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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早春二月

夏衍同志:昨看《早春二月》后,曾述鄙见,归途在车中又反复思之,兹走笔再渎,供诸同志参考。一、如何看待萧涧秋、陶岚两个人物?我以为萧与陶有同又有不同。两人都有反抗旧社会的气骨,是其相同处;但萧则湖海飘零多年,有徘徊莫知所从之概,陶则与世隔绝、骤接新思潮,故多勇往直前之气。萧之追求真理,已有年所,故托尔斯泰主义已先入为主,当票与陶岚相遇时,表面上或主观上虽似一徘徊歧途者,然而潜意识中,托尔斯泰主义实占上风。陶则猛一觉醒,正值大革命前夜,风云澎湃,陶只有被卷入之可能,而无彷徨徘徊之余地。然而陶的思想水平,认识水平,还不到能侃侃而谈,折服萧之地步。现在我没时间取柔石原作分析此两个人物之精神状态,或许原作对萧、陶之性格描写,未如此明朗,然我们不妨在影譬如此发展他们。何则?因为如此发展了他们,虽与原作有出入,但对当时现实,固无抵牾也。二、如果我们肯定了上面的论点,于是:A、强调萧之思以个人力量挽救人间苦难之思想而又自怀疑(择一适当镜头加几句简炼的话语,或对陶倾诉,或独白);B、如何处理文嫂?文嫂是一个善良的家庭妇女,负着旧礼教的包袱。镇中的谣言使她痛苦,然而温顺的性格和生活的穷困又使她不忍也不能毅然拒绝萧的照顾和温情。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文嫂,则在阿宝病死,萧来探望时的一段对话,可以略加修改为:萧劝文嫂再嫁,而且暗示有人会牺牲自行接受她,文嫂暗示“此人”另有意中人,她何必损人而不利己?(怀疑萧未必能终爱,而自己将为社会所笑骂)文嫂表示了将一死结束漫长的苦痛,嘱萧善视采莲,并谓陶小姐一定也能善视采莲。C、然而文嫂此种适合于她本人境遇的暗示并未能使萧正视现实,却反而激起了他潜意识中的托尔斯泰主义,故在昏夜彷徨时,对陶小姐直白了自己的打算,(此可用影平原来对话,但可稍稍修改,于激昂中带阴悒,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可考虑萧独吟此句,以加强气氛)。陶始而惊愕,继而沉默深思,终乃平静,谓之曰:“此乃从井救人,她将来不会幸福,你也不会幸福,而我……没有说完,她就跑走了。D、文嫂自杀后,原有镜头,大体可以保留,但萧之留书出走,似可改为萧正在写信,未完,而陶至,陶夺书读之,冷冷地问萧欲往何处去,萧不答,表示绝望的困惑。陶以坚决声调说:我也要走。萧惊问:何处?陶答:革命风暴的中心。萧睁大了眼睛,陶厉声说:你现在还是徘徊么?还是幻想个人力量可以使不幸者幸福么?陶说完,奋然即走,萧似大梦初醒,大呼追之。全剧结束。以上的想法,在批判了萧,同时又不至于离原作太远。把萧处理为逃避斗争的人,似乎也不妥;萧只是受了托尔斯泰主义的毒害较深,误认为此乃反抗旧势力、感动人心的法门,故对于共产党指示的道路,长时期徘徊不决而已。昨日大家曾谈剪去萧拟娶文嫂一段,但我后来反复考虑,觉得如此一剪,则后面的镜头有不少都得改动,补拍太多而且剧情也缺少回荡曲折之势,所以我现在作如上之设想。请你们参考。顺颂健康雁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日上午

看罢《早春二月》,想写点什么东西,可是拿起笔来却写不出几个字,只好作罢!于是重新拿起小说《二月》,又看了一遍,觉得可以写的出来了,刚要下笔,又觉无话可说。只好再一次看了遍电影《早春二月》。如此反复之后,终于能写出点文字了。我想,每个看过这篇小说和电影的人除了感叹,应该还有思考吧!

《早春二月》,改编自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1964年由谢铁骊导演放上屏幕,夏衍参与了剧本的改编和创作。

