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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中大陈寅恪故居之心情,陈寅恪文集

劝君免谈陈寅恪:一不该热的热了起来已故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辞世多年后忽然成了文化新闻的热点人物,似乎是一件没什么道理的事情。史学不是显学,陈先生也不是文化明星、大众情人。没错,这些年文坛银屏上是有不少“历史”,而且上演得轰轰烈烈,风头十足,好像全国人民都有历史癖,也没患过健忘症似的。然而最走红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又是什么呢?《还珠格格》和《雍正王朝》。前者已自己坦言是“戏说”,后者则被史学界斥为“歪说”。历史在文艺作品中能不能“戏说”或“歪说”,这是另一个问题(比如《西游记》就是戏说,《三国演义》则是歪说,或不乏歪说成分)。但戏说、歪说不等于实说、正说,总归是一个事实。它们和陈先生以及陈先生所治之史八杆子打不着,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走红,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也会走红,也该走红,何况那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还是戏说和歪说?事实上历史学家无论生前身后多半都是很寂寞的。唐长孺先生曾自撰墓志铭曰:“生于吴,殁于楚,勤著述,终无补”,说的大抵是实话。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会因其学术成就而成为文化名人,却很难因此而成为热点人物。如果成了,那就一定有别的原因,比如吴晗。陈寅恪也不同于其他一些文化人。他不是金庸,不曾写过从政治家、科学家到“引车卖浆者流”都人见人爱的新派武侠小说,也没那么多门徒和拥趸。他的著作,选题既很专门,文字也很古奥,感兴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兴趣又看得懂的更是凤毛麟角,哪里会弄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也不是余秋雨,不曾炮制过“香喷喷甜津津有点嚼头,完了还能吹个泡泡”的“文化口香糖”,亦不曾发表过声讨盗版集团的《告全国人民书》。他的著作才不会被盗版呢!没有哪个小女生或小男生会去买《元白诗笺证》或《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柳如是是谁?是王菲吗?还是田震?陈寅恪又是谁?是汪国真、赵忠祥吗?陈寅恪还不同于吴晗、梁漱溟。他不曾被指控为“文艺黑帮”的头子,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上下口诛笔伐的对象。他也不曾在建国之初公然向伟大领袖叫板,以后又在“批林批孔”时公然对抗,宣称“只批林,不批孔”。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基本上是冷清寂寞默默无闻的。他甚至不同于钱钟书。钱先生和陈先生一样,也是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也是淡泊名利不事张扬。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也没多少人看得懂。但钱先生毕竟写过《围城》呀!还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还拍得挺成功。这就举国皆知,人人趋之若鹜了。那么,陈先生可曾与大众传媒缔结过良缘呢?没有。所以我赞同骆玉明教授的说法:“陈寅恪最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然而“最不应该成为”的最终还是“成为”了。而且,还弄到了人人都拿他来附庸风雅,谁不说陈寅恪谁就狼心狗肺缺心眼儿的程度。至于这些说词究竟有多少符合历史事实,又有多少最得逝者之心,那就只有天晓得了。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冷和热。最不该热的热了起来,就一定事出有因。

