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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生与死,贺捷生讲述父亲的桑植情

父亲贺龙是个有原则的人,同时又是重感情、讲侠义的人。精挑细选是我们的追求,他厌恶那种标榜原则便六亲不认的极左面孔和作为。他认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是虚伪的,也是不长久的。父亲十三岁便当骡子客,赶马帮讨生活。有天煞黑歇到一家伙铺,搬条高板凳,站上去卸下驮子,接着又铡草喂骡子。伙铺里还歇了个骡子客张盛勋,三十二岁正当壮年。他见贺龙小小年纪精明干练,有股不凡的气宇,便主动上前搭话,互相结识了。那时,当骡子客有个讲究,见荤才吃饭。贺龙不吃荤不喝酒,端一碗包谷粉子饭,面前放一碗“和渣”便大口小口吃起来。“伢儿,怎么不吃荤?”张骡客问。“家里还有几口子人呢。”少年贺龙回答。张骡客心里一动,问:“伢儿,你往哪里去?”“鹤峰。”“我们一路走好不好?”少年贺龙望着张骡客点点头:“我喜欢和年纪大的人一道走。”“为什么?”“可以摆龙门阵,多听听长见识。”就这样,少年贺龙与张骡客像亲兄弟一样赶着骡子,早起晚歇,爬山越岭,闯过多少盐税卡,摆过多少龙门阵,贺龙学到了大量社会知识以及江湖上的规矩。七月的一天,贺龙说:“张大哥,家里带信叫我回去,我要跟你分手了。”张骡客动情地拍拍贺龙的双肩:“舍不得哟。可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迟早总要分手的。有什么难处吧?”“没有。您待我这么好,日后我要报答的。”张骡客有眼力,二十年后贺龙已是军长,专程去看望了张骡客,离老远就高喊张大哥。“张大哥,给你些骡子吧。”贺龙真诚地说,“现在我赶的骡子可多哩。”“不要不要,你的骡子多,有大用场。”张骡客连连摆手,“你当了军长,还来看我,这就是我的造化了。贺军长,我们出门人讲的就是个义字。”“张大哥,么得军长!还不就是跟您赶骡子的常伢子?”贺龙唇上已经留下一道黑胡子,笑得却还像少年时一样天真无邪,“老哥这个义字讲得好,义侠交友,厚待故交,这是纯心做人的重要一条。张大哥,这里有些钱你要收下。”“既然讲的是义,再莫提钱。”张骡客说:“贺军长还记得你发过的愿吗?一定要送,我就要你发过的愿。”“记得记得,愿你百岁不老。”贺龙从来不忘贫贱之交,说过的话全记得。他指天说:“那好,愿你百岁不老。老天敢不随我愿,我就跟老天干!”天随贺龙意,张骡客1980年7月病逝,享年102岁。义侠交友,厚待故交。贺龙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前是这样,入党后还是这样,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及元帅之后仍然是这样。1950年2月25日,青年刘冠群随着一位解放军战士来到成都商业街四川省委所在地。刘冠群迈着轻盈的步履。他的脸上,肃穆的神情之外还洋溢着暗暗的喜悦。当他在会客室里坐下来时,虽然盼望早一刻见贺龙,但是他也明白需要等候。因为还有七八个国民党起义将领等候接见呢,也还有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和干部在等候,像他这样初来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怎么能着急?他默默地垂下眼帘,睫毛颤动着,可以想像出,他已经沉入静谧无言的回忆与遐想中……刘冠群的父亲叫刘达五,农民出身的烈性汉子,又是位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他追随贺龙,参加北伐,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和红军时代的战争,伤瘫双腿后退伍还乡,宁肯做一名贫困潦倒的磨石匠,始终不为反动派做事。正因为有这层关系,刘冠群才接到通知:“贺老总想见见你……”司令部一位干部朝他招手,示意请他上楼。刘冠群稍稍一怔,马上兴奋得红润了脸颊。贺老总不忘故交,有这么多重要人物等候接见,贺老总首先要见的却是他这位故人之子!刘冠群上楼,走进右角一间较大的会客室,一眼就认出了常在照片上见到的贺老总。他激动地鞠了一个大躬。贺龙已经快步赶到他身边,一把拉住他的手,上上下下地打量:“像,鼻子眼睛都像你老子……就是身体没有他那么结实。”贺龙不住地点几下头,脸上漾出忆念,漾出感慨,“多大年纪了?”“二十七岁。”刘冠群略显拘谨地回答。贺龙手里夹着一支雪茄烟,边吸边又打量一遍刘冠群,像是要更多地找出故人的影子。蓦地,他眉头微皱,急切地问:“你老子有饭吃吗?”刘冠群伤感地小声说:“他负重伤以后,回了云南大理,靠磨大理石过日子……现在还是这样。”贺龙将头微微仰起,望着天花板慢慢地慢慢地吸烟,他的眼神有些黯淡,吐出的青烟似乎笼罩了抑郁的思念和忧虑,声音也变得低沉沙哑:“他该有七十了吧?”“今年整七十。”刘冠群小声说,“有什么办法呢,没田没地,没房没钱,老的老,小的小,只有靠两只手磨石头吃饭。”“你马上发个电报!”贺龙将夹着雪茄的左手一扬,下定决心地大声说,“要你老子到四川来。先到重庆,就在重庆等我!”刘冠群垂下头,难过地摇一摇:“他来不了……”“为什么?”“在石门,他的两腿都打残废了,一步不能走,只剩两只手磨石头,养活我们这一家人……”贺龙望着刘冠群,片刻的沉默,眼圈蓦地红了。“北伐的时候,我们打公安,打输了。部队在澧州两三个月,搞整顿。周逸群抓政治,你老子抓练兵,我们的部队就大变样了。去打宜昌,吴佩孚的兵比我们多,枪比我们好,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我们一个师就把宜昌拿下来了。那一仗缴的枪,每个兵多扛一支都扛不完。那时候,贺锦斋是旅长,你老子是第一团的团长。”贺龙在会客室里缓缓踱步,缓缓吸烟,缓缓回忆着说:“南昌起义前后,我的队伍里也有两派:革命派和投降派。你老子始终跟着我。他和贺锦斋的感情特别好,也很佩服周逸群年轻有为。可惜啊……石门一仗!”贺龙长长吁一口气,不胜感伤,“你老子打残废了,贺锦斋打死了!锦斋死的时候只有你这么大,也是二十七岁!你老子在汉口医伤,还做了不少工作,帮着买枪买子弹。后来敌人围剿,我们就没有办法和他联系了……”贺龙停下步,朝刘冠群一招手:“你老子为革命做出牺牲,功不可没。既然来不了四川,我派人去看望他,叫当地政府照顾他,来,给你介绍一下,”贺龙指指一直陪在一旁的另一位负责干部,“你到他们革大去学习吧,他就是李长路同志,你们的校长。”贺龙早为故人之子想好了出路。

  从上海到鄂西1927年11月初,贺龙到了上海。中共中央为贺龙安排了秘密住处,和周逸群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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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贺龙住下不久,就见到了周恩来。他看见周恩来身体虽很消瘦却比以前健康,感到十分欣慰。他对周恩来说:“部队打散了,我贺龙一个人来见你,真是不甘心哪!”周恩来安慰他说:“贺龙同志,现在国民党悬赏10万大洋捉你,你的头很值钱哟。”贺龙说:“我这颗头早交给党喽!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跟着党走!”周恩来告诉贺龙说,中共中央已经对他的工作作了考虑,让他到苏联去学习军事,同去的还有林伯渠和刘伯承。贺龙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

长征途中的贺龙郑作良作《长征》第36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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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6日,一个共产党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敌人知道贺龙到了上海,下令严密搜查。贺龙只得停止一切活动,严密隐蔽起来。第二天,刘伯承、林伯渠登船走了,贺龙未能成行,在中共中央机关等了十几天,仍然走不成。

父亲的桑植 ——谨以此文献给父亲贺龙

贺龙,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毛泽东曾评价他:“对党忠诚,对敌斗争坚决,联系群众。”今天是贺龙同志诞辰123周年纪念日,本刊特刊发此文,以资纪念。

  在这段时间里,贺龙反复考虑自己以后如何行动有利,他想,既然去不了苏联,就去搞红军吧。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周逸群,请周逸群向周恩来报告。贺龙后来回忆,南昌起义失败后,自己有一股不服气思想,不相信就打不赢蒋介石,所以就想回湘鄂西建立武装,以为总会搞起来的。过了几天,周恩来再次会见贺龙。贺龙又向他谈了自己要去湘鄂西搞武装斗争的想法,并说:“从武汉到湘西沿长江一带的车湾、藕池、新堤、调关的驻军,有些是我过去的部属。

