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新亚洲彩票平台免费下载 2019-08-17 09:43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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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律师,格里森姆

严格来说,这只是我从象牙塔走出,来到街头身体上必须付出的代价。车祸的创伤刚愈,但肌肉和关节的酸痛还要逗留几个星期。我的体重在减轻,有两个原因——我再也去不起以前常去的餐馆,而且也没什么胃口。我的背因为睡在地板上的睡袋里而疼痛不已。我之所以下决心这么做是要看看这种睡法是否可以忍受,我一直弄不清楚。随后一个街头小混混用他的光脚差点踢破我的脑袋。我每天晚上要冰敷很长时间,夜里每次醒来的时候,脑袋好像要爆炸。但我为能活下来而感到庆幸,庆幸被打入地狱几个小时后还能全身而退。无名的恐惧解除了,至少目前是这样。再也不用担心潜伏在暗处的警察了。严重盗窃罪可不是闹着玩的,尤其是我确实犯了此罪。这项罪名最多可判十年徒刑,我暂且把它抛在一边。星期六早晨天没亮我就出了门,冲向最近的卖报点。我住处的附近新开了一家小小的通宵面包店,店主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吵吵嚷嚷的一家子。这家面包店地处治安情况复杂的亚当斯一摩根地段。我偷哲到柜台前,要了一份报纸,打开一看,我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计划得很周密。都市版的第二页登有我的照片,那是一年前公司编辑员工名册时照的,只有公司留有底片。报道分为四段,篇幅不长,切中要害,其中的信息大部分由公司提供。我在公司工作过七年,从事反托拉斯法,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无犯罪记录。公司排名全国第五——有八百名律师,分布于八大城市,等等。没人发表评论,因为根本没必要那样做。这篇报道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我难堪,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在我照片的旁边是一行大字标题:“本地律师因严重盗窃罪而被捕”。报道中把被窃文件含糊其辞地称为“被盗物品”,还说是我最近离开公司时所为。这听上去像无谓的小口角——一帮律师不为别的只为了几页纸面吵个不休。除了我自己以及那些可能认识我的人,谁会在乎这报道呢?尴尬很快就会过去,这世界发生的真实故事也太多了。写报道的那个记者真够友好、真够耐心的。他写好文章直等到我被捕的消息传来才发表。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见阿瑟和拉夫特那班人是怎样花时间策划我的被捕,然后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这笔费用无疑会由河橡公司承担,只因为它是卷入此次事件的另一主角。多么漂亮的公关技巧!竟然在周末版上登出了这么长的报道。巴基斯坦人开的那家面包店不做水果夹心的油炸饼圈,我只好买了几块燕麦饼,然后开车去办公室。露比在门口睡着了,我边走边想她究竟在那儿呆了多久。她身上盖了两三条旧被子,头枕在一只大的帆布购物袋上,袋中装着她的随身物品。听到我的咳嗽声,她一下子蹦起来。“为什么睡这儿?”我问。她看着我手中装食品的纸袋,道:“我总得找个地方睡。”“我以为你睡在车中。”“是的,我大部分时间都那样。”与一个漂泊街头者谈论她该睡在何处不会有什么结果。露比饿了。我用钥匙开门,按电灯开关,去煮咖啡。她与往常一样,径直来到办公桌前,坐着等。我们喝咖啡,吃点心,我读早新闻给她听。我先选一则我感兴趣的新闻,再选一则她感兴趣的,轮流读给她听,我跳过了那则关于我的报道。露比昨天下午提前退出了“内奥米之家”的戒酒戒毒聚会。上午平安无事,下午她就逃之夭夭了。那里的负责人梅甘在加斯科现身前约一小时就打电话通知了我。“你今天早晨感觉如何?”读完报后我问她。“很好。你呢?”“我很好。我没吸毒,你呢?”她低下头,眼光投往别处,许久没说话,在犹豫是否该说实话。“是的,”她答道,“我没吸毒。”“不,你吸了。别对我撒谎,露比。我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律师,我会帮你见到特伦斯,但是如果你撒谎,我就帮不了你。现在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有没有吸毒。”她不自觉地往后退缩,眼光向下:“我吸了。”“谢谢。昨天下午为什么早退?”“我没有。”“那边的头说你早退了。”“我以为早结束了。”我不想和她继续争论,多说无益。“你今天去吗?”“去。”“很好。我开车送你去,但你得答应我参加完戒酒戒毒两个疗程。”“我保证。”“你必须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明白吗?”