代上海历史发展中一次规模可观的农民起义,也是一出带有悲剧色彩的农民起义。起义发生的历史背景十分复杂,当时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已横扫南面半个清政府的统治,以英法美等国列强为后台的上海外国租界正等待着大发展的时机,复杂的中外关系,使小刀会起义经历了不同一般的历程。在中外势力的联合攻击下,曾经占据上海县城将近一年半时间的小刀会起义最后终于失败。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小刀会起义的直接影响不免出乎人的意料,上海租界“华洋分居”的格局由此被打破,外国势力趁虚而起,强势的租界管理体制因此建立。

“租界”,是帝国主义列强凭借武力的威逼和欺诈的手段,在我国重要商业城市里强占一定的区域,做为他们居住和管理的地方。在租界里,侵略者建立了完全不受中国行政系统管辖和法律制度约束的统治制度,即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所以,人们称租界为“国中之国”。租界这个畸形怪物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租界的历史,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血腥的罪恶史。 租界的创设 1842年,在英国侵略者的炮口下,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条约允许英人携所属家眷寄居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第二年,《南京条约》附件《虎门条约》规定:在通商口岸,中英两国官员商定地方,准许英人租赁房屋或基地。本来,这一规定是说英国人只能在通商口岸的一定地区内租赁房屋、土地,在那儿居住和从事贸易。而英国侵略者却将此条规定歪曲成,在通商口岸硬行划出一块地方,供外国人居住、占用。他们还借口什么华洋分居,避免事端,以便于管理,有利贸易,以此诱使清朝官员接受。 1843年10月底,上海正式宣布开埠通商。不久,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到任。他一到上海,就察看地段,想设立租界,向清政府提出土地卖绝的要求。这为当时中国法律所不允许,开始遭到拒绝。巴富尔大耍赖皮,死缠着上海地方政府不放,直到1845年,苏松太①道宫慕久,被迫以其名义,用告示形式,公布了他同巴富尔签订的《上海租地章程》。其中规定:“洋泾浜②以北,李家庄③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这样,英国开创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划定租界的权利,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租界。 随后,美、法、俄、日、意、比、奥匈等帝国主义国家,竞相效尤。到1904年,近60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长沙、鼓浪屿等16个市区强占有“租界”。 变相的殖民地 租界创设初期,中国政府对租界内的行政、司法有干预权,并保留有租界内的领土主权。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写明:“租界内土地为永租而非卖绝。”但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侵略者巧取豪夺,使帝国主义在租界的地位日益巩固,租界的范围,不断扩大。相反,中国在租界内保留的权利逐渐被侵夺,以至削除。如上海英租界,1845年面积为55.8公顷。英商擅自在租界外面修筑连接租界的马路。随后,他们又在马路两侧强占土地,建造房屋。1848年英驻沪领事阿礼国,借“青浦事件”④,强迫新任上海台道麟桂,重新修订租地章程,承认既成事实,将租界面积扩展到188公顷。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上海形势岌岌可危。英、法、美三国领事商定组织义勇队,保护租界。9月,小刀会⑤攻占上海。英、法、美三国领事于次年7月会商,成立工部局。工部局是帝国主义在“租界”的殖民政府,下设警备、工务、财政税务、交通、学务、公用、卫生、宣传等十几个委员会。此后,上海道台通知各国领事,请其报告租界内受雇于洋商的华人情况。而外国领事声称如道台欲拘捕租界内华人,可开示姓名及所犯罪状,由领事查明其人是否受雇于洋商,拒绝提供租界内受雇于洋商的华人情况。中国的司法权开始在租界内丧失。1864年,上海道在租界设立“会审公廨”。案件由中方官员主审,西方官员会审。后来,外国侵略者千方百计地控制这个司法机关。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法官逃跑,外国领事出面维持会审公廨,工部局出钱聘请中国人充当审判官,司法权全部落入帝国主义之手。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杭,避居上海租界内的中国人达30万,到1862年猛增到50多万。上海道台致函英领事,请其助查租界华人数目,以便向他们征收税款,遭到拒绝。相反,工部局却可以命令租界内的华人向他们纳税。中国对租界内华人的证税权被帝国主义无理剥夺了。 随着中国在租界内各项主权的丧失,租界实际上成了帝国主义的变相殖民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租界内“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外一套统治制度,即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制度”。⑥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曾以一个殖民主义者的口吻,毫不隐讳地说:上梅租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地狱和乐园 100多年来,租界始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 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英法领事公开声明,帮助清军保护上海,指挥义勇队袭击太平军。1900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策划会党起义。指挥机关设在汉口英租界。起义前夕,英国侵略者勾结清政府,查抄了起义指挥机关,唐才常等20多人被处死。1911年10月,资产阶级革命党在汉口俄租界内制造炸弹,不慎爆炸。俄国巡捕乘机搜查起义指挥部,将起义文告、名册、旗帜抄走,通知清政府,大肆捕杀革命党人。1925年5月,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5月30日,上海爱国学生2000多人,在公共租界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暴行。英国巡捕逮走许多爱国学生。随后,上万群众聚集在南京路英国巡捕房前,要求释放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英国巡捕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租界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根据地。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集中在租界里。以天津为例,帝国主义租界集中在以紫竹林为中心的海河两岸。帝国主义在那里兴建了众多码头、仓库、银行。当时,天津的对外贸易业务,如汇兑、仓储、海运等,绝大部分操纵在洋商手里,同时还把持着海关大权。他们利用天津港口,大量掠夺我国的各种物资,倾销他们的工业品。外国资本家还在租界设立加工工业。这本来是条约中所没有的,但腐败的清政府根本不敢禁止。这样,外国资本家,在租界内,充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经营近代工业。 租界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据点。帝国主义在租界里建立教堂、创办学校,发行报刊,进行精神文化侵略活动。以美国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教会大学为例。这所大学打着“不问政治”,“研究学术”的幌子,引导中国青年脱离政治,漠视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这所大学利用学术交流、出版书籍等方式,向美国提供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工农业、商业、气象、资源等多方面情报,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1919年6月3日,爱国学生在圣约翰大学第一次悬挂中国国旗。该校校长卜舫济恼羞成怒,公开撕毁中国国旗。这充分表明,这个高喊“不问政治”的帝国主义分子,正是以摧毁中国青年民族自尊心,泯灭中国青年革命意志,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服务,为最高原则的。就是这个帝国主义分子,1935年指使该校生物系研究中国昆虫。后来,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现已经查明,其中有三种蝗虫,属于卜舫济向美国提出专题报告的249种蝗虫之列。 租界还是西方殖民者和冒险家的乐园。自五口通商租界设立以后,西方殖民者和冒险家,包括流氓、恶棍、歹徒、逃犯,纷纷来到中国的租界地,干尽一切罪恶的勾当,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美国人丹涅特著的《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写道: 新口岸的开放,和对新贸易的无限的期待,招得世界各处的冒险家纷至沓来,这些人除去靠他们的“机智”为生而外,别无任何行当或职业。……人人都深感不安,中国人更是心怀危惧。在美国领事们的报告和委员们的公函中,象这类浪人的丑事、罪行和种种穷凶极恶勾当的记述,是不胜枚举的。 在租界里,中国人遭受百般压迫、侮辱和虐待。上海租界的电车,头等车厢供洋人乘坐,中国人只能坐三等车厢。在汉口租界,中国人力车夫必须穿上象犯人一样的“号衣”。上海租界公园门口,竖立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租界内的娼妓、赌博、贩卖毒品、贩卖人口,是受帝国主义保护的公开行当。汉口法租界巡捕房卫生检查所公开发行吸毒执照,最高售价50元一张。在赌场,被诱骗的中国人,把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钱,输光赌净,甚至倾家荡产,卖妻鬻儿,还有许多人被逼得投江自杀。挂着“慈善”招牌的上海公济医院,为了让一个头上长满痴痢的洋人“体面”,竟然到街上抓来一个中国人,强行揭去头皮,给洋人移植。更有甚者,租界里的洋巡捕拿中国人当活靶子,练习射击。 租界呀,租界!你是帝国主义豺狼的乐园,却是中国人民的地狱。 注释: ①1847年上海开埠后设上海道。 ②今延文东路。 ③今北京东路。 ④青浦事件,1848年三月,三个英国传教士违反规定,到青浦散发布道书,与当地看守粮船的水手发生争执,动手殴打,上海英国领事,得到美、法、比国领事支持,要中国“惩凶”,并以停关税、封锁运粮船相威胁。清政府屈辱地惩办了水手,撤换了上海道台。洋人更加嚣张。 ⑤小刀会是清末民间秘密结社。1853年9月,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发动起义,占领上海,坚持抗击清军和外国侵略者18个月。 ⑥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

