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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滥的樱桃湾,山乡纪事

他是爱读书的。望着房敬贫的身影在寨路上拐过弯去,我仍痴呆呆地停立在原地,直到树叶子上凝聚的一颗水珠滴落在我的颈脖里,我才回过神来。我决定不去追他,等我去找了舒吟,把事情谈妥了,回到钥匙寨,再找他也不迟。放了晚学,尽管已是薄暮时分,天空中的乌云又像弥天硝烟似的翻滚着,我还是决定上路,到蛇场坪去找舒吟。印满蹄迹的泥泞道从钥匙寨口,一直延伸到远处那两山夹峙的垭口。我穿了一双高统雨靴,一只脚踩下去,一只脚小心翼翼地从泥浆中拔出来,又往前重重地踩地。明知随时都可能有滂沱大雨,为了省劲儿,我还是没带雨伞。风在紧吹,路旁的茅草在摇曳发颤,远山近岭全笼罩在朦朦胧胧的雾气里。我紧走着。到公社所在地蛇场坪只有六里山路,却有两条溪流,这两条溪流,平时都很浅,随便从哪儿都可以光着脚走过去,因为没架木桥,光是竖起一块一块石墩墩,雨季水涨的时候,人们就得顺着石墩墩一步一步过去。这些年,也数不清我在这条山路上走了多少个来回,踩下多少个脚印。一九六九年,我从上海到钥匙寨来插队落户。每逢场期,我们钥匙寨集体户的上海知青们,总要呼群结伴的,到蛇场坪赶场。想想只有六里路,半个小时就到了,何乐而不为呢。比起那些插队在更荒僻闭塞的寨子上的知青们,我们算福气多了。尽管蛇场坪本身也是三县交界地上的一个小乡场,统共也只有四五百居民,每天只有一辆班车从这儿过路,有着两条称不上是街的麻石道。可知识青年们是好闹热的呀,到场上饭馆里聚一聚,抽上几支烟,喝上一两酒,吃上一碗脆哨面条,胡乱地发一通牢骚,天南海北地摆摆龙门阵,也比闷在集体户那晦暗的茅屋里有劲儿。十几年过去了,这样的日子也像那混乱的年代一样,一去不复返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在蛇场公社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们,有的升学,有的调干,有的当工人,直到一九七八年底,留在蛇场公社的,只剩下了屈指可数的四个知青。一个是我的女朋友舒吟,她在一九七三年被地区师专招去,当了三年工农兵大学生,分回蛇场公社中学当语文老师,现在是初三毕业班的班主任。一个是蛇场坪百货商店花布柜台的营业员毕雪萌,她在插队落户的第二年患了严重的胃出血,确实无力从事农业劳动,在县医院医治了三个月之后,被照顾分配了工作。第三个是公社兽医站的冯士敏,一个粗莽结实的壮汉子。他的经历和舒吟相似,一九七三年被推荐到地区农校读了两年书,一九七五年分配回公社,当了一名专给牛、马、猪、羊看病打针的兽医。四邻八寨的乡亲们,对他还很尊重,老远地看到,就叫他冯医师。他也理所当然地一口应承。前年春节,他和蛇场坪街上一个姑娘结了婚,现已有了一个白胖儿子。再加上他走村串寨地给牲畜看病,走到哪儿吃那儿,满口的本地腔,初次见他的人,根本猜不到他是当年的知青。第四个就是我了。我既没去地区、省城读过书,又没得到过啥特殊照顾,留在钥匙寨,纯是偶然的因素。我插队落户的第四年,也就是一九七二年,钥匙寨乡村小学校的一个男教师,因罚学生跪在搓衣板上,学生家长闹到大队,死不罢休。那男教师自然被大队罢免了教职。教学需要继续,派哪个人去呢?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字,父母又是教师,大队就派我教书。说老实话,我答应教书的时候,抱的纯粹是临时观点。插队落户快四年了,山寨上壮劳力干的农活,我哪样没干过啊!繁重琐碎的乡村体力劳动,我既已适应,又觉得厌烦、劳累。当然,到小学校去教书,说什么也比干农活轻松些。更主要的,是我们这拨知青,对久已盼望、天天念叨的上调,早已丧失了信心。四年了,只听说县里面招过两次工,推荐过一回大学生,到底去的是些什么人,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心里说:反正是混日子,在农田里混,还不如到学校去混呢。就这样,我既没进师范,也没去进修,糊里糊涂当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在这之前,劳动歇气时,或者碰巧路过,我也到过那五间平房排列在一起的小学校,朝教室里张望过。但对乡小学校究竟在怎样进行教学,我却一无所知。直到进了这学校,我才疑讶惊愕地发觉,这哪里是在进行教学,这纯粹是胡来嘛!怪不得农民们讲起教师这一工作,总是含着讥诮的口吻,说那是“轻巧活路”。既是“轻巧活路”,在小学校当教师的,自自然然地,一个是大队会计的婆娘,一个是大队主任的侄儿,一个是民兵连长的妹妹。且不说人员的组成,单说他们怎么教学吧。黑板上新写了一个生字,老师拿着教鞭,领着全班把这生字念上几遍。看看学生们都会念了,老师拿教鞭指着头排第一个学生上台来,领着全班同学念十遍。第二个学生接着第一个学生,再来领读……而老师呢,在办公室里,闲聊天,或是赶批没批改完的作业。学生们在教室里把读书当闹着玩,老师们图享清闲。啊,我们偏僻山区的乡村小学!我进了小学校,才知道为什么山区的教学质量这么差,为什么高中生写不好一篇作文,为什么初中生连封信也不会写。我不是个好教师,可我不这样干。我觉得这样干太对不起那十个工分,对不起冒着骤雨或暑热在农田里干活的社员们。不久前,我不也像农民们一样在田土上流着汗水,创造着劳动果实,让包括小学教师在内的所有劳动力,到秋后分享汗水换来的收获嘛?就是抱着这种思想,我开始了教学,我抓课堂纪律,我新辟了乡村小学从未上过的唱歌、体育、图画课,我还给孩子们讲高尔基、瓦特、爱因斯坦童年的故事;学生们不懂的地方,我决不放过……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秋天,蛇场坪公社中学发通知,我任教的五年级毕业班,四十一个学生中有二十四人考取了中学。