  托尔斯泰永远不委弃艺术。一个大艺术家,即是他愿欲,也不能舍弃他自己借以存在的理由。为了宗教的原由,他可以不发表;但他不能不写作。托尔斯泰从未中辍他的艺术创作。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地方在最后几年中见到他的保尔·布瓦耶说他埋首于宣道或笔战的工作与纯属幻想的事业;他把这几种工作作为调剂。当他完成了什么关于社会的论著,什么《告统治者书》或《告被统治者书》时,他便再来写一部他想像了好久的美丽的故事,——如他的《哈吉·穆拉特》那部军队的史诗,歌咏高加索战争与山民的抵抗的作品,便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见一九○二年十一月二日巴黎《时报》。艺术不失为他的乐趣,他的宽弛。但他以为把艺术作为点缀未免是虚荣了。一九○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他致书姑母,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女伯爵,有言:“请不要责备我在行将就木之年还在做那无聊的事情!这些无聊的事情填塞我空闲的时间,而且使我装满了严肃的思想的头脑可以获得休息。”他曾编了一部《每日必读文逊(一九○四——○五),这部文选,托尔斯泰视为他的主要作品之一:“《每日必读文逊,是我作品中很经意的东西,我非常重视它……”(一九○九年八月九日致扬·斯季卡书)其中收集了许多作家对于人生与真理的思想,——可说是一部真正的关于世界观的文选,从东方的圣书起到现代的艺术家无不包罗净尽,——但除了这本书以外,他在一九○○年起所写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没有印行的手写稿。这些作品到托尔斯泰死后才陆续印行。那张目录是很长的,我们可举其中重要的几部如:《库兹米奇老人的遗著——日记》,《谢尔盖老人》,《哈吉·穆拉特》,《魔鬼》,《活尸》(十二场剧),《伪票》,《疯人日记》,《黑暗中的光明》(五幕剧),《一切品性的来源》(通俗小剧),若干美丽的短篇:《舞会之后》,《梦中所见》,《霍登卡》等等。参看本书末托尔斯泰遗著书目。但主要作品还是托尔斯泰的《日记》。它包罗他一生中四十年的时间,从高加索参战时起直到他逝世时止;它是一个伟人所能写的最赤裸裸的忏悔录。
  
  反之,他大胆地、热情地发表他关于社会论战的含有攻击性的与神秘的文字。在一九○○年至一九一○年间,他的最坚强的精力都消耗在社会问题的论战中,俄罗斯经历着空前的恐慌,帝国的基础显得动摇了,到了快要分崩离析的地步。日俄战争,战败以后的损失,革命的骚乱。海陆军队的叛变,屠杀,农村的暴动,似乎是“世纪末”的征兆,——好似托尔斯泰的一部著作的题目所示的那般。——这大恐慌,在一九○四与一九○五年间达到了顶点。那时期,托尔斯泰印行了一组引起回响的作品《战争与革命》,本书的俄文名是《惟一的必需品》。《大罪恶》,《世纪末》。大部分在他生前被检查委员会删节不少,或竟完全禁止发行。直到大革命为止,在俄国流行的他的作品是以手抄本的形式藏在读者的大衣袋里的。即在今日,当一切都印行了的时候,共产党的检查并不较帝国时代的检查为宽大。在这最后的十年间,他占据着惟一的地位,不独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惟有他,不加入任何党派,不染任何国家色彩,脱离了把他开除教籍的教会。他的被除教籍,是一九○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事。起因是《复活》中有一章讲起弥撒祭的事情。这一章,在法译本中可惜被译者删掉了。他的理智的逻辑,他的信仰的坚决,逼得他“在离开别人或离开真理的二途中择一而行”。他想起俄国的一句谚语:“一个老人说谎,无异一个富人窃盗”;于是他和别人分离了,为的要说出真理。真理,他完全说给大家听了。这扑灭谎言的老人继续勇敢地抨击一切宗教的与社会的迷信,一切偶像。他不独对于古代的虐政、教会的横暴与皇室权贵为然;在这大家向他们掷石的时候,他对于他们的愤怒也许反而稍稍平静了。人家已经认识他们,他们便不会如何可怕!而且,他们做他的职务并不欺骗人。托尔斯泰致俄皇尼古拉二世书,关于土地国有问题,参看《大罪恶》(一九○五年印行)。在毫无对于帝皇应有的恭顺之中,却充满着对于人的温情,他称俄皇为“亲爱的兄弟”,他请他“原谅他,如果他在无意中使他不快”;他的署名是:“祝你有真正的幸福的你的兄弟”。
  
  但托尔斯泰所最不能原谅的,所最刻毒地抨击的,是新的谎言,因为旧的谎言已经暴露了真面目。他痛恨的并非是奴隶主义,而是自由的幻象。但在新偶像的崇拜者中间,我们不知托尔斯泰更恨哪一种人:社会主义者或“自由党人”。
  
  他对于自由党人的反感已经是年深月久的事。当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一役中当军官,和处在圣彼得堡的文人团体中的时候,他已具有这反感。这曾经是他和屠格涅夫不和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骄傲的贵族,世家出身的人物,不能忍受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幻梦,说是不论出于自愿与否,依了他们的理想,可使国家获得真正的幸福。俄罗斯人的本色很浓,且是渊源旧族,勒鲁瓦·博利厄说他是“纯粹的莫斯科土著,斯拉夫血统的伟大的俄国人,芬兰的混血种,在体格上,他是更近于平民而较远于贵族”。(见一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国《两球杂志》)他对于自由党的新理论,这些从西方传来的立宪思想,素来抱着轻蔑的态度,而他的两次欧洲旅行也只加强了他的信念。在第一次旅行回来时,他写道:“要避免自由主义的野心。”一八五七年。
  
  第二次旅行回来,他认为“特权社会”绝无权利可用它的方式去教育它所不认识的民众。……一八六二年。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对于自由党人的蔑视,表现得淋漓尽致。列文拒绝加入内地的民众教育与举办新政的事业。外省绅士的选举大会表出种种欺罔的组织,使一个地方从旧的保守的行政中脱换到新的自由的行政。什么也没有变,只是多了一桩谎骗,这谎骗既不能加以原谅也不值得为之而耗费几个世纪。
  
  “我们也许真是没有什么价值,”旧制度的代表者说,“但我们的存在已不下千余年了。”
  
  而自由党人滥用“民众,民众的意志……”这些辞句,益增托尔斯泰的愤懑。唉!他们知道些关于民众的什么事情?民众是什么?
  