“好。”“那里的头会注意你的表现。”她点点头,又取了一块面包,这是第四块。我和她谈了特伦斯,戒酒戒毒的事。我再次感到染上毒瘾后的无望。她现在连二十四小时内不吸毒都做不到。我怀疑她吸的是可卡因,见效快,价格低廉。在开车去“内奥米之家”的路上,露比突然道:“你刚刚被捕过,对吗?”我差点闯红灯。她天没亮时就睡在我们办公室的门前,又几乎不识字,她怎会看得懂报纸?“是的,我刚刚被捕过。”“我想不假。”“你怎会知道?”“在街头总能听到点儿什么。”对了,不是报纸。流落街头者有他们自己传播消息的方法。莫迪凯事务所的那个年轻律师被抓了,警察把他带走了,他的遭遇和我们差不多。“那是个误会。”我说,就好像她关心那是不是由于误会一样。她们已经开始歌唱了,当我们走在“内奥米之家”前的台阶上时,我们能听到她们的歌声。梅甘打开前门,请我进去喝咖啡。在第一层由会客室改建而成的大厅里,妇女们唱着歌。唱完后,她们倾听别人诉说自己的问题。我在那里观察了几分钟。作为唯一的男性,我感到不自在。梅甘在厨房里备好咖啡,然后领我浏览了这个地方。我们压低了交谈的声音,因为她们在不远处祈祷。一楼靠近厨房的地方有盥洗间和淋浴房,后面是小花园,供那些心情抑郁者一个人清静的地方。二楼有办公室,入会登记处,还有一间摆满了椅子的长方形房间,是酗酒者和吸毒者聚会的地方。我们在狭窄的楼梯上听到下面传来了一阵充满了欢欣之意的合唱声。梅甘的办公室在三楼。她请我进去,我一坐下她就把一份《邮报》抛到我的大腿上。“那一夜真够呛,嗯?”她微笑着说。我又看了一眼自己的照片:“还行。”“那儿怎么回事?”她指着自己的太阳穴问。“我的同监犯想要我的鞋子,他夺了去。”她看看我那双穿旧了的耐克鞋:“就这双?”“是的。挺好的鞋,不是吗?”“你在牢里呆了多久?”“几个小时。我几乎是捡回了一条命,现在我是个再生的人了。”她又嫣然一笑,我们的目光游移了片刻。我突然发现,天哪!她手指上没有结婚戒指。她身材颀长,略显清瘦,发色呈棕红色,剪一头俏皮的露耳短发,样子活像一个预备学校的女生。她长着一双浅棕色的眼睛,眼睛大而圆,与她对视时非常愉快。我忽然发现她很迷人,并感到奇怪,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我现在为什么兴奋?我在这里流连忘返难道仅仅是为了参观?昨天我为什么念念不忘她的微笑和这双眼睛?我们互陈了自己的经历。她的父亲是马里兰州的一名代理主教,是一个热爱华盛顿的印第安迷。她十几岁时就决定为穷人工作。那是至高无上的神的感召。我得承认我在两周以前从未想起过穷人。她被那位“先生”的故事迷住了,也惊讶于它对我的灵魂净化作用。她邀请我回来共进午餐,顺便监督露比。如果太阳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在花园里用餐。贫民律师与其他人并无二样。他们也能在奇怪的地方找到爱情,譬如说在收留无家可归的妇女的避难所。一个星期以来,我开车穿梭于华盛顿市区最险恶的地段,经常与避难所打交道,总的说来已和无家可归者打成一片。这时我感到没必要每次出去都躲在莫迪凯的背后。他是极好的保护伞,但我倘若想立足街头就得勇于承担风险,单独闯天下。我有一张名单,上面记录了近三十家避难所、施粥处、救助中心的名字,无家可归者经常光顾这些地方。我还有一张名单,上面是被驱逐的十七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星期六上午参观完“内奥米之家”后,我的下一站是靠近加拉德特大学的基列山基督教堂。从地图上看,它是最接近纽约街与佛罗里达街交界处的施粥所,而那里正是废仓库的旧址。施粥所的负责人是一位名叫格洛里亚的年轻女人,当我九点钟赶到时,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着切芹菜,正为招募不到志愿者而担忧。我作了自我介绍,又费了一番口舌使她相信我的证件没问题,然后她指向一张切菜台让我切洋葱。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贫民律师又怎能拒绝?我向她解释说我以前在“多莉之家”干过同样的活儿,那时正下着大雪。她出于礼貌有一搭没一搭地附和着我。我一边切一边擦眼泪,向她叙述了我手中的案子,并一口气报出了包括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在内的被驱逐者的名字。“我们对打官司不感兴趣,”她说,“我们只供他们吃。我没听说过这些名字。”一名志愿者带着一袋土豆过来了。我收拾着准备离开。格洛里亚谢了我,把名单抄下,答应帮我打听。我的行动早就计划好了,我还有许多地方要去,可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来到国会山医疗诊所,向其中的一名医生打听。这是一家私人赞助的面向流落街头者的不须预约的医疗诊所,保存着所有病人的记录。今天是星期六,那位医生答应我星期一让秘书查一下电脑档案,看有没有我要找的人。如果有,秘书会打电话给我。我来到罗得岛街附近的耶稣会,一名天主教神父接待了我。他仔细研究了那份名单,但没有他认识的。“名字太多了。”他说。上午遇到的唯一险情发生在“自由联合会”。那是一处大型聚会场所,建造者的名字早已被忘却,后来变成了一个社区中心。