在十年浩劫中的一九七三年,蛇场坪中学没按大队比例收学生,而是自印了卷子,让大队小学校的毕业生来考。也算是碰巧吧,这一考,就把我考出名了。钥匙寨上,从没一年有那么多的学生跨进中学。“文化革命”以前没有过,“文化革命”中,年年按大队分名额,不是六名就是七名,也从未有过。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一出名,一九七三年地区师专及六所中等专业学校来招生,我想报名,大队不同意,说得倒挺好听:贫下中农需要我。我左磨右缠也没用。一九七四年,省里面来了文件,教学质量好、校舍完整,有一定基础的乡村小学校,可以由民办转为公办,每个公社,可以转一所学校。我们钥匙寨小学顺顺当当变成了公办学校。我也由一个每年从大队拿三千六百个工分的知识青年,变成了每月领国家二十八元工资的人民教师,还能买到商品粮。对一个知识青年来说,有了固定工作,年年能回上海探一次亲,就算是有了归宿。我也渐渐定下心来,成了蛇场坪公社的“扎根知青”了。有了工作,上调就不再有份了;有了工作,就是在一九七八年冬天大刮回城风的时候,我也无法回上海了。我不但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而且还要在这儿成家立业,这么一想,我也死了心。并且,说来也怪,我对乡村小学校的工作,年复一年地热爱起来了。作为一个每月只拿三十二元工资(调资时给我加了四块钱)的乡村小学教师,我并不指望我的学生中产生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和医学博士,我的愿望很渺小,我只希望能送他们进公社中学,读完中学以后,有条件的,争取考上大学、中专、技工学校,没有条件的,回到乡间去,至少也能在使用化肥、农药、农业机械时,在良种培育、农田管理、防治病虫害的过程中,传播一些他们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使得僻远的山区慢慢进步起来,不致使孩子们老在“贫穷、无知、落后;落后、贫穷、无知”的恶性循环中成长为一代新的文盲。就为了这些渺小的愿望,我也深知,要付出艰巨的劳动;我也明白,必须从我做起,从我任教的班级做起。人是挺怪的,一旦有了目标,我的生活就觉得充实、有意义了。我不再那么思念上海,不再那么抱怨一辈子留在荒僻的山区。相反,我在考虑,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成家,“家”又安在什么地方?……蹄迹满地的泥泞山道,实在难走。一双雨鞋足足有十来斤重了,一边静心沉思,一边朝前迈步,我只觉得走了好久了,哪知道刚走到第一条溪流前,才发现只走了一半路。天空昏暗下来,笼罩山头的蒙纱雾,凝然不动地缭绕在座座山峰上。这就是说,雨还是要下,一两天里别指望转晴。过了头一条溪流,没走上半里地,又得过第二条溪流。第二条溪流的水已经完全漫过了墩墩,我的脚踩在石墩上,还能感到水流的冲击,水再大些,随时有可能把路人冲进溪流去的。记得,舒吟最怕在这种时候过溪流了,每逢在雨季里过溪流,我总要拉紧舒吟的手,生怕她心一慌,跌落下去。而到了彼岸,她往往也就不要我再送了。这一路上,要穿过一个寨子,寨子上有她的学生。她总是站在枫橡树下,朝我微微一笑说:“你回去吧,免得那些学生看见了笑话我们。”尽管我心里不愿意,我还是尊重她的意志,慢慢转过身去。说起来也真怪,我和舒吟之间的恋爱,是自自然然地发展起来的。我们几乎没吵过嘴,也没发生过什么波折。仿佛我们早就该这样好似的。平时,我很尊重她,要是她提的要求,我总是全力去做,并且尽可能做得使她满意。她呢,也很体贴我,到我的小学校去,她就给我洗衣裳,在蛇场坪买到什么新鲜糕饼,她总给我拿来。每个赶场天,我到蛇场坪去,和她一起赶个场,买些新鲜蔬菜,鸡蛋,改善一下伙食。美美地吃过一顿饭,平静愉快地度过一个星期天,心满意足地回钥匙寨去。她呢,一个月也总要到我那儿去两次,帮我做些家务事,清理一下房间。天晴气爽的日子,我们常到树林子里去散步,或是找一块绿茵茵的草坡,坐在那儿谈心。夏秋的雨后,我们爱一人戴一顶斗笠,挽上竹篾提篮,去林子里捡香蕈、蘑菇,回家后美美地尝一顿鲜。我们的感情是融洽的,我们的爱情是幸福的。幸福得像一泓波平如镜的池水,太平静了。房敬贫说了他不去读书的原因之后,我立刻想到,应该去找她,马上去找,不能等到星期天了,今天才星期二啊!不能让房敬贫再多耽搁五天课!我要为房敬贫说些好话,希望她正确对待敬贫的家庭出身,鼓励他用功读书,允许他报考高中。走进蛇场坪麻石铺的街面时,天又下起了雨。雨中的蛇场坪,店铺门差不多都关了。我刚走到拐角上,迎面有个姑娘撑把塑料伞招呼我:“庄颜,上街来玩吗?”伞沿下,露出一张俏丽漂亮的脸,一双眼睛清明晶亮。我看到是商店的毕雪萌,也微笑着答:“我找舒吟谈件事儿。”“噢。”毕雪萌愣了一下,定睛瞅了我两眼,声调低弱下去,“她可能在学校的。”说着,毕雪萌又凝定般望了我一眼,欲说什么,终于没说出来,打着伞匆匆走了。我看出毕雪萌今天的神色有点异样。但又不知是为什么。一般地说,我们还留在蛇场公社的四个上海知青,碰见了都是十分亲切的。有事没事,总要聊上几句。这也许是一共就那么四个同乡人吧,从心底里有一种亲近感。互相之间听到了点什么消息,也总是及时转告。可今天,毕雪萌为啥欲言又止呢?一会儿,我得问问舒吟,毕雪萌最近碰到什么事没有?这姑娘,人长得美,可没啥浪漫的恋爱史,只听说,冯士敏从农校回来后,曾追过她,她婉言谢绝了。后来,他们百货商店的一个经理,提出要给她介绍对象,县人武部一个排级干部。她感谢经理的好意,但是告诉经理,她已经有了对象,是前年回上海在火车上认识的,对象在重庆工作,他们一结婚,她便争取调到重庆去。从这以后,窥视她的小伙子死了心,有意要给这纤柔娇美的姑娘做媒的好心人,再没给她提介绍朋友的事了。会不会她最近就要结婚?或是男方那儿给这边发来了商调函?