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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花在盛开,小妖的网

以前我总是在黑暗来临的时候才恐惧,可是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恐惧极了。在黑暗中。如果我一直这么堕落下去,我就会永远都看不到光,永远都在黑暗中,我知道那是很恐惧的,还有无止境的痛苦,可我还是堕落下去。我在夜深的时候洗澡,我闭上眼睛,我马上就感受到了恐惧,我开始尖叫,但尖叫也是无意义的。我对自己解释说,你闭上眼睛,恶会来,你不闭上眼睛,恶还是会来,所以,无论我闭不闭眼,恶都会来,小时候我认为恶是一个固体,长得很丑陋,而且无所不能,到现在我才知道,恶其实是从心里来的,它有很多碎片,分散在每个人的身体里,很多时候人都被它控制住了。我尖叫了,因为恶从心里出来了,包围了我,它使我变得不快乐,邪恶,攻击性,伤害别人,又伤害自己。即使水都进到我的眼睛里,让我疼痛,我也要睁大眼睛,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亮光,就会安静。很多时候我无法选择,因为我听见两个女人在争吵,一个很奴性,热爱利欲,另一个的脸总是离我很远,我看不见她,但她让我知罪,却宽容我所做的,可是我很茫然,我等待她们有个结果,可是她们争吵了二十年了,还没有结束。——《是谁使我在深夜里尖叫》每个女人都一样,很多年前她们清水脸,后来她们晒伤妆,再到后来她们粉红兔子妆,再到后来,她们裸妆,其实也就是清水脸。我在最繁荣的步行街上找到了一辆没人管的三轮车,我坐了上去,开始看她们,我的目光跟随着女人们的颜色游移,她们有些是宝蓝色的,有些是紫红色的。我经常会为了看女人而上街,我喜欢看她们,她们有的很难看,有的很美。对面的商场里挤了很多人,外面的人要挤进去,里面的人要挤出去,他们进进出出,快乐极了。很突然地,我对面的这些人,全部都消失了,我看见一个瘦弱的女人,坐在商场门口,一张大桌子的后面,她的桌子上摆放着凌乱的塑料杯,盛热八宝粥的罐缸,她埋头清点粥的数量,然后仰起脸冲着每一个路过的人微笑。我向她招手,她很快就明白了,她端着一杯粥,横穿马路,缓慢地向我走来,她很注意姿态。五颜六色的八宝粥,杯子里有一把玲珑的小勺子,我小心翼翼地捧着我的粥,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些。我的手指开始暖和起来。我看见一个可怜的孩子,天气多么冷,她却穿着短裙,长出膝盖一小段的薄袜子,裙子和袜子中间露着一段真正的腿,天气太寒冷了,那段腿已经完全变成了青色。她像一只兔子那样蹦蹦跳跳,她的小皮包遍布了劣质皮革黯淡的黑斑点。我捡到过那样的一只小皮包,里面有一个穷女孩子的全部,劣质口红,断了的眉笔,小圆镜,身份证,零碎钱,还有一张未婚证明,一切结婚要用的资料和介绍信,还有她的男朋友寄给她的分手信,那个男人说了很多很多借口,他说他爱她,可是他不能娶她。我把那个小皮包交到派出所的时候他们都冷冷地看我,我不喜欢他们。他们冷冷地收下了,往桌上一放。我说,你们可以从她的身份证找到她,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包还给她,这些东西对她很重要。可是他们冷冷地看我,连收条都不写一张。我想也许是因为我的年纪大小了,我二十岁,在C市工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系念三年级,现在我在放寒假,我马上就要念完书了,我会永远都放假。我的青黄不接的二十岁,没有人会认真地对待我。我也做不了青春活力了,我有一点儿老,十五岁的小女孩子叫我阿姨一点也不过分。有一个男人很大声地问那个可怜的孩子,妞,冷不冷?我猜测他从北面来,我们这儿从没有妞这个词。词汇很重要。当我和雅雅都还是问题少女的时候,我们坐在酒吧里,和每一个看我们的男人说话,有两个男人每说完一句话,就用牛逼这两个字做结束点缀。那时候我和雅雅刚刚去了一次南京,我们就问他们是不是南京男人。那两个男人很和蔼地告诉我们,他们不是,南京男人只会说傻逼。很多年以后我和雅雅在广州,我总是听到他们优雅地说,顺着小母牛的后腿往上爬、后来我问一个广州男人,我说,你们说的那么长的一个句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个男人说,哦,就是够牛逼的意思了啦。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职业写作了,我在深夜写作,在白天睡觉,我会为了看一个人去看一部奇怪的电影,是这样,我为了能够看到窦唯而去看了《北京杂种》,我更喜欢年轻时候的他,像我的朋友雅雅说的,他还年轻着,他还没有面对着一个女人猜疑他或者被他猜疑。其实我在二十岁就看到了《北京杂种》的剧本,是雅雅辛辛苦苦抄的本子,那时候已经90年代了,我曾经劝她说,你应该去复印,手抄本是什么年代的事情了。雅雅说她在行为艺术,她幻想手抄一万部电影的剧本,然后展览它们。当然现在她早已经放弃了。请原谅我们的年轻,那时候我们还年轻着。我在四年以后看到了真正的电影,我看到一个名字叫做毛毛的女人,她怀孕了,孩子的父亲卡子要求她做掉孩子,在雨中,他们争吵,然后毛毛失踪了,然后毛毛躺在手术台上,可是堕胎是一种罪,然后卡子走来走去,卡子抽烟,最后卡子找到毛毛了,孩子哭了。其间崔健和窦唯不停地唱歌,崔健比窦唯唱得多,但是他没有窦唯帅。臧天朔爬在窗台上,他还是那么胖。直到结束,我还没有听到何勇唱《钟鼓楼》,我爱那首歌胜过一切。电影有英文字幕,我看到他们把“牛逼”翻译成了“SOC00L”,我就笑起来了,我在想如果它愿意更换片名那么它就有可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当然我的这个念头很蠢。但是每一部电影都是有时间的,如果它一直被拖延着,就会变得不重要,或者要等到很久以后,它也许会被很久以后的孩子们喜欢;就像三十年前巴黎的5月,他们说:“我们会回来的。”牛逼=SOC00L。够牛逼=顺着小母牛的后腿往上爬。真是有趣极了。好了好了,回到我的二十岁。可怜的孩子已经消失不见了,有很多目光在我二十岁的身体上游离,从脸上到腿上,又从腿上游离到脸上,我发现不再是我看她们了,而是她们看我,她们的目光像冬天的太阳光,有一点儿暖洋洋地,照耀着我的身体,让我像一只猫那么快乐和慵懒。我不知道她们的生活,她们是怎么过的?她们会抽烟。她们可以睡到下午。她们也会读书的吧,她们会读席娟的小说还是张曼娟的小说呢,据说那些都是言情精品。也许吧。总之我的时代已经不流行张爱玲和三毛了。张爱玲不道德,据说她先同居,再结婚,道德的人们说,如果那个男人是汉奸,就更不叫同居了,而叫姘居。三毛死了,道德的人们说,她欺骗所有的人。我不读那些,我要么读《西游记》,要么就读《汉字dBASE皿原理与应用》。我看见有两个巡警向我走过来,他们靠得很近,显得很要好的样子,他们好像在很远的地方就注意到我了。我想我没有妨碍市容吧,我只是坐在步行街一辆无主的三轮车上吃了一杯八宝粥,我怎么了?他们一边目不转睛地看我,一边窃窃私语,脚步开始快起来。我开始慌张,慌张极了。他们很快地走到了我的面前。晦。巡警说。通常巡警是不会说这个词的,但他确实说了。我仔细看他的脸,发现他是我从小学到初中的同桌高粱。你一点儿也没变。他说。他穿着皮夹克,硬绷绷的皮鞋,他的肩上挂着一个难看的很像手提电话的小东西,上面拦腰贴了一条白色的膏药胶布。我看他旁边的巡警,他的肩上也是那么一个难看的小东西,却浑然一体的黑,于是我就知道一定是我的同桌把他的机器摔坏了,他一向是个潦草的人,从小到大就是这样。他的同事看着我的脸,皱着眉,很忧愁的样子。那是一个很英俊的男人,长得与高粱有几分相似。于是我就很放心,我继续坐在三轮车上,仰着头看他们。我又想起了雅雅,雅雅说她在大街上看到她过去的男朋友,差一点吓死,雅雅看见他穿着制服,腰间别着电警棍和手铐很威武地在街上走,他也是一个巡警。他对雅雅说了很多话。你知道吗?在和你分手的的第二个月,我在训练中受伤,整整昏迷了三天三夜,当我醒来的时候,无边无际的恐惧和寂寞包围了我,我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对你的恨。雅雅说,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不会抓我吧。我的心里面就出现了雅雅的脸,雅雅慌乱地说,你不会抓我吧。然后我笑了一笑,抬起头来看着他们两个人,他们都有一米九吧,太阳光从他们的肩膀中间逃了出来,我闭上了眼睛。事情就是这样,从小到大,所有的老师都不喜欢高粱,他们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坏孩子。但他却去做了警察。电话联系,啊?他从口袋里拿纸和笔,一边左顾右盼,我猜测他在顾虑别人的目光,他不想损坏人民警察的形象,我知道,可我还没有介意呢,我在和他们互相凝视,然后我们说话,然后他拿出了纸和笔,别人一定以为是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正被睿智的人民警察盘问。他的同事神秘地笑了一笑,偏过了头,不再看我。我没有和他联系,我病了。大概是因为着了凉,我总是生病,我从一楼爬到四楼也会累,我累得喘不过气来,并且清清楚楚地听到自己的骨骼发出了格格格的声音。我在想我的将来。我会变成一个妮娜多姿的淑女,我会一直坐在电脑前面,从年轻一直坐到年老,我不午睡,也不喝茶,我不喜欢说话,我只会工作,工作就是运动。我想起了我的初中,那时候我也同样厌恶运动,体育老师满怀激情地启发我们:“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刚刚跑完一千米后的休息!”我蹲在角落里,喘着气,我看见高粱年轻的面孔上滚动着健康的汗珠,他黝黑的皮肤在太阳的照耀下散发着美丽的光芒。我想我爱上高粱了。那已经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我们总是很容易地就忘记了小时候的小心思,而且它再也不会自己逃出来了,虽然我们曾经羞答答地把它一字一句记录在日记本上,秘不示人。有时候很偶尔地,它逃出来了,我们也只是淡然地看看它,心如止水,它便失望地飘游一番,夺门而去。我病了。我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头痛欲裂。下午雅雅来看过我,带来了一个饭盒,她得意地打开那只饭盒,里面是一只油腻的煎蛋,蛋白焦了,蛋黄还是稀的,上面重重地洒了一层盐粒。”我亲手做的。雅雅说,我知道你生病以后亲手做的。我说我不吃。雅雅看着手里的饭盒,脸色马上就变了。于是我不得不从床上坐起来,哆哆嗦嗦地拨弄那片金黄色的稀液。愉快地咬了一口。好好吃。她温柔地俯下身,淡香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她满意地推开门走了出去。雅雅真是一个美女。我望着她的背影甜蜜地想道,如果我们一起走在大街上会使很多男人撞电线杆,我们是珠联壁合的一对。我认识雅雅已经十几年了,我们是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我们又同时考砸了最重要的一次考试,和所有的破落生们一起,被扔进了C市工学院。可是雅雅不来上课,她说与其念一个坏学校,还不如什么都不要念,雅雅跑到电台去,做了一个DJ。当我坐在电脑前研究分支程序设计的时候,她却在电台如鱼得水,风光极了。我们都很忙,我们不见面,也不通电话,但我们知道对方还活着,很健康。当然在我生病的时候她还是出现了,难能可贵地显露一下她的手艺,随后她又会离我而去。然后我就去开会了。这是我的第一个笔会,我在我们省会城市的一家纯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两个中篇小说,他们给我的小说起了一个好听极了的名字——本省中青年作家作品小辑。年终的时候,他们又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得以看到他们的脸,同时也被他们看一看我的脸,于是我必须要去,不仅要去,还要做出欣喜若狂的得宠模样。我的头已经不太痛了,但我只想睡觉,我果真就在他们领导的讲话声中睡着了。我开始知道,笔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笔会就是领导讲话,吃饭和娱乐活动,男人和女人由不相识到相识,他们聚集在了一起,在一种完全新鲜的状态下,他们眉来眼去,演绎出无数动人的故事。总之谁也不是在自己的城市里,谁都可以随心所欲,在别人的天空下做一做自己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拖家带口消磨了人的激情,可是开会让人海阔天空,活力四射,只有回到自己的城市,他们才会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他们很平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向来如此。我遇到了一个从我们城市走出去的男人,他总是给我们的城市丢脸。整个会议上我只看见他跑来跑去,献殷勤,讨好漂亮小姐。最后他坐在了我的旁边。你说话的风格很像Fd国女作家萨同,他说。他就是那么念那个法字的,在此之前我从来也不知道法字是可以读成降调的,我想我要多看看港产片。你经常看她的书吧。他把脸凑了过来,但是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我只想睡觉,我一心一意地想要睡觉。然后他放弃萨冈。