  尤其在自由主义获得相当的成功,将促成第一次国会的召集的时候,托尔斯泰对于立宪思想表示剧烈的反对。
  
  “晚近以来,基督教义的变形促成了一种新的欺诈的诞生,它使我们的民众更陷于奴仆的状态。用了一种繁复的议会选举制度,使我们的民众想像在直接选出他们的代表时,他们已参与了政权,而在服从他们的代表时,他们无异服从自己的意志,他们是自由的。这是一种欺罔。民众不能表白他们的意志,即是以普选的方法也是不可能:第一,因为在一个有数百万人口的国家中,集团意志是不存在的;第二,即是有这种意志的存在,大多数的选举票也不会是这种意志的表白。不必说被选举人的立法与行政不是为了公众的福利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也不必说民众的堕落往往是由于选举的压迫与违法,——这谎言尤其可以致人死命,因为服从这种制度的人会堕入一种沾沾自满的奴隶状态……这些自由人不啻那些囚犯,因为可以选举执掌狱中警政的狱吏而自以为享受了自由……专制国家的人民可以完全自由,即是在暴政苛敛之时。但立宪国家的人民永远是奴隶,因为他承认对他施行的强暴是合法的……瞧,人们竟欲驱使俄国人民和其他的欧洲民众同样入于奴隶状态!”见《世界之末日》。(一九○五年)托尔斯泰在致美国某日报的电报中有言:“各个省议会的活动,其目的在于限制专制政府的威权,建立一个代议政府。不论他们成功与否,它必然的结果,将使社会真正的改进益为迟缓。政治的骚动,令人感到以外表的方法所做的改进工作是可怕的,把真正的进步反而停止了,这是我们可以根据一切立宪国家而断定的,如法国,英国,美国。”在答复一位请他加入平民教育推进委员会的妇人的信中,托尔斯泰对于自由党人尚有其他的指摘:他们永远做着欺诈的勾当;他们因了害怕而为独裁政制的共谋犯,他们的参政使政府获得道德上的权威,使他们习于妥协,被政府作为工具。亚历山大二世曾言一切自由党人是为了名誉而卖身,如果不是为了金钱。亚历山大三世曾经毫无危险地销毁他的父亲的自由主义的事业;自由主义者互相耳语说这使他们不快,但他们仍旧参预司法,为国家服务,为舆论效力;在舆论方面,他们对于一切可以隐喻的事物作种种隐喻;但对于禁止谈论的事情便谨守缄默,他们在报纸上发表人们命令他们发表的文字。在尼古拉二世治下,他们亦是如此。“当这青年的君主一无所知,什么也不懂,无耻而冒昧地回答人民代表时,自由主义者会不会抗议?绝对不……从种种方面,人们向这年轻的帝皇表示卑鄙无耻的谄媚与恭维。”
  
  在对于自由主义的离弃中,轻蔑统制着一切。对于社会主义,如果托尔斯泰不是禁止自己去憎恨一切,那他定会加以痛恨。他加倍地蔑视社会主义,因为它集两种谎言于一身:自由与科学。它的根据不是某种经济学,而它的绝对的定律握着世界进步的机捩的吗?
  
  托尔斯泰对于科学是非常严厉的。对这现代的迷信,“这些无用的问题:种族起源论,七色研究,镭锭原质的探讨,数目的理论,化石动物,与其他一切无益的论辩,为今日的人们和中世纪人对于圣母怀胎与物体双重性同样重视的”,托尔斯泰写着连篇累牍的文字,充满着尖利的讽刺。——他嘲弄“这些科学的奴仆,和教会的奴仆一般,自信并令人信他们是人类的教主,相信他们的颠扑不破性,但他们中间永远不能一致,分成许多小派,和教会一样,这些派别变成鄙俗不知道德的主因,且更使痛苦的人类不能早日解除痛苦,因为他们摒弃了惟一能团结人类的成分:宗教意识”。见《战争与革命》。
  
  当他看到这新的热狂的危险的武器落在一般自命为促使人类再生的人手中时,他不安更甚,而愤怒之情亦更加剧了。他采用强暴手段时,他无异是一个革命的艺术家。然而革命的知识分子与理论家是他痛恨的:这是害人的迂儒,骄傲而枯索的灵魂,不爱人类而只爱自己的思想的人。这类人物的典型,在《复活》中有诺沃德沃罗夫,那个革命煽动者,极度的虚荣与自私窒塞了他的智慧。绝无想像,毫无怀疑。在他后面,跟随着一个由工人转变成的革命家马尔克尔,他的要革命是为了受人压迫,心存报复,他崇拜科学,但他根本不知何谓科学,他盲目地反对教会。在《又是三个死者》或《神与人》中,还有若干新革命青年的典型。
  