我思忖着,走进了蛇场坪公社中学。蛇场坪中学坐落在一湾平坝坝上,几棵穿天的白杨树之间,掩映着校舍的白墙黑瓦。各年级的教室和教师的办公楼,把三亩地大小的一个操场团团围在中间。这会儿,学校已经放了学,校园里静悄悄的。只有最右侧那个教室里,亮着灯光,好像还有些学生在那里打扫教室。我直接朝着校教师的单身宿舍走去。单身宿舍就在宽敞的办公室后面,每当我跨进这圆形的水泥地院坝,怪得很,我的心里自然而然就会涌起一股奇异的感情。虽然我来到这儿,已经是熟门熟路了。站在院坝里,我屏住呼吸,停下了脚步。今天到这儿来,事前没给舒吟讲,不知她这会儿在家吗?我朝她居住的楼下那间屋望去,屋里没开灯,我的心一紧,她别是出去了。再定睛一望,啊,门虚掩着,她在家!恰巧这时候,雨下大了,雨点子噼里啪啦打在水泥地上,我大步朝她屋里跑去。推开她虚掩着的门,她吃了一惊:“是你!”我淡淡一笑,顺手把门照原样掩上,故意问:“不欢迎吗?”“我会这么说嘛!”舒吟朝我瞪了一眼,她正在打蛋花,筷子把碗击得“咯咯”响。小桌子,炒好了一碗肉丝,切好了一小盘拌黄瓜。舒吟一边搅打蛋花,一边问我:“冒雨赶来,一定是有事?”“有事儿,为房敬贫的事。”“那个地主的儿子?”舒吟一开口,话就很刺耳。别说是房敬贫,连我也不大受得了。“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课了。事前也不来请假,我全给他打旷课。”“可你知道吗,他为啥不来读书?”“我哪有闲管这么多。”“他是因为你说了那些刺人的话,才不来上学的。”“我说他什么了?噢,对了,我说的是大实话嘛!像他这样的人,出身地主家庭,能读到初中毕业,都已经很照顾他了!还要怎么样?我劝他别指望升高中,初中毕业以后,回家安心务农吧!这话哪里错了?”“可他的成绩……”

我落到了一个怎样尴尬可怕的境地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舒吟还是精明的,县银行干部,财经学院毕业生,公社副书记的侄子,各方面条件都要比我强。而且,我得平心而论,范坚琛长得很俊气,衣著也挺时髦、挺括,这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是啊,舒吟不但在考虑,她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她还在考虑,怎样使她的生活更美好。想到这儿的时候,我的思路中就像雨夜的闪电一般,倏然出现了一道亮光。噢,对了,范坚琛是范信义的侄子,而范信义又是给房思贵戴上地主分子帽子的工作队长。作为她舒吟,何必为了所谓教师的责任,去惹得范信义不愉快呢。房敬贫再聪明,学习成绩再好,与她舒吟有什么关系呢。归根到底,她得先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至于书教得怎样,教师的职责履行得怎样,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她和我争论时的所有那些话,不都含有这层意思嘛!前面那黝黑黝黑的坝子水田里,像天上的星星样映出了几盏灯光,由于雨点子不断地打进栽了秧的田头,水中的灯火时时都在晃悠、变幻。啊,那是紧挨着坝子的钥匙寨上的灯光,我稀里糊涂地,还是走回来了。依稀地一辨认出钥匙寨,我马上想到了自己蛇场坪之行的目的,想到受了刺激和委屈的房敬贫。我没有给他把事情办好,我太自负了。房敬贫不是还说过,“万一你们为了我,争吵起来,坏了事”的话嘛!这话现在竟应验了。这就是说,房敬贫对舒吟,看得比我这个曾是她男朋友的老师,还要准确些。回到我那间页岩石块垒叠起来的小屋里,我浑身上下一丝力气也没有了,扔了手中的伞和电筒,我仰面朝天倒在床上,瞪大着失神的双眼,紧盯着渗出雨渍的天花板。身上那沾满了泥浆雨水的湿衣服,我也无力去脱。我就这么睡了。雨,仍在猛下。沟渠、淌水道里咕噜噜咕噜噜不住地响着,轰隆隆轰隆隆的雷鸣和划破雨夜的闪电,一点也没惊动我。钥匙寨这个奇怪的名称,不是什么文人雅士杜撰出来的。那是因为这个寨子的形状,很像一把钥匙而得名的。这种钥匙,又不是我们今天通常用的那种,而是山寨上铁匠打的、两头都能开的钥匙。以此命名的寨子,就像一把路人失落的钥匙一样,静静地躺在深山峡谷里。自从我到这儿来插队落户,在我的意识里,钥匙寨永远是贫困的。并且我内心深处还曾想,它不大有可能富裕起来。可是,自从开春以后,中央放宽了农业政策,实行了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贫困落后的钥匙寨也勃发了一派生机。看,才入夏,坡土上所有的包谷都蹿得比人头还高;打田栽秧的日子里雨水多,钥匙寨所有的水田,都栽上了串换回来的良种稻。只要老天爷不扯怪,不久旱不雨,或是不久雨不晴,今年的丰收是稳的了。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年头啊,真给荒僻的山旮旯也带来了喜悦和欢欣。可即将去参加高中入学考试的房敬贫,却找到我,哭开了。我诧异地问他:“又出了什么事?”经过我的说服、鼓励和具体点拨,他又去上学了。并且坚决地要求报考高中,舒吟对他说名额有限,他就用我教他的话,对舒吟说:“舒老师,你没得权利不让我报名。”舒吟没料到房敬贫这样顶她,只得放出风来说,考嘛,考也是白搭!而我心里说,只要许他考,敬贫就能考出水平来!到那个时候,再扯皮也不迟!可眼看考期临近,房敬贫又遇到啥伤心事了?房敬贫抹着眼里不断涌出的泪,抽泣着说:“庄……庄老师,舒老师又把我报的名画去了……”“为什么?”“她……她说我思想反动,为……为阿爸翻……翻案……不准报考……”啊,原来是这回事。舒吟又借着这件事,来杀回马枪了。事情的经过,我是清楚的。填写毕业生登记表的时候,“家庭出身”这个栏目,房敬贫空着没有填。他用另纸写了一份家庭情况,详述了父亲房思贵不是地主的理由。主要依据有三条。