开始叙述卡夫卡,他在我的耳边喋喋不休。卡夫卡是什么?什么是卡夫卡?那三个字迷惑了我,让我不知所措。他怎么不去勾引别人?大概是因为我最小吧,或者我看上去最容易被勾引,他想用卡夫卡打动我?可是我不读他的书,我只读《西游记》,卡夫卡很难打动我这样的问题少女。我茫然地看着他,做出一副很弱智的表情。我看见美丽的徐娘在宴会上频频举杯,她们老气横秋。卡夫卡倾过身子,口齿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句名言:女人并不一定要守身如玉,但是一定要守口如瓶。这是名言,他又重申了一遍。女人们捂着小嘴儿吃吃地笑,但我不是一个徐娘,我还是一个学生,我的表情就很弱智,我睁着大眼睛,我很茫然。然后我喝醉了。我在酒精中回家,我摇摇晃晃地走过车站广场,我爬上了一辆奇怪的车,我发觉它实在是太高了,我的窄裙子束缚着我的腿,在我抬腿的时候,裙的开叉滑开,露出了我的腿。司机看着我,我不看他,我裹紧了长大衣,衣服的下摆终于严密地掩住了我的腿。夜深人静的晚上高粱打来了电话,我正在吃地瓜干,现在它是天然食品,包装精美,有益健康。你一直没有给我打电话。他说。高粱,你有枪吗?我问,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我可以什么都不说,但是我说了。我问了一个古怪的问题。有。他说。你有没有受过伤?我歪着头,川我美丽的牙咀嚼天然食品。你不能说这种话。高粱在电话的那头抽烟,虽然我看不见他的面孔,但是我听得见他抽烟时的喘气声,那是一种很煽情的声音,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连小偷歹徒什么的都没有碰上过吗?你只是扶老太太过马路,送迷路的小女孩回家?高粱又抽了一口烟,烟草味道已经通过电话线通到我的房间里来了。你今天晚上怎么不用在大街上晃来晃去啊?我今天在机房值班。高粱说,电话那头果然传来了电台的声音,有一个大嗓门的男人在说着什么,然后电话被打断了,我听到高粱也在用大嗓门说话,很快地,他又回到电话前面来了。喂。他温柔地说。你在上班时间打私人电话。我说,你们警长知道了会给你处分。沉默。我想也许高粱正在屏息观察着门。高粱你怕死吗?我说。我不怕,高粱说,可是我知道你很怕死。他小心地说完了这些话。他的话使我心情坏透了。我的确怕死,怕得要命,我比谁都要怕死,我想起了我的学校,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但是高粱知道,我开始害怕,因为他了解我的过去,提起往事,我才意识到,其实在他的面前,我一直都是赤裸裸的,我做过的和我想要做的,他都知道。我有些沮丧。我的小学,那时候有许多飞鸟和虫子,它们讨人喜欢地到处乱爬,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我坐在太阳下面,语文老师正在用难听的方言讲课文,他的眼珠灵活地在我们的脸上转动。我两只脚闲得发慌。书包带子垂在课桌下面,软塌塌的给我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就把脚伸出去踏在带子上,绷直了,马上就有了一种荡秋千的快乐。同桌的高粱全神贯注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从铅笔盒里摸出一只纸管子,罩住了一只飞来飞去的绿头苍蝇。然后就下课了。一只麻雀撞上了教室的玻璃,翅膀扑扑地响。坐在窗子旁边的男生一把就捉住了那个小东西。他挤眉弄眼地冲着大伙儿笑,紧紧握住那只恐慌的鸟,它正在拼命地挣扎。他小心翼翼地抓住了它的两只小脚爪,然后很动情地冲着满教室正在欢腾的男生女生笑了笑,慢吞吞地把麻雀举过了头,一下子就把它撕成了两片。他手里举着还在蠕动的鸟的大腿,血肉模糊。我的笑僵滞在脸上,我一下子就吐了出来,吐了一地。我的头像书包带子一样软塌塌了,周围都是呕吐物发出的气味,高粱面孔阴沉地下座位,不情愿地去拿苕帚,他是当天的值日生。扫完以后他就从我的铅笔盒里抢我的橡皮,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的头歪在了课桌上,眼巴巴地看着他。他耐心地把我的橡皮切碎成了小块,然后又放回到我的铅笔盒里去。我恨死了他。有医生要来给我们打针,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呢。他们说,男生要打在脑门上,以后就变成白痴,女生打在肚皮上,以后就不会生孩子了。他们交头接耳地讨论这件事情,模样很诡秘,当然也有好心的女生告诉我,她们准备下午逃到隔壁横街小学去。当然生不生孩子是无所谓的,那不是太重要的,只是打针会很痛,我打过针,我知道那种痛。那个下午我还是去了。整个学校都空荡荡的,校长正不知所措地在楼梯口徘徊,他好像并不想管我,我就一个人往教室去了。教室里也空荡荡的,只有高粱坐在那里,我昂着头走过去,坐了下来,我们先是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会语文书,教室里很寂静,除了他隐约的喘气声,只有鸟清亮的呜叫声回旋在树丛中。好像除了我和高粱,这地方再也没有第三个人了,然后我们都坐到靠窗的位置上去了,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校门口。好像已经过了很久了,没有人来上课,也没有人拿着针筒走近学校,我们都有点坐不住了。我问高粱,你怎么不回家呢?我不怕。高粱说,又转过头看我,你怎么不回家呢?我没有家里的钥匙,又没有别的地方去。我撑着头看窗子外面的天,天空很晴朗。他们要来给我们打针了。高粱说。你怕死吗?我说。高粱笑了笑,我不怕。他用力跳上了课桌,显得很威武。我怕。我说,我怕得都在发抖呢。那,我们走吧。高粱迟疑地说。于是我很快地就从教室的后门跑出去了,高粱紧紧地跟着我。我们来到了学校花园的一堵墙下面,墙上爬满了小蔷蔽花,只有红色和白色两种,墙的后面密密麻麻地成长着浦公英金黄色的花。他们肯定是找不到我们了。我吐了一口气,开始放松。整个下午我都在玩一种名字叫做《向前进》的橡皮筋游戏,我一个人,兴致勃勃地跳,累了,就在花丛中寻觅夜来香花籽,塞到裤袋里去,我想把它们带回家去种。高粱已经翻到墙那面去了,那儿有一条河,里面的河泥黑油油的,散发出一种成熟了的臭味道,还有探头探脑的泥鳅,我看见高粱捡来了两根树枝,他趴在那儿捞啊捞啊,但他什么都没有捞到,只有河泥不断地溅到他的脸上。然后我就升初中了。但是报到的第一天我就迟到了,我站在那张粉红色的纸前面,寻找着自己的名字,眼泪都要出来了。我的新班主任有着很慈祥的面孔,她的脸很滑,没有皱纹,她把我带进教室,我看见我的新同学们从书本中抬起头来盯着我看,窃窃私语。然后他们很客套地鼓了一会儿掌。我坐了下来,发现高粱坐在我的旁边,他文静地抿着嘴笑,现在他是我们班的体育委员。我在操场上闲逛,上课铃响了,我在潮水般涌向教室的人群中迷失了方向,我撞上了一棵梧桐树,我有一种花在盛开的感觉。没有人注意到我,我也没有立即地感觉到痛,我只是在看见自己流出来的血以后才哭了出来,鲜血像花一样绽放,铺天盖地。我模模糊糊地寻找我的同学,却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我躺在那里,觉得周围的声音越来越小,我好像要飞起来了。我想我要死了。高粱发现了地上的我,那个时候我正紧闭着双眼,头上很奇怪地开了一朵红花。高粱抓住我的头发,扛着我的肩,把我从地上弄了起来,然后他从体育室里推来了一辆旧自行车,让我坐到上面去。我上车,低着头,把红纱巾拉下来盖住了脸。高粱用力地蹬车,我的眼泪和血都蹭到了他的后背上。医疗室里有张旧桌子,上面还有没有擦干净的血迹,陈血和不断新鲜的血给了这张桌子非常瑰丽的色彩。那个清闲的年轻医生用粗长的针缝补我的额头,尖利的针尖穿透着我的皮肉,我还没有任何的痛觉,我只是怕,怕血再这样流下去,我就会死掉。我发着抖,嘴唇惨白。没事了。医生灵巧地穿针引线,安慰旁边显得十分着急的高粱。只是,剪刀放在哪儿了?他一手提着线头,一手到处翻东西找剪刀,高粱也到处翻东西,帮忙找。哦,在这里呢。年轻医生看到了剪刀,他一挥手把剪刀上面的苍蝇赶走,然后细致地用剪刀剪下线。那根线始终长在我的额头上让我烦恼,当它被快速地抽走后,我知道我光洁的额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上面有了一条隐约的疤痕。语文老师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他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我低着头,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于是他命令所有的同学念课文,他走到我的旁边,脸凑得很近。我不敢抬头,我只闻到一种强烈的臭,从他的嘴里散发出来。我的手无措地放在课桌上,那是一双白皙的小巧玲拢的手,现在它正在散发着热气,惊慌失措地动。一只粗壮的大手忽然抓住了那两只小手,粗糙的皮茧开始在柔嫩的手指上滑动。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但是我不敢发出声音,也没有挣扎,因为我很懦弱,我没有把手抽出来,我站在课桌的后面,倾斜着身体。我无助地看着他的脸,惊恐万分,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了,但我拼命地忍住,让滚烫的眼泪再变冷再回到身体中去。我已经站不住了,头在晕,眼前有金色的花在旋转,天旋地转,我想只要我死去了,一切也都会结束掉了。但是我没有,因为我很怕死。他在笑,眼白闪着光,那样的眼睛让我寒冷。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在上课,他是语文老师,但是现在他却抓着我的手。为什么会这样?他的动作开始粗暴起来,他盯着我的脸,反反复复地说,这个题目你怎么不会呢?这个题目你怎么不会呢?高粱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埋头念课文,他看语文老师,看我,最后一直凝视着我的手,那双手已经没有了血色,像死去了一样僵硬。老师,他突然说,你在干什么?语文老师的手迅速地离开了,他恶狠狠地瞪高粱,眼睛里有火。高粱开始埋头看书,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很多女人都会因为这种童年经历而有了障碍,她们一遍又一遍地洗涤自己的手、身体,洗得皮肤都要腐烂了,她们仍然以为自己不干净,也许在她们以后的生活里不会再有健康的爱情了,很难。她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样警觉地逃开爱抚的手.但这不是她们的错。我没有障碍,也许吧。我只是有一点儿恐惧。我换了一只手拿话筒,展开另一只手仔细地看,手还是很漂亮的,温热细腻,在灯光下有淡淡的晕。高粱你还记得你曾经拿小刀切碎我的橡皮吗?有这样的事?我不记得了。他说。那么高粱你还记得别的什么事情吗?沉默。我的记性不太好,过了很久他才说,我都忘记了。睡吧。他挂上了电话。我睡了,甜蜜地睡着了,我想明天就和高粱约会。我被雅雅的砸门声惊醒,她像一个泼妇那么砸门,她问我想不想玩新花样。她站在我的对面,化着新鲜的妆,暗香浮动。虽然我很累,但我也是一个喜欢新花样的孩子,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年所有该结束的都结束了,新生事物开始频繁地出现,我们心安理得地享受,应接不暇。我看见雅雅的背后,有一群男男女女正在探头探脑。古怪的游戏,与战争有关。我分到了一把枪,很像真的,我还穿上了防弹衣,非常不美。然后就开始了,他们飞快地进入了丛林,水泥和荧光粉做的热带雨林,在灯光下,也很像真的。我听见有人中弹,他发出了可怕的尖叫声。我站在原地发呆,茫然极了。我亲眼看着雅雅向我走来,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她停下,向我开枪,我的身体很重地震动了一下,她消失了。周围都是子弹划破空气的声音,我看见很多人在我身边跑来跑去,灯光发暗,每个人的脸都是绿色的,他们的牙齿闪着银色的光芒。我很茫然,我到处乱走,最后我找到一个角落,蹲了下来,我想我很安全,我不杀别人,别人也就不会杀我了。可是他们找到了我,他们仍然向我开枪,他们射中了我肩上的小机器,它开始声嘶力竭地喊叫。终于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雅雅帮我从电脑里抽成绩单,可是她嘲笑我,她说你穿那么窄的裙子,怎么跑得动?如果真打起来,你早就死了。我头痛,我对自己说,怎么办呢?我适应不了,如果真打起来的话,我不要自已被淘汰掉,尽管我跑起来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也许果真是因为我的裙子太窄了。我想起了高粱,我想起来他有一把真枪,但是他的枪不可以用来玩乐。雅雅拉我去看电影,雅雅说那是一个由Fà;国女人写的东方故事,自从我开过笔会,我就一直那么读法字。雅雅说那个女人的名字叫杜拉斯,她的故事叫《情人》。我说我不认识她,我不看萨冈,当然也不看杜拉斯,我已经看了几百遍《西游记》了。我们没有脸红,我们二十岁,我们还是处女,可是我们看到了男人和女人做爱,一点儿也不脸红,类似的东西在我们的周围跳来跳去,我们熟视无睹。我和雅雅一边吃非油炸类健康食品,一边讨论他们为什么做。雅雅说,那会很疼,因为她不爱,她只是为了钱,只为了钱,所以很肮脏,很疼。可是他给她洗澡,他们会洗掉一切,血,钱,欲望,一切肮脏的东西。我说。不对。