  思想,且还是卑下的思想。
  
  “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满足人类最低级的需求:他的物质的舒适。而即是这目的,还不能以它所拟的方法达到。”一九○四年终,致日本人阿部畏三书。参看《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回响》。
  
  实际上,它是没有爱的。它只痛恨压迫者,并“艳羡富人们的安定而甜蜜的生活,它们有如簇拥在秽物周围的苍蝇”。见丹奈洛摩著:《托尔斯泰名言录》(社会主义章)。当社会主义获得胜利时,世界的面目将变得异样的可怕。欧罗巴的游民将以加倍的力量猛扑在弱小民众身上,他们将他们变成奴隶,使欧罗巴以前的无产者能够舒适地、悠闲地享乐,如罗马帝国时代的人一样。同前。
  
  幸而,社会主义的最精华的力量,在烟雾中在演说中耗费了,——如饶勒斯那般:“多么可惊的雄辩家!在他的演辞中什么都有,——而什么也没有……社会主义有些像俄国的正教:你尽管追究它,你以为抓住它了,而它突然转过来和你说:‘然而不!我并非是如你所信的,我是别一样东西。’它把你玩于手掌之间……耐心啊!让时间来磨炼罢。社会主义的理论将如妇人的时装一般,会很快地从客厅里撤到下室中去的。”托尔斯泰与保尔·布瓦耶谈话。(见一九○二年十二月四日巴黎《时报》)然而托尔斯泰这样地向自由党人与社会主义者宣战,究非为独裁政治张目;相反,这是为在队伍中消除了一切捣乱的与危险的分子之后,他的战斗方能在新旧两世界间竭尽伟大的气势。因为他亦是相信革命的。但他的革命较之一般革命家的另有一种理解:这是如中世纪神秘的信徒一般的,企待圣灵来统治未来:“我相信在这确定的时候,大革命开始了,它在基督教的世界内已经酝酿了二千年,——这革命将代替已经残破的基督教义和从真正的基督教义衍出的统治制度,这革命将是人类的平等与真正的自由的基础,——平等与自由原是一切赋有理智的生灵所希冀的。”见《世界之末日》。
  
  这预言家选择哪一个时间来宣告幸福与爱的新时代呢?是俄罗斯最阴沉的时间,破灭与耻辱时间。啊!具有创造力的信心的美妙的机能啊!在它周围,一切都是光明,——甚至黑夜也是。托尔斯泰在死灭中窥见再生的先机,——在满洲战祸中,在俄国军队的瓦解中,在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与流血的阶级斗争中。他的美梦的逻辑使他在日本的胜利中获得这奇特的结论,说是俄罗斯应当弃绝一切战争:因为非基督徒的民众,在战争中往往较“曾经经历奴仆阶级的”基督徒民众占优。——这是不是教他的民族退让?——不,这是至高的骄傲。俄罗斯应当放弃一切战争,因为他应当完成“大革命”。
  
  瞧,这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宣道者,反对暴力的老人,于不知不觉中预言着共产主义革命了!一八六五年始,托尔斯泰已有关于社会大混乱的预告的言语:“产业便是窃盗,这真理,只要世界上有人类存在,将比英国宪法更为真确……俄国在历史上的使命是要使世界具有土地社会公有的概念。俄国的革命只能以此原则为根据。它将不是反对帝王反对专制政治,而是反对土地私有。”
  
  “一九○五年的革命,将把人类从强暴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革命,应当在俄国开始。——它开始了。”
  
  为什么俄罗斯要扮演这特选民族的角色?——因为新的革命首先要补救“大罪恶”,少数富人的独占土地,数百万人民的奴隶生活,最残忍的奴隶生活。“最残忍的奴隶制度是令人没有土地。因为一个主人的奴隶是做一个人的奴隶;但没有土地权的人却是众人的奴隶。”(见《世界末日》第七章)且因为没有一个民族对于这种褊枉的情况有俄罗斯民族所感的那般亲切明白。那时代,俄罗斯的确处于一种特殊的环境中,即令托尔斯泰把俄国的特殊情形认为是欧洲全部的情形是一种错误的行为,我们可不能惊异他对于就近所见的痛苦具有特别的敏感——在《大罪恶》中,有一段他和乡人的谈话,描写那些人缺乏面包,因为他们没有土地,而他们心中都在期望能重新获得土地。俄罗斯的农民在全部人口中占有百分之八十的比例。托尔斯泰说在大地主制度之下,致千万的人都闹着饥荒。当人们和他谈起补救这些惨状问题,言论自由问题,政教分离问题,甚至八小时工作制等等时,他便嘲笑他们:“一切装做在到处探寻拯救大众疾苦的方法的人们令人想起舞台的情况,当全部观众看见一个演员隐藏着的时候,配角的演员也同样清楚地看到的同伴,却装做完全不看见,而努力想转移大家的注意。”除了把土地还给耕种的人以外更无别的挽救方法。为解决这土地问题起见,托尔斯泰赞成亨利·乔治的主张,实行征收地价税,而废除一切杂税。这是托氏的经济的圣经,他永远提及它,甚至在他的作品中,有时采用乔治整句的文字。
  