题图一:珍贵的老照片

图片 1陈寅恪 陈寅恪其父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而其本人同样是著作等身,受人敬仰的一代大师,在清华任教时陈寅恪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其作品十分丰富,在诸多学科都占有一定地位。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是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1890-1969)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讲演录,由万绳楠教授根据笔记整理而成。陈寅属先生研究史学至勤,著作甚富,尤其是其中国中古史学的研究对当代影响最巨;但在其已出版的作品中,尚无系统的断代史之作,《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则能补陈书之阙,因而被誉之为“稀世之珍”。书成,并由北京大学周一良、王永兴教授审阅。《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虽非陈先生的原著,但仍较为真实地体现了陈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陈寅恪文集》 《陈寅恪文集》包括: 《元白诗笺证稿》 陈寅恪(1890—1969),我国著名学者,精通历史学、古典文学和宗教学等,通晓多种文字。本书为他研治唐代诗人元稹和白居易的专著,包括《长恨歌》、《琵琶引》、《连昌宫词》、《艳诗及悼亡诗》、《新乐府》及《古题乐府》六章。 《寒柳堂集》 本书收录《论再生缘》、《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韦庄秦妇吟校笺》、《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赠蒋秉南序》等论文11篇。 《柳如是别传》 本书是陈寅恪晚年写成的一部有代表性的专著。使用了训诂、考据、校勘等方法,以翔实的史料,通过对明末名妓柳如是同钱谦益相结合的婚姻唱和诗的笺证,不但探讨了柳如是的个人历史,同时对明末清初的政治、文化状况,尤其是当时江南知识分子的状况均有所辨释。 《金明馆丛稿初编》 这是一本考订、阐述我国中古时期(汉朝——隋唐)历史人物、事件、制度,兼及佛道宗教、声韵学等问题的论文集,收有作者论文20篇。 《金明馆丛稿二编》 这是一本有关文史、哲学、考古、宗教等方面的专门研究著作,共收集论文57篇。作者熟悉我国史料,兼通梵文、蒙文、藏文、满文和中亚文字,本书在考证我国史实和少数民族关系,探索佛经演变和佛学传播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本书内容是对隋唐两代典章制度的分析和研究,涉及到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各个方面。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本书是陈寅恪先生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著作,内容集中探讨了唐代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的概况及其演进。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本书著者为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高足,作者根据陈先生自述家世题记以及生前友好的有关材料纂辑成生平事迹,书后附有陈寅恪先生论著编年目录。 《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 本书对唐代历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了保存陈寅恪先生手迹,提供研究需要,套色影印出版此书。 《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 本书根据陈寅恪先生手批《旧唐书》、《新唐书》整理而成。书中或依据大量古籍、前人论著、诗文和出土文物对唐书正文进行考证;或对唐代将相的出身、民族、氏族提出质疑或论定;或对唐代人物、史事进行评论,或对旧新《唐书》自身的得失加以审定或评议,体现了陈氏一贯的在史中求史识的治学观点,也充分反映出陈氏的治学方法和态度。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 陈寅恪先生运用“以文证史”的治史方法,并吸收西方的比较研究法,来进行史学研究。本论文集共选陈先生有关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敦煌学、民族学,以及宗教学的论文52篇,是陈先生众多的史学论文中的精品。

我常常在想:既然历史并不能将所有的人铭记,且大多数已被历史的尘埃所掩埋,那么,是怎样的人才会被历史所铭记?有怎样功业的人才能永垂不朽呢?是在战场上金戈铁马、叱咤风云而马革裹尸的将士吗?是仅仅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或造诣颇深的文人墨客吗?

图片 2

这要是在原来,我会很有可能这么认为,但我自从接触了陈寅恪先生的点滴,我的看法就改变了,我被陈寅恪先生渊博的学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所深深折服了。陈寅恪,一个对于我来说陌生又熟悉的名字。说他陌生是因为我和这位大师完全是两个时代的人, 我今天是无缘得见陈先生的真容了。

题图二:故居门外有雕像

但我和陈先生又共存于同一个永恒的空间,且都因为历史而结缘,这又使我对陈先生平添了几分熟悉之感。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罗曼罗兰的“我称之为英雄的,并非靠武力而称雄的人,而是靠思想和心灵而伟大的人”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想陈先生应该就是这样一位靠思想和心灵而伟大的人吧。陈先生用一生恪守了自己矢志不渝的信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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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每一位历史学家都应该是一位思想家,而他们的每一部历史著作都是一部思想史。我想思想家和某一学家的区别在于思想家并不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某一领域的某一学家则可能是这一领域的思想家。陈寅恪就是这样一位学术领域当之无愧的思想家。在学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二十世纪,能脱颖而出且鹤立鸡群的不过寥寥而已,而陈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当时与陈先生齐名的被后人称为“近代四大史学家”的还有吕思勉、陈垣、钱穆。四大家在历史学领域的造诣可谓各有所长,然“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惟陈寅恪一人而已。

孤陋寡闻啊,如果没有老友陈先生的指点,不知中山大学内有陈寅恪之故居。

    追溯陈寅恪的家世,其显赫程度可见一斑:陈的祖父乃是第一个支持维新变法的地方(湖南)巡抚陈宝箴,陈父为散原诗人陈三立,陈寅恪在当时的家庭背景下子承父业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一向恪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陈寅恪又岂会弃自己的信仰而不顾呢?于是,他毅然选择了一条自己的路,和其兄衡恪东渡日本求学,此后他便开始了断断续续十几年的留学生涯。