雅雅说,有些东西是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我点头,我发现这比《西游记》深奥,我一直想从孙悟空那里找到爱的痕迹,他怎么不爱女人,美女他也不爱,他谁都不爱,是有人限制了他的爱?还是他的理想限制了他的爱?二十岁的雅雅和我严肃地讨论了钱与性的关系,在我们的问题少女的时代,我们讨论得很隐晦。最后雅雅说,总之,那是一件很肮脏的事情。我们对视了一眼,满意地点点头。我在很多年以后才发现,所有年长的男人都喜欢给他的小女人情人洗澡,他们想要洗去什么?时间?或者罪?然后就是夏天了,我仍然没有找过高粱,我想是因为我太忙了,我总是有很多书要念,我就像一只勤奋的虫子,不断地把东西搬来搬去。我也不知道雅雅在干什么,我听说她有了新的男朋友。她梳了两条麻花辫,戴着有黑色边的男式帽,她把帽檐压得很低,她穿着亚麻布的直简短裙,她纤细的腰际松松地系了透明的带子。她把脚架到栅栏上,然后我们城市里一辆漂亮的涂着彩色马匹的城市猎人靠近了她,就像神话一样。我想一定是雅雅主动地吻了玻璃窗后面的年轻男人,虽然她是一个风光的电台DJ,她被所有听电台的男人性幻想,可她终究是一个小女孩。我猜测雅雅坐在那样的车子里被安全带捆绑着,就像一只五花大绑还手舞足蹈的猫,必然地,雅雅和她的情人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会酿造车祸,她的情人的三根手指必然会被压缩成为两个?一个?然而一切都没有发生。雅雅在一个小时之内爱上了她的情人,他们的爱情在高速公路上开始,超过140码了吧,车子盲目地向着前面飞,急切、没有目标地,但是没有人会注意到的,上了这路,慢也是慢不下来的。出了这城市,你没有约束了,你的情人轻松地驾驭着你就像轻松地驾驭着车一样。你忘了你要的爱情了?你忘了你要的婚姻了?我们都知道从古到今钱权终是重要的,只是,雅雅你怎么忘了,你曾经对我说过那是一件多么肮脏的事情啊,原来你一直都是口是心非的。直到一切都已无法改变,我才知道事情发生了。我再也不会上街去看女人了,我的年纪越来越大,我爸把我弄到宣传部去做了一个真正的机关公务员。我所学的计算机专业,它们一点用处也没有,我所学的一切,除了五笔字型,它们全部都过时了。我越来越忙,我每天都穿着黑色的制服出人电梯口,我脚步匆忙,文件夹里装满了公文。一直没有高粱的消息,他不给我打电话,也不回我的传呼,我很担心他,我知道他一直都是很潦草的,所以我担心。我爱上了高粱么?不顾一切地爱上他了?只是因为我在大街上见了他一面,我就爱上他了?还是因为那种爱陪伴着我的成长,所以我珍惜它。我不知道。下雨了,天气潮湿,我给高粱打电话,这一次他消失得太久了,我想他又会在机房值夜班吧,他的运气一直都是很好的,他从没有碰上过不法之徒,也没有执行过特殊任务,他只是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过几年他就会平安地调去派出所,管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他们告诉我高粱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调到管理高速公路的路警队去了。那天天空很晴朗,阳光明媚,但是他和他的车冲出了高速公路,他们撞坏了护栏,栏杆很昂贵,他们撞坏了很多,他们滑行得极快,停也停不下来……我放下电话,我开始颤抖,我又重新体会到那种要死去了的恐惧,但是再也不会有男孩子的眼睛沉默地看我,让我安静下来了。原来这么多年以来,我始终都没有逃脱过那种被遗弃被伤害的梦魔。我深深地怨恨自己,全都是我的错,是我的错,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了,我知道他已经走了,从那一刻开始我才知道原来我所有的支柱都是他,原来我一直都是爱着他的,然而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我疼痛,疼痛极了,我哭都哭不出来,喊都喊不出来。他是我的初恋情人。窗子外面的空地里,有我当年种下的夜来香,她们挤在钢筋水泥的中间,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夜晚的大空中,我看见星星向我眨眼睛,繁花似锦。

有些事情是从一开始就知道结果的,就像我的第一次恋爱,我曾经有过无数次恋爱,每一次我都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迫切地想做一个坏男人的最后一个女人。可是每一次都会结束,很快,我从来就没有耐心重复我做过的事情,尤其是恋爱,所有的恋爱都只是在幸福中痛苦,或者在痛苦中幸福,我有什么必要让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幸福或痛苦呢?我不想做坏男人的女人,不想做好男人的女人,不想做第一个女人,也不想做最后一个女人,我什么都不想。而且要去分辨一个男人的好坏,根本就没有道理。于是我现在的恋爱,连结果也没有了。我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十五岁时候的那个电台DJ是我的初恋惰人,那些认为显然是错了。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件事情了,那时候我真的还是一个孩子,我从早到晚地欺骗他,心安理得,于是那不是爱,真实的状况是,如果我爱那个男人,我会尽量克制住不去欺骗他,也许很偶尔地,我说些谎,我解释那是一种轻度的精神病,很多时候我无法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有时候幻想中的东西会跳出来,变成真的,把我自己都骗过了。我曾经用一天的时间来思考我写作的理由,活下去的理由,我显然是有些走火入魔了,当我思考到最后,回到什么都毫无理由的时候,我停止。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恋爱,婚姻,生活,一切都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思考过了,我为什么要活着,这个问题折磨了我很久,直到我父母站出来解释,他们说,就像你出生和死去都无法选择一样,你活着,因为你必须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没有你这个孩子,他们说,我们会孤独,会觉得没有意义,于是我们决定要生下你。我们从不怕自己死去,可是我们怕你死去。那真是非常残酷的,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父母就对我说,我们怕你死去。我的局限在于我有最爱我的父母,他们为了要我活着,把精神支柱拿出来做理由。可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恶毒地认为,生孩子是一种自娱自乐,是违背自己必须死去,是想让自己生命延续。可是生过孩子就会知道,什么都理解错了。于是我不去想孩子,不去想婚姻,不去想恋爱,到最后,爱情只是在我无法选择的生活中,自个儿找的一点乐趣。原因在我,从一开始我就是绝望的,我曾经妄想爱情能改变我,我哭了,笑了,我快乐,我堕落,我思念,仇恨,焦灼,充满欲望,我想彻底死去,可我错了,我看待生命都是绝望的,我还想怎么样呢?我的苦闷不是没有人爱我,而是我什么人都不爱,即使强迫自己去爱,还是不爱。所以我真不知道以后要怎么过了。——《一直单身下去的理由》梅花在常州做过一个主题派对,名字叫做“我们很IN,如果你不喜欢,你就很OUT,EQ很低,不再是很Q的新人类!!!”我们都对梅花说这个名字太长,而且攻击性太强,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果然,那个夜晚的十一点一刻,音响烧起来了,不是那种形容人亢奋程度的烧,是真的烧起来了,燃烧,火花,白烟雾,哗哗叭叭狂响。梅花穿了一件蓝衣裳,我没有看她的脸,我只看得见她的蓝衣裳。音响烧起来了的时候,我们都傻了。中间是一段空白,因为我已经不太清醒了。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坐在梅花的房间里了,梅花客气地让我不要烦她,于是我就很识大体地和乐队出去喝红酒了。我高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高兴,这样的高兴只在1994年出现过一回,那一年曹威来了,边唱边问,想什么呢?那次的运动是雅雅做的,雅雅为了省钱,找了个三流舞厅,而且雅雅为了省更多的钱,连那个三流也没有全部包场下来,于是舞厅就合情合理地卖了很多舞票出去,于是曹威只唱了一小会儿,舞客们就自动地跑到舞池中央舞蹈起来了。于是我就高兴,高兴极了,过了这么多年,我再也没有像1994年那么高兴过。当时我们有很多人,当时我们的人都在做艺术,有个艺术女人就站在我的旁边,说,我要回家去笑。我虽然高兴,可我认为笑是不必要的,于是我对她说,你回家笑什么?你要笑就在这里笑好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些往事啊,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记得我说过的这一句话,其他的,我都忘了。我怎么了?1999年,朴树来了,这次的运动是雅雅的妹妹做的,雅雅的妹妹用了一种“企业搭台文艺唱戏”的策略,于是雅雅妹妹省了比雅雅还要多的钱,虽然省钱,也有缺点,那就是运动不再是运动,它成为了一台周年献礼工程,然而雅雅妹妹还是对的,对极了。我们都长大了。在雅雅去广州前,我们曾经计划过要做一个“红”的主题派对,因为我在21岁的时候写过一个名字叫做《红》的小说,可是它出现的时候却叫《告别辛庄》了,后来我就又写了一组名字叫《红》的实验散文,可它出现的时候已经叫《古典爱情》了,雅雅很同情我,;雅雅说,即使你再写一个名字叫做《红》的小说,你再写一个名字叫做《红》的实验散文,到后来,它们必然会被改为《白》或《蓝》什么的。于是我们就开始筹备这个命名为“红”的不卖门票的派对,我们只要求所有参与者都有正当和健康的职业,我们希望他们自由发挥,或穿红戴红,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可是第二天雅雅突然跑到广州去了,她连一件衣服也没有带就走了,她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我百思不得其解,想想自己一个人,孤立得很,就此心灰意冷,什么也不想干了。后来迎春花替代了雅雅的位置,她每天都打一个电话给我,让我从床上爬起来,写点什么,如果我不接电话,她就会发一个传真过来,让我接电话。迎春花在电话里说她们电视台要做一个名字叫做“非常单身男女”的相亲活动,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相亲,或“非常关系”,或“非常三角”,或“非常情爱”,什么什么。这是一台互动式的晚会式的大型活动,迎春花说。我说,你们搞,关我什么事。迎春花说,是这样,我们节目部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摄像和保洁员,我们全部都出动了,我们积极地发动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可那些小家碧玉们,她们谁也不愿意出这个丑,那么,迎春花愉快地笑了一声,说,你就露个脸吧,观众们看了叫好,你又可以扬名,同时你还可以找到一个丈夫。一举几得啊。迎春花说完,又愉快地笑了一声。我很吃惊,我不敢相信我的朋友会这么没心没肝地卖了我。我说,啊?迎春花连忙又说,有钱有钱,有很多钱,我们开过会了,你来我们给钱。我更吃惊,我更不敢相信我的朋友已经把我给卖了,并且卖了个好价钱。我说,啊??迎春花在五分钟之内来到了我住的楼,她坐在我的沙发上,连续不断地说话。她看起来激动极了。我递给她一杯冰咖啡,然后我就看到那杯咖啡在她滚热的手掌里沸腾起来了。她都要哭出来了。我安慰她,我说你的节目不可以叫“非常单身男女”,因为那是一个台湾名字,他们已经用得很出名了,别的地方台可以用但你不能用,因为你是一个新知识女性,应该有道德观念。迎春花感激地点头。我又说,你千辛万苦做这么奇怪的节目无非是想得到提拔,可你已经是文艺部主任了,再往上还有什么,你要做台长吗,变成一个浓妆艳抹的老女人,穿着黑色的厚丝袜,衣领上别一个硕大无比的金银花胸针,每大早晨八点半坐在市政府一号楼的大会议室里开会?迎春花勇敢地点头。我说那么我说完了。迎春花说,你真会思考。我说当然,我就又想起了我在宣传部的生活,我始终都认为我长期从事的宣传思想工作对我的成长真有好处,我思考得多,所以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可是我又思考得不够多,所以我到现在还不是领导。雅雅说过,你每天都只要文件发发,横幅拉拉,标语画画,笔头划划,你还有什么烦恼啊?我思考了一会儿说,确实没有什么烦恼,惟一的烦恼就是我每天都吃得太饱了。雅雅你很压韵。可是我一直在想,我们的思考方式长期以来都是苏南农村式的,我给我的每一个苏南朋友做过河的题目时,他们中的百分之九十五选择了从牢固的绳索上滑过去,书上说这是严重的性压抑,他们中的百分之五选择了从木头上慢慢地爬过去,书上又说那么除性压抑外的其他都是性冷淡。而且很多苏南女人都这么认为,上海男人奶油,北京男人不洗澡,当然这是很不正确的,因为北京男人也有一部分奶油,上海男人也有一部分不洗澡,所以只有做了上海女人或北京女人,才能真正理解奶油和洗澡的关系,当然那并不难,现在每一个女人都很自由,她们可以自己选择,做什么地方的女人。