  但尤其是因为俄罗斯民族是一切民族中最感染真正的基督教义的民族,而那时爆发的革命应当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团结与博爱的律令。但这爱的律令决不能完成,如果它不是依据了无抵抗那条律令。“无抵抗主义是最重要的原则。徒有互助而不知无抵抗是永远没有结果的。”(见《世界之末日》)而无抵抗一向是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性格。
  
  “俄罗斯民族对于当局,老是和欧洲别的国家抱着不同的态度。他从来不和当局争斗;也从来不参与政柄,因此他亦不能为政治玷污。他认为参政是应当避免的一桩罪恶。一个古代的传说,相传俄国人祈求瓦兰人来统治他们。大多数的俄国人素来宁愿忍受强暴的行为而不加报复。他们永远是屈服的……”自愿的屈服与奴颜婢膝的服从是绝然不同的。在一九○○年他致友人书中,他怨人家误会他的无抵抗主义。他说:人家把“勿以怨报怨”和“勿抵抗加在你身上的恶”相混。后者的意思是对于身受的恶处以无关心的态度……“实在是:抵抗罪恶是基督教义的惟一的目的,而不抵抗罪恶是对于罪恶最有力量的斗争。”关于这一点,人们很可以把它和甘地的主义相比,——这亦是为了爱为了牺牲而抵抗!这亦是心魂的勇武刚毅,和淡漠的无关心是完全相反的。只是甘地更增强了英雄的力量罢了。
  
  “真正的基督徒能够屈服,而且他只能无抵抗地屈服于强暴,但他不能够服从,即不能承认强暴的合法。”见《世界之末日》。
  
  当托尔斯泰写这几行的时候,他正因为目睹着一个民族的无抵抗主义的最悲壮的榜样而激动着,——这是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圣彼得堡的流血的示威运动,一群手无寸铁的民众,由教士加蓬领导着,任人枪决,没有一声仇恨的呼喊,没有一个自卫的姿势。
  
  长久以来,俄国的老信徒,为人们称做“皈依者”的,不顾一切压迫,顽强地对于国家坚持着他们的和平抵抗,并不承认政府威权为合法。托尔斯泰曾描绘了两个“盲从者”的典型:一个在《复活》的终端,另一个在《又是三个死者》中间。在日俄战争这场祸变以后,这种思想更迅速地传布到乡间的民众中去。拒绝军役的事情一天一天地增多;他们愈是受到残忍的压迫,反抗的心情愈是增强。——此外,各行省,各民族,并不认识托尔斯泰的,也对于国家实行绝对的和平抵抗:一八九八年开始的高加索的杜霍博尔人,一九○五年左右的古里的格鲁吉亚人,托尔斯泰对于这些运动的影响远没有这些运动对于他的影响重大;而他的作品的意义,正和革命党的作家(如高尔基)所说的相反,确是俄罗斯旧民族的呼声。在托尔斯泰指摘各省议会的骚动以后,高尔基表示大不满意,写道:“这个人变成他的思想的奴隶了。长久以来,他已离开了俄罗斯的实生活而不听见民众的呼声了。他所处的地位已超临俄罗斯太远。”
  
  他对于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实行他所宣传的主张的那般人,抱着很谦虚很严肃的态度。对于他,不受到官厅的虐待是一种剧烈的痛苦。他渴望殉道,但政府很乖,不肯使他满足。“在我周围,人们凌虐我的朋友,却不及于我,虽然我是惟一可算作有害的人。显然是因为我还不值得加以凌虐,我真为此觉得羞耻。”(一八九二年五月十六致捷涅罗莫书)“我处在自由的境地中真是难堪。”(一八九四年六月一日致捷涅罗莫书)为何他做了那些事情还是那么太平无事?只有上帝知道!他侮辱皇帝,他攻击国家,斥为“这可恶的偶像,人们为了它牺牲了生命,自由和理智”。(见《世界之末日》;参看《战争与革命》中他节述的俄国史)这是魔鬼展览会:“疯狂的魔王伊万,酒鬼彼得一世,愚昧的厨役叶卡捷琳娜一世,淫乱的伊丽莎白,堕落的保尔,弑亲的亚历山大一世”,(可是他是惟一博得托尔斯泰的幽密的好感的君主,)“残忍而愚昧的尼古拉一世,不聪明的亚历山大二世,恶的亚历山大三世,傻子、犷野而昏昧的尼古拉二世……"对于杜霍博尔人、格鲁吉亚人,与对于逃避军役的人一样,他全没有教训的神气。
  
  “凡不能忍受任何试炼的人什么也不能教导忍受试炼的人。”一九○五年一月十九日致逃兵贡恰连科书。
  
  他向“一切为他的言论与文字所能导向痛苦的人”请求宽耍一八九七年致杜霍博尔人书。他从来不鼓励一个人拒绝军役。这是由各人自己决定的。如果他和一个正在犹豫的人有何交涉时,“他老是劝他接受军役,不要反抗,只要在道德上于他不是不可能的话”。因为,如果一个人犹豫,这是因为他还未成熟;“多一个军人究竟比多一个伪善者或变节者要好一些,这伪善与变节是做力不胜任的事的人们所容易陷入的境界”。
  