十一点钟的时候,一群人在大门口排队等着吃饭。我没打算在那里吃饭,所以就没排队,而是径直走向门口。有几个等着领食物的绅士认为我不守规矩,张口就是污言秽语。他们腹中饥饿,火一下子冒上来,竟然没注意到我是个白人。他们怎能把我误认为一个流落街头的人呢?门口有一名志愿者在维持秩序,他也认为我是个流浪汉。他毫不客气地伸出双臂阻挡我,第二次对我人身侵犯。“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气愤地辩解道,“我是一名为无家可归者工作的律师!”这才使他们安静下来,我突然又成了蓝眼睛的兄弟。我被允许进人大楼,没再遇到阻挠。负责人是基普牧师,是一个头戴贝雷帽、戴黑色领圈的脾气暴躁的小个子。我没给他留联络电话。当他意识到我是一名律师;我的当事人是伯顿一家;我在为这个案子奔走;将来有可能得到赔偿,他开始考虑能从中捞到多少钱。我在他身上浪费了三十分钟,离开时我发誓要让莫迪凯亲自来。我打电话给梅甘,推掉午餐约会。我托辞说我现在在城市的另一端,还有许多人要见。真实的原因是我拿不准她是否在向我表示好感。她漂亮、聪明,完全值得喜欢,正是我需要的那种人。我几乎有十年没谈过恋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她告诉我一则重大消息。露比不仅坚持了一上午的疗程,还发誓说要连续二十四小时不沾毒品。这真是个令人感动的情况,梅甘在戒毒室的外面看到了这一幕。“她今晚必须离开街头,”梅甘道,“十二年来她一直没离开过毒品。”我当然是帮不上什么忙了,梅甘倒有几个主意。下午和上午同样劳而无功,唯一的收获是弄清了华盛顿市内每一家避难所的地址。我见了许多人,和他们交谈,与那些可能再见面的人交换了名片。凯尔文-兰姆仍然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的被驱赶出户的人。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死了。我手中剩下的十四个人消失在街头的茫茫人海中。在无家可归者之中,只有小部分人是避难所的常客。他们时不时地光顾那里,只为了一餐饭、或者一双鞋。或者一条毛毯,然后踪影全无。他们不需要帮助,懒得与人打交道。很难相信剩下的十四个人就在这一小部分之中。一个月之前,他们还生活在屋檐下,并且付房租。要有耐心,莫迪凯反复忠告我:贫民律师必须有耐心。露比在“内奥米之家”的门口与我会合,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一见面就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她已经成功地度过了戒酒和戒毒两个疗程。梅甘已经为下面的十二个小时创造了良好的开端——露比不能再露宿街头了,她自己也默认了。我和她开车出城,向西驶入弗吉尼亚大街。我们在郊区的一家商场买了牙刷、牙膏、肥皂、香波和许多糖果。糖果的数量连过万圣节也够了。我们继续驱车向城外驶去,在一个名叫甘尼斯维勒的小镇上发现了一家金碧辉煌的崭新的汽车旅馆,招牌上说单人房每晚只需四十二美元。我用信用卡付了账,但愿它没有失效。我把她留在那儿,叮嘱她一定要锁好门,呆在房间里,哪儿也不要去,星期天早晨我会来接她——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再次与露比一起喝咖啡。我七点四十五到达办公室时,她已在前门外等我。她看见我很高兴。她在一辆废弃的小轿车后座上睡了八个小时,可以想象她见到我有多高兴。“有油炸饼圈吗?”我按电灯开关时她问道。这已成为惯例。“我找找看。你坐吧,我去煮咖啡。”我在宽敞的厨房里忙起来,清洗咖啡壶,找吃的东西,油炸饼圈昨天已不新鲜了,现在变得更硬了,但除此以外,别无他物。我在脑子里记下明天一定要买些新鲜的,以防露比连着第三天来。我有预感她会再来。她拿起一个饼圈,小口斯文地吃着。“你在哪儿吃早饭?”我问。“通常不吃。”“中饭和晚饭呢?”“中饭在第十大街‘内奥米之家’吃;晚饭在十五街的耶稣会吃。”“你白天干什么呢?”她又蜷起身子,紧握着咖啡纸杯,这样会给她虚弱的身体增加点热量。“大部分时间我呆在‘内奥米之家’。”她答道。“那里有多少妇女?”“不知道。有很多。他们对我们的照料很周到,但只白天开放。”“那里只收留女流浪者吗?”“对。他们下午四点关门,大部分妇女住在避难所里,一些人露宿街头,至于我,我有一辆车。”“他们知道你服用可卡因吗?”“我想是的,他们要我戒毒。那里不止我一人吸毒,许多人都吸。”“昨晚你过瘾了吗?”我问,每一个字都撞击着我的耳膜,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竟然问出这样的问题。她低下头,下巴顶住胸口,闭上眼睛。“说实话。”我说。“我没办法,每天晚上都吸。”我不打算责备她。从昨天起我就束手无策,这突然成了我的心病。她又要了一个饼圈。我用箔纸包好最后一个,给她添满咖啡。“内奥米之家”有活动,她快迟到了,于是匆匆离去。游行示威从市政大楼开始。人群在大楼前集合。莫迪凯在无家可归者的世界里是个名人,所以他扔下我在人群中,跃上演讲的高台。教堂合唱团的成员身着紫红色和金黄色的袍子,在楼前的台阶上排好队形,于是上空便回荡起澎湃的歌声。几百名警察布满了大街,他们筑起的路障阻断了交通。