总之,我们和我们的城市都充满了顾虑,我们有精神危机,我们阴郁,思考和行为方式总是很怪异。那么,迎春花茫然,你到底来不来啊。啊?我说,哦,我不来。迎春花主任勃然大怒,拂袖而去。迎春花在早晨九点打来了电话,那清脆的电话铃啊,它在我的梦中成为了巨响。迎春花说她改变了主意,因为她昨天深夜回家翻到了一本海派时尚刊物,里面有一篇描写主题派对的文章。看了之后,我非常有感觉。迎春花说,首先,我的节目必须从一台纯粹的相亲活动也变成一个主题派对,它的名字不再叫做“非常单身男女”,现在它叫做“男女都要”。第二,我仍然这么说,你要出场,我仍然这么说,我们会全场录摄,但我们只在暗处安排人拍摄,你放心好了,我作为我们台的文艺部主任,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们绝不会拍到你的脸,你的脚,你的背影,任何有关你的图像。第三,你要做一份有标准答案的问卷,我们要在广播电视报上全文刊出,以选定高素质高智商的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参加我们的这个主题派对。我抱着电话坐在床上,不知道说什么好,我问自己,有什么问题可以测定一个人的素质和智商?于是我拖延了几天,然后请追上门来的迎春花坐在客厅里喝茶,然后我坐到我的电脑前面,开始写点什么,我坐了两个小时,最后我找到了一本《书城》杂志,我把他们启思录的第38号题目送给了迎春花。有机会往未来世界旅行一年,时代任择,回来后可保留全部知识,只是不许带回任何物品,而且有五成概率死亡,您会去吗?我的标准答案是,如果回答去,就人选,如果回答不去,就淘汰掉。迎春花主任愉快地接受了。我在现场给叶叶打电话,我问叶叶有没有参加过相约星期六。叶叶说,什么?什么?我的周围有很多很多人,每一个人都在说话,于是我抬高我的声音,我说叶叶你有没有参加过相约星期六?叶叶说他只是做过亲友团,可是他在那一天比男主角还要帅,结果对方亲友团看中了他,并且决定把女主角配给他,可是主持人制止了这一切,他们说那违反了我们相约星期六的规定,以后亲友团不可以太帅,这是我们的新规定。他们说。我笑了一笑,然后问他,那么任何一个有关单身的派对呢?你有没有参加过?叶叶说,发生了什么,你怎么会问这些问题,你在什么地方,你好勿啦?我很小心地装傻,我说,什么?什么?我喜欢所有上海男人的声音,他们会在电话里问我,好勿啦?我要感谢梅花,那次的音响烧起来以后,梅花让我不要烦她,我就和梅花带过来的叶叶出去喝酒了。叶叶在酒吧里问我怎么看他的音乐,那个时候我已经喝了很多很多酒了,于是我很诚实,我说叶叶在技术上还是很熟练的。叶叶沉默,然后他悲凉地笑了一声,然后他反反复复地说,技术?熟练?他真令我紧张。然后我们说了点别的,叶叶说他的一个朋友刚刚死了,死了以后还变成一个好看的鬼到他的梦里去和他说话。我发现我有一点点喜欢他。我的感情经历的确是很奇怪的,很多女人都是从喜欢艺术的无业者开始,年纪大起来,她们就去喜欢先富裕起来的那一部分,最后她们选择下嫁的通常就是一个诚稳的公务员。我却把什么都倒过来了,我自己是个公务员,可我不再是了,年纪大起来,我就把所有的男性公务员都改名字叫小虫,无论他是不是我曾经爱过的,他们的名字都叫做小虫,然后我和富裕的男人们出去吃饭,当他们的肚子和事业一起飞黄的时候,我离开了他们,最后我爱上了无业者,他们在2000年以后还会是长头发。过去了的一年,是新生代最热闹的一年,那些新新人类们,他们是太阳,他们说世界归根结底不是你们的。新新人类的生活就是剃最简约的发式,比如板寸;穿最简约的鞋子,比如黑布单鞋;吃最简约的饮食,比如吃素和喝白开水。叶叶留着80年代初的长头发,除了吃素和喝白开水,他的一切都逗留在SO年代,不过他也有优点,他有些唯美,因为他给他的乐队起名字叫做——蝴蝶。我希望他健康和平安,因为所有唯美的男子都不平安,我在很多年前有个朋友,他忠于爱情,喜欢张爱玲,有轻度的幻想症,后来他走路把脚走成骨裂了,我的朋友都去机场送我的时候,他来不了,他们说他躺在医院里,脚上打了很多石膏。叶叶说他参加过一个“品味单身”的主题派对,叶叶说他收到传真的时候,有一种很黑暗很耻辱的感觉。叶叶说他在那个派对爱上了一个放荡极了的女人,那个女人一直坐在他的身旁优雅地吐烟圈,可是他放那个女人走了,叶叶说我不要和她做爱,像许多一夜情的开始,我并不期望故事按照这样的步骤去发展,我所表现出的挑逗只是为满足我暂时的空虚。我想爱她。我打了个哈欠,然后关电话。我蹲在地上,其实我为了避免被摄影机拍到,一直都蹲在地上。我的织锦缎旗袍已经非常皱巴巴了,我所有出场的衣服,它们都是旗袍,它们惟一的缺点就是不能蹲和坐,我崭新的织锦缎短旗袍啊,它是我在宣传部一个月的工资,可是它已经皱得像一朵花了。我穿了旗袍以后就再也没有在我爸眼前出现过,因为我总是花掉了很多钱,却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天涯歌女。我爸已经很烦我了,他说他再也不想看到我,因为我骗他说,我辞宣传部的职是因为我要调到文联去做专业作家了,我爸愉快地相信了,同时他愉快地敦促我尽快办手续离开宣传部。但到最后我果真高高兴兴地辞了职以后,我才知道现实是那么严酷,组织是一个老男人,委身于他的时候,是那么厌倦他,仇恨他,但是离开他了,却总会惦记起他的好来。于是我知道我设的局总是不高明的,我总是连男朋友都骗不过,更不要说是去骗经验丰富的我爸了。这时候一个在电视台做“午夜唱片街”节目的男人向我走过来,我仰着脸看他,他马上也蹲下来,蹲在我的旁边,他说,嗨。于是我就白了他一眼,我的观念是,男人只要以为这个女人是有上床的可能的,就会花费时间和精力与她搭话,如果那女人是得不到的,那么她就是个贱货,但如果那女人是能够得到的,那么她就更加是个贱货,于是我为了避免做一个贱货,从来都不与男人搭话。他一直都蹲着,看我的侧脸,因为我已经不把正脸给他了。我们的上方就是灯光师和摄影机,他们一直在低声地斥责我,要我离他们的电线远点。开始了。迎春花彻彻底底地欺骗了我。我蹲在她就座的沙发椅后面,我听见她与一个男人在交谈,那个男人呼噜噜地喝水,在水中他说,我弄来了十六个呢,然后是迎春花的声音,她说,我只弄来了一个,但是这一个会非常管用,然后是笑声一片。于是我就站了起来,我的头把镜头全部都挡住了,但是我没有顾虑,我相信他们只能拍到我的后脑,那是一个漂亮的后脑,黑头发,长及腰际。我看见前方有一个金碧辉煌的舞台,上面已经坐了四男四女,男人普遍太矮,女人普遍大丑,还有两个节目主持人,普遍太胖。迎春花从我的旁边奔跑过去,她抓着四支枝叶有点秃的红玫瑰花儿,植绒布料,落满了灰,女嘉宾们只要用鼻子一嗅,灰尘就会蓬出来,在强烈的灯光下变成四团颜色有些脏的迷雾。那些花迅速地从男人的手里到了女人的手里,果真是每人一朵,果真是她们一嗅,灰尘都蓬出来了。突然,灯光全部都打过来,把我罩在了一个明亮的光圈里面。我越来越热,而且开始生病,我了解那些疾病,它们不会很严重,起初的症状还只是一天到晚地妄想,比如坚信自己是还珠格格,到后来,也只是间歇性地思维空白,比如,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最后,才会彻底地思维混乱,比如,现在我所看到的一切,所有动着的,呼吸着的生物,他们都很该死。我想现在我很混乱,他们都很该死,我混乱极了。混乱过后,我镇定了一下,我环顾四周,敏锐地发现整个现场安置了不下于五台的摄像机,以及不少于二十个的便衣新闻工作者。太胖的女主持人向我走来,她的话筒线像蛇一样爬行,她说,我们来问一下这位小姐,你没有结婚吧,小姐?我有点目瞪口呆,我说,啊?她又问,那么你认为你未来丈夫的身高和年龄是不是很重要呢?我仍然目瞪口呆,我仍然说,啊?迎春花在暗处,她小声地提示我,快说快说啊,我向你保证,我们安排你出场只是为了现场气氛,我保证,我以主任的名义向你保证,我们做后期的时候一定剪掉你的镜头。迎春花说完,从暗处的下方伸手过来拉我的旗袍,镜头上就出现了一个奇异的女人,她的两只手都闲着,可是她服装的下摆在蠕动。此时,“午夜唱片街”男人从我的旁边跳了出来,他一出现,顿时掌声雷动,还有几个很酷的女孩子,、她们尖叫,试图越过重重的座位,到他的面前,亲吻他的脸。他深情地望了我一眼,缓慢地走到了舞台中央,摆出“午夜唱片夜”的片头动作,然后遥远地望着我说,我喜欢吃饺子,你呢?我已经来到了大厅的外面,这是一个五星级的东方酒店,地形极其复杂,没有地图我是绝对走不出去的。果然,我走来走去,就是找不到出口。十年前我们的城市建造了一个全亚洲最大最好的影城,在那个影城里面,只要沿着灯打在地面上的颜色走,就会到达要去的地方,那些颜色不是画在或映在地面上的,它们是灯光的影子。可那是十年前了,什么东西过了十年都会败落,更何况他们投资错了方向。影城先后从事过酒店业、旅游业、时装美容业,然后是游艺厅、饺子店、西餐厅、淮扬莱馆,到最后,它就是倒贴钱,也没有人愿意与它合作了。就像一个年轻的美女,如果男人给她钱,她把钱全部用掉而不是存在银行里,那么一过了十年,她的脸不美了,就会败落下去,到最后,再也没有一个男人给她钱。我走了很多路,可是我越走越暗,我一个人,穿着七寸高的高跟鞋,在坚硬的地面上走,多么寂静啊,我听得见自己的呼吸。最后我来到了一个圆弧的走廊上,尽头是一个房间,我充满了欣喜,我走过去,推开房门,却发现我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而且我再也找不到我出来时的那个大厅了。这样的情况在我的一生中只出现过一次,那是很久以前了,雅雅给我画了一幅画,她要我晚上去拿。我与雅雅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她的家我从七岁开始就经常去,一共四幢楼,她家是左边过去,第二幢,五楼。那个夜晚,我去拿我的画,雅雅的家是旧式房子,楼道里没有灯光,我要去就只能摸着黑跟着感觉走,但我像熟悉自己的家一样熟悉雅雅的家。我到了五楼,砸门,这时候一个老太太出来开门,她的脸像纸那么白,她说,你找谁?我说我找雅雅。老太太说,这里没有什么雅雅。这时候对面的门也开了,一个年轻女人,她的脸也像纸那么白,她说,是啊,我也从没有听说过有雅雅这个人。我客气地说,对不起,然后我下楼,她们站在楼道上看着我下楼梯,静静地,像死那么寂静。我下到三楼,然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楼道里没有灯光,她们出来的时候我却看得见她们的脸,只是像纸那么白,却没有脸的轮廓,没有鼻子,没有嘴,只是知道,那是一张脸,惨白。但是我不死心,我站在楼下面的空地上,我仔细端详了一下那四座楼,我对自己说,也许我刚才走神了,所以上错了楼,于是我再次上楼。这是我小时候的故事,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不太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什么都不在乎,我不在乎活着,也不在乎死掉,我闲得太无聊就会说我要去死,因为我一直都是个问题儿童,我从小就知道怎么标新立异,当我说我要去死的时候我母亲就被吸引过来,她放下了一切手中正在做的事情,她惊恐地抱住我的头,把我紧紧地按在她的怀抱里,那时候我是最恶毒的,我一直都认为,我要挟父母惟一的方法,就是去死。我上到五楼,砸门,我砸了半天,没有人出来开门,我砸了半天,并且大喊大叫,连白纸一样的老太太和年轻女人都没有出现。我下楼,在黑暗中,我被一辆庞大的自行车撞了一下腰,那辆自行车是突然出现的,刚才还没它呢。然后我给雅雅打电话,我说,雅雅你搬家了?雅雅说,没有啊?我一直在等你,你怎么还不来,我甚至开了门等你,怕你看不清楼梯。于是我停顿了一下,说,雅雅,我就在你楼下,还是你下来吧。沉默。雅雅突然尖叫了一声,不,我绝不出来,我们白天再见吧。我还是走来走去,越走越恼火,我还是没有找到出口。最后我找了一面墙让自己靠上去,我想到了我可以打电话,我可以请求大厅里那些选择去未来世界旅行的男男女女们出来找我。可是我的电话啊,我发现它没有讯号了,我疑惑不已,我对自己说,我现在在地铁里吗?最后我进入了一个很破旧的房间,这是一个五星级酒店,但是在它拐弯抹角的地方,有一个很破旧的房间,水泥地,没有窗,却有一架电梯。我没有按钮,真的,我发誓,我什么钮也没有按,电梯门开了,出来了一个男人,穿牛仔裤,蓝T恤,背了一个硕大的包,我肯定我不认识他,可是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赶紧钻到电梯里去,这是一架像房间那么破旧的电梯,这个运载人的箱子,它的铁皮已经锈迹斑斑了,它的指示器上写着的最大的数字是,五十七层,可是这幢楼,这整幢的楼也不过十层。这是一个旧式的酒店,占了很多地,有园林有桥,有山有水,水里有红鱼,所以它永远只有十层,只是十层。我很愤怒,我痛恨这架写了那么多密密麻麻数字的电梯,它要干什么?我蹲在窄小的空间里,想要大哭一场。可是我一低头,又发现电梯的地面上有可疑的血迹,我马上就坚强地站了起来,我使自己迅速地离开了那一堆深颜色的渍迹。我到了一楼,多么奇异啊,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天色很暗,空荡荡地,没有一个人,可是我相信有很多动物的灵魂在游荡,我的观念真是很奇异,我所有信神的朋友,他们都认为动物是没有灵魂的,可我相信神,也相信动物是有灵魂的。所以他们气愤极了。他们要我多读书,多思考,才不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天暗了,开始下雨。雅雅说她最喜欢一首名字叫做《夜半惊魂》的港台歌曲,不知道谁的歌,用广东话唱,说的是一个女人,在晦暗的夜半回家,有男人跟踪她,这个女人就唱,你不要想来搞我。可是那歌很奇怪,它毫无理由地快乐,唱歌的女人完全是不要来搞我的意思,唱出来就会变成完全的来搞我吧。我所有的女朋友,她们都会唱那一句,天晦晦灰暗暗。