小刀会来源有两种:一属天地会支派,一属白莲教支派。上海小刀会属于前者。道光二十九年,建立于福建厦门,不久传至上海。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推动了上海人民的反清斗争走向高潮。咸丰二年青浦县天地会首领周立春(1814--1853),率领白鹤江一带农民发动抗粮武装斗争,进攻县城,冲进县衙门,活捉知县余龙光。咸丰三年七月十三日,徐耀领导嘉定千余人起义,冲进嘉定县城,驱逐知县冯瀚。八月初三,周立春、徐耀领导第二次嘉定起义,占领了嘉定县城,并以义兴公司名义发布告示:本帅师兵伐暴,志在扫除贪官污吏,并勿扰害良民。初五,小刀会领袖刘丽川(1820――约1855)、潘启亮联合福建帮小刀会首领李咸池、陈阿林等在上海起义,迅速占领了上海县城,击毙了上海知县袁祖德,活捉了苏松太道吴健彰。起义军最初不过千人左右,几天之内发展到万人以上。起义当天建立了革命政权,称大明国,刘丽川被推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李咸池为平胡大都督;陈阿林为左元帅,总理军务;林阿福为右元帅,兼署上海县事。刘丽川发出安民告示:城厢内外,勿用惊迁。士农工商,各安常业。方今童君昏聩,贪官污吏,布满市朝。鞑夷当灭,明复当兴。本帅已严饬部下兵丁,不得取民间一物,不得奸民间一女。违者重究,各宜凛遵勿违。当天晚上,刘丽川公开宣布:起义军与太平天国有联系,奉行太平天国的法令。十三日下午,刘丽川正式向各国驻上海领事公布:起义军建立的政权是太平王的部属,在太平王的指挥下一致行动。刘丽川还给天王洪秀全写了一个奏报,说小刀会率千义勇,立定上海,保护居民辅户,安业如常。希望主上早命差官莅任,以顺天心,以慰民望。太平天国得到消息后,东王杨秀清写了一道檄文,欢迎刘丽川率众来归。驻守镇江的罗大纲还在仪征各码头制造皮篷小船600只,去上海接应小刀会。因当时天京受到江南、江北大营的围困,分兵东下接应的计划未能实现。尽管如此,小刀会却一直奉洪秀全为领袖。不久,刘丽川将大明国改称太平天国,自称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小刀会起义后,迅速向四郊发展,占领了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县城,一度克复了太仓。小刀会占领上海,江南大营主要饷源的江海关税收陷于停顿,漕粮海运也受到影响,故清政府急忙从江南大营抽调兵力,由署江苏巡抚许乃钊率领到上海镇压。八月底,上海四郊各县,相继被清军夺回,小刀会退回上海,由进攻转入防御。英、美、法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公然支持清政府,镇压小刀会起义。他们策划救出了被起义军俘虏的道台吴健彰,将其隐藏在美国领事馆。咸丰四年六月初五,代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派吴健彰与美、英、法三国驻上海领事谈判,签订了协定九款,成立税务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中国海关。从此,中国的海关沦入外国侵略者之手。随后中外反革命势力进一步勾结,采取按段筑墙,杜绝接济的办法,从上海县城北门外修筑一堵墙,隔断城内起义军和郊区及租界的联系,使小刀会失去粮食和其他军需品的供应来源。十月,法国侵略军头子辣厄尔宣布法军对叛军进入包围战争的状态,并于二十五日伙同清军,突破北门城墙,进攻上海县城,英国驻沪领事阿札国(1809―1897)也随军出动。此后侵略者与清军相勾结,长期围困上海,屡次向城内起义军发起攻击。起义军曾于十一月打退侵略者的进攻,毙伤法军40多人、清军2000多人,但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被迫于咸丰五年正月初一,弃城突围。次日,刘丽川率领一支起义军,到达上海近郊的虹桥。在同敌人激战中,刘丽川、陈阿林、徐耀、周秀英等相继壮烈牺牲。潘启亮率领一部分起义军参加了太平军。上海小刀会起义,一共坚持了17个月之久,狠狠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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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上海地图