一、他父亲一九四八年高中毕业到解放,过剥削生活一年有余,不足三年,不掌管家庭经济大权,没有参与任何一项剥削。二、土改工作队给他父亲定的是学生成分。三、“文化革命”初期,给他父亲戴上地主分子帽子,是因为他父亲编篾箩、挖天麻卖,罪名是死心塌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看来,完全不能成立。这个刚满十六岁的孩子做出这一重大的行动之前,曾把他写的情况给我看过,还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觉得房思贵这份情况写得很好,措词也很恳切,要求学校在毕业生政审时,给予调查核实。真没想到,就是这份东西,舒吟还要抓住它大做文章。如果说,一个多月以前,房敬贫自动弃学,看见了我就想回避是怯懦的表现;那么,今天他抹着泪来找我,就是一种进步,就是希望我对他有所帮助。可他哪里知道,我和舒吟之间,早已不是过去的那种关系,很难帮他说话了,可我能忍心往他身上泼冷水,用几句敷衍的安慰话把他打发走吗?不能啊!再说,敬贫处在这样的境地,正需要人鼓励、需要人站出来给他说话啊!我决定再去找舒吟,不是想重见她一面,更没有试图恢复关系的愿望。颓丧地从蛇场坪冒雨回家后,我大病了一场。病后一个多月,我连蛇场坪还没去过呢。我决心要把过去了的一切通通埋葬掉。这次我去找她,纯粹是替房敬贫据理力争,是去和她辩个是非曲直,争个黑白分明。我当然没有直接找上门去,而是先到了毕雪萌那里,请她去叫舒吟来。毕雪萌见了我,分外地高兴,不住嘴地问这问那,还清朗朗地笑着。一个多月没见她,我觉得她更显单薄、纤弱和白皙。哦,她有一个经常出血的胃,常年累月都以稀饭和面条度日。她应该找一个大城市的对象,将来好迁往那里去,过对她的身体条件好一点的生活。也许是日子渐进夏天,她的脸比一个多月以前更瘦削了些,那双清明晶亮的眼睛也更大更俏丽了些。她给我倒茶,端糖盘,还问我抽不抽烟,要不要吃面条,我坐在那儿,她一直走来走去没个停。直到听说要请舒吟来,她才站定下来,垂下眼睑问我:“你的病全好了?”嗬,这是句弦外有音的话。回钥匙寨以后,我病了,病得不轻,毕雪萌的雨伞和电筒,我是请人捎来还给她的。她知道我生病,让捎雨伞和电筒去的人带给我一袋麦乳精,这会儿她一定是误会了,以为我想同舒吟言归于好,提醒我别再找刺激受。“不是那么回事,毕雪萌。”我自嘲地摇着头,简单给她解释了一下。她忽闪着长长的睫毛听完了我的解释,把舒吟叫来了。同时来的,还有兽医冯士敏,健朗壮实的一个粗汉子。他一进毕雪萌屋头,就高嗓大门地嚷着:“我是来压阵的,不许你们吵架。”毕雪萌肯定没跟舒吟说我要见她,舒吟一见我,明显地愣怔了一下,继而靠着三抽桌一站,冷冷地说:“我看得出,你又是来当说客的。”“不可能有第二件事!”我也针锋相对地顶了上去,“我就是为房敬贫来的,他是我的学生,我有责任为他说话。你凭什么又给他套大帽子,凭什么画去他报考高中的名字,凭什么说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思想反动?”是的,一路上,我曾不断地提醒自己,我要镇定沉着、心平气和地给舒吟讲道理。可是一看她那冷冷的神态,一听她故作镇静的说话语气,我心头那股火不知怎么就呼啦啦往上蹿了起来,血脉也随之奔涌起来。我不可能冷静,不可能减弱话语中的锋芒。“凭什么,凭我的思想觉悟,凭我的阶级立场。”舒吟一挺胸站直了,铁铮铮回击我,“难道要我因为私人关系,放弃原则,去迁就一个地主的儿子吗?”亏她还厚起脸皮,说得出口,谈及我和她的关系。我真想一下撕去她的假面具,揭露她和范坚琛在一起时的丑态。转念一想,算了,何必呢!她还不知我已发现了她的隐私呢。再说,话题往那一扯,房敬贫的事儿就谈不成了。我冷笑了一下说:“你口口声声说人家是地主的儿子,为什么不把他当作自己的学生?一个学生如实地向老师反映情况,你又为什么说他翻案、反动?不要说房敬贫不一定是地主的儿子,即使他真是,作为一个教师,也不该这样粗暴地对待学生嘛!你那教师的责任感呢?”“我的责任感当然不如你啰!”舒吟讥诮地说。“那就向庄颜学习嘛!”冯士敏的大嗓门,半真半假地说了一句,“你们俩不是……”这家伙,还硬要装糊涂说俏皮话呢。毕雪萌自舒吟一进屋,就把双手操在背后,靠着墙壁。这时候,她也插进话道:“有话好好说,不要吵……”“我才不想跟他吵呢,你们看他的态度。”舒吟像愿意听取冯士敏和毕雪萌的意见似的,把手朝我一点,撇着嘴说,“像吃了生米饭,一味地袒护地主的儿子。我真正没想到,他会这样丧失立场,站在地主阶级一边说话。只怪我,这些年来和他接触,竟没认清他是这么个人。”冯士敏又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有这么严重吗?”“只怕他内心深处那些剥削阶级的东西,还没完全暴露呢。”舒吟又添了一句。这会儿,她已完全采取了进攻的态度。我瞅着舒吟当面表演,内心深处不时地感慨:啊,这个女人……她多么坦然自若,多么振振有词,难道对这么个人,我还能说服她什么吗?不过,当着冯士敏和毕雪萌,这决不能让她气势汹汹,理直气壮,我一定要打下她的气焰去。她的话音一落,我便张扬般地大笑着道:“哈哈哈,竟然这么巧。你说的这句话,正是我也要说出来的呢。我也万万没料到,一本正经的舒吟,是一个脚踩两头船的……”“告诉你,庄颜!”舒吟尖厉刺耳地打断了我的话头,脸色微微泛白,怒冲冲地叫着,“你想帮房敬贫当说客,是毫无用处的。画去他的报考名字,也不是我个人的意思,而是公社党委的意见。你要找,找公社党委去吧!”话刚说完,她一个人也不望,几大步跨出毕雪萌的屋子,“噔噔噔”地下了楼。就在刚才那一霎间,我们俩似乎都在抢着说出:“就此一刀两断吧!”这句话。可谁都没来得及说出来,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她惶惶而又怒不可遏地走了。