所有的港台歌曲都很奇怪,就像有一个很清醒的女人在她的歌里唱“我HIGH过了头”,可是我们谁也没有因为听了她的歌而HIGH过头。真奇怪。我往外面走,就发现我走出来的房间原来是这个酒店的厨房,那么我刚刚乘坐的电梯,它一定经常用来运载水果和食物。所有的酒店,它们最好看的就是大堂,大堂里有很多装饰材料,很多灯光,很多香气,很多鲜花,很多美女,还有很多钟表,尽管展示那么多不同的时间是很不必要的。而所有的酒店,它们最不好看的就是厨房,厨房里有很多动物尸体,皮肉,污水,胖男人,所以它总是被安排在楼的背面,最偏僻的地方,秘不示人。牛排是美的,可在它还没有变成牛排摆好花式端上桌前,它就是一堆血水的烂肉。厨房是一个制造美的地方。我从厨房中走出来了。外面在下雨,雨越来越大,落到我的头发和脸上,但我只惋惜我的衣服,我一直都认为衣服要比我贵,穿坏了它我会非常痛苦。一这时,一辆神秘但可爱的出租车开过来了,一个男人跳下车来,往酒店的方向跑,他很快就跑进大堂里去了。我也跑起来了,我靠近那辆车,拉开车门,把自己扔了进去。我喘了会儿气,捋头发,掏面纸出来擦衣服,然后擦脸,司机一直在用奇异的眼神看我,我擦完之后也开始看他,他太白,长得像女人,而且他的音响里在播放一个很清醒的女人的声音,那个女人说,我HIGH过了头。我们走吧。我说。对不起。他羞答答地小声说,刚才那个乘客还没给钱呢。我同情地看他,我说,你应该知道的,每个酒店都有很多后门,而且它这么大,人进去了,你会找不到他。他一下子就打开车门冲进雨幕里去了,我发了一会儿呆,他的音响还在唱,他的座位还温热着,他的钱箱里还放着现金,他的车钥匙还在晃荡,上面是一个钢圈,再普通不过了。我对自己说真奇怪,他就这么扔下我,和他的车,离开了?我想起来很多年前,我和雅雅在南京时,我们也遇到过同样的司机,他把我们都扔在车里,跳出去了,我和雅雅面面相觑,因为那个时候雅雅已经考到驾照了,可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干,我们安静地坐着,轻微地呼吸,等待他归来。男人们总是很冲动,他们的冲动通常是无意识的,却打动了女人,因为她错认为他信任她,于是女人会为了他的信任而发誓永远都要做一个好女人,即使她曾经是个非常恶毒的女人,她不断地做坏事情,她也会因为男人的信任而变得善良。女人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以后,就会端庄地坐好,并且期望自己一辈子都这么端庄下去。我端庄地坐着,感激他对我的好,车窗上已经白茫茫的一片,刮雨器不停地动,可车窗还是白茫茫地,是我呼出去的气,凝成雾,遮住我的眼睛。司机回来了,淋了一身雨。等很久了吧?他说,对不起。没关系。我说,然后问他,找到了吗?找到了。他说,在一个IC卡电话机的旁边。钱呢?要到了吗?那小子,他居然说他没钱!司机声音大起来,恶狠狠地说,他说他没钱,我差一点揍他。那么后来呢?我们对峙着。司机说,我差一点揍他。再后来呢?从电梯里出来了一个孕妇,他走过去,问她讨了二十块钱,算是付清车费了。司机说完,喘了口气,发动,掉头。一个男人,身上居然会一分钱也没有。掉过头以后,他又说了一遍,我真差一点揍他。我记得那个奔跑的男人,他穿着一件白衬衫,皮鞋,腰间有一个明明白白的中文传呼机,可是他一分钱也没有。出租车把我带到了念儿工作过的西餐厅,他没有要我按照计价器上显示的数字给他钱,他说,你看着给吧。真是一个聪明男人,他使我为难。我要了一瓶葡萄酒,两份牛扒,一份苹果派,一份洋葱圈。我把它们都吃下去了。然后我在疼痛和酒精中开始回忆念儿,念儿在最落魄的时候坐在商场的台阶上吃过盒饭,念儿在最得意的时候坐在阳光海滩独自享用过一套法式大莱。念儿和我不一样,我永远也不去吃盒饭,也永远不去独自吃一套大餐,我坐在我的房子里,月初我吃米饭,月末我还吃米饭,总之,这样的旧子我还要过下去,我的细水长流的日子啊,它总是过不完,还是过不完,而我却觉得,我的一辈子都过完了。旁边有四个孩子,他们都只是孩子,可他们多么奢侈啊,我相信那两个男孩子用父母的钱招待他们的小女朋友,可我没有恶意,我喜欢他们,像他们那么简单的生活,简单的爱情。可是到后来,他们开始不停地看我,他们的声音那么张扬,他们说,就是有那样的女人,她们总是过得很舒服,她们有钱,她们有很多空,她们出来吃吃饭,跳跳舞,找找男人,她们打扮得那么妖。我已经哭都哭不出来了,我对自己说,我没有钱,没有组织,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我的第一个女朋友生病了,我的第二个女朋友去广州了,替代她们的女朋友欺骗我,而且我开始发胖。这时候感应器开始亮,雅雅去广州前送给我的感应器,那是一只兔子,眼睛开始红,就有电话要进来。以前我们都喜欢拈着手提电话的天线,晃它们玩,因为我们很单调,没有娱乐,雅雅晃坏了我的天线,它从手提电话上脱落下来了,断成很多碎片。我就开始哭起来。念儿和雅雅都很吃惊,她们说,你为什么哭?我们赔你一根天线好啦。我说我的电话是我爸送给我的二十周岁的生日礼物,我用了很久了,从来没有坏过一点点。她们伤感地看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雅雅去广州了,她送给我一只感应器,她说还记得吗?我弄坏了你的天线,可是无论如何我都补偿不了你了,就送你一只兔子感应器吧,朋友的礼物。那是一只兔子,眼睛开始红,就有电话要进来,我接电话,我一听到他说,好勿啦?我的眼泪就滚滚地流下来了。

Peaceroad在环市路上,有很多硬木椅和方格桌布。我们还看到了一支乐队的演出,他们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我和我的女朋友坐在一起,那是很怪异的感觉,很久以前她来到了广州,除了她做的节目偶尔会卖到我们的调频电台,没有任何她的消息。现在我们坐在一起,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自己的城市,我们还是在老地方,坐在一间小酒吧里,无所事事。她坐在那里,抽很多烟,喝很多酒,我为她担着心,但我说不出来,我只是注视着鼓手的手指,细棒翻滚得很快,出神入化。我去洗手间,我看见一个孩子,深褐色的头发,背着双肩包,对着手提电话絮絮地说话,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发现我和一切都格格不入,酒吧,酒吧音乐,还有酒吧里打电话的孩子。褐色头发的孩子和她的父母一起出去了,她走在最前面,什么都不看,仍然背着她的双肩包,从我的身边走过去了。酒吧外面有露天的座位,惨白的塑料圆桌和圈椅,围在木栅栏里面,木头已经很陈旧了,缠绕着绿色的枝蔓,都不是真的。广州深冬的夜晚也这么寒冷,没有什么人再在外面,这里却坐着很多人,夜了,看不分明他们的脸。走过那些栅栏和桌椅,他们中有人说广州话:“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好吗?”我走开,没有搭理他。他又用普通话问了一句:“你的电话号码?”我已经走到大街上了,我回头张望,什么也看不见,只有Peaceroad的灯火,繁花似锦地闪着亮光。晚上很冷,没有人会坐在外面。——《从这里到那里·Peaceroad》我打电话给幸福,我问他小念好不好?幸福说小念死了,它不吃饭,后来就死了。我不说话。幸福又说,小念太小了,很难养活。我仍然不说话。幸福说他12月7号的飞机到上海,他开完会,就来看我。我说我知道了,然后我挂电话,我的手里拿着我的机票,12月6号,飞广州的机票。我开始收拾我的行李,我带给雅雅一盒罗卜干,她说她想家乡的罗卜干都想疯了,还有葱花小馄饨,如果不太麻烦,她希望我能够端一碗过去,她会在机场等。我说那不行,安检不会让我端着汤汤水水的一碗馄饨登机,而且飞到广州也已经凉了,两个小时啊,什么都凉了。那么,雅雅说,你就带点有江南风味的工艺品过来吧。然后她问我,我们有什么?可以送朋友们送得出手的工艺品,苏州有苏绣,无锡有泥人,宜兴有茶壶,常州有什么?我说常州有宫梳名篦,还有一座贞观年间的天宁寺,要不要搬过来?空服是一个很帅的男生,可是他心情很坏,看得出来,有人问他要水,他恶狠狠地说,没有。有人问他要面纸,他恶狠狠地说,没有。我怯怯地看着他,我希望过会儿送餐的时候不要是他,然后我闭上了眼睛。然后我听到一个女人哭泣的声音,我解开安全带,站起来,往后面看,一个孕妇,她抱着自己的肚皮,哭得越来越厉害。有人拍我的肩,让我坐下,系好自己的安全带。我回头,看到了那个恶狠狠的空服,我很乖地坐下了。在两个空服的帮助下,孕妇停止了哭泣,可是她昏迷了,空服们架着她往前舱走,那时候飞机刚刚飞了几分钟,我不明白,她哭什么?她有了身孕,她还要哭什么?我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我都不哭,她怎么哭了?几分钟以后,我也开始哭,眼泪流过的地方,紧绷绷的,可是没有人管我。我哭得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午餐送来了,居然是那个恶狠狠的空服,居然就是他。一切都很自然,他把一盒饭都翻到了我的身上,我以为他会说对不起,我看着他,衣服上沾满了纸巾和水,那盒饭在我的膝盖上,已经一塌糊涂了。可是他没有,当事故发生的时候,他说,啊——。另一位空服奔过来,连连地说对不起,并且用湿纸巾拼命地把那些汁水揉进我的套装里。我推开她的手,直视那位恶狠狠的空服。他终于说,对不起。我进洗手间洗那些油渍,当我路过第一排座位的时候,我发现了我父亲的朋友,也就是我曾经打过暑期工的那家民营呼台的老板,他安祥地坐在那里,咀嚼那盒很硬并且很难吃的飞机餐。他看到了我的脸,他很激动地想站起来,可是安全带牵住了他,他说,你也去广州啊?我很妩媚地笑了一笑,然后说,您还认得我呀?他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给呼台的小姐们看手相,我想如果不是那天我冲进他的办公室找他理论,撞见了我爸,那么他迟早也会对我下手的。可是我却把我爸吓坏了,我爸居然逼着我要礼貌一点,管他叫叔叔,而且我爸说,小孩子玩闹。我笑完,去洗手间,一边洗衣服,一边暗暗地对自己说,他为什么选择今天这趟航班去广州?如果我和他死在一块,真是不明不白。我想完,发现那块油渍洗也洗不掉,我想我不得不再一次在飞机的洗手间里换衣服了。我第二天一早还得从广州飞三亚去,自从我从三亚回来以后,我就一直念念不忘那个美丽的地方,这次我想再过去住几天。可是我没带什么衣服,只两件旗袍,当然不是每个女人穿旗袍都好看的,而我有很多很多旗袍,因为我的身材最适合穿旗袍,可我也不能每天都穿着旗袍。我要求那位恶狠狠的空服把我的行李箱拿下来,然后我蹲在走道里翻我的箱子,我找出了那件旗袍,我想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很有理。当我换了旗袍出洗衣间以后,我昔时的老板眼睛发亮,他又一次试图站起来,我像一个空姐那样请他坐下,然后微笑,问他,娜娜现在怎么样了?娜娜就是那位喜欢排我值夜班的小姐,当年我还是一个学生,没什么姿色,她也警惕我,她警惕每一个女人,怕她们抢走她的荣宠。我知道。现在那位娜娜小姐已经成功地被她的老板,也就是我面前坐着的这一位包养了,她终于没有任何顾虑了。他很专业地说,她很好,她很好。我说,那就好,那就好。然后我回自己的座位,然后坐在我后面的小姐生气,她说我的靠背太斜倾了,压到了她的身体。我请求她说普通话,于是她又说了一遍,然后我说完对不起就换了一张座位。飞机实在太空了。我一下飞机就打电话给雅雅,雅雅说她来接我,我说不用了,我另约了人,我们深夜再见吧。我约了Tina,我在电话里说我只有一个晚上,明天我就飞三亚,我们晚上去吃上海菜吧。当我走进那家上海菜馆的时候,所有的服务小姐都看我,我也看她们,因为我们穿着同一系的服装,旗袍。我飞快地跑到座位上去,我很怕有人招呼我埋单。Tina已经坐在那儿了,戴着眼镜,气色很差。我笑,我说Tina你原来是一个近视啊。说完我才发现不对,Tina戴着一副太阳眼镜,现在是冬天,她戴了一副太阳眼镜。Tina说她现在和Kenny同居,可是Kenny打她。我悲伤地看着Tina,我说你不是已经和他分手了吗?Tina摇头。结果我们的上海菜吃得很糟糕,我要Tina离开他,可是Tina说她离不开他,她越来越爱他,即使他打她,她还是爱他。他也爱她,他打完她就和她做爱,做完爱他也许会抚摸她,也许又会打她。我说Tina你找了一个施虐狂,可是你没有受虐倾向。Tina说她慢慢地就会有了,像O娘。我说我有点上火,Tina问我要不要喝点凉茶,我说我的火凉茶浇不了。这时幸福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哪儿?我不说话。他说你到底在哪儿?我打了你一天电话,一天都是电话录音。我说我在广州。幸福吃了一惊,然后说,我要见你。我说我不想见你。然后我关了电话。我说Tina我们去和平吧消磨时光吧。Tina说她不去。我说只隔了一个月你就变成一个陌生人了。Tina说你也变成陌生人了,只隔了一个月你就不爱幸福了。我说,我不见他不等于不爱他,我就是太爱他了才不见他。Tina说她不懂。我说那就算了。我们不欢而散。我发现我和Tina的友谊只有在手写的信里才最纯真,现在我们见面了,通电话了,用电笔通短讯了,什么都变质了。我想起来我们已经很久不写信给对方了,我惟一的写信联系的朋友,我已经失去了她。我和雅雅约在和平吧,我仍然等了很久,我发现我经常得等我的女朋友们,大部分的女人都有迟到的恶习。雅雅终于来了,染着红发。我说你每次染头发之前通知一声好不好,我会认不出你。雅雅说她平均每个月染一次,怎么通知?我说算了,你这么染下去,最后你就没有头发了。雅雅笑了,说,我听说你染了头发以后,你们机关食堂里有人把勺子都吞到肚子里去了。我说雅雅你怎么知道的?雅雅说她偶尔也看报纸,一看就看到了。我把那些木梳交给雅雅的时候她很漠然,她说其实我已经没有一丁点儿家乡的概念了,我越来越像一个广州女人。我问雅雅我是不是可以住在你那儿?