一、起义缘起

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着它同各地贸易的发展,一些秘密会党组织也悄悄地进入上海。当时广勇的秘密团体双刀会,闽勇的秘密团体鸟党,旅沪福建人的青巾会,旅沪江西人的编钱会,都开始在上海生根发芽,加上由本地农民、手工业者、团练乡勇组织的百龙党、罗汉党等,各种秘密会党可谓五花八门,而在众多会党和帮派中,以刘丽川为首领的天地会实力最为雄厚。

刘丽川,原名阿源,广东香山人,本系农民出身,后见时世变迁,民间困苦,夙兴夜寐,苦思再三,认为“大丈夫当立功名于乱世,不宜缩首以潜身”,便在香港参加了民间秘密组织天地会。道光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日(1845年11月19日),刘丽川担任了天地会领导人,开始暗招军士,进行反清活动。四年后,因在广东打不开局面,刘丽川随一帮海员来上海谋发展。刘丽川凭着能说一口英语,当过糖业掮客、丝茶栈伙计,有一段时间因失业请在外商洋行做事的同乡吴健彰帮忙介绍一份活干,忙了一阵也没有什么结果,便以中医身份,挂牌行医,替人治病。刘丽川本没有受过医道训练,其行医实出于失业之无奈,但他善于根据不同的病症,对症下药,治疗病人颇有成效。加之他有义侠之风,对于前来求医的贫苦病人,往往慷慨相助,不收分文诊费,为此深受同乡敬重,名气也越来越大。刘丽川在从医的同时,仍大力从事天地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广泛动员广东和福建来的水手入会,日子一长,他发展了大批天地会成员,自然而然地被会员们推为首领。

除了刘丽川领导的天地会,以李仙云、李咸池、林阿福、陈阿林等为首领的闽南小刀会在上海的失业工人和航运水手中发展也很快,成为上海众多会党中又一支实力派。1853年春天,太平天国军队占领江南重镇南京,5月下旬,闽南小刀会在海澄县起义成功并攻占漳州府,消息传来,令在沪的各派会党兴奋不已,经过一番联络和磋商,众头领决定组成一个统一的秘密团体,选择在适当的时候举行起义。这年7月初,一个统一的秘密团体上海小刀会成立,代表天地会的刘丽川,因实力最强,威信高,被推为大首领,代表闽南小刀会的李咸池为第二首领,李仙云、林阿福、陈阿林均为重要首领,而百龙党的潘起亮、朱月峰、蔡永良、张汉宾和罗汉党的徐耀等人,也成为上海小刀会的领导骨干。

清政府上海地方官府眼看各派会党活动十分活跃,便加紧了弹压。7月中旬,有一天,百龙党首领潘起亮、张汉宾率领数十人同上海道署后面地藏庵勇发生斗殴,道台吴健彰闻讯,即令清兵将他们捆缚送县,饬知县严刑究办。署理上海知县袁祖德先后捕到潘起亮、张汉宾,二话不说,先施以酷刑,再将他们关于牢笼中。后来,恰有一批抗粮农民冲进县署同袁祖德斗争,潘起亮、张汉宾才在混乱之中得以逃脱,免于一死。袁祖德为了镇压会党,滥施淫威。上海县监狱中关押了100多人,因不堪压迫,发动越狱。袁祖德带领兵勇当场毙杀3人,又对其他囚犯进行审讯,将为首越狱者击断两腿,协从者断其一腿,用刑之残酷,令人发指。到了8月10日,道台吴健彰干脆发出告示,命令解散会党,严申“知情不报者,问罪如律”。袁祖德则根据这一命令,带领清兵数百人,赶到县城北门外小刀会处大肆搜查,逮捕了李咸池等17人,后经小刀会警告袁祖德“若不释放李咸池,就难保自己的脑袋”,李咸池等人才得以释放。在这种充满恐怖的形势下,小刀会加快了在上海举行起义的步伐。

9月5日,小刀会一部分会员在嘉定起义,一举占领嘉定县城,揭开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序幕。