又一次回到桑植,回到父亲的桑植,父亲的洪家关,父亲的芭茅溪,父亲的陈家河、刘家坪…… 我对桑植一往情深,源于父亲对桑植一往情深。因为这是父亲的故乡;因为这个故乡太博大、太厚重了,只有父亲的肩膀才能扛起来,只有父亲有资格用他不改的乡音对人们说:这是我的桑植,我的故乡。 现在正是三月,正是桑树发芽的时候,桑植因到处生长着桑树而得名,漫山遍野的鹅黄,满山遍野的嫩绿,使我陷入了对一个人的回想和思念:120年前的3月22日,父亲贺龙就诞辰在桑植的洪家关。 120年前的桑植,是什么情景呢?我说不出来。我只知道桑植是湖南的边缘,地处武陵山脉北麓,鄂西山地南端。与桑植相邻的宣恩、鹤峰,还有与它隐隐相望的铜仁,则是湖北和贵州的边缘。而在中国,但凡边地,大半为群山雄峙的荒蛮之地,居住着性情粗放的少数民族。查阅史志,桑植亦然,它古称西南夷地,夏商属荆地,西周属楚地,春秋时期归楚巫郡,从宋朝开始正式推行土司制度。总之,野天野地,离不开一个蛮字。到父亲出生的时候,在它10426个山头下散落着白、苗、土家等28个民族。因为偏僻、封闭,各民族杂居,民风迥异而强悍,喜武、喜猎、喜斗。人说燕赵多慷慨之士,在桑植历史上,也不乏犯上作乱者、豪强忠勇者,且前赴后继,名震乡邦。几十年前当地仍顽强地保留着一种习俗,人死在外地,不仅要把尸背回来,还要把魂叫回来,名曰“赶尸”。另有一个习俗:如果哪个大逆不道者犯了朝廷的砍头之罪,一刀下去,头是不能落地的。那么,怎么办呢?砍头那天官府会通知家人去刑场,用被子或一块大布兜住。我们贺家祖上就出过这样的斗士,义薄云天的是,去刑场兜头颅的是位祖奶奶。她空手而去,在大刀一闪,头颅猝然滚落的一瞬间,她眼疾手快,掀起长襟一把接住,然后抱着血淋淋的头颅扬长而去。 父亲的血管里,就流着这样的悍勇之血。他少小习武,12岁跟着任哥老会小首领的姐夫谷绩廷去赶马,当骡子客,在湘鄂川黔边崎岖难行的山道上翻山越岭,风餐露宿;13岁长成一个虎背熊腰、高大伟岸、天不怕地不怕的壮汉;1916年,他登高一呼,带领几个兄弟,用人们常说的两把菜刀,砍了芭茅溪盐局税卡,夺得13支毛瑟枪,此后戎马一生,决非无缘无故。如果要寻找他血液中的基因,我觉得,既有桑植28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强悍对他的熏染,也有桑植的高天厚土对他的滋养。而在此后十年中,他把桑植人的侠肝义胆带到外面的世界,带到一个叫毛泽东的青年领袖的面前,却是他始料不及的。我们知道,这是1927年的9月29日,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不足千人的队伍到达江西永新的三湾村,在经过日后闻名的“三湾改编”后,针对个别人对革命悲观失望,毛泽东站在一棵大枫树下,以我父亲为例,对即将上井冈山的部队讲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大道理。毛泽东说:“贺龙用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当军长。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还怕干不起来吗?”同时,我们还知道,就在毛泽东在三湾说这番话前不到两个月,我父亲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站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昌起义总指挥的位置上,打响了以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回头看,我们可不可以说,被无数革命先辈点燃的星星之火,有一把,就是桑植人贺龙,在他的故乡桑植点燃的?

“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长江两岸土匪多得很,大多数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是可以收编改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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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整个中国。在共产党最危难时刻,当时尚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毅然站在共产党一边。6月中旬,贺龙就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6月底,贺龙在汉口俄租界鲍罗廷公馆,结识了许多中共要人。

  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五年开始就在那里拖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10年仗,我人熟地熟,干起暴动来更方便,有成功的把握。”

实际上,桑植作为故乡给予我父亲的,比这还要多。1927年深秋,南昌起义军在南下途中失败后,父亲跟着周恩来从香港辗转到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周恩来对我父亲说,贺胡子,把你的部队打光了,革命正处于低潮,先送你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几年军事吧。我父亲说不去,我贺龙是大老粗,不认识外国的洋码字,还是让我回湘西拉队伍吧。就这样,1928年2月初,我父亲和他的入党介绍人周逸群一起,经洪湖回到故乡桑植的邻县石首桃花山地区,举行“年关暴动”,之后以这支农民武装为基础,逐渐创建了红二军团。1934年8月,中央革命根据地面对国民党更大规模并更残酷的第五次军事大“围剿”,这之前中革军委决定由萧克任军团长的红六军团先行出发。当时的出发点,便是与我父亲在湘西创建的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红军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镇会师后,当即插入湘西,举行了长达一年的“湘西攻势”,先后在大庸和永顺塔卧建立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为被迫长征的中央红军拖住了40多个团的国民党部队。当中央红军以惨重代价越过湘江,深入贵州境内,参与堵截中央红军的湘军主力回师湘西,集中对付红二、六军团。这时,连身为红二、六军团总指挥的我父亲也没有料到,部队左冲右突,打来打去,最后打回到了他的故乡桑植。用父亲的话说,是桑植用它颠连起伏的山峦掩藏了他这支部队,用浓郁的情谊和贫瘠的食粮喂养了他这支部队。也就是在桑植,红二、六军团利用它特殊的地形地貌,把对湘军取攻势、对鄂军取守势,颠倒过来,转变为对湘军取守势、对鄂军取攻势,把战线推进到湖北宣恩和恩施一带。这之后,换手如换刀,红军连续取得了忠堡和板栗园大捷,活捉了国民党军纵队司令、第41师中将师长张振汉,把满腹经纶、着有多部军事和地理学术着作的另一个师长谢彬斩于马下。我就在这时的捷报声中出生,父亲与刚成为我姨夫的红二、六军团副总指挥萧克,红六军团政委王震,额手称庆,给我取名为贺捷生。我的出生地,理所当然也在红二、六军团的大本营桑植,那个地方叫南岔村冯家湾。后来发生的事情,中国当代革命史是这样记载的:1935年11月19日,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八个月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的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而这时,我刚刚出生18天。 “黑夜茫茫风雨狂,跟随常兄赴疆场。流血身死何所惧,刀剑丛中斩豺狼。”如果你在某本烈士诗抄中读过这首诗,那我要告诉你,写下这首诗的,就是桑植的一位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我的堂叔贺锦斋。诗里的那位“常兄”,便是我父亲贺龙。许多人不知道,我父亲最早的名字叫贺文常,那个年代桑植的老百姓对他都亲切地直呼其名,就像老辈人读完三国,说起桃园三结义,都直呼刘玄德、张翼德、关云长。桑植那些不要命地跟着我父亲打天下的人,都以“跟随常兄赴疆场”为荣。这就是最让我父亲感到欣慰也最让他感到愧疚的桑植。我说桑植是父亲的桑植,就因为生活在桑植的28个民族,桑植的山川河流,稻米和苞谷,既给了父亲寻常人少有的血性和骠勇,也给了他驰骋疆场的一片天地,更交给了他无数的好儿女,无数的亲骨肉。 2008年,我大女儿贺来毅做了一件让桑植的父老乡亲交口称赞的事:回桑植翻山越岭,走家串户,寻访革命烈士踪迹,自己动手摘抄、整理并自费出版了一部跟随我父亲打江山但最终献出了生命的革命烈士名录。成书之日,望着这本厚厚的名录,我们都吓了一跳:从大革命到全国解放,光是我们贺氏家族有名有姓为国捐躯的烈士,就有几百人;如果算上远近亲戚,有好几千人。再算上全县28个民族的殉道者,数以万计!都是同一个故乡,同一个籍贯,同一个桑植。翻开这本烈士名录,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的眼里不涌满泪水;捧着这本名录,没有一个人的手不颤抖。都知道,我父亲用两把菜刀闹革命那年,如秋风扫落叶,迅速在家乡洪家关成立了一支讨袁民军,从桑植带走一批人。这批人经过北伐战争的考验和洗礼,以师、团、营、连军官的身份参加南昌起义,有多少把血洒在了南昌城头!南昌起义失败后,我父亲赤手空拳回湘西举行“年关暴动”,又从桑植带走一批人。这批人渐渐成为红二军团的指挥员和战斗骨干,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面对国民党军从40个到80个团的重重“围剿”中,又有多少在刀剑丛中“流血身死”?后来,那是1935年,在父亲的红二军团与萧克的红六军团会师后,从桑植刘家坪紧追一年前踏上征途的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再从桑植带走一批人。这批人在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中,斩关夺隘,忍饥挨饿,有多少倒在了皑皑雪山、茫茫草地?也就是说,从1916年的芭茅溪起义,到1935年长征,在短短20年中,我父亲从桑植带走一批批青壮年。但战争如秋风,一个县的人,即使像山上的茅草,那也经不起这样砍伐啊!