也许,这样结束比任何方式都好。只是,我又失败了。房敬贫的名字,不但给画掉了,而且还是公社党委的意见。既是公社党委的意见,那差不多就等于是结论。我,一个乡村小学校的教师,怎能更改得了呢。可怜的房敬贫,哪怕你成绩再好,你再要求上进,头上套顶替反动老子翻案的帽子,你就只配回钥匙寨去干活。是的,房敬贫聪明、能干,也肯下力气薅田做土,即使在山寨农村,他仍可能做出些令人羡慕的事来。可谁敢预料,多少年后,他这个地主子女,不会被范信义那样的人戴上一顶地主帽子呢!我的思想颓丧、失望到了极点,消极、灰暗的情绪把我整个儿围裹住了。毕雪萌屋里,一片沉寂。“你真是管事管得宽,管到脚杆弯!”还是冯士敏憋不住,他的粗嗓门有点瓮声瓮气地打断了难堪的沉默,“你看看,本是她的错处,这会儿,她轻轻巧巧抓住了理由,你丧失立场、阶级界限不清,把你甩开另找他人,理由十足!”不怪冯士敏直率,我现今所处的,正是这种尴尬的境地。我垂下了头,叹息了一声,闷声闷气地问冯士敏:“有烟吗,给我一支。”为了做好学生的表率,平时我是不抽烟的。可这会儿,我的心头苦透了。接过冯士敏递来的烟,我就去凑他给我划燃的火柴。“呼!”毕雪萌从横里吹熄了火柴,委婉地道,“不忙抽烟。庄颜,我问你,这个叫房敬贫的学生,就那么迷住了你?你要一再地出头为他说话。他究竟好在哪里呀?我都有些不理解。”“就是嘛。”冯士敏也点头赞同。“你们以为事情仅仅只关系到房敬贫一个人吗?不,事情虽发生在房敬贫身上,可这件事直接关系到我的命运,关系到我任教的钥匙寨小学校啊!”我从冯士敏手里抓过火柴,划了几根才把烟点燃了,烟味够辣了,直呛我的喉咙,我咳了两声,苦着脸说,“今年开春以来,放宽农业政策,钥匙寨像好多生产队一样,全面实行联产计酬的责任制,村寨上变化大呢!冯士敏应该晓得,定了产的农户,哪个不想超产,哪个不想多下力、多有收入呢!这么一来,生产情况是彻底的改观了,可我那小学校,却遭到了威胁。尤其是我任教的五年级,学生都有十二三岁,男的能下力,女的会带弟妹,在家煮饭。屋头一忙乎,本来不怎么爱读书的乡间孩子,像约好了似的都不来上学了。我站在讲台上,根本开不成课。怎么办呢?我的心里急呀!孩子们为什么非要到教室里来看我嚼嘴巴筋呢,十二三岁的娃儿,跟着出外揽工做的父亲、哥哥、叔伯去拌灰浆、提水桶、拎着水管冲砂石,一天那一块二角四分的小工钱,是跑不脱的。他们坐在教室里,能从我这儿得到些什么呢?光靠我原先的那些故事,光靠我说的那些大道理,已经不能吸引孩子们了。我得拿出新的办法来,我一家一户地去拜访家长,一个一个地说服学生们的父母亲,我得用浅显易懂的比喻,来说透这个道理,一个国家要进步,一个民族要强大,就得提高所有人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偏僻的山区为啥落后、贫困呢,就同教育有关哪。大的范围我不敢说,我只敢说我们这个县,你们俩知道,去年我参加了县里的文化普查,乡间的文盲比例是多少呢,百分之五十啊!要想想我们已经解放了三十年,搞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啊,可不能再出现一代的新文盲了!我是个乡村小学教师,我的父母也都是教师,打倒‘四人帮’以后,他们在社会上都恢复了受人尊敬的地位。我当然不能同任教几十年的父母相比,可我愿意好好教学,愿意为山区的教育事业出一份力。也许是我的这些话感动了家长们。他们竟然都让自己的孩子上学来了。我的教室里又坐满了学生,我又能用音量饱满的嗓门讲课了。要知道,这个局面,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撑起来的呀!房敬贫的优秀成绩,是全公社出了名的。我在给孩子们讲课时,除了举很多别的例子,也时常讲到他,因为他对孩子们来说更实在呀!我说他只要保持这股学习热情,保持这个势头,他的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他的名字一给画掉,对我的威胁太大了,甚至我那小学校,是否还能维持下去,也难讲啊!娃崽们会说,看,房敬贫成绩那么好,都回家来干活路,我们还读书干啥呢?读一阵还不是耍锄把,干脆早干活路早赚钱吧。你们都在山寨上住过,不是不知道农民们这种讲究实在的思想。我怎能不急呢,人人都如此,一代新的文盲不又长起来了吗?”我精神亢奋、情绪冲动、滔滔不绝像演说般讲了一通,灰心丧气地垂下了头。哦,我的前程,我未来的灰色的日子。我曾充满浪漫情调幻想的乡村教书生活,当年我不就是抱着这个理想,扎根下来的嘛!可如今,我预感到,这一切都要结束了。我,一个微不足道的乡村小学教师,有几个人把我放在眼里呢,有几个人把我的话当一回事呢?“呸!”冯士敏一口把烟蒂吐在地上,重重地一跺脚说,“我早讲过了,在这个山旮旯里,要做点事业,难哪!庄颜,算了,没人来上课,你不更清闲,你不照样拿工资。像我一样,混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倒在想,”毕雪萌的左手掩在嘴上,沉思般地插进话来,“庄颜说的这些情况,讲出了乡间的一些新问题。他和舒吟之争,也有点代表性,怎么对待人、怎么评价人,不仅我们偏僻山区有这问题,哪儿都有啊。多少年来,在对人的问题上,我们已经养成了很多习惯的看法,要改变,不容易呀……”毕雪萌讲到一半,我就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了。这些很有见地的话,难道出自她,一个普通营业员、一个常年累月为胃出血所苦的姑娘之口?看来,接触了那么多年,我岂止不熟悉舒吟,连毕雪萌,我也不了解啊!冯士敏急不可待地问:“那依你看怎么办呢?”“我觉得,”毕雪萌征询的目光落到我的脸上,正与我瞧她的目光相遇,她迟疑了一下说,“我觉得,庄颜该去找找公社书记于珂,把刚才那些话,跟他讲讲。这个人,不像范信义。再说,我也不信舒吟的话,为了一个学生报考高中,公社党委还要开会研究。”是啊,我暗忖着,舒吟既然可以在感情上欺骗我,为什么又不能搬出公社党委来吓唬我呢?看起来,还是毕雪萌把舒吟看得透彻些。