“创建非暴力社区”出动了一千人,他们一齐赴到。那是一条令人生畏的自发结成的长龙,由无家可归的男人们组成,他们为自己的队伍而感到自豪,他们的到来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整齐的口号声几个街区外都听得见,当他们在街的拐角处出现时,电视摄像机争相上去拍摄。他们齐刷刷地聚集在市政大楼的台阶前,开始挥舞自制的标语牌。牌子上写着“停止杀戮”、“救救避难所”、“我有权拥有一个家”、“工作,工作,工作”。他们把标语牌举过头顶,伴着圣歌的曲调和呼喊口号的节奏而翩翩起舞。教堂巴士在路障前停下,卸下几百人。他们中许多人看上去不像流落街头者。他们是穿着整齐的教堂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女人。人群膨胀起来,我身边的空间越来越小。除了莫迪凯以外,我一个人也不认识。索菲亚和亚伯拉罕在人群中某个地方,但我看不到他们。海报说这是过去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无家可归者游行——为朗蒂伸冤的大会。朗蒂-伯顿的照片被放大制成了许多大告示牌。人像的四周镶了黑边,下面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是谁害死了朗蒂?”告示牌一经散发下去,立即成了抢手货,甚至那些来自“创建非暴力社区”的男人们也将手中原先的抗议旗帜弃之不用。朗蒂的脸在人海中跳跃起伏。一声凄厉的警笛声在远处响起,很快越来越近。一辆送葬车在警车的护送下穿越路障,径直朝市政大楼开来,在楼前的人海中停下。车的后门打开了,一个漆成黑色的仿制棺材被搬下来,六个无家可归的男人充当了扈棺人。他们抬着棺材准备游行。车上还有四个同样颜色和式样的棺材,只不过小得多,它们也被人抬下来。人群中闪开一条路,人们抬着棺材缓缓地向台阶走去,合唱团唱起了具有灵歌特色的安魂曲。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这是一个死亡游行,四个小棺材中有一个代表奥塔里欧。人们挤上前去,无数双手举起来触摸着棺材,棺材起伏不定,左右前后不断地晃动。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场面。无数台摄像机聚集在台子的四周,录下了这庄严的时刻。在随后的四十八小时内,电视台会一遍遍地播放。五个棺材并排放在台阶中央的胶合板架子上,朗蒂的居中。架子距莫迪凯所站的高台只有几英尺的距离。前后左右都有人摄像拍照,接着演讲开始了。游行的组织者是一位活动家,他在开场白中向帮助组织这次游行的所有团体表示了感谢。参加的团体真不少。听着他飞快地念名单,我既高兴又惊讶,竟然有这么多的临时避难所、慈善会堂、施食处、联合机构、医疗站、律师事务所、教堂、中心、外围团体、技能培训中心、戒酒戒毒机构,甚至还有少数当选的议员,都关注这次游行。有这么广泛的支持,怎么还会有无家可归者问题呢?接下来的六个演讲者回答了这个问题。缺乏足够的启动经费,预算被削减,联邦政府的充耳不闻,城市当局的熟视无睹,富裕阶层缺乏同情心,日趋保守的法院系统,原因还有很多很多。除了莫迪凯外,每个发言人都重复了同样的话题。他是第五个发言的。当他叙说伯顿一家临终前的情形时,人群突然静下来。当他说到给婴儿换尿布,也许那是最后一片时,人群中鸦雀无声,没人咳嗽,也没人耳语。我看一眼棺材,仿佛其中一副真的装着那名婴儿。随后伯顿一家离开了避难所,他说,语声缓慢、低沉、浑厚。他们又回到街头,在暴风雪中只多活了几个小时。莫迪凯在这一点上极有发言权,因为没人知道朗蒂一家最后的情形。我虽然知道,但并不介意让他来叙述。台下的观众和我一样被他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故事接近尾声时,他说到朗蒂和她的四个孩子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可还是无济于事,我听到身边女人的哭泣声。我忽然有点嫉妒他。如果这个人,我的朋友和同事,能够在一百英尺的高台上折服数千名观众,那么当他试图说服近在咫尺的十二名陪审员的时候,岂不是易若反掌?我此时意识到伯顿的案子决不会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让莫迪凯-格林有机会来鼓动这个城市的黑人陪审团。如果我们的估计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能证实它,绝不会有审判发生。听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后,人群变得躁动不安起来,准备出发。合唱团又开始唱歌,扈棺人抬起棺材,领着队伍离开大楼。跟在棺材后面的是游行的组织者,莫迪凯也在其中。其他人跟在后面。有人递给我有朗蒂头像的告示牌,我和别人一样把它举得高高的。有钱有势的人不会参加游行,他们的世界安全、干净,有法律保障他们的幸福。我以前从未在大街上游行过,为什么要游行呢?走过一两个街区后,我忽然感到奇怪。走在人群中,高举着告示牌,告示牌上是一个生了四个私生子的二十二岁的黑人母亲的头像,这会是我吗?