二、攻占县城

9月7日,照例是举行祭祀孔子大典的日子。这天凌晨,在上海县城内文庙正殿前,牛、猪、羊等牲品排列齐全,主祭人、主考官及一班士人都已早早来到,恭候着道台和其他官员的到来和祭祀大典的开始。正在此时,600多名小刀会成员,头扎红巾,手执器械,在刘丽川等首领指挥下,已潜至县城的东门、北门附近,等候着城门打开。在小东门,700多个新近招募来驻扎在城门内的广东籍壮勇,早已经小刀会暗中联络,作为起义内应。此时他们得到联络暗号,便将城门打开,众小刀会战士蜂拥而入,向县署衙门奔去。县衙门里40名广勇,有些本来是小刀会成员,立刻从腰间取出红巾戴在头上,加入起义行列,不是会员的,纷纷逾墙逃走,连带勇头目也逃得无影无踪。知县袁祖德睡梦中听到外面一阵喧闹声,顾不上更衣,披着一件睡袍走出来,看此情景,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只见眼前一片头戴红巾的壮士,手持刀枪,向他逼近。小刀会起义军喝令袁祖德交出印信,袁祖德此时才镇静下来,捶胸大叫:“印信在此,如果你们要拿,就先拿我的性命。”接着他又威胁道:“我乃天子命吏,你们中有谁敢把我怎么样?”同时口中谩骂不绝。谁知今日的小刀会可不买他的账,曾经受其迫害过的潘起亮大呼:“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说着,挥刀直前,袁祖德想伸手阻挡,只见右手一个手指顷刻被砍落在地。其他义军一拥而上,刀矛相加,袁祖德身上连中20多刀,顿时血流如注,一命呜呼。

起义军杀了袁祖德后,即向道台衙门赶去。小刀会起义的消息很快传至文庙,祭祀大典顷刻之间乱了套,士绅星散,庙门紧闭。街上的起义军受到老百姓的热情支持,沿街居民不时将一捆一捆红布从窗内扔到街上。

起义军来到道台衙门,将它围得水泄不通。道台吴健彰不像袁祖德,片刻之前,他已得到小刀会谋反的消息,因此率领勇丁准备应对,等到起义军逼近,照例开空炮数发,排枪一阵,企图以此来驱散起义军。然此举已无济于事,只见小刀会会众呐喊着拥入道署。吴健彰见情况不妙,便命勇丁炮击起义军,然而勇丁们反将炮口转向堂上,同时纷纷从腰间拿出红巾,戴在头上。原来这些兵勇都是三合会的弟兄,事先已得到小刀会要举事的消息,在此关键时刻亮相,助小刀会一臂之力。吴健彰见此情形,大惊失色,慌乱中被其贴身侍卫拽入内署。起义军迅速跟进,吴健彰走投无路,面对持刀逼近的小刀会义军,像一只可怜的小狗一样乞求饶命。他让人拿出了官印,拱手献上。因为吴健彰是广东人,小刀会中的广东帮战士出于同乡之谊,没有将他处死。

道署既已失落,其他各级官员,除少数几人自杀外,都换上平民衣服,四处藏匿起来。就这样,人数不多的小刀会起义军,靠着一些铳枪、长矛和小刀,占据了这座有着27万人口,高墙围绕的县城。

起义军为巩固对县城的占领,派出战士分守六处城门,每门十余人,凡出入者皆加以盘问,箱笼包裹均不准带进带出。取得胜利的起义军,按照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宗旨,将新政权定为“大明国”。刘丽川称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李咸池称为平胡大都督,陈阿林被封为左副元帅,总理军务,林阿福被封为右副元帅,兼署上海县事,其他首领均一一封为元帅、将军、大臣、参谋、先锋不等。起义胜利的当天午后,新政权以“顺天洪英义兴公司”名义发布告示,声称当今“贪官污吏,布满市朝”,“礼义不存,廉耻尽丧。暴敛横征,野皆狼心狗行之吏,卖官鬻爵,朝尽兔头麋脑之人”,“所以政教日衰,风俗颓败,人心离而国势难支”,为此决定“歃血同盟,誓清妖孽,厉兵秣马,力扫腥膻”。要求“城厢内外,勿用惊迁;士农工商,各安常业”,同时声明义军纪律严明,“军令如山,秋毫无犯”,“不得取民间一物,不得奸民间一女,违者重究”,凡军士不听号令、奸淫妇女、掳掠财物、偷盗猪狗者均予斩首。起义军严明的纪律和维护城内社会生活照常进行的努力,吸引了不少民众加入义军,加上周立春带领嘉定、青浦一带的起义军4000人前来,很快使起义军的队伍扩展到了近3万人。

三、捉放道台吴健彰

小刀会起义活捉了道台吴健彰,摧毁了清政府在上海的政权,不仅使清朝政要心急如焚,也牵动了英美驻沪领事的心。英国驻沪副领事威妥玛在出事当天,亲自到县城去了一趟,专程探望吴健彰。美国公使马沙利也十分关心这个美商旗昌洋行的合伙人,他不单自己赶往县城去察看实情,还派传教士晏玛太带信给刘丽川,要求将吴健彰送出城外。

吴健彰被俘后,先是被关在道台衙门内的曦园,后被押至城西的广东会馆。在小刀会内部,对于如何处置吴健彰,有着两种不同的意见。福建帮主张将他处死,上海帮、宁波帮、广东帮及福建帮中有身份者,认为只要道台愿意转向起义军,可以恢复他的官位。而作为广东帮首领的刘丽川,看在吴健彰是广东同乡的份上,特谕勿斩,暂时关押。吴健彰因此活了下来。