  一九○○年致友人书。他怀疑那逃避军役的贡恰连科的决心。他怕这青年受了自尊心与虚荣心的驱使,而不是“为了爱慕上帝之故”。一九○五年二月十二日致贡恰连科书。对于杜霍博尔人他写信给他们,教他们不要为了骄傲为了人类的自尊心而坚持他们的抵抗,但是要“如果可能的话,把他们的孱弱的妻儿从痛苦中拯救出来。没有人会因此而责备他们”。他们只“应当在基督的精神降临在他们心中的时候坚持,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因了痛苦而感到幸福”。一八九七年致杜霍博尔人书。在普通情形中,他总请求一切受着虐待的人,“无论如何不要断绝了他们和虐待他们的人中间的感情”。一九○五年一月十九日致贡恰连科书。即是对于最残忍的古代的希律王,也要爱他,好似他在致一个友人书中所写的那般:“你说:‘人们不能爱希律王。’——我不懂,但我感到,你也感到,我们应当爱希律王。我知道你也知道,如果我不爱他,我会受苦,我将没有生命。”一九○五年十一月致友人书。托尔斯泰的关于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基督教精神与爱国主义》(一八九四年);《爱国主义与政府》(一九○○年);《军人杂记册》(一九○二年);《日俄战争》(一九○四年);《向逃避军役的人们致敬》(一九○九年)。
  
  神明的纯洁,爱的热烈,终于连福音书上的“爱你的邻人如你自己一般”那句名言也不能使他满足了,因为这还是自私的变相!他以为原文有误,“十诫”中的第二条应当是“爱你的同胞如他一样”,即如上帝一样。(见和捷涅罗莫谈话)有些人认为这爱情是太广泛了,把人类自私的情绪摆脱得那么干净之后,爱不将变成空洞么?——可是,还有谁比托尔斯泰更厌恶“抽象的爱”?
  
  “今日最大的罪过,是人类的抽象的爱,对于一个离得很远的人的爱……爱我们所不认识的所永远遇不到的人,是多么容易的事!我们用不到牺牲什么。而同时我们已很自满!良心已经受到揶揄。——不。应当要爱你的近邻,——爱和你一起生活而障碍你的人。”出处同前。
  
  大部分研究托尔斯泰的著作都说他的哲学与他的信仰并非是独创的:这是对的,这些思想的美是太永久了,决不能显得如一时代流行的风气那般……也有人说他的哲学与信仰是乌托邦式的。这亦不错:它们是乌托邦式的,如福音书一般。一个预言家是一个理想者;他的永恒的生活,在尘世即已开始。既然他在我们前面出现了,既然我们看到这预言家中的最后一个,在艺术家中惟一的额上戴有金光的人,——我觉得这个事实比世界上多一个宗教多一派哲学更为特殊更为重要。要是有人看不见这伟大的心魂的奇迹,看不见这疮痍满目的世界中的无边的博爱,真可说是盲人了!

图片 1

有志青年萧涧秋因为对革命感到失望,于是想离开城市到乡村里去。他来到了芙蓉镇上教书。在来芙蓉镇的船上,他遇上了老同学的遗孀——文嫂和孩子。刚到芙蓉镇的时候,萧涧秋是愉快了,想在这里留多几年的。他在这里结识了校长的妹妹陶岚。萧同情文嫂和孩子,于是接济他们,帮助孩子上学。萧的才华和人格吸引了陶岚,两个年轻人慢慢产生了爱意,然而招来了同事钱先生——一个乡绅子弟的妒嫉。(说到钱先生,老师专门解释了一下,钱先生的意思是Mr.Money)然而,芙蓉镇里传出了萧涧秋与文嫂的风言风语,萧为了彻底帮助文嫂,决定与文嫂结婚,陶岚大受打击。文嫂因为屈辱自杀了,萧愤然离开了芙蓉镇,陶也追随他而去……

《早春二月》剧照

电影将各个人物都刻画得非常成功,人物形象生动。电影表现了20年代“平安的下面伏着纷扰”这种动乱的社会政治空气下,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和他们探索人生所做的苦苦寻求。

看小说之前我看过相关的介绍,“萧涧秋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形象代表,这个小镇反映了当时的样貌”。所以先入为主的认为“萧涧秋应该是一个正直、勇敢的冲锋的斗士”,认为流言不至于使他烦恼。可是看了小说和电影之后,却发现柔石先生并没有把他写的那么完美,在他身上有许多缺点,许多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出来的软弱。不过,一些知识分子(譬如钱正兴和方谋)的迂腐和无聊,他是没有的。也正因为柔石先生不完美的描写,才使得小说更为贴近现实,更显得真实。