刚才还顺着我的调子发牢骚的冯士敏,顷刻间又极力赞成毕雪萌的话:“对,可以找一下于珂!他初来时,下乡道不熟悉,和我结伴转过寨子,思想解放得很!我问他,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公社范围内划个比例数没有?他说,划他干啥子?老百姓自发地调整生产关系,不要给他们定框框。”“那么,”毕雪萌一偏脑壳,“你陪庄颜去吗?”“去!”冯士敏一拍胸膛,“又不是见省委书记,见公社书记怕啥?”我心里在说:冯士敏和毕雪萌之间,可真怪,几年前冯士敏追她,被拒绝了,可他们还相处得挺和睦。雪萌的目光又落到我的脸上,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站了起来。真没想到,事情解决得这么顺利,就像23=5那么简单。公社党委书记于珂听了我带点激动的叙述,微微笑了一笑,沉吟了片刻,温声细语地对我和陪同去的毕雪萌、冯士敏说:“真巧,几件事儿堆在一块来了。范信义刚要求过,对房敬贫的翻案活动进行回击,县里打电话也要我们抓紧复查。这会儿,你小庄又来了,房敬贫的伯父房思荣也从美国回家乡探亲了。干脆,我一齐说吧,房思贵是错划,马上要宣布平反,归还他多年劳动后新盖的砖瓦房。小庄你来了,我就抓你一回差,房思荣三十多年没回家乡,听说家乡办起了小学、中学,很想见见在家乡任教的老师,小学校你负责接待。看得出,你对乡间的教学有事业心,你提出的那些情况,正是新形势下出现的新课题。往后,我们多碰头、多商量,一道想法解决那些问题。到上头去开会,我也多呼吁领导重视……”啊,我还需要什么呢,一切都解决得那么圆满、那么好。离开于珂的小屋,我轻松地吁出了一口气。“这下你满意了吧?”毕雪萌含笑问我。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回眸望着她:“真该谢谢你,出了个那么好的主意。你结婚的时候,我一定送件贵重的东西给你。”由于心情愉快,我和她开起玩笑来。冯士敏放开他的大嗓门,爽朗地笑开了。而毕雪萌愣怔了一下,掩着涨得绯红的脸,一声不吭地跑远了。要不是有些意外的余波,这件事就算结束了。几天以后,房敬贫的伯父房思荣果然回故乡来了,并且说,第二天就来看钥匙寨的小学校。大队的干部来问我,要不要把小学校重新粉刷一道,我断然拒绝了,何必装这些虚假的门面,是什么样子,就给人家看什么样子。不过,第二天正巧是星期六,放晚学的时候,我还是让学生们把教室的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玻璃窗也擦得明晃晃的。星期天,是夏日里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从早晨起,气温就很高。蝉在树枝上鸣噪,几乎没吹风。山岭上团团簇簇的绿叶,在亮晃晃的太阳下泛着光波。我坐在紧挨着办公室的小屋里,翻看一本小说,静候客人的光临。“嗬,真用功!”门口一个人影子闪了闪,送进一句轻柔的话。我惊喜地抬头望去,呵,毕雪萌到我这儿来了,我跳了起来:“欢迎你,雪萌,哪阵风把你吹来了?”“好风!”她一抿嘴,眼里透着笑意,“我是来当说客的……”“什么事儿?只要我能办的……”“你能办。”毕雪萌的脸色庄重起来,低低地说,“舒吟来了,就在小学校那蓬蒿竹丛边……”我立刻沉下了脸:“她……她来干什么?”“蛇场坪中学负责接待客人的,是她。”毕雪萌解释着,“不过,她提前来,是要找你。庄颜,你不知道吧,范信义调到区供销社去了。舒吟受了骗,那个县银行干部范坚琛,有女朋友,还订了婚。舒吟悔极了……”“活该!”我幸灾乐祸地脱口而出。“你不该这么说。”毕雪萌迅速地劝着我,沉吟了半晌,又补充了一句,“她需要安慰。”“我又不是两用衫,想脱就脱,想穿就穿。”我根本不听毕雪萌的劝。毕雪萌睁大双眼凝视着我,又委婉地道:“那她已经来了,你总该见她。再说,同在一块地方工作,天长日久,即使谈不成,也是同志关系呀……”话都对。不过我的感情上,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来。毕雪萌见我不吭声,大概是以为我听了她的劝,局促地说:“我去喊她来,别叫她久等了。”边说她边出了门。我追到门口,刚要张嘴喊她,转念一想,反正毕雪萌也在,我奚落舒吟几句,也好出口气。回到椅子上坐下,还没看上两行字,舒吟急急地走进了我的小屋,不待我抬头,她“砰”一声关上了门。这时我才发现,毕雪萌没有进来。她钻哪儿去了呢?我脑子里思索着讥诮舒吟的句子,一抬头,舒吟用手帕拭着泪,啜泣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错了……我错了,庄颜,我……我不该这样对待房敬贫……不过,我也是……没办法,公社范书记压着我,他、他……你知道吗,房思贵的地主帽子,是他给……给戴上的……”我瞅着她的丑态,心里厌恶地说,她又演开戏了。难道她和范坚琛同去看电影,也是人家压的吗?哼!我不会再上当了。看我坐着不动,她停止了啜泣,手抓着帕子,泪汪汪地望着我,一步一步向我走近,哀求般地说:“庄颜,你……你原谅我吗?我、我不知道房思贵……”我坚决地摇了摇头,闷声闷气地回答:“不!”“庄颜,庄颜,都是我不好!你、你原谅我吧!”舒吟泪如雨下,一边哭着,一边张开双臂,扑到我身上,两手紧搂着我的脖子,把满是泪渍的脸,直往我头上靠。我万没想到,她会后悔得痛哭流涕,这么伤心。脑子里浮起的那些尖刻的讽刺不知到哪儿去了,我瞅了她一眼,她充满期待望着我,温热的身子紧挨在我的身上,微启的双唇离我的脸是那么近,那灼热的气息,直冲我的脸颊而来。我的头脑里热烘烘的,身上麻酥酥的失了狠劲,我只要稍有表示,我们的一切矛盾、冲突、对立都会随着一阵拥抱、亲吻而消失,以后过去了的一切又会重演。我们还把平静无波的恋爱进行下去。可是,陡然间,我的眼前又晃过舒吟和范坚琛看电影时的情形,我顿时清醒过来,一切犹豫和踌躇都排斥了,我疾速地离开坐椅,把她往一边推推,说:“有些事可以原谅,有些事决不能原谅!”