7月初,周恩来在周逸群的陪同下会见了贺龙。这是他俩的首次晤面。贺龙紧握周恩来的手说:“你的大名,我早就晓得。逸群对你钦佩得很呢。如今见面胜似闻名喽。”周恩来说:“疾风知劲草,我们对你是很钦佩的。”谈话中,周恩来分析了形势,谈了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精辟的见解使贺龙深受启发。

  周恩来问:“一路上的安全,你有几分把握?”贺龙说:“问题不大,上了船我自己当心点,到了汉口,我就能活动了。沿长江走水路回去,我有把握,你难道忘了,我叫贺龙,龙归大海嘛!”两人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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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23日,贺龙率部从鄂东抵达九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会见了贺龙。谭平山认真又严肃地说:“共产党决定开展独立的军事行动,希望你率二十军和我们一起行动。”贺龙说:“好!信任我贺龙,我当然唯命是从。”谭平山兴奋地说:“我要谢谢你!有二十军参加,就更有把握胜利了。”贺龙则说:“谁也莫谢谁,我们大家一条心,为中国工农做一点点子事情嘛!”

  1928年1月6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周恩来把贺龙的要求提了出来,并且详细介绍了贺龙的历史,分析了贺龙的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当即表示不赞成。这位外国人担心贺龙“回去要变成军阀”。周恩来却坚持认为贺龙应该去湘西,到那里可以充分发挥他的作用。1月8日,中共中央常委会研究两湖暴动问题。周恩来再次提出贺龙的要求和自己的看法。最后,中共中央常委同意了贺龙回湘西搞武装斗争的要求。

我说两个例子。先说早年写下《跟着常兄赴疆场》的我堂叔贺锦斋,原名贺文秀。他的父亲与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一奶同胞,一个在故乡洪家关做裁缝,一个做教师,家里都穷。在那个“黑夜茫茫风雨狂”的年代,父亲穷,儿子自然也穷,因此我父亲在1916年揭竿而起,踏上了死不回头的革命道路。比我父亲多读了几年书的贺锦斋,景仰堂兄敢作敢为,1919年毅然决然加入了我父亲的队伍。他开始给我父亲当卫士,逐渐升为营长、团长,和我父亲在战争中堂兄堂弟,肝胆相照;到南昌起义时,已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成了我父亲的左膀右臂。在起义战斗中,根据我父亲下达的命令,他率领有众多桑植子弟任各级军官的第一师,向敌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发起进攻。用一个师对付一路军,那真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他们打得最艰难,最顽强,也最残酷。昼夜激战四小时,终于歼敌一部,迫使余部投降。起义军南下潮汕途中,第一师又参加了瑞金和会昌战斗,同样战绩辉煌。南昌起义军被打散后,为了找党,他追随我父亲也到了上海。父亲说秀弟,党我找到了,你先回湘西去,把部队打散后回到老家的官兵收拢起来,我随后就到。年关临近时,我父亲和周逸群回到荆江地区,监利与贺锦斋在短短几个月里组织的游击队会合了。十几天后发生的“年关暴动”,之所以震动三湘,就因为有他这支部队密切配合。1928年上半年,我父亲收编地方武装3000多人,正式成立湘鄂边工农革命军,即后来的红四军,自己任军长,第一师师长的重任再次落在贺锦斋肩上。8月下旬,父亲率部抵达石门,频频扫荡团防武装和税务机关,所向披靡,声势越来越大。9月初,由于出了叛徒,红四军遭到敌十四军教导旅李云杰部和多股团防武装合围,军参谋长黄鳌壮烈牺牲。9月8日夜晚,敌收缩包围圈至石门泥沙镇。为掩护我父亲率主力部队突围,贺锦斋亲率警卫营和手枪连撕开包围圈,打退敌人潮水般的一次次进攻,直至中弹牺牲。 贺锦斋战死疆场,父亲深为悲痛,几十年都为他感到惋惜。想想吧,一个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叱咤风云的师长,如果他能活下来,活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他该在我们这支军队的什么位置上?要知道,共和国十大元帅,有包括我父亲在内的7位元帅,都是直接或间接从南昌起义的部队中走来的。其中的林彪,当时只是一个连长。 再说王炳南。当前,在桑植,他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比我父亲还大4岁的王炳南,白族,出生在桑植袁家坪,1919年与贺锦斋同年加入我父亲的队伍。在这之前,他的过人之处,是给牲畜治病,手到病除,出神入化。桑植和周围几个县的老百姓崇拜他到了什么程度?到了把他的名字写在红纸上,贴在猪圈和牛圈的门楣上,用来辟邪。1975年我重走长征路,到湖北恩施一带寻找红军的踪迹,看到一些偏僻农家依然在猪圈里贴着“王炳南在此”的红字条,每逢初一、十五都给他烧香,求他保佑六畜兴旺。按说像他这样一个民间知识分子,凭着一身医术,无论在什么年代都衣食无忧,但他也跟着我父亲走了。因为他和我父亲一样高大威猛,又性情豁达、办事严谨,不久即当连长。南昌起义的时候,他代理团长,率部坚守牛行车站,堵截北援之敌,立下了头功。最后在我父亲的部队任独立师师长和主力师参谋长。但夏曦来到湘鄂西后,大抓改组派,搞肃反扩大化。因他仗义执言,拒不诬陷自己的同志,1933年5月被非法逮捕,6月被错杀于鹤峰县麻水板栗树坪,年仅41岁。 贺锦斋和王炳南,都是桑植儿女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冲锋陷阵,英勇善战,终成我父亲的爱将。当他们战死沙场后,山河同悲,青史留名。但一支军队主要是由士兵组成的,这便决定了更多的人默默无闻。在桑植,那么多人跟着我父亲走,经历了那么频繁、那么惨烈的战斗,大部分人倒下了。这些人有的在烈士名录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有的连名字也没有,成了石沉大海的人。尤其1935年7月在甘孜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的红二、六军团,为掩护中央红军,晚一年从桑植刘家坪长征,过草地的时候,连草都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饿死或因无力求生而陷进沼泽地里的人,谁记得他们?解放后军队评衔授勋,江西兴国、湖北红安等成了着名的将军县,桑植原本最有理由成为将军县,但除了我父亲被授予共和国元帅,被授予将军衔的,竟凤毛麟角、寥若晨星。到这时,故乡的人才惊愕地发现,桑植被我父亲带走那么多人,但被他带到共和国灿烂星空下的,屈指可数。换句话说,跟随父亲打天下的桑植儿女,绝大多数死在了革命的路途上。 解放后父亲从未回过桑植,是否因为无法面对那么多失去亲人的父老乡亲?我想,肯定有此因素。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共和国刚刚诞生,从故乡寄来的寻找亲人的信件,就像雪片那般飘落在父亲的书桌上,而父亲每当读这些信,都会眼睛湿润,叹声连连。那时已经解放了,安宁了,阳光普照,道路和邮路畅通无阻,但任何一个参加革命战争而需要寻找的人,恐怕都不在人世了。 我查阅《辞海》,桑植和桑梓,因读音相近,两个词几乎并肩排在一起。词条说,桑梓即故乡,但比故乡的说法更古老,旧时指父母在屋前屋后栽下桑树和梓树,盼望儿女们思念故乡并早日归来。我想,父亲是知道桑梓这个词的,他也决不会忘记他那漫山遍野长满桑树的故乡——这个叫它桑植或桑梓都一样重的故乡! 长征后再没有回去过,让父亲几十年念念不忘的桑植啊……

26日,贺龙率部抵达南昌。28日,南昌起义前委书记周恩来到设在子固路的第二十军指挥部去看贺龙。他紧握贺龙的手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就谈行吗?”贺龙点头道:“好极了!我洗耳恭听。”周恩来大笑:“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是要动手动脚动枪动炮呢!”贺龙也笑了。周恩来当即把起义计划告诉了贺龙,征求其意见。贺龙毫不犹豫:“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周恩来点了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临行之前,周恩来请贺龙、周逸群吃饭。他告诉贺龙: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克明为委员,负责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还告诉贺龙、周逸群,到了汉口便与湖北省委书记郭亮联系,接头地点是谢弄北里17号。

贺龙一怔,讷讷地说:“我还没有入党……”周恩来盯着贺龙:“你看,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不听?”听了这话,贺龙非常激动,立即行了个军礼说:“好,我坚决服从!”周恩来当即以前委名义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