萧涧秋,有远大抱负,曾对革命报有强烈的期望,积极奔走于全国各大城市。然而,当革命热情淡去,逐渐对革命感到失望的他,选择了到芙蓉镇这样的小乡村“避世”当一个教书先生,他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人的素质。他积极地参与教育工作,与孩子们打成一片——与孩子们一起打球运动。他对学生一视同仁,并尽自己绵力帮助文嫂的孩子上学。他有着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的一面,他喜欢陶岚,同时同情着文嫂,他希望通过与文嫂结婚而改变文嫂的命运,不惜牺牲自己与陶岚的爱情。面对乡村里的风言风语,他没有努力地去反抗去辩驳,他只是天真地认为清者自清。他是一个迷茫、彷徨的知识分子,革命运动并没有给他带来一种使命感,反而让他对自己在洪流中的定位感到不明确。电影开头,在陶校长家中吃火锅,谈论到“主义”时候,钱先生明确信仰“资本主义”,另一个先生信奉“三民主义”,当问起萧信仰什么主义时,他一时无言。快嘴的陶岚说自己信仰“个人主义”,萧的内心似乎被触动,他不由地一惊。

小说与电影其实是有很多差异的。我能够记起来的就有下面几处:

电影运动了大量的细节来表现萧先生内心的彷徨、踌躇以及举棋不定。特别是他两次弹奏《彷徨曲》和多次在河边行走,都体现了他激烈的内心活动。作为知识分子,他想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推广新思潮、改变国家,萧用了教育作为手段,他深信教育可以改变中国当时的状态。然而在实行的路上,他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他想不到,对寡妇以及孩子们的帮助竟然会招来如此的闲话(——本地的乡民们自己不进行帮助就算了,还不让别人帮助,什么世道?)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他感觉到无助。然而文嫂的死,终于让他觉悟起来,一消“避世”的消极想法,再次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去。

1、萧涧秋的出场在小说和电影中是有不同的,小说中是说阿荣去了接萧先生,后来有学生来报告消息,说萧先生来了;影片中表现的却是陶幕侃亲自和阿荣一道去接的。

陶岚,另一种知识分子的形象。作为一个女孩子,她敢爱敢恨,快言快语,直抒胸臆。她没有萧涧秋般的举棋不定,她敢于去争取、敢于去抗争。对于Mr. Money的追求,她不理不睬。她曾经说出“如果谁能资助她出国读书3年,她回来后就与谁结婚”,不料钱先生信以为真,真的答应资助她出国读书(多痴情的汉子啊!),不过要陶岚先与他结婚。陶岚不愿,于是大哭大闹,拒绝与钱的婚事。她想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在她的身上,能看到一种强烈的革命热情。她知道萧涧秋离开了芙蓉镇的时候,一句“我找他去”便使她投身到了革命的洪流中去。

2、钱正兴谈到天气异常的热时问的一个问题——“这大概是不详之兆吧?在小说和电影中分别是由陶幕侃和萧涧秋回答的,当然回答的内容倒是一样的。


3、小说中不仅描写了文嫂的儿子生病了,在儿子生病之前文嫂自己也病了,而且是由于儿子吮吸了文嫂的乳汁才传染的。

——旧作,成文于2006-03-29

4、陶岚问萧涧秋“3年前是不是在湖边”的问题在小说和电影中出现的时间和场合是不一样的,小说中是当他们在弹琴时才问的,而电影中却是当着众人的面问的。

5、电影中钱正兴辞去学校职务后和方谋一起讨论,说风凉话、流言,小说中并没有。

6、小说中是萧涧秋主动提出要到女佛山去的,电影中一开始是陶幕侃建议去的,后来萧涧秋才要去的。

除了这6处小的差异外,我还清晰的记得有3处比较大的差异:

1、萧涧秋与陶岚在小说中有几次书信来往,电影中却并没有体现出来,他们直接的来往更多。

2、小说中没有写到王福生这个学生,在电影中他却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角色。

3、小说中萧涧秋和陶岚最后告诉了采莲妈妈死了,带她去了文嫂的坟前,电影中却一直瞒着她,没忍心告诉她。

我在想这些差异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拍电影不可能把小说所描写的一字不漏的表现出来的,它有时间的限制;但另一方面可能是侧重点不同吧。我个人觉得小说在含蓄细腻这方面做的是不够的,电影倒是表现的挺好的。但小说和电影都表现出了陶岚的大胆和热情,或许改为热烈更好一些。

电影中有一处最能体现含蓄细腻的手法的,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当陶岚在操场找到萧涧秋之后,她和萧涧秋一起漫步谈话时,陶岚谈到他和小孩子在一起时看起来更年轻,萧涧秋答道:“和天真纯洁的孩子在一起,使我感到非常愉快。”陶岚随即问道“除此之外,就再没有使你愉快的吗?”显然她在暗示,“和我在一起,你不觉得愉快吗?”因为在她看来,她和他在一块的每一刻都是感到愉快的。作为一个漂亮而又有文化的女性,她被当地人称为“孔雀”。但她对钱正兴这个追求者并不给面子,甚至有点嗤之以鼻,至少是厌烦。而她对萧涧秋的态度却和对钱正兴截然不同。她一见到萧涧秋就表现出了爱慕之情,这大概只有她这样大胆的女性才能做到吧!一见面,她就用了一句如果当今男生用来对女生搭讪一定会让女生鄙夷的话开头,这便是——“我好像在哪见过你”,不过她说的是实话。然而,萧涧秋的回答我觉得不怎么令她满意,尽管他们的对话进行的很好,但她毕竟没有听到自己想听到的答案——“和你在一块尤使我愉快”。