雅雅很为难地看着我,不说话。我说没事,我们聊点轻松的吧,你的那个他会不会煮饭?后来我坐在酒吧里,对着寻欢说,这是一个同居的时代,没有性伴侣的人是可耻的时候,寻欢说张楚会找你要这句话的版税。那个时候雅雅已经回家了,我不打算再为自己找一个只睡三个小时的房间,我很感谢寻欢,他一直坐在我的旁边,当和平吧里已经没有一个人的时候,他又带我找到了另一家通宵营业的酒吧,我不熟广州,所以我感谢他。我不问寻欢是做什么的,他也不问我是做什么的。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寻欢。他问我的名字,我说我叫小念,我的狗和猫也叫小念,不过我的猫已经死了。寻欢就说,小念,你很美,我想吻你一下。我说不行,除非我喝醉了。然后寻欢就为我叫了很多支啤酒,可是我都喝下去了也不醉。醉不了也是一种痛苦。可是我对自己说,就当是已经醉了吧,开始笑吧。我没有把人民币扔到他的脸上,惟一的一次。寻欢没有碰我,他一直陪着我,在我去机场的时候,他说,愿你幸福平安。我的飞机延迟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没有任何通知,直到九点,我才开始登机。我靠在墙壁上,等待机场车,在我走向通道口的时候,我往右边看了一眼,我就看到了幸福,只隔了两条通道,他在等他的机场车,就像神话一样,他是九点的飞机,飞上海,我也是九点的飞机,飞三亚,我们擦肩而过。我一直看着他,他在抽烟,和我一样,等待机场车。我已经看到他了,可是我喊不出他的名字,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我想我要窒息了,我张着嘴,就快要喊出他的名字来了。我见到了他,我才知道,我还是这么地爱他,我还是这么爱他。我的通道口已经打开了,我必须要走,不得不走。幸福终于看到了我,他扔了手里的报纸,那些报纸散了一地。他喊我的名字,横跨那些栏杆,向我跑过来。所有的人都看着我们,还有很多人站在机场车上等我,他们将要和我一起去三亚。我拖着自己的行李箱飞快地逃走,我太匆忙,行李箱都翻过去了,我不管了,我跑起来了,我跳上了车,车开动了。幸福最后看到我的样子,就是我拖着箱子逃跑的样子。也许就像我们的关系,我不得不走。我走了。我一进房间就哭,我哭了整整一天,天都暗了。我打电话叫送餐,那时候已经很晚了,电话那边问我要什么?我说我要什么?他们很人情地等待着。我说,对不起,给我一盘沙拉吧。什么沙拉?他们固执地问。厨师沙拉吧,我说。一个月前,在幸福煮饭的时候,我做了一次沙拉。我会做一手漂亮的水果沙拉,我一直都以为哪个男人吃过了我的沙拉就会娶我,就如同我以前认为煲一手靓汤,就会牵住男人的心。我总是犯错误。我给服务生小费,他说他不要,Notips。我坐在床上吃我的沙拉,看电影频道,我在石家庄的时候也坐在床上看电影频道,每一次我看完电影,都得结束些什么。夜已经很深很深了,我又让服务生送一瓶喜力啤酒来,可是他送来了一瓶科罗娜,我也不埋怨他,我想是我的发音有问题,我的口语实在是太糟了,中国人和不是中国人都听不太明白。我就把那瓶啤酒藏在睡袍的大口袋里,然后下楼,去海滩。有人站在游泳池旁边,他告诉我现在海滩上很冷,我不理他。我坐在海滩上,我仰头看天上的星星,我想找到我的水瓶星座,可是我找不到,我不懂那个。然后我开始喝啤酒。我的电话一直在响,我看一看上面的号码,一个都不接。十二点,我的电话上显示了一个很奇怪的数字,我知道那是一个国际长途,我接了,是我的非洲男朋友,他说他在巴黎,他很想我,他会很快回来,娶我。我说我已经不记得你的样子了,你不用回国,你就呆在你的喀麦隆或者肯尼亚吧。他说你怎么了?他说他不喜欢非洲,他不会永远都呆在那儿的。我咳嗽。他说你喝了酒了。我说,我没事,我们分手吧,你不用娶我。然后我关掉了电话。我在床上醒来,我头痛欲裂,我已经记不起来我是什么时候回房间的,我头痛得厉害。我想起来我把电话忘在海滩上了,我立刻起床,去海滩。我没有找到我的电话,我想它也许被海浪卷走了,也许是被工作人员收走了,最好的可能是被人收走了,这个五星级的度假酒店,一定会有人收拾海滩。我坐在遮阳棚的下面,想让自己彻底醒过来。我想我已经把所有卖书的钱都花完了,这五个月,我所有的版税,一分钱都没有剩下,我得重新开始写作。一个淡黄头发的小男孩跑过来,问我午安,我也说午安。小男孩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Jill,你叫什么?他说他叫Jack,我说你很可爱。他笑了一笑,说,Jill你很不快乐。我说没有啊,我很快乐。Jack说是啊,这里有太阳,海,沙滩,为什么不快乐呢?我们没聊几句,Jack说他要走了,最后他祝我这个女孩快乐,我就确实快乐起来了。我喜欢女孩那个词,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回去,做一个女孩。我回房间刷牙,洗脸,然后去餐厅吃饭,我看到了Jack,他和他的父母在一起,他们给他要了一个椰子盅,他正在研究里面的东西,我就想起了我的父母,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我吃完饭,在大厅买了一件手织的筒裙,那个织挂包和筒裙的女孩子,我看了她好一会儿,她每天都在那儿上班,她的身体真柔软。然后我去前台要了一张纸和一个信封,我趴在大堂副理的大桌子上写字,没有人问我问题,我想大概是因为我穿旗袍,而这里所有的酒店服务生都穿大花薄衬衫,戴花环。一件衣服,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遭遇。我写“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写完,我交给前台寄出去,前台的男孩子很帅,他说没问题。我点头,走开,我走出去一两步了才回头,我问他没有人捡到手机交到前台?他说什么型号什么颜色的手机,我说松下500,宝蓝色。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果真掏出了我的手机,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用了很多年的机器,它很老了,可它是我爸送我的二十岁生日礼物,是我爸给我的爱,如果真丢了它,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还有那台电脑,它们都是生日礼物,每一年我都会得到非常昂贵的生日礼物,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快乐过。我惟一带出来的两样东西,就是电脑和电话,可是我砸上了家门,我还恨恨地说,我会自谋生路,我什么都不要,你们的东西,我一样都不要。我没敢说,我会回来的,我成为了一个作家以后,我会回来的。我在四岁的时候听我的提琴老师说,她十九岁离开家门,她绝决地推开门,一只脚踏出门外,又回过头微笑着说,我回来的那一天,就是我功成名就的日子。我四岁,我望着她,脑海里就出现了一个年轻美貌的愤怒青年,门板碎裂着,而主角又幻变成了我自己,我想我长大了以后,一定也要那么干一回。而我的提琴老师,她没有实现她的梦望,她很快结婚,生了一个孩子,又被那个男人抛弃,那个男人每天都打她,打得她终于答应离婚,她不再拉琴,独自带着孩子,生活在一间小阁楼里。很多年以后,她的家人终于让她回家了,她的母亲在电话里流眼泪,回家吧,一切都过去了,我们给你找了个人嫁,你回来吧。她回家了,可是她永远都不再拉琴了。我的最后一课提琴课,拉的是《罗德二十四首随想曲》第24页,Allegrobrillante,我永远都记得。我没有想到,长大了以后,我真的成为了一个愤怒青年,像她那样,重重地砸门,可是我与家庭绝裂,我微笑不起来,我每走一步,眼泪都洒在地上。只有真的离开了家,才知道,做一个愤怒青年的代价,是那么地惨重。不是梦,一切都是真的。可是我多么希望是一场梦啊,我可以在梦醒以后,把眼泪擦干,一切都回到从前,像我的童年,只要给我一架玩具飞机,我就可以飞。于是我希望我能够在梦里回家,可是我梦不到,每天早晨,我的眼泪都会把枕巾弄湿,可是我回不去。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梦境,可是我的梦不让我回家,我一直都在幻想,我可以回家。而我一直带在身边的,电脑和电话,还是我爸的爱。如果不是大厅里竖着醒目的Notips的大牌子,我真要掏出点什么来表示我的兴奋了。我以前在自己的小说里说念儿从海口回来就有了掏钱包的恶习,现在我有些明白是为什么了。我回房间拿了几本杂志就又下楼了,去海滩。我看到很多人在太阳下睡觉,他们睡得很香甜,我很高兴,如果每个人都睡得着,吃得下,不需要酒精和药,多么好。我走了很远,才找到一张空床,我躺上去,舒展了自己。太阳多么美,伞都是多余的,我听着海说话的声音,心里安静极了。我很少见到海,我们那儿只有园林,小桥小水,所以我总是不明白,阳光,沙滩,音乐,好心情,什么意思?念儿住在海口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吧,可是她说不出来,可是现在,什么都不同了。想要享乐,是这么简单,又是这么的艰难。我睡着了。我把所有的饭厅都吃了一遍,我没有像在鼓浪屿时那么嚣张,请他们端奇怪的动物出来吃,这里的菜都是很贵的。我走的那天,碰到了那个交还我手机的前台接待,我告诉他,我前几天坐在床上吃沙拉的时候,一个小蛇果滚出盘子,掉到床底下去了,我没办法弄它出来,我的手不够长,可是你们得把它弄出来,不然它会在床下暗暗地腐烂。他笑的时候很上海,脸上出现了酒窝。我回到广州的时候已经下午五点了,雅雅打电话给我,说,来我这儿住吧,他有事出门了。我说不用了,我已经订了房间,我只在广州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就飞回去。雅雅说你别这样,我们都几十年了,你在广州过千禧夜吧。我说我要回家去过千禧夜。我一个人,逛了逛天河城,那个卖小猫的人还在,他已经不认得我了,我看了看我吃过饭的湘菜馆和上海菜馆,还有一些我去过但是不知道名字的菜馆,我发现我很熟广州,我去过了这么多的地方,可是我不愿意再看到它们。我不是一个广州女人。夜深了,我叫了车,我说师傅,请载我去一个有趣的酒吧吧。他把我带到了海印,有大湖,很多人在寒风中吃烧烤,他们都抬起头来看我,我穿着短旗袍,裸露着腿,我的鞋跟太高了。我重新叫车,那个司机载我去了一个新酒吧,里面有一个大电视机,我看到了“美在花城”的选美比赛,他们都披挂着绿颜色的鱼网状薄纱,走来走去,我不觉得好笑,也不觉得不好笑,我不想笑。我再一次叫车,这次我和出租车在广州游来游去,我们游得太久了,后来司机都很不耐烦了,他说,靓女,你到底要去哪儿啊?我冷冷地说,别叫我靓女,我不是广州人,我不适应你们的语言习惯,我们去和平吧。我看到了寻欢,他还坐在那张桌子上,像上次一样,我喝酒,他喝木瓜珍珠奶茶。这次寻欢问我是做什么的了。我说我是一个歌女,来广州发展,想签一个唱片公司,可是他们都不要我。寻欢说,小念,也许我能帮你。我说,你是做什么?寻欢说,你会知道的。寻欢又问我在哪儿唱过?我说我没唱过,但我会拉小提琴,我基础很好。当我说自己是一个歌女的时候,我真的很像一个歌女,我穿着银色的旗袍,银色的高跟鞋,好像马上就要上台去卖唱一样。我喝醉了。我开始呕吐。寻欢说我需要喝一杯热红茶,然后他带我换地方,他带我去了他住的地方,我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知道,可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他把我压在身下,他吻我。我推他,我发不出一点儿声音,我推他,他像一座山推也推不掉,后来我闭上了眼睛,我就看到了幸福的脸。寻欢说对不起,然后他放开了我。我捋我的头发,它们乱了,我说让我走。他说小念不要走,我想和你做爱。我很茫然地看他的脸,他很帅,可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我看到他的房间里有很多书和电脑,我说你是做什么的?寻欢说他活在网络里,写字为生,他宁愿活在网络里。我就惨淡地笑起来了,我说我很崇拜你们写字的人,你们品格很高尚,可是我要走了。寻欢不放我走,在我开门锁的时候他再一次抱住我,吻我,他说,小念,好孩子。我踢他,他不放我。很多年前,我在酒吧里看到了我的偶像,我就抖起来了,我喝了一大杯酒,我仍然在抖,我没想到我能够亲眼看到他,在我眼里,他帅呆了。那时候我像一个孩子那么美。后来他带我回家的时候,我还在抖。可是后来他动我的时候我踢他,我不想踢他的,我爱他,爱他的思想,爱他的一切,他是我的偶像,我不想踢他的,我还是踢了他,本能的防备。他喘着气问我是不是处女?我小心地点头。他叹了口气,他说他最怕处理处女。然后我们谈了点别的,我们没有做爱。可是过了一会儿,他的一个朋友来看他,那个时候我正在钉我的扣子,它们被他扯掉了,我不想我回去的时候被我爸妈看出什么来,所以我在钉我的扣子,尽量使我和我的衣服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他的朋友看了我一眼。可是后来他们都说,我和他做过爱了,他们说我是一个坏女人。所以我在小时候真的很笨,我想我再也不会了,如果我没有和那个男人做爱,我必须得马上离开,至于扣子,它们可以到外面去解决。寻欢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性冷淡,我不想做。寻欢说小念,我爱你,我们不是一夜情,我们有将来。我说我累了,我不能做,也不可以做,我想回去睡觉。可是我们做爱了,像恶梦一样,真像一场恶梦。我一直在想,我不能发出声音,我会叫错名字,我不能发出声音。我一闭上眼睛,就是幸福的脸,他会杀了我,就让他杀了我吧,如果我实在也伤不了他,伤不重他,那么我只能伤害自己的身体,他会不会感觉到受伤呢?