但我不再是几个星期前的我了。我再也不能回到从前,即使我想。我过去只关心金钱、财产、地位,现在这些都变成了对我的折磨。所以我在游行队伍中感到轻松自如。我和他们一起呼喊口号,与别的人步调一致地挥舞手中的告示牌,甚至唱起了我原先不熟悉的圣歌。我初尝游行示威的滋味,决定以后还要参加。路边的路障保护着我们一路向国会山缓慢地移动。游行组织得很好,由于规模巨大,沿途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棺材被停放在国会山前的台阶上,我们聚集在棺材的四周,再一次聆听民权运动家们和两名国会议员发表的激烈的演讲。演讲无甚新意,我已经听够了,对我的那些无家可归的兄弟姐妹们也无多大实际的益处。从星期一人这个新行当以来,我已经接了三十一桩案子。三十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等着我为他们排忧解难:申请食物配给券,寻找住处,调解离婚纠纷,答辩刑事指控,索要拖欠的薪水,阻止被驱赶出户,帮他们戒毒。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对我并不太难。过去作为一名从事反托拉斯业务的律师,我很少要面对客户,而现在做贫民律师就不一样了。我在路边售货亭里买了一包便宜的雪茄,向草地广场走去——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我们不知道朗蒂-伯顿的父亲是谁,也许这世界上压根儿就没人知道,她的母亲和弟弟又都在狱中。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做出一个巧妙的决定,绕过伯顿一家,为他们请一个财产管理人,让他充当我们的当事人。星期一早晨我在芝加哥时,莫迪凯去了特区家庭法院,请求法官指派一个临时受托人,充当朗蒂-伯顿和她孩子的遗产监护人。这是私下里的一种例行公事。那位法官与莫迪凯相熟。申请很快被批准了,这样我们有了新的当事人,她的名字叫威尔马-费伦,是一位社会工作者,莫迪凯与她相识,她在诉讼中所起作用有限,如果我们索赔成功,她只能分得一小部分。从经济角度看,科恩信托行管理不善,但对一个非赢利性的律师事务所来说它却有着巨大的约束力。伦纳德-科恩当过律师,明显对细节有着强烈的兴趣,我们事务所对非法造成的人身伤害或死亡科以人身意外罚款也不算逾规,虽然这种做法为信托行所不喜。罚款的最高限额不超过赔款的百分之二十,而标准的收费额是三分之一。按惯例刑事案的律师要收取百分之四十。在百分之二十的罚款中,律师事务所可以保留一半,剩下的百分之十归信托行所有,十四年来,莫迫凯曾接过两件这样的案子。第一件因为陪审团的原因而输了官司;第二件是替一个被公交车撞了的无家可归的女子打官司,以获得十万美元的赔偿而告终。他为事务所净赚一万美元,用这笔钱添置了电话和电脑。法官勉强同意了百分之二十的合同,我们准备起诉。篮球赛于七点三十五分开始——乔治顿对叙拉库斯,莫迪凯好不容易才搞到两张票,我所乘的航班六点二十到达国家机场,三十分钟后我与莫迪凯在兰多佛的国家机场东出口处见了面,我们身边有将近两万名球迷。他递给我一张票,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厚厚的未拆的挂号信,收信人是我,发信人是华盛顿律师协会。“今天到的,”他说,清楚地知道信的内容,“我在座位上等你。”他消失在一群学生中。我撕开信封,在外面找了一个光线足的地方看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那帮朋友正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我。这是上诉法院发出的一封正式指控信,谴责了我的不道德行为。指控的内容占了三页,其实一段完全够了,我偷走一份文件;我违反了保密法;我道德败坏;因此必须永远取消我的律师资格,或中止律师资格若干年,或予以公开惩戒,因为失窃的文件尚未追回,事情很紧急,所以调查和一切手续应从速办理。信封中还有一些通知、表格等其它文件,我看都没看。这令我震惊,我背靠着墙稳定一下情绪,整理一下思路。是的,我早料到他们会有这一手,如果认为公司不会通过所有的渠道来索回文件,那也太不切实际了。但我以为我的被捕会稍稍平息一下他们的怒气。现在看来错了,他们要的是血。这是一家典型的大公司,手段强硬,要将对于赶尽杀绝,这一点我再了解不过了。他们不知道明天上午九点我将亲手将他们送上法庭,控告他们非法造成了伯顿一家的死亡,并索赔一千万美元。据我估计,他们再没有什么招数来对付我了,不会再有拘捕令,不会再有挂号信,所有的东西都摆到桌面上来了,所有的道儿都划下了,手中拿着信,我心中竟然有一丝如释重负的感觉。同时我心中也有一丝恐惧。十年前我就入了法学院,从没认真考虑过别的行当。如果被吊销了执照该怎么办呢?可是索菲亚不是也和我一样,没有律师执照吗?莫迪凯在看台的入口处接我,我讲了控告信的大致内容,他安慰了我几句。比赛确实精彩激烈,然而我们的首要目的不是看球。杰夫-麦凯尔在洛克-克里克保安公司只是业余兼职,他也担任球场的保安工作。索菲亚白天已把他的情况摸清楚。我们猜想他肯定在那一百名穿制服的保安之中。保安们正四处巡逻,免费观看比赛,他们的视线在女大学生身上溜来溜去。