刘丽川收到美国传教士晏玛太带来的信,不免踌躇起来。多年来在洋场的经历,使他对英美领事的作用多少有些知晓。他知道,自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南京以来,英美等国领事的态度都很谨慎,他们并没有一味站在清政府一边,向起义军进行讨伐,而是标榜中立,甚至暗中还同起义军进行谈判。刘丽川也清楚地知道,在当今上海,洋场外国势力不能小看,其背后是庞大的帝国。再说,既然他们声言中立,何不利用这层关系,同他们加强联系,这样做,至少对小刀会来说是没有坏处的。于是就在当天晚上7时许,刘丽川在一名侍从副官和一支卫队的护送下,来到北门外外滩美国领事馆拜会马沙利。一见面,刘丽川即对马沙利说:“吴道台还活着,请您放心。但今晚还不能放他出来。如果我能办到,我将尽一切挽救他的生命。也许,明天他就会得到自由。”他怕马沙利听不明白,又进一步补充道:“我们许多人都希望吴道台能参加起义,如果这样,当今后我们进攻苏州时,他将留下来当上海的总督,这意味着他仍将是上海的首脑。但是,如果他不愿意参加我们的起义,则我只能回答;我将尽一切力量保住他一条命。”

第二天,即9月8日,吴健彰写信给英、美两国领事,将他被关押的地点通知领事,并要求他们运用领事权力进行干预。美国领事接到吴健彰的信,起先想从停泊在黄浦江的军舰上抽调200名士兵进城去进行干预,公开劫走吴健彰,但仔细一想,怕此举有碍“中立”,既有损自己国家的荣誉,又给人留下话柄。思考再三,决定改派霍尔和史密斯两人前去探望,见机行事,设法救他出来。

9月9日,霍尔和史密斯来到关押吴健彰的广东会馆,三人窃窃私语一番,不一会,吴健彰脱去官服,身着商店伙计的衣服,戴着一副阔边墨镜,手里拿着一把破伞,大模大样地跟着霍尔和史密斯朝屋外走去。守卫的广东帮战士,早已得到刘丽川的命令,毫不阻拦,甚至建议是否需要护送他们出城门。精明的霍尔和史密斯谢绝了,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小刀会内部广东帮和福建帮之间在如何处置吴健彰问题上存在争议,万一路上碰上福建帮军士,事情就麻烦了。霍尔一行迂回曲折地向城墙走去,好不容易避开起义军,来到北城城墙,靠着随身所带的坚实的长布条,从城墙翻下,安然逃脱。吴健彰逃出县城后,即来到离北门几百码的晏玛太家,借得一顶轿子,来到外滩的旗昌洋行,同美国公使马沙利住在一起。与此同时,吴健彰的家属也由英国牧师雒魏林等帮助,从城中逃出,到租界宝顺洋行住下,不久乘英国邮船“玛丽伍德”号回到了广东老家。

刘丽川默许放走上海道台吴健彰,不仅受到福建帮的指责,也受到南京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责难,刘丽川对此为自己辩护说:“本当将其家属一同押在城里,因花旗领事金能亨在我面前讨情,要求放其回故里,故予着兵丁送其出城,此念同花旗相好之故。”然刘丽川没想到的是,他本着同花旗国相好之故,放走了吴健彰,原指望美国领事和小刀会能友好相处,却不料美国人并没有领他的情,救出吴健彰后,又在暗中竭力资助吴健彰恢复政权,向起义军反扑。先前清政府有一艘洋船“羚羊”号停泊在上海县城城北河中,它本来应该是起义军的战利品,但当起义军前往“羚羊”号收缴船上的大炮、火药时,美国驻沪副领事金能亨却指挥军队将船上所有的军火劫走,待吴健彰回到租界后,金能亨又把所有大炮、火药等原封不动地交给吴健彰,供其用来进攻起义军。外国列强一面暗中支持清军,一面趁着清政府在上海的地方政权因小刀会起义而瓦解之时,打起了争夺上海海关的主意。

四、海关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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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建成的清政府江海北关

1853年9月9日,即小刀会攻占道台衙门,拘押道台吴健彰,占领县城的第三天,英、美驻沪领事分别向两国侨民公布了《在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临时规则》,擅自规定了进口商、航运商及货运承办人应缴的税款,均向本国领事缴纳,关税既可用现银缴纳,亦可用在40天内可兑换现银的远期支票缴纳。这一规则的公布,实际上成了外国列强窃夺上海海关征税权的前兆。

吴健彰逃出小刀会的“虎口”后,隐瞒了事情的真像,给朝廷上了个假奏折,谎称县城失陷之时自己恰值外出,途中闻报,急返县城等等,一时竟然蒙骗了朝廷,幸免罢官。但当县城失陷时,他的海关监督关印也丢失了,于是他发出通告说,将用“常州漕运使”官印代替江海关监督官印,仍按旧制征收关税。他知道关税收入对于急需军饷的清政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没有关税收入,他这个上海道台也将名存实亡。10月12日,吴健彰向英国领事提出要求,须交付英国10艘船只在9月7日前所欠交的丝茶税银4.5万两,并随时通报代收英国商人在9月7日以后所欠缴的丝茶出口税,然吴健彰的这一要求遭到英国领事的断然拒绝。吴健彰还想恢复原先在外滩的海关用房,此举也遭到英国方面的阻拦。吴健彰再次碰壁,便指令将“羚羊”号和“羊神”号两艘洋船停泊在英租界外滩对岸的浦东江面,作为水上海关办公所,并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外国领事。不料两天后,“羚羊”号这艘破船发生爆炸,炸死五人,炸伤八人,征税之事又遭挫折。这时候美国人的态度同英国人稍有不同。他们既然帮助吴健彰出逃,支持他重新上台,当然也同意他恢复海关征税。金能亨向美国侨民发出通告,宣布承认吴健彰有权向美国船只征收关税,先前公布的结关临时规则将于10月24日上午起失效。但是英、法、葡、荷等国领事却坚持不承认吴健彰的海关征税权,美国领事看到吴健彰的水上海关变成了专为美国船只设置的海关,一反常态,也不再要求侨民向水上海关交纳关税。1854年1月4日,马沙利命令金能亨“停止纳税,在所有方面,将上海视为一个自由港”。金能亨接到上峰命令,即在1月20日发布通告云:“目前中国当局既准许其他国家的船只进入本港,不向中国海关报关,也不付税,则美国船只离港时也毋需向中国海关结关税。”水上海关就这样在列强的反对下夭折了。