  1928年1月中旬,贺龙、周逸群等离开上海去武汉。

31日下午2时,贺龙在第二十军指挥部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他说:“今天召集大家来,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谈。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停顿片刻,贺龙以冷峻目光扫视会场,继续说,“根据共产党的命令,我决定带部队起义。你们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意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贺龙讲话掷地有声。军官们当即表示:“军长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坚决跟着走!”贺龙高兴地说:“好!从今以后,我们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贺龙剃掉了蓄留多年的短胡子,身穿水獭领皮大衣,头戴海龙帽子,围着宽羊毛围巾,戴着深茶色水晶眼镜,打扮成一个大资本家的模样。周逸群打扮得像个管帐先生。卢冬生和曾在叶挺邵队里当过团长的史庶元(施元)、原第二十军第一师警卫营营长膝树云等也都化了装。他们在敌人军警宪特严密搜查下上了船。在船上,一个国民党特务看贺龙象个大阔老,缠着要和他打麻将牌,想从他身上捞上一笔外财。虽然贺龙他们总共只有50元旅费,贺龙仍从容地坐下来,笑着说:“好,好,闲着解闷么!”一场牌打下来,贺龙反而赢了这个特务几十元。这场麻将,使特务认定贺龙是个阔老无疑。一路上反而少了不少麻烦。贺龙一行,到了汉口,找到谢弄北里,没有用接头暗语,就闯了进去。郭亮的爱人看见贺龙他们这副打扮,以为是来了特务。

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下达了战斗命令。经过4小时激战,南昌起义取得了胜利。不久后,贺龙在瑞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上对贺龙同志是很了解的,他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他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周恩来在入党仪式上深情地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这时,从后屋出来一个人,看见贺龙,怔了一下,连忙立正敬礼,兴奋他说:“啊呀,总指挥,你怎么来了?”

“我们坚决为党的统一而斗争”

  此人是叶挺原来的副官长刘鸣先,和贺龙是熟悉的。这样,他们与武汉的中共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和湖北省委书记郭亮见了面。

1936年7月1日,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胜利会师。当晚,贺龙、任弼时见到了红军总司令朱德。历经数年浴血征战,久别重逢,自然分外亲切。朱德把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情况、分歧以及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详细告知了贺龙等人。朱德还给贺龙他们看了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毛尔盖会议的文件以及中央严令张国焘率部北上的电报。朱德沉重地说:“看来,一场严重的斗争是不可避免了。”

  此时,中共湖北省委正准备在武汉组织年关暴动。原计划由贺龙以前下属的团长蔡申熙担任总指挥。贺龙来了,中共湖北省委要贺龙担任暴动总指挥。在研究暴动的安排时,贺龙说,要接受南昌暴动千里远征的教训。武汉暴动成功当然很好,若是失败,就立刻把暴动武装拖出去,江北的到污阳会师,长江以南的拉到湘东,和农村暴动结合起来。会上还研究了关于发展游击队,发展党等事宜。

会师的第二天,召开庆祝大会。张国焘作为红军总政委坐在主席台上,贺龙就坐在他一旁。张国焘刚起身准备讲话,贺龙就半开玩笑地跟他说了一句悄悄话:“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后来,贺龙说:“我哪里会打他的黑枪,他自己心里有鬼嘛!”

  不料农历腊月23日,即1928年1月15日,武汉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个印刷所,搞到了省委暴动计划,省委书记郭亮租的房子,是由这个印刷所出的铺保。郭亮、贺龙、周逸群等因而迅速转移。武汉当局为了防备暴动,立即调动部队加强戒备,还派人沿街叫喊:“共产党要暴动了!”形势突变,暴动计划己无法实施。这时恰巧贺锦斋派人来给中共湖北省委送黄金,贺龙见到来人,得知贺锦斋在洪湖藕池一带打游击,已经拉起了一支有100余人枪的农民武装,近日,他们抄了一家银号,搞到1000多两黄金,派专人送来汉口。知道了这个情况,贺龙、周逸群决定立即去洪湖。贺龙一行10余人,携带短枪5支,包了一只小汽船,由水路离开武汉。

7月5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不久,因工作需要,任弼时随朱德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军总司令部一起行动,暂与贺龙分开。8月9日,任弼时在给贺龙、萧克等人的信中说,“为促进三个方面军会师及会师后的大团结,我已建议中共中央在会师后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以解决团结、统一问题……红二方面军立即为大会师做政治动员和进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贺龙等立即复电任弼时:“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为党的统一而斗争。”

  船到鹦鹉洲,敌人乘小船来检查,帐房先生给敌人塞了点钱,敌人见钱眼开,立刻放行了。行至新堤(今洪湖县治),当地驻军戒备森严。贺龙派人了解附近敌情,得知观音洲只有敌人的一支团防队伍, 10几个人, 10条枪。

在红军将领及广大红军战士的共同反对下,张国焘最终同意北上。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周恩来曾问贺龙:“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怎么办?”贺龙说:“统一归彭指挥吧!”后来,贺龙谈起此事时说,那是我们红二方面军再次表示拥护中央。

  贺龙问周逸群:“把枪搞来如何?”周逸群有点犹豫他说:“只有几支短枪,行吗?”贺龙朝周逸群笑笑说:“有短枪就能搞到长枪。”船靠了岸,贺龙、周逸群等人迳直朝观音洲团防队部走去。团防队长以为是大官来视察,急忙吹哨紧急集合,列队欢迎。贺龙走到团防队长面前抓住他的手,摘下墨镜,说:“认得吗?我是贺龙,特来向你借枪。”团防队长吓得跪了下来。有个团防队员企图开枪,卢冬生一枪将他打倒,其他人一拥而上,把团防士兵手中的6支汉阳造步枪,4支驳壳枪夺在手中。

在这场反分裂主义斗争中,贺龙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立场坚定,为红军主力胜利会师作出了重大贡献。多年后,朱德讲:“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张国焘对弼时、贺龙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贺龙说:“给他开张借条,就说我贺龙借到队长大人10支枪,200发子弹。”

“任何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全局”

  1月19日,贺龙一行乘船到了监利县的反嘴(当时属岳阳)。只见江北岸有几间草屋,江边和屋前站着许多人,在向船只招手叫喊。

贺龙忠诚于党的事业。他常讲,党性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体现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之中。抗战的相持阶段,因敌人严密封锁,各根据地物资匮乏。中共中央要求,贺将整个晋西北及绥远,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化为巩固的根据地,建立西北与华北的战略枢纽。

  贺龙一挥手说:“迎上去!我们手里有枪喽,还怕什么?只是不要先开枪。”

贺龙明白,这是中共中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他常对部下说,晋西北是陕甘宁边区的屏障,是党中央与敌后各根据地联系的枢纽,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党中央派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要在这里扎下根来,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保护好党中央。

  船靠近岸,一个魁梧的汉子飞也似地跳上船,一把抱住贺龙,激动万分他说:“云卿啊,大哥啊,总指挥啊,我晓得你是任凭什么敌人也打不死的!”他又扑向周逸群,紧紧握住他的手说:“逸群哪,周主任,我们是三辈子缘份哪,又重逢喽!”说完,朝岸边那一群人挥臂大喊着:“我们的总指挥来喽!”

1940年1月,贺龙派120师供给部部长范子瑜去大青山地区,通过发展生产、动员捐助、购买等方式筹措物资。当年下半年,范子瑜带回了不少银元。这时的党中央机关,经费极其紧张。晋西北也面临同样困难。

  他就是贺锦斋。

即便如此,贺龙首先想到的是支援党中央。他果断决定:从自己部队生产的有限物资中拿出三分之二连夜送到延安。范子瑜说:“好不容易弄来的这点钱还不够晋西北急用呢!”师供给部另一位部长陈希云着急了,他说:“眼下晋西北急需用钱,送走那么多,自己怎么办?我们部队还没有过冬的棉衣呢!”贺龙看了他一眼说:“你要头,还是要身子?”