我们对他是老是少、是白是黑、是胖是瘦一无所知,所幸的是保安在左上口袋别有胸牌。我们在座位之间的通道上以及各个入口处来回搜寻。半场休息前,莫迪凯终于发现了他,他在第四入口处无意中撞见了一个搔首弄姿的女检票员,而那个地方我已检查了两遍。麦凯尔身躯庞大,白皮肤,长相平平,年龄与我相仿,他的脖子和胳膊都很粗,胸膛厚实饱满,我和莫迪凯商量了几句,决定还是由我出面较好。我用两根指头夹住名片,不慌不忙走向他,自报家门。“麦凯尔先生,我是迈克尔-布罗克,律师。”他不解地望了我一眼,默默地接过名片。我打扰了他和那位检票员的调情。“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我用审讯杀人犯的口吻问道。“你可以问,我可以不回答。”他向那个检票员眨眨眼睛。“你有没有为本市一家大的法律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干过保安工作?”“有可能。”“有没有帮他们疏散过住户?”这句话击中了要害,他的脸色立即变了,一切都明白了。“我不这样认为。”他说着扭开了头。“你肯定吗?”“不,答案是不。”“你没有在二月四号帮他们驱赶一座仓库中的住户?”他摇摇头,咬紧牙关,闭起眼睛。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已警告过他,或者多半威胁过他的雇主。至少麦凯尔被吓得面无人色。那位检票员正全神贯注于她的指甲。他们把我赶开。“迟早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我说。他下巴的肌肉抽搐着,但仍一言不发。我不准备逼他太甚,他言辞不善,盛怒之下会饱我以老拳,把我这个无足轻重的贫民律师放倒。两个星期以来,我受的伤也够多的了。下半场比赛我只看了十分钟。离开时背上一阵痉挛,那是车祸留下的后遗症。又为露比选择了一家地处贝塞斯达市北郊的新的汽车旅馆,仍然是每晚四十美元。三个晚上过后我再也负担不起这种独居疗法的费用了。梅甘认为让露比回家的时候到了。如果她决意戒毒,她必须过了街头这道难关。星期二早晨七点半,我来到旅馆的二楼敲她的门。梅甘告诉我露比住220房问。没人应门。我又敲了几次,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门锁着,我来到前台,让服务员打电话到220房间,还是没人。没有人结账离开,也没听说有异常事件发生。我召来一位经理助理相间,并使她相信情况确实紧急。她叫来一名保安,于是我们三个人上楼查看,一路上我向她解释我们正帮露比戒毒,因此房间不是以露比的名字登记的。她得知我们把她的旅馆作为戒毒场所颇为不悦。房间里空空如也,床上纹丝未动,显然夜里没人住,一应物品均未挪位,也无一件她的物品留下。我谢过他们后离去,这家旅馆距我们办公室至少十英里,我打电话提醒梅甘,然后驱车在拥挤的车流中奋力向城里赶。八点一刻时路遇红灯,我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索非亚有没有见过露比,她说没有。诉讼条款简短而有力,作为朗蒂-伯顿和她的孩子的遗产监护人,威尔马-费伦将起诉河橡、德雷克和斯威尼、TAG三家公司,状告他们蓄意非法驱逐住户。案子条理清晰,因果关系明显。倘若不被赶出公寓,我们的当事人便不至于流落街头;倘若不流落街头,他们便不至于丧命。道理很简单,正因为其简单才更有说服力,相信任何陪审团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由于被告的疏忽或故意的举动而导致的死亡是可以预见的。厄运降临在那些漂泊街头者的头上,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单身母亲,什么都有可能在她们身上发生。非法将他们赶出家门,如果他们遭遇不测那么你得付出代价。我们也曾考虑过为那位“先生”的死讨个公道,他也属于被驱逐者一员,但他的死不能算做可预见的死亡。挟持人质、被击身亡不足以构成民事案中的一环,况且,陪审团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好感,我们只好让他长眠于地下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会立即敦请法官催促我归还文件,法官很可能会同意他们的请求。我如交出文件就等于自认有罪,我的律师执照会被吊销,而且,被窃文件不能用作证据。星期二我和莫迪凯将起诉书的终稿浏览了一遍,他再次问我足否愿意打这场官司,为了保护我,他愿意彻底放弃这个案子,我们曾反反复复商量过这件事。我们甚至有过这样的打算:暂且放下伯顿的案子,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讲和,洗刷我的罪名,待一年后事情稍稍平息,再把案子悄悄转给莫迪凯的朋友,这个主意不算高明,我们刚一有这种念头就把它否定了。他在诉状上签了名,我们动身去法院,他开车,我把诉状又看了一遍,离法院愈近,我感到手中的诉状愈沉。庭外和解是关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极注重自身的形象,以信誉可靠、服务上乘而著称。