电影还体现了一处伏笔,也是在他们两个的对话中。当萧涧秋谈到“我在这所遇到的一切都很顺利,这儿给了我一种平安而质朴的感觉”,陶岚就用哲学的观点笑谈到,“这可不尽然,质朴里面含着尖叼,平安下面浮着纷扰”。没想到这一句笑谈后来却变成了事实,他在芙蓉镇呆不下去了,而且表现的消极了。以至于改变了我对萧涧秋的看法,一开始我是对抱有幻想的,认为他是一个正直、勇敢、敢于冲锋的人,没想到他却为流言所累,变得逃避、犹豫、过于矜持。在这方面,他是不如陶岚大胆的,陶岚敢于向流言发出挑战,认为“笑骂由人笑骂,我行我素”。

然而,在我看来,他完全不至于陷入与“文嫂和陶岚”的感情漩涡中,他却着实陷进去了。他本是怀着好心,想帮助文嫂一家,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好心帮助,却让文嫂的日子更加的痛苦不堪,舆论、流言蜚语时刻掐着文嫂一家的脖子,不让他们呼吸,也让他自己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但是,他如果足够勇敢的话就不至于陷入这样的困扰当中,当然我们如今这样去评价他是由于我们已经跳出了那个时代的限制。可是,他爱着的明明是陶岚,对文嫂只有同情,他完全没必要在同情和爱情之间徘徊。他应该知道,在那样一种环境下,无论让文嫂改嫁其他人还是自己去文嫂,都注定是一个悲剧。但除此之外,他难道没有其他办法帮助文嫂吗?不是的,他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工资资助文嫂,但要通过陶岚,自己却并不出面,也许那样结果会好的多,至少不会有流言吧。 

当然,不可否认,文嫂一家的悲剧,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造成的。大宝的死,就是铁证如山的事实,陈奶奶请来的那位医生,一看就是一个“老学究”,当他看到涧秋和陶岚也在场时,他的神情已经说明了一切,大宝“高烧39°8!”这位“老学究”居然说没什么病,不用吃药了,萧涧秋有些质疑:“不吃药,孩子怎么能退烧呢?”,那位医生见状只好附和道:“好吧!那就吃一副吧!”这才开了药方。种种迹象已经表明,这位“老学究”骨子里都已经被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腐蚀了,这些所谓的传统道德、封建礼仪迫使他不可能让大宝药到病除。其实这样一想,真正杀死大宝的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枷锁,是虚伪可悲的人伦天理。

如果说小说表现的细腻之处有不足,那么在写陶岚大胆的表达自己的爱慕时,小说却不亚于电影。在小说中,他们有几次书信来往,其中陶岚一开始就写到“我的生命的心碑上,已经深深的刻上你的名字和影子,终我一生,恐怕也不能泯灭了”。并且她还鼓励萧涧秋“你也听信流言么?你也为卑鄙的计谋所中么?你岂不是以理智来解剖感情的么?”无论在小说里还是在电影中,对陶岚大胆表达自己爱恋的刻画都是成功的。她会经常去找萧涧秋,和萧涧秋带在一起。因而,我很欣赏陶岚这一个人物形象,比之于萧涧秋,她是完美的。

电影中萧涧秋和陶岚为了不让采莲伤心,骗她“妈妈出远门去了”,这一点和小说中他们怀着悲伤带她到妈妈坟前不同。但我终究没弄明白这样一个区别是出于什么,或许是更人性化吧,但柔石先生那样写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电影中还刻画了王福生这个人物形象,我想应该是为了剧情需要,激化矛盾吧。那样一个认真好学,成绩优秀的学生最后却不得不退学,因为他爸爸的脚摔坏了。也正是文嫂和王福生的事情终于让萧涧秋认识到:“仅仅对社会中某个弱者的帮助,是改决不了根本的问题的,要真正救中国,只有彻底的社会变革。”最终他终止了徘徊,投身到了时代的洪流中去。

我还以为电影和小说中提到的“那是我3年前一时冲动写的曲子,叫《徘徊》”应该是个特写,表现了萧涧秋内心的愁苦、犹豫和彷徨。不过,最终他终于找到了方向,投身革命去了。很欣赏影片中陶岚毫不犹豫的追萧涧秋去的那个举动,她永远是那么大胆,执着。

我不愿去过多的评论那个时代造成的悲剧,那个时代已然过去,新时代早已到来。我也不想过多去批评那个时代人们的无知那个时代人们更多的估计是无奈和无聊吧,抑或是可怜。如今,我只希望,人们能够多点同情,多点理智,要知道流言会害死人的!想起鲁迅先生的那句话“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更希望流言止于智者!

品味经典,思考当下,兴许有一天我会忍不住再一次回味这部电影和小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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