  这意外的会合,使岸上、船上的人全都欢呼起来。贺锦斋的队伍大概有一百七八十人,有几个人还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战士。贺龙很激动,挥舞双手,大声他说:“我们又见面了!千转万转又转到一起来了。当年,我们有两万人,可惜被敌人打垮了,这算不了什么。你们干得好啊,比我贺龙还干得早,有成绩。从今天起,我们一起干,我加入你们的行列,要不要我啊?”。

在贺龙看来,支持党中央,支持延安,是义不容辞的任务。整个抗战期间,由贺龙从晋绥地区向延安输送的物资不计其数。贺龙说:“中央有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任何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全局,不能忘记应该首先帮助中央克服困难。”

  人们欢呼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

  贺龙一行上了岸,坐下来以后,贺龙问周逸群:“我们先在这里搞起来,如何?”贺锦斋说:“我们不是已经搞起来了吗?”贺龙说:“你只搞了一半,拉了队伍,没搞暴动。”贺锦斋不明白,他抄了银号,抄了大土豪的家,给省委送了3次钱,还不是暴动?贺龙说:“问问逸群就搞明白喽。”周逸群告诉贺锦斋,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以后,中央给湖南、湖北都发了指示,11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决议,要求进一步在乡村大大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烧大地主的房子,分配土地,分地主的东西,捣毁与没收政府的征收机关,停止缴纳一切田租捐税,废除一切债务,等等。周逸群说:“锦斋呀,你们搞得虽然不错,可还算不上真正的暴动。”

  贺锦斋摇摇头说:“杀尽土豪劣绅,烧地主的房子?房子是一条街、一大片,你烧大地主的,就烧不到老百姓的吗?”

  当时,贺龙、周逸群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些“左”的政策,在执行时是会遇到问题的。贺锦斋这样一说,他们有些犹豫了。周逸群说,他要先调查一下。

  于是,他们决定,在农历大年初一,先去向当地贫苦农民和渔民拜年,做调查工作。

  正月初一一大早,贺龙、周逸群、贺锦斋带了一些粮食、银元、挨家挨户去向穷苦人家拜年。人们悄悄地向他们反映:这儿有个大土豪李振涛和土匪勾搭在一起,绑票勒索,奸淫掠抢,无恶不作,老百姓深受其害。

  贺龙听了怒气冲冲他说:“给这个大土豪拜年去!”带着近百人来到李振涛家。

  见到李振涛,贺龙脸色一沉说:“我是贺龙。”李振涛吓得变了脸色,扭头就跑。贺龙拔出手枪连打两下,李振涛应声倒地。

  周逸群走进堂屋,看见屋里摆着一面大鼓。他找到笔墨,在鼓面上写下了一行大字:“杀尽天下土豪劣绅”。落款是:贺龙。

  贺龙率领的武装从此展开了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他们打出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活动于荆江两岸。但是,他们还没和中国共产党在当地的党组织联系上。

  有一天,贺龙和卢冬生正站在江边,一只小船靠近了岸,从船上跳下一个人,急急忙忙地向他们奔来。这个人边跑边叫着:“总指挥,我可找到您了。”

  贺龙认识这个人,是1917年初,贺龙离湘援鄂,参加护法战争时加入他领导的部队的。只是名字记不起来了。

  那人告诉贺龙,“四一二”事变以后,他们组织了10来个共产党员拖了几条枪搞暴动,找过石首中心县委,可是,县委不承认他们。

  贺龙说:“你立刻再去告诉中心县委,就说我贺龙在这里!”

  “好!”那人很快便走了。

  就这样,贺龙、周逸群与石首中心县委、鄂中特委以及鄂中、鄂西的几支暴动武装取得了联系。1月底,吴仙舟领导的石首游击队、肖人谷领导的鄂中游击队与贺龙在下车湾会师。由于中共湘西北特委成员郭亮、徐特立、柳克明另有任务未到,书记由周逸群担任。贺龙、周逸群与中共鄂中特委书记娄敏修、委员肖人谷、邓赤中,中共石首中心县委书记李兆龙,中共监利县委书记熊传藻等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鄂中、石首游击队与贺锦斋领导的武装合编为3个大队,仍用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番号,由贺龙任总指挥,贺锦斋任军长,原第二十军营长膝树云为第一大队长,原第十一军的团长史庶元为第二大队长,肖人谷为第三大队长。任务是消灭对农民协会和广大群众危害最大的土匪和土豪劣绅,发动长江两岸农民进一步掀起暴动浪潮。

  贺龙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这时,打土豪的方法还很简单,因为受到对白色恐怖的报复情绪影响和盲动主义的指导,施行的政策也有错误。大致的情况是,看那家屋子阔气,就搞那家,然后把没收的财产分给群众。开始,群众不敢要,游击队就沿街贴标语,把东西撒在城镇外面,由群众去捡。后来,许多人才敢来领。老百姓很奇怪,说红军也穿便衣,和土匪一样打扮,可是不要钱,打土豪劣绅,向着穷人。那时正是‘左’倾盲动主义高潮时期,做群众工作,找农民谈话,组织农民协会,受批评;杀土豪,烧他们的房子,受表扬。”事实确实如此, 192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致两湖省委信中就有这样的指示:“在乡村中大大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烧大地主的房子,分地主的东西??”因此,贺龙、周逸群在鄂西暴动中也提出过“杀三万地主”的口号,尽管事实上并没有办到。

  在贺龙指挥下,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在石首、华容、监利地区经过10多天战斗,攻克了上车湾、朱河、砖桥、长冈庙、调弦口等市镇,消灭了大批土匪及团防武装,缴枪百余支。在车湾一带,有一个从四川过来的浑名张烟灰的大土匪头子,手下有100多人,七八十支枪。贺锦斋初建武装时,与此人有过联系,但未能合作。贺龙计划利用这个关系把张烟灰弄来,搞掉这股土匪,为民除害。张烟灰如期而至,贺龙、周逸群、贺锦斋亲自迎接,请他吸鸦片烟以示礼遇。张烟灰身带两支驳壳枪,警惕性颇高,是个有经验的匪首。贺龙和他谈论起四川一些有名的将领,对他说:“我就是贺龙,不要把我认错喽!”张烟灰知道面前的这人是在四川、贵州、湖南、湖北负有盛名的贺龙,狂妄态度有所收敛。贺龙以看看他的手枪好坏为名,收了他的枪。

  卢冬生马上将他击毙。群匪无首,顿作鸟兽散。不久,贺龙又率部缴了国民党一个骑兵团的五六十支枪。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发展到五六百人,成为洪湖地区最大的革命武装。他们的行动,鼓舞了遭受残酷镇压的工农群众,有力地配合了南县、华容、石首、江陵、公安、监利、污阳等县的武装暴动。

  在这些暴动中产生了陈香波领导的江陵游击队,屈阳春领导的另一支石首游击队,加上已有的沔阳游击队和邹资生领导的公安游击队,鄂西、鄂中和洞庭湖北岸地区的游击武装有了一定的力量。

  2月中旬,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应中共石首中心县委的请求,攻打监利县城。战前,侦察不实,以为城内敌人不多,战斗开始后才发现守军有两个团。革命军以寡敌众,奋勇攻城,伤亡很大。大队长滕树云、史庶元负伤。

  贺龙、周逸群亲率士兵冲锋,也未成功。敌人的军舰开来支援守军,炮击不停,造成很大威胁,工农革命军被迫撤退。战斗结束以后,贺龙、周逸群在石首县焦山河召集湘西北特委和游击队领导人开会,研究今后的行动。在上山(去湘鄂边)还是下湖(留在洪湖地区)问题上,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各路游击队都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许多人不愿远离本乡本土,贺龙应当留在鄂西领导武装斗争。而贺龙、周逸群认为,在上海,中共中央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到湘西北开展工作。那里的反动统治,相对来说,比中心区域薄弱,贺龙又熟悉那里的情况,有相当的号召力,更易于发展革命武装。考虑到这些因素,贺龙、周逸群决定,把洪湖地区所有部队交给中共石首中心县委和中共鄂中特委领导,贺、周与贺锦斋带少数人前往湘西北执行中央赋予的任务。留在鄂西的武装要发展游击战争,恢复地方党组织,相机消灭敌人。待湘西北武装及鄂西武装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在公安、松滋一带会师,拓展更大的局面。2月20日,贺龙、周逸群、贺锦斋、卢冬生和中共石首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李良耀等10余人,踏上了去湘西的征途。

  洪家关举义

  贺龙一行在去湘西北的途中,经过许多市镇,发现都驻有国民党军,巡查很严,给他们带来了不少困难。为了避免冲突,许多地方都要绕道走。但是,从鄂西到湘西,也有不少驻军和团防武装的首领是贺龙当年的部下,有些人对贺龙仍然十分崇拜。

  听说贺龙来湘西,有的就准备带着队伍前来投奔。对沿途是否扩大武装的问题,贺龙和周逸群作过认真研究,认为如果收留这些队伍,虽可增加人枪扩大影响,但要筹粮、筹款,一路上又大都是贫困山区,将会遇到不少困难。

  而且这些队伍成份复杂。不进行彻底改造,恐怕难于顺利带到湘西。所以,他们决定不接受要求收编的队伍,以便及早赶到桑植,在乡亲的帮助下,组织自己的队伍。

  一天,贺龙一行走到湖南浩县境内的一个小村子里。正准备吃饭休息,忽然听见村里人声嘈杂,鸡飞狗叫,像是有军队进村了,人们都掏出了武器。

  贺龙摆摆手说:“莫急,先搞清楚再讲,我去看看。”贺锦斋和卢冬生拦住他说:“我们去,你树大招风。”贺龙笑着说:“在这块地方,我当过镇守使,树大招风不假,树大也能顶风呢!”便大步走出门去。