案件如曝光则必然使它的声誉受损。我了解这帮精英律师的心思和禀性,他们推崇从不出错,如果被识破了,他们肯定会气疯的。他们向来是一面大把捞钱,一面奢求树立同情弱者的形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错了,尽管我怀疑它还不清楚错误的严重性。我想象着布雷登-钱斯此刻一定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内,战战兢兢地祷告,希望自己能逃过此劫。但是我也错了。也许我们双方都作些让步,达成协议,如若不然,莫迪凯就有幸将这个案子很快交给一个友善的陪审团去审,并向他们索取高额赔偿;公司也会将我告上法庭,让我付出惨重的代价,后果不堪设想。伯顿一案永远不会对簿公堂。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特区的陪审团,稍一受挫就会使他们争相谋求减少损失的法子。亚伯拉罕的大学同学蒂姆-克劳森是《邮报》的记者,正等在法官办公室外,我们给了他一份诉状副本。莫迪凯提交原件时他看完副本,随即向我们提问。我们自然是有问必答,但要求他不得发表。伯顿一家的惨剧很快成为华盛顿的热门政治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舆论大哗,市当局各部门的头头互相指责,中议会指责市长,市长反过来指责市议会和国会。众议院的一些右翼分子早就心怀不满,这次终于逮着机会,将市长、市议会和市当局一占脑儿给骂了。将这个案子归咎于少数富裕的白人律师,这本身就是极好的新闻素材,人如其名,克劳森冷酷无情、尖酸刻薄①,再加之他在新闻界浸淫有年,所以对这件事表现出空前高涨的热情。①克劳森的英文为“Claussen”,与英文“callous”音形相近。“callous”有“对别人的感受漠不关心”之意。新闻界对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狂轰滥炸并未使我良心上感到丝毫不安,我只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上周我被捕的消息就是他们透露的。我能想见当时拉夫特和他那帮讼棍们兴高采烈地围坐一桌。对!把他被捕的消息透露给媒体;不仅如此,最好再提供一张他的照片,他们以为这样做会使我难堪,羞辱我,让我内疚,迫我交出文件,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了解他们的心思,知道这套游戏是怎样进行的。我知道怎样应付记者——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星期五一大早我正坐在办公桌前,以律师和社会工作者的双重身份愉快地开始工作,这时,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阿瑟-雅各布斯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前。我愉快地招呼了他,同时心中暗白戒备,他在我对面的褐紫色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不要咖啡,只想跟我谈谈。阿瑟遇到了难题,我被这个老人所讲的一切深深地吸引住了。过去的几周是他五十六年的律师生涯中最艰难的日子。庭外和解并没有使他感到宽慰,公司在遭受了这个小挫折后又回到了正轨,但阿瑟发现自己难以成眠,他的合伙人犯下的大错导致了无辜的人身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朗蒂和她的四个孩子的死一事中永远洗刷不了自己的罪孽,不管它赔了多少钱。阿瑟怀疑自己能否彻底摆脱它的阴影。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所以只好听着,我希望莫迪凯也能听到他的话。阿瑟正受着内心的煎熬,不久我就对他感到同情,他今年八十了,几年来一直在考虑退休,但现在却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已厌倦了追逐金钱的生活。“我的日子不多了。”他坦白道,我原来怀疑他会出席我的葬礼。他对我们的事务所很感兴趣,我告诉他当初我是怎样误入其中的。它的历史有多长?他问道。有多少工作人员?经费来自何处?我们是怎样使它运行的?他既然给了我机会,我就趁机进言。因为接下来的九个月我不能做法律工作,事务所决定让我实施一个新的慈善计划,利用本城大公司的律师来帮助穷人,他的公司恰巧是最大的,我考虑从他那里开始。志愿律师在我的指导下每周只需帮工几个小时,就能帮助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阿瑟知道有这样的计划,但不甚确切,他有二十年没有从事过这种不计报酬的工作了,他遗憾地承认道,年轻人理当如此。我的主意真好。但他喜欢这个主意,事实上,我们讨论的时间越长,计划就变得越大。几分钟后,他表明要让他公司的四百名律师全部参加,每周花几个小时帮助穷人,这看上去并无不妥。“你能应付四百名律师吗?”他问。“当然。”我答道,其实心中根本没底,但我的脑子飞速地转动着。