吴健彰见此路不通,便另觅出路,决定暂借苏州河北岸一所房屋作海关,从2月9日起又派出官吏重新开始办公。面对吴健彰这一做法,英、法、美三国驻沪领事考虑到今后同清政府的长远关系,终于开始承认苏州河北岸这所房屋作为海关临时收税处。尽管如此,海关征税仍不尽如人意。5月初,英国领事阿礼国提出实行海关税务司制的方案,即由英、美、法等国领事指派一个外国税务委员会,同道台指派的中国官员共同管理海关。阿礼国提出的这个海关税务司制度,很明显是对清政府的海关征税权进行侵夺,但在当时形势下,清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自小刀会起义以来,对外国商人的海关征税有名无实,而且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占领南京一带,小刀会占据上海县城,形势危急,急需军饷。在谈判中,英领事阿礼国等人则引诱道:“只要海关税务司这种制度建立了,清朝政府就可以得到可靠的关税收入,英国也愿意将代征期间所征得的税金如数奉还。”据统计,仅英国商人的这部分欠税税金,大约有48万两银子。于是两江总督怡良命令吴健彰“速将上海商税事宜,从长计议,妥为办理,勿致各夷有所借口”。6月27日,英国公使包令在同吴健彰会谈时,再次提出以改组海关作为归还欠税的交换条件。6月29日,在外国列强的威胁与利诱下,吴健彰同英、美、法三国领事正式订立了《上海海关征税规则》九条,规定在上海设立司税官,由三国领事各派税务司一人,共同管理海关,代理清政府向外国商人征收进出口税银。外籍税务司有权选用中外僚属,海关监督所签发的单据或其他任何文件,如无税务司的副署,则不发生效力,等等。7月12日,新设的上海海关正式开始征税,关税管理委员会也于同日成立,英、法、美三国列强分别指派威妥玛、史亚实、贾流意三人为税务司,中国海关从此进入一个为外籍税务司控制的屈辱时期。

五、清廷镇压

上海小刀会起义后,在短短几天里,曾经迅速攻占了周围的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县城及江苏太仓,前锋指向苏州,并计划打到镇江与太平军汇合。在上海县城内,小刀会没收官署库银,赈济贫困百姓,豁免钱粮赋税,释放被囚民众,镇压土豪恶霸,保护正当商业,并废除了咸丰铜钱,自铸货币“太平通宝”。小刀会严明的纪律和维护社会正常生活的一系列政策,深得民心,这一切都使清政府气急败坏,为此两江总督即命署理江苏按察使吉尔杭阿统领清军赴沪镇压。9月25日,清军江南大营帮办、署理江苏巡抚许乃钊、总兵虎嵩林也受命率川、黔清兵自南京至沪。至10月中旬,聚集在上海城郊的清军已有1万多人,加上各路乡勇,共达2万人,真所谓“营垒相望,旌旗蔽天”。10月,清政府出示赏格:如有捕获刘丽川、李咸池、陈阿林、林阿福等四人者,每人赏洋1000元,如有捕获潘起亮、徐耀等16人者,每人赏洋500元。他们又派出间谍,混入县城,伺机进行破坏和分化,以削弱起义军的战斗力。他们还强令近城铺户居民迁移,以切断群众对起义军的接济。

上海县城的东郊,原是个商业繁华区,这里有许多民房与店铺栈号,吴健彰为便于向城内进攻,扫清这一屏障,下令清军在这里放火。结果一把火,将小南门至大、小东门一带原有的2000多间房屋全部烧毁,仅剩一些废墟颓垣,砖堆瓦砾,致使百年富庶精华,毁灭殆尽。据当时一位目击此情的外国侨民说:“那一度曾经是火烟最稠密,并且也许是上海最富庶的东郊,竟变成凄凉无人的地带了。”这场大火,使老百姓损失的器物财产价值不下300万银元。

起义军紧张地准备阻击清军的进攻。他们在城墙上四面扎营,日夜巡查。在外城墙下排满蒺藜,还挖了许多陷阱,陷阱底下埋有锋利的竹钉,一旦跌落于陷阱,很难逃脱。小刀会还在六处城门的城墙上安置了大炮,在一些作为内部防线的房屋里、墙壁上都开了射击的枪洞,外面涂上白粉,枪眼外罩上一张白纸,纸与墙壁色泽相同,使人看不出那里是枪眼。

清政府为了收复被起义军占据的上海县城,连续不断地从水路和陆路发动攻击,但在起义军的英勇反击下,均遭到失败。为此,清政府处心积虑,用了许多攻城计谋,其中用的“火药轰城之法”,可谓手法新颖。