我飞跑着,任凭雨点打在我的脸上,任凭雨水浇在我的身上。我心头的那股火,需要冰冷的水来浇灭。麻石铺的街道凹凸不平,低洼地上的积水被我的脚踏得往四处飞溅。迎面走来一个打伞的路人,疾速地往一边让着,嘴里冲我不满地咕哝着:“你胀憨了……”我刚放慢了点步子,一个灵巧的身影闪到我的跟前,用塑料伞挡住了我的去路:“庄颜,你跑到哪儿去?”我一愣怔,站在路中间,眼瞪瞪地望着身前的毕雪萌,她偏着脑壳,清朗晶亮的眸子里闪着疑惑的光,抿了抿嘴,又问我:“没找到舒吟吗?”“找过了……”天知道我的嗓子陡然间怎会变得如此嘶哑,好像拼命嚷叫了一整天似的。“出什么事了?瞧你的脸色……”“没……没啥。”我极力掩饰着自己的不安,连连摇头否认。“去我那儿坐坐吧,雨大,你又没带伞。”毕雪萌建议着,用眼睛征询地望着我。我默默地点着头,随在她身后,拐进了百货商店左侧的一条窄弄。毕雪萌的宿舍就在百货商店楼上,过去我和舒吟、冯士敏也都来过。蛇场坪虽是条乡场上的小街,但街上的干部和职工,差不多都有家有口,偌大的商店二楼,只住着几个女同志,每人一个房间。毕雪萌的单身宿舍在临街的拐角,屋内宽敞、整洁、单调,地板拖得干干净净。除了一张单人床、一只三抽桌、两把椅子以外,什么陈设也没有,所有的日常用具,脸盆、热水瓶、肥皂盒、锅儿、瓶瓶罐罐,都一溜儿挨墙放着。进门的时候,我看到她煮饭的铁炉子,就架在走廊里临窗的角角上。我在她屋里的椅子上坐下,手托着太阳穴,一声也不吭,太阳穴边上的一条筋脉,在那里“别剥别剥”地跳着,我手上也感觉得到。“看你那烦恼的样子。喂,你吃晚饭了吗?”毕雪萌留神地注视着我问。光顾着生闷气,哪里还想到吃晚饭,她这一问,倒提醒了我,我情不自禁摇了摇头。“你坐坐,我下面给你吃。”毕雪萌说着,走出屋去。这时候我才醒悟过来,我在舒吟那里坐了半个多小时,她始终都没提到吃晚饭。这是我和她相恋以来,头一次没受到她的邀请在她那儿吃饭。只一忽儿工夫,毕雪萌就给我端来一大碗葱花面条,我还是当知青时的老脾气,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不讲客气,撩起面条,就往嘴里扒拉。“你和舒吟吵嘴了吧?”毕雪萌随口问我,走到临街的窗户边,两眼朝外望着,像是在看雨下得大呢还是小呢。“嗯。”我应了一声,一边咀嚼面条,一边断断续续地告诉她,“为了一个学生,钥匙寨上的学生。她只记着这学生出身地主,就一味地戴起有色眼镜瞧人家。说人家思想反动、表现不好。她哪里知道,当初为教育这个学生,为帮助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为他也能健康成长。我曾耗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不知怎么搞的,不知不觉间,我给毕雪萌讲起了房敬贫。这个孩子的出世,就是他灾难的开始。他的祖父,是钥匙寨上的大地主,公社化那年已经死了。他的父亲房思贵,一九四九年解放的时候,刚好十九岁,在省城的高中毕业之后,老地主因为大儿子房思荣念了大学就远走高飞,一定要把小儿子留在身边,接他的班。为此,再不同意房思贵进大学。房思贵没有经济支配权,只得遵从父命,于一九四八年暑期回到钥匙寨上,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老地主为了稳住他的心,在一九四九年春天,给他娶了个十七岁的贫家姑娘为妻。解放以后,土改工作队根据党的政策,在划分阶级成分的时候,给房思贵定的是: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工作队领导还对他说,只要他热爱劳动,奉公守法,党会把他和自食其力的普通农民一样对待的。房思贵没被押上台斗争,没被定为地主,相反同样也分到一份老地主的产业,心里觉得,共产党明察秋毫,自己是该和大伙儿一样,用劳动来养活全家。从此后,他便开始了下田土的生活。几年以后,样样农活他都摸得,并且还能编出一手好篾箩、提篮。他念过书,有点文化,脑瓜子也灵,潮湿背阴的山坡口上出产名贵的天麻,一般的农民靠碰运气,撞上了,挖出来卖点钱。他却经过琢磨、分析,会认天麻。每年四五月间,雨季开始,只要一得闲,他就往山岭里钻,专门寻找开花、冒叶的天麻。在这多雾多雨的时节,生长在地底下的天麻最易长叶开花了。找到了天麻的所在,他并不马上挖出来,而是做上记号,让天麻在地底下尽情发育,长得饱满丰实。直要到了冬腊月间,他才背上背篼,带上一把挖锄,去把他认定了的天麻挖回来。说来也怪,他挖回来的天麻,不但个个饱满丰实,块茎齐全,而且数量多,满满一背篼,足有几十斤重。拿到场上去卖,收入是很可观的。年年在天麻上有一笔收入,经常编出些牢实坚韧的篾箩、提篮、筲箕去卖,又能得些收入,房思贵几年间就翻盖了土改分给他的三间茅屋,先把它由泥墙变为砖墙,再把它由茅草顶变为瓦顶,最后还搭了一间偏梢屋作为灶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依靠自己的双手,房思贵的日子一天天过得好起来。钥匙寨上的寨邻乡亲,都晓得他这些钱来得明,历次运动也没人找他的麻烦。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紧跟着还没结束的“四清”搞起来了,钥匙寨上来了工作队,队长就是现在的公社副书记范信义。范信义在到工作队之前是供销社的支部书记,到了钥匙寨,全面负责这一片几个大队的工作,权更大了。他一来,就给房思贵抄家封屋,勒令他二十四小时内搬到指定的破茅屋居住。他说房思贵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是“典型的自发势力”,是“剥削狂”。有人说房思贵的本人成分是学生,他眼珠子一瞪道:“什么学生?房思贵是道道地地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他解放前就过剥削生活,解放后走资本主义道,给他重新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工作队长一句话,房思贵“漏网地主”的帽子就给扣上了。那一年,房敬贫刚刚两岁。从那以后,运动年年有,批斗会年年开,钥匙寨上的“死老虎”是房思贵,“活靶子”也是房思贵,即便批斗对象是其他人,也要把他拖去,作为“社会基础”,狠斗猛批一番。至于平时的义务工、脏活、累活、不支工分的活,派到他头上的就更多了。同寨上那些不懂事的娃崽,还常随意地捡起泥巴、石头片子朝他头上扔,兴起了还往他身上吐口水,叫他低头、勾腰、跪在地上走路……房敬贫从小就是在这么一种气氛中长大的。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的个性自然变得孤僻、懦弱,胆小怕事。我初初教他的时候,他的那双眼睛特别令我心惊。这双眼睛总是恐惧地盯着我手上的教鞭,即使我把这根教鞭放在讲台上。不用它指黑板上的字,他也盯着它。