多么悲惨的一件事情。我和一个陌生男人做爱,像一个彻彻底底的婊子。我重新画好唇红,然后我打开他的影碟机,里面是JenniferPaige的声音,我不爱听,我换片子,一张最拙劣的色情片,放进去,屏幕上出现了鬼怪,性交,丑恶的生殖器和脸,我忘不了,太丑恶了,像恶梦一般。在我打开电脑的时候,寻欢给我倒了一杯红茶,我不看他。我在他们虚假的淫声浪语中上网,我说,我被人操了,大家一起喝一杯吧,为我的婊子的生活干杯吧。寻欢很悲凉地抽烟,看着我,他说,小念我爱你,真的,我爱上了你,你在渲泻什么?我不理他,我想起来我要误航班了,我还得回我的酒店去拿行李。我穿衣服,我在发抖,我知道我很美,我知道寻欢会真的爱上我,可是我在发抖。广州的早晨,也这么寒冷,寻欢脱他的衣服给我,我没有拒绝。我在车上,我的电话响了,是幸福的声音,他说他回广州了,问我在哪里?我失声痛哭,我一边哭一边咳嗽,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一个坏女人,我对不起你,幸福你忘了我吧,我对不起你。寻欢皱着眉抽烟,他望着窗外,广州的早晨,雾茫茫的一片,没也看不见谁。我15岁发表的第一首诗,就发在广州,那时候我还没有来过广州。我是在长大了?还是堕落?长大是最大的惩罚,让人永远失去某种快乐,无比珍贵的快乐,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快乐可以替代。寻欢问我饿不饿?我摇摇头。我进机场,已经很迟了,我是跑着过安检的,我听到寻欢叫我,小念!我回头了,看着他,他给我一块DOVE黑巧克力。他说,你没吃早饭,会饿。我说我不要,我只喜欢冰淇淋,不喜欢巧克力。他说,小念……我嘶哑地说,我已经把嗓子哭坏了,我说,别再叫我小念了,我不叫小念。我会给你写电子信。这是寻欢最后说的一句话。飞机延迟了,他们说,很抱歉,CZ3815航班的乘客们,因为对方机场的气候没有达到飞行标准。我打电话给雅雅,我说我的飞机延飞了,飞上海和南京的都飞了,就我的不飞。雅雅说,那你出来吧,我们一起吃午饭。我说我得等通知,又不是签转,今天不飞了,说不定过会儿就飞了。雅雅说,你的声音不对呀?我说,没事,有点感冒,你过春节回家吧。雅雅说,我不回来了,我不想回家,太冷,我只想呆在广州。我说好吧,然后挂了电话。我又打电话给Tina,没有人听电话,打她的手机,关着。我买了一份《南方周末》,看完,开始登机了。我回来了,真冷啊,我的家乡,已经开始下雪了。寻欢的电子信早已经来了,很淡很淡的几句话:居然会有点想你,希望还能见到你,吻你。这么淡的句子,却使我的心里,动了一动。可是我与他的爱,只发生在瞬间,即使是瞬间的爱,也那么稀薄。我妈打电话来,说,信收到了,你爸爸把那张信纸放在床头柜上,每天都看,下个月的28号是你24岁的生日,你知道你爸给你买了什么生日礼物吗?我说,什么,先告诉我吧。我妈笑,说,两个好消息,第一,我说,小茹这次回家吃一顿生日饭吧,你爸没有再发火,他默许了。第二,你爸马上就出去给你买礼物了,一只爱立信T18SC的手机,宝蓝色的,你最喜欢的颜色,你爸说你的手机太老了,你爸说茹茹这孩子恋旧,他知道,你舍不得换,所以这次还是爸爸给你换。我一边写字,一边听电话,我妈说,你还出去吗?我说我不出去了,我没敢告诉我妈我已经没钱吃饭了。我妈又说,小然从巴黎打电话回来,说你要和他分手。我说,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他,一切都是你们安排的,我也没法跟一个影子谈恋爱。我妈说,不管怎么样,你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你得明白,结婚以后,什么都不同了。我说,妈,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找寻我厌倦婚姻的原因,我想我生活在一场婚姻假面中,厌倦极了。我小时候偷看你们年轻时候的情书,会感动,两个年轻男女,身在爱中,什么都不顾了,什么都不管了。可是现在,结婚那么久了,两看相厌了,再没有激情了。一起过着,因为老了要做伴儿,因为老了不得不这么过了,因为要负责任要过日子要承认,夫妻两个人过了几十年,就是亲人了,没有爱情还有亲情,很多时候,孩子也摆出来做过下去的理由和借口,可是,爱在哪里?我在自己的小说中为这一切圆场,我说爱情是不会消失的,爱情转变啦,变成亲情啦,多好多好多好啊,我们一起笑吧,为美好的生活,我们笑吧。所有的家庭和婚姻,都这样,只是有人放纵了,有人克制了,有人摆脱了,有人还看不清!我妈说,你怎么跟你妈说话的?我是你妈!然后我妈扔了电话,我知道她开始流眼泪。我责备自己,我要这样的婚姻和小孩子吗?我将来也生这么一个像我这样不听话不懂事的小孩?这种会流眼泪的婚姻和家庭?我不要。

我必须打开电视,唱机或者调频电台,任何一样能够发出声音的机器,我得让我的房间里有一点儿声音。我太孤单了。我的冷清的房间和冷清的我。我想我要疯了。——2000年1月20日念儿从海口回来以后就开始喜欢说话,念儿每去一个城市都会带回来一个坏习惯,念儿从广州回来以后就开始喜欢堡汤,念儿从上海回来以后就开始喜欢购物,我不希望念儿再去什么地方了,她的坏习惯会越来越多。念儿打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为我的新主页调格式,已经调了两天了。念儿又问我什么叫做WINZIP?我说你真幸福,你开始用电脑就已经有WINZIP了,我那个时代可是除了CCED什么都没有呢。念儿说我从一开始就遇到了CIH,你那个时代有什么?我说不跟你这个电脑盲废话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念儿说,为什么我能收到E信,却发不出去E信。我尽量说得通俗易懂,我说,发邮件用的是SMTP服务器,收邮件用的是POP3服务器,一般来说,这两个服务器的IP地址是分开的,如果你能收到信,那就是说你的POP3是好的,如果你发不了信,那就是说你的SMTP有问题。念儿茫然地看着话筒。我想我还是什么都别说了吧,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会很茫然。我就说,总之,你的电脑坏了。念儿就说,那么我搬到你这儿来住吧,我需要每天用电脑,我需要它。然后念儿就搬过来了,而且她把她的狗也带来了,她说我太闲了,会有很多时间喂她的狗,而且总有一天,她得把它托付给我。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小念一直看着我。小念还没有女朋友,小念经常坐在那里发呆,看风景。念儿说小念真寂寞啊,可是小念是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小念很帅,也很乖,惟一的乐趣就是看电视,可是到现在小念还找不到女朋友。念儿说小念以前有过一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一起长大,一起玩的女朋友,可是小念的女朋友在去年结了婚,念儿给小念找别的女朋友,找了很多,可是小念看都不看一眼,直到小念以前的女朋友生了宝宝,小念还没有找到女朋友。念儿很伤心,念儿说小念这一辈子都要打光棍了。我安慰她说,这有什么关系呢?这说明小念专一嘛,这样的好狗哪里还找得到?名字叫做小念的好狗就在旁边听着,一声不吭,在我和念儿都哀怨地望向它的时候,它转过身去慢慢地走开,背影还是那么寂寞。小念这次和念儿一起搬过来住了,我想我以后每天都得按时喂它,我真可怜。从海口回来喜欢说话的念儿告诉我,她的这一生里有两个男子,一个喜欢穿黑衣服,一个喜欢穿白衣服,都是很英俊的男子。我说念儿你看张爱玲看疯了,你这一生还没有过完呢。说这些句话的时候我们都在医院里,我的脖子上竖了一个坚硬和奇异的东西,它支撑着我的头,不让它掉下来。之前,我一直都以为我的头就快要掉下来了,我整天都这么想,我认为那一天迟早会来到,我正在吃饭,或者正在说话,可是很突然地,我的头滚下来了,像光盘游戏里的妖怪。于是我经常双手捧住自己的头,希望能减轻脖子的负重,可脖子还是很疼,越来越疼。再到后来,我的头倒是没有掉下来,只是我的左手臂彻底没有了知觉,那是一个正常的早晨,有明亮的太阳,我一醒过来,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躺在床上,忍受着无法言说的疼痛和恐惧。我清晰地记得,昨天我睡不着,用我的电脑聊了一晚上天的念儿鬼鬼祟祟地翻箱倒柜,找了很多药骗我吃,当然她没有成功,而且还被我骂了一顿。我仍然睡不着,我翻来覆去,突然就看见一个男人坐在我的床沿上,我尖叫了,当然尖叫也是无意义的,因为我也知道当颈椎炎发作的时候我会有幻觉,幻觉当然是不好的,它使我无法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如果我看见有男人坐在我的床沿上,而它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幻觉,一种不是幻觉。疾病使我把幻觉和现实搅到了一起,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就不得不尖叫。我痛恨疾病。念儿陪伴着我,她没抱怨什么,可我知道她就快要容忍不下去了。新人类的新友谊其实只是说,年龄相仿的几个女人,受教育程度类似,生活体验类似,并且喜欢看同出产地的时尚杂志,用同品牌的护肤彩妆,那么她们就会经常在一起,她们一起逛街,一起喝咖啡,一起讨论男人,当然她们从没有想过还要一起上医院,尽管医院也时常出现,但通常只与铁牙或专业脸部护理有关,如果只是陪着在医院做普通的牵引,她们就会很不高兴,露出难看的嘴脸。我从二十岁开始,每年都得一种病,第一年是颈椎炎和腰肌劳损,第二年是胃溃疡,第三年是间歇性的妄想症,第四年才刚刚开始,我希望我不要再得新的病了。我身为一个过于年轻的老病号,在医院里享受最优惠的待遇,那些英俊的医生们啊,他们都认得我,他们在私下里秘密地打了一个赌,他们说,在十年之内她必然地会腰椎间盘突出,另一些则对时间提出了否定,他们认为要更早一些,比如五年之内。当然这些毛病都是写出来的,可我写了这么多字,却总是吃力不讨好,我刚刚翻到了一张都市报,我看到了一句话:“钉在‘70后’女作家商业写作的耻辱柱上。”我希望有一个好女人自愿地被“严肃的写作”钉到耻辱的柱子上去,她承担我们所有的罪,而那个女人最好不是我。现在我除了眼珠子可以动,其他都动不了,于是我只能静听念几尽情地说话,念儿说她的这一生里有两个男子,一个喜欢穿黑衣服,一个喜欢穿白衣服,都是很英俊的男子。念儿说话的声音很高,可我们都不担心别人会听到什么,我与念儿相处多年,我们有自己的语言,那些繁琐的字母代号和跳跃的叙述,只有我们才明白。就像我们在网上,我们管所有的男人叫DD,所有的女人叫MM,当然那纯粹是为了快捷地敲键盘,因为所有的大侠们写中文字都太慢,而我们在网络上的每一分钟都是要付钱的。我的每一分钱都用来阅读网页,有一个今日作家网,由我们的组织操办,里面有很多免费的小说和新闻,可是很多被隆重推荐的大牌们,他们从不用电脑,更不用说网络,他们绝不会知道自己的脸及作品做在网页上会有怎样惊人的效果。我听说用笔在纸上写字会有一种思想感情,或者这么说,用笔在纸上写字会有一种强烈的气流溢出,于是写作的同时又可以锻炼身体,如果真是这样,写字就又是一种奇异的气功。于是我尝试了一下,笔却使我的手指非常累。当然这也是现实,我们从一开始就使用电脑写字,使用网络查资料,而老一代的写作者们,他们会为网络的侵权行为生气,尽管那不全部是网络的错。我不生气,我热爱网络,我非常耐心地等待网络规则。我知道会有很多人骂我,当然无论他们骂我什么都是有理由的,我总是出现得不合时宜,就像很多年前有人联名状告网络侵权的时候,我却公然在一家北京报纸上说,大家不要生气,请不要生气,合适的规则会出现,不会太久。所以很多时候我真的很笨。我还在新世纪来临之前卖出了我的六十万字小说的电子版权,一切正如那位从事电子版权交易的张经理所说,“今后一旦国内网络趋向正规化,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网上书店—一开张,我们还有什么可卖的呢?难道都先汇一笔美元到国外去,再把作家们的电子版权买回来?”可是我很满意,我一丁点儿也不觉得我把自己卖贱了,尽管他们给的实在是太少了,我曾经以为他们会用美元付款。可是我很满意。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已经在网络上搜索到了很多很多与自己有关的网站,而里面大部分的网站都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我相信还会越来越多,这已经是事实。我找不到律师去告他们,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而且我很怕律师,我从小就很怕和律师说话,所以我只能把自己已经暴露在网络上的文字全部都卖掉,也许买方会统一解决掉那些纷争,如果他们能够因此而赚一笔大钱,就更好了。我还对自己说,现在我只有24岁,我卖出的是我24岁以前的小说,以后我会写得更好,我还年轻。这样,我的心里就好过起来了,至于其他的写作者,我不是他们,所以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所以当电脑专家郭良先生批评我的时候,我仍然振振有词,最后我居然使用网络语言,我说,懒得说啦,闪乐。所以念儿也有念儿的语言,能听懂念儿语言的只有两个人,现在这两个人分布在中国的广州和常州,就是过春节,她们也互相见不着。念儿曾经很落魄,她孤单一人,连我都不太愿意答理她。