  出门不远,贺龙就看见二三十个当兵的在抓老百姓的鸡鸭。一个当官模样的人发现了贺龙,愣了一会,忽然跑过来,毕恭毕敬地朝他立正敬礼。贺龙问:“你是干什么的?”那人回答:“报告镇守使,我是排长。队伍没得人发饷,我带着兄弟们想搞点子吃喝。”贺龙皱起眉头说:“我就住在这里,你们给我放哨,要保证我的安全。”排长连忙称是。贺龙又说:“听着,不准祸害贫苦百姓,等我们走后,你可以在村子里挑个土豪劣绅大户搞他一票嘛,搞些钱财分给弟兄们。”

  排长喜出望外,连忙把队伍安排在村子四处,布置了明岗暗哨。他自己持枪站在贺龙住的屋门外。贺龙一行吃过饭,又睡了午觉,才离开村子。

  到了石门,贺龙得知这里的共产党组织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中共县委军事部长罗效之带队伍叛变了,余下的少数武装由曾庆轩带领在南乡坚持斗争。路过江垭,贺龙见到了徐小桐;在竹叶坪,见到了钟慎吾。他们都是贺龙过去的部下,现在也都拥有武装,要求加入贺龙的队伍。贺龙一一劝阻,答应以后再来寻找他们,一起干革命。钟慎吾告诉贺龙,返回桑植时不要走空壳树,因为当年拖枪逃走的第二十军营长陈策勋正率领队伍住在那里。接受他的建议,贺龙一行绕路于2月28日到达阔别己久的家乡桑植县洪家关。

  他的一些亲属和老部下各自都拥有武装。这些武装的情况十分复杂:有的是在北伐时期队伍整编时,遣散回乡后又拉起队伍等待时机的;有的是在汪精卫叛变前夕,贺龙的大姐贺英察觉到时局要变,在武汉买了枪回家乡,由她组织起来,准备和敌人对抗的;有的是随贺龙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拖枪返回家乡准备和敌人继续斗争的;也有少数是多年来就在洪家关一带称雄称霸的。他们各自为政,谁也管不了谁。这一带贫穷落后,筹粮弄钱都十分困难,为了各自的生存,常常发生利害冲突,矛盾不断发展,目前正在酝酿互相火并。

  贺龙走到离洪家关15里的地方,得到了这一消息。他连忙派人送信,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等贺龙回来解决。这些武装的头领都服从了。

  贺龙赶到以后,将他们召集在一起说:“退下子弹,再不许打了,都跟我干革命。我把话讲明白,这次回乡,是干共产党,干工农革命军,干土地革命,推翻蒋介石、汪精卫,打倒反动政府。我们南昌暴动的队伍在广东被打散了,我就不服气,你们呢?”人们嚷了起来:“哪个龟儿子才服气,我们打不垮这些家伙才有鬼!”贺龙说:“对啊,咱们的队伍几起几落,总是会搞起来的。不过,这次与过去大不相同,我们搞的是为工农打天下的革命军,想跟着我贺龙升官发财做不到,要吃苦!哪个不想干,就讲清楚,我绝不阻拦,可有一条,不准和反对派搅在一起反对革命。”

  大家都表示愿意跟着贺龙干革命。

  贺龙指着周逸群说:“你们都认识周主任,他是共产党,我贺龙也是共产党,你们的师长贺锦斋也是共产党,就请逸群同志给你们上上课,讲讲共产党闹革命的道理。”

  当夜,中共湘西北特委决定组成中共桑植县委,李良耀任书记。第二天,贺龙率领刚建立的工农革命军占领了桑植城。不到1个月的时间,贺龙召集到的武装己有3000多人。他们高举工农革命的大旗,开始了发动群众,打土豪,建立革命政权的工作。

  4月初,贺龙前往湖北鹤峰县筹款,国民党军大举来犯。工农革命军刚刚组成,初次在一起作战,贺龙又不在,没有坚强统一的指挥,几次战斗失利,便大部溃散了,贺龙与周逸群也失掉了联系。周逸群转往鄂西地区开辟工作。贺龙在桑植、鹤峰边境收集失散的队伍。到5月初,他又集合了三四百人。

  初战失利的根本原因是这支队伍在政治上很脆弱。他们虽然名为革命军,但对革命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他们只服从贺龙,相互间行动不协调,甚至互不信任,作战一失利,便溃散了。贺龙将失散人员重新聚合起来以后,彼此又互相埋怨。贺龙说:“莫怨这个怨那个,我们再打一仗嘛,看看谁行!”他派出的侦察人员了解到占据桑植的一个辎重连正在撤离桑植。这个连是敌军的后卫,在桑植抢掠的财物大都由它携带。贺龙决定给予打击。听说要打仗,人们都兴奋起来。

  贺锦斋建议:“打埋伏吧!辎重连有油水,会有保护的,不会只是1个连。”贺龙说:“对头。我们埋伏在小埠头,打伏击。大家要清楚,如今,我们不是家大业大两万人的第二十军,是三四百人的小队伍。我们每个同志都是干革命的本钱,要尽量减少伤亡。”贺龙慎重、周密地对战斗作了布置。

  敌人认为贺龙的部队刚刚被打垮,不会有什么严重情况,便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贺龙给他们安排的口袋。

  一个冲锋,全歼了这个辎重连,还打死了敌人的旅参谋长,缴获了许多物资、弹药,重新占领了洪家关。这次战斗之后,失散人员又回来一批,并有新的队伍来参加,工农革命军又有了1500余人。

  7月,中共湘西特委代表陈协平来到桑植,带来了中共湖南省委指示。

  省委决定将湘西北特委撤销,并入湘西特委;在部队中成立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领导红军及红军所在地区地方党的工作;前委由贺龙、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张一鸣等组成,贺龙为书记。工农革命军定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下属第一师(七八百人)和由文南浦、贺桂如、贺佩卿等领导的几个支队(共700来人)。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张一鸣。

  中共湘鄂两省党组织在短短几个月里,陆续向红四军派来了一些领导骨干。其中有临澧县委书记汪毅夫、慈利县委书记邓侠清、湘西特委委员张一鸣、曾参加南昌起义的第二十军的团长刘达五、罗统一、黄埔第一期毕业、曾任北伐军第二军政治部秘书、湖南省军委主席的黄鳌等。他们的到来,给了贺龙有力的支持,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红四军的组成,初步统一了部队编制,但成分复杂、思想仍然混乱。不少人对革命认识十分模糊,甚至毫无认识;有的对党的某些政策不满;有的想跟随贺龙升官发财;有的甚至想拖队伍去当山大王,等等。对于搞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和工农红军,无论是贺龙还是一些老党员,也都是一个新的课题。除了中共中央那些正确或不正确的指示之外,没有现成的办法可以遵循。前委委员、师长贺锦斋对中共中央制定的某些政策认识不清,也讲了一些与之相悖的话。贺龙与前委决定对红四军进行思想整顿。在前委会议上,严肃批评了贺锦斋,并给予适当的党内处分。这样,不仅使贺锦斋认识了错误,也教育了部队。与此同时,贺龙和前委还决定:“(1)原有的部队必须渐进的予以彻底改造,加紧下级干部和士兵训练工作,同时吸收进步的士兵为党的中坚分子;(2)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发动广大的农民起来斗争。”①整顿工作刚刚开始,前委和贺龙就接到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湘西特委的指示,要红四军到石门县活动,配合石门、临澧、澧县、桃源地区的斗争,特别是支持石门南乡的暴动。石门县的暴动武装曾经具有相当规模和声势,但在大批敌军“清剿”下,已于7月间失败了,共产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