2017年12月26日从黄埔军校到中山大学,除了怀旧之外,一项重要的内容即参观陈寅恪故居。

待学成归国后被好友吴宓推荐,由梁启超力保,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破格聘为导师,并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导师”。陈师在讲课时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纵古论今,国学经典更是信手拈来,以至于连同身为教授的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都来聆听他的课,怪不得陈师在当时被称为“教授的教授”呢。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久负盛名的陈寅恪真是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啊:正值盛年,却双目失明;其著作《论半生缘》《柳如是别传》在当时因某些原因而无法出版;十年浩劫,被无情卷入这场政治风暴的中心.......泰山其秃,梁木其秃,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79个春秋。

1966年到中山大学,连孙中山的雕像日子都不好过,竟有人振振有词地主张扳倒孙先生的雕像。当时,正居住在离孙中山雕像一箭之遥的陈寅恪先生日子也比不好过啊。当时并不知道这里居住这一位大师级的学者,否则一定登访!

    读陈寅恪的一生,感受他一生的大起大落,辉煌与痛苦并存,我的内心也充满了无尽的敬畏感。我有时在想:能在某一领域称得上“家”的人,一定是在思想、人格或气节上超凡脱俗,行为举止上特立独行的人。而在陈寅恪为王国维碑写的悼文可以看出其在思想和气节上的脱俗之处。 

中大校园并没有陈寅恪故居的明显标识。问了路人,方知其方位。一座小洋楼,坐落在绿树掩映之中。小楼外有陈先生的铜像,右手持拐棍,左手歇放在座椅的扶手上,神态安详中透出坚毅,坚毅中又闪烁迷茫。我站立雕像边,请小张为我留影一幅。请见题图之二照片。

现抄碑文如下:

故居小楼位置极好,可谓林中孤楼,十分清静,适宜居住,适宜治学。楼上楼下,走了一圈,见当年留下的家具用品甚少,甚至书籍也不多。从说明中得知,当年此小楼非陈家独用。楼下还住着其他两位教授。可见,陈先生的居住条件并不像外表那么好。

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圣贤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故居,有人值班,非专职,而是教师在此兼职,同时在此看书办公。入口有登记册,仔细查看,访者不少,来自全国各地,大多为大学教师。

    这寥寥百字,又何尝不是陈先生所毕生追求的理想呢?陈先生后半生的孤独寂寥,我想从陈先生自己早年的一句诗可概括其原因:“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好一个“最是文人不自由”,它不仅道出了陈先生晚年精神困境的原因,更道明了陈先生宁折不弯的气节。“不自由”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文人只能为政治代言,做“御用文人”的命运。可你有你的威福,我有我的闲福,一边是传统文化精神的坚守,一边是政治利益下的利诱。该选择哪一边?真是进退维谷,可我陈寅恪只坚守我一贯的信条,甘愿做一个在孤独的月夜独自看守心灵月亮的树。是啊!

从故居陈列的书籍看,有一册书比较显目:《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本书的书名就很值得我们考虑了。

陈寅恪只是一个想在自己的理想国里搞一点学术研究的思想者,是一个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毕生追求信条的苦行僧。不过,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当今这个以物质金钱为大众追捧对象的现实主义至上的社会,像陈先生这样能保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文人是越来越少了;而在以白话文行世的今天,以文言文创作亦是不实际的。那么,我们作为先生的后来者,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仰止先生之天地境界,将先生毕生所追求之信条永存心间,以求来日为自己的文化苦旅增添几分颜色罢了。

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所谓最后20年,那就应该是从1949 - 1969年。此书没有起名“解放后的20年”,也许有其隐情。旁人亦不难看出。

今日我到此参观,心绪翻滚,心情复杂。现在梳理,有以下三种心情:

第一,高山仰止。

陈寅恪也不同于其他一些文化人。他不是金庸,不曾写过从政治家、科学家到“引车卖浆者流”都人见人爱的新派武侠小说,也没那么多门徒和拥趸。他的著作,选题既很专门,文字也很古奥,感兴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兴趣又看得懂的更是凤毛麟角,哪里会弄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也不是余秋雨,不曾炮制过“香喷喷甜津津有点嚼头,完了还能吹个泡泡”的“文化口香糖”,亦不曾发表过声讨盗版集团的《告全国人民书》。他的著作才不会被盗版呢!没有哪个小女生或小男生会去买《元白诗笺证》或《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柳如是是谁?是王菲吗?还是田震?陈寅恪又是谁?是汪国真、赵忠祥吗?