每当我为了集中全班的注意力,抓起教鞭“嘭嘭”敲打黑板的时候,这双眼睛尤其可怖,还露出哀怜的泪光。仿佛这根教鞭,随时有可能落到他的头上一样。后来我才知道,我的那几个同事,那几位钥匙寨干部的亲属,在教他的时候,不管为了啥原因恼怒起来,总要拿他开刀,以表示教师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罚站壁角,有他;罚打手心,有他;罚留在办公室抄一百遍生字,也有他。那根教鞭呢,有事没事,也会落在他的头上,以显示教师的权威。是的,很多人都奇怪我上课不使用教鞭,我不使用教鞭,就是从教房敬贫开始的。我不忍心看他那双眼睛,我不希望他时时担心我的教鞭落在他的头上。最使我震惊的,是这么一件事。我刚接房敬贫他们这个班的时候,调整了一下学生们的座位。我发现他个子矮小,却坐在最后那一排的角落里。我根据个子矮的同学坐前边的原则,请他坐到第一排来。可他缩在那个角落里,怎么也不愿意,那双布满疑云的眼睛惶惶地瞪着我,我催得急了,他哀求般地说:“庄老师,我坐这儿好,让大家坐前面,我坐这儿好,我能听见……”“可你看不见啊!”我笑着说。“不怕,能听见就好了……”我的心头一阵酸辛,啊,这个孩子,他太自卑了。教过了一两个月,我就发现,这孩子不但自卑,沉默寡言,老是用疑惧的目光瞅着人,他还有些自暴自弃。他经常地无故缺课,不交作业,即使交上来的作业,做得也很潦草。可我同时还发现,他成绩虽差,可有时候,方格本的字又写得特别好,我教的应用题,他也能做对。这就是说,他不是写不好字,不是不懂算术法则,而是他没有用心。为此,我找他谈过话,可每次谈话,他都勾垂着脑壳,眼睑微垂,一句话也不说。不论我怎样费尽口舌,他都不回答,不吭气。对他的教育,我差不多已经失望了。我在心里说,我已经对他尽了自己的责任,他实在不听,我也没法。强扭的瓜不甜,硬灌下去的知识,他不一定能接受,算了吧。正在这时候,一件事改变了我们的关系。那天,是冰凌遍地的冬天里难得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学生们都在操场上玩耍,我和一帮小姑娘在跳绳,欢声笑语不时地在空气中飘散。陡地,我一眼看到,钥匙寨大队主任的儿子,那个十六岁了还在五年级班上的老留级生,猛地扑向房敬贫,粗暴地从他手中夺过篮球,高高举起,朝着房敬贫的脑壳,狠狠地砸下去。房敬贫惊骇地往一旁避去,脸扭歪了,眼睛惊恐地瞪得老大,老留级生砸了篮球,还不解气,抡起拳头,捶了房敬贫两拳,又飞起一脚,踢在房敬贫屁股上,把他踢了个嘴啃地。引得围观的学生们一阵惊呼锐叫,但也有几个人在嘻嘻地笑。老留级生似还不解气,正要就势骑到房敬贫身上去,我已忍无可忍,用从未有过的声气,大喝了一声:“站住!”天理良心,在看到老留级生举起篮球狠砸房敬贫那一眨眼间,对于要不要上去干涉,我是有过那么几秒钟的犹豫的。要知道他的父亲是大队主任,是我的顶头上司。虽然小学校已经转成公办,受蛇场坪教区管,但因学校地处乡间,学生又都是钥匙寨大队团转的娃崽,一切方便都要依靠大队提供。但看到留级生的凶相,房敬贫的可怜相,我再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冲了过去,从地上抓起篮球,照着留级生对付房敬贫的样子,举起来,朝着留级生的臀部,用尽全身力气砸了下去。留级生双手抱着挨了砸的屁股,“哇”一声哭了。大大小小的男女学生们惶惶然瞪着我,房敬贫缩在角落里,怕得瑟瑟发抖。我用愤怒得发抖的嗓门厉声问道:“痛不痛?你哭什么?我问你痛不痛?我叫你也知道一下打人的滋味!”满是喧哗笑闹声的操场变得清风鸦静,只有留级生嘤嘤地哭着,玩耍着的孩子们全站定下来,连办公室里那几个教师,也闻声站到台阶上来望着我。我说过,我是糊里糊涂当上教师的。我没有进过师范学校,我没有去进修过,说到底,我只是一个知识青年。一个知识青年的忍耐性是有限度的,其实,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修养也是有限的。从道理上来说,打学生是错误的,但在此时此刻,我这错误却避免不了。就像我们想象中的一些干部,他们理该十全十美地成为老百姓的表率,可他们也避免不了犯错误一样。“哎哟,你要死了,打人噢……”听到这儿的时候,毕雪萌从窗户边转过半边脸来,轻轻地插进了一句。从她清明水亮的眼神里,我看得出,她听得非常入神。“是的,我回敬了留级生。”我点头承认,我为什么不敢承认呢。我甚至还能找出前科呢,我家里有一部《教育诗》,我记得,既是教育家、又是文学家的马卡连柯还打过一回学生呢。当时,我真是气极了。朝着留级生吼完,我又转过身来,放大声音对惊慌失措地缩在墙角的房敬贫喊着:“你怕什么?你是人,你给我站起来!看看以后还有哪个敢打人……”不管这件事后来惹出了多少麻烦,引起了一些什么议论,我都无所谓。就是在这件事发生以后,房敬贫变了,他上课时听得那么专心,老是用一双信赖的眼睛瞧着我,在我板书的时候,他悄悄从最后那个角落里的座位上踮起脚跟,细辨黑板上的每一个字。他的作业本变得异常的整洁干净,字体工整,演算正确,红勾勾和“优良”分数显著地多了。我的估计没有错,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在心灵深处,我开始慢慢地喜欢他了。这年寒假,为了连夜赶送一个从雪坡上摔下来的孩子到公社卫生院,我受了寒,孤零零地躺在屋子里,忍受着高热、寂寞的疾痛引起的不适,房敬贫总是和几个学生一起,来给我的暖瓶灌满开水,还用小臼子,舂溶泡酥了的黄豆,滤鲜豆浆给我喝。我给房敬贫写下了弗兰西斯·培根的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我还给孩子们讲到山乡的贫困、落后,而要改变这贫困落后的面貌,就需要知识,需要整整一代有文化的劳动者。总之,我的用心没有白费,房敬贫的学习突飞猛进,他劳动踏实、寡言少语,尊师守纪,成了我班上一个突出的好学生。他还是那么孤僻,那么自卑,不过他逐渐地变得深沉了,他除了学好功课,还向我借书看,什么样的书都借,一直到进入中学,他也没改变这个习惯。我的书虽然不少,但也有限,这些年里,他不知还从其他什么渠道,借来了一些书读。书读得多,自然促使他想得多,想得多必然成熟得快,必然会向老师提出一些问题。这又有啥错处呢?就是这样一个学生,舒吟不答应给他报考高中,甚至对他嗤之以鼻。这怎不叫我气恼、愤然、不解呢!碗里的葱花面不知什么时候吃完了,除了半中间用典型的上海姑娘那种语气插过一回话以外,毕雪萌自始至终站在窗户边,两眼眨巴眨巴地望着窗外,静听着我的陈述。讲完以后,我才发觉自己有点唐突,也不管对方爱听不爱听,更不知她会怎么评价。是支持我呢,还是说舒吟对。我仰起脸来,急切期待地等着她开腔。毕雪萌还是在窗边没动,只是微侧过她那张轮廓鲜明的脸,轻柔地说:“看得出,你的心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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