1854年2月初,许乃钊命令手下选派精干兵勇,每当深夜时偷渡城壕,在西面城墙底下挖了一条坑道,以棺木为壁,用铁唧筒将地下水抽出排去,至2月5日,一条宽五尺、长七尺多、高五尺的坑道挖成,即在当夜埋入火药1000余公斤,同时许乃钊传令水师各营准备四面围攻。次日早晨6时,秦如虎督兵点燃了引火线,一阵爆炸声惊天撼地,顿时飞沙走石,城墙崩塌,出现了一段三丈多宽的缺口。200多名清军兵勇大声呐喊着,通过架在城壕上的浮桥,拥向城墙缺口。这时,守城的起义军鸣锣报警,一时锣声喧天,只见一个个点燃了引火线的火药袋阵雨般地掷向刚被炸开的城墙缺口,顿时形成一垛火墙。同时,起义军战士又连连向缺口施放枪炮、火箭,并将砖头、石块、火药袋、火罐等向清军砸去。一时间,进攻的清军为火海所包围,纷纷逃出城壕。然此时也有几名清军冒着烈火冲至阵前,手提短刀和盾牌,向起义军扑来。当即有起义军战士冲出迎战,双方展开厮杀。林阿福、潘起亮率领的200名起义军在一片喊杀声中向城墙缺口冲去,同清军展开格斗,击伤秦如虎、千总罗熙贤。此后起义军越聚越多,清军终于抵挡不住,狼狈逃命。起义军乘胜追击,直攻清军四明公所炮台,占领了清军营地,缴获大炮12尊、一批抬枪和其他一些军火。在同一时刻,城内的起义军紧张地用蒲包、油篓装土,堵塞城墙缺口,很快修复了崩塌的城墙。此次战役,起义军阵亡10人,伤几十人,而清军把总蔡致胜等15人被打死,伤180人,损失惨重。

尽管许乃钊的“火药轰城法”遭到惨败,但清军统帅吉尔杭阿仍认为:“攻城之法,惟穴垣最为妥速。”过去的几次火药轰城之所以没有成功,均误在缺口太窄,若能多办数处,同时举发,可冀一举成功。于是他命候补知府刘存厚等勘察城墙四周,最后选定在南门以西一带动作,因那里有民房可作掩护。7月24日清晨,清军点燃了预埋在那里的三枚地雷,随着三声巨响,似天塌地裂,烈焰飞腾,城垣砖石如雨点般飘坠,城墙被炸开三处缺口,有四丈余宽,但因施炸技术掌握得不好,清军50多人也当场被炸毙,待进攻的清军蜂拥而上,见到被炸死的自己人,吓得要死,纷纷倒退下来,刘存厚等只得在后面挥刀督战,清军才又蚁附而上。而此时起义军已在城内暗筑的土城后面及布有枪眼的空屋内等候着敌人。故当清军冲进城时,看不到一个起义军。正在惊讶之时,起义军的炮火雨点般射来,清军的进攻很快被击退。这次战役,清军死亡100多人,受伤300多人,起义军牺牲约50人。清军虽又遭惨败,然吉尔杭阿在给朝廷的奏报中却虚报战功,说清军仅阵亡十余名,“歼毙贼党一千四百余名,实为十个月以来未有之事”。

六、中外勾结

清军虽不断变换战术,却一直扭转不了屡遭失败的局面,他们便加紧同外国列强勾结,将希望寄于列强的武装干涉上。1854年9、10月间,清政府当局经同列强会商,开始修筑界墙,围困被小刀会占领的上海县城。先是法国公使同意清军在法租界筑界墙,将法租界和县城隔绝,后来又在北门的落红桥一带筑界墙,切断了从小东门一路对起义军的接济。英、美、法列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同时也为了向清政府夺取更多的特权,逐渐抛掉了“中立”的伪装,开始以武力帮助清政府对付小刀会起义军。

外国列强的武装干涉首先由法国打头阵。1855年初,清军和法军按照事先的策划,发动了进攻上海县城的“北门之役”。1月5日深夜,法国军舰“贞德”号和“高尔拜”号开炮轰击上海县城,次日凌晨,法军又从法租界内向东北隅的城墙开炮。7时30分,城墙被轰出一个缺口,法军登陆部队250人在炮火掩护下,越过壕沟,爬上城墙缺口,插上法国国旗。他们压根儿没想到,此时,隐蔽在城墙缺口对面一家典当铺里的一门重炮的炮口正对准他们。只听得“轰隆”一声,一颗炮弹在欢呼的法军中爆炸,杜伦上尉、贝蒂少尉和三个士兵即刻丧命,数名军官和士兵受伤。两队法军冒着起义军的炮火蹿入城内,可是他们遇到的是致命的火力。城里每一座房屋都像一座堡垒,成为法军难以逾越的障碍。法军前进得十分艰难,且损失惨重。在他们终于蹿至北门,将清军放入后,便赶忙撤退了。从北门进城的1500名清军,兽性大发,滥杀无辜,但在起义军勇猛机智的攻击下,仍然逃脱不了狼狈逃窜的命运。在这次“北门之役”中,法军付出了死伤40多人的沉重代价,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促使法军更深地陷入了攻击起义军的泥坑。

“北门之役”之后,清军和列强决定加强对县城的围困,以断绝对起义军的一切供应。他们加快了界墙的修筑,为此强令拆除了一批妨碍构筑界墙的民房,致使不下数千人在寒冷的冬季无家可归,颠沛流离,有的甚至被迫自尽,造成家破人亡的惨剧。至1月22日,一道高一丈多、厚三尺的界墙建成了,从法租界的黄浦江边,沿着环绕县城的河浜北岸,一直通过洋泾浜以南的周泾浜,从小东门德大码头起,至北门的落红桥对岸,又自北门落红桥至打狗桥,再从打狗桥至老马路止,共计654丈长,耗银洋12916元。界墙筑成后,清军和外国列强完全切断了外界对城内起义军的物资供应。一位名叫斯嘉兹的外国目击者在其所写的《在华十二年》中写道:“法军宣告严格封锁,对于企图同叛党往来的人,一律开枪射击。有一天黄昏,我们望见一个可怜的老妇人想把一篮食物送给城内的一个贫民,给法军的子弹打中了。她的大腿受伤,奄奄无力,倒在地上。法军哨兵又举起来福枪瞄准,射击这可怜的老人,在她近旁溅起像密集的雨点一样的泥土,接连又开了两枪,最后她的背上又中了一枪。”