陈寅恪还不同于吴晗、梁漱溟。他不曾被指控为“文艺黑帮”的头子,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上下口诛笔伐的对象。他也不曾在建国之初公然向伟大领袖叫板,以后又在“批林批孔”时公然对抗,宣称“只批林,不批孔”。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基本上是冷清寂寞默默无闻的。他甚至不同于钱钟书。钱先生和陈先生一样,也是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也是淡泊名利不事张扬。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也没多少人看得懂。但钱先生毕竟写过《围城》呀!还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还拍得挺成功。这就举国皆知,人人趋之若鹜了。那么,陈先生可曾与大众传媒缔结过良缘呢?没有。

所以,骆玉明教授的说:“陈寅恪最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

然而“最不应该成为”的最终还是“成为”了。而且,还弄到了人人都拿他来附庸风雅,谁不说陈寅恪谁就狼心狗肺缺心眼儿的程度。至于这些说词究竟有多少符合历史事实,又有多少最得逝者之心,那就只有天晓得了。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光绪二十六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光绪二十八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光绪三十一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宣统二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回国。

民国七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民国十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民国十四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民国十五年六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民国十七年,在上海与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结婚。二人育有三女,一生相濡以沫。

民国十八年,他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 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民国十九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

民国二十七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民国二十八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

民国三十一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 1957年,眼疾开始治疗。1962年,右腿跌骨折,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离开人世;11月21日,夫人唐筼辞世。

中国有古语:时势造英雄。从陈先生的个人简历看,像他这样的大学者乃时势所造就。没有这样的“时势”就不会有这样的大学者。

我想起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钱老,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继续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据我所看,钱老问总理,其实,这个问题他自己就有现成的答案,就是不便明说而已。

陈先生在文史诸多领域皆有著述,成就极高。备受推崇,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人格精神尤为万世敬景仰!建国后,栖身岭表,从事教学与著述,在反右斗争中遭压迫,独立不迁,感恨伤怀,誓不再登教坛,并以荒年残岁之日,目盲力衰之躯著《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著书唯剩颂红妆”,一展心史。文革中造反派百般刁难,先生至死抱恨不屈。先生处国家巨变之际,一生忧国,天降奇才而成一代大儒,享有国际声誉,不独为义宁陈氏一门之光辉也。自古文人多艰,尤其是才华横溢之人更是坎坷,真不是嘴上说说的。

今入陈寅恪故居,我只有高山仰止的份儿了。

第二,为陈寅恪痛

有人著文,题目就是“人生五痛伴终生”,写的就是陈寅恪,其第五痛是:

晚年之痛

1954年春,国务院派特使去广州迎接陈寅恪赴京,就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件亦喜亦荣的好事,家人、朋友都劝他成行,他却以“贪恋广州暖和”、“宁居中山大学,康安便适”和“从来怕做行政领导工作”为由,不愿挪窝。在某些领导看来,陈寅恪这般矜持,显然是不识抬举。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开锣,陈寅恪首当其冲,遭到攻击,在政治排队中,也被列为“中右”。他一怒之下,不再授课,从此潜心著述。1959年,中宣部长周扬在广州探访了陈寅恪,尽管他没把那句“政治先行,学术跟上”的口头禅挂在嘴上,两人的交谈仍然欠缺愉快。后来,周扬在一次大会上提及自己与老教授的“正面交锋”: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一(按,这是周扬记忆偶误,错父为子)。1959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大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从以上的交谈可以看出,陈寅恪性格耿直,竟然斗胆诘问中宣部长,他真是有什么讲什么,心中藏不住话。从另一方面看,周扬也该感到幸运,毕竟他还见到了陈寅恪的真容,康生想要登门拜访,则吃下一道冷冷的闭门羹。年纪愈大,陈寅恪就愈不待见要人,这完全是由他内心的感情和理智决定的。