“不过,我需要一些帮助。”我说。“什么样的帮助?”他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派一个全职的协调员怎么样?这个人将与我共同处理各方面的业务工作。坦率地说,贵公司出了四百名志愿者,也该有个代表。”他掂量着这个建议,一切都是全新的,听上去又很有道理。我趁热打铁。“我恰好知道一个合适的人选,”我说,“他不必是一名律师,一个好的律师帮办就能胜任。”“谁?”他问。“你记得赫克托-帕尔马这个人吗?”“有点印象。”“他在芝加哥分部,是从华盛顿调过去的。他在布雷登-钱斯手下工作,受到排挤。”阿瑟极力在记忆中搜索这个名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不清楚他对此事知道多少,但我怀疑他没说实话,他似乎陶醉在灵魂的自我净化过程中。“受排挤?”他问。“是啊,受排挤,他一直住在贝塞斯达,三个星期前他突然连夜搬走了,他因工作调动,快速转至芝加哥。他知道遣散的内幕,我怀疑钱斯想把他藏起来。”我出言谨慎,不打算违反与赫克托的秘密协定。其实我大可不必,与往常一样阿瑟已听出了弦外之音。“他原先在华盛顿?”“是的,还有他的妻子。他们有四个孩子,我敢肯定他愿意回来。”“他有兴趣帮助穷人吗?”他问。“您最好亲自问问他。”我答道。“我会的。这是个绝妙的主意。”如果阿瑟把赫克托-帕尔马调回华盛顿,让他来驾驭公司对无家可归者新产生的热情,事情在一周内就会办妥。这个计划在我们的眼前呼之欲出,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每个律师每周必须处理一个案子。年轻些的律师将在我的指导下做接待咨询的工作,一旦案子接下来了,由赫克托分配给其他律师。有些案子只需十五分钟,我向阿瑟解释道,有些则需每月花几个小时,没问题,他说。一想起四百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突然热衷于保护街头流浪者的利益,我就感到有点对不起那些政客、官僚和公务员。阿瑟差不多呆了两个小时。当他意识到占用了我过多的时间时,他向我致歉。他走时变得快乐多了,他将带着新的目标,新的使命径直回到他的办公室。我送他至车中,然后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莫迪凯。梅甘的叔叔在特拉华海滨有一所房子,那里靠近马里兰航线上的芬威克岛,据她描述那是一所古朴典雅的两层楼房,门前长长的过道几乎延伸至大海,有三个卧室,是个理想的度周末的地方,时令在三月中旬,春寒料峭,我们可以坐在壁炉前读书。她略微强调了一下有三个卧室,这样有足够的空间保留各自的隐私,事情不会弄得很复杂。她知道我还没有从第一次婚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经过两周的小心试探,我俩都明白过来还是放慢点节奏为好,但是她提到三个卧室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星期五下午我们离开华盛顿。我开车,梅甘指路。露比在汽车后座上小口吃着燕麦饼,想起要在城外过几天兴奋得两眼直放光。那里是远离街头的海滩,她自然与毒品绝缘。她已安全度过了星期四的晚上,再加上在特拉华与我们共度的三个夜晚,她连续戒毒将达到四天,星期一下午我们将送她去国会山东部的一家较小的名叫伊斯特伍德的女子戒毒中心。莫迪凯与那里的渊源颇深,露比将得到一间较小的温暖的单人房间,至少可以在那儿呆九十天。在我们离城之前,她在“内奥米之家”冲了澡,换上新衣。梅甘仔细检查了她的衣服和包裹,没发现毒品。这么做侵犯了隐私权,但对瘾君子自当别论。黄昏时分我们找到了那所房子,梅甘每年来一两次,钥匙放在门前的擦鞋垫下。梅甘分给我楼下的卧室,露比不解,另外两间卧室都在楼上,梅甘想在夜里照应露比。星期六下起了一场冷雨,风掀起了海面上的浪花。我独自躺在门廊上的秋千架上,盖一层厚毛毯,思绪随着秋千的轻微晃动荡向远方,远处传来浪花飞溅的声音。门掩上了,里面的纱门“嗒”地一声响,梅甘走向秋千架,她拎起毛毯,挤进我身旁。我紧紧地搂住她,要不然她会掉下去。她很容易抓握。“我们的帮教对象呢?”我问。“在看电视。”一阵狂风裹挟着水汽打向我们的面庞,我们紧紧相拥。秋千索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我们一动不动,响声才渐渐消失。我们远眺着海面上翻滚的乌云,不知今夕何世。“你在想什么?”她轻轻地问。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远离了华盛顿,我第一次回顾自己最近的经历,想理出个头绪来。三十二天以前,我是另一个女人的丈夫,住在不同的房子里,在不同的公司工作,与我怀中抱着的这个女人全然不识。一个人的生活怎么能在一个月之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我不敢憧憬未来,过去的一切仍使我无法释怀——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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