清军和外国列强共同对县城实行的严密封锁,使起义军再也得不到外界的接济,处于弹尽粮绝的严重困境。当时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曾报道说:“据报城中饥荒严重,许多人早已离城而去。”确实,自从界墙修筑,县城内的粮食来源逐渐断绝,起义军不得不实行粮食配给制,限每人每天食米半升,而民间所藏糠粞,也尽收归公有,贫苦之家只能以糠粞煮粥,杂以野草食之。留在城内的二三万居民,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许多妇女为饥饿所迫,成群结队地挤在起义军高级首领的住所前面,叫喊着要粮食,老百姓有两三次几乎骚动起来。从1855年1月25日起,刘丽川等小刀会首领命令起义军皆食糜粥、草根,掘穴搜蟛蜞以果腹,同时把少量粮食供应给百姓。2月上旬,粮食已颗粒无剩,起义军杀牛马以食,民间罗雀捕鼠,甚至吃狗、猫之肉,凡是可食用的东西,都被拿来煮食充饥。饿死人的惨象终于出现,每天有八到十个人饿死。由于外界的供应断绝,城内其他物资也极为匮乏。城中油烛俱绝,弹药也消耗得所剩无几。严峻的生死存亡问题摆在起义军面前。

七、最后的结局

为了打破中外敌人的封锁,摆脱困境,2月中旬,起义军曾经打算由一部分人员冲出县城,进袭松江,然因计划泄密,清军严加防备,突围计划没有实现。起义军又曾秘密同租界内的小刀会会员联系,打算通过租界内小刀会发动起义,同县城里的起义军里应外合,打破敌人的封锁,然此计划也因被情报被泄露,租界内筹备起义的两位领导人被捕而告失败。在这最后关头,起义军内部个别人经不起考验,跳下城墙,向法军投诚,均被法军解交清军,惨遭杀害。那些曾经在县城内同起义军并肩战斗的外国人员,看到前途无望,也大多数离开了县城。

2月17日,小刀会众领导人开会商议转移,会上众首领各抒己见,莫衷一是。结果刘丽川同陈阿林只好在私底下商定,各领一部分部队,在西门外集合,并在清军中寻找友人引路,进行突围。

当天深夜,城内城外一片宁静,西城门在夜色中悄悄打开,刘丽川和陈阿林分别率领一部分起义军,在夜色的掩护下向城外奔去。

刘丽川率领的一支部队,由预先约好的清军向导引路,经过清军的营房,并未受到攻击,经西郊小闸桥,于黎明时抵达虹桥时,同清军虎嵩林部遭遇,起义军因长期饥饿及连夜行军,身体疲惫不堪,虽奋勇抵抗,拼死搏杀,终于寡不敌众,除30多人被俘外,其余均壮烈牺牲。起义军首领刘丽川在拼杀中遭清军士兵贺大胜、韦友瑶两人前后夹攻,抵挡不住,惨遭杀害,其“招讨大元帅”和“受命贵天”两颗大印为清军所缴获。与刘丽川等同时向西南突围的另外200余人,在龙华、七宝等处被清军追击,先后有150多人遇害,但仍有一些将士冲出围追。

陈阿林带领的一支队伍,黑暗之中迷失了方向,在外国人墓地间转来转去,最后无奈之下只能进入租界,在英租界山东路南端美国军队驻扎处,美国官员虽允许他们换装潜逃,但大多数起义军仍被清军查获斩首。陈阿林却幸得逃生,藏匿于一乡民家中,经过换装,手提竹篮及油瓶,扮作寻常百姓,经过市中心,直达一友人家中。此友人为英商华记洋行业主士戛,三天后,士戛将陈阿林又打扮一番,作为其侍从,搭坐怡和洋行的商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还有一些小刀会起义军,分别从小东门、北门冲出,可惜都没有逃脱清军的追捕。其中有一小支起义军乘坐两只小船,经黄浦江欲向浦东方向转移时,被清军发觉,快船追赶。起义军眼看逃脱无望,决然跃入汹涌的江水之中,壮烈殉难。另有蔡三冬、周龙林、马阿永等300多位将士在突围后被各营清军及附近团练逮捕,分别被处死。

在这次最后的突围中,大多数小刀会起义军英勇殉难,但在广大群众的多方掩护和帮助下,仍有一部分小刀会将士冲出重围。

潘起亮率领的一部分起义军在2月17日夜出城后,凭着机智和勇猛,加上会讲上海方言的便利,在当地群众掩护下,终于冲出清军重重包围,历尽艰辛,抵达镇江,参加了太平军。后来潘起亮在同清军的作战中屡建战功,被封为衡天安。另一支由闽帮组成的小刀会起义军从上海县城撤出后,辗转来到江西,加入了广东天地会起义军。还有一些起义军退至嘉定真如镇和南翔镇一带,坚持斗争。此外,小刀会起义军还有一支水上武装力量,在主力从县城撤退后,他们也避走海上,继续坚持抗清斗争,活跃在山东、直隶、盛京等地的沿海,夺取官府银钱米粮,甚至登岸袭击清军营地,给清政府的漕运造成很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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