1961年7月,吴宓从重庆到广州,探望老友陈寅恪,他们自西南联大一别,已经暌违了十多年。故友重逢,把酒言欢,自然是推心置腹。陈寅恪当年的心迹在吴宓的日记中都有详细的记录。吴宓在1961年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我辈如陈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逊,但屹立不动,决不从世俗为转移。”吴宓在1961年8月31日的日记中又记道,“陈寅恪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然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斯诚为人所难及。”从这两段日记我们可以看出,1961年前后,陈寅恪的总体状况还算不错,虽然他遭到一些攻讦,自己的旧著也迟迟不能重印,难免向胡乔木发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的牢骚,但其史学大师的地位未曾有丝毫动摇,其所执信念也未成为标靶。

1964年夏,陈寅恪毕尽十年之力,钩沉稽隐,殚精竭虑,《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初稿终于杀青,后易名为《柳如是别传》。稿末有《稿竟说偈》一首:

奇女气销,三百载下。

孰发幽光,陈最良也。

嗟陈教授,越教越哑。

丽香闹学,皋比决舍。

无事转忙,燃脂瞑写。

成卌万言,如瓶水泻。

怒骂嬉笑,亦俚亦雅。

非旧非新,童牛角马。

刻意伤春,贮泪盈把。

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1966年,“文革”爆发,运动伊始,陈寅恪十分信赖和依赖的助手黄萱即被红卫兵赶走,其后不久,连护士也被撵得逃之夭夭。红卫兵扬言:“不准反动文人养尊处优!”老人身心迭受摧残,再加上缺医少药,心脏病日益恶化。有一天晚上,红卫兵到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抄家,打伤了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当时,谁想抄家,随时可去,并非都出于政治原因,有的只是为了勒逼财物,珠宝首饰之类。运动升级后,红卫兵欲强行将陈寅恪抬到大礼堂批斗,唐筼出面阻止,又被推倒在地。结果,是中山大学前历史系主任、陈寅恪的清华弟子刘节代表老人去挨批斗。会上有人问刘节有何感想,刘节回答道:“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在关键时刻,有这样毅然护师的弟子挺身而出,陈寅恪不枉一生树艺桃李。

陈寅恪一家被强行迁至中山大学西南区五十号后,工资和存款同时遭到冻结,两位老人经济至为拮据,因无钱偿付工友工资,家具亦被人抬走。陈寅恪计无所出,万不得已,只得硬着头皮,口授一份“申请书”,由夫人唐筼代为书写,交给中大革委会。其词为:申请书:一、因心脏病须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二、唐筼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精神极差。申请暂时保留这位老工友,协助厨房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筼力小头晕,有时扶不住,几乎两人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资二十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筼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筼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死了也无人知道。表面看去,这份申请书措词简洁,语气平淡,其实是泣之以泪,继之以血。今人眼中,这份申请书与控诉书无异,一代史学大师竟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用自己的钱请工友照顾生活,尚须诚惶诚恐地向校方申请,这是什么世道!陈寅恪在作“口头交待”时,曾大声抗议:“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他完全丧失了人之为人所必不可少的那点生意和生趣。

谁曾见过活人给活人写挽联?1969年,陈寅恪便为夫人唐筼写过这样一副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他原以为夫人唐筼终日劳累,心力衰竭,必定会死在自己前头,孰料他比夫人早死四十五天。两位老人逝世时,仅有小女儿陈美延和及门弟子刘节守护在旁,场面颇为凄凉惨淡。

67岁初度时,陈寅恪有诗自道:“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他晚年的遭遇,业已证明那个兽性疯狂的时代实实在在是知识分子的血泪场,斯文扫地乃是斫丧中华民族元气的极大不幸。在炽热的炼狱中,在阴冷的地狱中,在死神的威逼下,陈寅恪断然不肯与魔鬼签订卖身契,他因此而惨死,也因此而重生。

陈寅恪在《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中写道:“知我罪我,请俟来世。”他的诗中也有类似的句子:“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应该说,他并不担心人亡学废,他是有所期待的,也是信任后人的。

第三,自惭形秽。

在陈寅恪故居,作为教授博导的我,真的感觉到先生的学问若是巍巍青山,而我则是一抔黄土而已。1966年10月到中山大学,时年20,正是读书好时光。还盼望着回校后不久能有一张平静书桌。其实,没有,一直到直到1970年离开复旦。1978

1980年总算在杭州大学“回炉”两载,补足当时本科生的学业。靠自己人生的运气和勤奋,当上了教授博导,但是,今入陈家门,我为自己口占了以下两句,以作自嘲:

墙上野草根底浅,山间竹笋腹中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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