  而这些情况,湖南省委及湘西特委并不了解,所以仍要求贺龙率红四军去石门。

  贺龙率红四军于8月25日进抵石门北乡磨岗隘,会见了石门中共组织的负责人,听他们介绍了当地情况,决定首先恢复和发展北乡党组织,发动农民暴动,在磨岗隘、渫阳一带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而联合附近各县武装力量夺取石门,再向常德、桃源发展。遗憾的是,这个计划与石门及附近几县的实际情况仍不相适应。西北乡的中共党组织几乎不起作用,红四军连向导都找不到,对敌情也不了解。恰在此时,湘西特委机关遭到破坏,特委委员蔡以诚等被捕,供出了湘西特委“最近决定由贺龙割据石门,向临澧县发展,联络南(县)、华(容)、安(乡)3县同时向常德进攻”的计划。于是,湖南敌人集中3个师和几个县的团防武装开赴石门进攻红四军。这样严重的敌情,省委、特委都未通知贺龙,使红四军陷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红四军先在磨岗隘附近开展工作。9月5日,奔袭澧县大堰挡、王家厂,消灭了当地团防武装和税务机关,召开群众大会,处决反动头目,焚烧债券地契,将财物分给贫苦农民。7日返回渫阳,便遭到第十四军教导旅李云杰部袭击。红四军在对敌情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失利,参谋长黄鳌牺牲。红四军退到泥沙镇,9日清晨,又遭敌军袭击,部队伤亡很大,师长贺锦斋牺牲。经敌人两次袭击,全军仅余200余人,由贺龙率领西撤,9月底,转移至湖北鹤峰县堰垭附近的大山中。洪家关一带的后方基地被敌军侵占,红四军的人员补充、物资供应都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时已初冬,天气寒冷,红四军处在高寒山区,仍然身穿单衣,连贺龙也没有可换的衣裳。部队缺粮少医,生活极其艰难。一些人悄悄地逃走了,部队减员至100余人。这时的① 1928年9月贺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红四军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了。

  在这危急时刻,贺龙的大姐贺英带着一批粮食、棉花、衣服、药材和子弹赶来了。

  见到大姐,贺龙百感交集,难过他说:“半年多,我把队伍组织起来,垮掉了,又组织起来,又垮掉了。如今,这个队伍不是我贺龙的,是党的。

  我们这个队伍是党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啊!我贺龙是党的湘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啊!肩膀上的担子重,我挑得起,只是许多政策我搞不清楚,怕给党带来损失哪。”贺英说:“你搞的是共产党,你组织起的队伍,就要发展党员、团员,要他们懂得革命道理,这才能打不垮、拖不烂嘛!过去,人家跟着你,为的是当官、发财,虽然你是实行三民主义的,他们发不了多少财,可总有个薪饷埃如今,没得薪饷发,没得官好升,他们投你图个什么?如果不让他们懂得革命道理,哪能稳得住?还不是五根手指抓豆子,抓一把,撒一把?”

  几十年后,贺龙回忆这次和贺英的谈话时说:“石门垮后比较苦,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不下来??脑子也清醒了些,个人英雄的骄傲劲儿也减少了一些。我把廖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召集在一起找我姐姐谈。我姐姐说要好好整顿队伍,就整了3个月,共编成9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员、团员。”

  在整顿中,贺龙又遣散了一些年大体弱和政治上不坚定的人。红四军只剩下了91人, 72支枪。一些老党员、老干部,像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营长、连长当了排长、班长;有些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县委书记的人,当了班长、战士。人数虽少,但都甘心为革命献出一切。他们不考虑职位高低,不计较待遇厚薄,一心为革命,一心为工农翻身解放,有坚定的信念,又有丰富的战斗经验,部队中也形成了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从此,红四军便成了一支拖不烂打不垮的武装。因此,这次整顿,可以说是红四军建军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创建湘鄂边根据地

  在红四军整顿期间,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受湘西和鄂西两个特委委托,负责领导红四军和湘鄂边地方党,更名为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任书记,张一鸣、陈协平、李良耀、汪毅夫、罗统一为委员。

  1928年11月中旬,前委得到中共施鹤部委报告说:部委在咸丰、利川一带“神兵”中的工作颇有成效。前委同时发现敌军有向红四军进攻的迹象。

  为了发展武装、创造根据地、避开大股敌军的进攻,贺龙和前委决定:红四军到宣恩、咸丰、利川地区活动;留贺英所部在原地坚持斗争;派中共湘西特委委员汪毅夫到鹤峰县邬阳关联系由共产党员陈宗瑜领导的以伐木、烧炭工人为骨干的“神兵”,动员他们参加红四军。

  11月底,贺龙率红四军到达宣恩、咸丰、利川一带以后,才了解到中共施鹤部委有名无实。部委书记杨维藩在黑洞“神兵”王锡九部当了第一师师长,但并未开展党的活动和政治工作。这一带的“神兵”有10多万人,而杨维藩所在的第一师只有五六十人。绝大部分“神兵”为地主豪绅所控制。以红四军的这点力量,要想在这里掌握“神兵”、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很校贺龙早年曾来往于这个地区,对这里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他决定对各股“神兵”的情况作进一步调查,然后利用矛盾,加以分化,同时在“神兵”中进行深入的宣传工作,灌输阶级观念,孤立“神兵”头领,争取扩大红军,然后返回鹤峰、桑植地区,再图发展。

  经过半个月的工作,红四军争取了“神兵”中的贫苦农民二三百人。12月中旬,贺龙率部向东转移,顺势袭占了建始县城,接着又在前往邬阳关的途中消灭了两处团防武装。三次战斗,共歼敌100余人,缴枪100余支,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沿途还吸收了一部分贫苦农民参加红军。

  12月31日,贺龙率红四军在邬阳关与陈宗瑜领导的武装300余人会合,实力进一步得到了加强。1929年1月8日,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准备开战,施鹤地区国民党军主力他调。贺龙乘虚攻占了鹤峰县城及周围市镇,击毙县长,消灭了部分团防武装。

  红四军占领鹤峰以后,前委和贺龙立即着手建立根据地的工作。1929年1月13日,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共鹤峰县委和鹤峰县苏维埃政府,以吴锡(主席)、汪毅夫、陈宗瑜等7人为工农兵代表;公布了《苏维埃政纲》和《耕田农有法令》,取消苛捐杂税,焚烧地主田契文约,展开了地方工作。至3月,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已在广大农村中普遍展开,并准备分配土地。党、团组织、农民协会以及群众武装——农民警卫团也逐渐建立起来。鹤峰县成为湘鄂西第一个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根据地。

  在开辟和建设鹤峰根据地期间,贺龙收到了中共中央1928年10月4日写的《中央给贺龙同志信》。信中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对红四军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给了充分肯定,同时提出:“??你们现在的实力并不很强,而龙兄在那里的目标太大,徒引起敌人联合猛力的向你们进攻,若龙兄仍不脱开,减小目标,这部分实力恐终久不能保存而要被敌人消灭。中央现在很希望龙兄来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务望接信后,即在你们现在的群众中选出一位在群众中有相当信仰能作指挥工作的,代替你的工作,同时,中央可即派一军事工作同志来任参谋帮助他计划及一切,龙兄即刻启程前来中央是为至要。”

  这是中共中央对处在斗争第一线而且有很大影响的领导同志的关怀,但是,因为贺龙在湘鄂西地区和红四军中有着崇高威望,对这里的民情、地形极为熟悉,与当地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在这里的领导工作很难由别人代替。所以,湘鄂西前委于1929年3月8日向中共中央提出:“云卿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阻隔之故,暂难来中央工作,这并不是云卿不愿来沪,实在是事实的困难。”中央同意了湘鄂西前委的意见。

  接到中共中央的来信以后红四军在堰坯、红土坪等地进行了整训,传达和学习中共“六大”决议。依据中央“六大”精神,结合红四军中存在的不良倾向,开展了反对军阀主义和“拖队”思想的教育;开始按照官兵一致的原则建立民主制度,要求多用会议形式研究和解决问题,以克服单纯命令行事的作风;整顿了党的组织,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政治机关,加强了政治工作和对党员的经常教育。同时,红四军又进行了整编,人员已达1000余,枪300余支,其中包括以陈宗瑜为大队长的红色“神兵”特科大队。保留这种“神兵”形式的武装,在湘鄂边这个比较落后的地区与有封建迷信思想的土著武装作战,有其特殊的作用。这也是贺龙的一个创举。

  红四军占领鹤峰全境,轰轰烈烈地开展根据地建设的工作,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土地革命,使周围各县国民党当局惊恐不已,纷纷向长沙、武汉报警。桑植县代理县长向湖南省政府发出电报说:“贺匪剽悍,全湘著名,职县团防虽多??自守力尚不足,恳速派雄师,歼灭巨匪。”

  湖北清乡督办电告湖南省主席说:“贺龙用兵多诈,出没无常,非双方兜击,不足以绝根株。”两湖当局乃令施鹤7属①清乡司令和桑植、石门两县团防联合进剿红四军。利川、来凤、咸丰3县团防畏贺龙声威,借口路远没有派兵。

  发动围攻的是鹤峰团防头目、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王文轩,桑植团防刘子维、向凤翔,五峰团防孙峻峰等部,及恩施、建始几支团防共3000余人。他们分数路合击鹤峰,企图夺取县城,围歼只有1000余人的红四军。

  红四军前委立即研究对策。贺龙认为,敌人以优势兵力对我进行包围,如果分兵防堵必然被动。他提出由农民警卫团节节抗击桑植等县团防,红四军全力打击王文轩部。贺龙说:“王文轩这个人我很熟,当年还是朋友呢。