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像她父亲那样爱她的男人,他带她到南方最好的城市买衣服,不过那个时候他们双方都不太明白对方要干什么,他们暧昧得很,他们走在街上,可是靠得不很近,晚上吃过饭,他们也各自回各自的房间,直到现在,那个男人仍然像父亲那样爱着念儿,他给她一切她要的,可他从没有碰过念儿的一根头发。所以那个男人,从总体上来说,他是一个好男人。所以那样的男人是每个女人都向往的,既安全,又实惠。他们一起来到了白衣男子的店,念儿去挑衣服,而那个像父亲一样的男人则坐下,开始翻报纸,喝茶。白衣男子很年轻,而且像一切言情小说里所说的,他英俊极了,除了头发和眼睛是黑色的,其他的一切,全是白色,他穿一身白,那种面料,有着无法言说的魅力。在他的店外面,停着他的白颜色跑车,白得眩目。店里所有的服装都来自他的设计,只两种颜色,黑与白,它们配在一起,很奇异。有一种M2,也只有这两种颜色,它们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颜色,我有一模一样的M硅鞋,一双白,我穿着它谈理想,很正经,一双黑,我穿着它什么都可以干,除了谈理想。念几只喜欢红,念儿二十年来穿的戴的都是红,念儿就是穿了惯常的一袭红去了白衣男人的店,可就在那一刻念儿突然觉得红是一种俗气极了的颜色,念儿需要立即就从架子上拿一片白罩住自己。念儿的脑子里已经一片空白了。念儿是一个经历丰富的女人,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种,如果一个男人,可以让念儿在一瞬间就脑子里一片空白,那么那个男人一定是个少见的尤物。念儿买下了一套衣服,而且是自己付账,那是一套难看极了的设计,可是贵得惊人。所以那个男人,他一定不是靠卖衣服来养自己,因为我从没有听说过他的牌子,而且太好看的男人,通常会有些别的捷径来完成事业。念儿选的是一款很长很长拉链的裙,那条拉链被白衣男子设计在裙的背后,也许所有的男人都喜欢这种设计。在我和念儿最喜欢的DEBEERS钻石广告里,这款设计就出尽了风头。一个化好了妆做好了头发的女人,站在镜前穿深蓝长裙,她试图自己解决好拉链,可她试了几次,那条拉链仍然很顽固,此时,一个男人走近她,轻轻抬手,拉链就被漂亮地处理了,女人回眸浅笑,手指间有亮光在闪,是他们的爱,一枚钻石戒指。就这样。我和念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每次行文至此,我们就会倒抽一口冷气,陷人沉思。年轻一点的美女,只要自己愿意,就会有很多像父亲或者不像父亲的男子奔过来为她们拉拉链,而我和念儿的心都太坚硬了,我们每次为自己拉拉链都要出一身汗,我们的指间也没有华贵的光,即使只一闪。可我们也经常脆弱,我们也经常地想,只要有一个男人,他肯为自己拉一回拉链,那么,就应该嫁给他。想想而已。我们都太坚硬,念儿每晚都在西餐厅弹钢琴,我每晚都坐在电脑前写字,我们都很想活下去,不然我们不会那么折腾自己。白衣男子亲手设计的拉链给我们的念儿带来了一点小麻烦,可当他满怀着歉意为客户整理衣衫的同时,拉链又变化成了小机遇。念儿敏锐地感受到了那只手的温情,像水,轻柔地从背部滑过去了。像做爱前的抚慰。念儿希望时间静止,水在流,永远在流。他果真停留住了,也许是因为念儿的美。只是手,只是一只手,却是全部,就像在电话里做爱,很多时候远远好过真正的做爱。我和念儿都还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很空闲,每天看盗版影碟,有一部很好看的电影,产自70年代初的美国,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我们坐在沙发上,看到一个小女孩,她梦见有斑点的豹,于是她醒来,看见自己的父母在烛光中做爱,她吓坏了,她尖叫,然后奔跑,然后她长大了,过放荡的生活,她被带人交换性伴的俱乐部,沉醉在很多手和脚中。我和念儿坐在长沙发的两端,我们紧张得很,谁也没有动一下,直到很多年以后,我看一本口述实录的书,书里说,70年代,人们以一种对待哲学的态度对待交换性伴侣这种事情,与陌生人性交后,他和她会起身与对方握手,并且很正式地介绍自己。我一点儿也不吃惊,因为很久以前我和我的女伴念儿,我们一起看类似的电影,出了一身汗。电影中的那个女人后来被拐骗到很遥远的地方,她终于逃出来,在太阳下,她奔跑,她以前的情人奇迹般地出现,她以为她终于得救,她不知道做什么好,于是她和她的情人找到一个电话亭,他们在电话亭里做爱,然后,那个男人整理好衬衫,弃她而去,女人独自站在原地,在太阳下,这时,追捕女人的庞大队伍出现,他们向她包围过来,而她只是望着她的情人离去,她的眼神,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记得她的眼神,记了很多年,并且会永远记下去。后来我对爱情很迷悯的时候,我问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男人,我说是不是我学会了煲汤,我就会抓住男人的心。他笑了笑说,男人喝完了汤,然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我听了以后对爱情很失望,我发誓我一辈子都不要煲汤。而念儿煲一手靓汤,念儿说过她最大的梦想就是与会喝汤的男人在金子做的床上做爱。我说,我的梦想就是我在睡觉前看见床头柜上有一沓人民币,我摸摸它,觉得很满足,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第二天那沓人民币还在,一张都没有少。所以我和念儿不一样,念儿永远活在神话中,我比她现实得多。但是念儿运气好,她找到了一个父亲,那位父亲带她出去买衣服,她在店里又看到了一个好看的白衣男子,她被那个男人的相貌迷惑住了。这个时候黑衣男子出现了,他的身边是一个美得可以用惊艳来形容的女子,但是她分明要敲他的竹杠,她像一只蚌那样张开翅膀扑向那些衣服,她什么都要,这也要,那也要。她的样子太饥饿,于是店里所有的人都放下了正在做的事情,望着她。念儿没有什么表情,念儿也是个女人,念儿说过她什么红眉毛绿眼睛都见识过,所以她从不惊奇。黑衣男子很年轻,而且像一切言情小说里所说的,他长了一张什么都无所谓的脸,除了他耳垂上的那些环是银白的,其他的一切,全是黑的,他穿一身黑,那种面料,有着无法言说的魅力。如果念儿往店外面看,就会看到白颜色车的旁边,新停了一部黑颜色车。现在好了,两个男子,他们都出现了,除了颜色不同,其他的,他们一模一样。黑衣男子看都不看一眼那个正在疯狂购物的女人,他神秘地笑,然后环顾四周,他看到了一身素白的念儿,他专心地望着她,一直望着,一直望着,再也没有移开过。那是一个坏透了的男人。念儿后来说,他一点儿也不在乎身边的女人,他不在乎钱,也不在乎女人,他纯粹就是为了应酬她,她要来,他就带她来了,她要买什么,他就由着她买,可他一点儿也不在乎她,他只认为那女人是一只宠物狗,因为她是宠物,所以他什么都满足她,可是他从心的深处歧视她。然后呢?我说,你说的只有感受,没有故事,我想知道接下来的故事,那个抚摸你的白男人,那个盯着你看的黑男人,那个坐着喝茶的父亲男人,他们接下来做什么?什么接下来?念儿说,接下来我就回家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是还给你捎了个银手镯回来吗?我说念几你闭嘴,你说你这一生只有那两个黑白男人,而那两个男人却在同一地点同时出现,他们一个趁着职务之便摸了你的背,另一个则色迷迷地望了你半天,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全部都消失了,从此以后你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你以为你在写小说啊?我太生气,生气使我暂时忘却了脖子的疼,我没有来得及说更多的话,念儿飞快地收拾了一下她的东西消失了。夜晚,我去念儿弹琴的西餐厅找她,我想知道,念儿工作时的样子,我坐着,听她弹那些软绵绵的曲子。〔念儿在八点整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她走下来陪我说话,她暗暗地骂我,她说,你真蠢,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知不知道坐在这儿也要花钱?我说念儿你放心吧,我只要了一杯水,他们只问我收了抬块钱。念儿仍然露出了十分心疼的表情,于是我安慰她,我说,我又没有在这儿点菜,我知道你们餐厅的菜出了名的难吃和贵,可是念儿,为什么每天还有这么多的人来呢?念儿说,因为这儿可以开超出消费范围的大面值发票。然后我说,那么为什么那么多洋人,他们也喜欢这儿?他们又不要发票。念儿说,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这时我们的旁边出现了一个肥胖的德国男人,他的脸很巨大,鼻子很红。他说,两位小姐可不可以陪我们喝一杯啤酒。念儿说对不起我们不会喝酒。那么,那个巨大的男人说,喝茶可以吗?陪我们喝茶可以吗?对不起我们也不会喝茶。我说。念儿的领班跑过来,我看见她的嘴在动,我不知道她说什么,我只看见她的嘴,涂得很红,说起话来那片红越来越红,遮住了她的整张脸。然后,很突然地,念儿站起来,走到旁桌,她飞快地端起一杯啤酒,灌了下去,然后她飞快地回到钢琴前,继续弹琴。我坐着,茫然得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我又不能自己走到念儿和钢琴前,问她,你干什么?我只能等在原地,望着远处的念儿,发呆。九点,念儿下班。念儿说,你知道吗?刚刚坐在我们旁边的那桌人。我说,那桌德国人?念儿说,不是不是,是坐在你身后的那桌男人,他们说,快看快看,那两个女人在跟老外谈价钱呢,六七百就可以谈成一夜了。我回头,那张桌子空空荡荡,人早已经走了,只有他们吃剩的残菜盘子层层堆着,一片狼藉,丑陋得像一堆屎。可我一丁点儿也没有听到,他们说什么,我什么也没有听到。我说念儿你这个蠢女人,你为什么不早说,你早说我去踢翻他们的桌子。你踢什么桌子?念儿疲倦地一笑,说,我们不就是像他们说的,陪了酒了?我说,你他妈才陪了,我可没有。说完我就开始后悔,于是我又说了点别的,我说念儿你被剥削了,其实很多生意都是为着你来的,他们只为了看一看你的样于。念儿还是哭出来了,念儿边哭边说她头痛。我说怎么会?我整夜整夜头痛是因为我坐在电脑前写字,你整天弹钢琴,为什么会头痛?念儿还是说她头痛。我仔细地想了一想,然后问她,你吃了什么古怪的东西没有?念儿也仔细地想了想,说,没有,我只是长智齿,太疼,所以昨天我去拔牙了。就这些?就这些。好吧。我说,我头痛,因为我整夜写字并且整夜接电话,我每天每时每刻都接电话,后来我右边的太阳穴痛得快要裂开了,我就把惯常戴在左边耳朵上的耳钉移到右边耳朵上来戴,后来再有电话来,我再试图用右耳朵听,那个耳钉就会把听筒隔开,我就再也不能用右耳朵听电话了……有什么效果吗?念儿问。当然。我说,自从我换过耳钉以后我就不再偏一边痛了,我的左太阳穴也开始痛,两边一平衡,痛就轻缓了。念儿说,可我们不一样,我的痛是从神经开始,我感觉得到,我的神经在一跳一蹦地,像一根线,马上就要断了。我笑了笑,我说念儿我们不要去想太复杂的东西了,我们看周星驰的电影吧。那时候已经凌晨两点了,我最喜欢在凌晨两点看电影,我一直在等那个镜头,我就等周星驰说“一万年”,我就可以哭出来了。我看了几十遍了,每次我都哭得一塌糊涂,我觉得我很丢脸,我看周星驰的电影,可是我哭了。我真丢脸。这次我在沙发上就哭出来了,我哽咽得喘不过气来,差一点憋死。念儿不哭,念儿很耐心地问我,到底至尊宝是先遇到了紫霞仙子,还是先遇到了白晶晶?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念儿很向往地看着周星驰的脸,说,我从来也不知道年轻男人的爱,那会是什么样的。我说,念儿你真傻,年轻男人没有钱,也没有车,他们只买得起一捧花。然后我关掉电视去睡觉,而念儿又开始用我的电脑上网,与陌生人聊天。她已经加人了网络社区,给自己买了一套小洋房,她给自己找的网络职业是一家时装杂志的副编审,她在网络上也养了一条名字叫做小念的宠物狗,她每天都买彩票,她还有一个网络男朋友,他们感情很好。我试图在睡前与念儿说话,可是她不理我。我就写了一张便条贴在打印机上,我在便条上说:我知道你已经上瘾了,可我实在也做不了什么。有时候网络是一种负担,又是一种精神鸦片。别忘了明大一早去买牛奶,巧克力的那种,你已经把我冰箱里的牛奶全都喝光了。写完,我上床,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接到了电话,我赶到太阳广场,他们对我说,你认得这个女人吗?他们把念儿指给我看。我点头。他们就说,这个女人从凌晨五点开始就站在太阳广场,她请每一个路过的人吃饭。他们说实在看不出来她有什么病,因为她打扮得很时髦,可是她固执地要请每一个陌生人吃饭。我们只能检查她的手提包,他们说,我们只找到了你的电话号码。念儿不说话,念儿的两只手臂被他们紧紧扣着,但是她不吵也不闹,样子很健康,像她平常的样子。这次是我陪着念儿去医院,医院很近,可我却觉得它很远很远,那段路,我们怎么走也走不完,我叫了辆人力车,念儿很轻盈地坐了上去,像我们平时逛街的样子。我和念儿很聪明,我们都知道的士起步价要拾元,而人力车只要五元,还可以看风景。我们坐在人力车上,念儿说,我们去哪儿?我说,我们去看病。念儿平静极了,念儿说,哦。我从来也不知道年轻男子的爱,那会是什么样的。念儿又说。我说,念几你真傻,年轻男人没有钱,也没有车,他们只买得起一捧花。说完以后我开始哭,我想我哭是因为我和念儿一样,我们都很想知道,年轻男子的那一捧花。即使只有一捧花,也还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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