  我和顽固派打仗,他保持中立,态度还说得过去。去年回桑植,他曾给过我钱和粮食。革命一深入,我们搞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他这个大地主、大民团头子变脸了,成了反共的先锋官。立场不同,好朋友拔刀相见的事,我经历得太多了。他号称总指挥,有权号令各路团防,消灭他这一股,别的敌人必定惊慌失措,没得咒念。这些反动头子是从来不会齐心协力的。”于是,前委决定红四军全部在县城以东10余公里的张家坪伏击王文轩部。这次伏击打得非常成功,击毙了王文轩,消灭其下属官兵数百人。接着,贺龙又率部击溃了恩施县的团防,其他团防队闻风而逃,鹤峰境内再无故踪。

  贺龙决定乘胜向桑植一带发展。4月上旬,红四军进到龙潭坪一带,6月上旬攻占县城,立即在桑植境内开展地方工作,发动群众,建立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消灭反动地方武装,扩大红军,进行根据地各项建设。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桑植、鹤峰两县根据地连成一片。湘鄂边根据地初步形成,红四军扩大到3000余人。

  1929年6月底,湖南警备军第一军军长陈渠珍令其下属向子云部从永顺①指恩施地区的恩施、建始、利川、宣恩、来凤、咸丰、鹤峰7县。

  向桑植进攻,企图在工农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的时候一举摧毁之。

  得知这个情况,贺龙写了一封信给向子云,叫他不要进攻,“来则送礼而已”。可是,向子云认为去年贺龙在桑植“闹红”时, 3000多人的红军经不住1个旅的攻击,现在贺龙的红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照样经不住正规部队打。他将贺龙的劝告置之脑后,派团长周寒之带领两个半营向桑植进犯。

  贺龙命令红四军主力到桑植南岔渡口埋伏进来,派几支小部队边打边跑诱敌追赶,又把南岔渡口船只放到西岸,让向部过河。当时,一些经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老战士都习惯猛打猛冲,认为一步一步后撤是丢人的。贺龙提醒他们:情况千变万化,打仗也不能一成不变。现在红军人少,枪支弹药更少,就要打巧仗。既能歼灭敌人,又少受损失,才是一个好指挥员。贺龙说:“敌人以为我们兵不强,将不勇,不经打,他们占桑植城很容易。好嘛,就让这帮家伙放开胆子往里闯。我们一步一步后退,就显出个不经打的样子,这有什么,最后是我们吃掉他嘛!”

  果然,周寒之带了1000多人边打边追到南岔渡口,看见渡口的船只仍在,以为贺龙部队已经溃不成军,急忙下令抢渡过河,迅速夺取桑植县城。

  可是,周寒之的部队刚渡过河,便遭到红四军主力猛烈袭击,顿时大乱,随即被歼。周寒之本人也被击毙。红四军在贺龙指挥下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7月中旬,向子云带领两千余人和部分团防再犯桑植。贺龙决定将他们放进县城,尔后反击。红四军撤退之前,拆去了桑植部分城墙,烧毁城门,使之不利敌人固守。红四军主力隐蔽在城北梅家山、八斗溪、白家冲一带;一部分隐蔽在西界、茅岩准备断敌退路。15日早晨,向子云的特务营从赤溪渡口渡过澧水,9时左右进入桑植县城,后续部队逐次渡河跟进。贺龙抓住敌人逐次进兵的弱点,向城内之敌发起进攻。四团攻东门,一团攻西门,二团、独立团直插汪家坪,截断城内敌军退路并阻击其后续部队。向子云部突遭猛烈冲击,乱成一团。进入城内的特务营大部被歼,后续敌军急忙抢占高地,企图顽抗。红四军乘胜猛攻,并以一部兵力击敌侧背。向子云部溃不成军,仓惶撤向渡口,企图渡河逃走。赤溪渡口一带河床狭窄,水势湍急,又逢上游暴雨,河水猛涨,船只己被红军撤去,敌人无法过河,被压缩在河滩上,大部缴械投降,一部随向子云泅水逃跑,多数溺死在江中。向子云的尸体一直漂流到了津市,脖子上还挂着驳壳枪。赤溪之战,红四军歼灭敌军2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取得了建军以来的空前胜利。

  南岔,赤溪两战两胜,巩固了新建立的根据地,鼓舞和教育了群众,也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由于群众踊跃参军和补充了少数俘虏,红四军又进行了一次整编。营以下单位都设立了专职政治干部,连队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为培养干部,从军队和地方选调一批学员成立了军事政治训练班,由曾在南昌起义时担任团长、在海陆丰暴动时担任过师长的中共湘西特委委员董朗主持。

  南岔,赤溪战斗的胜利,说明红四军有了长足进步。贺龙在总结作战经验教训时说:“我们三千,他们三千,我们把他们吃得光光的,只伤亡几十个同志,这种仗很合算罗!”

  大家纷纷说:“你指挥得好啊!”

  贺龙摇摇头说:“错了!一年前,在家门口,我们三千,他们三千,仗打下来,我们散完了,后来,又扩充到1500多人,石门两仗一打,只剩下一二百人,我贺龙连件换洗衣裳都搞没了。这一败一胜,说明了什么?第一条,我们红军变了,已经有了党的坚强领导,再也打不散,打不烂了;第二条,我们每个班都有了党团员,团结一班人,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我们红军就成了铁军、钢军;第三条,我们建立了工农政权苏维埃政府,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援,我们生了根啦!再嘛,你们大家齐心协力,你们指挥得不错,会打机灵仗了。我贺龙算什么?一枪没放,一个俘虏没抓到,大不了是出了些点子嘛!”

  8月,贺龙为了扩大根据地,打击最反动的敌人,率领红四军进攻大庸县西教乡。

  西教乡是桑植到大庸的必经之地,也是著名天险。这里的大地主熊相熙拥有一支300多支枪的武装,筑有坚固的寨堡,几十年在这一带称王称霸。

  他勾结、支持、收留坚决反共的地主团防武装,无恶不作,成为桑(植)鹤(峰)根据地巩固和扩大的严重障碍。由于湘西众多的土著武装首脑大多与贺龙有些历史渊源,贺龙回到湘西后,为了不树敌过多,以利于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创建,与一些土著武装首领有过联络,并且区别情况,团结友好的,争取中间的,打击反动的,收到过很好的效果。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这些土著武装的头目,多数站到了反共反人民的一边。熊相熙则起着更恶劣的作用。所以,攻打西教乡的政治意义,实际上大于军事意义,也是一次正确的策略运用。

  8月7日,贺龙率红四军发起进攻。贺龙还约来他的旧部下、当时隶属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的吴玉霖团助攻。这种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调动国民党的部队来攻打反动土著武装的作法,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经过6天6夜苦战,到8月13日晨,红四军攻下了全部寨子。

  熊相熙率残部退往大庸、慈利交界地区。红四军又于8月下旬攻取了慈利重镇江垭、九溪等地。当地团防纷纷逃窜。

  由于贺龙打击了最反动的地方势力,大庸、慈利的许多土著武装首领或表示不与贺龙为敌,或愿让出“防地”,或派人前来修好。贺龙进攻西教乡,打击熊相熙,达到了巩固根据地的目的。

  这时,贺龙得悉驻常德、桃源一带的第五十二师有纠集陈渠珍及湘西各县团防大举进犯湘鄂边根据地的企图,桑植一些村镇的反动残余势力也乘红四军主力出击的机会,发动骚乱,杀害区乡政府及农民协会的干部。因此,贺龙率部返回根据地,巩固后方,准备反围攻。红四军回到桑植后,立即镇压叛乱,并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休整、训练。贺龙派前委委员李良耀、张一鸣、陈昌厚、郭天民等一批老党员深入农村,协助县委整顿地方工作,清洗一些混人革命组织中的坏分子,撤换一批不称职的工作人员,指导和协助地方党组织发展党员,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政策教育,向人民群众广泛宣传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全面参加根据地的建设。经过一系列工作,根据地内部更趋稳定,出现了新的面貌。

  1929年9月,贺龙与军部军政训练班教员、共产党员蹇先任结婚。

  9月,蒋介石与张发奎之间发生了战争,双方军队纷纷向澧县、石门、常德等地集中。第五十二师第一五四旅和湘西几支团防武装逼近桑植。贺龙决定避开强敌,苏区党、政、军组织及革命家属转移至桑植北部,待查明敌情之后,再机动作战,收复桑植。当红四军向北转移时,由于侦察失误和等候己暗自脱离革命的一支小部队,延误了行动时间,在樟耳坪遭到袭击,伤亡三四百人,加上部分人员失散、逃跑,减员近千人,被迫撤到鹤峰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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